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媒报道，在温哥华，几乎一半最昂贵的房产的真正业主是不可能确定的，数十套豪宅都是由匿名空壳公司持有的，其中一套价值2900万加元（约合2200万美元）的滨水豪宅登记在一名学生名下，另一些则属于没有明显收入的家庭主妇。　　现在，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根据周二提出的一项法案，该省将建立一个公开的、可搜索的受益财产所有者登记制度。如果不披露，可能会被处以10万加元、或者相当于财产评估价值15%的罚款，两者以较大者为准。　　拟议中的这项法案将要求目前拥有土地或购买土地的私营公司、信托和合伙企业披露所有权信息。登记处将允许公众查阅所有公司利益持有人、受益所有人和合伙人的姓名，并将向税务当局和执法机构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此举正值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在发现温哥华地区赌场为犯罪组织提供多年的洗钱服务后，决定加大反洗钱力度。本周，政府收到了一份广受期待的报告，报告称这些脏钱可能流入了房地产、豪华汽车和赛马等领域。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财政部长卡洛斯-詹姆斯（Carole James）表示：“这一登记制度将公开B.C．省房地产真正所有者的资料，并帮助打击非法活动。”　　2016年，透明国际发现温哥华至少价值10亿美元的房产无法确定所有权。据估计，至少11%的房产被登记在“名义持有者”（nominee）名下，例如学生或家庭主妇。...

　　像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个墓地售价已经超过10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比房产还贵。在最受欢迎的天寿公墓，最贵的墓地大约要100万人民币。　　活着买房，去世买墓，都是刚需。当年轻人还在感叹高房价时，作为“身后事”，殡葬服务这一产业正靠着高毛利率、高成长性的优势“闷声发大财”。　　现在墓地到底有多贵？　　三天小长假，在北京的，很可能要赶到河北去扫墓，在上海的就要跑到苏州去扫墓。寸土寸金的北京，墓地价格让人“高攀不起”。　　北京一家大型殡葬公司的负责人称：“像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个墓地售价已经超过10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比房产还贵。在最受欢迎的天寿公墓，最贵的墓地大约要100万人民币。”　　此外，中新经纬客户端从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的灵山宝塔陵园官网上看到，墓型被分为了圣经碑、树葬区、五谷丰登、和平碑等35种类型，价格1万元-14万元不等，最便宜的要属圣经碑，售价9900元，最贵的则是德门吉庆碑，售价达14.6万元。　　　　来源：灵山宝塔陵园官网　　作为A股“殡葬第一股”，福成股份2018年财报显示，共销售墓位2748个，实现营收2.61亿元人民币（单位下同），以此计算，平均一个墓穴售价达到9.49万元。　　再来看看号称港股“殡葬第一股”的福寿园，2018年福寿园业绩公告显示，墓穴的平均销售单价较2017年上升了7.5%。而2017年，福寿园墓地的销售单价为10.24万元。　　这一数据意味着什么呢？根据《胡润2018年度全球房价指数》显示，重庆2018年房价涨幅为8.9%，美国休斯顿2018年房价涨幅6.9%。也就是说，福寿园墓地的上涨幅度仅比重庆的房价涨幅低1.4%，比休斯顿的房价涨幅还要高0.6%。　　北京一家殡葬公司工作的王先生对媒体表示，北京总共有43个公共墓地。如果政府不再继续对墓地占地进行限制，可能墓地对北京人不够用，不到一年两年就没了。　　毛利率比房企还要高　　福寿园是何方神圣？福寿园于2013年12月19日登陆香港联交所，彼时公司的净利润已经过亿。招股书显示，2010年、2011年、2012年及截至2013年1-6月，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1.137亿元、1.416亿元、1.382亿元及1.181亿元，且毛利率在80%以上，是内地最大的殡葬民营企业。　　福寿园2018年度财报显示，全年公司实现收益约16.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约11.8%，净利润4.88亿元，同比增长约17%。年报还指出，公司2018年大部分收益来自墓园服务，占2018年总收益的86.4%。而出售墓穴是墓园服务收益的最大组成部分，占2018年墓园服务收益的91.8%。　　　　