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放消费贷用于员工股权激励、提供虚假材料、票据违规……罚，罚，罚。近期，各地监管部门对银行违规现象罚起款来毫不手软。11月以来，深圳银监局开出了的18张罚单。其中有四张罚单开给了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根据深圳银监局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由于发放消费贷款违规用于参加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行为，深圳银监局对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开出了80万的罚单。上海银行不到半个月被罚200余万根据银保监会网站的资料显示，上海银行在11月1日—11月12日期间，共收到深圳证监局和上海证监局开出的6张罚单，共计239.2万元。其中，深圳银监局决定对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处50万元罚款。主要违法原因是，发放消费贷款违规用于参加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责任人金鑫、马铭、黄道天分别处10万元罚款。这是银监局首次对“消费贷款”用于参与员工股权激励进行查处。除此之外，上海银行可谓“祸不单行”。11月以来，上海银监局也给上海银行也开出了两张罚单。上海银监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上海银行股份因存在违规向其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对某同业资金违规投向资本金不足的房地产项目合规性审查未尽职的行为，上海银监局决定对上海银行共计罚款159.2万元人民币。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上海银行顶风作案，引发重罚。2017年9月以来，银监会表示，严查挪用消费贷款资金，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经过一年的严厉打击，消费贷、信用贷流向房地产的违规操作得到遏制。11月以来，在各地银监会开出的136张罚单中，只有10张涉及违规输血楼市，合计处罚金额400多万元，上海银行以159万罚款名列前茅。近年来曾多次遭罚记者查询发现，上海银行被罚，不是一次两次了。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0月份，10月22日，上海银监局公布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北分行因存在提供虚假资料、未对某涉嫌套现的特约商户停止服务的行为，被上海监管局责令改正，并处罚款共计100万元。当事人唐凯元被警告。2017年8月，上海银行信托资金违规用于异地融资平台，遭罚50万元。2016年11月，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各地银监局共开出17张罚单。从罚款金额上来看，处罚主要指向票据业务违规、因贷前贷后管理失职以及同业投资业务违规。值得注意的是，上海银行因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以及为票据业务提供担保等违规行为，被监管层开出单笔200万元巨额罚单，而这并不常见。2016年6月30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发布京银监发〔2015〕2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上海银行北京分行对贷款贸易背景的审核不尽职、贷后管理缺位、信贷资金流向监控不到位等问题进行处罚，罚款人民币40万元。2015年11月，上海银行周家嘴支行因为发放个人贷款流入股市被罚。……记者发现，这几年，银行被罚的频率越来越高，罚款集中在发放违规信贷等领域。有业内人士认为，为了银行资金安全和保护广大存款人利益，银监会对被挪用到房市和股市等领域的资金进行严查，是必须的；对那些监控大额资金流向不力，疏于防范信贷资金用于申购新股，执行贷款“三查”制度不力的金融机构及其责任人进行处罚，也是必要的，这是银监会的职责所在。“金融生态已经发生变化，各类政策规定会更加严格，各商业银行应该守住‘底线’，合规前行。”...
经过一年半的冲刺和等待，漫道金服IPO并不顺利。 《财经》新媒体注意到，在11月1日，证监会公布的最新IPO审核工作流程及申请企业情况相关公告，上海漫道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漫道金服”）的名字出现在了中止审查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格当中。 漫道金服是一家以向企业用户提供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并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宝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宝付网络）开展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宝付网络曾为多个问题网贷平台提供支付渠道，也曾因为多次违规经营受到监管部门处罚。 公开资料显示，从2017年5月26日，漫道金服首次向证监会递交招股说明书，迄今已有近一年半的时间。今年1月17日漫道金服更新了招股书。 据招股书披露，漫道金服拟赴上交所公开发行不超过4100万股，募集资金8.84亿元，IPO保荐机构为平安证券。漫道金服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亿元，同期实现净利润1.16亿元。宝付网络合计收入占漫道金融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97.59%，代收产品收入占总收入的91.63%，代付产品占比5.96%。 关于公司现在的状态，漫道金服在接受《财经》新媒体采访时称，一切进度以证监会网站的公告为准，近期应该会重新提交审核。 旗下宝付网络多次违规，曾被处罚 资料显示，宝付网络成立于2011年，并在同年获得了支付牌照，是漫道金服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漫道金服招股说明书显示，宝付网络主要通过运营宝付网络商户平台为互联网商户提供包括代收、代付等全方位第三方支付服务。 在10月26日易观发布的2018第二季度《中国第三方支付互联网支付市场季度监测报告》中，宝付网络市场占有率升至7.02%，名列第四，仅次于支付宝、银联商务和腾讯金融。 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机构的实缴货币资本与客户备付金日均余额的比例不得低10%，而宝付网络在2017年4-6月公司实缴货币资本与客户备付金日均余额的比例低于10%的监管要求。 在2014年5月19日至2016年12月21日期间，宝付网络为8家商户提供支付服务，将商户支付账户资金结转至非同名银行账户，违反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及《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另外，宝付网络在未获得央行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进行监事会主席、首席技术官、风控负责人的变更，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规范支付机构变更事项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 在拓展网络特约商户时，也未有效落实特约商户实名制管理，违反了《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第七条及第十条的规定。 针对上述违规行为，去年8月29日，央行上海分行向宝付网络出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海银罚字[2017]46号），依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处以罚款人民币10万元。 宝付网络则表示，在收到该行政处罚后，已经及时缴纳罚款并进行了相应的整改工作，同时称上述行政出发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对于第三方支付企业违规经营的行为，业内分析人士对《财经》新媒体分析，第三方支付属于微利经营的业态，若没有实力雄厚的股东和多元化的收入结构，单靠支付业务很难实现大规模的盈利。近两年又赶上支付行业强监管、B端支付的主要客户互联网金融等相关行业也不景气。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支付企业不惜通过违规经营来追求财务层面的可持续增长。 为多家爆雷平台提供支付渠道 漫道金服还披露了2017年1-6月前35名主要客户的基本情况，互联网金融相关公司多达26家，其中多个平台发生爆雷。据金小鲸不完全统计，26家公司中，已有5家平台被立案，3家平台出现逾期，1家平台被宣判。2017年1-6月漫道金服前十客户 宝付网络的前十大客户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包括拍拍贷、团贷网、掌众金融、东方银谷、微贷等多家互金机构。 2016年前十大客户名单中包括浙江草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温商贷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等。而草根网络今年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账户、资金均被冻结。温商贷也于今年8月发出了展期通告。 2015年的前十大客户中，最大客户为金易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其交易量占宝付网络整体交易量的16.24%，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则达到9.86%。金易融旗下P2P平台就是几年前被查的“e租宝” 此外，钱宝网、PP基金、米袋计划、草根投资、雅堂金融等5家平台相继因非法集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 截至2017年12月13日，钱宝系公司未兑付本金达300亿元，实控人张小雷也已被提起诉讼。 截至立案时，PP基金、米袋计划累计交易额均过百亿，米袋计划借款余额6.24亿元。 《财经》新媒体就“如何筛选和甄别客户、怎么处理这些合作的爆雷平台”等问题采访漫道金服，截至截稿，并未得到回复。 IPO前路仍未明 近年来，第三方支付行业的监管愈发严格，通过IPO融资越来越难，冲刺A股则更是遥遥无期。 漫道金服此次IPO中止审查，是否与宝付网络违规经营有关，未为可知，但无疑为其上市之路增添了不确定性。 中止审查后，漫道金服还有机会冲击IPO吗？“在IPO被中止审查后，只要中止审查所涉及的事项已经消除，公司便可提交恢复审查的申请，且恢复审查后，不需要重新排队，对企业影响不大。”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对《财经》新媒体表示，如果是终止审查，则需要等6个月才能重新申报，且需要重新排队，对企业的影响更大。 对于第三方支付企业来说，互联网金融监管趋严的寒冬之下，做到合法合规经营和做好内部风险控制才是第一要务，其重要性远远大过所谓的业务创新和发展，也是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认可的重要前提。 薛洪言认为，第三方支付行业的监管规则已经比较清晰，企业要做到合规经营其实不难，而之所以违规事件不断，主要还是趋利的问题。治本之策，在于创造更好的行业发展环境，第三方支付企业要尽快实现收入结构的多元化转型。 对于漫道金服未来是否会继续选择上市，以及如何对既有问题进行整改，做到合法合规经营等问题，《财经》新媒体将会持续关注。...
