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摩根士丹利下调中国大陆和香港股指目标）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的下降，摩根士丹利三个月内第二次下调中国大陆和香港主要股指的目标。据彭博社，摩根士丹利星期四（8月24日）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该行将明晟中国指数MSCI明年6月的基本情境目标下调至60，较之前的预测下降14%。报告显示，在该行认为的“熊市情境”（Bear Case）假设下，该指数可能进一步跌至40点。摩根士分析师Laura Wang和Jonathan Garner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此次下调股指目标与摩根士丹利最近下调中国今、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有关。分析师在报告中写道，房地产行业风险、地方债高企、通货紧缩和政府刺激措施延迟的情况下，企业盈利的压力加大。对2023年整体盈利预期降低和估值倍数假设较低，是该行下调增长目标的主要原因。摩根士丹利表示，由于销售前景令人失望，且开发商违约风险徘徊，地产股评级被下调至“减持”。分析师补充，近期市场仍保持谨慎，因政府刺激措施零碎分散，且缺乏宏观改善迹象。该银行还将恒生指数、恒生国企指数和沪深300指数6月份的基本目标分别下调至18500点、6450点和4000点。此外，考虑到中国在MSCI EM（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 APxJ（亚太指数）中的权重约为30%，这两个指数的目标价也被下调。这是摩根士丹利三个月内第二次下调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关键指标。该行6月将MSCI中国指数由80点下调至70点，并将恒指预测由24500点降至21500点。摩根士丹利本月3日将中国股票从“超配”（Over weight）调整至“平配”（Equal weight）。...

樊强案将地方债的危机与乱象再次推到了公众面前。今年6月，贵州黔西南州兴仁市商人樊强因犯行贿罪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被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在当地，樊强一直被视为政府融资化债的得力助手和资深掮客，一些民营企业家通过樊强将资金借给兴仁政府平台公司，或者购买地方非标债。樊强获刑的重要原因，是法院认定其在政府项目中获得了高额居间服务费，导致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近年来，多地政府通过地方平台公司举债，樊强这样的地方债资金掮客如过江之鲫。这些人及其背后的“金主”通过收取服务费和套取利差获得收益。樊强案已然受到广泛关注，也将地方债的危机与乱象再次推到了公众面前。兴仁市不大，面积不到180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去年GDP210亿元，在黔西南州仅次于首府兴义市。兴仁市航拍 图/兴仁市人民政府网站2018年，兴仁完成了两件大事：撤县设市获批和通过国家贫困县摘帽专项检收。樊强在此前后介入政府融资业务。2022年1月12日，他被兴仁市纪委监委从家中带走留置，留置6个月后被刑拘。根据公诉方指控，2019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间，兴仁市政府为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找樊强帮助借款融资，并商议通过三家兴仁市政府平台公司接收借款并支付利息实现融资，为规避国家法律对融资高额利息的规定，采用签订居间合同支付融资服务费的方式实现融资的高额利息。10次高息融资业务的融资金额3.487亿元，为出资方牟取高额融资服务费1.41亿元，其中樊强个人分得3055.43万元人民币。相关指控被法院采纳。这些短期融资的日利率为3‰至5.5‰。樊强的工作包括：为借款本金做个人担保、参与出资、催本付息等；介绍出资方向城投公司放贷并协调银行和公证处；为城投公司借款并租用一家酒店为借款提供抵押。2023年6月19日，兴仁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樊强犯行贿罪及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两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2万元。樊强不服，上诉至黔西南州中院。兴仁市委市政府、二审法院黔西南州中院均拒绝对樊强案置评。第一财经记者尝试联系数位时任兴仁市领导，未能获得有效回复。时任兴仁市委常委、副市长的王绥鸿称自己现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任兴仁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杨睿也以“已不在兴仁任职”为由拒绝接受采访。樊强亲友透露，时任兴仁市领导曾将樊强誉为当地的“救火队长”。第一财经记者获得的一张图片显示，樊强实控的金融公司天睿投资一度挂上“兴仁市金融服务中心”的招牌。接近樊强的多位人士称政府方面对此行为表示默许，多位领导也前去视察，直到兴仁市成立官方的金融服务中心，这一招牌才被撤下。樊强实控的天睿投资 摄影/蔡真多位受访者介绍，他之所以热衷于“帮政府找钱”，一是为了赚钱，二是觉得帮政府“做事”很有面子。据樊强的自述材料，其为政府做的最后一笔融资发生在2021年9月，同年10月兴仁市领导班子发生变动，时任副市长王长贵和王绥鸿被免（原市委副书记冯子建此前已不在兴仁任职）。三个月后樊强被兴仁市纪委监委从家中带走。东湖城投投融资部经理田茂胜先于樊强一天被兴仁市监委留置，他也是樊强案中目前唯一获刑的行贿对象。同年被市监委调查的还有东湖城投董事长兼总经理杨玖。事实上，樊强帮助政府融资规模不止判决书显示的3个多亿。第一财经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樊强自述为兴仁市国资平台做了37笔融资业务，总额14.092亿元：2017和2018年各1笔，2019年10笔，2020年8笔，2021年17笔；其中受时任市领导王长贵委托4次，受时任市领导冯子建委托4次，受时任市领导王绥鸿委托18次，受时任东湖城投法定代表人杨玖委托2次。融资形式包括短期拆借、定向融资、引存放贷、融资租赁和委托贷款，长则两三年，短则2~5天。这些融资的利息高低不等，高至每日3‰~5.5‰，但也有几笔是无息借贷。自述材料显示，上述37笔业务中除涉案的10笔高息融资外，其余借款部分清偿完毕；部分未约定借款利率和还款时间；部分存在拖欠本息情况。樊强的妻子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因为融资业务压力太大，樊强被留置前已经心生退意，着手转型实业，方向是兴仁特产薏仁米。前端和后端涉案的10笔高息融资中，有6笔是樊强通过武姐（化名）联系资金方放款。武姐说樊强比她更懂金融知识，但她比樊强离有钱人更近。樊强这样和地方政府关系熟络的居间方，武姐称为“前端”；而像她这样和资金方联系的居间方，她称为“后端”。类似樊强这样的前端，武姐认识20多个，业务遍布贵州省88个县级行政区划。政府官员找到这些居间方，往往意味着当地债务面临严重压力，且已经穷尽了常规融资手段，有时政府官员的一个电话打来，上亿资金几个小时内就要到位。这时后端会咨询资金方（比如发达省份的民营企业家或游资）的意见，如果资金方同意做这笔生意，居间人就跟进执行。在此情形下，居间人和资金方出于风险考量，对于地方政府也并非有求必应；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公司则往往对居间人的姿态放得很低。如第一财经获得的贵州某地级市政府旗下平台公司向当地居间方发出的《情况说明函》写道：“因近年融资政策收紧，加之我司承担建设任务较重，导致流动性紧张，无法按时偿还到期债务。为保稳定、防止违约爆雷，特恳请贵司承接我司相关金融业务。