我六岁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在学校，一个同学用不好的语气对我说，“你的眼睛怎么那么奇怪，跟我们的不一样，真难看。”我记得那天我回家的时候非常生气，一直在哭，我问我妈妈，“为什么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记得她当时看着我说，“你记住，我们的祖先是中国人。下次如果还有人跟你说同样的话，你告诉他们，他们的祖先在两千年前还没有衣服穿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在中国就已经能看书写字了。所以你不要觉得羞愧，你要为你的根感到骄傲。” 在李伟汉 6 岁的时候，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什么叫做“要为你的根感到骄傲”。他只知道，作为一个华人孩子，他的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让他在荷兰的一个白人社区里显得尤其特别。 李伟汉今年 45 岁，他从小在荷兰出生长大，来自于一个典型的印尼华人移民家庭。 100 多年前，李伟汉的祖先就从中国去到了印尼；1949 年到 1950 年期间，在印尼刚刚结束一系列独立战争的时候，面对社会的动荡不安，李伟汉的祖父母一代又决定举家移民到荷兰。从此，这个家族身上就有了三个国家的印记，而其中华人的那笔色彩可能是最弱、却也是让李伟汉最好奇的部分。后来，受到这种好奇的指引，他来到中国寻根，还帮助了很多其他海外华人去寻找祖先和家人。 对于像李伟汉这样的华人来说，他们的寻找常常开始于一种陌生又难以名状的乡愁，因为他们想要去回溯、追问的，可能是自己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时空。
■ 小时候的李伟汉和父母、姐姐们 1. 中国人，印尼人，荷兰人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因为我的母语是荷兰语，我上的也是非常普通的荷兰学校，所有的朋友都是荷兰白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的身份认同都是荷兰的。但在另一方面，还是有好多人会问我，“你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会在荷兰？”
■ 李伟汉（红色圈处）和荷兰高中同学的合影 我们全家人虽然都是华人面孔，但已经没有人会说中文了。十几岁的时候，我去阿姆斯特丹的一家中国餐厅吃饭，服务员一看到我就非常自然地开始用中文跟我说话，但我根本听不懂，那感觉很不好。当他们发现我不会说中文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我经常觉得很困惑，既然我的祖先 100 多年前就离开中国了，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会自称为中国人而不是荷兰人或者印度尼西亚人？ 我的家人可以讲很多我们在印尼时期的家庭历史，但关于中国，因为离开的时间太久了，他们基本说不出什么来。这也让我更加好奇：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我的祖先当时为什么会离开中国？ 为了解答所有困惑，2004 年，李伟汉从法律专业毕业之后就决定到中国发展。他一边学中文，一边做实习、找工作，希望通过一种落地生活的方式去了解关于中国的一切。同时，李伟汉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也没有停止，当时他寻根的线索就来自于曾祖父在印尼墓碑上的一个叫珠山的地名。 2. 珠山在哪里 传统印尼华人的墓碑上都会有一些他们中国祖籍地的线索。在印尼的东爪哇，我的曾祖父和曾曾祖父都葬在同一个墓场。他们的墓碑上都刻有“珠山”这两个字，于是我从这里入手，开始查珠山是什么地方。
■ 小时候的李伟汉和姐姐们在曾祖父的墓碑前 实际上，在中国，叫珠山的地方可能有好几十个，所以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走访了河北、山东、浙江、广东、金门，不断排查，想找到那个真正的珠山，但始终都没有收获。 2008 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妈妈给了我一个惊喜。那时，她偶然得知了我们在厦门有一个远亲，如果我感兴趣的话，可以跟这个亲戚联系。于是我当天就给这个亲戚打了电话，他非常友好，很欢迎我去厦门，也愿意跟我讲关于我们在中国的家庭历史。 第二天，我们就坐飞机到了厦门，跟亲戚见了面。他直接带我和妈妈去了离厦门 80 公里远的一个农村。那个村子位于漳州，是我妈妈的姥姥的老家。村里可能一共有 250 个人左右，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祠堂。
