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针对大型国有银行、央行和主要监管机构等34家单位启动新一轮常规巡视。据央视新闻星期二（4月16日）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二十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将对34家单位党委（党组）开展常规巡视。这其中包括多家金融单位：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上交所、深交所、五大行、中信集团以及三家保险公司。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中央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报道说，根据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统一部署，二十届中央第三轮巡视的15个巡视组陆续开始进驻被巡视单位。目前，中央巡视组已进驻17家单位并公布了联系方式。据了解，中央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党组织工作三个月左右。中国央行和证监会分别在官网就此次巡视发公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说，坚决落实监管主责主业，纵深推进证监会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更好推动资本市场在强监管、防风险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也说，全面检视问题，自觉接受监督，对巡视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真改实改。2021年，中共中央曾进驻25家金融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随后许多行业人士被逮捕和处罚。据彭博社统计，光是2023年就有至少130名金融监管官员和行业高管接受调查或处罚。...
刘丽在镇上买的房子，烂尾了。她今年45岁，北京人，2018年心甘情愿掏出家底，想换一个在山清水秀的小镇安静养老的未来。镇上的楼盘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她交钱的那一年，也是这个小镇热闹的一年。镇上一家地产公司工作日志里写着：xxx推荐到访549名客户、成交14套房（总价值3360万元）；日常接待人数：15946人。在一本被遗弃的工作笔记里，一个人为2019年定了计划：卖掉10套房，拿提成。这些充满斗志的故事还有另一面：把房子卖给刘丽的那家地产公司后来没钱了，账单显示，他们欠着菜农22598.5元的菜钱。小镇地产项目遗落的文件资料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菜农是否拿回了钱，没人知道，但刘丽的房子和钱都没拿到，尽管赢了官司。现在的小镇就像一场大马戏结束，客人离场，大象回笼，剩下的人在场子里，漫无目的地清理垃圾。镇上旅馆老板李怡成了这样的角色。今年67岁的他在暗夜里倚靠在旅店门口，叼着一根烟，对偶尔住店的人报出228元一晚的房价——在曾经繁荣的镇上，这个价格很合理。但时过境迁。游客只要穿过镇口，就能轻易找到一家80-100元上下的旅店。李怡说，自己和小镇一样，心里藏着一个通过土地实现繁荣的梦，真实又遥远。铁矿小镇转身回溯前半生，李怡捏着烟蒂猛嘬了两口：“失控了。”这个小镇在华北地区，人口大约两万，附近有清朝皇帝旅居的行宫，镇内的河水流进为京城供水的水库，镇上的人对这一点很骄傲。李怡也很骄傲。他思想传统，对“水”着迷，认为这条河是祥瑞之兆，能够带着小镇和他一起致富。所以他的旅店就在河边，用他的话说，这是风水宝地——水流不断，生意不断。除了河，小镇还有山，有耕地。这类华北平原村庄形成大约有600多年。元末明初交替之际，明太祖结束了长期的战乱，鼓励垦荒并向华北移民，之后的明成祖将都城从南京迁往现在的北京，也就是明朝的永乐年。用汉学家杜赞奇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小镇提供了大量关于农耕经济为主题的样本。直到城市发展，现代工业崛起，小镇因为探测丰富的铁矿，逐渐脱离农耕的生活生产方式，但600多年农耕所形成的思考方式依然存在。“怎么能赚钱过日子，就做什么……”，镇上人说，这是属于他们的循环。那是上世纪90年代，全国上下大兴土木。李怡承包了镇上一个小铁矿，每周往北京送几卡车的铁精粉和铁砂石。十数年，矿机不眠不休地运转，让他攒够了资本，在当时花十几万买下镇上的三亩地，摇身一变，从矿老板变成地产“大亨”。三亩地至今仍被握在李怡手里，他在上面盖了四间商铺，用来收租。那些年，小镇经济围着铁矿转，每年一千万吨的产量，贡献了当地75%左右的GDP。历史学博士李里峰在《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提到，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是国家权力逐渐延伸到乡村，传统的乡村社会逐渐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进而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这个小镇就是挖着铁矿，投入国家建设大潮的。2011年，省里把绿色经济写进了“十二五”规划纲要。那之后，李怡发现来矿上做安全检查的人多了，到2015年末，小镇和所属的县城接连关停三四十家矿业企业。机器的轰鸣声停了，留下的矿机被卖到远乡。李怡变卖了矿上的那些设备，认真打理自己三亩地上的旅馆。李怡转身很容易。但对于这个传统的小镇来说，失去了经济支柱产业，要换个赛道却不那么容易。踌躇了两年多，省里在2017年召开了旅游发展大会，小镇嗅到风向，决定发展文旅。采矿是跟土地要钱，文旅也是。小镇内的无人居住的地产项目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那之后，从县里到镇上，仗着离京近的地理优势，计划新建和续建十余个文旅项目，涵盖40余种旅游业态。以小镇所在的县城为例，2018年第三产业投资累计完成104.1亿元，占全部投资比重47.6%，全年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总收入达118万人次和9.8亿元，分别增长35%和38%。挖矿的时代结束了，土地开发大潮在镇上拉开序章。说好文旅故事土地开发是小镇经济发展的出路，也承担了县里从“矿业”到“文旅”的转型梦想。十余个文旅项目陆续在2017年前后开工建设，几大耳熟能详的地产开发商带着巨额资金高光入场。曾参与小镇地产项目前期调研和投标的设计院总工杨晓记得，他和开发商来到小镇后，受到了极大的礼遇。镇领导特意安排他们入住附近景区的酒店，饭局喝的酒提前灌在了矿泉水瓶里。调研结束后，开发商支付了14697万元，拍下了小镇的2块地。在杨晓提供的项目信息表中显示，该项目初期规划面积70余万平方米，面积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相近。对于从铁矿向文旅转型，李怡说他能理解，“有次和机关的人喝酒。对方说停了铁矿之后，镇上很快就感受到土地开发给财政带来的好处。”李怡这才知道，卖地赚的不止是土地的钱，还有税——卖地的财政收入尽数留在当地，在这片土地上建起来的企业，都得缴税。