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发布私募基金管理人异常公示情况通报（以下简称“通报”）。通报内容显示，根据中基协发布的相关公告及通知，截至2019年1月底，中基协已将4040家未按时履行信息报送义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异常机构对外公示。具体来看，未按时通过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以下简称“AMBERS系统”）履行季度更新义务累计达2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3376家，未按时通过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备份系统（以下简称“信披备份系统”）备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第三、四季度季报、私募股权（含创业）投资基金2018年半年报累计达2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1078家，未按时通过AMBERS系统提交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的私募基金管理人879家。中基协还表示，自相关文件发布以来，私募基金管理人积极履行信息报送更新及备份义务，填报质量得到有效提升。截至2019年1月底，AMBERS系统中私募基金2018年第四季度信息更新完成率达到92.04%，信披备份系统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第四季度信息披露报告备份完成率达92.45%，私募股权（含创业）投资基金2018年半年度信息披露报告备份完成率达86.50%。...

因违规贷款的问题，上市公司汇源果汁（1886.HK)已经停牌十个月，而港交所留给汇源内部核查的时间也只剩下十个月。按照汇源果汁此前发布的公告，该公司未能在2020年1月底完成港交所列出的复牌条件，港交所将会展开取消公司上市地位的程序。2月3日，汇源果汁发布公告，该公司行政总裁吴晓鹏、非执行董事阎焱请辞。这已是汇源果汁2019年以来发布的第四则人事任免公告。自2019年以来，34天时间里，包括吴晓鹏、阎焱在内，总共6位管理层先后请辞，离开汇源果汁。一位不愿具名的饮料企业人士向本报记者感叹：“看来汇源果汁此次遇到的问题内部很难搞定。”“难搞的问题”是指汇源果汁关于违规贷款的内部审查，给出投资者、交易所一个交代。据该公司2月1日发布的进展，目前独立调查及内部监控审查仍在进行中。从2018年4月3日至今，汇源果汁已停牌10月有余，这场由42.75亿元违规贷款引发的停牌风波，进入2019年并没有平息之势，反而余波阵阵。已进行10个月的内部审查表面上并没有影响到市场终端。在春节饮料消费传统旺季，作为国内果汁行业老大，汇源果汁依然是超市消费主角；2019北京卫视春节晚会上，汇源果汁也以指定饮品的身份高频次出镜，春节营销并未缺位。可是接下来，风平浪静的市场表现能持续吗？这才是众多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一部分中小投资者还对于汇源果汁的业绩抱以希望，认为只要业绩好，就能解套；另一部分投资者的态度则是愤怒与担心，他们认为，无视交易所规定，挪用公司资金已暴露了汇源果汁内部管理漏洞，如今并不健全的管理层架构，很难让投资者乐观。从现在算起，留给汇源果汁内部核查的时间也仅剩10个多月。5个人的董事会从汇源果汁停牌后来发布的上市公司公告来看，停牌这10个月，除了内部审查外，人事变更是汇源果汁绕不开的主题。2018年有首席财务官、行政总裁的重要任命，进入2019年后主要是高管辞职。其中，行政总裁吴晓鹏的离开颇显意外，因为距他出任这一职位，仅过了半年。2018年7月16日，汇源果汁公布吴晓鹏为新任行政总裁，在公告中汇源果汁评价其“在内部控制、财务金融、企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彼时的汇源果汁因为在没有申报交易所、没有获得股东批准的情况下，将42.75亿元贷款借给关联公司而遭遇交易所停牌已有3个月，并已在内部启动了调查。这位临危受命的行政总裁未能力挽狂澜。汇源果汁在公告中称，吴晓鹏的辞职是出于个人事业发展计划的考虑。与吴晓鹏不同，在汇源果汁担任多年非执行董事的阎焱则是带着不满提出的辞职。阎焱是汇源果汁的股东，2010年加入了汇源果汁董事会，他持有汇源果汁225,170,501股份。阎焱公开表示了辞职理由：在向董事会提出有关相关贷款问题近一年后，有关问题仍然不明确且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阎焱认为，作为非执行董事，他能力有限，因而辞任。和阎焱一样，2019年1月10日非执行董事许清流同样因为贷款事宜提出辞职，许清流是汇源果汁可换债券持有人的唯一股东，他关注到汇源果汁及其管理层在向他提供有关相关贷款或公司一般事物的资料时欠缺主动，从而影响到了其履行董事职责，因而选择辞职。许清流是亲亲食品的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担任非执行董事也仅一年。除了以上三人之外，执行董事崔现国、独立非执行董事赵亚力、独立非执行董事梁民杰也都在2019年开年后先后离开了汇源果汁。目前，汇源果汁的董事会只剩下5人：主席朱新礼、执行董事朱圣琴、执行董事鞠新艳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宋全厚、王巍。执行董事中，朱圣琴为朱新礼之女；38岁的鞠新艳也是汇源果汁的“老人”，2001年11月加入汇源，曾任总裁办副主任、工厂总经理、大区总经理及副总裁等多个职务。值得一提的是，汇源果汁目前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财务管理及审核委员会人员人数均低于上市公司规定的最少人数、财务管理及审核委员会主席、行政总裁等职位也出现空缺。汇源果汁密集的人事辞别，已经不是第一次。2014年8月，汇源果汁公布任职仅一年的行政总裁苏盈福辞职。从李锦记等知名快消企业走出来的苏盈福肩负汇源果汁“去家族化”的重任。彼时朱新礼曾表态：“哪怕汇源被我新招来的人折腾死了，我也认”。有朱新礼的兜底，职业经理人苏盈福很快烧起了“三把火”：撤掉了所有事业部、解散了七个特区、重新划分市场、要求销售人员砍掉营销利润的环节……但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行一半就结束了。此后，汇源果汁的行政总裁一职花落汇源果汁“元老”于洪莉手中，与此同时，朱新礼之女朱圣琴、元老崔现国同时成为执行董事，朱新礼家族再回归。这也被外界解读为，汇源果汁“去家族化”的革命半途而废。直到2018年，又一位职业经理人吴晓鹏空降，但“三把火”还没烧起来，他就选择了离开。暗流涌动在停牌期间，汇源果汁对外称，公司运营正常。春节放假期间，本报记者走访北京多个超市、便利店，销售人员并未发现汇源果汁相关产品的供应有异常。不过，多位销售人员也透露，由于饮料种类丰富，果汁产品的销量远不及前些年。在国内饮料江湖，同宗庆后一样，白手起家的朱新礼也是一位标杆性人物。借改革开放的东风，1992年朱新礼辞去公职，创办山东淄博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次年汇源的第一批浓缩苹果汁生产出来了，从此“汇源”这个品牌就成为了果汁品类的代表，常年占据果汁市场半壁江山。相比平静的市场终端，在停牌这10个月，经销商们一直提心吊胆，“就怕政策又有变化，这不就更乱了，”一位来自陕西的经销商向本报坦言。事实上，不只是停牌这10个月，在过去10年间，“动荡”也是汇源果汁留给外界的印象。现任山东温和酒业集团总经理肖竹青曾是汇源果汁员工，在他看来，“动荡”是从2008年真正开始的。2008年，国际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向汇源果汁伸出了橄榄枝——以179.2亿港元的总金额收购汇源果汁，每股12.2港元，这已是汇源果汁发行价的2倍。朱新礼当时选择“卖出”，所以他遣散了绝大多数的销售团队和工作人员。但遗憾的是，最终这桩收购案遭到商务部的否决。此后，汇源果汁内部的管理层一换再换。肖竹青坦言：“换一批领导就等于更换一管理模式、换一批经销商、换一批员工队伍，这对于汇源果汁的市场基础造成了伤害”。根据Wind统计，2014年汇源果汁出现亏损，全年净利润-1.27亿元；2015年亏损额扩至-2.29亿元。如果刨去政府补贴和资产出售带来的收益，汇源果汁的亏损会出现得更早。为了应对业绩疲软，近年汇源果汁内部调整频繁。除了产品的多元化探索之外，销售体系的重建也是一方面。汇源果汁曾在2014年的财报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信息：“2014年整年汇源在全国实现了超过1000家营业所的网络布局，充实一线员工，打造零售终端。”汇源果汁曾试图用直销的模式来刺激终端销售。但是这一模式是否真正起效？在位于顺义区北小营镇汇源集团原总部门口常年摆放着一处饮料摊位。2018年10月底，本报记者实地走访时，该摊位工作人员介绍，她之前的工作单位是汇源下属的营业所，目前营业所都已被划入到万盟汇达。“如果想卖饮料，可以从万盟汇达直接进货”。该工作人员介绍，除了代理汇源自己的产品之外，万盟汇达也会承接其他品牌的销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汇源的经销商，不过相比其他经销商，万盟汇达拿到的货品和成本价格更胜一筹。在摊位的旁边，便是挂有万盟汇达牌匾的超市。超市内，摆放最多的是汇源品牌的产品。超市内生活家电区域，挂有“飞利浦照明”的导购牌，但是并未摆放任何产品；汇源果汁体验区也是空无一人，桌椅被随意摆放，已落满灰尘。根据启信宝信息，北京万盟汇达商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股东正是北京汇源饮料，即向上市公司借款的关联公司。上述不愿具名的饮料企业人士向本报分析，直销体系本身会耗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目前该体系不属于上市公司，这也减轻了上市公司的负担。“汇源果汁的直销最开始的设想是为了补缺，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与传统经销商体系有了一定的冲突。”在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在整个汇源的体系中，直销的矛盾依然存在。前路未卜汇源果汁内部政策变数多、存在不合理性、管理无序，这是另一位曾供职汇源果汁的行业人士对于该公司的评价，在被问道如此评价的缘由是，他回答称：“山头文化”。汇源果汁近些年也总被人们贴上“家族式管理”的标签，在2018年违规贷款事件爆发后，质疑声越来越大。汇源果汁2018年3月发布的公告显示，在没有得到董事会批准，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对外披露的情况下，汇源果汁向汇源集团旗下的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源饮料”）借出了42.75亿贷款。这一行为违反了港交所上市规则中关于关联交易申报、股东批准及披露的条款。根据启信宝的信息，北京汇源饮料2001年成立，实际控制人为朱新礼、法人代表、董事长为朱燕彤，朱新学、朱圣琴为公司董事。虽然这笔贷款已被追回，且上市公司也拿到了相应的利息，但是港交所仍然要求汇源果汁内查。就汇源果汁调查进展、事件影响以及内部应对等问题，本报于1月24日向汇源果汁进行了提问，但截至发稿对方未有回复。与汇源果汁向关联公司借款42.75亿元的大方形成对比的是压在其身上的债务压力。2018年4月，汇源果汁发布了未经审计的业绩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该公司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114.02亿元。2016年底和2015年底，该公司的负债总额分别为99.95亿元和76.62亿元。事实上，上市公司汇源果汁确实只是汇源集团偌大产业中的一份子而已。汇源果汁停牌10个月期间，汇源集团在其他产业领域的投资并没有停止。根据汇源官网，目前汇源集团旗下拥有汇源农业、汇源果汁、汇源果业三大板块。其中汇源农业是朱新礼近年的“心头好”。官网信息显示，目前汇源农业已经在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规划建设了19个农业产业化园区，形成了种植、养殖、商贸物流、加工、现代农业体验、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养生等融合一二三产业的多样性格局。例如，2018年7月有公开消息称，汇源将在云南布局康养小镇和果园基地建设，总投资将达到300亿元。在谈及农业板块的运营状况时，一位曾在农业板块旗下电商平台供职的员工向本报记者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来形容，“至少电商至今未盈利”，毕竟农业是公认的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产业，因而也无法反哺为上市公司。相对于农业板块，汇源果汁确实已成熟。虽陷入泥潭，但是朱丹蓬透露：“很多公司对于汇源果汁还是很有兴趣的。”停牌之前，汇源果汁股价停在2.02港元，市值为53.97亿港元，这比该公司最高总市值175.15亿港元蒸发了120亿港元。2007年汇源果汁在港交所上市时发行价为6港元。可口可乐2008年提出收购时的作价为12.2港元/股。...

