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一些专家预测，随着春运即将到来，农村可能出现疫情高峰云云。

这样的专家不知道，其实农村已经沦陷了。这一次病毒冲击，可能存在南北差别，南方一些城市进展稍慢，但是却几乎没有城乡差别。

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住在成都的我和住在河南农村老家的父母，几乎是同一天中招。

上周三（12月14日）中午我给在河南老家的爸妈打电话，问他们是否准备了退烧药。我妈告诉我，现在感冒的人非常多，一感冒就是一家人。我爸找了半天，找出一盒夏天买的感冒药出来。他们说，镇上到处都买不到药了——这情况和成都完全一致。

这就是农村的现实。我妈有多种基础性疾病，所以我爸会经常去县城买那些常吃的药，那盒感冒药就是他顺便买的。在老年人中，我父母算是有防护意识的，他们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自己。很多老人，其实完全是听天由命的状态。

当天下午，我就开始发烧了。而在晚上，我父母也开始出现症状。很明显，打电话不会传染，这只能说明我们都处在病毒笼罩的同一种时空中。

我老家可以作为一个乡村防控的样本。去年春节，本县县长大人曾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凡是恶意返乡的，一律先隔离后拘留”。这话成为笑料，但是它也反映出农村的防控焦虑：完全没有科学手段，只能蛮干。

就在这个月初我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老家还在极限防控。我家和镇上唯一的交通道路被挖断了，因为有一个村子出现了一个病例。但是，仅仅过去了10天，老家的人们就和北京、成都人一样，普遍发热了。

我父母和我交流的时候，语态放松。他们一直使用的是“感冒”这个词，而在以前，他们常用的问候语是“成都的疫情怎样了？”似乎在这个12月，人们突然获得了一种新的观念，把它看成是感冒，至少在心里就不再恐慌了。

现在，老家的人，就在排队治疗“感冒”。乡村诊所里是长队，镇上的卫生院也是长队。乡镇卫生院几乎是一个摆设。

本世纪初，随着农民生活改善，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县城看病，乡镇卫生院差点倒闭。后来，因为开展“新农合”医疗，农民要报销医药费需要到卫生院盖章，卫生院才重新活过来，当然，它主要是一个行政性的机构。

乡亲们的日常医疗服务，其实是靠一个乡村医生。这一次，我爸就在那里搞到一点咳嗽药。如果乡村医生处理不了，人们会到县医院。但是，很多老人是不会选择到县城的“大医院”去看病的。他们可能去诊断一下，而不会在那里医疗，因为没钱。要治疗癌症什么的，那会掏空孩子全部的积蓄，很少有老人愿意那样干。

前些年，我有一个邻居在县医院查出癌症后，回来就选择了自杀，他不想连累孩子。农村老人的生命极其脆弱。

今年夏天四川的高温，有一些农村老人就在高温中去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述眉山下面某乡村接连有五个老人“在高温中去世”的事，有一位老人，就倒在了自家的玉米地。另外有一家人，去帮忙处理这位老人的葬礼，结果自家老人在家里也“去世”了。

我只能使用“在高温中去世”这样的字眼，不能使用“热死”“热射病”的概念，因为他们离世前，并没有经过抢救和诊断，当然也就不算是“热射病”。在关于大旱的气象新闻中，我们不会读到他们的故事，即便是在家人眼中，他们也会被视为是正常死亡。

我们不能承认，他们其实就是“有基础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如果要承认这一点，基于平等对待生命的原则，就要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有没有医疗保障？平时有没有体检，有没有基本的药物供应？

现在，病毒正像风一样吹过大地，绝大部分人都会被感染。这个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农村老人是最脆弱的一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也不知道“血氧”之类的指标为何物，他们接下来会怎样？

和高温一样，我们没有勇气问这个问题。因为即便是在城市，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在城市，问题是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让年轻人待在家里发烧，把医疗资源倾斜给老人。而在乡村，这个问题根本无解，这里甚至没有像样的医疗资源。

更不幸的是，乡村老人没有微博，他们也不会抱怨。他们坦然等待着病毒，很少有人会打120。他们接受即将到来的命运的一切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