在与贵司的合作过程中，贵司守信誉、讲政治、顾大局的政治觉悟与我司高度一致，深受我司欢迎和肯定。”这样的江湖救急是地方化债的灰色地带。前端和后端，是借贷双方增信和风险隔离的必要存在：前端受领导信任，接受政府委托，甚至替政府担保；如若出现问题，资金方会找到后端，后端又去找政府和前端。拆借流程一般是国有平台公司的分管市领导和居间方约定好借款金额、时间和利息，居间方派人到现场由政府出会议纪要。政府的领导签无限连带担保或者由财政担保，签字过程还要拍照留存。如第一财经获得的多份与樊强案有关的借款和担保材料显示：《专题会议纪要》参会人有政府平台公司董事长、市财政局长和市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不可撤销连带担保承诺书》有兴仁市财政局盖章和签字，或有王绥鸿签字及指印；《借条》有樊强和王绥鸿的手印及盖章；《延期还款承诺函》的落款有东湖城投盖章及时任法定代表人杨玖的指印、签字和私章，时任副市长王长贵作为担保人的指印和签字；市领导亲笔签字的画面被拍照留存。“居间方收到居间服务费、资金占用费以及发票费用等多笔费用之后，安排资金方给政府打款，资金成本都非常高。”武姐说。武姐介绍，区别于常规意义上的放贷，过桥拆借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日息3‰~5‰是行业惯例，不过这样的拆借一般也只存在几日甚至几十分钟，最多十几天，所以通常情况下不会产生高额成本。政府平台拿到新的低息融资后会迅速置换高息过桥资金。“就像上市公司要让审计看见在报告期截止日账上有这笔钱，看完之后又拿出来还给别人。”被打破的行规此类快进快出的金融业务，以流水计算，武姐已做了上千亿元，单笔拆借金额在上千万元到5亿元不等。而兴仁这一单让她“贴进去8000多万元，是从业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她坦言，自己还会做黔西南州的业务，但兴仁“打死不再做”。法院采纳的证据表明：2019年3月，樊强找到武姐为贵州东湖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东湖城投”）借款5200万元，期限20天，日息3‰，东湖城投按时履约；2019年4月，樊强找到武姐再借5500万元给东湖城投，期限12天，日息3‰，武姐要求樊强配资150万元，东湖城投未能按期还款，三方约定延期10天，日息5‰，东湖城投于5月8日和5月9日分两次还清本金；2019年5月，东湖城投借4500万元，其中樊强配资450万元，实际用款107天；2019年6月东湖城投借1900万元，期限64天；2019年9月东湖城投借6000万元，其中樊强配资500万元，期限20天，拖欠数月后分三次还清本金；2020年6月，另一兴仁市政府平台——贵州放马坪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放马坪旅投”）借4000万元，其中樊强配资400万元，期限20天，未归还本金。综合来看，这六笔借款约定时限已超过常规过桥业务，尤其后几笔实际用款时间更是延宕数月，导致以5‰或5.5‰日息计算的融资服务费累计到巨额数字，单单最后一笔4000万元借款，就产生了4109万元服务费。武姐说，兴仁最后一单4000万元欠款，她其实意识到了危机，曾下令放弃。“按照我们的行规及合同，对方的三章（企业章、法定代表人章、财务章）、支票、网银、营业执照和资金走向图等都要交给我们，而这一单里对方的这些东西已被另一个资金方监管，这让我觉得有风险。”她说这一单完成后，农业银行已经放款给政府平台，但政府没有把钱还给他们，挪用到哪里她并不知情。樊强也称自己被“套”。他在一份自述材料中称：“我个人筹资4400万元出借给兴仁政府以及代兴仁市政府偿还部分债务，另替兴仁政府支付近千万利息，兴仁市政府陆续偿还了我900万元本金，这900万元我分文未收利息，目前兴仁市政府尚欠我3500万元本金未偿还，利息也从未支付。”樊强妻子对第一财经记者称：“判决书说他获利3000多万，但实际上他自己有3000多万本金在政府那里。”武姐一方将三家兴仁市平台公司告上法庭，今年8月1日开庭审理，同为被告的还有樊强、王绥鸿等多人。她对记者说，兴仁方面辩称支付的居间服务费实际上是还的本金，而自己一方拿出了证明材料予以反驳。武姐认为，兴仁事件只是个例，自己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看来，有危机的地方才有商机，债务压力大的地方对过桥资金的需求就高，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当地政府信誉差或坏账风险高。一位江浙资本市场人士则对第一财经记者提出不同看法：“这样的过桥生意我们避之不及。城投等平台公司本就是地方财政的资金池，往往承担提供过桥资金的作用。如果当地政府和平台要找第三方和个人借过桥资金，这本身就说明了当地财政极为紧张，风险极高。”事实是，很多地方政府平台的资金需求越发急切，刚还清前一笔过桥本金就无缝衔接开启了下一轮借款。在借款无法如期偿还的情况下，一些居间方收取的巨额服务费吐了出来——因政府拖欠本金他们不得不弥补背后资金方的损失，否则自己再也不会得到资金方支持。一位和樊强有业务往来的当地资金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政府的借新还旧越发频繁，他意识到风险过高之时已经难以抽身，只能寄希望于政府不会失信。利率红线在兴仁当地有一种看法，认为兴仁在2018年之后债务激增，和撤县设市上马大量基建有关。在武姐看来，兴仁在自身的金融安排上存在问题，她打了个比方，“这件裙子好看，但你（没钱的话）可以不买”。但总有人抑制不住这样的诱惑，一些地方也无法停住举债的步子。不过，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比如，多地试图划出利率红线，以尝试压降成本。第一财经获得的一份书面材料显示，一位投资人于2021年购买了放马坪旅投发行的兴仁文旅建设债权定融产品，原定按年化9.2%计算收益。现投资人承诺：“你公司应付本人的本金到期前收益和到期后收益，本人自愿按年化7.8%计算收取。”一位熟悉该产品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发行方让经销商跟客户商量，签了承诺书以后产品就可以兑付，不签也不是说不付，大概意思是等有钱的时候再付。”该知情人士猜测此举是为了将融资成本压降在8%以下。兴仁文旅建设债权产品分一、二年期，规模为3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发行方经营资金及放马坪景区建设资金。东湖城投作为担保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此外该产品的增信措施还有：足额应收账款抵押，债务方确权回购。作为担保方的东湖城投，其自身面临压力。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今年7月下调东湖城投评级展望为负面。其报告显示，2022年末东湖城投总债务规模为46.20亿元，其中短期债务28.98亿元，而公司现金保有量很低，偿债能力指标表现很弱，且债务重组进展缓慢。第一财经记者还获得一份放马坪旅投与某民间资本的借贷纠纷材料，其中的调解方案写道：“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从某日起计算利息至该笔借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这似乎证实了“8%红线”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全国各地针对政府平台公司高成本融资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多省份和地区对城投融资成本作出限制。如2020年，江苏省泰州市要求，市级国企新增融资成本不得超过6%（年化），县级市（区）不得超过7%，县级市（区）下属园区企业不得超过8%。到2023年，已有一些地方对融资成本要求不得超过6%。樊强的天睿投资也做城投债的总承销和募集业务，不过公司已经从那个挂过“兴仁市金融服务中心”招牌的地方搬到朋友提供的门面，员工遣散后只留下一人负责存量业务。他的二手车公司已经转让给了别人，几十辆存货抛售用作妻儿的各项开支。...