空置的商业街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在这种逻辑下，全国各地反复上演土地开发的故事，地产大亨带来巨大的资本浪潮，一个一个县城，一座一座城市的席卷。人们将其视为繁荣的象征之一，对拔地而起的高楼喜闻乐见。小镇想在这股浪潮中为自己裹上一件与众不同的外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找好市场定位，说好产品故事”。李怡回忆当年繁华的时候，也去售楼处凑过热闹，对蜂拥而至的外地人，销售的话术是“紧邻金山岭长城、卧虎山长城、司马台长城，坐享文化旅游资源，以后肯定是升值的。”杨晓曾参与的项目在宣传上，推出了5+2生活方式的概念——周一至周五居于繁华都市；周末就来小镇，体验绿色自然的环绕。在小镇房价只有5千元/平米的2017年，该项目的销售均价超过1万元/平米，一度飙高至接近2万元。土地开发让各地的商人、劳动者和生意人像大迁徙一般蜂拥而至。当地的原住民也把旅馆、餐厅都开在镇中心街道上，那会儿一辆面的一天能跑出300多块钱。地产“大亨”李怡的旅店也在那，靠着早年在矿上积累的人脉，那些来镇上修铁路、盖房子的老板和包工头都住在他店里。2018年，小镇脱贫。也是那一年7月中旬，华北下了一场大雨。一场大雨，浇熄热情那场大雨，把小镇的建筑垃圾冲进了河里，垃圾混着泥沙流进水库，影响了下游的水源。被雨水冲刷出来的，还有当地涉河建设项目的违法违规问题。水利部副部长为此亲自挂帅，进驻小镇调查。中国水利于2019年发布的通报 图源：中国水利网站在2019年10月的调查报告指出，该镇不少建设项目存在违法违规问题，部分建筑物侵占河道，个别项目严重超挖河道导致河势改变，建筑物紧邻岸线存在防洪隐患等。同年，当初主导文旅地产项目的县领导被双开。河边盖的100多栋别墅也被推平，筹建中的河边酒店停止施工。李怡记得，当时不少已经付了全款的业主到镇上登记，要求赔付。但其中有五六套却别墅无人认领——这成了广为流传的小镇轶闻。连锁反应的序幕拉开。周边的几个地产项目价格应声下跌，交付定金准业主们要求退订，原本还在观望的则毅然选择退出。开发商先开始拖，让之前卖房的销售来善后。但作为一个责权都没有的打工人，只能反复地回答：退款无法办理。开发商的资金问题也逐渐暴露。期房卖不掉，也就没办法给供应商结款。随后，部分开发商试图将房子卖给施工方，用于抵消工程款；也有开发商开始清编，原本100多人的销售团队被裁了50多人。和刘丽一样选择诉讼解决的业主不在少数，但等了快一年，判决下来了，卡在了执行阶段。有业主在群里说，（开发商）肯定没钱了，“新闻说老板跑路了”。依着河道的别墅，目前已闲置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人们离开了小镇。李怡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为镇上的人贴上标签——原住民、退不了房的，还有住不起知名景区酒店动辄单价千元的游客。至于，原来那些和地产、基建相关的打工者，现在都散得差不多了。一份2020年4月的值班表显示，当月只有一个人在册。而这个人在2018年人员花名册中，是经营部负责年终总结的领导。那位梦想在2019年卖出10套房子的销售人员或许早已经离开了小镇。但当地人还是不理解，怎么一场大雨，一切都停了。“两样都没了”2023年12月末，雪落华北，傍晚5点，小镇就黑透了。镇上开了路灯，罕有行人。一天下午，李怡心血来潮，吆喝着要去那些曾经喧闹的项目转转。路上一片雪白，被他的车一碾，露出乌黑的沥青。离开小镇不到4公里，一排建筑孤立无援地立在坡上，李怡说这几栋是那家顶顶知名地产商的项目。“这还不算什么”，李怡指着不远处说，那是建到一半的酒店公寓，现在有几间房，还堆着被褥和生活用品。住在里面的人说自己是“看摊儿”的，可放眼望去，大门、楼栋、销售中心都挂了锁。工作人员自己也说不清，还有什么要“看”的。“反正一个月有个几千块钱，什么赚钱就做什么。”一位工作人员自嘲道。开过河上的一座小桥，李怡一边叼着烟，一边打方向。“华北地区很多山都是向斜构造，就像千层饼的构造，那些开发商竟然想得出在山上建房。”从小镇到县城，李怡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各式各样的地产项目都会在眼前掠过，有的建成、有的还没。有那么一瞬间，李怡在面对土生土长的原乡之时，觉得有些陌生。还有点生气的是镇上一处近山楼盘，据说里面住着不到20户来自京城的老人家，开发商在2022年11月15日勉强交付，只不过楼盘还没有集中供暖，要办理供水供电供气之类的手续，得去40公里外的县城。鲜有人居住的新房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老人们感觉自己像是被遗忘的人。但李怡却觉得他们还不错——至少交了房。小镇很多事都变得物是人非。李株在学校边上经营一家汉堡店，孩子读4年级，从去年开始，她发现学校加收的杂费和学费都涨了。她和家长在小群里你一言我一语，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没钱了。李怡身边不少朋友向他抱怨，工资和绩效被拖了好久。一场雨浇灭了小镇的地产梦。回旅店的路上，李怡嘀咕了一句：“之前靠矿，后来靠房地产。现在两样都没了。”“内卷”与无力黄宗智在1979至1980年用英文书写《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时候，创造了一个词——involution。当时出版社将此翻译为“内卷”。他对内卷的定义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是由小农经济孵化出的小农意识产生，这种意识会让人更看重眼前的利益而忽略长远的发展。正是因此，一些社会有意识地进行转型，在他们的小农经济往市场转化的一两个世纪里，华北的小农经济，仍是小农经济。时过境迁，尽管李怡早就摆脱了小农的身份，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的意识仍是。《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汉化出版之后不到十年，深圳在1987年拍卖了中国的第一片住宅用地，面积8588平方米。此后，房地产产业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空置的地产项目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此后的2009年，央行和银监会联合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地方的城投公司，就是这类融投资平台。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钟宁桦和团队研究认为，地方城投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做了很多非盈利的项目，比如造桥修路。依据一线城市土地价格上涨的规律，当基建完善后，土地便会升值，通过拍卖以获得更高的溢价。小镇所属的城投公司，也在2009年成立。依照当时的政策，小镇把公有企事业单位的资产纳入城投，比如自来水公司、燃气公司等，更好地发挥投融资平台的作用：一方面减轻了当地财政的负担；另一方面能有效提升的土地价值。次年6月3日，镇上卖出3万多平方米的土地，这条消息挂在小镇所属的国土资源局的网站，这是网站里最早一条土地拍卖的信息。这笔交易比“中国第一拍”晚了13年，但卖出的面积是深圳的3.5倍，入局稍晚，但步履不停。李怡试图进入城投体系，为新建的商品房做终端的净水设备。他用尽了自己的私人关系，可没成功。跟着一线城市的规律，小镇很快尝到了甜头，土地价格随之上涨。