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0月，全国餐饮累计吊销量高达105.6万家。其中，9月、10月两个月的吊销餐饮数量，达27.8万家。将餐馆转让信息挂出一个月后，李小军终于接到了第一个意向接盘者的电话。这家位于中部某省会高新区的米线馆，是李小军先后投资20多万元开设的一家加盟店。惨淡的生意让他在一个月前终于下定决心，以6万元对外转让。李小军说，自己原本以为，才开业半年多的新店，20多万的投资，以3折的价格转让，一定会有不少人前来看店。整整一个月，他除了偶尔接到几个中介的电话，竟然没一个真正的开店意向者。转眼又该交房租了，“上一回的房租，就是拿俺媳妇的，这回实在是没脸（再找她）要了。”李小军一狠心，把转让费下调到3万元，才偶尔接到几个意向开店者的咨询电话。在多家社交、中介平台上，第一财经记者发现，不少餐饮从业者都对外挂出了转让信息，也有一些从业者由于一直无法将店铺转让，干脆将店里的冰箱冰柜、桌椅板凳等餐饮设备，低价卖给了“餐饮收尸人”（从事二手餐具回收的商贩）。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国餐饮累计吊销量高达105.6万家。其中，9月、10月两个月的吊销餐饮数量，达27.8万家。一家餐馆窗上贴的招租信息 摄影/马纪朝李小军的米线馆是今年3月开设的，他原本从事的是销售行业，后在疫情期间失了业。今年春节期间，亲眼看到餐饮复苏的盛况后，李小军决定也开个餐馆。在向一家餐饮公司缴纳了加盟费后，他以8000元/月的租金，租下了一间83㎡的门店，前后投资20多万元。但生意惨淡不仅很快耗尽了积攒多年的存款，也让店里的厨师、店员们心灰意冷并先后辞职。如今，从未有过厨师经验的李小军，也不得不挥舞大勺，从早到晚站在灶台前炒制调料。李小军说，自己原本以为，吃饭是刚需，等到真开起了饭店，才发现自己半路出家，对（餐饮）这个行业还是太缺乏了解。现在的李小军开始后悔了。“天天炒（调料），搁这坚持了几个月，真是坚持不住了。”他抱怨说，一个月月赔钱的饭店，却一天到晚都离不开人，自己被“绑”在店里，“出门走得早，回去又是半夜10点多。”同样后悔的还有马飞。这位有着10多年从业经验的餐饮老板，原本已经有两家生意兴隆的燃面店。2022年年底，他听说疫情防控政策开始放松后，以为餐饮业会迎来反弹，就一口气又开了两家连锁店。刚开始生意还挺好，到了今年下半年，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如今，在挣扎小半年后，马飞的两家新店全部对外挂出了转让信息。即便是一些未挂出转让、关门信息的餐馆，生意也不好。一个月前，赵俊阳跟人合伙，在一条餐饮专业街开设了一家火锅店。但当记者在中午时走进这家火锅店时，却发现偌大的700㎡的餐厅内，竟然没有一个客人。刚开业时，为了烘托人气，赵俊阳也推出了19.9元代50元的代金券，不限量使用，相当于打了四折。人气虽然上来了，赵俊阳却亏得“肉疼”：一个锅底，加上食材的成本，已经超过49元，再算上房租、人工，基本是卖一单亏一单。但促销活动一停，人气又掉下来了。赵俊阳说，做活动是慢性死，不做活动是急性死。为了熬下去，现在店里正在推行第二个活动：充1000送500，充2000送2000。但目前来看，效果并不好。实际上，即便是一些开业多年的品牌餐饮连锁店，生意也并不好。多位曾在某品牌餐饮连锁店就餐过的客户告诉第一财经，前几年，他们去这家饭店就餐时，经常需要排队等候。如今，即便是中午、晚上的就餐高峰期去，也很少再有排队的现象了。一方面是肉眼可见的就餐人数减少，另一方面却是居高不下的成本。赵俊阳的火锅店隔壁是另一家餐饮店，该店负责人杜疆告诉记者，自己这个200㎡的门店，每个月的房租就得3万元，加上6名员工，仅此两项每个月的成本就得七八万元。再算上杂七杂八的各种费用，每个月光固定开支都得小20万元。可店里的客人却因为新开店铺的各种促销活动，被肉眼可见地稀释了。餐饮的生意萧条从上游的原料供应亦可见一斑。在国内一家排名前十的调味品批发市场，一家从事食用油批发的店主也忍不住抱怨生意难做，他说，今年以来，店里的大包装食用油的销量，至少同比下降了50%。已经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了八九年的赵俊阳也说，干了这么多年，最怀念的，还是疫情前的生意，有人气，也有钱赚，而眼下的餐饮，则是他从业这么多年来，最难熬的时光了。不过，也并不是所有餐饮店都生意难做。赵俊阳就说，除了手里这家开在省会的火锅店，他们的一些股东在县城也开设了同样品牌的火锅店，两相对比后他们发现，开在县城的火锅店，反而比省会的这家生意要好很多。徐中秋也发现，今年以来，潮汕记五家新开的加盟店中，开在下沉市场的四家门店，生意明显比一些省会城市、一线城市的门店生意还要好。分析其中的原因，徐中秋说，一方面，这可能跟县域市场的消费品牌不丰富有关，一个新开门店，很容易吸引当地人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可能跟近年来，农村人口开始向县城转移，以及由此到来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关。国内一家排名前三的披萨连锁创始人表示，从目前的消费端来看，消费力减弱；从供给端来看，也十分内卷，挺过疫情的“武林高手”，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餐饮新人，在本就减弱的餐饮市场里血拼，将餐饮行业倒逼进入微利甚至亏损。仍在转让店铺的李小军说，自己肯定是不会再干餐饮了，如今已经拿到一个产品的区域代理的他，决定重返销售这个干了多年的老本行。...

10月31日，河南一名23岁小学女教师坠楼自杀的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当事人吕某留下的遗书写到，“我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小学老师会这么的难，面对学生很想真的做到教书育人，但是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入了牢笼。”吕老师的遭遇显然不是个案，评论区底下的教师们描述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被迎检挤占的教学空间，被材料切割的备课时间，被培训淹没的假期.... 在这场声讨中，教育浮现出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差距。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的一项调研发现，我国绝大多数教师每周工作时间都在54小时以上，实际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25%，但用于课堂教学的时间不足总工作时间的1/4。时间都去哪儿了？那些与教学无关的工作是如何产生、持续，乃至葬送一条年轻生命的？我们采访了三位教师，他们或初入职场，或执教十余年，不约而同地显露出在一个已自成逻辑且运转“良好”的系统下的无力和挣扎。“为什么这些也要老师来做”23岁的艾金坐上车，翻过一座又一座山，进入离家四十多公里的大山深处。群山环绕间，坐落着一间乡村小学和一家买不到日用品的小店。当时的她还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一年，她会在这座小学里崩溃无数次。走上免费师范生的路似乎是顺其自然的，父母觉得当老师好，艾金便听从了建议。和大多数人对教师的想象一样，她觉得这是份轻松的职业，有寒暑假，有编制，是铁饭碗，于是她欢喜地等待毕业。直到入职一年后，她看着镜子的自己，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倒像是一口气推了十口磨的驴。收到采访邀请时，艾金表示很难抽出时间连续交谈，只能用零碎时间打字答复。我由此初步窥探到她的现状——身为五年级的班主任，负责二五年级语文、三四年级英语，一周5个早自习，28节课。而教育部规定，小学教师每周的课时量应是14~18节。图源：受访者在双倍的课时量下，艾金像陀螺一样没有停歇，每天睁开眼睛就在上课，课后又需要挤出数小时完成四个年级的备课、作业批改。一天下来她觉得脑子像被榨干一样，咽喉刺痛、脚底发疼已经成为常态，有时她做梦都在管教学生。而这些只是艾金工作的一部分，更多的时间被消耗在没完没了的社会工作里。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登录每一位学生的账号参与宪法知识答题、志愿者答题、禁毒答题；要求家长下载反诈app、填写问卷并截图；填写在省外就读幼儿园的儿童信息，精确到幼儿园名字和年级……她从来只有一个困惑，“为什么这些也要老师来做？”在无数个深夜十点后，艾金伏案准备的不是教案，而是一茬一茬不知从何而来的材料。面对写不完的简报、计划，她不自觉地想吐，爬到床上痛哭，但哭完还得写。想到第二天的六节课，她难受得想撞墙，那些备不完的课时又只能用练习课代替。痛苦的不止老师，一位家长在群里发送完创卫问卷的截图后抱怨，“还以为是学生的成绩问卷答题，进去看了净是些没用的。”艾金夹在中间十分窘迫，应领导要求，这类问卷她已经在群里转发了三次。图源：受访者城市教师也举步维艰，从教17年的小学老师顾盼被困在越来越多的文体活动里。她记得，入行的头几年只有六一、国庆等节日有活动，大家会用两到三个星期精心准备。渐渐地，就变成一个活动刚做完，下一个活动又来了。而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一个活动还没结束，另一个活动又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以前差不多会提前一个月发通知，现在可能就提前半个月吧。相当于通知一下来，你马上就要去准备了。”除了时间的紧迫，活动的形式也愈发复杂。以往只需要朗诵的诵读比赛现在需要配上音乐、动作、道具、服装、PPT，“这种展示出来是好看的，但工作量会成倍增加，对孩子来说其实有点华而不实。”