记者日前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一家外资机构正以相当大的折扣，出售上海市内环内一个名为嘉宁国际广场的办公楼项目。据悉，嘉宁国际广场为一栋地上31层、地下2层的甲级写字楼，可售面积约31788平方米。公开资料显示，该项目位于长宁区延安西路与镇宁路交汇处，步行700米即可达2号线、11号线两条地铁换乘的江苏路站。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嘉宁国际广场目前由一家美国知名地产基金持有，该地产基金于2015年买入，买入时成本单价约5.2万元/平方米（加装修），而目前该项目的拟出让价格，仅为开价4万元/平方米，远低于买入时的价格。就职于一家国际房地产顾问公司的知情人士表示，嘉宁国际广场之前年份的售价在6.2万元/平方米左右，曾有买家以此价格签署了框架购买协议；不过，协议条款中对出租率等进行了相关约定，因未满足相关条件，交易未能成功，若以该年份的售价估算，该项目现在的报价相当于打了65折。虽然该项目折扣力度已经不小，但价格或仍存在一定谈判空间。“若付款方式等其它条件合适，卖家是否会以更低的价格出让，也未可知。”前述人士向记者透露。该美国地产基金为何亏本甩卖上海繁华地段办公楼项目？前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该基金面临一定的赎回压力，再者，其投资成本不低，而在当前市场情况下，标的物的投资回报率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诸多因素之下，该外资基金不得不折价出让项目。”事实上，嘉宁国际广场打折出让并非个案，目前多家外资正在打折出让多个商办项目。据了解，一家外资机构2017年以约4.2万元/平方米的单价，收购了上海普陀区一个写字楼项目，而目前转让的价格只有约3万元/平方米，相当于打了7折。此外，目前市场上还有2个外资持有的上海项目，正在折价出让；这几个项目的交易规模，约在10亿元左右。戴德梁行一位高层对记者表示，今年房地产行情不佳，大宗交易也受到了影响，不少整栋出让的商办项目都在打折出售。“折扣约在6.5折至7折的样子，也有一些卖家想以8折出售，但在目前的市场情况，这样的降价力度根本不够，今年恐怕很难成交。”而据仲量联行监测数据，受全球经济持续不稳定影响，2023年二季度亚太区商业地产投资交易总额录得268亿美元，同比下降 17%，投资人在部署资本时仍较为谨慎。仲量联行分析师表示，今年二季度投资市场延续前几个季度的走势，多数交易的买卖价差收窄，卖家愿意降低价格来促成交易。对于商办项目打折，意向买家的情况如何？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只要价格到位，仍然有不少企业和投资机构对上海的商办物业表示出相当浓厚的兴趣。“目前愿意出手的买家主要有三类：一是自用买家，购入后用于企业办公，二是包括银行、保险资金在内的内资金融机构；三是来自欧美等地的海外投资机构。部分外资转让资产的时候，另外一些外资则在市场寻找合适的机会，这些外资准备以比较低的价格进行抄底。”前述戴德梁行高层补充道。仲量联行中国区研究部办公楼市场负责人米阳表示，随着下半年扩大内需政策力度的加大，市场正逐步修复及改善，投资活力和消费增长潜力将进一步释放。“预计市场各方将针对经济、政策重新锚定预期，由终端客户所决定的产品需求逻辑，将在资产表现中发挥更大作用。”米阳称。...

　　前言：平安建设 和 平安建投 的最后一个字不同，属于两家不同主体。　　网友评论：这以后谁还敢把钱放在平安银行？为了1.8个亿商誉都不要了？银行存钱变抢钱了　　平安建设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平安银行与平安建投互相勾结的严正声明》，称“平安银行无理由拒办业务，不给予资金保护”，对于平安银行、平安建投两家公司将追究法律责任。　　声明提到，2023年8月22日，是平安银行无理由拒办正常业务的第7天。下午2点，平安银行在已经接到上海中级人民法院诉讼保全裁定冻结杭州平康建设有限公司和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6亿的资金后，平安银行才正式回复我公司：可以恢复业务正常办理。　　声明称，对于从8月16日开始平安银行无正当理由拒绝办理网银盾业务的原因就是为了给其兄弟单位平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平安建投”)争取诉讼保全的时间。整个事件过程中，平安银行无理由拒办业务，不给予资金保护，不给拒办的理由，也不出具任何书面资料。在账户冻结后，也没有任何说法和态度。　　平安建设称，平安集团内部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对此事给予响应。平安建设23日发布声明　　21日(周一)，平安建设集团曾声明称，平安银行以不正当手段阻扰办理银行业务，涉及1.8亿元资金，过程中平安银行存在明显的无故拖延行为并且无任何有效沟通。　　据媒体报道，针对上述事件，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回应，近日在办理相关公司业务过程中，发现客户身份存疑，为保障资金安全，根据制度规范启动客户身份尽职调查。在此期间，该行收到法院出具的司法冻结指令，并依据指令对相关账户依法冻结。整个过程，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切实维护客户合法权。平安建设21日发布声明　　公开资料显示，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是一家以从事房屋建筑业为主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张东波。　　2020年9月19日，平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平安建投）和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股权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平安建投正式参股鲲鹏建设。　　2021年4月28日，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平安建设）。　　股权穿透显示，平安建投持有平安建设48%的股份，平安建投为深圳平安创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持股，而平安创投的两个股东为平安不动产和平安保险。...

