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信托发行的理财产品再次逾期。原定于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金分配的“中国民生信托-至信772号荣盛地产股权投资契约型私募基金”（下称“至信772号基金”）仍有剩余本金3010万元及对应收益未收到。近日，民生控股（000416.SZ）公告了上述信息。据公告，至信772号基金由民生信托发行，民生控股2020年4月3日以自有资金投资4300万元，到期日为2021年11月19日。民生信托及民生控股同属“中国泛海”。股权穿透后，两者控股股东均为泛海集团，泛海集团还控股上市公司泛海控股（000046.SZ）。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泛海控股负债近千亿。2020年11月20日，民生控股公告称，于11月18日收到民生信托所发书面函件，称因基金资产端（即资金需求端或融资方）违约，该基金将延期至12月31日前完成现金分配。这是该基金首度违约。民生控股又于当年11月25日再发公告，已收到民生信托分配的信托本金及收益合计1339.51万元，其中本金1290万元，收益49.51万元。针对未收回收益，民生控股在回复深交所问询函时称，除去已收回本金，按能够收回50%和90%本金及收益的极端情况计算，分别将造成1215万元和312万元的净损失。民生信托发行的理财产品再次逾期，原因多重。从行业层面来看，在“房住不炒”的大前提下，自2020年8月以来，“三线四档”“两个集中”等调控政策陆续出台发力，房地产行业面临强监管。部分房企资金链断裂，地产信托爆雷增多。用益金融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1-11月，地产信托违约金额共计707.43亿元。其次，股东流动性紧张无异于雪上加霜。发家于房地产的泛海集团，曾提出要覆盖房地产、金融、战略投资的野心，但最终亦为此所累。房地产发展萎缩，金融板块营收无法补足房地产留下的窟窿。尽管泛海控股此前已通过境外发债、贷款展期甚至转让民生银行部分股权等形式自救，但效果有限。加之房地产行业步入严冬等多重因素叠加，民生信托的理财产品再次逾期，或是必然结局。震荡不断过去一年，民生信托与荣盛发展纠葛不断。截至2021年9月末，荣盛发展三道红线全部转绿：现金短债比为1.05、净负债率58.89%，较期初下降21.29个百分点；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 69.49%，较期初下降 4.67 个百分点。2021年10月11日，北京市第三中院公布一则执行裁定书，申请执行人为民生信托，被执行人为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荣盛控股）。荣盛控股系荣盛发展控股股东，持股超35%。执行裁定书显示，被执行人的6.82亿银行存款被冻结，同时需支付对赌补偿款之基本投资收益（以6.315亿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1%计算，自8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违约金、债务利息及其他费用。时代周报记者查询用益信托网信息发现，至信772号基金首期发行于2020年2月26日。据知情人士透露及有关媒体报道，2019年8月，民生信托曾联合嘉兴泰发浩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荣盛创展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嘉兴泰民投资合伙企业，后两者均为荣盛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出资6.3亿元。民生控股在给深交所的回复中确认了此事。民生信托至信772号基金通过买入嘉兴泰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份额，最终投资标的为廊坊市盛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0%股权。该公司为荣盛发展在当地的项目公司。对此，荣盛控股与民生信托签订了对赌协议，约定民生信托对合伙企业出资后投资回报的实现承担对赌义务。2021年11月12日，裁判文书网发布执行裁定书，称民生信托与荣盛控股已达成和解，故中止原公证书的执行。该部分支出因此得以暂不体现在荣盛发展的合并报表内。截至第三季度末，荣盛发展的库存现金为248.3亿元。投资荣盛项目公司的资金难以收回，是导致至信772号产品两度逾期的直接原因。就在同一天，另一支地产信托也曝出违约。2022年1月6日，中诚信托公告称，世茂集团担保的一款名为“2020年中诚信托诚颐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信托产品已有6.45亿元触发到期违约，信托涉及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有限公司，该公司系世茂全资子公司。事件发生后，双方各执一词。世茂回复称表示“震惊”，双方在贷款偿还上存在分歧。随后，世茂出现“实质性违约”的消息引发连锁反应，已发行境内及美元债券价格均出现断崖式巨跌。事实上，地产信托暴雷在2021年就已成常态。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20年第三季度，投向房地产行业的信托资金余额为2.38万亿元，2021年第三季度末这一数据为1.95万亿元，同比2020年第三季度末虽下降18.1%，但仍有较大规模。时至2022年开年，同一天内两支地产信托均曝出违约，或是2021年地产信托密集爆雷的延续。流动性紧张加剧除了地产行业强监管导致的项目回款艰难外，自身及股东流动性紧张是造成违约的另一原因。财报数据显示，民生控股2021年前三季实现营收2630.65万元，同比下降44.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65.47万元，同比大降118.05%。民生信托资金大部分无法按期兑付无疑是雪上加霜。民生信托的情况类似。2020年6月，武汉金凰珠宝事件爆发，涉及多家信托机构。民生信托的融资规模更是高达40亿元。由此，民生信托当年度计提巨额信用减值损失，年度利润转负。2020年上半年，民生信托实现营收19.81亿元，净利为-3.89亿元。上述爆雷地产信托中，民生信托亦有不同程度地涉足。为扭转颓势，民生信托已引入白酒巨头洋河股份作为战投，但最终成效如何尚难研判。大股东泛海控股亦不容乐观。以地产发家的泛海，曾一度以“民营金融家”的称号名扬市场。1996年，泛海参与设立民生银行。目前，泛海已经取得包含银行、证券、期货、信托、基金、保险、租赁在内的金融牌照，构筑了一个以地产和金融为支柱的商业帝国。在2014年度财报中，泛海控股表示，将在继续发挥现有房地产业务优势的基础上，融合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金融、战略投资等业务板块，将公司打造成涵盖“房地产+金融+战略投资”的综合性控股上市公司。当时，泛海控股2014年实现房地产结算收入55.37亿元，金融板块实现营收15.5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41%。战略提出后，泛海控股营业收入飞速增长，至2016年达到顶峰。营收总额达到246.71亿元，其中，房地产板块185.45亿，金融板块60.49亿元。近年，泛海难以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姿态。2021年前三季度，泛海控股营业收入140.97亿元，同比增长52.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7.91亿元，同比减少192.73%。在负债方面，截至2021年9月30日，泛海控股流动负债776.79亿元，非流动负债203.14亿元，总负债979.93亿元。地产板块能贡献的营收有限，但投入却堪称巨量。在国内投资项目中，仅武汉中央商务区项目预计投资总额就已高达352.4亿元。除此之外，泛海还有7个规划中的海外投资项目，总预计投资金额为129.75亿美元。巨大的资金压力下，泛海开始断腕求生。2019年1月，泛海控股将旗下泛海建设有限公司100%股权及所属上海、北京项目出售给融创中国，2021年6月，泛海控股又将旗下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卖给融创中国。两笔交易之后，泛海回笼逾250亿，但流动性问题仍未完全解决。2021年11月28日，民生控股公告，由其香港全资子公司民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民生国际）投资的泛海控股国际发展第三有限公司（下称泛海国际）发行的美元债计划于2021年11月23日前兑付，民生国际投资总额为368.44万美元。泛海国际实为泛海控股在海外的发债主体。就此，泛海控股于2021年11月24日发布公告，称已兑付美元债利息，但本金将延期至2022年3月23日兑付。此外，泛海控股亦转让所持民生银行股权。2021年12月31日，民生银行公告，称泛海控股持有的2.16亿股权已被转让给厦门国际银行。对泛海而言，民生银行功勋卓著。公告显示，泛海曾多次向民生银行申请融资及贷款展期。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自2018年6月至2021年末，民生银行通过包括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等“泛海系”企业，共放出人民币贷款超过200亿元，其中41亿元贷款被列为“关注类”，展期65亿元。在上述因素叠加下，违约不可避免。但无论是至信772号基金，还是泛海美元债，一旦出现逾期，作为投资者的民生控股及其全资子公司民生国际都直接受其冲击。谁为流动性危机买单？地产信托震荡，不是新鲜事。用益信托高级研究员喻亮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监管层和信托公司对这一轮房地产风险暴露极为重视，一方面以避险为主，对存续项目进行风险排查和清理，对存在信用风险的融资方项目进行提前清理或加码抵质押物，对新增业务保持谨慎，关注政策导向和融资人资质，避开财务杠杆过高、踩政策红线严重的房企。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项目往往具有较多抵质押物，风控措施相对充足。信托公司在已经出现违约的项目上，比较多的方式是延期兑付，通过拉长期限，处置相关资产，最大限度保障信托投资人的权益。地产信托是否真的无力兑付？以荣盛为例，如果按照法院裁定的6.82亿元计算，该部分金额只占其货币资金的40分之1。而如果按照双方和解后的3010万本金计算，只占货币资金的800分之1。至信772号作为私募基金，其投资者可能包括各银行的私银客户等高净值个人，也可能包括类似民生控股这样的机构。此前，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互动易向荣盛发展询问至信772号兑付的问题，最近一条为2021年6月22日，荣盛回复称“民生信托至信772号是民生信托管理的基金产品，公司已按合同约定与民生信托履行了兑付等相关手续。”从泛海系自身来看，民生控股以自有资金投资民生信托发行产品，民生国际认购泛海控股海外发行美元债，资金在泛海系的多个主体间流转腾挪。...

