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卖空》演的是真的？资深财经记者揭亲身经历，道出金融业不为人知的内幕_财经贝EHZ / 财经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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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卖空》演的是真的？资深财经记者揭亲身经历，道出金融业不为人知的内幕

发布时间：2023-01-27 16:05 来源：三采文化

二○○五年三月，我开始新的工作，职称是“资本市场团队主管”。我热切地探究金融领域这个陌生、新奇的边疆地带。可真难啊！金融人士经常使用术语，局外人难以理解情况。债务“证券化”—描述金融人士从事的业务—并不是新概念，银行人士藉此分割债务、发行新证券（例：债券）已有二十年，部分原因在于要因应“巴塞尔协定第一版”（Basel One，名称来自瑞士的城市）这套严苛的银行法规。

到了二○○五年，多个新版巴塞尔协定出现了，因为银行人士试着利用企业贷款与高风险的“次级”房贷债务，以便从“巴塞尔协定第二版”（Basel Two）这个较新版的规定中获益（用银行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套利”）。我请银行人士解释CDO（抵押债务债券）等金融工具的意思，对方会说：“那是指把多笔不同债务捆绑起来卖给投资者，当中含有高低不一的风险。”如果我问CDS（信用违约交换）是什么意思，对方会说：“这是一种金融工具，投资者可以用来评估某笔债务的违约风险并进行投资。”

不过，该如何把这些概念传达给《金融时报》的读者呢？最后，我认为最简单的策略就是使用比喻：CDO 可以比作香肠，把几大块的金融“肉”（债）切碎，重组成新的肠衣，依照不同口味（企业或房屋的贷款，程度或“额度”不一的风险）进行调味，以便在世界各地贩售。有时，投资者会将其切分，重组成新的金融工具，叫做“CDO 再包”（CDO squared）。

我开玩笑地说，那就像是炖香肠。与此类似，CDS 可以用赛马来比喻说明。人们交易的东西不是马匹本身，而是去赌马匹会不会赢。更精确来说，这是保险投注，对马匹可能倒下死去的风险做空。为加强论点，我请《金融时报》的制图团队制作马匹与香肠的示意图，放在报导旁边。我还在页面上仓促放了一些相片，好让题目看起来不那么抽象。

二○○五年流逝之际，这个陌生领域的轮廓也开始成形。金融人士的访谈状况有所改善；他们逐渐好奇起来，越来越愿意跟我交谈。伦敦的情况莫名相似。在市场领域工作的金融人士理应很懂得善用数位科技，所属银行也该拥有统一的内部作业，不过，实际上，同一家银行内不同业务板块之间的资讯流往往不佳。银行人士的薪资是按所属团队的绩效表现而定，因此他们会十分忠于所属团队。

不同银行内的不同业务板块看不到整个CDO 或CDS 市场的进展，因为他们的视野受限于眼前所见。这世界在局内人眼中异常费解，在局外人的眼里就更难懂了。

还有一点更令人讶异。理应监督这项活动的机构（亦即中央银行与主管机关）竟然也面临迷雾。《金融时报》位于英国央行附近，部门结构类似我之前工作的地方：某个地位高（且能见度高）的部门负责监控总体经济统计数据，某个能见度没那么高（地位多少较低）的团体负责监控资本市场与金融体制内的系统风险。

负责管理后者的保罗．塔克（Paul Tucker）也设法为英国主管机关与政治人物制作“旅游指南”，揭开金融冰山的阴暗部分。我俩经常交流资讯，但塔克也缺乏硬资料，还面对类似的沟通难关—他的同事和政治人物往往认为衍生性商品的技术问题，吸引力远不如货币政策—术语又导致问题雪上加霜。

起初，这样的模式只是让我很心烦，几周过去后，我开始担忧起来。对局外人而言，情况十分复杂；除了局内人，很少有人能理解情况。金融人士坚称不用担心，毕竟这些工具理应减少金融体制内的整体风险，而不是增加。

回到一九七○与一九八○年代，当时，银行把风险集中在簿记上（比如说，把钱借给同一座城市里的一堆房贷借款人）。不过，证券化大幅分散信用风险，因此在有大量投资者的情况下，若发生损失，每个人承受的打击很小，但没一位投资者会愿意承受打击或重大损失，理论大致是这样。背后推动的原则就如同以下这句老话：“问题分摊出去，也就解决了。”

不过，万一那种逻辑是错的呢？我之所以分不清它到底是不是错的，正是因为这种逻辑非常难懂。有一些我无从解释的怪事与矛盾开始敲响警钟。二○○五年，当时就算中央银行一直升息，市场的借款成本还是不断下降。另外，创新理应会让市场变得“流动”，资产交易变得更简单，但CDO 交易却是少之又少，原因在于CDO 极为复杂。

由于缺乏真正的交易，难以定下这些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因此就算系统理应根据按市值计价的原则或使用市场价格，但会计采用的却是从评等模式中推断的价格，把CDO 的价值记录在帐目上。这是莫大的知识矛盾。另外，证券化的意思是，银行应该把自己的债务卖给其他投资者，从而降低资产负债，但根据英国央行的数据，这类资产负债却不断增加。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我写了几篇文章，探讨在这个陌生又阴暗的领域，风险究竟是不是真的日益增加？金融人士提出反对意见。二○○五年秋季，我开始休产假，这个时机让我沮丧不已。我跟几位同事抱怨：“我会错过一大堆有趣的事情。”我有预感，市场模式会变得很怪，最后市场就会修正，而我到时竟然不在办公室里。但我错了。

