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再次上演“子公司失控”剧情！日前，生化诊断龙头科华生物“暴雷”称，其对子公司失去控制。随后该公司股价应声大跌，近十天跌幅逾20%。科华生物出现子公司失控并非孤例，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1年12月份至今，有5家上市公司宣布对子公司失控。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因上市公司总体量增加，失控子公司的数量随之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前几年并购重组的激增，在业绩对赌期之后，业绩承诺等“后遗症”显现，引起了部分子公司的失控。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郭耀森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子公司失去控制后，上市公司一般会将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进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续可能引发与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的诉讼仲裁等。问题严重者可能会受到相应处罚。”多家上市公司称“子公司失控”科华生物子公司失控在A股市场并不罕见。从历史案例来看，“拒绝提供财务报表、拒绝会计师进场审计”是上市公司子公司失控的一个主要特征。长江健康曾发布公告称，由于子公司华信制药总经理马俊华明确拒绝配合审计工作、拒绝执行审计程序，公司无法掌握华信制药的实际运营情况等信息，在事实上已对华信制药失去控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会计规则和法律法规对于如何界定“失控”其实并没有明确规定，“失控”是一个高度实务性问题。郭耀森表示，“一般来说，若母公司无法实施对子公司的有效管理控制活动，包括拒不执行母公司决议、拒绝提供子公司印鉴、不配合进行开展审计等，就可判定为‘失控’。”也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2020年修订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实践中可以参照‘控制’的认定标准，综合个案情形，判断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是否已经丧失。”并购“后遗症”显现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上市公司子公司失控，其实多是前期并购留下的“后遗症”。以科华生物为例，公司子公司的失控源于收购的子公司业绩大增，母公司拒绝支付高昂的剩余投资价款而引发。据了解，科华生物对天隆公司股权收购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以5.54亿元对价获得天隆公司62%股权后，第二阶段双方约定在2021年对剩余38%股份进行处理，价格按照12亿元或标的2020年度扣非后净利润30倍进行收购；也可按照9亿元或标的2020年度扣非后净利润25倍进行收购，最终完成对天隆公司100%股权的整体收购。但是，天隆公司主营产品是防疫物资，2020年业绩爆发式增长，导致剩余38%股权的价款超百亿元。也有因业绩没达标，原股东动用各种手段拒不配合审计工作，导致子公司失控。据了解，此前某上市公司以3.9亿元现金收购了另一家公司55%的股权，但收购后即遭业绩变脸，2017年、2018年被收购方均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业绩对赌协议，原股东应合计向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补偿逾2亿元。但最终，因被收购方（即子公司）拒绝配合上市公司审计工作，处于“失控”状态。有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失控子公司大多都是因并购而生。上市公司常见做法是‘高溢价并购+业绩对赌’，以高溢价达成交易，以业绩对赌锁定风险并拴住并购对象的核心团队。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上市公司必须也必然只能完全放权给并购对象的核心团队，这为子公司失控埋下了伏笔。”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因为在并购的过程中，上市公司无法对子公司的管理团队进行全面大换血，很多业务都依赖原有的管理团队，在出现业绩对赌等问题纠纷的时候，就会出现子公司不配合审计调查，不配合公司管理战略的执行等常见情况。”年报披露季的一大“雷区”上市公司因“子公司失控”苦不堪言。如科华生物称，如果失去对天隆公司的控制合并，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业绩带来重大影响；另外一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表示，已对全资子公司失去控制，预计将减少上市公司2021年度净利润约17.67亿元。又如，长江健康因对子公司失去控制，决定自2020年1月起，不再将华信制药纳入合并报表范围，长江健康将华信制药出表，并计提商誉减值6.64亿元。“子公司失控”是年报披露季的一大“雷区”。子公司失去控制后，上市公司因此而卷入业绩变脸、遭遇监管关注、甚至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等尴尬境遇的不在少数。“子公司失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具体要看其在上市公司业务或资产版图中的重要性，若是核心业务，影响较为严重；若只是边缘业务的话，影响可能不太大。”况玉清表示，整体上看，无论是不是核心业务，若子公司不配合审计导致审计缺失，上市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将不完整。郭耀森认为，上市公司要避免子公司失控的隐患，核心还是要从财务、印鉴、资金管理和生产经营决策方面加强对子公司的控制，比如在资金管理方面，子公司需制定大额资金使用、融资及担保事项的审批制度和报告制度，由上市公司委派管理人员或上市公司控制的董事会履行决策程序。“建议上市公司在并购或设立子公司的时候做好顶层规划，并通过法律文件落实股东和经营者的责任。”锦华基金总经理秦若涵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需要在并购前做好事前调研，提前“避雷”。...

1月初，武汉知名抗疫医生、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以“爱尔眼科，行贿中国”为标签，连发四条微博，指控江苏宿迁爱尔眼科医院（下简称“宿迁爱尔”）总额超过78万元的手术回扣明细。艾芬与爱尔眼科持续一年的纠纷，再次被拉回公众视野。披露的四份名单显示，宿迁爱尔三年间曾向本地多家县市医院、诊所的医生及公职人员发放“转介费”，以导流500余位患者到医院做眼科相关手术。其中，手术费用为1000元至13000元不等，转介人从每笔手术费中可以提成6%-15%。自艾芬维权以来，爱尔眼科的股价几近腰斩，市值蒸发近1900亿元。此次回扣风波，则再一次将爱尔眼科推至舆论焦点。1月9日晚间，宿迁爱尔在其公众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网传信息，医院已于2019年已按照董事会相关要求进行了整改，严肃处理了违规员工，并撤换了管理团队。事件的核心，即转诊费是否合理，也颇受争议。多位受访者表示，转诊在业内很普遍，关键是是否涉及利益问题。一位曾在民营医院工作多年的主任告诉八点健闻，“如果没有这些手段，很多中小型民营机构根本就没法活。”也有业内人士表示，民营医院靠支付转诊费来获客的手段很不妥，是在“吸公立医院的血”。不管是肿瘤、康复等需要漫长恢复周期的疾病，还是眼科、口腔、妇幼等消费医疗，公立医院永远只能解决一部分患者、某一阶段的诊疗需求，大量外溢患者和后续诊疗服务都需要民营机构来承接和补充，双方本就有需求匹配。从这个意义上，医院间的转诊是医疗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但因“营销困境”而衍生出的转诊费，成为不少民营医院的“寄生手段”。此举是否符合情理？公立、民营医院之间健康的转诊体系应该是怎样的？“院对院”的阳光转介路，被封堵了事实上，民营和公立之间的患者转介，曾经历过一段合规合理、政府支持的时光。2009年新医改启动后，政府层面就鼓励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一同探索PPP模式，也就是“公私合作伙伴模式”。这种风向和呼声，甚至到2014年之后，愈加明确。当时普遍认为，公私双方合作提供服务，不仅能缓解医疗资源不足，也能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在那段时间里，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患者转介，不仅转介的信息公开透明，双方合作规范，而且患者的接受程度和信赖度也很高。一时间，不少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都签订了PPP合作协议。一个被视为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之间合规导流、转介样本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与北京三环肿瘤医院的PPP合作。彼时，作为全国肿瘤医院排名第一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号难求、一床难求，好多从全国各地来的肿瘤患者身患癌症，但想要手术和住院，经常要排到几个月，甚至大半年之后。为了缓解床位周转的压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下称“东肿”），向相距2公里的北京三环肿瘤医院（下称“三环肿瘤”）购买服务、租用床位，派医生去出诊、做手术、进行技术支持和带教。“一些在东肿做完手术的患者，就转到三环肿瘤去住院康复，东肿的医生远程指导用药。这样也能尽快把东肿的床位让给需要做手术的患者。”一位民营医院行业研究者告诉八点健闻，双方就租用床位、提供技术培训等，在协议中明确细则。类似的PPP合作方式，在多个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之间都曾成功推行过。但好景不长，在多个国家的医院都成熟应用的PPP模式，在国内推行了不长时间，就遇到了中国式难题。浙江某三甲医院前员工吴琦（化名）曾亲历过一场PPP合作模式的失败。大约4年前，一家民营医院挂牌成为吴琦所在医院的国际院区，双方打得火热。公立医院支援名医，入驻开设门诊。吴琦和同事们也被派到国际院区工作，每2~3个月轮岗一次。最开始，本院医生们的劲头很大，都喜欢往国际院区跑。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收入显著增加，医生们拿到手的都是现金。蜜月期一晃即逝，矛盾逐渐显露。最初名正言顺为国际院区导流患者，却使得本院病源减少，双方的关系逐渐僵化。加上国际院区以“转账加报税”的方式给医生结工资，跑分院的医生们变得兴致寥寥。一年后，在这场微妙的关系中，随着公立医院开始撤出，国际院区则走向衰落。吴琦记得，科室接连撤走后，国际院区患者数量明显减少，病种也变得普通而单一。一些之前从本院引进的复杂诊疗技术，不仅失去了熟练医生的指导，也不再有适合的患者可以施展了。病源没了，民营医院曾尝试自救，开展简单诊治、扩大体检项目，却依然无济于事。直到2020年底，两家医院完全脱钩，国际园区日渐式微。上述研究者称，还有一些民营医院，把患者引流过去后，不提供好的服务，收到患者投诉；还有因为管理不规范，一些民营医院的医生为了个人利益乱开药、乱诊疗的事件频发，患者也会迁怒于合作的公立医院。在地域性极强的医疗领域中，中国病人认医院招牌，更认医生。实际承担诊疗的民营所发生的医患纠纷，砸的却是公立医院的招牌。乱象发生后，针对医疗PPP合作模式的质疑声越来越多。利益输送、资源流失、扰乱医疗市场——各种批评此起彼伏。此后，虽然国家层面并未叫停，但多个省份叫停了辖区内的公私合作的医疗PPP合作模式。即使在没被叫停的省份，当下，PPP模式也“不吃香”了。“鱼龙混杂的民营医院伤了大家的心。”一位民营医院院长告诉八点健闻，自己今年就遭到了公立医院的拒绝，对方认为这种模式不太可行，不太敢做，有被指责的担心。如此看来，曾被视为携手公立民营的改革探索，经过一番失败的“社会实验”，这条本来合规合理的“阳光转介之路”，至此被堵上了。隐秘的灰色转诊路“公对公”的合理“阳光转介之路”被堵上后，私对公的转诊之路开始大行其道。但值得品味的是，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常务副会长赵淳告诉八点健闻，全国现有24000家民营医院，经营良好规范、体量较大的民营医院只占少数，70%~80%的中小型民营医院，更迫切地面临着生存压力和获客需求。在现实压力下，与公立医院合作的阳光获客渠道消失后，“灰色”的获客渠道就在阳光背面滋生了。“灰色”的获客渠道里，其中最快的一条就是：挖一名公立医院的知名专家，或者“贿赂”一名公立医院医生。“搞定一名医生，带来一群患者”，成了急功近利的民营医院最简便、最快捷的做法。而当下，医生被允许在多个医院里进行多点执业，这意味着医生和民营医院的合作关系更灵活，同时，这种点对点的“合作”也更私人和隐秘。在病人面前，医生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尤其是公立医院的首诊医生，外科手术医生，很多时候，公立医院的医生只要顺口提上一嘴，就会有病人四处打听、愿意付费买单，当中不可避免会有利益输送。吴琦告诉八点健闻，向民营医院转介患者的情况，在手术科室经常发生：“成名外科医生的主要收入手段，就是传统的‘飞刀’。患者从首诊到开刀过程漫长，确认治疗方案后，医院可能没有床位，主刀医生会告诉病人自己周末在某家医院手术，那边不用排队，就是价格贵一些。”有不少患者会听从医生的建议，转诊至民营医院。参与飞刀的医生能拿到更高的手术费，吴琦了解到一些手术“市场价”可高达一例15000元左右，还是现金。这当中，即使合作并不合规，也一样会难以被知晓，更无法监管。又如此次艾芬爆料的“爱尔眼科行贿”事件当中，宿迁爱尔眼科医院会给“转介人”，转手术费的6%-15%作为“转介费”。这些转介人大部分是公立医院的医生和员工。