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1、关琇告诉《贵圈》，“别人做得特别好，确实可以鼓舞你，但是当成路标真的不是特别合适，这是我的真心话。”2、拍摄进行到后期，ofo面临生死存亡，罗永浩也身陷桎梏，直接对关琇说：“不要拍了，不要再折磨我了。”3、安传东是无数草根创业者的缩影。他有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如罗永浩所说：“泥腿子改变命运的冲动，远远强过富五代守住家业的动力。”1月9日纪录片《燃点》的首映会上，主人公之一ofo公司创始人戴威没有出现。20天前，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披露，戴威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10月，他曾独自一人到细蓝线公司看了成片。那时候，小黄车深陷押金退还危机，公司也即将搬离见证它昔日辉煌的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片子放完，窗帘拉开，光透进来。戴威感慨这段影像是一段历史，而乐观与天真这些东西，“可能在我们几个创业小伙伴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是会长大的”。这部名为《燃点》的纪录片，记录了14位创业者的故事，除了戴威，还包括罗永浩、张颖、Papi等。在导演关琇眼中，戴威单纯、干净、温和。2018年年初，戴威到细蓝线找关琇喝酒。那时，ofo已出现问题。关琇劝他，团队如此年轻，既然无法掌控局面，不如去干别的。戴威斩钉截铁：“关老师，我们就喜欢这件事，我们就要干这件事。”关琇向《贵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要是我的孩子我就急死了。套现走人得了，不玩了。我们不能现实一点吗?”12019年1月15日，快如新品发布会上，罗永浩将电影《燃点》的海报投到大银幕上。海报上，他的头像最显眼。罗永浩调侃道：“神奇的是，被它拍摄的好像很多都要出事了。好像有三个已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其中也包括我。”变化如此之快。ofo面临高达10亿以上的待退押金及繁杂的供应商纠纷，联合创始人薛鼎、张巳丁退出。罗永浩的锤子科技陷入财务危机。1月15日当天，罗永浩发布“聊天宝”，打出聊天就能赚钱的口号，这被一些人视为与其坚持的情怀背道而驰。越是与纪录片中的场景对比，眼下的场面就越是令人唏嘘。2017年5月《燃点》开机时，片中许多主角的头上都顶着耀目的光芒。比如戴威，那时他常提到的词语是“速度”，有时用中文，有时用英文。速度的确够快。2018年7月，ofo拿到阿里巴巴、弘毅投资、中信产业基金领投的E轮7亿美元，创下共享单车行业单笔最高融资纪录。从白手起家到估值过亿，ofo不过花了三年。共享单车在硅谷被提及，风投机构认为这是硅谷公司应该学习的中国创新。戴威与ofo《燃点》中，戴威在一场活动上踌躇满志地发言：“Uber在全球每天提供700万次出行服务，而ofo现在是2500万。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世界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角落，只要你看到一辆小黄车，都可以骑。”关琇第一次与戴威见面就问他：“你觉不觉得自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速度太快，把不住方向盘了?”戴威愣了愣，点了点头：“有点像。”那一年，全速前进的戴威或许无法真正意识到日后的危机。那是很多创业者都春风得意的一年。罗永浩宣布锤子科技获得新一轮10亿融资，熬过了史上“可能是最凶险”的2016年;papi及其团队服务过155个品牌;经纬创投迎来10周年庆典。相比之下，安传东是片中最草根的一位。但他同样被时代的狂潮裹挟。他的创业历程开始于2014年3月26日。那是个想法“比较靠谱”就能拿钱的年代，最好的时候，他的银行账户上出现过8位数。资本和创业者都疯狂了，安传东要做的就是拼命烧钱，为此欠下400多万元巨债。“你早晨上个厕所、刷牙、洗脸、出门，2万块钱已经没有了。”烧了不到8个月，钱烧没了。项目终止。《燃点》开拍时，安传东的新项目“跨界美食家”仍处于初期。他组织活动，站在夜色下的餐桌旁招呼网友吃饭，脸上带着肉眼可见的生涩。安传东身上具备最典型的草根创业者特质：来自小城镇，缺乏资源，拘谨与冲动、热血并存。他是千万个分母之一，是普通创业者的写照。他并不鼓吹创业，却对自己在创业中体会的高光时刻念念不忘。和那些创业明星相比，他将自己看得很低，这让他觉得踏实。“做人像水一样，水为什么越聚越多，就是因为它顺势而为啊。”安传东对《贵圈》说。21月9日的首映礼上，安传东坐在影院第三排，身边都是创业公司的CEO。他被“史上身价最高观影团”包围着，始终盯着银幕，感受着往昔一幕幕袭来。“我看到我那样的状态，当然也会觉得委屈，吃了这么多苦，但有些事它就是现实。”安传东说。落差显而易见，即便是现在——纪录片拍摄结束近一年——依然如此。别人的资源更好，团队更强，更有经验，“你其实就是屌丝的形象。”但他仍想继续，“让自己更强大，更下功夫做这个事。”《燃点》前期筹备的PPT中，安传东的代号是“草根创业者”。导演组一早就想好，必须有这样一个人——普通家庭出生，没有资源，缺乏经验，项目不见得靠谱，仅凭一腔热血，踏上创业之路。近10位备选人物中，安传东的故事打动了关琇——2007年暑假，河南高中生安传东到北京打工，搬砖砌墙，因被拖欠工资维权讨薪，埋下渴望改变命运的种子。在关琇看来，安传东心里“那堵墙还在”。成为《燃点》的拍摄对象，安传东有过担忧。相比那些名声在外的创业者，他担心自己表现不够好。事实上，“跨界美食家”项目的确很快遇到问题。《燃点》中，安传东在挫折时翻看《易经》，为一个月多用200块钱电费与女友计较，用父亲干一年农活攒下的钱为员工发薪水。这些细节使他受到争议。影片播出后，他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坚持创业?”“你是不是脑子被踢了?你一个特别穷的屌丝，200块钱电费都要关注的人。很多声音就说，这个人是为了创业而创业。”安传东担心这些声音影响融资及团队士气，至于他本人，他说，很确定自己是个自我认知清晰的人，无需因此自我否定。安传东他向《贵圈》解释，那时看《易经》是在无法自洽时短暂寻求他洽，借此疏导心中苦闷。至于电费，他至今不解，“有一些钱就是不必花的，我们是民用电，怎么一个月一两周的时间，电费用了一两百块，就是很奇怪。”2017年10月24日，安传东参加创投会。节目组跟着拍摄他的素材，后来得知经纬的创始人张颖也在场，建议二人对话。那是一次实力极不相称的对话。张颖气场强大，干脆利落，问及数据与逻辑，安传东无力招架，彻底慌了。很快，张颖判断，安传东并未想清楚商业模式，他的项目无法成功，两人分开。“你最柔软的地方，他一针把这个气球戳破了。”镜头继续跟着安传东。他表情局促，对着镜头说话，听上去更像自言自语，“他没有否定我这个人，只是否定我这个项目。”现在他承认，那句话是在逞强，是被大佬“拍砖”后，应激情况下的条件反射。这种应激反应并不罕见。创业的每一天，问题层出不穷，自我安慰是必须的。况且，“镜头对着我，我肯定要调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假嗨。”安传东对《贵圈》说。导演萧屺楠拍下这段“尴尬”的会面，十分兴奋，回去告诉关琇。两人商量后马上决定，要立即跟拍安传东，“我们作为导演，你看到一个人最真实的，其实他是乱了，慌了。”真实的总能引起共鸣。“新氧”创始人金星看了安传东的故事后说，“那就是我的第一次”。关琇说，“大家的第一次都一个样，谁也不是神仙。”一周后，安传东决定关停公司。《燃点》也记录下了他的纠结和在打转的眼泪。他与两位同事坐下来道别，将电脑从办公室搬出，乘坐电梯离开日夜奋斗的战场。在影院里，安传东从大银幕上看到自己回老家的场景，再次受到触动。“因为从一个农村孩子出来打拼，有很多人骂我也是因为这个，你怎么能用父母的钱支持你的梦想，支持你的创业呢?但有时候真的就到了那个关口。”安传东成了千千万万没有经验、没有资源甚至没有天分的创业者的缩影。“很多现在你看着光鲜亮丽的这帮成功者的前面，他的昨天和前天也是这样子。只不过大家只叙述成功之后的故事，总结人家成功的经验，其实最没有用了。”关琇告诉《贵圈》，“别人做得特别好，确实可以鼓舞你，但是当成路标真的不是特别合适，这是我的真心话。”不过，通常情况下，没有人知道故事的走向。尤其是现在，变化快到难以预测。“身边有那么多奇迹出现。前两天大家还一起在小饭馆里吃两块钱的面呢，过两天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互联网企业，改变、鲜花和掌声，大家看到的都是这些。”但创业者的跋涉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光鲜。罗永浩在发布会上说，“这个‘燃’可不是瞬间一下燃，小火熬得你就没法形容。”关琇想表现的，正是这种无法形容的煎熬。