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产业中，医疗算是一个相对逆周期的产业，需求始终存在，不会因为经济环境或者金融的变动而有太大的波动。随着“互联网+”浪潮的铺面而来，医疗产业随之诞生了无数的新兴模式，或轻或重。根据汇众医疗的不完全统计，2010年后成立的医疗健康企业有近6000家，“互联网+”强势赋能医疗。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快速催生的企业总是有根基不稳。截至2018年年底，不完全统计到，近8年共180家医疗健康企业停止运营，汇众医疗针对这180家企业做了梳理和简要的死因归类分析。1.判断死亡的标准汇众医疗通过网络公开信息、电话调研及汇众医疗数据库，总结为以下四点作为医疗健康死亡企业的判断依据：1) APP半年未更新、网站半年未更新或无法正常打开、企业微信公众号一年未更新；2) 官网联系电话工作时间内无法接通或为空号；3) 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4) 对外明确宣布破产清算；2.企业数据来源及调研方式1) 汇众医疗数据库；2) 网络公开信息；3) 电话调研；3. 82%的死亡企业成立于2012-2015年根据汇众医疗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计180家医疗健康企业停止运营。成立于2012-2015年间的企业占比近82%，这个时间正是创业创新大潮风起云涌的年代。数据来源：汇众医疗整理&制作4. 北上广成重灾区死亡企业地区主要分布在全国的19个省市自治区，以北京数量最多，占比近50%。其次是广东、上海，占比在14%左右；浙江、江苏分别位列第四、第五，前五总计占比超84%。数据来源：汇众医疗整理&制作5. TOP5领域占比近50%汇众医疗将企业所在领域划分为35个子行业，其中数量在5家以上的有13个，包括问诊、健康管理、医药物流、医疗SaaS、减肥瘦身、医生工具、妇幼、口腔等，前三占比超过32%。数据来源：汇众医疗整理&制作6. 为什么这五大领域死亡比例最高1) 问诊：轻视低频需求，占比超17%问诊成为时下多数企业颠覆传统医疗的切入点，也是最完美体现“互联网+”的轻模式表达。死亡的问诊相关企业主要分为19大主营业务，其中针对综合疾病的“在线健康服务平台”最多，有13家，此外是跨境医疗服务有2家，其余业务各有1家。它们大部分成立于2014-2015年，而只有少部分经营时长超过2.8年。数据来源：汇众医疗整理&制作汇众医疗分析认为，问诊类企业死亡比例最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对医疗需求低频属性的不够重视，习惯性地通过其他行业的互联网模式来运营“互联网+”医疗，以“烧钱”战术造量，这种情况下，资本再雄厚，也扛不住烧钱的速度。当然，问诊领域也有已经步入正轨的企业，如好大夫在线，在面对需求低频问题的情况下，通过几乎全量的科室覆盖及医疗知识等环节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避免陷入医疗低频的困境。数据来源：汇众医疗整理&制作2) 健康管理：超现实理想，变现难死亡的健康管理企业主要涉及16个主营业务，包括健康风险评估、健康管理软硬件等互联网模式，也包括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的线下实体机构。在整个医疗产业里，汇众研究院一直认为，健康管理是一个相对叫好不叫座的领域，属于起点很高，但不落实处，与用户真正的健康需求痛点相差甚远。或者说在没有解决系列就医服务的“温饱问题”下，健康管理很难真正应用于民。此外，纯线上或纯线下的健康管理模式较难形成用户黏性，应该是从检测（监测）、评估指导、干预维护等不断跟踪服务构成的一个封闭循环系统，各个环节是关联互动的，在这样大体量的服务闭环下，缺乏雄厚资金支持的健康管理将会很难走通。数据来源：汇众医疗整理&制作3) 医药物流：送药上门服务有明显的天花板在汇众研究院的不完全统计中，医药物流的死亡企业全部为送药上门服务。就单纯送药上门服务这种模式而言，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三方面：服务趋同，无差异。在“互联网+”催化下，众多平台为赶“时髦”，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同质化严重，并多依赖烧钱抢流量，致使陷入补贴恶性循环，亏损越来越大。单一的物流配送角色。企业单纯将自己引入一个物流配送的角色，只是解决了药品的物流问题，并未结合药、医其他环节的服务，从药品的特殊性及消费频次而言，单一商业角色的模式运营很难。送药上门服务的行业天花板。2018年6月有平台调研，根据京东到家、UU跑腿等平台提供的数据看，送药上门的需求以感冒药、退热药、止痛药为主，而且人群主要集中在老人。此外，就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零售药店总数超过36万家，平均每3633人就拥有一家药店，远高于发达国家每6000人拥有一家药店的国际标准水平。但实际上，中心城区药店密度较高、大型医疗机构和商业中心周边药店密度较高，郊区药店密度较低。加上线上购药的实际需求及品类限制，目标用户群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看起来的用户并不是真实用户。从用户需求来看，行业有明显的天花板。数据来源：汇众医疗整理&制作4) 减肥瘦身：属互联网的“非”互联网产品从死亡榜单可以看出减肥瘦身领域近半数的企业主营业务为APP类产品，少量企业为O2O平台。APP、O2O平台作为工具类产品在获取流量上具有天然的优势，而天然的流量变现却很难。互联网产品的变现主要依靠：游戏、广告、电商。其中，尤以广告变现最为“振奋人心”，但用户达到一定存量后获取用户的成本以及运营成本逐渐增加，即便有百万的用户量但日活量若难以达到预期，则相应的付费转化率也自然缺乏动力。除了广告的收入，电商也是企业优先选择的盈利模式之一。但减肥瘦身类的产品既非刚需，也不具备高频的属性，利润的天花板本来就不高，若想持续从中获利并非易事。数据来源：汇众医疗整理&制作5) SaaS：追求大医院往往让自己走进“死胡同”为细分领域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是SaaS服务商的全新突破口，万亿级的医疗市场为他们打开了大门。分级诊疗、基层医保对接让SaaS成为医疗服务方的刚需。但作为死亡榜单的TOP5，SaaS服务商大多着眼于为大型医院提供服务，而放弃了基层医院、小型诊所等灵活性较强的机构。大医院的订单自然单价高，业务稳定，流失率低、看中数据的安全保密性，但整体而言对SaaS的接受度低，更青睐私有云甚至是定制化，对售后服务要求高、对产品稳定要求高，许多SaaS类企业的自身情况并不具备承接大型业务的实力，盲目地选择大型医院，最终导致公司内部资源分配问题难以解决，出现被“耗死”的情况不在少数。反之，基层医疗的信息化活力远高大型医院，它们更为灵活，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具有很强的市场自调节能力，对SaaS的接受程度比较高，需求也较为简单，如果能够达成长期的合作，便拥有了稳定的收益来源，一心细耕不失为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数据来源：汇众医疗整理&制作7. 资本寒冬是理由吗？以上是医疗健康死亡企业的简要归类分析，倒下各有各的原因，而普遍最常听到的，是“资本寒冬”的到来。是的，资本寒冬。但不是每年都在吗？宏观经济的调控、国际经济的变化、技术的变革、行业的转型升级都有可能是诱因。2018环境一样，金融行业去杠杆、流动性偏紧、中美贸易战、私募基金停止注册、股市爆仓、……，让整个行业陷入普遍焦虑，“资本寒冬”理所当然成为企业经营不下去最直接的理由。如果一家企业成功活下来，完全依赖于资本的“输血”，是太看重“自己”还是太看重“资本”。说到底，怪什么资本寒冬，不过是衣服没穿对。在中国接近5000万的中小企业中，能够生存和发展5年以上的，不到7%，能够生存和发展10年以上的，达不到2%，最终都走向了死亡。马云在“2018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到：“做企业，经济形势永远困难，未来的几年收拾好，少做一点事，做好事，做对的事情，千万别觉得机会来了。”8.附录：180家死亡企业全名单数据来源：汇众医疗整理&制作，截至2018.12.31...

