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班很有意思:年龄相差十多岁,最大的工作已十年,最小的高中刚毕业;再看职业,有老师、有消防员、有退役军人、还有银行柜员;11位本科生,25位大专以上学历,有中途辍学的,也有高考失利的;当然,有人冲梦想而来,有人奔编制而来,也有人为家庭回归。▲“空巢”多年的郎村卫生服务站,如今成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今年4月光荣退休后,70岁的姚珍妹五味杂陈。辛苦一辈子,整整40多个年头,纵有不舍,可岁月不饶人。全村老少,几乎都找她看过病,从家到诊室的路上,大伙由内而外的热情与敬重,是她最大的骄傲。清晨开门,落日关门,也似乎成了种肌肉记忆。职业生涯终于到站,可眼下,姚珍妹不能退,还得再坚持数月。四年前,村里招了名年轻人,叫张尚金,是个“95后”小姑娘,土生土长,学的是护理专业。那年,县里试水“本土化村医培育”,刚大专毕业的张尚金正好报了名,护士没当成,却成了“准村医”。如果顺利通过今年8月份乡村全科执业助理考试,张尚金就能正式上岗。但是村里的老人们等不得,得配药、测血压,偶有头痛脑热,实在少不了村医,只能暂且返聘姚珍妹。张尚金也提早进入角色,一得空,就来卫生室帮忙。年轻人经验少,但电脑用得溜,两人既是师徒,又是搭档。这个小山村名叫尚书干,距离县城近40里路。张尚金的到来,让卫生室逃过“空巢”的命运,但其他村却没有如此幸运。在浙江省安吉县,总共有134家村级卫生服务站,眼下,已有16个“空巢”,剩余绝大部分的村医属于“光杆司令”,其中60岁以上占了一半多,如再无新鲜血液输入,“有站无医”即在眼前。这不仅仅是安吉的烦恼,更是浙江的、全国的困局。大众印象里,安吉算不得偏,经济也挺发达,所在地市湖州又素来被誉为“鱼米之乡”,浙江农民的富裕程度更在全国省区中名列前茅。村医奇缺尚且如此,更别谈其他地区。为解此题,过去15年里,安吉从未停止探索。屡败屡试后,最新的一次尝试便是“本土化村医培育”。即从各村选拔热爱中医药,有志于从事村医的青年农民,县里出专款、给编制、配师父,待通过全国相关专业考试后,就回到本村从医。他们芳华正茂,背景各异。一眨眼,四年过去,44人的“青年村医班”即将初出茅庐,秋天将全部走上岗位。他们即将走进生养自己的乡村悬壶济世,而记者也尝试走近他们的人生,走近这群“新时代的赤脚医生”。消失的“赤脚医生”与村医王东木的首次相见,是农历新年后的一个下雪天。原以为人会少些,可早上7点半,卫生室开门后,窜进来的村民一个接一个。山里头冷,没空调,又敞着门,寒风直往里灌。王东木裹着厚棉衣,连白大褂都套不进去。▲王东木正在为村民包药。量血压的,感冒的,喉咙发炎的,都是老熟人,不少还从邻村赶来。正月初一到元宵,没关过门,生病可不挑日子。王东木其实也是个病人,自从两年前摔断腿,一到雨雪天就隐隐犯疼。当了半个多世纪的村医,其实,他已“超龄服役”。按县里政策,王东木三年前本该退休,可他一走,卫生室就得关门,老百姓集体抗议,他只能继续留守。走一步算一步,又不知何时是头。章村是安吉最西南的山区镇,距离县城近百里路,已与安徽交界。山里老人多,外出不便,小毛小病都指着村卫生室。全镇总共8家村级卫生服务站,如今有一半“空巢”。像茅山村这样返聘退休村医的,还有另外一个,由于后继无人,也随时可能关门大吉。“那会儿生病,根本没法上县城,都没公路。后来通了路,班车也就一两趟……”64岁的王吉成刚测完血压,一边理袖口,一边就跟记者拉起家常。这个年岁上下的村民,几乎跟他差不多,都是王东木照看着长大。2300多人的茅山村,如今光高血压患者就有将近400人。王东木算得上县里最早的一批“赤脚医生”。1969年,经过简单培训后,成了“半农半医”的卫生员。过去,农村缺医少药,老百姓生病也治不起,小病硬扛,大病等死。尽管偶有医疗队下乡,可根本顶不了多大用。▲王东木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每位村民的健康状况。当时,正赶上“六二六指示”,“赤脚医生”在大江南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一根银针、一包草药,农民生了病,无论早晚还是晴雨,村医随叫随到,成了村里最有威望的人。直到今天,王吉成最敬仰的还属王东木。尽管后来,“赤脚医生”不复存在,与其共存共生的合作医疗也随之解体,但这支队伍曾立下的汗马功劳,谁都无法磨灭。进入新世纪,随着村卫生室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这支队伍被“收编”,继续发光发热。目前,安吉135名村医,绝大多数由“赤脚医生”延续而来。天荒坪镇大溪村是安吉最靠南的山村,24.3平方公里散落着13个自然村,绕一圈得有80多公里。去年4月,村医徐海潮猝然离世,大溪从此沦为“空巢站”。对于这位同样服务了村民50年的老医者,村书记陈军说着说着,两眼泛起了泪光。“但凡有头疼脑热,都老先生给看的。包括女儿有次半夜口吐白沫,也是打电话给他,骑个摩托车就赶来。”陈军仍记得,徐海潮出殡时,全村人都自发送葬,花圈排成了长龙,很多人泪如雨下,“本来他都可以退休了,一天清福都没享。”病还是得有人看,陈军一次次向上打报告。可县里、镇里也没办法,最后商定每月逢六,由镇卫生院派人巡诊,每次一上午。“这三个半天,实际上很不容易。本身,院里也是泥菩萨过河,只能借助巡诊稍微缓解一下。”天荒坪镇卫生院院长蔡国廷坦言。扎根乡镇24年,他又何尝不知村里所需所急。相比章村,毗邻县城的天荒坪镇“空巢率”稍好些,但也不容乐观。8个村级卫生服务站,目前有两个空着,可再过几个月,西鹤村也将加入其中。而剩下的5名村医,仅有一人未过花甲。这意味着,“空巢”就是眼跟前的事儿。“从60岁到65岁,后面又一延再延,最终政策定到70岁离岗,已是不能再晚。我们必须考虑到村医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超龄并非长久之计。”谈起现状,安吉县卫健局副局长沈巍无比担忧,“若不采取措施,五年内将近一半会‘空巢’。”两度“失败”再出发一边是“能中会西”的“赤脚医生”加速退出舞台,另一边则是青黄不接、人才断档的尴尬境地。面对村医奇缺难题,安吉不是看不见,早在2007年,就开始破解之旅。最早时,当地委培大学生村医。起初面向全省招,后来考虑到方言不通,缩小到面向县内招,持续了五年,培养了71名村医。老家是大溪村的翁圣斌,就是委培班的大学生之一。2012年,她从湖州师范学院临床医学大专毕业,回到本村当医生。因为没有编制,加上待遇低,其实毕业那年,她就尝试考编。首次失利,翌年再战,如愿后便去了乡镇卫生院。好不容易盼来的年轻人,又跑了。▲翁圣斌在老家大溪村为老百姓提供巡回诊疗服务。如今,32岁的翁圣斌已是院里的业务骨干。记者采访当天,她正好被派到大溪巡诊。虽然自己就是本村人,也明白陈书记的燃眉之急,可翁圣斌始终无法下决心回村,能做的就是尽量多回娘家住,万一夜里头有人寻医,也能有个照应。本地人吃住方便,尚且想着拔腿就跑,外地人作为异乡客,尤其是女孩子,自然更是心神不定。当时,有个年轻女孩分到天荒坪镇,头天进村,因为淋浴房毗邻村道,玻璃虽糊了塑料纸,可毕竟只有一窗之隔,深夜还有人路过,恐惧感油然而生。第二天,她就交了辞职信,仓皇出逃。总之,由于种种原因,71人,已无一人留在村里。吸取“教训”之后,2012年,安吉调整政策,实行招录并轨的定向培养,只要毕业去村里就给编制。结果同样不如人意:因为不是本村人,吃饭、住宿等生活问题难以解决,扎不了根,自然很快全跑光。李贵洪去年履新安吉县科技局副局长前,一直在县卫健局,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两次探索。对于大学生们的“出逃”,县里其实也无可奈何,无法加以阻挠,可从内心讲,同样临床医学出身,又远离故土的李贵洪,其实很理解。“当年的‘赤脚医生’为什么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这绝不是简单的编制问题、吃住问题,里头还有人文融入问题。因此,本土化培养很关键,既要热爱医疗事业,又要热爱这片土地,并且对村医要有清晰的职业认知,同时还得有一定的收入保障。”李贵洪说。本土化,关键词应运而生。按规定,从事医疗卫生必须得有相应的执业资格,而前提是医学科班出身。即使有青年农民真有意愿当村医,如何走上职业舞台?时代不同了,肯定不能像几十年前一样,短短数月就“赶鸭子上架”。巧合的是,两项改革的推出,让这道难题仿佛有了解法。当时,为传承中医药文化,可以采取“师带徒”,快捷又实用,为没有医学背景之人,取得执业资格提供了通道。但拿到《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的这类人,只能从事中医服务。