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伊始，信贷端的乱象渐渐重新暴露，高利贷砍头息校园贷等死灰复燃，金小鲸将不定期推出系列专题聚焦此类违规乱象。最近，后台密集收到大量关于闪银的爆料，内容依然集中于砍头息，高利贷和暴力催收等现金贷行业老三样。然而闪银在这个基础上还玩出了花样，设置了名目为新人礼品盒子，在客户仅借取一两千元现金贷的前提下，要立即还四五百元不等的一笔费用，三天不还即视为逾期，实则为变相砍头息。该用户投诉，在闪银上申请至尊借款，强制购买至尊礼品盒子，400元变相的砍头费，申请成功以后白条明明7天后到期，却直接扣款。名义上借款2000元3个月后还款2126.47元，实则借款1600元3个月后还款2126.47元，年化利率超过60%。另有用户爆料闪银每次借款，需要强制缴纳200-500元不等服务费、会员费，本金+利息已经达到最高利率36%，加上下款后需缴纳的会员费年利率高达200%以上。如借1000元一个月，需要还款1235元，年化综合利率高达282%。金小鲸在去年5月曾报道兼任闪银和网利宝董事的江左性骚扰多名互金女高管。工商信息显示，3个月前，代表IDG的江左已经退出了闪银的董事。除了绯闻缠身的江左退出了闪银，18年底19年初其高管名单中还进行了大量变更：董事长由玖富创始人孙雷变更为了闪银CEO支正春，玖富系背后神秘大股东和法人任一帆退出，另一位退出的肖常兴也是玖富股东。此前布谷新金融曾报道，闪银奇异创始人支正春表示，目前公司股权是VIE架构，玖富只是一个小股东。此番由孙雷带领的玖富系董事变更，可能意味着玖富系和闪银表面上要划清界限。目前在聚投诉年度榜单上马上消费金融以微弱优势占据第一，闪银和玖富分居第二和第三位，都领先于已经资金链断裂的小黄车ofo。...

ofo的资金危机已经愈发严重。1月21日，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从2019年1月1日至今，ofo的运营公司东峡大通被列为“被执行人”的案件高达26件，执行标的总额达1.41亿元。从200亿估值到全线溃败，从富豪榜35亿身家到列入“老赖”名单，ofo和27岁的戴威，用“鲜血”书写了一份价值200亿的创业启示录。泡沫破灭，究竟是共享经济的凤凰涅槃还是行将就木？我们又能从这个价值200亿的教训中得到什么？请看视频。成立至今仅3年，ofo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般的痛苦。2018年3月，戴威还曾身价超过35亿，荣登胡润富豪榜，哪知道一年不到，27岁的戴威就因拖欠供应商货款，被北京海淀区法院正式列入“老赖”名单。在这一纸限制消费令下，飞机、高铁、旅游、房子统统拜拜了。如今，和戴威一起创业的4名好友，有两位联合创始人已经悄然退出了子公司股东行列，此外，公开资料显示，1月3日至9日短短7天内，ofo新增了8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金额超过3000万元。2019年1月1日至今，ofo已经深陷26起“被执行人”案件，合计金额累计增加到1.41亿，其中最大的单笔标的高达8100万，目前尚未确定这些案件的起诉方和起诉原由。除了国内外的供应商，仍有千万用户与ofo一起经历这个寒冬，承受资金压力。此前，ofo押金问题集中爆发，排队退押用户一度超过1000万名，保守估计，ofo需退还押金总额至少10亿元。如今，据媒体报道，从2018年12月18日至2019月1月21日14时18分，已完成退押人数近43万，但仍有逾800万用户在排队等候退押。除了各类供应商相继起诉ofo，百万用户排队等退押金外，随着今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简称：《电子商务法》）的正式实施，ofo很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用户诉讼。《电子商务法》规定，不及时退还押金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如果ofo久久不愿退百元的押金，那么很可能会面临上万元的处罚。实际上，戴威和ofo只是冰山一角。随着中国新经济法制环境的完善，互联网制度的规范化，在资本泡沫破灭之时，一大群裸泳者将浮出水面。截至1月14日，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案例已经达到了1294.6万例。第一财经记者通过查询启信宝和公开网，发现在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负责人。在可查询的企业负责人中，董监高（包括初创企业的执行董事和监事）以上的公司负责人有近119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占比接近10%。大浪淘沙之下，2019年新经济创业将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个价值200亿的创业案例所带来的启示不容错过。...

