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股市目前的状态，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表示，一边是一堆拥有雄厚资金实力、专业风控能力的机构，一边是成千上万的零零散散的普通投资者。他做了一个比喻，“一边是拿着AK47的机构，甚至有一些是联合收割机，一边是拿着水果刀，好的拿着一个镰刀，想在这个市场上收获一点东西。大家进入这个市场，既有融资功能又有投资功能，但是这个市场是什么局面呢？当你拿着水果刀和镰刀进去，为经济升级转型和融资功能的转化做一点贡献时候，发现面临的都是收割机，因为它天然是不对等的”。他解释，“我们不是说光保护弱者，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得承认这个市场天然的不平衡或者是严重的失衡。”他表示，首先是理念上要端正，其次是定位，再其后是机制。学习不了成熟市场，印度我们还学习不了吗？我觉得我们要向世界搞得好的市场都要学习学习。”...

“在上班和上进之间，年轻人选择了上香。”网络段子背后，是近几年掀起的“寺庙热”：雍和宫手串受到追捧、寺庙义工一号难求、寺庙招聘贴点击量动辄10w+……热闹之下，弘鑫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弘鑫，28岁，前北漂媒体从业者，已经在浙江某禅宗寺院工作了两年，吃住都在庙里。最初，我们请他来写这篇文章，多少带着些好奇之心，想了解真实的寺庙工作到底什么样。但看到文章后，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寺庙的生活对一个人的影响。在GQ报道的“别样人生”系列文章中，我们为大家呈现多元的人生样本，也展示对人生一些终极问题的探索。以下是弘鑫的讲述：寺庙的一天清晨5点刚过，许多都市人还在睡梦里，寺院的打板声就响起了。不要小瞧这一块木板，打起来也有讲究，按照《四分律疏饰宗义记》的说法，要打得“创而轻，渐急而重，将欲了时，渐细渐没。”打板之后，鼓楼的钟鼓声交替响起。伴随着这些声音，寺院渐渐苏醒，我也开始起床洗漱，通常在晨钟结束前后便前往大殿外，时而行禅——简单来说，是自然放松地走路，觉知自己的每一步，以步行的方式禅修，时而驻足望着石缸里的荷花，还可以单纯地发呆。待到5点45左右，我便进入大殿就位，同众师父师兄共上早课。早课持续45分钟左右，内容主要是念经，有楞严咒、十小咒等，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五会提前到5点半开始。对于义工和我这样的工作人员，早课是自愿参加的，不想参加的人可以去殿前广场上打太极，去花园里站桩，或者晨跑散步；当然也可以选择不那么早起，多睡会儿直接去吃早斋。6点50是寺院的早斋时间，通常以不同的粥和馒头为主，配有蔬菜与咸菜，有时也有豆浆、油条、素包子、素馅饼等作为调剂。吃过早斋稍作休整，我就去上班了。我叫弘鑫，28岁，2021年辞去北京某媒体的工作，来到了浙江的这座禅宗寺院上班，至今已有两年。弘鑫是我在北京皈依时师父起的法号，弘表示辈分，鑫是从我名字中取最后一字。在寺院工作并非都得皈依，主要看个人意愿。刚到寺院时我在图书馆任职，业余当过寺院内的电影“放映员”，之后去中轴线短暂负责过殿堂卫生，现在在文宣部负责寺院的公众号及摄影工作。公众号在保证日常更新外，还会发布些寺院新闻及日常活动等。至于工作时间嘛，上午是从早上7点半到11点20午斋前，下午是从2点到4点50晚斋前，偶尔在晚斋后加会儿班，中午有充足的时间遛弯儿、取快递和午休。得益于之前在媒体的“修行”，我在寺院的工作可谓得心应手。饮食作息变得固定、健康，按时吃饭，按时休息，工作节奏变缓，打乱计划的突发事件减少，让我拥有了久违的对生活的掌控感。在图书馆时，我与智慧相处，管它古今中外，感兴趣便从书架取下阅读；之后负责大殿外卫生，有法会时一边劳动一边听师父们唱诵，平时听听鸟鸣风声，思考问题或者放空自己；现在文宣部近水楼台先得月，时常有蹭课及参与活动的机会，学有所获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开阔了眼界。对了，不用打卡是在寺院工作的一大特色，佛家讲“发心”，延伸到工作上，就是充分相信大家都能按时上岗完成工作。到了饭点儿，除门岗、茶室等特殊岗位外，其他人都会按时来到五观堂（斋堂）过堂（吃饭），哪怕手头还有没忙完的事情，也是放下先去干饭再说。毕竟，在寺院里吃饭也是很讲究的，有与之配套的仪轨，而且饭菜也不会像外卖那样等你。早斋和午斋动筷前，大家会先念诵一段二时临斋仪，我们寺还会先念诵一段传统文化选摘，时而是论语，时而是群书治要等内容。午斋是三餐中最丰盛的一餐，通常是四菜一汤，有时还会发些水果。端午、中秋之类的节日发粽子、月饼，夏天发从寺院荷塘采摘的莲蓬，新鲜的莲子很可口，莲心也不苦。晚斋时，大部分部门都下班了。下班后的时间大家自由安排，可以出寺逛逛，但要在晚上6点半之前回来（我们寺下午4点半停止对外开放，6点半关寺院大门，每周日推迟到晚9点关门）。晚上，寺院内会举办丰富的活动，比如一周放映一场电影，有《幸福终点站》《美丽人生》《海上钢琴师》这类经典佳片，也有《我爱你》之类近几年的新片。每周有两场法师讲经，不定期举办茶话会、读书会、瑜伽等体验课。喜欢独处的人，还可以去图书馆看书，或去禅堂打坐。到了晚上8点半，持续10分钟的“暮鼓”开始了，之后是撞20分钟的钟。到了9点，打板声再起，此刻的板声就是在提醒大家，勿在外逗留，早点回到宿舍休息。我毕竟是年轻人，9点还真睡不着，一般晚上我会看看书、公众号，和家人朋友聊聊天，差不多10点半休息。如此一天过去了，寺院在板声和钟鼓声中苏醒，又在这些声音中归于寂静。寺院里的人们我所在的寺院始建于元朝，后屡为战火所焚，殿宇改作它用。2002年，寺院开始重建，目前占地160余亩。由于这里主打教育，弘扬传统文化，香火自然比不了传统寺院，倒也显得清静。刚开始打动我的是这里的图书馆。简约的中式装修，搭配实木桌椅书架和大落地窗，可同时容纳50余人看书。馆藏图书近2万册，并以每月近百本的数量不断增加。藏书除了必不可少的佛教典籍外，还囊括天文地理、政史经济、国内外名著，以及《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国家地理》《科幻世界》《环球科学》等杂志。每月新增书籍都由流通处师兄按照大师父开具的书单进行采购。图书馆能有现在的规模，和大师父密不可分。在寺院，大家称僧人们为师父，称方丈为大师父或者大和尚。大师父今年50出头，佛学院毕业后，曾受聘于普陀山佛学院担任图书馆馆长等职，后来还在上海交大获得EMBA学位，目前在读博士。大师父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书籍还是稀缺品。他小时候曾向一位同学借书，起初同学不答应，大师父再三恳求才借来一本。看完后，大师父将书角一一捋得舒展，用砖块压得平平整整。被打动的同学将整箱书都借给了大师父，他自此对阅读产生了兴趣。在大师父看来，寺院应当打造这样一个场所，让大家有空时可以来看书，和自己的内心对话。在他的规划中，以后图书馆要拓展到五六千平方米，面向所有人开放。夏有空调，冬有地暖，可以看书、打坐、抄经、练字、上网，哪怕是逛累了进来喝点水歇一歇，也完全可以。师父们待人都很谦和。有一回我与大师父在电梯相遇，待到一楼，我双手合十请他先出，他却示意我先请。一出电梯，看到外面有多位等候的师兄，大师父便站在一旁用手挡住电梯门，请诸位师兄进入。有回下午，我在大殿前扫落叶，大师父路过，见我满脑袋的汗，特意过来打招呼，双手合十略微弯腰，并说到“辛苦了”。其实有点惭愧，比起菜地花园园林的师兄们，我不过偶尔晒晒太阳。寺院里，像我这样的非出家人，不分男女老少，大家一律以师兄相称。