P2P爆雷危机或仍在蔓延，多家平台关联私募机构被中基协列入疑似失联公告名单。1月16日晚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公示第二十五批疑似失联私募机构。此次公布的名单涉及39家私募机构，善林系、东融系以及合盘系等多家p2p关联私募机构在列。浙江东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东融基金”)疑为东融系公司。从工商信息变更情况来看，东融基金法人、股东中曾有东融集团叶振的身影，后来均被变更为姚蕾。此前东融集团爆雷，负债总额高达74亿，关联的欢乐合家等平台牵涉其中。合家金融爆雷后不久，东融基金私募产品也出现违约去年11月，扬杰科技(300373.SZ)公告踩雷东融汇稳惠1号基金第二十四期，所涉金额5000万。该私募基金管理人为东融基金，代销机构为上海朝阳永续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称“朝阳永续”)，基准年化收益率8%。公告显示，因东融基金出现流动性危机，无法按时兑付上述本金及基准收益。朝阳永续通过各种方式向东融集团要求确权兑付，但叶振回复称由朝阳永续销售的东融基金的多数投资人不在债权名单内。经扬杰科技委托律师事务所调查合其他债权人信息汇总，东融基金合朝阳永续存在资金管理混乱、账目不清等问题，原东融基金总经理张惟尚未给出合理解释。上海巨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巨涟投资”)则疑为善林系公司。去年9月，善林金融法定代表人周某某等12人已涉嫌集资诈骗罪被移送至检方审查起诉，警方公告显示案发时善林金融非法集资共计736亿余元，未兑付本金共计213亿余元。天眼查信息显示，巨涟投资为上海巨涟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穿透后疑似实际股权控制人为阳端。阳端曾为微美贷联合创始人，而目前微美贷运营主体铭江(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为善林金融周伯云，除善林金融持股35%外，周伯云个人还持股30%。上海哲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人张哲仁关联合盘金服等多个p2p平台，去年11月被上海警方抓捕归案。去年7月，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合盘金服立案调查。警方公告显示，合盘金服关联孚汇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豪沃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岭尚(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孚汇资产”、“金蜂财富”、“网格金服”平台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上述公司实际负责人张某仁案发前潜逃境外。除上述三家机构外，还有多家私募机构关联p2p。上海资聪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由上海闻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控股，而上海闻玺股东中出现了网贷之家创始人徐红伟的名字。北京汉泰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大股东及法人原旭霖，同时为耀盛投资旗下p2p九斗鱼实控人。目前九斗鱼投资人已可通过公安部非法集资案件投资人信息登记平台登记相关信息。此外，信广银汇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法人林学思关联p2p平台信广立诚贷，已公告清盘。北京常赢财富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北京玄铁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控股，旗下p2p平台火球网已被立案。霍尔果斯柚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关联大王理财，2016年即兑付完毕关闭。深圳市前海国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穿透后实控人疑为熊磊，关联好车贷已被立案，目前国际刑警组织已对熊磊在全球发布红色通报。...

近日，随着西安市雁塔区法院的一审判决，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安信托”）内发生的一起员工金融违规操作案的盖子被揭开。此案涉及一家A股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及一家新三板挂牌企业，涉案资金超过8亿元。案情显示，该案主要被告人、长安信托北京业务一部信托经理刘佳宇进行违规操作的手法并不高明，只用“偷梁换柱”一招，更改了项目文件中的禁止性条款，提交公司审核时又偷换为没有问题的合同，而最终将修改过禁止性条款的合同交付执行公司。该案成为最新宣判的一桩信托业内重大案件。透过该案案情不难看出，长安信托内部风控漏洞严重，内部人员与资金中介勾结十分便利，违反项目禁令随意支配信托资金的行为可谓得心应手。该案并非孤例。第一财经1℃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信托行业涉及内控漏洞的案例频现，银监部门针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处罚数量也呈上升趋势。从2015年8月至2018年1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国内68家信托企业已有27家因此被处罚。在主管部门反复强调打击金融犯罪、防范金融风险的当下，透过长安信托这一案件可警示包括信托企业在内的金融企业反思内控体系存在的问题，完善内控机制，打击行业“内鬼”和资金掮客。里应外合2009年，26岁的刘佳宇进入长安信托，担任该公司北京业务一部信托经理。2013年，而立之年的刘佳宇在公司独当一面。彼时，他正负责“长安信托·稳健21号债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稳健21号”）和 “长安信托·稳健27号债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稳健27号”）两个信托项目。长安信托官网显示，该企业前身是西安市信托投资公司，1986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2011年整体改制并更名为长安信托，是我国68家信托公司之一。稳健21号和27号两个信托计划的委托方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作为委托方，该行提出要求，不得将资金投资于中小企业私募债。之所以如此明确要求，是由于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审批、发行门槛较低，对发债企业的资质、经营等方面的要求也相对低，出于风险控制等方面考虑，银行一般不愿意将资金投资于这个领域。但正是这一约束条款为刘佳宇带来了寻租机会，也成了他与其他一众人等的深渊。对融资渠道匮乏的中小企业来说，中小企业私募债是他们募集资金的最好渠道之一，因此不少企业都争相发债。上海市建设机电安装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机电”）、河南中孚实业有限股份公司（600595.SH）全资子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下称“中孚电力”）、新三板挂牌企业西安华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834368）（下称“华新新能源”）就是在这股风潮中发行了自己的中小企业私募债。2013年1月，从事资金中介的陈海华找到刘佳宇，表示想做几个债券投资项目，需要帮忙配资，由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泰柏瑞”）做资管计划。刘佳宇告知陈海华，他当时掌管稳健21号，但这个信托计划有要求，不能将资金用于中小企业私募债。但在陈海华表示可以支付好处费后，刘佳宇还是答应运作此事。双方瞄准的投资目标就是上海机电的私募债。彼时，上海机电发行了1.5亿元的私募债，但一直没能获得认购。接手这次交易后，刘佳宇把做好的信托合同和资产管理合同发给了陈海华。陈海华看过后提出，想办法把投资范围改为私募债。于是刘佳宇悄悄把投资范围改为允许投资私募债的合同发给华泰柏瑞公司的对接人，但他没将此事告诉长安信托。此后，经过几次修改，刘佳宇以偷梁换柱的手法促成双方完成了合同的正式签署，从而使稳健21号得以成功认购上海机电的私募债。其间，陈海华向上海机电提出需要“渠道费”的要求，上海机电同意。在这次交易中，刘佳宇还通过陈海华与另外两名中介姜日新和雷永忠相识。上海机电的私募债由稳健21号认购成功后，上海机电向陈海华支付了“渠道费”。刘佳宇从这笔钱中获得了50万元。姜日新分得300余万元。尝到甜头的刘佳宇、姜日新等人并未就此止步。2013年7月至2014年初，中孚电力和华新新能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发行了2.5亿元和4.5亿元私募债，但一直没人认购。2014年2月到4月间，经过他人介绍，姜日新与这两家公司取得联络，姜日新表示可以帮忙搞定认购，但需要支付“渠道费”或“融资费”。