千呼万唤始出来。尘封了一个月左右，一份在2018年底便已下发地方的P2P监管文件，直到2019年1月21日，才出现在业内人士翘首以盼的目光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经过多方核实获悉，2018年底监管部门制定了P2P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方案。总体工作要求是：坚持以机构退出为主要工作方向，除部分严格合规的在营机构外，其余机构能退尽退，应关尽关，加大整治工作的力度和速度。文件同时要求，稳妥有序推进风险处置，分类施策、突出重点、精准拆弹，确保行业风险出清过程有序可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底线。监管部门要求地方制定分类处置指引。对于正常运营机构，积极引导其转型网络小贷和助贷导流机构。毫无疑问，2018年对P2P行业而言，是艰难的，在迷茫中前行。对于2019年的展望，多位业内人士表达了悲观的态度，“没有信心，不看好了。”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P2P或将不再存在了。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目前的监管思路来看，监管机构正综合通过存量清理、转型引导、切断风险传染链条等方式，逐步化解潜在风险，为备案的推进扫清障碍。从平台影响上看，对严格合规的大平台是利好，除此之外的各类平台，或将加速退出市场，一个客观的结果就是，P2P网贷业务的存量规模与市场影响会不断萎缩。”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曾峥认为，监管部门如今的核心工作方向将是尽可能有序引导网贷平台退出。这和之前备案工作的指导思想可能存在一些变化，备案强调的是备下来后机构的存续；而频繁的核查，结合“退出”的指导思想，即监管开宗明义：需要绝大多数网贷机构有序退出，仅保留少量正常合规机构。要求各地分类处置监管部门要求，各地在摸清辖内P2P网贷机构底数的基础上，按照风险状况进行分类，绘制风险图谱，明确任务清单。具体分为两大类，一是已出险机构，二是未出险机构。已出险机构包括已立案机构和未立案机构；未出险机构包括僵尸类机构、规模较小机构、规模较大机构（包括高风险机构、正常机构）。基于此，进而制定分类处置指引。具体来说，对于已立案机构，提高追赃挽损水平，稳控投资者情绪；对于已出险未立案机构，平稳有序处置风险，不发生群体性事件；对于僵尸类机构，尽快推动机构主体退出；对于在营规模较小机构，坚决推动市场出清，引导无风险退出；对于在营高风险机构，稳妥推动市场出清，努力实现良性退出。比如，对于不愿主动退出的在营规模较小机构，通过合规检查，严查其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立即移送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机制或公安机关，同时将其实际控制人和高管人员列入涉金融领域黑名单。上海一家小型P2P平台负责人表示庆幸，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们的判断基本正确。”由于合规成本过高，以及监管不确定性因素，早在2018年上半年，其便计划退出，不新增业务了。针对在营高风险机构管控指引提到，严格防范风险向持牌金融机构传导蔓延，严格执行“四不准”要求，即金融机构不准通过网贷机构融资、不准为网贷机构提供担保增信、不准接受网贷机构投资、不准销售网贷机构产品。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认为，针对高风险机构，在清退退出前，不允许金融机构为网贷平台提供担保增信，值得关注。尹振涛分析，虽然该规定只针对高风险在营机构，但今后第三方增信模式应该也会受到影响。其中，第三方担保（偏类金融机构）影响不大，仍是下一步P2P网贷增信的主流模式。但是网贷与保险机构合作的模式可能无法继续了，这与之前银保监会加强保险机构与互联网金融合作的监管方向一致。转型网络小贷和助贷导流对于正常运营机构，监管部门要求，坚决清理违法违规业务，不留风险隐患；且积极引导部分机构转型为网络小贷公司、助贷机构或为持牌资产管理机构导流等。对此，尹振涛认为：“允许有条件的合规机构转型网络小贷和助贷导流机构。网络小贷不是信息中介而是信用中介，这是官方第一次为P2P网贷转型打开了信用中介的口子，这一条值得期待。那些合规的大型平台，特别是股东和资金实力较强的平台，可以在满足网络小贷申请资质的情况下，申请具有信用中介属性的金融机构牌照，当然也会按照比P2P更严的监管标准展业。”也有业内人士对P2P未来的发展持悲观态度。“个人认为，P2P以后不会再发展了，这个行业不复存在了。”中部某地金融办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因为这份文件并未提及P2P备案事项。他还解读：“在给一些正常运营的网贷机构找后路，网络小贷牌照很难申请。下一步，可能助贷机构也要开始备案了。”“这个行业可能慢慢就消失了。P2P是一种类银行的存在，要么变成银行，要么只能消失。”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资深人士表示。不过，尹振涛对此并不认同。他表示：“应该还是会有备案，只是数量有限，鼓励正常运营机构转型，但没说必须转型。”...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被民政部撤销登记，让71岁的协会负责人张会生成为众矢之的。近日，他找到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喊冤”，认为造成今天的结果不是自己的原因。他还曝料说，协会银行账记上有近2000万元资金不知去向。因为连续三年未接受全国性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违法行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最终被民政部判了“死刑”。而张会生被认为“私自持有”协会公章和印鉴，导致协会无法及时参加社团年检。但张会生表示，造成目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2011年协会理事长换届过程存在问题，前任理事长宋玲卸任后并未做好事务和财务交接；并且他上任协会理事长后也并未掌握协会秘书处的印章，导致后来出现一家“影子协会”，利用该印章大量发展分支机构或开展涉企收费服务。此外，协会的银行账户上还曾有近2000万元的不明支出，没有明确的收款账户和开户名。记者尝试联系这一事件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第一、第二任理事长宋玲，但未获回应。不过，宋玲的下属、该协会副秘书长聂韵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协会本应于2008年换届，但换届大会需要理事长召集，而时任理事长宋玲2008年~2011年一直在治病，所以拖延到2011年才换届。此后，关于张会生的理事长身份，协会内部一直存在争议。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认为，该协会目前所暴露出来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运行规范、财务审计等多方面问题，在不少行业协会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值得各方反思。拖延3年才换届，祸根早已埋下张会生表示，“之前有好多人说我‘私自持有’协会的公章，才导致协会无法参加年检，但我作为合法的协会负责人，持有公章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2018年12月28日，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诉工业和信息化部履行职责一案判决时，法院承认了张会生作为理事长的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法律地位合法有效。法院认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系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经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核准的社会团体法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其社会团体法人亦未被有权机关予以注销，故该协会具有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此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报道了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设立了众多分会、研究院、专业委员会等分支机构，许多机构功能相似、叠床架屋；内部派系斗争频发，前任理事长和后任理事长之间存在矛盾，导致协会未能及时参加社会组织年检。对此，张会生回应称，媒体报道的关于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上述问题确实存在，但祸根在2011年底换届时便已埋下。据了解，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成立于2000年6月，第一、二任理事长由宋玲担任。按照民政部相关规定和《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章程》，该协会理事会每4年一届，理事长连任不得超过2届，最高任职年龄不得超过70岁。