这当中，有备战考研的学生，有之前因为疫情无法出国的留学生，还有几位是前大厂的程序员，也有破产的中年人，前证券操盘手、瑜伽教练、HR……前不久，我们欢送一位师兄下山，他之前的身份是某手机制造商的程序员，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透支了身体。他来寺院工作了快三年，期间对中医产生兴趣，这次下山也是为了更好的钻研医术。有人将这里视为学校与社会之间可供休整的中转站；有人禅修过感觉很好，想将这份感受分享给其他来寺院的人；有人经营生意失败，想借此按下暂停键；有个来此备战考研的人，师父照顾他，提供了不太忙的岗位，他偶尔在菜地挥汗如雨，消磨备战时的烦恼，考研造成的胃病也得到了缓解。相对而言，寺院里面的人更纯粹，也更愿意与他人分享，当你付出善意时，也能收获到他人的善意。例如，常有师兄分享我水果、零食，有师兄见面远远冲我打招呼，有师兄在出坡（集体干活）时叮嘱我注意别扭到腰，天冷时增添衣服慢半拍，有师兄特意提醒我该穿厚点了……有次雨后我去门岗拿快递，见一师兄骑电动车归来却在大门口停下。当时我还纳闷，为何早早停车，就为了跟我打个招呼？后来才知道，师兄是担心直接骑过去会溅水到我身上，故待我走开数米后才骑车远去。另外寺院里的人们更加乐观。疫情期间，闭寺是常有的事情，有次赶上法会，外面的香客进不来，里面的寺义工都在忙，就我一人来参加。法会开始时，一位师父看到了我，高兴到脱口而出“还有一个”。我与朋友分享这段经历时，对方说，如果放在外面，这句话或许就是“只有一个”。我为什么来寺院？我为何来寺院“体验生活”？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有友人担心我是在媒体工作得了抑郁症，专门跑来看我，见我乐乐呵呵才放心而归；有友人觉得我是感情受挫，诚然一段始于大学的校园恋情没能走到最后令人遗憾，但两个人携手多年成就了更好的彼此，这般无负韶华不也挺好？如果你非要刨根问底，我只能抛出一句，那或许源自于高中时代的一个念头。我祖籍甘肃天水，那里有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我的曾祖父少年时参加科举，后回乡创办新式学堂，老年皈依三宝，与友人创建涵盖陇南十四县的居士林。也许是环境和遗传的缘故，高中时期，当其他同学一心刷题，追求高分时，我沉溺于哲学，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和人生的意义。那时，父亲偶尔会带我去老家的一座寺院逛逛，不为烧香拜佛，而是看望一位师父兼老乡。在寺院里，我被这份宁静所吸引，偶尔翻阅下经书，虽对内容懵懵懂懂，却闪过一个念头：“要是三十岁左右能去庙里待上几年该多好”。读大二时，我经姑姑介绍，曾来浙江的这座寺院参加禅修。任课师父教授了些佛学常识，带领我们打坐、行禅、拜忏等，并对大家在世俗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那三天里，我感到身心愉悦，禅修结束时，既有离开寺院的小小不舍，也有调整身心再出发的喜悦。大学毕业后我成为北漂，做了媒体人，自觉用点滴文字推动现实的进步，帮助他人，亦是利乐有情的修行。2020年初，新冠疫情肆虐，我居北京住所办公近三个月，渐渐生起出离心，积攒了不少负能量，而排遣的方式却很有限，这使得我想要放空，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兜兜转转至2021年，无意间看到我曾禅修过的这座寺院招聘，有适合我的图书馆岗位。时值与前女友分手，觉得少了一份男友之责，父母长辈又身体健康，没有后顾之忧，于是下定决心入寺院，开启一段新体验。向原单位提出离职后，我才告知父亲。最初，他感到震惊和不解，但并没有坚决反对，最后他给我留言：“只要做有益于社会的事，只要你喜欢，我都不会反对，想好了就大胆向前走”。不知那天他究竟是如何说服自己，最终尊重了我的决定。我知道，一定还有人会问，此举是一种逃避吗？这也许才是更多人想问又不好意思提出的问题。总会有人认为，来寺院的都是失败者。其实，我也曾问过自己，是在逃避什么吗？一次早课前，我与师父在大殿外行禅。钟鼓声中，夹杂着由远及近的卡车声，红尘与我说近也近，说远也远，一堵院墙之隔亦是一心之隔，我当下就释然不去想这个问题了。因为我确实没有躺平虚度光阴，在寺院里也在看书学习，在古代，读书人不也常住在寺院读书吗？佛家老被认为“躺平”，我想这多少有些误会。佛门虽然讲究出世，但也希望大家，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人生无常，一件事能做成，要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佛家讲的因缘和合，但随缘也不等同于无所谓，而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换个角度，即便以外界的标准来看，我们寺也不是一个“躺平”的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寺院的认知还停留在“青灯古佛”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寺院重视公众教育，开设各种课程，与其说是宗教场所，倒更像一个社区大学。在这里，我能听到复旦王雷泉教授的讲课，也能跟着交大安泰商学院的老师学习新媒体创新，还能听上市公司高管分享如何打造高效能团队。我曾发朋友圈开玩笑，说自己在寺院“上下五千年，纵横儒释道”，东西方的东西都能学到。家父留言评论，“学贯中西，古今文化，丰富自己，幸福快乐。”在我看来，所谓入世也好，出世也罢，都是个人的选择，没有对错。“人间有味是清欢”是一种人生，“纵享人世繁华”也是一种人生，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应该包容和尊重个体的选择。此外，即便我觉得寺院里的生活很好，但这不代表外面就不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完美无缺或是一无是处。寺院也并非真空环境，生死、无常、善恶、美丑、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等等都可以在这一方天地窥得。曾有人问过大师父，怎么看待像我这样辞去大城市工作来寺庙的年轻人。大师父摆了摆头，“活成最想要的自己，而不是别人眼中的你；成为自己最想要的人，不要和别人比较，寻找自己的价值和意义。”“给自己下订单”在北京时，我几乎天天凌晨一两点才睡觉，赶上周末，四五点睡觉也是常事。当然我也尝试过调整，诸如吃褪黑素，用薰衣草精油，放白噪音，听鱼缸里水泵的声音，乃至郭德纲的相声，但用处都不大。到寺院之前，我还担心过会不习惯这里的作息，没想到第一晚，我十点多就睡着了，还睡得很舒服。来这里两年，我的变化有目共睹：生活规律，身体变好，人肉眼可见地松弛了不少，笑容常挂脸上。更重要的是，我现在能更加不带功利心地学习某些技能，尝试新鲜事物，比如了解临终关怀，还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体验了十天的辟谷。很多人对我的工作生活环境很好奇，工资自然和互联网大厂比不了，也没我在媒体时的收入高，不过吃住全包，花费较之前减少了很多。我们的住宿环境也很好，工作人员是带独立卫浴的两人间，义工住的是带独立卫浴的多人间，内有空调。外界对于寺院存在误解，觉得人在里面会跟社会脱节，其实在网络时代，若非生活在深山老林或自主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只要有部手机都不至于脱节。何况在一座以禅修课程见长的寺院，师父们讲课时科技前沿如ChatGPT，社会热点如《狂飙》高启强，都是信手拈来。年初，网上对“年轻人只上香不上进”的讨论一时很热，有朋友问我怎么看。我说，上香的难道只有年轻人吗？年轻人上香为什么会被放大？这反而证明年轻人不想躺平，还对未来有向往与追求，上香不过是一种释放压力的表现形式罢了，谁不是一边上香一边努力呢？