当我在二○○六年春天返回《金融时报》，市场不仅无法“修正”，借款成本甚至降得更低，展延的贷款额增加。我是彻底判断错误了吗？自从在塔吉克被迫重新思考博士论文后，我就强烈意识到，自身定见有时真的有强烈的误导作用。

然而，不安变得更为强烈，我的文章越来越具批判性。银行人士为自身的手段编造了很有说服力的创世神话，立基的理论有“市场液化”、“风险分散”的价值等等；少有局外人觉得自己能挑战他们，银行人士也少有动机去质疑自己。

在金融人士的世界，交易台彼此竞争，银行外部人员（或甚至其他交易台）完全不知道实际情况，这些都很自然。混乱的交易执行业务交给后台（银行里的另一个部门，社会地位较低），也是很正常的事。唯有金融人士理解那些费解的术语，对此习以为常。他们在电子萤幕上用抽象的数学进行交易，脑袋与生活完全脱离现实世界里、证券化的含意，一点也不奇怪。

这种模式确实存在例外。正如电影《大卖空》〔The Big Short，改编自麦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的著作〕所描绘，二○○五年与二○○六年，正值CDO 与CDS 的热潮，几位避险基金投资者却决定做空次级房贷的金融工具。之所以想出这个策略，是因为有个金融人士去了佛罗里达，恰巧遇见某位钢管舞者贷了几笔她根本还不起的贷款。

亲眼看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处于金融链末端，呈现出金融手段的矛盾之处。事后回想起来，这有点令人吃惊，毕竟在整体情况中，人的存在十分罕见。少有金融人士愿意费心跟借款人交谈，全面去看底层的情况。金融人士的鸟瞰心态，人类学家的虫瞻视角，简直是两个极端，因此才会导致局势陷入危境。

有时，我试着向金融人士指出这点，但他们往往随便听听。我之后对英国《卫报》（Guardian）记者巴顿解释：“伦敦的银行人士反弹很大，他们说：‘妳为什么要大力批判这一行？为什么那么负面？’诸如此类的。”二○○七年，我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一名权势很大的美国政府人士站在讲台上，挥舞着我的文章，把我当成是散播谣言的范例。

另有一次，二○○七年春末，伦敦某位资深金融人士请我去他的办公室，抱怨说我老是用“隐晦”、“难懂”等字眼描述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他觉得这类词汇根本是大惊小怪，没有必要。他指责道：“那又没有很难懂！不管谁需要什么东西，用彭博社的机器就找得到。”

“不过，那百分之九十九、没用彭博社机器的人呢？”这个问句把那位金融人士难倒了。他好像从没想过，那些人可能有权关注金融情势。我心想，彭博社村又来了。金融人士没在思考或谈论的事情，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人们却早已习惯忽略。布赫迪厄曾经表示：“意识型态最有成效的影响力，是不用言语传达的影响力。”

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更简洁有力地断定：“倘若不知就有薪水可领，要他求知可是非常困难。”这样的问题不该只有金融人士承担，媒体的文化模式也很重要。身为记者（局内人）的我比较难看见那些模式，毕竟我是所处环境与自身定见造就的产物。

媒体也是现代叙事流的一部分，因此也受文化偏见的影响，但记者往往难以看清这点，毕竟他们在职场上要遵守原则，提供冷静中立的报导。局外人经常着眼于“记者的政治偏见”此一争议，但有个议题更隐而不显、少有人讨论：“记者是怎么去定义、建构，并传达政治、金融、经济等领域的‘报导’？”

西方记者接受的训练，是把含有以下关键元素的资讯都归纳于“报导”范畴：人物、具体的数字与事实、可公开的言论、叙事（最好有戏剧性）。若观察二○○五年与二○○六年的金融界，“报导”具备的关键要素大量存在于股票范畴—公司做了具体的事情、显而易见的股价变动、分析师提出的可公开言论、高阶主管相片、完整叙事。

然而，债务与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报导有个大问题，就是其具备的前述特性几乎都是付之阙如—在那当中，人的存在少之又少；有意思又能够公开的言论难以取得；具体数字十分罕见；出现的事件都是些变动缓慢又隐晦难懂的趋势，而非戏剧性的重大改变。

还有一点更糟糕：该领域充斥一大堆讨人厌的缩写字，在局外人看来晦涩难懂，因而显得复杂、古怪、乏味至极，容易受到忽视。像是沃尔夫在仓库看到的空油桶，或是贝尔在停车场拍到的、人们汽车里的一团混乱。我在备忘录里向法兰西银行（法国的中央银行）解释：“西方记者通常还是认为‘好报导’须具备大量人类元素，戏剧化一点更好。”

记者圈有句玩笑话：“流血就会上头条。”证券化缺乏这类元素，故事变动缓慢、难解，改变发生得很隐晦。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领域外，很少有人会想费力理解这些麻烦的缩写字，找出这看来乏味的世界里发生的情况。我对法国央行说：“这题材不合乎‘好报导’的常见定义，因此大部分报纸不大有动机投注心力在这类报导上，尤其当时媒体资源又逐渐缩减。”

这才是金融界迅速失控，人们未能察觉问题的主因，并不是有意隐瞒，也不是有谁懦弱地打算掩盖活动所致。我有时会对同事开玩笑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想要隐瞒什么的话，不用构思詹姆斯．庞德（James Bond）作风的诡计，只要用缩写字掩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