在精美的PPT、悠扬的音乐、亮眼的服化道下，朗诵似乎成了最不重要的事。在上级要求下，顾盼带学生争分夺秒地准备。原本用来备课的时间被构思、策划占用，有的老师甚至会牺牲主课帮孩子们排练。这么频繁的活动究竟有何用处？顾盼说不上来，只能揣测，“可能校长向上级汇报总结的时候比较好看吧。”老师们还承担着安全工作的重任。比如每周一次的站岗，早上七点半到放学的每个课间，顾盼都需要站在楼层过道，监管着防止孩子们发生安全事故。这本是她批改作业和进行思想教育的时间。有的孩子看自己空手站着，也会拿作业来批，但在校长“必须专心站岗，不能批作业，不能做思想教育工作”的发话下，顾盼只能让学生把作业本放回教室。一直忍到站岗结束，她才能拾起欠了一天的教学工作，加班加点地完成。而没有及时进行的思想教育工作是难以弥补的，孩子的忘性大，隔天再教育，效果会大打折扣。至于监管效果，那就是另一种窘境了。一次顾盼遇到陌生的同学在走道上飞奔，她喊不出名字，只能叫着，“那个穿红衣服的，你停下来！”那孩子像没听见似的一溜烟跑走了。等他跑了一圈又回到顾盼跟前时，她试图伸手拉孩子，结果不但没拉住，自己的手还崴了一下，而那个孩子又“哒哒哒”地跑远了。回忆起这段，顾盼觉得好笑又无奈，“这可能对乖孩子和认识你的孩子有用，不认识你的孩子睬都不睬你的。”如今，老师们承担的安全工作范围已经从校内扩大至学校周边，乃至整个城市，各种匪夷所思的任务接踵而来——“监督家长戴安全头盔”“暑假期间巡河”……老师们深感莫名其妙却不得不做。他们戏称自己像任人指挥的牛马，像“六边形战士”，却唯独不像个老师。以上这些只是非教学任务的冰山一角。**所谓职责像涨潮时的海岸线，被海水无休无止地推向更远处。而教师们在一次次快要溺水时挣扎着浮出水面，期盼没有来期的退潮。**图源：Pixabay被网住的沉默“为什么老师不反抗，不拒绝呢？”23岁女教师自杀的新闻底下频繁出现这样一种声音。面对同样的问题，已经离职的小桃说，“我身处其中的时候也觉得很难去对抗，四周好像有密密层层的网，空气稀薄，让人无法呼吸。”工作时，她时常觉得自己像个行尸走肉，领导、同事、家庭、社会舆论.... 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压力都让她身不由己。在这里，请假似乎是不被允许的。在身体实在撑不住后，小桃请了次病假，随后便被校领导约谈，“为什么别人都行只有你不行，赶紧回来工作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而另一位年轻同事请病假后，一位老教师和她的搭班老师奚落这位同事，“以后要多上课了，因为她经常生病。”时间长了，小桃觉得似乎有病也不能请假，不管怎样都要上课。渐渐地，她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听从内心的声音好像变成了一种“错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界限变得暧昧不明，只有违背心意的痛苦是尖锐可感的。同样身不由己的还有艾金。她曾被交代完成文化户口册的内容，需要挨家挨户地打电话，了解儿童就学情况。其中一户人家的电话一直打不通，艾金向领导反映，只得到一句，“这种事要自己想办法，不能说打不通就不做了。”中午吃饭时，领导提起这一茬，数落艾金年轻没经验，遇到困难不知道自己想办法解决。晚上艾金又被叫去谈话，依旧是那几句批评。她叹了口气，“我人生地不熟，连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我没有任何办法，就是这样也要被追着说教一顿，我不敢想象拒绝了工作会是被怎样‘教育’。”她们就像螺丝，被不断地拧紧又拧紧。旁边的螺丝有的锈了，有的断了，她们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会受不住断掉。艾金想过辞职，但在发现需要7万的违约金后，她说，“拧我的扳手下重力了。”她的家庭并不富裕，母亲在一家小厂做工，父亲的单位不景气，现在每个月工资在两千块左右。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她眼巴巴地看着其他的小朋友吃烤肠，旁边的小孩私语，“你看她盯着看。”在小同学们涌进便利店抢购面包时，艾金也挤进人流，但两块钱的面包在手上停滞了几秒，又被默默放回，“我只有一块钱。”现在，那个买不起面包的小女孩默默熬着，努力攒钱，希求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真能攒够7万，脱离苦海。但就像马里奥的闯关，攒够所有金币不是唯一的通关条件。对艾金而言，父母的不支持是辞职最大的阻力。他们说“编制是铁饭碗”“当老师很有面子”“这是最好的工作”云云。而对艾金忍受的工作重压，他们漠然置之，“什么工作都这样，再忍忍。”现在艾金不再和父母谈起这些，她知道答案是被钉死了的。考虑再三，小桃向校长提交了辞呈。面对她的辞职申请，领导拖着没批，反复打电话给小桃父母施压。同样是那套和编制有关的话语，小桃的家里人用贬低的方式输出，“像你这样没能力的人，辞掉编制什么工作都不会要你！”极端的时候，他们以断绝关系相逼。在一天天的辱骂中，小桃哭到崩溃。从教一年的经历让小桃患上了抑郁症，她曾无数次想从楼上一跃而下，想一口吞下所有的药，她苦笑，“他们宁可失去我都不愿意失去编制。”最后，强烈的求生欲让小桃捂住耳朵跑出了围城。从何而来的非教学任务2019年10月，乡村教师李田田发文《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各级领导针对基层学校的频繁检查，迎检、扶贫、写通讯稿等等非教学任务令教师不堪重负。这篇文章引起舆论哗然。两个月后，中央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指出应切实减少非教学任务，“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文件规定，自2022年9月1日起，禁止摊派非教学任务给老师。2023年10月，23岁的小学老师坠楼自杀，留下了还未完成的各项检查、评比、活动。就像拦不住的洪水，即使筑起一道又一道大坝，依然会倾泻而出，最终一位年轻教师用结束生命诉说自己的反抗。令人疑惑的是，非教学任务为何屡禁不止，它们到底是如何进入校园的？为了更好地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雷望红分享她的看法。近几年，雷望红与其研究团队奔赴河南、湖北、湖南3省9县进行县域教育调查，形成研究著作《县乡的孩子们》。在书中，她结合丰富的一手资料，深入探讨了教师们所承担的非教学任务的由来。雷望红表示，大量非教学任务的出现与我国当前的规范化建设、精细化管理等要求有密切关系。规范化建设注重工作落实和留痕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督促工作落到实处。但在问责机制的压力下，各部门往往会产生大量材料和文件以证明工作开展情况，而精细化管理又可能导致工作过度细化，原有任务量成倍增加。例如某些学校的禁毒工作，不仅要开展相关会议，还要组织学生参加禁毒知识竞赛、禁毒作文比赛、画禁毒手抄报等等。每个小活动都需要策划总结、拍照拍视频留痕，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无疑耗费了老师们的大量精力。本意良好的要求如果矫枉过正，不仅增加教师负担，还可能适得其反。那么，这些任务产生后为何会进入校园呢？雷望红认为这与学校的组织特性有密切关系：一，学校高度组织化，内部分工明确，容易找到责任主体；二，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时间弹性；三，教师队伍的文化水平高，完成上级任务的能力强；四，学校是一个高度动员型的组织，师生高度服从组织安排，具有纪律意识。在这几点优势的加成下，相对于其他部门，学校容易更快更好地落实工作。这也使得县政府在区域竞争的压力下，更倾向于将任务分派给教育局以完成政绩，其中自然包含了大量非教学任务。而教育局被纳入垂直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后，就进入了对上负责的阶段，即下级要对上级交代的事负责。在这套体制下，下级难以违抗上级指令，只能回应和执行。同时雷望红也指出，相对于其他掌握人、钱和各种项目资源的强势部门，教育局处于弱势地位。此前，孙敏在接受腾讯新闻知识万象的访谈时也提到，他们曾询问教育局领导和科室负责人“为什么不能帮学校挡住上面压下来的任务”，相关人员表示，“就算其他部门不通过政府来施压，我们也不可能次次拒绝，因为我们老师职称定级、学校发展需要的项目资金政策支持，都在这些部门手里！你不配合，以后你有求于他的时候，怎么办？”上级的指令加上平级部门的强势地位，教育局被围困其中，只能妥协。大量非教学任务就此层层下发，开始进入校园。繁复的工作主要堆积在小学和初中。由于高考是教育政绩的集中体现，高中校长比小学、初中校长更有底气拒绝与教学无关的工作，因此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明显需要处理更多的琐碎事务。而在结构性缺编的环境下，诸多中小学的在编教师被迫同时承担教学与非教学事务，就像艾金那样，需要抽出课余时间，挨家挨户打电话填写文化户口手册、统计问卷数据等等。而这种情况的结果往往是更具机动性的教学空间被伴随强硬命令的行政事务挤压，教师失去教学自由，学生的学习环境不再纯粹。“辛勤的园丁们”面临的是结构性困境，是一套已自成逻辑且运转“良好”的系统，这不是一篇文章、一次调查、一个简单的呼吁能轻易撼动的。可无数处在系统末端的教师依然苦苦挣扎，反复追问着吕老师遗书中的那句，“什么时候老师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积极乐观的孩子呢？”吕老师走后的第7天，艾金讲完练习册，拉开一张凳子坐下，双眼无神，呆滞放空。她恍惚想起八年前的某个午后，她的初中语文老师也这样坐下，带着同样的神态，呆滞地望着不知通向哪里的远方。...