大师父曾对拜佛祈福的行为有过解释，我很认同。“实际上，当我们‘拜佛祈愿’的时候，是在给自己下订单，告诉自己要把这件事做成。我们把这种愿望叫愿力。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神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梦想，这个神就是我们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给自己下订单，然后去实践，遵循因果规律，这才是正道。”伴随着上香热的，还有“寺院义工热”。换一个角度想，这何尝不是年轻人试图掌握自己的生活呢？根据我的观察，这群来寺院当义工的年轻人，普遍年纪不大，受教育水平不低，不乏光鲜的职业经历，但不少人面临着迷茫彷徨的境遇，来到寺院，肉身上的困顿佛门解决不了，心灵上的抚慰多少能帮上些忙。根据个人特长爱好与各部门需要，义工们主要从事些轻体力及脑力劳动，喜欢接触自然的可以去菜地花园，喜欢读书的可以去图书馆，对茶叶感兴趣的可以去茶室，喜欢烹饪的可以去厨房，耳濡目染也能学会几道素食。在我看来，无论是上香还是当义工，年轻人们其实是带着自己的答案而来，只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而不自信，或是听多了旁人的指点产生了动摇，而寺院的环境，能够帮助他们内观找回初心。有位义工之前在头部短视频平台工作，他深深厌恶那家公司的工作氛围，时间久了，甚至对生活本身都产生了抵触。来到寺院后，他发觉自己的抵触情绪逐渐减少，进而开始意识到，自己或许也能做些什么，给予别人。大家常说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可写字楼里的众生，有几个能活在当下？吃饭时还在聊工作太正常了，可是在寺院里，吃饭就是吃饭，不用去想别的事，而是觉察饭菜本身的味道。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觉得斋饭好吃，我还曾请教过五观堂炒菜的师兄，他的回答很有禅味，“心平了，吃饭自然香”。寺院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让大家记得，我们能做的事情不只是付出劳动，而是知道自己还有怜悯慈悲之心。人生之路不免崎岖，从古至今，寺院都是特殊的心理诊所，有些事难说与身边人，或可找熟悉的义工聊聊，要么喝着茶说与师父，也可将难言之隐诉于殿堂内的诸佛菩萨，独处亦可能有所感悟。在快节奏中寻一份宁静，过具体的生活，喝一杯茶，吃一餐饭，想看书时看书，想发呆时发呆，这便是寺院能够提供的一种情绪价值。寺院为什么能成为一个避风港？也许是大家没有利益冲突，生活上有寺院托底（义工寺院包吃住），加上相对善良友好的一群人，还有包容的环境，不会让个体觉得自己是异类。但这里未必适合每一个人，不是每个人的困扰在这里都能得到解决，有人郁郁寡欢地来，欢欢喜喜地走，也有人郁郁寡欢地来，郁郁寡欢地走。无论在哪里，都要自己主动想解决办法，而非等着外界帮你解决。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于寺院而言，我们都是过客，我也不例外。常有朋友问我还计划待多久，我说随缘。大学毕业后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及氛围，能将所学用在生活工作当中，无负这段岁月，若有机缘分享与朋友同事，那便更好了。当然，无论何种人生，我们都有共同的课题需要解答。诸如我们与大时代的关系，诸如不确定性中，我们该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坚守住自己的内心。我很欣赏何兆武先生的一段话：“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

（原标题：出生人口五年减半 湖南提出组织幼儿园设并转撤）湖南全年出生人口五年间从90.8万人下滑到41.2万人，当地教育厅提出调整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包括有序组织幼儿园设并转撤等。综合澎湃新闻和长沙晚报报道，湖南省教育厅12月6日召开全省应对学龄人口变化调整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和教师配备工作会议。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夏智伦说：“未来五年，受出生人口变化的影响，省教育规模、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中小学‘乡村空、城镇挤’现象进一步凸显，教师资源总体呈现农村富余、城区不足，幼儿教师小学教师富余、初中高中教师不足态势，同时普遍存在学科结构性缺员及临时性缺员情况。”夏智伦指出，当前，应对学龄人口变化，做好调整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和教师配备工作，直接关系到基础教育发展质量和教育强省建设成效。他强调，要合理布局普惠性学前资源，有序组织幼儿园设并转撤；要优化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设置，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优化提质和乡镇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建设等。 报道指出，为科学应对因出生人口总体下降、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基础教育各学段学龄人口变化，调整优化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布局，湖南教育厅已于11月29日发布《关于应对学龄人口变化调整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的通知》。上述《通知》提出，有序组织幼儿园设并转撤。在城镇新增人口集中地区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城镇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幼儿园应办成公办园，农村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增幼儿园。办好乡镇公办中心园，依托乡镇公办中心园对村幼儿园（点）实行一体化管理。《通知》还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县（市）根据实际推动县域高中逐步向县城聚集。严禁随意撤销停办公办普通高中，审慎新批设立民办普通高中。优化中等职业教育布局，调整撤并一批薄弱中职学校，办好一批优质中职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试办综合高中。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所辖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未来五到10年区域人口出生率、学龄人口变化和城镇化趋势，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人口集聚等情况，科学制定2024至2035年调整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工作方案和规划方案。...

