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可以让断肢者变成“钢铁侠”。“脑机接口”，是一个颇具科幻色彩的词汇。大多数人提到它，会想象把一个设备套在头上，就能实现“意念书写”；又或者不用勤学苦读，就能将知识转变为信号直接输入脑中。在著名的科幻剧《黑镜》中，基于脑机接口的剧情多次出现，人类甚至可以将自己的意识传输到一个虚拟世界中，在那里开始一段新的人生。实际上，脑机接口与人类的距离可能比你想像得更近。12月20日，BrainCo 强脑科技举办了年度发布会。在这场大会上，这家研究脑机接口技术解决方案的中国公司展示了极具科幻色彩的一幕：受试者双手佩戴着两个臂环状的设备，大屏幕上呈现了一双虚拟的手。这是将他的双手连续动作虚拟化的视觉效果，受试者不仅可以来回活动手掌，甚至每个手指的动作都能被呈现。他所佩戴的神经接口智能互动的设备能高精度捕捉双手的连续动作，实现更精密的操控。当人类在键盘上打字时，手指会有小幅度的活动。当受试者戴上臂环时，臂环能感知到手指的微小的移动，对应相应的虚拟键盘，就实现了隔空打字的功能。这就是神经接口平台的“动作意图追踪功能”。隔空打字 屏幕从上到下，画面一为佩戴设备的受试者，画面二为受试者打出的文字除此之外，BrainCo 还现场展示了虚拟拼图游戏。受试者不使用鼠标，就可以直观地将零件一块一块抓起来，然后放到指定的位置上去。BrainCo 创始人兼CEO韩璧丞称，有了这样的技术，用户的人机交互体验会大大强于使用鼠标和键盘。通过神经接口平台，可以打破二维世界对场地和空间的束缚，让用户模拟在三维世界里的自然交互。强脑科技（BrainCo）创立于2015 年，是一家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也是首家入选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Harvard Innovation Lab)的华人团队。 核心团队成员大多来自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中科院等全球顶尖科研院所，在脑机接口领域拥有十年以上的经验。此次高峰论坛上，米格尔·尼科莱利斯（Miguel Nicolelis）教授正式宣布加入BrainCo强脑科技，担任首席科学顾问。韩璧丞表示，BrainCo 会和教授深度合作，在康复、睡眠、教育等诸多领域探索脑机接口的应用落地。不同于很多停留在实验室里的研究，BrainCo 已经有产品推出。“脑机接口要做两件事情，一是造人，二是造超人。”韩璧丞说。所谓“造人”，是指用脑机接口让断肢的残疾人通过安装可操控的假肢恢复到日常生活中；所谓“造超人”，是指提高常人大脑的能力。对应在 BrainCo 的产品线中，则分为康复产品、教育产品和健康产品。在康复领域，BrainCo 推出了 BrainRobotics 智能仿生手，它搭载了肌电神经电信号的感知系统，可以利用传感器测量用户残肢的肌电神经电信号，帮助用户实现对假肢每根手指的独立控制。BrainCo 在活动现场展示了残疾人佩戴仿生手弹奏钢琴的场面。佩戴仿生手的残疾人在现场弹钢琴它的原理就是当人类希望动起来的时候，大脑会对肢体发出指令，指令信号会从中枢神经开始，通过脊髓传输到肌肉终端。肌肉接收到信号之后，便会进行相应的收缩。人的肌肉不管是在松弛状态下还是在运动状态下，都会产生十分微弱的电信号。BrainCo 开发出了一套独有结合硬件、软件和分析算法为一体的系统，可以在人的运动执行的同时，甚至运动发生之前就通过生物电信号的方式检测到运动意图。智能仿生手就是基于这个技术的产品。今年年初，在智能仿生手的基础上，BrainCo 对这套感知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打造出了全新的意图捕捉平台，并将其内置于升级的传感器中。研发团队把传感器的信号通道数量从八个增加到了十六个，并进一步提升了采样率和精度。在算法上，对跨用户通用性进行了充分优化，每个新用户只需要几分钟的适配过程就能使用此传感器。“中国有将近9千万残疾人，其中有2400万人肢体残疾，有超过300万人上肢残疾。”韩璧丞说，BrainCo 团队花五年时间做出了能够让断肢用户自主控制每一根手指的仿生手，希望帮助残疾人重新回归社会。此次发布会上，BrainCo 还发布了同样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研发的智能仿生腿。智能仿生腿在行走时可根据环境的情况和肌肉的情况进行实时的步态调整，实现高仿生体验。现场，穿戴 BrainCo 智能仿生腿，残障人士甚至可以和舞伴一起跳舞。穿戴仿生腿的残障人士可以完成舞蹈在教育领域，BrainCo 推出了 Focus专注力提升系统、FocusCourse专注云课堂和 BrainAI 人工智能脑科学训练营。在健康领域，则是推出了 FocusZen正念舒压系统。这些都属于韩璧丞所说的“造超人”的范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写道，700万年之前，我们和大猩猩几乎一样。我们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不用等700万年，让大脑进入另外一个状态，有没有可能本代人通过脑机接口技术，让我们大脑发生一些改变。”韩璧丞说。以 BrainCo 推出的 Focus 专注力提升系统为例，它由便携式脑电设备、训练软件、专业训练指导三部分组成，以脑电神经反馈训练切入，可以帮助学生提升专注力。它已经被美国的 6 个国家队、意大利方程式赛车队以及NBA球员使用。在给一组学生提供神经反馈训练后，实验发现这组学生比没有经过训练的学生以及对照组的学生的成绩提高了 40%。这是令人兴奋的结果。韩璧丞称，需要人机交互方式的变革。“在PC时代，我们通过键盘和鼠标进行人机交互，而后又出现了多点触摸、手势控制 AI 技术的崛起，每次人机交互的变革都是从以机器为中心，逐渐迈向以人为中心的自然交互，而人机交互的终极形态应该是人类本能的交互。”韩璧丞介绍，“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真正下决心做脑机接口并且募资超过 2 亿美金的企业，一家是米格尔教授的学生马克斯·霍达克（Max Hodak）任联合创始人的 Neuralink，另一家就是BrainCo。Neuralink 专注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探索帕金森、重度瘫痪等疾病的治疗；而 BrainCo 强脑科技更关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真实世界应用，聚焦在教育、医疗、大健康和人机交互产业。”未来，BrainCo 强脑科技将与米格尔·尼科莱利斯（Miguel Nicolelis）教授加强合作，持续投入脑机接口技术底层研发，从人才和资源两方面推动脑机接口核心技术的突破。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腐败手段有很多。最常见的如专门成立壳公司，甚至是做“阴阳合同”。近日，平安信托员工陈刚以财务顾问费名义索贿5.32亿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案件受到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有信托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前几年信托高速扩张迅速的阶段，此类腐败问题并非新鲜事，几乎是行业的“潜规则”。此前不乏从业人员在外专门设立咨询公司用于收取“财务顾问费”，费率最高可达5.4%。涉事机构和相关人员因此受到法律处罚。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此前发生类似案件的信托公司包括中融国际信托、山东国际信托、国投信托等多家机构，相关人员涉及罪名包括职务侵占、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等，有人最高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从已公开数据来看，陈刚的违法所得几乎是行业“天花板”，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触目惊心”，更有外行人士感慨“这钱可太好赚了”。屡抓屡犯，多人获刑近日，审计署在公布的移送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查处情况中提到，平安信托江苏区域事业部原负责人陈刚涉嫌在2012年至2016年向相关企业发放贷款时以财务顾问费名义索取巨额钱款，审计署于2020年1月将此问题线索移送江苏省公安厅调查。