两家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了能早日使私募债认购成功，均答应了姜日新的要求。2014年3月开始，姜日新让雷永忠找人询价和认购。雷永忠于是找到刘佳宇，刘表示可以办成此事，但需要支付募集资金金额2%的好处费，姜日新和雷永忠表示可以。当时刘佳宇正掌管稳健27号，经过商量，雷永忠借用北京新京方德投资有限公司的资质，作为稳健27号的投资顾问，与长安信托签订投资顾问合同。同样，在明知长安信托不允许将稳健27号资金投资于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情况下，刘佳宇通过欺瞒手法，在长安信托与华泰柏瑞签订资产管理合同过程中，修改长安信托盖章后交付给华泰柏瑞用印的资产管理合同中关于投资范围限制条款内容，后将空白指令书交给雷永忠签章，由姜日新填写认购对象和认购金额，由此促成华泰柏瑞将长安信托托管的2.5亿元认购西安华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小企业私募债、4.475亿元认购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中小企业私募债。事后，刘佳宇、雷永忠、姜日新伪造虚假的资产估值表提供给长安信托以掩盖资金实际投资方向。修改禁止性指令未被发现仅仅用时两个月左右，姜日新就帮华新新能源和中孚电力完成了这两只私募债的认购。这两家公司也按约定支付了总计3385万元的“渠道费”，这笔巨款进入了姜日新指定的4家上海企业的账户。姜日新收到前述巨款后，也如约向刘佳宇支付了1250万元的“好处费”。司法材料显示，直到案发，华新新能源和中孚电力当时的两位法定代表人均表示，并不认识刘佳宇，也没听说过这个人。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公司一直做不成的事情，为何姜日新这样的资金中介一出面，就能轻松“搞定”。事实上，上述三宗交易之所以能够瞒天过海得以完成，其手法并不复杂，其中的关键点就是刘佳宇在多次操作中修改公司设置的禁止性指令，而长安信托并没有很快发现这个问题。刘佳宇在供述中交代了他篡改稳健27号合同的具体过程，与之前操作稳健21号认购上海机电私募债的过程几乎完全一样。他首先把稳健27号的项目合同做了一个修改，把做好的合同交给长安信托，由公司合规部审核后盖章。他拿到盖好章的合同后，将里面规定投资范围的那一页抽出来，换成更改为投资范围允许投私募债的一页，把合同中“不包括中小企业私募债”这句更换为“中小企业私募债”，然后删除了这句话下面的三段关于证券评级方面的限制，并把整页的行距加大，把这份合同按照华泰柏瑞的要求，直接寄到华泰柏瑞。华泰柏瑞盖完章后又寄给刘佳宇，他又把里面规定投资范围的那一页换成原先的不允许投资私募债的那一页，拿回公司存档。整个过程表现为不断地偷梁换柱，但长安信托并未察觉。通过上述方式，刘佳宇完成了长安信托认购华新新能源和中孚电力私募债的操作。在操控稳健27号案中，姜日新、雷永忠、刘佳宇三人完成这一操作用时2个月左右，涉及的资金规模超过6亿元，其间刘佳宇多次修改禁止性条款。而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这些人几乎用相同的手法完成了对8亿多信托资金的违规支配，但长安信托一直没有发现。在随后的资金使用过程中，中孚电力、华新新能源均如期偿还或兑付，没有出现资金损失。长安信托对于刘佳宇的这一违规操作并没有发现。但上海机电的债务到期未能偿还，最终被长安信托发现。刘佳宇、姜日新、雷永忠三人先后被警方调查，陈海华则被另案处理。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对该案的一审判决中，刘佳宇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姜日新获刑1年7个月，雷永忠获刑1年6个月。2019年1月8日，案件中姜日新的辩护人——北京博审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博今告诉1℃记者，2018年12月初案件宣判后，姜日新曾表示要上诉。姜日新和雷永忠在案发后曾处于取保候审状态，在2018年11月初被羁押。在辩护中，刘博今的主要辩护观点包括姜日新的行为是居间行为，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有主动行贿刘佳宇，系被刘佳宇索贿。其居间行为没有给长安信托造成损失。信托行业内控之乱透过长安信托的这一案件不难看出，如果不是发债企业不能偿还或兑付，长安信托依然不会发现信托资金被违规支配的问题，内部员工和外部人员可能会继续如法炮制。这一情况直接指向了长安信托的内部风险控制存在明显漏洞。1℃记者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及银监部门公开信息发现，信托企业近年来被银监部门处罚的案例不在少数。1℃记者统计银监会网站公布的处罚决定书发现，2015年8月至2018年1月，全国共有19个银监局总计向信托公司开出42张罚单，涉及27家信托公司。从罚单的年度、月度数量来看，仅2017年12月，罚单数就达到9张。而2016年全年公布的罚单数为9张。罚单数量的增长，与金融监管不断加强的趋势相符合。前述42张罚单中，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当是被处罚原因的一个大类，总罚单数达到15张，其中内控管理不到位的罚单就有5张，成为信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当这一问题中出现最多的一类问题。其他内部治理结构不当问题类型还包括账户、薪酬管理违规；信息统计错误；公司高管履职不当；固有业务合规问题。2017年12月25日，银监会网站公布多份对信托企业的处罚决定书。其中，上海银监局对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罚款200万元，处罚决定书中列明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为该公司在开展信托贷款业务过程中，内部控制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陆家嘴信托被青岛银监局罚款40万元，其涉及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同样为“内控管理不到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办理信托业务”。当日公布的处罚决定书中，被罚企业还包括平安信托、国民信托、金谷信托，罚款金额为20万元、20万元、50万元。曾办理国内信托业第一案——甘肃信托案的河北乾骥律师事务所主任康君元告诉1℃记者，目前信托行业管理所依据的最主要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及《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合称信托业的“一法两规”，其中《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程序，特别是经营范围、经营规则、监督管理等作出了全面规定，信托公司应该严格按照《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进行内部风险控制，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合规风险。银监部门公布的5张“内控不到位”的罚单，均没有详细介绍内控不到位问题的具体细节。对此，康君元向1℃记者分析，结合之前他办理过的甘肃信托案中体现的信托业薪资管理问题，可推测出关于内控不到位的问题，应该出现在信托计划设立前的公司内部合规审查阶段、风险评估阶段、信托计划管理过程中投后管理阶段、风险处置阶段。为了避免这些风险，信托公司有必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托项目评审、监督机制，不管是具体经手项目的业务部门，还是负责合规、风控的职能部门，都应该各司其职，互相监督制约。同时，公司高管层也应高度负责，避免公司的日常管理、项目决策流于形式。 制图/郑勤韬编后评随着长安信托一起员工金融违规操作案在法院一审宣判，存在于整个信托行业的内控漏洞被暴露无遗。利用这些漏洞，“内鬼”和资金掮客合谋通过偷梁换柱的方式违规随意支配资金，让信托行业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而这背后，也与一些中小企业缺少融资渠道的背景关联，这些企业希望借助中小企业私募债完成资金募集，但很多信托项目对此设置禁令，从而关闭了在这方面的融资大门。“内鬼”和掮客利用这一需求，架空整个信托合约的监督机制，恣意妄为。此外，据第一财经1℃记者统计，近年来信托行业涉及内控漏洞的案例频现，银监部门针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处罚数量也呈上升趋势。从2015年8月至2018年1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国内68家信托企业已有27家因此被处罚，漏洞问题主要集中在账户、薪酬管理违规；信息统计错误；公司高管履职不当；固有业务合规等问题上。但是处罚归处罚，漏洞依然存在，案件依旧在发生，资金仍可能随时被违规支配。如何避免这些漏洞多发，未来应当为监管者所审慎考虑。同时，一些信托项目刻意排斥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融资渠道，尤其排斥中小企业私募债，也应当被反思，即如何建立对中小企业私募债客观的评估而不是一刀切否定的机制，符合当前中央发展经济的总体方向，亦有利于堵塞灰色的寻租渠道。...