但十数年下来，被授权拥有土地拍卖资质的地方城投，为了基建，以及没有及时收回土地拍卖款项，累计了高额债务。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用“饮鸠止渴”来形容想要依靠卖地而走出发展困境的县城。他觉得，（房地产）不是解决县城困境的方式，也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道路。县城规划馆内一景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地产“爆雷”并非是普遍现象。但吕德文仍旧认为，房地产尽管能帮助县城在短时间内拉动内需和发展，可只要开发红利期一过，跟随开发潮而来的人又会离开——过度依赖房地产势必会带来隐忧。最终的结局是，进一步撕裂和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分割。吕德文对此解释为，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发展让一些地方财政见底，甚至掏空了农民的积蓄，预支了农村社会的发展。如今还未售出的楼盘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在县城里开店的张小娟说，2016年，县里的房价只有6千，她还和朋友打赌说肯定不会涨了。结果没想到，现在临江的二手房产价格都要1.1万元/平米。这对于收入仅为4000—5000元的大多县城人是无法承受的。张小娟说，自己的一生就知道挣钱，县城的人也一样——是被金钱和意识困住的一生，是用“勤劳”抵消生活的磨难。室外乐园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小镇的文旅发展暂时划上休止符，下一篇章从何而起，暂时无人知晓。...
近日有消息指出“昔日明星基金经理蔡嵩松已获刑”引发市场关注。据媒体报道，该案件已在2024年3月27日在浙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被告为蔡嵩松、曲泉儒、董博雄。公开资料显示，蔡嵩松、曲泉儒均曾在诺安基金担任基金经理，董博雄则被指是国信证券前分析师。除了蔡嵩松案本身，投资关注的另一个话题是诺安基金是否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投资者是否能够发起索赔。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谢丹对网易财经表示，“除了基金经理受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以外，基金公司如果管理存在漏洞，就应负有连带赔偿责任。理论上，凡是在基金经理不法行为发生之前买入基金的基民，都可以获得赔偿，即使这些基民现在已经卖出了该基金。但在实践中，基民的损失具体如何计算也将是本案的难点”。知名“网红”经理的陨落回顾过去，蔡嵩松作为基金界的知名“网红”经理，凭借对半导体的深度布局以及旗下产品净值的显著起伏，迅速在基金界崭露头角，成为备受瞩目的“顶流”人物。根据公开资料，蔡嵩松于2017年11月加入诺安基金，并于2019年2月正式出任基金经理。至2020年底，他所管理的基金规模已高达409.92亿元，占当时诺安基金非货币资产总额的半数以上。然而自2022年起，随着基金业绩的剧烈波动，关于蔡嵩松的种种传言开始不断浮现，如“失联”“离职”甚至“被带走”等。直至2023年9月，诺安基金官方终于确认，蔡嵩松因“个人原因”决定卸任所有在管产品，这一消息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涉案的曲泉儒也曾是诺安基金的一员，曲泉儒在诺安基金任职期间，整体业绩出色，其管理的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A在任期内回报95.67%。在2022年10月15日从诺安基金离职后，一直没有管理新的基金，直至今日被曝出涉案。案件涉及的另一名人员是董博雄被指是国信证券前分析师，该人已在2019年6月离职，中国证券业协会从业人员公示名单显示“无数据”。另外浙江日报银柿财经在相关知情人士处了解到，该案涉及的当事人不止蔡嵩松、曲泉儒、董博雄三人，其他当事人的案件另有法院审理；蔡嵩松等人涉及的案情也不止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可能还涉及操纵市场相关的罪名等。目前，蔡嵩松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投资者是否能向诺安基金索赔？据财新报道，蔡嵩松、曲泉儒同案被查与一只在深交所上市的中小市值股票背后的交易有关。有知情人士告诉财新，“在小圈子一直有传闻，2020年前后，曲泉儒把这个股票的操作办法和好处介绍给了蔡嵩松，两人分别用自己管的不同产品持有了相关股票票约小半年，总共1000万元左右。两人胆子大，直接让对方把好处费转给自己账户，曲泉儒收了约百万元，蔡嵩松收了几十万元。另外，董博雄恐怕在中间充当了掮客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在蔡嵩松离职前夕，相关的调查就已开启。据财新了解，彼时蔡嵩松已被监管认定为不适当人选、取消基金从业资格，并加入了黑名单。“这算是除了刑事追责以外，行政监管层面能做的所有措施了。估计以后除了自己做投资，他们就别想在金融投资领域混了，没有哪家机构敢用有过这种黑历史的从业者。为了几十万元，断送自己职业生涯，得不偿失。”有公募资深人士评价。官方目前尚未公布蔡嵩松及曲泉儒的具体操作细节，但诺安基金在内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基金经理问题曝光后未能及时向投资者透明化相关情况引起了投资者的不满。对此，诺安基金是否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甚至投资者是否能够发起索赔引发讨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谢丹对网易财经表示，“该案直接责任人为基金经理，但背后可能反映了基金公司内控及合规方面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职责。第九条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管理、运用基金财产，基金服务机构从事基金服务活动，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给基金财产、基金份额持有人或者投资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履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违反本法规定或者基金合同约定，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分别对各自的行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共同行为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除了基金经理受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以外，基金公司如果管理存在漏洞，就应负有连带赔偿责任。理论上，凡是在基金经理不法行为发生之前买入基金的基民，都可以获得赔偿，即使这些基民现在已经卖出了该基金。但在实践中，基民的损失具体如何计算也将是本案的难点”，谢丹还表示。...