从《赢在中国》到《我是创始人》再到《燃点》，她见证过三代创业者的困境和破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动力与艰难是一致的。而罗永浩、戴威与安传东所遭遇的问题也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安传东(团队)就3个人，想欠钱，就欠了两个员工一两个月工资，老爹那个钱就行了(作者注：实际是第一次创业失败时，安传东父亲出钱救急，非“跨界美食家”项目)。但是戴威和老罗就是折腾大了，欠得多，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关琇总结。3截至1月20日，《燃点》票房545.1万。第一天排片0.2%——这比关琇预想的少。尽管按她之前的构想，这是一部献给创业者的纪录片，受众相对狭窄似乎是必然的局面。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互相理解。以凯叔讲故事创始人王凯为代表的许多创业者，带着孩子去看了电影，希望让孩子知道父母在奋斗什么。有创业者带着员工去看，出影院时，员工抱了他一下，觉得老板真不容易。还有创业者在微博上写，“在快要压不住的时候，我专门到医院重症病房待了一天，好让自己心中的那团火、被生命赶出最深的场面冷却冻结”。反馈如细流般汇入关琇耳中，让她深信，记录下这些创业者的故事是有意义的。但有人质疑，《燃点》点到即止，未能深入，以心灵鸡汤式的采访及无意义的生活细节填充，最终不可避免地落入俗套，成为“创业者的一场集体自嗨”。创业者的有所保留显而易见。原本，罗永浩与戴威才是影片的两大主角。但拍摄进行到后期，ofo面临生死存亡，罗永浩也身陷桎梏，直接对关琇说：“不要拍了，不要再折磨我了。”说服已有名气的企业家参与拍摄并非易事。罗永浩极少接受媒体采访，有张颖牵线，才答应见《燃点》的导演关琇。第一次与Papi团队沟通时，对方一口回绝，关琇不甘心，约Papi的两位合伙人见了一面，事情才定了下来。罗永浩事实上，即便决定被拍摄，也不意味着敞开心扉。罗永浩害怕镜头，采访在小黑屋内进行，用布蒙住机器，关琇与摄影师窝在角落里与他对话。张颖的采访分两次。第一次20分钟，第二次拍到40分钟，张颖起身走了，“他没有耐心，也不想被拍，是挺难拍的一个人”。关琇告诉《贵圈》。关琇很纠结。作为导演，她不想错过任何戏剧性冲突，但不至于死缠烂打，“努力了一段就释然”。她在希望与绝望间摇摆，如同创业，“我很想拍，但是我有一点不忍心。一方面，我天天跟他们微信沟通，他们也不理我。”关琇承认影片当中的“佩服”视角，但她否认《燃点》是鸡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的雷建军曾经对她说，这个片子是“最不文艺的纪录片”。关琇听了很高兴，她自称性格“简单粗暴”，因此影片也带有相似的气质。文艺煽情的鸡汤，在她看来无用至极，马云脱口而出的金句被集结成书，成功大卖，但金句是用鲜血、艰难困苦、不眠之夜、煎熬写就的，这个过程才是最宝贵的。她希望在《燃点》中尽可能多地呈现真相——哪怕被打了折扣。比如，有关创业者权衡事业与家庭的段落。关琇想拍很多人的家庭，拍不了，最后只拍到“新氧”的创始人金星。金星回到家中，女儿不太愿意与他互动。妻子在厨房备菜，对着镜头说，婚前她问金星睡觉打不打呼噜，金星告诉她，只有累到极致才会。后来她发现，他没有一天不累到极限。14位创业者中，不少人只在电影中出现过一两次，对着镜头表达某个观点。团队里有人质疑关琇：“那一大串人都干吗呢?”她却宁肯即使牺牲可看度，也要把他们放进去。关琇说，创业绝非人生必须选择，但若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她对他们表示佩服。4“戴威的理想主义真不是装出来的。”关琇说起一个未剪进成片的片段。片段中，戴威讲述他在青海支教的经历：他在公益项目中结识徐小平，后者建议他创业，以此更有力量地做公益。“所以他的发心离商业其实挺远的。”关琇说，“你不可能让一个年轻的小孩变成一个老狐狸。老狐狸都是练出来的。”时代的风云际会给了戴威机会，让他迅速到达制高点，也迅速跌至谷底，人生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昔日“非常傲”的天之骄子，如今低头弯腰与人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他最大的收获”。安传东尤其佩服现阶段的戴威，四面楚歌时，仍坚持运营。戴维和安传东是《燃点》中年龄最小的创业者，这被安传东视为财富，因为“还有几年折腾”。2017年11月，安传东开始了新的“折腾”——席读。影片中，这是他的故事的结尾。现实生活中，这是他新的开始。席读的办公室在北京高碑店，目前有10位员工。项目是他先前结识的投资人的，后来交由他负责。电影为席读带来了明显的关注度。最近，席读每天增加三五百个用户，每场电影看完都有人下载，半小时一个小高峰。安传东调侃：“估计就是大家想看这么‘二’的人做的产品是什么样的。”安传东曾经是团中央力推的青年创业榜样，2016年、2017年前后曾受邀去北大演讲。“我其实也有高光的那个时刻。”他以为这些素材会出现在电影里，但并没有。他推测，可能是因为导演组给他框定的人设是“草根屌丝”。但依然有不少人将他视为创业导师。碰到前来咨询的，安传东都会说，自己只是创业学徒，告诫对方一定要慎重，要想到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妻离子散”。“你想过吗?”“我想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女朋友，我们俩最穷的时候，4毛钱公交钱都刷不起，那她也没有把我踹开呀。”安传东说。“她愿意支持我，你们有吗?”不过，安传东的梦想已经发生变化了。《燃点》开头，他雄心勃勃，理想是做一家上市公司。后来，理想变为将公司卖给BAT。如今，他更现实些——“为了生存”。“如果创业真的不行了，那我去一家上市公司也可以呀。”他感到年纪渐长，不能再让父母一味支持。并不是非创业不可，只是年轻时，他更倾向于折腾。他预想过最坏的结果——欠一屁股债。2016年年底，第一个项目失败时，他欠下几百万元外债，甚至打算白天上班，夜里捡破烂还债。后来，投资人收购了他先前的公司，这才度过一劫。如《燃点》最初设定的那样。安传东是无数草根创业者的缩影。他有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如罗永浩所说：“泥腿子改变命运的冲动，远远强过富五代守住家业的动力。”纪录片《燃点》海报那个打动导演组的故事中，安传东本打算用搬砖赚得的钱购买一双耐克鞋，没想到被拖欠了薪水。“我觉得我当时就特别委屈……当时就想买一双耐克鞋，你会发现坐地铁上之类的，大家都在穿那种鞋，我一直在穿那种拖鞋，就想换一双鞋。”他非常不解，“北京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讲道理的一个地方，没想到没有道理可言，你就是弱势群体。”几个月后，父亲替他讨回那笔钱，为他买了双30块钱的鞋子。鞋底是空的，踩久了就凹下去，男孩运动量大，穿着穿着，脚底就起皮。但恰恰是那个夏天，使他产生了留在北京的强烈愿望。2009年，安传东考入人大，真正开始“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校园生活。他不会“玩”，同学唱歌如同歌星，他五音不全。学习是他在河南农村最擅长的事。入学后，他定下拿奖学金的清晰目标。考试前，他提前两三个月开始在自习室学习，考试结果一出，奖学金属于没他用功的人。他第一次理解了何为“天赋”、“资源”及“基因”。“你只能拼其他，人需要为自己找一个突破口。”创业是安传东重构自信的方式之一。他感到能力在提高，思想意识也在提高，得到了非常实用的生存教育。如今，每当被问到“为什么坚持创业”时，他总说：“因为这个事情可以给我带来价值。”安传东这样告诉上小学5年级的妹妹：“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得靠自己。”与此同时，他又对她说：“你不用想太多，变成一个有趣的人是你终生的目标。”——他不希望妹妹踏上自己的道路，创业过程中，他放弃掉很多事情，6块腹肌没了，他成了一个“无趣”的人，在为看不清的未来努力着。《燃点》给他带来了关注，也带来了网友的质疑和否定。他没有去网上争吵，但内心仍然忍不住想，“纪录片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情，但是单纯一个片子去给一个人下定义，是不是不够客观?”创业的人都需要强心脏和好心态，“网上说你两句骂你两句受不了了，那你还创什么业?你怎么说你有一个通透的态度?”每个人的故事都在继续，关琇也还在拍。不久前，关琇重看了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那年她7岁，《中国》中的一切就是她的童年——人们穿着蓝绿工装，公共汽车圆乎乎的，普通人家墙上挂着燕子造型的风筝。有时她在想，等人们二三十年后重看《燃点》，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一切，也许同样会穿越时空扑面而来，“你不一定再看它的内容了，但是它会留下一些东西”。...

