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不卖隔夜肉”、7点后半小时降一次价的精准营销，发迹于广东东莞的小小肉铺钱大妈摇身一变成为火遍全国的连锁社区生鲜品牌，门店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但和很多零售消费企业一样，在疫情的侵扰和其他诸多不利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钱大妈也撞上了增长天花板。日前，新京报、界面新闻等多家报道称，钱大妈北京地区多家门店宣告关闭，其在北京地区的加盟业务也暂停开放。随后，钱大妈也对该事件作出了官方回应：“经过和加盟商的共同探讨与评估，我们决定暂停当地门店的业务。北京市场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低估了北京市场的难度，门店单日客流量未达到预期水平，如果继续发展需要更多的投入。经过公司综合评估后，我们计划将更多资源投入在相对稳定且成熟的市场。”（图片来自钱大妈官方微信）过去几年，社区生鲜零售业态的兴起，钱大妈应记一功。但疯狂扩张过程中积攒的问题集中爆发，还是让其咽下一口苦酒。社区生鲜零售这门生意不容易做，败走京城的钱大妈，或许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月均开店143家，钱大妈要为疯狂扩张“还债”毫无疑问，钱大妈败走北京是在为此前的疯狂扩张还债。2012发迹于广东东莞的钱大妈，过去几年在开放加盟体系和资本的加持下，开启了分三个阶段的扩张计划。第一阶段是在开业前三年，以自营模式在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进行扩张。第二阶段始于2015年，当时已经累计开了30家直营店的钱大妈为了加快扩张步伐开放加盟体系，并引入外部投资。同年，和君资本参与的1300万天使轮融资到位，钱大妈东莞、中山和广州等地仓储、分拣中心罗成，开店速度实现飞跃。截止2019年底，钱大妈开出了1500家门店，加盟店占比高达近九成。2020年，钱大妈的扩张进入第三阶段——走出华南大本营，北上发展。媒体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下半年开始，钱大妈平均每月开店速度达143家，将战旗插到华中、华北地区。新京报统计的数据显示。去年7月份，钱大妈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全国门店数已超3500家。能够在短短数年间完成一轮又一轮疯狂扩张，钱大妈的经营模式当然有其独到之处。价值研究所认为，最主要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两点。首先是采取极其精简的SKU模式，通过严格的选品控制SKU数量。此前，诸如谊品生鲜、宝能生鲜等社区生鲜品牌，SKU一般在1000左右，疫情之后开始野蛮生长的社区生鲜电商、社区团购平台SKU更是平均高达2000+。但钱大妈不一样，其SKU长期维持在300-500区间，选用的食材都是基础款，还引入大量的高性价比农产品。保持低SKU的优点有两个：一是降低采购、运输、仓储成本，压缩加盟商的回报周期，方便大规模扩张；二是降低对供应商的管理难度，控制自身经营成本。亿欧智库统计的数据显示，过去几年钱大妈加盟店的关店率在行业内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就是最好的证据。其次，钱大妈的供应链管理水平，也跟上了门店的扩张步伐。目前，钱大妈使用的是一套“T+2”供应链管理模式：由门店店长和集团总部根据消费总体量分析，再提交订货订单，生鲜食材会在次日送达门店。而自建的仓储配送系统则是时效性、安全性的一大保障：从供应商食材采购、加工，到后期的分拣、包装钱大妈都是通过自建仓储物流系统进行处理，最大限度保证运输速度和食材安全。除此之外，稳定性高、系统化、流程化的供应链，还为钱大妈实现了降库存的目标。在价值研究所看来，钱大妈最所以敢打出“不卖隔夜肉”这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得益于强大供应链带来的低库存压力。疯狂扩张之外，钱大妈在资本市场也是如鱼得水。天眼查数据显示，成立至今钱大妈已经完成了6轮融资，股东名单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和君资本，还有高榕资本、基石资本等大鳄。去年下半年，钱大妈一度传出即将赴港IPO的消息，业界对其估值达到250亿元。250亿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做个横向对比：已经成功IPO的几家生鲜电商平台，每日优鲜当前市值约60亿人民币，叮咚买菜约为120亿；尚未上市的竞争对手中，去年年底刚完成IDG资本领投的新一轮融资的朴朴超市当前估值仅约为50亿。如果时间停留在这一刻，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一句：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社区生鲜零售领域，横向对比其他品牌，钱大妈都可称为头牌。只不过，败退北京的残酷现实，揭开了钱大妈疯狂扩张背后的各种弊端：南北消费观念的差异，加盟模式给商家管理、成本控制造成的压力，还有供应链、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缺陷，统统展露无疑。面对高达250亿的估值和资本市场的殷切期待，钱大妈似乎已不堪重负。低毛利叠加高成本，加盟商早已不堪重负事实上，早在败退北京之前，钱大妈低SKU模式，以及门店扩张过快的副作用已逐步显现。一方面，是大量加盟门店对毛利低、利润率微薄的抱怨。央视财经早前就曾报道过钱大妈上海多家加盟门店店主亏损转让店铺的消息，部分加盟商向媒体爆料称开店一年亏了40万。价值研究所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低SKU决定了销售额上限不会太高，7点过后打折销售的策略也一定程度上打压了门店的销售利润。有鉴于此，钱大妈已经有意在供应物流、进货成本、门店租金等环节进行成本压缩。以北京市场为例，除了朝阳区的零星布局之外，主要门店都集中在通州、大兴、燕郊等租金洼地。但可惜的是，北京地区的人力成本也较华南、华中地区高出许多。而且由于钱大妈在北京地区的开店速度一直较慢，无法形成规模优势、没有打开知名度，导致供应链压力骤增，大多数加盟门店还是感觉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南北消费、饮食差异对钱大妈“北伐计划”的限制，也非常明显。价值研究所翻查的数据显示，钱大妈华南地区门店盈利率超过90%，较其他地区门店高出10%-20%。归根结底，南方和北方地区消费者对生鲜商品的消费观念有本质差异。前者最看重一个“鲜”字，尤其是在钱大妈的大本营广东，每日逛店买新鲜菜是当地人融入血液的消费习惯。但在北方，囤菜反倒是潮流。尤其是在生活节奏较快的北京，每天买菜甚至可以称作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当然，深陷泥淖的可不止钱大妈。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包括生鲜电商、社区生鲜团购在内的诸多零售赛道集体“入冬”，整个生鲜零售市场都面临很大挑战。1月7日，有媒体爆料称十荟团北京总部人去楼空，楼下保安表示每天都有至少十多个人上门追讨欠款，其中包括大量的网格仓经营商。而早在去年下半年，《财经》杂志就报道称，十荟团开展了力度惊人的大规模裁员，员工数量从巅峰期的超1万人削减至几百人。事情发展到这个局面，十荟团的衰败已无可避免。对于钱大妈来说，十荟团的暴雷为其敲响了警钟：社区团购和社区生鲜零售虽不是同一条赛道，两家平台却遭遇了一些相似的难题。第一，过度强调扩张速度，沉迷跑马圈地。十荟团在去年3月份拿到阿里领投的7.5亿美元融资之后，就开始加大补贴力度和美团、滴滴、拼多多抢客，因为只有规模保持增长才能说服资本继续输血，然后继续烧钱获客，形成一个无解的死循环。第二，两者在成本控制上，都有自己的难点。十荟团等新兴的社区团购平台供应链基础薄弱，偏偏生鲜类商品对冷链物流、货源管理要求又极高，导致平台的投入不断加大，成本效益被摊薄。事实上，扎根实体零售业态的钱大妈，在供应链管理上已经比十荟团做得更加出色，但依然力有不逮。尤其是在大举进军华北市场之后，在广东搭建的物流、采购供应链就变得鞭长莫及，钱大妈需要搭建全新的商品供应链条，前期投入成本可谓巨大。第三，以社区客源为主、短半径、低留存度的零售生意一直存在复购率不稳定的弊端。正如上文所言，钱大妈此番在北京铩羽而归，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法靠过少的SKU留住客户。此外，按照钱大妈的门店客流量和成本分析，一家社区门店要想达到盈亏平衡，落户的小区至少要达到1500户及以上规模，密集开店也可能造成彼此分流、互抢生意的窘境。总而言之，社区和生鲜这两个词摆在一起，就透露着烧钱的气息。十荟团已然倒下，钱大妈不可无动于衷。不过对于社区生鲜零售市场的未来，价值研究所认为不必太过悲观——市场潜力尚在，钱大妈遭遇低谷并不意味着整个行业的崩塌。根据艾瑞咨询的报告，自2019年以来我国生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就保持着40%左右的年均增速，较全零售业20%的增速高出一倍。艾瑞咨询预计，到今年年底，生鲜市场总交易规模会突破7000亿元，社区生鲜零售业态也会保持良好增速。摆在钱大妈面前的，是一个规模超7000亿的掘金圣地，未来还大有可为。但能不能解决眼前的诸多麻烦，就要看它自己的本事了。钱大妈突围关键词：智能、下沉在价值研究所看来，钱大妈想要摆脱当前困局，要抓住两个关键词：智能化&数字化升级，以及打开下沉市场。一方面，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所有线下零售品牌的必然选择。价值研究所认为，提升数智化水平，至少能带来两个直接的好处：压低人力成本和降低商品损耗。此前钱大妈上海地区门店被爆亏损转让时，就有加盟商向媒体抱怨人力成本过高，店长、分割师、营业员招聘困难的问题。据悉，由于营业时间长，生鲜商品又要赶在早晨消费高峰期前完成进货、上架，钱大妈门店对人员要求极高。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在人员管理、商品运输上存在诸多分歧，加盟商和钱大妈总部的摩擦也从未断绝。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钱大妈做出了许多尝试。其中一个值得留意的项目，是目前已在广州、深圳两大一线城市铺开的无人智能零售柜“菜吧”。数据显示，钱大妈菜吧借助RFID、电子价签、人脸识别等高新技术实行24小时无人智能经营，单点投资仅为12万，毛利率则高达15%——作为对比，一家钱大妈加盟店的前期投资一般在30万左右。另一方面，钱大妈供应链的数智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中。去年11月份，钱大妈合肥恒大中央广场门店完成了二次开业。这次升级的关键，是提高门店的数智化水平：借助SAP等先进系统提供的智能订单等服务，动态调整了门店的SKU和供货数量。总而言之，和前面提到的理性扩张一样，提高数智化水平，也是钱大妈在压缩成本、降低亏损路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另一方面，下沉市场是生鲜零售行业一块待挖掘的璞玉，具备不可忽视的增长潜力。价值研究所查阅的信息显示，钱大妈已进驻全国30多个城市。从城市分布来看，除了华南大本营，尤其是广东地区几乎全线覆盖之外，其他地区都以布局一、二线城市为主。