网传的“杭州量化跑路”事件持续发酵，百亿私募华软新动力冲上了风口浪尖。、百亿私募紧急报案金融圈的瓜一个比一个大，要说胆儿肥的，还得是这个事情。根据网传信息，今年有几家私募联合做了一个庞氏骗局，用30亿客户资金撬动接了300多亿的国企的优先资金，通过A投B，B又投C，C又坐庄的方式，把这几百亿资产全给转移了，然后都跑路了，到了现在优先的钱全部没法兑付。这个事件揭开了私募多层嵌套造假黑幕，可以说是私募行业的一记惊雷了。涉事有哪些私募？网传截图显示称，“（华软）新动力投资了汇盛，再下投至杭州瑜瑶，再下投磐京，投前的估值表和投后的业绩全是假的。”根据券商中国最新报道，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知情人士透露，该嵌套产品的最后一层基金合同上的打款账户竟然不是产品账户，而是管理人的公司账户，所以资金等于直接打到了管理人账户里，之后被直接转移走了，底层产品管理人一直在提供虚假估值。之前大家都没发现，最近发现它估值出得越来越慢、甚至延期出，才导致事情败露。14日午间，券商中国记者探访其中一涉事私募的办公场地时，发现公司已经人去楼空。涉事的百亿私募华软新动力今日（14日）做了相关解释称，新动力旗下FOF下投了深圳汇盛私募，而汇盛先前声称是自己做量化对冲策略，后来经华软新动力调查发现，汇盛只是将资金去投了瑜瑶投资的产品，华软新动力迅速采取行动，上周已经报案抓捕产品造假的私募管理人汇盛。华软新动力对下投方面的失误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不实市场传闻给投资者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我们注意到，华软新动力今日还发了两则公告，其中一条公告提到，对旗下滴海新动力进取多策略1号等6只产品变更投资经理，高旸接任此前的基金经理彭冬。基金经理变更不知是否与上述踩雷风波有关联。三家中有两家都曾被罚华软新动力（北京华软新动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2014年登记的一家私募机构，实缴资本6310万元，近年发展十分迅猛，2021年12月公司资产管理规模突破百亿，2023年1月规模达到160亿，中基协网站显示公司目前正在运作的产品高达479只。据华东某私募人士称，“华软新动力喜欢挖掘中小量化私募管理人、寻找超额收益，今年量化中性策略特别火，汇盛假称自己是量化中性，然后在托管的业绩看上去又很好，于是吸引了不少低风险资金。因为宣传是一个二级产品，有些投资人投后可能就疏于管理了。”杭州瑜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于2017年6⽉，管理规模在20-50亿，正在运作的产品有9只。值得注意的是，这家私募目前处于异常经营状态。2022年6月13日，瑜瑶投资被浙江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处罚事由为公司旗下瑜瑶战鼓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2021年7月至2022年3月期间，存在总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超过200%的情形。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国清、时任基金投资经理杨泽斌也被出具监管函。在私募排排网上，杭州瑜瑶展示的旗下某私募产品业绩，截至今年11月3日，净值曲线看起来非常亮眼，该私募产品的基金经理正是杨泽斌，据说擅长量化投资。至于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和实控人为毛崴，于2015年登记成为私募管理人，注册资本2.3亿，实缴资本1.195亿，管理规模一度突破20亿元，曾因举牌大连圣亚出现在公众视野，多次触及监管红线。不过该公司已在2022年9月8日被中基协注销，目前没有产品运作。今年2月6日，上海证监局公告，因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涉嫌私募违规，决定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文章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的打工文学，以及几位打工人写出的著名作品，包括林坚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张伟明的《我们INT》，周崇贤的《打工妹咏叹调》，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等。文章讲述了这些作家如何通过写作来表达打工者的困惑、挣扎和迷惘，以及他们面临的艰难生活和心理压力。“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打工诗人·许立志（逝于2014年9月30日）一1984年，老人去深圳走了一圈。回广州后，老人肯定了深圳的发展经验。许多人因此看到机会。王石跑去搞了个展销中心，李经纬推出健力宝，柳传志在传达室里成立计算机公司……许多抓住时运的人，成了日后大佬。那时节，深圳大地上，无数的工厂拔地而起。与此同时，南方新鲜的空气吹拂到一些落后的边缘地带。那里的人听说南边可以挣钱，纷纷背井离乡，扛起行李涌向深圳。他们不像前面几位，有关系、有资源、有知识。也没办法扛着巨大风险创业。这些外来务工者，大部分时间被钉在了车间流水线上。1984年，也是文学的年份。路遥在写他的《平凡的世界》，阿城在写《棋王》，莫言写《红高粱》张承志写《北方的河》……许多后来名利双收的作家，都是从这一年起步的。而远在南方，1984年的《特区文学》发了一个短篇，叫《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写的是农民工青年进城后的挣扎。此文作者叫林坚。后来，人们把这个短篇，视为中国“打工文学”开山之作。三年后，高中毕业的张伟明放弃铁饭碗，进数家工厂打工。这个文学青年，想亲身体验一下打工者的“疾苦”。在厂里，他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凌晨才能回宿舍。1988年，他回老家，写出《我们INT》，发表在著名打工文学刊物《大鹏湾》创刊号上。INT是港资厂检验用语，意为“接触不良”。两年后，只有初中文化拉过煤、搬过钢、做过木匠的周崇贤，也南下进厂。1991年，他将5年间吃过的苦，写成一篇《打工妹咏叹调》，发在《佛山文艺》上。同年，安子的纪实作品《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深圳特区报》连载，文中记录了包括她在内的16位打工女性的故事。当时，南方工厂里数以万计的打工者过着机器人一样的生活。远离乡村，难以融入都市，情感得不到慰藉。他们吃了很多肉体、精神上的苦。单调的生活中，上面这些纪实或虚构，在无数夜晚，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也能变成文学作品，原来书中人的那些困惑、挣扎和迷惘，和自己一样。如此庞大的打工群体，构成了一个时代独特的读者群。在那些没有抖音、快手，没有智能手机的夜晚，无数打工仔捧起了杂志。《佛山文艺》鼎盛时期，可以卖到60万份。此外，《大鹏湾》《打工族》《打工知音》《飞霞》《西江月》《南飞燕》等刊物备受打工人追捧。影响力巨大的《大鹏湾》，一期能卖出15万册。很多打工仔求助无门时，都会打电话去编辑部。连《特区文学》《宝安日报》也成为打工文学阵地。90年代的《佛山文艺》，能卖60万份有了土壤，自然会开花结果。初中毕业的王十月来到广东后，搬砖、刷盘子、印刷工，都干过。他从小热爱阅读。投稿给《大鹏湾》杂志后，顺利进入杂志社，成了一名编辑。杂志停刊后，他坚持写作，一路从地方杂志，写到了《人民文学》。2010年，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四川南充卫校毕业的郑小琼，本想做一名医务工作者。为挣学费，她南下进厂。在流水线上变成了“编号245”。阅读许多打工杂志后，郑小琼受到启发，把打工感受写成了诗。2009年，《星星》《诗刊》发表她的作品。高中毕业的柳冬妩到东莞打工后，两年内写了上百首打工题材诗歌，组诗《我在广东打工》在《诗刊》发表。后来，他出了一本关于“打工诗歌”的专著。2013年，一首《纸上还乡》登上国际诗坛，诗集《纸上还乡》拿下国际华文诗歌奖。它的作者，居然是深圳出租屋综管站的临时工，郭金牛。在当年，那些打工作家或诗人，或多或少，命运得到了改变。2003年，周崇贤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作协的打工文学作家，做了《南海日报》的编辑。张伟明被宝安区文化局破格任命为《大鹏湾》的副主编。安子在深圳创办了家政公司，后来还上了央视专题片。郑小琼和王十月，一个做了《作品》杂志社的副社长，一个做了杂志的副主编。多年以后，在这片土地上，依然有许多打工者，像他们一样书写人生。可其中一些把血和泪写成诗篇的人，就没他们那样幸运了。二《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发表第二年，远在湖北襄阳打火村，12岁的范菊人读完琼瑶小说，自作主张改名为“范雨素”。家里五个孩子，她最小。她两个姐姐，一个烧坏脑子，一个小儿麻痹症。家里不富裕，多数时候只能吃红薯。大哥高考失败后，一心想当作家，买了许多书，范雨素跟着看。书一度成为她童年回避现实贫瘠的港湾。书里的世界，令人向往。她看言情小说、冒险小说，在里面学勇气、学爱，读人情世故。12岁那年，和嫂子吵架，被哥哥打，她一气之下去火车站，逃票去了柳州。在异乡，她洗碗、端盘子、睡车站，遇到三教九流的人。怕了，只好回家。乡里对外逃的女人冷眼多，视为私奔。小哥哥帮她联系一所小学，当民办教师。枯燥的乡村生活，书依然是慰藉。教完早课，她读《陶渊明集》和哲学入门书。从书里，她知道更大的世界。家里介绍对象，她没看上。范雨素想离开这个封闭之所。自考大学，语文过了线，数学、英语一塌糊涂。她还是要走。不想一辈子留在这里。1994年，她辞去工作，独自前往北京。洗碗、端盘子，干最低端的活。早上4点醒，夜里11点睡。她向往爱情，被《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感动。看中一个东北男人，以为能一起打拼。婚后，丈夫找小姐，挥霍无度，还家暴。遭受剧烈痛苦后，范雨素离婚。回乡，又遭到冷眼。她不甘心。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北京。那是范雨素一生中最难的日子。在北京地下室里，她用辣椒拌面吃。她摆地摊卖旧书，倒卖旧家具，天天担心房租上涨。为了生活，她去过相亲市场。因为农村出身，又有两个孩子，别人都懒得看她一眼。后来，她做育儿嫂。烧菜技术并不好。因为能读书，懂一些早教方法，得到雇主青睐。做育儿嫂时，范雨素看到了另一种她曾难以想象的生活。有的雇主房子1000平米，12个卫生间。有的2000年就背着七八万的包。而她自己在北京皮村的家，所有家具是300块钱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期间，她被粗鲁对待过，被雇主殴打。去雇主亲戚家吃饭，人家递给她一双一次性筷子。她看到过其他保姆被欺凌、侮辱。漂泊、困苦中，只有阅读能安慰她。狭窄的出租屋里，三个书柜里都是书。2014年，聚集了无数外乡打工人的皮村成立文学小组。得知此事，范雨素每周都去听课。小组志愿者老师是北大的，给他们讲《人生》《变形记》。范雨素开始尝试着写东西。写的第一篇叫《我的一天》。里面记录了她做一个育儿嫂兼两个孩子母亲的艰难生活。还写了她哥哥追寻文学梦不成的故事。这篇《农民大哥》发表在一个非虚构公号上，赚了2000元稿费。后来，80多岁老母亲打电话抱怨征地的事，因不同意补贴金额，母亲跟去维权，发生冲突，胳膊被拉脱臼了。范雨素听了，觉得母亲一生好苦。花五个小时写了篇《农民母亲》。拿给编辑，编辑让她加点自己的故事。2017年4月，稿子发表，改名《我叫范雨素》。范雨素没想到文章会引起巨大关注。本来就没抱什么期望。怕看的人太少，还请工友转发了一下。结果阅读冲到了几百万。随后，读者和媒体一波又一波找上范雨素。甚至有出版商带着合同找上门来。范雨素没见过这阵势，她告诉大家，自己去深山古庙躲清净去了，然后关掉了卡顿的手机。其实她哪儿也没去，只是躲在家里。对于外界的追捧也好，质疑也罢，她都懒得去管。面对媒体的追逐和知识分子的言说，她都采取回避。她并没有把这次关注当成改变现实的跳板。有育儿平台请她写稿，她没接，电视台请她做讲座，她也不去。签下出书合约后，范雨素开始写酝酿已久的小说。她不想写讨好别人的东西。为了写作，她辞掉育儿嫂工作，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工作半天，写作半天。