“大家都害怕业务转型，反而把自己推入了另一个死胡同。”“感觉三条转型路径，每条都不好走。”一家大型互金平台负责人赵诚（化名）感慨说。在1月21日面世的《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下称175号文）提出“积极引导部分正常运营的机构转型为网络小货公司、助贷机构或为持牌资产管理机构导流等”后，他所在平台高层连续开了两天会议讨论业务转型的可行性。“目前多数平台高层认为每条业务转型难度都不小。”他指出，一方面受制于监管压力，互金平台要申请网络小贷牌照的几率依然不高，另一方面助贷与导流业务遭遇银行设定的产品利率偏低、流量成本日益高涨等问题，导致经营压力骤增，几乎都难以“复制”P2P业务的高利润。赵诚坦言，目前他所在的互金平台打算力争备案。但他最大的担心是，即便他最终拿到备案资质，但随着存量业务规模、出借人数量与借款人数量按监管要求持续下降，到时平台将缺乏足够高的利润创造能力，导致其海外IPO估值被大幅调低。记者注意到，在175号文出台后，多家海外上市的互金中概股股价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跌。“事实上，美国资本市场也担心，在175号文将机构退出作为当前主要监管工作方向后，互金平台备案进程将随之再度延后，甚至部分激进的机构投资者认为，即便目前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中国互金平台多是行业头部平台，但这并不能保证它们就能不被清退——只要出现业务违规问题或逾期率大幅上涨（超过10%），它们将很快被划入清退行列。”一位美国投行人士向记者透露，175号文面世后，他们将进一步收紧协助中国互金平台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门槛。“当前多家中国互金平台愿意支付很高的费用，要求我们协助他们完成海外上市，但我们基本不敢接单，因为无论双降要求导致的利润下滑，还是175号文带来的平台清退新变数，都让美国机构投资者不愿再冒险。”他进一步指出。申请网络小贷的“苦与痛”“其实，我们最初打算向网络小贷公司转型。”赵诚告诉记者，但这个想法很快遭到法务部门的坚决反对。究其原因：一是不少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早已暂停了网络小贷牌照发放，如今要针对P2P平台发放上述业务牌照，需要等待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出台新的操作细则；二是不少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在叫停网络小贷牌照发放前，就大幅提高了准入门槛，比如南方地区一些省市地方金融办要求发起方必须是上市公司、注册实缴资本超过3亿元、且拥有丰富小贷业务场景与多位资深金融领域管理人员等，如今随着监管趋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即便重启网络小贷牌照发放，其准入门槛只会越来越高。“仅上市公司作为发起主体一项，足以将多数打算转型网络小贷公司的P2P平台拒之门外。”一家大型互金平台业务主管向记者直言。但地方监管部门收紧准入门槛也无可厚非，互金平台爆雷事件不断突显其风控管理方面的不足，因此它们只能依托上市公司雄厚的资本实力、场景化业务拓展能力、以及较高的合规操作准则作为规避经营风险的第一道防火墙。多位互金平台人士也向记者坦言，即便互金平台成功申请获得网络小贷牌照，也将付出巨大的业务规模利润缩水代价。首先，不少地方金融办规定网络小贷公司年化贷款利率不得超过36%，较P2P平台当前产品实际年化利率低了约30个百分点，导致整个业务利润率大幅缩减；其次，有些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还要求网络小贷公司的杠杆倍数不得超过注册实缴资本的1倍（有些地区适度放宽至2倍），导致业务规模也被大幅限制。一位互金平台向记者算过一笔账，按当前他所在的互金平台实际贷款待收金额60亿元估算，平台要在转型网络小贷公司后维持当前业务规模，注册实缴资本至少得达到30亿元。“我们根本筹不到如此巨额的一笔钱，现在平台海外上市能募集5000万美元（约3.4亿元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如果筹不到这笔钱，既要转型网络小贷公司，又要维持当前业务规模，就成为一种奢望。”他坦言。现在他们最担心的是，一旦为了获得网络小贷牌照而大幅压缩业务规模利润，无形间牺牲了平台未来业务发展速度，让海外上市计划也成为泡影。但记者从一位接近监管部门的知情人士了解到，175号文之所以鼓励部分P2P平台向网络小贷公司转型，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不少P2P平台拿到了网络小贷牌照，但这些平台却受制于P2P的信息中介属性，不能直接开展放贷业务，因此175号文通过鼓励它们转型网络小贷公司，将它们直接划入网络小贷公司（信用中介属性）进行监管，从而有效解决平台双重身份（既有信息中介又有信用中介）所造成的监管模糊地带。转型助贷与导流的“生死劫”赵诚告诉记者，在转型网络小贷公司这条路径行不通后，他们也考虑过转型助贷公司与导流平台，但通过这两天的市场摸底调研，他们同样发现这两条转型路径也相当不好走。以助贷业务为例，一方面近期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接连出台政策，要求农商行资金不得出省，部分省市城商行只有经营省内用户等，导致助贷业务的资金来源大幅受限，另一方面不少地方银行也对助贷业务的产品利率有严格的设定，比如要求消费金融贷款产品年化利率不得超过24%（在法院法律保护范畴内），导致助贷业务在扣除融资成本、运营成本、坏账拨备、获客成本等开支后，几乎不赚钱。“有些助贷机构只能靠收取会员费或担保费（通过关联担保公司收取）抬高助贷业务利润率，但这导致产品综合费率超过年化36%，也会遭遇部分地方银保监局警告——必须将产品综合费率降至年化36%以下。”赵诚向记者透露，这意味着上述助贷业务根本不赚钱。一位有意转型助贷业务的互金平台创始人向记者坦言，现在他们更愿接受信托公司的产品资金，因为他们对助贷业务里的产品费率利率设定相对宽松，但他发现，信托公司能提供的资金毕竟有限，无法支撑助贷市场快速发展。“更糟糕的是，如今越来越多保险公司开始压缩针对P2P业务（或助贷业务）的履约保证保险规模，导致助贷公司只能依靠关联担保公司向银行提供助贷资金安全性，间接导致助贷市场资金面进一步收窄。”他指出。若越来越多互金平台转型助贷机构，势必导致整个市场出现僧多粥少（平台多资金少）的局面。“目前唯一的利好，就是175号文给助贷业务开了绿灯。”一位助贷平台负责人向记者直言，此前在现金贷整治过程里，相关部门出台多个措施，要求银行不得接受助贷机构私下的坏账兜底承诺、银行不得将核心风控环节外包等，导致助贷业务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平台与银行、信托机构之间只能“低调合作”，甚至在合作合同协议上都不提“助贷”两个字。“现在只剩下转型导流平台华山一条路，但这条路其实最难走。”赵诚直言。与助贷行业类似，此前不少现金贷早已转型成获客导流平台，如今他们再进入这个领域，一则失去了市场先发优势，二则容易引发获客导流费用的“价格战”，令整个市场可能都赔本赚吆喝。“尤其在去年流量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获客导流平台其实日子很不好过，盈利压力很大。”一位导流平台负责人向记者坦言，若某中小银行将一年期个人消费金融贷款年化利率约在16%，按贷款额平均1万元计算，即贷款利息收入为1600元，为此银行通常愿拿出400元用于获客支出。但事实上，随着流量成本日益高涨，不少导流平台的有效获客成本差不多在500元以上，这意味着导流平台做一单亏一单。因此不少导流平台都不愿向利率较低的银行提供获客导流服务，转而向用户介绍给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因为后者开出的利率较高，能覆盖导流平台的实际获客成本。在他看来，这也决定了未来只有海量消费场景能形成低流量成本的导流平台，才能在激烈市场竞争里存活下来，若互金平台缺乏获取低流量成本的能力，转型获客导流平台只会加大平台的经营负担。“不少接受获客导流服务的互金平台也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他们目前还没有转型助贷或导流平台的具体打算，大家都害怕业务转型，反而把自己推入了另一个死胡同。”他直言。...