5个月未闻游戏版号消息，再度绷紧行业神经。尽管仅是发放时间拉长，却让各种情绪蔓延。再三咨询了前去参加游戏产业大会的同行，依然没有得到关于版号的消息后，何键（化名）内心升起无力感。他已不记得自己等了多长时间，更不清楚还需等待多久。只深深感到如今游戏行业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自今年7月以来，决定着游戏命运的版号审核迟迟未开。几乎所有人都在翘首期盼，甚至有传闻称游戏产业年会将提及关于版号的情况，而游戏年会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类似消息。“没有版号意味着游戏无法顺利上线，更无法通过销售虚拟货物、玩家充值等方式变现盈利。这对于在前期研发砸入大笔资金，等待回本成为未知。”何键说。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到，为了将手中游戏变现，不少游戏研发商动起了“买卖版号”的念头。“套用”游戏玩法、内容成了快速变现的另一个机会，不过摆在面前的是“天价”——随着版号审批放缓，“买卖版号”价格水涨船高，私下交易中更是达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游戏行业洗牌局中，多位从业者告诉贝壳财经记者，未来无论是出海还是坚守国内市场，游戏产业都将趋于向精品化发展，以往依靠低劣游戏赚快钱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拿到变现“入场券”，“机会必须得抓住”12月20日，凌晨1点。老飞（化名）在电脑前反复检查着游戏更新后的数据，身边的美工和程序员紧张地守在一旁，生怕版本出现任何问题。对于老飞而言，游戏新上线的资料片决定着能否吸引到更多的玩家，这让他很是在意。特别是当下这个游戏版号特别珍贵的时期，早上线就意味着抢占了市场先机，更决定了未来的收入。“虽然有版号并不代表游戏绝对能成功，但意味着你比很多同行有了赚钱的机会。”结束近14个小时忙碌工作的老飞很是疲惫。从事游戏开发多年，他越发感到版号的珍贵。近年来，随着手游在国内市场的越发火热，无数游戏研发团队蜂拥而入。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的《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1年，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2255.38亿元，比2020年增加了158.62亿元，同比增长7.57%。用户人数更是达到6.56亿人，同比增长0.23%。和众多抱着发财梦的从业者相似，老飞也希望能从中借势获利。2019年初，老飞投资200万元，和圈内朋友合伙组建起手游研发团队。他将游戏目标群体设定为女性玩家，主打轻休闲恋爱类游戏。“无论从故事情节还是人设画风，都带着小清新的元素，以此讨好女性玩家。毕竟行业竞争太激烈，只有女性玩家市场还有切入空间。”老飞自认是幸运的那一批人。毕竟在这个无数研发团队翘首期盼版号的时期里，自己率先拿到了门票。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所谓游戏版号，是指网络游戏在上线前，必须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批后得到的“审批文号”以及“网络游戏出版物号（ISBN）”，其直接决定着游戏能否上线运营。更重要的是，游戏只能在获得版号后才能进行商业化变现，这关联着游戏开发者的收入和盈利。为了不浪费难得的机会，老飞和团队开始昼夜加班，对游戏不断完善，以期望成功抢夺市场。“机会必须得抓住。”老飞坦言，“趁其他同类游戏还没得到版号，我们势必要迅速占领这个细分市场。否则一旦出现类似游戏，玩家容易被分流。”除了在游戏中加入充值、物品、虚拟货币销售等商业化功能，以便于迅速变现外，老飞还频繁地来往各个城市，和各级游戏渠道商打着交道，希望将游戏在更多的平台上线。游戏公司在研发出新游戏后，为了迅速吸引到玩家，通常会以合作分成的方式，将游戏上传到360游戏、百度游戏等多个渠道供玩家下载玩耍。平台越多就意味着玩家接触并下载的可能性更大。曾经老飞看不起一些小渠道，觉得玩家转化率不高，他只愿意和一些大平台合作。但如今希望能在所有平台上都将游戏发布出去。“每个平台都不能错过，说不准有潜在用户。”或许正如老飞所说，他是幸运的。毕竟在期待版号下放的漫长时间中，越来越多小游戏团队正逐渐失去继续等待的信心，选择解散。版号“难产”？何键越来越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2020年，趁手游市场风头正盛之际，何键决定从此前的团队单飞。他掏出全部积蓄100万元并组建了团队，打算研发一款休闲类手游。当时的何键意气风发，在拉拢心仪的人选时，他挥舞着拳头宣布，游戏一旦获利，每个成员都能拿到厚厚的红包。尽管有朋友曾再三提醒，近年来游戏版号发放速度不如此前。但何键并不在意，内心坚信在经历了2018年的“版号下发暂停”后，如今市场已恢复正常。“2018年确实因为种种原因，停发了很长时间，但随后基本保持在每年1000个以上。”何键告诉记者。没想到的是，当他兴冲冲地提交审核静待版号时，却发现目标越来越遥不可及。“最初想法是2021年内拿到版号，毕竟前面可能有很多游戏团队在排队等待。”何键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当时心里并没把时间当回事，毕竟手里的钱还足以支撑一段时间，“等待期间还能不断检测BUG，完善游戏，就当是打磨精品吧。”然而，自2021年7月后，一直未见到任何关于版号的消息，这让他开始忐忑起来。据公开数据显示，近年来游戏版号下发数量逐年递减，2019-202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的游戏版号数量分别为1570个、1405个，远低于2018年前三个月发放的游戏版号数量之和。今年自7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后，版号审批一直处于暂停状态。“版号越来越不好拿了。”同样焦急等待的，还有浙江的游戏开发者大可（化名），“对于研发团队而言，版号暂停打乱了发展布局。甚至可能因为错过最佳档期而导致失去玩家。”版号发放的消息渺茫，让包括何键、大可在内的众多从业者每天都紧张地关注着政策的动向。“整个行业都陷入不安定的焦虑当中。同行见面第一句基本都是‘有消息了吗’。”何键说。大可猜测版号之所以停止下发，源于行业对未成年人防沉迷监管的加强，进而在游戏审核标准上也做了提升，“不排除相关部门在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健康和文化价值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导致审批进程暂停。或许只有等标准出台后，版号才会恢复发放。”“团队基本上算解散了。”手中的钱越来越少，版号仍不知道何时才能到来，这让何键焦虑不安。为了节省成本，他让团队回家“休息几天，有下家也可以去试试”。而当他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时，脑海里总会想起曾经大家在这里兴奋地讨论着“千万流水”、“IP”等话题。上市有套路，“买卖版号”飙涨到上百万变现似乎成了游戏行业的“魔咒”，而心急正催生着“买卖版号”的念头。