4月9日，河南省发改委网站发布了《2023年度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十大案例名单揭晓》。排第一的是河南省委编办的《扎实推进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 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注入强劲动力》。根据大河财立方、中宏网10日发布的《扎实推进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 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全文介绍，河南省委编办指出，从实际情况看，事业单位定位不准、职责不清、结构不优、效率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有些机构存在职能弱化、业务萎缩，主责主业偏离了公益属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等问题；有些机构存在职能交叉、分散重复设置、“小散弱”比例高等问题；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现象并存。在改革做法方面，河南省委编办在文章中从“聚焦优化职能布局，实现整体重构重塑”“聚焦资源集约增效，精简机构编制规模”“聚焦完善支持措施，推动改革行稳致远”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其中，在精简机构编制规模方面，河南省委编办在文章中写道：坚持“瘦身”和“健身”相结合，在合理、可持续范围内，切实把该减的坚决减下来，该加强的大力加强上去。省直层面，除学校医院外，按照“531”比例进行精简（即事业机构按不低于50%精简，事业编制按不低于30%精简，其中财政拨款事业编制精简比例不低于10%），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和事业编制16名以下的事业单位，“空壳单位”“僵尸单位”以及特定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的事业单位一律撤销。市县层面，参照省直做法，按照“421”比例进行精简。同时，对省辖市本级事业机构实行精简比例、机构限额“双控”（各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本级事业机构精简比例不低于25%，且保留的事业机构数不超过省定限额），对处级事业机构按照“总量减、市市减、差距减”的思路分档确定精简限额和设置数量，避免出现“一刀切”“鞭打快牛”等问题。改革后收回的事业编制和机构限额，由市、县本级统筹使用，鼓励“减上补下、减县补乡”。在改革成效方面，河南省委编办从“布局结构整体优化”“资源配置更加科学”“保障效能明显提升”三个方面予以总结。文章介绍，省直层面，除学校、医院外，事业单位精简60.7%，撤销科级和事业编制16名以下事业单位以及“空壳单位”137个，事业编制精简46.9%，厅级领导职数精简9.3%、处级领导职数精简25.5%。市县层面，市、县纳入改革范围的事业机构精简44.3%，事业编制精简23%，其中全额拨款事业编制精简13.7%。全省事业单位“小散弱”问题基本解决，机构编制区域间、部门间分布更趋均衡。将精简收回的机构编制资源向高质量发展、重点民生领域和基层一线倾斜，如：将省直改革收回的事业编制下沉县（市、区）5638名，为省科学院、嵩山实验室、神农种业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核定编制3300余名，根据需要加强了教育、医疗卫生、文物保护等相关事业单位工作力量。...
严把资本市场“入口”的同时，上市公司退市监管迎来新规。4月12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下称《退市意见》）。《退市意见》通过严格退市标准，加大对“僵尸空壳”和“害群之马”出清力度，削减“壳”资源价值；同时，拓宽多元退出渠道，加强退市公司投资者保护。具体来看，《退市意见》包括严格强制退市标准、削减“壳”资源价值、进一步畅通多元退市渠道以及强化退市监管四个方面。其中包括，调低2年财务造假触发重大违法退市的门槛，新增1年严重造假、多年连续造假退市情形；将资金占用长期不解决导致资产被“掏空”、多年连续内控非标意见、控制权无序争夺导致投资者无法获取上市公司有效信息等纳入规范类退市情形等。“退市监管的原则是‘应退尽退’，没有也不应该预设数量。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执行新的规则，努力实现‘退得下’，‘退得稳’。”证监会上市司司长郭瑞明强调。调低财务造假退市门槛，提高亏损公司营收退市指标据郭瑞明介绍，2020年退市改革以来共有135家公司退市，其中112家强制退市。近几年，市场各方对退市形成了更多共识，建议进一步加大力度，特别是一些严重造假、长期造假的公司，内控长期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应当退市。严格强制退市标准方面，包括严格重大违法退市适用范围，调低2年财务造假触发重大违法退市的门槛，新增1年严重造假、多年连续造假退市情形。郭瑞明表示，这次改革调低了财务造假触发退市的年限、金额和比例，将现有的连续2年造假金额5亿元以上且超过50%的指标，调整为1年造假2亿元以上且超过30%、2年造假3亿元且超过20%、连续3年及以上造假，目的是有力遏制财务造假。“对于2020年以来连续3年及以上财务造假的公司，我们将从严适用新规予以退市。此次新规发布前已经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的，适用旧规，不再溯及既往；但是，对于这些公司，我们仍将坚决推进刑事追责、民事赔偿等工作，加大立体追责力度。” 郭瑞明强调。同时，本次改革还对三种具体情形实施规范类退市，包括将资金占用长期不解决导致资产被“掏空”、多年连续内控非标意见、控制权无序争夺导致投资者无法获取上市公司有效信息等纳入规范类退市情形，增强规范运作强约束。此外，提高亏损公司的营业收入退市指标，加大绩差公司退市力度。四是完善市值标准等交易类退市指标。削减“壳”资源价值，严厉打击规避退市行为《退市意见》还明确，削减“壳”资源价值。加强并购重组监管，强化主业相关性，加强对“借壳上市”监管力度。加强收购监管，压实中介机构责任，规范控制权交易。从严打击“炒壳”背后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出清不具有重整价值的上市公司。在强化退市监管方面，严格执行退市制度，严厉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惩治导致重大违法退市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等“关键少数”。推动健全行政、刑事和民事赔偿立体化追责体系。此外，进一步畅通多元退市渠道。完善吸收合并等政策规定，鼓励引导头部公司立足主业加大对产业链整合力度。落实退市投资者赔偿救济。综合运用代表人诉讼、先行赔付、专业调解等各类工具，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下一步，证监会将统筹推进各项措施尽快落地，严厉打击各类规避退市行为，更大力度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净化资本市场生态。...
