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让全国范围内1651家村镇银行进入大众视野。

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村镇银行风险水平相对较高。近年来，个别村镇银行甚至出现严重风险。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给许多人敲响了警钟。

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更是触目惊心。就在村镇银行问题频发的同时，两位银保监系统原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一把手”——姜丽明、郭鸿就先后“落马”。

7月，又有相关领域监管的官员“落马”。

7月24日，原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副局长，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一级巡视员李焕亭被查。公开资料显示，他曾任原银监会河南监管局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二处处长。

与此同时，当前村镇银行的风险化解和改革正在提速，作为措施之一，近期村镇银行的兼并重组案例接连落地。

全国1651家村镇银行,122家为高风险

若非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发酵，许多民众还不知道，全国范围内居然有这么多家村镇银行。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21年末，这类村镇银行在全国共有1651家，占全部460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36%左右，成为目前各类银行中数量最多的银行。从地域看，另据Wind企业数据库口径，山东、河北、贵州三省的村镇银行数量位居前三。

村镇银行的历史始于2006年。

本着解决农村金融长期供给不足的初衷，2006年12月，原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在湖北、四川、吉林等6个省（区）的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试点。

“调整放宽”的是设立村镇银行的“门槛”。根据该意见，在县（市）和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分别不得低于人民币300万元和100万元，同时对股东各项财务指标的要求非常低，且对所有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开放。

这给村镇银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2009年7月，在经历3年试点后，原银监会公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提出3年内，计划在全国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1027家。

此后，村镇银行队伍很快发展壮大，并迅速成为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角。有报道称，外资银行一度在开设村镇银行方面兴致颇足，纷纷“下乡谋牌照”。

然而，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有一部分村镇银行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这几年也出现不少问题。用监管部门的话来说，“少数村镇银行逐渐劣变为高风险机构”。

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当年第二季度，央行对440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大型银行评级结果较好，部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存在一定风险。农合机构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271家和122家，数量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93%。

该报告显示，分区域看，绝大多数省份存量风险已压降。浙江、福建、江西、上海等省市辖内无高风险机构。辽宁、甘肃、内蒙古、河南、山西、吉林、黑龙江等省份高风险机构数量较多。

风险何来？

“麻雀虽小”，但关乎最基层群众的财产安全。

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村镇银行风险水平相对较高，个别村镇银行开始出现严重风险。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更是给许多人敲响了警钟。

背后原因何在？

一位中部省份村镇银行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近年来村镇银行发展面临不少困难。不少大中型银行业务下沉，且金融科技发展迅速，线上展业较以前便捷不少，这使得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在吸储、揽储上，村镇银行传统上“人熟、面广、点多”的传统优势不复从前。与此同时，处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优质客户流失，村镇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在此背景下，村镇银行在揽储上各有“高招”。

与国有大行相比，一些村镇银行会给出较高的存款利率。

记者查阅官方资料发现，以中国建设银行和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为例，人民币整存整取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的挂牌利率分别为1.35%、1.55%、1.75%、2.25%、2.75%、2.75%和1.60%、1.80%、2.00%、2.60%、3.25%、3.25%。后者比前者分别高了25、25、25、35、50、50个BP。而村镇银行还因各地监管要求不同，个别地区利率执行标准不同，甚至还会上浮。

然而，公开“高息揽储”背后还有更多故事。某村镇银行储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为高息揽存，自己开户的村镇银行对3年期定期存款开出了3.71%的利息。但这并不是吸引他去村镇银行存款的唯一理由，双方实际上还私下签了“抽屉协议”。

该储户向记者提供的一份《人民币约期存款协议书》显示，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相互支持”的原则，友好协商，达成协议。承诺在协议期间按约定利率计息，实际年化利率为4.5%。

而另有一些中小银行则掌握了互联网“吸储术”，通过互联网平台推介、异地敛存、线上吸储，突破了地域限制，客群范围迅速扩展至全国，存款规模得以快速增长。靠着异地“吸储术”，有中小银行甚至一年存款规模飙升385%。

2020年末，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就曾公开警示，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属“无照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