如今，零食也流行“高学历”，“某某农科院”研制、“某某大学”开发，这都成为一些零食所谓“绿色健康”的卖点。这些宣传是真实的吗？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对一款名为“九0农大蔬菜卷”的零食展开了调查。多款冠名“农大”“农科院”零食宣传不实一款名为“九0农大蔬菜卷”的膨化食品，在其网上的销售链接上，标有“东北农业大学”的字样，其产品的包装上也印有“农大”二字，似乎与“东北农业大学”关系密切。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工作人员调查发现，这款零食在多家电商平台销售，最高的一家总销售量超过了3万件。这款热销零食与东北农业大学是什么关系呢？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给东北农业大学发出了查询函，并得到了校方的回复。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工作人员 翁羽霄：答复中明确表示，东北农业大学作为一家高等学校，不开展对外生产经营工作，蔬菜卷不是学校生产的产品，商品宣传不属实。 此外，东北农业大学还表示，学校与商品包装上所标的委托制造商和受委托制造商没有开展过任何合作。此前，在某电商平台“代餐麦片爆款榜”上排名第二的“山西省农科院燕麦片”，也宣称是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发、太原市营养师协会推荐的，其销量已超2万。但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与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求证后得到的回复是：这款燕麦片的宣传内容不属实，并未推荐过此款产品。今年，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随机选取了线上销售的13种宣称由“农科院”“农业大学”等机构参与研发的食品，并开展调查核实。其中，5款产品被相关机构明确回函否认有关联，4款产品确认参与研发，其余4款相关机构未作出明确回应。部分“学历造假” 网红零食质量检测不达标部分商家之所以给出售的零食冠以“高学历”，就是想让消费者误以为它的品质更高、更“绿色健康”，但真实情况如何呢？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请上海市营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对标有“东北农业大学”的“九0农大蔬菜卷”的营养成分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这款“九0农大蔬菜卷”蛋白质实测含量为每百克7.49克，低于包装标示的每百克10.0克；脂肪实测含量为每百克21.8克，高于包装标示的每百克15.8克；蛋白质和脂肪的实测含量，均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允许误差范围。上海市营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站高级工程师 施嵘：检测结果按照国家标准相关要求，其蛋白质明显低于标示含量，说明食用这款产品远没有达到宣称的营养含量，其脂肪含量又远高于标示值。研发产品遭仿冒 科研院所维权难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以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等院校等名义研制的产品让人真假难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就发现，一些电商平台上的多个商品均冒用了上海农科院的标识和称谓。早在一年前，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发现，某电商平台上的一家店铺，长期售卖一款灵芝孢子粉，并宣称：“只有该店铺销售的灵芝孢子粉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的内部正品。”但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对此并不认可，于是委托其院属授权企业，与该电商进行沟通。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院属授权企业营销总监 王佳炜：客服谎称老板是（上海）农科院职工，经过我们与农科院的求证并没有这个情况。目前，这个网店还在销售打着上海农科院的旗号和我们品牌的产品。而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家。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处处长 周昌艳：2022年我们委托了一家律所进行了部分互联网电商平台侵权使用上海农科院标识的情况（排查），发现有20余家电商店铺还在使用上海农科院的标识、称谓与农科院成果相关产品的销售。于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决定维权。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处处长 周昌艳：我们也委托了两家（院属）成果转化企业平台，向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反映，但是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法律专家表示，“农科院食品”乱象，对不少农业科研院所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也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对此，市场监管部门应主动出击，科研院所也要敢于维权。遭遇“学历造假”零食 该如何维权？对仿冒科研院所产品或直接冠以科研院所名字进行造假的情况，应该如何监管？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法律专家解读↓↓↓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单飞跃：以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等学校等名义背书的，网络食品的广告和网络食品销售，如果广告的内容和商品的品质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这些行为就构成了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法律专家表示，我国的《广告法》《电子商务法》都明确要求：经营者不得欺骗或误导消费者，不得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对此类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和电商平台都应当履行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和保护消费者权益职责。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单飞跃：特别是平台，应当对平台内的经营者的相关行为进行相应的监督管理。法律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遇到此类事件时，要注意留存证据，向商家或平台索赔，或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以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住房焦虑，提前到了大学。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研究生学子发现，自己正面临“无宿舍时代”。好不容易考研上岸，学校却不给研究生分配宿舍了。根据多所学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一般不分配宿舍的为非全日制学生、专硕学生以及户籍为本地的学生，这意味着部分学生必须自行租房。这部分不提供宿舍的大学，很大部分是985大学，均分布在全国一二线城市。以市场租房价格来看，学生额外开销陡增。为什么大学不再提供宿舍了？这显然与高校持续扩招、学生人数迅速增多有关系。在大扩招背景下，学校后勤管理为何无法跟上？当学校无法再提供宿舍，是否有更人性化的措施出现？一、这届研究生，多了一笔房租支出2022年7月26日凌晨，西南交通大学迎新网有五六千名硕博新生同时登录，他们为的是“抢宿舍”。欢天喜地地收到录取通知书三个月后，这群学生在新生入学手册上发现，不是人人都能分配到宿舍，住宿名额需要“抢”。当天，由于同时登录迎新网的人太多，网站一度卡住。早在2018年，北京大学就曾因为宿舍问题引发社会关注。当时开学在即，学校临时通知，由于宿舍资源紧张，需要靠抽签决定谁能住进万柳学生公寓，大约有45%的新生需要自行解决住宿问题。为此，几名专硕新生给学校写了一篇名为《为了留在北大，我可能要花二十万元》的文章，在网络上形成刷屏之势。在汹涌的舆论下，北京大学改变做法，通过调整圆明园校区进修教师、访问学者原定住宿安排，帮助有需要住宿的学生解决住宿问题。虽然当时学生的住宿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时间来到今天，高校不再为部分研究生提供宿舍的趋势，似乎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浪潮。