但2008年，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并未举行第三届理事长换届选举。一直拖延到2011年，协会才选举张会生担任下一届理事长，并同步选举产生了4位副理事长。之后，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将换届结果上报给业务主管单位工信部，并获登记管理单位民政部的备案核准。张会生表示，他上任第三届理事长后发现，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和财务人员并不配合相关工作，未能及时开展协会事务和财务的交接。而前任理事长宋玲之后也否认此次换届，并称2011年的换届结果不符合协会章程规定。“换届结果已经报给有关部门核准了，怎么可以后来又不认了呢？”对于上述情况，张会生不能理解。为何拖延了3年才换届？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陈震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在2011年之前，协会早已做了换届准备工作，也对宋玲任职期间作了离任审计，只不过一直没有召开换届大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聂韵表示，拖延到2011年才换届是因为协会换届大会需要理事长召集，但从2008年到2011年，协会前任理事长宋玲一直身体不好，处于治疗阶段。而且在2011年换届前，宋玲还同时担任着协会秘书长的职务。“两个协会” 背后的两方印章上任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理事长数年后，张会生逐渐发现，电子商务领域存在着两个“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除了自己这家，还有一家“影子协会”。2018年11月1日，因自称“中国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李玉宝涉嫌诈骗一案，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向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发来《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中国数字货币研究所”资质授权等相关资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中国数字货币研究所”宣称拿到了“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关于同意设立数字货币研究所的批复”和“关于同意成立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数字货币研究所的批复”的文件，上面确实加盖了“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秘书处”和“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公章。但张会生接到警方通知后，深感震惊——他们也是在此时才得知上述“数字货币研究所”的存在，也从未盖章给予其相关授权，“上述两份文件均非出自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随后，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向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刑事报案，称李玉宝涉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招摇撞骗罪以及诈骗罪等。张会生怀疑，有人伪造了该协会的公章，而且协会秘书处印章使用、管理混乱。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官网上，公开成立的协会分支机构超过80家。张会生表示，官网上公告成立的这些分支机构均未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备案，也未经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盖章同意，其中有一些是利用协会秘书处的印章成立的。张会生表示，其上任后并未掌握协会秘书处的印章。陈震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据陈震介绍，2011年换届后，新任理事长张会生持有了协会的公章，而协会秘书处、教育培训部的印章都被协会前任理事长宋玲等人掌握。聂韵表示，协会秘书处的印章由他所在的秘书处掌握，并且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成立时也是盖的协会秘书处的印章。以协会秘书处印章为凭证成立的分支机构是否有效？徐家良研究社会组织领域多年，他表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对外开展活动、发展和管理分支机构时，一般只有盖上协会的公章才具有法律效力，秘书处作为协会办事机构，其公章只在协会内部有效，而且秘书处和其他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是同等的。徐家良分析，如果有一些分支机构是盖着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秘书处的印章成立，而不是盖着协会的公章诞生的，其法律地位存疑。此案中，张会生作为后续上任的协会理事长，在发现“影子协会”存在，或秘书处印章使用混乱等现象后，原本可以立即宣布秘书处的印章作废，由协会制作一个新的秘书处印章。但由于当时没有如此处理，导致后面出现一系列乱象。“电子商务的利益太大了”大多数企业机构和公众不能理解，为何会存在两个“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调查中获得的一些财务信息，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理事长换届。由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中国电子商务协会2011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该协会内部仅存在2个分支机构：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建设分会，且这两个分支机构都开设有银行账户并独立核算财务情况。其中，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登记日期为2011年3月1日，负责人为协会前任理事长宋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上述审计报告指出，该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的银行账户在2011年共支出89.8万元，其中日常费用支出约53万元，但并未提供支出详情；此外，该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刚成立的2011年就资不抵债，负债97万元，净资产总额-49万元。张会生发现，该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法人在2011年换届后并未移交，因此他作为后任协会理事长，也不清楚该账户2011年之后的财务情况。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流水显示，从2001年7月24日至2011年12月1日，有1923余万元的支出没有明确的收款账户和开户名，也缺乏相关合同与协议作为凭证。关于上述不明支出的问题，陈震表示并不清楚。但他强调，该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是协会内部合法成立的分支机构，财务管理有出纳和会计参与，也有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审计，没有设立“小金库”。徐家良表示，社会组织换届时应该对上一届负责人做离任审计，明确其财务问题与责任后，新一届负责人再正式到任。如果发现协会内部的分支机构有独立核算的财务账户，且未能移交给新任负责人，则应该尽早将该分支机构与协会“切割”，宣布其不属于本协会，以避免后续出现财务纠纷问题。徐家良分析，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后续将进入清算程序，到时协会的资产、财务账户等都会被拿来清算。因为该协会是社会公共团体，其财务资产属于公共资产，如果清算中发现有些资金或财产被某些负责人挪用或据为己有，这些人可能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在他看来，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案件所暴露的财务问题，也存在于其他一些行业协会中：内部设有好几个银行账户，有的为协会法人掌管，有的却不是。他认为，此案所暴露出来的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结构、内部运行规范、财务审计等多方面问题，都值得各方反思。陈震认为，造成目前这个局面的表面原因是协会两任理事长宋玲、张会生的个人恩怨，但本质还是背后的利益，“电子商务的利益太大了”。...