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通常一款游戏在申请版号时，游戏研发商所提交的是最初版本的游戏安装包。随着游戏从测试到正式上线进程中，需要在内容、名称等多个方面不断更新。而按照版号申请时必须“一个版号对应一个游戏名字”的规定，研发商需要准备3-5个版号备用。这就容易造成有版号处于“空闲”状态，这如今成了多个游戏研发团队看准的“机会”。何键也曾有过类似计划。经过四处打听后，他联系上一家有多余版号的中介公司，希望能将团队所研发的游戏进行“套用”，但对方的报价却让他瞠目结舌。对方告诉何键，由于游戏名称要与软件著作权、版号信息匹配，何键所研发的游戏不仅要在玩法、内容等方面和对方大致相似，而名字也必须更改为对方此前所提交的游戏名字，以此蒙混过关。而价格通常按照游戏来决定，由对方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版号文件以及相关批复，何键则按照不同时间段的使用权支付相应费用，“如果要挑选合适游戏名的版号，起步价至少20万，这还只是使用版号2年时间的价格。如果找到一个符合游戏内容名称的版号，使用期限相对更长的话，价格需要近50万元。”有业内人士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游戏市场之所以存在“买卖版号”的情况，原因在于尽管目前监管部门会随时抽查上线游戏，但主要审查点在于游戏是否符合原先的安装包，只要游戏玩法大致相同，游戏内容就能被允许。“市面上这么多游戏，被抽查的几率较低。就算被查到，也只是要求游戏下架。”贝壳财经记者采访获悉，随着版号审批放缓，版号价格也水涨船高，私下交易中更是达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天价”。“市场价格在早期也就万元上下，现在动辄数十万元。还存在根据买来的版号重新更改游戏的情况。”思考良久后，何键盘算着自己不一定能收回成本，最终选择了放弃。事实上，买卖版号风险极大。早在2018年11月，国家版权局等部门发布《“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其中对举报买卖书号、刊号、版号及许可证书等新闻出版相关工作违法违规行为的将给予奖励。“版号早已被明文禁止交易。”游戏行业观察者马静说，一旦被发现不但服务器必须关停，利用买来的版号而获取的充值、广告等收入也会被没收，甚至买卖双方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靠精品出道，游戏赚快钱时代走向终结12月22日，贝壳财经记者在一个有着近百人的手游群里看到，这里早已没有以往关于流水、吸粉等合作洽谈的喧嚣。偶尔有两三人发言，也只是感叹游戏市场，以及新加入者咨询何时才能重开版号审核、是否有团队需要帮忙等疑问，但已很少有人回复。不过，何键选择以“临时工”身份加入一家研发策略类游戏的团队。签订合作条件时，他承诺以低廉的薪水帮助对方进行数据维护、后期更新等工作。而一旦自己的游戏得到版号后，对方也会安排相应人员来帮助完善游戏。“有同行相助的话，能加快游戏研发速度，毕竟早一天上线早一天赚钱。”“在北京、广州等游戏产业相对发达的市场里，很多中小游戏公司为了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往往选择抱团取暖。”马静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很多小游戏团队就两三个人，在游戏研发后期测试、数据编写等领域往往缺乏人手。一旦有团队需要人手，通常会寻求彼此间的合作帮助。”多位游戏从业者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当前版号暂停，最受伤的莫过于行业中小团队。毕竟大厂商有雄厚的资金和此前上线的游戏营收做支撑，而圈内更多仅依靠新游戏或者将未来押注在单一游戏上的团队，并没有等待的资本。如果计划继续坚守下去，只能依靠互相抱团或许才能度过这段特殊时期。与此同时，海外市场已成为游戏厂商们的出路。游戏出海早在多年前就存在于游戏行业。彼时，国内中小游戏厂商为了避开巨头垄断，纷纷选择这一道路。经过多年奋战，如今全球各地玩家手机中，都罗列着多款产自中国团队所研发的游戏。数据平台App Annie在一篇分析报告中表示，全球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发行商重视的战略，包括腾讯、网易在内，整体中国游戏发行商出海的增速都已经驶入快车道。这与中国手游市场增长放缓的背景不无关系。据《2021年移动游戏出海洞察报告》显示，自2018年至2021年中国出海移动游戏在海外移动游戏市场的份额稳步增长。2021年，海外前2000名的游戏中，来自中国开发商的游戏占有率达到23.4%，位居全球第一。同样据《2021中国游戏产业年报》，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销售收入180.13亿美元，较去年增收25.6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9%。“最初出海是因为国内玩家更倾向于大厂出品，为了求得生存而转移战场。近几年随着版号发放的缩紧，越来越多团队走上了这条道路，甚至其中不乏只做海外市场的厂商。”大可说。随着包括游戏大厂在内的多个厂商纷纷涉足这一市场，海外市场竞争也格外激烈起来。事实上，受地域文化影响，绝大多数国内游戏团队很难打进日韩、欧美市场。更多聚集在东南亚等地区。这导致无数游戏团队都挤在这一区域，面临的竞争压力甚至比国内还大。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必须打造符合当地文化、玩家喜好的精品游戏，而这对于研发费用有限的中小团队而言，无疑又是一大问题。“以前受利好影响，很多游戏研发团队蜂拥进场，其中充斥着不少为了赚快钱而粗制滥造的游戏，给行业营造出一种虚假繁荣的假象。对行业也造成伤害。要想真正有序发展，必须要驱除劣币。”马静分析称，“如今游戏行业正在从爆发式增长阶段向稳步增长阶段过渡。而版号审核放缓以及标准提升，势必会对类似游戏进行清洗，届时游戏市场才能越发得到认可。”大可同样认可这一说法，在等待的日子里他一遍遍打磨着游戏，对背景音乐、角色服装和界面都反复进行完善，“不再单纯希望依靠噱头来获取一时的流量，而是一款真正能经受市场和玩家考验的长期作品。”等待的日子并不意味着坐以待毙，大可还决定把此前研发的游戏回炉重造。大可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团队多年前曾研发过的一款休闲武侠类游戏获得过版号，虽然后来为了全力拼新游戏，让其处于闲置状态，但在这特殊时期下让他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尽管很久都没更新了，无论是玩法还是角色都不符合当下玩家的审美，现阶段只能靠它来维持生计。”为了迎合当前玩家的喜好，大可和团队对游戏做了重新设计。一方面将性感造型的角色全部下架，转而换成更受欢迎的二次元形象。另一方面也摒弃早已落伍的玩法，加入了不少时下流行的元素。“以前的游戏偏重于操作技巧，对很多休闲玩家并不友好。现在不少环节都加入了自动模式，玩家只需要体验过程就行。”大可说。他还特意在游戏里植入了关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以此来吸引更多不同年龄圈层的玩家。幸运的是，更新后的游戏在市场获得不少认可，也为大可每个月带来六七万元的收入。尽管分到每个人手中仅有几千元，但足以支撑团队走下去。...