于是,另一项改革成了“黄金搭档”。有了“出师证”,实习一年后,就能报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这意味着,就能提供中西医诊疗服务。对于百姓而言,村医或许无需多高学历、多高技能,但必须是“万金油”。“失败”两次后的安吉,重新出发,开座谈、搞调研、定政策。2018年5月,“中医师承+定向培养”的本土化村医招录计划正式推出。依照政策,完成两轮考试后,学员定向回到村级卫生服务站后,再予以学费补助,并且给事业编制,收入估算也能有十多万。当然,有言在先:八年内,学员未能取得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不予补助学费、也不签订聘用合同;而学成后,若不回村或中途离职,则视作违约,不再保留编制,追缴补助经费,关键还将录入信用平台和失信记录。重回“象牙塔”2018年,秋日入学季,坐在大巴车导游座上的薛峰,内心澎湃不已。他的任务是送学员们到浙江中医药大学,开始为期一年的封闭式中医理论学习。“85后”薛峰,也曾在村级卫生服务站待过,如今已是安吉县卫健局中医管理与科技教育科的科长。在他看来,这次送行犹如火炬传递,自己虽只是一介“摆渡人”,但对于安吉村医事业而言,值得被永远铭记。比薛峰更加兴奋的是后座的青年们。公告发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县51个村的报名人数达到270多人。为了答疑解惑,也为了避免日后矛盾丛生,县卫健局专门办了场政策宣导会。偌大的会场被围得水泄不通,远远超出预期。经过多轮考察,最终44人入选,组成首届中医师承定向培养班。安吉县卫健局局长凌逸刚告诉记者,学生们一腔热情,但为了防止四年后“一地鸡毛”,县里坚持宁缺毋滥原则,充分考虑培养对象的学科背景、家庭情况、出发点等,有7个村就无一人入选。因此几乎每个人,都是精挑细选而来。这个班很有意思:年龄相差十多岁,最大的工作已十年,最小的高中刚毕业;再看职业,有老师、有消防员、有退役军人、还有银行柜员;11位本科生,25位大专以上学历,有中途辍学的,也有高考失利的;当然,有人冲梦想而来,有人奔编制而来,也有人为家庭回归。“90后”罗梦玲从小酷爱医学,高考时一分之差落榜医学院,最后读了工商管理专业。看到公告后,她几乎不假思索就报了名。“坐在教室里,我常感到恍惚,就如同一场梦,没想到还能从医。”同学圈里,罗梦玲成了一个“传说”。年龄最大的黄璐璐,同样热爱医学,发挥失常只能退而求其次,进了一所大专院校读药学。毕业后,她入职安吉某知名药企,一成不变的工作,总觉得少了激情。当时报名年龄上限是28周岁,但考虑到黄璐璐有医药背景,加上意愿强烈,县里为这类人员开了“特殊通道”,终于圆了她的医生梦。与罗梦玲、黄璐璐不同,丁方纪烨来报名,是被母亲丁红梅动员来的,起初还有些不愿意。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高不成低不就,当时在一家竹木公司暂先安顿。母亲认为,医生工作体面,也算“铁饭碗”,还能照看家里,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比眼下强。被劝导了一周,他才听从建议。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踏上这趟大巴,都意味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将发生180度转变。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重返大学校园,心境各不相同,而机会来之不易,强度也不容小觑。一年半时间,他们必须学完普通本科四年的中西医理论课程。厚厚的“砖头书”,内外妇儿,哪科都重要,哪章都要紧。“上午集中授课,下午和晚上自修。管理很松散,但大家都很拼,基本上没有人逃课缺席,也没有人睡觉、打游戏。第一排座位,几乎从没空着。”罗梦玲被推选为班长,对比之前的大学生活,深有感触,“或许,谁都格外重视这次机会;又或许,必须完成考试,才能尽早工作。大家都知道利害轻重。”中间有半年时间,学员们需回到安吉,进行中医师承的跟师学习。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医文化,满足农民对中医药的服务需求,县里特别聘请了30位副高职称以上或从事中医超过15年的医生,作为学员们的师父,还专门举行了一场正儿八经的拜师礼。▲学员们在安吉县中医院轮转学习。丁宪春是安吉县中医院的“名医”,这次收了两名徒弟。他的老家在杭垓镇姚村,也是个偏僻的小山村,卫生服务站空了大概十多年。86岁的母亲仍独居在村,丁宪春虽每周回家,可他觉得,哪怕自己是医生,家门口的卫生室还真缺不了。“我挺佩服这帮年轻人,也深感安吉这次探索的价值意义。坦率讲,由于缺乏系统的培养,他们的医学基础或许不够牢固,但他们真的很刻苦,过程也很认真。”丁宪春说,也因此,自己格外关照两位徒弟,比带全日制的本科和研究生,显然要花更多心思和时间。让“师父们”没有失望,这帮青年很争气。去年4月,大家首次参加出师考,分为实践和理论考,有31人两门都过,顺利拿到了“出师证”,另有3人通过实践考。整体通过率达69%,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一倍多。路漫漫其修远兮当初被母亲“逼”来的丁方纪烨已经爱上了自己的职业,这缘于在急诊科轮转时的一次生命教育。“当时,跟着老师去车祸现场转移病人,眼睁睁看着生命消逝,无能为力。”面对死亡,他没有恐惧,瘫坐在抢救室的塑料凳上,一股使命感和责任感涌上心头。现在,丁方纪烨最大的担心,来自于“本领恐慌”。自己并非科班出身,过去三年多里,每天都如饥似渴地看书,压力和强度比高考还大,毕竟到了村里就得独立挑大梁。想到病人、想到凶险,他还是惴惴不安,深怕辜负了身上的白大褂。严格来说,丁方纪烨即将被派往的上墅乡罗村,卫生服务站已属“空巢”。前一任村医退休后,老百姓三天两头跑乡里反映。无奈之下,邻村的村医李阿荣被派来临时支援,可他也年届67岁,就盼着小伙子赶紧下村。相对而言,黄璐璐就幸运得多,她要去的是上墅乡刘家塘村。这个村招医生,并非为了补缺,而是业务繁忙,人手不够。眼下,卫生服务站已有5人,3名医生,护师和药师各1名,全年有2万多人次的诊疗量,周边几个村的老百姓都上这儿看病。▲一村民正在刘家塘村的卫生服务站付款取药。52岁的卢永琴是刘家塘卫生服务站的带头人,记者采访的当天下午,她还得赶去县里参加“两会”。可病人实在太多,一上午号子就有100多个。从小,黄璐璐家就与卢永琴的诊室门对门,或许正是耳濡目染,种下了医学种子。现在,邻里成了师徒,卢永琴答应,待她正式入职,收了做“关门弟子”。▲刘家塘村的村医卢永琴在接诊病人。但毕竟,刘家塘只有一个,更多的村卫生服务站或已经、或濒临“空巢”。如同丁方纪烨一样,绝大部分人上岗后,没有前辈给予指导,也没有时间让他成长。对此,同行的薛峰告诉记者,县卫健局已考虑到这一情况,待他们正式进村服务之前,还将组织进一步的培养计划,提高其业务能力。无论如何,四年时间,这批果实成熟在即,这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在章村镇郎村,关门数年的村卫生服务站,一度成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得知有个年轻人叫潘浩韵,马上就能学成归来,郎村上下欣喜不已,正筹划着重新恢复服务站。在凌逸刚看来,有了这帮年轻人,接下来的“健康驿站”共富班车才能有“司机”运转。根据计划,安吉将投入1.8亿元,三年内利用数字化技术,持续改造提升一批村社卫生服务站。郎村同样赫然在列。“如果没有村医,没有懂技术的年轻人,设备再好,站点再智慧,依然派不上大用场。当然,有了数字赋能,也可以让更多医疗资源下沉,成为年轻村医们的‘左膀右臂’。”凌逸刚坚信,新一代“赤脚医生”今后将大有可为。当然,留给安吉的题目还有很多,年轻村医们的道路才刚刚起步:留不留得住?用不用得上?入职后,进修通道如何?怎样提升技能?收入是否满意?还有,对于村医的要求,同样也日趋多元化:除了看病给药,还有公共卫生、养老服务等。他们跟不跟得牢?想象与现实的差距,最终又会让多少人选择退出?安吉并不避讳这些现实问题,从头到尾也没把这场实践捧得过高,亦没有火急火燎全面推开。迄今为止,这仍是唯一一届本土化村医班。就目前而言,效果超出预期,安吉才准备择期推出第二批。不过,该做法已得到社会关注,不仅被一些地方参照学习,还被写入了浙江省中医药的“十四五”规划。长路漫漫。至少,在上一辈村医的坚守之后,新一代也望到了曙光。...