▲2013~2020年中国信用卡数量及增长率 6月21日，维信金科在港交所上市； 7月13日，51信用卡也成功挂牌港交所； 9月19日，小赢科技登陆纽交所； 9月29日，萨摩耶金服披露招股说明书，计划在美国上市。 今年下半年的互金平台接连上市，好像是去年四季度的情景再现。彼时，趣店、和信贷、拍拍贷等平台相继赴美IPO，掀起了一股内地互金企业海外上市的热潮。 但和去年上市的现金贷、P2P平台不同的是，今年互金上市出现了明显的风口转向，上述几家平台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信用卡代偿。维信金科旗下维信卡卡贷、小赢科技旗下小赢卡贷、萨摩耶金服旗下省呗，都是典型的信用卡代偿平台。 信用卡代偿平台通过为用户一次性还清信用卡，用户再向平台分期还款，赚取利息差。有机构预测，这是一个万亿规模的大市场。 几家上市平台近年来的业绩增速也印证了代偿业务的潜力：维信金科信用卡余额代偿产品从2015年的1.78亿元增长到141.69亿元，占比从5.1%提高到57.7%；截至2018年6月，小赢卡贷累计放款额266.5亿元，在贷余额131亿元，从产品面世到如今百亿规模，小赢卡贷只用了一年半时间。 艾瑞咨询的一份报告指出，2012年到2016年，我国信用卡期末应偿还信贷余额由1.14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4.0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7%，信用卡市场的蓬勃发展，为信用卡代偿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据其测算，2017年信用卡代偿市场容量在2.71万亿元左右。 信用卡代偿平台的业绩能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吗？银行信用卡市场的蓬勃发展真的能够转化为信用卡代偿业务的发展吗？这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互金上市风口转向 趣店、和信贷、拍拍贷、简普科技、乐信，去年的互金上市潮从10月延续到了12月底。这其中，趣店作为现金贷的代表登陆资本市场，在经历了风波和质疑之后，想要将业务向汽车金融拓展。和信贷、拍拍贷是典型的P2P平台，简普科技（融360）主要提供金融搜索服务，通过为第三方机构导流盈利，乐信旗下则包括消费分期平台分期乐、互联网理财平台桔子理财以及互联网金融开放合作平台鼎盛资产。 一年时间，这些平台褪去了上市时的光环，股价悉数滑落。《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统计了去年上市的所有互金平台股价跌幅情况，截至11月9日收盘，跌幅最大的是趣店，从上市首日开盘价34.35美元跌到了4.2美元，跌幅达88%。维信金科和信而富的跌幅也超过了60%，分别由上市首日开盘价20港元、6.65美元跌至7.08港元、2.46美元，跌幅分别达到65%和63%。此外，拍拍贷、和信贷、小赢科技、51信用卡、简普科技和乐信的股价相比于上市首日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经过了上半年的静默之后，国内互金平台上市潮在今年下半年再次开启，从6月份上市的维信金科到最近披露招股书的萨摩耶金服，数家互金平台已经或者即将登陆海外资本市场。 与去年的现金贷标签不同，今年，这些平台的标签变成了信用卡代偿。今年6月，维信金科在香港上市，其主要业务包括信用卡余额代偿产品、消费信贷产品、线上至线下信贷产品，其中信用卡余额代偿产品的贷款实现量在全部贷款实现量中占比最大。 接下来是7月份，51信用卡在香港上市，其主要提供个人信用管理服务、信用卡科技服务以及在线信贷撮合和投资服务。截至2018年6月30日，51信用卡旗下“51信用卡管家”应用累计管理的信用卡数目已达1.19亿张。 随后9月，小赢科技登陆纽交所。成立于2014年3月的小赢科技，旗下包括P2P平台小赢网金、信用卡代偿平台小赢卡贷、互联网理财平台小赢理财等。根据奥纬咨询的报告，从贷款余额来看，2016年12月面世的小赢卡贷到2018年6月底，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信用卡代偿产品的提供方。 即将打开海外资本市场大门的还有萨摩耶金服，其在9月29日披露了招股书。萨摩耶金服成立于2015年5月，主要产品为“省呗”，为用户提供信用卡管理、优惠用卡指引、信用卡跨行账单分期等互联网金融服务。 快速增长的业绩 密集登陆资本市场背后，是这些以信用卡代偿为主要业务的平台的快速增长的业绩。首先来看维信金科。招股书显示，维信金科信用卡余额代偿产品从2015年的1.78亿元增长到141.69亿元，占比从5.1%提高到57.7%；消费信贷产品从2015年的6355.5万元增长到2017年的78.6亿元，占比从1.8%增长到32%。而线上至线下信贷产品的贷款规模则不断缩小，从2015年93.1%的高位占比减少到了10.3%。 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维信金科的总收入为人民币12.71亿元，同比增长15.5%，其中净利息收入10.56亿元，同比增长6.1%，贷款撮合服务费5720万元，同比增108.8%，经调整净利润9560万，同比增长6.6%。就贷款实现量而言，2018年上半年，信用卡余额代偿产品的贷款实现量达到61.36亿元，同比增长约20%，占到维信金科全部贷款实现量的63.7%，占比较去年同期增长了9.1个百分点。 小赢科技招股书显示，2018年上半年小赢科技促成贷款量为人民币198.79亿元，2017年全年促成贷款量344亿元，2016年为189.96亿元。其中，2018年上半年，小赢卡贷促成贷款量为138.34亿元，已超过2017年全年的促成贷款量，在全部促成贷款中占比约70%。截至2018年6月，小赢卡贷累计放款额266.5亿元，在贷余额为131亿元。 与此同时，小赢科技的营收和净利润也在快速增长，招股书显示，其营收从2016年的2.3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7年的17.87亿元，2018年上半年营收便达到了18.48亿元。在净利润方面，也从2016年的亏损1.2亿，增长到2017年的盈利3.39亿元，而2018年上半年盈利已超过了2017年全年，达到4.43亿元。 萨摩耶金服则在今年上半年扭亏为盈。招股书显示，萨摩耶金服的营业净收入从2016年的人民币5300万元增长至2017年的2.4亿元，涨幅达353.5%，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2.3亿元，同比增176.8%。净亏损从2016年的9400万元人民币降至2017年的6700万元人民币，2018年上半年扭亏转盈，实现净利润2560万元人民币。 就贷款实现量而言，萨摩耶金服2016、2017以及2018年上半年分别为27.67亿元、76.64亿元和67.16亿元，其中信用卡代偿产品的贷款实现量分别为27.49亿、57.26亿和28.28亿元。 市场规模几何？ 今年下半年互金上市的风口转向，信用卡代偿平台走到了资本市场的聚光灯下，平台快速增长的业绩仿佛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艾瑞咨询在《中国信用卡代偿行业研究报告（2017）》（下称《报告》）中分析指出，按照银行信用卡生息资产规模估算，2017年信用卡代偿市场容量在2.71万亿元左右，并预计在未来三年间保持38.6%的年化复合增长率。从目前的市场发展情况来看，2017年信用卡代偿的贷后余额在870亿左右，对市场容量渗透率在3.2%左右，行业还处于能力建设阶段，整体发展空间巨大。 迅猛增长的信用卡发卡量给信用卡代偿业务带来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上述艾瑞《报告》指出，2007~2016年，中国信用卡存量增长了5倍。而2012年到2016年，我国信用卡期末应偿还信贷余额由1.14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4.0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7%；信用卡授信总额由3.49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9.14万亿元，信用卡授信使用率由32.7%上升至44.5%，信用卡市场的蓬勃发展，为信用卡代偿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小赢科技的招股书描述了信用卡代偿产品借款人的典型形象。在2018年前6个月，小赢卡贷的借款人大多数是20多岁或者30岁出头，他们中有约90%的人拥有一万元以上的银行信用卡额度。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认为，信用卡余额代偿客群定位十分精准，瞄准的是3亿信用卡持卡用户，具有很高的辨识度。相比其他场景，信用卡余额代偿业务在起步阶段获客成本相对低廉，为平台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数据显示，国内信用卡发卡量、银行卡应偿信贷余额仍在增长。今年6月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蓝皮书（2018）》显示，截至2017年末，信用卡累计发卡量7.9亿张，当年新增发卡量1.6亿张，同比增长25.9%，信用卡累计活卡量5.8亿张，当年新增1.3亿张，同比增长29.7%。 来自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末，银行卡授信总额（银行卡授信总额为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授信总额之和）为13.98万亿元，环比增长6.40%；银行卡应偿信贷余额为6.26万亿元，环比增长7.83%。银行卡卡均授信额度2.19万元，授信使用率44.76%。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756.67亿元，环比增长6.35%，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21%，占比较上季度末下降0.02个百分点。 随着信用卡持卡人数的上升，以及应偿贷款的余额增加，一定能够带来信用卡代偿业务的增长吗？对此，信用卡资深研究人士董铮表示，从信用卡发卡量来看，卡量在增长，授信额度在增加，应偿总额也在增加，对于代偿的需求可能会随之增加。不过，信用卡发卡量和代偿平台的增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强调，信用卡代偿只是小贷业务的一个细分场景，本质仍然是给用户发放一笔贷款，用户从欠银行的钱变成了欠小贷公司的钱。 薛洪言表示，正常情况下，信用卡余额代偿解决的是持卡人的短期流动性问题，此时，业务模式是可持续的；而在特定情况下，信用卡余额代偿会成为持卡人化解不良风险的工具，以维持表面上的良好征信，此时，信用卡余额代偿业务便存在“接盘侠”的风险。 薛洪言还指出，虽然信用卡余额代偿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以贷还贷，但应偿账单本质上也是银行贷款，在监管政策上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信用卡余额代偿的市场需求中，相当大的市场蛋糕已经被发卡行的账单分期业务切走，账单分期业务未覆盖的客群，资质相对较差。左有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右有银行信用卡账单分期的挤压，信用卡余额代偿未必是值得长期专注的生意。...