据网传消息，火币（电信诈骗集团）联合创始人、金色财经创始人杜均，在12月31日回深圳办事的时候在机场入境被拘。在12月中旬，金色财经（数字币/区块链所谓的“伪财经媒体”，电信诈骗集团产业链，此行业这类所谓的媒体以前随便打开一个，里边80%以上的文章都是在骗和忽悠）安鑫鑫就发布内部信，称卸任CEO，然后将业务出售给新股东。应该在那时编辑就出事了。但是所说的业务出售给别人，这个说出来你们也信？找个人随便成立了基金，转到他名下难道就是他的？其实主要控制权还在杜均手里。（不信看看火币链灵踪审计公司和MDX）杜总老韭菜应该听清楚，17年域链创始人，当时币圈火爆时没事和杨老板天天直播吹牛逼。就是为了忽悠韭菜买自己的空气币。今年火币李林因一些事情无法露面，火币暂时由杜均接手。自从接手后把韭菜割那叫惨啊。咱就拿HECO链来说，土狗项目一大堆，而且跑路的项目还都是杜老板旗下的审计公司审计过的，审计又有何用呢？现在一些公司都是拿钱办事，预留后门，预留代币这不是惯用的手段，上线拿空气币换大家手中的币。大家也可以看到，杜均给列出的几大审计机构，排在第一的竟是灵踪，而灵踪却是今年2月才成立的公司，成立仅仅一个月的审计公司，为什么让杜均这么看好，原来灵踪的背后是杜均？佟扬是金色财经合伙人，杜均是金色财经背后老板，那么杜均是灵踪的话事人也不为过。作为决策人，没事还在群里喊喊单，或者又和投资互怼。后来随便一句身体不好，拍拍屁股走人了，声称只对自己的钱负责，而不是对投资者负责，一个CEO说这样话，也是挺牛逼的。杜的影响力确实大，火币联合创始人，金色财经CEO，节点资本创始人头衔让人看了都羡慕，但是哪一个都没有给他带来正面形象。尤其这个所谓的“金色财经”，利空消息的发源地。控制消息这方面可是一绝。黑幕很多，很多你都不知道。人品如何，圈内人也明白，但是对于杜来说，人家不在乎。因为他的目的是赚钱，钱赚到了还管你是谁？...

证监会就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案件处理情况进行了通报，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拟对堂堂所采取“没一罚六”的行政处罚，相关主体涉嫌犯罪问题将移送公安机关。近日，证监会对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堂堂所)审计业务违法违规案依法履行听证程序，听取了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证监会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堂堂所案涉审计对象为上市公司*ST新亿，该公司近年来已数次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近期证监会已对其2018年度、2019年度年报严重财务造假案履行听证程序，也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堂堂所在明知*ST新亿年报审计业务已被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拒接”的情况下，与*ST新亿签订协议，承诺不在审计报告中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并要求如发生被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ST新亿应予补偿。其审计独立性严重缺失，审计程序存在多项缺陷，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缺乏应有的职业操守和底线。证监会拟对堂堂所采取“没一罚六”的行政处罚，相关主体涉嫌犯罪问题将移送公安机关。上述部门负责人强调，会计师事务所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看门人”，其守法意识、执业能力及勤勉尽责程度事关广大投资者切身利益。新《证券法》虽取消了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的行政许可准入规定，但同时大幅提升了违法违规的法律责任，“门槛降低”并不等于责任降低。这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获得了参与资本市场的公平机会，但也须担负相应的责任，无论大所小所，在遵守法律上一律平等，在监管要求上一视同仁。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证监会将严格依法履职,坚决贯彻中办、国办《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切实落实“零容忍”方针，对任何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依法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秩序。...

时隔一年，艾芬又和爱尔眼科（300015，SZ）杠上了。1月6日～1月9日，艾芬在微博平台晒出四份名单，质疑爱尔眼科贿赂名单中的国家公职人员。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向艾芬了解，名单中的涉事医院为江苏省宿迁市爱尔眼科医院，涉事公司为宿迁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艾芬在微博晒出的名单 图片来源：微博网页截图经记者统计，这份名单涉及了500多名患者，涉及的回扣金额达78.55万元。这份名单是真是假？记者以患者等身份随机致电了十余名上述名单中的转介人员，能接通的电话有10个，大部分姓名、职务等信息与名单上一致。对于回扣一事，大多数转介人表示否认或者已经想不起来了，但也有一名转介人间接表示爱尔眼科方面可以提供回扣。宿迁市爱尔眼科医院的一位高管则向记者表示，2019年时，当地纪委已经介入调查并处理过这件事，艾芬是在“翻旧账”。他还表示，拿回扣其实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很多行业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宿迁市爱尔眼科医院相关回扣名单仍有待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20年，爱尔眼科间接参股的衡水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曾经因回扣问题被罚款19万元。1月9日晚，微信公众号为“宿迁爱尔眼科医院”发布声明，称“目前网传的信息，我院于2019年已按照董事会相关要求进行了整改，严肃处理了违规员工，并撤换了管理团队”。而上市公司爱尔眼科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网传名单涉500余名患者，金额达78.55万元2020年年末，因为术后视网膜脱离，武汉医生艾芬曾经与爱尔眼科发生医疗纠纷。如今，艾芬又跟爱尔眼科杠上了。除了微博上发布的名单截图，艾芬于1月7日下午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供了一份更详细的名单流水。据艾芬介绍，她提供的名单来源是一个关注她的微博网友，可能是一名爱尔的离职前员工。这份名单流水其实是一份2017年～2019年借支季节性工资台账。工资台账非常详细，包括“转介人职务、联系人、金额、开户行、卡号、患者姓名、手术日期、病种、手术费”等内容。据艾芬介绍，此次名单中的涉事医院是江苏省宿迁市爱尔眼科医院，其中金额一栏正是爱尔眼科付给转介人的回扣。记者看到，工资台账涉及了500多名患者，这些患者的病种包括飞秒、白内障等，手术费用少则数千元，多达上万元。具体来说，2017年，100多名转介人介绍了166名患者前往江苏省宿迁市爱尔眼科医院做手术，共拿18万余元手术回扣；2018年，100多名转介人介绍了300多名患者，共拿50万余元手术回扣；2019年，数十名转介人介绍了60多名患者，共拿10万余元手术回扣。总体看来，转介人获得的回扣金额，每笔少则几十元，多则2000余元，大约相当于手术费用10%～20%的比例。500多名患者相关的回扣金额合计达78.55万元。根据工资台账，这些转介人的身份涉及多家医院的医生、护士、药房员工，此外还有院校工作人员和人民武装部等国家公职人员。就此，艾芬在微博中质疑爱尔眼科上述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多名转介人承认曾经拿了回扣那么，艾芬提供的这份名单是真是假？根据工资台账，一位名为“吴某某”的患者于2019年1月29日做了飞秒波差手术，手术费用11800元，对应的转介人回扣金额1770元。对应的转介人为“魏某”，职务为“泽达学院学生处处长”；而根据宿迁市教育局官网2018年4月发布的公开信息，泽达学院确实有一位名为“魏某”的工作人员。1月8日、1月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多位名单中的转介人，涉及医生、社区工作人员等不同职务。能接通的10个电话中，大部分人员的姓名、联系方式、职务都能与名单罗列内容相对应。只有一名转介人员矢口否其为名单所列人员及相应职务，并称记者“拨错了电话”。对于是否为爱尔眼科介绍过病患，三名转介人承认确有其事，但否认拿了回扣，而且目前已经不做相关业务了。但其中一名转介人在谈话过程中也间接透露出了宿迁市爱尔眼科医院回扣的一些端倪。记者以患者亲友的身份拨通了一位转介人张文（化名）的电话，名单显示，该转介人是一位医生，于2018年推荐了一位患者李林（化名）前往宿迁爱尔眼科医院接受飞秒手术。起初，对于从爱尔眼科方面领到回扣，张文予以否认，但在随后的对话中，张文又进一步表示：“既然你直接谈到（‘吃回扣’）的问题，我不怕你闹我才和你聊这个，他们（指爱尔眼科方面）和我说‘这（回扣）还给你吗？’‘要不要返利给你？’，我说‘我不要了，直接给他头上减免’。”而据上游新闻报道，明细中的3人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称，拿回扣一事属实。2019年被人举报后，相关部门已处理，他们已退还回扣。涉事医院高管：此前当地纪委已调查处理对于此次回扣事件，宿迁市爱尔眼科医院如何回应？记者联系上了江苏宿迁爱尔眼科医院的一位高管，对方表示，自己不是公司发言人，不代表公司意见，仅代表个人观点。该高管认为，其实拿回扣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很多行业都存在这样的情况，而这并没有剥削患者的利益，而是拿出公司的利润来做了回馈。该高管举例称：“比如我俩是朋友，你给我介绍了个工程做，或者给我介绍了个事儿干，我请你吃顿饭，这算不算你也拿了好处呢？其实是一个性质的事情，只不过涉及到一些公职人员，确实有违规现象。”据该高管介绍，针对这件事，当地纪委2019年时已介入调查并做过处理了，如今（艾芬）又开始“翻旧账”。而站在个人角度而言他认为，首先此事当时已经被处理过了，其次，这是一个很多行业都存在的现象。该高管表示，很多医院的眼科只是很小的一个科室，因此存在医生将患者往更专业的医院转诊的现象，有一些患者就被介绍到爱尔眼科医院。其认为，给介绍费其实也是一种“人情”，只不过如今变成了“事故”。该高管还表示，目前医院经营尚未受到影响，而对于在2019年当地纪委处理后，相关人员还有没有继续挣“介绍费”，自己也并不清楚。另外一名曾在爱尔眼科旗下分院任职的高管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在爱尔眼科，回扣可能会换个财务支出名目体现，比如以会诊费、通勤费、电话卡、购物卡等福利形式；如果是转账，一般根据转介人提供的账户支付，转介人需要隐匿身份信息的，也可以提供其亲友的账户隐蔽交易。据这位高管介绍，爱尔眼科的回扣现象在每年高考季尤其常见。爱尔眼科的分院会提前向招生办相关岗位人员索取潜在屈光手术患者信息，并支付所谓的“信息费”。不过，对于这一情况，记者尚未从其他渠道予以佐证。值得一提的是，1月9日晚，微信公众号“宿迁爱尔眼科医院”发布《声明》称：“针对近日网传涉及我院不规范经营行为的信息，我院高度重视，经初步核实，现声明如下：目前网传的信息，我院于2019年已按照董事会相关要求进行了整改，严肃处理了违规员工，并撤换了管理团队。现任领导班子以此为鉴，进一步加强医院管理、坚持规范运营。同时强化对员工的日常教育，提升服务水平。努力以先进的技术、优良的服务赢得患者满意、社会认可。”衡水爱尔眼科曾因回扣被罚19万此次涉事的江苏省宿迁市爱尔眼科医院和宿迁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与爱尔眼科有何关系？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宿迁科以康爱尔五官医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2021年11月更名为宿迁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铭，注册资本1850万元。启信宝资料显示，除了宿迁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周铭还曾经任职十堰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大同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阜阳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而上述三家公司目前均是爱尔眼科控股子公司。