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星期，一系列医疗系统的腐败大案进入大家眼帘：年内155名公立医院院长、书记被查，数量是往年同期的2倍。几天之后，新闻更新，落马院长已达168名。还有更触目惊心的：医药公司进价1500万元的大型放疗设备，卖给公立医院时竟然向院长行贿“回扣”1600万元！广东省三家药企被指虚构支出40亿元，真实的支出用途是“公关”....受医疗行业反腐的影响，近期拟举办的多个医学学术会议取消或无限期推迟，被指与医药公司借助会议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有关。一些省区流出文件通知，要求医务人员限期上交从医药企业处获得的“讲课费”等不当利益输送。多家知名医药企业据传被查，多家医药公司解散工作群、歇业，躲避“史上最强”医药反腐风暴....医疗腐败直接夺走的是老百姓的“救命钱”，自然引发全社会关注和义愤填膺。为什么近期会爆出如此之多的医药腐败案件？甚至有人认为，这说明过去一段时间的医改乃至行业反腐是“南辕北辙”——事实恰恰相反。医疗医药腐败的隐蔽性在企业会计制度中，企业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被称为“销售费用”。医药公司的销售费用包含了企业为推广产品和服务花费的各项费用，虚假调研、虚高宣传、赞助会议、药品回扣等也可能囊括其中，是侦破腐败犯罪的重要线索。上市医药企业的会计制度较为透明。2022年，A股共有486家医药生物上市企业在列，有39家药企的销售费用率（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50%，销售费用超10亿元的A股生物医药类企业有90家。一些老牌医药类上市企业由于销售费用率过高，遭到了证交所的关注。上市企业受到各方面监督较严格，出现腐败问题的风险远低于某些地方性医药企业及医药流通环节的“皮包公司”。但是，长期以来，各医药企业显而易见的高额“销售费用”并没有遭到有效的制止。因为历史原因，我国医疗机构长期以来存在趋利性倾向。即病人在医院“消费”越多的药品、耗材、诊疗服务，医院就越容易获取经济利益。在长期的趋利性中，医院上下的激励制度发生了扭曲，鼓励医务人员增加“营业流水”。2008年以来的新医改，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回归公益。2017年，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公立医院药品销售加成，即要求公立医院售卖药品时“原价进，原价出”，斩断医院从药品销售中获利。2019年起，全国范围内逐步取消耗材加成。同期，医保支付改革通过诊断相关付费等措施，加强诊疗规范程度，减少中高年资医务人员通过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调节收入。大家印象深刻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灵魂砍价”，也是降低了医药企业的利益空间，让医药购销腐败“有心无力”。但由于长期以来的积弊，医疗医药腐败仍有存在土壤，并且表现的愈发隐蔽。以药品为例，虽然“零加成”改革之后，医院明面上不再从药品中获利，可是一些未经“灵魂砍价”的药品价格仍有虚高。在药品价格虚高的前提下，经营这些药品的公司为了获利，向医院输送“二次议价”折扣，让“零加成”改革后的医院仍然可以通过售卖药品获利。同时，医药公司仍有向医务人员行贿的动机，医务人员仍能继续发挥“自由裁量”从中获利。医药行业销售费用居所有行业之首（东方财富Choice）在此基础上，除了传统的“回扣”、红包等行贿手段，近年来医药腐败的方式可谓花样翻新。比如说，医生在医疗团队里的授权取决于技术职称，而技术职称与科研成果挂钩。医药公司便为医务人员提供各种“科研项目”，以科研经费的形式进行“雅贿”，“科研成果”又可以为自家产品背书，双方成了“互惠互利”。再比如说，医药公司组织各种“学术讲座”、“学术活动”，通过“讲课费”、“劳务费”、“差旅招待”、“海外学术活动邀请”等方式向医务人员输送利益。有些“专家”因此成为了“会议家”、学术会议上的“麦霸”。志向低的，勤赶场子赚车马费；志向大的，通过会议结交朋友、网罗资源。毕竟有些时候学术资源和学术成果鉴定主要靠“排排坐分果果”，专家要为自己及徒子徒孙们获得长久的学术话语权“卡位”。有了话语权，就有了一切。如果说大型学术活动是“雅贿”重灾区，厂商对学术组织换届的影响就可以类比美国大选。厂商“投资”学术组织的负责人、主要成员，把自家产品写入技术规范，产品攻城掠地自然是攻无不克……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反复强调，大家一提到医药腐败就想到医生回扣。事实上，医生回扣是“撒胡椒面”，重大的腐败环节出现在利益集中的关键点，168名落马院长只是冰山一角。乱象丛生，群魔乱舞以大家关注的药品腐败问题为例。一个药品要想进入公立医院，需要经过以下流程：省级招标平台集中采购。在这一过程中，涉及的政府机关、招标专家，都有可能成为“糖衣炮弹”的进攻对象。药品在省级招标平台中标，只是获得了进入当地公立医院的许可。药品能否在医院“进门”，还有以下“门道”——·医院临床科室科主任向医院提出用药申请：“因临床需要，购买某某药品”。·医院药剂科对用药申请，进行复核批准。·分管副院长进行审核。·由临床、药剂等多位高年资专家组成的医院药事委员会对拟购药品进行讨论并通过。·药品采购进入医院，各科室开始用药……·而一些用量较低的小品种药品，可以绕过省级招标平台，直接由临床科室负责人提出由于某个特殊的临床需要进行采购。显然，以上各环节均存在腐败风险隐患，甚至这个风险链条还可以进一步延长。医生每个月开了几盒药事关回扣发放，于是拥有“统方”权力的药剂科、信息科等部门相关岗位也成为了围猎对象。这些情况，管理部门和医院不是不知道，一些医院也煞有介事地搞“预防腐败”，用文件执行文件。医院纪委的负责同志手中掌握了许多举报信是吧？这都是腐败线索。医药公司要想跟医院结清账款，纪委同志要查清这笔货款没有腐败风险，在审批单上盖上“无腐败问题鉴定完毕专用章”，医药公司才能跟医院结账。纪委的同志心想，“我一个政工干部，你有没有腐败我哪里摸得清？我三天两头叫检察院来看看？盖了这个章就要我背上连带责任。拖着不盖章，医院工作出了纰漏又要拿我问责？我冤大头啊！既然这样，医药公司想盖这个章就要花钱买，我不能白担着风险……”就这样，医院内部的监督链条全线失守，“灯下黑”的贪腐“窝案”土壤形成了。自然而然，掌握这些利益的重要节点还需要“保护伞”，不然这个“位置”坐不上、坐不稳。在这样的风气下，医院有良知的医务人员尤其是中低阶医务人员想要自爆家丑，就面临阻碍重重，只能随波逐流。请记住，当下医院的管理制度建立在诊疗活动层级授权的结构下，医务人员要想成长进步需要实践，实践必须获得上级的授权，这导致医院内部天然的难以进行“以下克上”的内部监督。反而是上级可以通过绩效考核、职场霸凌、道德绑架等手段，让下级通过无私奉献掩盖体系内“跑冒滴漏”带来的不经济。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行业风气导致恶化医疗腐败也在不断蔓延：原本只有能出门诊、制定住院病人治疗方案的高年资医生有资格接收“回扣”。后来，没有处方权但是有资格决定耗材使用的护士长，也能从耗材回扣中分润。平常跟病人没有直接接触的检验科是个封闭的小圈子，缺少外部监督，各种高价试剂伴随着病人的检查化验“全家桶”不断壮大。有的试剂厂商为了培养市场，甚至弄出了“送设备卖耗材”的把戏，动辄投入价值数以百万计的检测仪器，为的是推销“检测设备专用的试剂”。由于商业贿赂带来了超额收益，一些高年资医务人员故意把持专业技术，在某医院、某科室当“药霸”、“刀霸”，阻挠低年资医务人员成长。这些行为摧残着整个行业的未来，破坏了医学新人的理想与信念。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反腐力度加大，一些冠冕堂皇的专家学者在海外寻找退路，为子女安排与祖国渐行渐远的人生，他们自然而然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羡慕西方的生活方式。一旦惊涛骇浪到来，这些专家学者难免为了避免大洋彼岸经营多年的田园将芜，为了享受地球另一端的含饴弄孙之乐，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说些“对手已经不凶残了，可以共存”之类。步长制药销售费用结构（东方财富Choice）反腐难题——举证难以上问题，出现在医院所有物资与服务采购活动中。为什么不管呢？取证难。所谓“大处方”、“大检查”，只要病人有钱，愿意花钱买一个“更安心”的概率，并且这些医疗服务对病人来说收益为正，不会“越治越坏”，外界就很难判断这些医疗服务是否合理，医疗现场对于外界的观察者来说是白色的暗箱。外界最有效的干预手段是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不管你的诊疗活动是不是合理，我只关心有没有跟这一活动有关的利益输送。你可以把诊疗行为的合理性说得天花乱坠，只要你的银行账户别出现什么“魔法奇迹”。此前，由于缺乏侦察手段，办案效率低，办案人员只能有针对性的处置犯罪线索。甚至有的“专家学者”介绍“经验”：接受调查的时候东拉西扯，说这些问题是行业普遍现象，他这个地位的人都有。三拖两拖，“保护伞”开始行动。毕竟结交“名医”是宝贵的社会资源，“名医”的社会活动能力强。“条子”、电话，盖着公章煞有介事的“情况说明”纷纷到位，等到办案人员不耐烦说“讲你自己的事情”，就说明差不多要过关了。最终，“名医专家”多少上交些不法所得就能结案了，往后是洗心革面还是“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大家猜猜看？这也导致相关的反腐活动带有运动性的周期色彩，并且只能针对一些典型案例，有“定向爆破”之嫌。长沙湘雅三医院9名医务人员联名举报科主任“金税”抡起千钧棒要解决这一多年困扰医疗卫生行业健康发展的痼疾，靠的是我国财税体系对经济活动的掌控力提升。本轮“反腐风暴”的基础，是2023年1月在十省市上线、并将在全国推行的“金税四期”工程。金税四期是2013年上线的金税工程第三期的全新升级，对企业资金端、信息端的控制更为紧密。工程将“非税业务”纳入监控范围，实现“涉税业务”与“非税业务”全面监管；同时建立与各部委、银行、工商等信息通道，实现企业的信息共享与信息核查。金税四期号称能比企业总经理更清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物料变化。在“金税四期”等一系列科技手段的支撑下，本轮“反腐风暴”掌握了医药企业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的“底册”。现阶段一些正在进行反腐调查的医疗机构，办案人员要求涉腐医务人员限期把不当得利汇入廉政账户寻求“宽大处置”。由于办案人员从企业处掌握了历年的行贿证据，并通过腐败嫌疑人及利益相关人的银行账户相互验证，得以高效准确的掌握案情，并分化出可挽救的对象及顽固不化的腐败分子。往年的反腐活动中，一些腐败分子在集中带量采购、控费活动的背景下，故意制造和夸大药品、耗材、高值医疗器械供应不畅，以群众正常就医做威胁。一些“专家学者”做技术权威做久了，明明腐败的“技术含量”比其他“老虎苍蝇”差远了，却总是爱一本正经的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重新定义“腐败”。然而，侦办人员从各家商业企业那里掌握了相关利益输送的确切数字，一切挣扎都毫无意义。近期医疗医药行业爆出的众多“老虎苍蝇”，是我国不断收紧打击腐败天罗地网的一部分。反腐活动捷报频传，说明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廉洁生态不断好转，医药市场环境不断改善。事实上，除了医药医药行业，同样的反腐动作正在许多腐败风险领域紧锣密鼓的推进。2019年国庆七十周年，网络上的一些名人有心无意转发这样一则故事：知名医生林巧稚1949年接到了出席开国大典的请柬，她却在开国大典那天缺席，继续前往协和医院工作。似乎有人有心把林巧稚先生这位德高望众的医学家塑造成一位远离新中国政治的朱耷模样。事实上，林巧稚先生很快就在1950年的“三反五反”斗争中发现，她为之奋斗终生的医学殿堂协和医院存在大量的贪污、浪费罪行，并不是纯粹于学术研究与治病救人的圣洁之地。她从运动中认识到社会革命是实现自身医学梦想的重要基础，从此热心参加新中国的各项政治生活，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在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部署，成就了人民医学家的一生。空前的医疗卫生行业“反腐风暴”或许会让一些知名医学家露出令人不齿的一面，但它将会让医疗卫生事业蒙尘的荣誉重放光彩。...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星期四（8月10日）发文，督促地方建立失信惩戒制度，深入推进政府诚信建设，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中国发改委官网发布给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的通知中，提出要加强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朝令夕改、新官不理旧账、损害市场公平交易、危害企业利益等政务失信行为，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增强民营企业投资信心，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通知要求，各级信用牵头部门要参照建立政府失信惩戒机制，推动同级政府部门积极调动职能范围内各类失信惩戒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限制政府资金支持、限制申请扶持政策、取消评优评先、限制参加政府采购等，实现失信必惩。通知提出，各级信用牵头部门要推动将失信记录纳入相关政府部门绩效考核评价指标，发改委适时将政务失信记录纳入营商环境评价和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评价。对于存在失信记录的相关主体，发改委将按规定限制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限制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申请、限制各类融资项目推荐。对于存在政府失信记录的地级以上城市，发改委将取消发展改革系统的评优评先和试点示范资格、加大城市信用监测扣分权重、取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称号或参评资格。中国官方7月19日发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民营经济31条”，当中要求“完善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和惩戒制度”，中国国家发改委此次发布通知，是进一步出台细项的实施办法。...