一面是“雷声滚滚”违约不断，一面是一级市场发行火爆，2019年伊始，信用债便迎来“冰火两重天”的魔幻时刻。1月17日，某上市银行债券承销人士告诉第一财经，开年至今信用债发行火爆，经济疲弱下市场对债券几乎是一致性看好。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开年来信用风险不断，特别是曾经的白马股康得新（002450.SZ）债务违约引来市场一片哗然。值得玩味的是，从非标资管产品违约开始到流动性问题爆发，最终传导至信用债市场的，不止康得新一家。一级市场火爆“梦回2016”当“资产荒”遇到降准，最先发生“化学反应”的是信用债一级市场。1月4日央行宣布降准后一周，债券一级市场呈现火爆局面，特别是城投债认购倍数呈现激增之势，发行利率也低于期限相近的存量债估值，甚至出现了发行利率打开投标利率下限的情形。消息称，作为一只AA+评级、5年期的中票，19临安城建MTN001全场认购倍数8.1倍，最终票面利率为4.01%，低于下限近100个基点（BP）。有机构投资者把此轮债市一级市场火爆行情与2016年进行类比，称颇有“梦回2016”之感。当年上半年各类机构共承销逾7.6万亿元各类债务工具，较前一年同期增长了85%。“开年至今信用债发行的确很火爆，尤其是城投债。特别是AA+的城投债发得很多，像一年期的利率都是在4%以下，据我了解，银行、保险、基金、券商各类机构的积极性都很高。”某上市银行债券承销人士告诉第一财经。1月7日至14日，公布投标区间的新发行信用债中，超过80%的个券发行利率偏投标利率下限，其中特别是城投债投标普遍火热，民企债投标分化较大。同期，新发行债券以中高评级为主，发行额占比超过90%，而AA及以下的发行额占比仅为6.89%。“我觉得一大原因就是银行间流动性宽裕，因为机构总归是要进行资产配置的。”上海一位ABS人士则告诉记者。但与2016年不同的是，2016年市场对AA及以下的债券认可度并不低，在1月、3月等月份占比甚至超过了29%。国盛证券分析，在“资产荒”背景下，中高资质债券发行遇上降准释放增量资金，是本轮一级市场火爆的原因；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及信用债违约创历史新高的背景下，投资者风险偏好弱于2016年，弱资质的债券发行依旧遇冷。但上述上市银行债券承销人士和北京一位信托房地产融资人士均表示，相比之下，地产的融资并没有很火爆。1月13日，世茂股份（600823.SH）公告，经公司（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一致，世茂股份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最终票面利率为4.65%，发行规模不超20亿元（含20亿元）。“我感觉地产融资还是不好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年前的成本是在8%左右，机构还是更愿意买国企或者是大型地产公司发的债。”该北京信托人士表示。“地产现在发债其实不太容易，地产融资还是相对有所控制，低评级的地产债也不会发得很好。”前述上市银行债券承销人士也表示。“违约潮”再现一级发行火爆，但信用债违约已是“烽火连天”。2019年新年伊始，信用市场便“雷声滚滚”，16大机床MTN001、18华阳经贸CP001、16新光01、18康得新SCP001等多只债券出现实质性违约，其中市场最为关注的莫过于康得新及其发行的两只债券。1月15日，康得新因流动资金紧张，18康得新SCP001不能偿付到期本息10.41亿元，已构成实质性违约。广州证券固收分析师张光磊认为，康得新与其他已经违约的民企上市公司一样，股东股权质押比例很高，已经接近全部质押，过高的质押比例表明股东是十分缺钱的，健康的企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股东很有可能具有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体外投资，因此对于股权高质押比例的民企，无论报表如何“好看”，都要警惕。康得新表示，产生流动性问题是因为银行抽贷，同样发生违约的华阳经贸也是因为银行抽贷。另一家违约的新光控股由于受宏观降杠杆、银行信贷收缩、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流动性出现问题——这也几乎是遭遇流动性风险时，民企的通病。与此同时，值得玩味的一点是，在18康得新SCP001违约前，康得新大股东康得集团已经发生了非标违约。2018年11月，扬杰科技（300373.SZ）投资的一个最终投资方为康得新的资产管理计划违约，据称该笔资管计划本由新纪元期货的股东沣沅弘（北京）控股集团提供了一笔资金，由于康得集团出现流动性危机，康得集团未能如期向信托计划履行回购义务。根据公开资料，在信用债违约前，弘昌燃气、亿阳集团、神雾环保、上海华信、盛运环保、中弘股份等主体都曾发生过非标违约。通常来说，从非标资管产品违约开始，公司新增融资困难进一步加大，流动性问题爆发，最终会传导至信用债市场。“这些发债主体在非标违约后，资产被司法冻结，债券市场没有再新发行债券，银行授信额度也难以新增，再融资渠道严重受限，新增融资基本断裂，最终违约风险传导至债券市场。”天风固收也分析表示。...

摘要：各大机构一向高调宣称在做深度研究和价值投资，但实际上却浮皮潦草。近期A股雷声不断。继康美药业、康得新之后，三安光电也因为财务问题爆雷。深陷财务造假疑云1月15日，自媒体“公司价值线”一篇题为《三安光电再现危机信号，控股股东86亿预付款去向成谜》的文章在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事情起因是三安集团新近披露了公司的5大供应商，然而5家供应商却都是小规模纳税人，从逻辑上说预付几十亿的货款不合常理。受此影响，1月16日，三安光电开盘后闪崩跌停，报10.44元，创两年以来的新低。而早在2018年12月17日，一篇名为《三安光电：隐秘的大客户关系，逾31亿采购差额成谜》的文章就曾引发市场关注。该文章对三安光电远高于同行的销售净利润提出质疑，并列举大量证据暗示三安光电与大客户之间或存在隐秘关系，同时揭露公司存在一笔逾31亿元的采购差额。随后，该公司还被曝出控股股东补充质押1378万股，累计质押占总股本28%等负面消息。自此，三安光电开启了暴跌模式。截至1月17日收盘，三安光电报收10.06元，股价在一个月时间内累计下跌29.3%。重仓基金组团踩雷作为国内LED领域的龙头，三安光电一直是公募、保险、社保、信托等机构的重仓股。据天天基金网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分别有98只基金、1只社保组合等106家机构重仓三安光电，合计持仓274905万股，占流通股67.40%。从持股数量来看，持有三安光电最多的前10只公募基金中，有5只均为兴全基金旗下(兴全合宜、兴全趋势混合、兴全社会责任、兴全新视野定开、兴全合润)，合计持股20344.11万股，占流通股比4.99%。其中，兴全合宜、兴全趋势混合分别以7824万股、5788万股位列三安光电第七、八大流通股东。从季报信息来看，2017年三季度，三安光电率先出现在兴全新视野定开、兴全社会责任的重仓股中，此时正好是三安光电的行情后半段，2017年下半年股价上涨26.66%，并一度在11月13日达到30.05的高点;而至2018年一季度至三季度时，无论是2018年1月新成立的兴全合宜，还是存续的另外4只基金，三安光电已经成为它们前十大重仓股的常客，此时三安光电股价则已经开始震荡下行。而从占基金净值比来看，有16只基金持有三安光电占基金净值比超过5%，其中国联安精选混合在2018年三季度末持有的三安光电占基金净值比9.39%，是该基金的第一大重仓股。受1月16日三安光电跌停影响，该基金在1月16日净值下跌1.26%。从季报来看，三安光电自2017年四季度开始进入该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中。此外，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富国国家安全主题混合在2018年三季度末持有的三安光电分别占基金净值比9.03%、8.83%，两只基金分别在1月16日净值下跌0.37%、0.42%。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证金公司、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汇金资管(汇金公司全资子公司)等赫然在列。在公开场合，这些高大上的机构们一向高调宣称在做深度研究和价值投资，但从频频爆雷的股票看，即使像三安光电这种五家供应商都是小规模纳税人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发现或重视，由此可见，其基本面研究是多么浮皮潦草。1月17日中午，在上海浦东陆家嘴，一家大型证券机构的投研人员私下说，各大机构现在都紧张得很，很担心自己组合中的股票出现爆雷。...

