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部门对楼市投机者一直是堵截打击。刚刚售罄的杭州滨江区某超级大红盘（简称“超级大红盘”），赚钱效应再次轰动全城。该楼盘此次仅推出76套房源，却有人自曝一次摇中两个号买到了两套房。这名客户此前曾在某买房群里晒出自己认筹通过该楼盘审核的短信，后来又在另一业主群里宣布自己摇到该楼盘两个排名靠前的号，获得买两套房的资格。公开信息显示，该项目最后一次开盘推出的可售房源有82套（含A类人才6套），剔除6套人才房之后，仅剩76套房源。而入围摇号的共有2483户家庭，其中高层次人才家庭110户，无房家庭749户，普通家庭1624户。该盘中签率约3.3%，是杭州8月5日新政之后首个需要限售5年的楼盘。这次推出的最后一幢楼，除了顶层200多平方米的户型之外，主打的户型面积为333平方米左右。按照周边同类房源一二手房价差匡算，买到一套新房浮盈约2400万元。令人疑惑的是：何人能在如此稀缺、价差巨大的超级大红盘，一次摇到两个号？限价下的巨大价差8月份，杭州登记摇号楼盘有68个，共有17886套摇号房源入市，共计90759户家庭参与/入围摇号，平均中签率19.71%。但前述超级大红盘中签率只有约3.3%。有不愿意具名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摇到该楼盘两个号的客户，今年年初还摇到过“江河鸣翠”的房子。根据杭州的限购政策，他并没有资格同时再买两套房。这名客户是手握5个购房资格，摇中两个号。这5个购房资格是哪里来的呢？这名客户没有否认，是通过与他人签署“租赁协议”拿到的“房票”，并透露是以永久居住权的名义一次付清“租金”，并签了巨额罚惩性悔约条款。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坊间所说的“代持”购房。在一些热点城市，新房限价，与二手房形成较大价差，买到即赚到。有客户为了提高网红楼盘的中签率，与有房票的人谈好“合作”条件，进而以多张房票参与摇号，博取大概率中签机会。今年年初，滨江与绿城合作开发的江河鸣翠开盘，新房限价6.85万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成交价已达10万元/平方米。据称就有人手握多张“房票”参与摇号，一旦中签，每平方米即赚3万多元。前述超级大红盘限价4.81万元/平方米，该盘今年年初交房的一期已有二手房成交，可查询到的网签价接近12万元/平方米。也就是说，若能摇到一套新房，以单套户型面积333平方米匡算，在二手房市场上可以赚得约2400万的利差。理论上，前述摇中两个号的客户，买入两套房，浮盈可达4800万元。“代持”铤而走险据七普的数据显示，杭州常住人口达1193万人，比2010年六普增加323万人，比2019年末人口增加160万人。人口大幅增长，住房压力放大。杭州市政府这两年不断收紧楼市缺口。但有人为何还能找到那么多房票？以超级大红盘为例，由于认筹太火爆，有资格入围摇号的人必须有顶格的社保。而满足15年顶格社保的，除老人外，就只有杭州本地拆迁户才能满足条件。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用拆迁补偿款买了回迁房，即便还有购房名额，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了。据介绍，前述连中两套房的，其房票就来自于拆迁户。有杭州业内人士分析，投资客使用拆迁户房票这一招，其实是钻了政策的漏洞：在杭州，不少回迁房的不动产证发放进度较慢，这导致有些拆迁户即便名下已有几套房，也算是无房户。投资者与有房票的人合作“代持”，流程一般是这样：签署一份租赁协议，通过出租永久居住权的方式，投资者让有房票的人提前拿到“合作”的金额，同时租赁协议里约定以天价违约金锁定房源，从而预防代持人偷偷转让房源。投资客与拆迁户能够一拍即合，租赁协议中约定的天价违约金便成为了约束代持人的“金腰带”。从老人票、大学生票到拆迁户票，楼市投机者从代持人手中“购买”房票，不断寻求一切可能暴富的机会。但必须提醒的是，监管部门对这种投机行为一直在规范堵漏，一旦查实将严厉打击。杭州双赢机构总经理章惠芳认为，前述楼盘是市场上价差比较大的红盘，目前预测该盘一期二手房网签价12万元/平方米并非天花板。刚推出的这批房源，户型大，总价高，价差更受关注。这些价差巨大的楼盘，正是楼市投机者像秃鹫一般紧盯不放的肥肉。...

天下苦“苹果税”久矣。一向傲慢且强硬的苹果放低了姿态。当地时间8月26日，苹果发布一系列关于应用商店（App Store）的新政策：App开发者将可通过邮件订阅等方式，向App用户提供苹果iOS支付系统以外的购买方式，以此绕开苹果的抽成。这意味着，美国App开发者与苹果的反垄断官司初获成功。五天后，韩国针对苹果和谷歌的支付政策限制方案“反谷歌法”在国会全票通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每在App内完成一次支付，苹果就需要抽30%的提成。天下苦“苹果税”久矣。苹果开始松口，抽佣时代已显溃败之势。虚伪的利好政策？“苹果税”的含义不难理解。当用户在App Store里下载应用时，每一次的支付行为中，苹果都能从中挣到30%的佣金。下载的次数越多，苹果挣到的钱就越多。以网飞为例，每年，全球有数百万用户通过 App Store 订阅 Netflix，订阅费达 8.5 亿美元，但根据“苹果税”的要求，每年有 2.5 亿美元落入苹果的口袋。微信也被“苹果税”残忍收割过。由于无法绕开苹果暴力抽成 30%的政策，微信在 2017 年 4 月直接关闭了赞赏功能。几乎每一个上架了App Store的APP开发者对此都怨声载道。重重声浪之下，苹果似乎妥协了。苹果此次的让步在于对App Store的内购规则进行修改，允许开发者向用户提供他们在iOS系统App Store之外的购买选项，且用户无需为发生在App Store之外的购买项目向苹果支付佣金。在此之前，当用户通过App Store购买下载应用时，苹果会从中抽取30%的佣金分成，这也是人们所称的“苹果税”。然而，新政之下，苹果看似做出妥协，实则严格限定了不少条框与障碍。比如，开发者可以使用电子邮件等通信方式与用户共享iOS App之外的支付方式的信息，但相关通信途径必须得到用户同意，且用户有权选择拒收。同时，App开发者仍然不能直接在App内告知用户App以外的购买方式。按照苹果给出的以上条件，即使允许APP开发者和用户使用新的支付方式完成交易，在实际应用场景下，绝大多数的支付行为依然发生在iOS App之内。“苹果税”还是得交。同时，苹果也借机对App Store 实施针对中小型开发者的“激励计划”，即年收入小于100万美元的APP开发者将继续享受15%的抽成率，而大于100万美元的APP开发者则需要继续支付30%的苹果税。苹果同时承诺，至少在未来三年内保持此计划。另外，苹果还宣布“启动新闻伙伴计划”。要参与此计划，新闻机构必须向用户提供他们在 Apple News 上使用 Apple News Format（Apple 新闻样式）发布的内容的访问权限。参与机构仅需为他们的新闻 App 中符合资质的订阅支付 15% 的佣金。通常，订阅类App需在第一年上交30%的“苹果税”，进入第二年后“苹果税”降为15%。由此来看，“苹果税”虽然略微松动，但只限于开发者可以向用户介绍他们在iOS App之外的购买选项，且这一方式还有严格的限制。苹果“雁过拔毛”的做派并没有因此改变。近些年，内容产业在移动互联网中飞速发展，也因此，App Store始终是苹果营收的创收利器。苹果的新政看似在妥协和让步，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App Store提供的收入占苹果营收的比例如何？能够享受15%抽成率的APP开发企业的规模有多少？这些问题苹果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过。举个例子，年收入小于100万美元的能够享受抽成减半的小型APP开发者的数量有多少？苹果官方只是表示他们占据“绝大多数”。市场研究机构公布的数据可作参考。2020年底，Sensor Tower的报告显示，App Store的开发者约有98%都有资格享受15%“苹果税”的优惠政策，然而这些开发者仅占App Store总营收的5%。也就是说，App Store并不依靠这些小型APP开发企业来获利，占据苹果大头的收益来自于那些头部App所提供的佣金。根据App Annie统计的榜单，App Store中排名前50的应用中没有一款收费应用。由此可见，App Store的最大创收来源都是免费的游戏、流媒体类APP和订阅使用的APP，主要创收方式就是通过抽取这些应用被订阅购买时的30%的佣金。禁止软件开发者在应用内使用其他支付方式，这是苹果的“护城河”，也是苹果最为强硬的地方。