为了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住得起院，我国每年都在社会医疗保险中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仅2017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就超1.4万亿元。然而个别医保定点医院，却打起了套取医保资金的歪主意。来看央视记者在辽宁沈阳的调查。不做任何检查 病人便被安排住院早上9点20分，记者在沈阳市于洪区街头看到一些老年人，他们正在等车。车还没有来，已经聚集了七八个人。等车的大多是老年人，也有个别的中年人，他们告诉记者，在这等车大家是要一起去医院的。他们还告诉记者并不是谁都可以在这等车，需要领头的人同意才行。九点半，两辆面包车准时出现在了这里。十几分钟后，记者跟随这两辆面包车来到了一家叫做沈阳市于洪区济华医院的门口。老人们下车以后全部走进了这家医院。济华医院是沈阳市的一家一级医院，门口挂着医保定点医院的牌子。记者在这家医院门口观察，在随后的一小时里，又有三四辆类似的面包车拉着老人们来到了这家医院门口，约有三四十名老人走进了医院。记者随后跟着一位老年人走进了这家医院。门诊医生没有给这位老人做任何检查，就按照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安排老人住了院。这让记者感到很奇怪。而另一位老人的诊断过程，就更加奇怪了。前台工作人员给院长打电话：“院长，方姨介绍来的，她已经住四次了，但是在咱们这没住过，行吗？”前台的工作人员跟院长通了电话之后，就把这位连自己上次因为什么病住院都忘记的患者诊断为“外科疾病”，并安排了住院。记者注意到，在为这些老人办理住院手续时，医生或者老人们会常常提起一个名叫方姨或老方的人。方姨负责为医院介绍老人来住院，在老人们来之前，她把老人的医保卡都收到一起，交给了医院。上午9点30分到10点左右，有七八位面包车送来的老人，在没有做任何检查的情况下，就被医院确诊成了各种疾病，安排住院。一位床头上写着“急性肾盂肾炎”的老人告诉记者，早上到医院签到后，他们就去逛集市了，买了些东西，就赶回病房来领取免费盒饭了。1000元医疗费用 970元医保被骗取下午4点，医院门口再次热闹了起来。老人们集合到了门口排队上车。方姨出现了。记者看到，方姨手里拿着一沓钱，好像正跟一个人核对数字。方姨还给了他一张卡片，看卡片外观应该是社保卡。还了社保卡之后，方姨从包里拿出了一沓钞票递给了他。什么检查治疗都没做，但这些老人们在济华医院却产生了医疗费用。从几张医保卡消费明细可以看出，他们的医疗费用已经被医院刷走了。一位知情人向记者讲述起了其中的猫腻：“好像是一千七八百块钱，一千多，不到两千块钱，就是为了骗医保，国家大额医保。”据知情人介绍，医院给他们办理了四天虚假的住院手续，出院时，每位老人都会被消费医疗费用上千元，以1000元为例，报销的970元医保部门会直接与医院结算，应由患者自付的30元，由医院垫付。这些老人最终通过中间人方姨拿到300元好处费。“病人”出院还能领“工资”在同样是医保定点医院的沈阳友好肾病医院，记者来到住院部，隔着玻璃看到几个老人正在病房里一起聚精会神地打扑克。而在医院大厅，当天出院的老人却在询问“在哪里可以领钱”。跟随去领钱的老人，记者来到了一家距离医院50米的棋牌社。这里不断有从医院过来的老人和穿白大卦的人员出入。一位白大褂上印有友好医院名字的工作人员给等候在这里的病人发钱，遇到带来新病人住院的，还宣传起了“积分”奖励。在棋牌社门口，记者看到一些老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一边走一边数着手中的百元钞票。...
美股，红黄蓝单日暴跌超过50%。11月15日晚间，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第24条对社会资本投资幼儿园有明确规定。具体见下文：社会资本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非营利性幼儿园；已违规的，由教育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清理整治，清理整治完成前不得进行增资扩股。参与并购、加盟、连锁经营的营利性幼儿园，应将与相关利益企业签订的协议报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当地教育部门应对相关利益企业和幼儿园的资质、办园方向、课程资源、数量规模及管理能力等进行严格审核，实施加盟、连锁行为的营利性幼儿园原则上应取得省级示范园资质。幼儿园控制主体或品牌加盟主体变更，须经所在区县教育部门审批，举办者变更须按规定办理核准登记手续，按法定程序履行资产交割。所属幼儿园出现安全、经营、管理、质量、财务、资产等方面问题时，举办者、实际控制人、负责幼儿园经营的管理机构应承担相应责任。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红黄蓝的大跌正是受上述规定的影响。而A股标的公司也面临不确定性。相关研究人士认为，此次《意见》中民办幼儿园“可以分类、不能上市”的要求超出市场预期，预计此板块上市公司未来面临的政策形势不容乐观。 遏制过度逐利行为对红黄蓝造成冲击的则是这一要求——“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中信建投相关研究人士就此认为，在政策层面，民办幼儿园已经明确未来可以登记成为营利性或者非营利性，但是此次意见禁止民办幼儿园上市或者被上市公司收购，这是远超市场预期的。但上述研究人士也表示，目前，对于上市公司通过自有资金（非股市融资）自建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行为并未做出规定。除红黄蓝外这些A股公司涉足学前教育红黄蓝官网显示，其前身成立于1998年，目前拥有近1300家亲子园和近500家高品质幼儿园，为0-6岁婴幼儿和家庭提供优质学前教育指导与服务。2017年9月27日，红黄蓝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红黄蓝2018年半年报显示，其2018财年前6个月实现营收762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的6430万美元增长18.5%；净利润为200万美元，同比下降62.26%。截至2018年6月30日，红黄蓝直营幼儿园在园人数为23526人，比上年同期的20463人增长了15%；加盟亲子中心和幼儿园的数量分别为1029家和216家。威创股份2018年半年报显示，公司旗下的幼教品牌共管理和服务接近5200家幼儿园，从市场占有率上来说，公司是目前幼教行业内服务幼儿园数量最多的公司。威创股份于2015年进入幼教产业，先后并购红缨教育、金色摇篮、可儿教育和鼎奇教育，红缨教育和金色摇篮均拥有自主研发、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的幼儿园课程体系。秀强股份2018年半年报称，其教育产业业务主要从事包括经营直营幼儿园实体、幼儿园运营管理服务输出、开发推广幼儿园线上平台“秀强家园”APP等业务。公司直接运营管理的早教中心及幼儿园近100所，在园幼儿近15000名。和晶科技则通过收购智慧树平台公司环宇万维部分股权，开展移动互联幼教互动云平台业务。群兴玩具今年7月公告称，拟设立群兴彩虹蜗牛幼儿园并购基金，用于收购40-50 家直营幼儿园。一家有相关业务的上市公司的相关人士表示，学前教育本次迎来重大政策变化，目前，公司正在抓紧研究政策，“现在还不好评说。”...