福寿园2018年年度业绩公告截图　　然而，即便富得流油，福寿园的生意早已不愿止步于亡者。2015年开始，福寿园推出了一款新产品——生前契约，即当事人生前就自己或亲人逝世后如何开展殡葬礼仪服务，而与殡葬服务公司订立的合约。　　财报显示，2018年，福寿园已在10个省的15座城市中销售生前契约，共签订2485份合约，较2017年增长111.7%，成功迈入了殡仪预售市场。　　福成股份虽是国内殡葬行业新秀，但被称为燕郊“首富”的李福成也已经从中尝到了甜头。河北三河灵山宝塔陵园2015年成为福成股份全资子公司，在此之后，福成股份进入殡葬行业，成为A股唯一一家拥有殡葬业务的公司。福成股份2018年年报称，将加快殡葬业务的营业收入、总资产及净利润等各项指标方面在公司的总体比重，实现公司战略转型。　　该年报还显示，2016年、2017年、2018年福成股份殡葬业毛利率分别达到了84.84%、86.78%、87.96%。而同期该公司经营的活牛、牛肉、羊肉、益生菌粉的毛利率则在20%左右。　　　　福成股份2018年年度业绩公告截图　　就连一度被认为是暴利行业的房地产，在如此大的毛利率面前估计也要甘拜下风。2018年，万科、碧桂园、恒大等龙头企业的毛利率远远不敌福成股份的87.96%。根据财报，碧桂园2018年毛利率为27%；恒大2018年毛利率为36.2%；万科房地产业务2018年毛利率则为29.7%。　　在中国，火葬和海葬都属于“生态殡葬”，这种节省土地的安葬方式如今受到大力宣扬。目前，三亚、成都、重庆、贵州等地都推出了惠民殡葬补贴。例如，三亚市户籍死亡人员采取遗体火化的，惠民殡葬补贴金额4790元，选择节地生态葬法的，将在此基础上按照类别再给予奖励；成都市户籍的逝者在骨灰安葬上选择实施塔葬、壁葬、一穴安放3个及以上骨灰等葬式的，标准是一次性奖补1000元；重庆则规定，选择节地生态安葬的或平地深埋、不留坟头的，每位可享受节地生态安葬补贴3000元。...

　　据刚刚披露的公募基金年度报告，在2018年普跌行情中，公募偏股基金亏损超过5000亿元。尽管基金亏损严重，但是交易佣金却不少，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基金的佣金支出总额超过70亿元，从行业整体的佣金费率看，大多在万分之八左右。　　缘何公募基金公司的专户和社保产品，享受同样的卖方研究服务，但是佣金费率显著低于公募基金？这一费率的差异，引发市场持续关注。　　万八佣金费率成常态　　天相投顾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公募基金支付佣金总额为70.09亿元，比2017年的74.42亿元略有减少。不过，考虑到偏股基金总规模及交易总规模均有所减少，交易佣金费率几乎没有变化。　　数据显示，2018年公募基金股票交易总量为8.39万亿元，支付佣金总额为70.09亿元，全行业平均佣金费率为0.0836%，比2017年的0.0849%略有下降。　　分基金公司看，2018年，27家基金公司的交易佣金超过1亿元，其中9家公司超过2亿元，富国基金、华安基金等大型基金公司的佣金超过3亿元。具体到交易费率情况，在114家基金公司中，102家公司的交易费率超过万分之七，66家公司的费率超过万分之八，更有34家基金公司的交易费率超过万分之九。　　从单只基金的支付交易佣金情况看，2018年有162只基金支付的佣金总额超过1000万元，其中31只基金支付佣金超过2000万元，更有9只基金支付的佣金超过3000万元，最高的一只基金支付的佣金高达5345万元。需要指出的是，该基金全年平均规模约为30亿元，但全年交易量高达718亿元。　　而沪上某大型基金公司旗下某基金，规模为20亿元左右，2016年、2017年的交易佣金均为6000万元左右。2018年基金规模缩水，但交易佣金也有3400多万元。耐人寻味的是，高换手率并没有带来业绩上涨。从该基金业绩表现看，2016年和2018年均大幅亏损，在价值股牛市的2017年，该基金净值也仅仅上涨4.48%。　　高佣金费率引发质疑　　在股市单边下跌的2018年，基金净值震荡下行，佣金支出却居高不下。这令不少投资者质疑：缘何普通个人投资者在券商开户，交易费率通常为万分之二点五；而交易量巨大的公募基金，费率却高达万分之八？　　从全市场的交易佣金水平看，个人投资者的交易佣金费率多为万分之二点五，公募专户、私募基金是万分之二到万分之五不等，而较高佣金可以享受到更好服务，例如卖方组织的小范围现场交流、上门路演等。如社保基金的佣金费率通常为万分之五。　　公募专户和社保基金享受着同样的卖方服务，但佣金费率却显著低于公募基金，这是众多投资者质疑的焦点，也是认为对公募基金的持有人而言并不公平的“槽点”。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如果高佣金能够带来超额收益，佣金高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业绩和佣金没有相关性，高佣金就会面临很大争议：“佣金就不该从基金资产支出，应该从基金公司的资产中列支。”　　