截至2019年1月21日19时，纽约钯金期货主力合约报价徘徊在1332.15美元/盎司附近，逐步远离上周四创下的历史高点1397.4美元/盎司。多位海外对冲基金交易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这背后不排除是中国资本开始对钯金采取获利离场策略。“过去半年钯金价格飙涨60%，除了避险投资效应与供应短缺引发投机资本炒作外，中国资本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位熟悉钯金市场动态的业内人士透露，从2017年起，大量中国资本开始涌入钯金市场囤积现货。究其原因，是中国在2017年实施了被称为“国六”的最新尾气排放标准（下称“国六标准”），要求2020年7月1日起，所有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车都需符合“国六标准”要求。“国六标准相当于欧洲2015年正式实施的、全球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市场普遍预期汽油车的尾气排放催化剂里，载钯量与载铑量将分别提高60%与80%。”上述业内人士透露，大量中国资本闻风而动，在俄罗斯、南非等钯金产地大量囤积现货。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中国资本囤积钯金的主要操作方式，是直接从钯金开采商采购现货为主。究其原因，一是这类场外交易相对隐蔽；二是全球钯金期货交易市场流动性不够高，贸然建立大量多头头寸容易被空头狙击。中国资本的大举囤货，导致过去一年以来钯金现货价格持续高于期货价格，呈现现货升水局面。截至1月21日，钯金现货徘徊在1388.55美元/盎司，较期货价格高出56.4美元/盎司。“部分参与钯金囤货的中国资本还嫌涨幅不够大，因为去年以来钯金价格涨幅仅60%，而铑价格涨幅则达到约150%。”上述业内人士指出。但随着钯金与铂金价差持续扩大，越来越多汽车制造商正尝试采取铂金替代钯金作为汽油车尾气排放催化剂。Sprott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John Ciampaglia认为，汽车制造商需要至少18-24个月才能采用铂金替代钯金，整个替代使用需要相关制造、技术研发等环节的重新调整。在John Ciampaglia看来，一旦铂金最终成功替代钯金，无疑将对中国资本囤货算盘构成巨大的冲击。“在贵金属市场，这种囤货失败案例并不鲜见。”一位美国大型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2014年前美国多家对冲基金判断铂金存在供应缺口，在随后三年内大举囤积铂金现货，没料到期间欧洲爆出柴油车尾气排放丑闻引发铂金需求大跌，最终这些对冲基金被迫出售库存止损离场。中国资本的囤货魅影“2017年底以来，钯金期货曲线显示现货市场供应持续短缺，表明有资本正大举囤积现货。”一家国际贵金属贸易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过去一年间，不少中国资本在南非、俄罗斯等钯金矿区大量采购现货。“这些资本看中“国六标准”将令钯金需求大幅增加，奇货可居。”上述贸易商说，“甚至有中国资本扬言，囤货策略至少能换来4-5倍的收益。一方面他们采取了杠杆投资，；另一方面中国持续落实‘国六标准’，钯金需求量持续上涨将触发价格高点。”在他看来，由于中国资本很少在钯金期货市场大举建立多头头寸，因此他们的囤货举动并未被大量对冲基金关注。上述熟悉钯金市场动态的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按照全球两大钯金期货交易市场——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东京商品交易所的交易量总和计算，钯金期货90天平均日交易量仅120万盎司左右，远低于黄金交易量，因此中国资本认为若在期货市场建立多头头寸，会被国际资本进行沽空狙击。“而且中国资本的大举囤货行为，也令钯金市场套利交易几乎无利可图。”上述业内人士分析，以往当钯金现货价格大幅高于期货价格时，海外对冲基金可以在现货市场建立钯金看跌头寸同时，在期货市场建立相应的看涨头寸，锁定价格套利收益，但由于中国资本大举囤货导致钯金现货租赁价格（对冲基金需租借钯金进行沽空）大幅上涨至年化10%以上，令对冲基金感到无利可图而不愿入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钯金现货日交易量仅30万盎司左右，同样没有显示中国资本大举入场囤货的迹象。上述业内人士对此解释称，钯金现货交易多是场外交易形式，因此交易双方无需向交易所汇报自己的交易状况，使中国资本的囤货行踪隐藏得更深。“过去半年，钯金现货价格从887.12美元/盎司大幅上涨至1388.55美元/盎司，带动钯金期货跟进大幅飙涨，足以显示有资本正在入场囤积现货。市场普遍认为是中国资本大举入场大幅抬高了现货价格。”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投资策略主管Maxwell Gold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据他了解，当前进入钯金市场囤货的中国资本至少有数十亿美元，拥有钯金隐性存库的40%-50%。国际资本的狙击在Maxwell Gold看来，随着中国资本的大举涌入，钯金市场的价格泡沫正在悄然形成。“一方面，过去半年以来钯金价格涨幅超过60%，正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沽空套利，因此短期内钯金出现10%以上的回落，并不会令市场意外；另一方面，钯金价格持续大幅高于铂金（高出400美元以上），正吸引越来越多汽车制造商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用铂金替代钯金。”Maxwell Gold指出。事实上，两者的替换使用并不少见。比如2011-2017年间，铂金价格明显高于钯金，因此很多汽车制造商就研发技术将钯金作为汽油车辆的尾气排放催化剂。这项技术也让国际资本倍加兴奋，因为一旦铂金成功替代钯金，他们的沽空狙击策略成功率与回报收益预期都将大幅增加。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当前国内不少矿业公司已经开始布局铂金，通过收购矿山或签订长期采购铂金协议，一方面押注铂金替代钯金的前景，另一方面也看好氢燃料电池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不少国际资本认为参与囤货的中国资本高估了钯金在汽车尾气排放领域的使用需求。2017年期间，他们之所以大举囤积钯金现货，一个重要前提是看好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但去年中美贸易摩擦与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正导致国内汽车产业发展增速明显放缓，未来汽车产业发展能否支撑钯金的大量需求，正成为一个未知数。这也令国际资本相信，一旦钯金需求被高估导致中国资本不得不出售库存，即便未来钯金供应仍短缺，其价格也会持续下跌。“目前一些中国资本开始选择获利了结离场。”一家对冲基金交易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当前不少国际矿业公司与大宗商品投资基金都在私下讨论，中国资本可能重蹈此前囤积锂钴现货的覆辙，此前由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得到政府扶持，不少中国资本一度出海四处囤积锂钴现货（锂钴可以作为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原材料），但随着技术更新更多汽车制造商转而使用镍作为电池原料，他们囤货算盘遭遇极大的失败风险。“当前中国资本还在进入钯金市场，或许令钯金价格不至于出现较大回落。”上述交易员认为。...