苹果的强势并非没有原因。近些年，苹果在硬件营收上逐渐放缓，开始扩展软件服务业务的营收，其中包括：苹果接连推出视频、音乐、游戏、新闻等多项付费服务。在整个软件服务业务中，App Store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即使在名义上做出了“降税”和“妥协”的承诺，苹果，依然会死守护城河。而今，App 小型开发者站出来指控苹果垄断应用商店，伤害App开发者和消费者，阻碍创新，并将苹果公司告上美国加州法院，而苹果选择拿出1亿美元来和解，将这一集体诉讼“冷处理”，并顺水推舟，宣布“将对 App Store进行一系列更新”。从中也可以看出，对于未伤及其核心商业利益，苹果可以选择“和解”的策略“妥协”，而从苹果公布的对App Store进行的一系列更新来看，其实苹果更加坚实地维护着“30%苹果税”。被围剿的苹果这不是苹果第一次因为垄断而被敌对。20年9 月，一个名为“公平应用联盟（Coalition for App Fairness）”的非营利性组织诞生，主张 App 生态的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携手向苹果等公司施压，反对像 App Store 这样的应用商店向软件开发商抽取过多佣金，并认为“苹果税”是利用垄断地位打击创新的行为。公平应用联盟在其官网引用相关数据指出，App Store 一年的“苹果税”收入高达 150 亿美元（估算 App Store 2019 年销售额 500 亿美元，假设开发者占 7 成，则苹果公司能收取 150 亿美元的抽成）。截止当前，该联盟的成员数量已达 30 家，包括 Epic Games、Spotify以及社交应用 Tinder的 所有者 Match Group 等。除了公平应用联盟的成员之外，微软、Facebook 等科技巨头也对 App Store 进行抨击。事实上，“苹果税”过去几年在全球范围已经遭遇多次“围剿”。2019 年 3 月，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 向欧盟提起对苹果的反垄断诉讼，称其必须使用苹果的内购支付，并且不得不向苹果支付 30% 的抽成，苹果还限制应用开发商告知用户其他支付方式。去年 7 月，美国一些 iOS 开发者针对苹果发起集体诉讼，指控苹果 100% 掌控了整个 iOS 应用市场，且禁止 iPhone、iPad 用户从第三方下载软件，利用其垄断地位向开发者征收佣金。今年 3 月，日本电商平台乐天株式会社（Rakuten）旗下电子书阅读器 Kobo 向欧盟投诉称， Kobo 在苹果设备上发生的电子书交易被抽成 30%，而苹果自己的电子书产品 Apple Books 却不用面临所谓的抽成。为了避免向苹果缴纳佣金，Kobo 用户只能被迫在网站购买电子书。类似的还有亚马逊的 Kindle。此前，一个名为“Hey”的付费电子邮件服务因拒绝苹果佣金抽成而被迫下架，后来该公司 CTO 在网上公开向苹果叫板，并获得大量开发者的支持，最终此事以“苹果批准 Hey 应用上架，Hey 遵循 App Store 规则而做了些变通”收尾。当不满和抗议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就会产生推动改变的能量。今年 6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跟进 Spotify 此前的投诉，正式对苹果是否违反竞争法展开调查，调查主要集中在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和支付系统 Apple Pay。欧盟公告指出，应用程序开发者要么在苹果应用商店取消收费，要么只能涨价，将苹果公司的“佣金”转嫁给用户，而且还不能告知用户是否还有其他购买方式，本质是一种垄断行为。7 月 30 日，苹果、谷歌、亚马逊以及 Facebook 四大科技巨头的 CEO 出席由美国国会召开的反垄断听证会，针对国会议员的指控进行辩护。在垄断这一指控上，苹果被质疑最多的就是 App Store 从应用程序销售额中收取 30% 费用的模式。对此，库克辩解称，苹果的佣金与大多数竞争对手收取的佣金处于同一水平或更低，苹果推出 App Store 之前，软件开发商发布其作品要支付 50%-70% 的费用，而苹果收取的佣金数额远低于此。苹果公司在其官网中强调，与所有公平市场一样，开发者可在一系列价位中自主选择定价。只有当数字商品或服务是通过 App 交付时，才会向开发者收取佣金。另一个背景是：过去几年，苹果的硬件销售业务（尤其是主力军 iPhone）增长出现瓶颈，服务业务才是被投资者所看好的具有潜力的增长业务，其营收不断创新高。正因如此，即便被多次围攻，苹果依然不肯在“苹果税”问题上真正松口。苹果税的前世今生“苹果税”的提法出现于2017年。苹果规定，适用范围内的虚拟商品或服务，必须使用App内购买支付，不允许使用支付宝、微信等其它支付方式，也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包括跳出App、提示文案等）引导用户通过应用外部渠道购买。而苹果与开发者的默认分成比例为3∶7，即苹果收取30%。苹果能从佣金分成中获得多少收益？至今并没有公开的数据。研究机构Analysis Group曾发布一项数据，App Store生态系统在2020年创下6430亿美元的账单与销售额，其中有10%的销售额来自App Store内。据此粗略计算，仅此一项，苹果一年的进账或可达百亿美元。不少苹果硬件使用者也发现：在App Store买视频会员时，也许你的会员费比在安卓平台上贵，因为苹果要收30%的税。即便开发者们怨声载道，为何苹果税依然得以横行？究其原因，在于苹果自成一体的封闭式生态系统。对APP开发者来说，上架到苹果的应用市场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支付高额抽成，但是苹果并未提供一套完整的对应扶持的机制。这意味着：大的应用软件和游戏产品因为本身体量就很大，对应的苹果抽成就越多，所以苹果愿意多推荐这些产品，会给它们提供更多的曝光位置。而对于体量不大的中小型APP来说，其受益本身不占优势，再提供给苹果30%的佣金，只会白白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在苹果打造的生态系统里，马太效应始终存在。然后，被抽取佣金的开发者们却无能为力。因为对一个封闭且大体量的苹果生态圈而言，只有支付“苹果税”，才有拿到入场券的资格。当互联网巨头形成生态闭环时，赢家通吃成为最主流的商业形态，这也意味着只有巨头，才有制定规则的话语权，而参与者绝大多数只能在这些规则内辗转求生。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求取生存，所有的APP开发者不得不从身上割下这一块肉，投喂给苹果。即便在去年，苹果已经声称给营收在100万美元以下的APP开发者提供“苹果税”减半的政策，但是，放低姿态的苹果真的会拱手让利吗？答案显而易见：并不会。苹果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2020年度文件中显示，降低其App Store佣金率可能会损害该公司的财务业绩，截至9月底的季度，App Store的收入为145.5亿美元，占该公司同期收入的22％。这就是说，如果面向平台里所有企业降税，确实会给苹果财务业绩带来很大压力。因此聪明的苹果特意设置了前提条件：只针对年净利润低于100万的开发者或企业有效，而这些人带来的收益影响微乎其微。根据Sensor Tower公司分析，在App Store 中的180万款App中，小型企业占据了98%，但其在营收方面的影响也并不算大。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些企业营收超过100万美元，那么它将恢复到原来30%的税收。如此看来，苹果旨在利用“小额利润”做杠杆，来撬动更大应用市场。看似拱手让利，实则是拉拢中小型开发者，进而刺激更广阔的应用市场。苹果此举，更像是在反垄断的压力之下的缓兵之计。据不完全统计，已有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启动对苹果的反垄断调查。欧盟去年提出了《数字市场法案》，剑指苹果的应用商店佣金。就在上周，韩国国会立法和司法委员会表示正考虑批准一项被称为“反谷歌法”的电信商业法修正案，禁止谷歌和苹果等应用商店运营商利用其垄断地位，从开发者的应用内购买收入中抽取佣金。“佣金”的本质是“我的地盘我做主”，这是科技巨头给自己铸就的营收护城河。但是，在反垄断成为浪潮的当下，一贯强势的“苹果税”还能继续坚挺吗？...