交易席位的选择也引发质疑，据了解，通常情况下，投研部门并不能完全决定交易席位的选取，还要参考销售部门的意见，基金经理给券商的服务进行“派点打分”时，也并非完全同研究服务相匹配。某业内人士透露，有基金公司选取交易席位时，投研团队和销售部门的话语权各占一半。基金经理为了带来基金销量，在“派点打分”时会进行相应倾斜。　　2014年2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完善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席位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基金公司在选取券商交易席位时，应选择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研究实力较强的证券公司，不得将席位开设与证券公司的基金销售挂钩，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证券公司承诺基金在席位上的交易量。　　在上海证券创新发展总部总经理、基金评价研究中心负责人刘亦千看来，单纯从费率高低看交易佣金的合理性不够全面。就现状而言，在偏权益类基金方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费率和基金业绩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从运行方式看，“万八佣金”或有其合理之处，更高的佣金可以帮助基金管理人获得更好的卖方研究服务，如果交易佣金大幅降低，证券公司研究服务的动力必然受到抑制，不利于行业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加入，最终损害多方的发展，出现投资者、管理人、经纪公司三输局面，“单纯降低佣金，可能会出现‘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局面”。　　刘亦千认为，如果基金交易佣金从基金公司管理费列支，从公司经营成本节约的角度看，会导致基金公司的研究投入不够，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不过，刘亦千坦言，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市场定价日渐有效化，长期看佣金率下降是必然趋势，但是要循序渐进，贸然降低佣金可能会得不偿失。...

中银基金虽然背后大股东为中国银行，规模上看远远超过多数同行，但其最近几年的业绩却始终落后第一梯队。而根据号外财经（北京号外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观察，该公司旗下的一位叫王伟的基金经理，虽然已经有4年多的经验，但其管理的4只基金全都大幅亏损，其中的中银智能制造管理3年多亏损37%。中银智能制造亏损超三成中银智能制造成立在2015年6月份，然而这又是一只可悲的基金，之后没多久股市就结束了之前的牛市，即使在四季度反弹的情况下，该基金的净值也仅仅上涨到1.04元附近，而这也是其最高的时候。当时成长股引领了市场反弹，而观察中银智能制造2015年4季度的前十大重仓股，虽然也有半数以上都是成长股，但却很少有投资者众所周知的龙头股，这成为该基金错失业绩上涨的主要原因。2016年一开始，中银智能制造的重仓股就出现了变化，一季度买进了汽车、白酒、医药、公共事业等股票，此后又陆续进行了一些微调，但在全年下跌的行情中还是重挫了28.16%。转过头的2017年，该基金又重仓了多只大盘周期股和机械股，从而又一次很大程度上踏空了消费行情，最后只上涨了13.71%。在2017年年报中，去总结了全年业绩，“本基金全年保持积极的仓位，保持了核心重仓行业和个股的稳定，重点配置的新能源汽车和电子等产业链取得了较好的收益，但四季度也受到相关股票大幅回调的影响，基金净值有所波动。”而对于2018年的操作，基金经理表示：“基金未来将聚焦于代表国家产业崛起的智能制造方向，如5G/半导体/光伏/新能源汽车等。在政策强力推动/工程师红利/企业家精神/广阔市场空间的诸多有利因素下，相信资本市场上会出现一批代表中国制造业的大市值优秀龙头公司，同时也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不过这也成为2018年中银智能制造大亏的根源。从2018年的重仓股看，除了少数消费类股票外，中银智能制造大量持有上游资源、半导体、新能源等行业公司，比如一季度前十大重仓股就有华友钴业、寒锐钴业、天齐锂业、金风科技、用友网络、贵州茅台、兆易创新、晶盛机电、三花智控、中科曙光。前三个季度，新能源行业都占了很大比重，而对应的季度跌幅却是-8.04%、-17.35%、-6.09%。直到四季度前十大重仓股才换成了先导智能、中国中车、国电南瑞、宁德时代、隆基股份、烽火通信、中国重工、潍柴动力、三一重工、汇川技术。