战略性亏损？滴滴出行创始人兼CEO程维滴滴祸不单行。2月15日，滴滴官方宣布裁员消息。公司CEO程维宣布将做好过冬准备，对非主业进行“关停并转”，对业务重组带来的岗位重叠和绩效不达标的员工进行减员，整体裁员比例占到全员的15％，涉及2000人左右。在此之前，媒体报道称，滴滴出行2018年持续巨额亏损，全年亏损高达109亿元人民币，相比2017年25亿元亏损大幅扩大。并未上市的滴滴曾多次爆出亏损数据。2018年9月，程维在内部信中承认，公司上半年净亏损超过40亿元，创业6年从未盈利。彼时新京报引述其他信源消息称，滴滴创业六年合计亏损约390亿元。如若上述数据属实，也就意味着创业至今，中国网约车霸主滴滴亏损超过450亿元，这或许挑战了不少网约车司机和用户的认知。在他们看来，滴滴在车主端的高额抽成和运力紧张时的加价意味着暴利。2018年滴滴经历创业以来最大危机，两次偶发的顺风车事件成为各地网约车政策严格落地执行的契机，以滴滴为代表的网约车行业在合规方面不得不付出更高成本。对滴滴所在的网约车行业亏损问题，外界看法不一。部分人士以滴滴对司乘两端的补贴费用额度远超亏损额为由，认为属于互联网企业常见的战略性亏损。一位网约车从业人士对时间财经表示，如此机密的数据轻易被媒体获得或是滴滴有意为之，为目前的监管困局争取感情空间，同时吓唬对手和其他准备入局者。不赚钱源自补贴？认为滴滴是战略性亏损的人，似乎有足够的理由。上述历次亏损数据传出时，均有同期补贴费用数额伴随出现。2018年全年，滴滴在司机补贴方面投入共计113亿元，这个数据不包括乘客端补贴。乘客端补贴未见数据披露，以往年情况对比，除2018年3月在上海等地与美团打车混战时，滴滴在其他城市的乘客补贴额已经大为减少。滴滴2018年9月的内部信称，2018年上年年其在乘客和司机的补贴奖励上的投入为 117.8 亿元，达到2017 年全年的 65%。以此推断，2017年滴滴的补贴总额高达181亿元。无论是2018年113亿元的司机端补贴，还是2017年181亿元的司机乘客双重补贴，均超过其亏损净额。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补贴，滴滴实现盈利轻而易举。补贴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只要没有财力雄厚的对手进入，滴滴完全可以将补贴降低到合适的位置。事实上，滴滴创始人程维亦多次反思“补贴后遗症”，表示其2015年就想过“去补贴”。如果没有2018年的顺风车事件和美团打车3月下旬的突然发力，滴滴可能已经实现了盈利。2018年全天候科技引述的资料显示，当年3月初，滴滴预计2018年其主营业务将实现盈利，净利润有希望接近10亿美元，公司整体“微赚钱”。“减少补贴就能实现盈利”的美好设想也不是人人都认同。上述网约车行业人士认为，只要还有竞争者存在，为了维持住市场份额，滴滴就不可能完全放弃补贴。“毕竟，网约车行业的整体用户体验还停留在运力不足的层面”。未来是否会再现补贴大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告诉时间财经，补贴大战有可能重来。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初网约车完全没建立起来的时候，移动支付也未普及，补贴的力度才如此大，如此有效。如今消费者心理中，网约车的品牌已经建立，要去消除已经固化的品牌意识，难度更大。滴滴的未来补贴的两难之外，滴滴作为网约车行业代表，还面临其他问题。如果说美团打车的进攻，滴滴还能有所预料和准备。那顺风车黑天鹅事件和由此引发的舆论危机和监管困境，从事后反应看，滴滴显然始料未及。被认为盈利状况最好的顺风车业务下线，至今未能恢复。危机还蔓延到本来各企业含糊以对的快车合规难题。公开报道显示，监管扑面而来：全国多地约谈滴滴，交通部牵头十部委联合进驻调查，27条整改方案……反映到滴滴的对外表现是，这家总融资超过200亿美元的网约车巨头，在2018年变得谦恭无比，宣布“Allin安全，将长期保持低毛利”，并在年底传出“年终奖全员减半、高管取消”的消息。这困境却并不妨碍各路玩家继续入局。暂停拓展的美团打车拿下北京地区运营牌照、京东旗下公司工商信息中新政网约车业务范围，包括大众、宝马、江淮、上汽在内的车企纷纷上线网约车业务。宝马出行业务推出时引述报告数据称，相较于汽车销售市场增长的不确定性，预计出行市场未来几年将以每年33%的增幅达到2025年的2010亿美元，到2030年则达到6560亿美元。管制趋严、行业竞争加剧之下，滴滴的护城河能否保持？管制趋严的影响对滴滴影响明显，但整个行业均受影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认为，长期来说，行业强监管增加了行业成本，降低了行业天花板。对所有网约车玩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运力。正如大搜车创始人姚军红接受《财经》采访时说：“滴滴最大的 bug 在于它的供给是不可控的。滴滴左手消费者右手运力，真正的护城河只能是运力”。对于运力、补贴之外，滴滴所能选择的动作并不多。强监管之下，如果停止或减少补贴，运力能保住多少，那就得烧高香了。...

“本来我们是国贸CBD的Darren和Sharon，现在变成了村里的狗蛋和翠花”。张萍说这话时，正和来自加拿大的丈夫二山走在北京通州村落的土路上，一辆大卡车呼啸而过，卷起漫天黄土，两个人秒变灰头土脸，模样狼狈。他们在远离繁华市中心的北方农村这样一呆，已近二十年。在那之前，两人曾过着非常“烧包”的生活。1999年，夫妇俩来北京工作，二山进了一家知名电子商务公司做高管，张萍在一家英国企业做管理培训，月收入就已经达到近10万人民币。一张20年前的合照里，二山一副西装革履、青年才俊的金领装扮，一旁穿着黑色吊带的张萍，将头发高高梳起，颇有“高知海归”气质。那时，他们住在市中心的外交公寓里，房间每天有人打扫，如今，则是事事亲力亲为；那时，和所有年轻爱美的时髦姑娘一样，张萍护肤品全是专柜大牌，如今，已是一年到头不施粉黛。这些年来，“财务自由”“环游世界”是越来越多人热衷去谈论的话题，它们代表着梦和远方，是“人生赢家”的标配，是终极理想。但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务自由，能达到的人毕竟有限，据2017年胡润报告，在北上广深想要财务自由需要2.9亿元。有没有一种状态很放松、很自由的生活，即使没有那么多钱，也可以过上的呢？从市区搬往郊区，将物质欲望降到最低，积极攒钱，吃有机蔬菜，减少社交，越来越不注重外在的尺度，更注重内在的平静和富足。近年来，不少大城市中产和年轻人正在探索这样的生活，有人管这种趋势叫“逃离北上广”。这与美国年轻人最近兴起的“FIRE”运动不谋而合。FIRE是“经济独立，早早退休”（financial independence,retire early）这句话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这种生活方式指的是一方面减少开支，另一方面拼命攒钱，投资股票，房地产，基金，计算未来40年的复利、投资回报率，直到这些被动收入可以支撑未来不用工作的生活，在30岁左右就能过上提前退休的生活。“FIRE”运动中那种对攒钱和复利的算法只是一个理论。在和正在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们接触后，你会发现，这个群体很少有不工作后，完全靠被动收入去支撑生活的，他们多数都会有主动收入去支撑。甚至有明星也赶了个趟，最近，孙楠一家房租700元上了热搜，这种生活不断引发各种讨论。而除了对于自由的羡慕外，也有不少人质疑，那是在西方高福利国家才能实行的，在国内是否可行？所以极简生活到底需要多少成本？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昂贵”的极简？从市中心去张萍的家并不容易，北京冬季土灰粗粝的大树在视线中不断过去，渐渐的，楼房都看不到了，一堆低矮平房显现，车子弯弯绕绕最终拐进了一个院落，终于到了，她的家和自家创立的有机护肤品牌的厂房连在一起，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家装费用总共花了3.5万，木地板是二手的、家具有简陋过时的办公桌，也有朋友离开北京时，张萍花1万块钱盘下来的几样大件。最贵的是小儿子那张原木色的床，做成林中小屋那样，淘宝买的，花了8000块。张萍自己穿一件灰色的针织衫，是小姨给的，原本是时髦的样式，但张萍将衣服上那些繁复的装饰品剪了去，成了一个基本款的毛衣，质量轻盈保暖。“挺好”。“我们过了那个（爱打扮）阶段了。”张萍笑着说。一家人一年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孩子的衣服也是别人送的。丈夫的衣服比她的更旧，他白色卫衣前面的图案已经因为洗了太多次而斑驳，两个袖口都已经磨破了。张萍拿起搭在椅子上的一件洗的泛白的军绿色男士棉外套，“十年前朋友给的，你看看，现在谁还会穿这种劳保服”。虽然在普通人看重的穿着、居住和出行方面，不去和外界攀比什么。但是他们会花200块钱买一小堆有机白菜，会花88块钱买瓶酱油，也会花高昂的价钱去买印刷精良的英文原版图书。“在吃和书上会不遗余力”。屋里弥漫着一股自然的植物香味，这是二山在研制一种新的香氛。他的天然护肤品“有机地球”采用全天然的进口原料，来自世界各地的昂贵的精油被储存在常年低温的仓库里，一桶桶地排列着。十来平米的储藏室，原材料的价值就已经有几百万人民币。二山的冷库中摆满了来自全球原产地的珍贵植物原料夫妇俩在北京至今没有买房子，近年来北京的房价可谓翻天覆地。“那时候要是积蓄买了房子，也就不会有自己品牌的产品了”。张萍这样宽慰自己。他们对现在的居住环境颇为满意，偶尔张萍去城里的公寓楼里，呆不了一会就要走，因为憋的难受，她们住惯了村里的院子。1996年，毕业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二山， 被当时的公司从哥伦比亚调到中国负责市场营销，因为天生的敏感性肌肤，在中国工作的期间，皮肤状况糟糕的他开始自己制造冷法皂，没想到，竟然治好了自己的皮肤。不久他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辞了高薪外企的体面工作。成了一名“洋农夫”，开始全心全意做他的“制皂”事业。在研制和买原材料上，张萍形容二山“不计成本”。二山将两人的积蓄都砸在了上面，“毕竟是来自高福利的国家，挣钱生存的欲望不是那么大，很多事情可以尽情追随自己的想法”。张萍如今面对“执拗”丈夫的诸多选择已然能平静面对。对于二山夫妇来说，“挣钱，买大房子，开好车”早已不是人生理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以后也要退而不休”48岁的张萍说。张萍夫妇欣喜地看着他们的成果：一排已成型的护肤皂其实，二山来自加拿大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家族房产有4套，如果夫妻俩回加拿大的话，医疗养老也不用担心。但二人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跟我们差不多的跨国婚姻组合，女方要不就在别墅里相夫教子，跑跑美容店，要不就跟着老公去国外享福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的。”在一般家庭花大代价去投入的孩子教育上，张萍夫妇俩也有自己的想法。两个孩子上了他们自己办的一个小私塾，里面除了一部分学校的课程以外，还会根据孩子的情况从外面请专门老师来教专门的课程，比如最近孩子们在学习编程。