写不出来，就硬凑十页，或者喝点酒找灵感。手稿拿给编辑后，出版社的人傻了。对方以为她要写类似《我是范雨素》那样的非虚构，结果她写了一本天马行空的小说，奇幻无比。编辑建议她改成非虚构，不然市场不买账。范雨素拒绝了。出书的事，没了下文。她并不在乎爆款文带来的流量。她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完成一部作品。写出来就好。这部名叫《久别重逢》充满奇思的小说，几年后才得以出版。没太大热度。而范雨素依然住在皮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她没进入什么文化单位，也没有获什么文学奖，只是安静地和书写待在一起。三范雨素不光写小说，她也写诗。诗歌是很多打工文学作者青睐的体裁，它不用占太多时间，足够精炼，能捕捉生活细节，又能表达充沛的情感。2017年，皮村打工春晚，范雨素提交的诗很长，且散文化。诗歌朗诵版块的把关人跟她沟通很久，才缩短篇幅。把关人对她的印象，是性格倔强。那个男人叫陈年喜。江湖人称“炸裂诗人”。陈年喜生于陕西商洛丹凤县金湾村，一个离县城100公里的乡村，山路崎岖，土地贫瘠。读书要去县城，每星期10元钱饭票，县上教学水平也不高。高中毕业后，陈年喜辍学。那是1988年，受诗歌热影响，他想做诗人。家里没有文艺基因。他的木匠父亲会唱点戏。回到地里，干完农活，有大把闲暇时光，陈年喜就读诗、写诗。1992年，他在《陕西日报》发表《四月》和《商州》两首诗。此后几年，陆陆续续写了几百首。手边稍微有点钱，就去县城买书。他读到了陈平原、爱伦·坡、里尔克，以及各种诗刊。然而，诗歌并不能改变命运。90年代，陈年喜曾在一些诗歌比赛中获奖。有一次大赛，一等奖1000元，他最终没拿到奖金，只被编辑写信安慰说，全国诗人你可以排进前两百名。随着诗歌热退潮，时代转向，1997年，结婚后，陈年喜不得不放下诗的浪漫，面对生存的压力。孩子出生后，急需用钱。2001年，同学托人来信，说西秦岭南坡的矿上缺一个车工。陈年喜离开土地，开始了矿工生涯。那是一段四处辗转、充满风险的岁月。陕西、河南、新疆、青海……十年间，陈年喜流徙全国，钻了无数的矿洞，最深要深入到上千米的地下。他要把机器和炸药带入极窄的巷道，打眼、爆破。他对此很有天赋，总能花最少的炸药打出最好的巷洞。十年间，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炮工本就是无比危险的工作。有老板为省钱，把数百米的起爆线缩短到50米。每次爆炸，就在身旁，震波会把人震得全身发麻。在黑暗、狭窄的巷道里，幽闭的恐怖会一直跟着你，人会缺氧。某些炎热地区，工作起来，人会热得发疯，每天要喝几大桶水。遇到狠的老板，工作强度难以忍受。他们会让两组炮工轮流作业，近一年时间，陈年喜没睡过一个整觉。靠着老天爷眷顾和神迹般的直觉，陈年喜才活了那么久。作业时，他经常会因头顶掉下拳头大小的石块变得警觉，稍觉不对劲，拔腿就跑。等他跑出来，矿洞就塌了。他见到太多血肉模糊的惨烈，有人手指炸没了，有人肋骨压断了，有人被炸掉一条腿。有一年，他带着一个叫杨在的副手，吃睡在一起，感情非常好。临时有事离开几天，回来时，杨在没了。处理残炮时，杨在被炸成了一团血雾。陈年喜也出过事。有次在新疆，干了几个月，没拿到工资。他和工友判断矿里没东西。老板也知道，但投了钱，必须继续开采，直到找到接盘的人。这期间，陈年喜突然生病发烧。老板找来医生打针。两针下去，人就开始抽搐。县城太远了，根本来不及。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又打激素。一共54针。陈年喜醒来时，床上的被子已经被他撕烂。一年又一年，他目睹了太多伤残、死亡和社会的不公。此外，矿山是一个与外部隔绝的世界，人的心灵遭受巨大寂寞。无法入睡时，陈年喜就读书。每次下山，第一件事就是买书。看完了，又托工友买。没东西读，就看墙上的报纸。读完正面，再用水淋湿揭下来读背面。那些年月，时间被切得很碎，但现实和孤独逼迫他思考，想借诗歌抒怀。睡不着的时候，他在脑子里写诗。想家乡，想矿上的人，想那些伤残和死亡，把它们凝练成一个个句子。他随手写，写在炸药包装箱上、包挂面的纸上，路上实在找不到东西记，就把烟盒撕开，一字一句地写下来……诗歌，成了他苦闷心灵的唯一出口。四2014年，陈年喜的生活，因诗歌发生了一些改变。那年，秦晓宇编选《中国工人诗典》，无意中发现了他的博客。2010年后，陈年喜开始用手机在博客上写诗自娱，只为在工作疲惫后给自己一点抚慰。在河南开矿期间，一天下班，他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查出了食道癌，已是晚期。疲惫和痛苦中，陈年喜写出了一首《炸裂志》。秦晓宇读到这首诗时，被其蕴藏的力量打动，第一时间联系他。希望把他的作品编入诗集，并把他列入纪录片《我的诗篇》的拍摄对象。看到留言后，陈年喜以为是骗子，没答应。秦晓宇多次找他，五个月后，才搭上话。得知对方意图，陈年喜觉得没意思。秦晓宇穷追不舍，从县里找到村里，终于跟他通了电话。直到对方扛着摄像机来拍，不太会拒绝人的陈年喜才勉强答应。在秦反复劝说下，他才去皮村文学会，朗诵了代表作。陈年喜和他的诗，出自《我的诗篇》《我的诗篇》上映后，陈年喜受到关注。同时，生活又狠狠踹了他一脚。不久，瘫痪多年的父亲离世。他本人因失聪、颈椎问题，不能再当矿工。这时候一档叫《诗歌之王》的真人秀找上门来。节目里，他和罗中旭搭档，一个写歌词，一个谱曲演唱，两人拿到了第三名。他对这些节目并没啥感觉。只是因为一首诗2000元的报酬。那次，他写了14首诗。不能再下矿，陈年喜茫茫无头绪。做节目期间，他喜欢上摇滚乐。在微博上联系张楚。在张楚介绍下，他去皮村生活了一年，认识了皮村那些热爱文学的打工人们。皮村氛围很好，但他没有选择留下。2017年，他经朋友介绍，去贵州一个景区做文案策划，年薪5万，管吃管住。他负责写公号推文和领导讲稿。比较无聊。闲下来，就去河边散步，酝酿诗句。原以为一切会就此安稳下来。2020年，多年下矿的后遗症浮出水面。他去医院做胸部CT，被确诊为尘肺。每个月需要3000元医药费。由于常年爆破，他一只耳朵接近失聪，长时间佝偻作业也导致颈椎错位。无奈中，陈年喜辞职。他想过接下来怎么赚钱。是去喀什捡玉石，还是去塔吉克斯坦干爆破。思来想去，最后回县城，安心写作。他不但写诗，还写起了非虚构。写他听过、见过的来自中国民间的残酷人生。诗集一本接一本出版，非虚构也写得还算顺利。在尘肺病的消息传出后，许多读者支持他的作品。一年下来，能赚个几万块稿费。不是什么大钱，只能说覆盖生活成本。陈年喜很节省。直到一次回乡，不停地咳嗽。医生问他咳嗽带不带金属声，如果有，可能是肿瘤。此后他再也不敢省拍CT的费用。在十多年的生死疲劳后，他的余生都将与病痛相处。他的现实处境好像被诗歌改变了，但好像什么也没改变。五比起陈年喜，《我的诗篇》里唯一的女性，境况也没好到哪儿去。邬霞生于四川省内江隆昌县潮水村。父亲当过兵。1989年，一封电报从深圳拍来，说深圳有很多工厂，有钱赚。迫于生计，邬霞的父母连夜坐火车去往南方。走的时候，两个女儿正在睡梦中。邬霞不喜欢农村生活。童年梦想，是能成为城里人。有次去县城，看见一排排楼房。她发誓要好好读书。然而，父母走后，她成为留守儿童，整天瞎玩，无人引导。上初中，学校教育极差。英语听不懂，还有老师直接让学生自己看书。成绩越来越糟，她无心读书，选择辍学。她看过电视剧《外来妹》，对打工生活排斥。但一个乡村家庭，没有门路、背景。除了去深圳，进厂，没别的选择。14岁那年，她靠假身份证进了制衣厂。那正是廉价劳动力泛滥的年月。国内外投资的人，把一个工人当十个用。邬霞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加班到深夜是常事。在这里，时间换金钱，生命换效率。工人穿着同样的制服，不能说话，上厕所要打报告，甚至不允许坐。管理者手段粗暴，邬霞4年哭了200多次。每一次感到尊严被践踏后，邬霞敢怒不敢言，回到宿舍，有写小说的冲动。她喜欢看言情小说。于是写了个“三角恋”的故事。那时，她不想写自己的生活，想写她梦想的那些事。因为自己生活太苦、太压抑了。后来有篇报道，叫《打工妹痴迷言情小说，手写300万字》说的就是她。不过这些言情小说都不了了之。她第一次发表的是首随笔短诗。2008年，在深圳《打工文学周刊》创刊号上，她发表了《吊带裙》。也正是这首诗歌，引起了秦晓宇的关注，最终将其列入《我的诗篇》拍摄对象。那首诗讲的是一个熨烫成衣女工的心境，是邬霞的直抒胸臆。当初在工厂，绝望时，她差点跳楼。深更半夜，当所有人都睡了，她会在冲凉房里换上吊带裙。只有褪下那身呆板的工衣，穿着吊带裙，她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邬霞身上一种对明亮生活的向往。诗歌《吊带裙》技巧并不复杂。是这份温热的向往打动了秦晓宇。2014年，摄像机进入邬霞家中，跟拍她的生活。她父母、妹妹都被困在这种打工生活里。妹妹和她一样厌倦，渴望逃离工厂。以至于问姐姐，他们是来拯救我们的吗？随后，影片上映，引起关注，在上海电影节得奖。附近的邻居羡慕，说你们就要脱离苦海了。邬霞去上海，穿着70元买来的吊带裙，和剧组一起走了红地毯。影片参与者对她说，你很快可以找到新工作了！后来，她还上了《鲁豫有约》，上了央视特别节目《工人诗篇》。邬霞以为自己的梦想近在眼前。至少可以得到一份体面的文字工作。然而现实来得过于残酷了些。逃离工厂是邬霞最大的心愿。为此，她想过各种办法。她买过《剪报致富秘籍》，屁钱没赚到。去应聘文员，人家让她看仓库。经人介绍去文化单位上班，结果是给人擦鞋。写作成为牵引她向上的绳索。她希望靠它爬出困境。《我的诗篇》上映后，热度来了又散。邬霞并没有靠写作挣到什么钱，也没能靠它得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她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没有公开发售。第二本是她的诗集，出版社说卖到5000册以上有版税，邬霞从来没拿到。后来，她写了一本非虚构。写的是工厂往事。依然卖不出去。邬霞所在的工厂，和她的内心独白邬霞没有再回工厂。她不想在那个环境里挣扎下去。工厂岁月给她留下了不少心理阴影。她父母在那里度过了半生幽暗的岁月，她和妹妹都怕回去。但现实情况变得糟糕。母亲苍老，父亲抑郁。她的婚姻也走向破灭。27岁那年，她遇到前夫，一个承包工地的男人。邬霞以为值得托付，可以一起打拼，最后成为城市的一份子。结果前夫婚后打麻将，脾气暴躁，还隐瞒了家里的真实情况。婚姻生活变得不幸，最后丈夫出轨，当着人的面扇她耳光。忍无可忍之下，邬霞选择离婚。她成了单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她想了很多办法挣钱。学过烤鱿鱼、铁板烧，搞直播唱歌，拉过群带货。今天听说可以去香港卖奶粉，明天听说可以拿信用卡倒钱。歪门邪道的事她接受不了。有人推荐她给老板写传记。还有人介绍她假结婚，帮人弄购房指标。她也和范雨素一样去过相亲市场，结果一个比她大很多的老头没看上她。那期间，前夫染上吸毒，父亲重度抑郁，自杀未遂。疫情期间，房租从2000多上涨到3000多。但邬霞的写稿收入，每月才4000多。打工文学早已不具备90年代那样的势头。文学本身也走向冷淡，成为边缘而小众的话题。想通过写字改变命运，近乎奇迹。当年在深圳月售几十万册的打工文学杂志，都一家接一家倒闭。没有人看，也就没人写了。在这个时代，工人们不再需要杂志和文字来慰藉情感，看直播爽多了。此外，工厂本身也在变少。产业结构的变化，打工人队伍也在转移。更多来自乡镇的人，进城跑起了外卖，送起了快递。邬霞知道，现在不流行工厂故事，有社会热度的，是外卖员写的书。旧一代打工文学，早已是往日云烟。邬霞不再期望打工文学能给她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生活境遇的改变。她开始看专业书，自考大专，上网课，常因不会做题焦虑。她给女儿报过画画班、舞蹈班。希望她们长大后，能成为城里人。六邬霞说外卖员的书好卖一点，确实。今年年初，外卖员王计兵出了首部诗集《赶时间的人》。因为“外卖员”这个职业，诗集受到不小关注。可见随着时代变迁，工厂已逐渐离开公众视线的焦点。互联网的兴旺，把打工文学主咖的咖位都占了。王计兵初二就辍学了，被送到武校。王计兵跟不甘心，他爱读书，喜欢文学，自己跑去书摊买了初三到高三的语文课本。父亲给他零花钱，他都拿去淘书、买书。没钱，就站在书摊上看，舍不得走。没看完的书，回家自己编结局。他因此爱上写作。写了第一部小说，发表后，信心大增。写得越多，越渴望做一名作家。但没想到，这为他带来了麻烦。因为写了本村人一些不好的事，有人去他父亲那里告状。为了体验主人公丧亲之痛，王计兵穿白衣在街上走，被视为疯子。父亲为此大发脾气。一怒之下，父亲烧掉了他几十万字小说。他本来想成为和余华一样的作家，这个梦很快就碎了。此后，他和陈年喜一样成家立业，陷入现实经济上的压力。婚后，他和妻子去新疆打工。四处辗转，最后落脚昆山，身上只有500元。没文凭，找不到工作。只能去工地路口摆地摊卖。回家路上，捡捡破烂，拿去换钱。攒下3万块钱，王计兵开了一家租书店。结果无证经营，资产全被没收。