1月17日，四港股携手跳崖，一天成仙，其中两家是房地产行业。拖累内房股集体重挫，市值蒸发千亿。佳源国际控股港股收盘显示，佳源国际控股全天跌80.62%，报2.52港元，成交额11.04亿港元。一天之内市值蒸发约260亿港元。最低至1.4港元，创历史新低。Wind数据显示，佳源国际控股1月17日有一只3.5亿美元企业债到期，利率为8.125%。国际地产资管公司协纵策略管理集团联合创始人黄立冲透露，市场传闻是由于佳源集团债务违约导致股权质押的交叉违约条款而爆仓，从而导致其他机构的Margin Call（补保要求）。不过我听说佳源的钱已经凑齐，债务不会违约，可能是技术处理不当导致的短暂违约。市场猜测正盛，晚间佳源国际在港交所公告称，已于票据到期时妥为支付所有未付的本金及利息；本集团的业务营运及财务状况一切如常，董事会并未获悉任何事宜可能对本集团的业务、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前景构成不利影响；董事会并没有知悉导致该等价格及成交量变动的任何具体原因，亦无任何必须公布及刊登以避免本公司股份出现虚假市场之资料，或任何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须予披露之内幕消息。另外，业绩造假亦可能是佳源国际暴跌的诱因之一。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1月2日，一份《2018中国百强房企销售增幅排行榜》让“佳源集团”迅速登上热搜。从2017年销售额仅79.2亿元到2018年的875.5亿元，1005%的年销售增幅令业内人士惊呼“宇宙首家万亿房企即将诞生”。但这样一家逼近“千亿”的黑马房企，却尴尬地在亿翰智库等机构的2018房企销售排行中落榜。不过，事件发生后，1月14日，佳源集团发布声明称，佳源集团与佳源国际的主体完全不一致，实际情况是佳源集团2017年销售额为508.25亿元，2018年销售额为875.5亿元，实际增幅为72.2％。也就是说，佳源方解释这是一场主体不一造成的榜单“乌龙”。此外该公司发行的其他债券还有：阳光100中国如果说佳源国际暴跌是债务问题所致，那么一度跌成仙股的阳光100中国则很难解释。阳光100中国全天跌64.59%，报1.31港元，成交额1.06亿港元。盘中最低至0.75港元，创历史新低。阳光100中国也是一家房地产公司，据了解，2018年全年，阳光100中国累计实现未经审核合同销售额约人民币120.96亿元(包含轻资产运营项目人民币13.12亿元)，同比增长约14.03%。据新京报报道，接近阳光100中国的相关人士表示，目前仍不清楚暴跌原因，与业绩并无关联。Wind数据显示，阳光100目前没有到期债券，最近一只需要偿还的债券到期日是2020年9月27日。仁天科技控股仁天科技控股收盘跌73.33%，报0.016港元，成交额3193万港元。最低至仅仅一分钱，创历史新低。该公司为一间投资控股公司，并透过其附属公司及一间联营公司主要从事(i)在香港及中国提供物流服务、(ii)证券买卖、(iii)贷款业务、(iv)设计、制造及分销打印机、终端机及计算机以及POS电子产品及(v)在中国提供信息科技服务。Wind数据显示，2018年中期报告显示任天科技控股业绩出现严重下滑，营业收入同比下滑71%，净利润亏损4.14亿港币，同比下滑316.92%。弘达金融控股弘达金融控股收盘跌68.24%，报0.027港元，成交额620万港元。最低也仅有0.014港元，创历史新低。拖累内房股集体重挫2只内房股的暴跌，让港股市场内房股板块瑟瑟发抖。从内地房地产指数走势来看，下行的时间几乎与上述2只内房股暴跌的时间一致。下午2点过后，跌幅不足1%的内地房地产指数开始大幅下挫，盘中一度大跌近4%，截至收盘指数整体下跌3.47%。内房股几乎全线下挫，碧桂园下跌3.48%，龙湖集团跌超9%；佳源国际控股暴跌80%，阳光100中国跌65%。盘后，有大A股的股民调侃：还是我大A风险小，慢慢跌成仙股，好过港股一步成仙。专业人士特别强调，今年是地产开发商的暴雷年。无独有偶，近期巴克莱也推出了一篇中国房企债务到期的报告，称2019年前十个月是最高峰。...

从上半年巨额融资、上市消息不断，到年末的默默无闻，对于二手车行业来说，2018年是冰火两重天的一年。刚刚进入2019年，界面一篇名为《人人车败退：8500万美元与破灭的乌托邦》就将沉寂已久的二手车交易平台——人人车推上了舆论漩涡。在该文章中，人人车被曝在2018年经历了多次资金紧张，出现大面积裁员、关店等动荡，原因则在于，自2017年起人人车把战略重心放在了扩张、网约车和包卖这三个烧钱的业务。更有甚者，承担金融业务的网约车部门，担保人是一家第三方P2P平台。随后，有媒体曝出该平台即人人车的投资方之一汉富资本关联的小诺理财。不过，在人人车回复金融观察团的采访提纲中，否认了大裁员、关店以及与小诺理财合作等质疑，称“目前业务稳健发展，一切正常。”但不可回避的是，在人民群众眼里“不差钱”的人人车等二手车平台，这两年靠“烧钱营销”打市场的路子，给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感并未提升。截止发稿前，聚投诉网站上针对人人车押金、定金、速卖宝等退款难，信息造假、欺诈客户的投诉超过两百件。可见，如何在烧钱之外找准赢利点，是人人车等二手车商们均需要考虑的问题。人人车连否市场质疑称目前稳健发展在上述报道中，界面新闻提到，人人车经历了数次资金吃紧，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从2017年开始，人人车把战略重心放在了扩张、网约车和包卖这三个烧钱的地方。所谓网约车，人人车与滴滴的合作方式包括滴滴从人人车平台直接采购二手车，以及滴滴通过人人车平台为滴滴车主提供新车交易或融资租赁服务等；而包卖又称严选商城，是一种二手车新零售的尝试，需要人人车在线下增设场地，并向卖家垫付车款，其收到车后统一放在一处，方便买家挑选。网约车实则更像是金融业务，严选商城则需要人人车提前垫付80%车款并铺开线下门店，都属于资金投入多且回收期长的项目。虽然人人车的其他同行也在新车和保卖上花费重金，但其融资总额却是人人车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到了2018年年初，人人车的现金流就已经严重紧张了。在此之前，人人车的资金来源为2017年9月滴滴2亿美元的战略投资。现实情况是，自去年4月完成E轮3亿美元融资后，人人车并未有新的融资动态。去年11月，新浪科技就报道称人人车关闭了多家城市业务，关闭城市业务数量达两成。彼时，人人车回应称，属正常业务调整。界面报道还称，人人车网约车业务的合作方式一家P2P平台，且在去年雷潮中已出问题。自媒体互金商业评论推测称，该第三方P2P很可能是汉富资本的兄弟公司，汉富控股旗下的小诺理财。面对一系列质疑，人人车一一做出了否认。人人车回复金融观察团称，人人车业务目前稳健发展，不存在所谓大规模“裁员、关店”一事。“此前针对部分城市的调整，属于正常的模式升级与业务升级，旨在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及用户体验。”在合作方方面，人人车表示，“我们并未与小诺理财有任何形式的合作。”人人车还补充道，去年11月，人人车与五大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近日，又与海尔云贷等三家机构在资金与金融服务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押金、保证金退款难被投诉上百次尽管人人车对市场质疑全盘否认，但从客户层面讲，烧钱营销的后果可能并不尽人意。目前，与传统渠道相比，仍有大多数消费者对二手车存有疑虑，且问题投诉不少。聚投诉官网截图金融观察团就在聚投诉网站上发现，关于人人车的相关投诉达到200多件，投诉最集中的是保证金、押金、速卖宝等不退款。