摘要：接下来，我们将讲述FF与恒大从牵手到交恶的故事。 为了让Faraday&Future（下称“FF”）成为“第二个特斯拉”，2018年7月26日，FF创始人贾跃亭妥协了。 他正式辞去在Smart King、FF，以及旗下所有子公司的董事职位，仅留任CEO，后将自己价值14.8亿美元的FF股份，转让到一位朋友名下。 此前的7月18日，贾跃亭与恒大控制下的时颖有限公司等各方达成《修改补充协议》（《Amendment and Consent》）—— 恒大承诺提前支付5亿美元，用于推进样车FF91在2018年12月量产、2019年上市的计划，付款条件之一即贾跃亭“不再是FF控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贾跃亭的辞职和转股，均是在满足这一要求。 恒大对此却不满意，他们的顾问律所Bake McKenzie提出三条意见，其中一条是援引广州市南沙区投资发展局的来函称：“贾跃亭这位失信被执行人依旧担任着FF的CEO，这给FF中国业务和南沙工厂项目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因此，这会破坏政府机关对该项目的支持力度，建议股东方（恒大）调整他的CEO职位。” 留任FF的CEO是贾跃亭的底线，他不允许恒大轻易击穿。但FF又亟需资金续命。贾跃亭等不及了，他决定逼宫恒大。 2018年9月21日，Smart King召开电话董事会，7位董事全部出席，包括代表恒大的夏海钧和彭建军，以及贾跃亭提名的5位董事。 这次董事会火花四溅，贾跃亭提名的董事表示，已经收到其他财团明确的投资意向。“在恒大既不付款，又不愿同意FF寻求外部融资的情况下”，该董事提议，表决“Smart King寻求一切替代（恒大）性融资”的动议。 夏海钧和彭建军投出反对票，该动议依旧以5：2的多数通过，但这并不意味着Smart King即刻就能寻求外部融资。 “Smart King在IPO之前，寻求任何外部的股权或债权融资，均需提前得到恒大的同意。”这是2017年12月30日，贾跃亭与恒大签署的《股东协议》（《Shareholders Agreement》）赋予恒大的“融资同意权”。 Smart King董事会决定，10月3日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通过仲裁打破恒大的融资限制，并最终解除与恒大的投资关系。 腾讯新闻《棱镜》获取了Smart King救济救助程序的《仲裁决定书》（《Award Of Emergency Arbitrator》），全文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撰写，详细记录了针对这场纷争的关键证据和允许Smart King进行5亿美元限制融资的仲裁理由。 而恒大投资FF《股东协议》、《收购协议》等一系列文件同样得以披露，这些文件规定了贾跃亭与恒大之间的核心投资条款。 接下来，我们将讲述FF与恒大从牵手到交恶的故事。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申请下发的《仲裁决定书》封面 致命的20亿融资 2014年，贾跃亭在美国洛杉矶设立FF，注资5亿美元，用于开发和制造FF91。 2017年，贾跃亭的乐视体系遭遇债务危机。 当年11月在腾讯新闻《棱镜》独家对话时，贾跃亭介绍，“我在非上市体系股权、地产和上市公司体系股权，共约400亿的资产都在国内被冻结了，整个乐视的负债大约200多亿元，其中100多亿元由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乐视体系的债务危机发酵之际，贾跃亭滞留美国，给同样遭遇资金困境的FF寻求外部融资。 同是在2017年11月，Season Smart（香港时颖公司，系恒大健康全资公司，下称“恒大”）同意在FF估值约44亿美元的基础上，投资FF共计20亿美元。 这项投资设计成倒三角收购的形式，最终成立一家名叫Smart King的新公司，恒大持股45%，贾跃亭的FF Holding Ltd（下称“FF TOP”）持股33%，FF股权激励计划持有剩下22%的股份。 Smart King100%全资持有一家名叫FF Global Holding Ltd（下称“FF Global ”），这家公司属于FF最终的运营实体。 2017年12月30日，恒大与贾跃亭、Smart King（下称“三方”）正式签署《收购协议》和《股东协议》，用于设计上述公司架构和股东间的权利义务。 2012年12月30日，贾跃亭作为FF Top的控股股东，在其与恒大签署的《收购协议》签名同意 贾跃亭尽管是第二大股东，但得以在Smart King董事会中，提名五个来自FF TOP的董事，另外两个董事席位属于恒大的夏海钧和彭建军。 不仅如此，贾跃亭还担任着Smart King和旗下实体公司FF Global的CEO，锁定任职时间达到15年之久。 这意味着，贾跃亭不仅在Smart King董事会中拥有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同时长期把控着FF的经营决策权。 根据上述协议，恒大虽是Smart King的第一大股东，但其身份只是财务投资者，不得参与FF Global的日常经营管理。 恒大对贾跃亭并非真的放心，作为支付20亿美元投资款的条件—— 第一，三方签署《股权质押协议》，质押内容包括FF TOP和FF香港旗下法法中国的绝大部分股权，恒大系质权人； 第二，三方签署《资产抵押协议》，抵押内容包括FF位于洛杉矶的总部和FF位于汉福德的工厂，恒大系抵押权人； 第三，三方签署《知识产权质押协议》，质押内容FF针对电动车开发制造的知识产权，恒大系质权人。 腾讯新闻《棱镜》独家获悉，在与Smart King爆发仲裁冲突前后，恒大通过司法途径，已经完成对上述质押、抵押利益的资产保全，这使得贾跃亭名下的核心资产，处于冻结状态。 恒大更进一步，在《股东协议》第8部分以及相应条款中，享有对FF未来资产运作的高度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寻求任何的外部股权或债权融资。” 例如，《股东协议》有关保留权益的概览表二中规定，在正式IPO之前，Smart King或者FF Global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包括回购、赎回、转股、并股、拆股等多种方式），均需提前得到恒大的同意。 截止2018年5月25日，恒大已经支付投资款8亿美元。 按照贾跃亭的公开披露，其中两亿多美元用于FF中国业务以及南沙工厂项目的建设，另外约1亿美元用于支付供应商前期欠款，剩余4亿多美元用于FF91的量产交付和下一代开发。 按照《收购协议》中的付款安排，恒大已经完成2018年的全部付款计划，剩余12亿美元分12期付款，2019年2月19日支付第一期1亿美元，此后每隔两个月支付1亿美元，最后一期将在2020年12月31日支付完毕。 贾跃亭的转股与辞职 2018年7月，FF Global预计，如想在2018年12月底前开启FF91的量产计划，该公司在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之间，仍有资金缺口约6.63亿美元。因此，时颖即被要求改变《收购协议》中的付款安排。 这是冲突的肇始，也是潘多拉魔盒的开启时刻。 7月18日，恒大与贾跃亭、Smart King再次签署《修改补充协议》（《Amendment and Consent》），恒大同意提前支付剩余12亿美元中的7亿，其中3亿美元将在2018年7月31日支付，2亿美元将在2018年10月31日支付，2亿美元将在2019年1月31日支付。《修改补充协议》改变了恒大原来的付款计划，其中5亿美元拟于2018年内提前支付 与此相应，恒大不再甘于财务投资者的角色，要求获得FF中国的更大范围的控制权，包括将“FF中国”的公司名改成“恒大法拉第未来”，恒大一方出任FF中国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等。 除此之外，恒大提出，在控制权方面，贾跃亭要与FF中国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为达成这一目标，贾跃亭需要完成两个规定动作，首先是转股。 因此，《修改补充协议》规定，贾跃亭需将自己持有的FF Peak Holding Ltd（下称“FF Peak”）中全部股权，一次性转到一个让恒大满意的第三人名下。 之所以恒大如此要求，是因为FF Peak与FF中国之间存在控制权关系。 FF Peak系贾跃亭注册在开曼群岛的FF上游控股公司，实际控股FF Top，FF Top再入股Smart King，Smart King继而实际控制着FF中国。 “此次转股要在《修改补充协议》签署后30天内完成，而且贾跃亭需要提供证据，让恒大相信他不再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ultimate controling shareholder）。”《修改补充协议》中另外提到，此次转股还要考虑到相关政府机关和金融机构的要求。 第二个规定动作即辞职，“贾跃亭需要辞去他在FF Peak 、FF Top、Smart king，以及FF Global等Smart king旗下每一个子公司中的董事和副董事长职务，”《修改补充协议》同时强调，贾跃亭依旧需要提供让恒大满意的“辞职”证据。 2018年7月26日，即《修改补充协议》签署8天后，贾跃亭全部完成上述辞职要求。两天后，他将自己的FF Peak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一位朋友。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仲裁决定书》中并未详细披露受让人的身份背景，仅提到此人是“贾跃亭的朋友（A friend of Mr Jia）”。《修改补充协议》中对贾跃亭转让股份的相关条款 2018年8月6日，FF中国正式更名成“恒大法拉第未来”，恒大集团副总裁彭建军正式出任“恒大法拉第未来”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此时，恒大已经实际掌控着FF中国业务以及南沙工厂项目，而贾跃亭在FF当中保留的职位，仅剩Smart King和旗下实体公司FF Global的CEO。 不过，2018年7月31日，恒大第一批3亿美元资金未能到账，情况有变。 恒大拒绝付款三理由 贾跃亭这边坐不住了。 2018年8月21日，Smart King的顾问律所Sidley Austin LLP致信恒大的顾问律所Baker McKenzie称，贾跃亭等已经完成《修改补充协议》的要求，并已经发送相关证明文件，并提议讨论一下“恒大为何尚未付款”。 三天后，Baker McKenzie回信称，贾跃亭的转股和辞职，尚未满足恒大以及相关政府机关和金融机构的要求。 在这份Baker McKenzie的回信中，主要提到下述问题—— 第一，FF Peak的受让人的财务情况和资金来源均不清晰，这让恒大怀疑，贾跃亭的转股并未真正完成，他依旧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 第二，就在8月21日，广州市南沙区来函表示，贾跃亭这位“失信被执行人”依旧担任着FF的CEO，这给FF中国业务和南沙工厂项目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因此，这会破坏政府机关对该项目的支持力度。