股东方面，宿迁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共有4名股东，分别为宿迁视线医疗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爱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爱信）、南京视线医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视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宿迁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股东 图片来源：启信宝截图上述股东与爱尔眼科存在多方面的股权交叉或者合作，最新一笔交易是爱尔眼科2021年年末宣布将收购天津爱信所持有的6家医院股权，合计交易价格约2.99亿元。此外，作为宿迁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4名股东之一，上海视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无锡视线医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0%股权，而爱尔眼科和后者分别持有无锡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63.8571%和30%的股权。作为宿迁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4名股东之一，南京视线医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时持股宿迁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和无锡视线医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而后者与爱尔眼科是共同持股无锡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的合伙伙伴。图片来源：启信宝截图值得注意的是，爱尔眼科并非首次涉及回扣问题。2020年6月17日，衡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衡市监行罚决【2019】综执092号”处罚文件，对衡水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处以19万元的罚款，处罚事由是该单位通过医生介绍患者，按手术费用一定比例转账给推荐医生。启信宝资料显示，衡水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31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大股东为湖南亮视长银医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亮视），持有该公司70%的股份。据爱尔眼科2017年12月26日晚间发布的公告，湖南亮视由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拉萨亮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1900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设立。当时的爱尔眼科公告中表示，公司投资设立湖南亮视，目的是在公司行业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专业投资团队和融资渠道，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手段放大投资能力，加快眼科医院、眼视光门诊部、眼科上游企业以及眼科相关产业的扩张步伐，为公司未来发展储备更多眼科领域的并购标的。医疗反腐政策不断加强医院靠回扣营销真的是正常的“人情”吗？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出台政策加码医疗反腐，而2021年披露的医疗领域腐败案件仍然层出不穷。2021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等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查处行贿行为的五个重点，其中包括医疗领域行贿问题。《意见》强调，要健全完善惩治行贿行为的制度规范，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规范化法治化。2021年11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的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合法按劳取酬，不接受商业提成，严禁向患者推销商品或服务并从中谋取私利。不过，多家上市公司仍被曝出涉及“医疗腐败”。2021年4月，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发布的《关于我省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等级评价结果的通报（2021年第一期）》显示，誉衡药业（002437，SZ）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的鹿瓜多肽注射液在浙江省存在商业贿赂行为，依照规定将该公司在浙江省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等级评为“严重”，并按规定暂停该企业鹿瓜多肽注射液的在线交易。2021年9月，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报，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的四个药品在河南省存在商业贿赂行为，依据有关文件规定，宜昌人福在河南省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失信等级评定为“严重”。宜昌人福是人福医药（600079，SH）子公司，后者持股比例为80%。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对于失信等级评定为“严重”的医药企业，除提醒告诫、提示风险外，会限制或中止该企业涉案药品或医用耗材挂网、投标或配送资格，限制或中止期限根据医药企业信用修复行为和结果及时调整。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贺滨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医疗领域的腐败包括且不限于药品和器械的回扣，腐败来源于处方权垄断和市场准入管制导致的行政垄断。他还表示，未来医疗领域的反腐动作不会停止。《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也试图采访爱尔眼科董秘吴士君，并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多个渠道发送了采访请求，但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7日，证监会一口气发布了20多条规则，涉及上市公司现场检查、独立董事规则、转板制度、停复牌制度等，上述规则是结合监管实践需要，证监会组织开展监管法规体系整合工作，推进完善基础性制度，形成体例科学、层次分明、规范合理且协调一致的监管法规体系的举措。来看这些规则中的六大要点：一是，《关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转板的指导意见》将“全国股转公司”“精选层公司”分别修改为“北交所”“北交所上市公司”，将“转板上市”修改为“转板”。明确上市时间计算。北交所上市公司申请转板，应当已在北交所上市满一年，其在原精选层挂牌时间和北交所上市时间可合并计算。明确北交所上市公司转板后的股份限售期，原则上可以扣除在原精选层和北交所已经限售的时间。二是，《独立董事规则》修改规则之间不一致的内容。《独立董事指导意见》中上市公司应当赋予独立董事的特别职权中，未明确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等事项是否必须经过独立董事同意后方可提交董事会，与《股东权益保护规定》中“重大关联交易、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应由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方可提交董事会讨论”的规定不一致，针对前述不同内容，《独立董事规则》选用较晚发布的《股东权益保护规定》的相关规定。证监会表示，已组织专门力量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系统性研究，后续全面修订时将对相关意见充分考虑。三是，《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明确上市公司不得滥用停牌或复牌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此外，结合交易所监管实践，为避免造成市场扰动，删除上市公司停复牌申请被交易所拒绝时的披露要求。上市公司如发生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仍需按照分阶段披露原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四是，《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整合了《境内分拆规定》和《境外分拆通知》，条文形式有所调整，针对市场反映的问题，明确“拟分拆所属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使用募集资金”的方式及起算期间，“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其净资产百分之十”的计算标准，董事、高管持有拟分拆子公司股份不超过一定数量的认定依据等。此外，为促进上市公司聚焦原有主业发展，《分拆规则》进一步明确子公司主要业务或资产若属于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主要业务或资产的，不得分拆该子公司上市。五是，《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将上市公司董监高纳入承诺主体适用范围。为强化对重大资产重组和破产重整事项中承诺的监管，将上市公司资产交易对方、破产重整投资人也纳入承诺主体适用范围。同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承诺人作出的承诺内容不规范以及后续难以履行等突出问题，作出专门制度安排：一是承诺人作出的承诺应当明确、具体、可执行，及时、公平地进行披露，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二是承诺人经营财务状况恶化、担保人或者担保物发生变化导致或者可能导致其无法履行承诺时，应当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同时提供新的履行担保，并由上市公司予以披露;三是承诺履行条件已经达到时，承诺人应当及时通知上市公司，并履行承诺和信息披露义务。另外，还增加对承诺人履行承诺的督促义务，明确法定承诺不得变更或豁免，增加非交易过户的承诺承继要求。六是，《上市公司现场检查规则》根据监管实践，将现场检查的定义进行完善，明确现场检查是指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行为、以及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合规性等情况进行实地验证核实的监管执法行为。同时，精简现场检查方式种类。考虑到实践中，列席会议和现场走访工作程序较为简单，工作要求也未进行规范，而全面检查和专项检查有成体系的规范性程序要求，因此，列席会议和现场走访与全面检查和专项检查不宜并列在一起。同时，回访检查可理解为对前期检查的延伸，也不再单独作为现场检查的一种方式。据此，本次修改仅将全面检查和专项检查作为现场检查的方式，列席会议、现场走访、回访检查可作为日常监管手段，不再作为现场检查的方式。另外，还明确交易所现场检查制度。《上市公司现场检查规则》明确，交易所在上市协议明确交易所现场检查为自律监管的手段和方式。并取消了向检查对象通报情况的要求，改为在形成报告前与企业充分沟通等。...