银行在互联网渠道吸收存款，这种模式突破了地方法人银行经营的地域限制。孙天琦说，部分地方银行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得以从全国吸收存款，从负债业务看已成为全国性银行。

2021年1月，银保监会、人民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由非自营网络平台提供营销宣传、产品展示、信息传输、购买入口、利息补贴等服务。

不过，这与公开爆出的风险事件相比，似乎依旧是“小巫见大巫”了。

回顾本次“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根据河南许昌公安局通报，本次事件为犯罪嫌疑人吕奕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河南新财富集团等公司，以关联持股、交叉持股、增资扩股、操控银行高管等手段，实际控制禹州新民生等几家村镇银行，以虚构贷款等方式非法转移资金。

由于缺乏规范的公司治理、内部风控和有效监督，村镇银行沦为了大股东的“提款机”。

而吸收各方资本，实现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多元化，但也使村镇银行的股东五花八门，在管理上难度更大。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们股东都是谁。”前述村镇银行人士就直言，除发起行、当地燃气企业、房地产开发商等几个民营企业大股东，还有来自以长三角地区的投资机构，以及数十位自然人。

该村镇银行人士亦直言，受近期风险事件影响，部分储户担心自己的存款“打水漂”，开始前往银行了解情况，并咨询存款转出事项，银行压力不小。

不过，在“支农支小”上，村镇银行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对于多数农民和小微企业来说，还是需要下沉网点、业务员去触达客户。

“我们真的是深入田间地头，服务比别家好。” 该村镇银行人士说，行里配合县里派了“金融村官”，每周都会去跑村下户做宣传、拉存款，“现在村里很多都是留守老人，也不会用手机，就是拿着钱来网点存。”

他举例说，为配合前一个时期的“市场主体倍增”计划，支行客户经理逐户对接，深入基层带政策上门询问金融需求，深入讲解信贷产品和申贷渠道，“需要办营业执照的，我们都直接送上门，有贷款需求的帮助他们准备材料，发放贷款。”

监管部门一把手“前腐后继”

村镇银行问题爆出的同时，原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和其继任者郭鸿先后“落马”。

今年4月，中纪委国家监委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黑龙江省纪委监委联合发布消息，原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被查。

公开资料显示，姜丽明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2003年，她离开央行，前往原银监会工作。2006年，姜丽明出任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副主任，后任主任。

2015年1月，银监会进行成立后的首次组织架构改革，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改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当年3月，姜丽明即任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直至2016年11月卸任。

从银监会辞职后，姜丽明就奔赴恒大工作。

而在当时接棒姜丽明，出任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一职的是郭鸿。郭鸿已于2021年3月主动投案，当年12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9月起，郭鸿进入原银监会，担任监事会工作部综合处处长。2016年11月，郭鸿接任姜丽明，成为原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机构改革后，他任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监管部主任。

二人被查具体是因何旧案还有待官方进一步披露。

值得注意的是，郭鸿在天津被提起公诉。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称，郭鸿利用担任原银监会广西监管局副局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监管部主任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同一重要监管岗位接连两位部门“一把手”“前腐后继”，也反映出该金融领域所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

不单是村镇银行，近年来，来自农村金融机构的腐败频发，甚至成为高风险的问题机构。

去年8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曾刊文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辽宁、陕西、安徽、四川、内蒙古、山西、海南、山东等近10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

2019年以来，广州农商银行多位高管相继落马。包括广州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继康，广州农商银行原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吴海峰，广州农商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首席风险官彭志军，广州农商银行原非执行董事李舫金等。

2020年，山西省联社也爆出窝案。山西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崔联会，原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邢亮，原党委专职副书记、副理事长王忠泽，党委原副书记王再升被查处。

天津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也是问题频发。2020年4月，天津农商行行长白平受贿7000余万被公诉；2018年5月，天津农商银行董事长殷金宝在办公室割腕自杀。