■ 李伟汉一家在祖籍地 当我在祠堂里面看到祖先的牌位时，我突然意识到，200 年以前，我的祖先也和我一样，站在同样的位置，望着同样的方向。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自己和祖先、和中国产生了一种连接感。虽然那时候我已经在中国待了四年了，但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在北京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而那些地方跟我的祖先生活的地方很不一样，所以在这次寻根之前，我的那种连接感还没有这么直接。 通过这次寻根，我了解到我母亲那一系的祖先大概在 1820 年左右移民到了印尼。当时这个徐姓家族在移民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有钱的船东了，通过跑船来做生意，所以他们到了印尼之后也是继续从事贸易活动。 在找到了母亲的祖籍地之后，通过漳州一个历史学家的帮助，我发现我父亲的根也在漳州。他的祖籍地现在叫扶摇村，但在 100 年前叫珠山。在联系了当地村委会然后比对了族谱之后，我发现所有信息是吻合的。
■ 李伟汉和父亲（右二）在祖籍地 根据历史记载，在明清时期，福建扶摇村也就是曾经的珠山社，有大量的李姓氏族迁居台湾和南洋，而李伟汉的祖先李基赞就是那股下南洋浪潮的参与者之一。1840 年左右，迫于生计，李基赞坐船到了印尼东爪哇地区，靠着种植甘蔗和制造蔗糖来谋生，从此，李氏家族的新篇章在印尼展开。百年之后，当后人李伟汉回到故事的起点时，一种跨越时空的力量把他和祖先连接在了一起。 和李伟汉一样，在意自己来自何处、想要知道祖先故事的海外华人非常多，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连接诉求，也让李汉伟在其中发现了商业机会。2012 年，李伟汉成立了一家叫做“中华家脉”的公司，专门帮助华人寻根和寻亲。 3. 谁来寻根，如何寻根 我是宇诗 ，是中华家脉的一名研究员。2021 年，我从古典文献和人类学专业毕业之后，就来到了这里工作。 我们的客户一般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他们很多都已经是移民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了。他们的父母作为第二代移民或许还知道以前的事情，但他们就只是模糊地知道。他们也担心自己的后代会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的家族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们就有一种使命感，想为后代做一些事情。 研究员的工作就是根据这些华人手里已有的信息，去调查出他们在中国的祖籍地、族谱、祠堂甚至是血缘亲属，从而帮他们串联起整个世族变迁的历史。由于绝大部分来寻根的华人祖籍地都在广东和福建，所以，中华家脉的研究员也基本来自于这两个地区。因为对研究员来说，在这份工作里，能够熟练运用粤语、客家话、闽南语等方言是非常重要的。 祖先的中文名和祖籍地的地名是最重要的两个线索。但是，有时候客户给出的人名、地名可能就只有英文字母的拼写，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去确定客户的祖先是使用什么方言，比如闽南语、粤语、客家话或者台山话，然后根据他们所使用的方言的发音特点以及所在国家的语言拼写特点来确定汉字。比如说“陈”这个姓氏，粤语的拼写是 chan，客家话的拼写则是 chin。根据姓氏的拼音来推断对应的汉字还容易一些，如果他们的名也只有拼写的话，那就需要去推测更多的汉字。 如果客户只知道祖辈的中文名字和大概的来源地，我们就会去查地方志、数据库，去联系宗亲会或者侨联，然后在一定区域内找到有祖先这个姓氏的人聚集的村子，再一一联系这些村子，看看能不能找到或者起码缩小搜索范围。