在刚刚结束的2021年，时而火热，时而降温的SaaS行业又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新现象。除了更加明显的马太效应外，今年市场的一个新变量是字节跳动作为公有云市场的新入局者，开始搭建自己的生态，也就是所谓的“万有计划”。当然，在此之前阿里、腾讯和华为等公有云厂商也都发布了不同的SaaS生态战略，这些也成为了不少SaaS初创企业的新选择。一些曾被找到过的SaaS公司告诉我们，他们的销售话术一般都非常夸张。最常见的承诺就是，“我们希望贵公司早期加入，这样你就可以拿到可观导流和分成，同时通过平台的资源加持，帮你去找需求，拉订单。”也有公有云厂商会甚至还会说，“我们会利用全国各地的渠道可以帮你们去卖产品，但双方事先需要敲定一个基础价格，具体到销售过程中，即使卖的更低，也会优先保证你的收益。”其实，从市场分工来看，一方面，这些大厂对外坚称不会碰SaaS应用，它们需要创业公司来丰富自己的应用和能力，另一方面，创业企业在早期常常会遇到获客难，成本高，品牌知名度低等烦恼，加入大厂生态，是它们肉眼可见的一个捷径。生态也是中国SaaS环境的独特之处，毕竟SaaS行业延续了互联网厂商的打法，而在中国市场，最具特色的互联网产物就是生态。在外界看来，公有云大厂与创业企业共建SaaS生态是各取所需，一拍即合的双赢买卖。然而，在我们与创业者交谈后，发现真相并非如此。谁在真正获益？转眼间，新冠疫情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不可否认，在疫情催化下，企业和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这之中最受益的是SaaS行业，再往下细分，以钉钉、企业微信和飞书为主的协同办公软件则是被企业和大众最先接受的，如今也最为普及。最新数据显示，钉钉用户数已突破5亿，包括企业、学校在内的各类组织数超过1900万。同样，企业微信也在奋起直追，微信公开课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每1个小时，有115万名员工在使用企业微信，服务微信上面的用户，产生了1.4亿次的服务过程。飞书方面，虽然失去了先机，但也收获了450万的用户体量。如此一来，这三家企业似乎覆盖了国内协同办公市场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也正是因此，他们也掌握了企业的流量入口。作为被互联网市场教育的一代，我们很容易用惯性去思考问题，比如用在C端的流量为王的打法去撬动B端市场。此外，摆在SaaS厂商面前的拓客方式非常有限，一堆销售，二堆投放，三就是加入大的平台。而很多SaaS创业者天然对这些大厂有敬畏之心，相信大厂未来会在云上发力，可能带来一些客户流量。再加上一些比较“诱人”的巨额补贴、资源倾斜和项目分成，所以对SaaS厂商来讲，加入大厂生态，有时甚至是一种荣幸或者“恩惠”。“有很多人控制不了这个可能性，觉得还是有很大机会，可这个事情不是个确定性战略，极有可能加入了好几年，啥都没有。”一位不愿具名的创业者谈到。的确，有创业者告诉我们，在加入大厂初期，给公司带来的加持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在品牌知名度方面。但具体到关键的拓客指标上，推进的难度非常大。甚至有知情人士坦言：“90%以上的SaaS厂商在这些云平台上面根本没有赚到钱，除非是一些重点扶持的SaaS厂商，比如直接整合到工作流里的产品，因为要强控，资源可能会倾斜一下。”除此之外，也有SaaS厂商认为这些大厂是想拉拢这些SaaS厂商成为其客户。毫不夸张地讲，“SaaS厂商对于公有云企业来说，是属于大客户的，因为加入它的生态就意味着要买它的各种公有云服务，总的来说，就是这些SaaS厂商对大厂的营收贡献是实实在在的，稳定的，而大厂带给SaaS企业的没有那么明显。”一位SaaS行业创业者无奈地谈到。据知情人士预估，SaaS厂商给公有云厂商带来的营收占到总营收3%-5%。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SaaS厂商客户的增多，他们对云厂商的营收贡献也是增多的，且很少出现SaaS厂商需求量下降的情况。另外，在被问及为何不及时退出生态时，有创业者谈到，没有谁愿意主动去切换公司的底层资源，而且总是要用云资源的，大厂们做的都大差不差，所以基本上就会这样持续下去。不过，这种态度和想法，对于新入局的火山引擎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还有创业者透露称，火山引擎的力度应该没有阿里和腾讯大，毕竟市场占有率都差得远。综合来看，公有云厂商虽然在SaaS生态上有所布局，但是对于双方来讲，尤其对创业公司来讲，短期内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呢？或许那些选择观望的局外者看得更清楚。那些明智的迟疑者除了找到一些加入大厂的SaaS厂商外，在我们的访谈中，也碰到了还在观望，甚至明确拒绝加入的SaaS厂商，而他们的理由也各有不同，把这些理由拼凑在一起，也就解释了为何大厂生态没有成为SaaS厂商的“灵丹妙药”。一家做招聘工具的创始人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加入大厂生态，但一直在积极地看，寻找合适的合作机会。”在他看来，作为垂直SaaS工具，单独生存虽然可以，但最好还是能够融在大生态里。而谈及早期未加入大厂生态原因，他进一步谈到：“早年我们也尝试去看钉钉和企业微信，但是碍于当时环境比较封闭，基本上只能是二选一，而如今大环境发生了改变，互联互通成为主流，所以现在也会想去看看新机会。”除了大厂自身的要求外，该创业者也比较理性，从自身来讲，他认为首先要把产品做好，不然就算带来了引流，也会砸掉自己的口碑。另一方面，跟大厂合作，有很多额外的东西要做，性价比并不高。与这家公司的观望态度不同，另外两家SaaS企业，态度则比较明显。因为他们发现，历史上，这种方式在软件行业一般没有太明显的效果。其中一位创始人直言：“他们对于我们获客和产品都没有价值！路径离得比较远。”“因为我们面向大客户销售，自己能够触达，通过大厂反而拉长了路径，同时，我们的产品并不标准，是需要服务的，这样看来，那些生态计划更适合做中小B或者偏工具类的。”他进一步解释道。同样，另一位SaaS厂商创始人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大厂生态非常适合于这种单场景的SaaS，比如发个工资单，但更复杂的软件部署就有些困难，且不可能直接免费开通使用。从目标客群来看，面向中大型客群的SaaS厂商，在获客上与大厂用户对不上，所以也没有什么助力。他也谈到，由于产品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卖解决方案，如果依靠不懂产品的大厂销售并不能成功，就算成功，也能预见在交付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造成时间浪费，得不偿失。还有一些SaaS创业者表达了对大厂的其他担忧和吐槽，比如大厂的做to B业务的人，根本对To B业务和商业都不够了解，他们有很多KPI都没想清楚。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对于面向大客户群体的SaaS厂商来讲，和BATH走得近，很多时候会成为一个减分项，因为这会损害这家SaaS厂商的独立性，也削弱了中大型客户单独成为一个平台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次遇到了几家没有加入大厂SaaS生态的厂商，但不可否认，从宏观来看，还是有很多SaaS厂商前仆后继地选择了加入。除了上述已知的原因，我们也跟一些投资人进行了交流。在被问及，投资时会不会把加入大厂生态纳入一个关注点时，绝大部分投资人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其中，“官办中介”属于本轮房地产调控的新事物之一。自2021年8月18日上线房东“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后，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迅速走红。