　　2019年的开局，对于云南首富赵宁而言，可谓是诸事不顺：债务危机、股价暴跌、市值缩水、被立案调查、重组失败……其掌舵的“翡翠第一股”东方金钰，陷入多米诺骨牌式的困局；　　而赵宁本人，也从云南首富变成老赖，旗下已无任何财产。　　股价跌近65%（截止1月22日）市值蒸发百亿　　38万股东遭闷杀　　1月22日，东方金钰大跌5.10%，股价定格在3.91元每股，创近6年新低。市值仍有52.8亿元。　　事实上，一年前的2018年1月18日，东方金钰便遭遇闪崩跌停，在停牌近10个月后，于2018年11月2日复牌，随后更是直接遭遇7个“一字跌停”，时至1月22日，其股价累计跌幅近65%，市值蒸发近百亿元。　　而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东方金钰股东数为38万，其中前十大流通股东中，有7席为机构。　　记者注意到，去年三季末现身东方金钰前十大流通股东的多家信托机构资金，合计持股达8000多万股，而这些信托资金多数在2017年三季度新进，持股成本约为10元左右，如果去年四季度没有卖出，按照目前收盘价，亏损达60%。　　原因何在？这和其债务危机离不开。　　负债91亿狂曝逾期　　公司遭调查、重组泡汤　　事实上，自2018年7月份被曝出资管产品利息兑付逾期以来，东方金钰便深陷债务泥潭，并从此越陷越深。　　2018年7月26日，东方金钰发布《关于债务到期未能清偿的公告》称，截至2018年7月25日，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到期未清偿的债务共计9.16亿元。　　随后在回复上交所的监管工作函中，东方金钰更是表示，截至7月26日，东方金钰从50余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处借款约73.43亿元。此外，东方金钰还为其子公司及孙公司等关联企业担保约36.75亿元。　　在这之后，公司的预期债务不断增加。东方金钰给出的解释是：公司所处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受国内宏观资金面收紧影响，致使部分债务到期尚未清偿。　　公司2018年10月底公告，截至2018年10月29日，发行人及子公司到期未清偿的债务本金共计21.89亿元，占发行人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7.76%。　　2019年1月14日晚间，东方金钰又发布公告称，公司新增到期未清偿债务16.7亿元。　　而三季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东方金钰资产总额122亿元，负债总额91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74%。　　与此同时时公司账面资金不到6千万元，显然难以应对接踵而来的债务。　　此外，东方金钰筹划逾1年的重组泡汤。此前，为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东方金钰拟通过其指定下属企业以现金方式购买三项资产，包括金龙房地产100%股权、瑞丽金星翡翠珠宝交易市场、云南泰丽宫珠宝交易市场。　　然而，2019年1月18日，东方金钰发布公告称，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已于1月16日下发《调查通知书》，决定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1月22日晚上东方金钰发布公告称，终止原拟筹划的收购金龙房地产100%股权等资产事项。原因有两个，一是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公司有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二是公司现阶段情况不具备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条件。　　96亿翡翠原石成救命草？　　从上述东方金钰的债务情况可以看出，东方金钰借款多发生在2016和2017年。　　为什么？资料显示，东方金钰在这几年里，花了大价钱采购翡翠原石。2017年财报显示，仅2017年度，东方金钰采购原石数量为338块，金额为25.94亿元。而在2004-2017年，其合计采购原石809块，账面价值45.58亿元。　　而在2018年三季报中，东方金钰总资产为122.33亿元，其中包含价值96.39亿元的存货，而这部分存货中多为翡翠原石。　　对此，东方金钰解释称，“翡翠原材料作为稀缺性矿产资源，面临着资源减少、需求增加的局面。特别是中高档翡翠原材料，近年来产出日益减少、价格飞涨，供不应求的特点更加明显。”　　而2006年至2017年，东方金钰合计销售翡翠原石58块，销售金额5.86亿元，成本仅为1.95亿元，毛利率最高达到70%。　　因此，债务压顶之下，不少投资者寄希望于东方金钰手里96亿元的存货。但也有表示，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这价值96亿的翡翠原石，是否能够偿还债务，仍是个未知数。　　“赌石大王”的首富之旅　　“一刀生，一刀死”，在翡翠原石交易环节，赌石玩家对此谙熟于心。早前，东方金钰的执掌人，赵兴龙、赵宁父子便先后凭借翡翠生意、赌石发家壮大成为云南首富，已为外界所熟知。　　20世纪50年代，赵兴龙出生在邳州市合沟镇小河村（今属新沂市）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8岁那年，赵兴龙参军入伍，几年军旅生涯，锻炼了赵兴龙的意志和身体，这也为其后创建翡翠帝国打好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30岁上下的赵兴龙偶然接触到翡翠原石贸易，并由此发家。“我把时间都用在看石头上面，我对石头的痴迷程度是其他人无法理解的，我只要看到石头可以3天3夜不吃饭。”赵兴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正是凭借这股痴迷劲儿，一代农家子弟终成“赌石大王”，据传他经手赌石的准确率达到八成以上。多年后，赵兴龙的头衔已经囊括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会长、工商联珠宝厂商会副会长、国内首批注册珠宝评估师和翡翠原石鉴定家。　　2003年，赵兴龙成立云南兴龙实业；　　2004年，云南兴龙实业通过资产转换借壳上市；2006年，多佳股份正式更名为东方金钰。　　2007年，在胡润百富榜单中，赵兴龙家族以27亿身家登上云南首富宝座。　　2016年赵兴龙将公司董事长交给儿子赵宁。2017年，赵宁家族以70亿元的财富成为新晋云南首富。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资源的稀缺和炒作都是价格上涨的因素。带领东方金钰成为“翡翠第一股”的赵兴龙父子，无疑是这场赌局里面的最大赢家。　　首富名下已无财产　　被列为“老赖”　　然而，“一刀穷，一刀富；疯子卖，疯子买，还有疯子在等待。” 赌石行业的永远都在挑战着人的心跳，曾经的赢家也有可能为此倾家荡产。　　2018年12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的一份执行裁定书显示：经查，被执行人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赵兴龙、王瑛琰、赵宁名下银行账户内无存款、无机动车登记信息，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该案于2018年7月31日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额为6.71亿元。　　迫不得已之下，法院于2018年8月9日，轮候查封了被执行人云南兴龙实业所有的位于中信银行北京京城大厦支行H80006号、H80002号保管箱内的玉石；于同年8月16日轮候冻结被执行人云南兴龙实业持有的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的6.72亿股股票。　　此外，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东方金钰实控人赵宁列为被执行人14次、失信被执行人1次。今年1月，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在东方金钰与长沙银行广东分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还对东方金钰及实控人赵宁作出限制消费决定。...

只有当大潮退去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谁在“裸泳”。2018年，A股回调30%，原来的明星基金经理都遭遇了滑铁卢，被打回原形。“公募一哥”王亚伟在2018年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旗下8只基金全部亏损，中铁宝盈祥云3号甚至提前清盘。原嘉实基金担任机构投资总监、现淡水泉的赵军去年同样流年不利。截至目前，其管理资金规模已超百亿，旗下118只股票策略基金产品中，九成以上由赵军直接打理。2018年，上述100多只股票产品中全部以亏损收场，没有1只实现正收益。平均亏损范围在20%左右，78只亏损幅度超过20%。另外，还有37只基金产品最新净值已经低于1元。淡水泉精选2期尊享E期是上述118只基金中亏损最多的，其2018年的全年收益率为-29.64%，自2015年3月31日成立至今收益也亏掉了1.15%，截至目前最新净值为0.98元，已经低于1元。WIND数据显示，淡水泉精选2期尊享E期2015年-2017年期间业绩表现突出，一度超过沪深300和同类产品，甚至在2017年年中最高连续6月回报超过28%。进入2018年以来，其业绩表现开始走下坡路，最差连续6月回报为-25%，也直接拉低了其成立以来的业绩表现。淡水泉精选2期尊享E期基本信息与淡水泉精选2期尊享E期情况类似的，还包括淡水泉精选2期尊享D期、淡水泉精选2期尊享C期、淡水泉精选2期尊享B期、淡水泉精选2期尊享A期、淡水泉精选2期共计5只淡水泉精选系列产品，去年的亏损范围都在29.6%左右，最新净值也不足1元。A股行情下跌，公募、私募大佬儿们争相比惨的时代，亏损少的产品已经算得上是熊市的“赢家”。淡水泉投资一百余只基金中，也有在2018年小幅亏损的产品。数据显示，淡水泉新方程2期、淡水泉新方程1期分别成立于2014年9月26日、2015年3月30日，投资经理均为赵军。截止2018年3月底，两只基金产品的净值分别为1.29元、1.84元。淡水泉新方程2期基本信息附淡水泉投资2018年118只股票策略基金产品基本情况：...