一家四口这个小学堂有三十几名学生，一个月的学费是4000块，下课的时候孩子们在小学堂院落里爬树玩耍，自由自在。身边人花大价钱给孩子学奥数上兴趣班，张萍对这些并不陌生，“如果你是想让孩子长大以后去华尔街那些地方，那你赶紧走那条路去高考吧”。他们对孩子的期待是，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并不一定要成为那种所谓精英阶层。如果以后孩子下定决心要高考上名校，“我相信她照样可以，知识的学习是很快的。”二山并不喜欢过去自己的那个家，装修精致，所有东西都要最贵的。“孩子们不能上蹿下跳，生怕弄坏了什么”。现在，郊区没有北京市中心的热岛效应，傍晚太阳一落，显得更加寒冷。但两个孩子放学后，会操着浓重的京腔大声喊话，在宽敞的客厅里奔跑，两只狗发现孩子回来了，也赶紧爬门要进来。家中充满活泼的气氛。努力攒钱，早日实现自由现已定居在新西兰的姑娘杨熹文，正在渴望着能早日实现经济自足，过上自由的生活。1989年出生的她是一名作家和自由写作者。她曾将自己大学毕业，一个人漂洋过海努力工作最终留在新西兰的经历写成了书，颇为畅销，自己也运营了一个公众号，出了一些爆款文章。对于FIRE运动，“每一个字都认认真真看了，真的就是特别喜欢，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目标。”采访杨熹文的前几天，她的闺蜜刚好将一篇关于“FIRE”运动的文章分享给了她。一本1992年出版的书，名叫《富足人生：要钱还是要命》(Your Money or Your Life)成了这场运动的理论倡导，提倡极简生活，珍惜生命能量和时间，最后降低消耗，拯救地球。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威廉·班根（William Bengen）有进一步提出了“4%原则”。他分析了美国过去75年来的股市和退休案例后，归纳出：“只要在退休第一年从退休金本金中提取不超过4.2%，之后每年根据通货膨胀率微调，即使到过世，退休金都花不完。”而这需要你先攒够一年生活费的25倍。为了达成心中所愿的自由，“攒钱”成了杨熹文现在很大的一个目标。2017年，杨熹文将自己户头里攒下来的40来万人民币付了首付，在陶朗加买了房子。三间房间，自己住一间，出租两间，租金刚好抵了房贷。她攒钱的目的是日后还想继续买房。将生活简化，维持一个较为基本的状态，杨熹文幽默地定义自己的生活哲学是“很抠的”。她在自己的院子里种了西红柿，芹菜，青椒，西瓜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超市里的蔬菜价格太贵了。杨熹文自己挖的鱼塘从去年开始，她阅读了一些极简主义的书籍。觉得生活里的东西太多了。“好多东西它就摆在那，好久都没有用，给视觉造成压力。但是视觉上的富足根本就是抵达不到心里去。”在买房子之前有一年的时间，杨熹文和男朋友是在房车上住的。因房车小，每次去超市的时候，只买最需要的，每一样厚度的衣服只有一件两件。“拥有的东西好像很少，但是整个人清静轻松。”男朋友是当地新西兰人，两人一起发掘了生活中挺多不需要花钱但也特别快乐的事，户外露营，钓鱼等等，并不再是过去一想到约会，就是看电影、吃大餐。不同于这个年纪的女生会将大部分的钱投入在护肤品和衣物上，杨熹文在这块几乎也没什么支出。生活中要说大一点的花销就是电子书，之前特别喜欢喝外面现打现磨的咖啡，后来她发现一本书是25块钱人民币，这正好是一杯咖啡的价钱。所以她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下载一本书的话就少喝一杯咖啡。社交上，偶尔见朋友，也就是一杯咖啡，时间成本和实物成本都降到最低。目前他们的收入在这个城市算中等偏上的。减少开支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地开源。除了写作，杨熹文和闺蜜开了一个微店，卖一些澳洲新西兰的护肤品书籍等。去年五一的时候，两人在国内做的民宿也开张了。那是在家乡沈阳著名景点张氏帅府附近一个老楼里的三居室，房租很便宜，1500一个月，装修花了10万块钱。装修完在三个平台挂出，密码锁就可以直接入住，目前营业了六七个月。好的时候一个月有1万的收入，差的时候两三千也有。现在，俩人还想一起在沈阳买一套房子，再做一个民宿。努力攒钱这个行为，杨熹文其实从2012年就开始了。那时候学生之间流行Gap year（间隔年），新西兰一年开放1000个打工度假名额。大学毕业的杨熹文身上揣着几百块钱，只身来到了新西兰。她清楚地记得去的时候买了个被子，没想到价格太高，将计划全打乱了。于是开始找工作，“我不在乎做什么，觉得有劳动有收入就挺好的。”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想延长签证的时间，还去报了个两年的商科学历班，一年的学费近10万人民币。为了攒学费，杨熹文连轴打工，做女招待，在中餐馆后厨收盘子，做清洁担保，做调酒师，开一辆人民币不足5000元驾驶门凹陷的尼桑sunny，一直辗转在过去同学们看来较为“底层”的岗位。不过她乐在其中。杨熹文和男朋友在新西兰的家因为积累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写作素材。在这些工作的间隙，她开始将自己的经历写作放到网上，渐渐有编辑联系她出书。虽说是自由写作，做了时间的主人，但目前她感觉生活还是没有达到想要的那种放松状态。她手头的工作包括两个部分，写书是自己喜欢也很愿意做的，而公众号以及接的一些文案，就会有时间上的焦虑感和压力。这一部分的工作大约占到她全部精力的30%到50%。在新西兰的几年慢节奏的生活，她觉得已经和国内的圈子严重脱节。“我已经落后了五六年了，人显得比较傻一些。”而日后会在哪里，也没一个定数。虽然以后养育子女的问题没有考虑，但是作为80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杨熹文已经提上了准备的日程。卖掉深圳市区的房子，去清迈定居2015年年初，深圳大学教师薇薇一家进行了一场“改变一家人下半生的旅行”。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清迈。看似一家人开开心心出来散心游玩的背后，真是原因是薇薇的父亲确诊癌症晚期，剩下的时间已然不多了。“那时候觉得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可能很多事情你想去做，但是到了那个时候都没办法去做了。”今年40岁的薇薇回忆那时的心境。清迈人的生活节奏闲散舒适，抵达后的第二天，薇薇就突发奇想：“把深圳的房子卖了，来清迈怎么样？”没想到获得全家赞同，“在深圳辛苦工作就是希望一家人能过这样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要等到老了退休之后才过来呢？”参观了一所高端国际学校后，他们越发觉得来居住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行的。泰国是一个非移民的国家，在这里陪女儿读书，不改变国籍。回深圳的话，从香港到清迈天天有班机，而且只有2个半小时。短短的9天时间，夫妻俩回国卖掉深圳140平米的房子，换了一套小的。然后在清迈买了两个别墅，住一个出租一个，出租的那部分费用覆盖一些生活支出。虽然如今卖掉的那套深圳房子价格已经涨了几百万，夫妻俩也很淡然：“要是真顾虑那么多，当时也做不出这样的决定。”薇薇清迈的家薇薇介绍，“在清迈，100万左右就可以买一栋别墅，这在国内没法想象。在北京大概就10平米吧”。丈夫的事业没有太大的影响，互联网让远程办公成为可能。而薇薇要办理辞职，去寻求一番新的事业。学校领导语重心长地劝慰，“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工作多少博士学历，排着队，挤破了头想过来”。不过最后领导在知道她心意已决后，也一挥手，“去吧，要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定也会跟你一样的选择。”房子卖了的钱，让他们有一部分积蓄，固定用来负担女儿国际学校一年十几万人民币学费，以及学习花样滑冰、钢琴等的费用。“总体上来说，花销并没有减少，但是生活质量高很多。”薇薇家门口的一个幼儿园，只要孩子会喝奶就可以送过去，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4点放学再接回来，期间泰国老师还帮孩子洗澡等，费用是人民币600元。泰国请一个保姆，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一月下来需人民币2000元-2500元左右。外出吃饭一个简餐，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0元钱。这些低廉的花销在北上广大城市是无法想象的。如今，一家人过上了曾经梦想的生活。“我们生活方式更田园，孩子还是走的国际化的教育路线。”薇薇所在的小区—田园风光来清迈后，薇薇夫妇要了二胎。邻居的小姑娘经常光着脚来串门找姐妹俩玩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淳朴，也少防备。“以前在深圳，进进出出肯定要锁门，现在出去只要把钥匙稍微往上面挂就可以出去了。很放心。”在采访邀约的时候，薇薇就告诉我，我们没有过上那种完全财务自由的生活，我们也都还要努力工作。不过薇薇丝毫没有担心过生存的问题，和杨熹文一样，薇薇觉得，这么多的工作，你只要能放下身段，肯定是可以赚到钱的。有一阵，她甚至还想过要不要去考个月嫂资格证。“我到现在从没有后悔过，也没觉得自己是放弃和牺牲的那一个，我现在一样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价值。”薇薇她毕业于全球QS教育专业排名第一的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初到清迈时，薇薇花了约半年时间集中学习泰语，目前听说读写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和本地人沟通已无大碍。她的语言学习能力和教育背景得到周围家长的认可，有不少家长找到她，希望她能给孩子做一些准备出国留学考试、申请美高的英语培训。薇薇将这个课程时间控制在一周6-7小时左右。两个孩子都送去学校后，薇薇除了照顾家里的花园，也会一个人出门闲逛，或者找个小咖啡馆安安静静地喝杯咖啡，去古城探索一些好玩的店，学习自己热爱的摄影及网络课程，到了晚上八九点就准时睡觉。而以前的生活，据她丈夫的描述是，每天上班坐在车里，就能被堵车堵到没脾气。深圳的空气已经算好的了，时常天空还有一片雾蒙蒙的灰。下班以后，眼睛要时刻不停留意女儿的身影，生怕跑出的视线。每周夫妻俩还要轮流辗转送女儿去兴趣学习班，在陪伴等待中消耗得精疲力竭。这几年也有来参观玩耍的亲朋好友，对于一家人这种生活，大家都流露出了羡慕之情，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原来的生活来这边。“不是钱的问题”，他们担心语言，担心生存，以及文化融入等等。小区的落叶嬉戏“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生活，几百万就可以了，主要是看你个人的这种欲望和精神要求。”几年的生活，让薇薇越发觉得，生活中诱惑太多了，人的焦虑也太多了，其实很多时候焦虑是自己给自己的。再往后会怎样，薇薇一家没有做最后决定，顺其自然，有可能会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如果有变化，也愿意去接受变化。...