钱大妈这个扩张方向，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在供应链尚未搭建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深入到更广袤的下沉市场，很容易加重仓储、物流成本，得不偿失；其次，一、二线城市社区氛围更浓厚，半小时生活圈概念的普及程度和消费者对社区生鲜零售店的认可度也更高，更利于品牌发展。但实际情况告诉钱大妈，向北扩张的效果差强人意，立足华南地区向下沉，或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根据艾瑞咨询统计的数据，县城生鲜产品的消费主力是三口之家的女主人。其中，每周购买生鲜频率在3-5次的县城主妇比例为44.2%，一周购买2-3次的比例为25.1%，每天都需要购买生鲜商品的比例也有22%。此外，在购买生鲜商品单次花费时间的统计中，超过70%的县城消费者给出的答案在30分钟以下。上述种种数据都表明，钱大妈最擅长的短半径社区零售模式，具备在下沉市场生根发芽的基础。（图片来自艾瑞咨询）据悉，去年下半年，钱大妈在江门、珠海和中山等地开始测试新加盟店型，将前期投入成本压缩到15万左右，较常规门店低50%。可以看出，钱大妈已经有意识地降低加盟门槛和前期投资成本，为进军下沉市场做准备。如果说调整扩张战略和提高数智化水平的目的是节流的话，打开下沉市场就是钱大妈开源计划的关键。也只有做好开源节流，钱大妈才能重返正轨。写在最后去年9月份，央视点名钱大妈，质疑其将盈利压力转嫁加盟商，导致后者面临巨大成本负担时，业界的唱衰声就不断升温。但此后，钱大妈并没有停下扩张步伐，继续大举开店，最终导致了如今这番局面。换个角度想，败退北京对钱大妈来说也不见得全是坏事：至少能为其提供一个冷思考的机会。正如上文所说，在社区团购、生鲜电商等多条赛道纷纷跌入寒冬之后，钱大妈的社区生鲜零售生意肯定没有之前那么好做，各路资本也在拧紧自己的水龙头。但如果说此前的疯狂开店是为了向资本证明自己的裂变扩张模式，为了吸引更多新投资的话，现在钱大妈就应该会过头来想想，在没有资本加持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良性运转了。总而言之，社区生鲜市场还有增长空间，钱大妈想要重新突围，首先要做好自己。...
2022年平台经济如何规范化发展，有哪些重要规则将落地，哪些方向值得关注？1月19日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进一步推动平台发展提出若干意见。该《意见》对反垄断、数据处理、金融监管、算法规制、新业态用工等关注热点都给出了方向。从文件内容可以看出，超大型互联网平台责任将进一步强化，平台经营透明度需进一步提升、平台监管颗粒度细化，数据处理、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将更完善，平台用工的劳动关系认定将迎来突破，金融监管更为严格，平台企业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进一步规范化、平台相关战略投资将受限。并且，平台经济监管将更加协同、规范，此前各部门之间执法竞争、标准接口不一的情况或有改善，形成监管合力，减少不确定性，稳定市场心态，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建立平台信息公示制度信披要求更高“平台越大、责任越大”已成为一个监管趋势。《意见》指出，厘清平台责任边界，强化超大型互联网平台责任。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平台，社会影响力以及对各类主体的控制力千差万别，因此实施合理的分级分类的规范要求非常必要。从2021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与《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中可看出，平台分类分级的监管思路已经确立。《意见》还指出，加大平台经济相关国家标准研制力度。建立互联网平台信息公示制度，增强平台经营透明度，强化信用约束和社会监督。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吴沈括认为，目前，关于平台经济的国家标准非常少，因此需要引入新的国家标准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管理等多方面操作指引。“而信息公示制度除了业务规则、隐私政策外，还包括主体资质、信息、人员、信息、商业伙伴等其他生态信息，意味着更广的信息披露要求，可提高平台的透明度。《意见》对平台监管颗粒度，特别是披露程度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值得关注的是，《意见》要求完善竞争监管执法，提出了“加强全链条竞争监管执法”这一新的提法。具体来看，要求严格依法查处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对于平台广告，要“重点规制以减配降质产品误导消费者、平台未对销售商品的市场准入资质资格实施审查等问题，对存在缺陷的消费品落实线上经营者产品召回相关义务”。对于出行领域，要“加大对出行领域平台企业非法营运行为的打击力度”。涉税的情况则要求“强化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等税收协助义务，加强平台企业税收监管，依法查处虚开发票、逃税等涉税违法行为”。“《意见》打了一套组合拳，融合了多个发文单位的诉求与监管思路，发改委作为牵头单位来主导，这也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陈兵表示。陈兵告诉记者，此前多个部门从自身职能出发采取监管措施，缺乏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这次发改委牵头或意味着接下来实践操作中，经过会商程序，发改委牵头负责，相关文件归口发改委统一审核签发，规整不同监管部门的职权权限。避免监管标准接口不一致、监管混乱的情况，稳定平台经营者预期。严格规范平台企业入股金融机构2021年，针对支付领域的监管几乎贯穿全年。年初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就提出了强化支付领域监管；1月20日，央行官网公布《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稿)》首提支付领域反垄断监管措施，明确界定相关市场范围以及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并加大对持牌机构为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机构提供支付业务渠道行为的处罚力度；4月，人民银行召开2021年支付结算工作电视会议，要求深入推进支付领域反垄断工作。此次《意见》再提强化支付领域监管。要求断开支付工具与其他金融产品的不当连接，依法治理支付过程中的排他或“二选一”行为，对滥用非银行支付服务相关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加强监管，研究出台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上述条款中提到的“二选一”行为与此前电商二选一类似，即平台强制或默认只能有一种支付选择，不会给用户或者商家提供其余选择。“非银支付机构条例”则针对所有持牌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涉及到牌照类型和相应的反垄断规制等多方面内容。王蓬博表示，目前来看，支付工具和其他金融产品不当连接并没有直接明确具体标准。但“断开支付和相关金融产品的不当连接”主要目的还是要间接防止资金流在平台体系内闭环循环，比如信贷业务的资金流不能和支付账户形成闭环。防止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嵌套带来的监管难题和闭环效应。《意见》提到“严格规范平台企业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督促平台企业及其控股、参股金融机构严格落实资本金和杠杆率要求”。在王蓬博看来，这是最新提法，也释放了关键信号。“未来，预计平台相关战略投资会受到限制，同时持有小贷或消费金融牌照的平台杠杆率都会被严格要求，资本金增加是一个必然选项，预计会加大和银行等机构合作，回归助贷平台本质。”王蓬博说。新业态用工劳动关系认定将有突破近年来平台用工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塑造一个良性、可持续发展的用工环境已成为重要命题。平台经济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意见》指出，要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企业、用工合作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探索明确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认定标准，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劳动关系是部分具备劳动关系的特征，与最典型的劳动关系中雇员对雇主具有人格属性与经济属性不同，不完全劳动关系无或者部分无人格从属性，但有经济从属性。目前新业态用工中众包以及站点管理的大部分专送均为此类情况。“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认定标准的探索，会让劳动者类型更多元化，权益保障更精准。”娄宇认为。《意见》还要求，引导平台企业加强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的协商，合理制定订单分配、计件单价、抽成比例等直接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制度和算法规则，并公开发布，保证制度规则公开透明。健全最低工资和支付保障制度，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获得合理劳动报酬。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探索用工企业购买商业保险等机制。数据和算法安全监管仍是重点2021年数据治理取得突破，《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生效与《网络安全法》共同形成数据治理法律领域的“三驾马车”，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多部法律法规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网络、数据及算法的监管体系。《意见》提出，完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配套规则。完善跨境数据流动“分级分类+负面清单”监管制度，探索制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安全制度。并且，从严管控非必要采集数据行为，依法依规打击黑市数据交易、大数据杀熟等数据滥用行为。2021年可谓是开启了算法治理元年，无论是从数据治理的角度还是平台反垄断的角度，均加强了对算法的规制。《意见》中也对算法做出了要求：对在严格保护算法等商业秘密的前提下，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算法评估，引导平台企业提升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促进算法公平。严肃查处利用算法进行信息内容造假、传播负面有害信息和低俗劣质内容、流量劫持以及虚假注册账号等违法违规行为。...