2021年8月，陈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财产150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5.32亿元。根据审计署的历年查处公告，陈刚的腐败并非信托行业个例。比如，审计署2017年移送最高检的案件中，山东国际信托原副总经理宋冲在2012年至2017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信托融资方面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钱款，最终于2018年12月以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900万元，追缴全部违法所得。陈刚、宋冲二人的裁判文书尚未在网上公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年公布的宋冲案一审判决显示，其非法所得及孳息达到1.02亿余元。其中，利用山东国际信托华南区域总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在信托融资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7352.01万元；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兼任深圳雍贯公司总经理期间，以支付咨询服务费等名义，将深圳雍贯公司资金共计927万元转出后非法占有。有业内人士表示，融资领域尤其前几年信托高速扩张迅速的阶段，此类腐败问题并非新鲜事，但像陈刚案如此大的数额却是少见。而对于为何陈刚最终获刑15年而宋冲被判无期徒刑，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光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除了二人所涉罪名不同外，主要原因在于山东国际信托属国有企业，适用法律条款有较大差异。截至目前，已有多起信托人员融资“吃回扣”或向居间介绍人支付好处费的公开案例，包括中融国际信托原同业合作部助理总裁苗荟案，湖南信托原业务三部总经理伍质洁、北京业务总部总经理李玮案，国投信托高级产品设计经理陈胤杰案等。而除了信托公司，作为企业融资主要途径的银行也常有从业人员卷入其中，包括包商银行原北京分行客户经理刘京鹏、金融事业部部门经理牛敏，还有民生银行南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刘某等。根据判决结果，相关涉案人员多以职务侵占、受贿、行贿、违法发放贷款等罪名获刑，涉案金额从数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多人刑期超过10年。“财务顾问费”如何装进口袋？这些触目惊心的非法所得又是如何“顺理成章”地装进有关人员的口袋的呢？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多个案件发现，手段有很多。最常见的如专门成立壳公司，甚至是做“阴阳合同”。从案件细节来看，部分企业因为承受不了高成本或达不到普通银行贷款资质而转向信托融资，项目经手负责人则主动或被动接受融资企业或者中间人的“好处费”，并美其名曰“财务顾问费”，费率多为每笔每年0.2%-2%。而为了掩人耳目，多数钱款会先打入第三方公司，不少信托从业人员会专门为此成立壳公司。以湖南信托李玮、伍质洁案为例，李玮2012年刚刚上任北京业务总部经理就通过前同事杨家梁在北京注册成立了诚峰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诚峰达”），专门用于通过湖南信托办理贷款业务中以“投资顾问费”名义从融资方收取好处。李玮对当时任职于娄底市财政局的杨家梁表示“只做政府贷款业务”，其中湖南省外业务通过李玮来做，省内业务则可通过其朋友伍质洁做，收取标准是贷款金额的0.5%-0.7945%，杨作为中间人为李玮撮合业务并分得收益。其中在2012年上半年，冷水江城乡投资公司有一笔职工集资款需要偿还，但因为银行利率高且融资困难，后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杨家梁。杨在撮合冷水江城乡投资公司从湖南信托贷款过程中，经李玮授意后向融资方索要“顾问费”，并以诚峰达名义与对方签订财务顾问协议。伍质洁在接受李玮请托后，明知冷水江城乡投资公司贷款实际用途与合同不符、抵押财产评估不达标情况下仍审批同意立项、上会，最终签订9500万元贷款合同，诚峰达因此收到220万元顾问费。扣除税费和管理费后，一位中间人收到25万元，杨家梁收到转账、取现共计188.998万元，其中转入李玮账户57万元、现金5万元，转给李玮女朋友庄雅婷母亲李某30万元。通过类似模式，在杨家梁撮合下，李玮又先后为湖南和四川2家地方国企促成了1.99亿元贷款、3亿元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协议，分别对应财务顾问费417.9万元、240万元；而在贵州普定县普信城投急需资金且当地融资成本高于湖南信托贷款利率情况下，李玮对融资方提出每年收取1.8%的财务顾问费，明显高于平时0.4%的费率，该笔1.99亿元（3年期）应收款收购款对应的财务顾问费高达1074.6万元。财务顾问合同中，前述1.8%顾问费被拆分为财务顾问费1.2%/年、项目销售费0.6%/年，贷款到位后需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这也意味着三年合计费率高达5.4%。此外，陈胤杰在2012年担任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高级产品设计经理期间，在促成并执行1亿元的单一资金信托项目过程中“两头吃”，不仅向项目用款方索要100万元，还收受资金委托方20万元，最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0万元。类似的剧情也发生在中植系下的中融国际信托，但相比李玮明目张胆“吃回扣”，该司苗荟则更擅长使用“阴阳合同”。2012年-2013年，苗荟担任中融国际信托同业合作部助理总裁和中泰创展公司执行总裁，在推进一笔由中泰创展执行抵押，借款主体为聚富地产、放款主体为北京旭辉昭阳公司的5000万元委托贷款（期限24个月，融资费率40%/年）过程中，签订2份合同，误导融资方将500万元融资费打入其实际控制的万通达科公司。而通过中融国际信托为另外两家公司融资过程中，在融资费率分别为13.5%/年和27%/年的两笔融资中，苗荟同样误导融资方认为万通达科同属中植系，通过每笔贷款签订2份合同分别将融资费中的1%/年和2%/年收入囊中。综合计算，苗荟3笔业务合计违法牟利2400万元。腐败不只存在于信托融资除融资外，信托营销过程中也存在“财务顾问费”。2016年湖南信托业务三部向永州农商行推荐10亿元信托产品过程中，伍质洁等人以第三方咨询公司名义向对方收取“财务咨询服务费”74万元，理由是对方购买信托产品后收益不错，其他银行跟进导致信托产品紧俏，收取费用可以保证对方优先购买并获得最高的年收益。不只是信托，银行作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也不例外。裁判文书网2019年3月公布的一份判决书显示，包商银行北京分行金融事业部部门经理牛敏、客户部经理刘京鹏在2013年间办理河曲县新胜民用煤储售煤场通道贷款业务时，通过联系新时代信托向融资方收取咨询费53.2万元。而这背后不仅暴露了包商银行内部腐败，也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管理漏洞的风险。2015年，刘京鹏在经办同一融资方的2亿元贷款时，在未对用款企业的信用等级、提交的虚假资料认真审核，未做实地尽职调查，合同面签过程中未对李某（另案处理）身份及权限进行核实的情况下，便将该笔贷款申报到该行相关部门审批并将贷款发放，最终导致只收回部分利息。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腐败行为还牵扯到监管人员。在原中国银监会安徽监管局（下称“安徽银监局”）原副局长胡沅案中，一笔融资方为滁州市同创建设投资公司的国元信托单一资金信托项目中，胡沅曾在资金方的投资项目贷审会评审中“打招呼”，项目过会后胡的妻子作为中间人之一拿到100万元“财务顾问费”。前述业内人士指出，此类现象多发生在2018年之前，随着金融反腐的持续深化，加上资管新规等对非标业务的整治，此类腐败行为终将无处遁型。...