投诉人严先生就投诉人人车速卖宝服务费难退问题。他表示，销售激烈推荐了速卖宝服务，付款3000元，承诺15天卖不掉，30天会急速退款。但30天过去后要求退款，以各种理由来推脱，不予退款。聚投诉官网截图而在多位投诉人参加的“人人快卖二手车拍卖平台压住押金不退还”集体投诉中，投诉人称“2018年我在人人快卖拍车客服告知需要充值1000元保证金，充值1000元保证金后，才告知保证金3月才能退，三月后打电话没人结，这都将近半年了，也没给退。”金融观察团粗略统计，聚投诉上类似的投诉超过百件。此外，还有投诉人称人人车恶意电话骚扰，人人车销售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连续10几个电话打进来骚扰，每次都用不同的号码。投诉人标记完一个加入黑名单，接着又一个。作为二手车交易平台，人人车在卖车的核心环节——车辆信息核实方面，也遇到了投诉。有客户投诉称人人车车辆检查信息造假，欺诈客户。该投诉人指出了人人车在车辆销售过程中的“五个骗局”：聚投诉官网截图1.网站车源检测信息作假，现场看车时，发现车况与描述不符。2.以降低车价为诱饵，诱惑签订购车合同。合同签订前需要交服务费和保证金，共计5000元，并告知可以退款，但至今未退。3.复检车辆有多个问题，不解决也不退款。4.未告知车辆陷财务纠纷，实际处于抵押状态。5.车辆所有人与买车人不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上述投诉均处于“处理中”状态。后二手车电商时代烧钱外还需找准路子随着二手车电商野蛮生长时代的终结，资本逐步归于理性。对于幸存的二手车玩家来说，如何在同行中脱颖而出，找到持续的盈利点是个重大问题。目前来看，在人人车的模式下，主要的收入是交易服务佣金和金融等收入，其中交易佣金成为占大头，金融部分并不高。而友商X信二手车在2018年三季度2C端助贷收入为4.7亿元，占到总收入的54.7%，可以看出金融业务在营收中的贡献力之大。虽然，去年4月底获得高盛投资后，人人车也开始在公开场合宣称“将把金融作为重点业务之一”，但目前发展状况如何，还需检验。在资本日趋谨慎的当下，如何围绕二手车交易形成自己完善的生态圈、实现可持续性的盈利，是人人车等二手车平台均应该考虑的问题。金融观察团向人人车咨询关于未来发展规划，人人车回应称，在2019年，“我们将按照自己的计划，始终坚持用户导向，始终坚持口碑运营，始终坚持技术驱动，让人们放心买车、卖车、用车。”未来，人人车是否能如愿“稳健发展”？国内其他二手电商的发展走向又将如何？金融观察团将持续关注。...

时间进入2019年，“资产荒”成为开年以来被广泛提及的关键词。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而言，一方面，随着央行通过降准、MLF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呵护年关以及春节前后的市场资金面；另一方面，时值年初，机构开始发力资产配置。市场多家金融机构人士认为，这种“资金宽裕”的情况，主要是银行机构感受最为明显，而非银机构如信托等，情形则较为分化。多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目前仍然感觉资金紧张，信托资金的两大来源，以银行为主的机构资金，以及个人资金均不易募集。“我们现在有6个批复的项目，一个都放不下来资金”，西部地区一位信托公司人士如此表示。但是也有另一些大型信托公司业务人士透露，就其所在公司的情形来看，资金的紧张情况相对于去年而言已经有了明显好转，目前资金其实是不紧张的，关键是找不到符合风控标准的优质资产。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他们强调，目前开展信托业务一个关键问题是，资金和资产很难匹配起来。信托资金荒和资产荒并存“现在只要是个大的机构，对高评级债券都在哄抢。”一位银行投行人士如此表示，银行间资金面的宽裕情况已持续多时，市场也有充分体现。一方面，反映货币市场流动性松紧的利率指标下行较快。另一方面，银行机构正纷纷以“抢”的姿态在配置债券。不过，除了高评级债券以外，其他资产似乎并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虽然资管新规颁布后，具体的细则标准虽有所放松，通道业务也可继续做。但是，去通道、银行对非标压缩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银行从对业务方向判断的角度来考虑，即使资金充裕，也不可能像此前2015-2016年那样向信托机构输出资金。“我们去年开始对信托就没有新增量了，只有存量。”一位城商行资管人士透露。另有银行人士称，目前仍处于资管新规过渡阶段，2020年到期之前，银行在资产配置上都尤其看重资产的期限和流动性，因此会出现对高评级债券哄抢同时对其他流动较差的资产又“不屑”的局面。此外，1月4日，银保监会发文对农商行跨区域投资予以限制，《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对农商行在资金运用上提出要求：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应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多位信托人士表示，此条款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信托从银行获取资金。与此同时，信托的“资产荒”问题也逐渐显现。一位央企系信托公司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可能由于公司是央企系的，风控标准较为严格，资金不是很缺，但是很难找到符合标准的资产。信托业务现“断层”多位机构人士指出，感受上，去年信托的资金荒问题比资产荒问题突出，现在相反，资产荒可能更明显一些。一方面，当前经济下行的趋势和预期很明显，资产质量本身确实有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新规的逐步落地，资金的性质和要求也发生了变化，银行资金、保险资金的要求都有所提高。信托业务向主动管理类转型，产品形态开始发生变化。或许正是资金端和资产端各自发生的这种变化，导致按照传统模式操作的信托业务出现了某种“断层”。北京一位信托业务人士透露，虽然资金荒和资产荒的情况都存在，其目前感受到的最明显的问题则是资金和资产不匹配。前述信托业务人士举例，比如现在有一个客户的资金，想投他们的信托计划，但是要求融资人评级AA+以上，同时交易模式是应收买断。但是跟融资人去谈的时候，他们就很难接受全部条件，“资金有，资产也有，就是匹配不起来，现在这个问题比较普遍。”“说白了其实就是能做刚兑的业务越来越少。”上述央企系信托公司人士也持类似观点。不过，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全行业来看，信托产品并没有出现明显转型，即使是现在的新发产品，仍是老产品为主，“整个资管业态中，信托资管的转型节奏最慢，银行和券商资管都已经启动转型，推出了净值化的新产品，信托还没什么动静。”他认为，信托业传统的业务模式是很难持续下去的，预计年底信托规模可能在22.2万亿元，全年增速约为-10%。2019年信托项目到期量增速有所放缓，但是绝对规模仍较高，加之新增信托规模动力不足，这也决定了2019年信托资产规模仍然呈现下降态势，预计降幅会有所扩大，信托规模可能降至18万亿元左右。在银行理财转型尚未完成前，以及监管严格限制银行表内资金同业投资时，去通道趋势将会不断削弱信托规模增长驱动力，预计这种趋势在2020年前难以实质缓解，最终信托规模可能降至10万亿元以下，之后逐步稳定。...