（原标题：国家发改委要求加强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建设 着力解决新官不理旧账等政务失信行为）国家发改委10日发布《关于完善政府诚信履约机制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出，加强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朝令夕改、新官不理旧账、损害市场公平交易、危害企业利益等政务失信行为，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增强民营企业投资信心，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通知》要求，健全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机制。全面健全政务信用记录。国家发改委适时将政务失信记录纳入营商环境评价和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评价。充分用好发展改革系统失信惩戒措施“工具箱”。对于存在失信记录的相关主体，国家发改委将按规定限制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限制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申请、限制各类融资项目推荐；对于存在政府失信记录的地级以上城市，国家发改委将取消发展改革系统的评优评先和试点示范资格、加大城市信用监测扣分权重、取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称号或参评资格。此外，《通知》还督促地方建立失信惩戒制度。各级信用牵头部门要参照建立政府失信惩戒机制，推动同级政府部门积极调动职能范围内各类失信惩戒措施。完善信用修复机制，经认定部门确认已纠正失信行为、完成履约的，要及时修复相关失信记录，终止对其实施失信惩戒措施。...

　　原标题：深度关注 | 强化运用穿透式监督和调查 刺破“影子公司”面纱　　日前，重庆环投惠泽水污染治理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张静违纪违法案情曝光。在担任重庆环投临江河水污染治理有限责任公司和重庆环投惠泽水污染治理有限责任公司两家项目公司董事长期间，张静以其子名义出资，强行“入股”分包业务公司，还把儿子发展成了“白手套”“代理人”。张静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3年3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近年来，“影子公司”“影子股东”“期权腐败”等隐性腐败问题凸显，其发现和查处的难度较大。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作出部署，明确提出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纪检监察机关刺破“影子公司”面纱，深挖细查背后存在的风险漏洞，铲除隐性腐败滋生土壤。　　“影子公司”往往不具备独立运作能力，依靠利益输送维持生存　　公权力隐身操纵，是“影子公司”的重要特征。涉案领导干部或躲在幕后暗中操纵运作，或“量身定做”偏袒性政策，或私下泄露内幕信息，或以“长官意志”干预决策审批，或在各种场合“露脸站台”，将“影子公司”视为生财之道，滥用权力、肆意妄为。　　“影子公司”大多并不具备独立运作、自我发展能力，往往因特定关系受到业务上的“特殊照顾”和“定向推送”，从而维持生存。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原党委委员、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晓华的私营企业北京华夏山水规划技术中心，就是典型的“影子公司”。据报道，尽管华夏山水工商登记的注册股东为李晓华的好友和同学，但李晓华直接参与华夏山水设立、经营、注销全过程。除了把相关业务直接让华夏山水承接外，李晓华还经常借调研考察之机为华夏山水站台，招揽业务、洽谈合同，有时还既当甲方、又当乙方，直接替华夏山水签署合同。　　有别于“一事一结”即时性的权钱交易行为，“影子公司”利益输送渠道隐蔽，难以被发现。以江苏省江阴市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原经理顾某为例。2012年，顾某以外甥女高某的名义成立了一家实际由他控制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而后利用国有资产移交等机会，将多个户外高炮广告牌移花接木至“影子公司”名下对外租赁经营。自2013年7月至2020年案发，顾某共侵占户外广告收益647万余元。最终，顾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十五万元。　　“影子公司”往往具有合法的外表，其实却是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的掩护。为逃避监督和惩处，腐败分子往往选择特定关系人作为“白手套”。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吴开成，以其胞弟吴某名义虚假入股，并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公司以348万元将价值3000余万元的采矿权收入囊中。再如，江苏省扬州市化工设备安全检验中心原主任张洪建以其母亲芦某某名义成立空壳公司，指使有关业务企业与该公司签订协议、支付劳务费用，而芦某某不具备相关行业从业和管理能力。　　“影子公司”将涉案领导干部与不法企业主捆绑为利益共同体　　违规参股、股权代持、代理销售……“影子公司”腐败手段花样翻新、手段升级，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　　“微观市场经济活动中，公权力在部分地区和行业领域扮演关键角色。对于公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力度不够，客观上为‘影子公司’提供了空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理室有关负责同志认为，涉案领导干部的贪欲和不法企业主的逐利本性一拍即合，“影子公司”使两者紧密捆绑为共生共存的利益共同体。　　从公布的“影子公司”案例看，涉案党员领导干部既想当官又想发财。2010年至2017年，贵州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王晓光通过向时任贵州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已被查处）等人打招呼，帮助家人和亲属先后取得4家茅台酒专卖店特许经营权，从中非法获利4000余万元。王晓光不仅利用逢年过节等各种机会，大肆收受一些商人和干部送的茅台酒，还授意他人去自家门店高价购买茅台酒赚取差价。　　涉案党员领导干部往往在某一领域工作多年，资历老、人头熟、影响大，或以手中掌握的决策权，或以其在项目、资金、资源分配上掌握的话语权作为筹码，进行权钱交易。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孙德顺，凭借其在银行业工作40多年的所谓“优势”，实际控制2家投资平台和多家公司。孙德顺在中信银行利用公权力为企业老板批贷款；与此对应，这些老板有的以投资名义将巨资注入他实际控制的平台公司，有的则送上优质投资项目或投资机会。平台公司用这些老板提供的资金投入那些老板提供的项目，以钱生钱，和老板们共同获利分红，形成利益共同体。　　抓住关键对症施治，提升监督效能　　“影子公司”是反腐败高压态势下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的突出表现，如不采取有效应对手段，将会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损害市场交易秩序，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不仅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还可能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必须蛇打七寸，对症施治。　　——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特别是重点领域“一把手”用权的监督。“影子公司”套路变种多、隐蔽性强，若非深挖细查较难发现问题线索。但腐败源头只有一个，那就是“影子公司”依附的公权力。江苏省无锡市纪委监委查处的原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许亦武、滨湖区总工会原主席杨华庆、无锡蠡园经济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曹新华腐败案中，三名涉案人通过签订虚假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虚假投资入股收条、股份由其他股东代持、将部分干股转让至亲属名下、以亲属名义收受干股分红、事后多次假借出资入股等方式获利。整个腐败过程经过一系列伪装，账面“干净”，不易被发现。　　无锡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这些障眼法给调查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专案组研究后决定，不在‘影子’的迷阵里打转，而是反过来从源头入手，梳理相关涉案人明显异常的决策事项，再有针对性地调查获得利益的企业和他们的关联。”这一调查策略抓准了问题的核心。　　——加强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执行力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与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查核结果处理办法、汇总综合办法形成“一个规定、三个办法”报告制度体系，强化了抽查核实和核查结果的运用，给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划出了更加清晰的底线和红线。　　从实践看，依然存在党员领导干部对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及投资情况“闭口不谈”、不如实报告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情况。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情况看，党的二十大以来被查处的中管干部中，就有多人存在“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大搞政商勾连，隐身幕后收钱敛财”“长期以‘投资’为名大搞权钱交易”“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问题。　　这就要求突出“关键少数”，紧盯与领导干部权力行使关联紧密的家事、家产情况，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加大随机抽查和重点查核力度的基础上，结合案件查处中发现的“打擦边球”“钻空子”等典型、突出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查补制度漏洞。同时，推动关键岗位定期轮岗交流，防止一些领导干部在所在地区、所在领域长期工作，形成“小圈子”。　　——运用信息技术提升监督效能。“影子公司”往往涉及腐败金额大、潜伏期长，有的跨度长达10年甚至20年，这一方面是因为其隐蔽性较强，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权力监督还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在孙德顺案中，孙德顺设计了结构极为复杂的重重掩体：2家平台公司、10多家项目公司、多家空壳公司。多层“影子公司”层层嵌套，资金往来又伪装成各种貌似合法的金融产品、股权投资协议，为利益输送披上“隐身衣”。　　要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优势。从顶层设计上加强对数据信息的统筹衔接，着力解决工商、行政、不动产登记等各监督系统，特别是同一平台各模块间信息不互通的问题。