机构研报屡屡“翻车”，还能信吗？对于初入股市的散户而言，想要以一己之力从4000多只股票中筛选出具备投资价值的公司，难度系数实在太大。相较之下，机构的资源更广、搜集的公开信息更全面、分析师数量更多且专业、覆盖的行业及公司也自然更广泛。因此，通常而言，机构发的研报相较于投资者通过个人平台发的股评，也更具权威性。然而，越来越多的个例显示，机构研报的权威性也有失效的时候。有的研报成了反向指标，有的研报被上市公司亲自下场“反水”。近日，上海证券研究所发布一份关于科创板次新股安旭生物（688075.SH）的报告，该份长达40页的报告不仅出具了推荐“买入”评级，还给出高达252亿元（较当日市值增长60%）的市值预测。公告发布不久后，安旭生物即刻“辟谣”，发布了一份关于2021年年度业绩预增暨澄清说明公告，明确表示报告仅为上海证券研究所意见，公司上市后从未接受机构调研，且无法预测2022~2023年的业绩情况。安旭生物亲自“反水”安旭生物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体外诊断试剂、POCT仪器及生物原材料为一体的生物医药企业，目前主营业务以毒品和传染病检测为主，妊娠、肿瘤等其他检测为辅。2021年11月18日，安旭生物在科创板上市交易，发行价为78.28元/股。上市后，安旭生物股价震荡上涨，最低触及81.11元/股。到了2022年1月6日，股价开始涨停之路，连拉4个“20厘米”涨停。而上海证券研究所的研报，就发在第四个涨停的交易日（1月11日）里。截至1月14日收盘，安旭生物报收于302.76元/股，创上市以来新高，较发行价（78.28元/股）累计上涨286.77%。2022年1月11日，上海证券研究所发布名为《安旭生物深度报告：原料自主可控，引领POCT检测发展》的研报，以公司POCT诊断便捷迅速，行业前景广阔；重视原料自主可控，自给能力强；独家新冠自测笔获批叠加产能提升有望显著增厚业绩等几大原因，首次给予安旭生物买入评级。同时，该研报预计，预计2021~2023年公司将实现归母净利润7.26亿元、29.88亿元、16.55亿元，同比增长11.9%、311.5%、-44.6%，对应EPS为11.84/48.72/26.98，2021-2023年PE估值为15.08/3.67/6.62倍。随后，安旭生物发出澄清公告。安旭生物预计，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58亿元至7.9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914.14万元至1.41亿元，同比增加1.41%至21.69%。虽然该数据范围似乎覆盖了研报所提及的数据，但安旭生物在其他地方提出了反驳。比如，就研报中对公司2022年至2023年业绩进行的盈利预测，安旭生物表示，报告仅为上海证券研究所意见，不代表公司立场。截至目前，公司未做过任何2022~2023年的业绩预测。鉴于境外疫情发展及控制情况、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推广力度、客户认可程度、市场竞争程度、其他国家疫情防控政策等多种影响因素，公司无法预测2022~2023年的业绩情况。更要命的是，根据安旭生物的说法，上海证券研究所的研报并非调研所得，更像是“闭门造车”。澄清公告明确指出，“公司未接受过上海证券相关人员任何形式的访谈调研等活动，也从未向外界提供过尚未披露的相关业绩数据及公司经营数据。”此外，该研报中提出，“2021年12月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抗原鼻腔检测试剂（自测鼻腔笔）欧盟CE认证，在新冠疫情反复的背景下，新冠居家自检笔结合有效新冠小分子药物，可极大缓解院端医疗资源压力，市场需求强劲。在海外认证获批以及新增产能逐步投放下，公司业绩有望持续增厚。”对此，安旭生物也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抗原自测试剂产品和新型冠状病毒抗原鼻腔检测试剂（自测）虽近期获得欧盟CE认证，但获证时间相对较晚。“上述产品认证非公司独家专属，市场存在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公司产品仍将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风险。”并且，不确定风险还包括“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推进，带来新冠检测试剂需求不确定的风险”以及“因客观因素限制，公司产品产能扩张受限的风险”。机构研报屡屡“翻车”据第一财经梳理，券商研报内容遭上市公司否认或澄清并非首例，且不少研报都是“闭门造车”的结果。2020年，面对多家券商的“唱多预告”，沪硅产业就在公告中澄清，“公司上市以来未接受投资机构及证券公司调研，部分研究报告对公司业绩预测与公司历史业绩情况差异较大，对公司股价预计的依据不足，为其单方面预测，未经公司确认，相关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2021年6月，华西证券在《深圳瑞捷（300977.SZ）黄金赛道空间起，第三方评估龙头踏浪来》的研报中写道：深圳瑞捷是第三方工程评估国内绝对龙头，公司2021年仅21.8倍PE估值，内在价值被严重低估，给予公司基于市场法估值的116.37元为目标价，未来6个月潜在空间110%。而后该研报遭到深圳瑞捷公开“打脸”。公司直言部分研究报告对公司业绩预测仅代表分析师个人观点，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8月24日下午，中信建投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吕娟在朋友圈发布了一篇题为《自有品牌、动力工具和跨境电商，三个维度均表现出色》的研报，预测巨星科技（002444.SZ）2021~2023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可高达25.74%、27.45%和23.34%，对应PE预测为21.37、16.77和13.60倍，并点评半年报称巨星科技表现优秀，持续推荐。而后董秘却在该朋友圈下直言：“业绩预测太激进了，公司做不到啊。”此后中信建投删除了该研报。更有券商集体被“打脸”的情况。以传音控股（688036.SH）为例，就有新时代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券、信达证券、国盛证券等多家券商在去年一季度发布了看好的研报。但传音控股的股价在去年2月9日创出历史新高（260.86元/股，前复权价）之后逐级回落，今年1月11日盘中更是创出一年多来新低（132.33元/股），11个月累计回落近50%。截至1月18日收盘，传音控股报收于144.1元/股。更有券商因研报失实而遭监管处罚的情况。2016年，东吴证券时任分析师马浩博、汤玮亮在未与福成股份核实研报相关事实与数据的情况下发布研报，称福成股份为殡葬行业未来绝对龙头，“表扬”其120亿市值有140亿净利润，且大股东手中有100亿现金。2020年7月7日，江苏证监局发布对马浩博、汤玮亮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马浩博、汤玮亮在研报中作出虚假陈述和信息误导的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了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七条所述违法行为，最终决定对马浩博处以十五万元罚款，对汤玮亮处以五万元罚款。...