2月14日晚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要求银行、险资、交易所全面支持民企融资，震撼圈内。这是一份规格极高的文件：研究取消险资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范围限制；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抓紧推进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研究扩大定向可转债适用范围和发行规模；积极培育投资于民营科创企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早期投资力量，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干货满满，令VC/PE圈备受鼓舞。此外，《意见》还明确指出，支持资管产品、保险资金依法合规通过监管部门认可的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参与化解处置民营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亮点一：研究取消险资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范围限制这几乎是打开了VC/PE募资的活水通道。VC/PE行业一直翘首以待险资。去年10月，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此前的《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进行修订，首次提及要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股权投资的行业范围限制，通过“负面清单+正面引导”机制提升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对于深陷“募资难”的VC/PE行业而言，意义重大。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首席执行合伙人、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海涛曾分析“募资难”的原因之一，就是本来应成为VC/PE基金主力军的保险资金进度仍比较缓慢。在此之前，一般的创投基金难以满足保险资金对当期收益考核的要求。如今，中办、国办点头之后，意味着险资大门即将敞开，巨量资金将进场。东方富海董事长、创始合伙人陈玮也曾撰文表示，要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促进“双创”发展，就必须逐步用“长钱”替换“短钱”，力争使机构投资者占比超过50%，而方法之一就是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扩大保险资金等进入创业投资的比例。亮点二：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眼下，IPO仍然是VC/PE行业的主要退出方式。《意见》指出，要完善股票发行和再融资制度，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根据券商中国报道，所谓“加快审核”，意在缩短时间，但仍将履行完整的受理、反馈、初审、发审等程序，不会简化审核环节，更不会降低审核标准，也不会出现民营企业集中批量上市或再融资的情况。但这仍然令VC/PE机构充满期待。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19年1月共发生退出事件94笔，其中IPO退出数量为55笔，并购退出33笔，新三板挂牌退出6笔。值得关注的是，本月各渠道退出数量骤降，IPO退出数量降幅超过65%。随着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这一情况无疑有望得到改善。此外，《意见》还提及抓紧推进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目前，科创板一系列改革政策已在征求意见阶段，本月20日为截止日期，待监管层完善相关规则后向外发布即可实施。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注定会成为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的“里程碑式”事件。刚出炉的征求意见稿就已经令金融圈沸腾：允许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允许尚未盈利的企业上市；注册制审核流程不超过6个月；涨跌幅限制放宽至20%；定价全面采用市场化询价；为创投基金提供更灵活的减持方式....亮点三：研究扩大定向可转债适用范围和发行规模过去的众多文件中，可转债鲜少被提及。而此次《意见》指出，研究扩大定向可转债适用范围和发行规模。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支持非上市、非挂牌民营企业发行私募可转债。可转债，还有优先股，是创投机构期待被允许的投资方式。东方富海董事长、创始合伙人陈玮曾疾呼，中国投资环境、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应允许创业投资机构运用优先股、可转债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陈玮认为，优先股、可转债在时间和费用成本上更为经济，通常情况下，其条款逻辑也对投资人、创始人更为友好。特别是在公司早期缺乏数据支撑、估值较难确定的阶段，其优势更为突出，在创投行业更为成熟的地区，如美国，是比普通股权更为流行的早期投资方式。他曾建议，监管层需要从法律法规、会计政策上支持投资机构采取优先股、可转债等多种方式投资，鼓励创业公司采取更为多样化的直接融资工具。亮点四：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税收问题一直是创投基金牵挂的“心头大事”。今年1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以及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创投基金可以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或者按创投基金年度所得整体核算，分别采用20%税率或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对其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投企业的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至此，创投基金的税收问题尘埃落定。但VC/PE仔细研究后心头一紧。陈玮撰文分析，如合伙制创投基金按照年度所得核算，适用5%-35%超额累进税率（由于项目通常退出金额较大，都会达到35%的税率征收标准，实际税率基本为35%），则相比《通知》出台前享受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按照20%实际税率缴纳个税要大大增加税收负担；而备受关注的按照单一基金核算，适用20%税率的计征办法，则要求管理费和业绩报酬在内的成本支出，不得在核算时扣除，显然也不尽合理，未能从更深层次考虑合伙制创投基金的运营框架特点及个人合伙人与管理人之间的关系本质。陈玮认为，目前的创投基金税收政策尚未充分反映去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关于“将保持地方已实施的创投基金税收支持政策稳定，确保总体税负不增”的精神。而如今，中办、国办发文再次强调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燃起了VC/PE的期望。...

几个月前，有位网友@老罗，问他如果能回到2012年，还会不会选择做手机。老罗说会，但不会把六年来的主要精力放在手机上。正如现在罗永浩四处奔走，忙着站台、社交、谈判和卖身，他一面寻找自己的下一站，一面为锤子科技谋求最后的归宿。不过我们或许无法想象一个少了老罗偏执和工匠标签的锤子，是否还会几经生死而未倒，而如果他曾试图在这几年流量为王的互联网风口中搅弄风云，怕也是相当得天独厚。但是，结局可能未必比锤子更好，这大概是一个极端个人理想主义者的创业通病。现实对这一类人似乎也过于苛责，成则乔布斯，败则贾跃亭。回首往事，阴霾常在。抹去“罗永浩”2014年罗永浩在北京进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的主题演讲，他对自己说：“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对几百个员工负责，对几百个家庭负责”，而后表示要退出个人舞台，尽量以锤子科技CEO的形象出现，公司则要以团队的形象出现。这是罗永浩首次试图淡化锤子科技上自我的个人形象，不仅是对过往营销策略的纠正，而且意欲将公众的焦点从个人争议转移到产品上。从长远来看，这本无可厚非，可从结果看，更像是老罗的一句玩笑，直至锤子大势已去，公司对外营销的核心，依旧在于拔高个人形象进而拔高公司产品。老罗在拔高个人形象上过于执着。2014年8月，罗永浩和王自如上“约架”前夕，锤子召集公司的中高层开会讨论这件事，当时钱晨坚决反对，他认为应该冷处理，因为口头辩论远不如产品本身有说服力，然而最终，罗永浩坚持参加了辩论。这场长达3小时的辩论，场面上是罗永浩的胜利，但T1的销量却没有因为罗永浩的胜利变得更好。这个时候，老罗开始反思自己过去半年对媒体的态度，决定淡化个人形象，可惜这场“去个人化”运动只是约束了他不成熟的胜负心理。对于骂人、摔东西，他时常美化道：“乔布斯的脾气也很差，而真正优秀的员工是不会因为被骂两句而气馁的，他们会把热情扑到产品上”。至于席卷而来的质疑，他依旧姿态高昂，“别跟我谈钱，不为赚那点臭钱”。若没有罗永浩的吹嘘，锤子可能熬不到现在，可若没有他”天生骄傲“的标签，锤子也不至于如今败得讽刺。而更往前看，这或许是一个除了名气近乎一无所有的创业者，想要在身家雄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必然无奈。2011年，在唐岩的办公室，”自拍帝“郑刚见到了“胖胖的，老是穿同一件衣”的老罗，这一整天，他滔滔不绝地畅谈着自己的手机梦，以图打动这位陌陌背后的金主。但尽管资金到位，老罗的起点还是落后很多，他当时所能利用的资源无外乎自己的微博粉丝。开始做手机之时，老罗个人微博的阵地，常年无休地挑起贬低同行的战火，以此抬高自己，久而久之，这种以个人口吻传达产品理念的行为，奠定了锤子科技营销的基调，而反过来也越发增强老罗的个人色彩。苹果早期的广告基本也是这样的操作手法，从嘲讽IBM到模仿1984，直到后来站稳脚跟才转变风格。而锤子终究没能等到改变的时机，它不得不依赖老罗的情怀行走。老罗的朋友圈在锤子员工眼中，罗永浩不是一个合理的老板，更像一个单纯又苛刻的产品经理。比如手机研发上，所有的问题必须他亲自拍板，只有他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遇到方向性的争议，也是他拍板。其实，当锤子科技成为罗永浩的“一言堂”之时，就决定了公司的方方面面都难以抹去个人色彩，营销只不过是外在表现，更深层的是，罗永浩把自己的审美和产品、营销能力，当作公司唯一的核心竞争力，他的理想便成了锤子的情怀。这是锤子科技多次试图抹去个人标签但结果均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此极端的个人主义，在任何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都实为罕见，也让锤子对内对外都无法真正凝聚力量。做员工的因不理解而心凉，做高层的阻止不了他犯傻，投资人则成不了拯救他的白衣骑士，罗永浩的孤独，并非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理想主义，而是无法改变或忍受的个人“独尊”。这点钱晨深有体会。智能手机还未摘掉山寨帽子时，曾在摩托罗拉工作十三年的钱晨，在小米和锤子之间，选择了老罗。老罗一意孤行，正面和王自如硬杠，让钱晨心生不快，随后两人在工作中的矛盾开始逐渐公开化。罗永浩采访时，直接抱怨双方争吵“大概就是我说要怎么样，他说不能怎么样，我就说必须怎么样“。钱晨说，自己和罗永浩的分歧，“不在于梦想的差异，而是在于方法的差异”。即使罗永浩暴怒扔向他一瓶水，钱晨还是相对体面地结束了两人的交情。老罗和锤子投资人的合作，更多的也是靠交情，虽然这很大程度上帮助罗永浩多次解决融资的燃眉之急，但与正常的投资利益关系，少了一层监督和约束。唐岩说，投资锤子就是为了老罗这个人。他通常对老罗的理想不予置评，也很少像郑刚一样尬吹。这是仅止于交情，抹不开面子插手。往远了看，老罗的朋友圈还有雷军、贾跃亭、张近东等人。2011年罗永浩受邀会面雷军，正是这次会面加剧了其制造手机的念头，然而双方理念不合，未能结成合作。2016年锤子濒死，老罗也曾见过雷军，希望获取帮助，但当时小米已是自顾不暇。前段时间，老罗大概也是和雷军聊到锤子卖身的事，他们在酒会上看似相谈甚欢，不过最后终究没了下文。雷军是个商人，他对老罗，甚至比不上曾经雪中救急的贾跃亭。当时据说阿里拖了半年不给钱，而贾跃亭二话不说直接给了1亿。与老罗惺惺相惜的还有刘江峰，两人来往密切，2016年酷派被乐视收编时，刘江峰重回手机行业，老罗专门前往发布会，为友商站台。如今，巧合的是，投过锤子的基本都凉了，雷军倒是挺过了困难时期、成功上市。或许，理念达成一致也不见得是对的。乔布斯的表演者没造手机之前，老罗也算个连续创业者。他创办了牛博网，然而带着同事又搞起老本行，虽没有大成，但这段时间通过《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系列演讲以及自己的自传，老罗逐渐变成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如果说造手机之前，老罗演的是自己，那造手机之后，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模仿乔布斯。脾气暴躁骂人时，他说“乔布斯的脾气也很差“，被网友怼过度膨胀时，他说：其实乔布斯比我膨胀多了，他甚至会到友商公司楼下冲着logo竖中指，我多数时候也就是调侃一下。产品设计上，老罗也同样偏执，对T1的白色版，他坚持一种不带任何色差和杂志的纯净，导致白色T1不断搁浅，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间。国内手机大佬不乏自诩乔布斯继承者之人，但独有老罗学了他的脾气秉性，学了他的行事作风。这其中固然有营销目的，可不得不承认，老罗内心深处确实向往成为乔布斯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要不然不会在事业顶峰期出走创业，还狠狠地讽刺了一把俞敏洪，自此也算是断了后路。只不过，乔布斯一生骄傲，老罗想学却学不来，他们之间差了一个成功。2017年，得益于坚果pro、pro2的口碑和销量都不错，老罗有些洋洋得意。虽然现在看来这100万的销量，在主流手机品牌面前还不够看，可他不在乎，上一年的舆论风暴和惨淡业绩，让老罗急需出口“恶气”、保持高傲“人设”。但他太容易骄傲，恍惚中觉得是时候“让世界震惊”，向乔布斯发布苹果的创举靠齐了，所以TNT由此诞生。老罗为此高调宣传，“失去灵魂的苹果会疯狂抄袭我们”、“把人吓尿的产品”，但TNT一经面世，便成了笑话，甚至那个不屑于解释的老罗，说出了祈求理解的苍白之言。这场发布会后，锤粉撕碎的门票如同现在被割裂的锤子，情怀被失望取代。2011年乔布斯逝世，老罗忽觉肩膀上担子一重，想要扛起继任者的大旗。2018年锤子和字节跳动达成合作，是否老罗会觉得周身轻松，而放弃理想主义者的角色呢？这是日后的疑问。七年时间弹指一挥，锤子终将被遗忘，而老罗的路还有很远。...