那天的晚饭，是他捡废品换来的。因无力支付房租，一家人在河边搭了个20平米的船屋，一住就是三年。辛苦攒下钱后，开杂货铺。日子才慢慢好起来。2015年，家里买房，月供三千。但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开销越来越高。2018年，留下妻子看店，王计兵送起了外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和当年那些工厂打工者一样，他写诗，也是为了抵御苦闷，发泄内心的情绪。送外卖时，他遭到过无理由的差评和冷眼，看到过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各式各样的人。写诗是他的精神出口，抚慰手段。2022年，他的小诗《赶时间的人》被诗人陈朝华分享到微博，2000多万网友关注，10多万网友转发点赞。不得不承认，“外卖员”的身份，让他受到了更多关注。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送外卖的路上观察得来的灵感。这和范雨素一样，最早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那个“育儿嫂”身份。与之相对的，真正关心、阅读这些诗句的人，大概率不再是外卖员、育儿嫂群体，而是有一定文学素养的读者。这便是与当年红火一时的打工文学截然不同的地方。那时打工文学，是工厂里的人写，工厂里的人看。一起杂志卖几十万份，稀松平常。而现在，在阅读和文学都降温的时刻，创作者的“打工人身份”，似乎更接近于一个吸引热度的社会标签，成为媒体和知识分子的言说场。想必王计兵也很清醒，无论他写再多诗，也是供不起孩子读国际学校的。该送的外卖，还得继续送下去。七可惜，有些同样有表达欲的诗人，没能熬到被关注的那一天。2014年9月30日，24岁的富士康普工许立志，离开城中村，来到AAA大厦17楼。下午两点，他出现在大厦17楼，走出电梯，左转，折返到另一头，他扶着窗框朝外看，看了足足五分钟。随后，他纵身一跃，与世界告别。许立志出生在农村，初中毕业后，因为数分之差，交不起借读费，去了镇上读中学。高考失利后，他南下进厂。成为富士康的普工前，他卡里只有99块钱。他开始上夜班，从夜里八点上到早上五点。机械、枯燥，精神干涸。唯一自得其乐的方式，就是写诗。打工之余，他写了193首诗。他在民间刊物《打工诗人》上发表过诗作。参加过诗刊聚会。是90后打工诗人的代表。在诗歌朗诵会上，他念了顾城的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那时，富士康十三连跳震惊世界。他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里面也包括秦晓宇。在网上看到许立志的诗后，立马把他列做拍摄对象。没想到，许立志拒绝了。就在那年，许立志写下《杀死单于》，表达了对工厂生活的巨大憎恨。他想要逃离，想要离开车间流水线。但他又不知道能去哪儿。他给书城写自荐信，想更接近书本，可是失败了。他谈了一个女朋友，可是他没前途，女朋友出国了。长达半年时间，他飘飘荡荡，无所事事，跟家里人谎称在工厂，私下里却退出了诗社QQ群，不再跟任何诗友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写的诗也越来越激愤、阴郁，满是沉痛。想必许立志最后看明白了，就算写再多诗，也改变不了自身社会处境。在他坠落十个小时后，他的微博定时发布四个字：新的一天。那年10月，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许立志的诗，出自《我的诗篇》就在许立志跳楼5年后，《宝安日报》的副刊《打工文学周刊》出刊，刊头题字变成了“宝安文学”。创刊10年的《打工文学周刊》，就这样巧妙地避开了“打工”二字。回望80年代末，宝安曾是打工文学重要的发展源头，无数的打工人聚集于此，宝安一度被视为打工文学的大本营和策源地。然而谁也没想到，多年后，“打工”似乎成为了一种“低级身份”的象征，似乎变得过于刺耳，容易让人想到它与“某某家”的区别。于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特此更名。这下好了，你看，咱们哪里有什么打工人？都是勤奋的劳动者兄弟罢了。哪有什么打工文学，都是光荣的劳动者文学。都是创作者嘛。哪有什么打工不打工的？就这很像你每次走过城市那些豪宅建筑工地，外面都挂着横幅，赞扬咱们农民工兄弟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是铸造城市辉煌的光荣队伍。表面上，这些口号告诉你他们和城市里每个人一样平等，是他们塑造了城市，他们和都市白领、公司老总一样都是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的人，实际上……不知道如果许立志还活着，又会写下怎样的诗。会不会铺成一首可（chi）笑（ru）的诗。本文部分参考资料：[1]《打工文学：打捞一个时代沉积的历史》，羊城晚报[2]《宝安：中国“打工文学”的策源地》，中国青年报[3]《打工文学，一代深圳人的梦与歌》，深圳客[4]《打工人之死》，南方周末[5]《陈年喜：夜路上的歌唱》，三联[6]《陈年喜，在矿山与诗歌中漂泊》，三联[7]《故事讲完了，女工和她消失的时代》，谷雨实验室[8]《女工诗人邬霞：我要拼命写下去》，第一财经[9]《范雨素的真实与不真实》，三联[10]《范雨素：走下去 活下去》，南风窗[11]《王计兵：一边赶时间，一边写诗》，南方周末[12]《一位外卖员，十五万公里，四千多首诗》，同上...

曾经，不少购房者通过“高评高贷”加杠杆买房，成为楼市上行周期的缩影，如今，“高评高贷”重出江湖，则变成了楼市下行周期中的缩影，这次的逻辑是：房价下跌速度太快。“高评高贷”即房产的评估价高于实际成交价，购房者将较高的评估价虚报为成交价，从银行贷到更多的资金，以此来覆盖两成首付，甚至三成首付，从而实现低首付、零首付。深圳市房地产行业的一名资深从业者对第一财经表示，近两个月深圳二手房降价的幅度确实比较大，与此同时银行下调评估价的频率也高起来，有的房源几乎每周都会下调评估价。“高评高贷”的房源主要来自个别急卖的业主，业主将房源进行紧急降价，但银行的评估价格还没反应过来，才造成了价格差。不过，相较楼市上行周期中人们对“高评高贷”的趋之若鹜，楼市下行周期中，“高评高贷”并没有那么受欢迎，对楼市的影响也有限。业内认为，通过“高评高贷”购房的逻辑是，购房者对未来房价上涨有比较良好的预期，而在当前楼市下行周期中，不少购房者预期悲观，认为现在购置房产，后续房价还可能会下跌，资产投资并不划算，“高评高贷”“低首付”买二手房“龙悦居63平方米的两房户型，中高楼层，满五唯一红本在手，业主一口价385万，评估价550万，零首付就可上车深圳。”近期，房产中介发布的房源信息中有不少这样的“零首付”房源。对于上述信息，第一财经从房产中介处了解到，上述龙悦居小区同户型“零首付”就可购房的房源没有，不过确实存在高评估价的现象，例如一套房源业主挂牌价376万元，评估价达到490万元，可以实现一成首付购房，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近期深圳“高评估价”的情况普遍存在，实际操作中，能达到零首付购房的情况比较少见，但不少房源均可以低首付就实现购房。例如，深圳一名房产中介对记者表示，深圳市南山区大冲新城花园小区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业主要价370万元，银行的评估价格为490万元，若购房者在深无住房，首付按照三成计算，银行按照评估价贷款，可以贷到343万元，与该房源的总价只相差17万元。也就是说，在购房名额、银行流水都符合标准的情况下，购房者实际仅需将成交价虚报为评估价490万元，就可以27万元的首付购买该套住宅，27万元占实际成交价370万元的一成不到。再比如，宝安区富通蟠龙居小区一套面积101平方米，售价515万元的商品住宅，评估价可以达到636万元，如果在深无住房，可以从银行贷款445万元，购房者实际仅需70万元的首付就可以完成购房，70万元仅占房源实际成交总价515万元1.5成左右。房产中介提及，如果按照比较高的评估价去银行贷款，最终的税费、月供也会更高一些。另外，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购房者需要将三成首付先给到银行进行资金监管，如果首付不够，可以找人借钱周转，最终等按揭贷款到账再还。“高评高贷”购房背后的逻辑那么，“高评高贷”，以及低首付高杠杆购房是如何产生的？上述房产中介表示，此前，银行是严格按照政府部门规定二手房成交参考价进行贷款，今年4月末以来，政策已经放开，银行可以按照评估价贷款，而一般情况下，评估价比以往的参考价高，再加上随着深圳房价下跌，不少房源的成交价已经低于参考价，也远低于评估价，政策放开之后，购房者能从银行贷到更多的钱，从而实现低首付。另外，也有房产中介将“高评高贷”的现象解释为：评估价下跌速度不及房价下跌速度。深圳市房地产行业的一名资深从业者对第一财经表示，近两个月深圳二手房降价的幅度确实比较大，与此同时银行下调评估价的频率也高起来，有的房源几乎每周都会下调评估价。“高评高贷”的房源主要来自个别急卖的业主，业主将房源进行紧急降价，但银行的评估价格还没反应过来，才造成了价格差异。记者注意到，房产中介发布的“零首付”房源中，确实有不少房源在整个小区中价格都算是比较低的，也就是所谓的“笋盘”。上述资深从业者表示，真正买房自住的人其实不需要通过“高评高贷”的方式去购房，因为以较高的评估价贷款之后，购房者的月供的压力也会增加，实际通过这种方式购房的是一部分投资客，但是现在市场预期比较悲观，无论是刚需自住购房者，还是投资客，通过“高评高贷”买房的人都不算多，对楼市的影响也有限。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宇嘉对第一财经表示，通过“高评高贷”购房的逻辑是，购房者对未来房价上涨有比较良好的预期，在过去楼市上行周期中，通过“高评高贷”购房的现象非常常见，这种加杠杆的行为也推动了深圳楼市成交量、价格的上涨，而在当前楼市下行周期中，上述现象已经明显减少了，因为不少购房者预期悲观，认为现在购置房产，后续房价还可能会下跌，这样的资产投资是不划算的，与此同时，“高评高贷”对楼市的成交量，以及价格的支撑力度也是在下降的。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高评高贷”购房，也存在法律风险。广东知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博恩对第一财经表示，“高评高贷”实际上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通知、说明、协助、保密等义务”。因此，购房者如果虚报实际成交价格，即将实际成交价格提升至更高的评估价，获取更多的贷款来购房，这种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属于违法行为。若被查到，购房者可能会被追究民事责任，不仅要偿还多贷的款项，还可能需要支付违约金、罚息等，并可能对其信用记录造成影响。有二手房已降价至5折实际上，相较2020年、2021年上半年的房价高峰期，深圳的房价已经跌了不少。记者了解到，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深圳北站附近的龙悦居四期，一套63平方米左右的房源，在2021年的高峰期曾有过750万元成交的纪录，而当前，该户型已经多次出现400万元以下的挂牌价，一名房产中介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上述户型近期最便宜的一套总价为376万元，已经较高峰时期的价格腰斩。上述的大冲新城花园50平方米，业主要价370万元的房源也不例外，在2021年的高峰期，该户型成交价曾达到550万元，相比起来，该户型的总价跌幅为33%。再比如曾经被炒房团“围猎”的南山区诺德假日花园小区，户型为48平方米的商品住宅，在2021年的高峰期曾以756万元的价格成交，单价接近16万元/平方米，近日，该片区的房产中介告诉记者，该户型的挂牌价已经降至480万元，较高峰期下降了37%左右。据乐有家研究院统计的数据，今年10月，深圳二手住宅的成交价环比下跌2%，除了9月止跌，今年4月以来深圳二手房成交价均处于下跌状态，7～10月，每月都有超6成的房源以低于参考价的价格成交。成交量方面，尽管8、9月有“认房不认贷”、房贷利率下调利好政策的加持，深圳二手房成交量依旧处于荣枯线（5000套/月）以下的低位，10月深圳全市二手房录得3717套，尽管成交量环比、同比有所增长，但依旧不及今年3月小阳春时期。新房市场依旧没有太大起色，今年10月，深圳一手住宅成交2654套，环比上涨28%，结束了8、9月的“两连跌”，成交量低于月成交5000套的荣枯线水平。...