积极探索符合监督实际需求的技术创新，提升筛选分析、研判处置问题线索的质量和效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增强监督效能。　　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主动出击，加强穿透式监督和调查　　针对“影子公司”以及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影响力谋私等问题，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调研摸排，及时总结“影子公司”“影子股东”等隐性腐败的典型特征、突出表现，以精准细致的日常监督、直指重点的专项整治，推动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秉公用权。　　聚焦重点部门、重点领域，深挖细查“影子公司”等隐性腐败，提高监督执纪执法的穿透性，切断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链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严肃查处了原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谢长军严重违纪违法案，查明了谢长军滥用职权、为亲友非法牟利等问题，为解决“靠企吃企”“影子公司”等突出问题探索了有效的纪法途径。　　“涉及‘影子公司’‘影子股东’的腐败问题，链条长、环节多、‘保护层’多，且表面呈现市场化的特征，要查明真相，必须加强穿透式监督和调查，像剥洋葱一样，步步为营，层层递进，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才能穿透层层表象，看到问题本质。向大数据要审查调查力，向大数据要事实真相，从各类大数据中发现蛛丝马迹，挖掘隐藏在背后的权钱交易问题，让‘影子’现出原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三审查调查室相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对查处的典型案件进行分析，深挖滋生腐败根源，坚持查办案件与以案促改统筹谋划、同步推进、一体实施。针对先后5名曾在吉林银行任职的省管干部受到查处问题，吉林省纪委监委在吉林省信托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邰戈（曾任吉林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案立案之初，便同步成立以案促改工作小组，用以案促改的视角全程审视问题。在该省纪委监委的督促下，吉林银行党委推行以信贷管理、内控建设、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为重点的10项改革，深化靶向整改，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今年2月，湖南省纪委监委开展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亲友牟利专项整治，明确要求深挖彻查领导干部本人及其亲属、特定关系人“打牌子”“提篮子”和违规经商办企业等行为。截至5月底，该省共组织36万余名党员干部开展了自查自纠，266人主动报告相关问题，其中，厅级干部26人，处级干部127人，科级干部113人，主动报告本人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241人，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亲友牟利25人。　　拓宽发现问题线索的渠道。山西省纪委监委认真梳理分析全省近年来党员干部通过“影子公司”贪腐谋利的具体表现，搭建“党政干部违规入股企业”算法模型，通过数据智能匹配、批量比对，套用“影子公司”模型分析筛查，将所有涉嫌“影子公司”情况列入监督问题清单，按程序转至涉及部门或单位，督促开展专项治理，完善相关制度，压减权力寻租空间。江苏省无锡市纪委监委运用大数据平台建立领导干部廉政档案“活页夹”，动态监测党员领导干部及其近亲属投资入股企业等信息，加大对比核查力度。今年以来，共排查“影子股东”类隐性腐败问题线索43件，对发现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严肃追责问责，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6人、诫勉谈话3人、提醒谈话2人、批评教育1人。　　面对“影子公司”等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主动出击、精准“排雷”，以新思路新举措不断增强惩治各类新型腐败能力，以铁的纪律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原标题：中国红十字会第N轮翻车）台风“杜苏芮”上周引发中国京津冀地区极端天气，导致首都北京出现140年来最大降雨，造成严重洪灾。在抗洪救灾的紧要关头，北京红十字会上周三（8月2日）一纸公告书又在互联网炸开了锅。北京红会洪灾募捐中翻车北京红会发布的“接受社会捐赠说明”称，受台风影响，北京门头沟、房山等地受灾严重，为助力北京防汛救灾，公布了包括户名和微信二维码在内的捐赠事项，号召民众捐款捐物。灾后募捐原本是件正常的事，对身处灾区的同胞施以援手也应是天经地义，但当北京红会发出上述说明后，评论区的网民不但不响应，还明讥暗讽轮番挖苦。他们齐刷刷在官方账号下留言：“谨防上当受骗”，不少网民则回应：“请先证明你是十字会的”，“捐款需要查祖孙三代吗？”“我没有北京车牌，我可以捐款吗？”“低端人口有资格捐吗？”很快，北京红会官方微博账号关闭了评论功能。北京红十字会在募捐同天发布了一张参与救灾的照片，被网民指白色裤子都没有沾到泥巴，摆拍痕迹过重。（北京红十字会网站）然而，北京红会的这则募捐说明已经引爆了网民对中国整个红十字会体系多年的积怨，他们抓住北京红会近期公布的账目明细，认真地翻起了旧账：第一，北京市红会上月采购雨靴、分体雨衣等物资，按理说批发采购价格应低于市场价，但红会公布的采购价却明显高于市场零售价。第二，一家名为北京五木服装的企业今年5月捐赠了一批物资，而接收地址之一的北大化村正是五木公司的注册地，另一接收地址陆辛庄村则是公司法人代表季连旭名下另一家林业公司的注册地。后经红会证实，季连旭也是红会常务理事会成员之一。这一系列操作被网民质疑，红会的企业捐物不过是“左手倒右手”。第三，红会6月组织的一场活动中，入户慰问救助款4000元（人民币，下同），而活动住宿及餐费高达2万7452.8元，活动桌牌及横幅制作费也要880元。救助款和活动经费之间的巨大差额，也让网民纷纷吐槽。北京红会通过《中国慈善家》的报道对上述质疑作出了回应。关于物资采购价格过高的疑问，红会称，都是采购部门根据援助需求，按照流程去办理。对于企业捐赠“左手倒右手”的质疑，红会则说，企业捐赠可以定向捐赠，捐赠者指定将所捐物资用到什么地方，这是捐赠人的权利。至于活动经费过高，红会则称这不是在一次活动中，而是三次活动。网民对红会这种模棱两可还有些强行洗白的辩词自然不买账，有网民总结调侃，红会的意思是：前述指控基本属实。中国红十字会的N次翻车事件中国网民对北京红会募捐的反感并不是偶发事件，是源于对中国红会体系长期的不信任。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国红会募得大量捐款，结果被曝出用1300万元购买了1000顶的天价帐篷，也就是一顶帐篷价值1.3万元，这一消息将中国红会推到了风口浪尖。红会事后澄清，“这事是个口误，连傻子都知道一顶帐篷不可能那么贵”，红会的账篷平均价是1174元，“这几乎是全国价格最低的帐篷”。2011年6月，一个叫“郭美美”的女生，用一己之力重创了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和声誉，也扒掉了红十字会一直披着的慈善外衣。微博认证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事件重创了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和声誉。（互联网）郭美美在微博上经常展示自己的生活照：开玛莎拉蒂跑车、在别墅开生日会，吃穿用度都是顶级奢侈品牌，而她在微博上的身份认证却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原本对红会已心有芥蒂的网民，看到带有红会头衔的郭美美过得如此奢华，对红会的质疑进一步升级。郭美美最初解释说，其所在公司是与红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公司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民众服务的医疗车上。但她的解释无法平息巨大的争议声，因为整个事件暴露出了与红会有特殊联系的商业机构和组织，同时也让人怀疑，这些机构和组织是否在利用慈善牟利，为个人获取巨额财富？尽管中国红十字会总会10天后就发出声明，宣布暂停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一切活动，但正如同年11月新上任的中国红会副会长赵白鸽所说，郭美美用“三天毁掉了（红会）一百年”。时任中国红会副会长赵白鸽（左）说，郭美美用三天毁掉了（红会）一百年。图为赵白鸽2011年在北京出席低碳时代（国际）论坛。（中新社）郭美美事件还在发酵期间，中国审计署又公布，红十字总会在2009年一次采购项目的中标金额等多笔资金存在问题，包括虚假列支抽检费等。此后，红会的信誉不断受到负面冲击，公信力急速下滑。2011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被爆在车库内停着若干辆豪华公车。2013年4月，又有网民反映在芦山地震灾区看到了红十字会价格不菲的路虎车队。同年，中国百名艺术家向红十字会追问8000多万元善款去向。红会最终给出的解释是：这些善款已经建成了242个“博爱家园”，但究竟具体花在哪些项目上，却没有给出数据。2014年8月，红会将投资1亿多元的仓库以每年90万——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租给一家私人公司。赵白鸽受访时承认违规出租仓库，但表示财政只解决红十字会三分之二的经费，“要养活这么多人”，才会使用“阴阳合同”出租空闲仓库。一个月后，赵白鸽被免去红会党组书记和副会长职务。2020年，武汉爆发冠病疫情初期，当地红会因物资分配不当陷入巨大争议中，尤其在中国央视记者突访红会，却被保安要求立刻离开后，再度引发网民强烈愤慨。2020年武汉爆发冠病疫情初期，武汉红会因物资分配不当陷入巨大争议。（中新社）中国红会是什么样的机构？成立于1904的中国红十字会如今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拥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遍布全国的各级红十字会，均被纳入行政或事业编制，接受全额或部分财政拨款。换句话说，中国的红十字会本质上更像一个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待遇，运行体系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红十字会截然不同。由于缺乏独立性和第三方监督，中国红会更容易滋生内部腐败，存在“资金运作不透明”，“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中国官媒《中国青年报》2012年就指出，红十字会与各级政府之间捆绑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对破除与政府的行政依附、公开透明为指向的改革，地方上普遍缺乏动力。更让网民不平的是，中国的红会不仅不是一个独立的慈善组织，它还很可能是一个高福利的行政单位。此前一篇网传文章称，中国红十字总会列出今年的基本支出显示，工资福利支出为2612.31万元，而官网显示在编人员总共为60人，据此可推算出人均年薪为43.54万元，此为中国平均工资待遇的七倍。红会一直未对该报道作出澄清，而这篇文章也很快被删除。从过去应对信任危机来看，红会也秉承了传统行政机关的风格，处理方式生硬傲慢，更容易激化矛盾，使舆情进一步发酵，这对身处舆论漩涡的红会来说，是更致命的打击。一场洪水或一次地震，不仅考验当地政府的应变和管理能力，也反映出社会的凝聚力。中国民众对捐款对慈善并不是天生排斥，只是在公信力已被透支的红会面前，屡屡受伤的网民只能近乎一致地以不掏钱的方式回应，并在互联网舆论场上，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纾解心中的委屈。...