新年第一家！又有基金销售公司的私募基金募集业务被叫停。1月21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开出罚单，暂停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私募基金募集业务。根据公告，由于钱景基金销售公司没有履行报送信息的会员义务，中基协认为其在内控机制和人员管理方面存在较大隐患。内控机制存隐患私募基金募集业务两度被叫停中基协称，近日，钱景基金销售公司被发现没有按照要求将公司及高管信息在协会系统中填报，从业人员出现了较大规模离职情况。基于此并综合考虑相关因素，中基协认为其没有履行报送信息的会员义务，在内控机制和人员管理方面存在较大隐患，已不符合开展私募基金募集业务的要求。因此决定暂停其私募基金募集业务，直至整改完毕并现场验收合格。中基协要求钱景基金销售公司自收到决定之日起，立即停止私募基金募集活动，暂停业务期间不得从事下列活动：签订新的销售协议、宣传推介基金、发售基金份额（权益）、办理基金份额认/申购（认缴）。值得注意的是，钱景基金销售公司的私募基金募集业务并不是第一次被叫停。2017年11月，钱景基金销售公司被北京证监局出具了暂停基金销售业务6个月的监管决定书。当时，中基协据此认为其在内部控制、信息安全等方面存在风险，不符合开展私募基金募集业务要求。时隔1年多，钱景基金销售公司再次因内控机制缺失等问题被中基协处罚。盛大集团、银河投资等是其机构股东天眼查信息显示，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赵荣春，由北京财智联合理财顾问有限公司100%控股。公开信息显示，财智联合理财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私募基金管理公司，2014年10月31日在中基协登记备案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旗下备案29只私募基金。财智联合理财公司共有9位股东，除了5位自然人还包括：上海游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镇江银河投资创业有限公司、北京华山弘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珠海久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中，上海游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盛大集团旗下投资公司所备案的一只私募股权基金，最终实际控制人为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而镇江银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为银河投资，珠海久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则是新三板挂牌私募久银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监管趋严，多家基金销售机构被罚近年来，随着私募基金行业监管趋严，多家基金销售机构的私募基金募集业务因违规被叫停。自2017年11月以来，中基协已开出6张罚单：2017年深圳新华信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汇联基金销售有限公司2家被罚，2018年尚智逢源（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3家被罚。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则领走了2019年第一张罚单。据基金君梳理，这些公司所涉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内部控制、员工资质及管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经营管理等方面，尤其内部控制风险普遍存在。不只中基协，近年来监管部门对于基金销售机构的合规性要求趋严。浙江金观诚基金销售公司就因内控方面的诸多问题和风险，一年内被监管点名4次，其基金销售业务近日被继续暂停1年。统计显示，2018年，至少11家基金销售机构收到来自地方证监局、银监局及中基协的罚单，其中包括6家第三方基金销售平台，此外银行类基金销售机构也是整治重点。对于基金销售违规，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目前处罚警示并不少，但多属于事后，未来应加大事前和事中监管力度。比如事前从牌照、股东资质及是否具备基金销售能力等方面进行考察，更重要的是在事中利用技术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及时发现销售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在涉毒、涉恐、涉赌、走私和贪腐案件中，频现地下钱庄的身影。其通过提供资金划转和本外币兑换而成为犯罪活动的“帮凶”，亦是贪腐资金的“洗白工具”。这些性质不明的跨境资金还游走于金融机构之外，对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深远的冲击。但长久以来，地下钱庄总是有些神秘，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对地下钱庄的不同想像，也十分好奇它是如何运作的，为何能动辄启动上百乃至上千亿元，未来它的生存空间还会这么巨大吗？　　藏形匿影　　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发布的《反洗钱报告》将“地下钱庄”界定为一种特殊的非法金融组织，它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利用或者部分利用金融机构结算网络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跨国资金转移，资金存储以及借贷等非法金融业务。　　地下钱庄最早出现在外向型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目前被摧毁的地下钱庄虽然五花八门，但主要分为汇兑型与转账提现型两类。汇兑型地下钱庄多进行买卖外汇、跨境汇款等非法金融活动，以及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转账型地下钱庄主要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借贷拆借、高利转贷及典当、私募基金等非法金融活动。　　汇兑型地下钱庄主要有明、暗两条线的资金交割方式，目前以暗线的运营方式为主。暗线即境内外本外币分别交割的方式，人民币资金运作在境内完成，外汇资金运作由境内地下钱庄控制在境外循环。客户在境外将外汇存入或交付地下钱庄的境外机构后，在境内去收取人民币；或在境内将人民币交付地下钱庄，在境外指定账户收取外币。实际上，人民币没有流出境外，外汇也没有流入境内。明线即资金在境内直接划转，主要是外汇资金由境外汇入后，利用分拆的形式规避结售汇额度管理。　　近几年被媒体曝光的地下钱庄大案多属于汇兑型地下钱庄。外汇局台州市中心支局副局长杨齐利对记者说，这类地下钱庄的主要运作手法是“对敲”，即境内外地下钱庄定期平盘、对冲，行踪十分隐蔽，交易方式简单、便捷，多数交易可在1小时内完成，资金周转比银行快。其资金流向地域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转账型地下钱庄则具体表现为从单位银行账户将资金集中转入另一个或几个单位银行账户，再分散转入众多个人银行账户，最后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转账提现型地下钱庄运作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将资金从对公账户转至个人账户。由于对公账户转到个人账户受到当地银行监管部门的限制，所以这个环节多发生在异地，具有隐蔽性。此类型地下钱庄主要依托空壳公司套取人民币现金，多数是为逃避现金管理以及有关方面的监管，但也不排除对贪污、贿赂、骗税、侵吞国有资产等非法所得进行洗钱的违法犯罪。　　升级迭代　　传统的地下钱庄多通过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方式虚构贸易背景非法买卖外汇、擅自从事跨境资金收付，或通过个人分拆购付汇等实现资金非法跨境。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资深研究员陈国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地下钱庄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运作形式，如虚构跨境股权转让交易背景，或大幅虚增股权转让溢价来实现资金转移；借道跨境担保履约，将非法资金通过履约形式跨境转移，以达成资金洗白的目的；构造虚假的境内外直接投资，并往往以母小子大、快设快出、大额非主业、基金合伙企业等形式进行运作。　　随着互联网支付的快速发展，地下钱庄交易更多转向了网络交易，并由此带来交易手段、特征等方面的新变化。外汇局浙江省分局局长殷兴山指出，以往地下钱庄依托合法金融机构的结算网络进行非法交易，比较多见的方式为借道NRA/OSA账户转移资金，或银行卡境外刷卡提取外币现钞。而现在，第三方支付也成为地下钱庄资金流转的新途径，即通过第三方支付企业开设“虚拟账户”实现非法资金流转，规避资金真实用途审核。　　外汇局东莞市中心支局副局长袁沛林向记者表示，地下钱庄资金流入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领域的趋势值得关注。相较于银行，证券及保险等对于可疑交易的监管相对薄弱，这给了地下钱庄可乘之机。这一领域的非法交易活动，已成为对地下钱庄监管的新难点。　　目前，地下钱庄正逐步向多元化发展，涉及信贷、结算、汇兑、票据融资等领域，可以采用现钞、网上银行、POS终端、信用卡等方式交易。同时，地下钱庄的交易还体现出资金调拨频繁，集中进、分散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灵活运作，以及经营所需本外币资金来源有相对固定的群体等特征。　　绝不姑息　　地下钱庄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现阶段才出现。由于地下钱庄的巨大危害性，各国对地下钱庄基本上都持严格监管和打击的态度。　　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副司长肖胜指出，作为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非法金融组织，地下钱庄就像一颗“毒瘤”，严重影响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危害了国家的金融安全与稳定，需要坚定不移地予以持续严厉打击。　　早在2001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与公安部就成立了“打击非法买卖外汇违法犯罪活动联合办公室”，将地下钱庄等从事非法汇兑活动的外汇非法交易作为打击重点，部署和督导各地开展打击地下钱庄的工作。与此同时，基层外汇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在打击地下钱庄的机制建设和部门合作方面也进行了有效的尝试。　　随着地下钱庄的形式越来越隐蔽，监管对象也从主要关注地下钱庄经营者覆盖到地下钱庄整个上中下游环节。2015年，根据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外汇管理局，从2015年4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的专项行动，有力推进了地下钱庄案件线索的发现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处理。　　