大厂主动调整投资版图与策略，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变迁逻辑。1月19日，字节跳动整体裁撤战略投资部门消息在市场流传。对此，字节跳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公司为了“加强业务聚焦，减少协同性低的投资”，因而“将战略投资部员工分散到各个业务条线中”。如此回应，裁撤一事得到确认。而不同于以往常见的互联网大厂年终裁员，字节跳动此番整体裁撤投资部门，其一举一动都带有某种风向标意义。据了解，原战投部负责人赵鹏远等5人转去总裁办，负责公司的整体战略；战略与投资部的部分人员转去业务线做战略，其余人员裁员；财务投资线人员大部分被裁掉。另有消息指，字节跳动战略投资部解散，源于近期拟计划投资的Growing.io 项目，该项目是一家数字化营销整体方案服务商，创始团队源自领英（Linkedin），公司利用统计工具切入被服务企业，卖分析类SAAS服务。字节跳动本来计划进行收购，后来改为少数股权，1月18日该项股权交易被直接叫停。而这一轮裁撤投资部、叫停相关投资业务，又发生在字节跳动广告收入锐减之后。众所周知，字节跳动主要收入来自今日头条和抖音承接的广告，随着去年以来在线教育、金融保险等在线广告投放量锐减，字节跳动广告收入受到很大影响。字节跳动2021年上半年完成广告营收约1150亿元，实现双位数增长，接近完成原计划目标。进入2021年第三季度，字跳广告收入增速明显下滑。此前《证券时报》等媒体报道称，字节在2021年11月18日商业化产品部召开的全员大会上披露其国内广告收入过去半年已经停止增长。尚未实现上市的字节跳动，广告收入已经停止增长，本来需要追加对外投资扩张新兴业务板块以获得新的增长点，却急流勇退裁撤投资部门，引发各方关注。距IT桔子统计，从2014年到2021年7月，字节跳动总计对外投资达到156起，涉及教育、金融、汽车交通、医疗健康、本地生活、游戏、智能硬件、文娱传媒、企业服务、先进制造等近20个领域。其中文娱传媒、企业服务、游戏、教育、智能硬件是投资数量最多的领域。除了字节跳动，近一段时期以来，互联网三巨头中的另外两家——腾讯、阿里亦在低调收缩对外投资的版图，互联网大厂对外投资策略生变，已是箭在弦上。投资版图收缩早前，2021年12月23日，腾讯控股（0700.HK）发布公告，以实物分派京东集团（9618.HK）股份的方式派发中期股息。按照21股腾讯股份获派1股京东股份比例，腾讯将所持有约4.6亿股京东股权发放给股东。此次派发股票相当于腾讯持有京东集团A类普通股约86.4%。本次派息后，腾讯对京东持股比例将由17%降至2.3%，不再为第一大股东，同时，腾讯总裁刘炽平也将卸任京东董事。2014年3月10日，腾讯首次入股京东，占京东上市前普通股15%。随后腾讯参与京东IPO认购，双方开展多层次合作。据京东2020年报，截至2021年2月28日，腾讯通过黄河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6.9%，拥有4.6%的投票权，为第一大股东。减持京东，腾讯解释其投资战略表示，“投资发展期的成长型企业”一直是腾讯投资的主要战略方向，而当被投企业有持续自筹资金能力时，则选择在适当情况下退出投资并与股东分享收益。随后，1月4日，腾讯控股将减持新加坡冬海集团 （NYSE：SE）部分股票，并大幅放弃自身在冬海的投票权。冬海集团素有“东南亚小腾讯”之称，是当地最炙手可热的新经济巨头，妥妥的正处于“发展期的成长型企业”。腾讯投资部人士表示，目前腾讯投资部的投资标的中，也进行了调整，主要方向为两类，一是与主业相关的标的，二是国家支持和倡导的领域。鉴于腾讯在半个月前刚刚宣布大幅减持京东的股份，投资者亦担忧腾讯会陆续减持在其他公司的投资，相关美股和港股公司的股价随之大跌。字节跳动、腾讯悄然调整战略投资之际，阿里巴巴也没闲着。1月10日晚间，微博（09898.HK）公告称，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CEO张勇辞任公司董事，同时宣布董本洪已获委任为公司董事，该项变更与于2022 年1月10日生效。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9月30日，阿里通过子公司持有微博29.6%股权，是新浪的第二大股东，拥有15.8%的投票权。此外，阿里与微博的业务关系也相当紧密。有市场消息称，阿里计划出售持有的29.6%微博全部股份，但相关讨论尚处于早期阶段。就在1月19日，优酷的股东由阿里文娱变更为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全资持股。而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由阿里文娱全资持有。此外，2021年12月30日，滴滴宣布阿里巴巴高级法务总监、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总法律顾问张毅被任命为滴滴董事会董事，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辞任滴滴董事会董事。加上此前出售芒果、财新等公司股份的动作，阿里巴巴的确在大幅收缩对外投资战线。投资策略生变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大厂主动调整投资版图与策略，背后亦有着深刻的时代变迁逻辑。继2020年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后，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再次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2021年4月遭182亿元反垄断罚款前后，阿里有诸多历史并购案被追责，包括投资公司收购银泰商业，2019年增资入股蒙牛控股的公司天鲜配；2018年与上海商投集团设立新零售企业逸刻；2017年收购乳品企业纽仕兰40%的股权；2016年与浙江创新投资设立合营企业；2015年增资入股五矿电商；以及2014年增资方式取得恒大足球50%股权的交易。当然，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时也强调，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资本有序发展，涉及到体量庞大的互联网大厂，一个就是要与主业相关，另一个就是重点投向国家支持和倡导的领域，比如高科技和卡脖子领域。此前减持京东时，腾讯回应：腾讯保持“长期投资”战略不变，支持成长性企业的投资战略不变，目前腾讯也正在增加对硬科技企业的投资。另外，互联网大厂投资逻辑生变，也与共同富裕相关。毕竟巨头企业通过投资到处攻城略地，其占有的资源和优势，不利于公平的市场竞争，进而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大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张勇在出席2021年互联网大会时表示，阿里已启动“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围绕科技创新、经济发展、高质量就业、弱势群体关爱和共同富裕发展基金五大方向助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正成为越来越多互联网企业要解答的时代命题，阿里之外，腾讯、拼多多、美团、字节跳动等也提出了助力共同富裕的各项方案。而从去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逐渐放慢了投资开道的脚步，一个不同于以往“赢者通吃”的“互联网新时代”开始崭露头角。...