■ 中华家脉的研究员查阅族谱 在确定了祖籍地之后，由于像族谱、祠堂、墓碑这样的文物大多都保存在乡下，而乡下老人们的手里也会掌握大量的有关世族变迁的信息。所以，下村进行实地调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寻根环节。 通常我们是两个同事一起去村里，一个负责拍照和录像，一个负责访谈。访谈就是让村长或者宗亲给我们讲关于宗族、祠堂还有祖辈的故事。收集好这些材料后，我们就会对它们进行整理分类，然后给客户量身定做一个讲述他们家族历史的网站。 有时候，寻根服务有延伸的内容——客户会回国跟我们一起下村。 李伟汉就对一次陪客户下村的经历印象很深。那次来寻根的人叫 Lesley，她 40 多岁，是一个多米尼加裔美国人，她的外公则是上世纪 30 年代从广东移民到多米尼加的中国人。 Lesley 虽然有着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但她对中国了解很少。小时候，每当她问起外公故乡的事情，她发现外公总是会回避，但这反而激发了她的好奇心。后来，随着外公的去世，她越发希望能回到外公祖籍地看看。 4. 多米尼加的外公 这次寻根里最重要的线索就是 Lesley 外公的护照。根据护照信息显示，外公 1916 年在广东开平出生，然后在 1933 年左右离开了中国。 我们联系了当地的镇政府，通过他们确认了外公祖籍地所在的村子，还在村子里面找到了 Lesley 家的远亲，他们是 Lesley 外公的兄弟的后代。当 Lesley 一家听说还有远亲生活在开平的时候，就决定来中国探亲。 我还记得下村那天下着小雨，在广州去开平的大巴上，Lesley 的母亲一直在回忆着关于她父亲生前的种种。她是一个情感非常充沛的人，我能感觉到，比起 Lesley 那种对于祖籍地本身的好奇和求知欲，她看上去更期待和亲人的团聚。 但我没想到的是，等我们到了村子里，我之前预想的那种充满泪水和欢笑的重聚场面并没有发生。 我们一下车，已经在等候的亲戚们看起来有些尴尬，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会说英文，而 Lesley 一家也不会说中文，所以刚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有点不知所措。我看见 Lesley 的母亲有些局促，也有点想哭，她好像在期待着亲人的拥抱和问候，但亲戚们好像没有很热情，他们直接接过行李，准备带我们一行人回家吃饭。 我一度觉得，是不是亲戚们并不在意团圆这件事呢？但我也马上发现我理解错了。 他们并不是“不热情”，相反，他们实际上都非常在乎 Lesley 一家，只是不同文化下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我发现，中国的家庭更加关注实际的事情，比如，他们很重视把客人的衣食住行照顾好，所以他们想先安排好一切行程，给 Lesley 一家一种方便舒适的感觉。
■ Lesley 一家在开平 Lesley 一家生长于拉美，他们更习惯于直接、热烈的表达；但他们的开平亲戚则更偏向于内敛、务实的传统中国行事方式。这两种文化如此地不同，但都饱含着爱与尊重，而两家人相遇时的那些尴尬也很快就消失了。 在后来的饭桌上，李伟汉看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甚至是不同肤色的人们借助翻译开始交流祖辈的故事。当谈到 Lesley 的外公时，Lesley 的母亲情绪非常激动，一直在落泪。 1933 年，Lesley 的外公虽然只有 17 岁，但仍然选择只身一人跟着出海的船，前往遥远陌生的多米尼加去谋生计。起初，他在当地警察局里给人当厨师，后来又开始做生意，再后来，就是在那里和当地人结婚、生子、生根。 他一直辛苦打拼，给远在中国的家人写信、寄钱、出资修建房屋，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自己再也没能回到家乡。 Lesley 最开始委托我们的时候，非常理性。她当时直接说，她只想知道她外公在中国的祖籍地以及为什么离开中国，其他方面的事她不太在意。 但在寻根之后她跟我说，“I finally found what it's like to feel home， the meaning of home”（我终于理解了回家的感觉以及家的意义） 好多华人的祖辈移民大多是因为战争或者经济不好，所以当华人后代回国看了祖辈出生的地方、听了他们离开中国的原因，也就理解了他们的牺牲就是为了给后代一个更好的未来。
■ Lesley 一家在开平祭祖 在开平寻根之后，Lesley 流着泪告诉李伟汉，她终于理解了外公的沉默。当年，在外公离开中国之后，他的弟弟就在国内死于饥荒，而几年之后，他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对外公来说，没能见上亲人最后一面，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痛，而谈论家乡本身，也变成了揭伤疤。 Lesley 的外公就是那个时代华人离散的缩影。那时，华人的出走常常和战争、饥饿有关，所以，他们背井离乡就是为了去搏一条生路。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再也没能重返故土，但家乡的祠堂、墓碑、族谱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也让后人得以去回望他们的故事。 