（原标题：被疯狂资本搅乱的演艺圈）李学政又被激怒了——今年某公司在拟运作的47集电视连续剧《铁军》项目简介中，赫然标注着联合出品方为“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而实际上，这个预算6000万元的项目与金盾影视中心毫无关系。同时他又很无奈——作为金盾影视中心主任和制片人，李学政对这种假冒其所在影视中心出品或者他个人名义宣传融资的影视投资骗局已经司空见惯了。8月10日，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一条“郑重声明”，希望有关方面关注到这种乱象。“感觉自己天天在打假。”9月3日，在金盾影视中心，和《法治日报》记者谈起演艺圈的虚假项目和投资骗局，李学政皱了一下眉头说道，“这种乱象应该好好整治一下了。”近年来，随着影视行业市场规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在促进该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造假现象和投资骗局。比如为吸引投资和赚取回报，收视率造假、票房造假、微博数据造假、榜单造假等事件层出不穷，防不胜防的还有盗用公司名字、假称知名导演执导或当红明星主演骗投资的现象。记者调查发现，当下影视行业的一些不良资本运作衍生出了诸多黑灰地带，除了暗藏法律风险外，还极易导致行业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对行业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影视项目融资碰瓷名人投资者中招皆因套路多“被总监制”“被联合出品”这样的事情，李学政每个月至少会碰到四五起，在他看来，这些已被发现的骗局可能还只占总量的五分之一。2017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爆火后，该剧总监制、总发行人李学政进入公众视野。此后，冒用他个人名义或者所在机构名称宣传融资的现象时有发生，直到泛滥成灾。2019年7月4日，李学政通过微信朋友圈点名电视剧《双园风云》剧组，称对方假冒金盾影视中心欺骗投资商和演职人员。在《双园风云》公开的招商筹备文件中，金盾影视中心的名字出现在出品方一栏，同时也被列为该剧的发行方，李学政则被列为该剧总监制之一。3天后，又有一家影视公司在策划案中擅自使用李学政个人简历，被发现后，对方发布了一封道歉信。去年，还发生了一起“乌龙事件”，导演宁浩给李学政发了封律师函，因为有人打着“总监制李学政”和“著名导演宁浩”的旗号发布项目书进行融资。宁浩不知道，李学政也被冒用了。李学政对此哭笑不得，“我们两个真李逵，被李鬼打着招牌去骗钱”。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京成曾经接过几起电影投资诈骗案，在他看来，金盾影视中心、李学政在影视行业是权威、专业的象征，一些出品公司利用这种“假关系”发布“假项目”，能引来很多潜在的合作，最后或能顺利融资，但此举损害了金盾影视中心的权益和李学政的署名权。因多次被“碰瓷”，李学政不胜其烦。他直言，影响不大的骗局只能假装看不见，因为很难全部追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还是可以打的，有些还不好打，因为牵扯很多人”。2019年《巡回检察组》立项之初，某影视公司在项目投资中只占5%的份额，却对外宣称其投资占该剧总投资的50%，在全国各地以众筹方式将这些股份释放出去，并且释放对象是不特定关系人，导致数百人受骗。“通过这种操作，很快就能收回成本，将风险留给下面的投资人。这种操作方式比较隐蔽，骗取不特定关系人的钱财，社会危害性很大。”李学政说。这是一起典型的恶性诈骗事件，最终该公司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据李学政介绍，目前常见的影视投资骗局有三种：打着著名影视公司、导演、当红明星或者重要机关的旗号，宣称合作，骗取投资；将影视作品包装成一个高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利用高收益率为诱饵，吸引投资者入局；对外出让投资份额，以众筹形式溢价售卖。此外，据公开报道，还有人用具有诱惑力的概念吸引投资，比如以上映电影的票房表现作为分红的标准。此前有人在网上宣称，电影《狐踪谍影》发行14万张“版票”，每张1000元，总和占该电影50%的票房分红，而票房预计在20亿元以上。该片曾宣称2018年10月黄金档上映，最后直到2020年才上映。当投资人去咨询时，对方又辩称“版票”只是由公司发行的具有收藏价值和门票功能的票。在李学政看来，那些假借知名导演、演员参与做项目宣传的公司，有的是因为缺乏资金但又急于做成影视项目，采用此招筹到钱后，再去找那些被冒名的导演、演员合作，“但很多时候好演员和导演没有档期，片方只能换人拍摄。如果投资商所签的合同里没有规定主创人员，被坑后就很难打官司维权”。更恶劣的是，有的项目方骗到钱以后挪用他处，甚至卷钱跑路。“处理这种事情，通常是发个声明不了了之，能看到的人很少。如果我们起诉侵权方，不仅耗时很长，而且对方多是皮包公司，得不到什么赔偿。”李学政说，违法成本太低了。明星上演推动股市神话天价片酬背后内幕重重为什么虚假项目和投资在演艺圈如此猖獗？李学政认为，这和近年来资本大量涌入有一定关系，“大家觉得演艺行业好赚钱，一窝蜂涌入该行业，有些人心怀鬼胎，利用假项目、假投资圈钱”。然而，资本市场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人们至今对2016年一家明星企业企图用6000万元撬动30多亿元的疯狂操作记忆深刻。当年，演员赵薇和丈夫黄有龙成立的龙薇传媒，试图以30.6亿元的高价收购上市公司万家文化。成立仅一个月的龙薇传媒注册资本尚未实缴到位，仅有6000万元为自有收购资金，杠杆率高达51倍。此举在A股市场引发不小的震动。最终，该笔交易被叫停。也是在2016年，深交所向乐视发出明星为何低价入股的质询，乐视网拟向乐视影业44名股东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其中包括多位大牌影视明星，深交所要求披露乐视影业报告期内的详细财务数据。暴风集团拟以10.8亿元的对价收购稻草熊影业60%的股权，该公司主要明星股东为吴奇隆和刘诗诗，溢价率近40倍，收购方案很快被证监会予以否决。当时，在影视公司上市热潮的刺激下，不少一线艺人纷纷扎堆入股当老板，在影视界掀起“明星股东”旋风，名人IP在资本领域到了炙手可热的哄抢阶段，外界对明星空壳公司估值存有质疑。也有投资者认为，存在影视明星巨额利益输送并由中小股东买单之嫌。证券监管部门则频频发出警示，明星证券化“对上市公司经营及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很可能对投资者形成误导”。2016年，随着一些明星收购案的流产，“明星推动股市神话”戛然而止。尽管没有明确的监管政策出台，但2016年至今，再也没有一家明星影视公司能登陆A股。而一些不良影视资本破坏行业生态，快速攫取利益的脚步却从未停止过。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有的影视上市公司放大杠杆、以小博大，通过“明星证券化—标的公司‘空壳’化—保底发行、票房造假哄抬股价—自买自卖、减持质押疯狂套现”的资本运作套路，掏空了很多中小投资者。李学政透露，有的影视上市公司甚至故意包装亏本的公司，赚股民的钱“割韭菜”。“某些影视公司真正的收入，不在主营业务，而在其背后的资本市场套现。”编剧郭明亮曾对影视投资有过研究，他发现，股市一度成为资本方的“提款机”。2021年A股市场“影视借壳第一股”长城影视被终止上市，该公司实际控制人赵锐勇通过借壳、自买自卖、高位减持、股权质押等手段获得大量高杠杆资金，被舆论质疑为空手套白狼。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汪海林曾是《楚汉传奇》《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影视剧的编剧。他告诉记者，在资本游戏的疯狂加持下，影视行业的购销环节存在诸多猫腻。汪海林说，在我国，影视行业存在垄断现象，即制作公司和播出平台是一家，制作公司和经纪公司也是一体。“自己制作，再卖给自己，中间产生利润。