据NewAtlas报道，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新方法，可以将二氧化碳快速转化为固体碳，这些碳可以被无限期地储存起来，或者被转化为有用的材料。该技术的工作原理是将二氧化碳通过一管液态金属向上鼓泡，而且其设计很容易集成到排放源中。IT之家了解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地球的未来至关重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找到在排放点捕获二氧化碳的方法。目前正在开发的方法包括通过磁性海绵、气泡状膜、沸石泡沫或粘土或咖啡渣制成的材料等吸收性材料来过滤气体。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团队的新系统使用液态金属，具体来说是一种叫做共晶镓铟（EGaIn）的合金，它被加热到 100 至 120℃。然后，二氧化碳被注入混合物中，随着气泡的上升，二氧化碳分子分裂成固体碳片。这些物质漂浮在顶部，使得收集这些物质变得容易。该团队表示，该系统的设计应该比较容易扩大规模，并在排放点实施。反应快速有效地发生，所需的热量也相对较低，并且可以由可再生资源提供。该技术最大的优势是将气态碳变为了固体碳。许多其他形式的碳捕获将其保持为气态的二氧化碳，这在储存和运输方面可能更加棘手，而且容易泄漏回空气中。即使试图把二氧化碳藏在地下，让其在几年内变回坚硬的岩石，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是气体形式，如果密封被打破，就会重新喷出。另一方面，固体碳是稳定的，可以或多或少地无限期储存而没有泄漏的风险。研究小组说，固体碳可以再次被掩埋，或者更有希望的是，用于其他工业应用，如制造混凝土。该团队的下一步是将该系统扩大到一个模块化的原型，其大小约为一个海运集装箱。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原标题：收现金“太低端”！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落马细节曝光，利用“影子公司”贪腐，精心设计掩盖权钱交易图源：央视 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四集《系统施治》 1月18日晚间，“银行一把手受贿不收现金：太低端”这一话题冲上百度热搜。热搜提到的这位“不收现金”的“银行一把手”，正是2020年3月被开出党籍、移送公检机关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孙德顺。 当日，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的金融反腐专题纪录片《零容忍》第四集播出，其中详细披露了孙德顺贪腐一案的细节。 “他（孙德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收现金，他认为收现金太低端了，太简单粗暴了。”该专题片中，一位中纪委工作人员介绍，孙德顺从业40多年，是中国金融界唯一一名从银行网点最基层的柜面出纳员一步步做到国有银行总行行长的干部，他自认为业务能力高超，试图通过设计复杂的交易结构来实现利益兑现，掩盖钱权交易。 偏爱房地产贷款的短视行长 资料显示，孙德顺1958年11月出生，现年已满60周岁，属于正常到龄退休。公开资料显示，孙德顺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曾先后于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工作。 2011年12月，53岁的孙德顺从交通银行北京分行行长任上调任中信银行总行党委副书记兼副行长，2016年7月20日起任中信银行行长，同时担任中信银行（国际）董事长。 2019年2月，中信银行公告披露，孙德顺到龄退休。然而，这位金融老将才退休不到一年就被调查。 2020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孙德顺是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的典型，将其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同年5月，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称，孙德顺利用担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中信银行副行长、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彼时，中纪委在通报孙德顺被开除党籍时，措辞严厉，并表示其存在“限制压制制造业贷款”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这在对高级干部的违纪违法通报中十分罕见。 “他（孙德顺）就关注什么挣钱快、见效快，就愿意贷款给房地产。”央视专题片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樊祥鹏揭露了孙德顺压降制造业贷款的原因，“主持行长会议的时候，主持行长办公会的时候就公开直截了当要求，全行一定要立刻把制造业贷款停下来，即便你有100%的抵押，那也不行。” “在这期间，中信银行贷款结构就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房地产贷款增长幅度达到40%多，制造业贷款当时受到压降，压降幅度达到30%多，所以受他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中信银行党委副书记刘成在该专题片中表示。 中信银行向房地产业贷款占比过高的问题，带来的长期风险后来逐渐显现。2020年2月，银保监会向中信银行开出2200万元的巨额行政处罚罚单，处罚事项19项中有13项涉房地产业务。 樊祥鹏表示，这就体现了一个政绩观的问题，“追求眼前的利益、局部利益，年报会非常好看，但是给后面会造成很大隐患”。 重重“影子”下的利益输送 “从自己所触犯的法律一看，还是自己有贪心，自己也特别悔恨，再怎么悔恨也没有后悔药。”孙德顺追悔不已，在央视镜头前检讨称，“因为自己是从基层起来的，业务能力比较强，所以总觉得自己的业务能力在那摆着呢，就造成了一种侥幸心理支撑着你了。” 据央视专题片介绍，孙德顺在银行业工作40多年，是中国金融界唯一一名从银行网点最基层的柜面出纳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国有银行总行行长的干部。他自认为业务能力高超，试图通过精心设计来掩盖权钱交易。 这些障眼法给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专案组研究后决定，不在影子的迷阵里打转，而是反过来从源头入手，梳理孙德顺在中信银行推动的贷款授信，找到其中明显异常的决策事项，再针对性地调查获得贷款的企业和孙德顺的关联。这一调查策略抓准了孙德顺腐败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利用信贷审批权谋私。 调查发现，孙德顺是利用“影子公司”、借助金融手段来完成利益输送的典型，其专业化、复杂化程度相当罕见。他安排两名老部下作为代理人，开设了两家投资平台公司，两家公司前台的所谓法人，实际只是为孙德顺代言的“影子”。 “我就是前台的一个发声者，我后面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孙德顺。我们主要管理人员的工资，公司的核心业务决策，其实都是由他来决定的，细到相应的份额怎么分配，这些细节也是他来定的。”孙德顺所控制平台公司的负责人温暖在镜头前坦白。 孙德顺设计了结构极为复杂的重重掩体，两家平台公司是他的核心经营团队，是遮蔽在他身前的第一层“影子”；在平台公司之下又设立了十多家项目公司作为第二层“影子”，项目公司和行贿企业还不是直接交易，而是双方各自再成立空壳公司作为第三层“影子”，多层影子公司层层嵌套。交易主体本身已经魅影重重，资金往来又伪装成各种貌似合法的金融产品、股权投资协议，用“影子交易”为利益输送再蒙上一层迷雾。 一方面，孙德顺在中信银行利用公权力为企业老板批贷款；与此对应，这些老板有的以投资名义，将巨资注入他实际控制的平台公司，有的则送上优质投资项目或投资机会；平台公司用这些老板提供的资金投入那些老板提供的项目，以钱生钱，和老板们共同获利分红，形成利益共同体。 信贷审批环节成贪腐重灾区 “孙德顺案凸显出管住信贷审批权这一关键权力的重要性。”央视专题片介绍，银行贷款审批一般是由贷款客户递交申请材料，按照程序逐级上报审批，而孙德顺却经常直接与企业对接，再布置给下属去做，用程序倒置的方式违规操作。 按照中信银行的制度设计，行长对信贷审批只有一票否决权，没有审批权；审批必须经信贷审批会议集体表决通过，主要领导必须末位发言。但事实上，孙德顺经常无视这些制度，直接干预信贷审批，银行内控机制在“一把手”的权力面前失去了作用。 针对监督缺位、监督不力问题对症施策，在新一轮派驻机构改革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包括中信集团在内的18家中管金融机构直接派驻纪检监察组。这项改革效果立竿见影，仅2019年至2021年12月，派驻金融单位纪检监察组就对驻在单位党委管理干部立案审查调查81人。 金融领域反腐工作仍在持续深化。新年伊始，已有中国人民银行机关服务中心原党委书记、主任牟善刚，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两名金融系统干部被查。 券商中国记者梳理中纪委网站通报也发现，信贷审批环节的腐败行为成为银行干部犯案的一大共性。中纪委网站此前刊文指出，“目前，我国的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大部分企业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银行信贷作为资金提供的主要渠道，是典型的资源富集、权力集中领域，干部容易受到‘围猎’”。 “既有他们个人的主观因素，也有一些相应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没能有效落地实到位。”有资深银行机构人士谈及银行高管为何屡屡发生严重腐败案时向记者指出，除了个人思想觉悟出现问题之外，也不能够忽视一些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客观因素。 据了解，信贷领域腐败问题往往专业性、技术性、隐蔽性较强，并且以贷谋私往往需要上下勾结、左右串通、多环节配合。前述中纪委网站文章提议，应加强对“一把手”等“关键少数”的监督，“目前，从商业银行各业务条线和管理事项的授权安排看，分行‘一把手’是人权、事权、财权的最终责任人，尽管内部有集体审议机制，但是在‘一把手’可以直接决定或影响员工岗位、薪酬、职务等情况下，有的党委班子集体决策机制流于形式，个人或少数人决定‘三重一大’事项，形成‘一言堂’”。...