其中半数都是制造业板块，而这又让基金净值继续下跌了-14.51%，全年跌幅达38%以上。王伟“一拖四”号外财经（北京号外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了解，中银智能制造从一开始就由王伟管理，履历显示，其2010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2015年其任基金经理，至今也有4年多了。而且王伟一人目前还管理着4只基金，分别是中银智能制造股票、中银行业优选、中银中小盘成长混合、中银美丽中国混合。除了美丽中国在管理4年后小幅盈利外，其余三只全都大幅亏损，而且全都超过同类平均水平，差距简直让人咂舌。中银行业优选和中银中小盘成长混合也都是王伟从2015年开始管理的，但从之后的业绩看，王伟都让它们与之前逊色不少。比如中银行业优选，2011到2015年，全都是业绩上涨期，而2011到2013年市场主要是下行行情，王伟的前任操作能力可谓优异。从任职回报更是可以看出，除了王伟，其他几任基金经理都表现良好。中银中小盘成长混合的情况也是如此，尤其是第一任基金经理王涛，他管理的2年中基本是股市下挫时期，但仍然获得了13.7%的收益。而从中银美丽中国混合看，王伟从2015年2月就参与管理，比之前几只基金享受的牛市行情时间都长，到如今仅盈利个位数，而同类产品平均却能做到上涨29%。通过这些基金的业绩不难看出，王伟的操作能力较差，几只产品不仅有主题型的，同时也有非主题型的，而且有3只都是混合基金，充分给基金经理决策空间，但如今这样的业绩不知道王伟能不能对自己的操作进行反思呢？...

Altaba基金董事会批准全面清算和解散计划，在获得股东批准进行清算和解散之前，该基金拟出售不超过其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50%。Altaba将寻求股东批准清算和解散，将出售其剩余的阿里巴巴股票。该基金预计，在获得股东批准前，计划出售不超过50%的阿里巴巴股份。该基金计划通过公开市场交易、私人市场出售阿里巴巴股份。根据预计，该基金将总计出售398-411亿美元的资产。2017年，美国通信巨头Verizon收购雅虎的核心网络业务及相关资产，并将资产置于一家名为Yahoo!的新子公司之下。而持有阿里巴巴股票等其余资产的公司，更名为Altaba。...

日前，四川证监局2019年1号罚单出炉。处罚信息显示，股权类私募机构四川大墨投资有两大违法行为，先是报送虚假的备案信息，后又违规挪用基金财产，近日被四川证监局做出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6万元的行政处罚，三位相关责任人也分别领罚。从金额看，四川大墨伪造618万元银行缴款凭证、挪用392万元基金财产，涉及金额合计1010万元。事实上，虚假出资和挪用基金资产，长期以来是私募基金的两项顽疾。地方证监局重磅出击，表明私募行业一直延续强监管，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未有任何放松。四川大墨伪造618万元银行缴款凭证挪用392万元基金财产中国证监会四川证监局日前在官网公布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份处罚决定书系今年该局开出的首份罚单，开向一家私募机构——四川大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处罚决定书显示，四川大墨的违法违规事实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其一为虚假报送备案信息。大墨九信为四川大墨在2016年2月22日成立的一只私募股权类基金产品，四川大墨为大墨九信基金管理人。四川大墨伪造了金额为100万元、500万元和18万元的银行缴款凭证，分别作为三名投资者足额缴纳出资的依据，完成了大墨九信的备案申请。该基金备案信息中上述三名投资者实缴出资额合计显示为820万元，但实际上仅出资共292万元，因此投资者明细一项为不实信息。为何四川大墨要伪造银行凭证来夸大出资额？有人猜测可能是他们那只基金产品有最低备案门槛的限制。前段时间，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中常见的不合规问题主要集中在虚假出资上。部分机构为夸大自身资本实力，在进行工商登记时，超出出资人的出资能力，虚假出资。对此，去年12月7日晚间，中基协发布的新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特别新增规定：提供的登记信息或材料存在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的，不予登记。其二，四川大墨挪用基金财产。大墨九信共计募集资金492万元。