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影响正在继续显现。8月24日隔夜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盘中突破109关口,刷新20年新高,但在不佳的PMI数据出炉后有所回落,现徘徊在108附近,也给了其他非美货币一个喘息的机会。8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Markit制造业、服务业、综合PMI续刷两年多新低。其中,服务业、综合PMI连续第二个月陷入收缩区间,经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放缓信号。美联储将如何平衡经济放缓与治理通胀成为本周五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的市场焦点。美元指数突破20年新高之际,非美货币汇率全线走低,欧元兑美元汇率连续两日跌破平价,韩元跌至13年新低,日元跌至20年新低后仍在继续滑落。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和也双双走贬,一度逼近6.9关口。事实上,自8月15日央行将MLF和逆回购操作的中标利率下调10个基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快速走贬,22日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跟随下调后,人民币进一步贬值。截至8月24日下午,离岸人民币汇率七个交易日贬值超过1200点,在岸人民币汇率一度贬值超过1000点。人民币的适度贬值在市场的预期之内。历史经验来看,2014年后国内共经历了三轮降息周期,分别是2014年11月24日到2015年10月26日、2019年8月20日到2020年4月20日以及2021年12月20日至今。人民币汇率在此期间表现为震荡承压。“在国内经济动能不强、信贷疲弱环境下,人民币小幅贬值有利于出口支撑,也是平衡国内外价格、释放跨境金融压力的有效措施。向后看,我们认为在2022年末之前,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小幅贬值并双向波动,预计落入6.7至7.0区间。”国泰君安大类资产配置研究团队认为人民币贬值压力仍然可控。美联储急于表明抗通胀的决心美联储的鹰派态度是强势美元的重要支撑。在去年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鲍威尔断言,美国通胀“很可能是暂时的”。一年过去,美国通胀水平仍接近40年来的最高,而鲍威尔也在正式连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罕见地公开承认美联储此前的加息行动略显迟缓,若更早采取行动可能会更好。经历了此番“打脸”之后,美联储急于表明其抗击通胀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哪怕代价是一定的经济增长。“低于趋势的增长是当前政策设置的一个特征,而不是政策带来的结果;虽然数据的不确定性使过度紧缩成为风险,但如果市场无法接受美联储适当紧缩的决心,高通胀变得根深蒂固的可能性则将是一个更为危险的‘重大风险’。”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纪要认为,让市场相信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决心本身就是治理通胀的重要手段。从美联储官员近期在公开场合的表态来看,即使部分经济数据走软,也不会放缓加息,除非看到通胀明显放缓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7月CPI出现了降温迹象。8月10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美国7月CPI同比上涨8.5%,好于市场预期的8.7%,较前值的9.1%大幅回落60个基点。但是仍然高于8%的通胀显然不能让美联储满意。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的最新发言显示,只有当我们看到通胀接近2%的有力证据时,我们才能放缓加息。在通胀率达到8%或更高的情况下,我们不想让通胀预期失控。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表示,美联储应当在今年年底前将利率提高到3%以上以抗击通胀。9月具体加息幅度要取决于进一步的经济数据,加息幅度可能是50BP或75BP。堪萨斯联储主席乔治认为,美国通胀可能正在趋于缓和,但现在就宣布抗击通胀取得胜利言之过早,继续加息的理由仍然很充分。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认为,当前经济数据仍然较好,但通胀的水平仍然很高,应当迅速提高政策利率,直到对通胀造成重大下行压力。布拉德表示,他倾向于在下个月的议息会议上再次加息75BP。美国白宫预计2022年美国实际GDP增长1.4%;2023年为1.8%;2024年为2.0%;预计2022年美国CPI为6.6%;2023年为2.8%;2024年为2.3%。外资重返人民币债券市场值得注意的是,经历了4个月的减仓离场,7月海外资本开始悄悄重返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令海外资本很难再炒作资本流出而沽空人民币套利。近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境外机构投资者净买入人民币债券66亿元。在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看来,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重回稳健增长轨迹,海外资本配置人民币债券的信心正迅速恢复。尤其在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与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性骤增的情况下,人民币债券的避险属性再度受到海外资本青睐。“更重要的是,如今越来越多海外资本已经适应中美利差倒挂与人民币汇率回调的新投资环境,并找到相应的风险对冲策略。”一位欧洲大型资管机构亚太区首席代表向记者透露。他表示,随着越来越多海外资本陆续重返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海外投机资本炒作资本流出而沽空人民币套利的算盘也将随之落空。“如今的环境与4-5月大不相同,当时投机资本可以炒作中美利差倒挂(资本流出压力加大)与疫情导致外贸景气度下降。如今众多海外资管机构均认为中国外贸景气度回升与海外资本重返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正令人民币汇率更具韧性,如法炮制沽空人民币的失败风险极高。”他说。记者获悉,目前不少华尔街对冲基金的人民币汇率投资模型已开始削弱资本流出因子的权重,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因子对人民币汇率估值调低的影响力日益减弱。王春英指出,中国债券既有分散化投资价值,也有实际资金配置需求,更有基本面支撑。外资在中国债券市场中占比在3%左右,令中国债券市场吸收外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长期而言,外资仍会稳步增持人民币债券。“事实上,随着海外资本陆续重返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将在某个均衡汇率区间双向平稳波动,至于这个均衡汇率区间是在6.8-6.9,还是在6.7-6.8,主要取决于美元指数还会涨多高涨多久。”前述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指出。关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种种信号显示市场正在押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五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会表现得非常鹰派,其态度对美元的后续走势至关重要。当地时间8月25日至27日,一年一度的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会将于美国怀俄明州召开。届时各国央行将交流对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看法,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发言将是重头戏。自金融危机以来,这一会议已经被外界视作各国央行传递货币政策信号的重要舞台,也被称为货币政策“晴雨表”。今年会议的主题为“重新评估经济与政策约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美国东部时间26日(周五)上午10点在会议上就经济前景发表讲话。市场预计鲍威尔有可能对美国经济进行重估,并重设金融市场对利率的预期,就如何平衡抗击通胀与经济放缓之间的矛盾给出更多线索。摩根士丹利研报指出,在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继续走软,欧元兑美元前景仍然疲弱。本周即将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可能是利好美元的重要因素,因为它给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个继续强调美联储抗击通胀承诺的机会。摩根大通外汇分析师Antonin Delair和Meera Chandan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美元目前估值不低,但根据量化模型,随着增长前景恶化,美元还将进一步走强。高盛表示,预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继续保持鹰派,但会重申放缓紧缩步伐的理由。鲍威尔料继续强调美联储仍致力于降低通胀,以及未来政策决定将取决于即将出炉的数据。高盛还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加息50个基点,并在11月和12月各加息25个基点,不会像前两次会议加息75个基点那样激进。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的FedWatch(“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美国中部时间23日08:28,美联储在9月政策会议上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为45.0%,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55.0%,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为0%。...
作者|张丰昨晚到今天上午,我在成都的朋友至少有三位遭遇停电。一位朋友半夜停电,彻夜难眠;另一位朋友上午在家里停水停电,他发朋友圈想变成后羿,去射天上的太阳;第三位是一个女生,住宅停电,不得不到工作室去上班,但是写字楼电梯停运,要爬十几层楼。他们的停电,都不在“计划中”,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成都正在全力保障居民用电,但是如果有社区严重超负荷,也会遭遇这样的“崩溃”。像这种突然崩溃的社区很多,说明整个城市尽管已经采取最高级应对,仍然很难维持。这样的遭遇让人难过,连续40度的高温,人们的忍受已到极限,如果再停电,几乎是压垮个人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成都人没什么理由抱怨,因为放眼四川,不少地市都为了“保成都”,早就开始了限电措施。真的热死人浏览社交媒体我们会发现,一周前,像达州、绵阳、泸州这些地区,居民已经开始面临不时停电的局面。政府网站信息显示,绵阳市三台居民还就停电问题多次投诉,但是很明显这样的问题没法解决。成都不时发布有关“热射病”的报道,8月初高温刚刚开始,几乎每天都有人因为热射病去医院治疗的,到后来这样的事情在大城市就不再是新闻。但是,在小城市和农村,更多人受到高温威胁根本上不了新闻。成都平原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很少严重的高温干旱天气,“自古由人不由天”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常有的自豪感。反过来,这也说明很多人并没有应对高温和干旱的经验。成都连发十几天高温红色预警,都市人紧张应对,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几乎每一天四川气象部门都有“干旱橙色预警”。农村不但经常停电,很多地区也严重缺水了。一位媒体前同事告诉我,他在眉山的两位亲戚在高温中去世了,分别是71岁和95岁。这位朋友的发小是一位“阴阳先生”,在这次高温天气中,一共接到7次帮忙办葬礼的业务。农村独居老人,通常没有空调,即便子女给安装了空调,也不舍得多用。有时候他们还要“固执”地去田里劳动,很容易中暑。让人难过的是,农村老人在高温中的死亡,往往被认为是正常死亡,不会被统计为“热死”或者中暑死亡,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热射病”这个词。所以,尽管社交媒体上有不少人谈到亲戚“热死”,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详细的有关农村灾情的统计。高温中被遮蔽的乡村媒体报道现在多集中在成都的限电和重庆的山火中,对广大农村地区缺乏关注。在成都,政府的应对措施集中在“保民生”和“保重点企业”上,而把视野放大到四川,则有一种“保省会”的倾向。毕竟,成都一年GDP接近2万亿,而省内排名第二的绵阳市,才3000亿出头。因此,这次“川渝”地区的高温干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重庆和成都的高温,属于“都市灾害”,而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则是高温加干旱。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前者,后者处在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农民没有发声渠道,也很难登上热搜。但是,合理推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停电频繁,住在农村的又多是老人,高温对人们的健康损害更大,而长久的干旱,会对农业造成严重影响,最终将通过粮价和菜价的波动,反射到大城市居民的生活中。| 2022年8月17日,四川阆中,老夫妻避高温,凌晨收获水稻。超级都市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这次川渝地区的电力缺乏,引起持久而深入的讨论,因为四川是中国第一水电大省,往年都是“西电东输”的主力,今年严重缺电,其震撼性可想而知。对缺电原因的讨论有很多。目前来看,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天气,长江流域降水急剧减少,不少发电厂的蓄水都严重不足。大渡河一个电厂,自己做了一个视频,标题叫“大渡河献出了最后一度电”,为了最大限度供电,发电厂也把大部分照明设备都关了,实在是悲壮之极。除了气候影响之外,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不能不提,那就是以重庆和成都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圈“的崛起,本身就需要巨量的工业用电,而且这些年工业用电量也在持续增加。他们的经济推动力和所需要的电能一定是成正比的。成都有2100万人,重庆人口超过3000万,仅仅是这两个超级都市的居民用电保障,都是一个大问题。这一次成都的限电,让整个城市陷入黑暗中,这实在是一次重要的提醒:这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毫无疑问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年1月,四川省起草通过了《四川省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应急预案》,把应对能源危机的策略分成一到四级(一级最严重),这还是一个“试行”的草案,而在8月21日,四川省就宣布了启动能源保障应急预案的“一级响应”——第一次出手,就是最高级别的应对。成都的各种限电措施,就是对这个方案的贯彻执行。气候专家指出,这样的高温天气只是开始。即使以后不是每年都有如此可怕的高温,但可以预计,成灾害的高温天气会越来越频繁。成都的“天府之国”自豪感,也许将成为回忆,而有长江流域火炉之称的重庆,也到了忍受的极限,截止到今天,好几处山火都还没有扑灭。如果说干旱对广大农村的影响是持久的,高温对重庆、成都的影响,则是序幕。人们必须进行深入反思,做好更得力的应对。“成渝经济圈”,会承接不少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工业产能,它是年轻的、有活力的都市圈,但是产业驱动才初见成效,就不得不面临电力匮乏的局面,如何构建一个更安全的能源保障体系,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课题。在更深层面上,我们还必须深入思考,成都和重庆,如何更好地带动、帮扶川渝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当遇到类似今年的电力危机时,如何更好兼顾城市和乡村?人们不能指望,乡村永远是“付出”和“牺牲者”。那不是一幅理想的发展图景。...