2011年3月24日，百度在纳斯达克收盘时，市值达到了460亿美元，成功战胜腾讯登上中国互联网公司第一的宝座。这也是五年以来，冠军头衔首次易主。一年时间，市值暴增100多亿美元背后，一方面，是在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百度成为国内最大的搜索引擎玩家；另一方面，则与李彦宏提出的“框计算”有关。2009年8月18日，李彦宏在百度技术创新大会上提出了这个全新的技术概念。简单来说，用户只要在百度搜索框中搜索某种服务，百度就能识别这种服务，将该需求直接匹配给服务商来进行响应和处理，相当于搜索引擎成为一切信息乃至服务的入口。潘乱在《百度没有文化》中提及，百度的产品文化，逻辑是“互联网所有需求都会在搜索的框里面表达”，一定程度上，“框计算”就是该思想之下诞生的产物。为了落实这一战略，百度曾实施过多种举措，但移动互联网时代悄然到来，App之间的信息割裂、流量入口改变等因素，使得“框计算”战略落地遇阻。尽管如此，百度在移动互联网时期的一些动作，依旧带有“框计算”的遗风。近日，在2021百度联盟峰会上，百度集团执行副总裁沈抖表示，中国互联网的下一波红利是互联互通，百度坚定地支持和拥抱互联互通，主张拆掉“围墙花园”，重建开放的互联网。“流量层面，用户可以在任何平台自由访问他需要的第三方信息和服务，全网的内容和服务都可以更便捷地被索引、被触达，屏蔽、割裂将不复存在。”且不论，互联互通在具体落地层面有哪些条例细则，如果按照以上思路，用户能在百度“自由访问他需要的第三方信息和服务”，百度未必不能重启“框计算”，成为一切的入口。但，事情有这么乐观吗？这里需要画上一个问号。01 搜索框黑洞百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框”住一切？答案是阿拉丁平台推出之时。2008年12月18日，百度上海研发中心正式挂牌成立，阿拉丁平台计划也首次浮出水面。所谓阿拉丁平台，是指百度所推出的一个通用开放平台，它将接口开放给独特信息数据的拥有者，从而解决现有搜索引擎无法抓取和检索的暗网信息。其目的在于，一次搜索完成后就可获得包括文字、网页、图像、视频、音频等不同类型的资料，借助阿拉丁平台，一个简单的搜索框就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随着对搜索的触及面不断开发，次年8月，李彦宏在百度创新技术大会上提出“框计算”，可以说，“阿拉丁平台”计划正是百度对框计算技术的第一次大规模应用。此后，为了完善框计算概念，2011年4月，李彦宏在百度联盟峰会上提出“中间页”概念。所谓“中间页”，即是指介于搜索引擎和用户之间的一类网站，例如提供机票酒店搜索的去哪儿网，而“中间页战略”，则是通过投资或自建一批“中间页”网站，从而提升百度长尾关键词的价值。李彦宏提出该战略，是想将流量尽可能地汇集在百度站内，为百度的“框”中补充更多的应用场景。不过显然，这些所谓的“中间页”，并不满足于成为百度的弹药，随着这些网站在用户中形成品牌认知，就可逐步摆脱对于百度的流量依赖。2012年，百度停止了对于“中间页”公司的投资。当百度在PC互联网时代推动“框计算”战略之际，移动互联网已经悄悄来临了，不甘心的百度亦在手机操作系统进行尝试。2011年9月2日，在百度世界大会上，百度推出了移动终端软件平台——“百度·易”。概括地讲，百度易平台是一个手机操作系统，用户在终端产品在开机后几秒钟内即可搜索，可以让用户快速直达所需搜索内容。不过，彼时手机操作系统市场接近饱和，易平台最终也没了声音。易平台失败后，百度选择重押移动搜索。在2013年前后，为了抢占移动端入口，百度先后上线并大力发展“手机百度”；以19亿美元天价收购“91无线”。91无线并没有成为百度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流量入口，后者最终被百度选择性抛弃，短时间内竭泽而渔后，百度将91无线所有资源掏空全部导向百度系产品。手机百度App则在“众星捧月”之下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肌肉记忆”之下，手百依旧想用搜索框“框”住一切。2013年，百度在百度世界大会上宣布推出“轻应用”，即是指由百度提供开发工具、开发资源和后台支撑技术，让开发者将App移植到百度平台，无需下载、即搜即用的全功能App。此后，延续“轻应用”，百度在2014年又推出了“直达号”，即商家在百度移动开放平台的官方服务账号。其理念在于通过移动搜索、@账号、地图、个性化推荐等多种方式，让用户能够直达商家服务。本质上，“轻应用”和“直达号”，都是此前“框计算”概念的延续，以此实现百度从信息入口转型为服务连接者。遗憾的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百度显然已经不是PC搜索引擎时代的入口流量之王，加之在移动端服务的重要性，百度想要“框”住一切的野望并没有得偿所愿。02 重新拾起搜索？百度成于搜索，亦困于搜索。长期以来，搜索是百度的核心业务，搜索广告为百度营收主要来源。但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过度依赖搜索业务，使百度错失移动互联网发展机遇。期间，百度选择发展信息流业务。2016年，手机百度App开始加入智能信息流推荐，从“一搜即得”走向“不搜即得”。次年，李彦宏开始亲自带头抓信息流业务。信息流业务为百度带来了新的增长点，2017年11月，百度世界大会上，百度副总裁沈抖宣布百度信息流的成绩单：月活超过6亿，累计收入已超过67亿元。与此同时，搜索的位置逐渐被后置。2019年5月17日，百度第一季度财报发布之际，百度CEO李彦宏通过内部邮件宣布了向海龙辞去百度高级副总裁、搜索公司总裁职务的消息。曾经主管百度搜索业务的向海龙骤然辞职，引起不少议论。核心业务的疲软成为主因，由向海龙直管的“百度核心”（即搜索服务与交易服务的组合）营收同比增长仅为8%，净利润同比下滑90%。另外，李彦宏在邮件中宣布，百度搜索公司战略转型为移动生态事业群组，沈抖晋升为高级副总裁，全面负责该事业群组。此次转型，被外界解读为百度尝试摘掉搜索引擎的标签，加大对信息流业务投入。实际上，搜索业务的后置，从与之挂钩的百度联盟业务的表现上也能可窥一二。近年来，百度联盟的分成增长放缓，在2020年的百度联盟峰会上，百度联盟总经理陈一凡接受媒体采访时，把原因归结为互联网用户规模增速下降。但更深层的原因呢？一方面在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百度并没有取得流量霸主地位。在腾讯系、字节系的蚕食下，百度不再是站长与广告主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则与百度自身的信息流业务有关。此前引发用户共鸣的《搜索引擎百度已死》，说明流量分发权重问题是信息流产品存在的通病。正因为如此，百度把流量侧重旗下生态内的百家号，导致中小网站大幅下滑，并且，移动端的信息流广告又会进一步分流联盟广告。耐人寻味的是，当信息流地位日趋稳固之际，在5月13日举办的2020百度移动生态大会，百度披露了2020年下半年战略方向：以“搜索+信息流”双引擎支撑，移动生态将成为未来发展重点。紧接着几乎同一时期，沈抖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2020年过去一年，他一直在思考百度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核心优势是什么，且认为依然是搜索。如果没有搜索的优势，百度再做独立创新太难了。几经调整之后，百度最终把战略重心回归搜索，在移动端重做以搜索为核心的内容生态。按照沈抖的规划，百度要从过去“连接人和信息”转型为连接“人、信息和服务”（李彦宏在5年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彼时，同样正值今日头条发力搜索业务，也就是说，百度搜索被重新提起来，连接服务未免不是用来对抗今日头条的手段。这点同样体现在，今年4月26日，百度App的Slogan由过去“有事搜一搜，没事看一看”升级为“百度一下，生活更好”。此举被业界解读为，百度定位由连接信息到服务用户的转变。倘若如此，10年兜兜转转，百度似乎又回到了“搜索”起点。03 互联互通不是神药今年10月18日，据彭博报导，为了打破互联网巨头之间的“高墙花园”，中国考虑要求腾讯、字节跳动等网络媒体公司向百度等搜寻引擎开放内容。据知情人士透露，工信部正在讨论相关规范，使腾讯、百度和字节跳动等网络公司向搜寻引擎与竞争对手开放内容。举例来说，未来用户可透过百度存取微信应用程序上的文章或字节跳动的短视频。针对上述报道，三家均未回应评论请求，但在当天消息发布后，百度的股价由跌转涨，涨幅4%。12月16日，百度联盟总经理陈一凡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互联互通难度比较大，涉及到商业模式、基础建设等层面，是长期演进的过程。对于百度互联互通的进展，陈一凡还透露，现在能在百度上搜索到B站、小红书的内容，百度与微信、抖音的互联互通，目前有了一定的进展，还需要时间。现阶段，互联互通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但回到法律层面来看，到目前为止，互联网企业互联互通缺乏具体条例补位，并且，可以肯定的是，互联互通是需要有一个边界的。例如，涉及双方企业API开放的问题，应当开放到何种程度，开发的标准如何，开放的费用谁来承担，这些因素都是需要重新评估的地方。对于百度而言，此前微信、抖音、淘宝相继屏蔽了搜索引擎的抓取，此次互联互通势必会扩大百度“搜索”的触及面，但在百度再次成为一切信息乃至服务的入口前，首要的一块拦路石是用户心智。现如今，移动互联网浪潮之下，作为经典搜索引擎主要入口的浏览器，逐渐被用户抛弃。