募集资金存放于两个银行账户，其中202万元存放于四川大墨公司基本账户（工商银行账户）；290万元存放于基金募集账户（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四川大墨作为大墨九信基金管理人，未按照大墨九信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管理基金财产，而是将基金财产挪为他用，转入四川中大鼎和实业公司相关账户、成都大墨广告公司相关账户、张某自然人账户等，共计挪用基金财产392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天眼查信息显示，成都大墨广告有限公司为四川大墨董事长控股的公司，持股比例为99.05%。而大墨投资于2015年10月成为四川中大鼎和实业有限公司的新进股东，后于2017年7月退出，且同时，中大鼎和便更名为四川慧光生实业有限公司，此前的所有旧股东悉数退出。中基协备案信息显示，大墨投资于2015年7月1日备案，共登记2只基金。其中，备案于2016年7月的大墨九信已提前清算。值得注意的是，中基协官网信息显示，大墨投资被中基协标记为异常机构，异常原因是未按要求进行产品更新或重大事项更新累计2次及以上。此外，该机构已于2018年6月25日被四川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四川大墨被罚6万元，四位责任人遭罚四川证监局认为，四川大墨虚假报送备案信息的行为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及时填报并定期更新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的有关信息、所管理私募基金的投资运作情况和杠杆运用情况，保证所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发生重大事项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基金业协会报告。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向基金业协会报送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和所管理私募基金年度投资运作基本情况。针对四川大墨虚假报送备案信息的行为，四川证监局对四川大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3万元。四川大墨挪用基金财产的行为则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23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从事私募基金业务，不得有以下行为：侵占、挪用基金财产。”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有华表示，私募基金挪用基金财产是严重危害投资者资金安全的重要隐患，在所有的违规中是最为严重的事项。以前这方面的监管存在发现难、查处难的问题，而现在地方证监局重磅出击，表明私募行业一直延续强监管，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未有任何的放松。这也有利于私募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针对四川大墨挪用基金财产的行为，四川证监局对四川大墨责令改正。此外，四名相关责任人也分别被罚。...

今天的文章，是积攒了半年的故事。去年下半年至今，一个不算新的问题愈演愈烈：大数据的爆发与隐私保护的矛盾。泥沙俱下，兴衰上演。「甲子光年」碰巧见证了身边好几个故事：有人被端；有人上市；有人已置身灰色地带，却高调地告人诽谤；也有人认为自己从道德、公理上在推动数据行业发展，但已在看守所里度过了两个春节。数据问题的集中涌现并非巧合，而是行业发展和监管趋严的共同结果：新增数据正像海啸般急速席卷生活的各个角落。据数据可视化公司Domo从2013年到2018年连续6年的“数据永不停歇”项目（Data Never Sleeps，一个每年统计各网络平台产生数据量的可视化项目），全世界超过90%的数据是在2015年以后才诞生的。2018年，每分钟会发生387万次谷歌搜索，产生47万条Twitter，接近7000对用户在Tinder上匹配成功。而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数据的最大源头。据IDC《数据时代2025》报告预测，中国数据总量占全球比重将从2018年的23.4%上升到2025年的27.8%，排名上升至第一位，绝对值将从7.6ZB上升到48.6ZB。到2020年之前，每个人每秒产生的数据将达到1.7M，相当于一部画质不高的小电影。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没有从自己源源不断生产的数据中获得任何报偿，反而招来了营销电话的骚扰，承担着隐私泄露的风险。