　　资本寒冬下，流行抱团取暖。　　日前，ofo两名联合创始人薛鼎、张巳丁退出ofo系公司北京拜克洛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克技术”）一事，将该公司从幕后推至台前。《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拜克技术似乎与玖富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证券日报》记者向ofo相关负责人进一步询问ofo与玖富集团的关系与合作模式，但截至发稿时，ofo方面并未做出正面回复。　　值得一提的是，与ofo相似，玖富集团的多位高管，诸如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兼CRO刘磊，玖富集团CFO、玖富国际CEO林彦军等人均出自北大。　　据ofo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谈到，相关创始人的退出行为是“子公司的正常调整”。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拜克技术并非主体公司，“主体公司是没变化的”。而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市场普遍将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视为ofo的主体公司，前者法人为戴威，后者法人为陈正江。　　公开信息显示，拜克技术注册于2017年8月29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人为戴威。据《证券日报》记者查阅天眼查工商信息了解到，拜克技术近期资本动作不断，且这些动作均指向与ofo有过合作的玖富集团。　　2018年12月19日，拜克技术参与设立了新公司—北京玖银未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玖银未来信息咨询公司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拜克技术之外，北京九狐时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程程亦出现在这家新公司的股东名单之列，3方认缴出资金额分别为3690万元、3600万元以及171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41%、40%以及19%。　　2018年12月28日，就在3方共同设立玖银未来信息咨询公司不久之后，拜克技术以及程程双双质押股权给北京九狐时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7日左右，ofo联合创始人薛鼎、张巳丁退出拜克技术股东名单。天眼查信息显示，北京九狐时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曾用名为北京玖富白条科技有限公司，九狐时代智能科技公司的母公司玖富集团与ofo此前亦早已有所合作。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早在2017年8月，ofo联合玖富集团旗下品牌玖富万卡发布了联名月卡。2018年3月，有ofo用户称，在退押金后，发现捆绑了网贷平台玖富万卡，后者可以获取用户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定位等信息。另据记者了解，2018年11月底，玖富万卡的相关产品信息还出现在了ofo的App上。记者今年1月21日再度查看ofo的App时，已无法找到玖富万卡的相关信息。　　事实上，玖富集团旗下产品外，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ofo方面还与多家网贷平台有过合作。　　资本寒冬下，ofo以及金融公司的日子或许都不好过。　　对于ofo以及玖富集团的一系列相关资本动作，有评论人士称之为资本寒冬下的“抱团取暖”。　　至于设立新公司的原因，上述人士对记者分析，或许是担心原有公司的账户被冻结，新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资产更加清晰，也不涉及此前的业务，“不必为原来的事情负责任”。　　上海社科院互联网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易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或许难以判断双方抱团的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是为了“活下去”。“今年很多互金公司去海外上市，或许玖富集团也有想要海外IPO的打算，不排除拜克洛克技术服务公司后续有进一步的相关资本动作。”...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网约车巨头Uber正在招聘工程师开发能够无人驾驶的电动踏板车和自行车，它们可以在城市里自动行驶，以到达客户所在地和充电点。包括Uber旗下Jump业务，以及其竞争对手Bird和Lime等都提供共享电动踏板车和共享单车服务。这些企业会付钱给承包商，让他们在夜间收拢、维修并为这些电动车充电。这是一项成本高昂的物流操作，极大地降低了运营商的利润。Uber不久前宣布，它已开始雇佣“微型机器人”团队，开发能够自动行驶到充电站的电动踏板车和自行车，这可能会让该公司摆脱费用高昂的承包商。Uber尚未发布任何关于该项目的进一步信息，不过其在线招聘页面上显示，计划“通过传感和机器人技术，提高我们共享电动踏板车和自行车的安全性、骑行体验和运营效率”。在去年发生致命撞车事故后，Uber的无人驾驶汽车部门曾暂时关闭。亚利桑那州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前，负责监控汽车的安全操作员分心，在手机上观看电视节目。去年12月，Uber获得重新测试无人驾驶汽车的许可。按照《Highway Act 1835》在内的过时交通法规规定，电动踏板车公司目前无法在英国的公共高速公路上运营。然而，Bird正在伦敦东部奥林匹克公园的私人土地上试点类似服务。如果交通法规改变，该公司希望将业务扩展到布里斯托尔、牛津和剑桥。Uber在电动踏板车方面投入巨资，4月份购车业务大幅增长。此后，Uber通过Jump服务推出了电动踏板车，该服务在美国的Uber应用中可以使用。...