寻根本身就是一种回望，它需要从时代变迁的洪流里去发掘、记录那些旧的踪迹。但是，当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寻根也开始面临挑战。 5. 消失的村落 宇诗：在城乡变迁中，村子里的人都搬去城镇生活，留在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有些宗族比较团结的村子，还是会修缮自己的祠堂，可能还会修的更加豪华；但有些宗族可能没有那么兴旺，那他们的祠堂可能就会被行政力量接手。 哪怕是在一些小的自然村里，那种瓦片老祠堂都会被拆掉然后再重建成那种一两层的砖房。它们之后也不叫祠堂了，会改叫文化中心或者老年中心。在那些人丁稀少的村子里，村长都住在县城里，只有当我们联系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跟我们一起回到村子里。 这当然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挑战：如果村里没有人了，没有祠堂、族谱了，我们也就没有东西可以找了。 李伟汉：对于我来说一个比较伤心的例子可能发生在 6 年前。当时有一个印度尼西亚人来寻根，他的祖籍在泉州的南安。在我们带他回了祖籍地的一年后，那个村子就全都被拆掉了，包括祠堂还有他爷爷的爷爷出生所在的一个小房子都被拆掉了。 也是这件事促使我们想把各种村子的照片和视频进行在线保存，包括对坟墓、老屋等做一个在线的文物保护，这是我们做寻根的一个重要目标。 除了用照片、视频记录消失的村落，中华家脉还把族谱、碑文这样的资料进行数字化存档。在他们建立的数据库里，可以在线搜索到 2 万本族谱和 2 亿多个中国人的名字。李伟汉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寻根的门槛，从而更快速地帮助海外华人找到家的方向。 在寻根之外，中华家脉的另一项工作是帮助那些被收养到海外的华人寻找他们在中国的亲生父母。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 1993 年跨国收养制度在中国颁布以来，通过合法手续被收养到海外的中国孩子数量超过了 11 万。他们多数都是弃婴，并且多数都是女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成长中会面临身份认知的困境，所以想通过寻亲的方式去重新认识自己。 中华家脉会帮助寻亲者上传 DNA 到国内的基因数据库，从而寻找与之匹配的亲缘关系；同时，也会在国内发布各种寻人信息，尝试去追踪和联络。 6. 英德，胎记 我叫洪凝影，是中华家脉的业务负责人，2016 年开始在这里工作。大约在 2017 年，我还是研究员的时候，有一个进展很意外的寻亲案例让我一直记到了现在。 当时前来寻亲的华人女孩是个 00 后，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遗弃在了一辆前往广东英德的大巴车上，后来她被送到福利院，最后由一对荷兰夫妇收养。 因为这个女孩在中国的身份信息并不多，所以我只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先从英德找起。2017、2018 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很了解中国这边通过基因库来寻亲的情况，而抖音这些社交媒体的寻人也还没发展起来，所以我当时就用了最传统的发广告的方式来找人。 我找了英德市的一个当地报纸来发广告，没想到，刚登广告的第二天，报社的编辑就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中年男人冲到报社指着孩子的照片说这是他的女儿。 这个男人是个农民，住在山里边信号也不好，打不通我的电话于是就冲到了杂志社。当时我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也觉得很懵，想着怎么这么快就有人回复了。我也是半信半疑，和这个男人联系上之后，问他是否有证据来证明亲子关系。 这个男人告诉我，最明显的就是孩子大腿内侧有一个胎记。我心想着这也太像电视剧了，但这的确是一个线索，可以去问一下客户那边。但我们的措辞是很小心的，因为也不希望到时候让他们很失望。没想到，在跟客户沟通之后，他们也非常激动，因为他们的女儿大腿内侧那里的确有一个胎记。 之后我们就直接安排了双方做 DNA 检测，最后一比对，发现他们真的是亲生父女。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这个爸爸并没有抛弃他女儿。是女孩的舅舅精神有点问题，想自己偷抱孩子回家养，但是后面可能又觉得养一个孩子很麻烦，就直接把小孩送到警察那里，瞎编了一个理由说是他在大巴上捡到的。 