实际上，经纪公司应该提高成本，制作公司应该降低成本，但他们是同一家，如果老板让经纪公司把艺人价格做高，那么艺人的价格就是可控的，回报也是稳定的。一旦可控，就能完成高利润，财务流水就会很好看，所以影视公司特别热衷于签艺人、签经纪公司。艺人只要上戏，他们就会有回报，而项目回报相对是不可控的。”资本方为什么青睐流量明星？汪海林解释说，因为资本方可以通过流量明星做出天价片酬，推高成本，再做出超长剧集，做出超高单价，获得大量利润，迅速完成对赌。他透露，这中间有非常广阔的黑灰地带，做出虚高的成本和虚高的售价后，能从中获取差价。比如一部戏通过上述一系列操作，将成本虚高至5亿元，再卖出7亿元，哪怕是“保底”5亿元，他们都可以从中获取巨额差价。这种模式驱动下，利益唾手可得，一些不良资本方、制作方便无所不用其极，最终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销售中，给的回扣多，即使作品不好也能卖出高价钱，好的作品反而卖不掉。他们会想出一些对老板或者平台有说服力的说法，流量就是其中一个说法。这个明星为什么值这么多钱，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多费用去买，因为他有流量。”汪海林说，所以资本方和制片方就会想尽办法把明星的流量数据抬高。明星流量变成资本方和制片方的一道护身符。“从播出效果来看，如果收视率高，说明他们选对了；如果不高，就可以将责任推给流量明星。”汪海林说。重塑影视作品评估体系呼唤中国“派拉蒙法案”“热钱来得快，催生了很多投机者入局，虚报天价的投资金额，虚报强大的人脉关系，投机者们混迹在影视圈，客观上搅乱了这个行业。”郭明亮说。如何根治演艺圈资本市场乱象，汪海林认为需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是管理好平台，二是解决垄断问题。“目前存在横向垄断和纵向垄断的现象。”汪海林解释，关于横向垄断，目前由几家网络影视平台对内容、价格进行高度控制；关于纵向垄断，从文学网站即所谓的IP开始，到制作、艺人经纪、播出、宣发甚至数据，全部被资本方掌握，形成一个闭环，而这个闭环是不透明的，也容易产生腐败。他建议进行政策性拆分，将制片公司的发行和放映业务分离。“呼唤中国的‘派拉蒙法案’（美国于1948年5月开始推行的法案，该法案判定大制片厂垂直垄断为非法）。制作公司不能做院线，经纪公司不能做制作。这样一来，经纪人就会去维护艺人的权益，制作公司就要去和经纪公司谈判，降低艺人的成本，如此才会形成良性业态。”汪海林说。在他看来，目前国家对于流量至上现象进行了多方位管控，短期内会遏制流量经济愈演愈烈，但仍需加快建立新的质量评估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同时，尽快建立新的购销机制和剧作中心制，以故事来定项目、定价格，以实际播出效果来定收益。“如今虽然斩断了一些数据的来源，但资本方仍然可以想办法去寻找新的数据，实现新的流量算法，因为现在一些网络平台还只会通过流量算法来进行项目评估和买卖。”汪海林说，“所以要改变流量算法，要让数据资产国有化、公共化、社会化，不能被私有资本掌握和随意利用。”而在李学政看来，在演艺圈，不论是哪一个环节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具有凝聚大众力量做先进文化的思想觉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有高度、有格局、有温度、有价值的影视作品。...

核心提示：1、近10年，阿里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张，阿里的“地图”也在不断扩容。据公开信息查询，截至今年8月，阿里通过公开非公开等方式，在杭州已拿下近20宗地块，打造淘宝城、达摩院、阿里云总部、云数据计算中心、蚂蚁总部等。2、2020年蚂蚁金服总部地块，8月底改规划，9月挂牌，10月卖地，且设置的土地出让条件苛刻，几乎是为蚂蚁集团“量身定制”。3、蚂蚁集团拿地后带火了周边的项目，原本平平无奇的盘，涨价依旧被疯抢。凤凰网《风暴眼》实地调研周边新房、二手房情况，发现从2020年8月板块内二手房价就悄悄蹿起来了。4、阿里旗下的地块，大部分都是底价成交，越来越多的物业沉淀，有人笑称：阿里系已成杭州最大“地产商”。至少，从拿地金额与几乎量身定做的准入政策来看，阿里拿地实在是“easy”模式。树欲静而风不止，大概是过去一年阿里的最佳写照。从旗下蚂蚁金服IPO，到之江拿地建总部，再从上市叫停、“退地”谣言四起，到上个月杭州发生的一系列“地震”。阿里，一时站在风口浪尖。于杭州楼市而言，阿里就是最可靠的定投大佬，所到之处从滨江、未来科技城再到之江，“跟投”基本不会出错。以致，杭州楼市中有着“跟着阿里买房”的口号。近10年，阿里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张，阿里的“地图”也在不断扩容。据公开信息查询，截至今年8月，阿里通过公开招拍挂、招商合作等方式，在杭州已拿下近20宗地块，打造淘宝城、达摩院、阿里云总部、云数据计算中心、蚂蚁总部等。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去年蚂蚁金服总部地块。“量身定制”的“蚁巢”2020年10月21日，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蚂蚁金服）以约27亿的底价，竞得了之江度假区单元XH1710-B1/B2-23地块。这是一次毫无悬念的竞拍。在土地落锤的第一时间，媒体们提前码好的新闻稿像雪花一样洒在各大购房群里。倒不是杭州人均“大预言家”，业内但凡看过土地出让条件的，都会觉得它是为蚂蚁集团量身定制的。这幅地块在2020年9月21日挂牌出让，根据出让公告，地块设置了不得建设带居住功能用房、10年不得转让等多项出让条件，其中最为苛刻的一条是，“受让方的营收不低于1000亿”。按照《浙商》杂志发布的“2020浙商全国500强”榜单，仅是总部在杭州的公司，年营收超过千亿的就有8家，为何蚂蚁集团的拿地呼声最高？这要从地块挂牌前说起了。“榜单”中的千亿级军团（营业额以2019年为准）公开资料显示，去年7月、8月，杭州市领导、西湖区领导多次赴蚂蚁集团视察进行有关工作。其中一次视察在官方报道中，某领导提及要抓住蚂蚁集团上市机遇，全力支持企业在新起点上继续做大做强。对于蚂蚁集团相关项目建设，用了8个字——“统筹协调、狠抓落实”。更巧的是，网上很快流出一张《蚂蚁集团中期发展意向区块选址方案》（下称选址方案），之江板块之浦路以东、彩虹快速路以南多宗地块被列为意向选址区块。蚂蚁金服选址方案（图源网络）尽管之江度假区单元XH1710-B1/B2-23地块并未在选址方案中，但并不影响后续的变化。之江度假区单元XH1710-B1/B2-23地块前身为杭州金都极地海洋公园地块，2007年金都地产总价3.3亿拿下，准备打造10万方的杭州极地海洋公园，但事与愿违，该项目烂尾被政府收回。2020年8月31日，杭州市规划局公示了该地块的局部调整方案，地块规划发生翻天变化：首先，地块限高从60米增高至200米；由娱乐康体设施用地（B3）调整为商业商务用地（B1/B2），容积率从0.5提高至3.0，体量也从10万方增加至62万方，扩大了5倍。这就意味着，这里从公建类设施变成拥有大量写字楼的项目。地块调整前后而从“做地速度”上来看，这宗地块的“首位度”也很不一般。在地块规划调整公示的同一天，做地单位接到任务，迅速成立了专项小组，仅用20天时间就完成了测绘、拆楼、取得规划条件、材料审批等做地前期任务并成功挂牌，拟于10月21日出让。而有业内人士告诉凤凰网房产，常规情况下这一系列流程需要一个月以上。在地块正式开拍的一周前，10月14日，杭州市政府与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蚂蚁集团全球总部正式落户杭州，加快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公开的迹象展示了“蚂蚁”爬过的痕迹，而来自民间的声音更加笃定。去年10月凤凰网房产曾到之江板块调研二手房情况，当时多家中介表示，早在8月份板块内二手房价就悄悄蹿起来了，其中不乏有提前得知“内部消息”的阿里人。地块开拍前，差不多同一时间，周边酒店式公寓就以“蚂蚁来了”作为宣传标题。周边楼盘软文截图 日期都在蚂蚁拿地之前时间进行到土地出让的2020年10月21日，最后的结果，毫无意外。蚂蚁上市造富机器8月底改规划，9月挂牌，10月卖地，一套行云流水的组合拳背后，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那件令许多人“逆天改命”的大事件——蚂蚁金服上市。