两年来，疫情对公立医院运营的冲击，加之医保限价、带量采购等政策影响，药品、耗材水分被挤干，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大幅下降。在利益驱动下，医生通过转介病人、多点执业来“弥补损失”的现象，可能会越来越普遍。一位业内资深管理者告诉八点健闻，此前上海收入可观的科室和中高年资医生，近几年都受到大幅影响。例如，假设上海三甲医院手术医生有100万的年收入，其中只有1/3～1/2的收入来自于公立医院完整的薪酬和绩效，剩余部分则来自药企器械公司、科研费、讲课费等。“带量采购后，药械价格的下降除了让医院治疗收入减少带来的可供科室分配的绩效减少，同时之前企业支付的部分也大幅减少。虽然国家对于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了多轮调整，但手术费、治疗费的调整部分远不能弥补药械降价对医院、医生收入减少的影响。”上述业内资深管理者说。什么是健康的转诊制度？艾芬举报爱尔眼科行贿医生的事件，行业内讨论声不断：一些人认为这是民营发展的必然阶段，甚至“大部分民营医院离开这种手段将无法生存”。也有人表示，国外全科医生转介病人给专科医院是不允许有返利回扣的，遵循法律才能形成良性竞争。无论是行业讨论，还是来自受访者的观察，都能接受“转介”本身，但不能接受的是，医生把患者当做商品一样，转介到民营医院，以获取回报。而在这件事背后，剥丝抽茧，我们更希望厘清成因。比如，如果一位公立医院的医生，把患者从公立医院转介到民营医院，这种行为究竟有没有错，是否被允许？实际上，大三甲医院医生在民营医院多点执业，并不少见。一位研究民营医院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她在就医的过程中，就曾遇到过公立医院的医生，推荐自己去民营医院去就诊的情况。因为在大城市的顶尖三甲医院想要排一场手术需要等待很久，医生在看诊后，在患者要求或情况紧急时，如果医生个人有多点执业，就会告诉患者：“如果想尽快手术，可以去另一家我坐诊的民营医院找我。”“甚至医生详细介绍，那家民营医院有医保的，或没有医保，去不去自己选择。”上述专家说，医生在民营医院里按照那一家医院的标准收费，获取相应的佣金，没有灰色的回扣。医生的目的是为了患者方便，给就诊多一个选择。“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在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常务副会长赵淳看来，在我国“公立医疗为主，民营医疗为辅”的医疗体系下，公立医院拥有绝对裁量权和话语权。如果转诊是必不可少的，医院及其医生选择转诊的医院时，到底该选择谁？秉承什么标准？至今尚无规则可循。对于极度依赖于公立医院转诊的民营医院而言，获得客源也只是第一步。在温州康宁医院集团董事长管伟立看来，经营一家民营医院， 短视的获客手段，无论是广告还是营销，提高了知名度并不等于提高了品牌，品牌和美誉度才能真正吸引到客源。管伟立把一个以精神病专科为主的医院品牌，经营了26年，并把其发展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精神病）单位。方法也很“笨”：耐住寂寞，自己培养人才，通过时间推演，提高技术和服务，让社会接受品牌。深圳华侨医院董事长廖志仁如今时常陷入深思，“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之间的转介，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位民营院长的问题，激起了更深的追问：从何时起，公私之间的信任度几乎降到了最低，民营医院成了公立医院院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暗雷？如果转诊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的重要手段，那么一个健康的转诊体系又该是什么样的？...

被称为城市深夜招魂灯的便利店，也因为加速内卷慌了神。除了满足24小时购物需求的本业，全国各地的便利店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出圈。山西的便利店开始提供收发快递、清洗家电，甚至是“和面”的服务；山东的便利店除了卖菜，还卖起了各种米面制品和葱姜蒜调味料；广东的便利店则直接化身“早茶店”，各种传统广式茶点一应俱全。在本土便利店尝试扩大经营范围提升竞争力的同时，连锁便利店赛道也已经显露出新的行业变革。去年6月中国大陆全家执行长林建宏离职，惊蛰研究所从全家内部人士获悉，全家2021年度或将延续亏损。而门店数已经超越全家的罗森，则在去年下半年宣布取消进场费和开户费，并且在年底以3.1亿元全资收购天虹微喔便利店进军华南。此外，便利蜂正加速布局华北、华东以及华南市场，并以店中店的形式引入饮品站“不眠海Sober Hi”。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还出现了一批临期折扣店，试图以细分需求开拓新的便利店市场。在争夺城市生活空间的战场上，便利店们正迎来新一轮的混战。01 便利店入华30年，依旧发展不均衡1946年，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便利店——“7-Eleven（7-11）”在美国诞生。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引进了这种标准化经营的便利店模式，并开始以一种独特的商业零售业态，从日本传向全世界。1992年，7—Eleven落地深圳开启了便利店在中国市场的序章，至今正好30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便利店门店数量Top10的前三大品牌，门店数量均超过2万家。但让大多数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三大品牌并非一线城市中最常见的罗森、全家和7-ELEVEn，而是“石油系”便利店品牌易捷（27600家）、昆仑好客（20212家），以及本地便利店王者美宜佳（22394家），就连第四名也是来自于广东的天福。同样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开店密度上遥遥领先的也不是北上广等超一线城市。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1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显示，东莞以2073人/店的密度位居全国第一，之后是长沙、太原和中山。即便是一个地铁口附近能找到3家便利店的上海，也只能以3856人/店的密度排名第十。此外，便利店的发展也呈现出南北差异和市场分散的问题。当便利店迅速在南方城市下沉扩张的时候，北方城市的便利店增长却一直较为缓慢，2021年呼和浩特、长春、大连、哈尔滨等北方城市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北京虽然以5.78%的增长率排名第三，但是9199人/店的开店密度也让增长显得极为有限。北京“便利店荒漠”的帽子仍旧没能摘下，这也很难让人相信，便利店已经入华30年的事实。02 资本的“弃儿”在2017年左右，便利店行业曾经也是深受资本瞩目的赛道。据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2019年一季度，就发生了超过70起融资事件，融资总规模达100亿。这期间，today、邻家、见福、131、每一天等本土便利店品牌脱颖而出，便利蜂、好邻居更是持续获得资本加持。资本的涌入彻底引爆了便利店行业的野蛮生长。数据显示，2015-2018年，我国便利店门店数从9.1万家增加至12.2万家，其中2017年中国品牌便利店行业增速同比达23%，市场规模已超1900亿元。彼时资本看好便利店赛道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马云在2016年10月份提出的新零售概念迅速风靡，吸引了一众互联网电商行业巨头参与到线下的布局大战中。另一个原因，则是便利店本身具备的高度标准化和连锁特性，使其拥有快速扩张实现规模化经营的成熟商业体系。不过相较于日系便利店品牌成熟的运营体系，被资本揠苗助长的本土便利店品牌在实际的运营和管理环节仍然存在加大差距。7-ELEVEn经过70余年的发展，沉淀出一本700多页，覆盖几乎所有经营环节的加盟手册，而本土便利店品牌此时，因为供应链能力不足、管理及运营能力薄弱，还处于研究如何降本增效的摸索阶段，迟迟未能进入加盟模式。《2018中国便利店报告》披露，国内近4成企业尚未开放加盟，而日系便利店品牌罗森、全家和7-ELEVEn的加盟店占比分别达到了95%、97%和98%。被资本裹挟的本土便利店，命脉也被牢牢掌握在资本的手里。不少本土便利店品牌被资本驱动快速扩张的同时，仍然没有解决盈利的问题，而当投资方资金断裂，这些便利店品牌就成了资本的“弃儿”。2018年8月，邻家便利店因投资方善林金融资金链完全断裂，一夜关店168家。9月，投资方春晓资本涉非法集资，131便利店创始人失联，后被刑拘。同年11月，北京本地规模最大的全时便利店也被传出正在进行资产盘点并寻求出售，此后3个月时间全时关闭了约90家门店，占全部门店数量的20%。03 便利店新格局，如何抓住年轻人？资本带来的短暂繁荣也并非一点好处没有，至少让便利店行业开始思考如何把生意做得更大。而疫情期间，不少线下门店空出以及租金下降的情况就让罗森等便利店看到了逆势扩张的大好机会。罗森一面关闭经营状况不佳的门店，一面加速扩张。到2020年10月时，罗森在中国的门店已经突破了3000家，超越全家成为三大日系便利店品牌的第一名。罗森财报显示，其在中国的业务于2020年首次实现全年盈利。罗森还借此宣布，计划在2025年前，将在中国市场的门店数增加至目前的3倍，目标开店数量为1万家。从3000家门店到1万家门店的扩张目标，显然无法只靠一线城市的市场来满足，于是便利店们开始了向二三线城市下沉。2021年，罗森开始入驻河北唐山、安徽芜湖以及江苏南通等多个地级市，便利蜂则陆续在广东佛山、江苏徐州、连云港等地开出首店，唐久便利店也进入了郑州市场。整个便利店行业的集体下沉，直接带动了二三线城市的便利店增长，“2021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显示，厦门、济南、西安等城市2021年的增长率均超过了5%。除了规模化扩张，便利店们也试图用精细化运营提高营收能力。从市场的反馈来看，便利店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年轻人为主。因此不少连锁便利店都开始“瑞幸化”，以App或小程序等数字化手段提升用户留存、激活和转化。但是单纯以互联网思维和手段来指导运营，并没有让便利店们获得显著的收获。正如同互联网巨头们曾经尝试用外卖配送、无人货架来挑战传统便利店模式，甚至用前置仓、O2O实现了15分钟配送，来彻底打通“懒人经济”的最后500米一样。便利店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商品本身，而是它已经成为年轻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场景。在居家场景下，年轻消费者或许会通过网购、外卖来满足消费需求。但是在涉及到必须外出的工作和生活场景时，从一日三餐、下午茶到深夜加班后的“回血时刻”，24小时便利店是年轻用户满足消费需求最方便的场景。在SKU的丰富度上，便利店或许不如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在价格上也不如夫妻小卖店，但它在现实生活中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选择。另外，便利店也是现实生活中，不可多得的线下高频消费场景。所以，如何利用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体验，把消费者留下来也成为便利店们争相发力的重要方向。便利店提供的早餐、速食盒饭、鸡肉串、关东煮等即食餐品，就是用方便且不失美味的产品来抢夺用户一日三餐的时间。而几乎已经成为便利店标配的自助咖啡机、饮品吧，则进一步加剧了产品品类和服务体验的竞争。在此基础上，不同地区的便利店还纷纷推出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比如太原的便利店除了24小时购物需求的满足，还可以定制生日蛋糕、买彩票、缴纳燃气费和有线电视费，武汉的部分便利店里还有现场制作的热干面。此外，便利店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的“季节限定”、“限量抢购”，或是与知名IP联名的爆款产品，也在以网红的姿态吸引年轻消费者到店打卡。简单来说，便利店在方便和品质之间，找到了区别于商超和夫妻小卖店的显著优势，并且给了年轻消费者们一个自由且随时可以满足需求，并时常抱有期待的消费空间。而这也为便利店的盈利能力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前阿里巴巴（B2B）CEO卫哲曾经提出过一个便利店单店月销200万的想法：一个拥有2000名会员的便利店，只要每个会员的每月消费达到1000元，就能实现200万的销售额。假使按照一个月30天来计算，只需要单个会员的每天消费超过33.33元即可达成目标，而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拥有足够多的会员，并且引导会员保持长期消费。从目前来看，持续扩大产品和服务范围以及打造网红爆款，已经能够基本解决了会员到店的问题，但是这套做法能否长期有效，并且在营收和成本上实现平衡还未可知。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便利店们加速内卷的同时，一部分年轻消费者还在被其他便利店新业态所吸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主打大牌网红商品和低折扣的临期折扣店，已经成功吸引了一部分年轻人。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临期食品行业市场分析及消费者研究报告》显示，临期食品消费群体中年龄为26-35岁的人占比47.8%。并且超4成受访者表示愿意购买并向身边人推荐临期食品。在资本的助推下，临期折扣店也开始追求规模化。目前已完成4轮融资的好特卖，在全国拥有超过150家门店，身处第二梯队的小象生活、繁荣集市、食惠邦等也各自拥有十余家门店。临期折扣店的崛起一方面压缩了线下零售业态的生存空间，也对便利店的用户产生了分流的作用，长期来看这也将对便利店形成一定的威胁。需要说明的是，便利店作为年轻人现实生活消费空间的地位，还没有任何新业态能够取代。而未来的便利店也将继续下沉到以年轻人群为中心的生活圈，并以现实需求为导向提供本地化的便利服务，成为填补年轻人除工作和生活缝隙的重要场景。面对行业新格局和新对手，传统便利店们能否赢得这场混战？答案就在消费者的脚下。...