两个工作日后，该平台新增约279套房源，为过去五年房源的总和；半个月内，该平台房源激增十余倍。“官办中介”热度蒸蒸日上的同时，多地“零中介费”和“去中介化”之声不绝于耳。据观察者网不完全统计，2020年已有杭州、宁波、上海、徐州、深圳、九江等多个城市上线“房东直售”系统。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官办中介”是中介行业有史以来的巨大变革，有望打破中介行业长期存在的垄断房源、两头通吃、乱收费、炒作房价等顽疾，给行业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完善二手房交易渠道继杭州首发“官办中介”后，各城市迅速跟进。10月9日，宁波二手房“个人房源自主挂牌”正式上线。该系统以“浙里办”APP为载体，屋主可扫描“房源挂牌码上办”专用二维码，进入房源发布系统，完成出售房源个人自主挂牌、出租房源个人自主挂牌、出售房源委托中介挂牌、出租房源委托中介挂牌等手续。10月26日，为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开通二手房自助交易“网上签订合同”（简称“手拉手交易网签”）的服务，并表示买卖双方可在此实现自主交易，无需通过中介人员。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早有“手拉手交易”服务，此次调整只是将申请地点从房地产交易中心窗口换到了线上。而由于房屋交易属于大宗交易，过往“手拉手交易”群体多集中于亲朋好友之中。正因如此，业内一开始对“房东直售”模式并不看好。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房东直售虽能获取利益最大化，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交易痛点，例如房屋贷款、抵押信息、租赁状态、资金安全、签约过户、贷款交付等。针对这些交易痛点，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对相关政策打了补丁。当年10月，该平台引入公证机构介入二手房自主交易，一方面起到“信用中介”的职能，确保双方资金安全；另一方面可同步完成银行资源接入，为购房者提供按揭贷款服务。对政府平台而言，运营维护则是另外一个难题。以江西九江上线的房地一体化二级市场网上交易系统举例，该系统本是为了规范不动产二级市场，确保二手房交易房源信息真实，保障交易安全，但由于审核不及时，该系统半个月内仅发布15条卖房信息和15条求购信息。“中介行业属于服务业，平台运行中需要大量的人力。”上海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卢文曦表示，目前上线“房东直售”系统的城市，大多有过相关方面的经验，其他城市选择跟进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匹配相应的基础服务，如果服务没有跟上，效果自然会低于市场预期。和杭州、上海等城市不一样，深圳于11月19日上线的新版二手房交易网签系统中，除了增加业主“房东直售”模式之外，还在国内首次引用了“单边代理”模式，即买卖双方通过独立委托，与受托中介机构形成单边委托关系，中介方“各为其主”，只向自己的委托人负责。具体来看，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包括买房、卖房、自助卖房三个功能，分别为“我要找中介买房”、“我要找中介卖房”、“我要自助卖房”。其中，买方可通过在“我要找中介买房”，填写购房需求、选择相关中介人员并发起委托。与此同时，卖方可在“我要找中介卖房”中填写房屋产权校验、房屋状况说明书，选择中介来完成交易。“按照规则，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上，中介只能代理一方。就像打官司，两边都找律师代理一样。”同策研究院研究总监宋红卫表示，双方代理都有各自的立场，自然会给客户争取到最大的利益，自此中介成为维护代理人利益的存在，不再通过榨取买卖双方获利。中介行业或将变革如果说，“官办中介”让购房者看到了“零中介费”和“去中介化”的希望，那么，四个月后完成自主交易的首例房东直售二手房则给大家打了剂“强心针”。据上海证券报报道，11月6日，首例自主交易的买卖双方来到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线下咨询自主交易相关流程，3天后，杭州市国立公证处联系合作的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提前介入买家的贷款预审，确认了首付比例和贷款额度。随后，双方签订《购房意向合同》。11月24日，买卖双方在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完成正式网签和提存公证申请；11月29日，买方贷款正式审批通过；12月1日，买卖双方在杭州市国立公证处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完成产权过户和交割手续。资料显示，该房源总价为208万元，按2%的中介费用计算，双方总计需支付4.16万元的中介费。但实际上，在买卖双方的整个交易过程中，购房者仅支付一笔提存公证费，收费标准为交易价格的千分之一，即2080元。换句话说，通过自主交易，购房者省下了近4万元。众所周知，高昂的中介费用是“房东直售”爆火的原因之一。由于平台垄断房源，中介仅需向购房者提供房源信息、带领看房、统一交易合同，即可在促成交易后按房价成交比例收取中介费用，一般为房屋总价的2%。以上海300万总价的主力二手房计算，购房者需支出中介费用6万元，中介个人最后到手一半。也就是说，只要开一单，中介就能挣3万。“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只是中介卖掉一套房屋的到手收入，卖得越多、收入越多。”业内人士坦言，中介不仅仅赚二手房的钱，还有分销、租金等等，在行业中，中介一夜暴富的故事并不少见。正因如此，二手房中介往往是门槛低、收入高的代名词。在大多数购房者看来，中介费只应该按服务内容为准，而不应该与房价挂钩，因为高昂的中介费正在成为购房者安家的阻碍之一。“不过，房东直售渠道的初衷并非取代中介，而是在完善二手房交易渠道、确保信息公开透明的基础上用好中介。”宋红卫直言，目前二手房交易繁琐、成交周期较长，中间还涉及很多专业环节，中介依旧有存在的必要。在宋红卫看来，自主挂牌成交效率低下，时间成本及机会成本会大大提高，即使陆续有城市跟进，但在规模上也不会成为主导力量。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表示，多城上线“房东”直售平台，正是为了推进二手房信息的透明化。虽然目前对中介行业的冲击相对较小，但从长期来看，整个中介行业提升效率的诉求较高，未来中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自身专业能力、专业服务等方面。...

1月7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在官网发布通知称，2022年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于1月6日上午召开。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杨烁指出，在网络治理方面，北京局坚持管服并重，切实优化平台管理：一是打造网络治理“新亮点”。旗帜鲜明坚持党管网络，指导重点平台建立内容管理新机制，开展建党百年网络安全大检查，扎实推进平台经济反垄断。编制《北京网络视听平台企业合规手册》，为平台发展提供清晰指引。二是跑出精品创作“加速度”。实施1260网络文艺精品创作工程，加大精品培育孵化。持续开展“网视大讲堂”专题培训，为重点平台送课上门，扶持奖励网络视听节目57部。北京主抓的网络电影《浴血无名川》、网络剧《约定》《那一天》、网络纪录片《劳生不悔》等获得广泛好评。全年101部作品入围总局中国梦、精品工程、季度推优等各类评选活动，蝉联全国第一。三是打好文娱综治“组合拳”。果断处置爱奇艺《青春有你3》舆情事件，及时发布措施加强网络综艺节目管理。深入开展专项调研，全面叫停偶像养成类网综、“耽改”题材网络影视剧，认真开展网络影视剧、短视频、直播领域专项清查，着力营造清朗健康的首都网络文化空间。...