户用光伏项目在部分地区备案难、报装难等现实困境，成了户用业务开展中的“拦路虎”，而这个产业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侵害农民利益等乱象仍有迹可循。8月8日至10日，广州举办2023世界太阳能光伏暨储能产业博览会，第一财经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多家头部光伏企业展出户用光伏产品，有的还展出了为户用光伏电站所发电力进行储存的户用光伏储能设备，“展馆数量是去年的一倍”。2023世界太阳能光伏暨储能产业博览会 摄影/林春挺光伏产业分为集中式光伏和分布式光伏，户用光伏是分布式光伏的一种，通俗而言就是民居光伏发电。分布式光伏分为工商业光伏和户用分布式光伏大类。相对于工商业光伏，户用光伏起步较晚。但近两年来，尤其是2023年以来，户用光伏如脱缰野马般爆发。据国家能源局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光伏并网容量7842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光伏4096万千瓦，占新增总容量的52.2%。其中，户用光伏新增并网容量2152万千瓦——逼近去年全年的2525万千瓦——占分布式光伏新增总容量的52.5%。户用光伏正在成为资本争相角逐的新阵地，以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为主的三方势力不断加码布局该领域。但户用光伏项目在部分地区备案难、报装难等现实困境，成了户用业务开展中的“拦路虎”，而这个产业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侵害农民利益等乱象仍有迹可循。行业火爆与消纳问题政策的加持是包括分布式光伏在内的光伏产业近年蓬勃发展的助推剂。2021年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2022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积极推动屋顶光伏建设；2023年4月国家能源局印发《2023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实施光伏“千家万户沐光行动”。一些企业也在试图从中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以其中的跨界玩家创维集团为例，2022年，该公司以户用光伏为主的新能源板块业务录得119.34亿元收入，较2021年增长191%。该公司于2020年进军户用光伏，去年建成并网运营发电的户用光伏电站新增超14万户，累计建成并网运营户用光伏电站超过20万座。以隆基绿能(601012.SH)、阳光电源（300274.SZ）、晶科科技（601778.SH）、晶澳科技（002459.SZ）、东方日升(300118.SZ)为代表的一批传统光伏巨头正在推出户用光伏品牌。一直以来热衷投资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央企和地方国企，也加入了这场游戏。但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猛增的同时，相应的电力消纳问题随之而来。这在北方尤为突出。智汇光伏创始人王淑娟去年表示，河北、山东和安徽的光伏装机在整体装机中占比都超过25%，给当地电网接入、消纳带来压力。“今年上半年，光伏发电因疫情后项目集中投产等多方面原因，新增装机规模大幅增长，电力消纳及电网接入矛盾更加凸显，行业大起大落的风险也在加大。”在7月20日的一次行业论坛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新能源处处长邢翼腾说。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儿村，家家屋顶上有光伏发电设备 视觉中国图为调整分布式光伏的发展节奏，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先后出台响应的规范政策，部分地方甚至要求分布式光伏强制配储。部分投资商担心，限制、约束甚至叫停会变成一种趋势。受此影响，资本逐渐将目光投向了户用光伏市场有待释放的南方地区。“南方地区，尤其是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社会用电量大，但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小，电网消纳压力也小。”有电网企业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总体来看，户用光伏目前是北强南弱。相较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户用光伏市场目前还有待深入开发。以广东为例，全省户用光伏新增装机35.1万千瓦，只是排名首位的河南633.9万千瓦的5%。一直在北方从事分布式光伏开发业务的唐强，现在已经南下广东。“与广东等南方省份相比，北方的户用分布式光伏业务发展较早、比较成熟。但由于目前装机规模过大，电力无法完全消纳，导致市场可装机空间越来越小。”唐强是在去年9月下旬来到广东的，现在是国内一家大型户用光伏开发商在粤负责人，近日，他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很多同行选择到南方展业。”“分布式光伏是未来广东市场的高地。”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胡鄂生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广东的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已反超集中式光伏，而且差距还在继续拉大。“拦路虎”：备案与报装目前，户用光伏开发主要有四种商业模式：直接投资、银行贷款、融资租赁和合作开发模式。其中，合作共建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一种商业模式，也是当前市场上的主流。这种模式主要是投资方付给农户一定的租金，后者无需担保、贷款，且收益固定。唐强所在的公司，采用的便是合作共建模式。在广东地区，该公司给农户的租金是每张光伏电板年租金20元，平均每家安装50张板，农户每年获得租金收益在1000元左右。小而散是农村户用光伏的特点。在合作共建的模式下，为了更好地开拓市场，唐强所在的公司采用了“项目公司模式”去推进。这种模式是将一个县区、一个乡镇或一个村庄的农户屋顶资源集中打包，由项目公司进行统一备案。除此之外，该模式下的户用光伏项目与传统的自然人备案户用光伏项目并无本质区别。5月31日，山东省沂源县供电公司技术人员在燕崖镇朱家户村维护光伏发电设备 新华社图但如何对项目进行发改委备案和电力报装，有时会让唐强头疼不已。“我们现在是先向地方发改部门备案，然后再拿发改部门审批过的备案证去电网进行报装”。但是，“在备案时，有些地方政府不给集中备案，只允许一户一户进行单户备案”，如此一来，按照每家每户的单个项目进行分别备案，再去供电局报装，既耗时，又费力。这实际上又几乎是回到了传统的自然人备案模式。据唐强介绍，电力报装时，项目公司需要向当地供电局提供农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权属证明。但在广东，不少乡镇70%~80%的房屋并没有下发不动产权证。同时每个供电所对房屋证明的模板要求不统一，需要盖章的部门也不统一，从一个到四个都是存在的。同样的模式，唐强在广西开展业务时则顺利许多。“一个镇成百上千家农户，我们走一个备案证就可以通过。”“在有些地方，地方政府会要求我们项目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相关合作协议，这样就可以进行集中备案，有些需要县区，有些需要乡镇级部门，各地要求也不统一。”唐强说，以项目公司模式对户用光伏项目进行开发，既便于地方政府的集中管控，也能保障农户屋顶电站的后期运维。因此，这种模式在北方不少地区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有些地方行得通，是经济发展需要，当地政府变通。”胡鄂生说，在广东，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粤东和粤西等地，对于户用光伏项目的开发，也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方式。胡鄂生的另一身份是东莞市光伏行业协会会长，他补充说，在东莞，大部分镇街目前还不支持以项目公司模式对户用光伏进行备案，偶尔有镇街通过备案，也是极个别的现象。万建是一名户用光伏投资商，在东莞投资时，因为备案、报装等的障碍，项目一拖再拖，“做了几个月后就不干了，最后还倒亏了几十万”。“错误的理解”以自然人模式开发项目，到供电局报装结算时涉及给电网开发票的问题。但给成千上万个农户开发票并不现实，并且在广东等南方电网管辖的区域，很多地区尚未开通电网和税务部门的扣代缴业务。以项目公司模式进行电力报装则可以省去以上麻烦。但在这种模式下，供电局会将户用光伏项目定义为工商业光伏项目，并以工商业光伏的标准进行报装。而工商业光伏在报装流程及材料数量等方面的要求和标准，远高于户用光伏项目。唐强说，这带来的结果是，在广东不少地方，每落地一个户用屋顶光伏项目，平均需要两三个月时间，而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只需一个月。他解释说，北方户用光伏发展历史已有十余年时间，供电企业的全流程相对清晰，并根据市场需求对流程进行了优化，设置了专岗处理，对接人员也相对固定，流程闭环较快。广东博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绍平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户用光伏项目在备案和报装过程中，最大的难点主要出现在供电局环节。该公司也是在合作共建的模式下以“项目公司模式”推进业务的。在刘绍平看来，部分地方供电局将企业采用“项目公司模式”租赁农户屋顶开发的户用光伏项目，按照工商业光伏报装并网流程，“是错误的理解”。他解释说，对项目的定义，不应根据投资方是谁来定，而应该由屋顶的性质来定。“只要这个屋顶属于农户，它就是户用光伏。如果屋顶属于工厂等性质，则定义为工商业光伏。此外，项目的性质，还可以根据现有电表的性质来定义，即电表属于居民用电电表，就属于户用光伏；电表属于工商业用电电表，则属于工商业光伏。”对于投资方来说，无论户用光伏的前期开发建设速度有多快，只要最后没有完成并网，没有签署购售电合同，就会造成资金回笼压力陡增，现金流占压严重，同时也降低了投资收益率。以上难题也让有的电力央企“知难而退”。“针对户用光伏的开发，我们去年有探讨，并做了前期调研，但最后在董事会上没有通过。户用光伏涉及的各方协调和扯皮的事太多了。”某电力央企光伏板块相关负责人向第一财经记者举例，“有些农房本身不够牢固，屋顶载荷能力难以评估，而南方台风暴雨天气多发，一旦出现问题，责任谁来担？企业如何跟农民去扯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已经进军户用光伏的部分电力央企，为避免以上麻烦，以EPC模式（工程总承包模式）将项目“甩给其他企业去做，等项目做成后再收回”。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出现问题，委托方可直接去找承包方。“毕竟有设计图纸等证据存在，万一打起官司来也有据可查”。警惕“坑农”各地方政府态度不一的背后，也与行业乱象有关。“前些年还有国家财政补贴的时候，市场上出现一些‘假光伏贷’(骗农户贷款，光伏公司承诺来还款，实际又没还)等乱象，侵害了农户利益，扰乱了市场。”唐强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受此影响，有的地方政府可能对以项目公司模式开发户用光伏项目心存疑虑，担忧这会影响农户权益。刘绍平则进一步向记者表示，尤其是今年以来，有些企业在户用光伏开发模式上打擦边球，让不少地方政府和农户对行业产生不信任。他举例说，有的企业在与农户签订合同前，说的是向农户租赁屋顶，但实际上却是以融资租赁的方式让农户租赁企业的设备。“许多农户根本不看或看不懂那些复杂的合同，导致自身权益被侵犯。”在他看来，一些企业的业务模式过于激进，至少存在两方面隐患：一、利用农户的个人银行账户收钱再划转到企业；二、对代理商疏于管理，代理商把融资租赁模式包装成纯租农户屋顶进行宣传。“这两种情况比较普遍。”他说，“而出了问题之后，往往由地方政府来擦屁股。”这已经引起了地方政府的警惕。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3月20日，湖北省天门市发改委在回复网友相关提问时说：“由于进入天门投资开发建设屋顶光伏的企业多，已有近30家，一哄而上，引发各种问题，部分企业存在欺骗行为，损害老百姓利益；部分企业在建设中设计、施工不规范，不注重安全生产，存在安全隐患；部分企业未通过电网公司接入申请情况下，盲目备案并建设，而无法并网发电。这些问题，不仅使电网承受巨大压力，更扰乱市场，所以市委、市政府责成我委立即对我市屋顶分布式光伏进行清理整顿……”在上述论坛上，邢翼腾也指出，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以及户用光伏开发仍有侵害农户利益等情况发生，需要进一步规范。刘绍平认为，乱象之下，地方政府对市场进行适度的管控很有必要。“打铁还需自身硬，行业本身需要自律，不能打着擦边球去忽悠地方政府，套路农户。”他同时建议，供电企业应进一步简化户用光伏项目的报装并网流程，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确保实现户用光伏“应并尽并”。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关于户用光伏项目的开发，无论企业采用的是合作共建模式下的“项目公司模式”，还是其他模式，“只要合法合规，对行业有利，地方政府和供电企业就应该继续简化流程，更宽容一点”。对于唐强等在粤从业人员来说，一个好消息是，5月27日，广东省能源局在《关于广东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421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称，将“规范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管理……鼓励各地创新备案方式，对于整体设计、统一开发的项目开展整体备案先行先试”。7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的《关于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的指导意见》则提出，做好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服务，确保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应并尽并”。（文中唐强、万建均为化名）...