叶飞“爆料门”后，第一张骨牌终于倒下。1月23日晚间，昊志机电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汤秀清被刑事拘留。这是叶飞“爆料门”事件发生以来第一个被刑拘的上市公司大佬。此前，汤秀清于2021年9月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三个月后因涉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被金华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汤秀清出事的源头，要追溯到2021年5月轰动资本市场的叶飞“爆料门”。当时，前私募大佬叶飞在微博上公开向上市公司中源家居“讨债”，称后者市值管理找的操盘方没有向下家（接盘方）及时支付尾款，而且因为中源家居股价连续下跌，参与其中的公募基金经理和券商资管损失很大，自己作为中间人已经难以向下家交代。但中源家居对此予以否认，双方撕破脸。从中源家居爆起，叶飞此后又“点名”了隆基机械、维信诺、昊志机电、ST华钰（华钰矿业）、东方时尚、今创集团、法兰泰克、祥鑫科技、城地香江、*ST众应等多家上市公司，上述公司因而在市场中被股民冠以“叶飞概念股”，股价集体暴跌。2021年5月19日，证监会约谈叶飞。4个月后的9月24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近日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联合行动，一举将3起操纵市场案件的主要涉嫌犯罪人员抓捕归案。其中包括各方高度关注的叶某。这里的“叶某”即指叶飞。同一天，汤秀清900万股昊志机电股份被冻结，9月26日证监会决定对汤秀清立案。“叶飞概念股”中，昊志机电的汤秀清是第一个被刑拘的。大幕已经拉开，接下来登台的会是谁呢？一、“下一个炮台”昊志机电，爆了颗雷2021年5月14日，叶飞在微博称，“昊志机电，你就是下一个炮台”。当晚，深交所立即向昊志机电下发了关注函，称有媒体报道称某微博大V爆料公司存在与盘方合谋进行市值管理、“坐庄赖账”等情况，就此要求公司说明是否存在与第三方合谋和单独操纵公司股价、坐庄等情形，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情形。而对于深交所的关注函，昊志机电却一再拖延不回复。2021年9月30日，昊志机电披露称，由于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公司实控人汤秀清遭证监会立案。到了12月，汤秀清及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肖泳林被监视居住。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昊志机电出现了第一波“股价暴涨+董事减持”的戏码。2019年7月份，昊志机电每股仅为7.45元，到了2020年2月，公司股价涨幅接近一倍。这时，昊志机电发布了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汤秀清在之后的2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和集合竞价的方式，减持56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数据来源：昊志机电公告同样的戏码在2020年8月份再次上演，27日，昊志机电发布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这次，各大股东、董事、监事紧随汤秀清的脚步，纷纷开始计划减持，此时公司的股价为每股19.29元，相比较近两年昊志机电股价的最高点而言，仅低了2元左右。不仅如此，昊志机电的行为也颇为耐人寻味。2020年1月，昊志机电最终以折合人民币2.21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欧洲的Infranor集团和Bleu Indim公司，同时带来商誉1.99亿元，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并购贷款一次性支付全款。但是，在收购之前，Infranor集团资不抵债，盈利能力不高。极高的商誉仿佛预示着这场收购不像是昊志机电提升业绩的举措，倒更像是公司转移资产的手段。2021年12月，昊志机电公司继8000万元收购显隆电机80%股权之后，再次以6400万元的交易预估价收购剩下的20%股权。但是，少买了60%的股权，却仅仅少花费1600万元，这20%的少数股东权益未免也太贵了些。昊志机电发布的公告中宣称，公司要求对方完成一定数额的业绩承诺。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昊志机电的收购意图恐怕是“花钱买利润”，让财务报表“好看些”。除此之外，昊志机电的业绩表现也不尽如人意。2020年昊志机电的营收虽然是以前年度的两倍，但是净利润仅为0.8亿元，和前几年不相上下，扣非净利润甚至还不如2017年。2022年1月23日，汤秀清被正式刑拘，昊志机电的日子恐怕更难过了。二、叶飞“清单”，余震未了汤秀清被刑拘之前，已有多家被叶飞“点名”的公司或高管遭到过监管部门的关注。今创集团前身是江苏剑湖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上市近4年来，这家公司争议不断，从IPO期被实名举报“带病闯关”，到叶飞称其“伪市值管理”。2021年9月28日，今创集团公告称，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公司董事、总经理戈耀红和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胡丽敏收到了证监会出据的《立案告知书》。其中，胡丽敏为今创集团董事长俞金坤之子戈建鸣的配偶，但并未持有公司股份。四个月前，叶飞在微博上举报，质疑今创集团曾开展“市值管理”“坐庄控盘”。有媒体曾援引叶飞微博的内容称，一位名片显示为今创集团资本部总经理刘锦龙的人，在2020年11月加上叶飞的微信好友。2021年4月1日，刘锦龙给叶飞发微信消息“能帮我锁个1个亿的仓么？”，叶飞回复“哈哈哈，那费钱，不能靠兄弟感情”，并称“按行业规矩（算钱）”。刘锦龙问了一句“怎么算”后，两人进行了时长6分22秒的语音聊天。但刘锦龙曾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表示“叶飞搞错了”，并说“跟今创集团没关系”。2021年5月17日早间开盘前，叶飞在微博上列出了其爆料的10家公司。当日开盘后，今创集团、东方时尚等公司集体跌停。2021年3月底，今创集团曾创下17.64元/股的高价，随后便逐渐走低。5月17日，其开盘报12.23元，跌超10%。9月28日报收8.43元，半年多时间， 股价就跌去了52%。截至2022年1月24日，今创集团报收8.74元，总市值69亿元。5月17日也成为叶飞“爆料门”发生后至今，东方时尚的股价高点。5月17日东方时尚跌至11.02元。此后股价曾在6月30日收于10.69元。而到了9月29日，股价触及全年最低点7.39元。截至2022年1月24日，报收8.15元，总市值59亿元。在上述举报中，叶飞曾经表示自己是“证人”而非“犯罪嫌疑人”，否认自己曾经做过内幕交易。并且在事发之后，他还表示，会将爆料继续到底。不过，随着2021年9月24日证监会宣布叶飞被“抓捕归案”，其终究未能摆脱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而他爆料清单上的公司，在市场中产生的余震，至今未了。三、“伪市值管理”之祸叶飞将所谓的“市值管理”暴露在阳光下。据叶飞微博爆料，上市公司以市值管理名义找中介拉来下家机构接盘，结果随后股价便大跌，不仅下家被套牢，上市公司还赖掉了约定的尾款。叶飞这里所说的市值管理，其实并非真正的市值管理，而是被异化的“市值管理”。在中国资本市场，“市值管理”概念是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后首次提出的。2014年5月9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从此，市值管理进入全新的规范化和制度化阶段。证监会曾表示，市值管理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制定正确发展战略、完善公司治理、改善经营管理、培育核心竞争力，实实在在地、可持续地创造公司价值，以及通过资本运作工具实现公司市值与内在价值的动态平衡。本质上说，市值管理是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有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市值管理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不少人将市值管理等同于管理市值，走上了操纵股价的道路，追求短期效益。有一些机构则利用这种误解，浑水摸鱼，大发横财。这类操纵股价的所谓“市值管理”，被业界称为“伪市值管理”，而叶飞便是涉身其中的操盘者之一。2021年9月24日，证监会公布，经查，2020年8月-2020年12月，刘某烨团伙以股票配资、委托理财等方式控制数十个证券账户，涉嫌通过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等等手段操纵南岭民爆股票非法获利数千万元。叶某在明知刘某烨等人操纵南岭民爆股票价格的情况下，积极提供相关帮助及建议，为操纵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谋取非法利益。根据披露，在上述“南岭民爆”的操纵案中，叶飞及其所代表的机构“倚天投资”实际上是刘某烨的外包商，双方分工明确，共同提供股票资金账户，然后由叶飞方面操盘，刘某烨方面则随时跟踪监控叶飞的动向，并及时调整资产配置方案。只不过这次合作，双方的风格似乎并不搭调。叶飞属于谨慎类型，在操盘的过程中，曾多次建议刘某烨单一个股的流通股进行高度控盘；同时在出货方面，也劝诫刘某烨“绝不能在跌停板出货给散户”，否则会造成极大的民愤。不过最终刘某烨并没有采纳叶飞的建议，最终酿成了南岭民爆的“杀猪盘”事件。IPG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种“市值管理”的问题与现象是行业里长期存在的一种潜规则，也是各家机构与圈内人员的一种边缘性业务，只是每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以前在各方矛盾没有爆发的时候大家心照不宣。但随着叶飞“爆料门”的发展，“问题表面化以后，之前的小圈子特殊生态下的潜规则就变成了资本市场的公众事件。”柏文喜表示。事发后，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曾表示，对于以市值管理之名实施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证监会始终秉持“零容忍”态度，依法予以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而上交所早在2018年就曾表示，“伪市值管理”的行为，是对资本市场“三公原则”的践踏和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严重侵害，必将受到严厉处罚。然而，“伪市值管理”行为具有隐蔽性，最关键的是其取证和定性很难。叶飞爆料的上市公司与盘方合谋进行市值管理的情况，引发监管部门高度关注。2021年5月16日，证监会官网披露，决定对相关账户涉嫌操纵利通电子、中源家居等股票价格立案调查。有业内人士称，叶飞自曝事件是A股一个里程碑性事件。对中小投资者而言，暴露了韭菜怎样被割的黑幕。昊志机电实控人汤秀清，是因叶飞“爆料门”被刑拘的第一人，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后面应该还会有新的戏码上演。...