这让监管建设变得更为紧迫。2017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2018年被称为“中国数据合规元年”。虚拟无形的数据，已和活跃千百年的权力、欲望、爱恨一样，成为了时代戏剧的导火索之一，相关人物亦经历了起伏兴衰，命运分叉。对公司来说，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为会触犯红线，让老板和员工昨天还数钱笑嘻嘻，今天就“在里面团聚”?对政府来说，关切是，怎样立法和引导，才能在数据共享、社会进步和隐私保护、个人权利之间寻得平衡？对个人来说，命题则更哲学一些：如果隐私终将消失，你该用什么姿势去面对？Data Never Sleeps 6.0被端的和逍遥的“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马克思《资本论》被端的今年3.15晚会上，央视用20分钟重点曝光了“骚扰电话产业链”，顺带曝光了背后非法获取、泄露、交易电话号、身份证等公民个人信息的黑产。而就在晚会前夜，还发生了一件之后引发行业热议的事——号称拥有中国最全简历数据库的大数据公司巧达科技被北京警方“一锅端”。据报道，巧达被调查的原因是涉嫌盗取、贩卖个人隐私。[1]监管机构的这次行动十分突然。因为就在被调查的一周前，巧达科技创始人王成予还浑然无觉地在某场合述说着自己的商业成功。据此前媒体曝光的一份商业计划书，巧达声称2016年的营业收入为1.2亿元，2017年猛增至4.11亿元（增幅242.5%），利润也从2016年的4800万增长到2017年的1.86亿（增幅287.5%）。[2]据王成予自述，仅2018年，巧达科技旗下一条5人团队的业务线就赚了数亿人民币。当时人们并不知道，王成予其实不叫王成予，他有一连串曾用名：周宇杰、周成宇、周成予。人们也不知道，这位总让人印象深刻的天生演讲者的确经历过常人望尘莫及的“特殊训练”，他曾犯下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刑事案件。按照王成予在多个场合的表述和公开资料，成立于2014年，目前融资到B轮（2017年1月获B轮融资）的巧达，最初的发家奥秘是用工具换数据。在2015年接受创业邦采访时，巧达创始人之一刘博就直白地说：“我们的商业模式概括起来也就8个字——获取简历、数据变现。”1.获得数据（简历）：（1）巧达为企业HR提供包括乔大招、纷简历在内的多款免费简历管理工具，当HR使用巧达产品进行职位发布、收取简历时，巧达可通过HR在招聘平台的账号获得个人授权给平台的简历数据；（2）同时，巧达的好几款产品有供HR、猎头上传简历的入口，这是简历数据的另一来源。2.数据变现收集大量真实简历数据后，巧达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变现。其中带来大量收入的业务，是基于精确用户画像为App、教育机构、泛金融机构、地产商等客户提供精准营销、用户激活、运营等服务。比如，如果你在某App上绑定了自己的电话号，为该App服务的巧达可将你的号码与自有简历库匹配，从而反馈一系列你的信息：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户籍、教育水平、工作经历、你的亲朋好友……这些多维信息，足以精准地描述你的喜好，预测你的行为。[3]有律师认为，巧达存在未经授权采集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违背数据授权意图使用数据、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等违法嫌疑。（关于各环节的具体法律风险，我们会在第三节以巧达为例展开分析。）据巧达内部员工，客户每在巧达查看一个用户的一个信息字段，需要付费5毛。而据曝光的商业计划书，巧达自称拥有2.2亿自然人简历、37亿份累计简历、超过10亿份通讯录、超过8亿自然人的认知数据。总之，巧达通过海量数据基本达到了“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的惊悚效果，且从中攫取了巨大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根本不是21世纪的石油，数据比石油挣钱多了。马克思写在《资本论》里的那句话再次回响：“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今，巧达在北京海淀中钢国际广场的办公地已被贴上封条。从办公室里落下的没喝完的矿泉水和抽了一半的烟来看，这家公司被“端”得突然而彻底。被查封的巧达科技北京办公地点。图片来源：三言财经值得一提的是，铤而走险者，可能恰是自恃谙熟中国规则者。