1春节前夕，一架起飞自深圳的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段合伟背着双肩包走出舱门。他低头看了看腕表，下午四点半，飞机整整晚点一个小时。这个时段正是北京的晚高峰，路上车水马龙，为了尽快刚到他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摊位，段合伟选择搭乘地铁。这是段合伟在北京开的第一家分店，那时是2015年，总店则是位于北京2000公里的深圳，专营二手苹果手机业务，这里好似他的第二个家。每次到来总能显得那么亲切，但有时又能感觉到有些陌生。相比于深圳的电子集散中心，北京的一些优势已不在。“最后一个能摆摊的鼎好也关门了，现在在北京基本都是熟人生意了。”为了这些熟客，段合伟选择暂时搬到鼎好南边的e世界，以维持这些老客户的供货需求，对于下一步的打算，段合伟仍在盘算着，他一时还未想好是否要在北京久居。相比只在深圳有一家摊位的张伟，就显得比较轻松。但2018年，他们的日子也并非好过。据张伟回忆，在2016年甚至2017时，来他摊位拿货的客户每天都有二三十人之多，消出的二手手机在800-1000台上下，而2018年，这个数字被直接腰斩。在深圳，最知名的电子集散中心便是华强北，而这里是众多新旧手机的云集之地，在华强北飞扬通天地电子城，存在着大大小小上千家做二手手机生意的商户。南下深圳，北上北京，成为了电子界南北分界线的象征。在深圳，这些做电子产品的人大多来自广州、江西和浙江一带，而在北京，这些人通常来自河南、河北和东北一带。张伟来自江西赣州，在这个盛产橙子之地，他却选择了南下深圳做电子产品批发生意。与张伟不同，段合伟是飞扬通天地中小有名气的商户之一，从2008年入行以来，从自己手中交易过的手机累计千万台，这仅是二手手机的数字。“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兴奋。”段合伟刚入行时，卖的第一部手机是苹果iPhone，可以说苹果的兴起带起了深圳华强北的市场，更带动了手机行业的增速与发展。“人人倒iPhone，每家的柜台上基本看不到国产手机，都是苹果的产品。”段合伟说，那时购买二手iPhone的客户主要是来自北京的商家，而他们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中关村和木樨园“慕名”而来。陈海便是其中一员。从2009年起开始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城摆柜台，一直到2018年鼎好撤店。“基本一个月就要跑一趟深圳，有时最快半个月，那时没有高铁，来回都是坐绿皮车或者特快，为了省钱。”相比从北京到深圳的距离，陈海已经习以为常，因为他的家乡在距离北京1500公里以外的黑龙江。每当春节临近，他总是比闭市时间提前一周回家，在那里有着他对家乡的眷恋与情感，更有他的父母妻儿。只是今年他有些惆怅。“没办法，行业不行了，很多手机都是赔本卖的，有的能保持不赔就不错了。”陈海对「子弹财经」说到。在二手市场江湖中，“年前跳水轻，年后跳水重”的说法一直存在，陈海只能用这种方法来止损以降低库存压力。现在陈海进货一次性约在100-300台左右，大多是苹果，其中不乏诸如华为、小米、OV这样的国产机，通常这些机器足够他销售一个月。而在三年前，这个数字要翻倍增加，最高峰时张海的柜台一天要销出50-80台二手手机，但那时他所销售的机型只是苹果。2018年，苹果销售力逐渐疲软，新机卖不动，二手机价格骤降，很多人都认为苹果不行了，纷纷唱衰。2“苹果一跺脚，华强北抖三抖。”段合伟用这个段子来形容苹果的衰败带给华强北的影响。同在华强北飞扬通天地的刘赢也同样觉得生意越发难做。“前两年每天都能出约100台左右iPhone，而到去年每天平均也就能出30台左右，和火爆的年代比足足差了三分之二的销量。”在当时，倒卖一台iPhone利润大概约为500-800元，尤其在iPhone骗保发生的几年里，利润更为丰厚。但现在，一台iPhone的利润仅为100-200元，可谓天差地别。“有的柜台干脆直接卖起了官换机，很多家都把这种机器当全新机卖，普通消费者根本看不出来。”刘赢向「子弹财经」说，当时在他的柜台也曾倒卖过这种机器，只是他基本都会和客户讲清这并非全新机。“做生意还是要讲良心，虽然那样利大，但最终影响的是你自己。我告诉客户，他们再怎么卖是他们的事了。”刘赢对「子弹财经」说到。在苹果全新机的市场中，分销渠道包括国代、省市代、最终到底层经销商。二手苹果手机的分销套路亦是如此。段合伟告诉「子弹财经」，在华强北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二手手机代理商，他自己也做着分销的事，相当于省市级代理，他的下级则是市级或县级的最终经销商或手机店。这也意味着，从“国代”放下来的货经过“省市代”最终到底层经销商，价格被层层“盘剥”。“一般最大的经销商都是从香港拿货，通过一些途径回到深圳，最终分销给下级经销商，拿货的价格通常是比给我们的价格少500-800元。”段合伟对「子弹财经」讲。“都是从香港拍卖行拿出来的，价格很便宜，只要顺利回到深圳，价格一定会翻倍。”黄忠向「子弹财经」陈述着那段往事。他在2017年回到了位于东莞的老家，接手父亲开办的电子厂。子承父业是每一个长辈都希望的事情。“没办法，虽然靠自己的打拼积攒了人脉，说放下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顾虑与不舍，但这是老人家的意愿，只好回来了。”黄忠不舍地说到。虽然现在在父亲的工厂里上班，但仍有不少“慕名”前来的朋友拜托黄忠找熟人拿货。黄忠提及的香港拍卖行大多位于香港红磡，这里是二手苹果手机商们的天堂。这些拍卖行几乎每天都会举行二手苹果电子产品拍卖，而苹果手机则是这些拍卖行的“宠儿”。虽然不乏有国外二手手机商们前来投标，但最多的依然是来自于深圳华强北的二手手机商们。在拍卖行的苹果二手手机通常都会分为四个等级，他们分别代表成色的好坏以及手机本身质量有无问题。“拍卖会通常分为不同机型与等级分别进行拍卖，价格也从几百到上千不等，像一台美版128G iPhone 7，最终拍得价格均价在1400元左右，而一部美版64G iPhone X的价格要更为便宜，拍得均价在3800元左右。”如今，在华强北飞扬通天地通讯城内，一台美版64G iPhone X的价格通常在4400元左右，其中的利润为600元左右。“到了深圳就已经被加价出售了，然后他们在往其它城市放货，最后一台二手X的成本就这样水涨船高。”黄忠称，那时他几乎每周都要往返一次香港焕利大厦去投标，因为机器基本都供不应求，甚至有时刚回到深圳的第二天，他的下家就要求他进行补货。与普通的拍卖会不同，二手手机的拍卖会并非现场加价模式。在拍卖现场，所有机器的拍卖流程是先验货后后根据自己想要的机器类型填写投标单，最终拍卖机构根据价格比对，出价最高者得。3在香港，二手苹果手机生意与内地一样，大批的二手经销商前来投标拍货。彭辉，人称二手辉，他曾在香港最有名的电子阵地先达广场租下了一间柜台，从事二手手机和手机配件生意，相比中国大陆地区的不同，香港人对苹果和三星情有独钟。在香港几乎人手一部iPhone或三星手机，较高的使用率使得这两大国际品牌手机在这里拥有较高的回收与出售率。“也有深圳来的二手客到我们这里拿货，不过他们的规模应该很小，也有散客，他们基本都是为了汇率差来这里淘货。”彭辉说到。与深圳华强北不同，这里的客流较为分散，既有专业从事二手手机的商贩，也有普通消费者。但随着近几年，人们对于苹果的期望值开始下降，而三星也因Note 7爆炸事件让人们失去了信心，国产手机崛起让越来越多的二手经销商开始“转型”。段合伟的弟弟段少伟告诉「子弹财经」，他现在除了帮他哥哥销苹果手机之外，自己也开始做起了国产二手手机。华为、小米、OV是他目前主营的四大品牌。“这些品牌的利润能比较稳定，而且价格相对较低，买的人现在开始逐渐增多。”紧接着段少伟又说到，“但现在整体形势都不好，很多下边的经销商拿了货一天也回不了多少款。”与哥哥先款后货的沉稳处事方法不同，段少伟则采用熟人先货后款的方式，而他口中的熟人基本都在这个行业里打拼了十年左右。“这些人的声誉都比较好，货放给他们也比较放心。”对于回款周期，段少伟和他们约定的是每天晚上结算当天售出的机器。在华强北，拿货与销货的模式多种多样，既有现款现结，也有先货后款。对于长期合作伙伴，更多的二手经销商选择了后者。段少伟告诉「子弹财经」，他的货普遍都放给了二三线城市销售，有的甚至到了四五线的县城。“每个城市都不同，像二三线可能偏重苹果或者华为，四五线偏重小米一些低端机。”而一线城市的需求量已经趋于饱和，对于一线城市的销量甚至已不如二三线城市那样火热。随着国产手机品牌的崛起，加之一线城市的消费能力，不少消费者依然选择购买更加耐用与保修政策全新的手机。“这几年与前几年比真不行了，好多客户的回款都是问题，但机器出去了退肯定是不行的。”因此，即便有时到了每天结算的当晚，一些商家仍无法按时回款。“今年底还有10多万的货款没有回来，没办法，只能等等看了。”段少伟无奈地说。对于弟弟的做法，段合伟一直都是劝说让他先款后货。“这下好了，压了几十万回不来，干等着吧。”4在华强北更多的人都以倒卖二手机为生，但也有部分人靠维修为生，但其中的大多数除了纯维修外，还帮着这些倒卖二手机的店主翻新手机。张伟也卖过翻新机，他与其它商家不同的是，他只翻新后壳。但也有些商家是翻新内部的零部件，更有甚者从事翻新主板的生意。