能够极大程度解决客户流动性问题、又帮助银行“留客”的一大理财利器，背后蕴藏的风险引起了监管的关注。多家理财子公司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近期接到监管窗口指导，提及“货币零钱组合”这一类产品，指出这一类产品投向5-80只理财产品/货币基金，规避了单只现金管理类产品每天1万元的快速赎回上限，蕴藏流动性风险，加剧了金融市场风险。“目前监管还未出台明确的整改要求，所以多家银行并未下架或者整改此类产品，但监管对于货币零钱组合‘智能拆单’的底层风险已经有所了解。未来具体怎么改，譬如说是要求投向5只以下的货币基金，还是先下架此类产品，还没有明确定论。”一位国有大行理财子公司人士表示。缘何成为“顶流”？“货币零钱组合”这种产品是怎么兴起的？还得从银行理财的现金管理类产品被监管说起。2021年6月11日，银保监会、人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就现金管理类理财业务的投资范围、估值方法、久期管理、集中度管理、流动性管理等提出了规范性意见。这其中还提到了快速赎回的限制，“快赎金额每日上限1万元。”现金管理类产品整改的过渡期于2022年年底结束，而在通知之前快速赎回金额上限是5万元。自2021年年初开始，招行“朝朝宝”横空出世，在现金管理类产品式微了一些之际杀出重围。这个产品就是典型的“货币零钱组合”，无需手动赎回就可以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转账、ATM取款，收益率高于普通零钱理财。其底层是5只产品，每只赎回额度均为1万元，也就是说可以有最高5万元的快赎额度。今年7月，“朝朝宝”提额到10万元，快赎额度也相应来到10万元。2022年末，刚满两周岁的“朝朝宝”客户达2439.42万，期末持仓金额达2055.68亿元。其他银行也在今年年中有所动作，比如交通银行在5月29日将“活期盈”产品单日最高快赎额度由此前的5万元提升至10万元，民生银行于6月6日起上线“民生天天宝”业务，并于当月20日新纳入10只货币基金产品。单个产品来看，其实“朝朝宝”并不算对接理财产品/货币基金比较多的，因为不少产品对接50只理财产品/货币基金。比如招商银行“朝朝盈2号”底层是80只货币基金，兴业银行“天天盈”对接60只货基，平安银行“闲钱宝”对接80只货基。目前单个产品对接货币基金最多80只。这种产品已经成为多家银行的“顶流网红”。据南财理财通课题组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已有10家银行推出“零钱组合”服务，涉及国有银行，股份银行和城商行。部分银行多项“零钱组合”服务累计最高可为客户提供日快赎额度135万元（记者注：3只产品叠加），足以满足大多数投资者流动性需求。便利VS风险“零钱货币组合”自诞生起就伴随着争议。一方面，这种产品确实给客户带来了很大的流动性便利，并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存款的安全感。“去年债市波动以来，客户风险偏好明显降低，并且选择产品的周期也越来越短，不追求高回报，只要‘一杯奶茶的幸福’，而‘货币零钱组合’就具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很多银行及理财子公司为了避免客户流失，主推这类产品给零售客户。”一位银行网金部人士称。但与余额宝等指定一只货币基金的产品相比较而言，“零钱货币组合”的高额T+0确实可能暗藏风险。很多投资经理和业内观察人士都认为，高达80万的快赎额度，如果多客户同时使用实时赎回功能也会给机构带来不小的流动性挑战，尤其在出现突发事件扰动时，若导致巨额赎回，将加剧流动性风险。“其实货币零钱组合底层资产与现金管理类产品并无差别，甚至就是几个现金管理类产品组合起来的，底层有几个产品，快赎就能赎回几万，突破了现金管理类产品每个产品1万元快赎的限制。客户流动性变好了，但是管理机构流动性承压。监管想要管控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个产品带来流动性风险，造成市场扰动。”一位理财子公司人士称。无论“货币零钱组合”投资的是货币基金还是现金管理类理财，底层多为安全性较高的产品，比如国债、央行票据、银行存款以及高信用企业债券，按理说极低概率出现亏损，导致客户赎回踩踏，严重影响金融市场安全的。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历史上曾经就有过“黑天鹅事件”。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当时美国有一只资产规模超过600亿美元的货币基金叫Reserve Primary Fund，它持有的7.85亿美元雷曼兄弟的商业票据价值归零，基金单位净值也因此调整为0.97美元，跌破了一美元的净值，然后宣布清盘向投资者返还基金资产。事实上这只基金持仓雷曼兄弟相关资产的比例并不高，并且跌幅也不大，但货币基金的保本信仰被打破，引发市场货币基金赎回狂潮，货基不断抛售资产，最后又导致美国整个短融市场流动性危机——在2008年9月的最后两周，货币基金减持了2003亿美元最高评级的商业票据（占总持有量的29%）。面对短融市场的快速崩塌，美国财政部不得不出台临时担保计划，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为期1年。同时，美联储推出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AMLF，向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为其从货币基金处购买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提供融资。救助政策颁布后，恐慌情绪逐渐平息，流动性危机基本解除。最终，经过7次分配，Reserve Primary Fund向投资者返还了99.04%的基金财产（以2008年9月15日为基数）。或许也是考虑到货币基金也有极低概率的巨量赎回风险，2018年，风头正盛的“宝宝类”货基产品迎新规，快赎金额降至1万元。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市场基金互联网销售、赎回相关服务的指导意见》，从五方面对货币基金赎回和销售进行规范。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对单个投资者在单个销售渠道持有的单只货币市场基金，在单个自然日的“T+0赎回提现业务”提现金额设定不高于1万元的上限。很多当日可赎回50万甚至500万元的产品，纷纷发布公告更改快赎金额至1万元。“目前监管还未针对‘货币零钱组合’产品有任何的罚单，目前很多银行也有T+0.5的可替代产品，其实有超大额快赎真实需求的客户还是少数，多数还是等得起这半天的。目前银行理财收益率较为平稳，如果这项产品面临统一整改，对于客户端需求我想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上述银行理财子公司人士表示。...