建议股东方（恒大）核实贾跃亭是否还在实际控制着FF中国的业务，并建议调整他的CEO职位。 第三，FF中国的外汇账户依旧处于遭金融机构申请冻结状态，尽管恒大几经努力，试图解冻FF中国的外汇账户，但金融机构对贾跃亭和FF还是有着诸多质疑。《仲裁决定书》记录了恒大拒绝提前付款的三个理由 此后，双方又有多次交涉，“恒大不仅一再拒绝履约和承担付款责任，反而多次以不同手段阻止公司对外融资，同时在9月份进一步要求FF签订多达9份的霸王协议，长达一百多页。其中包括随时可以触发向恒大廉价转让FF中国全部资产及全球高价值IP等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款。”贾跃亭在FF全员大会上说道。 一位恒大人士对腾讯新闻《棱镜》回应，不存在霸王协议及廉价转让资产一说，“双方在9月商议彻底解决FF在全球面临的问题，恒大提出了一项可以解决中美两地资金需求的方案，并附加约束条款，一旦贾跃亭违约拒不还款，将按市场公允值对相关资产进行处理。” 如前文所述，此时FF再次陷入财务危机。 2018年9月21日，Smart King召开电话董事会“逼宫”恒大，7位董事全部出席，包括代表恒大的夏海钧和彭建军，以及贾跃亭提名的5位董事。 贾跃亭提名的董事表示，FF已经收到其他财团明确的投资意向。“在恒大既不付款，又不愿同意FF寻求外部融资的情况下”，该董事提议，表决“Smart King寻求一切替代（恒大）性融资”的动议。 夏海钧和彭建军对此投出反对票，该动议依旧以5：2的多数通过。 Smart King董事会决定，10月3日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诉请先通过紧急救助程序打破恒大的融资限制，继而再通过最终仲裁程序解除与恒大的投资关系。 根据的《股东协议》约定恒大、贾跃亭、FF三方冲突解决条款，“参照中国香港法律，通过仲裁方式寻求临时性救济或冲突救济。” 激辩仲裁听证会 Smart King以申请人身份，将恒大和贾跃亭列成第一和第二被告。 之所以贾跃亭成为被告，是因为Smart King在最终仲裁申请中希望解除2017年12月30日签署的《收购协议》、《股东协议》等一系列交易合同，而这些合同的相对方不仅有Smart King和恒大，还包括贾跃亭本人。 2018年10月5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任命一位法国籍仲裁专家Peter Thorp担任仲裁员，先行审理Smart King提出的紧急救助申请。 Smart King紧急救助申请显示，禁止恒大使用“融资同意权”，允许Smart King寻求替代性融资7亿美元。与此同时，Smart King给出承诺“保护恒大的投资利益”，不会在融资时稀释恒大股份，确保FF的整体估值不低于此前的44亿美元。 贾跃亭书面回应仲裁员，“我同意Smart King的申请，愿意遵守仲裁员下达的任何决定，包括但不限于保护恒大股份不被稀释的一切举措。” 10月18日上午，三方齐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申请，仲裁员Peter Thorp主持召开口头听证会。 此次听证会上，恒大再次援引顾问律所Baker McKenzie（该律所共计派出8位律师出席听证会）提出的三个理由，证明贾跃亭并未满足《修改补充协议》中的付款条件，“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申请缺少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任何对紧急救助的支持都有损我们的利益。” 就贾跃亭转股问题，恒大率先发难，“贾跃亭股权受让人的财务情况和资金来源不明，我们怀疑他并未真正放弃自己的股东权益，依旧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 Smart King申辩道，贾跃亭持有的FF Peak价值14.8亿美元，“没有一个机构能在30天内拿出这么多钱，更别说贾跃亭股份受让人了。” FF负责资本运作的副总裁王佳伟，在出席听证会时透露，恒大法拉第未来的代表（包括恒大副总裁彭建军等三人）对其口头表示，贾跃亭只要将股份让给一个外国人代持即可，他可以保留这些股份的经济权益。 另外一份证据是王佳玮、Smart King律师顾问、恒大律师顾问之间的往来邮件，发送时间是8月25日、26日（当日贾跃亭完成转股）。 邮件显示，王佳玮发送完股份受让人的护照和住址等证明转股完成的文件，询问恒大律师顾问，“是否还需要其他的文件？”恒大顾问律师彼时回复道：“这些文件已经够了。” 恒大否认了王佳玮的说法，“我们要求贾跃亭转让股份，是希望他不再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这意味着，他不仅不能是FF Peak法律意义上的股东，还必须放弃他作为股东的实际权利。” 仲裁员Peter Thorp对此争议的个人看法是，“按照恒大律师的要求来看，贾跃亭的转股证件文件是充分的。而且恒大律师此前让Smart King相信，这些文件已经够了。” 此外，在贾跃亭辞去Smart King和FF相关公司所有董事和副董事长之后，恒大仍不满意，“他有可能作为“影子董事”或“事实董事”，也就是幕后的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在中英文中的涵义稍有不同，中文的字面意思可能是实际上的控制人，英文的字面意思则是终极大股东。《修改补充协议》中关于实际控制人的条款，是否意味着贾跃亭需要放弃其持有股权的法律拥有权和实际拥有权。我认为在现有语境下，这尚不明确。”针对恒大对贾跃亭可能是“影子董事”或“事实董事”的指控，仲裁员Peter Thorp点评道，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恒大想在此后的最终仲裁程序中说服仲裁庭，则需要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在听证会上，恒大再次援引广州南沙区针对贾跃亭“失信被执行人”的函件。 仲裁员对此保留意见，他只是推测道，“在最终仲裁程序中，仲裁庭有理由相信，恒大过于依赖政府机关的意见，导致在判断贾跃亭提供的相关证据（辞职和转股）时不够谨慎。毕竟，贾跃亭客观上满足了恒大的要求。” 仲裁员在一次小结中表示，尽管他“不能也不应该”对最终仲裁走向做出预判，但他相信，Smart King有机会在此后的程序中说服仲裁庭，贾跃亭的转股和辞职已经达到恒大规定于《修改补充协议》中的要求。 贾跃亭与FF还在挣扎 《仲裁决定书》注明，考虑到Smart King在最终仲裁结论出台前保持现状等因素，仲裁员就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给出生效仲裁—— Smart King在目前的资金状况下濒临破产，为保护恒大等所有股东的共同利益，允许Smart King进行有严格条件的融资，其中新股融资的估值不得低于恒大投后估值，恒大享有新股的优先购买权。 紧急仲裁员综合各方意见，将Smart King的对外融资金额，由原来申请的7亿美元，调整至不超过5亿美元。《仲裁决定书》在最后详述了此次紧急救助的生效裁定 FF Global（Smart King全资持有的实体公司）的资金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该公司财务副总裁Michael Agosta提交给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证言显示，截止2018年9月26日，FF Global的账户上仅剩1810万美元，但每两周的全员工资支出达到790万美元，每个月针对供应商的付款需要4000万美元。 截止2018年11月初，FF Global针对供应商的欠款累计8000万美元。 此前FF Global共计员工1407人，而自10月下旬，该公司将员工裁至600人，人均年薪由原来的十多万降至加州最低的5万美元。即便只是给员工发工资，FF Global的账面资金最多支撑7个月。 腾讯新闻《棱镜》自知情人士处获悉，FF Global计划在2018年12月底前，通过债权融资的方式募集资金5000万到1亿美元，换取下一轮股权融资到位前的存活时间。 “FF累计投入20亿美元，目前净资产5亿美元，新的投资人再提供五六亿美元，就可以实现FF91的顺利量产。”在11月3日的FF全员大会上，贾跃亭如是说。 该公司原计划在2018年12月底量产FF91样车，2019年内正式对外发售。“我们有机会继特斯拉之后，成为高端电动车市场的第二。现在来看，假设马上获得融资，勉强有希望在2019年第三季度实现量产。”财务副总裁Michael Agosta表示。 然而，不管是债权融资，还是股权融资，贾跃亭和Smart King恐怕都很难绕过恒大。 腾讯新闻《棱镜》独家获悉，在紧急仲裁进行期间，恒大依据此前签署的一系列《股权质押协议》、《资产抵押协议》、《知识产权质押协议》，完成了对FF旗下净资产的司法保全。 这意味着，FF价值5亿美元的净资产，难以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有效标的，获得债权或股权融资。 正因如此，2018年10月18日听证会前，Smart King临时提出申请，请求解除恒大的上述资产抵押权，该请求被仲裁员Peter Thorp拒绝，“这不属于此次此次仲裁的事项，你们可以提起一项新的紧急救助请求。” 此后，2018年11月12日，Smart King再次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紧急申请，要求剥夺恒大的上述资产抵押权，该申请尚未得出仲裁结论。 而根据香港《仲裁条例》中规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生效裁定需通过法院确认后，方可强制执行。这意味着，Smart King若想申请绕开恒大的资产抵押、保全等，另一个途径即通过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8年11月8月，Smart King向位于FF总部的美国加州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强制执行10月25日下发的《仲裁决定书》，并希望加州法院“下发其他或者进一步有助于Smart King的救助判决。” 恒大不愿示弱，该公司11月12日发布公告，已经在开曼法院提起诉讼，要求Smart King提供所有财务资料及相关文件。 “贾跃亭和Smart King强行赶走恒大委派的出纳员、强行阻止恒大财务人员进场进行财务审查，造成恒大无法知悉合资公司的财务状况。按照《股东协议》，恒大有权进行财务审查并向合资公司委派出纳员，同时约定如果出纳员七天不签字即视为同意付款。”恒大公告如是写道。 包括上述诉讼，以及正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最终仲裁程序，都在等待终局，贾跃亭与FF还在资金荒漠中等待救援。...