文章摘要1. 近视防控已成为国家战略，但离焦镜市场存在骗局2. 离焦镜被称为近视防控"神器"，但山寨货价格低廉3. 临床数据显示，部分离焦镜具有良好的近视防控效果4. 一些离焦镜企业存在仿冒行为，成本极低5. 建议将离焦镜纳入医疗器械管理，加强监管措施2020年，我国初中生的近视率为71.1%，高中生近视率达80.5%，近视防控已上升为国家战略[1]。因近视防控效果接近于角膜塑形镜，佩戴便捷性更优，离焦镜有着“鼻梁上的OK镜”之称，其两大指标：延缓近视加深与延缓眼轴增长均有着不错的效果，被誉为近视防控“神器”。离焦镜因此成为近视防控领域成长最快的赛道。东吴证券测算，2021~2025年复合增长率为38%，国泰君安预计2025年国内近视防控市场规模望达千亿级别，离焦镜零售端预计将形成300~585亿元市场规模。然而，就是这样被广大家长寄予厚望的“神器”，经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历时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发现山寨离焦镜存在大范围的惊人骗局：疗效假、临床虚、套路深、价格乱，对我国青少年的近视防控产生不利影响。一、疗效假：宣传数据“放卫星”，同行互揭造假离焦镜发展至今，概括起来可分为三个技术阶段，第一阶段为全焦，效果不明显，无代表产品；第二阶段为周边离焦，效果约30%，代表产品为蔡司成长乐；第三阶段为多点离焦，效果约60%，代表产品较多，国际品牌有新乐学、星趣控等，国产品牌有普诺瞳、睛鹰MyoDISC镜片等。在蔡司成长乐时代，离焦镜的效果维持在30%左右，真正使得离焦镜成为可与OK镜媲美的第一款产品是新乐学，将效果提升一倍到59%，其技术核心为DIMS，是香港理工大学杜嗣河教授团队研发的。也正是这一技术突破，让离焦镜赢得了医疗界的认可，迅速打开市场。就在今年，香港理工大学杜嗣河教授团队和同校的张志辉教授团队推出了睛鹰多环离焦镜，获得2023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最高殊荣“特别大奖”，它在内地的经销总部为广州市苏明达光学，其执行董事施信诺是业内的资深专家。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离焦镜、OK镜被医学界公认为比较有效的两种近视控制手段，OK镜属于三类医疗器械，有着最为严格的监管，但离焦镜不属于医疗器械，不需要医疗器械许可证就可以上市销售。不过，少部分离焦镜企业为体现自身产品在近视防控方面的效果，与众多山寨产品划清界限，主动进行临床试验，以权威医疗机构的临床数据来证明疗效。目前，从已经公布的临床数据来看，在延缓近视增长和眼轴增长方面，表现优异的企业，已经取得了60%左右的近视防控效果。例如，进口品牌方面，以2年临床试验结果为例，依视路的星趣控显示，有效延缓近视加深平均达67%，有效延缓眼轴增长平均达60%；豪雅的新乐学，有效延缓近视加深59%，有效延缓眼轴增长平均达60%。部分已公布临床试验结果的离焦镜：公司产品名称上市时间临床时间效果蔡司小乐园2022年6个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平均54.8%，延缓眼轴增长平均30.9%依视路星趣控2020年2年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67%，延缓眼轴增长60%豪雅新乐学2018年2年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平均59%，延缓眼轴增长60%苏明达光学睛鹰（MyoDISC）2022年9.5个月延缓度数增长≤－0.13D，平均眼轴增长≤0.02mm新瞳学 Pro2022年6个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约50.9%，延缓眼轴增长约50%爱博医疗iBright 普诺瞳2021年6个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约67.57%，延缓眼轴增长约68.75%明月镜片轻松控 Pro2021年12个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60%，延缓眼轴增长51%爱尔眼科思问2022年6个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68%，延缓眼轴增长50%数据来源：公开资料近年来，国产品牌崛起，在临床数据上表现不俗，前文提到的睛鹰，其研发的核心人物——香港理工大学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教授、超精密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志辉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了这款产品的临床试验，睛鹰是根据第一代DISC专利的研究成果而延伸的，根据10年的跟踪发现，此专利技术近视管理效果达到60%。张志辉进一步表示，不仅如此，在他们与DISC center做一年的临床试验最新结果显示，得到的数据比60%还要高。除了睛鹰外，普诺瞳的临床预试验首阶段（6个月）中，其延缓屈光度进展约67.57%，延缓眼轴增长约68.75%。在真实世界研究中，普诺瞳的数据也相当能打，戴镜6个月显示，抑制眼轴增长有效率62.34%，抑制屈光度进展有效率86.67%。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公布临床试验的离焦镜有7家企业，相关数据均全部公开，可以通过各种平台查询检索。临床试验结果不理想时，企业仍会公布，做到“报喜也报忧”，例如，明月镜片在2022年的一次发布会上，公布了轻松控Pro3个月“屈光度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的临床试验结果。然而，并非所有的离焦镜企业在广告宣传时都会这样坦荡。在电商平台，记者随机找到了几家离焦镜，当记者问起离焦镜的效果时，商家均宣称具有近视防控的效果，在延缓近视增长加深方面效果显著，其中，某品牌宣称其离焦镜在延缓近视增长方面的效果为87%，延缓眼轴增长的效果为76%。线上各类宣称具有近视防控效果的商家这两组数据均显著高于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主流大牌离焦镜效果，而当记者继续问哪里可以查询到临床结果时，店家宣称“这个是我们的临床数据，看我们的介绍就可以了。”并未回答记者相关问题，也未提供任何效果证据。而当记者走访北京潘家园眼镜城和丹阳国际眼镜城时，发现在近视防控效果方面“放卫星”的现象更为普遍，许多眼镜店都宣称其售卖的离焦镜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近视防控效果也很好。而当记者继续在临床试验结果这方面追问时，许多商家都坚定地表示，“就是做了临床试验，但是不能公开，也查不到。”并且，各眼镜店为揽客而随意拉踩同行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在丹阳国际眼镜城，记者走访了两家相邻眼镜店。前一家店员推荐，某款离焦镜的近视防控效果有80%多，而当记者就这款离焦镜去后一家询问时，店员却表示，“这一数据是假的，别听他们瞎说，那个价格怎么可能？”该店员还向记者介绍起自家离焦镜效果才是真实的。而当记者又问起其离焦镜的效果有没有临床试验结果时，他们却开始顾左右而言他。镜片商为记者展示用应力仪检测镜片 每经记者 李宣璋 摄施信诺对于宣传和广告上的乱象早有耳闻，他对记者表示，他就看过一些企业以其他指标来代替近视防控效果，用一些偷换概念的手段，制造一个漂亮的近视防控率。为了区别于这些乱象，施信诺在睛鹰的市场宣传时，就避开了通用的临床试验近视防控率作为宣传，而是采用真实世界的度数控制作为卖点。除了在临床试验上支支吾吾、含糊其辞的店家，更有甚者，与眼科医院搞起了引流行为。在丹阳眼镜城老城负一楼，记者在一家名为“彪马工厂”的眼镜店了解到，该店的离焦镜做过临床试验，并且是在医院做的。丹阳眼镜城的眼镜店每经记者 李宣璋 摄当记者问是哪家医院，店家表示是在南京明康眼科医院，就位于丹阳火车站楼下，如果不相信，可以带记者去医院找专家核实。在商家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南京明康医院，当记者向对方求证临床试验时，对方却开始给记者科普离焦镜的防控效果，而记者多次询问临床试验相关事宜，对方一直闭口不谈，反而向记者介绍起了一款名为“云星控”的离焦镜，并表示这款离焦镜有“半年涨度数超过75度免费更换”的承诺，“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在记者一再要求看临床数据的态度下，对方表示数据都在位于南京的南京明康眼科医院那里，而丹阳这家医院还正在装修，不方便出具。记者来到了正在装修的医院，发现这里只有施工工人，当记者问起何时能出具证明时，店员表示得等装修好再说，并一再向记者推荐他们的离焦镜。店员向记者推销他们的离焦镜 每经记者 李宣璋 摄二、技术缺：仿冒产品大行其道，成本极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多地实地调查了解到，目前市面上，上文中那些拿不出临床证明的离焦镜，在起名、外观、包装等方面，都十分接近有临床试验的品牌，用一位眼镜厂老板的话说，“就是模仿和抄袭，都是这样。”记者以经营眼镜店，需要采购离焦镜为由，辗转联系到丹阳一位经营眼镜工厂已有8年的老板，他告诉记者，这些便宜的是第二代离焦镜，叫“贝壳离焦”。在他看来，这类离焦镜已经没有多大宣传的必要，“防控效果比较低，也没有做过报告。”他所谓的报告，即临床试验，“市场上许多便宜的，基本都是这样的离焦镜，各个厂家之间也是互相抄袭，抄蔡司的成长乐。”对于这种互相抄袭的情况，他一脸见怪不怪的神态，“整个行业都是这样。”他对记者表示，成长乐是蔡司2010年上市的离焦镜产品，12个月的临床试验表明，延缓近视增长平均减缓30%。在如今各大厂离焦镜能达60%左右的数据来看，成长乐的近视防控效果其实并不理想。“这些离焦镜都没有做过临床试验，因为它的离焦量低，制造成本低，售价低，本来这个镜片就只比正常镜片贵个七八块钱。”据他介绍，这类离焦镜不是他们厂的重点产品，但是也在生产和售卖，因为价格便宜，主要面对一些想给孩子配离焦镜但又舍不得花三四千元的那些家长，“这种镜片，我们1.56的才卖30多块钱。”眼镜厂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离焦镜样品 每经记者 李宣璋 摄当效果上无法带给消费者安全感时，厂家似乎要从服务和赠品上找回来，努力给消费者营造一种花更少的钱享受相同质量的感受。这位老板告诉记者，他们每一副离焦镜，都会免费给消费者赠送一套视觉训练三件套。“我们每一副镜片都会送这样的礼盒，里面有反转拍、聚散球、视力表，这些都是为了提高小孩子近视防控的效果，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服务。其实这个三件套我们并不卖，就是让眼镜店送给客户，这会让客户的体验感更好一些。”他进一步告诉记者，他们有“涨幅超度数免费换”的承诺，并且一定会兑现，“我们每年卖的这种防控镜片，有售后率并不高的，大概5%。客户来找我们，让我们换眼镜，换就换呗。成本也不大，换一副眼镜的事，给客人加工一下就好了。”涨度数免费换新协议每经记者 李宣璋 翻拍在他看来，免费换镜的成本不大，所以有客户找上门来要求换镜，并不是多么大不了的事情，表现得云淡风轻。殊不知，因为佩戴这类效果不明的离焦镜而导致错过了近视防控的黄金期，对于广大家长和孩子来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和巨大伤害。施信诺认为，因为高度近视带来的后遗症是非常多的，所以离焦镜的意义就是要在小孩发育的黄金时期，控制住眼睛度数的增长。在丹阳眼镜城，记者找到了大量上述老板所说的离焦镜，店员表示，这些离焦镜虽然便宜，仍然具有防控效果，但却拿不出效果证明。有的商家表示，贝壳离焦他们卖了好几年了，来配镜的家长也比较多。在丹阳眼镜城老城的负一楼，有许多只做眼镜镜片批发的眼镜店，与大家熟知的一走进眼镜店里就能看到琳琅满目的眼镜不同的是，这类眼镜店只是堆满了好几面墙的各式各样的镜片，而离焦镜，也堆在这些数以万计的镜片之中。满墙的所谓“离焦镜”镜片每经记者 李宣璋 摄三、临床虚：偷换概念，混淆屈光度人数占比与延缓近视率对于离焦镜来说，临床试验是检验效果的试金石。企业在临床试验上，往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市面上被证实有效的离焦镜，其临床试验经过长期、多次的验证，豪雅的新乐学，目前已经公布了6年的临床试验结果，是历时最长的近视管理镜片研究之一。张志辉教授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睛鹰的临床试验是在香港理工大学、中山大学这两所顶尖的眼科院校开展的，设备和人员方面都是顶尖的，临床试验一直在开展最新的研究。“现在睛鹰团队与国内多家大学、医院及香港理工大学商议开展多点双盲随访研究，对睛鹰镜片功能做进一步研究。”张志辉介绍。选择与大学和医院开展临床，是离焦镜企业通常的选择，这样既可以保证试验的科学性，又可以向外界展现自身的实力，在这方面，国内企业不乏佼佼者，例如爱博医疗的普诺瞳、明月镜片的轻松控Pro等。拿普诺瞳来说，自2021年10月上市以来，一直在进行相关临床试验，据公开资料，普诺瞳目前已开展6个月的预试验、6个月的真实世界研究等多个效果研究，并且在要求更高、环境更苛刻的真实世界研究中，依然取得了非常好的表现。