擅在市场和政策的空隙中野蛮生长的医药代表们，面对两票制和“4+7”药品带量采购政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300万医代群体的生计受到冲击。第一次见李霄(化名)是在他开的一个药店里。这家药店对面就是一家三甲医院——在大医院附近，这样的药店很多，仿佛绕着恒星转的行星。他的药房有点不一样，买药的人少，放药的橱窗里也空空荡荡。柜子里的药，美罗华、赫赛丁和安维汀等，让大部分普通人感到陌生——即使了解之后，这辈子也不想用到——这是肿瘤患者的救命药。电子屏幕上“人血白蛋白到货”的字样，更像是隔离普通人的屏障。仿佛看到了别人的疑惑。他指着空空的柜子，语气反倒有些骄傲：“不做国产药，只做新特药，都是进口的，不走医院。”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开始像人们印象中的上海人，显示出那么一点优越感。药店老板，是李霄的新身份。他的上一份职业，是医药代表。医院管他们叫“药贩子”，他有时也这么自称。过去20年的职业生涯里，李霄经历过本土药厂的爆发期;亲身体验过药价管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两票制等重大政策对行业造成的影响。他曾和一些医院医生、政府官员，在饭桌上称兄道弟，也曾因利益冲突而身陷囹圄。和许多医药代表同行一样，他像生命力旺盛的野草，在市场和政策的空隙中伺机生长。他体验过财富的迅速积累，最高峰时年赚500万，见证过很多同行赚够了钱早早买房移民;也见过了财富如沙土般散去，许多建药厂的“药贩子”，生意越来越难做，早期赚的钱都砸在手里。2012年的一次“意外”，让他最终下决心退出医药代表行业，只做不进医院、只赚进销差价的“新特药生意” 。现在，他的净利润只有原来的1/5，而过去，平均年利润在100多万元。“钱赚少了，人反而轻松了。”他说。过去二十年，仿佛他唯一的收获是看透世间因果往复、能量守恒。那次的意外，成为今天的“庆幸”。在两票制及“4+7”带量采购政策出台后，他的前同行们，300万医代群体受到冲击。优时比等大型医药企业宣布，撤销医药代表岗位。据一些资深医药代表估计，逾半数医药代表都人心浮动，开始转行或者考虑新的出路。李霄的故事，也许能让我们一瞥过去20年中国医药市场发展历程，思考这个特殊职业的沉浮。市场经济初期：医药配送集团居大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20多岁的李霄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医药集团工作。按照惯例，所有刚毕业的大学生进入集团都要先到药品仓库学习至少半年，都要接受老工人“药品是特殊商品，质量是重中之重”的严格培训，了解药品的专业知识后，再分配到其它部门。李霄在仓库工作了整整四年，从药品入厂审核到检验和出库等各个岗位都做过一遍。四年后，他觉得自己该锻炼一下其它的能力，在仓库表现不错的他，被调到了最热门的部门——市场部。该医药集团的主营业务是医药配送，即药企或者代理商把已经准备进医院的药放在集团，集团抽取大约4个点数，再配送至全国各地的医院。李霄负责的是总部以外的市场，他开始和南方两个大省的医院药剂科主任们打交道。他回忆，在计划经济时代，药品短缺，集团的药品当年在全国是最齐全的。尤其在新特药领域，外省的医院急需从这里拿到新特药。那时在和医院的交往中，他多少有点“甲方”的感觉。所谓的“做市场”，也只是在药品采购量上谈一谈。他和医院的药剂科主任交往时，双方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彼此请客吃饭也是礼尚往来。90年代末：医药代表收入为王外部环境在悄然变化。90年代末，各地开办了大量药厂。那时尚无民营医院和社会药房，药品销售的渠道只有公立医院。公立医院逐渐成为药品销售的甲方，一个中国特有的“医药代表”新群体开始出现——它不同于80年代外国药企进军中国时的医药代表，外企的“医药代表”是行业金领，大多拥有相关专业的高学历，所做的工作极其高大上：向医院介绍药品疗效，为医生举办一些学术会议等。而中国本土药企的医药代表，唯一的目标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医生给病人开自己代理的药品。在医药集团转做市场两年后，30岁的李霄业绩突出，年纪轻轻已成为两省的市场负责人。每年团队的任务总是超额完成，一般是两到三千万，他每年的工资加奖金有7万～8万。在90年代末，这个工资比他的公务员父母还高，他很满足。许多药厂和代理商的药在李霄就职的医药集团配送，李霄和一些代理商也比较熟悉。2000年，在和相熟的几个药厂代理商吃饭时，一个人说：“李霄，你干得累死，一年还不到10万，干脆自己出来做，自己代理一个药也比现在强。”李霄一口回绝：“我们一年做两三千万的市场，收入只有七八万，一个药的市场最多一百万元，那能赚到什么钱!”话音刚落，席间爆发出哄堂大笑。李霄觉得奇怪。那场饭局后，他开始仔细研究这个行业的“门道”。让他吃惊的是，自己引以为傲的药品配送环节是利润最低的一环。原来，配送企业的利润只占药品零售价的4%～6%，而药品代理商的利润(含医生回扣)却高达40%～50%。他在酒席上看不上的“只有100万元市场的药”，医药代表的纯利润至少可以拿到25%，即代理这种药的医药代表，一年的收入就有25万元，是他总收入的3倍多!这个信息像一道鸿沟，把他和过去的生活分割开来。长久以来，充盈在他内心深处的对工作和生活的满足感一下子消失殆尽。国企的工作、对药品质量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人脉关系，这些以往让他感觉良好的因素，开始不能带给他价值感，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放错了位置的棋子。2001年，李霄辞职。正逢国企改制前夕，他的提前辞职使他损失了16万元的员工离职补偿金。但仅仅一年之后，这笔钱就被赚了回来。对离开工作多年的企业，他没有遗憾和留恋。唯一棘手的，是说服他固守传统价值观的父母，他们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儿子把好端端的铁饭碗扔掉。李霄意识到他内心的空白，源于传统价值观和时代产生的巨大错位。而他的父母和前工作单位，自身亦在错位之中，已无力给他指点方向。新世纪初期：医代与医生的利益共同体进入市场做医药代表之后，李霄开始重新处理人生经验，以适应体制外的世界。“以前对竞争没有感觉。一出去做药品代理，才发现怎么一个克林霉素就有这么多的生产厂家?”李霄的第一桶金，就是来自于“这么多厂家都在生产”的阿奇霉素。它是一种常用药，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和尿道感染，效果不错。走量、进销差价大的药，是药品代理商的首选。十几家药企生产的阿奇霉素中标，一个医院只能进两家。这时，李霄和各地医院药剂科主任的关系网，派上了用场。他先在浙江省的一个地级市找到了当地一个厂家，这家药企生产的一盒阿奇霉素的出厂价是4元多，在市里招标采购的中标价格是50元左右，最终进入医院的售价是中标价格加国家规定的15%药品加成，接近60元。他熟悉的医院药剂科主任，帮助他的药进入医院。医院在推荐病人用药时，提一句：“辉瑞的阿奇霉素80多块钱一盒，这里有同样疗效的国产药，还不到60块。”病人自然会选择后者。当年在浙江一家地市级城市的三甲医院，阿奇霉素一个月的用量是2000盒至3000盒，在15万元的进销差价里，给医生的回扣大约是10%至15%。李霄回忆，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医生要回扣，都是医药代表主动给。“那么高的利润，不给医生又能给谁呢?”利益，像一个巨大的磁力场，把一个个不同角色的人吸引进来。在国企按部就班生活的李霄，在公立医院的医生，他们原本在各自的圈子内生活，却被一步步被拉进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医药代表的水平参差不齐，衡量他们唯一的标准是拉关系的能力。有的“能量大”的医药代表，能将自己手中代理的药进入医保。李霄回忆，有一款治疗癌症的辅助用药，是中成药，竟然进了南方某经济大省的医保目录。这种药，在肿瘤医院，一个月的销量就有七八百盒。做这款药的药代，赚得盘满钵满，“在医院门口开了两个饭馆”。2001年开始实行的药品集中招标制度，对医药代表和医院形同虚设。招标价格居高不下，当中既有行政管理部门的左右为难，怕药价一下砍到底，医院完全丧失动力;也有官员受不住诱惑被药企和医药代表拖下水的;更有政策本身的缺陷：2006年发改委将15%的药品加成制度写进了文件，反倒诱使医院选择中标价格高的药品。暴利时期：与腐败官员的利益共同体李霄和他的同行，过了几年好日子。同类产品，每一个品牌只进两家医院，大家都有钱赚，彼此互有默契，没人想要垄断市场，也没人有能力垄断。他们在药品集中招标投标时，甚至会默契地共同谈好一个最低价，成为价格攻守同盟，这种行为，被称为“串标”。李霄记得在2006年，他代理三种药，头孢替安、克林霉素和舒巴坦头孢派同。那一年的净利润就有近500万，是他过去工资的70倍。当然，他远不是这个行业“最成功的人士”。最成功的药代，是有门道与某些腐败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药代。在2006年前后，李霄的一些大胆的同行，开始涉入药品生产上游。