摘要：尽管多家明星企业加持，再加上“四大名酒”的光环，西凤酒IPO之路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然而，西凤酒的“高管违规”和“商标纠纷”问题，依然为这次上市平添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作为四大名酒中唯一没有上市的品牌，西凤酒一直像是一位令资本市场艳羡的美女，惹得众多资本大佬竞折腰。如今，这位深闺美女还未步入资本市场，却因一款60度“国典凤香”西凤酒中塑化剂成分超标，成为舆论的焦点。 根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网11月7日公布的检验报告，2012年发行的珍藏版“国典凤香”西凤酒，检测样品两项塑化指标严重超标（接近3-4倍）。 在舆论持续发酵数日之后，西凤集团发布公告称，“2012年生产那批酒的周转容器含有塑料成分，生产那批酒的设备已于2013年彻底淘汰。” 无论真相如何，此次塑化剂超标问题都将是对西凤酒IPO之路上的一次警醒，也让各路资本大佬认识到这个“美女”的风险。 埋伏7年，泛海、联想是收获还是陪跑？ 西凤酒出自陕西凤翔县，古称雍州，酿酒历史悠久。宋嘉佑七年，苏东坡任凤翔府判官时，更是写下“花开美酒唱不醉，来看南山冷翠微”的名句，令西凤酒扬名天下。 西凤酒IPO在即，资本盛宴上又有哪些大佬在陪伴痛饮？ 《招股书》显示，西凤酒的股东中囊括了光大金控、远东控股、中融人寿保险等诸多知名集团；并且，通过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下称：绵阳基金）这个平台，泛海控股（000046.SZ）、邮储银行（1658.HK）、伊利股份（600887.SH）、中信证券（600030.SH）等多家上市公司也坐到了西凤酒上市盛宴的餐桌上。 （来源：2018年最新披露的招股说明书） 不过，野马财经（微信公众号：ymcj8686）注意到，西凤酒的引入战略投资者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2010年3月，西凤酒进行首次增资扩股。当时，西凤酒拟增资10亿元左右，扩股1.7亿股。只是，这一举措，却遭到了二股东深圳盈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圳盈信”）的反对。 彼时，深圳盈信已经分别向西凤酒、宝鸡市国资委发出律师函，并且一纸诉状告上了法院，以阻止此次增资行为。《经济观察报》2010年报道曾披露，深圳盈信在起诉书中称，西凤酒“破坏规则”。其中，包括增资扩股方案未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定价未提供审计资料、过程未说明等。 最终，因二股东的反对，此次增资扩股没有了下文。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6月，距离二股东反对的3个月后，西凤酒再度发起增资。而绵阳基金正是在此时入局，认购6000万股，占新增股份的比例为35.66%，成为第一大战略投资者。而截至目前，绵阳基金股份占比为15%，位列第二大股东席位。 提及绵阳基金，其在产业投资领域可谓大名鼎鼎，正如前文所述，其背后的股东，包括泛海控股、联想控股等一批知名企业和大佬。该基金出手不凡，一度位列华电重工（601226.SH）、快乐购（300413.SZ）的第二大股东，并同时参股红星美凯龙（1528.HK）、百隆东方（601339.SH）、陕西煤业（601225.SH）等上市公司。 更有意思的是，绵阳基金还投资了另一家酒企业会稽山（601579.SH），以及药企九芝堂（000989.SZ），真正做到了“喝酒吃药”。 营业收入略显疲态 野马财经注意到，作为中国“四大名酒”中唯一没有上市的酒企，身居末位的“西凤酒”盈利能力与已上市的大部分白酒企业有明显差距。 招股说明书显示，2014-2017年，西凤酒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3.21亿元、28.03亿元、28.67亿元和31.7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达到1.56亿元、1.79亿元、2.68亿元和3.62亿元。 根据上述业绩状况，2016年西凤酒营业收入仅同期小幅上升2.3%，对比2014年的33.21亿元同比下滑13.67%。即使到2017年营收回升至31.7亿元，也没达到2014年的营收水平。至于净利润更是落到与其在名气上相差甚远的水井坊（600779.SH）的水平。 那这业绩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白酒营销专家肖竹青告诉野马财经（微信公号：ymcj8686）：“对比前后两届管理层的经营模式，以前的思路比较清晰，现在更像是“推倒重来”，战略摇摆，缺乏对白酒行业的深刻认识、资源和人脉。西凤酒曾经要打造中国的西凤酒，现在已经退回陕西了。” 肖竹青个人更推崇西凤酒曾经的管理层。据他介绍，西凤酒曾有一白酒老将徐可强，此人历任过五粮液、酒鬼酒总经理的职位。徐出任西凤酒总经理时，西凤酒的策略是产品走出去，人才走进来，要打造中国的西凤酒。 资料显示，肖竹青提及的徐可强在白酒圈内确实有些名气，与贵州茅台董事长季克良、五粮液董事长王国春并称为白酒业"三个火枪手"。 曾涉高管违规，商标纠纷也缠身 尽管多家明星企业加持，再加上“四大名酒”的光环，西凤酒IPO之路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然而，西凤酒的“高管违规”和“商标纠纷”问题，依然为这次上市平添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事实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发行人最近3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能发生重大变更，且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也不能出任董监高职位。 野马财经（微信公号：ymcj8686）注意到，近年来，西凤酒原董事张锁祥、副总经理高波因涉嫌受贿而锒铛入狱后，西凤酒曾有多位董监高也相继离职。 不过《招股书》显示，西凤酒称公司董事、高管人员近三年的变化主要系公司原有管理层少数人员因个人工作原因辞职，公司进行正常职位调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发生的，符合上市规则之需要。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除了上述与高管相关的风险，西凤酒还存在商标隐忧。 野马财经了解到，西凤酒旗下的银凤酒、两凤酒、成都百年香坊酒厂曾经存在商标纠纷问题。而在2013年，还发生了西凤酒商标在香港被抢注的事件。 2016年12月，西凤酒曾经以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为由将陕西两凤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两凤酒业“）、成都百年香坊酒厂先后告上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年5月8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结果显示，两凤酒业公司未侵害西凤酒公司的商标专用权，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无事实依据。随后西风酒公司向法院提起上诉，几经周折，案件最终于今年8月6日尘埃落定。 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结果，法院认定两凤酒业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要求两凤酒业公司立即停止生产侵权商品，并赔偿西凤酒公司15万元以及案件审理费3300元。 一位在西凤酒工作过的前员工告诉野马财经，西凤酒不止和两凤酒有商标纠纷，只是很多官司通过和解方式解决了。 肖竹青也表示，这些事情都体现了西凤酒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薄弱和能力不足。 对于上述商标纠纷对于公司的影响，野马财经与西凤酒取得了联系，不过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复。 北京知识产权顾问曹亮对野马财经表示，商标纠纷是一场系统战，要消耗当事各方大量的时间、精力与资源。而且，一些潜藏的市场风险还会显现，导致企业经营陷入不确定性之中，比如市场信心受挫，品牌资产流失等。 如此说来，作为四大名酒之一的西凤酒，IPO前路几何，还未可知。 东湖柳，西凤酒。香十里，醉三家。烧坊遍地，知味停车，闻香下马。...