香港教育局推算，到2029年，适龄小学新生人口将大跌36.5%至3.15万人。据香港中通社报道，香港教育局长蔡若莲星期一（4月15日）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回应称，政府已采用多种方法减少冲击。蔡若莲说，应对措施包括决定每区分派学生数目、在小学推行小班教学等。若评估个别学校有潜在风险，会尽早与办学团体商讨，务求及早做好规划，包括申请合并或重置。有议员担心，现行措施不变下，会出现大规模缩班杀校，建议教育局考虑要求现在五班小一的小学减至四班，共渡时艰，以及要求直资小学共同推行小班教学。蔡若莲指，会优先考虑学生福祉，若个别办学团体能力不济，勉强要求学校强行存在，最终会伤害学生。...
新加坡一家法院开始宣判一起引起轰动的案件，10名华人被指控涉及洗钱犯罪，涉案金额高达22亿美元。这一丑闻涉及银行、房地产经纪人、贵金属交易商和一家顶级高尔夫俱乐部。警方还对一些顶级富人居住区展开广泛的搜查，并在那里发现了价值数十亿美金的现金和财产。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牵动着新加坡人的心。被没收的资产包括152处房产、62辆汽车、摆满货架的奢侈包包和手表，以及数百件珠宝和数千瓶酒。本月早些时候，苏文强和苏海金成为第一批因此案被宣判入狱的罪犯。警方称，苏海金当时从一栋房子的二楼阳台跳下，并试图逃跑。两人都将服刑一年多，之后被驱逐出境，并被禁止入境新加坡。另有8人仍在等待法院的判决。此案是新加坡同类案件中规模最大的一起，尽管已接近尾声，但仍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问题。检察官说，他们在该国（新加坡）奢侈生活的钱来自海外的非法收入。这些人有的拥有多本护照，例如柬埔寨、瓦努阿图、塞浦路斯和多米尼克。他们如何如履平地般在新加坡生活和存钱多年的？这引发了对政策的重新审视，银行收紧了相关规定，尤其是针对持有多本护照的客户。最重要的是，此案突显了这个国家在欢迎超级富豪的同时，又成为非法所得的目的地的两难困境。一夜暴富常被称为“亚洲瑞士”的新加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银行和财富管理公司。这一时期，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已经初现成效，然后在21世纪初，稳定下来的印度尼西亚也出现了财富增长。很快，新加坡就成为外国企业的天堂，出台了对投资者友好的法律、免税和其他激励措施。如今，超级富豪们可以飞进新加坡的私人飞机航站楼，在豪华的码头社区尽情享受，并在全球首个钻石交易所进行投机。就在机场外，有一个名为“自由港”（Le Freeport）的安全级别最高的保险库，为艺术品、珠宝、葡萄酒和其他贵重物品提供免税存储。这个耗资1亿美元的设施通常被称为亚洲的诺克斯堡（Fort Knox）。根据新加坡市场监管机构的数据，新加坡的资产管理公司在2022年从海外吸引了4350亿新元（约3200亿美元），几乎是2017年的两倍。根据咨询巨头毕马威(KPMG)和家族理财顾问公司阿加雷斯（Agreus）的一份报告，超过一半的亚洲家族办公室，即一种管理私人财富的公司现在都聚集在新加坡。其中包括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英国亿万富翁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以及全球最大的连锁火锅店海底捞的老板、新加坡华裔舒萍。新加坡当局表示，洗钱案中的一些被告可能与获得税收优惠的家族办公室有关。卡内基中国（Carnegie China）的非常驻学者庄嘉颖说：“新加坡存在一种内在的矛盾。它以廉洁和良好治理为荣，但同时还希望通过提供低税收和银行保密等优势，来迎合巨额财富的管理需求。”“那些通过不道德甚至非法手段赚钱的人成为了金融业者，这种风险也在增加。”对于富有的中国人来说，新加坡是首选，因为它以治理和稳定而闻名，并且与中国文化相近。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的资金进入新加坡。该案件的10名嫌疑人之一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中国被通缉。检察官声称，他在新加坡定居是因为他“想要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中国当局的追捕”。“隐藏于众目睽睽之下”这并不是新加坡的银行第一次卷入金融犯罪。他们被发现在“一马基金”（1MDB）丑闻涉及的跨境洗钱活动中发挥了作用。该丑闻与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中数十亿美元遭挪用有关。曾被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称为“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假球集团的头目”的丹·陈（Dan Tan）也与新加坡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他于2013年在这里被捕。该国对白领犯罪有严格的规定，并且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的活跃成员，该工作组是一个打击洗钱和恐怖网络融资的全球性机构。多年来，银行投入巨资加强合规审查，筛选潜在客户，并敦促监管机构报告可疑交易。但这些都不是万无一失的。首先，监管机构很难在大量高价值交易中发现可疑案件。“这不是一个大海中捞针，而是在很多大海中捞针，”新加坡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Josephine Teo）去年10月对国会表示。一些专家指出，新加坡繁荣的房地产市场是“清洗”脏钱的流行手段。这里还有赌场、夜总会和奢侈品商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罗启峰告诉BBC：“每天有大量的钱进入新加坡的银行系统。犯罪分子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在合法的活动中掩饰他们的洗钱活动。”新加坡也没有限制携带现金进出该国的数量，只要求金额超过2万新元时进行申报。新加坡调查研究和风险咨询公司百峰（Blackpeak）的创始人克里斯托弗·莱希（Christopher Leahy）说，这是一个优势。“如果你想转移大量资金，你会把它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把它放在开曼群岛或英属维尔京群岛是没有意义的，那里没有什么(可以花钱的)东西。”莱希说。有分析人士评论说，新加坡作为金融之都的优势也吸引了赃款。当被要求对这一评论作出回应时，当局向BBC引述去年当地一家报纸对法律和内政部长的采访。“你想关窗？不可能吧！窗户须持续开着。我们的金融中心得像个金融中心，把钱转来新加坡必须是件容易的事。窗不能关，否则合法资金进不来，也让正当生意人难做。”尚穆根（K Shanmugam）说。“最终当你成功，成为主要的金融中心时，许多钱涌入，一些苍蝇也跟着进来，”他补充说。卡耐基中国的庄博士说，新加坡必须决定能接受多大程度的“各种灰色地带的资金”。他表示，尽管加强监管会有所帮助，但透明度面临更大的挑战：“透明度违背让许多财富管理中心蓬勃发展的模式：保守秘密。”一些分析人士说，这很可能是新加坡为保持其金融中心地位而愿意付出的代价。“毕竟，绝大多数基金都是合法的，”莱希表示，“但成为主要金融中心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