极光大数据的统计显示，2018下半年到2019年上半年，中国移动网民日均使用App中，浏览器的占比一路下跌，从2018年Q3的4.1%进一步下滑到了3.4%。显然，一个个超级App，抢走了原本搜索引擎的工作，逐渐占领了用户的心智——用户已经知道在什么样的App上干什么事，继而不会使用搜索引擎。根据此前在百度工作过的中层人员所述，“你想买什么东西都去淘宝天猫搜了，想看什么内容都去腾讯优酷搜了，百度搜索现在最高频的就是娱乐明星、社会新闻，但这部分数据的商业化效能是比较低的。”面临电商、内容等移动平台被阿里、腾讯系瓜分殆尽，百度想要再次用搜索框“框”住一切的野望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百度搜索的对手同样包括其他竞品，在今年的2021微信公开课上，「搜一搜」作为微信生态六大产品之一亮相。随后抖音在春节期间发布了一支年度视频，主打「视频搜索」概念。微信和抖音涉猎搜索有自身的底气所在。根据广发证券研究，现如今，搜索行为明显向短视频平台迁徙，短视频平台的用户渗透率达到87.8%，对应的搜索使用率达到68.7%、位居搜索流量生态的第二。除此之外，全景搜索生态与全景流量生态高度相关，即时通信、视频（含短视频）、网络购物的用户渗透率分别为97.3%、93.4%、80.3%，对应的搜索使用率分别为62.0%、46.7%、59.0%。如此一来，即使在互联互通之下，百度的搜索变得更重，但离成为一切信息乃至服务的入口，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美国周三批准辉瑞口服药Paxlovid的紧急使用授权，这是美国采用的首款可在家服用的冠病治疗药物，也是对抗快速传播的奥密克戎变种毒株的新工具。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Paxlovid用于治疗出现轻症至中症的12岁以上孩童和成年患者，当中包括可能发展为重症的高风险患者。经过各项科学评估，该局认为这款药物可能对治疗轻症至中症患者有效，且已知和潜在益处超过已知和潜在风险。预防高风险者住院死亡有效率近90%Paxlovid由两种抗病毒药物组成，包括一款新药和使用已久的利托那韦（Ritonavir）。据辉瑞进行的临床试验，Paxlovid在预防高风险患者住院和死亡方面的有效率为近90%。实验室数据也显示，它能有效对抗奥密克戎变种毒株。这款药物只能通过处方获得，患者应在确诊后尽快服用，且在出现症状后五天内开始服用，每12小时一次，持续五天。默克口服药莫那比拉韦可治疗高风险成年患者继授权使用辉瑞的药丸后，FDA也在周四批准将默克的冠病口服药莫那比拉韦（molnupiravir）用于治疗高风险的成年患者。FDA科学家卡瓦佐尼说，这项授权为对抗冠病病毒提供了额外的治疗选项。FDA强调，Paxlovid和莫那比拉韦应作为辅助手段，而无法取代疫苗，疫苗仍是对抗冠病的前线工具。约翰斯·霍普金斯卫生安全研究所高级学者阿达利亚形容，Paxlovid获批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冠病朝成为一种更容易控制的感染疾病又迈进一步。范德堡大学医学院传染病专家沙夫纳则说，辉瑞的口服药有望填补奥密克戎导致的治疗缺口。目前，美国用于治疗冠病的三种单克隆抗体药物中，最广泛使用的两种对奥密克戎的效用显著较低，另一种虽然有效，但供应有限。但阿达利亚指出，目前还有两个关键问题存在。“未来数周这款药物将是稀缺的。它也需要患者获得及时诊断才能发挥最大效用，但在检测工作持续面对问题之际，这可能有难度。”美国政府已订购1000万个Paxlovid疗程，每个疗程价格约为530美元（约720新元），当中26.5万个疗程预计明年1月交付。辉瑞已准备好立即开始交货，并将明年的产量预期从8000万个疗程增至1.2亿个。美国总统拜登形容，Paxlovid获批是好消息，在奥密克戎肆虐之际，这将大幅减少住院和死亡病例。他承诺为辉瑞提供加快生产这款药物所需的资源，包括必要时援引国防生产法。...
哪些是表象，什么是实质？税只是表象，补缴就好。税务只是次要问题，薇娅式直播带货现象的实质不在这里。中国互联网有好几类典型头部，薇娅式的直播带货是快速膨大的头部之一。直播、带货都是必然发展趋势之一，问题既不在直播也不在带货，而在于头部膨大。大不是错，问题也不在于大，如果仅仅因为大就去围攻一家企业，是流氓逻辑不是市场秩序，更不是法制社会。问题也不在于赚了多少钱，用赚钱太多去攻击一家企业，是另外一种霸道逻辑。问题更不在于是否日行一善，企业愿不愿意参与三次分配，其它主体没有理由去道德绑架去逼迫它，更没理由上下其手、硬拉一刀、强行瓜分；有的是调节分化的文明规则，有的是财富导流的立体办法，有的是公平合理的现代治理手段，不讲规则的讨伐、杀伐和抢劫没什么区别。关键其实在于，薇娅式的头部膨大，与互联网、市场秩序、经济发展之间已经形成基本面背离甚至对立的扭曲关系。存在于互联网的，也可能是反互联网的，存在于市场经济里的，也可能是反市场经济的。查税，只是一种本能反应，税罚只是个路由而已。治理机构还在看清问题全貌、根本机理的路途当中。相关措施有需要治标更需要治本，避免外部误读。1.实质问题之一，在于它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反互联网现象：直播带货的真相不是网红也不是明星，而是流量、流量操作，流量运营流量操控流量转化是一切的一切，核心的核心。不信去试试，普通人开个播能有几十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围观就不错了，即使有一定影响力的名人，如果没有流量运营，一次直播带货充其量也就几万真观众几十万真实销售额。有些直播看数字是几十万用户，真实情况是去掉两个0再说。那为什么薇娅、李佳琦式的直播带货动辄能有2亿人参与、百亿元销量？流量从何而来？一是规模庞大的自有、合作账号群联合行动造势引流，二是高额资金投入从各平台购买海量用户流量，三是平台配流；平台配流又分三种情况，对平台官方有利的活动平台会投入相当大的流量，对于互利、抽成关系平台历来给予头部网红流量扶持，算法引擎自动匹配流量的情况下深谙此中门道的直播带货流量运营者通过种种操作让引擎“吐”更多流量给自己。网红辛巴自曝一场直播买流量的投入就高达2000多万，这方面累计投入200多亿元。以为直播带货是个网红自带流量生意的观众，真的天真了。从某些平台的官方数据里，也能够看出卖流量年收入几百亿。然而，这些也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度”。到了一定规模一定程度，网红们发现，头部是可以呼风唤雨的，流量是可以操纵的，网络信息场是可以影响甚至左右的，用户是可以像羊一样被牧来牧去的。越是头部越容易低成本高效率得到海量流量，越是头部越容易风生水起甚至兴风作浪，越是头部搅动亿万网民、千万亿市场越轻松自如。这种容易和自如，远非外部可以看到的粉丝数量可以度量。互联网用户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貌似是算法在决定，但算法实际并不均等，算法对动量更大、热能更强的头部更有利，有些流量算法甚至从根本上就是给头部定制的。更何况头部网红本来就可以斥巨资、高折扣购买海量用户流量，平台还会为头部配送巨大流量。传统商业世界，即使在全国拥有数千家门店、上万家经销商渠道的某个品牌，在数百家电视台报纸杂志投放广告，发动所有渠道和卖场，也很难拥有今天的头部网红所拥有的这种一天触达数亿人的神一般的力量。这个流量操作和众多内容创作者通过创作优质内容、网民分享日常获取流量，也完全是两回事，内容创作者、普通网民和这些网红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也根本不在一个世界。而且恰恰是这些头部网红轻而易举吸走了海量流量，导致大量内容创作者和普通网民像浅滩上的泥鳅，在一个个小水坑里徒劳的挣扎。算法、推荐引擎的海量流量在绝大多数时候和它们无关。由于每条内容只有可怜的一顶点浏览，绝大多数本来有参与意愿、创作诉求的用户变成了沉默看客。今天的互联网，创造了远远超越传统商业世界的不对称力量，流量海拔、力量落差、流量疆域如此之大，转化能力如此之强，对其它市场主体完全是碾压式的降维打击。而薇娅们，是深谙此道并且把这个套路玩到极致的人。每一次成交易数亿数十亿的网络直播，都像是一次流量海啸。听起来像是一个新兴市场自由成长的故事，但实际并非如此。互联网生态不仅严重失衡，差距也在急剧扩大，平台和头部网红以外的亿万用户、亿万中小微市场主体，实际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困顿地位。对于亿万互联网用户来说，他们本来是流量的贡献者，却未能从流量中受益，甚至还得为流量付出费用，市场对他们存在多重收割。算法貌似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视频提供了涌现机制，但是对普通用户和内容创作者来说互联网上的上升通道不仅稀缺而且代价高昂。对于亿万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路途当中的实体经济企业来说，今天的互联网流量购买成本甚至已经超过了过去传统营销的线下成本，而互联网之外的流量渠道少之又少。公域流量越来越昂贵和匮乏，私域流量本来就稀少贫瘠还得为此苦苦挣扎，多少私域流量又不经意间变成了公域流量。和少数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是在流量中起舞的头部网红相比，亿万中小微市场主体如今被困在了流量里。困在流量里，是一个时代的隐喻，也是互联网之于经济的某种真实写照。困在流量里，是已经广泛存在的共识。互联网流量如此巨大，为什么还会困在流量里？一是流量增量放缓，二是流量基本都被圈起来了，要用？