薛蛮子真名薛必群,在柬埔寨西港为电信诈骗组织、园区(据凤凰网报道,仅仅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就有196家,其中约一半在西港)、各类犯罪组织等提供底层基础支持诈骗中国人,同时薛蛮子大量投资空气币以及投资只为空气币(各种犯罪组织)提供支持的空气币交易平台;除了薛蛮子外,大量投资空气币以及投资只为空气币(各类犯罪组织)提供支持的空气币交易平台的投资方/投资人还包括史玉柱、朱啸虎、吴世春、沈南鹏的红杉资本、徐小平的真格基金、熊晓鸽的IDG、张颖的经纬资本等等。佘智江,诈骗园区大亨之一,近日被警方在泰国抓捕。很多人被高薪利诱,他们兴冲冲地去缅甸、柬埔寨、泰国打工,却被逼从事电信诈骗及其他违法活动诈骗中国人,不从便会遭遇囚禁、虐待,甚至被摘取器官.....与此同时,大公文汇全媒体等传媒将矛头指向了佘智江。截图自大公文汇微信公众号。截图自中时新闻网。佘智江是谁?很多人或许是头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多年来,他拥有黑白双重身份:一面是披着众多“马甲”的中国逃犯,一面是发家史成谜的柬埔寨富商。8月10日,佘智江在泰国被移民局拘留。3天后,曼谷警方正式逮捕了他。随着事件发酵,神秘的佘智江也受到了更多关注。罪恶的亚太新城“这里是魔窟,没有任何法律可言,人命如草芥。不听话的轻则是被毒打,重则被酷刑反复折磨。每天高强度工作,军事化管理,被囚禁在高墙电网之下……”一名侥幸从妙瓦底市某个网络诈骗园区逃离的人曾回忆说。佘智江的亚太智慧产业新城(以下简称亚太新城)便建在妙瓦底市。2017年,他高调宣布将斥资150亿美元,在这里建设一座占地18万亩的“城市”。选在此处,背后自然是有他的小算盘。妙瓦底市位于缅甸东南部克伦邦缅泰交界处,旁边就是两国界河,水很浅。由于缅甸长期存在民族争端,克伦邦与中央政府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克伦邦不少地区都被当地民族武装占据,缅甸国防军无法对这些地区进行有效管理。有时,缅甸国防军会委托当地一支“还能说得上话”的民族武装代为管理,但又不拨给该民族武装任何经费。于是,民族武装很快就会变成非法赌博机构的“保护伞”,与他们穿一条裤子,趁机捞钱。这里也就变成了实际上的“三不管”地带:缅甸政府管不了,当地民族武装不真正管,泰国政府不能管。各类诈骗组织因此开始野蛮生长。佘智江或许也是瞅准了这一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亚太新城最先、最快发展起来的便是赌场和诈骗园区,承接了从菲律宾、柬埔寨等国流窜出的网络赌博、电信诈骗、“杀猪盘”等黑产团队和公司(主要诈骗对象为中国人)。当时,亚太新城打出的招商噱头是“有个别组织提供庇护”。《大公报》报道称,外界也将亚太新城称为“KK园区”,这里被视作整个东南亚人口贩卖链的最终站。报道还援引全球反诈骗组织成员Sammy的话表示,“KK园区”内部约有1万人,虽然不是规模最大的,却是最残暴的。被骗到柬埔寨西港的人不会被打死,因为还有转卖的价值,但若是到了缅甸“KK园区”,那就代表不必再留活口,一旦没用就马上送去活摘器官,利用园区庞大的器官贩卖管道卖到国外。那么,作为亚太新城的大股东、董事局主席,佘智江到底什么来头?逃犯换“马甲”变富商佘智江拥有众多“马甲”。他2017年获得柬埔寨公民身份时改名佘伦凯(She Kriang Kai),但有时他又以唐伦凯(Tang Kriang Kai)这个名字活动。在一些场合,他还被称为Dylan She或Dylan Jiang。他最常用佘智江、佘伦凯两个名字。据多家媒体报道,他在展示“正面形象”、做合法生意时,多会使用“佘伦凯”这个名字;但在做一些灰色与黑色交易、涉及违法勾当时,使用的就是“佘智江”。顶着佘伦凯这个新名字,他开始竭力为自己打造一些新身份——东南亚侨领、企业家、慈善家,在多个华人商会中担任名誉主席、荣誉会长等。据《财新》统计,当时佘伦凯的商会头衔至少有11个。他也逐渐高调,卖力宣传自己如何“回馈社会”。其中一篇宣传稿这样描述道:“在湖南老家,佘伦凯将家乡的泥泞小路修成水泥大道,并装上太阳能路灯;每年为村里六十岁老人发放养老红包;在缅甸,他对遭受水灾的贫民捐款捐物,施以援手;在柬埔寨,他为当地捐修佛教寺庙;在菲律宾,他为赈灾义演捐款出资。”几番操作下来,他混得越来越风生水起,参加各种活动,积累各方人脉。据《曼谷邮报》报道,佘智江在泰国被捕后,其签证被取消。中国与泰国之间有引渡条款,佘智江目前正在等待引渡,但完成所有流程可能需要数月。无论逃到什么地方,等待犯罪分子的都将是法律的严惩。如今,对此类犯罪受害者的保护与解救也成为热点。...
一日之内,房地产行业4人落马。8月23日,四川省纪委监委、深圳市纪委监委、厦门市纪委监委先后发布相关公告,涉及房企厦门建发集团、华润置地、深圳人才安居集团,共计4名高管(含前高管)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当日晚间,A股公司建发合诚(603909 )公告,公司从厦门市纪委监委网站、鹭岛清风微信公众号获悉,董事长庄跃凯目前正接受厦门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港股建发国际集团、建发物业也发布了这一消息。建发系上市公司回应高管被查据厦门市纪委监委消息,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庄跃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厦门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此外,与庄跃凯一同被查的还有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厦门建发城服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施震。公开资料显示,庄跃凯于1965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于1986年加入建发集团,历任房产建材部副经理、房产二部经理、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建发集团总经理助理、建发房产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被调查前,庄跃凯任建发集团副总经理、建发房产董事长,建发国际董事会主席兼执行董事,建发物业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合诚股份(即现在的建发合诚)董事长等职务。建发合诚在最新公告中表示,庄跃凯除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外,未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截至公告出具日,公司各项业务正常运转,该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同日晚间,港股建发国际集团、建发物业也发布了这一消息,并表示目前公司经营一切正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适时发出进一步公告。厦门建发集团创立于1980年,主要业务布局涵盖供应链运营、城市建设与运营、旅游会展、医疗健康以及新兴产业投资等领域。目前,集团旗下拥有上市公司建发股份、建发合诚、建发国际集团、建发物业等,并投资参股君龙人寿保险、厦门航空、法拉电子等企业。其中,去年12月,建发股份通过子公司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收购合诚股份29.01%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厦门益悦,实控人变更为厦门市国资委。今年5月,合诚股份公告,公司名称变更为“建发合诚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5月27日起,公司简称由“合诚股份”变更为“建发合诚”。建发集团还是厦门最大国企。在8月3日刚发布的2022《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建发集团以近7200亿元的营业收入,首次跻身前100强,位列第77位,较2021年排名上升71位,连续6年入选该榜单。值得一提的是,此前8月5日,建发集团官网消息称,厦门市委专项巡察组自2022年8月8日起进驻建发集团,对建发集团进行为期1个月左右的专项巡察,重点监督检查国有土地、房屋建筑物资产管理使用情况。巡察任务包括着力查找国有资产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责任、作风和腐败问题,推动解决制约影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发挥效益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促进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提增效益、规范管理,服务厦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两名深圳地产界高管被查8月23日,除了厦门最大国企2名高管被查,2名深圳地产界的大佬也遭调查。“廉洁深圳”官微消息披露,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简历显示,刘晖于1968年12月出生,吉林长春人,大学本科学历,1991年7月参加工作,201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深圳市排水管理处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深圳市物业集团南京国际同仁大厦有限公司工程部主管,深圳市物业集团物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物业集团徐州大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光明人才安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光明人才安居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官网显示,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注册成立,是市委市政府保障深圳人才安居乐业的平台,是深圳市专责负责公共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市属国有独资公司。此外,据“廉洁四川”官微消息,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唐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华润集团纪委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国家监委指定四川省监委管辖,四川省监委指定绵阳市监委管辖,绵阳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根据简历,唐勇出生于1971年,1993年便加入华润工作,先后就职于中国华润总公司海南三亚东方大酒店、隆地企业有限公司、华润物业、华润置地、华润电力以及华润集团业务单元。2022年1月至今,唐勇担任华润现代服务有限公司专业总监。...