巧达科技COO、乔大招产品创始人刘炜，曾任盈科律师事务所监事会主席、律云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EO，比一般人“知法”，但也没挡住犯法。至此，王成予的“前科”可能得再添一笔了。只是下一次“再出发”时，他还能找到一个掩盖过往的“新名字”吗？这已是一个个人信息无所遁形的大数据时代了。逍遥的有意思的是，去年，另一家和巧达同处于招聘赛道、产品形态相似的T公司也曾陷入法律纠纷——但这一次，T公司是高调胜诉的原告，可谓目前“风声鹤唳”氛围中的“逍遥派”。被告方是另一位创业者——仟寻招聘首席运营官戴顺，他被起诉的原由是“商业诋毁”。直到现在，戴顺都对自己被诉感到有点儿魔幻。他在2017年11月收到法院的出庭短信时，还一度以为是诈骗。纠纷源头起于2017年4月。当时仟寻的一位外企客户正考虑采购T公司的产品，向同为人力赛道（仟寻帮助企业做社交化的内推）的仟寻了解情况。成立于2013年的T公司主打一款帮HR进行简历管理的招聘工具，和巧达的乔大招一样，可以实现统一发布职位、收取简历。戴顺当时认为，T公司产品上的“一键搜索全网简历”功能（让HR在多个招聘网站的简历池中筛选、搜索，寻找合适的候选人）涉嫌对各大招聘平台的入侵（具体做法可能是用爬虫将简历数据弄到自己的服务器上，再把结果反馈给企业客户），具有未经授权采集个人数据的法律风险。于是戴顺给客户写了封邮件，讲了自己的推测。该案审理期间，智联招聘和猎聘网的说明坐实了戴顺的推断。两家招聘平台都向法院出具了T公司的数据爬取记录，并表示保留对T公司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智联招聘给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致信猎聘网给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致信然而，戴顺初审被判诋毁成立。法院认为，此案的关键不是T公司是否真的侵犯了个人隐私，而是戴顺作为T公司的竞争公司的经营者（实际上两家公司目前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因为T公司做的是简历管理工具，仟寻做的是社交化招聘），是否在缺乏佐证的情况下，擅自传播了误导性信息。2018年10月2日，T公司在初审胜诉这天，高调地制做了一张朋友圈胜诉海报，上书四个大字：某某赢了。海报中还有一句配文：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正义不会迟到”，这句话确实很适合现在的大数据行业，不过是对不当获取、使用数据的“正义”。近年的许多案例已显示出了更严的监管力度。在2017年6月《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前的一个月，曾是新三板第一家大数据上市公司的数据堂，就因“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嫌疑被警方调查。数据堂对外的口径是，他们的某客户涉嫌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年中，数据堂停掉了有风险的金融线和营销业务。[4]也是同一时期，据《一点财经》报道，已有15家大数据公司金进入了调查名单，其中估值最高的超过百亿元人民币。2018年，又一家新三板企业瑞智华胜因涉嫌窃取个人信息被调查，事发后，瑞智华胜高管被抓，员工从52人锐减至9人。整体看，近3年来，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人数激增，尤其2017年，增幅超300%。这表明了一种监管态度：大数据乱象要好好整顿了。对那些暂时无虞的公司来说，与其花时间做海报，不如好好审视自己的过往作为和未来风险。就像那句老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上市的和“趟雷的”是文明，而非天灾，将人类推上了不确定性的火山口。——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里描述的现代社会上市的就在王成予被警方带走的10天后，一家来自杭州的大数据公司——个推（每日互动）悄然登录A股创业板。如果说巧达和315曝光的多家Wi-Fi探针公司代表着大数据行业的危险面；上市的个推则多少给行业带来振奋。个推的商业模式也是两部分：获取数据、数据变现。大的思路还是“服务/工具换数据”。每日互动招股书“主营业务概述”图示1.用技术服务（App推送服务）获取App数据通过为App开发者提供信息推送SDK（开发组件）来获得App开发者授权的数据，能采集到的数据一般包括设备信息、App打开情况、使用时长、打开地点等。2.以积累的数据展开广告、营销和其他数据服务上图的“移动互联网营销服务”和“其他数据服务”对应个推的数据变现方式。按照招股书解释，个推会对积累到的数据进行脱敏、筛选、清洗、整理，然后挖掘建模，形成对用户群体的认知。这些认知可用于精准营销等服务。