“翻新机的利润要比非翻新机多一倍，因为回收来的手机一般成色都很次，价格也低，一个后壳一般只要150-200块钱，翻新成本很低，但翻新后能出得高价。”张伟说到。“最忙的时候一天翻的量大概在100-200台左右，基本一个人要翻20台左右。”在华强北阿远是一名从事翻新工作的翻新工，他所负责的是翻新苹果iPhone 7系列手机，这样拆装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上千次。阿远透露，这些用于翻新的配件基本是由老板进货，而渠道通常都是来自于苹果元器件生产商淘汰下来不符标准的零部件，或深圳当地高仿电子厂及回收拆解商。这只是普通技术工种，更高的则是主板级翻新工种，他们从事的工作基本是进行硬盘扩容或维修主板上的一些问题。“因为16G或32G的iPhone现在几乎没人买，因为容量太小，改成64G或128G可以直接卖出去，很抢手。”阿远称，像iPhone 7 32G版本的机器回收价通常是900-1000元，而后经过扩容可以卖到1800-1900，而一块128G硬盘的成本为150-200元。“这里是技术最值钱，一个修主板的师傅一个月靠这些至少能挣上万元。”张伟羡慕地说到。“可惜我没有这个手艺呀。”硬解ID曾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机器之一，这些机器大多来自灰色产业。“其实大家都知道机器怎么来的，只是很少人去说。”张伟称，他从来不做这些机器，主要还是涉及法律风险。而这些机器也成为了相关机构打压的重点对象。2015年，深圳警方曾查处过一个二手苹果手机的翻新团伙。据查，他们销售翻新了3.4万多部，销售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些翻新的二手苹果手机通过网络平台流向了全国。在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一层，有很多出售和回收手机零部件的摊位，主板、硬盘、芯片一应俱全。而这些零部件的来源基本都是回收的旧手机。譬如一些主板电路被多次维修的机器，但硬盘、CPU等零部件可以拆解再次循环利用。阿远称，华强北的翻新市场遍布很广，每个摊位几乎都有一整套的翻新产业链，后面则是来自深圳或东莞的电子工厂，整个广州遍布着为翻新机而生的产业链。在原先的中关村鼎好电子城中，也有专门给翻新手机壳进行激光打码和外包装标签打印的商家，但在北京做翻新生意却不如深圳那样“开放”，在这里如果不是认识的熟人基本找不到这些人的所在之地。“查得很严，我不敢做。”段合伟称，他在北京开分店的日子里基本不敢触碰翻新机。“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查了，现在就连二手机都查得厉害。”就在鼎好电子城即将闭市的前几个月，有关部门至此接连查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都把这些二手机拿回家了，不在店里放着，查到了就完了。”段合伟无奈地说。“其实不光是那时候查，之前也一直在查，只是频率很低。”陈海猜测，这或许与苹果销量不佳有关。“大家都去买二手机了，谁还来买新机？”2018年9月，苹果接连发布三款新机，此后销量一蹶不振。而此时，老款iPhone X的全新机售价仍维持在7000多元的高位。相比之下，二手iPhone X显得更加划算。“一台二手64G iPhone X也就5000出头，256G的不到6000，以旧换新很值。”陈海说。此举让本就销售不利的苹果更是雪上加霜。随后，全新和二手苹果价格纷纷回落，二手机的价格甚至跌至了冰点。5如今的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与深圳华强北相比，异显冷清与萧条。2015年，当段合伟盘下柜台时却并非这样一幅场景。“那时候很忙，深圳过来的机器基本一天就好百八十台的出货。”陈海也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好多人找我拿货，没货就从别人家调，实在没有也没办法，那时还是苹果居多。”2016—2017年是苹果最后爆发的两年，在两年的时间里，iPhone销量持续攀升，直至2018年初，销量开始大幅回落。“苹果近些年其实也不那么保值了，都被华为赶超了。”在陈海心里，iPhone一直兼具着创新与品质，机器一向颇为保值。但年前的一次价格跳水，让陈海猝不及防。“很多拿的货都没卖出去，价格就下来了，有拿货需求的客户也不好涨价，只能打平手出或者亏一二百。”对于年前没有出完的机器，陈海决定放在年后再出，他并不想亏损那么多，及时止损对于陈海来说极为重要。年后，当「子弹财经」问及陈海时，他说最近的价格又开始回升，需求开始逐渐增多。同样，段合伟也感受到了丝丝暖意，撤店的想法也暂时收回了。年后经朋友介绍，他又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这位合作伙伴在二手市场也已打拼了近十年之久。“目前除了我自己的二手回收和销售业务，还有给爱回收提供不同种类的机型。”石磊称，他们是爱回收的下级回收商，承担着为爱回收供应机器的任务。石磊指的“爱回收”则是目前国内大型电子产品回收商，在回收行业中属于拥有回收牌照的正规军，相比传统小型回收机构，在隐私及安全性处理上更为专业。“回收后的机器基本都销往二三线城市或海外地区的经销商。”爱回收市场总监田牧向「子弹财经」说。据“爱回收”给到「子弹财经」的数据显示，仅2018年爱回收的出货量就达到1000万台之多，成交额70亿元，平均每天有4-5万台手机被回收或交易。而其中的手机不乏来自这些省市级或底层二手经销商。“给爱回收的机器他们都会经过质检，合格后得以回收至库房。”据石磊讲，爱回收在机器回收后不会超24小时便会进行出售，或交至下级回收商进行处理。“他们基本不压机器，因为每天回收价格都在变动，体量小的还好说，体量大的一台机器下跌1块钱，整体就要损失上千或上万。”相较爱回收这样专业的回收平台来讲，二手电子产品交易平台转转和闲鱼则是从事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现在商家每天都会去闲鱼和转转上收机器，百分之80多都是商家。”石磊称，他的下级网络中也有向石磊供机的小供应商，而他们大多来自城市的手机店，因此当这些人机器供不上的时候就会去这些平台回收二手手机。对此，石磊并不担心自己的机器会收不上来。在「子弹财经」的一再追问下，他向我们透露了一些情况。“其实现在很多回收商都与一些平台里的员工关系很好，有的甚至以前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据石磊讲，像转转这样有人工质检的平台，检测基本都按基本流程进行，但不排除有自己心仪的机器被扣留的情况。“其实有时候也是碰，像我朋友在质检时觉得机器不错就会跟我说，他就会在质检过程中做手脚，压低价格，卖家如果不卖也没办法，要是卖了我们就赚了。”无中生有是转转平台质检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在北京的消费者刘先生也曾向「子弹财经」讲述，他在转转上卖手机时，明明发过去的是外观99新未拆修的机器，但最终转转给他的验机报告却是成色7-8新，有过拆修，并且价格已被压到了最低。虽然在转转平台有着监督体制，但有些事依然无法防范。“这基本是业内人尽皆知的事情。”石磊说。因一些原因，石磊并未向「子弹财经」透露具体交货给爱回收的机器数量，但他每天通过各种渠道回收回来或分发出去的二手机基本在500台左右。这已经达到了他的极限。6身处北京的段合伟再次回到了深圳，而这次之行不仅要回去看望弟弟的店铺，自己还要到香港去进货。当「子弹财经」问起他从事这样一种职业累不累时，他的眉头皱了皱。“累是肯定累，没有什么工作是不累的，都是为了生计，谁愿意抛家舍业呢？咬牙坚持吧，哪怕少挣些也可以。”不仅是段合伟，诸如文中提及的这些二手商们，或多或少都有处于家境压力而从事这一行业。有的人背井离乡，有的人在家乡坚持。在2018年的手机业大震荡中，苹果、三星的光环已不再光鲜亮丽，要么销量大幅下滑，要么手机质量问题接连不断，又或者降价促销，让从事手机销售的中间商和渠道商们吃尽苦头，偌大的华强北市场也因此受到波动。如今，智能手机严重过剩，越来越多的手机功能大体相仿，拥有苹果也似乎并非是“权贵”的象征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将目光转向在外观与体验都与苹果并驾齐驱的国产机身上，如华为、小米、OV，因此，在厂商阵痛来临之时，华强北也同样经历了这轮阵痛。在「子弹财经」历经几天的访谈中，让我们看到了二手手机行业的真实写照。可以说，他们很像股票中的“韭菜”们，都成为了这个时代不可或缺，但又随时准备牺牲的人。时代依旧在变，但对于这群人来说，变的只有对当下战略的调整，不变的是那份情谊与坚持。而未来，市场如何变化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群人的命运却与这个行业紧密相连。“或许最后有一天我们不做这个行业了，又或许我们倒闭了，但我们仍然感谢它，是这个行业为我们带来了回报，也是他让我们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是最后，他们中许多人都说出的一句感慨。在行业与时代发展面前，他们有时就是一颗韭菜。但他们仍在这条路上负重前行。注：段合伟、张伟、刘赢、陈海、段少伟、彭辉、石磊均为化名。...