在地块规划改变的前一个月，蚂蚁金服宣布要在科创板和香港两地同时上市。据说消息公布后，现蚂蚁集团办公楼Z空间里爆发了一阵欢呼，那是庆祝财富自由的声音——蚂蚁上市寻求2000亿美元的估值，约1.4万亿人民币。2020年8月25日，蚂蚁集团向上交所科创板和香港联交所提交招股文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相关审查完成。同年10月26日，蚂蚁集团IPO初步询价完成，A股发行价确定为每股68.8元，发行总市值2.1万亿，被媒体称为“史上最大IPO”。蚂蚁上市，一时间市场上锣鼓喧天，持股员工离千万富翁只隔着一张招股书，机敏的局外人打新股、买债券，比“双11”薅羊毛有盼头多了……但相比于振奋的股东、股民，之江业主早已经喝到了蚂蚁上市前的“头口水”。2020年10月21日蚂蚁第一次拿地，吃上第一波红利的，当属周边公寓盘及二手房东。隔壁某个类住宅项目，一直卖得不温不火。蚂蚁落地后的第二天，在分销的助力下，售楼处挤满了来“抢房”的人，一套、几套地下单，连项目案场的人都惊叹，一天竟然卖出了四十几套。另一边，领导看到这么火，顿时也不干了：“涨价！”就这样该盘傲娇了起来，第二天对外报价每平方米涨了1000元，依旧有不少人冲了进去，甚至到了要托关系买的地步。当时盛传的一句广告语，“做不了阿里的员工，可以做阿里员工的房东”，不知有多少人为此激情澎湃。蚂蚁拿地之后，笑开了花的还有附近小区的业主们，尤其是禹洲滨之江。此盘平平无奇，在之江板块远谈不上品质，还曾多次因“霸王条款”“质量问题”顶上热搜，也因此它可以说是板块次新房中的低洼区。不过，它胜在距离蚂蚁地块近，只隔了条马路。在蚂蚁拿地前一周，该小区的二手房成交量蹿上主城区二手成交榜的NO.1。去年10月末之江二手房价（凤凰网房产/摄）蚂蚁金服落地官宣，更是不得了，房东连夜涨价几十万，当月禹洲滨之江以25套的成交量傲居主城区二手成交NO.1。在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该小区的二手房价暴涨1万元/㎡。退地传闻及二次拿地上面某类住宅项目和禹洲滨之江，只是蚂蚁“筑巢”后，对之江区域房价触动的缩影。当时许多人以为这是“财富盛宴”的前餐，却没想最终成为顶点。去年11月初，这场让众生癫狂的“财富盛宴”并未如约开席，蚂蚁集团上市突然被叫停，造富机器成了镜中月、水中花，直至今日都没有再度上市的迹象。蚂蚁金服大张旗鼓的入市行动戛然而止，让各界颇为微词。之江楼市进入高潮后的平淡，一时间关乎之江的“利空”消息也接踵而来，传言蚂蚁要退地。消息似乎很逼真，不少说是从阿里传出来的，也有说之江公务员给的消息，这甚至动摇了周边房东高价卖出的信心。不过很快，杭州市规划资源局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对此进行了辟谣，“退地风波”也算告一段落。时间转眼来到2021年8月，此间蚂蚁金服也积极准备第二次上市，但都未迎来好消息。今年8月10日，蚂蚁集团再度在之江板块拿地——之江度假单元XH1708-02地块（以下简称蚂蚁二期地块），总价13.15亿，同样底价落锤。该地块与蚂蚁一期仅一路之隔，两宗地块体量合计约85万方，将被共同打造为蚂蚁集团全球总部。蚂蚁两宗地块相比蚂蚁一期地块，这一次的土地出让前鲜有媒体发声报道，显得十分低调。而从官方公示的监管协议看，这几乎又是一宗“定向”的地块。首先，该地块项目准入类别规定为“集团总部”，结合地块位置，似乎找不到比“蚂蚁二期”更好的答案。其次，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1000万元/亩，亩均年税收不低于800万元/亩。此外，还附加2项重要条件：承诺税收评价期10年；且挂牌交易后3月内在杭州市年度缴纳税收额不低于40亿。年纳税40亿是什么水平？据公开信息，2020年杭州市有43家企业入围“浙企百强”榜单，纳税总额加起来近1874亿，其中蚂蚁金服母公司阿里巴巴排名第一。自媒体《铁头功社》曾写道，“1800多亿税收中光超级纳税机阿里，就有1000亿”，如此算下来，其它42家企业平均纳税20亿。据悉，省交投、市实投、省国贸等杭州头部大佬，大多在这个纳税范围。可见，40亿已经是极高的门槛，阿里之外的企业极少能达到如此规模。按照地产行业的惯例，房企拿地后设计、工程部就该搞方案强排了，3个月内规划图出街、土地动工。但距离蚂蚁集团首次拿地已过去10个月了，非但没有效果图，凤凰网房产从现场航拍情况来看，蚂蚁一期地块依然保持着原始状态，毫无施工痕迹。至于是想两宗地一起规划、一起出街，还是有其它原因，暂时不得而知。阿里系的“动物园”自然界中，一只小小蚂蚁可以举起自重400倍的物体，数十只蚂蚁合力甚至能够搬走5000倍重的食物。人类社会中的“蚂蚁”，不但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一座城市的购买力。但不可忽视的是，“蚂蚁”背后的庞然巨物——阿里巴巴。这家诞生于杭州的公司，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杭州的城市和产业格局。1999年，风清扬带着“18罗汉”在城西湖畔花园里创造了阿里，随着业务越做越大，华星科技大厦、创业大厦、西湖国际科技大厦、华星时代广场等办公楼里都留下了阿里人的身影。十年快速发展，人马越招越多，阿里却一直“蜗居”在城西的写字楼里。彼时，阿里B2B公司分散于各幢楼里，开个沟通会都是“大难题”，尽管阿里多次想要租下整幢楼，但因“房东”不干一直未能实现。直到2009年阿里巴巴B2B公司搬进滨江区的阿里巴巴（中国）基地，他们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园区。而这也成为阿里产业布局全杭的起始点。一方面，按照每人5㎡的工位来算，彼时15000人就要近百万方办公空间，何况阿里队伍人数还在迅速膨胀。另一方面，据公开报道，2009年仅阿里B2B公司的年租金便超过3300万，企业财务部门也测算过，建设滨江园区远比租赁写字楼来得划算。在滨江园区之后，这些年阿里系拿地的脚步紧跟着集团的体量。据凤凰网房产查询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阿里系通过招拍挂、招商合作等公开、非公开方式，在杭获取了近20宗地块项目，详情请见下表：20余宗地块，其中11宗落在余杭区，6宗来自西湖区，阿里最早的产业园所在地滨江区，当前依然仅有阿里巴巴一期、二期两个园区项目。从天猫到蚂蚁金服、菜鸟网络、飞猪旅行、盒马生鲜……阿里旗下产品都有一个可爱的动物形象，这些被网友戏称为“阿里动物园”。阿里这块“金字招牌”带动了杭州多个区域房价的破关式增长，它在做大做强的同时，不断扩张“阿里动物园”的数量与体量，而每一处阿里的“动物机构”，都是所在板块的“产业发动机”。最成功的案例便是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巴巴万人“大迁徙”移师余杭五常，“淘宝城”也从一期扩张至五期，原本的大城西荒地也换上“宇宙中心”的新头衔。在杭多点开花，阿里付出了十余年心血。滨江之后，阿里重点布局的区域是余杭。余杭区的11宗地，占到阿里在杭土地总面积的近六成，其中淘宝城项目是大头。淘宝城历时近十年分五期开发建设，总体量超200万㎡，相当于80个黄龙体育馆。近两年来，阿里重点布局的地块还有余杭中泰的阿里巴巴达摩院、临平塘栖的天猫云数据计算中心、余杭仓前的未来科技城201号地块等。淘宝安家后，菜鸟、蚂蚁等纷纷“筑巢”，而最勤快的大概就是蚂蚁集团了。黄龙时代广场的支付宝大楼、西溪路上的z空间，是蚂蚁金服的主要办公地点。今年7月20号，西溪路上的青春宝地块也正式投入使用，名字叫“蚂蚁A空间”，而这是蚂蚁集团的又一个新家。加上蚂蚁在之江拿的两宗地块，蚂蚁的“地盘”再度扩大。但这也许不是蚂蚁巢穴的“终点”。去年，占地170亩西溪路551号正大青春宝地块完成收储搬迁工作，据悉该地块预计投资50亿元，引入世界级金融科技企业。而这宗地块旁边就是蚂蚁A空间，这不禁引发了蚂蚁金服再次落子的猜想。对于拥有近1.6万名员工的蚂蚁，如此多的办公场所，明显过剩。（员工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来源：蚂蚁金服招股书）再来回看阿里旗下公司自主拿的地块，大部分都是底价成交，招商引资合作的投入成本更少，越来越多的物业沉淀，有人笑称：阿里系已成杭州最大“地产商”。至少，从拿地金额与几乎量身定做的准入政策来看，阿里拿地实在是“easy”模式。...