从传统锁具企业、家电厂商到互联网创业企业，发展迅猛的智能门锁行业，如今已经成为今年双11销售增长的生力军。 天猫双11公布的一组预售数字显示：均价2500元左右的智能门锁共预定出近6万套。而京东方面，双11期间智能门锁销量大盘同比增长了454%。 作为家庭的重要“入口”，智能门锁行业正成为新的风口。 新的风口渐成 来自企业的双11战报也很好的反应了这个行业今年的火爆。 成立于2014年的云丁科技，旗下有鹿客和云丁两大品牌。其中鹿客主打家用市场，目前有智能门锁、智能猫眼等产品。刚刚过去的双11狂欢节期间，鹿客以全渠道销售额超1.83亿元、总销量超12万台的表现，刷新了历年智能门锁行业双11的销售纪录。 “今年双11，不论是我们公司的销量，还是从整个行业的销量来说，都超出我们的预期。”云丁科技创始人兼家用业务负责人张东胜接受凤凰网科技采访时表示。这家公司原本的销售额预期是1.4亿元左右，双11期间，鹿客在小米有品上推出的互联网品牌OJJ智能门锁X1销售额也超过了1260万元。 据他透露，整个智能门锁行业全年的增长，对比去年大约有100%的增长。 曾经手机界牛人、前酷派CEO刘江峰的最新创业项目就是从智能门锁开始的。数据显示，中国有4亿家庭，但智能门锁的渗透率却不足5%，而欧美国家的渗透率已超过50%，日韩超过70%。 正是因为看到了国内智能门锁市场具有巨大的升级空间，刘江峰选择了从这个行业切入智能家居市场。 在今年4月份锤子坚果3新品发布会上，优点科技以“锤子朋友”的身份亮相了旗下第一款智能锁E1。在10月底，优点推出了今年的压轴新品——优点M2全自动推拉锁。 截止11月11日上午十时众筹结束，优点M2共筹集一千一百多万元，成为小米有品平台无可争议的智能锁王牌。优点M2众筹价位1799元起，也就是说最终卖出了6000多把。 “这个实际上也是超出预期了，当初是想五千把就已经很好了。”刘江峰说。从他们分析的双11数据来看，目前1500-2000元的智能门锁产品比较受消费者喜欢的价位。 在刘江峰看来，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消费趋势是，整个智能门锁如今正从一个五金品类向3C家用品类进行转化。 “很多原来说了半天要买智能锁的人，没有动力去换。现在他有这个动力了。”刘江峰说。这是因为智能门锁正如同电视、冰箱一样，朝着一个家庭必备的家电产品转化。 这个行业今年究竟有多热？资本的大量融入是最好的说明。 今年3月，德施曼获过亿元A轮融资，曼申云获数千万元Pre-A轮融资；5月，优点科技完成1.4亿元A轮融资；7月，云丁科技完成2.7亿元C+轮融资；11月，德施曼再获过亿元B轮融资；11月，果加智能完成1.5亿元C轮融资。 行业洗牌开始 从过往的历史规律来看，一个行业成为新的风口后，往往也是阶段性洗牌的开始。 据全国锁具行业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止至2018年6月底，我国智能门锁品牌已经超过3500家，生产企业超过1500家。 传统家电领域，三星、海尔、美的等品牌的智能门锁产品早已是琳琅满目。海康威视、大华股份则是安防巨头杀入智能门锁领域的代表。在今年10月份的安博会上，这两家公司均展示了自家的新品智能门锁。 传统门锁企业则是以德施曼、凯迪仕等为代表，凭借在硬件和供应链多年的积累，目前也已经转向智能门锁领域。互联网领域，阿里、小米、联想也已切入这个市场，对这些公司来说，这是未来IoT布局的重要入口之一。 “竞争已经白热化了。”张东胜说。在他看来，国内智能门锁行业如同2016年之前的手机行业，从企业竞争的战略角度来说，如今已经进入“千锁大战”的白热化竞争格局。 “传统品牌现在都比较难过，像我们新进来的品牌也比较多，抢单比较多。实际上这种竞争压力还是蛮大的。”刘江峰说。在他看来，今明两年会是智能门锁行业将迎来阶段性洗牌。 张东胜对此也有同感。他表示在今年双11之前，智能门锁企业都在混战，双11之后，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包括后面的第三梯队已经非常明确了。此前云丁科技创始人兼CEO陈彬也曾表示，智能门锁家用市场预计到2019年年底会产生一大波洗牌，剩下5-10个核心玩家。 在所谓的“千锁大战”竞争格局中，张东胜认为真正有自己完整产品设计、研发设计、生产、服务能力的厂商，不会超过10家。绝大部分的厂商只是从代工厂处购买产品，然后贴上自家品牌的Logo。 据他介绍，鹿客一款智能门锁产品从研发到落地，差不多需要2年的时间。一般的厂商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同时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研发这样的产品。“那他就需要去用外边的研发资源或者生产资源，直接贴牌。”张东胜说。 这个行业现象，刘江峰也深有感触：“现在所有的大牌几乎都是贴牌。像海尔、美的、中兴、联想等全贴牌，都不是认真做产品。” 在刘江峰看来，行业洗牌的来临，对于中小品牌厂商来说，也是个吸引消费者的新机会。 共同做大蛋糕 作为主打安全的互联网公司，360也早已进入这个市场。 借着双11的契机，360推出了一款新品智能门锁M1，售价699元（安装费需另付300元），号称打破行业价格底线。 双11期间，360智能硬件“大家庭”开场12小时销售额突破1.8亿元。其中，定价699元的360智能门锁M1“双11”销量突破了9000台。 360智能业务市场部负责人舒坦表示：“我们推出699元的智能门锁，一方面是想把市场做大，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体验到最新的科技产品。” 作为新进场的玩家，360希望从价格入手，去快速抢占市场。舒坦称，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智能门锁这个市场比较暴利，360希望能把智能门锁回归到正常合理的价格区间。 竞争激烈且高度分散的行业，往往伴随着价格战。 “洗牌肯定就面临着价格的洗牌，但这里面并不是说价格低的就能活下来，而是低价会把有些渠道和产品不适配的厂家给洗掉，”刘江峰说。 虽然率先把智能门锁的价格做到了千元以内，但舒坦认为明年的价格战不会特别的激烈，行业更多的会围绕“安全”进行技术洗牌。 同时，360在产品调研时也发现，整个智能门锁行业的安全技术实力还是相对薄弱，所以推出智能门锁业务也是希望推进行业的技术革新。 在张东胜看来，局部的价格战随时都可能发生，但这只是暂时的。在果加CEO段方华认为，智能门锁是耐耗品，关系到家庭安全，这决定了其不会是价格驱动，关键还是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大家现在还是在享受行业高速增长的红利，智能门锁行业还是一个蓝海期。”张东胜说。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 整个智能门锁行业，市场空间正在逐年倍增。虽然企业间竞争日趋白热化，但大家并没有互相抢蛋糕，而是在一起做大蛋糕。如今比拼的是，谁能更快的进入第一梯队，这才关乎着未来的市场竞争格局。...
在资本寒冬与不断攀升的成本压力双重夹击下，一些近年来成立的新基金公司开始遭遇生存考验。一家今年成立的新基金公司的总经理透露，原本以为1亿元注册资本金能够支撑三年，但随着各项成本的攀升，个别新公司已经急需补充资本金。事实上，随着行业马太效应凸显，新基金公司往往是“夹缝”中求生存，需要节约各种开支来应对“熊市”的煎熬。 资本金消耗猛升 越来越多的新基金公司高管判断，1亿元的资本金或难以支撑一家新公司三年的运转。 沪上一家基金公司董事长估算，目前一家新公司一年的运营成本中位数在5000万元左右。上述董事长算了一笔账，目前公司有近70位员工，投研团队近30人，这样的人员配置在新基金公司算是“高配”，一年下来各项成本大致在7000万元以上。 上述公司虽然从业内挖了几位优秀的基金经理，但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下，新基金发行也是相当艰难，往往首募规模能到两三亿元，但打开申赎后，规模则会出现大幅缩水。上述基金公司董事长预计，要想实现盈亏平衡，需要至少管理100亿元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新基金公司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另一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透露，早在三年前就决定将公司的注册资本定位于2亿元。在其看来，金融行业是一个周期性行业，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盈利，随着社会成本的不断上升，1亿元的资本金或难以支撑公司三年的运转。 事实证明，当下，不少新基金公司不得不寻求增资。上述基金公司总经理透露，接下来就会看到有新基金公司着手进行增资。 事实上，今年6月份，弘毅远方基金公告了增加注册资本，该公司股东弘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增加出资7000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7亿元。这家公司去年底获得公募牌照，今年1月31日正式成立。今年3月份，先锋基金公告称，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5亿元。据悉，这家公司成立也才2年多时间。 节约成本度寒冬 资本寒冬之下，新基金发行艰难，加之行业“马太效应”凸显，小公司的创业之路走得十分艰难。多家新基金公司人士表示，在行业低迷期，需要节约各种开支来应对熊市的煎熬。 沪上一家新公司的董事长坦言，为了节约成本，作为公司董事长，甚至没有设立独立的办公室。据悉，该公司的员工也是一个人干两个半人的活，就连公司的出纳也是司机兼任。另一个考量是沟通效率。在其看来，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将使得决策更加灵活、高效，这是新公司的一大优势。 另一家今年成立的新基金公司总经理表示，员工要有吃苦的准备，一个人要能干两个人的活。据悉，该公司投研人员每天8点到公司开晨会，中午在会议室吃盒饭讨论对行业的看法，晚上还会继续加班。 在业内一位基金分析师看来，未来基金行业会进入真正的洗牌阶段，如果一家基金公司在资本金耗光后依然找不到立足点，同时难以获得股东的继续支持，则可能出现被淘汰的局面，预计未来相关公司的股权转让也会增加。...