请付费，或者像薇娅一样成为平台的头部头牌，在操纵流量方面获得神一般的力量。最严峻的另一个现实是，长尾不仅没能成为一种经济，反倒越来越寥落了，C2B也至今没能成为现实，消费者主权更是渺茫遥远。长尾本来像土壤中的微生物、微量元素和水分子一样是生态的滋养者，却成为时刻被征以流量税的“佃户”，客流本来是向亿万商家而来的，却还要为头部网红和平台支付引流费，一切只是因为你需要从他们的流量网络上经过。头部膨大、长尾枯萎正在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反互联网”现象。也就是头部、大节点越来越主控，中小微越来越逼囧。长尾不仅被甩得越来越远，而且正在大面积死亡。互联网成了快速膨大的头部的饕餮盛宴。长尾之死，是迫切需要关注的严峻现实。这样的死亡过程正发生在每一个平台上。如果互联网只是头部的狂欢，既是创新之死、活力之死，也是互联网之死，更是头部之死。在互联网上存在的，也可能实质上是反互联网的。2.实质问题之二，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反市场、反噬经济现象：薇娅式的“价格杀”，如果放在欧美日市场经济当中，妥妥的不正当竞争、市场倾销。但为什么在中国能大行其道？是因为过去十多年以来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某些领域的宽容。倾销、反倾销从有关方面的词典里消失已久，垄断、反垄断则是近两年才捡起来。在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领域，我们比欧美更像是自由市场经济。一些对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巨大的收购、兼并动作，只是近期才受到事后的象征性处罚。“价格杀”，貌似消费者受益，有些舆论也会因此为薇娅式的全网最低价辩护。但为什么即使市场经济国家也会制止这种扫荡性的恶性价格竞争？三个原因：一是严重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销售，本身就属于恶意竞争；二是通过价格将竞争对手扫荡出局的头部企业，反倒会通过获得事实上的定价权，在缺乏竞争的市场里肆意妄为，重新让消费者付出更高代价，这样的过程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不是没有经历过；三是超乎寻常的价格会破坏生态破坏产业供应链，陷入恶性循坏，损害企业创新动力以及品质提升方面的投入空间，使得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更容易发生。存在的未必都是合理的，市场里的有些商业的短期行为，可能其实质是反市场反公众长期利益的。所以市场经济国家也会反倾销、反操纵、反同盟、反垄断。实际上即使李佳琦、辛巴、薇娅等头部网红在直播带货过程中都曾因为劣质假冒产品而翻车，并非偶然，其商业逻辑使然。传统商业产品成本在定价中占比50%～70%，直播带货的很多商品产品直接成本占比仅有10%～20%，60%、70%的占比是流量和营销成本，这种情况下还要以超低的价格扫荡市场，巩固和扩大头部优势是目的之一，获得渠道优势甚至成为主渠道是目的之二，将竞争对手挤出并以流量和渠道优势实现为供应链的控制和支配是目的之三。百花齐放才是春，百业繁荣才是景，包括亿万市场主体在内的各行各业都能有效益有生存有发展，经济才能有活力、有创新、有动能。每一个细分产业、产品领域的发展，一定是多种动能、多种产品、多种创新、多种体验、多主体竞争协作的结果，而不只是价格这一个维度，更不是只有价格这一个标准。比新、比精、比好，好过于只是比价。如果说电商式的价格杀是对万马奔腾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对制造业的第一次重击，对千家万户传统零售业的第一次扫荡，薇娅式的规模已达数千亿元的直播带货的价格杀，是对实体经济、制造业和零售业的第二次重击，也是清场式的扫荡的开始。互联网对传统经济的清场序曲，一是社区团购，二是平台自造。只不过清场刚刚开始，就有戛然而止但又永不止步的意味。而有关方面的出手，必要但不清晰。东敲一下西戳一下，反倒有时让外部有上下其手的非市场观感。归根结底在于整体理解、系统治理架构并未成形。对冒尖的一些紧迫问题的“掐尖”式治理，需要治标更需要治本。可能背后的土壤、机制，才是问题关键。所以，既要发展数字经济，又要保护亿万市场主体、实体经济和其背后的亿万就业、亿万家庭，既要鼓励新兴产业市场，又要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多主体公平开放竞争，避免赢家通吃、流量操纵、头部经济。实现数字普惠而不是扩大数字鸿沟，以数字经济促动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以数字红利增进经济繁荣和社会福祉。这是国家治理之于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基本面。以上两点，是薇娅式直播带货问题的解读边界。...
自新证券法实施以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成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但仍有人“顶风作案”，最终被监管部门严查、领受处罚。近日，上海证监局就一桩案件公布了3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据查，上海开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开诚投资”）先后借用公司股东“李某”证券账户和公司职员“李某鑫”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将合计4291万元直接或间接转入“李某”和“李某鑫”账户，并由开诚投资副总经理在公司办公场所操作这两个账户进行证券交易。上海证监局认为，开诚投资、李某和李某鑫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五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所述“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的”情形，应“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上海证监局决定责令开诚投资、李某和李某鑫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不同数额罚款。上海证监局决定：责令开诚投资改正，给予警告，并处30万元罚款；责令李某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罚款；责令李某鑫改正，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款。具体来看，12月8日，上海证监局连续发布3份行政处罚决定。依据新证券法，对开诚投资违法借用他人账户的行为，对李某和李某鑫违法出借自己证券账户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据查，2009年8月至调查日（2021年1月21日），开诚投资先后借用公司股东“李某”华泰证券账户、公司职员“李某鑫”申万宏源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涉案期间，在开诚投资董事长和副总经理等人的安排下，开诚投资将合计4291万元直接或间接转入“李某”“李某鑫”账户，并由副总经理在公司办公场所操作“李某”“李某鑫”账户进行证券交易，买入金额累计4205.98万元。截至调查日，上述买入证券大多数均已卖出，卖出资金由开诚投资继续用于投资其它证券标的。对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证券账户资料、银行账户资料、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相关账户交易使用的IP和MAC地址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在证券法最新一次修订前，此类处罚案例大多针对账户借入方，且处罚对象以机构为主。2015年版的证券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违法活动。”而随着新证券法2020年3月正式实施，个人出借证券账户亦成为法律红线。记者还注意到，个人因违规出借账户而承担相应责任，在新证券法实施的当年就曾有相关判例。2020年9月，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则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庄某出本金3200万元，李某作为配资的出资方提供一定比例资金及5个股票账户供庄某炒股。此后，李某悄悄修改了这5个股票账户的密码，并拒不归还庄某本金。庄某遂诉至法院。法院判李某归还庄某3400万元本金、利润，以及相应利息，而5个股票账户的所有者也要承担李某不足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判决书表示，依照新证券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5名股票账户所有者明知自己证券账户出借给他人从事证券交易，对此存在过错。...