我国明确规定，铁路两边30米不能建住宅。然而，辽宁大连的张女士一家却在距高铁线几米远的地方住了10多年。张女士说，受高铁震动、噪音影响，她家的房屋墙体多处开裂，生活不堪其扰。反映多年无果，她一纸诉状将铁路公司起诉到了法院。2009年建高铁拆迁，距离高铁线路5米民房至今被“漏拆”张女士是辽宁省大连市人，今年72岁。2023年8月21日上午，提起哈（尔滨）大（连）高铁对自家房屋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张女士苦不堪言。张女士说，他们家位于大连郊区。大约在1987年，他们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幢80平米的房子，一家几口一直居住在这里。房子有土地使用证、房产证。2009年6月，哈大高铁修到了张女士所在的村子。铁路沿线很多房子被动拆，村民被安置。张女士家的房子距铁路只有5米远，最初也被通知在动拆之列。“当时，我们已经对房子做了测量和预算，做好了拆迁的准备。但后来，相关部门又通知我们，我家的房子不在一期拆迁之列，让我们等二期。”张女士说，他们当时疑惑不已，因为很多比他们距铁路远的村民都拆迁了，她家距铁路只有5米远，却不在一期之列。他们对此不懂，只能在疑惑中等待通知。这一等就是10多年。“每有高铁经过，噪音震耳欲聋，房屋受震动墙体多处开裂”张女士回忆，当年修建高铁时，噪音让她和家人成宿成宿的睡不好。这几年，孩子在睡梦中经常被噪音吵醒，对他们的正常工作、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期间，她曾多次向铁路、环保、地方政府等反映，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张女士家人说，哈大高铁通车后，每有高铁经过，噪音震耳欲聋。长时间的震动和噪音导致墙体出现裂缝，房瓦脱落。“十几年来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生活，苦不堪言。”张女士说，她和老伴都70多岁了，家里还有一个刚满两岁的孩子，震动和噪音让他们实在无法忍受。在张女士家人提供的几段视频中，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看到，张女士家的房子距高铁线确实很近，几乎就在高铁桥下。由于没有防噪音装置，每有列车经过，噪音呼啸而来。在张女士家人提供的几张照片中，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看到，房屋墙体多处开裂，缝隙相当明显。张女士家人说，除了震动和噪音，高铁供电电压较高，他们担心房屋距高铁太近，会有电磁辐射，影响身心健康。反映多年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房主将高铁公司起诉至法院张女士家人说，2022年，经过他们多年反映，相关部门曾到他们家实地察看，口头提出了动拆方案，但没有谈标准，具体细节也没有提，此后又不了了之。“目前，高铁线附近还有几户居民没有拆迁安置，我们家距高铁线最近，其他几户稍远一些。”张女士说，2014年1月1日施行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铁路线路两侧应当设立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范围，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角、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含铁路、道路两用桥，下同）外侧起，向外的距离分别为:城市市区高速铁路为10米，其他铁路为8米；城市郊区居民居住区高速铁路为12米，其他铁路为10米；村镇居民居住区高速铁路为15米，其他铁路为12米；其他地区高速铁路为20米，其他铁路为 15 米。《铁路与民用建筑退让要求》第四十一条规定：沿铁路两侧新建、扩建建筑工程，应符合以下规定：高速铁路两侧的建筑工程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50米；铁路干线两侧的建筑工程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20米；铁路支线、专用线两侧的建筑工程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15米；铁路两侧的围墙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10米，围墙的高度不得大于3米。另外，我国1988年颁布的《电磁辐射防护规定》规定，按照设计要求，铁路两侧 30米内严禁新建居民住宅、学校和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也就是说在高铁30米之内是禁止新建居民住宅的，但如果先有的居民住宅，后建设的高铁，高铁就可以无视规定，不考虑距离，肆意在居民区修建吗？”无奈之下，今年3月，张女士和家人将哈大高铁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起诉到了大连市金州区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对他们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的赔偿与合理解决。庭审期间，铁路方面称房屋未拆与其无关，法院建议将当地政府列为第二被告2023年8月8日，该案在金州区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哈大高铁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辩称，根据原铁道部与辽宁省政府签订的相关协议，以及辽宁省政府2012年10月10日出具的《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承诺做好哈大客运专线相关征迁工作的函》，哈大客运专线30米以内已有的居民住宅改造、迁出或改变使用功能由辽宁省政府负责。本案中，张女士家的房屋依法属于被拆迁的范围，正常情况下征拆应该已经完成。至于张女士家一直未被拆迁的原因，铁路方面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张女士家房屋未被拆迁的原因与铁路方面无关。张女士所谓房屋存在的墙体裂缝、房瓦脱落问题均系未按时拆迁所遗留的问题，与铁路方面无关。“因为铁路方面说拆迁与他们无关，法院建议我们将当地政府列为第二被告，等待第二次开庭。”张女士说，对于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庭审，她和家人希望法院公平、公正审理，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结果。铁路部门：全国建设的高铁都是地方政府负责征地拆迁张女士一家反映是否完全属实？为什么她家的房子距高铁只有几米，10多年来一直没有拆迁？8月21日下午，沈阳铁路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张女士确实向他们反映过房屋墙体受高铁影响开裂的事情。“接到张女士的反映后，相关部门曾组织沈阳高铁基础设施段京沈客专公司，实地开展调查，作出了调查报告。此外，还组织各单位座谈，根据实际情况，书面回复了张女士家人。”沈阳铁路监督管理局该工作人员称，他们是2023年2月17日回复张女士的。后面的情况他不了解，也不知道张女士起诉的事情。8月21日下午，哈大高铁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称，拆迁是地方政府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业务，张女士应该找当地政府反映。“全国建设的高铁，都是地方政府负责征地拆迁，铁路方面负责投资建设。张女士的事情不归我们管，她应该找地方政府反映。”街道办：系历史遗留问题，曾多次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处理此事8月21日下午，大连市金普新区友谊街道办工作人员称，张女士反映的情况其不了解，让记者留下电话，待其了解情况后，让相关人员回复记者。8月22日上午，记者联系上了大连市金普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称，张女士反映的业务不归他们科室负责，其对具体情况不了解，建议记者与当地街道办联系，街道办掌握动迁情况。当天上午，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称，张女士反映的情况由具体的业务科室负责，他是办公室，不了解情况。采访应与宣传部门联系。当天上午，当地宣传部门称，他们已将情况反馈给友谊街道办，对方稍后会回复记者。8月22日下午，友谊街道办工作人员回复记者：张女士反映的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很多区级职能部门，街道办曾多次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处理此事。目前，此事已进入司法程序，街道办会配合司法部门做好相关工作，等待法院判决。...