是什么可以让大学毕业就各奔东西的同学重新联系、能够让多年未曾沟通的远房亲戚重新热切、甚至使得曾经赌咒发誓此生不见的前男友/女友重新又聊了起来，当然只有拼多多的“砍一刀”了。 “亲，在吗？帮忙砍一刀呗”，相信很少有人没收到这样的一句话，以及随之而来的拼多多链接。随着“砍一刀”的邀约越来越多，大家自然也就厌烦了。但几乎无孔不入的“砍一刀”链接还不是最过分的，更让人意外的，是“砍一刀”居然没用。去年船机，上海一位律师因“砍价免费拿”始终差“0.9%”成功，起诉了拼多多。因为在他邀请多位好友砍价，甚至购买了一份9.9元的“砍价包”后，却始终还差0.9%才能“免费拿”。这件事简单来说，就是在拼多多的“砍一刀”功能上出现了“100-99.1＞1”的情况。当然，拼多多显然并没有能力重新定义数学体系，根据该律师日前在网络中发布的相关内容显示，拼多多方面向法庭表示，因为因页面显示百分比的位数有限，而且这个数字是除不尽的，所以将至少小数点后有6位数以上的百分比，直接省略显示为0.9%。也就是说，砍价页面显示的0.9%不是0.9%，而是0.9996427%。“还好，拼多多至少承认了十进制”，这是知乎网友在这一话题下的评论。显而易见，拼多多方面的这一解释并没有让网友买账。99. 0089318%显示为99. 1%、0. 9910682%显示为0.9%，用五舍五入来解释几乎完全没毛病。在“砍一刀”页面里机型展示时，拼多多甚至大方赠送了0.0910682%的零头，让用户以为“免费”近在眼前，而当用户拼命的拉人头的时候，拼多多方面则表示，我们要严谨合规、这0.0910682%必须凑齐。简单来说，拼多多的意思就是，“砍一刀”这种玩法在只差1%以后，是会差0.9%、还是差0.09%、抑或是只差0.009%，其实都在他们自己的一念之间，反正用户的屏幕有限、而小数点后却是无限的。只要拼多多想，就可以让用户离“100%”永远差这么一点。可以说，拼多多的策划将极限思想运用地如此出神入化，直接将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了一出互联网版本的演绎。在芝诺悖论里，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为什么追不上乌龟的原因，是千百年来未解的难题，而现在拼多多用这样的一个案例给大家做出了解答。说一千道一万，拼多多在“砍一刀”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进度条的百分比有小数是可以的，但其却没有告知用户此0.9%非彼0.9%，以及这一数字后面是有小数的。对于消费者而言，拼多多的产品经理如何设计以保障体验，程序员如何实现“砍一刀”的算法都不是他们需要关心的事情，消费者需要的只是知情权。只能说，拼多多的运营主体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愧是做氪金页游起家的，将人性的弱点拿捏地相当到位。先将损失厌恶心理充分放大，给用户看上去极其丰厚的奖励、再给一个无限接近100%的进度条，让用户陷在其中无法自拔。被誉为现代社会心理学之父的德国心理学家勒温认为，人类有一种自然倾向去完成一个行为单位，这就叫“心理张力”。而心理学家布鲁玛·紫格尼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紫格尼克效应，来解释了人类存在的“完成欲”，也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所谓“完成欲”，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首先一笔画个圆圈，然后在交接处有意留出一小段空白，回头再看看这个圆后，此刻你脑子里必定会闪现出，要填补这段空白弧形的意念。然而仅靠“完成欲”是不够的，拼多多的“砍一刀”非常精妙地选择了先大后小，在前期“拉人头”的时候会提示用户砍掉成百上千元，而此后的效果则越来越低。这样做的妙处，就在于在大数字的诱惑下，用户会不断将社交关系链作为成本投入，但随着效果的不断降低，人的损失厌恶心理又会让用户不舍得放弃成本。最终，拼多多将用户的关系链收割殆尽，而用户则只留下了一个永远也不会被填满的进度条。其实拼多多要想证明“砍一刀”活动并不存在套路，只需公布每天或每周发生的砍一刀行为，以及用户免费拿到商品的次数，这两个数据就能有一定的说服力，就像氪金抽卡手游都会公布概率一样。可遗憾的是，拼多多不可能会这样去做，更不可能将真实的中奖率公布出来。因为代表获客成本的营销费用是写在财报里的，这其中可没有多少玩弄规则、使用套路的空间。为什么拼多多要如此“套路”用户呢？原因其实也并不复杂。因为在拼多多的崛起之路上，通过社交裂变来实现用户规模的告诉增长，是其最为核心的增长引擎，而“砍一刀”则是社交裂变的代名词。通过这一模式，大量的用户或主动或被动成为了拼多多的活跃用户，并为其市值添砖加瓦。再加上拼多多本质上还是一个电商平台，也没有创造更加先进的商业模式，并且依旧依靠的是流量经济。早期，拼多多靠的是被忽视的“五环外人群”，获取这群长期被主流互联网平台忽略的用户的低廉成本，使得其迅速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然而，现在“五环外人群”早就不再是下沉市场三巨头的专属，获客成本的节节攀升，或是拼多多在“砍一刀”上动了歪脑筋的原因之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购用户增速已大幅接近于网民增速。而这也就意味着，网购渗透率已经接近天花板。2021上半年，综合阿里、京东、拼多多三家的财报，这三大电商平台合计的新增买家数量约1.7亿，而CNNIC公布的同期全网真正首次网购的用户则只有3000万。这也代表着，头部电商平台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抢人大战”，但这就意味着获客成本的飙升。根据拼多多公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该季度其活跃买家的获客成本已经升至367元，高出上一季度的258元，比上一年同期的170元上涨了一倍多。获客成本高就意味着新增用户少，稀缺的资源必然贵，这也很好理解。而“砍一刀”作为拼多多获取新用户的工具，只有新用户能够增长进度，这其实早已是公认的潜规则。毕竟，老用户之间能够互相砍一刀，就等于在薅拼多多的羊毛。而如今“砍一刀”“砍”不动了，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新用户不够了，虽然很多的“砍一刀”链接发给了朋友，但却可能并没起到作用。所以这也难怪此前曾有媒体爆料称，“砍一刀”项目在2021年上半年的拼多多内部绩效打分中，被评为了最低档的“1”。在前有“砍一刀”项目拿下最低评分，现有拼多多代理人编出屏幕有限、以至于显示不了小数点后的数字，这种不是理由的理由，或许曾经让拼多多得以迅速壮大的功臣“砍一刀”，也已经到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时候。...
临近春节，王华再也坐不住了。他是北京一家知名美元基金的个人LP，却快被所投GP拉黑了，“去年起我发了多封邮件，但至今没有任何回复和主动联系，几乎等于失联。”根据他的描述，LP多次要求该美元基金设立专门的对口联系人员，然而连这一基本要求也被创始合伙人拒绝了。一切始于2014年，在上海的一场闭门推荐会上，王华第一次接触了该美元基金，彼时对方正在为旗下第一支美元基金募资，创始合伙人是圈内鲜少见到的女性投资人。路演结束后，拥有多年投资经验的王华成为了该VC一期美元基金的个人LP。问题开始浮现是在投资5年后，王华渐渐发现基金内多个项目无法实现退出，且几年期间没有收到GP的任何分配。直至2021年中，七年期限终于到了。第一次全面看到该基金的真实业绩时，王华惊呆了：7年到期日时，该基金分配比例只有10%，到目前分配比例也只有20%。“ 整整8年，投资者仅拿回投资本金的20%，大部分项目到期无法退出，收益连一个普通的公募基金都不如。”王华难掩失望。警惕回报低引发LP极端情绪“GP的使命，就是给LP赚到钱。”“以往这种事总发生在人民币LP群体，没想到现美元基金LP也开始‘拉横幅’了。”听闻王华的遭遇，北京一位资深创投人士不胜唏嘘。这并非个例。回过头看，2015—2017年设立的一批基金至今已运行5-7年，退出期或投资期基本结束，LP对于现金回报的预期达到顶峰、业绩不好的基金将可能出现极端事件。回报低引发LP极端情绪，眼下正在VC/PE圈真实而残酷地上演着，这是所有GP需要警惕的现象。就连国内十分头部的基金，也开始遭遇了个人投资者上门维权。“现在最怕被问DPI。”深圳某知名创投机构IR负责人感叹，现在大家都不太好意思吹嘘IRR，敢说DPI（投入资本分红率）才是真英雄。说到底，还是业绩为王。GP的使命，就是给LP赚到钱——真正脚踏实地做出业绩的GP，永远不会缺钱。而站在LP的角度，GP在日常交流中也不必做太多粉饰。在他们看来，退出才是真正验证GP价值回报的交卷时刻。中国创投圈LP与GP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所谓LP（Limited Partners）即有限合伙人，俗称“金主爸爸”，是创投机构（GP）的出资人。长久以来，人们总将这形容为“夫妻过日子”——LP给予资金支持，为前线沙场上征战的GP不断输送粮草和弹药，双方共享果实。然而当下，现实比理想骨感得多了。站在LP的角度来看，当诉求多元化了，那GP做的还不够。上海一家母基金合伙人刘思哲向投资界描绘了这样的景象——北京某家最近几年晋身头部阵营的GP对于资金雄厚的LP往来频繁，而投资比例较小的LP则被冷落，存在感微乎其微，“没有被特别放在心上”。一些LP甚至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开始流行与GP签署对赌协议，把股权变成了债权，当业绩不如预期时，LP要求GP兜底并返还投资款。“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了LP电话，对方问我能不能再补充签一份对赌协议。从业快20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当晚直接失眠了。”华南某VC机构创始合伙人杨素说起了自己的遭遇。“本质来说，这是不合理的。投资本是一个投资和商业行为，LP理应接受利益与风险共承担。”他认为，有些个人LP还是需要被再教育的。为此，能募到钱VC/PE都悄悄提高了LP门槛。深圳一位刚募集超10亿元人民币的创始合伙人透露，2021年，他们基金募资最低份额从1000万元提升到了5000万元，以此挡住一些抗风险不强的LP群体。LP抛弃没有业绩的GP，开始做起直投如我们所见，LP开始冲到前面做直投。上海某地产圈LP向投资界透露，因所投GP的投资与回报不成正比，集团的LP业务自2019年便已经暂停，并紧锣密鼓地做起了自己的直投基金。最新一个轰动的案例，是2021年11月，深圳天使母基金管理公司正式启动了深圳市天使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短短3个月就完成了3亿元规模的募集。这是深圳天使母基金发起设立的首支天使直投基金，以子基金已投或拟投项目为主。