在做完 DNA 之后，很快就到了 12 月的圣诞节，女孩一家就从荷兰飞回到清远这边和亲生父母团聚了。 这个项目的确进展非常顺利，但是其实我们很多项目都做得非常艰难，寻亲成功率只有 10% 左右。 事实上，寻亲好比大海捞针。因此，在找不到亲生父母的情况下，中华家脉也会帮助寻亲者尽可能去挖掘他们小时候在中国生活的记录。比如说，他们小时候呆过的福利院和寄养家庭。 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许多福利院会和当地一些家庭合作，把孩子暂时寄养到这些家庭中。被寄养的孩子如果最终找到了愿意收养他们的父母，那他们最终就会离开寄养家庭。李伟汉遇到的一个来寻亲的荷兰女孩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7. 养母和另一个姐姐 那个荷兰女孩 16 岁左右，在陕西出生。她在两岁左右的时候被一个荷兰家庭领养了，然后他们委托我们先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后来我们虽然没找到亲生父母，但是找到了她的养父母。 我们带着女孩一家去了陕西看望她的养父母。那个养母真的非常爱她，也很想念她，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她家的墙上都还挂着女孩小时候的照片。 当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女孩跟养母诉说了关于她在荷兰的生活，我记得养母非常感动，一直在哭。
■ 荷兰女孩一家和中国养父母一家 第二天，养母说想带女孩去看她在中国的姐姐。我们都很吃惊，因为之前从没听说她有一个在中国的姐姐。养母也说明了，那个不是亲生姐姐，而是当时和荷兰女孩一起寄养在她家里的另一个弃婴。 这个姐姐可能没有荷兰女孩那么幸运，因为她后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海外领养家庭。但是，好在养母全力爱护着这个孩子，把她一直抚养到了 7 岁。但也就是在她 7 岁的时候，她的亲生母亲突然出现了，并且要求要回女儿。于是，两个母亲之间爆发了冲突，最终，女孩还是被亲生母亲带回了家，并且被要求不准再和养母见面。 但是，在往后的 10 年里，养母和女孩一直在秘密地见面。她们约定每个星期见一次，见面地点是一个楼后面的垃圾堆。每个星期养母都会给女孩一个小包，包里面会有些吃的还有其他的小礼物。 我们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后，都很心碎。而当我看到两个命运完全不同的女孩站在一起的时候，心情也很复杂。荷兰女孩明显被呵护地很好，很健康也很幸福；但那个留下来的姐姐看起来很瘦弱，她似乎过得不好，也不快乐。 实际上，不管是寻亲还是寻根，这种寻找就是在于探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去理解那些与关系相伴而生的喜悦和愧疚也成为了寻找的一部分。 如今，依然会有人对寻找提出质疑。比如，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去寻找亲生父母还有意义吗？再比如，都不是中国人了也不在中国生活了，为什么还要找祖先是谁？ 面对这样的提问，李伟汉总是会想起他带父亲第一次回祖籍地时候的情景。 8. 乡愁，是一碗面的味道 我带我爸回漳州祖籍地的时候，因为他不会中文，所以我全程都在翻译。而且可能就是因为他不会说中文，所以他还是和家乡感觉有一点距离。他有好多的问题，他都问不出来，他也有点尴尬。 在到达老家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一个远亲家吃午饭，吃一种闽南特色的面。我看了看我爸，我记得他当时突然非常惊讶，眼睛里像突然有了光亮。 他说，这个面跟他妈妈在印度尼西亚泗水做的面的味道竟然是一样的。 尽管我爸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的祖先也已经离开中国超过百年了，但当他吃那碗面的时候，他终于也有了回家的感觉。 李伟汉相信，寻亲和寻根本身既是建立自我认知，也是和他人、整个世界建立联系的过程，而乡愁从来都不会是陌生的，也不只是存在于想象中。 乡愁可能是一种味道，也可能是一张照片或者几行文字，但不管它会具象成什么，在它的背后你可能都会发现，那些关于爱与牺牲、坚持与放弃、离散与重聚的主题是如此相似，它们会超越国籍、种族和时空，最终把人们连结在一起。 （文中图片均来自讲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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