新周刊记者查阅各大高校公布的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发现，包括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985、211学校，都不为非全日制专硕生或者定向生提供宿舍。其中，也有大学延续住宿申请制。需要住宿的学生预先申请，学校将酌情安排。围绕“不为研究生提供宿舍”的讨论，有一种呼声认为，住在集体宿舍，不仅会有内务要求，还有门禁的要求，学生会像孩子一样被学校管束。况且集体宿舍多是六人间、八人间，几乎没给成年人留隐私空间。但对价格敏感的大部分学生来说，在经济问题面前，隐私、个人边界自由等，统统可以被放在一旁。没有了公益性的学校宿舍，走读带来的读研费用陡升。根据往年数据，中国公办大学住宿费几乎20年没有涨过价格，费用基本在1000元/学年到2000元/学年之间，以1200元/学年居多。如果在校外租房，以一二线城市的地价，一个月的房租就几乎够得上一学年的宿舍费用。小诺于2022年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得知学校不予分配宿舍后，她在北大南门租了一个两人间，一个月2300元。好处是离学校比较近，日常上学、参加学校活动比较方便；坏处显而易见，就是贵。她出身农村家庭，心里过意不去、也没办法向父母要那么多钱。读研3年的学费加上住宿费需要近30万元。入学后不久，她就开始了各种紧锣密鼓的兼职。“又被没钱的生活叫醒了”，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每天满满当当的日程。除了每个月600元的研究生补贴，她还通过在学校办公室实习、不定时接各种活动、帮人做翻译等兼职获取收入，这样下来，每个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但这也意味着，她要见缝插针地接活儿，合理安排兼职和学习的时间。二、扩招大背景下，宿舍迟早不够用筒子楼是上世纪流行的一种宿舍形态。1950年代后，受到苏联集体宿舍筒子楼的启发，中国高校纷纷建起了筒子楼形状的宿舍。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苏联集体宿舍筒子楼的启发，中国最早一批大学也建起了筒子楼形状的宿舍。筒子楼的房间紧密排列在楼道两边，每层楼设有公共卫生间，可以最大程度节约空间。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基本上都采用了筒子楼的形式来建宿舍。集体大宿舍，可以把学生、老师会聚到一起，既方便管理，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学生的基本生活。1998年起，学校基础设施改造之风盛行，甚至出现了“决不把高校的筒子楼带入21世纪”的呼声，后来这类宿舍才逐渐消失。之所以会有如此举措，一方面是因为校舍越来越破，另一方面也与1999年开始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有关。1998年11月，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建议中央扩大招生数量。这份建议被采纳了。1999年，全国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到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47.4%，到了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超过1000万人。当时的持续扩招，造成学校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著名的北大万柳公寓，便是为了缓解校内学生住宿紧张的矛盾而于2002年建设的。万柳公寓系外部承包商建设，是当时高校探索后勤社会化的产物。2003年，北大资源集团花了5.35亿元购买了万柳公寓的产权和使用权。不仅本科生扩招，研究生也在扩招。1999年，全国研究生录取人数为7.3万人；2017年，这个数据达到了80.5万人，在读研究生总共达到263.9万人。扩招是基本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2021年5月13日，教育部在新闻通气会上宣布，研究生将再次扩招。有研究人员（论文《基于网络大数据分析研究生扩招后 校内、校外宿舍建设问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预测，2023年扩招生率将稳定在约10%以上，并在5～7年内持续增长。这样的研究生规模，是否能与高等教育资源承载力相匹配，有待商榷。更何况，近些年来，为缓解就业压力，部分高校还把研究生学制从2年调整为3年、博士学制从3年调整为4年。另外，博士延毕现象也越来越多。教育部数据显示，2003年博士研究生延毕率为46.5%，这一数据在2012年突破60%，在2018年已经达到64%，超过六成的博士生无法正常毕业。种种因素下，在校学生人数逐年增长，导致部分高校宿舍床位越来越紧张。三、为什么不多建宿舍？既然宿舍不够住了，并且未来5～7年扩招仍是大趋势，那为什么不多建宿舍？1999年到2010年，为了满足教育部“生均一分地”的要求，很多高校开始扩建，或者搬迁新校区。当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部属高校“银校合作”问题有关意见的通知》，鼓励学校向银行融资兴建校舍。也就是说，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学校自筹资金。2022年，论文《高校财务风险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中提到，有研究人员调查了中国某省份重点大学的财政状况，发现该高校只有约50%的预算来自财政拨款。不少高校公开的宿舍建设工程招标文件显示，全部由财政拨款的少之又少。多数情况下，资金来源有企业自筹、部分拨款部分自筹、公益捐赠等三种情况。比如2021年，福州中医药大学在旗山校区新建宿舍，工程招标的4000多万元全部来源于自筹。（图/福州市人民政府官网截图）再或者，寄希望于争气且舍得花钱的校友。2023年11月29日，小米创始人、武汉大学校友雷军便给母校捐赠了一笔13亿元的巨款，用于校园硬件、软件的建设。有赖于此，武汉大学一直显得财大气粗，曾于2020年兴建了4栋宿舍楼，保证了2021年9月的新生入学。那份论文还指出，不少学校在借贷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借贷规模过大、逾期负债、利息负担过于沉重的情况。出于资金压力，高校近些年来也不敢贸然兴建基础设施。在西方，人们在精英教育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宿舍条件好所以价格贵”的共识。在美国非虚构作品《一个乡下人的悲歌》中可以看到，许多家境普通的学生需要申请奖学金才能上得起好大学，更别说住进昂贵的学校宿舍。因此，西方高校的住宿模式对于中国而言，参考意义并不大。事实上，在我国台湾，高校宿舍床位紧张的问题也越来越显著。2017年高教工会统计，台湾大学宿舍床位缺口为26万余床，近一半的学生无宿舍可住。位于大城市的大学，情况更为严峻。2019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了“宿舍提升计划”，预计在5年内花50亿台币推动改革。除了兴建宿舍外，还有加强校内弱势学生租金补贴、兴办校外社会住宅等举措。所谓“兴办校外社会住宅”，即是由学校包租、担任“二房东”，并给出一定的价格补贴，优先租给学生。目前，我国高校周围的确有不少专门针对高校学生市场的住宿，但价格普遍比较高，租客鱼龙混杂，户型也不是专门针对学生而设计调整的。如能整合这些资源，既能缓解高校宿舍床位压力，也可以缓解学生的经济压力。但实际上，房源开发需要一定专业能力，也需要配套的资源。在这方面，高校并不擅长。这样看来，在招生简章上打出“不提供宿舍”几个大字，也是一种无奈。与大动干戈、兴建宿舍相比，给校内弱势学生补贴租金，看起来是最软性且容易操作的。（图/《复旦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交通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截图）例如：从2019年起，复旦大学便给走读专硕生发放800元/月的交通补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若不住宿，可领500元/月的补贴。（图/保研声公众号截图）在精细考察学生的住宿需求后，按照家庭条件划分；给予学生一定的租房补助；或者根据学生经济条件、课程、课时，决定学生是否可以申请宿舍……都不失为人性化的内部调节。参考资料：西南交大研究生新生网上抢宿舍，未抢到的上百人需校外租房 | 大河报廖庭辉、彭扬凯／大学生住宿问题有改善？体检教育部「宿舍提升计划」新建校区对高校债务形成与偿还的影响——基于７５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实证分析 | 教育经济评论高校财务风险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以S省重点高校为例| 曲阜师范大学财务处为什么很多985大学的宿舍那么破烂 | 浪潮工作室为了留在北大，我可能要花二十万 | 脂肪社会学北大床位风波背后，不安排住宿的原因竟然是...... | 经济观察报高校后勤服务从福利性到公益性的转变 | 黑龙江高教研究基于网络大数据分析研究生扩招后 校内、校外宿舍建设问题 | 中国新通信...