相对而言，天使LP做直投依然罕见。但从行业情况来看，LP做直投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做直投已经是大多数市场化母基金的标配，有的母基金直投比例超过70%，加剧了GP与LP之间共同投资的竞争。“上海科创基金80%投子基金，20%做直投，与GP的协作远大于竞争。”上海科创基金总裁杨斌此前向投资界介绍，“我们征询了LP的意见，也做了整个市场母基金的调研，作为一支专业化的母基金，20%的配置比例还是合适的。”不过，有些市场化母基金为了生存走进一个极端——不再投新的子基金，亲自下场做直投。“其实也能理解，有些GP投不好，那LP还不如集中资源自己投。”一家知名创投机构的IR负责人如是说。“坦白说，LP参与跟投，我们内心深处不是特别愿意。”上海一家VC机构合伙人向投资界直言，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的基金身上。在他看来，这样的要求或多或少产生一些与LP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旦开了口子，以后就会有无数次这样的情形出现，从而更加难协调与LP的关系。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想化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国内一家头部美元基金正在募集一支人民币基金，发现如今人民币LP群体的诉求多元化，“跟投需求已经成为常态化，还有一些产业LP希望双方能够资源共享，产业协同。”总而言之，大多数LP不再甘心出钱做个“甩手掌柜”。市场正在淘汰不赚钱的GP这一场始于募资难的淘汰赛，依然正在上演。“圈子里非常卷，往年大家都在说二八效应，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九’了。”一位从业多年的资深IR徐睿告诉投资界，大概10%的投资机构募完了市场上90%的钱。清科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总规模大幅提升，约1.27万亿元，同比上升50.0%；新募基金数超4500支，同比上升87.2%。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019年全年的水平，大家的募资势头还是很凶猛。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VC/PE募资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数据表明，上述同期中基金平均募集规模为2.7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19.9%。大型基金积极设立的同时，市场上规模不足1亿元的基金约占基金总量的60.0%，但他们所拿到的总金额仅占前三季度募资规模的9.6%。走过一个基金周期，VC/PE行业已经来到了洗牌和分化的十字路口，当资金集体涌向头部基金，一期而亡、退不出去的“僵尸”基金比比皆是，一批中小玩家可能就此悄悄消失。不久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在2021年，协会办理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1744家、办理通过1246家、中止220家、注销1230家。正如某创投大佬曾说的那样，对三分之二的VC来说，他们的第一支基金也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支基金。沪上一家市场化母基金合伙人直言：“中国GP有过万家，从逻辑上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市场还是比较散乱。优胜劣汰是必然，这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2022年又开始了，一切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文中王华、杨素、徐睿、刘思哲为化名。...
1月17日消息，市场有传闻称，原中泰证券研究所首席策略分析师陈龙、原某公募基金量化总监金昉毅双双被抓，或因涉嫌操纵证券及内幕交易。对此，金昉毅独家回应券商中国记者称：“本人工作生活一切正常，谢谢各位关心。”中泰证券方面则回应称：陈龙已于去年11月12日从公司离职，公司对网传涉陈龙相关信息不知情。中证协网站显示，中泰证券研究所原首席策略分析师陈龙已于2021年11月15日从中泰证券离职注销，此后没有在任何证券公司任职。不过，券商中国记者从接近中泰证券研究所人士处获悉，陈龙去年底曾失联，或在离职前已案发。中泰证券原首席策略分析师陈龙被抓17日，有传言消息称，中泰证券研究所原首席策略分析师陈龙“涉嫌内幕交易，已经被关进去了”。该消息同时称，涉事20多人小团体均被抓，除陈龙外，还有两位华为员工，以及某公募基金量化部总经理也被调查。对于前员工陈龙被抓的传闻，中泰证券方面回应称：1、陈龙已于去年11月12日从公司离职；2、公司对网传涉陈龙相关信息不知情。券商中国记者查询中证协官网信息发现，陈龙于2021年11月15日从中泰证券离职注销，此后没有在任何证券公司任职。资料显示，陈龙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管理学学士。9年证券从业经验，曾任职于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宏观策略分析师、高级策略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等职务，2019年3月加盟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过，券商中国记者获悉，据接近中泰证券研究所人士透露，陈龙于去年11月中旬辞职，但是在此之前或已经案发。据悉，当时陈龙曾失联了一段时间，有不少客户、研究所同事联系不到陈龙本人。对于失联原因，据知情人士称，与某华为造车概念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有关。金昉毅独家回应：本人工作生活一切正常在本次网络流传的消息中，还误伤了一位基金投研人士，原某公募基金量化总监金昉毅也身处传闻旋涡中。1月17日晚间，金昉毅本人独家回应券商中国记者称，“目前本人工作生活一切正常，谢谢各位关心。”随后，金昉毅还在朋友圈表示，“网络绝非法外之地，造谣传谣要负法律责任。”券商中国记者注意到，对于该则传言涉及的上市公司小康股份，去年上半年大涨3.8倍，而从去年底开始股价一路下滑，跌幅达38%。券商分析师被抓，涉嫌内幕交易的小康股份也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股民也炸锅了！小康股份股吧显示，不少股民愤懑不已，有人称：“如果此消息属实，小康数万股民的血汗钱谁来负责？天理难容！”有人悲观表示，“小康估计是跌停一字板。”还有股民幸灾乐祸：“坐庄小康，难怪去年就小康暴涨，哈哈，被抓了。”更有人隔空喊话上市公司：“小康股份能发文一份澄清公告吗？”对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活动“零容忍”无独有偶，就在去年9月，上海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市场分析师蔡钧毅被公安机关带走。上海证券内部对蔡钧毅事件进行定性并全公司通报，蔡钧毅也被免去所长助理一职。上海证券当时对外回应称，公司从有关渠道获知蔡钧毅事情，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处理，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其的调查。据我们初步与相关部门沟通获悉，蔡钧毅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监管方面则不断落实对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活动“零容忍”的要求。2021年7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其中提到，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总体要求包括：坚持零容忍要求、坚持法治原则、坚持统筹协调、坚持底线思维。在主要目标方面，到2022年，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法律责任制度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和协调配合机制初步建立，证券违法犯罪成本显著提高，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多发频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投资者权利救济渠道更加通畅，资本市场秩序明显改善。到2025年，资本市场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中国特色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更加健全，证券执法司法透明度、规范性和公信力显著提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高效顺畅，崇法守信、规范透明、开放包容的良好资本市场生态全面形成。在中国证监会昨日召开的2022年系统工作会议上，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在部署2022年工作时也强调，要发挥好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等机制作用,强化行刑衔接,进一步增强执法震慑。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严重破坏市场交易秩序，严重干扰市场功能发挥，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是影响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沉疴顽疾”，历来是证监会稽查执法严厉打击的重点。据悉，2020年以来，证监会从重从快查办了一批重点类型、重要领域的典型案件。乐视网财务造假等案件已作出行政处罚。华晨债、永煤债等债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查处。首单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启动。康得新已完成退市摘牌。...