作者|贾拥民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不久前,某县县委书记号召当地领导干部买房、买多套房的视频登上了热搜。事实上,最近一个时期,许多地方都在密集出台政策,鼓励人们购买商品房,尤其是鼓励农民进城购房。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的梳理,仅7月底以来,就出现了一系列案例。促买房政策密集出台,目标指向农民7月末,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出台文件,规定自发文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对自愿退出宅基地进城购房落户的农民,经认定后给予一次性5万元购房奖励。对自愿退出宅基地且宅基地复垦为耕地或其他农用地后,由原宅基地使用者承包经营的,经认定后,按每亩3万元给予奖励。7月26日,黑龙江佳木斯市规定对农民进城购房予以补贴:在佳木斯市市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农民购房人,每平方米补贴100元,每套补贴总额不超过2万元;购买新建商业用房的,每平方米补贴150元,每套补贴总额不超过3万元。8月2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发文,规定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蚕桑产业大户、烤烟产业大户,年收入前100名,给予每户1万元购房补贴,第101-200名,给予每户0.5万元购房补贴;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发展林业、畜牧、果蔬的家庭农场大户,由县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局出具产业大户及家庭农场证明后,给予每户0.5万元购房补贴。8月3日,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发文要求,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一步简化农业转移人口购房落户手续。其中提出,对农民工购买商品住房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分配权保持不变;研究开发农民工购买的信贷产品,支持农民工进城购房等。8月5日,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下发通知,围绕购房补贴、助企纾困解难等方面推出十项政策。针对农民进城入镇购房,其中规定,县域内以个人名义参加社会保险的,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缴满6个月并进县城购房的,可以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8月5日,吉林省桦甸市制定农民进城购房优惠政策,申请人不局限于桦甸籍农民,可以是外省、市购房者,只要户籍所在地为农村即可;可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购买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同时,针对进城购房的农民,桦甸市还设置了农民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转学、可申请住房公积金、为从事个体经营的进城购房农民减税等优惠政策。……这些市县出台此类政策的初衷不难理解。但正如《农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出的,不能为了达到特定的短期政策目标而“忽悠”农民进城买房,必须做到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给农民留足后路。是的,在当前条件下,农民贸然进城买房,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在中西部地区尤其突出。原因,则可以从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特点入手分析。不同县之间的差异之大令人惊讶截止2020年,中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域2844个 (以下简称“县”) ,其中,市辖区973个,县 (含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 1869个。但从区域分布来看,百强县、千亿县基本上都分布在都市圈的范围内(只有极少数资源大县例外),相对较落后的县则集中在省际交界地区。在中国,县与县之间在辖区面积、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要比省一级、市一级大得多。全国范围内,每个县平均辖区面积为4549平方公里,面积最小的仅59平方公里 (原山东省长岛县,现为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 ,最大的则达到了202298平方公里 (新疆若羌县) ,两者相差3千4百多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平均每个县的人口为39.9万人,人口最少的仅0.8万人 (西藏自治区札达县) ,最多的有209.2万人 (江苏省昆山市) ,两者相差约260倍。从经济规模上看,全国每个县的平均GDP大约为200亿元。早在2007年,昆山、江阴、张家港3地GDP就越过了千亿大关,至2020年全国千亿县就达到了399个,其中,昆山和江阴的GDP都超过了4000亿,“富可敌省”,比宁夏、青海、西藏3省区的GDP还要高。但是另一面,中国仍然存在好几个GDP不到10亿元的县。但是,上面这些差异只是表面现象,对于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来说,更重要的是不同县之间,在产业结构甚至经济模式上都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异。部分中西部县域经济可能落入转移支付陷阱每一个百强县 (千亿县) 的成功,都有各自的理由,在这里无法一一细述,但是部分中西部县市的经济落后,却可能有相当一致的原因,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妨从这次出台鼓励“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进城购房落户”的潜山市的几个数据说起。潜山市是安徽省安庆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在中西部地区都属于中上水平。2020年,潜山市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98410万元,同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497342万元。2021年,潜山市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04443万元,同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503767万元。2022年上半年,潜山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61086万元,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则为299733万元。不难看出,潜山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后者达到了前者的5倍左右。对中国地方财政体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缺口主要是通过政府基金收入和财政转移支付收入来弥补的,而政府基金收入则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的这种“倒挂”状况,在中西部地区相当普遍。关键在于,它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塑造了所在县域的产业形态。近些年来,在中西部的很多县,除了原来就存在的小规模且分散化的农业生产之外,从占总GDP的比例来看,制造业出现了相对衰落的现象。除了有特别好的矿产资源、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县之外,真正具有一定活力的产业主要剩下三类:一是服务业,且主要服务政府部门、财政供养人员以及进城接受教育的中小学生,二是承接各种有财政资金资助的项目的产业,三是房地产及相关产业。而这三类产业,在中西部县域,都是典型的依赖于“转移支付”的产业。为政府部门和财政供养人员服务的服务业以及承接财政资金项目的产业,自然是依赖于转移支付的,而房地产业和以进城接受教育的中小学生为对象的服务业,其实也依赖于“转移支付”,只不过,它们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的转移支付,还依赖于私人的“转移支付”。为应对新冠疫情而进行的“全员核酸”,其一个副产品是,摸清了中西部地区许多县的实际常住人口数量。例如,2022年5月,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根据平舆县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共有60万人参加了全员核酸检测,这可以相当准确地估计当地实际常住人口数量。而在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平舆县的户籍人口为117.24万人。这就告诉人们,平舆县全县将近一半的人口都在外地。在外地是些什么人?除了大学生之外,大部分是外出务工或经商人员。许多中西部县城的商品房,除了财政供养人员之外,主要就是出售给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将在外面赚到的钱,用于购买本地的商品房,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转移支付” (其实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比喻) 。而且,县域房地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教育资源的集中,即,通过撤并乡村学校并对学生进城读书设置“学区”等条件——如必须在城区买房才能入学——将教育资源分配和房地产开发挂钩,这也是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在中西部许多地区,相当多的农民家庭在住房上的支出,分为三个部分:老家在宅基地上建造的自建房,在县城买的商品房,以及在外地租或买的房子。其家庭成员在空间分布上也是分隔的。一个由三代人组成的农民家庭,其成员一般会分布在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地方,例如,祖父在老家务农、祖母在县城陪孙辈上学、父母在外地务工。当然,所需的住房和消费支出,大部分依赖于在外务工或经商的父母。这种产业形态和经济/生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落入了转移支付陷阱。转移支付,真的经济吗?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经济和人口集聚在少数地区。这是因为区域经济有强大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而且集聚的程度会长期持续提高。很多人将这种现象静态地理解为区域不平衡,并认为必须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加以纠正。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正如《大国大城》的作者陆铭等学者指出的,“GDP总量的集中,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不应过度关注总量是否集中,而要关注地区间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发达国家为参照,中国的GDP集中程度并不算高。我们真正的问题源自计划经济留下来的户籍制度。”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的人口集中程度远远跟不上GDP的集中程度,所以中国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就变大了。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主要通过让人口随着经济的集聚而集聚以缩小人均差距,而不是简单地直接依赖于受户籍制度所囿的转移支付。部分中西部县市建立在转移支付基础上的产业,是不经济的且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农民进城购房的最大风险就源于此。在公共层面上,转移支付本身就可能是不经济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它始终难以完全摆脱“大锅饭”的固有弊端,可能产生预算软约束等问题,进而可能导致转移支付金额只增不降的棘轮效应和公共部门的过度膨胀、人浮于事;第二,它意味着要把资金“用自己的钱”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手中,转移到最多只能“用他人的钱”去间接创造财富的政府手中,这可能存在着效率损失;第三,当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转移支付时,人们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2022年8月23日,江苏昆山,巴城镇正仪青澄基地,农民在采收芡实。要说明转移支付的低可持续性,不妨对比一下2019年 (选这一年的目的是排除疫情的影响) 昆山市和潜山市的财政支出效率:一元财政支出,昆山市可以“换得”大约12元GDP(财政支出为342.4亿,GDP为4045.1亿) ,而潜山市则只能换得不到5元(财政支出为48.6亿,GDP为205.9亿) 。持续地将资源从前者转移给后者,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而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公共转移支付的不经济性更突出。例如,无论是从人道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都应该让外来人口的子女在父母所在的城市接受教育,但是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却仍然是根据户籍确定的,得到转移支付的是流动人口的老家的政府,这种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无疑是低效率的。在疫情、战争、高温等因素的冲击下,2022年上半年中国所有省市的公共财政收入都没有盈余,转移支付模式陷入了困境。在个人层面上,现在中西部县市家庭的“转移支付”的不经济更一目了解。许多农民,不仅在县城买的商品房几乎一年到头都不会去住,甚至连在老家的房子也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同时又不得不付出相当可观的费用在外地租房。这些本来都有可能用于投资和创业、转化为资本的。县域经济困境的出路在哪里?鼓励这类中西部县市的农民进城买房,其风险就在于转移支付以及依赖于它的县域产业形态的不可持续性。那么,怎么化解这种风险?不在忽悠之下买房,当然不失为一个保险的选择,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大程度上,它仍有待于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即,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以经常居住地为户口登记地、农村与城市之间双向自由进入的户籍制度,进而实现产业、公共服务与人口的匹配。而这种户籍制度的建立,一个核心环节可能就在于确立农民对于宅基地的较完整的财产权利。中国政府确定的改革方向可能正是如此。早在2016年,为调动地方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积极性,解决土地、住房、公共服务空间供需错配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就指出要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浙江省在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时,也把探索建立“人地钱”挂钩、以人定地、钱随人走的制度作为重点之一。再后来,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根据中国改革的经验,关键是允许不同层次的个体——包括个人和地方政府——主动进行创新和尝试: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让农民顶着宅基地指标进城呢?...