摘要：夜幕降临，广州南沙区蕉门水道旁，数十家摊位的霓虹灯照亮整条堤岸。柠檬茶、炒粉、铁板鱿鱼，沿着两公里的LED招牌走上一圈，在烧烤架飘出的烟雾中，很容易辨认出梁建东。打过发蜡的油头，银色腕表，衬衫配西裤皮鞋，闪亮的LV皮带扣在腰间，这是他做地产中介的标准着装。相比装束，更显眼的是身后的红字招牌——落魄中介茶档。起初，梁建东起这个名字是为了揽客，博人眼球。如今，他觉得用“落魄中介”形容自己再贴切不过。过去一年，售楼业绩为零，被亏欠的佣金也因开发商暴雷不知去向。房贷、车贷和逾期的信用卡摆在眼前，最近他决定离开地产行业，专靠摆摊为生。今年九月，广州市出台“认房不认贷”政策，在一线城市中率先放松限购。部分区域有回暖迹象，但多数购房者仍在观望。楼市寒冬，作为从业基数最大的群体，像梁建东一样的中介小哥摆起了地摊，用卖房的话术推销手打柠檬茶，似乎跟上了新的风口。图、文、视频|吕萌剪辑|沙子涵编辑|陶若谷堤岸路上的夜市一条街。经典粤语歌从音响里传出，居民沿街漫步，挑喜欢的小吃落坐。梁建东的摊位在中间最好的位置，切柠檬，碎冰，放茶，他动作娴熟。得知一位顾客是万科的业主，梁建东攀谈起来——“这个小区是19年开盘的，当时很火，我们在这卖了30多套房。”整个南沙区，楼盘的具体位置，小区户型结构，周边配套，他背得太熟了。干了7年中介，这些都是基本功。中介公司大厅里没有椅子，100多员工，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拿着电话对接客户。嘈杂声中，梁建东每天要打400多个电话推销楼盘。高峰期同时对接6个客户，来不及带看的，随手就分给别人了。番禺区开工厂的老板，想买公寓做租赁投资，看了一次房，第二天就买了。60多万一套，老板一口气买了5套，梁建东挣了10万佣金。尽管没见到2019年的梁建东，但从回忆这段经历的自豪感不难看出，那时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广州南沙区自贸试验区建立后，陆续推出打造“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的政策，投资客源源不断。梁建东没算过每个月的具体收入，但名牌西服是必备的，高档衬衫出了新品就要买，出去吃饭，每周少不了几千块。买了辆车，又借了钱，在老家买了80万的房子。 “那时候很疯狂，用钱用得厉害。”梁建东业绩一直不错，2019年做上主管，组员有订单成交，他就有提成，自己也在不断拉客户，“以为贷款很快就能还完。”2023年10月23日傍晚，梁建东在广州南沙区街头准备摆摊。摊位做的是手打柠檬茶生意。出摊不久，落坐了不少客人。这种自豪感如今变得毫无意义。中介薪资高低完全靠业绩，行情好的时候，很多员工选择零底薪——佣金拿得高，成交一单，能拿到60%甚至70%。梁建东2017年入行，工作一年后，也选择了零底薪的收入模式。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购房政策收紧，南沙楼市开始下滑，加上疫情影响，成交量下降明显。很多中介公司倒闭，梁建东拉不来业务，连最基本的收入都成问题，他开始扫街，抄车主预留的挪车电话牌。南沙区大型企业周边的停车场和高档小区，他几乎走了一遍，这些区域工资高，更容易发现潜在客户，回家后不停地打电话。虽然有看房的，但半年里，没有一单成交。做手打柠檬茶生意后，梁建东不甘心放弃中介生意。早上去公司，带客户看房，晚上摆摊。下午3点，一般是他煮茶、装冰块、为摆摊做准备的时间。和很多同行一样，梁建东在行情好的时间段里，养成了提前消费的习惯。佣金不能及时到手，开发商要等核实订单再发放给中间商，抽成后再转给中介公司，最后才到经纪人手中，这个周期一般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梁建东今年27岁，初中毕业就来了广州，在番禺做发廊。同乡的表哥在中介公司卖房，听他说一年轻松赚了十几万，梁建东也转行了，主卖南沙区的新盘。刚进公司，在地铁口蹲了6天，就和同事合作成交了一套房，佣金10多人分，每个人七百块。楼市行情好，心里有底气，刷信用卡消费成了他的日常，也低估了收不到佣金的风险。没有订单后，生活开支和还贷压力扑面而来。同事们陆续转行，跑滴滴，送外卖，干什么的都有。去年7月，梁建东开始摆摊卖柠檬茶。起初他没有放弃卖房，打印了楼盘传单放在桌子上，还在摊位后面挂上宣传海报。效果不明显，传单被扔了一地。客人走后梁建东收拾桌子上的垃圾。不忙时，梁建东站在路边吃晚饭。凌晨，夜市客流逐渐减少，准备收摊回家。广州南沙区夜市一条街。在堤坝路上摆摊的房产中介不止梁建东。去年，他所在的售楼一条街上，有7、8个同行开始摆摊。手打柠檬茶是今年的新风口，梁建东每天早上去公司，下午回家煮茶，出摊回来，有时夜里4点才睡。摆摊即时回报率高，一天能赚2000多块，也让梁建东放在楼市上的精力越来越少。行情不好，更需要每天盯楼盘信息，有降价消息及时和客户反馈，很多中介转战线上短视频，吸引客户。梁建东没怎么拓展新客户，一单也没有成交。结婚生子后，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摆摊剩下的钱不足还贷款，最近他计划着去做螺蛳粉，白天再出一个摊。梁建东摊位后的护栏上，楼盘宣传海报已经掉色。身边的中介朋友也没有工作，梁建东让他们都来，他是堤坝路上第一个摆摊的中介。25岁的阿贵，摊位摆到了梁建东的手打柠檬茶旁边，卖炒米粉和烧烤。他们是一起玩到大的同村好友，20岁时都进入了中介行业，如今又成为堤坝路上的“落魄兄弟”。摆摊之前，阿贵是佛山一家房产公司的销售主管，卖公寓和商铺，也是常年的销冠。每天跟着公司的口号喊，“心无杂念！必出成绩！”周五到周日是约客户的高峰期，公司里放一个大鼓，每当有人带客户看房或者有成交，就要去那里打鼓，整个楼都能听见。阿贵是打得最多的那一个。公司周年庆，老板带着一兜子钱，给业绩好的员工发奖金。阿贵的份额最大，发了5万多。发钱的时候老板会鼓励消费，甚至给他订西服，上门搭配颜色，告诉他花了钱，才知道赚钱。准备完出摊的食材，阿贵坐在出租屋里休息。2020年，阿贵22岁，同学毕业后普遍工资在5000左右，他手下已经有10多个业务员，一个月挣3万多。阿贵带着员工从佛山到广州塔旋转餐厅吃饭，也买了汽车，6万首付，贷款12万多，月供2500元。“有点钱就飘了。”阿贵说。明显感觉到成交量变低是2021年末。很多客户都在外地，疫情期间不能跨市，看房少了，半年没什么订单，只能领2000多底薪。阿贵卖了LV皮带、天梭手表、平板电脑。信用卡催款电话还是不断，有时直接打到了老家村委会，全村都知道他欠债不还。除了催债电话，还有老客户打来追责的。一个佛山退休阿姨，想买公寓，阿贵带她看了七八次房，车接车送，就为了能交易成功。阿姨犹豫，担心被骗，阿贵按照行业惯常操作，先打感情牌认她当干妈，每天在微信里和她聊天，最后约她出来看房。去年阿姨打来电话，说房子烂尾了，收不了楼，被他坑了。阿贵心里愧疚，但开发商破产，中间商跑路，自己也有8万佣金不知找谁要。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老家也不敢回，没有单接，每天就上班打卡，到点下班，没有激情做事——从风光的主管到变卖家当，心里落差感太大，晚上回家就刷视频——开保时捷的老板，店铺倒闭，又卖小龙虾白手起家，他每天刷十几遍类似的视频安慰自己。堆在箱子里的西服。为了还债，他买了台电瓶车，跑了2个月外卖兼职。从上午9点跑到深夜，第一个月赚了4000块。送餐地点就在公司附近，碍于面子，阿贵总会绕路走。今年2月，最后剩下的本田雅阁也卖了，还有10万欠款他做了分期。也是在那时，阿贵退了上百个销售群，彻底告别了中介行业。在佛山卖了半个月柠檬茶，客流不大，他来到南沙找梁建东，在他旁边做烧烤和炒米粉摊。出摊前，阿贵清洗厨具。给顾客炒米粉。起初顾客对阿贵的炒粉评价是“真的难吃”。放多少调料，怎么炒，他一点都不懂，在网上现学。每天早起买菜，回到家后洗菜、串烤串。炒粉时衣服沾上油点，手臂上也有不少被油烫的伤疤。衣服是淘宝随便买的，几十块钱。放在从前，哪怕买假的，阿贵也要买品牌衣服，“现在真不一样，放下了面子，每个月生活开销2000左右。之前带同事去广州塔，一趟2000多就没有了。”如今，他每天的收益在五六百，夜市里烧烤摊越来越多，竞争激烈，但阿贵觉得，每天都有现金到手里，不管多少，至少是稳定的。收拾摊位的阿贵。夜市上，阿贵和梁建东一起招揽生意。顾客来吃炒粉，阿贵会推荐他们再来杯柠檬茶。阿贵来不及收拾桌子，梁建东会帮他收，给下一波客人留位置。10月初，阿文也加入了他们，烤生蚝。相比其他生意，生蚝买回来开壳，冲洗，就可以拿去烤，省去了前期准备时间。