比如，他们从国家药监局申请了一个“兰索拉唑”的肠胃药批文，在湖北省找了一个厂家委托代工。出厂成本只有两元的药，在医院的售价可以高达100元。尽管“暴富”故事很多，但李霄觉得这钱赚的并不开心。为了将药品进医院，医药代表很多时候要牺牲自己的尊严，有的医药代表甚至要帮医生开车、处理家事。一些之前从不主动开口要回扣的医生，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医药代表训练地懂了“行情”。“罗红霉素给20%了，你们还给15%”?那几年，是国家的药价管制政策出台最密集的时刻，但医药代表们却总能从措辞极其严厉的政策文件中，在现实中找到破解之道。“比如说，有些药被政府砍价，砍到没利润了，就不做了。药企和医药代表们去药监局搞个批文，换一下药品成分，申请新的仿制药，定个高价，再来。”这是那些年，药企和医药代表们联合某些官员，和政策博弈的套路。每年，政府相关部门都会采取法律手段，以商业贿赂的名义抓捕一些医生和医药代表。反腐运动，亦轰轰烈烈。但每次风声过去后，以往的模式故态复萌。医生办公室外，醒目的“严禁医药代表入内”的牌子，仿佛只是给群众看的一个摆设，该进去的人，仍在进出;该发生的事，还是在发生。只要公立医院销售药品的机制不变，只要药品做为利润而不是成本的角色不变，管制都不能起效——这不仅是医药代表的共识，也几乎成为医改专家们的共识。但2007年之后，李霄明显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市场的激烈竞争，是比政府的药价管制，杀伤力更大的事情。市场上同一类型的药品，至少有几十个厂家生产。李霄代理的药品落标率越来越大，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进了医院，药品之间的竞争依旧激烈。给医生的回扣，由最早期的10%-15%，涨到了25%以上。数目越来越大的回扣，给实际操作带来了麻烦。他说，在药品代理行业，“洗钱”是关键。药品从出厂到进入医院，有时需要四到五个代理商。有的代理商只赚取差价，最后负责将药品销售到医院的代理商，则需要把钱“洗”出来，以回扣的方式返还给医生。退出行业：为了被尊重的感觉对这样的生活，他感到越来越厌烦。厌烦与不安的感觉，即使在他赚钱最容易的日子里，也不时闪现。他有时会怀念当初在国企时，那种赚钱不多，但有“甲方”感觉的日子。这种不安全的感觉，普遍存在于他所在的行业。一边是越来越收紧的国家政策，一边是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医药代表的心态都是再狠赚最后一笔，然后金盆洗手，移民。很少有人幻想未来。2012年，李霄卷入了一场历时七个月的法律纠纷中，当调查结束时，该追讨的债务拿不回来，他的财产状况，一夜退回到十年前。他彻底放弃了原来传统药品代理的生意，一心一意地做起了新特药药房。李霄一直对新特药“情有独钟”。这和他早期的从业经历有关，他难忘在医药集团时，医院求他留一点新特药的感觉——那种被尊重、被需要的感觉。在根本上，是“新特药”的独特价值带来的。由于各地医院重视“药占比”的限制，一些动辄上万、非常昂贵的肿瘤药，进不了医院药房。这类药往往有特效，被特定人群所需，而病人又不知从何处购买。早期在医药集团的经历，让李霄认识一些新特药生产厂家，他们大多是外企，允许李霄“开户”，进他们的药。因此，李霄成立了一个专卖新特药的药房。虽然这类药的利润有限，而且总的药量不大，赚的钱不多。但这个选择，让他心安。两项新政影响300万医药代表生计转行七年来，他不时地，还会与以前的医药代表朋友联络，业内的故事也多少知道一些。每次与老朋友见面时，都听到他们将一句话挂在嘴上：“真不知道哪一天这行就做不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前同行们发现，以往他们总是能找到破解之法的行政管制，在今年，却产生了他们预料不到的阻力。最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存的是近两年推出的两个政策：一个是2017年在全国推行的两票制，另一个是今年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推行的《4+7药品带量采购》政策。两票制，即原来一个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中间需要多个代理商，每经过一个代理商，就有一张发票。但现在只允许两个环节，一是药厂出厂时的一票，二是配送到医院配送的一票。政策出台的本意，是为了减少药品的流通环节，把药价降下来。但实际上，因为药品进入医院销售的模式没有改，厂家仍会通过把进货价做高的方式，把流通环节中的费用预留出来。“洗钱”，原本是代理商做的事情，在两票制实施后，转移到药企。这对之前仅以现款现货结账的药企，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一下子“洗”数额巨大的钱，不仅财务处理能力跟不上，而且也面临税务部门合规性检查的质疑。今年，许多代理商提前预支了给医生回扣的费用，却以“发票不合规”等名义压在药厂出不来，一些代理商不堪承受资金压力，一下子垮了，有的就此退出行业。11月份，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主导的“4+7城市带量采购”，这场本质上依旧是行政主导的政策，结果令人吃惊：参与招标的药品中标价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达96%。巨大的降幅，令医药代表们始料未及，如果政策继续执行，这意味着急剧缩小的药品进销差价，很可能未来会把医药代表的利润空间挤掉。越来越多的前同行开始转型，李霄被一些老朋友认为“有先见之明”。未来医药代表会走向何方?已过不惑之年的李霄，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判断。他能确定的是，他个人不会再踏入同一条河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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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杭州公安局通报称，在我驻泰国大使馆和泰国执法部门的大力支持协助下，在公安部猎狐行动办公室直接指挥下，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杭州腾信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腾信堂）法定代表人朱某某（女）在泰国落网，2019年1月16日朱某某被押解回国。资料显示，腾信堂运营主体为杭州腾信堂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15日，目前已更名为新余腾信堂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该于2010年上线运营，法定代表人为朱丽丽，由朱丽丽持股80%的杭州卓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全资创办。2018年7月有投资人爆料，腾信堂无法兑现，实控人朱丽丽跑路，随后被警方立案侦查，并全力追逃犯罪嫌疑人。而在2018年6月，腾信堂变更经营地址与住所，由杭州转至江西省新余市。2018年7月15日，杭州警方于7月17日对腾信堂立案侦查，朱某某于2010年7月15日注册成立杭州腾信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保本付息、抄外汇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群众吸收资金，至2018年7月已无法正常还本付息，朱某某失联。半年来，杭州警方辗转江苏、北京、上海、云南、辽宁等全国十余省市自治区，最终查明朱某某踪迹，已落脚在泰国。2019年1月3日，公安部、省公安厅、杭州公安拱墅分局6人工作组赴泰，在我驻泰国大使馆和泰国执法部门协助支持下实施抓捕。并于1月16日押解回国。为最大限度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浙江杭州警方依法办案，省、市、区公安机关三级联动，不断加强对网络借贷平台类案件侦查办案力度，深挖犯罪网络及团伙成员并深查犯罪事实，全力追赃挽损。针对潜逃境外的网络借贷平台案件犯罪嫌疑人，组建专门的工作力量开展缉捕。2018年9月份以来，浙江杭州警方已连续将“元泰金服”“邦邦理财”“石头理财”等多家网络借贷平台的10余名境外在逃人员缉捕归案。在此，警方敦促网络借贷平台案件在逃犯罪嫌疑人，尽快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拒不投案自首的，公安机关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缉捕归案并依法打击处理。同时，欢迎广大群众提供有关在逃犯罪嫌疑人线索，对举报重大线索、协助缉捕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给予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