近期，中信建投与一位69岁老妇人的“官司”引起了广泛关注。该妇人虽年纪已高，不仅“人老心不老”进行炒股，并且大加特加杠杆。在高杠杆下，老妇人不幸地爆仓了，回天无力的她没有再维持其账户担保比例，中信建投便只能平仓，强平后老妇人尚未清偿中信建投证券逾1000万元。根据1：1-1.2的授信比例，说明老妇人账户里至少有5500万元资金，被网友称为“高净值人群”。不过，在爆仓面前，再高净值的人群也难以承受，而中信建投为了追回损失，申请强制执行，围绕着老人的一套学区房展开“拉扯”。部分网友一边羡慕老妇人拿着千万资金炒股，一边认为案件存在诸多疑点。对此，凤凰网《风暴眼》采访了券商人士，该券商人士表示，“大概率是马甲账户，亲属或者朋友借用该账户炒股。”针对69岁老人杠杆炒股事件，1月23日晚间，中信建投发表声明表示，个别媒体编写、转载关于公司一则融资融券业务判决案例的报道，报道内容存在不实情况。公司于2017年3月与上述媒体报道提及的苏某甫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公司严格按照融资融券业务相关监管规则对其进行了尽职调查，该客户交易经验、交易资产、诚信状况、风险评估结果等均符合融资融券准入条件。1、69岁老妇加杠杆炒股，爆仓后倒欠券商超千万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判决书显示，上述老人名叫苏玉甫，1953年生，独居，膝下无子，每月退休金为10010元。2017年3月15日，她与中信建投签署《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书》，后者为她提供了6600万元的总授信额度。根据双方约定，当苏玉甫账户的维持担保比例低于追保线130%并在最低线110%以上时，账号进入追保状态，应在T+1日之内追加担保物，否则，中信建投有权于T+2日启动强制平仓程序。若维持担保比例低于最低线110%，中信建投有权立即启动强制平仓程序。动用如此高杠杆之后，令人担心的一幕出现了。2018年2月1日，苏玉甫使用了3335.5万元的融资额度，但当天她账户的维持担保比例跌至128%，中信建投分别在2月1日和2月2日两度通知苏玉甫，要求转入担保物或偿还融资融券负债，以保证维持担保比例高于145%。但是，直到当年2月5日，苏玉甫仍未能追加担保物或偿还债务，维持担保比例最终跌破110%，中信建投随即对苏玉甫信用账户内股票进行强制平仓，但苏玉甫部分融资融券债务尚未清偿。在迟迟无法获得苏玉甫欠的1000余万元费用时，中信建投认为老人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判决书显示，苏玉甫在广州市越秀区拥有一套面积为55.6平米的房产。在2018年2月初，苏玉甫将该房产以总价141.4万元转让给其妹妹苏英丽，单价为25412.68元/㎡，并在2月7日完成过户。2月15日，苏英丽支付了首期房款60万元，剩余房款81.4万元采用不计息按月分期方式付款，共163期，每期5000元。中信建投认为，房产属于学区房，地段优越，案涉房屋所在小区2018年的网上挂牌最低价为50000元/㎡，依法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苏英丽与苏玉甫是近亲属关系，知晓苏玉甫对中信建投的巨额债务，对苏玉甫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房产的目的及原因应属明知，苏英丽实际上是协助苏玉甫转移财产。此外，苏玉甫辩称，其名下的财产只有每月的养老金10010元，而且被确诊患有恶性肿瘤，只能依靠养老金维持基本生活，但是法院冻结了她的养老金账户。而中信建投对此表示，根据苏玉甫提交的病历资料，癌症已于2018年治愈，且根据苏玉甫每月退休金和其处置房产情况，其生活应较为优越，并不存在缺乏必需生活费用的情形，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已被治愈的疾病需要额外增加生活费用。2、穿仓谁之过？业内人士：券商背调有漏洞针对该案件中存在的诸多争议点，网友很快在热搜评论区吵翻天。有网友认为，中信建投作为一家成熟且规模较大的券商，没有在授信前认真调查客户的背景情况，如“老人的自有资金有多少”、“老人的投资经验有多长”、“其他资产状况如何”等等；此外，在账户操作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方面，中信建投也存在问题，所以作为券商难辞其咎。而另一部分网友则不解该名老太太的所做作为，认为其或许也不是完全无辜。毕竟，从常理上看，作为一个“年纪69岁、无子女、收入仅靠固定退休金、身患癌症”的独居老人，一般很少会出现“融资数千万炒股”的反常操作，因此，有网友提出猜测：“怀疑账户非老太太本人操作”。对此，某券商人士向凤凰网《风暴眼》指出，网友的猜测不无道理。“大概率是马甲账户，亲属或者朋友借用该账户炒股”，该人士表示，“按照1：1.2的授信比例，授信6600万元，代表老太太账户里存了5500万。一个69岁的老太太，能否有这么多钱？老太太本人又能否有这么高的风险承受能力，贷款6600万操作股票？”而对于该账户巨额亏损的原因，上述人士推测，或是该账户在获得授信后买入了单只股票，“然后遭遇连续跌停，导致其想平仓都平不了，最终发生了穿仓。”该人士同时透露，同类型的“事故”其实在券商里时长发生，但事后大部分客户会比较配合，把负债还上或者是用其他资产进行抵押，因而证券公司没有爆出来。除了对客户真实身份的推测外，上述人士还表示，在这起案件中，中信建投也存在自身问题——营业部没有提前做好全面了解客户的工作。“很大概率，证券公司没有对这个老太太做背景调查”，该人士指出，在过去，券商两融授信额度的大小都是根据客户账户资金量来衡量，其他的因素一般不会考虑。其进一步向凤凰网《风暴眼》指出，近两年来，有些券商会要求在大额授信两融开户前对客户做背景调查，“这也是很多券商暴雷了才后知后觉的，但仍然有券商忽略背调的重要性。”3、证券业整体净利润增长，中信建投却背离行业作为头部券商之一，中信建投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半年报显示，2021年上半年，中信建投实现营业收入123.25亿元，同比增长24.51%，净利润45.3亿元同比下降1.08%。此前，中证协披露上半年证券业整体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了8.6%，其中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等头部券商净利润更是大幅增长，而中信建投的意外滑坡令市场不解。凤凰网《风暴眼》发现，在权益市场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不少参股或控股公募基金的券商受益于公募基金贡献的利润而大幅增长，然而中信建投旗下公募基金中信建投基金却出现亏损。2021年上半年，中信建投基金营收和净利润双双陷入亏损，实现营业收入-7014万元，净利润-9939.84万元，这是中信建投证券5家控股子公司中唯一一家亏损的公司。到了第三季度，中信建投的情况并未得到改善。截至2021年9月30日，中信建投的营业收入为206.11亿元，同比增加29.96%；净利润为72.58亿元，同比下降3.11%。其中，中信建投的利息净收入达到了14.38亿元，同比增加34.28%，而这主要因为融资融券业务利息收入及货币资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截至2021年上半年，公司融资融券业务余额人民币 640.28 亿元，较 2020 年末增长 16.09%，市场占比 3.59%，较 2020 年末上升 0.18 个百分点;融资融券账户 16.36 万户，较 2020 年末增长 3.22%。 2021 年上半年，公司融资融券利息收入为18.81亿元，位居行业第 10 名。4、为何两融风险频发？业内：太暴利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中信建投第一次因两融问题而引火上身。2021年11月，中国证监会网站公布上海监管局对中信建投证券一营业部采取的监管决定。该营业部“因为客户两融绕标等不正当的交易活动提供便利等情形”，被上海监管局采取责令改正的措施。罚单显示，中信建投证券上海徐汇区太原路证券营业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未能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二是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过程中存在为客户两融绕标等不正当的交易活动提供便利的情形；三是营业部存在未严格执行公司制度、经纪人管理不到位、从事期货中间介绍业务的员工不具备期货从业资格、综合管理不足等问题，反映出营业部内部控制不完善。而除了中信建投外，随着证券市场的活跃度不断提高，不少券商也屡屡因融资融券而引发经济纠纷，而案件理由大多是股民无法偿还融资炒股后的巨大亏损。凤凰网《风暴眼》粗略查阅中国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近年来，包括海通证券、广发证券、浙商证券、中泰证券、万和证券、国元证券、中国银河、中航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都曾出现过融资融券案件。例如，2021年2月，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起海通证券两融纠纷判决书。判决书显示，2015年，25岁的洪姓女股民与海通证券签订《融资融券合同》，后者给予洪某的授信额度高达2.56亿元，融资融券年利率7.2%。合同到期后，洪某未清偿融资负债本金，由于其信用账户中的股票处于停牌状态，因此洪某向海通证券多次申请了负债展期，同时将其普通账户中的持仓股票质押给海通证券进行增信并申请暂缓平仓。直到2019年，海通证券最终因洪某无法偿还融资负债本息，对其担保证券进行强平操作，但仍然存在逾3500万金额未追回的损失，因此双方对簿公堂。为何券商两融业务风险频发？前述券商人士对凤凰网《风暴眼》指出，两融业务的“暴利”，或是驱使证券公司与股民“铤而走险”的原因。对于股民，自然不用多说，加杠杆炒股，往往抱着“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态。而对于证券公司来说，两融业务的高利率，也同样诱人。“假设证券的自有资金成本是4.5%，给客户的两融利率是8.6%，那么息差利润就是4.1%。在中小券商，两融业务创造的收入，基本占公司50%左右。在2018年以前，一个这样6000多万的客户，甚至能支撑一个小型营业部。这两年因为业内竞争急速，利率有所回落，但盈利性依旧很强。你说为了扩大两融规模，一些中小券商会怎么做？”前述人士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凤凰网《风暴眼》发现，融资融券业务的利率确实较高，如在上文提到的海通证券案例中，授信额度为2.56亿元，融资融券年利率为7.2%（后调整到6.2%），而在裁判文书网披露的其他案件中，不乏8.35%、8.6%的融资融券年利率出现。该人士同时补充到，针对“69岁老太太炒股”这个案件，一般来说，证券公司都需要提前了解客户，“特别是这种大客户，这个营业部内部应该知道背后是谁在操作，否则也不可能是个老太太就给这么大授信额度。”该人士进一步指出，证券公司在没有充分了解客户的前提下，或者是明知客户的风险偏好不适合两融业务的情况下，还让客户开通信用账户，则违反了适当性原则。亦有某业内人士评论称，“都知道杠杆是魔鬼，而作为券商，向不专业的客户提供杠杆，不是帮客户，而是把客户推向深渊。”5、两融业务再出新规，三大措施防控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近期，中国证券业协会刚刚召开了券商两融业务风险管理专题讨论会，提出两融业务风险管理方面的三大措施。一是审慎授信，把好融资准入关。根据客户的资产状况、征信调查结果及风险承受能力，对客户的信用等级、授信额度、保证金比例等进行动态管理。有的公司对高净值客户的尽调和管理进行了补充和强化，并通过提高平仓线、降低持仓集中度等风控措施，降低潜在违约风险；有的公司通过优化“黑白名单”管理机制，加强对于客户信用行为的把控。二是紧盯风险，做好事中动态管控。信用账户结构、担保品质量和交易风险偏好等，共同决定了市场波动下信用风险发生概率和潜在违约损失。有的公司构建了多因子风险计分体系，量化个股风险，实现对担保证券的分类管理，并根据市场表现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调整。有的公司采取交易前端控制和事中风险防范相结合的方式，综合信用账户的维持担保比例、持仓风险分布、板块集中度等动态控制新开仓限额，实现事中风险增量管理；同时对高负债／高集中度、疑似关联交易账户等情况重点监控。三是趋势思维，用好逆周期措施。多数公司建立了全面的风险监测体系，在确定风险限额时引入宏观调整因子，当市场持续交投活跃、融资融券余额快速上涨时，适度从紧调整风控指标，防范风险快速积累；当市场处于估值低位，信用账户持仓分散且杠杆交易意愿较低时，恢复适中风控措施，以维持业务持续平稳发展。不难看出，在具体的风险管控措施上，授信准入被提到了重中之重，也是从源头降低风险的关键一步。从这一角度看，券商如何把控授信“入口”将成为切实防范违约风险尤其是大额损失发生的重要考验。...