新京报快讯 据江苏省公安厅官方微博消息，陈某正吃着夜宵，突然被讨债人员围住，很纳闷：他们怎么找到的?因怀疑个人位置被定位，立刻报警。南京鼓楼分局网安大队经过侦查，将开发“APP神探”定位软件的吴某，以及用该软件非法定位的其他9人抓获。据悉，这是国内破获的首例非法侵入手机APP获取用户位置信息，为调查公司、讨债公司乃至涉黑涉恶团伙提供人员追踪、技术定位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目前，吴某及其他犯罪嫌疑人已被公诉。【案发】欠债老板在吃饭时被发现一款软件定位了他的聊天位置2018年1月20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接到一起报警，一男子称有几个非法讨债人员利用一款手机APP定位系统——APP神探，实时定位了自己的聊天账号位置。他正被堵门讨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救助。报警人是在南京做生意的陈某，因到年底了欠了债，这晚在盐仓桥附近一家饭店夜宵时被讨债人员发现，当即将其围住。民警到场进行调查。陈某说，他愿意还钱，但他想搞清楚，讨债人是怎么找到他的。讨债人倒也很坦诚，说陈某平时爱用一款知名手机聊天工具，他们就从网上买了一款针对该聊天工具的定位软件，很快定位出他在盐仓桥一家饭店吃饭，便赶来将他堵住。果然，民警在其中一名讨债人手机里找到这款叫“APP神探”的定位软件，能对多款主流聊天工具进行实时定位。这一情况引起南京警方网安部门的重视，立刻对其开发者、销售者、使用者等展开侦查。鼓楼分局网安大队副大队长杨桂年说，从初步调查看，这款APP软件是针对手机即时通讯工具开发的，通过破解聊天应用程序的安全防护系统，侵入并从中非法获取了被定位对象的经纬度信息，从而非法获知某个人的具体位置，已经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经过侦查，2018年3月26日下午，南京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会同鼓楼分局网安大队派员赶往青海省海东市，在当地警方支持下，从一处工棚里抓获了“APP神探”开发销售者吴某，现场缴获电脑、银行卡等作案工具。此外，还有9人因频繁使用该软件非法定位他人位置，也被南京警方抓获。目前，吴某等人已被移送审查起诉。【揭秘】定位实时误差在20-50米范围内最低收费1元，有4000多人购买年满30岁的吴某是江西上饶人，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做起了技术员。他喜欢黑客技术，一个偶然机会看到网上有人卖手机聊天工具定位软件，但使用功能很一般，就想自己开发定位精度更高的。没多久，他破解了一款手机聊天程序的位置信息防护系统，捣鼓出一款新的定位软件，并命名为“APP神探”，通过QQ群、微信群、聊天室等网上渠道销售。“用户要先在该APP软件上注册成为会员，充值后才能使用定位功能。如果对方在线，定位一次只要1元;如果对方不在线，定位一次要10元。他后来还开发出针对多款主流聊天工具的定位功能，定位一次100元。”杨桂年说。这款APP定位精度多高?南京鼓楼网安大队做了多次侦查实验：民警在盐仓桥附近的家乐福超市打开聊天工具，与之相距数公里的同事用该软件进行定位，精确位置只相差20—50米。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在用这款APP呢?到案发时，这款定位软件在2年间吸引了4000多名注册用户，其中充值金额在1000元以上的有近200人，涉案金额40余万元。让人震惊的是，这款定位软件不光被个人非法使用，还成为国内80余家调查公司、讨债公司实施不法行为的帮凶，帮其对目标人物实时定位。更可怕的是，国内多个涉黑、涉恶团伙也在用这款定位软件，定位这些团伙要下手的目标人物位置信息，进而实施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鼓楼分局网安大队梳理4000多名注册使用者，成功串并到另一起在南京使用这款定位软件的案件。这是一家涉恶性质的讨债公司，就在鼓楼警方动手前半个月，该公司已被南京雨花台区警方捣毁。【警示】非法入侵手机APP获取提供用户定位信息首案为各种手机APP技术安全敲响警钟目前，各种手机APP在使用时，都要获取个人通讯、位置等信息的授权。这些个人信息是否得到各个平台安全保护，很多人心中是存在疑问的。记者在百度上搜索“手机APP定位软件”，得到428万个结果。可见，瞄上这块蛋糕的，大有人在。如果这些信息被大肆提供给涉黑涉恶团伙，那将会给公民人身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这款手机APP定位软件的出现，给当前众多手机APP软件服务商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杨桂年指出，当前，手机上的APP应用软件大多数的开发原理是基于使用者的地理位置而提供的增值服务。吴某开发的这款定位软件使用的定位技术原理，可以使用在很多APP应用软件上，风险极大。目前，吴某因涉嫌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移送审查起诉;另有2人因频繁非法使用该软件定位他人位置信息，被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移送审查起诉。而在开头陈某案中，使用该软件非法定位并找到陈某的3名员工也被依法给予批评教育。江苏警方表示，作为一种新型犯罪案件，该案的出现对如何有效防范黑客攻击，如何有效保护每个APP用户合法权益，既敲响了警钟，又提出全新挑战，应该引起监管部门、APP服务商和手机用户的高度重视。...