图注：孟买的苹果经销商门店北京时间9月2日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和文件显示，苹果公司在印度正面临一项反垄断挑战，它被指控滥用其应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迫开发者使用其专有应用内购买系统。苹果这次受到的指控和它在欧盟面临的案件类似。去年，欧盟开始调查苹果强行从付费数字内容分销中抽取30%应用内收入分成和其他限制措施。印度名不见经传的非营利组织“我们共同抗击社会”(Together We Fight Society)向印度竞争委员会(CCI)提交了这项投诉。该组织称，苹果的最高30%抽成提高了应用开发者和消费者的成本，伤害了竞争，同时也成为了市场准入的一个障碍。“我们共同抗击社会”在一份声明中称，提交这一投诉主要是为了保护印度消费者和创业公司。“30%佣金的存在意味着一些应用开发者永远无法进入市场……这可能也会伤害消费者。”该组织在文件中称。知情人士称，接下来几周，CCI将会审查这一案件，可能会命令其调查部门展开更广泛的调查。如果发现这一指控没有依据，CCI也会将其完全驳回。苹果和CCI尚未置评。...

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恒大被两家最大的非银债权人要求其立即偿还部分贷款，进一步加大了这个全球债负最重房地产开发商的流动性压力。彭博社报道，上述两个债权人是信托公司，它们通过发行信托计划向个人投资者筹集资金，是恒大和其它中国开发商重要的一个融资渠道。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由于担心恒大的财务状况，这些信托公司在过去两个月中向其发出了催款函。信托贷款通常包括一些条款，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债权人可要求提前还款，如销售目标进展、信用评级遭下调或公司卷入诉讼等。知情人士说，其中一家信托公司截至目前仅收到恒大欠款的一小部分。具体涉及的贷款规模尚无从知晓。彭博社指出，这是对银行、影子银行、供应商和购房者负债3050亿美元的恒大，在履行义务上力不从心的最新迹象。这家开发商的债券已大幅下跌，而且其三大上市实体自2月中旬以来合并蒸发的市值超过了1100亿美元。据报道，信托一直是恒大重要的资金来源；该公司于2019年披露相关数据时，信托资金占到其借款总额的约40%。虽然去年开发商的信托融资呈放缓之势，但用益信托研究的数据显示，恒大约有460亿元人民币的此类贷款在2021年到期。第四季到期金额约在110亿元人民币。一位知情人士说，若不还则可能触发至少一家信托要求收回全部贷款，不过目前尚不清楚恒大会如何回应。恒大本周警告称，如不能如期执行资产出售等措施、维持现有融资或取得必需的新增融资，流动性问题或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贷款违约及出现对集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尽管出售部分优质资产并减价卖房，该公司上半年净利润还是同比下降了29%。物业和电动汽车事业也出现亏损，一些供应商因欠款而暂停了项目建设。...

只需低成本租下一个被认证的成人账号，就能让游戏厂商精心布置的防沉迷系统沦为摆设。猝不及防，暑期接近尾声之时，全国未成年人迎来了史上最严的游戏禁令。8月30日晚，国家新闻出版署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所有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的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这意味着未成年玩家每周游戏时长不得超过3小时，防沉迷系统再次升级。通知发布后，腾讯、网易等头部游戏企业纷纷做出回应。腾讯和网易游戏均表示，基于主管部门的最新要求，会严格遵守，积极予以落实。禁令发布第二天，就有不少未成年人反映，全平台均无法登录游戏账号。不过，时代财经发现，各大电商平台上的游戏账号租借现象依然普遍。只需低成本租下一个被认证的成人账号，就能让游戏厂商精心布置的防沉迷系统沦为摆设。未成年人：充了不少钱，舍不得卸载又玩不了“最严游戏”禁令下，以《王者荣耀》为首的耗时、氪金游戏成了“重灾区”。《王者荣耀》微博超话中，多个未成年网友发帖表示，游戏已经无法登录，被迫进入绿色健康系统。开学前一天（8月31日），陈璐照常打开王者荣耀手游页面，切换4个账号发现全都被限制登录。“上午还能打，下午就收到了通知”，陈璐于9月1日向时代财经感叹道，“在王者荣耀上已经充了不少钱，舍不得卸载又玩不了。”和大多数《王者荣耀》玩家的“终极”目标一样，陈璐也想靠自己的实力打上国服，这让他每天至少消耗5个小时在同一款游戏上。在翻看完一晚上的通讯列表后，陈璐决定多找几个熟悉的成年人，用对方的账号登录避开防沉迷系统。不过，陈璐的解决方案并非长久之计。随着防沉迷系统的迭代升级，系统身份认证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为了防止未成年人偷用成年人身份信息进行身份认证，《王者荣耀》的防沉迷系统还加入了人脸识别。对游戏超过一定时长、实名未成年人的账号进行人脸重点筛查。凡是拒绝或未通过人脸验证的，将被当做未成年人，并被防沉迷监管系统踢下线。已经打到“最强王者”（《王者荣耀》最高等级）的柯明心态则比较“佛系”，1周3小时的游戏时长彻底打消了他打游戏的念头。“两年前的规则还能切换多个游戏平台玩，现在一周只能玩三次《王者荣耀》。”不过，刚踏入高三行列的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等熬过高考也就正式踏入游戏自由的行列了。租号市场猖獗，20元畅玩一整天租号，成了一部分未成年人应对升级版防沉迷系统的“诀窍”。“这已经是未成年人游戏圈子公开的秘密了，租号价格便宜，而且会避开风险。”陈璐坦言，为了延长游戏时间，有过几次租号的经历。时代财经发现，在各大电商平台和手机应用商店，均能轻易搜到“游戏租号”的服务和应用。除了《王者荣耀》外，《英雄联盟》《和平精英》《原神》等热门游戏账号都能找到相应的租号服务，而且针对微信区和QQ区，苹果和安卓操作系统的手机都有专属账号。各大电商平台租号随处可见通常租借账号都是个位数价格一小时，完全在未成年人的接受范围内。其中，单个链接月销超过5万单的商家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店铺未有提及禁止未成年人租借游戏账号的信息。有的商家还在近期推出了日租、周租服务，以2元/小时的账号为例，日租售价20元，而周租售价80元，在售的账号基本都已经完全实名认证。9月1日，时代财经随机选择了一家店铺，下单了全店门槛最低的租号服务，这是一个等级V7、拥有150个皮肤的《王者荣耀》账号，只需要2元/小时。根据店家提供的手册指引，时代财经下载安装了一个手游登号器，输入卖家提供的解锁码，就能自动登录到他人账号，并且顺利跳转到游戏页面，全程没有触发实名制认证系统。“如果遇上健康模式，只需要休息15分钟，可以联系客服适当增加时间，一旦跳出人脸识别的情况，联系客服会及时换号。”该商家向时代财经表示。在开启游戏的3个小时内，游戏页面并没有受到防沉迷系统的限制。时代财经观察了多家租赁“已认证”游戏账号的店铺，租号流程大同小异——只要通过一款登号器的软件加解码锁，就能轻松登录游戏页面。这意味着，部分未成年人依旧能够巧妙避开防沉迷系统。民间非企运营互联网安全组织“网络尖刀”安全团队创始人曲子龙于9月1日向时代财经介绍，当前游戏租借平台的账号主要来源于四部分，个人将本人的账号出租出来；租号平台自营注册大量账号，再进行出租；市面上存在大量盗号的数据源；租号平台和游戏厂商合作。“国内主流的游戏都是通过姓名和身份证号进行实名验证，只要注册时绑定的是成年人的信息，并且通过身份证核验，就能无限制地将账号租借给其他用户，而且现有的游戏平台在登录时并不需要实名认证，这使得租号平台躲过了防沉迷系统。”在曲子龙看来，要从技术上破解租号产业链的漏洞并不难，“只要每次登录游戏页面时，再设置一次人脸识别，就能打击不少账号租借的情况，但是目前国家并没有强制要求将人脸识别运用到游戏产业中。”（文中陈璐、柯明皆为化名）...