岁末年初，年终奖再成关注话题。全球知名猎头公司Selby Jennings 日前发布金融服务薪酬回顾与展望报告（“金融服务行业：年度回顾和2022年展望及薪酬指引（北亚地区）”），指出亚洲量化人才大战持续上演。Selby Jennings认为，为留住人才，头部量化投资机构的年终奖匹配员工对公司的贡献，核心员工年终奖达千万元并非偶然个例。同时，2021年中国量化投资机构业绩分化严重，有百亿量化私募人力资源负责人表示，正瞄准整体实力雄厚，但2021年表现欠佳的投研人士下手“挖人”。部分机构核心员工年终奖达千万谈及量化投资机构年终奖的情况，全球知名猎头公司Selby Jennings量化基金组资深咨询师丁雨琦介绍，公司会根据当年盈利情况，公司的发展规划，人才情况来决定年终奖。从当年利润中拿出多少来发年终奖各家的差异比较大。丁雨琦举例说明，如果合伙人数量不多，有些量化投资机构愿意拿出当年净利润的一半给合伙人之外的员工发年终奖。至于网上盛传的千万级别的年终奖，丁雨琦表示，核心的、对公司的利润贡献卓著的员工才能享受到。什么样的公司愿意拿出利润一大部分来发奖金？丁雨琦认为有实力的，有强烈的留住人才、稳定团队愿望的公司更倾向于这样做。此外，一些之前未从事量化投资的机构进军量化投资业务之初，也愿意拿出利润的一大部分来奖励团队。“如果一家机构一年的净利润是2亿元，有可能其中一亿可能就是就是几个核心员工贡献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的奖金不能匹配他的贡献，他有可能会选择离职。现实情况是，头部量化机构的核心员工流动率并不高。反推过来说明，他所在的公司还是对他有足够的吸引力。吸引力来自哪里？一方面是薪酬能匹配贡献，另一方面可能是对目前的工作内容和公司文化都比较满意。”她说。高薪酬伴随高要求Selby Jennings 量化研究与交易首席咨询师Jonathan Billow 在报告中指出，2021年亚洲开启史无前例的量化人才大战。背后原因包括：卖方人才需求继续上升、对冲基金和自营交易公司连续多年业绩喜人之后，人才需求提升，区块链相关领域的需求井喷等。“我们正见证一场真正的人才大战”Jonathan Billow 在报告中表示。他进一步表示，除了亚洲本地的机构，欧洲、美国机构扩充亚洲团队也将亚洲的量化人才大战推向新的高度。“我们全球客户中的一大部分都在试图增加中国业务”。其中，量化对冲基金和自营交易公司希望快速找到人才，以满足当前的需求，并为未来发展储备人才。2020年以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提速，全球量化机构蜂拥而至去中国挖人，上海是“挖人”的重要目标城市。掌握核心技能的量化人才尤为稀缺，他们往往手握多个“offer”，而他的本来的雇主也倾向于开出能匹配“挖人”机构的offer。他认为2022年多策略量化投资平台、投资银行或批量招聘量化人才。亚洲头部量化机构公司拥有盈余资本，希望扩充业务。人才竞争压力下，卖方机构也会加速相关量化人才招聘进程。记者了解到，为了满足业务扩张要求，国内一家新进百亿量化私募正在开启“挖人进程”，因为2021年很多量化机构业绩不好，可“趁虚而入”。Selby Jennings 在报告中给出了北亚地区2022年量化机构的薪酬指引。据指引，刚毕业的PhD的进入一家头部对冲基金年度可期待20-24万美元的总薪酬。这表明，尽管不同公司差异较大，但仍有部分PhD毕业第一年就能获得相当于百万元人民币的年薪。丁雨琦认为，就部分入门级投研职位来说，量化投资机构开出的薪酬在金融领域确实属于较高的。而高薪酬，伴随高要求。量化投资职位对人才的知识储备，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的要求都比较高。此外，纵向来看，这几年国内的量化机构的招聘要求整体逐年上升。部分顶级机构入门只要“北清复交”，其它重点理工院校的毕业生甚至很难通过简历筛选。丁雨琦认为主要原因是国内量化投资行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和科技公司、投行等金融机构的人才竞争中，量化机构逐渐显现出对候选人吸引力的提升。SelbyJennings2022年量化人才薪酬指引（部分）来源：Selby Jennings 报告丁雨琦介绍，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下，机构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有时候会倾向于开出非常诱人条件。例如个别机构为了挖来海外知名机构的主力基金经理有时会选择补齐他离职可能损失掉的奖金，以及离职期间可能损失的工资收入。加总起来，开出的“offer“外人看起来是“天价”。不过，如果候选人不离职也会获得同等的收入。所以，这是吸引这类人才的必要代价。量化人才招聘现新趋势丁雨琦介绍目前量化人才招聘中也出现了新趋势。例如，近几年，部分新的细分领域尤其倾向于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丁雨琦观察到，区块链等相关领域是其中之一。因为这个领域相对而言比较新，候选人在做出职业选择的时候会比较谨慎。传统金融投资背景的候选人在决定是否进入这一新兴领域时，会更看重高薪酬带来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公司也愿意提供远高于市场价格的薪酬去吸引候选人。随着行业的发展，量化机构在招聘中也越来越重视竞业条款，但整体来看，国内的竞业条款限制还是较海外顶级机构更为宽松。例如，海外有些机构中，即便是入职时间相对较短的员工，离职后也需要有15个月不能在同行业从事投资工作。但是国内竞业条款的执行更灵活，会根据每个人的工作年限，接触到的核心工作内容以及之后从事的具体投资工作方向去决定最终需要执行的竞业期限。而且整体来看，时间比海外要短些。此外，越来越多的机构重视业务的多元化。例如，在人才方面，在传统优势策略人才之外也开始招聘其他方向的研究员，为公司开展新方向的业务做人才储备，丁雨琦表示。...

2021 年 10 月 20 日，美国纽约大学发布了一条震惊全球的新闻，世界首例猪肾脏移植手术在纽约大学医学院朗格医疗中心完成。据悉，这是自 1992 年以来异种移植临床被紧急叫停后近30年以来，首例在人体中进行的异种移植研究。当年，美国匹斯堡大学进行了两例狒狒肝脏移植，患者分别活了 70 天和 26 天，另外有一名洛杉矶女性尝试了猪肝脏移植，但术后 34 小时就死亡了。虽然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移植外科 Montgomery 教授团队宣布手术成功，移植后猪肾脏没有出现排斥反应，且正常工作了 54 个小时，但是，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手术相关研究数据并未发表在同行评审杂志上，人们对此了解依据有限。近日，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 Heersink 医学院移植外科教授 Jayme Locke博士带领的研究团队同样完成了一例猪肾脏移植术，将经过基因编辑的猪肾脏移植到了一例 57 岁脑死亡男性体内，并发布了首个经过同行评审的猪肾脏移植论文，公布了异种肾脏移植的更多细节。该研究以“First clinical-grade porcine kidney xenotransplant using a human decedent model”为题，发表在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杂志上。一、缓慢进展的异种器官移植众所周知，对于许多终末期疾病，例如肾脏衰竭、心脏衰竭等等，器官移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可以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以终末期肾病为例，患者若接受透析治疗，每年有 5%-15% 的风险死亡，8 年生存率在 35% 左右，而接受肾脏移植可以有效治愈疾病，患者 10 年存活率接近 70%。然而，仅在美国，就有 80 万人患有肾衰竭，超过 9 万人急需肾脏移植，但是每年仅有2.5万例患者得到了合适的肾源完成了手术，剩下大部分患者最终因病情恶化而去世。由于许多动物跟人体的器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且动物来源器官非常容易获得，因此，长期以来许多专家试图通过异种器官移植来解决器官短缺的难题，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1963 年-1964 年期间，杜兰大学外科医生曾尝试将黑猩猩的肾脏移植到 13 例终末期肾病患者体内。由于当时肾透析技术还不成熟，这些患者必死无疑。然而，即使黑猩猩与人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那些接受肾脏移植的人几乎都在数周内死亡。但人们并没有放弃异种器官移植的梦想，毕竟 1954 年，同卵双胞胎之间的肾脏移植让患者的寿命延长了 8 年，这一“诱惑”让众多外科医生无法拒绝。（来源：Pixabay）到了 1980 年，人们发现猪可能是异种移植更好的来源，因为猪的寿命有 30 年，其器官在尺寸上更接近人类且容易获得。不过，异种移植引发的一系列免疫排斥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时间来到了 2000 年代，许多研究人员开始努力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来减少异种抑制排斥的发生。Revivcor 是一家专门提供转基因猪的生物公司，该公司旗下名为 Ukidney 的猪被专门用作异种肾脏移植供体来源。该供体猪共有 10 个基因发生了变化，其中猪体内的 GGTA1、β4GalNT2 和 CMAH 三个基因会引发急性排斥反应，因而被敲除。同样地，猪激素生长受体基因也被敲除，防止肾脏在受体体内生长。图 | 需要敲除和插入的基因（来源：UAB）此外，还有 CD55、CD46、TBM、EPCR、HO1 和 CD47 等 6 个基因被敲入到供体猪体内。其中，CD55、CD46 可以抑制补体免疫，降低抗体攻击外来生物的能力；TBM、EPCR 可以调节凝血功能，防止移植物中微血管血栓的形成；而 HO1 和 CD47 是免疫调节基因，可以减少异种移植物中的炎症。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让人类离异种器官移植更近了一步。二、首个异种肾脏移植手术细节公布虽然基因编辑猪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异种器官移植的希望，但是还必须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来填补异种器官移植的风险和知识的空白。例如，猪的肾脏能否耐受成人体内的工作环境？要知道，非灵长类动物以及猪的动脉血压相比成年人明显降低，因此移植到人体后相当于长期在高血压的状态下工作。同样地，异种肾脏移植后再灌注时的血流动力学稳定性数据也非常重要，这能够反应异种移植物中的炎症介质清除是否会引发心血管衰竭。此外，手术过程是否会出现危机生命的并发症也需要仔细探究。为此，研究人员首先从无菌养殖的洁净供体猪内取出肾脏，然后按照人类肾脏供体的储存、运输和加工方式进行处理以供植入。随后，在手术前，研究人员对脑死亡受体和供体动物之间进行了交叉配型兼容性测试，以确定转基因猪肾脏及预期受体之间能能够良好的匹配。虽然，肾脏移植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叉配型已经成熟，但是猪与人的组织匹配测试是研究小组单独开发的，并在这次试验中得到了验证。最后，研究人员将那个供体猪的肾脏放置在人类受体肾脏解剖位置，将其与肾动脉、肾静脉以及其他附件连接起来，并给脑死亡患者使用标准的免疫抑制疗法。移植结束后，肾脏重新焕发出鲜艳的粉红色，并在 23 分钟后开始生成尿液，试验一共进行了 3 天，肾脏始终保持存活直到 77 小时后试验结束。不过，在试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只有一个肾脏正常产生尿液，另外一个肾脏并没有尿液产生。同时，产生尿液的肾脏也没有执行正常的肾脏功能，帮助清除血液肌酐。目前，研究人员尚不清楚为何两个肾脏之间尿量存在差异，也不清楚为何正常产生尿液的肾脏无法清除肌酐。此外，病理专家在对肾脏进行活检监测的过程中发现，移植后的肾脏中有众多不明原因的微小血栓形成，研究团队也正在进行对此进行调查。这些研究细节的公布意味着，异种移植并不像大众所期待的那样已经可以应用于临床，实际上它依旧充满了许多未知。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来解决异种移植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从而真正造福人类。据 Jayme Locke 博士表示，“利用脑死亡模型进行临床试验依旧存在很多局限，例如无法测量肾脏的基本功能。下一步，我们将进行I期临床试验，将猪的肾脏真正移植到活人体内，在更有利于肾脏恢复的环境下，检查异种肾脏移植的可行性。”...