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哦不，还记得之前我写的 罚死那个恒大的“担保人” 吗？对，我说的就是普华永道。有人说，哎呀你怎么不说国内的评级机构？呵呵呵，因为普华永道是浓眉大眼啊，獐头鼠目有什么好说的，本来公信力就那样，浓眉大眼的叛变革命才更可恨，不是吗？结果那文章没写几天，普华永道自己内部爆了大料。一群合伙人，举报了普华永道香港的资深合伙人赵柏基，目前还在担任普华永道亚太区和中国区主席、首席合伙人和首席执行官。也就是说，恒大正是他对接的客户。这些写公开信的合伙人总结了赵的几条罪状，试图理清为什么普华永道落到配合造假的地步。01 细数赵柏基的几条罪状说的第一条就是赵柏基追逐高薪，他的口号是：我领导的普华永道的 EPEP—— 权益合伙人收入，在历史上最高，在四大中最高。他本人也确实高薪，每年薪酬5000万港币，曾经有过高级合伙人质疑过恒大，被他拦回去了，于是终于踏入配合造假的火坑。其他“罪状”就多了，比如派系斗争，普华永道是普华、永道和原来的安达信构成，为了让恒大的审计报告顺利在内部过关，说赵任用本系（安达信）私人，打压其他同事和合伙人。ps，插一句，安达信就是在安然事件中因为造假被罚的连招牌都不剩的事务所，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赵先生和他的同伙都是这一系的。还有拒绝国际合伙人的审计质量检查，以中方不给看为由将审计底稿对普华国际保密，以及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合作中出现严重泄密被调查。有趣的是，这封署名为“一部分普华合伙人”的公开信在最后提到，2024年7月至9月，这三个月是普华永道合伙人做出业绩评估和确定分钱基础的时候。如果出现对任何合伙人的打击报复，特别是对老普华、老永道合伙人的打击报复，我们将发表第二封公开信、并公开部分相关工作底稿。看着最后这一段，我差点没笑喷。看来普华的内部文化，真是烂到一定地步了。所以我对他们要求彻查普华永道表示支持，对中国财政部的调查，被坑的投资人起诉统统支持，但对于是否该保留这个机构，持保留意见。02 烂透的普华就看看这封公开信的内容，以及写这封公开信的人，连名字都不署的德性，我敢断言，这家老牌会计师事务所，已经烂透了，不仅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他们出过的所有审计报告都应该拿出来重新检视审查，如果有其他造假的应合并处理。当事人不是退休的问题，而是依照相关法律坐牢的问题。无论是中国法律，美国法律，还是香港法律，对审计造假都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提供与证券发行相关的虚假的资产评估、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等证明文件，情节特别严重的；（二）提供与重大资产交易相关的虚假的资产评估、会计、审计等证明文件，情节特别严重的；（三）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项目中提供虚假的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等证明文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我看看公开信里对赵先生的描述，这一条是够得上了，只是他应该是香港身份，那么按照香港法律，审计造假的责任，特别造成投资者重大损失的责任，也绝不是轻微的罪名。03 合伙人制度已名存实亡说到这里，有个真问题浮上水面，那就是一个健康的市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应该如何治理自身，才能为市场提供有价值，有公信力的结论。这些第三方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等，他们的治理结构其实是中世纪行会组织的衍生品——合伙人制度。欧洲中世纪中期最富特征性的现象是行会组织，它是由同一手工业或商业的从业人员组成的，有的是为了促进共同利益，有的是为了福利目的和共同的宗教信仰，还有的完全是为了交际目的。行会是中世纪的人倾向于置身合作架构的体现，也对欧洲政治思想的演进具有历史意义，行会是自治的，其管理者来自于内部选拔。行会在11世纪后兴起，12世纪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席卷了城市与乡镇。不仅商人、船员、工匠、画家、教师、演员、猎人、农人，而且僧人、乞丐、刽子手等，都成立了行会(guild)。大名鼎鼎的在世界阴谋论史上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共济会，前身其实就是一个自由石匠的行会组织。当年的行会组织，除了为自己的成员争取相应的权益外，还有强烈的自我约束的动机——都是靠手艺，靠口碑吃饭的，谁砸招牌，那么他就不要在这个行业混了。之后随着社会发展，不少行会组织在近现代社会中瓦解了，并融入到更大规模的市场中去，但有一些职业比如会计师、律师甚至医生等职业，依然呈现出强烈的行会色彩。然而，当代“行会”自我约束的动机消失了。因为社会已经太大了，不像行会组织出现的时候，更多是一种熟人社会中的自我约束。现代大城市，谁认识谁？邻居都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那么在行业内做假账怕什么？只要不被逮到，就不会因此社死。熟人社会是很容易社死的，当代社会则豁免了这一重要约束。虽然现代合伙人制度，一样要求成员，也就是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是由于各国法律不同，类似的法律官司取证困难难以形成有效判罚，因此对缺乏了自我约束的行会类组织以及里面的垃圾成员，完全没有威慑可言。就像公开信里说的，即使捅了那么大篓子，赵先生还想着荣休后担任名誉主席，一年再拿走800万新水呢。如果他是公职人员，这会难道不是该停职待审吗？04 结语事实证明，类似普华这样的“行会组织”已经丧失了自我洁净的能力，完全由陌生人社会构成的超级大市场也无力在道德和名誉上对他们做出严厉的惩罚，那么只好由公权力和法律出手，来维护最后的正义了。对于第三方机构做假账，配合做假账，以及出具假的法律意见书的事务所，要严惩不贷。关于这种企业的内部治理，也该出台一些法律来严格约束了！...