“还等？官司缠身，业绩下滑，淡季已到，快走吧。”9月2日收盘后，一位名叫“股友aRQwkZ”的投资者在*ST圣亚（600593.SH）股吧里留下了这么一句悲观失望的话。在此前几个交易日里，*ST圣亚连续发布两条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公告，矛头直指公司原管理层，“因原董事长王双宏、原副总经理肖锋、原副总经理薛景然等高管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公司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自去年陷入控制权争夺风波中之后，*ST圣亚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市场关注，从“公章被丢失”、到“卖企鹅凑业绩”，再到如今的“举报原管理层”，这家上市公司到底怎么了？“具体的细节可能还不方便透露，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公告。”9月2日，*ST圣亚证券部一位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向公安报案导火索连续披露两则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公告，*ST圣亚与原公司管理层究竟发生了什么？8月31日晚，*ST圣亚表示，公司曾于2021年1月30日公告大连市公安局星海湾分局刑侦大队（下称星海湾刑侦大队）于2021年1月19日受理公司原董事长王双宏、原总经理肖峰、原副总经理薛景然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犯罪的情况。截至2021年4月，本案涉案金额已超过2000余万元（含欠付租金、违约金和装修资产收购款），涉及相关责任人员至今未进行离任审计。公司于8月26日至30日再次向大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报案。就公告披露的案情来看，并不复杂。2016年2月26日，*ST圣亚（彼时股票简称为大连圣亚）与鲸天下商业管理（大连）有限公司（下称鲸天下）签订了《大连圣亚极地世界闲置区域租赁合同》，约定由鲸天下承租公司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608-8 号的鲸 MALL 场地，租金合计7500万元，年租金平均约469万元。同时，合同约定由鲸天下负责该租赁房屋的装修改造，鲸天下承担对租赁房屋装修改造的全部费用。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鲸天下欠付大连圣亚的租金合计为310万元、违约金约377.32万元。但是，2020年4月28日，彼时大连圣亚的总经理办公会“同意以评估价格1301.02万元（含税）收购鲸天下的装修资产”。*ST圣亚的公告显示，“根据本次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档案，本次会议与会人为时任高管肖峰、丁霞、孙彤、刘明、孙湘、张宝华、薛景然。同年5月18日，大连圣亚与鲸天下签署《鲸MALL项目资产收购协议书》，以1301.02万元溢价收购鲸MALL已被使用5年的装修资产。 ”2020年6月末，杨子平成为大连圣亚的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毛崴成为公司副董事长，杨奇、陈琛成为公司董事。而大连圣亚原董事长王双宏、副董事长刘德义、董事吴远明、总经理肖峰等人退出了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一年多之后，即2021年7月22日，“大连圣亚”股票简称变更为“*ST圣亚”。对于鲸MALL项目，*ST圣亚认为，“在新冠疫情严重影响公司经营且租赁合同未解除的前提下，公司未对鲸天下主张租金债权，而选择与鲸天下公司签署《鲸MALL项目资产收购协议书》，溢价收购鲸MALL已使用5年的装修资产，形成公司欠鲸天下1301.02万元债务的局面。”因此，*ST圣亚2021年8月26日至30日期间以肖峰、丁霞、孙湘、薛景然、张宝华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向大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支队报案。另一笔“孽债”2021年8月24日，*ST圣亚的公司律师持有法院调查令前往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调取“鲸MALL已使用5年的装修资产”评估报告的原件及评估档案，结果，评估机构回复评估档案不在公司。7天之后，即8月31日，*ST圣亚的律师再次到评估机构现场调档，评估机构拒绝公司调档律师查阅评估报告及评估档案原件，以及评估机构提供的评估报告及档案资料均未发现本次评估的依据《大连圣亚关于公司回购鲸MALL经营权的议案》（草案）。同意收购“鲸MALL已使用5年的装修资产”，是否能够认定*ST圣亚原高管团队存在“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呢？9月2日，上述*ST圣亚证券部人士表示，“有些情况如果要是有需要公布或者是披露出来的话，我们都会通过公告的形式来给投资者或者是媒体这边公布出来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在*ST圣亚8月27日晚披露的另一则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公告中显示，2016年12月，公司拟与三亚中改院教育文化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三亚中改院）合作共同投资建设“圣亚海洋科技馆·鲸世界项目”，公司拟与三亚中改院按 7:3 的投资比例出资成立项目公司，共同开发建设并经营圣亚海洋科技馆•鲸世界项目。自2017年10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ST圣亚表示“公司已经垫付项目资金5506.33万元。”2019年12月27日，双方又签署《圣亚科技海洋馆鲸世界合作投资协议》，约定公司前期垫付资金中4900万元以债转股的方式出资，占项目公司35%股权，三亚中改院以项目公司所占用的土地房产出资，占项目公司65%的股权，出资时间为2021年8月8日前。但截至目前，*ST圣亚表示，“公司前期垫付的资金以项目公司工程施工于三亚中改院拟出资的土地房产，但三亚中改院至今未按约定履行土地房产的出资义务。根据公司前期公告，公司时任管理层均应知晓三亚中改院出资土地被抵押的事实，以及公司在三亚中改院土地房产出资存在巨大风险的前提下，签署《圣亚科技海洋馆鲸世界合作投资协议》放弃对项目公司控制权，并继续履行工程垫资的代付义务。”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2020年度《审计报告》，项目公司2020年向三亚中改院支付租金1410万元，综合管理费435万元。“圣亚此前的外地项目，确实存在一部分履行出资义务严重不对等、股东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的情况，包括营口、淳安、镇江等地的大白鲸项目。”一位消息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不仅如此，2020年6月3日，项目公司还为股东三亚中改院与光大银行提供主债权为2.9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因此，*ST圣亚于“2021年8月9日以王双宏、肖峰、薛景然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向大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支队报案。8月26日，公司收到大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支队出具的《受案回执》。”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ST圣亚的两个报案案件尚未正式立案。至于何时能够立案，上述*ST圣亚人士表示，如有最新信息，公司将及时披露。恩怨情仇了无时2020年9月21日，*ST圣亚的董事会换届，新任高管就任。但是，在清查账目过程中，*ST圣亚在“精彩圣亚”公众号中表示，“发现此前公司经营不规范，并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违法行为。我司遂决定对公司进行全面审计，遭到有关方强烈抗拒，并千方百计阻碍工作的推进。”在2020年11月25日，*ST圣亚曾在“精彩圣亚”公众号中发布反腐通报，称原管理层存在贪腐行为，并在通报中点名原董事长王双宏及其儿子王奕盟，以及原总经理肖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该公众号的内容主要涉及*ST圣亚的 “营口鲅鱼圈大白鲸世界海岸城项目”，其中显示，该“ 项目的可研报告由大连亚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具，该司大股东龚之上系大白鲸世界文化发展（大连）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大白鲸公司大股东张国英是我司原总经理肖峰的老师。项目工程设计工作由我司原董事长王双宏之子王奕盟实际控制公司对接处理，我司因此已经产生巨额损失，公司高管涉嫌职务侵占。项目公司委托我司原董事长王双宏之子王奕盟实际控制的资质不足的公司代建项目工程。”2020年12月7日，王奕盟曾就相关内容进行了公开回应，称不容抹黑，将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维权。今年1月，*ST圣亚总经理毛崴曾通过“精彩圣亚”公众号披露多个消息，如“2020年12月7日，我司向大连市公安局星海湾分局报案，控告大连圣亚原总经理肖某、原董事长王某宏、原副总经理薛某然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我司存在多名多年从不在公司做任何工作但领取工资的吃空饷人员，涉及金额上百万元；我司对千岛湖项目大白鲸世界（淳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审计遭到阻拦，目前该项目施工场地竟被施工方占领，我司无法进入审计；镇江大白鲸海洋世界有限公司非法召开董事会，项目合作方重庆现代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利用私募基金以明股实债的方式非法抢夺我司股东权利；我司给云南海洋魅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梁某支付1300万元用于收购股权，股权没转让，项目也没有，钱也不退，直接被提计坏账的事项”等等。