自2015年以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组织开展的“天网”行动框架下，外汇局已连续四年与人民银行、公安机关合作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的专项行动。2018年，外汇局系统协助公安机关共破获地下钱庄70余起，涉案账户资金交易流水逾千亿元人民币。　　外汇局在严打地下钱庄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地下钱庄“客户”的查处力度。2018年，外汇局共查处地下钱庄交易对手案件1400余起，共处罚款2.3亿元人民币，有力惩治并震慑了地下钱庄的客户群体，从“需求侧”挤压了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　　在记者看来，性质不明的跨境资金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会形成巨大的资金“黑洞”，其巨大的危害性不言自明。绝不姑息、严厉打击地下钱庄将是我国未来应长期坚决贯彻的监管原则。　　久久为功　　打击地下钱庄涉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涵盖了司法、公安、金融、外汇、海关、税务、工商等诸多部门，因此形成打击地下钱庄的“组合拳”至关重要。　　现阶段，外汇局已与人民银行、公安机关在严打地下钱庄方面达成高度共识，建立起了一套线索筛查、移送和会商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多部门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监管合力局面。但由于地下钱庄交易形式日趋多样化，涉及领域广、交易手法隐蔽，外汇局未来仍需以异常外资资金流动监管协调机制为依托，进一步加强与人民银行、公安部等多部门的监管协作，充分利用各类调查资源，追溯涉案资金交易网络、补充完善证据，并扩大监测范围，提高打击的准确性和打击成效。　　本外币资金清算在境内外拥有各自相对独立分割的融资清算系统，对境外端的监管并非易事，寻找突破口和抓手显得尤为重要。殷兴山对记者说，利用境外机构账户是地下钱庄转移资金的主要方式，所以需加强对境外机构的境内账户监管，适当提高NRA账户开立的准入要求，防范交易主体通过注册空壳公司多头开立NRA账户。与此同时，需要积极探索建立本外币监管一体化的NRA账户体系，以了解NRA账户实际控制人、资金的真实性质和来源。　　完善相关顶层设计也凸显重要。外汇局福建省分局副局长陈耕指出，地下钱庄经营的网络化趋势日益突出，需要我国加强国际、区域司法和警务合作，形成跨地区、跨部门的合力，严厉打击涉及洗钱等犯罪性质的地下钱庄。他同时建议，可汇总全国近年来破获的地下钱庄特点和运作模式，建立全国性地下钱庄数据模型库，通过导入资金交易数据，快速甄别符合地下钱庄特征的线索。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部分社会民众、企业对地下钱庄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并没有意识到经营地下钱庄以及与地下钱庄交易均属违法行为。鉴此，肖胜指出，外汇政策宣传需常抓不懈，并与案例警示教育相结合，加强对个人结售汇、外币现钞、经常项目收支等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政策宣传和风险提示，让社会公众了解外汇业务合法办理渠道和方式，揭示地下钱庄交易的巨大危害和风险。　　打击地下钱庄是一项长期工程，需坚定不移、久久为功。公众及企业需增强守法合规和风险防范意识，银行需强化合规意识，守住风险底线，认真落实展业三原则。监管部门则需完善跨部门联合监管打击地下钱庄的长效工作机制。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地下钱庄的未来治理将有望进一步取得成效。　　银行补位　　在对通过地下钱庄进行的赌博、走私、逃骗税、洗钱等非法活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也要对这些活动的背景加以具体分析，区分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疏堵并举。　　中国由于地域经济和金融条件的差异，各个地区都具有比较鲜明的特征。不同钱庄的客户群体选择通过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的动机也各异。　　记者在著名侨乡浙江青田采访时发现，此地“地下钱庄”的一部分生存空间是正规金融机构网点缺失留下的市场空白造成的。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外汇管理部门积极支持外汇银行在华侨侨眷集居地设立外币代兑点。截至2018年11月底，共设立了14家外币代兑点，累计兑换金额达37008万美元。与此相似的地域还有福建的福清等侨乡，这些区域也可通过完善金融服务来压缩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曝光的地下钱庄案件显示，银行机构在地下钱庄中充当了资金流动的重要载体。兴业银行交易银行部副处长潘心冰就此对记者说，在防范地下钱庄中，商业银行应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主要的事前防线，可以有所作为也应有所作为。　　对于防范地下钱庄借助银行体系从事资金非法出入境的行为，潘心冰认为，银行切实履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核义务，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人员管理。防范银行员工不作为，甚至参与地下钱庄交易。二是提升服务能力。要在保障客户真实合法的需求在银行得到满足同时，通过加强正面宣传来引导实需。三是提升展业能力。银行使用NRA账户、OSA账户等便利条件，应基于对客户的充分了解而不是简单照搬便利化措施。四是提升技防能力。银行一方面应加强网络业务的敏感词过滤功能，另一方面，可以基于金融科技，如运用大数据分析以及基于客户标签、画像等对客户的立体化识别来进行防范。　　陈国松认为，地下钱庄所涉及的外汇政策和业务流程具有复杂性，其交易的隐蔽性也更难被银行识别。这些变化均对现有银行的业务处理能力和专业识别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合规经营难度也随之加大。银行亟需提升现有国际业务人员的素质，加强业务培训和反洗钱甄别能力，提升银行面对经济形势变化的转型生存能力，以实现效益与合规同步。　　中国银行业与欧美主流同业相比，防范地下钱庄存在一定的差距。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贸易金融部总经理薛键也认同上述说法。他指出，首先社会支付及反洗钱大环境不同。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对银行开户、支付清算等，尤其是现金的使用，有着比国内更为严格的反洗钱要求。其次，欧美等地区对支付业务的反洗钱、反地下钱庄的审核及信息要求详细且严格，信息需逐笔收集，KYC要求更高。我国银行业对在反洗钱控制上存在的短板一定要补齐。三是发达国家对账户及支付的大数据具有强大的分析和监控功能，能更有效且实时监控及发现有洗钱及地下钱庄特征的账户及交易，并及时发出警报。　　尽管打击地下钱庄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当前的地下钱庄依旧大案频出。这其中的原因除上游犯罪行为的需要外，也与近年来的社会跨境投融资需求日益增长有关。正视上述存在的事实，疏堵并举，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对于地下钱庄的治理经验，多管齐下，相信假以时日，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定会被不断压缩。...

　　最近娱乐圈某大叔“人设”崩塌，令粉丝失望不已，羞于承认曾经粉过他。在股市中，也有一些个股，突然就“股设”崩塌了，而它们的粉丝，不光失望，还要付出真金白银的损失。　　1、康得新　　最近“股设”崩塌的，是康得新。这个料还是自己爆出来的，1月15日早间，公司连续发布两份关于两期短期债务可能违约的公告，由于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合计违约金额15亿元，成为2019年第一家新增信用债违约主体。　　公开资料显示，康得新曾被认为是新材料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新材料、智能显示、碳纤维三大核心主营业务，一度被誉为“中国的3M”。自上市以来，康得新营收和净利润一路上扬，2017年股价实现了翻倍增长，被市场视作白马股。从2018年三季报来看，康得新是一家绩优且手持大把资金的公司。三季报显示，截至9月30日，康得新货币资金高达150亿元，可出售金融资产42亿元。　　康得新手握150亿元货币资金，为何却连15亿元债券都还不起？这个问题，就好比作家六六爆料大叔，作为国内一线男星，“到最后的岁月他连花十几万都要找人借钱。而有些花销还是因为他真的工作需要。”　　谁能想到呢？　　2、长生生物　　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最先攻破的，大叔的人设崩塌，缘于2018年中秋节女主朋友圈细数七年情，一石激起千层浪，近日又因女主被拘捕再次引爆网络。同样在2018年，也有一只个股“股设”崩塌，缘于内部员工的举报。　　据媒体报道，接近长生生物的一位疫苗业资深人士说，长生生物事发是因为内部生产车间的老员工实名举报所致。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2018年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通告长生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的行为。　　2019年1月14日，长生生物收到了深交所对其强制退市的决定。　　从公之于众，到走上退市之路，刚好半年时间。这可坑苦了一众投资者。　　从长生生物近三年营收和利润增长情况看，增长迅猛。2017年年报显示，公司营收15.5亿元，同比增长52.6%，从2015年重组后近三年的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9.74%，还有近20亿元现金用于理财。毫无疑问是股民眼中的明星公司。　　谁能想到呢？　　3、康美药业　　2018年医药股黑天鹅频飞。继长生生物后，曾经市值千亿的“中药帝国”康美药业也在短短半年时间股价轰然“倒塌”。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一则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再次将康美推向烈火边缘。在此之前，康美药业已经历多轮暴跌。2018年下半年来，康美药业陷入质疑漩涡，股价遭遇数次闪崩和持续下跌，10月中旬，有媒体发布质疑文章，称公司存在货币现金高、存贷双高、大股东股票质押比例高和中药材贸易毛利率高等问题。受此影响，10月16日，康美药业盘中闪崩，当日市值跌破千亿关口。目前仅剩300多亿元市值。　　“因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从证监会的表述来看，康美药业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成立于1997年的康美药业于2001年登陆资本市场，经过多年发展，获得千亿市值、营收超200亿、净利超30亿的中医药“航母”地位，被称为目前国内中医药产业业务链条最完整、资源最丰富、整合能力最强的龙头企业之一。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很强大的公司，却因为几篇质疑的文章走下神坛，着实令人深思！　　谁能想到呢？...