8月22日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第四十七批指导性案例，此次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共4件，其中公布了一起金融机构高管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本案中，桑某作为资管公司总裁助理、投资投行事业部总经理，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收受公司、个人给予的股权、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05亿余元。最终，法院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利用职务便利受贿、内幕交易桑某是甲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下称“甲公司”）原总裁助理、投资投行事业部总经理，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下称“乙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经查，2009年至2017年，桑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公司或个人在企业融资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公司、个人给予的股权、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05亿余元。其中，2015年至2017年，桑某利用职务便利，为郭某实际控制的泉州某公司借壳黑龙江某公司上市、获得乙公司融资支持等事项提供帮助。借壳上市成功后，黑龙江某公司股票更名为泉州某公司股票。2016年9月，桑某安排朋友蒋某与郭某签订股权收益权代持协议，约定郭某低价将泉州某公司股票500万股股份收益权以上市前的价格即每股7.26元转让给蒋某，协议有效期至少为一年，按照退出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九折计算回购股份金额，蒋某向郭某支付3630万元。2017年3月，协议有效期尚未到期，蒋某见市场行情较好，遂与郭某签订协议，约定由郭某提前回购股权收益权，回购总价款为6200万元。同年4月至7月，郭某分两次将6200万元转账给蒋某。蒋某实际获益2570万元，并与桑某约定平分。桑某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内幕交易。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桑某利用职务便利，获取乙公司及该公司实际控制的某基金证券账户投资股票名称、交易时间、交易价格等未公开信息。经证监会认定，上述信息属于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其间，桑某违反相关规定，利用上述未公开信息，操作其本人控制的公司和他人名下证券账户进行关联趋同交易，非法获利441.66万元。被判无期徒刑最高检介绍，本案由北京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后移送起诉。2020年3月3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桑某犯受贿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依法提起公诉。2021年8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桑某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50万元；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桑某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机关在谈及案件指导意义时指出，办理以投融资方式收受贿赂的职务犯罪案件，要综合审查投融资的背景、方式、真实性、风险性、风险与收益是否相符等证据，判断是否具备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对于资本运作或相关交易异于正常市场投资，受贿人职务行为和非法获利之间紧密关联，受贿人所支付对价与所获收益明显不对等，具备受贿犯罪权钱交易特征的，依法认定构成受贿罪。此外，办理证券期货类犯罪案件，对于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的范围、趋同性交易盈利数额等关键要件的认定，一般应调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专业机构的认定意见，并依法进行审查判断。652人被公诉贪贿类犯罪占比最高据最高检第三检察厅负责人介绍，金融领域职务犯罪一般是指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力实施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犯罪。2021年1月至2023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的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52人，贪贿类犯罪占比最高，其中受贿罪411人，贪污罪149人，占金融领域职务犯罪人数的85.89%。与常规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相比，金融系统腐败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涉案主体身份复杂，覆盖面较广；二是金融领域特有的权力和资源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三是犯罪手段复杂隐蔽且具有专业化特点；四是危害后果更严重。最高检第三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切实加强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沟通和配合，持续加大办案力度，依法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惩治和威慑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助力清除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害群之马。既要依法办理好涉案金额大、社会影响恶劣的大要案，也要驰而不息地打击各个领域和环节的“金融蛀虫”，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