作为一名高三班主任，张荃面临的问题是，她要处理的文件越来越多。最近，她收到一份关于不文明交通行为整治的通知，发通知的是县教育体育局。根据通知，她所在的城市将重点查处家长、学生不戴安全头盔的现象，“家长不戴头盔，要处理我，要通报批评我。”张荃不太理解。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何卫公每天都要处理类似的通知文件，其中很多与学校教育教学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不得不遵照通知要求，在学校里安排五花八门的“非教学任务”。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完全统计，教师接收到的非教学任务不仅涉及“扫黄打非”宣传教育、禁烧秸秆宣传等，还有家庭情况摸底、强制下载各类App、视频学习打卡、截图拍照留痕、填表造册、卖保险等。作为教师，张荃没有其他选择，她必须按要求及时完成任务。很快，张荃在全班统计了上下学方式，并在班级和家长群强调，骑电瓶车的学生、家长要戴头盔。最终，张荃并未被学校通报批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戴头盔了，还是没被抓到。”张荃说，“我很想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教书育人？”“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所在的学校，一天最多能收到20多份来自各方面的通知，少的时候也有一两份，寒暑假期间都会有通知。“我们统计过，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说，“有35%左右是跟教学无关的。”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部门，它们往往通过OA办公系统、QQ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问题。在江苏某县高中工作的张荃说，最近她刚刚带着班里的两名学生，占用晚自习的时间，花了近3个小时，完成了全班50余人的一项答题打卡任务。这项任务要求每名学生完成15道选择题，正确率100%。为了不浪费更多学生的时间，她得挨个登录学生的账号，代替学生答题。去年，这件事是张荃独自完成的，她断断续续花了3天时间。这样的答题打卡任务甚至催生出一些“偷懒”技术，可以将学生账号、密码自动填充到相关学习平台，并使用自动学习、自动答题功能完成任务。校长何卫公将这些平台分为两大类：教育管理类和安全管理类。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目前有二三十个平台需要教师参与填写或收集数据，他将一部分任务交给相关的管理员来操作，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平台需要教师帮忙收集数据。在南方一所乡村小学，班主任郝明每两周要给40余名学生的家长打一次电话，提醒他们完成“安全教育平台”上的学习任务，以应对每月一次的检查。完成学习任务时，系统会提示家长“请勿代做”，但家长也不得不按班主任的要求完成。一些家长对教师的态度开始变为讨厌和不待见。学生们则在这个过程中目睹教师造假。“每个家长每周都要做，少一个人会影响你的绩效考核。”郝明告诉记者，“（任务完成量）差得多了，班主任的绩效会被扣到最低。”“这是典型的考评机制倒逼学校行事。”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说，“而一旦考评机制中的非教学活动占比过大，问题便自然产生了。即使表面上看来‘素质教育’全面开花，但有多少是真正开展或者说达到成效的，就无从考证了。”“各种平台系统都是要排名的，都是要报数据的。”何卫公说，“这些数据资料收集整理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也严重挤占了大家的教学时间。”“最起码一周要经历两到三次这样的事情。”此前，因为学校“反诈宣传”任务推进效率低，排名靠后，校长何卫公被通报批评过。在这项任务中，学校要让学生家长下载相关App。家长下载好后需截图发给班主任，班主任汇总统计、打包，再将资料交给学校，学校再交给反诈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但对他而言，想要让学校里数千名学生的家长都配合，并不容易。“很多家长不配合，我们就打电话，进度慢了点，就被通报了。”何卫公说。更不巧的是，这学期这所学校里的一名学生在玩家长手机时，被诈骗10万余元。很快，有关部门派人来检查了学校的反诈宣传资料，何卫公被约谈，并被批评教育。“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近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青年学者易卓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教师的非教学任务确实很多。“（原来）有的教师跟我们讲，‘除了畜牧局不进学校以外，所有的部门都进学校’。但是现在，畜牧局也进学校了。”易卓告诉记者，“就是搞检查”。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关任务。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有20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何卫公所在的学校，被要求进行“扫黄打非”“扫黑除恶”的宣传，要挂横幅，做宣传角，并将“致家长的一封信”读给孩子听。“小孩子就会很奇怪，黄色不是很正常的颜色吗？”何卫公说，“讲良心话，一个教文化、教常识的地方，教这些东西，是不是教育适得其反了？”易卓所在的调研团队在湖南调研时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收新农合医保的指标，但由于医保费用渐贵，一些百姓并不愿意交，地方医保局就专门发文要求学校配合收医保。“（文件）下来以后，所有的教师都要给家长打电话收医保，这是很夸张的。”易卓告诉记者，“（这些事）很影响家校关系。”“以前教师家访，真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个学生的问题，但现在家访都是为了完成其他任务。”易卓说，“家长就很有意见，‘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做？’”在陕西的一所小学，打疫苗、购保险也需要通过班主任联络学生。这所学校二年级的一名班主任李舟告诉记者，班主任需要统计愿意买保险的人，并由班主任来收费，“还只能收现金”。“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易卓说，教师非教学任务增多的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系统去理解，“比如现在村里面的（类似）工作也很多，逻辑是一样的”。在何卫公负责的学校，教学任务本就繁重。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一周的标准课时是30节，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有相关课时规定，必须执行。但往往当地一些行政部门会给学校安排各方面的宣传教育任务，“哪个部门觉得哪个东西要让学校讲一讲，就给你下个通知、下个文件，让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节课，然后拍照上传视频，证明你做了。”何卫公说。由于课程安排本身较满，有时很难协调出空余课时，上级通知又要求短时间内必须要做，学校只好临时加塞课程，一堂教学课就这样被挤占了。易卓所在的团队估算，非教学任务会挤占掉教师一半以上的时间。早在2017年，李镇西就在《教育研究与评论》发表了《关于“较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787名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参与了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普通教师与班主任对非教学工作的负担感受最为强烈。调查数据显示：有52.6%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基本教学任务的准备，80.5%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教育教学研究。这些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于非教学任务。“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在李镇西看来，那些与教师们“考核”挂钩的规定、任务，渐渐成为教师们的“微负担”，点点滴滴的“微负担”聚集起来，成了压在教师们头上的一座山。视觉中国供图“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课”凡事要留痕，也成为班主任们身上的“微负担”。“一线教师愿意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但实在是被形式主义所累。”张荃说，找孩子谈心谈话，要把谈心内容写下来；关注公众号、下载App的任务完成了，还需要截图上传。一所乡村小学的班主任告诉记者，在她所在的学校，班主任兼职保安，每天早上，要换上保安服在校门口守着，并拍照上传留档；放学继续在校门口当保安，目送孩子放学回家，继续拍照留档；假期要每天在家长群发安全提醒，并截图上传。“反正现在什么都得留痕，免得出了什么事情找上你说不清楚。”张荃无奈地说，“为什么我的头上不长一个摄像头？”各式各样纷至沓来的非教学任务，让四川一所小学的校长高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好像）都能关系到我们。”而在所有的非教学任务中，他最为无奈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任务，“安全第一，教学第二”。由于相关任务过多，这所学校不得不设置“安全办主任”一职。“安全办主任要上传下达各种文件，填各种报表，做各种方案预案、各种制度。出一个事情一个制度，制度非常多。”高霖说，比如防火、防溺水、防磕碰、防传染病、防高坠、防食物中毒，等等。没有教师愿意主动承担这项任务，高霖只好安排一位去年新来的女教师担任。“她最年轻，看起来还比较活跃。”除了安全办主任一职，她还需要教两个班级的数学课。然而没过多久，那位年轻的女教师就不干了。高霖说，动不动就有人来检查，检查就需要准备各式各样的材料，有时需要全体动员，有时还要在网上填报资料，“300多项，一般的人都摸不着头脑，光填报这个就把教师搞得精疲力尽。”高霖记得，那一阵子，那位姑娘整天不高兴，脸上也没什么笑容，他担心她出现了心理问题。后来，高霖只好减少她的代课时间，让她只教一个班的数学，那位姑娘的情况才慢慢好转，但安全办的工作仍在继续。2022年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教师工作压力和负担加重。这项调查抽取了全国各地3564所学校的两万余名教师，70.9%的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当教师的本职工作被非教学任务占去一大半时，牺牲的不仅是时间，更有心情，甚至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李镇西说，“教师不怕苦不怕累，怕的是无效、无意义的苦和累。”张荃自以为是一个心理比较强大的人，但也经历过很多次崩溃。最近，让张荃感到崩溃的是，她所在的城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她需要每周选择一个上午或下午，到校门口打扫卫生，并被要求背诵“创建文明城市应知应会知识”，参加相关考试。“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课，其他的，尤其是这些杂事，我希望离我越远越好。”张荃说，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她一直觉得，当班主任最能够把自己的教育理念传递给学生。然而，接受采访的两位校长都发现，在非教学任务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学校教师的心理问题正在浮出水面。何卫公告诉记者，教师们也变得很焦虑，有时候情绪很烦躁，一些教师陆续出现心理问题，寻求心理干预，甚至选择辞职不再教书。但他有时也感到爱莫能助，自己也很茫然。“大家都没办法把精力安安心心用到教育教学上，教学质量就受影响。”何卫公说。“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无意义”“没有成就感”，受访的教师大多如此形容那些非教学任务。