从2019年1月11日起，用户登陆平安好房网站，会发现转到平安城科网站。网站公告声称“由于平安好房战略升级，自2019年1月11起平安好房官网更名为平安城科官网”以及“2019年1月11日起对平安好房新房、租房频道做关闭处理”。而在2019年1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说，中国平安旗下平安城科通过内部邮件正式宣布，CEO崔聿泓、副总经理肖丽两名高管被免职，崔聿泓为正常离职、去向待定，肖丽调往平安集团旗下上海家化。员工的遣散或是再安排则早在2018年底就陆续进行。36氪等媒体报道称，公司业务调整之后，平安好房的员工已经逐渐分流到平安普惠、平安寿险和平安城科，“不接受的就拿了一笔遣散费后被遣散，剩下少数人把收尾工作做完也将分流。”历任两任CEO却全无起色，平安好房这个一度被马明哲寄予厚望的平台，终于还是黯然退场，可能只待正式宣告“死亡”。不过，平安好房只是马明哲地产帝国的一部分。有人说，中国超过一半以上的大型地产企业在为马明哲“打工”。平安好房的受挫可能只会稍微减缓平安地产拼图的成型，但不会绊住平安坚定和地产深度捆绑的脚步。NO. 1｜从高期望到边缘化2014年5月15日，平安好房正式上线，主攻房地产交易，并喊出了“零中介费”“去中介化”等口号，以颠覆者的形象示人。“未来平安将以整个集团之力支持平安好房”，平安董事长马明哲曾如是说。他希望平安好房要做房地产界的“天猫”，也即全国最大的房地产交易服务平台。为此，他力邀搜房网原高管庄诺回国担任平安好房CEO。此外，马明哲还牵头组织中国首个房地产众筹联盟，拉来万科总裁郁亮、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等地产大佬参与，由平安好房负责运营该众筹平台。2015年5月29日，在该众筹平台成立仪式上，一向低调的他甚至罕见地亲自为其站台，对于平安好房的看重可见一斑。在马明哲看来，平安好房是实现平安集团“吃穿住行”大金融战略棋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015年的元旦新春致辞中，他规划的平安新战略是四个市场+两朵云+一扇门，其中“四个市场”中的房产交易市场，就是指平安好房。在崂山路的办公地点，庄诺与创业团队定下“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的运营思路，以金融业务切入新房、二手房、租赁等业务。纵观平安好房的发展历史，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创立伊始，平安好房号称“革中介的命”，做去中介化的房产创新O2O平台，高举高打，虽然引发市场关注，但却也引发中介强烈反弹。在遇到挑战后，平安好房调整了方针，开始发力“用金融手段撬动房产交易”。作为平安集团旗下房地产互联网平台，平安好房定位于“消费金融战略”的标志性业务，自然被赋予为平安金融引流的重任。有观察人士分析称，平安好房的业务逻辑在于：对所有可能产生现金流的地方进行金融化。例如，它用提供首付贷款和购房准备金升值的方式撬动一手房销售，用垫付房款的方式吸引二手房房源，甚至发放小额的租房贷款、车位贷款、房屋契税贷款和装修贷款。这一模式的代表产品有好房贷、好房宝等。2015年底，平安好房对外宣称凭借金融已撬动了1500亿元的房产销售，互联网金融产品首付贷的规模达到180亿元。风云变幻。到了2016年，政府出于控制金融风险的考虑，开始严厉打击首付贷和过桥贷，对购房杠杆严格监管，命中平安好房的核心业务之一。在此背景下，平安好房失去了最值得依赖的扩张工具，商业模式就此受挫。而在另一方面，平安好房的二手房平台一直没有搭建起来。彼时平安集团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麦肯锡咨询安排了一个团队入驻平安好房，该团队由钟慧馨领衔主导，作为外脑对平安好房进行诊断辅导。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平安好房内部人士透露，麦肯锡二手房团队进展甚微。之后，平安好房便沉寂下来，创始人庄诺在2016年11月因病低调辞职，接任他的是曾任百度上海研发中心总监、百度商业产品高级总监的崔聿泓。崔聿泓时代的平安好房转型为新房分销服务商，尝试用寿险经纪人销售新房模式，并希望在二手房以及租赁业务上尝试新的方向。但受O2O大潮退去、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崔聿泓继任CEO后的时间和发挥空间有限，已经无力回天。在中国平安2016年的年度报告中，对于平安好房只字未提。而在2017年年报中，平安好房除了业务描述和未来构想，看不到任何用户数据和交易金额。平安好房，就此在平安的年报中隐匿。NO. 2｜平安好房没有下半场从2014到2018年，四年多时间里，平安好房从一鸣惊人走到了失意边缘，其原因是多样的。平安好房以互联网思维开路，一开始喊出的“零中介费”等标语固然吸引眼球，对拓客不无裨益，但也在无形之中给自己带来了中介和银行的敌意。对以佣金为生、视房源如生命的房产中介行业来说，平安好房的模式无异于釜底抽薪。随着房地产中介行业“去门店化”被证明是伪命题，根本没有个人房源供给造血功能的平安好房最终还是要走向线下、和手握房源的中介进行合作，而这条路在一开始就被平安好房急躁的开局堵上了七七八八。可以这么说，平安好房后来在二手房平台的挣扎，和当初的轻易树敌不无关系。当以链家为代表的传统中介纷纷互联网化，平安好房的优势荡然无存，“去中介化”彻底失败。其次，平安好房的营销喊出了声音，但在服务端却没有打造和营销匹配的能力。在2014年5月15日，平安好房网正式上线后不久，随即豪掷5亿元购房补贴操办“5·20购房节”。这给平安好房在5月20日当天带来了近800万次的网页浏览量，同时被抢到的房源达669套，总成交近10亿元。2015年，平安好房切入互联网租房市场之时，平安集团再度向其提供了6亿元房租补贴。平安好房学习Uber的发展模式，为成交租客每单提供300元租金补助，以此获得客户，抢占市场。营销带来用户，产品留住用户。的确，背靠平安的强大平台，平安好房在营销上的财大气粗令人侧目。但在优质房源、价格优惠、房贷服务、利息优惠等核心服务方面，平安好房却并没有展现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据自媒体“房地产和互联网思维”说，无论是在Alex排名上还是房产生活领域的APP使用排名上，都没法在前列看到平安好房网站或是平安好房APP的身影。没有活跃用户、没有流量，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就是一场失败。如果在互联网上都留不下痕迹，遑论在互联网获得成功呢？这一点可能也和平安好房的定位频频变动有关。平安好房一开始以金融开道，要做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后被政策扼杀；受挫后放下身段和新房营销商、二手房中介激烈厮杀无果，做信息又无法取得和搜房、58的流量。方向几经更替，平安好房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无法得到树立。而诸如搜房、安居客、新浪乐居等企业早已围绕着业务布局、产品体验或是流量导流建立了自己的护城河。创始人庄诺离职后，崔聿泓貌似依旧在复制原来的老路，用热闹的营销掩盖商业模式的模糊不清。带着一支没有任何房地产从业背景的技术团队做交易场景，崔聿泓的尝试最终没有挽救平安好房。此外，平安好房还试着借力平安85万寿险经纪的庞大地面部队进行房地产项目分销，但最终激活率也被证明不尽如人意。随着平安好房正式更名为平安城科，其基本告别了传统的房产买卖业务。值得一提的是，平安好房只是马明哲地产帝国的冰山一角。经过一系列的资产运作，中国平安已经缔造了一个宏大的地产王国版图，涵盖从供给端到需求端的一切参与方。在供应端，它依托平安保险、平安信托、平安不动产等平台或入股房企，或是建立联合体共同拿地，或是为开发商提供融资支持。在需求端，它则依托平安普惠金融等为个人房产交易金融提供帮助。平安已经或曾经成为碧桂园、旭辉、华夏幸福、融创、朗诗第二大股东，此外，其还重仓持有金地集团、绿地控股、华润地产、保利地产等房企股权。长江商报记者初步梳理发现，平安重仓持股的知名房企至少有13家。同时，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平安与超过20家房企通过股权合作等模式存在合作，其中不乏万科、招商、金地、保利、华润、绿城、九龙仓、碧桂园、协信、旭辉等知名房企，合作拿地上百宗。事实上，中国的前20大房企背后，全部都有中国平安的身影。这些年大部分行事稳健的房企都收到了来自中国平安的资金。截至2017年末，平安银行投向房地产行业的贷款余额为1529亿元；平安集团的投资性房地产净值为472亿元，而公允价值达到771亿元；旗下地产（含投资性房地产）价值（以历史成本计价）达2093.22亿元。但是被寄予厚望的平安好房的偃旗息鼓意味着，马明哲以“居住”为核心打造的金融闭环的蓝图失去了重要的一角，其完全成型可能还尚需时间。...