他们是给各类餐饮店“收尸”的人——从倒闭的店铺那里购入设备，再将它们卖给新的餐饮淘金者。淘金者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入局，而设备们也得以重见天日，不至于沦为废品。行业起起落落，折射大时代的欲望与悲欢。在餐饮店设备的二手回收商们眼里，总有人奋不顾身杀入这个行业，也总有人折戟离场。他们主导了设备的流转，也见证了餐饮创业者们升起与坠落的梦想。死去的餐厅6月初，在苏州，一家西餐厅还没开业，就倒闭了。几十万买的餐饮设备，都是新的，回收价只值几万块——当西餐厅的股东找到餐饮设备回收商刘宏兵报价时，刘宏兵给出的价格，一度让对方难以接受。28岁的刘宏兵，目前在上海做餐饮设备回收生意，像许多行业的“二道贩子”一样，他以原价10%-70%的价格，从倒闭餐饮店里收购设备，再加价转卖给需要的人。他所在的，是一个可以用“残酷”来形容的行业。根据企查查数据，过去三年里，全国有超过170万家餐饮相关企业注销吊销，这一数字，超过了过去十年注销吊销数据的总和。但伴随着“死亡”的则是“新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又涌入到这个行业里，仅2021年，餐饮相关企业新注册量就达到334万家，同比增长34.8%。潮起潮落间，二手餐饮设备回收行业也竞争激烈。比如这家位于苏州姑苏区的西餐厅，在花费400多万投资和装修了店面后，资金链出现断裂，厨师长带领团队离开，两名合伙人也分道扬镳。对一家餐厅来说，这意味着它的生命到了尽头。十几波二手商曾去现场比价，股东大会开了一次又一次，拖了一个多月后，闭店的日子在即，他们还是联系回了刘宏兵。7月10日晚，刘宏兵走进西餐厅所在的商场。彼时，店面已被拆得破败不堪，原本漂亮的前厅堆满了纸箱子，员工不断往里面塞着餐具。这是他常见的倒闭店铺的冷清情景。合伙人没有出面，负责打点闭店事宜的股东，指向厨房的方向：“不管多少钱把它们弄掉，也算了了一桩事了。”德国乐信的烤箱、FIRENACE的碳烤炉，光这两台机子就价值十来万。刘宏兵“识货”地收起店里的万能烤箱、扒炉、电炸炉、洗碗机、冰箱……它们都算价格高的。核对完商品购买清单，他还发现店里的采购吃过不少回扣。股东一直说着“无力吐槽”“自认倒霉”，他陪刘宏兵收拾到了凌晨两点。价格近四十万的设备，卖了不到十万块钱。最后，所有的货物清点和装载完毕，店铺关了门，留下了股东离开的背影。“麻烦终于解决了。”西餐厅的股东最后说。就像是为死亡的餐饮店“收尸”，这批新收的设备被拉回了上海。在刘宏兵3间共计2000平米的仓库里，还堆放着他从全国各地收入的万能烤箱、咖啡机、通用的冰箱，以及各种小电器。在那里，能找到需要它们的人。▲ 刘宏兵仓库里的餐饮设备。图 / 受访者提供金属墓场有人折戟离场，也总有人奋不顾身杀入这个行业。如果你去过刘宏兵的仓库，会发现那里简直就像餐饮行业的“金属墓场”。一眼望过去，不锈钢材质的设备摆在二层陈列架上，各种型号和大小的烤箱、咖啡机、消毒柜……每一台都对应一段餐厅的往事。只不过，它们现在整齐地摆在一起，可能就连他们的原主人，也无法分辨。每天白天，仓库都有好几批前来参观购买的人，除了线下交易，几乎还有一半的订单在线上完成。刘宏兵的二手生意主打的是中高端机器，在他看来，这是双赢的生意，扣除运输和仓储等费用，他能赚到差价；对客户来说，购买原价十万的设备，现在只需小几万，也是桩划算买卖。比如，那批从苏州运回来的万能烤箱，没过几天就被卖到了唐山一家烧烤店。新老板以近5万的价格买下，刘宏兵赚了1万。餐饮设备回收行业，是逐渐从废品回收中细分出来的。不值钱的设备被当废品卖掉，能二次利用的设备就会得到转卖。小到餐具、桌椅板凳，大到厨房的冰箱、冰柜，所有餐饮设备在二手商那里都有一套估值范围。通常来说，从品牌设备、通用型电器，到定制型设备，二手的保值力会越来越低。刘宏兵举例，他曾去一家投资几十万的烧烤店收货，只有冰箱、空调以折扣回收了，而店主花高价定制的不锈钢操作台、烧烤架，因为难以匹配客户，无法实现二次销售，只能当废铁处理，一吨才1000块钱。而根据“2023品牌餐饮复苏白皮书”的统计数据，疫情3年期间，整个餐饮行业累计损失3.5万亿。自然，餐饮设备的购买损失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冷清的生意、高昂的房租，还有疫情的限制，不少餐饮店没能撑下去。曾经有老板因为付不起房租、发不起员工工资向刘宏兵卖设备，还有一位老板把万能烤箱卖给他，说等后面生意好了后再赎回来，但后面他们再也没有联系。更夸张的是，有一家店装修到一半，已经投入了几十万，却正好碰到疫情。装修工人阳的阳，进度一推再推，耗了半年以上没有进展，房租却在每个月照付。最后老板实在吃不消，决定直接不装了，在刘宏兵那里订的设备也都不要了，因为“看不到头了”。与此同时，疫情期间，也是二手商们的生死关头。在上海，一年60万的仓库租金对刘宏兵来说不是小数目。在库存压力最大的时候，刘宏兵说，当时每天联系他的倒闭店铺有二三十家，“如果愿意的话，一天收个十多家都可以。”每天都在收货，几百万的设备积压在仓库，但买方订单比平时少了80%左右。有的时候，为了快速周转，仓库里的设备也要倒卖多手。比如，有一次，刘宏兵去回收上海的一家明星餐厅，买走了他们的全部餐具和设备。但那些货物的体量实在太大，他又将它们转卖给了江苏宿迁的二手商虞婷。虞婷拥有5000平的仓库，那里的房租相对便宜，她的二手生意从本地辐射到全国，最远的，还将冰淇淋机卖到了非洲。那一天，她带人开着四辆9米6的卡车，把餐具拉了回去。不久之后，这些餐具，就出现在了本地的一家大酒店里。▲店铺关门。图 / 视觉中国九死一生其实，在做餐饮回收生意之前，刘宏兵开过餐饮店。他说，和更早前做过的教育培训、VR全景体验等行业相比，只有餐饮“又苦又累”。2018年，他花六万投资了一家做啵啵鱼的外卖店，一到饭点订单就“爆发式增长”，下午闲时也不能离开屋子，三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从早到晚。即便这样，一个月的纯利润也只有两三千——钱都花在了房租和外卖平台的推广费上。他不仅没赚到钱，还浪费了半年时间。由于姐夫就是做餐饮设备回收生意的，刘宏兵看到餐饮设备的高流动性，也动心了。业内人用“九死一生”来形容餐饮业。这个行业里，从来就不缺成功者，也更加不缺少失败者。刘宏兵渐渐发现，在那些死去的餐厅里，更具价值的，是中高端餐饮设备。所以他从最早什么设备都收，慢慢转向中高端，专门收咖啡厅、西餐店、日料店、烘焙店的设备。而在进入回收行业后，刘宏兵也见识到了更多与自己一样，搞餐饮生意失败的人。看惯了餐饮店的生死，他心态反而平稳起来，觉得餐饮投资有亏有赔，“学费”总是要交的。在青岛做餐饮二手设备生意的赵菠萝，也有一段失败的餐饮投资史。2017年4到2018年10月，他开了四家麻辣烫店，因为生意不景气，亏了10万。他说，做了餐饮设备回收后，他就从餐饮行业的创业者，变成了帮其他创业者“毕业”的人。在餐饮行业流传着“18个月”定律，意思是餐厅的生命周期平均在18个月左右。尤其是2022年下半年，太多餐饮店老板找他倒过苦水。他曾经去收一家已经关门的餐厅，因为断电很长时间，当他把厨房冰箱的门打开后，看到食物都腐烂了。“赚钱的餐饮都是相似的，不赚钱的餐饮各有各的不幸。”赵菠萝有时也会帮一些其他行业的店铺“毕业”。有一次，他去一个倒闭的化妆品店回收，晚上便将那些化妆品拿出去摆摊卖，“随缘出价，纯当体验”。只是，他刚卖到一半，城管就来了。见多了这些不确定性，赵菠萝决定采取“0库存”策略。他只做本地生意，宁可“先卖不买”——以较低的利润将收到的设备便宜卖掉，卖不掉的直接当废品处理，以此维持很快的周转速度。那家死去的餐厅的冰箱里散发的腐烂食物臭味，令他难以忘记。▲各项费用账单。图 / 视觉中国冰与火疫情之后，这个行业经历了热与冷的转变。仿佛是尸横遍野的战场，突然又焕发了生机。今年上半年，二手商们囤积的餐饮设备很快卖出去了。然而，到了下半年，这一速度又变慢了。“上半年是开店潮，下半年是闭店潮。”刘宏兵说，他的仓库见证着餐饮设备流动的循环，反映了行业的趋势。疫情结束后，整个经济呈现不均衡的复苏。期许着餐饮行业春天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已经满是尝试者的赛道。数据显示，新增的餐饮企业主要聚集在烧烤、火锅、咖啡、茶饮等品类。今年上半年，烧烤店是新增数量最多的餐饮品类。虞婷说，她去年收的几十家烧烤店的烧烤车，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卖得一干二净。仅在他们当地一条比较热闹的小吃街上，就有六七家新开的烧烤店烟雾缭绕着。在这背后，是淄博烧烤的爆火，带动了其他城市的烧烤热。咖啡店也是新增注册数量较多的餐饮品类，同比增长率高达110.2%。“铁打的餐饮，流水的餐厅。”刘宏兵生活在咖啡馆数量全球第一的城市上海，他也经手了太多新开的咖啡店、倒闭的咖啡店，以及又一轮新开的咖啡店。在他仓库里，专门有一个区域，来摆放各种咖啡机。▲ 刘宏兵仓库里的各种咖啡机。图 / 受访者提供源于与各种餐饮店的接触经验，二手商们对不同类别餐饮店铺的生命周期也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比如，火锅店、烤肉店、奶茶店是被公认“死”得最快的。在刘宏兵看来，这些店铺的消费需求大，每个区域的竞争也很大，想要投资开店容易，但开不好倒闭也很容易。餐饮行业门槛低，大家都想着开店赚快钱，但失败的大多是“小白”——据二手商们统计，从来没做过餐饮的创业者占60%以上。“他们想挣钱、想当老板，看到加盟商给出的快速回本承诺，或者看到某家店铺特别火，一拍脑袋就想干了。”餐饮小白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经验，抗风险能力也差，赵菠萝说，但也只有对生活不甘心的人才会去做餐饮。