走遍田间地头找客户,正成为县域楼市的常态。早上八点半,顶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29岁的房产销售韩辉匆匆踏上下乡的路,他必须在晚上七点前完成一天的拓客任务,因为近期天实在太热,中午他可以休息两小时。他所在的重庆,是四大“火炉城市”之一,正经历着最酷热的夏天,今年8月以来多个区的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在楼市兴盛期,房地产销售只需要在售楼处等客,一天三四十组到访客户,销售们连接待都忙不过来。而现在,像韩辉这样走遍田间地头找客户,正成为县域楼市的常态。越来越多的城市把农民进城购房当做刺激楼市回暖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超过10个县市出台鼓励政策,这些县市分布在长三角、东北和中西部。“没有村里人不想进城买房的,大家都想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多位身处一线的房产销售对第一财经这样说道。但他们也都发现,如今哪怕是偏远乡镇的农民客户都对爆雷、房企资金链等词汇十分敏感,为了打消客户的顾虑,他们必须付出多倍的努力。入乡随俗“赶大集”“运气好的话,这一天下来能够找到一两组意向客户,运气差的话,一组也没有。”韩辉大学毕业后干了6年多的房地产,这是他经历过的行情最差的一年。在房地产营销部门,韩辉做的工作属于渠道拓客这一细分门类,在重庆的区县市场,他负责30多个乡镇的拓客铺排。韩辉回忆起两年多前楼市还很兴旺的时刻:“不太需要出去找客户,高峰期一天有三四十组客户到访,我们光是在售楼处接待,都忙不过来。”作为最前线的拓客人员,在韩辉的感知中,区县市场突然由热转冷是从恒大爆雷开始的,惨淡的行情已经延续了一年时间,韩辉不少同行已经转行做餐饮或者其他小生意去了。坚持下来的韩辉给自己定了一套工作计划,他要尽最大努力主动出击。他所在的重庆梁平区,距离重庆主城都市区有60公里,坐高铁要一个多小时,是一个较为独立的县域市场,梁平下辖33个镇街,人口93万,这里既是重庆主城连接三峡库区的陆路要塞,也有不少特色农业产业。韩辉发现,这30多个乡镇都会在某个特定时间错峰开集市,比如A乡镇是每月的3-4号,B乡镇则是每月的5-6号,村民们会聚到一起赶集,这是个做地推的好时机。于是每次赶集都成了韩辉和他的同事不会错过的盛会,趁着人流量大,他们会去现场摆摊、发传单、送礼品,向潜在客户发出看房邀约。在没有集市的日子里,韩辉就有针对性地登门拜访。他首先瞄准了一些有特色产业、比较富裕的乡镇,这些乡镇里不乏经济条件好的居民,比如大棚种植大户、做小旅游业的村民,或者拥有农场的人家。韩辉还分享了一个窍门:“每个乡镇上都开着一些商铺,这种商铺可以挨个拜访,因为乡镇是个熟人社会,大家互相都认识或者沾亲带故,商铺的老板在镇上做生意久了,自然知道哪家有购房的需求、哪家有消费能力。”韩辉也是从县城里走出来的大学生,他深知这个市场的特点:“县域没有炒房的,这是一个纯粹的刚需市场。”为何现在许多楼盘营销都把目标客群瞄准了农民?韩辉觉得,农村里确实还有很多人的居住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以我接触到的购房者来看,主要分为几类:一种是一直在村里居住,想进城;一种是在县城里有一套房子了,但是觉得之前买的条件不够好,想买一套更大、更舒适的房子。”“我们很多同事都是农村娃,大家了解农村人的想法,没有哪个村民是不想进城安家的,城里的房子有更好的配套、物业服务,周边有学校、医院。农村人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像我们楼盘带有湖景,就是一个很大的卖点,之前有对一辈子都在乡下务农的老夫妻,60多岁,干不动了,来我们这买了一套小户型房子,希望能享受晚年生活。”然而,因为部分房企爆雷,很多有购房需求的农村客户暂时搁置了计划。韩辉从实际工作中发现,乡镇和农村的客户对房企爆雷、三道红线等情况十分了解,这也是他们购房时最大的顾虑,对房产销售来说,现在工作最难点就是打消客户这种顾虑。“以前农村客户买房看中的是性价比和孩子读书条件等,而现在他们最介意、最敏感的就是爆雷、烂尾情况,我们这边的房子一般来说是五六十万元一套,这是普通老百姓一辈子的积蓄,他们看得特别重。”韩辉说。韩辉所在的房企“三道红线”都为绿档,目前也没有债务违约和项目烂尾情况,因此7月份他们楼盘成交了40多套,8月截至中旬成交了20余套,情况尚好。这其中六七成客户都是乡镇客户,大部分都有务农营生,另有三四成客户以县城体制内及大企业有稳定收入的人群为主。而附近一楼盘因为前阵子母公司出现公开债务违约,即便降价20%-30%也吸引不来客户了。真情感动农民客户“老乡,最近农忙情况咋样?”33岁的房产销售王飞宇最近正忙着下乡挨家挨户走访,他总是用这句话打开话匣,跟村民从农忙一直聊到购房。8月中下旬,重庆进入秋收农忙季节,金黄的稻谷在田梗中金灿灿的,但到访售楼处的客户越来越少了,高温加上农忙,即便王飞宇提出可以用专车接送去看房,很多客户也表示不太愿意走一趟。王飞宇不得不加倍努力,最偏远的乡镇离县城坐车都要一个半小时,他去过好几趟。他进村走访往往没有针对性,到了一个地儿就挨家挨户询问是否有购房需求,只要覆盖面够大,就能遇到意外的惊喜。不久前,王飞宇在乡下遇到了一位做手工米花糖的匠人,他便问:“师傅,看房子有兴趣吗?”这位客户表现出了一些兴趣,却又有些犹豫地说:“看房可以啊,但是我没时间,今天要把这些米花糖卖完。”王飞宇便表示,自己可以帮他一起卖,是不是卖完就能去看房了?客户应允。于是王飞宇在高温烈日下陪着客户卖了两小时米花糖,这个客户也真的应约去了县城的售楼处看房,并且最终买下一套房子。后来,卖米花糖的师傅对王飞宇回忆说,自己当时对于是否要买房是相当犹豫的,以为王飞宇要帮忙卖米花糖也是开玩笑,结果王飞宇真的做到了,因此他也履行了承诺去看房。王飞宇说,在乡下卖房跟在大城市卖房很不一样。“在城市里,客户就是在售楼处里接触一下,介绍楼盘半小时或一小时,大家仍然是陌生人。但是在乡下,人和人的亲密度更高,要真正用感情去服务,一旦赢得客户的信任,他们还会介绍熟人,能带来不少新客户。”一周前,王飞宇和他的四五名同事一起去帮老年夫妇收稻、打谷子,那是梯田,机器上不去,这事在重庆的房地产圈引发热议,说到这里,王飞宇觉得在他们看来是个挺普通的事情,因为最近一年房子不好卖,他们一直在努力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在做房地产渠道销售前,王飞宇还进过工厂、做过小生意,也干过其他行业的销售,他出身农村,很能吃苦,了解农村客户的所需所想。“帮客户打谷子的事情出圈以后,我们就推出了买房送打谷子的活动,也有一些客户来咨询了,但是农村人很质朴,他们总是不愿意麻烦别人。”瞄准拆迁大户今年和川渝一样遭遇酷暑高温天的还有长三角,尽管浙江的县城房地产较为兴旺、房价堪比中西部省会,但如今房产营销人员也得下乡拓客。魏江是浙江绍兴一县城楼盘的营销人员,顶着40多度的高温天,他近期走访了不少村子。实际上,浙江的城镇化率较高,还没有在城里买房的村民已经很稀少了,魏江瞄准了一类群体——拆迁户。去年和今年都是绍兴的拆迁大年,根据今年绍兴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政府2022年重点工作责任分工的通知》,今年绍兴拆迁(征收)房屋面积将达到317.87万平方米,涉及几十个村子。村中任何一位务农的伯伯、奶奶,手中都可能有数百万元的拆迁款,而他们,正是魏江等楼盘营销人员重点攻克的对象。在河南某县城楼盘,傅妍原是在售楼处穿着白衬衫、黑西服做客户接待的销售,近期她则跟着三四个同事一起频繁下乡办活动。“以前在售楼处卖房,领导强调要讲好普通话,现在下乡要显得亲切可信,我们都改讲本地方言。”傅妍说道。为了躲避高温,他们会牺牲休息时间,选择晚上进村办活动,摆上小摊,亮起灯,以送礼品的方式吸引村民的参与。“最实用的礼品莫过于洗菜篓子、洗衣盆。”这些塑料制品轻便、实用,受到村民的欢迎。每送出一个礼品,就能换回一个潜在客户的联系方式。在傅妍看来,她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那些近期有子女结婚需求或是孩子读书需求的村民,他们不会等太久。“买房子基本是为了下一代,务农的人根本闲不下来,他们即便住进城里还是会留着乡下的房子方便干活,舍不得孩子读书奔波才会去城里买房。”今年以来,鼓励农民进城购房成为全国多地刺激楼市回暖的重要举措,也有观点认为,释放农民购房潜力或许是楼市的“最后一根稻草”。截至目前,吉林省延吉市、吉林省吉林市、江苏省泰州市、湖北省黄冈市、贵州省遵义市、安徽省潜山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吉林省长春市、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江苏盐城阜宁县等地都已出台鼓励农民进城购房的政策,区域范围涵盖长三角、东北、西北等地,政策内容包括购房补贴、契税补贴、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可申请住房公积金等。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城乡发展水平仍有差距,且农村人口不断流失。根据国新办数据,202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9万元,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万元)。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低于5亿人。因此,部分鼓励农民进城购房的新政存在诸多争议。近日,由农业农村部主管的《农民日报》发表头版评论文章称,如今恰逢农民进城购房的政策“东风”,对于有余力的农民来说,降低了购房成本,增加了含金量,未尝不是一次不错的机会。但对于那些虽有进城愿望,但暂时没有足够能力的农民来说,举债进城要慎之又慎,尤其是一些地方将“自愿退出宅基地进城购房落户”作为农民获得进城购房补贴的条件,更要特别审慎,“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农民的命根子,不能因为在城市买房就放弃了,此外,还要关注农民进城后发展前景如何,要让进城买房的农民能安居,更能乐业。(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韩辉、王飞宇、魏江、傅妍为化名)...