4月8日，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发表题为《我国招聘国际科学人才的经验和教训：原因与后果》的文章。文中提到“国际教授回国，现在基本不再是潮流”，饶毅怀疑“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因为担心他们水平高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不方便”管理，而因此排斥国际正教授。”目前，西湖大学的国际正教授的数量已经超过北大、清华，比例更是远超全中国所有院校。施一公几年前希望教师招聘超过北大清华的愿望，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现在除了浙江大学似乎还非常努力之外，大部分大学都接近放弃招聘国际正教授，拥有一百多个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十几年来，真正全职到位并留下工作的国际正教授恐怕不到十人，也许不到五人。饶毅认为，在目前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加持下，引进的人才并不在引进单位分羹，而是带给引才单位更多的资源。但即便如此，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大部分不愿意引进国际高层次人才。饶毅文中还提到“一批主要是1950年代出生的高校和机构国内领导，对于饶毅、施一公等为代表的海外引进的正教授的“阻击战””，饶毅认为对海外正教授的“阻击战”非常“成功”。国际一流大学做过正教授的这批，在国内带领各单位改革后，接近百分之百被扫地出门。而且在国际上获得博士学位都基本成为弱点，也一样在科研和教育机构的领导层几乎被“清零”。北大、清华、以美国建校为基础的协和医学院，也一样，几乎全部清零国际博士，而几乎全部由国内博士领导。全文如下：我国招聘国际科学人才的经验和教训：原因与后果17年前，45岁的我和40岁的施一公回到北大、清华全职工作后我国出现一次引进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的热点。今天，我国对科技和高等教育的人才更加求贤若渴，条件也大大提高，那么回顾这17年的一个侧面，也并非一定毫无意义。预期与现实17年前，一般认为我国的发展到了可以大规模引进人才的时期。事实上，有很多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回国。当时最突出的是北大、清华分别引进了约十位海外一流大学的正教授、讲席教授，领导几个学院和新体制研究所/中心。他们一方面改革所在学院，一方面这些学院的新机制和经验被两校总结推广全校，奠定了两校的全面改革。国内其他大学，也有希望学习的愿望，并且有所行动。国内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现在称为“新型研发机构”），也以高的学术标准和管理模式，大幅度提高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的质量。这一过程，在年轻科技人才的层面一直继续，但美中不足的是回国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国内博士，而国际博士偏少。对一个人来说，博士学位来源当然不决定一切，也就是说具体到每一个人，当然有国内博士优于国际博士的。但是，迄今为止，现实还不可能做到大部分国内博士优于大部分国际博士。所以，国际博士的比例，仍然在总体应该想办法提高（在个体上，一定是具体学术水平，而无论学位来源）。国内博士比例高的原因不外乎国内博士在国外升级困难度高于国际博士、而国内博士在国内的师承关系和单位网络优于国际博士。国际教授回国，现在基本不再是潮流，而是一些单位的个例，整体数量很少。例如，年度实际经费超过一千亿、拥有一百多个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十几年来，真正全职到位并留下工作的国际正教授恐怕不到十人，也许不到五人。有些招聘的正教授以上的，也一般是六十年以上。而40岁、45岁，好像基本没有再现。而做的最好的是国家支持的新型大学----西湖大学。它拥有的国际正教授的数字超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比例就远超北大、清华和全中国所有院校。施一公几年前希望教师招聘超过北大清华的愿望，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其他大学没能做到，现在除了浙江大学似乎还非常努力之外，大部分大学都接近放弃招聘国际正教授，甚至引起怀疑很多高校和包括科学院在内的科研机构有可能排斥国际正教授，因为担心他们水平高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而“不方便”管理。国家的愿望与单位的现实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迫切希望加强科技和高校人才质量。除了培养之外，我国很希望引进人才。国家的多个层面不仅有愿望，而且出台很多政策、提供很多优异的条件，前所未有的条件，希望引才。目前国家和地方的政策，非常之好。包括引进人才的条件，不由本单位出，而全部或者大部分由国家和地方提供。也就是说，引进的人才并不在引进单位分羹，而是带给引才单位更多的资源。这么好的条件，那么应该很快形成新的人才引进高峰？确实有几个单位、几个地方用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积极引才。但总体用新的引才条件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数量较少、比例较低。所以，很多单位并未积极相应国家和地方对科技、高等教育人才引进的号召，而是基本不做费力的需要单位领导出面的引才工作、只做容易的有单位普通人事部门就能承担的简单工作。一方面，愿意回国的人数，特别是高层次，并非想象的那么多。另一方面，很多单位基本没有兴趣用这种条件引进高年资人才。虽然引进人才的资源不来自单位，但单位领导人不愿出现新人老人待遇不同而引发内部不平衡的矛盾。也就是说，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大部分不愿意因为相应国家号召、因为促进单位长远发展，而自己个人被单位的人所抱怨。短期个人利益普遍压倒单位和国家的利益。阻击的后果可能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完全排除。我和施一公等回国后，一批主要是1950年代出生、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在中国已担任高校和科技机构领导的人，全力阻击。非常有效， 效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并继续发挥影响。国际一流大学做过正教授的这批，在国内带领各单位改革后，接近百分之百（不是百分之百）被扫地出门。这一“成功”的效率非常高，不仅国际正教授被扫地出门，而且在国际上获得博士学位都基本成为弱点，也一样在科研和教育机构的领导层几乎被“清零”（不是百分之百，但接近）。同样举例庞然大物的中国科学院，院领导一般有7到9人，今天全部是国内博士。而同一机构以前七十多年一直有国际博士。其一百多个研究所的领导也绝大多数是国内博士。北大、清华、以美国建校为基础的协和医学院，也一样，几乎全部清零国际博士，而几乎全部由国内博士领导。当然，很多博士回国是为了科研，不一定愿意、也不一定有领导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能力。但也有很多科研人员认为科研能力与领导能力有相当的相关性，科研人员希望领导的科研和管理水平都高。中国也长期认同这一理念，所以几十年的中国科学院，不仅院领导、而且所领导都是领域中的学术翘楚。恐怕不能要求现在回国的科研和高校人才改变这种观点，认为单位领导的学术水平完全不重要。因此，在愿意回国的人当中，愿意去西湖大学和某些新型研发机构的自然多一些，而以西湖大学最为突出。如果没有那次“阻击战”，也许西湖大学不会这么突出，因为全国还有其他机构欢迎？阻击的表面后果是打败了这批国际教授，实际恐怕影响更大。很多单位、地方和领域学术标准颠倒，恐怕是其中之一。而全体国际博士在国内发展弱势，不如国内博士，会没有后果？人才使用与标准建设在一个层面压制国际教授、另一个层面排出国际博士，看上去是个人/群体利益之争。实际上，用低标准排斥高标准的后果中国仍然难以建立公正公平的科学评价体系，虽然科学是全世界范围最容易取得客观共识的领域。所以很多荣誉的评判、很多课题的评判、很多经费的评审，都仍常常以单位、群体和个人利益压倒科学标准、压倒国家利益，从而不仅不公平而且浪费国家的发展机遇。...