辽宁的金融腐败也集中在城商行和农信系统。今年5月，监管部门披露，2021年以来，在金融风险重灾区的辽宁，已有63名中小银行“一把手”被采取留置和刑事强制措施。

化险改革推兼并重组

监管部门针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化险工作一直在持续中。

在今年5月召开的通气会上，银保监会谈及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情况称，2018年以来，累计处置高风险农村中小银行627家，处置不良贷款2.6万亿元，金额超过前十年的总和。

2021年初，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推动村镇银行改革重组，加快村镇银行补充资本，有效化解风险。

该通知明确了4项举措：一、支持主发起行向村镇银行补充资本。二、适度有序推进村镇银行兼并重组。三、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开展收购和注资。四、强化对主发起行的激励约束。

其中提到，针对“对于不具备救助意义的机构，地方银监局可要求主发起行牵头实施重组、协助接管直至关闭”。而“对个别处置意愿不强、缺少处置能力的主发起行，可引入地方企业、非银金融机构参与风险化解。”

作为村镇银行化险改革的措施之一，近期村镇银行的兼并重组步伐正在加快。

7月3日，辽宁省联社在官网发布两则公告显示，沈阳农商行宣布承接辽阳农商行及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网点、人员、存款。有消息称，近期，两家银行现均已更名为沈阳农商行辽阳分行。

7月6日，张家口银行收购阜城家银村镇银行、武强家银村镇银行获批。两家村镇银行因被合并而解散，其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由张家口银行承继。

两家村镇银行在2018年就已处于亏损状态。根据其最近披露的财报，2018年两家银行分净利润分别为-310.68万元和-378.88万元。

而其背后股东也存在问题。公开信息显示，占阜城村镇银行10%股份的阜城县亿丰崇佳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河北坤腾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多次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而在今年4月，宁夏银保监局批复，同意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吸收合并平罗沙湖村镇银行，并承接后者的债权、债务。

前述村镇银行人士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其所在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已集中对旗下数十家村镇银行开了大会，要求营业状况不佳的几家村镇银行作出检讨，并发出了可能兼并重组的提醒。

除兼并重组外，各地农商行、城商行出手增资或收购村镇银行股份的动作也在加快。

2021年12月，广州农商行公告，拟认购北京门头沟珠江村镇银行增资新发行的全部股份，投资额合计约人民币2.5亿元。增资计划在2年内分三个阶段进行。

今年6月，苏农银行发布公告称，拟收购江苏靖江润丰村镇银行部分股东股权。收购后，该行持股比例从54.33%增至90%以上，为第一大股东。

主动处置好于被动出清，前置处置好于事后补救。业内普遍认为，在监管部门加快风险处置的背景下，村镇银行的改革化险料将提速，实现风险机构的平稳有序退出市场。

“白衣骑士”从哪里来？

那么，问题村镇银行的救助者、“白衣骑士”从哪里来？

银保监会在今年5月的通气会上，也提及“鼓励优质银行、保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机构参与并购重组农村中小银行”，并会落实鼓励中小银行兼并重组支持政策。

AMC（资产管理公司）也有望加入改革化险队伍。

今年6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引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主业积极参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指导意见》（下称“62号文”），内容涉及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化险，鼓励AMC参与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工作。

分析认为，62号文拓宽了金融AMC对金融资产的收购范围，将违约债券、90天以上逾期资产等五类资产纳入金融AMC的收购范围，同时完善不良资产一级市场定价机制，规范开展反委托处置不良资产业务等新规，有望推动AMC参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中发挥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央地金融监管关系已经非常明确。今年1月，央行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省级人民政府履行对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督管理和风险处置职责，承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属地责任，督促各类股东履行补充资本的义务，对省级行政区域内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负总责。

在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中还提出，“中央统一规则、地方实施监管，谁审批、谁监管、谁担责”的原则，将地方各类金融业态纳入统一监管框架，强化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

前述银保监会通气会上，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也指出，部分地区风险处置资源不足。农村中小银行风险分布很不均衡，部分省区风险突出，但地方经济转型困难，具备资质的市场资本短缺，政府财力有限，难以提供化险资金。同时延期还本付息贷款预计有部分将形成不良，风险处置压力进一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