歌声从清华长庚医院住院楼的窗内传了出来。唱歌的人是此前一晚刚刚住进安宁疗护病房的8旬老人李建国。他斜躺在病床上，看着老伴也跟着唱，他也笑了，随着音律挥舞着双手。“今天还想安乐死吗？”医生问。“谁不想多看世界两眼。”李建国说。此前一天，李建国由家人从上海送到位于北京的清华长庚医院。因为疼痛难忍，他流着泪哀求医生帮助他尽快结束生命。在家中，他曾想跳楼自杀，但担心逝后影响家人的生活。疼痛难忍意欲自杀的想法，在末期患者中比较常见。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团队负责人路桂军见过许多。不过他发现，当患者住进安宁疗护病房后，大部分又都有了生的意愿。从患者身上，路桂军得出了“时时可死，但步步求生”的安宁疗护理念，它的意思是，当疾病无法治愈时，患者完全接受随时离去，但只要有所好转，患者都期望生存时间能尽量更长一些。安宁疗护是为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等的相关服务，并对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像路桂军这样的安宁疗护从业者，每天都在患者的生与死之间扮演“摆渡人”，在生命终末期给予患者舒适的、有尊严的生活，在生命谢幕时温情相送。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病房共有15张床位，自2019年开设以来，已服务了200多位患者。床位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患者的等待是常态，还有人在入院刚做完核酸还未及进入病房就离世了。接诊了超过3000位有安宁疗护需求患者的宁晓红，也深知行业内供需失衡之严重。宁晓红是北京协和医院安宁缓和医疗组负责人。2022年1月4日，协和医院安宁缓和医疗门诊正式挂牌开诊后，她的诊疗号被早早约满。路桂军介绍，中国每年死亡人口约1000万，但得到安宁疗护服务的仅有约0.3%。国内许多安宁疗护中心难持续运营，关门倒闭的现象屡屡发生。路桂军所在的安宁疗护病房需要疼痛科和医院的资金补贴，否则难以平衡收支。而在门诊上，安宁疗护门诊接诊一位患者的时间常需30~40分钟，比其他门诊时间长了许多，但费用却都一样，这导致相关医生收益偏低。北京癌症防治学会生死学与生死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雷爱民表示，受国内医院收费制度和床位周转率的限制，国内许多医院的安宁疗护工作人员大多是跨科室兼职从事安宁疗护工作，在不改变大环境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这些安宁疗护中心的持续运营需依赖医院的资金补贴和医护人员自身对情怀的坚持。“俯身阅读生命”路桂军从事安宁疗护工作已近20年，此前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疼痛科时就常收治末期癌痛患者，不过那时还没有独立病房。2019年，他来到清华长庚医院担任疼痛科主任，同时组建安宁疗护团队。在这个团队中，“俯身阅读生命”是核心的服务理念。在路桂军看来，安宁疗护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匍匐的姿态，从患者需求出发，而非传统的“管与被管”的医患关系。路桂军曾在一家硬件设施普通的由李嘉诚基金会资助的宁养院看到护工把一位患者的被褥、垫子、衣服悉数拿出晾晒，路桂军原以为是病人尿床，问过才知是因患者特别喜欢阳光的味道，为了让患者嗅觉舒适，每到晴天，护工就把他的衣物晒到阳光下。路桂军要求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面对患者时都需“颔首慈眉”，从神态上就要表现出无比宽宏、包容，内心恬淡，倾听和接受患者的一切诉求。在收治患者时，大到家庭关系、信仰、临终心愿、葬礼形式，小到称呼、喜好的气味、生平荣耀时刻等，都会被细致地记录在案。入院后，每一位患者会有专属的服务团队，团队会在微信群中随时更新患者的身体状态、用药情况、临终心愿完成情况等。许多患者会问到死后去哪里，路桂军从来不会给出一个固定答案，因为他担心答案与患者的信仰或认知相冲突，引来更多的不安和困惑，他对每个患者都给出他们自己愿意相信的答案，如马克思、佛陀抑或道教神仙等。在患者弥留之际，安宁疗护团队的成员都会陪伴在患者身边，一一向患者告别。告别时的话语是以朋友的口吻，如“你终于可以安心了，好好休息”，不允许说“一路走好”“天堂没有痛苦”这样显得较为疏离的话语。为了总结和反思每个服务案例，每周四下午，安宁疗护团队会有一个“生命奶茶店”时刻，大家聚在医院奶茶店内一起讨论和解惑。除了服务人员外，在医院的安宁疗护中，还有一个角色不可或缺，那就是患者家人。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病房有15张床位，所有床位均是单人间。分为7张特需床位和8张可报销医保的床位。由于医保床位资源紧张，8张医保床位只能有4张提供长住，另外4张用来收治日间病人。日间床位是指，当患者在家疼痛难忍、呼吸困难、便秘无法解决、胸腹水无法处理时，来到医院处治，问题解决后又再回到社区居家安宁。床位供不应求，但病房也独力难支。“我们根本养不活自己，即使有特需病房。”路桂军说。高质量的安宁疗护病房服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路桂军解释，假设一个病房30张床，一位临终患者就可以占用大概1/4的护理量，因为患者需要不时地翻身、拍背、呼吸管理、心理疏导、褥疮处治等等，还需要定点给药，会需要非常大的精力。目前长庚医院安宁疗护团队有十多位成员，包括四位医生、三位护士、两位药师、五位医务社工以及一位民俗专家。除了民俗专家外，其他成员均是医院在编职工。团队内每一位成员都不可或缺。护士需要对临终患者的卧位、造口结构、尿管等引流管、五觉需求等全面掌握。社工主要负责社会关系整合，如协调患者家庭关系、帮助立遗嘱、完成未竟心愿等。如一位喜欢京剧的患者，社工会联系京剧领域的志愿者前来为患者表演。长庚医院的五位社工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科院心理研究所、台湾南华大学生死学系等机构的专业人才。民俗专家则来自专业的殡葬学系，负责结合患者的生前信仰和愿望，为其设计有人文情怀的葬礼。一位业内人员认为，安宁疗护病房很难有较高的收益，许多医院都曾开过安宁疗护病房，但大部分都关门了。本质问题在于，安宁疗护病房很难与现行的医疗绩效制度融合，即使目前业内做得领先的医院，也无法做到收支自平衡。在2022年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台盟界委员、北京市海淀医院普外科副主任欧云崧也表示，目前我国医保收费项目只覆盖床位、症状控制的操作与药物等部分，并未涵盖多学科合作及人文医疗的服务，同时商业保险也缺乏针对安宁疗护人群精算特殊险种产品。据经济观察报了解，已有地方在探索新模式。以大连为例，部分医院已开启按床日付费。大连第四人民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相关负责人介绍，按床日付费，打破了过度医疗，与安宁疗护服务更契合。对于职工医保参保人，大连医保可报销420元/日，报销后，患者每月大概需付费3000元左右。该负责人认为，大连第四人民医院的模式需要医保和医院两方的大力支持，据他了解，能做到持续运营的安宁疗护病房往往都需要医院进行资金上的补贴。在公立医院外也有运作良好的新开设的民营安宁疗护机构。雷爱民分析，这些机构希望通过上游的高端养老和下游的殡葬服务来开拓中游的安宁疗护业务。探索“院内会诊+社区”相比于清华长庚医院的院内独立病房模式，北京协和医院的安宁疗护服务走的是另外一条路。2022年1月4日，协和医院安宁缓和医疗组正式挂牌开诊，自此，在这所以诊治疑难重症闻名的大医院，将有一间诊室专门为“走好人生最后一里路”而开。宁晓红是这间诊室的负责医生。她的门诊下班时间很晚，因为安宁疗护的接诊时间相比于其他疾病较长，诊疗一位患者至少需要30-40分钟。比如1月5日这天，宁晓红接诊的一位患者已经85岁高龄。老人的肠道肿瘤已经发生转移，出现了肩疼、胃口差、失眠症状，人还在急诊室等待下一步治疗。老人认为自己做了手术后身体就能恢复，这让了解真相的儿女十分焦虑、无措。确实很多有安宁疗护需求的患者的家属，都是面对亲人的生命终点没有任何经验或者相关的知识基础，比如对前述老人的两位家属，宁晓红花了30多分钟才将对方安抚平静。接下来，她还需要前往急诊室，见到患者本人，确认他对疾病的理解、了解需求和困惑、给予解释并倾听，并同理他的情绪。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安宁疗护门诊的收费和其他门诊是差不多的。协和医院没有独立的安宁疗护病房，宁晓红认为短期内可能也不会有。据她介绍，从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来看，院内会诊是一个成熟有效的模式。也就是说，病人的终末期其实分布在全院各科，当他们走向生命终点时，所在科室遇到了困难，比如症状无法控制、患者及家属沟通难等，安宁缓和医疗组会前去帮忙。在患者家属吴兴看来，院内会诊模式对于晚期癌症患者和家庭而言至关重要。吴兴的母亲患癌动过两次切除手术。三年前，她被一家知名三甲医院专家诊断只剩3个月生存期，且医院无法再收治。面对这一结论，吴兴不仅无法接受，同时十分无措，希望能找到一位医生告知他如何提升末期患者的生存质量，但当时的医院显然无法满足他的需求。经过吴兴一家人精心照料，母亲情况好转后又恢复治疗至今。宁晓红认为，未来，协和医院的安宁疗护院内会诊还会持续下去，各科室携手合作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不过，如果医院要强化全院的安宁缓和医疗能力，她认为应先强化接触末期病人多的重点科室，比如急诊、ICU、放疗、肿瘤内科、妇科肿瘤，神经外科胶质瘤组等。对于许多愿意在家中离世的患者，宁晓红除了为其提供门诊外，还指导北京1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门提供服务。她认为，家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非常好的安宁疗护实践形式。比如在她的指导下，北京丰台区蒲黄榆卫生服务中心2019年以来已经接诊了30多位这类患者。最近，清华长庚医院也正在酝酿与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初步方案是，由社区医疗机构提供30张安宁疗护床位，社区医护人员自行管理，长庚医院安宁疗护团队负责每日派人为医护人员指导用药，帮助管理病房。除了北京外，上海也在大力推广社区安宁疗护模式。早在2012年，上海就发布了《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科设置标准》。相关数据显示，上海全市2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开展安宁疗护服务。不过，根据同济大学医学院于德华等人的研究，上海社区安宁疗护病床使用率并不太高，2018年时，上海市中心城区试点安宁疗护机构的安宁疗护病床使用率为（48.42±2.34）%。同时，社区医疗机构安宁疗护从业医护人员对薪资福利、职业发展的满意度偏低，存在依靠机构自身运营补贴等问题。2021年12月29日，为进一步促进安宁疗护服务，上海市卫健委修订了《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临终关怀）科设置标准》，该标准将于2022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解放日报报道，下阶段上海还可能将安宁疗护放入市政府公共服务清单，由医保买单。从业兼职化路桂军和宁晓红都并非专职的安宁疗护医生。据业内人士介绍，国内从事安宁疗护的医生绝大部分都是出于个人兴趣和情怀兼职，极少数人是专职，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安宁缓和医疗人员更是屈指可数。雷爱民表示，国外的安宁疗护团队一般需要配备“心身社灵”四方面的人才，包括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国内的安宁疗护团队，除了缺乏专职医生外，在社工、心理咨询师方面更加紧缺，只有极少的医院有较为完备的安宁团队。在社工和心理咨询师方面，协和医院安宁疗护团队探索的方式是，引进一位具有心理学背景的医务社工。宁晓红说，正在探索医务社工参与的方式，可以是诊间参与，也可以是诊后参与，比如当家属有很严重的哀伤问题，医生在接诊时间内难以完全解决，后续就需要医务社工对患者/家人进行跟进。很多医院则是借助志愿者来强化团队的力量。今年49岁的何芳是一名芳香治疗师，她已经坚持进行了5年的安宁疗护志愿服务。2017年，何芳进入西南某医院的姑息治疗科，主要通过芳香疗法，即通过熏香、花草精油抚触按摩的方式，帮助终末期患者缓解精神上的焦虑情绪。在病房中，大部分有意识的临终前患者都处于极度焦虑、恐惧状态，他们大多严重失眠，精神高度紧张。