摘要：安井食品爆出疑似非洲猪瘟事件，而股价却先一步闪崩，出货的多是机构。为何如此重大事件未能在第一时间公告？据悉，幕后老板章高路曾多次陷信披违规以及违规减持。公司股票自去年解禁以来，管理层在二级市场频频减持，控股股东国力民生则在可转债上套现。1月21日, 安井食品刚一开盘便直奔跌停，收跌7.13%，成交3.25亿元。正当市场对此困惑不解时，直到当晚，安井食品才对此发布了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称，近日，甘肃省庆城县在对非洲猪瘟疫情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安井食品全资子公司泰州安井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批次为 2018112450T 撒尿肉丸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公告中的“近日”颇具玩味，有消息称，在安井股份发布公告之前，关于安井旗下子公司撒尿肉丸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的消息早已流传。公开资料显示，1月19日上午，甘肃会宁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紧急召开全县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推进暨规范餐厨垃圾处置和生猪产品监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冷冻肉品市场大排查、开展“安井”牌非洲猪瘟带毒肉丸进行紧急排查和处置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也就是说，“安井”牌1月19日就遭到排查，上市公司于1月21日晚间才发布公告，还是在公司股价闪崩之后。股价都已经崩了，再提示风险似乎意义就不大了。来源：会宁食药监管官方微信1月19日文章资料显示 ，泰州安井食品有限公司是安井食品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1年3月，注册资本3.6亿元，经营范围包括速冻食品速冻面米、速冻肉制品等。泰州安井2017年度生产撒尿肉丸0.9万吨，约占公司及各子公司当年全部产量的2.56%。对于任何一家食品生产企业来说，食品安全问题向来是不可触犯的红线，也最容易造成黑天鹅事件。安井食品作为国内速冻火锅料一线企业，如此重大事件为何上市公司没有在第一时间公之于众，而是等到股价触及跌停后，才迟迟做出回应？疑似疫情发生后，安井食品公布了应对措施，措施中多为自查行为，并未提及该类产品或相关批次是否暂停生产或出售。机构第一时间出逃1月21日，安井食品开盘即跳水，大幅下跌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成交量，全天成交3.25亿元，是自2017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成交额。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卖出前五名合计占比达47.87%，约1.55亿元，其中4家是机构专用，合计超1.35亿元。有趣的是买入前五中，也有4家来自机构，4家合计买入约8000余万元。来源：东方财富而卖三的营业部“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恰好与去年大宗交易买方营业部相同，2018年6月6日与6月29日，该营业部通过大宗交易分别买入123万股和33万股，合计约5000万元。昨日该营业部卖出1930万元。回顾安井食品过去一段时期的交投情况，日成交量普遍集中在数千万元上下，个别交易日甚至不足2000万，从1月21日机构的抛售量来看，市场恐怕难以消化得了，因此，不排除买进前五名是用来对倒的可能性。幕后老板信息披露屡违规从2018年三季度公布的数据看，安井食品的最大股东是新疆国力民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民生”），持股比例为43.14%。国力民生成立于2000年11月，注册资本2.5亿元，主要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等。国力民生的董事长及法人是章高路，其持有国力民生32.93%的股份。招股说明书显示，章高路也是安井食品的实际控制人。国力民生同时还是上市公司航天发展的股东，截至去年三季度，国力民生持有航天发展4.35%的股份。据公开资料显示，章高路1976年出生，1996年至2000年，担任江苏省常州市北环物业公司副总经理；2000年至今，历任国力民生副总经理、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长；2006年7月至2013年8月，担任闽福发A（航天发展曾用名）董事、董事长；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兼任闽福发A董事会秘书。作为实控人的章高路，在持股闽福发A期间，于2007年因为信批违规两次受到深交所批评处分，均是信息披露不及时。2011年，章高路又因为大股东违规减持引咎辞去闽福发A董秘职务，并被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曾有媒体报道：2012年6月，上海市质量技监部门、工商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对上海华灵乐购生活购物有限公司抽检中发现一件由无锡民生3月20日生产的猪肉粽存在菌落总数、大肠菌群不合格的情况。2014年的招股说明书，安井食品曾披露此项内容，但到了2016年却悄然不见了。对此，安井食品回复称，根据相关规定，因事件已不在报告期内，故我司在2016年更新后的招股书中不再披露该内容。董高监密集减持，大股东套现可转债？安井食品于2017年2月上市，到2018年2月22日首批解禁盘复出，去年5月以来，一众高管开始了密集减持。其中，公司法人代表、现任董事长带头减持。公告显示，截至2018 年 11 月 13 日，刘鸣鸣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3,399,9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在其减持时间 区间届满前，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刘鸣鸣减持价格区间为34.26 - 39.12元/股，套现1.26亿元，权益变动前刘鸣鸣持股12.64%，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为11.07%。其他股东也有不同程度减持。去年7月，公司发布了公开发行可转债公告，共发行 5 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 500 万张，50 万手。截至目前，可转债价格为108元，高于发行价，转股价为35.46元，低于当前正股价格的36.18元。2018 年 9 月 21 日，安井食品接到控股股东国力民生通知，截止 2018 年 9 月 21 日收盘时，国力民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安井转债 500,000 张，占发行总量的 10%。具体变动明细如下：来源：安井食品公告书随着股价的闪崩，21日，安井转债也放量大跌4.15%，国力民生剩余转债是否会继续清仓，目前尚不得而知。关于此次疑似猪瘟事件，安井食品在公告中表示，公司不属养殖、屠宰类行业，为生产加工型企业，具备严格原料索证制度和完善防控体系能力。公司所处行业对非洲猪瘟检测能力存在不足，即便猪产品原料的采购全部 来自非疫区且索证齐全，也可能存在原料已被污染的情况。虽然看似理由充足，但如果出了事，风险还得企业自己承担，管控范围的局限性是否会成为“黑天鹅”趁虚而入之处？...

银行大股东们的“空手套”——我准备写这个话题并收集素材已经很久了。我所观察到的一大风险点是，一批小银行的大股东企业们都有这样的财技：在根本没充足资金的情况下，先找各种名头、各种暗中控制的融资平台，从这家银行贷出巨款，然后再用这笔钱收购银行股权；末了，这些股权还可以拿出去质押再贷出钱。对，就是无中生有地搞出一大笔钱。“愉见财经”正在收集贷款资料的某去年发生过债券违约的大型民营集团，2016年收过南方某城商行N的股权。其资金来源，就是靠其自己实际控制的多个融资平台，先向N总共贷出了约30亿，反手再用一个干净的主体，出资不到20亿，入股N的股权，并跃升至N的第一大股东。对这样的财技，N的高层显然并非不知情。因为入股完成后，N的某副行长甚至被派驻了这家民企的某个外部平台任高管，其实就是替银行去看着资金的。更关键的一点是，当一批民企成了银行的前几大股东后，这些银行或多或少就被“绑架”了，有的几乎成了股东的“钱袋子”。“愉见财经”所亲身遇到过的最夸张的情形是，已经下午4点多了（也就是就快关账了），大股东一个电话打给分管副行长，要求往自己公司账上打8000万。因为我手上有你银行的股权，我就像是你的主子，相当任性。什么贷审会呀、过流程呀、资金用途审查呀、追加抵质押或担保呀，统统事后再说吧，反正我现在急着用钱，你赶紧打款。上述调查我们还在做、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毕竟相关银行尚未“东窗事发”，亦即很多问题还是捂着的，作为一个系出无门的自媒体，没有足够文书证据，尚不敢贸然指名道姓。但已有银行“东窗事发”了，有司法调查、有监管定调、有细节公布，就方便“愉见财经”给大家举例了。今天的例子，是凉山州商业银行。这家成立于2007年5月的银行，是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成立的首家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据其2017年年报，这家银行的净利润还不到区区2000万元。可是一家一年赚不到2000万的银行，被骗起贷来却上亿。先来顺着今天的话题，给大家讲讲这家银行的大股东西昌泸山铁合金公司，是怎么耍“财技”从银行搞钱的。鸣谢：下文调查来自微信公众号“成都财经圈”；ID：chengducaijingquan。（截至年报期末，凉山商行注册资本约5.6亿元。下图是前十大股东图，西昌泸山铁合金系第三大股东。）据“成都财经圈”报道，2014年6月，泸山铁合金公司董事长杨承斌找到凉山商行董事长郝卫宁，有人准备转让凉山商行股权，杨承斌征询郝卫宁的意见能否接盘，郝卫宁表示可以接，因为四川发展也要来投资了。财技来了：杨承斌手中无粮啊！于是，郝卫宁召集人来商讨，最后谋划出了以铁合金公司一个技改项目的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办法。杨承斌拿到的贷款金额为5265万元。但据凉山商行的一个客户经理事后的说辞，技改这件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在会上被讨论出来的。这名客户经理说，按照《贷款通则》的规定，我们都明知是假的，贷前调查这一步肯定就不搞了，剩下贷中审查这个环节要进行，也不过是审查杨承斌提供的造假资料看看是否符合贷款程序规定。问题关键是，贷款是用于购买技改机器设备，那发票哪里来呢？客户经理说：“如果不是杨承斌当时保证说能搞定发票，我肯定不敢办理这笔贷款。”类似的财技故事还有一则。2013年6月，泸山铁合金公司董事长杨承斌也找过凉山商行董事长郝卫宁、行长王某，提出棚户区改造资金短缺，准备贷点款。由于土地性质问题，不能以棚户区改造名义申请贷款，最后三人商量出了一个“以职工名义贷款”的办法。做法是，泸山铁合金公司财务科向银行提供了铁合金169位职工个人贷款申请书、征信报告等资料。凉山商行安排五个客户经理，“火把节”都没有休息，就按资料加班加点做贷款。据“成都财经圈”报道，凉山商行个贷中心办理的最长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但铁合金给的名单则是最长不超过10年；个贷中心办理的执行利率最低不低于40%，但铁合金最后执行的仅仅是基准利率上浮10%。“除了金额，各项数据都超出了我们平时办理的限度”，这五个客户经理当时都提出了异议，“还有办理贷款时的面谈和面签，贷款人也不来……”然而，异议无效。两个月后，4115万元的贷款还是发放下来了。最后，至于泸山铁合金与凉山商行高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有一个细节：因为政策不允许银行混业经营，据说凉山商行当时要成立公司，就准备由泸山铁合金的杨承斌来代出资、代持股。（杨承斌因其大股东身份，也是银行的董事。）不过侥幸的是，截止去年8月，泸山铁合金公司在凉山商行的贷款己全部归还，没有给银行造成损失。可是当一家银行管理混乱，在泸山铁合金这里虽然没有发生贷款损失，在别的地方，早晚还是会被骗贷。据查证，一名涂姓老板就连续成功骗贷了62笔，以62个个体工商户、个人及企业为贷款主体名义，总金额2.23亿元。加上利息，直接造成凉山商行贷款损失近3.8亿元。夸张的是，在62个“贷款主体”中，除了两家餐饮公司实际存在，涂老板用来贷款的所有农家乐休闲庄和其它公司，都是“不存在”的。另外，涂老板还冒用超过10个个人的名义贷款。当地纪委相关报告称，这“典型塌方式腐败”、“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好在天网恢恢，腐败就要付出代价。2017年，凉山商行迎来了一场清算与救赎，多人先后被抓或协助调查，其中就包括凉山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郝卫宁，凉山商行风险管理部原主管（总经理级风险主管）毛明，西昌市泸山铁合金公司董事长杨承斌等人。...