明月镜片在临床试验方面，可谓是愈挫愈勇。前文已提到，其在2022年公布了一次不理想的临床试验结果。不过，就在今年5月，明月镜片发布了最新的临床试验结果。华西医院刘陇黔教授表示，最近一季度，轻松控Pro延缓近视加深有效率达82%；戴镜12个月，轻松控Pro延缓近视加深有效率为 60%。临床试验对于离焦镜来说意味着什么？施信诺对记者表示，为了证明离焦镜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强，他解释道，小孩在身体发育阶段，控制近视的时间并不多，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黄金期，加之近视进展的节奏很快，所以就需要离焦镜能起到控制效果，避免孩子发展成高度近视，高度近视会带来很多危害，如视网膜脱离风险比正常人高30倍以上，还有引起黄斑病变的风险等。然而，就是如此重要的指标，也不乏企业在这方面弄虚作假，偷换概念。记者在丹阳调查得知，一款名为“悠米双面复合全视域周边离焦镜片”（以下简称悠米离焦镜）的产品，它的产品外包装盒上写着“延缓近视加深平均达82.26%”。要知道，从目前已公开的临床数据来看，最高值为60%多（业内通常是看半年时间的效果）。如果“82.26%”这一数据是真实的，那悠米离焦镜无疑是采用了革命性的技术，将所有其他的离焦镜甩出几条街。不过，记者打开包装盒却看到，其产品内侧对于“82.26%”的表述又换了一种方式：“延缓近视加深平均≤-0.25D占比79.03%，≤-0.50D占比82.26%。”这样的表述方式让人颇为疑惑，因为这款离焦镜公布的是控制近视增长的人数占比，而业内公布的都是延缓近视增长的有效率。悠米离焦镜这种“不走寻常路”的行为，让人对于它的效果存疑。悠米离焦镜每经记者 李宣璋 摄为了解悠米离焦镜防控效果究竟如何，《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多方突破，成功联系到该企业，并暗访进入到他们的工厂，最终拿到了核心的临床报告和产品资料。在被悠米的董事长迎接至办公室后，记者问起这款离焦镜的防控效果，与其他厂家含糊其辞不同的是，悠米的总经理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的“悠米离焦镜”是经过了严格的临床试验，并且取得了82.26%的这一秒杀市面上所有离焦镜的最好成绩。据他介绍，这款产品属于第四代离焦镜，而市面上其他的离焦镜，都是第三代。这是他们花了5年时间才搞出来的全新产品，“光是研发就花了两三年时间，研发和临床花了将近5000万，并且申请了国家专利。”“82.26%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是指延缓近视增长吗？”面对记者的质疑，悠米的总经理有些不悦地说到：“当然是做临床得出来的，南京同仁医院做的。”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房间。片刻，悠米的总经理回来后，将一摞资料丢给记者。《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份资料的标题为《全视域周边离焦眼镜对儿童近视控制效果对比临床研究中期临床报告》，在试验结果处写着：“在随访过程中，6个月的离焦眼镜组等效球镜度数和眼轴长度与现有既往文献DIMS组相近；6个月的离焦眼镜组屈光度增长≤-0.25D人数占比79.03%，≤-0.50D人数占比82.26%。”悠米离焦镜临床报告 每经记者 李宣璋翻拍记者发现，对于延缓近视增长的有效率，其临床报告已经写明“离焦镜组初次配镜与三个月复查，与普通眼镜组相比，等效球镜度相比单光组减缓28.57%”，这一结果才是悠米离焦镜延缓近视增长的有效率，而绝非该企业宣称的“82.26%”。面对悠米离焦镜的广告将控制近视度数人数增长的比例指代为延缓近视增长有效率的做法，记者采访了多位近视防控领域的专家，他们从专业的角度，对这一行为持否定态度。一位不愿具名的儿童眼科专家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现在离焦镜市场很乱，只有几款离焦镜是公认的。以人数占比来代替近视防控有效率，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首先，近视防控的目的是希望50度都不要增加，而不是只把目标设成增长50度；其次，以度数增长的人数比例来代指近视防控率，是很难下这一结论的。而至于该离焦镜28.57%的有效率，她认为，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为这一数据，这个数字就比较真实了。不同的离焦镜效果不一样，差别比较大，有的效果就比较好，在60%左右。茗视光眼科近视防控中心主任、医学博士张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因为是近视防控，所以首先要看延缓近视增长的有效率，单指近视发展的程度“≤-0.50D人数占比82.26%”来说，这个描述是不准确的，所以也就不能够用“82.26%”作为宣传的一个数据。悠米离焦镜工厂 每经记者 李宣璋 摄关于悠米离焦镜在近视防控方面的效果，其临床报告显示：随访3个月后，延缓近视增长28.57%。随访6个月后，等效球镜平均屈光度增加-0.25±0.29D。北京某眼科医院副院长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认为企业这样的行为有偷换概念的倾向，因为该试验的参照物与我们正常的参照物不同，我们正常的参照物是“0度”，也就是说，以度数不增长为参照来进行对比，而这个试验的参照物是增长50度，“50度这个标准，是业内认为青少年每年正常增长度数大概就是50度，这是大家普遍能接受的一个标准，这个试验就是以此为基准。”而对于以人数占比来指代延缓近视增长有效率这种偷换概念方式打广告的现象，该专家表示，这种情况在业内“还是挺多的”。北京健宫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良海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以此结果来指代该离焦镜延缓近视加深有效率为82.26%不够严谨，“需要注明时间，比如是半年还是一年的时间。”记者注意到，这份报告的结尾，落款为“南京同仁医院”，并盖着“南京同仁医院科教部”的章，时间为2023年2月22日。落款和盖章并不一致每经记者 李宣璋 摄对于临床报告的落款和盖章不一致的情况，张晶认为，盖章显示的是医院科教部，意义确实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首先应该是科教处盖章，证明科教处对这个临床研究是审核过的；其次，要有医院的盖章，仅仅有科教处的盖章是不够的。”悠米的总经理对记者表示，企业找医院做离焦镜临床试验的话，花费在一两百万左右，并且，临床这方面的确存在一些乱象，例如数据造假、专家收钱给企业站台等现象。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身在临床试验上乱搞的行为，丝毫不影响面对记者时反复承诺“谁敢乱来、不能乱来”。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这款离焦镜的价格。悠米的总经理告诉记者，悠米离焦镜在眼镜店的售价为2800元，而他们给批发商价格不到100元，批发商再以260元的价格卖给零售店，零售店再卖给消费者。让悠米的总经理更加得意的是销售情况。他表示，这款产品销量很大，在没有拿到临床结果的时候，他们2021年就在卖了，一年的时间卖了6万多副。并且，从市场反馈来看，投诉率很少，基本上只有1%。毫无疑问，巨大的销量和利益背后，厂家宣传“延缓近视82.26%”起到了强力的推动作用。四、价格乱：十几元就能买到山寨离焦镜在大众的认知中，离焦镜价格高昂，在眼科医疗机构配一副，往往要花费三四千元。以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几款离焦镜为例，进口品牌中，蔡司的成长乐、依视路的星趣控等，国内品牌中，明月镜片的轻松控Pro、爱博医疗的普诺瞳等，其线下终端售价均接近4000元。线下眼镜店的蔡司成长乐和明月镜片轻松控每经记者 李宣璋 摄从券商的研报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东吴证券一篇离焦镜的调研报告指出，离焦镜的主流价格在2000~4000元。比普通眼镜贵好几倍甚至十多倍，成为离焦镜区别于普通眼镜最明显的标签。研报图片离焦镜的价格为何会如此高昂？施信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研发经费是主要的成本，一款离焦镜往往得花费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投入好几千万。并且，在眼镜行业，离焦镜属于高精尖项目，例如模具和光学的设计，这些都有较高的门槛。施信诺表示，他们公司成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眼镜行业已有50多年的历史，不过，真正开始离焦镜业务，要从2019年算起，目前他们公司有两款离焦镜产品，睛鹰MyoDISC（以下简称睛鹰）和阿波罗镜片品牌的新瞳学Pro。“这款产品仅仅是近三年的研发投入至少都在5000万，至于之前投入的时间和心血，我认为就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考量。”施信诺表示，真正好的离焦镜，其技术理念和制造工艺是非常核心的专利，其他企业想要短时间内破解，相当困难。在他看来，研发的巨大投入和技术工艺的高门槛，造就了离焦镜在近视防控上的出色效果，有着这样庞大的投入，价钱自然不会低。然而，记者注意到，市面上有防控效果、经过临床试验验证的离焦镜，价格在三四千元左右；一些没有临床试验、拿不出效果证明的山寨离焦镜，只需要十几元就能买到，价格相差几百倍。在线下眼镜店，记者走访了位于北京最大的眼镜中心潘家园眼镜城，还有中国眼镜第一城江苏省丹阳市，发现山寨离焦镜的价格乱象尤为明显，或许用“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来形容离更为合适——在丹阳眼镜城，有许多打着“眼镜工厂店”为名的眼镜店，记者看到了许多二三十元一副的离焦镜镜片，店家称之为“白包”，而稍微贵一点的，百元左右，店家称之为“彩包”。上为白包，下为彩包 每经记者 李宣璋 摄记者问起“白包”和“彩包”有何差别，店家称“白包”是不带包装的，而“彩包”是带包装的，这俩都是丹阳本地生产的离焦镜，价格都很便宜，当问起有没有临床试验时，店家表示，“几十元的东西，怎么可能做临床试验。”在丹阳当地，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眼镜生产工厂，本地的离焦镜，都是在这些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为搞清楚这些低价的离焦镜从何而来，记者深入到工厂源头，一探究竟。一位自称在当地有4家眼镜企业的老板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离焦镜，有4个品牌，价格在十几元到一两百元，平均每月的销量上万副，销往全国各地。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他们的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离焦镜，这位总经理告诉记者，他们一款208元的离焦镜，到了终端（即消费者），价格在2800多元，而他们工厂的毛利率大概接近三成。满货架的离焦镜每经记者 李宣璋 摄在另一家工厂，记者同样了解到，该工厂生产的离焦镜，价位与前一家类似，也是在十几元到上百元。施信诺对记者表示，他本人见过一些很差的产品也在市面上流通，这些离焦镜在宣传上有的偷换概念、以次充好。他认为这种行为不太合理、不遵守规则，这会使得近视患者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从近视防控效果的角度来说，施信诺表示，验配、回访这些服务，都是确保离焦镜效果的必要措施。然而，一些离焦镜在这方面是缺失的，连最基础的验光都没有做到，这就导致问题很麻烦，效果也无法保障。五、政策建议：将离焦镜纳入医疗器械管理经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长时间深入市场、企业、工厂的调查摸排，山寨离焦镜的种种乱象让人惊愕，那么这些乱象又是怎样产生的？如何才能终止骗局呢？为此，记者采访了大量专家和从业者，他们的观点总结起来，一句话可以概括：认定离焦镜的医疗属性，建议将离焦镜纳入医疗器械进行监管，就能根治种种乱象。施信诺表示，生产厂家作为品牌同时也是制造商，眼镜店是接触消费者的零售行为服务商，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制定行业标准及指引以应对行业发展。例如，流程规范、消费者回访服务等标准。江苏一位离焦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应该加强离焦镜的监管，例如，纳入医疗器械、将临床试验作为强制性要求等措施，这将对离焦镜市场乱象起到极大的纠正作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眼镜企业高管表示，离焦镜作为镜片，是工业品，归工信部管，而眼镜店归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这二者都不在医疗系统里，不归卫健委管。但是，眼睛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器官，近视虽然不完全是病，但有病理性。因此，建议卫健委和有关部门赋予离焦镜医疗器械的属性，在此基础上，再定好标准。例如，规定眼镜店要有足够的经验和设备才可以验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副主任李岩对记者表示，他认为，离焦镜有医疗属性这一说法是对的，但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他们对于将离焦镜纳入医疗器械的动力不足，态度并不是很积极。参考资料：[1] 卫健委：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人民网...