　　基金“海王”再现江湖。　　近期，有一位来自福建泉州的年轻基民买了多达1314只基金，迅速走红网络。以一己之力买入全市场七分之一的基金产品，这位“海王”却只花了1万块。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相信大家早已烂熟于心。但花1万块买1千多只基金，显然不太合理。基金产品并非持有越多越好，分散配置也需有“度”，过于分散，广撒网式组合投资其实也是不太可取的。　　男子为分散投资买1314只基金　　投资“一生一世”　　近日，泉州一位年轻基民花一万多买了1314只基金，相当于每只基金上仅花了不到十块钱。引起热议。小哥自己说：“10块钱一只，买了好几天，第一次花钱花到手抽筋”。　　小哥表示，投资这么多基金主要是为了分散投资风险，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而买1314这个数字，“并不是为了爱情，想用这个数字来提醒自己长期持有，一生一世”。小哥自己说：“10块钱一只，买了好几天，第一次花钱花到手抽筋”。　　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1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合计达25.32万亿元；公募基金数量合计9152只，首次突破9000只。计算下来，这位泉州小哥一口气就买下了其中的14.35%。　　网友们纷纷调侃：“篮子比鸡蛋多”。“如果只统计购买基金的数量，年轻人个个看起来都是金融巨鳄。”　　有人评价称，“这位年轻基民差不多差不多是手握了整个大盘。”还有人表示，“因为他想一统江湖：如果给全国的基金经理建个群，他就是群主。”　　类似的基金“海王”并非第一次现身。此前某平台发布的年度理财报告显示，平台持仓数量最多的用户拥有2000多只基金。　　去年7月份，有个97年的小伙子靠“买基金的故事”出圈了。去年疫情爆发时，这位基民开始通过基金理财。　　然而第一笔投资就亏了15%，后来为了分散投资风险，这个小伙子抱着“不同板块我都买一点”的策略，拿了几千块钱，现在基金10元就可以买入，前前后后买入1000多只基金，被网友戏称是“基金海王”。　　但没多久，“基金海王”就发现大麻烦了，当他有急用要赎回基金时，由于每只基金购买金额不高，卖出需要重复操作1000多次，操作时间太久，导致一天还不能完全赎完，到账时间也分了好几天。　　而在现实中，这种“海王”并不少见。　　同时持有多少只基金最合理？　　5-8只左右可能最踏实　　虽说不能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显然持有基金并不是越多越好，“日理万基”的投资方式，可能是无效的“分散化投资”。那么同时持有多少只基金比较合适呢？　　美国晨星曾做过一个假设性的投资组合：基金个数从1~30不等，同时更换不同的基金品种，然后分别计算每种组合5年的标准差。　　测算结果显示单只基金的波动率最大。这之后每增加一只基金，波动程度就会得到明显改善，虽然回报降低了，但投资者可以不必承担较大的下跌风险。　　但是，当基金数量增加到7只以后，波动程度与数量之间就没有必然联系了。也就是说，7只或以下是较为理想的基金数量。（来源：晨星投资者）　　中欧基金表示，对于货币基金和纯债基金，通常持有2-3只即可。因为货币基金的资产配置情况市场上各家基本差别不大，而纯债基金不像偏股基金那样风格多样，主要是作为组合中的固定收益部分进行配置。　　权益类基金配置方面，中欧基金将其分成核心资产和风格资产。核心资产可以优选2-3只产品进行配置，建议选择长期业绩优秀且持续稳定的基金经理所管理的产品。　　风格资产，包括行业主题基金，以及一些具有明显风格特征的基金（比如高换手率或者有明显持仓偏好），配2-3只即可。由于风格资产波动性相对偏高，在整体基金组合中的配置比例建议不要过高，根据不同风险承受度，适当配置投资资金的10%-30%即可。　　另外一家基金研究机构上海证券也曾就此做过测算。结果发现，当组合基金数量从1只逐步变化至5只时，下行风险指标在各个持有周期均经历了快速下移，当样本基金提升至8 只时，分散下行风险的动力就显得不那么强劲了，再加入基金很可能还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最终给出的结论是：纯风险量化的角度，配置5~8 只基金足够分散下行风险。（注：下行标准差和VAR都是用来衡量基金组合风险的指标）（数据来源：上海证券研报）　　因此，华夏基金建议，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基金最佳持有数量是多少的话，可以参考两家基金研究机构的说法：5~8只左右。但在组合中持有多少基金为最佳并无定律，整个持基组合在投资方向、品种方面的分散化程度，远比基金数目重要。　　90后成基金理财新主力　　这届年轻人理财有多绝？　　伴随着男子为分散投资买1314只基金引发关注，“年轻人买基金的方式有多绝”也冲上微博热搜。事实上，90后已经悄然成为基金理财的一股新势力。　　年轻人都是怎么理财的？在90后和95后中，基金是仅次于定期储蓄的热门理财方式。相比听取某家机构基金经理电话推荐理财产品，年轻人更愿意从专业理财社区或社交平台上搜寻消息，最终由自己作出最佳决策。　　某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新增“基民”中，90后是主力军。其中，18-34岁群体占比达60%。2021年2月24日，某投资平台公布的数据亦显示，购买了3支及以上不同板块基金产品的投资者当中，半数以上是90后。　　基民年轻化的结构变化也为基金交易市场带来一些新特征，其中最明显的是操作趋向超短线化。　　近两年公募基金赚钱效应突出，吸引投资者大举涌入基金市场。但很多刚入门的新基民尚未形成科学的投资理念，把基金当股票一样高抛低吸、快进快出、超短线操作。　　一家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该平台的基金申购金额比去年同比增长超4倍， 新基民同比增长1.2倍。　　投资者结构的变化，也为基金交易市场带来一些新特征，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操作趋向超短线化。深圳一家中小型公募市场部人士此前透露，“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基民持有科技基金的平均期限是41天。由于多数基金对持有不超过7天的申购和赎回操作设置较高手续费，一些基民持有基金超过7天‘惩罚期’后便卖出。事实上，基金短线操作顽疾由来已久，新进入的年轻投资者更是将这种跟风炒基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记者注意到，在一个投资者交流平台上，有基民这样分享自己的投基心得：“我只做7天的短线操作，大手笔买入一只符合当前行情的基金，持有一个星期就能赚5个点以上，赎回后再踩下一波行情。”　　在“炒股不如买基”理念的影响下，投资者对公募基金经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不少顶流火出圈，被高喊YYDS的基民当作明星追捧，基金饭圈化、基金经理爱豆化成为行业新潮流。　　然而，盲目追星并不可取。麦静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兼基金经理麦静表示，“针对购买明星基金产品，我们曾做过一个数据统计。假设我们每年的年初都买上一年业绩排名在前十的基金，我们坚持做十年这样的一个策略，十年下来年化回报9.18%，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忍受的最大下跌幅度是下跌47.23%，这是一个近乎腰斩的下跌，绝大部分的投资人都是很难以承受的。”　　投教工作任重道远　　基金公司在行动　　面对蜂拥而至的年轻基民和快速发展的公募行业，基金公司正加码投教力度，鼓励基民长线持有、合理配置。　　以短线操作行为为例，深圳一位公募品牌人士表示，一方面是由于新基民尚未树立科学正确的基金投资理念，另一方面则是部分电商平台的营销使然。在她看来，一些平台在首页展示过去一个星期、一个月、三个月等较短周期基金净值增长排名，且未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很多投资者便会据此购买基金。　　对此多位基金公司人士表示投教工作任重道远，近期公司相关部门也在有计划地加大基金科学投资观念普及工作的力度。华南一家大型公募品牌部总监表示，虽然“做波段也是一种投资方法，但超短线操作并不适用于基金投资。“　　我们会比较频繁地在财富号、官微等多个平台上均发布了相关投教文章，提醒投资者多看少动，避免频繁操作，做好仓位管理，以及风格的均衡配置。”他坦言，近年来，全行业不断深化投资者教育，不断帮助投资者理性投资。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投教工作一直在路上，但实施难度并不小，需要监管层、第三方平台以及基金公司等各方共同努力。公募基金管理人将扎实推进投资者教育，不断夯实投资者保护的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