划重点：1、沈玉兴在反思提升会议上承认，“对于大势的判断有所偏颇，在明知房产形势有所变动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地产实现千亿销售额，这就导致高价拿地和高价楼盘，也是源于定力不足所致。”2、整个2018全年，佳源国际股价飙升107%。此次暴跌前，其市盈率达到惊人的16.15。与之对比，包括碧桂园、恒大、万科等港股内房股股价却在大幅回调，市盈率多在5—7倍之间。3、杠杆比例过高，在市场逐渐杠杆平稳的趋势下，销售放缓，很容易出现债务违约等问题，现在看，对于2017-2018年排行榜突然上升的房地产企业，都有非常大的资金链压力。一场“大屠杀”之后，港股上市公司佳源国际控股（02768.HK）元气大伤。1月17日下午1时起，该公司股价突然暴跌，短短两个小时内，自开盘价每股13.26港元，最高跌幅89%，收盘时下跌80.6%，至2.52港元。彼时，佳源国际实际控制人沈玉兴（又名“沈天晴”）正在医院看望病人。直至当日下午3时许，他才注意到公司市值已经蒸发8成有余。他自己的9232万质押股份遭遇强制平仓。此后两个交易日，佳源国际的股价回升至4.78港元，企稳在即。未料到，1月22日港股开盘，股价再次暴跌22.59%，至3.7港元。该公司紧急申请自当日下午暂停股票和债券的买卖。在没有跌停板的港股市场，这家来自浙江嘉兴的中小房企之市值，从原来的300多亿港元，蒸发到只剩93亿港元。该公司控股股东沈玉兴对投资者声称，推断此次股价暴跌源于做空发布虚假消息，误导投资者。截止发稿，未有做空机构回应对此负责。但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佳源国际隶属于佳源创盛控股集团（下称“佳源创盛”），后者起步于浙江嘉兴，原是一家中小房企，通过三年多的资本运作，现已是一家控制着5个上市公司平台的产业集团，业务范围包括房地产、家电、能源、锡矿、智能家居等。佳源创盛高度扩张的动力来自于主业房地产板块，除却一般抵押贷款之外，还包括股权质押融资——控股股东沈玉兴将佳源国际6亿股（占已发行股本的23.9%）用于质押融资，又将佳源创盛98.83%的股权进行贷款担保，用于对外并购。随着房地产行业融资难度加大、成本上升，原本充满想象空间的佳源创盛被怀疑资金链吃紧。旗下港股上市平台佳源国际股价暴跌，正是投资者看空之表现。错判千亿目标“2018年的主题为‘千亿奋斗年’，销售总收入要实现1016.7亿元。”2018年初，沈玉兴在年度工作会议上豪言。当年7月，他再次重申，2018年下半年最根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切实保证地产销售千亿奋斗目标的实现。但是，紧绷的楼市调控令市场急速冷却，甚至龙头房企的万科都喊出“活下去”的口号。仅仅四个月之后的11月底，沈玉兴在反思提升会议上承认，“对于大势的判断有所偏颇，在明知房产形势有所变动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地产实现千亿销售额，这就导致高价拿地和高价楼盘，也是源于定力不足所致。”不过，在佳源国际股价暴跌后，这一官方通稿被从官网上删除。最终，佳源地产集团2018年实现875.5亿元的销售额。佳源国际控股是佳源创盛地产板块的唯一上市平台，2018半年报显示，其项目集中于江苏地区，包括扬州（60%）、泰州（15%）、苏州（10%）等。不过，佳源国际并非是沈玉兴执掌的全部地产业务。第一财经援引佳源地产集团的数据宣称，佳源国际只占该集团地产业务的20%，旗下申城、杭城、安徽、京城及文旅五家地产公司的业务，并未装进上市公司板块。仅就佳源国际来讲，2018年上半年新增土地储备集中于粤港澳大湾区、柬埔寨等，总土地储备约980万平方米。其中位于江苏的土储依然占比最大，达到67%。此前，2019年1月2日，易居旗下的第三方研究机构克而瑞发布《2018中国百强房企销售增幅排行榜》显示，佳源集团2017年、2018年销售额分别为79.2亿元、875.5亿元，一年之内10倍的增速排名榜首。与此同时，“买假排名、包装融资”的质疑声在市场上甚嚣尘上。佳源国际2018年财报显示，上市公司2018年合约销售额为201.8亿元，相比2017年的103.7亿元，同比实际增幅94.6%。随后，佳源地产集团声明称，“79.2亿”的数据，只是克而瑞自行监测的佳源国际2017年的销售额，佳源集团与佳源国际主体完全不一致，佳源地产集团2017年销售额为508.25亿元，2018年销售额为875.5亿元（包含佳源国际的201.8亿元），实际增幅72.2%。业绩突飞猛进的同时，佳源国际股价也在2018年出现与大熊市严重背离飙升的情况。《棱镜》注意到，整个2018全年，佳源国际股价飙升107%，最高达到16港元/股。此次暴跌前，其市盈率达到惊人的16.15，股价涨幅与市盈率均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与之对比，包括碧桂园、恒大、万科等港股内房股股价却在大幅回调，市盈率多在5—7倍之间。百亿债务压身“两笔合计价值3.5亿美元的优先票据到期违约，导致股价暴跌”。1月17日，佳源国际股价暴跌时，市场传来公司债务违约的消息。随后这一消息被官方澄清，“票据到期时已支付本金及利息”。不过，佳源国际依然面临百亿债务压身。除了还清的3.5亿美元优先票据外，公司2018年半年报显示，佳源国际还有两笔合计1亿美元的债务将于2019年4月、5月到期，年利率8.5%。此外，截止2018年6月底，公司的银行及其他借款约为99.5亿元，其中33.3亿元将须于一年内偿还，剩余66.2亿元一年后偿还。而其2018上半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仅为85.86亿元。其融资成本也从4300万元增至6700万元，增幅高达56%。短期偿债负担与现金余额之间的冲突，与该公司此前过度扩张高度相关。2016年在港交所上市后，佳源国际开始蒙眼狂奔，大肆揽地，触角甚至伸到柬埔寨金边。2018年6月，沈玉兴对媒体表示，2018年能完成2700亿货值储备，到目前为止，只需要再补充相当于230亿货值的土地，“按照两年去化，今年实现千亿势在必成，后续的千亿之路也有了支撑。”而根据佳源国际1月21日的声明，公司已获得14个项目，新增土地储备建筑面积约370万平方米。截止目前公司拥有的土地面积已超过980万平方米，足够未来3至5年发展需求。不过，规模的膨胀带来的是负债率的高企。2012年至2015年，佳源国际的净负债率分别高达183%﹑357%﹑304%、380.5%。2016年上市后，该数据才逐渐下行，2016至2017年分别为150.2%、125.6%。尽管2018年上半年净负债率达到85%。不过，这也已经超过行业的警戒线。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棱镜》表示，杠杆比例过高，在市场逐渐杠杆平稳的趋势下，销售放缓，很容易出现债务违约等问题，现在看，对于2017-2018年排行榜突然上升的房地产企业，都有非常大的资金链压力，因为过度扩张，中小型房企将是未来市场最大的风险。2019年，佳源国际或许不会是孤例。在现有的行业与融资环境中，资本市场对高杠杆中小房企的信心大概率还将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