对于这样的患者，通过20~40分钟的全身芳香抚触，往往能让他们放松精神，进入睡眠状态。在何芳看来，芳香疗法除了帮助患者放松心神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患者接触的方式让患者感受到一种少有的关爱。她发现，晚期病人的身体常常伴有压疮、排泄物气味等，他们会感到自己被世界抛弃，被人嫌弃，很少有人愿意靠近他们。除此外，何芳还曾在一位罹患晚期结肠癌的朋友离世前扮演医务社工的角色，在朋友极度痛苦时给予鼓励、传递她所学到的佛教死亡观念等，同时尽力帮助患者完成未了的心愿。不过，何芳也有感到无力的时候。比如当她希望患者家属学习芳香疗法，很少有家属愿意配合。除了难与家属沟通外，她也发现，与患者沟通时也会体会到语言的苍白。在她服务的病房内，患者们在此停留两三天到一两周不等，尤其是对于住院时间短的患者，志愿者很难靠一两次见面时的聊天打开他们的心扉。尽管她每见到一位患者，都会在走到病床前时就微笑着像朋友一样拉上患者的手。一位有着十多年社会工作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介绍，从事安宁疗护的“心”和“社”都需必要的专业训练。比如社工，是倾听者、带领者，让患者可以谈谈对家人、朋友不方便说的内容，这需要社工自身对亲密关系、死亡、生命意义等议题有所探索。一位从业者介绍，目前我国大陆的医学教育中没有安宁疗护这个专业，但在英国、美国、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有这样的专科，也有相关的专业和学位，培养专业人才。宁晓红认为，培养安宁疗护专业人才的意义在于，他们专门研究末期病人症状控制、家属及患者沟通、心理社会灵性照顾等话题，这样才会具备专业深度，也才能与国际接轨，否则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精力和深度都将受限，实践中也就无法做不到太好，最终受损的是人们的死亡品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建国、吴兴为化名）...

2022年1月13日，57岁的心脏病患者戴维·贝内特在猪心移植术后成功脱离了ECMO（体外膜肺），目前恢复良好。在此之前，1月7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成功将一只转基因猪的心脏移植到贝内特的体内。在敲除了四个基因的情况下，7小时的手术后，贝内特并未立即出现体内排异现象，得以保证供体在人体内存活。对于医学界来说，这无疑这是“异种移植”（将动物器官移植到人体内）成功落地的重要节点。猪心变人心，猪心值黄金，一颗猪心救了一条生命，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尝试。在此之前，人类更多的尝试是在人体自身器官移植上，第一台人类供体的肾脏移植术仅过去68年，1967年，南非开普敦才在摸索中进行了人类史上第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但是患者因肺部感染仅存活了18天。换心、换肺，亦或者切肝、换肾只是解决患者问题的第一步。移植之后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让供体与受体融合，要么生，要么死。1978年，上海瑞金医院的张世泽医生完成了国内首例心脏移植术，虽然移植成功，但是患者仅存活了109天。不仅如此，服用抗排斥反应药物、抗感染药物等或半生，甚至终身伴随患者。一手拿着万塞维（抗CMV，即巨细胞病毒感染），一手放着环孢素（抗排斥反应药物），想看看有没有选择，然而没有一种药能够放下。对患者来说，供体是当下生存的基础，排异药物才是持续生存的将来。随着技术的成熟，这个药物市场是否会迎来春天？移植背后是否有黄金般的上下游需求？器官移植分水岭：技术开启产业爆发期？把猪心移植到人体内，听起来就是件足够疯狂的医学尝试。这起案例本身具有特殊性。贝内特作为全球首例尝试“猪心移植”手术的当事人，在接受移植手术之前近两月只能靠心脏支持系统维系生命，同时，因为有过不遵医嘱的“前科”，人体器官移植这条路也被他堵死了。情况危急，别无他法，同时病人主观愿意配合，是这项风险极高的手术最终能实施的必备要素。当然，贝内特也是幸运的，几十年来，全世界的科学家和无数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都在等着异种移植的进步，很多人直到去世前都没能看到这一天。而此次在FDA的紧急认证和马里兰大学的推动下，这一手术才终于落地。随着这起异种移植手术的向前推进，医学新时代的大门也在缓缓打开。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医学领域的一大步，往往意味着产业上下游扩容的新契机。“猪心移植”的新闻满世界刷屏时，李强开始筹划重新捡起自己此前搁置的一款仿制药的计划书。药品名称是万赛维，也叫盐酸缬更昔洛韦片。早在2018年，李强和朋友就在试图打通这款罗氏旗下原研药的仿制生产链条。这事并不难。从生产角度分析，全球70%的缬更昔洛韦片原料药都是用李强朋友家药厂出口的中间体制作的，罗氏的原研药专利已经过期。论精细化加工能力，对杂质和产量的要求，这家原料药厂同样妥妥的能达到国内外药典要求。从价格看，抗排斥药物大都较为昂贵，罗氏的万赛维16500元/盒，印度仿版要2300元/盒，而手握原料药的他们能将成本控制在印度价格的1%左右，价格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看，这事不容易。盐酸缬更昔洛韦片有两大适应症，一个是作为抗排异药物，用于器官移植后的免疫抑制，另一个是用于艾滋病人晚期视神经病变引起的眼盲等并发症。目前发达地区艾滋病人大多有完善的免费药物体系，很少发展到晚期，而国内器官移植市场更是年操作总量在一万例上下，体量非常固定。简单来说，缬更昔洛韦片面向的是一个非常刚需但体量较小的用户群体。用户量少，意味着市场销售额基本稳定，而仿制一款药的成本却不低。李强算了一笔账，这款药研发成本在2800万左右，加上药物的生产成本，申报一致性评价，前后大概需要2-3年的时间，前期投入在3500万上下，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除去政府补贴等因素，前期投入至少要7年才能回本。对很多医药投资人来说，前期投入大，后期回本慢，每年利润固定，这显然更接近于公益而非生意。在聊了一圈身边的医药投资人都无果后，李强无奈搁置了这款药的仿制进度。“猪心移植”给整个产业带来了求之不得的增长机会。如果猪心可以成功移植到人身上，那么无论是供体也好，还是可以进行的手术病人也好，都会大量增加。真实市场迷雾：刚需背后难题待解一旦器官移植领域从质变积累到量变，那么“免疫抑制剂”这座金矿必然随之水涨船高。心脏移植技术在中国已经发展了45年。目前中国累计开展器官移植超过10万例，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不可忽视的是，技术难题之外，巨大的供需缺口才是更难解的痛点。以心脏移植手术为例，《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数据显示，推算心血管病现患人数3.3亿，其中心衰病人890万。对于终末期心力衰竭类病症来说，心脏移植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之一，需要做心脏移植的病人并不在少数。《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最新版显示，2015年至2019年，肝肾器官移植等待者数量逐年递增，肾脏移植等待者从21411人增至47382人，肝脏移植等待者从2209人增至4763人。心脏、肺脏分配系统于2018年10月22日启动，首年（2019年）统计，有338人等待心脏移植，89人期望能够尽快移植肺脏。但是，截至2019年，全国35家心脏移植中心，全面实施脑死亡心脏捐献以来，2015~2018年仅完成心脏移植1583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月20日，国内实现器官捐献38047例。尽管等待者不在少数，但是能够进入手术状态或是能够得到供体捐赠的比例并不高。肾移植作为移植手术最熟练，且能够亲缘性捐赠的“工种”，自2015年至2019年手术比例屡屡升高（从6950例升至12124例），但与等待者比较这个数字还远远不够。心脏移植术更甚。其一，技艺要精深，其二，供体要“精美”。在此种要求之下，2015年全国心脏移植手术仍仅有279例，尽管2019年以后技术跨越式突破（供体保存从冰块短效保存向无缺血心脏移植技术转变），但受条件所限，2019年能够进入手术阶段的只有679例，除此之外，等待者也不在少数。对于庞大的患病人群来说，供需之间的巨大差异，注定很多人必须一直等待。有专家曾对外表示，因为缺少供体，有些有资质的医院甚至几年都没有完成一例移植手术。而“猪心移植”技术的出现，给出了另一条思路——异种移植。技术突破之后，产业爆发期必然也是上下游的收获期。一旦器官捐献的瓶颈得到突破，免疫抑制市场将呈爆发性增长。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猪心移植”这一技术，从全球首例到成熟期还有多远呢？李强对此很乐观，他更愿意把这件事看成是长期投资。据他观察，国内的器官移植市场一直在积累势能。对他来说，当下的行业沉寂期正是储备子弹的时候，目前国内免疫制剂行业增速较慢，大量患者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随着技术进步，病例增多，免疫制剂产品也许有个“小而美”的新时代。尾声：多题待解一台肾移植手术至少需要2小时，而一台肝移植手术最快4小时，最慢可能需要12小时，甚至可能分为上半场手术与下半场“决赛”。对心脏移植手术来说，手术时间可比肝脏移植要求更高。正如某三甲医院手术室护士所说，只有高年资的护士（5年以上工龄）才有资格跟台心脏移植手术。180家医院，是拥有人体器官移植执业资格的具体数字。在2021年的最新统计中，仅有1/3左右（66家）医院有资格开展心脏移植手术，而能够作为心脏移植医师的培训基地的医院只有4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执照”意味着专业和技术，而其背后代表的是生存几率。以2019年国内统计心脏移植术患者生存率为例，总体上来看，院内总存活率在93.2%，但院内感染、心搏骤停、二次开胸、气管切开等总是增加风险的一个分子，分子未必能搅动全局，但是稍有风吹草动，很可能改变患者生存几率。然而，对于每一位手术的患者来说，这只是术中或术后缓冲期的问题之一，此后多年都伴随着生存率的递减。从2015年-2019年，总体上来说术后一年的平均生存率为85.2%，而到了第三年平均生存率降低至80%。相比于儿童，或因年龄与病种的区别。成年人的1年/3年生存率总体上略低于儿童。医学本身就是长效收益的学科，在器官移植领域更是要求严格，技术、人才哪一个都不能差。然而技术、人才之外，获得一颗“合法”的心脏实属不易。2015年1月1日以后，中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来源。在此之前，器官买卖等可以在灰色地带来回跳跃，尽管有措施加持后，“灰色渠道”只是相对减少，但是有关对器官买卖行业的打击更甚。一面是法规趋严，另一面是刚刚建起的人体器官捐赠体系。从2015年-2019年。亲属间活动捐赠的数量基本持平。但公民逝世后捐赠基本经历了波峰与波谷（2015年的2766例至2019年的5818例）。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用“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来形容器官捐献移植改革的历史，尽管2015年并非开端，但却是节点之一。也许一颗猪心变人心是可能的开始，然而一颗拳头大小的心脏背后还有无法攻克的难题，比如基因编辑、排异处理等等。在国内现有的规则中，人类基因编辑实验限于医疗或研究目的，且进行生殖性细胞基因改造，不允许培养人与其他生物的嵌合体胚胎，更不许克隆人。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事件是其中一次，但未必是唯一一次（2018年11月26日，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轩然大波），就连这次的心脏患者曾经因杀人案入狱，也成为世人口中能否通过医学伦理审查的要求之一，更何况医学伦理的其他要求。一颗心脏背后有市场的推动，然后在市场之外仍有技术、人才的加持。除此之外，每一条政策、以及背后的医学伦理问题，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尽管一颗猪心让人看到了“黄金”，然而黄金背后还有它的暗坑，2007年3月21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出台后，又引起业界不小变革。技术革新后市场会怎样？也只有实践能给出答案。...