号称“亚洲最大肿瘤医院分院”的河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简称“河北医院”)，近日突然宣布申请注销。河北青年报8月9日刊载的一则注销公告显示，河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拟向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提出的按相关规定处理。截图自河北青年报。2020年11月24日获批设置的河北医院，从2021年11月5日注册为民办医院到2023年8月9日宣布拟注销，短短2年不到时间，河北医院经历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设置过程扑朔迷离廊坊市政府官网信息显示，2019年2月，廊坊市政府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建设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分院。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官网介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所属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也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是集医、教、研、防于一体的国家级肿瘤防治中心。2019年5月13日，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冶”)在北京签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项目三方合作框架协议》。截图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官网彼时，项目相关方表示，此次签约，将极大推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项目建设，发挥国家级肿瘤防治优质资源辐射带动作用，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缓解广大患者到我院看病难的有力举措。截图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官网廊坊市政府官网显示，2020年1月21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分院(廊坊院区)项目开工推进会召开，标志着这一项目完成所有前期工作，正式进入具体施工阶段。当时，有媒体报道，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总投资达94.6亿元。项目从签约到开工建设，不到一年时间。但是直到2020年11月24日，河北省卫健委才批复设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北医院。截图自河北省卫健委网站。河北省卫健委的批复指出，同意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冶吉信健康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冶吉信”)共同设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北医院，设置医院的级别类别为三级专科医院，经营性质为非政府办非营利性，服务对象为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河北医院的设置方并未包括此前签约的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而当时签约主体之一的中国中冶则改为了中冶吉信。(此前报道：中冶吉信“国企”身份存疑)名称变换眼花缭乱值得注意的是，河北医院的名称亦数次变换，在相关政府网站或媒体公开报道中，一开始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分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河北省卫健委批复的名字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北医院”，而在民政系统登记的名字为“河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2023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官网披露的一则招聘公告中，则又称为“廊坊院区”。招聘公告显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河北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廊坊院区。北京总院和廊坊院区采取“一院两区”的一体化管理模式。截图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官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网站查询“河北医院”，显示十余条搜索结果。搜索结果名称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北医院、河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等不同表述。所涉及事项含采购公示、招聘公告、网站建设项目公告等。另，根据中新网记者获取的材料显示，河北医院共同设置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冶吉信因“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北医院”更名为“河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事向河北省卫健委出具承诺书。承诺书显示：我院明确知道《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机构名称管理中关于识别名称和通用名称的具体规定。今后，如果发生由于国家卫生健康委规范医疗机构名称管理的原因，被行政许可监督机关责令改正的情形，保证届时将按规定使用医院名称并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监督，在接到行政许可监督机关书面通知后的10日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提出相应的变更申请，逾期自愿接受河北省卫健委依照《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理。关于承诺书内容中新网此前多次联系相关方，一直未得到回复。股权交易疑云重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三方签约的主体之一是中国中冶，而河北省卫健委正式批复的设置方则变为了中冶吉信。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中冶吉信2019年9月23日成立，其控股股东为康和信(大连市)健康医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康和信”)，注资47700万元，持股99.58%。中冶吉信另一股东为中国中冶的全资子公司中冶国际，但持股仅0.42%，并未控股。2020年11月16日，康和信全资收购了一家自然人独资公司北京康养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康养”)，随后就在2020年11月24日河北省卫健委批复设置河北医院的这一天，中冶吉信发生了2次绝对控股股东变更。先是北京康养出资2.98亿元收购吉林信托持有的中冶吉信的全部股份，随后康和信又出资2.98亿元收购了北京康养持有的中冶吉信的全部股份。(详情：2.98亿股权一天内两次换手，这家“国企”的操作让人看不懂)此后，河北医院建设进展不时见诸媒体，最新的消息是，2023年4月21日，据河北日报报道，河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项目3号综合住院楼主体结构封顶。不过，2023年7月份，中新财经接到举报称，河北医院的设置方之一中冶吉信疑似为“假国企”。经过核查，中冶吉信控股股东康和信注册资金来源不明，社保参保人数为0，股权变更亦存在疑点，康和信工商登记信息中的控股股东为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吉林信托”)，但在其官方资料中查不到康和信的身影。吉林信托工作人员表示“没听说过”这一子公司。法律专家表示，从现有信息看，康和信和其持股99.58%的中冶吉信的国企身份确实存疑。(相关报道：美甲店老板，竟2个月内当上“国企老总”)律师解读何以注销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显示，河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社会组织类型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资金只有200万元。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截图。若从工商信息看，中冶吉信实际控制人为吉林省财政厅，属于国企；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为公立医院，但两者共同设置的河北医院却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果中冶吉信当真为“国企”，为何与一家公立医院共同设置了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医院？中新财经记者近日分别向吉林信托、吉林省财政厅、河北省卫健委、河北省民政厅、中国中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等相关方致函或致电采访，以核实相关信息，但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尽管相关方不约而同保持了“沉默”，但一系列变化正在发生。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8月3日，中冶吉信法定代表人从付列武变更为孙修善，付列武退出。值得注意的是，7月份，中新财经查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官网，其官网上曾有“河北医院”字样，但点击无法打开，而目前再查看其官网，“河北医院”字样已经消失。2023年7月份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官网还有“河北医院”字样。目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官网“河北医院”字样已消失。北京市高默克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宗海潮对中新财经表示，法律上，申请注销登记意味着原开办单位(股东)想要终止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律主体资格，有可能是注销不开了，也可能是换一种开法，具体要看投资人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决策。这也间接证明了该项目设立、审批、投资、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无法简单调整完善，只能采取注销模式。