距离浙江省省会杭州市90公里的诸暨市，是长城影视（002071.SZ）实际控制人赵锐勇的故乡。在这个城市的东三环上，坐落着赵锐勇亲手打造的“诸暨长城国际影视创意园”（下称“诸暨影视城”），它曾被定义为“国内首家集影视、动漫、网游等多元融合的综合影视城”。“之前我们本地人凭身份证不收门票人气还旺一点。收门票之后，很少人去了。外地人也少，今天那里面也没什么游客吧？”在诸暨影视城门口，一本地司机如是说。他似乎对网易清流工作室从外地专程前往参观显得很惊讶。在至少3个诸暨当地人口中，诸暨影视城一直不温不火。而在网易清流工作室的实地走访中，诸暨影视城亦稍显凋敝。今年9月，长城影视宣布将以不超过3亿元的价格出售这座影视城100%股权。但在2015年6月，长城影视才以3.35亿元的价格从控股股东长城集团及其他股东手中购得该影视城。注入上市公司时，已于2013年10月开始试运营的诸暨影视城业绩便差强人意。2014年亏损395万元。长城影视当初为何会选择从控股股东手中斥资3亿余元收购则一尚未盈利的影视城，而后又欲将其折价出售？一买一卖间，谁亏损而谁获益？诸暨影视城，是长城影视实景娱乐板块扩张的第一步；为了联动长城影视IP效益，为影视城输送客源，长城影视还从两只基金手中收购了9家旅行社51%股权，并在山东、四川等地先后设立实景娱乐相关基地公司。在频繁的对外收购中，网易清流工作室发现，有交易方或与长城影视控股股东长城集团存在一定的联系。影视城的亏本收购仅从现场观察的内部设施来看，2013年10月开始试运营的诸暨影视城，如今已经显得破败不堪。比如位于影视城右边的动漫城堡，所有建筑外部油漆均出现脱落，里面堆满垃圾。动漫城堡前方的鸳鸯楼、右前方的村落建筑、毛泽东韶山旧居等也稍显残破，再往里前行，游艺乐园亦停止运营。整个影视城随处可见木材垃圾，尚未完全开发好的土地和发霉的墙壁。“没什么人来这，都要卖出去了，很惨淡。”在影视城内一摄制组的员工告诉网易清流工作室。如其所言，十一月初一个工作日下午，在网易清流工作室的走访中，该园区游客寥寥无几，仅有一辆旅行团客车停放在停车场。“周末人也不多。”上述员工表示。这个看似未能良好维护的影视城，拥有者为上市公司长城影视旗下全资子公司“诸暨长城国际影视创意园有限公司”（下称“诸暨创意园”）。诸暨创意园由长城影视控股股东长城集团，和三家诸暨企业（浙江富润（600070.SZ）、太子龙控股和上峰控股）出资成立。2015年5月，长城影视宣布全资收购该公司。按照资产基础法，收购当时经审计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1亿元的诸暨创意园，收购价格为3.35亿元。在收购书中，长城影视称诸暨影视城处于试运营状态。而根据诸暨本地媒体报道，2013年10月，诸暨影视城便已经开始试运营，门票定价80元。仅从当时收购书披露数据来看，在14个月的试运营期内，诸暨影视城的业绩并不理想。2013年至2014年，诸暨创意园营业收入分别为11.57万元和236.67万元，净利润分别亏损83.56万元和395.24万元。不过当时长城影视依然乐观预计，基于诸暨创意园管理层对诸暨创意园的未来规划，以及上市公司对于影视媒体资源的整合能力，诸暨创意园拥有良好的业绩前景”。但诸暨长城影视的发展未能如公告所预计。比当地人的表述更为直观的印证是，2018年9月，长城影视宣布将诸暨创意园100%股权以暂定不超过3亿元的价格出售给第三方。根据披露数据，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诸暨创意园营业收入分别为1937万元、174万元，净利润234万元、-331万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资产总额为2.89亿元。也就是说，长城影视将折价超过3500万元卖出这个收购不满4年的影视城。而比起上市公司的折价转让，凭借诸暨影视城注入长城影视，诸暨创意园的原始股东则得以获得投资收益退出。根据浙江富润当时公告，浙江富润本持有诸暨创意园19%股权，投资成本为2850万元，股权转让后公司预计可获得3515万元的投资收益。上峰控股为上峰水泥（000672.SZ）控股股东，亦为诸暨当地知名企业。太子龙控股则属于长城影视第三大股东王培火实际控制。从公开信息来看，这三家诸暨企业曾多次跟长城集团或旗下公司合作。其中，浙江富润董事长赵林中、上峰控股俞锋还担任长城集团旗下上市公司长城动漫（000835.SZ）董事。若按照浙江富润持股诸暨创意园19%股权（投资成本为2850万元），转让价格为6365万元计算，持有诸暨创意园51%股权的长城影视、15%股权的太子龙控股和15%股权的上峰控股或分别获得投资收益：9435万元、2775万元和2775万元。不过，网易清流工作室未能获知长城集团、太子龙控股和上峰控股在这次收购中的实际投资收益。以诸暨影视城为蓝本，2017年年底，长城影视又先后以1.58亿价格长城集团手中收购淄博新齐长城影视城83.34%股权；与长城影视、其关联公司合资成立宜宾长城神话世界影视基地、金寨长城红色教育基地。赵锐勇的野心显然不至于此。事实上，自诸暨影视城成立后，长城集团在安徽滁州、甘肃武威、甘肃敦煌、河北石家庄、云南西双版纳、新疆乌苏等地与当地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并设立了相关实景娱乐基地公司。其中2015年6月，位于安徽滁州的动漫创意园得以成功注入同样由赵锐勇实际控制的长城动漫。而此外，大部分尚处于规划建设中。控股股东旗下的交易方？诸暨影视城注入上市公司后，标志着长城影视实景娱乐业务板块的正式开展。为了落实影视基地的旅游延伸服务，2017年5月27日长城影视公告称，将从杭州文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文韬基金”)和杭州武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武略基金”)收购包括南京凤凰假期在内9家国内旅行社的51%股权，总作价2.16亿元。网易清流工作室调查发现，此次长城影视的交易方——文韬基金和武略基金，或与长城影视控股股东长城集团存在关联。文韬基金和武略基金均成立于2015年7月15日，即长城影视宣布收购诸暨影视城2个月后。这两只基金分别各由5家注册于杭州的基金公司出资设立，股权穿透后，这十家基金背后为数十个自然人股东和数个法人股东。在这些股东中包括长城影视第二大股东江苏宏宝集团，第三大股东王培火，与长城影视实际控制人赵锐勇关系交好的诸暨当地企业祥生集团、上峰控股和浙江富润董事长赵林中等。历史股东中则出现了多名长城影视高管人员，包括长城影视董事长赵锐钧，其曾通过鹏涛基金间接持有文韬基金股权。不过，在长城影视宣布从文韬基金和武略基金手中收购9家旅行社股权的前9天，包括赵锐钧在内的3名长城影视高管退出股东层面，不再间接持有文韬基金股权。根据武略基金间接股东、浙江富润董事长赵林中微博表示，文韬基金和武略基金属于长城集团旗下。2016年9月25日，赵林中发布微博称，“下午参加长城集团旗下文韬、武略、欢旅、欢游四大基金的股东会议”，“退出机制、兜底条款的设置既体现了管理人的信心，也彰显了对投资者的诚意。锐勇董事长长袖善舞，真是应了‘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句话。”。而企业工商信息显示，文韬基金、武略基金和其背后10家基金中的8家，2017年年报披露的地址为杭州市西湖区文西二路738号西溪乐谷三号楼。在网易清流工作室的实际走访中，该地址实则为长城集团及其控股的长城影视、长城动漫和天目药业（600671.SZ）办公所在地。西溪乐谷一工作人员告诉网易清流工作室，3号楼均为长城集团所有，今年其才将该楼的1-2层部分办公室出租于其他公司。此外，目前已成为长城影视控股子公司的淄博新齐长城影视城则是由长城集团、文韬基金和武略基金于2015年8月成立。2017年12月，长城集团将持有该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予长城影视，作价1.58亿元。文韬基金和武略基金是否与长城影视、或其控股股东长城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在当时的收购书中，长城影视称：“本次收购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长城影视并未回答网易清流工作室的相关问题。而若如赵林中所言上述两家基金实属长城集团旗下，长城影视受让9家旅行社51%股权的价格是否公允？11月初，网易清流工作室走访了9家旅行社中的3家：（9家旅行社之一杭州金榜旅行社，办公面积约为60平方米左右，约20个工位。其51%股权转让对价为3143万元）（9家旅行社之一的杭州世茂旅行社，其办公地址属于“中智游”，其51%股权转让对价为2132万元）（9家旅行社之一的杭州春之声旅行社，办公面积约50平方米，包含十余个工位，其51%股权转让对价为1358万元）包括这9家旅行社在内，自2015年7月成立至2016年1月，文韬基金和武略基金先后在全国范围内收购了20余家旅行社。虽然网易清流工作室未能获知文韬基金、武略基金收购上述9家旅行社51%股权的价格。但两份股权转让纠纷合同透露了彼时文韬基金和武略基金收购的未被注入长城影视的其他两家旅行社的对价。2015年8月，文韬基金以918万元的对价收购安徽滁州一家旅行社51%股权，该旅行社承诺2015年至2017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00万元、230万元和265万元，同时每年向诸暨影视城等影视基地送客3万人次；2015年12月，武略基金以816万元对价收购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51%股权，该旅行社承诺2015年至2017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00万元、230万元和265万元，同时每年向诸暨影视城等影视基地送客2万人次。上述两家旅行社的业绩承诺与长城影视从文韬基金手中收购的安徽宝中招商国际旅行社业绩承诺接近。根据当时长城影视披露公告，安徽宝中承诺2017年净利润为265万元，2016年，安徽宝中则实现净利润213万元。在长城影视2017年5月的这次交易中，安徽宝中51%股权转让价格为175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