对于很多主播，尤其是大主播而言，合约到期往往意味着“一场斗争”的开始——商场如战场，主播们的“商场”更是充斥着各种猜测、误导和攻击，而对于顶流主播来说，解决好和mcn机构的合约问题是他们想要保持长红必须要做的事。很多人会好奇，在主播和mcn机构产生合约纠纷的时候，平台在这其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是充当调解者的角色，还是偏袒其中一方？一、6亿违约金？一条小团团含金量这么高！2021年12月9日，停播数日的顶流大主播“一条小团团”在一个视频下的留言引发网友热议，这条留言是 “我违约费6个亿，违约直接倾家荡产，可以直接跳楼了。”由此，很多朋友开始关注到此次天价违约金的事件，可能对游戏直播行业不太熟悉的人对一条小团团不是很了解，对6亿违约金也有很多疑问——之前行业多位大主播跳槽的违约金最多也就是千万级别，为什么一条小团团的违约金这么高？在游戏主播圈里，一条小团团可谓是牢牢占据着金字塔尖的位置。她究竟有多火？先来看数据：某鱼直播平台，一条小团团的关注量高达2210.3万，日常直播间的热度也是全网前列，贵宾量数以万计；抖音平台，一条小团团的粉丝数量超过4370.4万，基本上每条视频的点赞量都是几十万起步，破百万的很常见，评论量也是大几千起，人气相当之高——从收入上来说，有网友统计，一条小团团2019年礼物收入就高达6000万，更有第三方机构统计了近22个月各大主播的收入，其中一条小团团在两个平台22个月的收入是1.653亿，毫无疑问站在游戏主播的金字塔顶端。超高的人气和吸金能力，6个亿的违约金似乎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李子柒事件一样，这些顶流大主播对mcn机构的依赖性其实并不强。以一条小团团所在的“吃鸡区”为例，很多大主播都吃到了的《绝地求生》这款游戏的红利；但是一条小团团进驻吃鸡区的时候，《绝地求生》这款游戏的人气早已经下滑——那么，小团团是怎么红的？很多粉丝应该都知道，一条小团团是抓住短视频平台崛起的风口，在抖音发布短视频开始人气暴涨的；之后才签约了斗鱼做直播。在一条小团团走红这件事情上，mcn机构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不过在直播之后，频繁的主播战、公会战，mcn机构的资源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从2019年到现在，一条小团团的人气长盛不衰，不仅个人得利，平台和mcn机构也获益颇丰，但当一条小团团和mcn机构的合约期满之后，和谐互利的关系开始急转直下。据网友爆料，一条小团团和mcn机构签的是两份合同，一份是在斗鱼平台的直播合同，这份合同已经到期；另外一份是其他的第三方合同，没有mcn机构的同意，一条小团团没办法去其他地方或者自己开播；想要解除这份第三方合同，就要付出天价违约金，也就是小团团说的6个亿的由来。于是，从2021年11月18日起小团团正式停播。停播至今，少说也是损失千万，mcn机构和平台都在遭受损失。二、公会主流化，主播们祸福相倚mcn机构，就是“直播公会”，在2017年之前，并不算主流。曾几何时，主播都是各自为战和平台直接签约，随着直播行业发展的日新月异，平台直接管理主播的风险逐渐增多——公会化也随之开启。大概是yy和虎牙开始将工会的重要性提升，公会开始承担责任和主播的发掘、签约、推广以及商务，使得yy和虎牙的流水快速提高，毕竟，相较土豪的随性而为，公会在提高主播人气和打赏金额的表现绝对更为突出——随后，斗鱼等平台也快速推动公会化。再后来的抖音和快手，在推出直播业务的同时，还推出了对公会也就是mcn机构的倾斜政策。如今，直播平台基本上已经全部公会化，主播个人直接和平台签约这种情况已经凤毛麟角。然而公会化之于主播可以说是悲喜交加的。喜的是，中小主播有了接触大主播和土豪们的机会，增加了红的几率；同时，主播们也要承担更多kpi，需要时刻保持竞争优势……某公会签约主播在2020年接受读娱君采访的时候就介绍过，在公会化之前，很多小主播的直播间高价礼物很少见；可在公会化之后，“直播间里的高价就跟不要钱的一样，几十个、几百个不停地被‘土豪’‘公会代表’刷出来，眼花缭乱”——人气主播呆妹儿也曾吐槽说，一年到头打比赛，基本上都是给平台和公会打工了，2020年初，呆妹儿在直播间算为了冲排名所花的钱，以及接广告赚到的广告费，在经过一连串的计算后，呆妹儿愕然发现自己居然还有780万元的外债，是的，欠公会的。曾有直播平台的朋友告诉读娱君，随着公会化的深入，一部分土豪撑不住了，一部分土豪撑了公会的一部分。粉丝节、年度赛、公会战，一轮又一轮的主播比赛，不仅让网友和粉丝们深陷其中，也让主播不可自拔——受益的不仅是平台，还有公会，主播们越来越依赖公会，因为只有公会的支持，才有可能在这场停不下来的战场上成为赢家。公会化之于平台意味着管理上多了一层，但也排除了很多的风险——毕竟，在当下大环境中，主播属于高风险职业，封杀和禁播随时可能出现，公会化也让风险多了一个承担方。对mcn机构而言，在平台公会化的过程中，有着足够的利益，这期间涌现出一大波非常有实力的公会，如大鹅、小象、炫石等明星mcn机构，成为资本追捧的优质标的。在公会化的整个过程中，虽然暴露了很多问题，可是对平台来说，利大于弊，由此，公会化才会大行其道。当时间来到2021年底，主播和mcn机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最顶级的大主播和mcn机构以及平台的关系，似乎也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刻了。三、顶流大主播，机构或需“放手”一条小团团点赞的那篇文章《MCN机构签约乱象：规范专业才能长久发展》，可能针对的是沸沸扬扬、至今还没有结果的李子柒和mcn机构微念的纠纷。从7月开始至今，李子柒停更已近半年，半年时间里，李子柒与mcn机构的纠纷和矛盾逐渐清晰，并走上了司法的流程。最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和mcn机构的纠纷爆发，使得坊间对于mcn机构的反思也多了起来——mcn机构在网红走红的过程中，究竟付出了多少？又该有着什么样的回报？能否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文章中写道：“立足现实，一些发展问题值得警惕。比如，对一些签约主播来说，工作强度高，机构原先承诺的资源投入无法到位，想走又面临高价违约金；一些不良经纪公司，故意压榨签约者，以收取高额违约金作为公司的生财之道；甚至，一些小型mcn机构打着‘培训网红’的旗号圈钱。因此，网络主播与经纪机构之间的合同纠纷逐年增多，成为行业野蛮生长的注脚。”——确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mcn机构被指责圈钱，许诺的支持不到位，主要靠赚取主播的解约费等等乱象。如果说，中小主播需要面对的是mcn机构的乱象，那么，对于顶流大主播而言，则是收益和权利的“不平衡”。对此，文章中还提到：“一些网络主播与MCN机构之所以出现合同纠纷，本质上是权利与义务不平等、收益分配不均衡。健康的合作关系、良性的发展方向，应该建立在合法、公平基础之上。不论哪一方，都要保持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均衡和利益的动态平衡。倘若一方对另一方形成压倒性优势乃至压榨性强势，最终只能是双输。”以李子柒为例，就是其签约mcn机构的支柱，当收益分配不均衡，自然就会引发变动；和一条小团团的情况很相似，虽然其签约机构渝万传媒是行业知名公会，可是一条小团团在公会中的地位也是独一份的——“动态平衡”，其实就是指，当一方的话语权变强的时候，另外一方就要做出妥协，契约精神固然可贵，但动态平衡才是长久之道。在对待最顶级的主播上，公会和平台都有妥协案例在前：比如，作为游戏第一大主播，旭旭宝宝就是以个人身份和斗鱼签约的；同时，其也是mcn炫石互娱的股东，其在扶持炫石签约主播的时候，可谓是不遗余力的；又比如，pdd是小象互娱的股东和签约主播，在和另外一家知名mcn机构合并后，这家mcn机构的估值早已经破10亿；从斗鱼跳槽至虎牙的知名主播张大仙，没有签约公会，而是成立了自己的mcn机构，签约主播推出电竞战队，玩得不亦乐乎。那么，渝万或者其他mcn机构能妥协到给一条小团团股东的身份吗？又或者，一条小团团干脆成立自己的mcn机构？读娱君就此和多位直播行业的资深业者交流，结论是可能性不大。虽然一条小团团的人气和吸金能力超强，但其所属的赛道有点尴尬。旭旭宝宝在dnf赛道，pdd是电竞强人，张大仙在《王者荣耀》的人气和影响力都是独一份；一条小团团在《绝地求生》领域属于娱乐主播，这款游戏影响力大不如前，所以，一条小团团很难复制旭旭宝宝们成为mcn机构老板的路数——不过，给一条小团团一个弹性合同，以及一个小股东的地位，是“动态平衡“下非常有可能的。一位短视频mcn机构的负责人告诉读娱君，一条小团团的人气其实非常适合在抖音直播，只是要考虑到腾讯和字节跳动之间的竞争，如果继续播游戏，一条小团团在抖音直播的可能性不大；之前同样在抖音爆红的井川里予，在签约mcn机构后，也是循着一条小团团的发展路径，选择在其他平台直播游戏。究竟是渝万妥协，还是一条小团团妥协，又或者是平台等第三方出面解决，静待观望。四很多朋友会问，在大主播和mcn机构产生纠纷后，平台究竟站在那一方？这是个好问题。比方说李子柒，虽然停播许久，但仍然参与了微博的年度红人活动——微念的股东中就有微博。在态度上，微博应该是支持李子柒的，而字节也用退股表明了态度；在众多有影响力的mcn机构背后，都有平台的身影出没：斗鱼是渝万的第二大股东；腾讯快手斗鱼等是小象的股东；B战斗鱼均在炫石的股东名单中；淘宝等则是谦寻的股东……现今，头部公会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更是资本层面的紧密链接。mcn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平台的利益。具体到一条小团团身上，合约纠纷和平台也不无关系。只是平台很不具象，也不是一个声音，所以究竟是支持一条小团团尽快复播，还是要限制其单飞，大约只有身处其中才有答案吧。知名合同法专家、在多家国内TOP互联网公司担任过法律顾问的Shirley杨女士（化名）告诉读娱君，在没遇到纠纷之前很多主播都会忽视律师和法务顾问的重要性，事实上，即使对于中小主播而言，请律师看签约合同的花费也并不算高；她建议主播在签约和续约之前，一定要请律师来看合同，这样后续会避免很多纠纷；尤其是大主播，更应该常年聘请个人的法律顾问，可以避免很多纠纷和矛盾。毋庸置疑的是，在规则范围之内，平台肯定是站在利益更大的那边。...