又有上市公司投资理财产品踩雷。8月23日,富安娜发布公告称,购买的中信证券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逾期兑付。富安娜表示,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购买1.2亿元,期限12个月的“中信证券富安FOF定制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富安1号),到期日为2022年3月19日。截至公告日,富安娜共计收到产品本金1350万元,剩余产品本金1.06亿元及投资收益到期未兑付。基于非保本理财产品的性质,故存在本息不能全部兑付的风险。公告甫一发布,立刻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据了解,上述逾期FOF产品的持仓为东方红货币B、北大资源杭州海港城。其中,底层资产北大资源杭州海港城项目的债务人浙江蓝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早已实质违约,且2019年和2020年审计报告均被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主要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北大方正集团重整计划执行期限日前被法院裁定延长至2022年12月28日。富安娜称,为降低风险,公司多次沟通要求中信证券先行兑付2000万元货币基金,但中信证券仅在2022年4月14日兑付1350万元给公司,未兑付的650万元货币基金,中信证券未做出合理解释。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向中信证券核实相关事宜,暂未收回复。1.2亿元理财“踩雷”2018年,富安娜首次购买富安1号。此后四年,富安娜自2018年共计五次购买该产品。富安娜的前四次的投资均如期兑付,并获得正收益,但是2021年的第五次购买却出现可逾期。据中信证券提供的富安1号产品2021年年报及询证函显示,2021年度,该产品持仓为东方红货币B、北大资源杭州海港城。截至2021年底,该产品资产总值为13037.73万元,资产净值为12875.30万元。富安娜在公告中称,北大资源杭州海港城项目债务人浙江蓝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早已实质违约,且2019年和2020年审计报告均被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主要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北大方正集团重整计划执行期限日前被法院裁定延长至2022年12月28日。富安娜表示,在获悉富安1号产品逾期情况后,公司指派公司总经理牵头,成立了由公司财务部以及董事会办公室等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向中信证券了解情况,并督促其尽快履行合同义务。其次,公司敦促中信证券尽快处置富安1号底层资产,尽快做出兑付的实际行动及后续兑付安排。鉴于富安1号的最新净值及实际产生的损失尚不明确等原因,富安娜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公司将采取措施督促中信证券尽快履行合同义务,尽最大努力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此外,富安娜自查存量自有理财资金投向,经查,存量理财产品尚未发生类似风险事件。底层资产曾是知名烂尾项目公开资料显示,北大资源海港城项目位于杭州市余杭西溪,由浙江蓝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建成,总建筑面积24.52万m²,总占地面积6.59万m²。据悉,“海港城”曾是杭州知名的烂尾项目,原名西溪海港城,在北大资源接手后改名“博雅城”,2019年12月,“博雅城”开业。不过,因商场经营不善,场内店铺几乎都是关闭状态,此外,规划的公寓至今未交付,甚至还没完工。北大资源杭州海港城项目的债务人是浙江蓝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爱企查信息显示,浙江蓝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05月30日,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文一西路1500号,法定代表人为方来坛。2014年,北大资源集团地产有限公司入股该公司,取得90%股份,2018年又退出。目前,成都天亿启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蓝顿集团有限公司各自持有蓝德置业90%、10%的股份。尽管退出了蓝德置业,但北大方正仍是债权人浙江蓝德置业的主要连带责任担保方。不过,北大方正已于2019年12月债务逾期爆雷,2020年2月,北大方正集团被申请破产重整,目前,北大方正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被法院裁定延长至2022年12月28日。对此,有券商业内人士认为,这个定向理财应该是富安娜与被投企业协商好的,上市公司应该对底层资产有所了解,因此存在一种可能是上市公司利用定向理财计划把钱拿出去了,相当于变相资金占用。不过,对此说法,截至截稿,记者未能从富安娜处获得回应。目前,富安娜表示,投资资金延期兑付或存在部分损失的风险,公司在2022年半年报中已将该产品账面盈余部分875万元计提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截至8月23日,由于中信证券尚未出具最新估值表/净值说明,富安娜无法准确预计该笔投资可能带来的本金损失,具体影响以审计机构2022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李春安此次涉案可能与隆基电磁(873425.NEEQ)总经理赵能平,以及在新三板挂牌的石金科技(833069.NEEQ)有关。”一位参加了连城数控8月20日投资者线上交流会的机构人士告诉记者。此前的8月19日晚间,北交所市值“二哥”连城数控(835368.BJ)发布公告称,“因涉嫌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春安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样也是在8月19日晚间,新三板挂牌公司隆基电磁亦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赵能平“因涉嫌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记者注意到,在2021年11月4日全国股转公司下发的《关于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精选层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查问询函》中,在问询的第一个问题中就明确提及:“申报材料显示,公司在创立初期,由五位兰州大学校友创办,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各自持股比例及业务重心发生变化,钟宝申的业务领域主要聚焦在上市公司隆基股份,李春安、王学卫的业务领域主要在连城数控,张承臣、赵能平的业务领域主要在隆基电磁。”也就是说,在上述“隆基五人组”中,目前已有两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而且,上述《审查问询函》中亦曾明确披露,李春安在2021年曾向赵能平与张承臣两人转去近40亿元的巨额资金。而关于此笔巨资的“来龙去脉”,隆基电磁及连城数控方面均未曾做出公开披露。一、一棵藤上几个“葫芦瓜”?在李春安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消息公布后,因其作为隆基绿能(835368.SH)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李振国和李喜燕之一致行动人的特殊身份,隆基绿能在8月21日发布公告回应称,截至2022年6月30日,李春安在隆基绿能中持股占比仅为 2.11%,“本次立案事项对公司经营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且经向李春安确认,“其本次被立案事项涉嫌内幕交易标的并非本公司股票,且不涉及公司的相关事项”。同日,连城数控亦发布相关公告称,“董事长(李春安)本次涉嫌内幕交易的标的不涉及上市公司股票”,“本次立案调查事项仅为对董事长个人的调查,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上市公司如此回应,可谓“云淡风轻”。但在记者就此事进一步调查、走访的过程中,发现此事背后藤蔓蜿蜒,相当不简单。“连城数控方面在第二天一大早就紧急召开了面向大机构的专场说明会,由李春安亲自出席向机构投资者说明此次被调查的情况,包括邓晓峰在内的许多投资大咖都参加了会议。”一位参加了连城数控8月20日机构交流会议的人士向记者表示。从该人士向记者展示的会议纪要来看,李春安向机构投资者们强调,此次所披露调查事项不涉及北交所、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上市公司,其坚信连城数控和自己都没有任何问题。“此次立案周期最长为6个月,公司内部也有一些应对方案,不会影响到生产经营业务,公司很多客户和董事长都是朋友,大家都知道此事不牵涉任何上市公司。”连城数控相关负责人在电话会中表示。上述机构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此事仍处于调查期间,详细情况若未经官方披露也不好透露更多,但是目前不少机构推测,李春安此次涉案可能与隆基电磁(873425.NEEQ)总经理赵能平,以及在新三板挂牌的石金科技(833069.NEEQ)有关。从隆基电磁方面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该公司最早由五位兰州大学校友——钟宝申、李春安、王学卫、张承臣、赵能平创办。但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因各自持股比例及业务重心发生变化,钟宝申的业务领域主要聚焦在上市公司隆基股份,李春安、王学卫的业务领域主要在连城数控,张承臣、赵能平的业务领域主要在隆基电磁。尽管各有侧重,但从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这个“隆基五人组”在隆基绿能(835368.SH)、连城数控(835368.BJ)、隆基电磁(873425.NEEQ)三大公司中均有比较紧密的股权关联。据经济观察网记者梳理,以隆基电磁为例,张承臣当前担任隆基电磁的董事长,持有该公司33.46%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赵能平担任隆基电磁的总经理,持有22.78%的股份;而另外三位“校友”钟宝申、李春安、王学卫则合计持有25.43%的股份。而在连城数控方面,该公司当前的第一大股东为海南惠智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0.34%。而根据天眼查信息,海南惠智的股东为六位自然人,其中钟宝申持股比例最大,约为33.1%,李春安持股比例约为27.64%,张承臣持股比例约为14%,赵能平持股比例约为11.63%,吴军持股比例约为9.59%。同时,钟宝申亦为海南惠智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根据记者的查询了解,在赵能平、李春安被立案调查之前,隆基电磁(873425.NEEQ)曾在2021年9月29日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了申请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申报材料。随后,在2021年11月4日,隆基电磁就收到了股转公司发来的《关于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精选层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查问询函》。在当年,北交所正式成立后,所有精选层在审项目平移至北交所,北交所按照项目原所处阶段继续推进审核工作。随后,在2021年12月31日,隆基电磁方面以“鉴于财务报告即将过期”为由,向北交所申请中止审查,并在2022年3月30日,重新报送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后,申请恢复了审查。不过,对于公司收到的上述《审查问询函》,隆基电磁方面却始终未做回复。直到今年7月14日,隆基电磁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的议案》《关于撤回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材料的议案》。至于“突然终止”北交所上市申请的原因,隆基电磁在公告中称是“基于未来战略调整考虑”。而在上述这份始终没有得到隆基电磁回复的《审查问询函》中,记者发现了更的细节。二、“内幕交易”背后的多重“迷雾”“实际控制人赵能平与王晓萍(夫妻关系)因进行连城数控股份交易于2020年12月24日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此外,石金科技为赵能平持股1.56%的企业,赵能平被辽宁证监局要求协助调查石金科技二级市场交易的有关事项。”全国股转公司在《审查问询函》中曾这样明确指出。经济观察网记者发现,问询函中所指石金科技(833069.NEEQ)为一家新三板挂牌企业,主营业务为生产、加工高纯石墨制品。而从时间脉络上来看,赵能平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石金科技(833069.NEEQ)2020年的半年报中,持股数量为63.1万股,持股比例为1.56%,位列该公司前十大股东之第九。且由于公告信息显示其期初持股数为0,则意味着赵能平此笔63.1万股的石金科技股票即建仓于2020年上半年。同期,从K线图上看,石金科技的股价波动区间在1元/每股~2元/每股之间。在赵能平入场后不久,由李春安实控的连城数控(835368.BJ)便在2020年10月30日发布公告称,“为完善公司战略布局,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拟斥资近3500余万元以定增方式认购石金科技股份,认购价格为3元/股。此次增资完成后,大连数控将以17.37%的持股比例称为石金科技的第二大股东。从石金科技2021年半年报披露的信息来看,连城数控最终参与了石金科技的增发,大手笔认购了1166.67万股,随后又在2021年下半年进一步加仓,持股比例最终达到了21.07%,为第二大股东。记者注意到,随着连城数控的“高调”入场,石金科技(833069.NEEQ)的股价在2021年下半年一路突飞猛涨,至2021年10月中旬,其股价竟涨至75元/股。赵能平在此过程中的相关操作,也由此引出《审查问询函》中所称,“赵能平被辽宁证监局要求协助调查石金科技二级市场交易”之事。除了赵能平、连城数控在投资石金科技一事中的上述诸多联系,记者还发现,李春安曾在去年给“掌控”隆基电磁(873425.NEEQ)的张承臣和赵能平两位“校友”提供了近40亿元的资金支持,而李春安实控的连城数控在去年实现的总营收也不过20.4亿元。在去年11月发给隆基电磁的《审查问询函》中,全国股转公司有明确表述指称:“2021年2月至5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承臣和赵能平分别收到李春安(及其配偶翁娥、同学赵新卯、下属汇智投资员工刘喜梅)大额资金转入 19.59 亿元、19.37 亿元,李春安的资金来源自其持有的隆基股份转让所得。”据经济观察网记者梳理,早在2020年10月,隆基绿能(835368.SH)方面就公告称李春安因“个人资金需求”,要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3771.76万股,而到了2020年12月,李春安又与高瓴资本达成协议,向高瓴转让了其所持有的隆基绿能(835368.SH)2.26亿股,交易总额达到了158.41亿元。而就在李春安大手笔减持套现后不久,即发生了其向隆基电磁(873425.NEEQ)实控人张承臣和赵能平提供大额资金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李春安作为隆基电磁(873425.NEEQ)的第三大股东,其向赵能平、张承臣提供资金的背后,有可能存在股权代持及其他利益安排的行为。彼时,股转公司就在《审查问询函》中即明确要求隆基电磁,“补充说明李春安向实际控制人张承臣和赵能平转入大额资金的原因及合理性、该笔资金的性质、目前的具体资金流向,说明实际控制人张承臣和赵能平与李春安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但在问询函下发后不久,隆基电磁就先中止后撤回了北交所的上市申请,而随着上市审查的突然终止,关于问询函中所指出的诸多“谜团”,公司方面始终没有予以解释、澄清。就在隆基电磁正式撤回北交所上市申请后的一个月后,赵能平与李春安就在同日受到了证监会的立案调查。此外,记者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在隆基电磁申请挂牌精选层期间,该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石光曾出现频繁的离、任职行为,其曾于2018年2月、2021年3月先后两次离职。针对上述诸多“异常”及“疑问”,经济观察网记者曾多次联系连城数控方面寻求解答,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任何回应。...