语文教师李舟说：“上好课是本职工作，有成就感，但把一篇公众号（推文）写得让领导认可，只是在完成任务。”班主任郝明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杂事上，她说：“我本来是热爱教书的，但如果总是这样耽误我的备课工作，我会没有成就感。”“陶行知曾提出‘六大解放’，是解放孩子们的大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空间。我觉得，教师也需要‘六大解放’，也是被束缚了的。”李镇西说，“恰恰是给予宽松自由，我们的教师才会有教育的创造性。”为了给学校、教师松绑，面对不断加码的非教学任务，何卫公也会想一些办法，应付上级的要求和检查，比如把过去的档案改掉时间拿出来用，将原本所有班级都要搞的活动只安排几个班。高霖也选择灵活处置非教学任务。“有些东西能够应付的，就尽量应付，反正就是给教师尽量腾出时间让他们教书，让他们用心教书”。比如，上级要求暑期教师要每天参加巡河，高霖并没严格执行，他会在学生在校时就提前做好防溺水教育，“偶尔检查比较紧的话，我就安排”。比如，为了防止投毒事件的发生，学校厨房被要求严加管理，泡菜坛子要上锁。“还不能一个人锁，要两个人锁，一个人配一把钥匙，两个人同时才能打开”。高霖并未真的遵照要求去做。但他知道，一些学校确实如此做了。“泡菜坛子要上锁，那锅、盘子、碗要不要上锁？”与此同时，食堂里有30余种表格需要填写，这也需要教师来完成，包括入库出库登记、饭菜留样登记。“特别是这个出库登记，每天吃了多少米，每天吃了多少菜，每天吃了多少肉，每天吃了多少酱油、多少醋。”这学期刚开始时，何卫公就收到7个“开学第一课”的任务。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诸多的“开学第一课”，索性偷懒，“一个班搞一个，拍个照片应付一下”。“他（教师）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这些事情过多之后，让教师没有时间去思考，没有心情去思考。”高霖说，在过多的非教学任务下，教师就像普通的车间流水线上的一个部分，没有把他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何卫公也觉得，教育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要安安静静地去陪伴、去发现、去激励，而不是像机器一样生产。在浙江某地调研时，易卓发现，也有教育局今年开始尝试为学校、教师减负。“他们把创建性活动进校园，做一个反向考核，每年不能超过多少项，如果超过就扣分。”易卓说。实际上，2019年，教育部就提出要为教师减负。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该意见指出，由于一些历史的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目前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还存在负担较重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频率高；各类调研、统计、信息采集等活动交叉重复，有的布置随意。“这极大地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给教师增加了额外负担。对此，必须牢固树立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的理念，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该意见中说。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还曾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趋势，杜绝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做法。在此期间，一些地方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重点任务台账”，并列出20项减负“重点任务”，并要求区市教育局于规定日期前报送工作总结；一些地方立足为教师减负，将过去分解到学校由教师承担的志愿服务任务改由局机关承担；一些地方叫停取消或整合部分进校园活动。何卫公记得，自己10余年前同样是做校长，那时，文件很少，开会也不多，每天，他可以把心放在教育上。有时，去教室听听课，甚至亲自上课；或者约几个孩子聊聊天，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心理状态；或是找一两位教师谈谈话，帮他们在教育上有更好的发展。他还有时间看几份教育类的报纸、杂志，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闲下来还可以到操场上跟孩子们一起打打球。“看到孩子们成长，看到学生进步了，这个时候就是最幸福的。”如今，李镇西再回想起来多年以前的教育生涯，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又心疼现在的年轻教师。41年前，他刚刚成为语文教师，还担任班主任。那时候，没有教学以外的形式主义的任务摊派，也没有接二连三的红头文件，没有名目繁多的检查，也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学不完的安全知识，也没有“痕迹管理”。“那时候，老师也关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但不用时刻担心学生的安全，更不用在放假后还担负起‘巡河’的责任。”李镇西说，“那时的教育很简单。简单到，教育，就是教育。”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

加拿大即将创设一个公司登记处，使数百万空壳公司拥有人的身份无所遁形。这些可使用银行系统进行存取操作的匿名公司实体，经常被犯罪分子利用作为洗钱谋取非法利润。据《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及《商业报告》（Report on Business）专栏作者Rita Trichur撰文指，最近获得御准的C-42法案为建立联邦企业资料库奠定了基础，该资料库将可供公众搜寻、免费使用和存取。其数据也可得到验证，以防止欺诈。该资料库有望于2024年真正投入运作。“受益拥有人”（beneficial owner）登记无疑将有助于修复加拿大作为“保密管辖区”的声誉，然而，这只是打击金融犯罪所需的众多解决方案之一。全球性民间组织“Publish What You Pay Canada”受益拥有人运动负责人卡尔德拉(Sasha Caldera)表示：“可公开访问和可搜索的登记处，每年可以阻止数十亿元的非法资金通过联邦公司进入加拿大。”“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尽管如此，联邦资料库的成功仍需取决于各省的参与，因为绝大多数空壳公司都是在省级注册成立的。卑诗省和魁省均表示愿意参与泛加拿大（pan-Canadian）登记，但包括安省和亚省的其他省份仍然存疑。卡尔德拉表示，联邦登记处还有其他限制，例如，目前尚不清楚信托或合伙企业是否属于新立法的管辖范围。同样，也不确定获得在某个省份“开展”业务许可证的外国公司，是否需要披露受益所有人，并指出这一过程与在某个省份注册公司不同。加拿大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FINTRAC)估计，70%的洗钱和50%的恐怖主义融资案件涉及滥用公司和其他法律实体。律师、安省律政厅前法律总监杰弗里·西姆瑟（Jeffrey Simser）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受益所有权制度必须是全面的，并涵盖公司以外的实体（信托、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他指，“英国最初的制度错过了苏格兰有限合伙企业的一种形式，随后有人滥用该工具来避免透明度。”打击清洗黑钱财务行动特别组织（FATF）先前已将受益拥有人保密，视为加拿大反洗钱制度中的漏洞。加拿大目前正在准备另一次FATF评估，因此拥有有效的登记处是当务之急。加拿大也迟迟未更新其《犯罪所得(洗黑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法》(Proceeds of Crime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Act)，有人担心渥太华会选择对该法律进行更多修改，而不是进行全面改革。Rita Trichur表示，渥太华最终应该允许银行参与受保护的资讯共享，以抓获洗钱者。FinTRAC还需要新的制裁执行权，此外，即将成立的金融犯罪机构需要强而有力的授权。各省市政府也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追踪这些资金，因为非法资金正在推高房价，并助长鸦片类药物危机和人口贩运。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已要求阿里巴巴集团（9988.HK）旗下的物流公司菜鸟提交有关其股东和运营结构的更多信息，因为该公司寻求在香港上市。据中国媒体周二报道的11月10日的文件显示，中国证监会还要求菜鸟描述其业务对阿里巴巴的依赖，并提供阿里巴巴其他业务分拆计划的细节。...

文章摘要中国便利店加盟商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和亏损风险，许多加盟商想要退出这个行业。• 中国便利店行业在资本加持下蓬勃发展，但个体加盟商的生意并不好做。• 竞争加剧和折扣店的崛起给个体加盟商带来了销售额下降和亏损的风险。• 加盟商面临着位置不佳、成本高、货物折损等问题，很多人想要退出便利店行业。济南的711便利店加盟店主陈云（化名）被架在了“火架”上。她面临着两个选择：继续开店不但没有利润，每个月还都要小赔上一笔；可是如果关店，签约时交的20万元保证金就拿不回来了。她选择了熬，熬到五年期满，拿回保证金，一天也不多开。相比之下，小罗（化名）的前老板就十分果断了。他在发现同一条街道上新开了两家便利店后，立刻关停了自己在那条街上的罗森。20岁的小罗也就此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失业。在过去几年中，在资本的加持下，中国的便利店行业迎来了快速的膨胀。据CCFA（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与毕马威共同发布的《2023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中国便利店总店数从2019年的13.2万家增长到了2022年的30万家。行业仍在快速发展，但个体加盟商的生意并不好做。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无论是平均单店销售额，还是平均单店覆盖的人口，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不仅如此，来势汹汹的各种折扣店也给商品售价较高的便利店上了一课。杭州便利店主王慧（化名）表示，一瓶农夫山泉矿泉水，她的店里卖2元，折扣店售价为1.1元，旁边的超市原本卖1.5元，后来也降价到了1.3元。原本应该不愁卖的商品逐渐开始滞销。亏损的风险在加剧。越来越多的加盟商在社交网络上表示，便利店已经不是一门好的生意。只是，想要逃离这个行业，也不那么容易。一、便利店大跃进2017年4月的合肥街头，到处都是正在施工的工地。一座座写字楼、居民楼拔地而起，构建起了未来的城市森林。宽窄创投的创始人潘金菊正和团队在合肥考察一个创业团队，这个团队打算创立一家便利店品牌。“我们心里是发怵的，合肥当时的（便利店）第一名还只有50多家店，我们有点担心这个市场起不来。”潘金菊告诉我们。这个城市蓬勃的发展，给了她最终拍板的底气，“我觉得便利店的核心增长点，是来自于城市化进程中商务区、社区的发展，便利店对它们的覆盖。”他们选择了投资。这个团队在那一年的5月，成立了一家便利店品牌——邻几。到2023年2月，邻几的门店已经超过1000家，成为了安徽本土最大便利店连锁企业之一。不仅是潘金菊看到了便利店在中国市场上成长的潜力，无数的资本也在蜂拥而至。从2016年开始，便利店行业几年间涌入了近百亿资本，红杉、君联、愉悦、IDG、华兴等众多投资机构纷纷入场，投向猩便利、好邻居、Today、中商便利、见福等多家便利店品牌。其中最亮眼的无疑是便利蜂。2020年，便利蜂曾向外宣布，其过去几年累计募集资金达到了15亿美元。不仅是邻几，在许多省、地区，都出现了区域性的龙头便利店品牌。如在江浙地区十分强势的十足，山西的唐久，四川的红旗……CCFA统计，在2022年，国内共有31家便利店企业跻身“千店俱乐部”。行业的竞争正在快速加剧。除了资本加持的新品牌，老牌便利店们也纷纷以加盟的形式，开启了跨区域抢市场之旅。陈云就是711便利店进入济南市场时，首批下场开店的加盟商。