近一段时间，支付行业互联互通进入加速期。近期，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此外，支付宝已经与28家银行机构实现线下扫码互认。 这一进程快于市场预期。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2020年开始基于条码互联互通业务展开密切沟通和探索，并陆续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等多个城市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目前，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 近期，不少消费者发现，用银行的APP扫支付宝的二维码也能付款了。支付宝有关负责人介绍，支付宝近期与中国银联推动完成了工行、建行、中行、交行、招行、中信、广发银行、Mi Pay等28家银行和机构的开放合作，消费者可以通过各银行、云闪付及其他机构的APP扫描支付宝收款码实现支付。 不只是支付宝一家，近期，微信支付也宣布，已与银联云闪付实现线下条码互认互扫，银联云闪付全面支持Q币、QQ音乐和腾讯视频的充值服务，微信小程序也逐步支持云闪付支付。 从线上到线下，支付机构之间壁垒“破冰”的速度正在加快。此前，二维码支付服务市场较为混乱，线下互相排斥竞争对手的支付服务，线上不同平台的APP之间也呈现割裂状态。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曾表示，市场垄断会降低创新效率，国内部分平台公司通过交叉补贴等方式抢占市场，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后实行排他性政策，如排斥竞争对手进入平台、提供服务，二维码支付业务仅支持科技集团内部相关APP扫码支付等。 “平台之间相互分割，就会造成信息、资金、人员以及数据等一系列要素的分割。”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表示，这次从线上的互联互通拓展到了线下场景，可以说是互联互通上一次飞跃性尝试。 但在业内专家看来，支付互联互通仍然未完待续。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互联互通不只是两家机构通过沟通谈判，向对方开放各自的场景。真正的互联互通，是所有支付机构、支付工具特别是大型平台开放支付接口，真正面向所有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严禁排他性、歧视性支付协议。因此，支付领域互联互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支付业互联互通的方向，金融监管机构此前已经定调。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强调，要聚焦公平竞争，推动平台企业有序开放支付接口，不能仅考虑某一家机构，要真正向所有支付机构开放，严禁排他性、歧视性支付协议。 眼下，支付互联互通的加快，将使得支付行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王蓬博认为，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对大部分支付机构来说，凭借简单的支付服务已难以满足其业务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如何借助渠道、场景、条码互联互通的“东风”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场景、生态和产品服务，提升自身服务商户和消费者的能力，将逐渐成为支付机构业务进一步突破的关键。...
LBank电信诈骗集团，总部办公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LBank涉及的系列电信诈骗如下：1、LBank交易平台侵吞FIL众多用户1.9亿巨额资金电信诈骗，以及其它的FIL资金电信诈骗；2、LBank售卖的一系列资金量巨大的各种套路型算力挖矿、理财产品等等电信诈骗；3、LBank交易平台99%以上空气币和传销币电信诈骗；4、LBank相关工作人员用各种马甲大量发行空气币和传销币电信诈骗；LBank交易平台以及LBank实控人、高管、核心人员、LBank投资方用各种马甲大量发行空气币和传销币行骗；5、LBank杠杆合约电信诈骗；6、LBank其它电信诈骗。在LBank相关社群，只要用户质疑LBank和追索被LBank侵吞的资产，轻则警告禁言，重或直接踢出社群、冻结账号。目前LBank的Q群、微信群因为维权和追讨被侵吞资金的人士过多，均已经被LBank解散。其APP里边的内置聊天室已经停用并跳转，内置聊天室里边用户询问被LBank侵吞资产信息、指责LBank诈骗信息，均被LBank删除撤回。LBank电信诈骗集团工作人员，极其嚣张，当用户资产被LBank侵吞抱怨时，反而被其嘲笑是被骗的命，当用户再次哭诉时，则被直接踢出社群；或用户资产被LBank侵吞后，用户问原因时，直接警告别在群里边说这些，或禁言或踢出，当用户指责时则直接被其踢出；其社群也充斥LBank电信诈骗集团氛围组小号，组团欺诈社群人员，其氛围组业务骨干冒充志愿者，已经提前计划在出事时甩锅。LBank电信诈骗集团人员包含其所有员工和背后投资方：LBank实控人、管理人员、核心人员、LBank投资方、相关工作人员等等。LBank电信诈骗集团部分成员：何伟，LBank 联合创始人，团伙头目之一韦振飞，LBank创始人，团伙头目之一朱东升，LBank 商务负责人，团伙头目之一，电话 13062783013，微信：beck_zhu1陈乡长，LBank 运营负责人，团伙头目之一，QQ：343431927沈陶磊，LBank 团伙核心人员之一刘玉，LBank 团伙商务，电话 15508692925，微信：Jelly0612lens微信名：BXJ1017（其微信相关设置，无法添加），LBank 团伙核心人员之一团伙头目之一：何伟团伙头目之一：陈乡长团伙头目之一：朱东升团伙核心人员：BXJ1017团伙商务：刘玉团伙社群管理人员：团伙运营：团伙其它部分成员（备注：LBank电信诈骗集团成员，包括普通成员，均未受胁迫参与，全部是主动参与电信诈骗人员）：后续关于LBank电信诈骗集团的深度系列报道，将异常震撼。...