每天从中介公司下班后，他可以直接来摆摊。夜市上散步的周边居民。没有生意时，阿贵坐在街边休息。10月初，中介小哥阿文（左）也加入了摆摊。27岁的阿文目标明确，留在中介行业继续找机会，晚上靠着地摊赚一点生活费。相比其他同行，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年初有一波短暂的小阳春，疫情结束后，一些刚需客户看房，买房，阿文三个月里成交了5套。但5月以后，他没再成交一单，老本很快就吃完了。为节约开销，阿文把市区的房子退了租，搬进城中村，房租少了一半。好在他没有贷款，压力小一些。“做房地产很考验心态。”阿文印象中，最难的时候是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政策的时候。此前，有6个客户交了定金，原本他能拿到10多万佣金，但政策出台后，客户没有了买房资质，定金全退了。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南沙区一手住宅成交量为6346套，仅为2020年的三分之一。阿文也想过转行，但行业内多年的积累，他放不下——没有学历，似乎只有在中介行业，才会有比较可观的收入。“没高文化，只能打五六千的工，除了房租、吃饭、加油，就也没钱了。”阿文说。白天上班，阿文用无人机航拍楼盘，做短视频，尝试在网上拓展客户。阿文（右）去售楼处了解最新价格信息。传统打电话、发传单的推销效果不好，阿文总结，现在买房的群体大多数是90后，下班晚，工作日没有看房的时间，会在网上搜索房源。但他们看了几个楼盘后，回复几乎都是“再等等，还会降。”在阿文看来，市场行情不好，即使最近放开了很多政策，客户还是持观望态度，觉得可能有新政策，房价会继续跌，不敢出手。阿文把摆摊的每笔进账记在本子上。零点后，还没吃晚饭的阿文和朋友们，吃掉了当天没卖完的生蚝，作为夜宵。阿文给自己制定了计划：没有客户时，上午要背着无人机跑三个楼盘去拍摄，下午去看新盘的价格。中午休息的时候，剪一个视频发布，下午看完楼盘回公司，再剪一个视频，晚上出摊烤生蚝。他来南沙5年了，工作期间认识了在售楼部上班的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想有个房子。最近在看二手房，但和客户一样，阿文也在观望，不知道未来的楼市会如何，“再给自己一点时间试试，不做中介的话，买套房子也挺难的。”眼下，令他和梁建东、阿贵更发愁的是摆摊位置。最近几天，因周边施工，堤坝路一侧被围栏堵死。三人的摊位挨着，原本在整个夜市的中间，从堤坝路两侧和对面小区来的居民都可以光顾。现在围栏就安在了他们旁边，摊位突然变成了离客流最远的地方。梁建东站在摊位前观望远处。...

中国大幅提高私募股权（PE）和风险投资（VC）基金投资门槛的提议遭到业内人士（PE和VC的从业者，即“赚取/捞取”此类资金的受益者）强烈反对，担心这可能会消灭小型基金并阻碍在经济疲软中苦苦挣扎的初创企业的融资。国家证券监管机构于上周五晚发布了规则草案，要求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提高至少 300 万元人民币（418,731 美元），是当前门槛的三倍，以保护小投资者。...

澳洲科学家近期研发出世界首个可以“读心”的头戴式智能设备，能将人类脑电波“翻译”成文字。、这项革命性的科研成果，来自雪梨科技大学的一个团队。读心头盔的原理是，使用者头戴一个满是传感器的特制头盔，经由传感器监测使用者思考时大脑的特定电活动，然后切换到人工智能模型将其解码、转化为文字。演示视频显示，使用者看著屏幕上的信息内容，思考“下午想来一杯卡布奇诺和一杯义式浓缩咖啡”时，读心头盔输出的结果几乎完全匹配。研发者表示，该技术可以帮到因中风、瘫痪而无法发声的患者。此前，要把大脑信号转换为语言，需在脑中植入电极或进行扫描，既危险又昂贵，难以日常使用。该技术首席研究员指出，读心头盔运用了一种创新的神经解码方式，这代表翻译原始脑电图的开创性努力和重大突破。研究团队透露，目前读心头盔翻译准确率约为 40%，未来将有望提高至 90%.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

国内的绝大部分创投机构（包括非常知名的创投机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GP和VC），LP真以为这些创投机构是靠投资企业做大让LP赚钱？那LP就太天真了，除了极个别的项目案例外，绝大部分这些所谓的创投机构，他们主要的赚钱方式，是靠利益输送，所以，这些LP放到创投机构的钱，被这些创投机构高管们采用各种方式利益输送到他们口袋（或他们代理人口袋、利益相关人口袋等等），那么，LP的钱被这些所谓的创投机构坑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LP想要什么光环，创投机构就会给你们设计什么光环，这样LP的钱才会进入他们的瓮中，既然入创投机构的瓮了，那么LP的钱就不是他们自己的钱了，不管是现在、以后、还是永久，也就是现在很多LP发现投到创投机构的巨额资金血本无归。不过这些LP也真是的，放着眼前的好项目不去直投赚巨额收益，非要去相信那些创投机构的PUA，不血本无归才怪！这些创投机构，人家是真的PUA钱专家，创投机构不是PUA专家，这些创投机构就骗不了钱也开不下去。当然，很多国资LP，他们与GP、VC相互勾结/通过各种方式瓜分国资到个人口袋，除了利益输送雷同外，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逻辑；例如有的GP、VC或者项目就是利益输送国资到个人（或代理人、利益相关人等）的白手套等等。正文：三天前，一个投资人微信群炸开了锅。事件始于一位个人LP，她对所出资且任职的一家知名创投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控诉”，随即在创投圈引发了讨论。尤其她一那句——“既然做LP如此卑微，那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爆发。”让人陷入沉思。目前，双方没有针对事件做最新回应。目睹这样一幕，想必所有从业者心情复杂。须知道，LP与GP是我们创投行业最重要的参与者，没有人愿意看到双方走向对立。但是今年以来，从公开信息我们至少看到三起“LP下场讨伐”事件，LP圈反馈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这一现象足以引起警惕。下行周期里，一些以往被忽视的问题渐渐浮现。此时此刻，关于创投行业的信任修复摆上了桌面。想到今年几个案例这并非个例。同样身为个人LP的刘凯曾向我们分享过自己的遭遇。2014年，刘凯出资成为国内一家知名VC机构一期美元基金的个人LP。如今整整基金期限过去了，回报惨淡——刘凯仅拿回投资本金的20%。为此，他多次寻求与该GP负责人沟通，但都无果，对方几乎等于失联。根据他的描述，LP多次要求该美元基金设立专门的对口联系人员，然而连这一基本要求也被创始合伙人拒绝了。最新消息是，双方已经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前几年在行业高速生长与扩张时期，大家埋头追求增长而忽视了实操中的一些细节。如今伴随行业急剧收缩，此前埋下的隐患渐渐暴露出来，我们也目睹了不少LP与GP之间的恩怨纠葛。今年8月，一家小有名气的双币基金被LP公开质疑，原因是旗下一支成立于2018年的人民币基金，六年过去了DPI至今依然为零。这在LP群体中引发共鸣。“现在95%的GP都不赚钱，即便一支VC基金亏掉了这期LP所有的钱，但他们每年依然可以坐享基金规模百分之二到三的管理费，堪称旱涝保收。”一位母基金合伙人说，“而且基金从业人员浪费的情况尤为严重，有些GP还存在道德风险，LP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投一支基金，证伪时间很长，部分GP靠着一期期募集新的基金，潇洒地收割和挥霍LP的管理费。”类似事件频发，上海一位不愿具名的LP看得心情复杂，“GP管理费收着，每年只给LP开开会。要问7年之后结果会如何，他们心里也没底。”眼见自己的真金白银可能收不回来，且并未从GP那里得到应有的平等交流，LP感到受伤，对一级市场的投资信心也悄然受损。最近听闻，有的LP已经开始付诸行动，或是盘算着提前退出，或是选择按实缴、实投规模付管理费。