“地产优等生”龙湖集团(00960.HK)最近日子不太平。国际评级机构瑞银下调龙湖评级至中性,目标价砍半,导致龙湖在8月10日股债双杀。此外,市场还传出龙湖商票逾期、预计月底破产的说法,随后被龙湖一一发文澄清。龙湖集团表示,公司并没有逾期的商票,且从去年开始已不做商票,目前商票余额只有7亿元。清流工作室发现,龙湖可能正在采用另一种模式——工抵房解决供应商债务。最近几个月,各大社交平台上涌现大量龙湖旗下项目的工抵房,其中以重庆地区、东北地区较多。清流工作室注意到,2021年底龙湖集团的应付账款等总额为1342亿元。龙湖集团向清流工作室表示,因处于半年报静默期,无法提供上半年工抵房具体数据。不过,虽然未能提供整体的工抵房金额数据,龙湖地产重庆区域、山东区域、东北区域等多个项目的售楼部均确认,项目存在工抵房的情况。外部销售人员以及部分供应商,亦证实了存在工抵房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瑞银在报告中下调龙湖评级的重要原因是,根据2021年底的闲置资金及2022年上半年的现金流出情况,包括龙湖在内的四家主要房企均在2022年上半年产生了负的自由现金流。龙湖地产的工抵房现象,与此前机构所称的龙湖现金流紧张之说,有没有关系呢?大量工抵房涌现社交平台清流工作室注意到,今年以来尤其是近几个月,在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大量龙湖地产的工程抵款房集中出现。工程款抵房,简称工抵房,一般是房地产开发商用于给施工单位等供应商抵付工程款的房子。开发商用自己的产品抵扣工程款,减少了现金流出,这是不少公司应对资金相对紧缺时采用的一种策略。尽管未能提供整体的的工抵房金额数据,但是龙湖地产的多个区域销售部、外部销售人员以及部分供应商,均证实了存在工抵房现象。“今年龙湖抵出的房源比较多。”一位在重庆地区专门销售工抵房的销售人员向清流工作室表示。他近期的多条动态都在推销龙湖的工抵房,更表示没想到龙湖会在短时间推出几十套工抵房,而此前他销售的大多是融创等房企的工抵房。一位龙湖供应商的内部人员透露,近期公司在龙湖的一个项目中,也拿了几十套工抵房。他所在的公司是龙湖的总包商,承接了龙湖在重庆近三分之一的工程,未结欠款金额较大。这些工抵房除了工程方自己卖、交给第三方中介卖,还可以放在龙湖自营的中介公司甚至龙湖的项目销售团队卖。一位重庆地区的龙湖员工表示,基本上所有在售的项目都有工抵房可选购。清流工作室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全国各地尤其以重庆、东北、山东等地在售的工抵房最多。其中在浙江和宁波等地,多位中介打出龙湖工抵房销售宣传文案,单个项目的工抵房数量也多达20套至30套。“(在售工抵房是)很多施工队的。”一位浙江的销售人员表示。清流工作室以购房者身份致电龙湖重庆区域、山东区域、东北区域等多个项目的售楼部,工作人员均表示,项目的确有工抵房,而重庆某较大的项目抵出的工抵房有几十套。这些被用于抵账的工抵房,往往处在更难销售的楼层。一位济南地区销售人员代销了两套龙湖工抵房,一套位于一层、一套位于顶楼,因此迟迟未能出手。工抵房销售的另一重阻碍是,为了维护龙湖楼盘自身的销售业绩,部分楼盘不允许自然到访的客户购买工抵房。这意味着,在购买工抵房前,客户不被允许实地看房,这也是大部分工抵房都在网上寻找客户且折扣较大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在内部推广,没有放在售楼部那里卖。”一位广东地区的龙湖销售告诉清流工作室,工程方委托开发商卖,但只能内部推广,也没有放在二手平台出售。因此工程方的三套工抵房比同地段房子降价了四五十万以上,但目前也只卖出一套,剩余两套放了三个月至今没有成交。为了回笼资金,工抵房大多以打折方式出售,这意味着供应商收回的现金比工程合同要低。前述龙湖总包商内部人员表示,工抵房中的现房销路较好,公司也需要每套降价20到30万元才能全款清掉,目前公司剩下还在售的工抵房大多是期房。大部分购买工抵房的人没有能力一次性付款,需要办理贷款。一位在广东地区销售龙湖工抵房的人员表示,一旦业主需要办理银行贷款,中间各种手续至少要耗费半年时间,工程方才能拿到这笔售房款。这一说法,与前述山东地区销售人员了解的一致,“回款需要一年半载”。消化应付账款、推高销售额?龙湖的此次工抵,可能部分选择尚未开盘销售的项目进行预先抵扣,其中一些楼盘并不是龙湖独资。比如宁波地区的海曙龙湖天玥,被传近期推出32套工抵房。该项目的开发商是宁波龙卓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龙湖集团持有70%股权,剩余30%股权由合作方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重庆地区推出较多工抵房的楼盘龙湖焕城项目,开发商是重庆龙湖舜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龙湖集团和香港置地集团的合资公司,双方各持有50%股权。济南汉裕光年项目推出工抵房,该项目开发商是济南中垠鑫熙置业有限公司,龙湖地产仅持有35%股权,剩余股权由中垠地产持有,而中垠地产是奥园集团和山东颐养健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因此,龙湖还需要说服合作方同意预先工抵。对供应商来说,工程款抵扣成房子,再折价出售,不仅麻烦,而且最终收回的资金明显缩水。但对龙湖而言,这是目前最快解决表内应付账款的办法,可以提前缓解年末应付款。龙湖2021年末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其他应付款及应付费用合计为1342亿元,而银行现金为881亿元。今年前3个月,龙湖的发债主体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披露,公司其他应付款从2021年底的678.59亿元增长到2022年3月底的837.36亿元。一位中介人员向清流工作室提供了龙湖与总承包商的抵扣协议书。协议书显示,龙湖旗下一家子公司对总包商负有债务,并用另一个关联公司的楼盘房屋进行抵债。工抵房共计6套,总价款约330万元,用于抵扣总包商的两份工程合同款,分别在2022年6月30日及2022年12月30日进行财务处理。而这两个时间点,恰好是上市公司中期业绩报告和全年业绩报告截止日的前一天。工抵的另一个好处,是预先抵扣实际拉长了整个项目的去化周期,可以提升楼盘的去化率。而且打开了部分房源界限制,利于有效去化,缓解现金流压力。去化率,指的是一段时间内楼盘的销售与供应量的比值。龙湖大量的工抵房,在消化应付账款的同时,还可能推高了公司的销售额。龙湖今年年初至6月底,合同销售金额合计是565.1亿元,这当中有多少是工抵房贡献的?重庆龙湖焕城项目,一季度共销售478套,成交金额为7.5亿元。据龙湖销售人员透露,该项目从99平方到170平方五类户型均有工抵房。解决供应商债务问题,显然是龙湖上半年工作的重点。在推出大量工抵房的同时,龙湖也已将供应链金融用到极致。5月16日,龙湖供应链ABS发行总规模4.02亿元,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利率3.50%。该产品的基础资产为供应链上游306家中小供应商对龙湖的应收账款。今年前6个月,龙湖供应链ABS融资规模为68亿元,排行业第三。供应链金融本质上是信用债,并不计入房企的有息负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