●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复杂多样。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司没有创作资源，但通过买收视率很快抢占了半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在情理之中● 解决这类乱象的关键在于，将数据资产国有化，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引导社会改变“唯收视率”的评价方式“90%以上的电视剧都存在买收视率的情况，收视率造假是困扰影视行业的一颗大毒瘤。”这样的观点，李学政已经在各种公开场合说了四五年。让他感到痛心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颗毒瘤依然没有被剜掉。作为金盾影视中心主任、《人民的名义》总监制和总发行人，李学政深知“收视率”对于一部影视作品而言意味着什么。2017年，《人民的名义》开播前，他和团队成员也曾纠结是否要买收视率，但最终放弃了，将3000万元用于宣传推广。令人欣喜的是，《人民的名义》收视率表现强势，这也是李学政对收视率造假的一次宣战。2021年12月初，在金盾影视中心，和《法治日报》记者谈起收视率造假问题，李学政皱着眉头陷入良久的沉默。此前，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抵制假收视率一定要从《人民的名义》开始，我们有信心抵制住这股恶流”；如今，他感觉自己在和沉疴做困兽之斗，可若不斗，则可能看着这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资本推动收视率造假污染样本户篡改数据在影视行业，收视率造假似乎是一个秘而不宣的“潜规则”。2016年，《美人私房菜》被爆因为未购买收视率而惨遭撤档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召集会员单位开会，数十名制作方代表群情激奋之余，都表示购买过收视率。收视率的基本含义是指某时段收看某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占市场观众总数的百分比。假定A市场共有100名观众，如果其中10人观看了某一部剧，则A市场该剧的收视率就是10%。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刘燕南曾撰文称：收视率是调查得来的，收视率调查得到的不是一个指标，而是一个指标系列，收视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她在文章中介绍了收视率产生的过程。首先，根据市场大小（全国、省级或市级市场）和观众特征确定抽样框，并按照随机抽样原则从中抽出一定数量的样本户，组成收视率调查的固定样本组，比如300户、500户或更多，旨在通过样本来推及总体。然后，请样本户家中的每一位成员在收看电视时，以按键方式或者以笔记方式将自己的收视行为，通过人员测量仪或日记卡记录下来。最后，调查公司将回收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得出以人为单位（非以户为单位）的收视率。据李学政介绍，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复杂多样。从逻辑上看，此事并不难理解：电视台用高收视率获得了更多、费用更高的广告，制作方能够更快地拿到电视台的回款（一般电视台只会提前打部分款项给制作方），广告主则可以拿着高收视率交差。导演郭靖宇曾于2018年9月在微博公开称自己执导的影视剧《娘道》因不愿意花钱买收视率被电视台长期搁置，而这笔费用高达7200万元。消息一出，收视率的公信力广受质疑。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善。李学政参与投资的一部电视剧今年4月在卫视播出，据他透露，这部剧一共卖了1个多亿，却花了9000万元买收视率。“挣的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在李学政看来，与购买收视率的花销相比，更让人担心的是专业造假机构愈发壮大。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有几家数据公司后来转型做制作了，这些公司的节目制作水平有限，但其出品的节目无论在哪个平台播出，不管质量好坏与否，收视率都不低。”李学政透露，这些公司与有实力的制作公司深度合作，前者负责幕后操纵数据，后者负责制作，挣了不少钱。参与过不少网剧创作的编剧郭明（化名）曾对收视率做过详细研究。他发现，从前隐藏在黑暗中、专门操作购买收视和污染样本户的第三方机构近年来更加明目张胆。“这些第三方机构变身成所谓的‘宣传公司’，宣称只要把宣传部分外包给他们，就能帮你铺到全国各地，收视效果会到达多少，且一周内就会有效果。但真正的宣传团队是不敢打收视保票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宣传能带来多大的收视效果。”郭明说。与收视率造假主体增加相对应的是近年来造假方式并没有多大变化——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李学政举例说，某收视调研机构拥有数万个样本户，分散在全国各个省份，每个地区分配的样本户数量只有几百个，他们通过给这些样本户家庭的电视机上加装类似机顶盒的收视测量仪，回收数据后进行统计分析。因为样本户数量有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造假人员提供了“便利”。“比如，北京地区的收视样本户有500个，某电视剧希望提升在该地区的收视排名，只要找出其中10个样本户，进行操控，该剧的收视率就能提高至少0.5个百分点。”李学政说。具体怎么“操控”？他告诉记者，造假人员通过分析该收视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分析出样本户比较集中的区域，并对这一区域进行重点宣传，通过购买社区媒体，如信箱、电梯、广告位等方式，影响居民的收视习惯，从而提高收视率。还有些造假人员在获得样本户信息后登门拜访，不停地游说，有的直接给钱，有的则送大米、花生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样本户成了香饽饽，是大家争抢的对象。样本户每年的收入不少，有的剧整个成本的20%左右到了样本户家。”李学政指出。与收买样本户相比，收视率造假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方式——篡改数据。郭明透露，有的造假公司不惜重金通过黑客等手段，干扰从样本户家里上传到服务器上的数据，就像电影偷票房一样，“偷”走收视率。“比如，某样本户收看的电视台是A卫视，但从其测量仪输出的数据却变成了B卫视的。这种方式收费也会更贵，如果电视剧收视排名想进前3，价格就可能高达50万元一集。”收视率成为利益刚需买收视率是行业痛点事实上，收视率造假由来已久，虽屡遭揭露，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广告主、电视台和制作方都选择在高收视率的假象中麻痹生存？曾经就职于广州市某广告公司的曾剑（化名）告诉记者，除了那些已成现象级的影视剧外，他们评估投放价值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收视率。广告商在和电视台签订合同前，会根据该台多个时段的收视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如果收视率未达到其预期，就会将电视台直接“踢出局”。有的广告商还会在广告合同中，标明需要达到的收视率数值，收视率为1和收视率为2，广告商支付的费用完全不同。“目前在国内，电视台每年收入的大部分还是依靠广告收益，而广告商又拿收视率说事。对电视台来说，只有将收视率提高，广告收益才会随之增加。此外，收视率是电视台宣传能力的直接反映，社会也通过收视率对电视台进行评价。这样层层加码，电视台必然要追求高收视率。”郭明说。而电视台要想获得高收视率，又与其播出的作品息息相关。由此一来，压力便被传导至制作公司。郭明透露，一些电视台在和制作公司签订电视剧购买合同时，会签订一份“对赌协议”。所谓“对赌”，就是片方在卖剧时，必须向电视台作出收视担保——该剧在播出时必须达到协议中保证的收视率数值，片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全部的购片款。否则，根据协议比例扣钱。“比如，某40集电视剧单集价格200万元，在协议中向电视台承诺平均收视率过1，收视率每低0.1扣除单集购片费20万元。实际播出时，该剧的平均收视率仅为0.9。按照条款，要被相应扣除每集20万元，最后800万元片款就没了。”郭明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双方设定一个比较低的收视底线，如果达不到，制作公司就将血本无归，拿不到一分钱。实际上，早在2016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全国省级电视台签署《恪守媒体社会责任，反对唯收视率自律公约》”，强调“自本公约发布之日起，在电视剧购销合同中不签订以收视率和以收视率排名定价、议价的条款。”但上述公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曾提出，各电视台签署了禁止对赌公约后，播出机构迫于收视率对于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阳奉阴违。李学政也告诉记者，以前发行方和卫视会签订两版合同，一份是公开的合同，没有对收视率的要求；另外一份合同则有具体要求。如今更多采取默认双方的形式，如果达不到收视率数值要求，播出方就可能拖延付款回账时间，有的甚至还要扣钱。“收视率数值是无法保证的，这就倒逼制作公司去买收视率，否则就不能及时结账。一些电视台提前打的部分款项就是用于买收视率的。比如单集给了80万元，就是让你拿这80万元去买收视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编剧汪海林说，一些一线电视台多的要花70万元至100万元一集买收视率，低的也要花30万元至50万元一集，这样一来基本上把一部电视剧的利润都掠夺走了。在汪海林看来，这种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司没有创作资源，他们研究市场后发现，虽不会拍戏但可以直接买收视率，很快便通过这种方式把拥有资源、富有经验的老牌公司打败了，市场被这些不会拍戏的公司抢占了半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认清形势”后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便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剧好不好，已经没有人关心了”。推动数据资产国有化改变“唯收视率”现状为了整治收视率造假的顽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2019年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2019年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上线，采用海量数据采集模式，具有“全网络、全样本、大数据、云计算”的特点，更适用于当前电视节目观看方式多渠道、多样化的新趋势。2020年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强调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统筹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对数据的采集、发布进行监督。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不得制造虚假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在汪海林看来，这是整治收视率造假乱象的积极信号。他认为，解决这类乱象的关键在于，必须将数据资产国有化。“目前，电影票房数据终端掌握在国家电影资金办，即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我国电影票房是较为客观透明的。电视收视率数据交给含有外资的数据公司，多年来数据被污染，缺乏真实性，如今广电总局推出大数据系统，也是努力将数据统计权收回国有。而互联网数据被民营商业机构掌握，这些机构制造、利用虚假数据进行商业炒作，破坏市场经济，因此亟须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实现国有化。”据李学政介绍，除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大数据系统外，目前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的“人民收视榜”，“两个平台都是采用大数据，不能人为篡改数据，做不了假，建议卫视采用”。多年从事文娱产业研究的北京律师李亨则指出了目前收视率法律法规方面的缺失。他建议，立法机构要更加严谨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收视率，什么是真实收视率的统计方式。“如果要打击收视率造假，首先是法律法规需要明确，究竟什么是法律意义的收视率。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实际上是没有对‘收视率’明确定义的，国家标准中也仅有GB/T 30350-2013《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提到了‘收视率’的概念，但这部标准针对的仅仅是电视（广播权），不适用于目前流行得多、使用广泛得多的移动互联网设备（信息网络传播权）。”李亨说。李亨呼吁，政府部门应当引导社会改变“唯收视率”的评价方式。“《国务院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早已强调‘重视市场机制、市场需求，但不搞唯票房、唯发行量、唯收视率、唯流量’，但至今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对于‘优秀作品’的征召、评奖，收视率仍然近乎是各种评价因素中唯一可量化的。”李学政最终还是把希望放在作品上：“只要你将来准备做影视，就一定会被收视率的问题困扰。没有收视率肯定没有生命力，但是要想创造好的收视率，就只能下功夫做品质，有了好的作品，资本是追着你来的。”毕竟，《人民的名义》让他看到了打击收视率造假的希望和出路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