“戒烟保护套”“电子烟充电器”“电子雾化”......屡禁不止的电子烟线上交易，正在侵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日前，澎湃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各大电商、社交品台上均有商家在售卖电子烟，且方式隐蔽，采用各种擦边球词汇或者视频图片来躲避审查。2019年10月30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明确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防止未成年人通过互联网购买并吸食电子烟，电子烟店铺、销售网站等应及时关闭。2021年12月公布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电子烟产品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品。从电商引流至微信交易，“年龄门槛”成摆设“是买家吗？加你微信，具体微信说。”在拼多多一家店铺中，澎湃新闻记者打开一款注明“电子烟弹仓盒”的产品，并向客服询问是否有电子烟售卖，客服表示具体信息不便透露，要先下单再详细解释。记者下单后，立即接到电话，对方在确认记者的身份后，要求不在电商平台的聊天窗口中对话，而是要添加微信交流。打开该店主的朋友圈，均是各品种电子烟的售卖信息。随即，他给记者发来一系列品种的电子烟视频和图片，表示：“截图询价。”客服称“加微信交流”，朋友圈均为电子烟销售信息澎湃新闻记者发现，在电商平台搜索“电子烟”，会弹出“绿网计划”提示，显示法律规定不得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但相似的关键词不会受到监管，搜索“悦刻5代”“戒烟套”“dzy”“电子雾化”等，会有大量销售电子烟的店铺弹出。和电商相比，部分社交平台的交易显得更大胆。以Soul为例，记者在聊天框中搜索“电子烟”，发现大量以“电子烟”为ID的用户公开在个人主页售卖电子烟。根据搜索记录，记者还加入5-6个以电子烟命名的群聊，群内主要交流电子烟线上交易的具体信息。Soul上的电子烟交易群同时，记者在探探、虎扑、豆瓣等多个社交平台上都找到了电子烟销售的相关信息，均在个人主页上明确暗示有电子烟销售。豆瓣上的电子烟卖家均在首页附有微信号/二维码虎扑上的电子烟卖家探探上的电子烟卖家无论是电商还是社交平台，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平台均是引流方，最终交易方式还是通过“加微信”进行。一位Soul上的电子烟卖家告诉记者，这是因为许多平台对收款码有所监管，只能通过微信转账实现支付。值得注意的是，电子烟“线上禁售令”设立初衷主要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但是在记者冒充买家咨询时，“年龄门槛”形同虚设。没有一位卖家咨询记者的年龄，甚至当记者直接向多位卖家表示自己未满18岁时，对方也不拒绝销售，而是笑称：“假装没看到。“记者称自己不满18岁，卖家表示“我没看到”甚至有卖家建议记者可以利用年龄优势，在学校读书期间，通过线上进货，将电子烟卖给同学：“很好卖的。”线上电子烟交易呈“团伙化”，200元入会费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电子烟线上交易，相比散乱无章的个人卖家，呈现团队化、规模化的特点。在电子烟交流群中，记者表示：“我也想做这个生意，有人愿意带带我吗？”多位卖家给记者发来私信，均表示愿意吸纳“入会”，但是前提是交200元会费。“会费不是交给我，是交给上面的人。”卖家“小胡”（化名）表示。交纳会费后，记者就能从小胡处进货，至于能挣多少钱，“全部看自己本事”。电子烟线上交易已形成团队小胡“指点”称，除了线下卖给熟人，线上售卖也是重要渠道，比如抖音、快手等平台均可以悄悄售卖电子烟。“抖音抓得紧，我最近刚被封号，推荐用快手。”逃过审查的方式是，不在文案和个人介绍中提到“电子烟”相关词语，而是用视频、图片等形式表达，随即他给记者发了大量电子烟小视频供参考。“这些都是团队里多个号试验得出的经验。”卖家称线上销售有“技巧”澎湃新闻记者查询抖音、快手显示，通过关键词搜索，确实难发现电子烟销售的踪迹，但在一些电子烟相关视频的评论区，有大量公开的线上交易，许多卖家会询问“要买吗”“我这里有货”“保真”，而点开卖家的主页，往往没有文字介绍，仅仅有一个微信号，或是只有视频。短视频平台评论区的电子烟交易小胡表示，电子烟销售有明确的地下网络，通过会长，再到下级，一层一层递进，每一层都会从中赚取差价，最后才到消费者。但是团队之间彼此没有联系，只有进货和出货方有所接触，他也不认识会长是谁，但是一些公用资料会在会员之中流传。他给记者出示了电子烟进货的报价单：以YOOZ Zero二代系列为例，单杆进货价为130元，官方售价则为248元-278元不等；悦刻五代系列，进货价为每杆150元，官方售价为268元。具体出货价可由自己决定，但普遍超过200元。卖家出示的电子烟“进货价格”电子烟“禁售令”落实难：数码还是烟草产品，未有明确定义在监管层面，国家一直在严控、严抓电子烟的非法交易。从2018年开始，国家已针对电子烟行业出台一系列监管措施，包括禁止网上销售电子烟等，2019年电子烟更是遭遇“全网下架”。去年12月2日，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网站信息显示，按照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国家烟草专卖局研究起草了《电子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管理办法》），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管理办法》第六条明确：对电子烟产品实行登记制度。电子烟产品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前，应当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另外，《管理办法》还提到，拟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尽管监管“重拳出击”，为何电子烟线上销售依旧屡禁不止？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季立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电子烟网络禁售令执行难的原因是多元的。首先，对相关禁令的理解不一，造成了市场主体的误读。这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何为“电子烟”以及下架“电子烟”产品的具体操作要求。对于电子烟的属性究竟是数码产品还是烟草产品，目前尚未有明确定义。部分商家宣称自己卖的是数码产品。电子烟产品由“烟具”和“烟弹”组成，只要不销售烟弹，似乎就和电子烟撇清了关系。目前，如何界定什么是电子烟的国家行业标准尚未出台，相关部门仍在积极开展相关调研和论证，推动出台规范引导电子烟行业有序发展的管理措施和办法。然而必须明确，国家尚未出台电子烟标准规范，不能成为商家打擦边球的机会。其二，社会对电子烟产品危害认知不足。《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中指出，电子烟作为卷烟等传统烟草制品的补充，其自身存在较大的安全和健康风险，在原材料选择、添加剂使用、工艺设计、质量控制等方面随意性较强，部分产品存在烟油泄漏、劣质电池、不安全成分添加等质量安全隐患。电子烟被视为香烟替代品，很多地区均出台了控烟法规，但电子烟产品却不在其列。去年10月，深圳首次将电子烟纳入控烟法规条例范围，电子烟与传统香烟同等对待，在电子烟规范监管方面有了新的实践。其三，对于禁售电子烟的法律责任规定未予明确，《通告》中未对平台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本质上仍是一种软约束。律师：未下架电子烟的平台需承担责任类似淘宝、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需要对非法销售电子烟承担怎样的责任？澎湃新闻记者采访多位律师，均表示未尽到监测、劝阻和制止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义务的销售平台，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认为，平台有义务审核商家的各项经营资质，对不符合经营范围的商品不能上架，或者在发现商家违法经营的，要及时采取下架等处置措施。“隐性销售的行为一般来说能够避过平台的审核，但平台也应该通过巡查等方式主动清理非法内容，或者提供便捷的投诉渠道，在接到投诉后也要及时处置。”他提到，对于如何承担责任，要根据不同平台主体决定：以电商为例，如果电商平台没有对商家履行资质核验义务或未及时处置违法经营行为，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短视频平台上部分用户发布的涉嫌违法经营的内容，可以适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法规进行监管，如果平台没有履行义务，可能被网信部门约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微信交易电子烟、或是在朋友圈贩卖电子烟，目前法律上未能有统一认定。“朋友圈比较特殊，相比短视频平台，朋友圈相对来说属于私人空间，不属于平台，所以微信也不能直接干涉朋友圈内容。”夏海龙表示，如果用户长期、大量在朋友圈发布销售信息，在发生纠纷时，是很有可能被认为属于经营者的，但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认定。2021年11月，为加强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进行修订，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五条：“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但截止目前，对于电子烟的监管细则尚未出台。季立刚建议，未来，应当妥善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与行业标准及行业细则，建立合理的行业准入机制，构建完善的产品质量体系与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推动电子烟行业的规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