宗海潮认为，有关部门批复成立河北医院有助于解决环京病患就医问题，部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但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经营的当下，合规守法还是必须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企业在积极发现问题、改正问题后，以合法合规的方式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局部火热、整体偏冷”，当开发商们都去抢夺北上广深杭蓉的优质土地时，更多二三四线的土地则无人问津。作为二线城市的典型代表，郑州的土地市场境况如何？中国土地市场网数据统计，自2021年开始，郑州主城八区的涉宅用地出让及成交开始大幅下滑，2021年、2022年的供应建面分别为1034万方、676万方，成交分别为854万方、561万方。到了2023年上半年，供应、成交建面则双双下滑至271万方、215万方，楼面价也从三年前的每平米5702元下降至5070元。具体来看，多数地块被城投平台兜底，即便开发商拿地，也是定向出让的城改后期用地，均为底价成交。唯一遭到争抢出现溢价率的土地，则被一家来自鹤壁的地市小房企拿到。在两次流拍后，经开区将这宗地的起拍楼面价每平米下降了1610元。一家央企开发商郑州投拓人士对作者表示，之所以大家不愿意拿地，一方面是市场下行后，城改模式下，原有的地价评估体系导致地价偏高，另一方则是公开净地数量少，核心区位的土地价格偏高，在其他城市仍存在一二手房价格倒挂的情况下，郑州的土地投资安全性和性价比明显不足。郑州只是全国土地市场冷清的一个缩影。根据克而瑞地产研究数据统计，继2022年土地成交面积同比下降53%后，2023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成交规模进一步下跌，成交建面同比下降29%，并远大于同期商品房的5%降幅。城改项目赔钱，城投被迫兜底5月19日，郑州举办了一场规模颇大的土地推介会，其中涉及33宗住宅用地。官方通稿显示，本次土地推介是希望开发企业抓住投资机会，让土地直面市场，实现“政府推优质地，企业拿明白地”的目标，中海、保利、建业等百余家房企受邀到场。不过，地方政府卖地热情并未得到太多积极回应。作者统计，截至7月26日，郑州主城区合计推出21块地，19宗成交，2宗流拍。这其中，越秀、建业、电建、美盛如约拿走5宗城改后期用地，两家不知名房企也摘得2宗公开净地，一宗底价，一宗溢价率9%。其余12宗地，则均被省级、区级城投平台底价兜底。所谓城改用地，即源自郑州特殊的城中村改造供地模式。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资金，开发商提前进场，投入巨额拆迁、安置补偿成本，将土地完成一级整理后变成净地，这块土地再走个公开招拍挂的象征性流程，即由该开发商底价拿走，政府再将底价的60%-65%予以返还。在此模式下，遍布主城区的城中村开始大拆大建，很多城改用地掌握在深谙江湖规则的本土开发商手中，因此万科、恒大、融创等外来开发商的项目，多为合作开发。由于公开净地稀少，一旦入市，普遍遭到哄抢。但眼下，土地市场已今非昔比。作者统计，上半年，多宗城改用地原本应由前期投入拆迁成本的开发商摘得，但最终却被地方城投兜底，这其中包括万科、绿地、金科、绿都、锦艺等房企。一位外来品牌房企郑州区域高管对作者表示，郑州很多土地都在小开发商手里，外来房企在郑州并不好生存，这些城改用地往往多为千亩大盘，容积率也高，由于前期投入很多资金成本，一二期还有很多安置房要建，所以至少卖个两三期，整体现金流才能回正，后面才能赚到钱。这位高管补充称，当初拿地算账的时候，也默认后期售价比前期要高，销售流速也更快，但现在市场下行，这一逻辑已很难成立，售价难及预期，估计七八成城改项目都在赔钱。相较于定向拿地的城改用地，公开净地更能反映出土拍市场的冷热程度。上半年流拍的两宗公开净地均为热门地块，分别位于郑东新区、北龙湖豪宅板块，融创、建业等民企纷纷暴雷违约之下，市场原本预计更有实力的国央企开发商会抢走，但最终双双流拍。以上述北龙湖地块为例，一家本土开发商投拓人士向作者分析称，这块地起拍楼面价为1.27万元，附近位置更好的兰溪府项目才1.04万元，加上附近二手房刚卖两万出头，3.1万的毛坯售价肯定够不上，地块属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定位，“有钱人直接去买位置更好的大平层，稍差的去东区买，周边配套还更完善。”库存高企，开发商以销定产一家头部房企客研人士告诉作者，早在前年年底，公司一块后期城改用地就到了摘地节点，但苦于资金紧张，加上销售不利，就一直拖延，局面也并未如期改善，后来就被迫找了城投兜底，“我们现在还在找有钱的资方寻求共同开发，大家对地价和合作分成仍有较大分歧，地块目前仍未动工。”郑州楼市已阴跌四年，开发商生存压力巨大。如今，除了华润、中海、越秀、万科等国央企，以及龙湖、碧桂园等少数民企开发商外，大多数同行已失去拿地意愿和能力，更有房企已将投拓部门直接砍掉。一位国企开发商郑州投拓负责人对作者表示，公司曾与地方政府签过框架协议，负责某板块的整体开发，本来去年就要摘三期用地，但现在二期项目刚卖一半货值，如果摘牌就得交土地款，进入开发施工节奏，所以集团建议往后拖一拖，减轻现金流压力。“上半年看了一二十宗地，我们一块也没拿。”这位负责人坦言，很多地都在中小开发商手里，后期自己不想干了，或者土地款都没交齐，资金实力一般，所以就想找品牌开发商合作开发，但其实大多数土地都有问题，有的闲置了三四年，涉及三角债、村民安置款不到位等等问题，很难算清楚账。在房企总部投拓部门来看，横向对比其他一二线城市，郑州土地投资优势并不大。一位国企开发商集团投拓人士此前曾告诉作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集团大幅收缩了投资战线，除了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外，还包括杭州、苏州、成都、厦门、合肥、南京、西安这些新一线、二线城市，以及极少数三线城市，郑州等城市因库存大，暂时不在投资名单中。市场机构调研数据显示，截止6月底，郑州主城区显性库存为766.45万平方米，以近12个月的平均去化计算，去化周期达到17.4个月，已接近18个月的行业警戒线。即便出钱拿地，开发商们也是万分谨慎。一家头部开发商郑州投拓人士对作者表示，现在拿地都集中在三环内，产业、配套相对成熟，或者做北龙湖板块的豪宅产品，再远的片区就不敢去了，很多规划短期内很难落地，库存结构也不太健康，“大家投资标准现在比较趋同，拿城改用地就是前期货值卖得差不多了，以销定产，然后反推地价。”上述央企开发商郑州投拓人士建议称，原有的地价评估体系导致当下地价偏高，即便城投兜底，后期除了核心位置优质地块具备独立开发或合作开发的条件外，郊区的土地仍面临长时间闲置的问题。若能在地价层面适当让步，就可以先盘活开发投资，进而逐步修复市场。地价下降已有先例。6月20日，郑州经开区一宗住宅地块，被一家来自鹤壁的地市房企河南众设置业抢到，成交金额3.86亿元，溢价9.04%，楼面价为7096元。该地块此前曾两次流拍，此次土拍起始楼面价直接下降了1610元。要知道，两年前，金茂抢到的隔壁地块，楼面价高达10189元，当时熔断溢价率达到30.06%。透支未来需求，下半年量价不乐观在“以销定产”的生存法则下，土地市场的冷清，更多由销售不利传导而来。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郑州新房成交量上半年开始触底回升，网签成交套数为49778套，同比上涨46.8%，环比上涨94.1%。但从月度数据来看，销售市场仍不乐观。上述央企开发商郑州投拓人士提供的数据显示， 2-3月市场在明显回暖，4月份以来逐步下行，6月份成交42万平方米，环比下滑45%，7月份近两周周均签约成交7万平方米，较6月份周均10万平方米又有所下滑。一位国企开发商客研负责人拿自家项目举例称，二三月份单月能卖100多套，两三个月的销量赶得上去年半年收成，但到了5月份就降到五六十套，7月份至今才卖了十来套。“现在市场非常不理想。”一位规模房企郑州项目营销总对作者直言，上半年郑州经历了三波行情，二三月份积压需求集中释放，市场普惠，后来刚需客户减少，改善项目还不错，但等到六七月份后，市场行情普遍不太好，首付分期、大规模返现等违规手段很普遍，限购限贷也早就名存实亡，这些等于把未来的需求给透支掉了。一位品牌房企郑州客研人士告诉作者，3月份卖到130多套才能进全市前10，等到6月份就下滑到60多套了，刚需客户现在把安全和价格放在首位，6月份，三环到四环内有两个楼盘把价格直接降到1万出头，收割了一波客户，这对市场冲击很大，导致现在刚需心理预期非常低，客户集聚效应也非常明显，销售前20的项目在整个市场成交中占比超过五成。对于后市判断，贝壳研究院一份研报指出，长期来看，郑州依然处于人口机械增长的阶段，加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未来新房市场具备较强需求支撑，目前政策支持空间有限。“但短期内，地产疤痕效应仍然存在，市场信心并未稳固建立，价格尚未企稳。结合近期案场热度指数、新房KMI价格及成交量指数均持续走低。预计下半年，市场量价整体环比持平或低位运行。”该研报判断称。...

曾被相关部门誉为业界“模范生”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未能如期支付两笔美元债券的利息，这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月8日，碧桂园股债纷纷大跌，其中，“21碧地01”盘中成交价较前收盘价跌超33%，临时停牌。上市公司碧桂园（02007.HK）股价下挫14.39%、碧桂园服务（06098.HK）下挫9.68%。消息面上，碧桂园两只原本应于8月7日支付的境外美元债票息未能按期支付。两只债券为“碧桂园4.2% N20260206”、“碧桂园 4.8% N20300806”，规模均为5亿美元，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发行起息时间均为2020年8月6日，到期时间分别是2026年2月6日和2030年8月6日。按照一年两次的付息频率，两只美元债此次应付利息分别为1050万美元、1200万美元，合计约1.62亿元。在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中，碧桂园排名第206位，营收639.79亿美元，但如今，筹措千万美元级的现金也是难题。碧桂园目前海外发行债券情况（红色为此次未按期支付利息的债券）碧桂园方面的态度是积极的。《证券时报》援引消息人士说法称，“两笔美元债券仍处在30天付息宽限期内，公司高度重视债务风险化解，公司目前仍在积极优化资金安排，努力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这是碧桂园首次美元债延期。作者梳理，碧桂园的境外债券利息兑付的高峰是即将到来的9、10月份，年内到期的境内债务达101.9亿元。这对公司的流动性是巨大的考验。7月31日，碧桂园公告，预期上半年可能录得未经审核净亏损。公司称，主要由于房地产行业销售下行的影响，导致房地产业务结转毛利率下降，物业项目减值增加等。市场情绪本已比较紧张，叠加此次美元债未能按时付息，导致恐慌情绪有所蔓延。8月8日，除碧桂园股债大跌外，地产债特别是民营地产债普遍放量下跌：“阳光优A”跌超37%， “21旭辉01”跌超12%，“21龙湖04”跌超11%。地产行业是极度资金密集型行业。销售和回款的节奏关系着地产公司的生死存亡。即便是碧桂园这样的头部企业，如今也有些手脚慌乱。今年以来地产销售持续低迷。2023年7月，碧桂园合同销售金额降至人民币120.7亿元，而2022年7月这个数据是301.1亿元。2023年1-7月，合计销售金额仅1408.3亿；2022年，这个数字是3500亿。碧桂园内部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言，自2021年以来，行业持续低迷，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导致行业销售持续下滑，公开市场融资失效，行业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受近期销售额与再融资环境持续恶化，叠加各类资金监管的影响，公司账面可动用资金持续减少，出现了阶段性流动压力。“公司一直在坚守，却难言曙光。”该人士称。实际上，地产周期进入行业低谷，叠加强美元周期的持续，中资地产海外债（美元为主）“借新还旧”的节奏被打乱。中资地产海外债进入艰难时期。早在2021年，中资地产海外债就开始密集出现违约事件。当年10月26日，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和国家外汇局资本司就联合召集了包括万科、世茂、建业等8家房企，在京召开了中资房企外债专题座谈会，商讨应对思路。2022年，随着行业低迷趋势延续，叠加债务周期到期的因素，中资地产海外债违约密集。Wind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出现实质性违约的中资海外债达到102只，其中多为民营房地产企业：禹州地产违约9只，融创中国、正荣地产违约8只，阳光城违约6只，佳兆业违约5只，华夏幸福违约3只，中国恒大违约2只……2023年截至目前，中资海外债出现实质性违约的情况到了2023年，由于之前风险的集中暴露，能够存续的中资海外债已经是为数不多“优质”发债主体，中资海外债违约事件大幅下滑。在碧桂园此次事件之前，2023年出现实质性违约的中资海外债有7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