　　招兵买马，发力财富管理业务，正成为信托公司发展的核心战略。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各大招聘网站发现，近10家信托公司在招聘财富管理业务部门的负责人、理财经理和销售人员等职位。与此同时，2018年信托公司发力财富管理业务迹象也颇为明显：近50家信托公司，成立了约350个财富中心，较2017年末增加了100多个。　　随着银行、第三方机构等代销渠道收紧，信托公司开始通过加码财富中心，搭建自身的直销系统。长安信托常务副总裁方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财富的募集能力成为信托发展的关键和核心竞争力之一，这两年信托业内的财富‘军备竞赛’非常激烈，大家都投入大量资源发展财富管理业务。”不过，业内人士认为，直销渠道建设前期投入较大，产品有限的部分中小信托公司，并不具备开展直销的能力。　　资管新规倒逼转型　　招兵买马，是信托公司2019年发展财富管理业务的第一步。　　猎聘网信息显示，1月以来，中融信托一共挂出78个财富管理业务相关的岗位，包括财富中心的分部总经理、副总经理和高级理财经理等职位。其财富中心分部除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外，还包括南京、无锡、厦门、兰州、呼和浩特等地区。　　此外，1月14日，长安信托挂出信息，招聘18个地区的财富营销团队负责人。1月16日，国通信托开始招聘7个地区的财富管理中心团队长；安信信托则开始招聘6个地区的财富中心负责人、分部副总和资深财富规划师。　　“2018年有不少信托公司花大力气招聘理财经理和财富团队负责人，咨询和应聘的有银行私行理财经理、券商基金等机构的人。”一位猎头如是对记者说。　　尽管2018年近6成信托公司净利下滑，但信托公司在财富中心扩员方面并不吝啬。据了解，区域财富中心负责人的年薪多数20〜60万元之间，财富中心总经理的年薪约80〜200多万元不等。　　“大手笔”招兵买马的背后，是信托公司拟发力财富管理业务。　　普益标准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有近50家信托公司，成立了近350个财富中心，较2017年末增加了100多个。　　此外，截至2017年末，35家信托公司成立了财富中心，不同地区财富中心机构数量合计204家，2017年新成立的财富中心机构数量超过20个。彼时财富中心人员配置合计超过1000人，每个财富中心的人员配备约5人。　　2018年，中融信托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近50个财富中心。而近两年里，四川信托、中航信托、长安信托等公司设立财富中心数量均超过10个。　　信托公司在财富条线拓展中加快布局，意在增加资金端的竞争力，拓展自身的直销渠道，向财富管理转型。　　“资管新规下，行业监管环境趋紧，以同业资金为代表的机构资金规模快速萎缩，竞争日趋激烈，信托业直面转型压力，需要寻求新的盈利途径，并重新构建新的资金端模式。”普益标准信托研究员龙燕告诉记者。　　“以往大量机构资金可在不同程度解决募资难的问题，但资管新规后，银行理财面临整顿，配置长期信托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同时严监管下银行表内资金投资信托产品受到更多约束。”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国外资产管理资金中，80%左右为机构资金”不同的是，国内更多的存量财富仍集中个人客户手中。“未来一定时期内开发个人客户成为各个信托公司资金来源的重中之重。”袁吉伟认为，在老龄化趋势下，超高净值客户传承的需求上升，推动家族信托需求持续升高，目前一半以上信托公司开发和落地了家族信托产品。　　记者注意到，招聘信息便体现了信托公司对高净值客户资源的渴求。1月11日，某国有控股信托公司开始招聘财富中心总经理，给出了84万〜120万元的薪酬。其任职要求提出，需要有“大型商业银行私行或大型信托公司财富团队3~5年团队管理经验，5~8年金融机构营销经验，具备高净值客户资源”。　　信托发力财富管理　　其实，自2007年原银监会明确信托公司“作为财富管理机构”的功能定位后，外贸信托、长安信托、中诚信托等机构便开始筹建财富中心。　　2014年前后，信托公司财富中心的设立出现小高潮，纷纷加快建设直销系统。彼时，原银监会出台的“99号文”提出了“防止第三方非金融机构销售风险向信托公司传递”的说法，使得信托产品传统的销售渠道受阻，因而倒逼信托公司销售渠道转型。　　不过，尽管部分公司早就设立了财富中心，但直至2017年，仍有相当一部分信托产品是通过银行、券商、第三方财富管理乃至互金平台、金交所等渠道代销。　　“当时财富中心主要定位于自身产品的直销渠道，其销售功能与第三方理财机构类似。”龙燕还认为，前几年，通道业务、房地产业务、基建项目以及与金融机构合作等业务贡献了信托公司的主要收入，要求信托公司主动大力转型财富管理并不现实。　　2018年以来，通道、房地产和融资平台等三项业务同时受到资管新规、宏观调控的限制，信托公司“躺赚”的时代不再。　　另一方面，随着信托业风险逐步显露，2018年以来信托产品违约增多，银行代销业务也随之收紧。“银行也会根据外部形势不断调整准入门槛，”记者从多位信托行业人士处了解到，2018年以来，银行代销的风控标准更高，同时部分银行上调了代销费用。　　相比于银行，券商代销更为积极，除了营业网点优势外，券商经纪业务也在向财富管理方向转型。此外，部分互联网金融公司、金交所平台等机构均曾为信托公司引流或者代销。袁吉伟表示，“这部分代销有打监管擦边球的嫌疑，去年监管部门已开始规范互联网销售。”　　总的来说，代销渠道收紧，同时叠加市场环境不景气等因素，信托产品募集难度不断增加。记者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到，2018年11月中旬，中国信托业协会组织的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发展主题沙龙活动中，有多位嘉宾均提到2018年产品销售不好做。尽管2018年信托产品平均收益率由6.75%上浮至7.93%，信托公司仍难以扭转募资困局。　　“信托业逐渐意识到面向高净值客户的财富管理业务，对公司的重要性。”龙燕认为，“加大投资力度、倾斜公司资源，信托公司试图在未来客户分散化、资金分散化的趋势中脱颖而出。”　　“暂时还未设立财富中心的信托机构有20多家，主要是规模相对较小或战略还未转向的信托公司，”龙燕表示，还有平安信托，其财富管理业务承接到平安银行私人银行部，这是个例。　　袁吉伟则认为，部分中小信托公司产品有限，并不具备开展直销的能力。同时，信托公司需要明白直销渠道从建设到获益需要一个过程，前期投入较大，同时需不断提高销售人员的效能。...