2018年预亏近5000万元的熊猫金控正在全面出清旗下的P2P业务，其亏损的两大原因之一就是为旗下的P2P平台计提了大额坏账准备。预亏12.4亿元至15.8亿元的奥马电器，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425.62%~513.62%，对于亏损原因，奥马电器归结为受公司金融业务拖累，旗下互金平台“钱包金融”去年就已出现逾期。事实上，早在5年前，P2P网贷行业还是炙手可热的时候，上市公司纷纷进场布局，并因此收获了股价的提升，一时间成为市值管理利器，而这5年间，行业热过了头，过犹不及、问题频发，当年的炙手可热如今成了烫手山芋。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后发现，截至目前，上市公司系P2P超过110家，其中，正常运营中的平台约70家，占比63.6%，其余或停业或转型或已成为问题平台，涉及上市公司超40家，其中，约10家平台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蜜月一过就分手2015年前后可谓上市公司扎堆P2P的蜜月期，其中，大部分上市公司会选择通过注资、增资的方式收购或者入股P2P平台，持股比例大多在10%~30%之间。少量上市公司以全资控股的形式持有P2P平台，如熊猫金控旗下的银湖网、金蝶软件（00268.HK）旗下的金蝶金链、腾邦国际(300178.SZ)旗下的腾邦创投、赛为智能(300044.SZ)旗下的惠投无忧、三六五网(300295.SZ)旗下的安家贷等。然而，道路千万条，P2P是不确定性最高的那一条。自2016年4月5日起，金蝶金链正式暂停向个人投资者发布新的金融理财产品。2019年2月1日晚间，熊猫金控公告称，拟将持有的P2P平台银湖网100%股权转让给实际控制人赵伟平，转让价2.19亿元。对于转让原因，熊猫金控称，受P2P网贷行业危机影响，宏观环境持续恶化，以P2P网贷为主要业务模式的银湖网受到不利影响，竞争优势逐渐减弱；随着监管趋严及行业爆雷事件，P2P平台的经营业务将进一步收紧，持续盈利能力受到影响，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由于其涉及到零溢价的关联交易，熊猫金控还收到了交易所的问询函。而去年9月，熊猫金控也公告称，将旗下另一P2P平台熊猫金库从自身剥离至赵伟平身上。熊猫金控本是一家烟花爆竹公司，后转型做互联网金融，开展P2P网贷及小额贷款业务，旗下先后成立了银湖网、熊猫金库两家P2P平台以及熊猫小贷、熊猫大数据等公司，然而，受P2P网贷行业变化影响，银湖网、熊猫金库先后陷入兑付危机。而腾邦创投官网显示，最近一期标的发标时间为2018年9月4日，且有11011个直投项目、107个债转项目。抱得住团，保不住命上市公司组团成立一家P2P也是当年资本市场的风景线之一，最典型的如鹏金所，由包括万科在内的14家A股上市公司组建而成，2016年8月23日，鹏金所完成了增资扩股工作，万科向鹏金所投资约3亿元，成为鹏金所第一大股东。理想宝是由4家上市公司联合刘晓庆旗下公司共同组建而成，去年，该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立案侦查，现如今，这家平台还处在兑付过程中。除了不同行业的联合以外，也有同行业的抱团模式，比如萃华珠宝联合多家珠宝企业组建珠宝贷，并分别持有平台2.33%股份，此前，金一文化和东方金钰也参股珠宝贷，后又相继退出。东方金钰自家的网贷平台东方金钰网于2015年7月10日上线，但根据东方金钰2017年年报，其P2P业务运行的并不好，净亏损2372.81万元。2017年3月1日，东方金钰网贷平台发布转型暨借款人提前还款公告，暂停网络金融平台业务；而作为上市公司本身，东方金钰如今也是债务缠身。不仅A股上市公司，H股上市公司此前也几乎同步热衷于P2P网贷，中国新电信先后收购了阿凡达财富70%的股权及蜜蜂金服60%的股权。在去年的中期报告中，中国新电信披露的数据显示，其互联网金融平台所得的服务或佣金收入为该集团贡献收益约3971.4万港元。中国新电信称，鉴于网络借贷环境的波动及投资者缺乏信心，再加上借款人未能偿还债务，其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运营已受到负面影响。因此，集团已委聘律师成立工作小组，参与管理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运营。股价怎么上去的就怎么下来在前两年网贷行业风头正旺的时候，只要一沾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必将获得股价的攀升，2015年1月19日，中天城投两次发布公告称，在做大现有P2P规模的基础上，逐步开展第三方支付、大数据金融、互联网金融门户、众筹信息化金融机构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在公告发布后的5个交易日内，有两个交易日股价出现涨停，公告后5个交易日的累计涨幅达35.95%。去年，就在中天金融忙着收购华夏人寿的时候，旗下的P2P平台招商贷也出现了大规模逾期、提现难问题。去年11月22日下午，招商贷召开出借人见面会，就逾期事件进行说明，并拿出相应的兑付方案。1月30日，银河生物发布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去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亏损6.5亿~8.5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455.35%~8410.85%，此前，银河生物曾布局多家P2P平台，现均已全军覆没，其中，多融财富、有理树金服、壹佰金融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365易贷还在艰难兑付过程中，啄米理财则良性退出。奥马电器本来是一家主营冰箱制造和销售业务的家电公司，但经不住互联网金融的诱惑，该公司开始将目光转向互联网金融业务。但随着P2P平台爆雷，钱包金融也未逃脱厄运。去年8月15日的公告显示，由于受行业环境变化的影响，奥马电器全资孙公司钱包网金（平潭）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及管理的“钱包金融”平台，出现部分网络借贷项目到期尚未兑付的情况。奥马电器称“钱包金融”是P2P导流服务平台，截至2018年8月20日，经“钱包金融”导流的网络借贷产品贷款余额为28.6亿元，平台投资人数为3.78万人，其中逾期贷款金额为1.84亿元，逾期尚未完成兑付投资人4844人。P2P爆雷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了完成兑付，奥马电器各种努力，去年10月30日复牌后的奥马电器连续5个跌停。直到1月17日，奥马电器公告称，“钱包金融”平台不属于网贷平台。对于经“钱包金融”平台导流的网络借贷产品，产品借款人是法定的付款义务人，“钱包金融”平台并不对逾期的网络借贷项目承担刚性兑付担保责任。...

“专窥大众底裤的公司忘记穿裤就裸奔了……”不得不说，对于这种运维不够，吃瓜群众来凑的热闹，往往能惹来不少相关从业者的愤慨。事件经过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天里，追踪 MongoDB 数据库多年的荷兰著名安全研究员 Victor Gevers 又发现了新的“裸奔”用户数据，这次他将矛头指向了一家中国安防视觉领域的企业——SenseNets（深圳深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深网视界”）。Gevers 连发数条推文指出，该公司其中一个 MongoDB 人脸识别数据库在没有安全认证的情况下直接在公网“裸奔”，可供任何人查找，并允许完全访问，这意味着恶意行为者可以随意添加或删除数据库中的记录。换言之，任何人都可以查看这些记录并跟踪一人的行为。据悉，被暴露的数据库包含有 2,565,724 名用户的信息，以及仍在飞速增长的 GPS 位置记录。“这些用户数据不仅包括用户名，还有非常详细且高度敏感的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码、身份证签发日期、性别、国籍、家庭住址、出生日期、照片、工作单位等内容。”此外，该数据还包含一系列“监控器”以及与之相关的 GPS 位置记录，每个摄像头都有一个单独的名称和一个与某个位置相关的 IP 地址。“根据该公司的网站，这些监控器似乎是公共摄像机的位置，通过该摄像机进行视频拍摄和分析。”如“酒店”、“警察”、“网吧”、“餐馆”等，都是对“监控器”等相关 GPS 位置的描述。在过去的 24 小时内，已经有 670 万 GPS 位置数据被记录下来。图注：暴露的数据库中发现的一处GPS坐标位置他表示，现在数据库已通过防火墙“受到保护”。虽然他仍怀疑中国外的流量访问得到了阻止，但至少海外（服务器）是无法再访问到这些数据了。目前，Gevers 已通过 GDI Foundation 向该公司对自 7 月开始开放的数据库提出警告。外媒CNET、ZDNet相继报道了该起事件，并引起了国内网友们的强烈关注：@xiangli：只要不捅大的公关篓子，这些靠忽悠政府和 VC 的所谓“科研独角兽”们就不会往工程方向多看哪怕一眼……这里要给敢于扒“巨人”底裤的国外同行们点赞。结合 Gevers 指出的几点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这家公司：一是计算机视觉产品在安防领域的应用特征，二是自身业务 IT 系统治理的安全管控能力。深网视界是谁？就在我们着手了解深网视界相关信息时，却意外地发现其公司页面（http://www.sensenets.com）已无法打开。而且，自 2015 年 9 月成立以来，有关这家的公开信息就十分寥寥：据公开信息，深网视界是一家由东方网力和商汤科技联合成立的，专注安防领域视频分析的公司。于 2015 年 9 月在深圳成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等。2017 年 5 月，商汤科技出资认购深网视界 2000 万人民币，持股 35.83%，成为第二大股东。我们这才发现，尽管深网视界大众的视野中并不出众，但为其投资的两家公司——东方网力与商汤科技却不得不提。据亿欧此前报道称，东方网力曾一直与商汤科技背后的港中大汤晓鸥教授团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不过，就在该起事件发生后，商汤科技很快在微博网友留言区表示：“深圳深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与商汤科技无关联关系。商汤曾与东方网力合资成立深圳深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但 2018 年商汤就已从深网视界撤资了。”并通过媒体对外称，商汤科技在参与深网视界经营阶段，主要通过派出技术人员为其提供底层算法的模式参与对方产品研发，未接触对方的系统层和业务层。值得一提的是，在东方网力 2018 年 4 月公布的 2017 年度财报中，深网视界的营业利润、净利润、现金流均表现为负数。那这又是否为商汤科技与深网视界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呢？据悉，东方网力是一家从视频管理平台起家，主要提供安防服务、视频监控解决方案的上市公司。除了与商汤科技合作之外，近两年在人工智能领域也耗费了不少资金和精力。2016 年 1 月，成立东方网力（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关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物联网等方面的技术研发；2016 年 9 月，成立北京物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智能家庭机器人和社交机器人的研发。运维的锅？笔者还注意到，知乎 2018 年 3 月的一则匿名留言从技术角度对深网视界做出了评价：反查官网域名所在的服务器，是阿里云的。别的不说，起码公司内没有一个很牛逼的运维。对技术的投入有点怀疑。这是我现在看一家公司的维度之一，属于个人主观意见。且不论这位匿名网友的观点是否有依据，但他无疑将矛盾点指向了本次事件遇到的问题：数据库运维的安全性。黑客们往往会利用 Web 漏洞、服务器漏洞、配置错误等技术手段，甚至钓鱼手段，目标直指数据库。要知道，数据一旦泄密，紧接着而来的可能就是金融账号诈骗、用户信息兜售，这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有网友就警告：@AB_Clampju：这种信息泄漏不是第一次了，以往有重视过吗？并没有。而天真的运维狗们也纷纷“喊冤”：@泽云027：这不能怪 MongoDB 吧？它只是默认不开身份验证而已。类似做法的知名开源数据类项目多了，比如 Hadoop 之类的。@G口口D：这种低级错误通常是项目管理低下、不经事，年轻攻城狮常犯的。“我们运维狗招惹谁了？天天背锅已经够累了，还骂我们，日子没发过了……”然而，事件发生之后，相关方深网视界一直未给出回应。在笔者看来，这尽管有些难以名状，但也极为符合国内当前市场情况，因为安全问题的产生并非来自于外界黑客的攻击，而是更多来自于企业内部，基于不成熟的合规体系而操作不当导致安全性问题。只有两类企业，一种是受到攻击自己知道，一种是受到攻击自己并不知道 。如同买保险一样，如果没有“实在地” 遇到黑客攻击，可能无法真切地感受到这份“保险”的价值。安全不是一个产品，也不是一个方案，而是一个整体的架构，一个风险控制体系，首先要做风险评估，风险定位，然后思考安全架构，最后才是用哪种安全技术和产品来实现。正如国内企业对安全并未有完全清晰的认识，消费者对隐私的感知程度可能也需要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而改变。谁来保证我们的隐私？那么，我们的隐私在中国是何种意义上的“安全”？去年 6 月在美国，奥兰多警察局使用亚马逊的 Rekognition 的面部识别技术进行测试。尽管如此，还是被媒体批评为侵犯了用户隐私。该起案件发生后，外媒 ZDNet 就将矛头指向了深网视界的业务背景，它写道：“某种意义上来讲，深网视界更像是一种政府合同承包商，而不是其他出售产品给其他企业的私企。否则，这很难解释它是如何从政府单位获取用户个人信息和摄像头信息的。”实际上，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监控摄像头最多的国家，也是在安防监控领域使用 AI 技术最积极的国家之一。2017 年 6 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在公共场所有 1.7 亿台监控摄像机，到 2020 年可能还要安装另外 4.5 亿台。曾有不少媒体报道，“在深圳、济南等地，如果横穿马路不遵守交通的行人，将会被安装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抓拍下来，现场大屏幕曝光、滚动播放。”这究竟是依法行政，还是侵犯公民隐私？不得不承认，对数据隐私以及政府对公民管控存在的道德担忧，我们思考得还是太少。如今人脸识别正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也成就了国内计算机视觉比较大的优势局面。但是，我们把“脸”交出去了，谁来保证我们“脸”的安全？参考链接：https://www.zdnet.com/article/chinese-company-leaves-muslim-tracking-facial-recognition-database-exposed-o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