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一幕中国创投行业发展以来，GP与LP之间的关系总被津津乐道。所谓LP（Limited Partners）即有限合伙人，俗称“金主爸爸”，是创投机构（GP）的出资人。长久以来，人们总将这形容为“夫妻过日子”——LP给予资金支持，为前线沙场上征战的GP不断输送粮草和弹药，双方共享果实。但走过一个基金周期，LP与GP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眼下，2015年前后成立的那批基金已经来到交卷时期，LP对于现金回报的预期也达到了顶峰。但从不少LP的反馈来看，即使是知名的TOP基金，表现也不如人意，双方信任逐渐变得脆弱。“过去十年，人民币基金和从业人员数量暴涨，但能够让一个LP在存续期内将全部本金收回，还能得到不错的回报，并且持续做下来的GP凤毛麟角，尤其是在退出难的当下。”上海一位人民币LP感慨，似乎市面上95%的VC都不赚钱。不久前，深圳一家知名家族办公室合伙人向我们讲述：“这些年投一级市场受伤了，投的GP几乎没有带来收益”。于是，他们开始约谈GP——如果GP年化率达不到6%，就要扣管理费，直到扣光为止。唯有这样，LP和GP利益才能完全捆绑，才是最底层的投资伦理。而在经历了与被投GP之间种种不愉悦，刘凯认为自己现在看待一级市场更清醒了，“在犹豫是否要继续投资一级，之前仿佛花钱投资GP是在养一群所谓的精英。”LP愈发谨慎，募资市场变得愈发艰难。华南头部人民币基金的IR负责人曾不止一次地谈到——现在出去募资，市场化LP的钱太少了。“LP非常看重、期待DPI的实现，但如果退出时间变得更长，回给LP的钱更慢，对GP来说压力山大。”归根结底，要为LP赚到钱说到底，业绩才是王道，为LP赚到钱才是GP生存的第一使命。“做那么多年LP，我最深的感触是，一家GP的责任心太重要了。”一位匿名LP感叹，这些年见了不少GP，他们都有魄力和雄心，却很少有与之匹配的沉下去扎实研究底层资产和底层逻辑的责任心。“魄力和雄心是他们的，资金是我们出的。”最近，元禾辰坤主管合伙人徐清从人民币LP角度出发，谈到了更深远的问题。她观察到，整个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规则面临震荡和调整。在这个时期里，GP、LP甚至更上层的机构投资人，需要坐下来共同对行业的规则进行梳理。此前，达晨财智高级合伙人邵红霞所言，GP要以LP的心情来对待整个投资，就好像拿着自己的钱在投资：“将心比心，每次有项目出问题了，我自己心里特别难受。”“这个行业的信任很难得，但是赚钱才是硬道理，我总是反复地提醒我们团队，只有能够穿越周期的持续回报，才是LP给你钱的理由。”她感慨地表示。下行周期，更要保持敬畏之心。这也给所有VC/PE从业者敲响警钟——用对LP的每一分钱，做好每一笔投资。（文中刘凯为化名）...

　　投资人出资500万元认购证券投资基金，最终仅赎回105万元，因认为基金管理人推荐基金时违反了适当性义务，同时在合同履行中违反了约定的止损性义务，投资人将对方告上法庭。日前，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令基金管理人赔偿投资人损失395万元，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据悉，这也是该院判决的首例因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向金融消费者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案件。　　投资500万元认购基金，仅赎回105万元　　2015年12月，陆女士与某资产公司、某证券公司签订一份《基金合同》，约定陆女士作为基金投资人认购某款证券投资基金，认购金额为500万元，该基金由资产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证券公司担任基金托管人。合同约定基金份额净值跌破止损线时，基金管理人负有及时以市价将可出售的资产全部变现等义务。　　该合同履行中，因基金净值不断下降，三方经协商于2019年12月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重新确认了基金的止损线，并约定基金份额净值不高于止损线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对基金资金进行变现并发布清盘公告进入清算程序。　　2021年，陆女士经查询发现该基金在2020年12月31日跌破合同约定的止损线，其后持续跌破止损线。2022年6月，陆女士向资产公司与证券公司发送要求赎回基金份额的通知书以及赔偿损失的律师函。2022年10月，陆女士收到基金赎回款105万元。　　投资人起诉索赔，基金管理人辩称无责　　崩溃的陆女士认为资产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在向其推荐该款基金产品时没有对其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试，也未对该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未对该产品是否适格其进行评估，违反了适当性义务。她还认为对方同时违反了合同约定的在基金跌破止损线时及时变现的止损性义务。　　因此，陆女士起诉要求资产公司赔偿投资本金差额损失395万元。　　该案审理过程中资产公司辩称，陆女士所购基金为私募基金，在签订合同时已经要求陆女士签署了风险揭示书、合格投资者承诺书，且签署该合同时私募基金刚开始规范。　　资产公司认为，要求其在签订合同时就对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与承担能力进行评估不具有可操作性，故其作为基金管理人已经尽到适当性义务。　　法院：违反适当性义务和止损性义务应全赔　　锡山法院经审理认为，资产公司在向陆女士推荐该款基金时违反了适当性义务，在合同履行中违反了合同约定的止损性义务，应当向陆女士赔偿损失。　　所谓适当性义务，是指卖方机构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信托理财产品、券商集合理财计划等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的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等义务。　　而在本案中，资产公司与陆女士签订案涉基金合同时，相关具体规定虽未正式出台，但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已经对投资者应当履行的适当性义务进行明确，即资产公司向客户推介产品时应当基于诚信原则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并保证两者相匹配的注意义务。但资产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对相关信息予以了解评估，仅要求陆女士签署了相应的风险揭示书与承诺书不能认定为已经履行了适当性义务。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资产公司向陆女士赔偿损失395万元。资产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二审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介绍，基于金融交易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在引发诉讼时通过将是否履行上述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给金融机构的方式，以实现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法官同时提醒，但作为投资者也应当看到高收益的另一面必然伴随高风险，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与认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