未来，房子将越来越成为美好生活的载体，而不再是暴富的途径。01.上千万豪宅，难逃维权一劫2021年下半年以来，楼市进入寒冬期，行业内也出现了许多魔幻现象。跟买房者关系最紧密的，过去或许是“投资”二字，现在似乎变成了“维权”二字。过去是“每逢交房之日，便是维权之时”，现在变成了“房子还在建，先派无人机去巡逻一番”。深圳宝安区尖岗山壹号花园的900余位业主就是如此，楼盘还未交付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维权，派无人机去拍摄施工现场，结果还被击落了。业主的维权诉求很多，例如，楼盘宣传图显示小区外墙为铝板，但实际用的是贴片瓷砖。目前外墙已经出现不平整、大面积鼓包的问题，还有瓷砖零星掉落，危及行人安全。此外，合同中还存在不合法和有失公平的霸王条款。这个项目由深圳市尖岗山置业有限公司开发，于2020年11月获批预售证，户型面积约79—136平方米，单价在8.2万—9.5万元/平方米，总价在679万—2075万元/套，开盘当天就售罄。千万豪宅，难逃维权，令人头疼。这仅是众多维权案例中的一个。腾讯房产发布的《2021年中国购房者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在购买新房时，67.73%的购房者吐槽房企有虚假广告宣传的问题，在交房阶段，超过65%的购房者发现小区的规划以及配套与买房前房企宣传的不一样。克而瑞发布的《中国房地产企业产品力白皮书》显示，2021年搜集的百强房企全年全网的负面资讯中，与交付、维权、精装修质量相关的有7.6万条，同比上升37%。02.维权潮新特征——专业化、团队化“交房即维权”并不是今天才有，时间拉回到2018年，在那一年的博鳌房地产论坛上，绿城房地产建设管理集团公司董事长李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一直劝我的同事们在这两年不要买房，这两年买到的房子可能是最差的，维权潮会在这几年出现。”有人笑称，这位房企高管的话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房子质量很差，但另一半“劝我的同事们这两年不要买房”说错了。维权潮一直都有，但比起现在，2018年显然是更好的买房时机。原因在于，2018年时，在一二线热点城市，新房限价政策下，同一地段新房价格与二手房价格存在严重倒挂。到了2021年，楼市盛况不再，新房依然限价，但与二手房之间的价差小了许多。其中，既有新房价格小幅上涨的原因，也有现在楼市趋冷二手房大幅跌价的原因。城市研究专家、“阳光城市频道”主编阳光分析：在2017—2019年乃至2020年，虽然新房的房子质量不怎么样，但买房者会有一种“买到就是赚到”的心理。即便维权，也是带着微笑维权。到了2021年，新房增值的部分少了，买房者的需求基本集中在自住，对房子质量的要求更高，因此维权意识和动力更强。这种趋势从2021年逐步开始，预计2022年/2023年也将如此。维权的人更多了，个人力量薄弱，于是就团队上。微博上有人晒出维权利器——业主群，群内兵分三路向开发商施压。一路走上层路线，一路负责联系媒体曝光，最后一路负责线上线下骂人。对于这种现象，阳光概括性地说道：“与开发商忽悠专业化相对应，这年头业主也达到了维权专业化的境界。”他所重点研究的南京地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阳光告诉小巴，大约从2021年开始，业主维权呈现出几个特征：维权前置，以及专业化和团队化。所谓维权前置，就是“不等交付就维权”，因为等交付时再去维权已经晚了。刚买完房，业主就会向开发商、设计院等索取各种资料，然后去监督施工情况，一发现问题立马就去维权。甚至出现“上午买房、下午就维权”的极端情况。至于维权专业化和团队化，业主维权各项任务的细分程度更是超乎想象。1. 监督组：用无人机航拍监督施工质量和进度。2. 媒体组：负责对接各家媒体，曝光各种资料。3. 政府关系组，打市长热线、信访等，向上反映情况。4. 跟开发商对话组：维持跟开发商之间的正常对话机制。5. 内容制作组：负责输出各种文字视频材料，包括写投诉报告，做亮点突出的PPT等。6. 旅游组：比如开发商总部在深圳，业主会组团去深圳总部“旅游”，从而给本地开发商施加压力。阳光还告诉小巴，当维权变得细分和专业，必然有资金需求。这时候会有相应的维权资金跟上，比如，长三角一些豪宅小区在维权时，每家拿出几百几千，一个小区几百户业主，就有了几十万维权资金，专业分工、各项维权开支可以从中提取。03.商品房预售制下，买期房很大程度上拼的是运气业主花了几百万买房，一边等交房一边准备维权，罪魁祸首自然是开发商的房子质量太差。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从根源——商品房预售制，开始说起。所谓预售制，简单说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的房子预先出售给买房者，我们买到的新房基本上为期房，基本得等上1.5—4年才能见到房子的真模样。国外也用预售制，但实际操作方式大不同。以英美为例，买房者在交房前只需支付10%—20%房价作为定金，而且这部分定金是被第三方托管，直到交房时，才将定金和大部分房款交给开发商，银行的按揭贷款也是在交房时再贷出。中国的预售制，在签订买房合同时，1%的定金交给开发商，最主要的是首付款，一般是三成起步，这些首付款直接放在了开发商在银行开立的专用账户。三成首付是起步，以小巴经历过的2017年楼市火热期为例，当时小巴所在的杭州，不少开发商提出“全款优先购房”，拿不出全款的就排队慢慢等。可想而知，首付款的资金是巨大的。据东证期货研报指出，在房地产开发资金结构中，自筹资金、定金及预收款为两项主要的资金来源，比重均在33%左右。从近10年的走势看，定金及预收款的占比是逐步提升的趋势，可见开发商对买房者首付款的依赖度在上升。对比英美，他们的开发商在交房之前，几乎拿不到买房者的钱。而中国的预售制却成了开发商融资的重要手段，帮助开发商提前回笼资金、减轻财务压力、加大杠杆“圈地”扩张。对买房者而言，不过是凭借一张精美宣传册“纸上谈房”，除了前期做好对开发商资质的评估，剩下的似乎只能交给运气了。这期间，买房者至少面临两大风险：第一大风险，交付的房子货不对板；第二大风险，遇上烂尾楼，房财两空。南方都市报曾报道过一个烂尾五年的楼盘“别样幸福城”四号地块。2020年5月以来，一位单亲妈妈背着4000元/月的房贷，在疫情之下租不起房子，成为第一个搬进这个烂尾楼的业主。此后陆续有30多户业主住了进来。他们都是打拼多年，将毕生积蓄投入买房的普通人，而今迫于无奈，住进了没有水电、雨淋日炙的烂尾楼。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这个烂尾楼盘经媒体报道引发各方关注，后续有了进展，2020年8月已经开始了复工续建。虽说住烂尾楼的人不多见，但维权的人比比皆是。房产律师、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甫告诉小巴，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纠纷，主要发生在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楼盘建设未封顶前，最多的纠纷是开发商资金断裂等原因导致的“烂尾楼”。另一个是开发商在售房时的种种“美丽”承诺，交房时往往差距很大。此外，开发商延迟交房和房产证迟迟办不下来，也是常见的纠纷。刘甫说，业主维权最大的困难在于“取证难”，因为开发商前期一般都是口头承诺，而且合同条款、销售话术等经过精心设计，导致业主在维权时往往因“举证不利”，而无法获得正常的索赔。对此，他建议“多录音”，与开发商经理、销售、物业的前期沟通、后期维权谈判等环节都尽量录音取证，保障自己在法庭上的“证据优势”。04.开发商日子不好过，我们只能住质量差的房子？说完了根源上的问题，再来说说开发商的毛病。自2016年首提“房住不炒”以来，大环境已大不如前，尤其是2021年“三道红线”政策压力下，形象点说，有的开发商刚进医院，有的已经进了手术室，有的已经在立墓碑了。阳光介绍，有一个指标能衡量开发商的利润——房地差，即实际销售的房价与土地买价之间的差距。房地差越大，开发商利润越高，反之，则利润越低。“当新房实施限价政策后，但土地价格并没有降低，这导致房地差数值小了很多，逼得开发商像精算师那样去计算。”阳光解释，从整体看，房地差急剧缩小后，房子产品质量降低，是一种必然，但具体到不同开发商，又是不同情况。这跟开发商的基因、综合能力有关。比如，同样2万/平方米的价格拿地，限价3万/平方米的售价，但有的开发商能赚钱，有的开发商利润微薄，还有的开发商会亏钱，背后就跟开发商的操盘能力、集采能力等相关。当然，也跟开发商的良知有关。同样面对利润和品质两者之间的抉择，有的开发商选择了保良知，有的开发商选择保利润，这也是一种区别。但总体上来说，开发商资金困难、利润低，导致房子产品质量差，这个结论是成立的。但反过来，我们要问，难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开发商日子不好过，就代表我们只能住质量差的房子？当然不是，也不应该如此。阳光作为地产行业多年的资深观察者，他告诉小巴一个趋势，2021年以来，楼盘品质与口碑对于房价的意义，直线提升。放在五年前，大部分买房者更注重的是地段，这意味着升值潜力，还有配套资源、学区等。而现在，大家买房越来越注重品质和口碑，愿意为高品质和好口碑的楼盘支付一定溢价。“大多数房子是用来住的，房价不涨了，房子就像汽车市场一样，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未来，房子将越来越成为美好生活的载体，而不再是暴富的途径。”阳光分析道。如此一来，买房者对房子品质的挑剔，对于美好生活的高要求，将成为一种常态，这将倒逼开发商以更低的成本做出更高品质的房子。长此以往，良币驱逐劣币。参考资料：1. 经纬找房：《尖岗山壹号花园：千万豪宅下“瓷砖雨”？》2. 海通证券：《详解预售制——政策分析及国际经验借鉴 》3. 南方都市报：《住烂尾楼的人：单亲妈妈身背房贷租不起房，有人花光积蓄未能入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