尤其是“大白鲸计划”，毛崴认为是“精心策划，运作多年，掏空上市公司，花巨额资金，替他人做嫁衣。”上述消息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ST圣亚今年初在去镇江大白鲸项目进行审计的时候，也曾遭遇当地人士的阻碍。但是，镇江文旅集团副总经理曹学松在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情况不属实，“要了解具体情况，可以到实地采访。”对于近期的两次报案之后，原董事长王双宏、原副总经理肖锋、原副总经理薛景然等高管是否与*ST圣亚进行过联系，上述*ST圣亚证券部人士表示，不方便透露，“如果要是有这方面需要披露的信息，我们都会通过发公告的形式来。”在今年2月27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星海湾投资）提名的两名董事任健、吴健都获得了通过，这意味着大连国资在董事会获得了两个席位。在外界看来，这是大连国资股东与管理层携手一起打造“新时代、新圣亚”的一个重要信号。9月1日，*ST圣亚表示，法院对与公司、第三人杨子平《关于同意公司重新获取印章证照的议案》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做出判决，“驳回原告星海湾投资的诉讼请求。”。此次，对于前管理层团队的举报，是否意味着*ST圣亚现任管理团队与大连国资达成了某种默契呢？还是又一次决裂的开始？或许正如，上述*ST圣亚证券部人士表示的那样，“一切以公告为准。”...

针对流量至上、“饭圈”乱象、违法失德等文娱领域出现的问题，中央宣传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年来，文娱行业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关主管部门就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强化网络内容监管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明星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低俗信息炒作和劣迹艺人管理等不断加大整治力度，取得一定成效。但是，随着文娱产业迅速发展，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有以新方式新手段死灰复燃迹象，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耽改”之风等新情况新问题迭出，一些从业人员政治素养不高、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观念滑坡，违法失德言行时有发生，对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严重污染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为此，中央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近期集中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通知》明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有效遏制行业不良倾向，廓清文娱领域风气。《通知》要求规范市场秩序。强调企业社会责任，鼓励资本与产业良性互动。遏制资本不良牟利，抵制天价片酬，合理配置成本比例，严厉查处偷逃税行为，有效维护市场秩序。《通知》要求压实平台责任。打击流量至上，维护行业良好生态。查处一批牟取不当利益的营销号。打击各种形式的流量造假行为。严格各类热搜榜单管理，优化内容推荐算法。加强明星粉丝团、后援会账号的管理。切实履行监看责任和管理责任，严厉处置互撕信息。对发现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通知》要求严格内容监管。严管综艺节目，健全审批机制。严禁选用未成年人参加选秀类节目。持续开展网络综艺节目专项整治工作。树立正确审美观，加强文艺创作审美导向把关。加强游戏内容审核把关，提升游戏文化内涵。压实游戏平台主体责任，推进防沉迷系统接入，完善实名验证技术。《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提高准入门槛，规范艺人经纪。严格执行演出经纪人资格认证制度。研究制定演员经纪机构、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等管理办法。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强化职业道德委员会职能，积极开展道德评议，及时对违法失德人员和纵容违法失德行为的经纪公司、明星工作室进行行业抵制和联合惩戒。《通知》指出，要加强教育培训。丰富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手段，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明确红线底线。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引导树立正确价值观。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人参加偶像团组和线下应援活动。加强青少年普法教育，强化“饭圈”集资乱象、不良网贷等负面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通知》指出，要完善制度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推进依法管理。研究制定粉丝社群管理、经纪公司管理、直播管理、演艺明星金融产品和游戏产品代言管理等监管规则。《通知》指出，要加强舆论宣传。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从业人员崇德尚艺。强化舆论监督，营造良好环境。发挥文艺批评作用，引导正确审美。《通知》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塑造什么样的未来人”的重要性，严格落实主管和属地责任，将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结合实际细化完善工作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加强工作联动，构建多领域、跨部门协同合作的工作格局。同时，中央宣传部还就进一步持续整治“饭圈”乱象作了专门部署。从强化综艺节目管理、强化榜单产品管理、强化粉丝消费管理、强化粉丝互动管理、强化明星经纪管理、强化明星自我约束、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限制未成年人非理性追星等八个方面着力，坚决抵制造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探索构建“饭圈”管理长效机制，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半月谈评论员胡伟杰今年以来，多地警方破获的新型毒品案件显示，一些类似电子烟的“上头电子烟”已成为重要的涉毒工具。这些所谓的“电子烟”，借助时尚潮流的外衣，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甚至一些未成年人也深陷其中。须知，“上头电子烟”不是电子烟，而是新型毒品。任何借“上头电子烟”为由涉毒的所谓“潮流”，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比普通香烟有劲”“越吸越上头”“感觉像高空飞行”……一些将“上头电子烟”误以为是普通电子烟的年轻人，吸后才发现不对劲。这些内含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的“上头电子烟”，正在借助电子烟的时尚潮流外衣，诱惑许多年轻人迈出涉毒第一步。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是一种新型毒品，比传统大麻具有更强的致幻效果和成瘾性，长时间吸会导致幻视、焦虑、意识不清等反应。今年5月，国家禁毒委、公安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对此，多地警方重拳出击，破获多个“上头电子烟”吸贩团伙。其中，有的违法行为人不到20周岁。为何许多年轻人会身陷“上头电子烟”？目前，中国的电子烟市场正在急速扩张，市面上不断涌现新型电子烟产品。五花八门、口味众多的电子烟受到一些追求“好玩、猎奇、新潮”的年轻人的热捧。而电子烟内含成分、物质难以甄别，也给新型毒品混入其中制造了机会，有的年轻人往往进了医院才知道自己吸食了新型毒品。此外，一些未成年人误吸“上头电子烟”也可能导致新型毒品出现“低龄化”泛滥态势。2019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电子烟“线上禁售令”正式实施。许多合法的电子烟售卖店转移到线下，这让“上头电子烟”失去了一些售卖渠道，但仍有许多不法分子借助社交网络进行“上头电子烟”的非法交易。要完全禁绝“上头电子烟”为代表的新型毒品，首先要引导年轻人改变盲目追逐潮流的心态，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生活观。同时，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大众提高对新型毒品的辨识度，让“上头电子烟”无处藏身。其次，要维持现有的打击力度，形成以公安部门牵头，各部门参与的线上线下全方位监管模式。多管齐下，才能遏制“上头电子烟”的不断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