　　——“还有一元买入的在坚守吗？”　　——“抛了一半”、“在呢，就当没有它，反正亏那么多了”、“本金快亏完了，我就留着看他还能不能创新低”、“亏了9万多，坚持就是胜利”。　　这是发生在一家知名理财平台基金吧里的一段对话，这些网友共同把矛头指向了一只堪称巨无霸的基金——富国改革动力基金。在这只基金的讨论区里，每天都有基民在打卡，吐槽抱怨者甚众，也有少数巨亏者表示要补仓或坚持持有。　　富国改革动力基金成立于2015年5月，初期规模130亿元。成立三年半时间以来，该基金频频跑输基准，在所有股票类基金中，一直比较靠后。根据富国基金官网公布的数据，2018年年底，该基金资产规模仅剩21亿元，发行总份额也跌至51.49亿份。截至1月17日，该基金净值跌至0.42元，较成立时下跌58%。　　事实上，市场上还存在不少类似的巨亏基金。　　多位行业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在过去几轮行情较好的市场里，一些基金公司在管理费和规模效应的诱惑下，盲目扩张，却未能匹配足够的管理能力，最终自食其果，导致基金回报率为负，投资者利益受损。　　华南一家中型基金公司总经理直言，这些基金出现的背后，还与一些基金公司管理体制不健全有关，包括投研考核标准、考核周期等。　　“尴尬而失真”的扩张　　在公募基金行业里，每一次百亿级产品出现，都会引起一阵欢呼和瞩目。对规模的追捧似乎已成为这个行业的思维惯式。但若不叠加严格的风控体系、出色的投研能力和稳定的投资收益，这些暂时的繁荣都只是一场虚幻的泡影。　　中国央行在2018年解读货币市场基金新规时便提到，目前，行业部分基金盲目扩张，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　　前文提及的富国改革动力基金成立之初就是一只百亿级产品。该产品首募时每份1元，发行总份额为132.55亿份，超过14万户基民参与进来。成立三年半以来，该基金经历了3位基金经理，但这只基金没有一天赚过钱，仅有成立之日净值为1，此后一路震荡下跌至0.42，均属于“一亏到底”。　　同样亏损严重的还有易方达新常态基金、工银瑞信互联网加基金等。他们发行初期规模皆超百亿，但成立至今亏损也都超过了5成。两只基金的投资目标同样提及“通过精选个股和风险控制，力求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取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这几只基金都成立于牛市中，在当时的市场行情下，有很多基金公司发行新产品，投资者也愿意买单。但其中有一部分基金在管理上没跟上来，再叠加如今不是很好的行情，导致产品最终亏损。”上述华南基金公司总经理表示。　　他认为，基金公司在发行产品前要审慎考虑，不能只顾及管理费和产品规模，借风口盲目扩张规模只是短视行为，要把眼光放长远，注重长期稳定的业绩。　　他补充到，因为盲目扩张，有些公司的基金经理兼任多只产品的基金经理，给他们管理产品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很多情况下，他们负责的这些产品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主题、行业、规模同样差别很大，基金经理不是万能的，往往只擅长管理某一类产品，这个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而对于一部分中小型基金公司来说，公司扩张也有其无奈之处。这些公司为了填补产品线的空缺，需要根据既定规划发布新产品，但大公司基本上已经占据了他们所布局产品线的大半江山，中小型公司的业绩和规模都难以做到非常突出。“但如果放弃扩张，基金公司就相当于放弃了一部分业务和一块有可能取得胜仗的阵地，他们也不愿意。”深圳一家基金公司权益类产品投资总监指出，现在之所以有很多迷你基金大批量出现，清盘潮一浪高过一浪，也和基金公司盲目扩张基金产品数量有关。　　从整体数据上来看，截至2018年底，剔除货币基金和短期理财的债券基金后，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为4.86万亿元，比2017年同期增加了0.38万亿元。然而，股票类基金规模较去年却减少了0.52万亿元。这意味着，股票类产品在2018年的搏杀是在存量减少的残酷背景下进行的。同时，正是因为基金产品的清盘已经显著影响了基金产品数量的增长，2018年新成立的基金数量也远远高于实际增长的基金数量，新基金发行所带来的增量成为一场虚幻的泡影。　　基金规模过小实际上时刻面临着清盘风险，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两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说明原因和报送解决方案”。　　克制与救赎　　基金公司盲目追求发行数量，追求管理费和规模，无视业绩的做法，无疑会损害投资者利益和基金公司的声誉，同样也会使基金行业的形象大为受损。　　招商基金一位产品部人士表示，唯有自我救赎，提升“内功”，增加投研宽度与深度，为投资者创造真实可持续的回报，才能赢得投资者的信赖和认同，从而吸引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在市场高点时，投资机构保持理性克制欲望很重要，盲目扩张的结果就是推着投资者高位站岗，得不偿失。”　　事实上，并非所有成立于牛市中的基金表现都不如人意。比如，在2008年市场大跌之前，公募基金业曾发行了一批基金产品，其中诺安配置、新华成长、大成回报等在成立后均依靠成立后骄人的业绩完成了“自我救赎”和U型反转，实现了规模增长。　　同时，在公募基金行业扩张步伐放缓，存量博弈格局明显的当前，找到自己的生存点并发力深耕，建立健全投研体系和考核标准，对基金公司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前博时基金股票投资部总经理邓晓峰曾指出，大资管时代，基金风格有明确的划分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进行选择。尽管投资风格细分后会各具特点，但投资的基础就是寻找好的公司，通过上市公司的成长与价值创造投资回报，这是一个基本不变的逻辑。　　“在我看来，不管是哪个规模的基金公司，上至价值观，下至估值体系，均要有明确清晰的标准。他们都要根据自身的定位和特长来布局产品线，做好特色业务，而不是指哪打哪。过去拥有多个投资风格的基金经理，现在需根据自身个性、投资优势确立相对专一的细分领域，摒弃过去多元化的投资思维。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如果多从持有人角度考虑，提供可持续的业绩，规模自然慢慢起来了，管理费自然随之增加。”上述基金公司权益类产品投资总监表示。　　在投研体系方面，邓晓峰认为大可不必“全能”，有鲜明的投研风格已经足够，并由此进行风格化管理，不能只看重短期收益和短期考核。同时，投研团队要稳定，其研究要更加精准并且长期耕耘，亦要更加关注投研过程和配套的考核机制。　　邓晓峰表示“不过，无论是执行全产品线和多元化配置战略，抑或坚守独特风格创立明星产品途径，都取决于公司自身优劣势的分析和行业发展的判断，关键是管理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