不仅仅是燃气乱收费，有居民反应电表在更换为远程智能电表后，电费远超之前。居民用电乱收费问题（远程智能电表问题）也应该联合调查组介入并深入调查，让居民用电能正常计费。近日，部分重庆市民对燃气计费有疑问的事情引发网友热议。（此前报道：换新表费用暴涨？联合调查组成立！）民生无小事。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注意到，在问政四川平台上，也有部分成都市民对燃气收费、燃气表的转动等存在疑虑。4月4日，有网友投诉称成都燃气乱扣费。其自称自己的房子1年没住人，却出现了燃气费用及违约金。4月9日，有网友投诉郫都区燃气换表后表“转得飞快”。其称，自更换燃气表后，每月燃气费涨得快，以前几十元一个月，现在几乎都是100多元。对此，郫都区网络理政办回复表示，上述问题已经收悉，并已责令责任单位开展调查和处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4月10日，有新都区网友投诉表示，（燃气）收费信息不明确，“到底是新换的燃气表转得太快，还是天然气收费有问题”。根据该网友附的截图，其今年以来的用气量和燃气费较去年相同时间段里有很大幅度的上涨。同一日，有网友发文称，双流区东升街道天燃气气表更换后差异太大。“我家在使用旧表时平均用气在五十到六十元之间。现在更换后平均要一百多。”他表示。4月12日，又有网友发文反映“双流区东升街道天然气气表更换后用气量差距巨大”。对于上述投诉，双流区智慧蓉城运行中心均回复表示，该问题已转派给部门处理，后续其将再次回复办理结果。4月13日以来，随着重庆燃气事件的发酵，成都市民关于燃气表更换后的收费疑问进一步增长。4月13日上午，有网友发文称，彭州市华润燃气公司换表之后燃气费大幅上涨，“以前交500元可以用一年，现在一家3口中午不开火一个月平均160元，同小区没有换表的5口人一天3顿开火平均才120元 ”。上述网友还贴上了燃气表相关视频以及燃气相关缴费截图。同一日，有网友投诉温江天然气表“跑得飞快”。4月14日，成都市民质疑燃气表有问题或是燃气费太贵的投诉有5例，涉及双流、温江、新津等区域。据公开资料，成都区域内的城市燃气经营企业以成都燃气（603053）等为主。成都燃气定期报告曾披露，其城市燃气运营业务的主要经营区域位于成都市绕城区域内、高新区部分区域、东部新区部分区域、郫都区部分区域、新都区部分区域、温江区部分区域及新津区、金堂县部分区域、龙泉驿区部分区域。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创燃气、凯能燃气、新繁燃气等主要负责新都区、温江区、郫都区和新津区、龙泉驿区的部分区域天然气销售及天然气安装。成都燃气于2019年上市。2021年以来，公司盈利持续增长。公司2023年年度业绩快报显示，其去年营收为51.66亿元，同比增长6.84%；盈利5.25亿元，同比增长6.74%。值得一提的是，3月下旬，成都市发改委发布关于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中提到，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的居民用户及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其气价统一上调0.16元/立方米。成都市发改委表示，上述价格联动调整后，以六城区居民家庭月均生活用气量测算，户均天然气消费支出每月增加4.16元。相关阅读：被指新燃气表跑得快 重庆成立联合调查组来自：联合早报针对当地大面积出现“燃气表跑得快”问题，中国重庆市政府星期六（4月13日）晚举行新闻发布会称，重庆市委、市政府已责成市级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综合中新社和《中国经营报》报道，重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全伟在会上表示，联合调查组由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组成，已经进驻重庆燃气集团、凯源燃气等相关燃气企业开展调查工作。全伟说，联合调查组将对市民反映的气表质量、燃气质量、气表计量、价格、收费、服务等方面进行全面调查，弄清事实、还原真相，及时处理有关问题，回应市民关切。对于调查中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将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并向社会公开曝光。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将向广大市民及时公布调查结果。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唐英瑜在会上说，市场监管局作为计量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相关燃气企业开展调查处置。一是迅速约谈企业核实情况，深入查找费用上涨原因；二是全面开展燃气表专项抽检，对近期消费者投诉举报燃气表计量有误的，逐一与消费者沟通，对有送检意愿的，由市市场监管局会同所属区县局组织专业力量上门抽检；三是对近期反映燃气问题的民众逐一回访；四是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受理民众燃气表委托检定，及时出具检定证书。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表示已督促重庆燃气集团于4月10日开通燃气计量免费复核服务快速通道。截至4月12日，共受理咨询和投诉7362件，目前正在有序核对和处理之中。同时，该部门还督促重庆燃气集团等企业开展自查自纠，目前已完成20多万户用户筛查，对用户用量增幅较大的，通过线上沟通、上门核查等方式，逐一进行复核并及时解决。针对市民关注的燃气费用增加问题，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已抽调力量进驻企业驻点核查，并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下一步，该部门将拓展企业覆盖面，重点检查天然气经营企业是否存在擅自提高天然气销售价格、是否存在不严格执行阶梯气价政策行为、是否存在不严格执行调价文件行为、是否存在不执行燃气优惠政策等行为。同时，对消费者反映的问题线索也将继续逐一核查，对核查出的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