张子彤是因为无法忍受互联网公司的加班，再加上刚分手，才决定辞职开咖啡店的。在开店之前，她专门去咖啡学校培训、去咖啡馆打工，还做过几次市场调研。但真正开店后，她发现自己有做咖啡的技术，但是缺少管理店铺的能力。她的店铺好不容易熬到疫情放开时，结果不仅顾客感染，很多外卖骑手也中招了。到了要续签房租时，她发现没法再支撑这个一直亏本的店铺，开咖啡店的梦想结束了。最后，她灰溜溜地把两台咖啡机和磨豆机便宜卖了。▲ 咖啡店倒闭后，张子彤分享自己的经历。图 / 受访者提供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还有一位想要加盟面包店的女生，在家人都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执着要开店。最后，女生的父母、老公，其他家庭成员给她投了钱，也去店里帮了忙。但店铺开了半年时间，还是亏了200多万。店铺倒闭后，女生把设备拉回家，找了一个仓库放着。在江苏无锡，刘宏兵去找他们收设备的时候，听见女生的爸爸一直训斥她，“让你不要开这个店，你非要开，这些设备也不值钱，你非要放回来，早点卖掉多好。”女生只是沉默。竞争之下但无论如何，一个现实是，买二手和卖二手的人都正在变多。这意味着，在这些餐饮店“收尸人”的视角里，餐饮店的生命周期更短了。在武汉做全新餐饮设备生意的黄德发，对此也颇有感触。他的公司主要面向餐馆、酒店、学校、机关食堂销售厨房设备。从业二十多年，在他的印象中，餐饮设备的二手交易一直都有，只是今年特别多。由于受到一部分二手商的影响，他们今年的订单量，比以往下降了30%-40%。黄德发估算，目前二手餐饮设备和新餐饮设备的市场份额，大概是三七开。即有三成的餐饮店面会选择二手。他感受很明显——以前不会选择二手的新店也开始考虑二手了。“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还有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店到底能开多长时间。”也有频繁回购二手设备的“老手”。比如洪大卫，他在江苏开连锁快餐店，曾在刘宏兵那里买过几次二手的冰柜和制冷机——原价一万五六的设备，打对折就可以买到。洪大卫说，只有对制冷要求高、保鲜稳定的机器他才不考虑买旧的，但毕竟新机器放几个月也会变旧，“只要功能正常，买二手也是为了省钱省事”。二手设备的需求，甚至扩展到了新餐饮设备商那里。刘宏兵说，因为客户找不到资源，现在也有做厨具生意的人找他们合作，从他们那里拿二手设备，再配给客户。由于竞争日益激烈，同样也有“倒闭”了的同行。比如，因为囤货太多卖不出去，有些二手商直接被库存压垮。在江苏宿迁，与虞婷竞争的同类二手商有十多家。一些外地过来的二手商，因为缺少本地客源，“什么货都进但是卖不掉”，最后也只能离开。“蛋糕就这么大，进来的人又这么多，竞争只会越来越大，生意只会越来越难做。”刘宏兵说，暑假属于他们行业的淡季，因为生意一般，很多同行已经出去旅游度假了。而在竞争之下，二手餐饮设备的价格也被逐渐压低。虞婷的感受是，现在连新空调的价格都在内卷，甚至已经低于他们转卖的二手价了。而在拼价格之外，他们拼的还有服务。比如虞婷不仅开始卖新餐饮设备，还请专门的团队帮人进行厨房设计；而刘宏兵也做起了二手设备的售后和保修。在餐饮行业这个漫长的链条里，数以千万计的人以此为生。官方数据显示，我国餐饮行业经营主体超过600万家，从业人员超过2000万人。它解决的是人最基础的吃的需求，寄托着餐饮创业者们升起与坠落的梦想。咖啡店倒闭后的张子彤，觉得自己买了一段经历。她并不后悔创业，但也承认确实走了很多弯路：钱浪费了不少，结节长了七个。当时也有很多人劝她不要开店，但她觉得经验都是自己的，她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另一位加盟炸串店、最后亏本四十多万的老板，在店铺倒闭一年后，又攒钱开了新店。在虞婷这里，这位老板，从卖设备的人，最后又变成了买设备的人。如同死与生的循环。“那些习惯干餐饮的人，总是会继续找路子，没钱开大店就开小店。”虞婷说，“这是餐饮人身上的一种韧性。”▲开店重新装修。图 / 视觉中国（文中张子彤、黄德发、洪大卫为化名）...

▲女子在网上炫耀老公收入。图/网络截图。8月22日，网络流传一则消息显示，南方电网广州供电局员工王振斌被其妻子实名举报称，其花了30万元行贿入职并遗弃病妻幼女。广州供电局工作人员回复媒体，目前已关注此事，网传信息有不实的地方，广州供电局已报警。当晚，广州供电局发布声明称，已成立核查组进行核查，如涉及违法违纪问题，将严肃处理。网传截图中，一张显示女子在小区业主群高调炫富，称其丈夫年收入50万+；另一张是女子疑和其丈夫发生矛盾；第三张聊天截图则显示，广州供电局法规部的王振斌遭妻子实名举报行贿30万元入职广州供电局，此外，王振斌存在遗弃病妻幼女的行为。就上述三张微信群聊天截图而言，貌似是“王某夫妻婚姻纠纷”导致妻子实名举报丈夫行贿和违规入职。该女子表面上是炫富，实际是要达到引起社会关注的目的。不出所料，在媒体的跟进之下，广州供电局当天就做出回应，并成立核查组进行核查。“一人炫富，全家被查。”近年来，不乏因当事人炫富而登上热搜继而被调查的事件。无论是去年的国企员工周劼朋友圈炫富，还是妻子社交平台晒丈夫“月入8万”的收入，都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也让相关单位陷入舆论旋涡，并对所“炫”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就此事来说，不排除该女子照葫芦画瓢，从而令舆论关注其举报内容。是“炫富式”举报，还是无意之举，动机暂且不论。重要的是，该女子所言其丈夫的收入是否属实，有没有行贿行为？更为关键的是，受贿的局长及牵线搭桥之人是否涉嫌违法违纪、徇私舞弊？涉事企业到底有没有违规招聘的乱象？查清这些问题，不仅涉及贪污腐败问题，还关乎公平公正。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有当事女子的口述，尚无相关证据能够佐证，不宜着急下结论，且等调查结果出炉。广州供电局在第一时间着手调查的态度，当然值得肯定。而具体的调查工作，也希望能尽快进行，并及早公布调查结果。就拿曾引起全网关注的前局长孙女炫富“家有9位数存款”事件来说，自今年3月24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就此事开展核查以来，至今“仍在调查”。防调查“烂尾”，离不开舆论持续关注。而涉事企业乃至上级单位及早公布详实的调查结果，也更有利于将自身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既是回应社会关切，也是防范谣言四起的有效途径，更是对违法乱纪坚决说“不”的实际行动。...

近日，广东证监局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举行执法交流座谈会，推动辖区资本市场行政执法与检察履职协作工作深化落地。会议通报了广东证监局稽查处罚整体情况和近年监管执法工作重点，总结双方在典型案例中的合作经验，研判了全面注册制下辖区证券违法犯罪活动新形势。双方一致认为，要以全面注册制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打击防范证券犯罪工作，构建资本市场良好生态。一是深化行刑衔接。共同构建高效、顺畅的执法司法衔接机制，在调查取证、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法律监督、涉案企业合规、业务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着力提升衔接质效，有效压缩办案周期。二是强化打击追责。重点打击欺诈发行、上市公司重大财务造假等犯罪行为，全链条依法追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中介机构、配合造假第三方责任。三是推进防控体系建设。将治罪和治理有机结合，积极推进诉源治理，通过合作宣传等方式以案说法，形成有效震慑。下一步，广东证监局将持续深化与广东司法机关联动协作，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高效衔接，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行为，有效增强市场主体合规守法意识，保障辖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