那时的711大力布局全国市场，2019年至2020年期间，在郑州、福州、西安、武汉等城市纷纷落下首店，又在2021年4月落户济南。当时的计划是两年内在济南地区开设100家店铺，并逐步向周边地区展开布局。决定加盟前，陈云考察了711在山东其他城市的表现。有新闻报道称，2020年12月25日，711在烟台的首批三家门店开业，开业当天业绩合计92万多元，单店最高达到75万元，创下711全球单店销售额历史新高。2021年4月，711在济南的首店开业时，也创下了34万元的营业额。彼时，那家门店的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市民们都想看看这家日系便利店有什么特殊之处。陈云也问过一些从业者和711运营方，得到的信息是：每个月利润有5万元左右，最多半年就能回本。这让陈云一下子动了心。她在济南一个写字楼商圈找好了铺面，总共花了60万元，在2021年8月，开了自己的第一家711便利店。不仅是711，罗森也在以多种加盟模式组合的方式，大刀阔斧地扩张。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公示的《2022年中国便利店TOP100》榜单显示，2022年罗森中国以5641家门店位列第五，居外资便利店之首。而在2017年时，其在中国的门店数量还不足1000家。这意味着，五年之间，罗森的门店数量净增达4600多家。据小罗介绍，他的前老板原本是一名罗森的店员，通过“直营转委托”的形式，成为了一家门店的店长。而后又一步步做大，到2022年时已经拥有了四家罗森加盟便利店。水涨船高，当时的便利店员工普遍也过得不错。小罗最开始只是一个普通的店员，负责打扫卫生和零食区的商品更换，后来又负责收银。在那一年，小罗的老板新开了两家店，小罗又被提拔到了一家新门店做店长。从普通员工到店长，小罗只用了八个月，底薪加提成，月收入也能达到万元以上，这对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来说，算是一笔不低的收入了。二、越来越难做的生意门店开了起来，陈云才逐渐发现，便利店并不是一个容易做的生意。陈云开在写字楼的便利店，如果不在疫情期间，每天平均营业额大致在4000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在12万元出头。所有营业额都归到711的总账户中，每个月从中进行结算，对利润进行分成。在加盟时，陈云得知的信息是：扣掉员工工资、水电、房租等成本，自己能够分到利润的25%，估算下来大致在10000元左右。但是，实际的支出超出了预期，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员工资超预算，另一方面则是货物的折损。在人工上，由于711要求24小时营业，夜间必须安排员工守店，但晚间的写字楼附近几乎没有人流量。“一个夜班人员一个月工资在7000块左右，但他基本不产生任何工作量。”陈云说。折损指的则是商品过期、破损产生的成本，这些都需要由加盟商自己承担。日系便利店长期摸索出来的一套经验表明，货架货物丰富度、饱满度更高，更能让消费者产生购买的欲望。最能够让人产生饥饿感的面包要摆满靠近门口的货架，以此引诱消费者进店。但是，卖不完的面包第二天就过期了，这部分的损耗只能由店主承担。“一款面包我店里一天只能卖10个，但他们会要求我订15个。”陈云说。上海全家加盟商景瑜（化名）同样透露，全家也要求加盟商在一些短保产品上追加订购量，“每天的订购量会是我销售额的130%。”在陈云的店里，每个月都有货值5000元～6000元的过期产品损耗。景瑜同样如此，他给自己的店长定下了一个KPI：损耗不能超过7000元。他认为，只要是在7000元以内，他就还能够承受。一个月算下来，陈云不仅赚不到钱，每个月还要亏5000元～7000元。这与她开店之前所听说的“一个月5万元利润”完全不符合。景瑜的店收益还不错，这和他的店开在医院附近有很大关系。这所医院附近一公里范围内只有这一家便利店。这也是景瑜这家店的日销售额能达到3万元的原因之一。景瑜估算，他一年就能够收回100万的开店成本。他也直言，如果是街边店、社区店，以及写字楼商圈店，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大家最怕的，就是周围有新的便利店出现。但是，便利店主们担心的事情正在不可避免地发生。《2023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在2019年至2022年之间，中国的便利店门店数量从13.2万家增长至30万家，平均单店日营收则从5297元下滑到了4794元。图片来源：《2022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在渗透率上，2022年中国大陆的单店覆盖人口率为4751人/店，相比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等成熟市场仍有较大的差距。但相比2021年的7033人/店，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这个趋势下，便利店加盟商的回报周期正在变得越来越长，一些位置不佳，经营不善的便利店，亏损风险也在加剧。三、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成为店长仅一年，小罗就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失业。在2021年时，小罗负责门店的日销售额最高达到过2万元，平均下来每天也有1.3万元。但是，到了2022年，这家店的销售额骤降，很多时候不到6000元。“达不到6000元就是亏损的。”小罗说。这一方面是疫情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竞争的加剧。店面所在的街道一公里左右的范围里，一年之间就多了两家便利店。小罗的老板先是选择了裁员，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小罗的门店只有他一个正式员工，以及一到两名实习生。小罗的工作量骤然变大，但收入却比2021年缩减了不少。到了2022年6月，小罗的老板判断这家门店的业绩回到2021年的可能性不大，便选择了关店。三个月后，小罗转型成为了一名驾校教练。潘金菊观察到，从2022年开始，许多区域性便利店龙头品牌，在本土已经没有扩店空间后，就开始了跨区竞争。起家于温州的十足，已经将网络铺满了整个华东地区；太原的唐久跨到了郑州；邻几也去到了福建……潘金菊认为，这个趋势在未来还会越来越激烈。但是另一方面，跨区域对便利店企业来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要重新搭建团队、做市场，与本土的便利店品牌竞争，去适应当地的环境。点位对便利店至关重要，而城市的商圈、社区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便利店行业竞争中的先发优势愈发明显。据陈云介绍，711进入济南市场时，济南已经有本土品牌橙子便利，以及当时风头正盛的便利蜂。711和本土便利店相比并没有很多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产品上。陈云对比过自己店里与其他便利店相同的产品，发现711的定价明显更贵。在一些自营的产品上，711所生产的三明治、饭团在济南的接受度也并不是很高。济南市本土还是更喜欢吃热食，包括面、水饺等，而711并没有这些特色化的产品。2022年8月，那家开业时营业额达到34万元的711首店被济南当地媒体爆出已经人去楼空。便利蜂也关闭了在济南的多家门店。家住杭州的王慧加盟的也是一家跨区域便利店品牌——利购联华。公开信息显示，利购联华的运营方为南京宇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也曾出现在一级市场上，拿到了君兴资本出资的6000万A轮融资。王慧夫妻被日系便利店动辄60万以上的加盟费拦在了门外。而利购联华开店总成本只需25万元，这让两人十分心动。但王慧没想到的是，从签下加盟协议那一刻起，他们就陷入了与这家企业不断掰扯的困局之中：“他们选的门店地址，附近一千米内，就有两家同一品牌的便利店。”王慧说。在加盟前，企业承诺协助办“烟酒证”，但最后因为门店面积少了1.5平米而拿不到证，全程并没有专业的人员提醒和协助。更让王慧生气的是，品牌方报价1.8万元的冰箱、收音机，市场价实际上只需要6000块。她抱着孩子与项目经理吵了一个星期，才被允许自己购置设备。开业后，品牌给的进货价竟然比市面上的批发价平均高出5毛钱，配的货物中还有大量卖不出去的糖果。加盟时企业承诺的“包售后”“允许退换货”，这时也统统失了效。王慧和企业方面又掰扯了两个星期，才被允许退掉很少一部分的货物。对于这家店，王慧算过，每天营业额需要1200元才能够保本，但营业以来，最好的一天也只有800元，最差的一天只有几十块钱。四、进退两难促使王慧最后下定决心退出的，是隔壁新开的零售折扣店。从市场来看，她的店商品售价平均比折扣店高出五角钱，自然没法跟对方竞争。“今年的市场全乱了。”她感叹道。9月初，她在社交平台上挂出了店铺转让的消息。她保守算了一下，从5月接触这家便利店品牌，快速开店，再到如今，她至少要损失10万元。店铺转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想转让的店主太多了。王慧加入了一个杭州超市、便利店的老板群，每天都有人在发门店转让的信息，价格并不高，但成功的却没有几个。不仅是她，陈云也陷入了想关店却关不成的困境。她在签约时缴纳了20万的保证金。合同规定，如果没有经营满五年，这笔保证金就拿不回来。她也想过转让，在济南的711便利店加盟商群里，同样也有其他店主发布转让门店的信息。她看到了一位今年3月开店的店主寻求了好几个月的门店转让，一直没能转出去，最后选择了关店，亏掉了50多万。她也不再对转让这个事情抱有期待。陈云也反思过，是否是因为自己的店铺位置不佳，毕竟决定一家便利店生存状态的关键因素是位置。她与711在济南的代理商协商，想要将店面搬迁，得到了允许。随后，她找了一个社区型的店铺进行装修，然而在新店装修完成后，她又接到了通知，称老店铺不能关店。这让陈云进退两难，无奈之下，只能两家店一起开。好在第二家店开在社区附近，位置比第一家店好，人流量更大。经营下来，还有一些利润空间。目前，陈云将写字楼的门店以半委托、半转让的形式交给了一位合伙人负责，自己则负责新店。她现在的计划是熬过五年，拿回押金，“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想干了。”不仅是加盟商想要退出，面对行业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许多创业者、便利店老板也在思考退出的可能性。潘金菊透露，在今年，越来越多的便利店企业老板，对外透露出了想要售卖资产，退出便利店行业的打算。便利店行业的整合，已经在悄然进行，这也让她看到了新的机会。在近期，她产生了成立一支并购基金收购优质便利店品牌的想法。“便利店是一个规模的生意，区域里的便利店前一两名，只要它的有效门店在400家以上，就可以往上游去做定制产品。”潘金菊表示。这也给了它们发力鲜食提供了基础，“鲜食的毛利空间基本在40%以上，是最赚钱的。”通过规模优势，许多便利店企业能够获得很高的毛利率，同时，便利店也成为了一个整合上下游供应链的很好切入口。对资本而言，便利店依然是一个“好”生意，是一个稳定而强势的渠道，也是一个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机会。但是，这与个体加盟商并无关系，他们在意的是每日的营业额，每个月真正到手的利润。陈云很多时间都泡在了便利店里，她总是神情紧张地巡视着，提防员工偷东西。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她将其归咎于711方面缺乏对员工培训，以至于加剧了加盟商的压力。景瑜则被全家要求的“换台账”折磨得不行。所谓的换台账即给商品更换货架位置，在全家的要求中，门店需要半个月一小换，一个月一大换，一季度更是要全场换。每个位置都要根据全家的要求卡好，不然就会被减分。但是，景瑜对这门生意依然充满了干劲，他的目标是将日营业额做到4万元。个体无法左右总是在变化的行业和环境，但时代也不缺幸运儿。只是王慧、陈云、小罗，并不是那个被便利店选中的幸运儿。...

陕西省纪委监委官网披露，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小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陕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袁小宁是陕西西安人，1961年出生，高级工程师职称，曾先后任能源部西北电业管理局石泉水力发电厂厂长办公室主任，电力部西北电管局生产处专责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他曾任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经营处副处长，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他还曾任陕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