能在A股上市的个推，比大多数还未上市的大数据公司接受了更严格的法律审查。个推让自己“安全”的关键有两点：1.获得授权个推获得的App数据经过了App开发者的授权。2.不定位到自然人按照个推的说法，个推并不谋求设备信息与用户身份的关联，这些信息无法识别、关联至特定自然人。即使如此，个推这类公司依然面临质疑和风险。第一重风险是安全问题。广义来说，安全既包括工作人员、合作方的不当操作或有意作恶导致的数据不当使用；也包括黑客攻击导致的数据损失和泄露。每日互动招股书中的风险提示这不一定是公司的主观恶意行为，但后果也很严重。事实上，个推在2017年8月曾被安全公司Lookout Security Intelligence指出有安全隐患：当时，个推部分版本的广告推送SDK中包含恶意插件，这些代码可能会执行用户未知的采集工作。[5]此后谷歌Play Store下架了使用风险版本SDK的500多个App，个推随后提交了新版本。更重要、更难解的质疑是授权问题。个推的授权来自App开发者，App开发者的授权来自最终用户。但很多时候，用户选择同意授权是无奈之举，不同意就没法用服务，因而许多App的授权请求也被认为是霸王条款。所以，个推等公司在数据采集上是合法的，但整个生态却有不合理之处。这种风险不是单个公司的问题，而是全行业甚至全社会的共同难点。就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对现代世界的描述：“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现代世界相比古典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是文明，而非天灾，将人类推上了不确定性的火山口。“趟雷的”不合理的生态里，有赚钱的，也有“趟雷的”。在当下这个管理、制度越来越跟不上实践的时期，大环境中的组织和个体以及规则本身，都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最让人无奈、无力的情况是：你被抓或不被抓，都是有道理的。当个推创始人方毅意气风发地敲钟时，90后创业者、车当创始人林雨已在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看守所里度过了两个春节。林雨一案的当事人及其家属告诉「甲子光年」，这一案，形式上被认定违法，但在情理上，林雨及其所创立的二手车信息平台车当公司并没有造成不良后果。2015年创立于深圳的车当，愿景是做中国的CARFAX——一个提供二手车里程、维修等信息，抹平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车史信息平台。成立于1984年的CARFAX经过与车管所、加州政府等机构的多年协调、抗争后，最终说服多州政府把车史数据纳入了被鼓励流通的公共数据范畴。游说能成功，源于在二手车交易场景中，数据流通“利大于弊”：一是车史数据主要是里程、维修、车保记录等，主体是车，不是自然人，与隐私干涉少；二是车史信息流通有利于市场公平交易和减少汽车安全隐患。目前，CARFAX已成为北美车史大数据的头部企业，业务涵盖to B（向二手车买方经销商提供数据）、to C（1994年CARFAX网站上线后，开始向个人买家提供数据），拥有超过两百亿条车辆数据，囊括美国、加拿大和部分欧洲国家。但在林雨创业的2015年和今天，中国的二手车车史数据和1984年的美国一样，并不公开。车辆管理机构、4S店、维修店各自掌握一些数据，但没有打通。在突破数据源时，林雨最初效仿CARFAX的轨迹，试图先联系民间机构——CARFAX当时的突破口是非盈利组织“美国汽车经销商协会”；林雨则想到了4S店。但据车当方面对「甲子光年」的陈述，由于林雨接洽的汽车销售集团更倾向于投资而不是数据交易，这条路径受阻。至此，林雨和车当开始滑向危险：向中间人购买数据。中间人名叫刘某。据林雨描述，刘某在2016年底主动联系到了车当，自称数据合作商，和很多品牌有合作，可提供车辆数据，并表明同赛道的其他公司的数据也是他提供的，车当可放心购买，用多少，付多少。刘某的具体做法是借助4S店内的“线人”将一种俗称“小电脑”的硬件设备（大小接近手机）放到4S店里。借助该设备加线人提供的内部员工帐号，可实现远程访问4S店内部系统，长期、稳定地获取服务器里的数据。车当案中涉及的“小电脑”刘某的做法实际上是绕开4S店官方，获取了未经授权的数据。但林雨告诉「甲子光年」，他对刘某的行为不知情：“我们是向数据供应商购买数据，供应商给我们的授权都是官方正式授权账号密码，所以不存在我们绕开找中间人。”“你们是认为刘某和4S店之间有官方授权关系吗？”我们进一步问。“他是这么给我们说，我们也没有义务对数据来源进行合法性论证，因为这不属于敏感信息。”林雨说。据车当方面称，留学多年的林雨是有较强的数据隐私意识的，在公司成立之初，车当就开发了“DATA TELLER 数据集成系统”，其功能之一是在数据入口端剥离公民的个人信息和车辆信息，即车当不会看到公民个人信息，只会看到车辆维修、保险等信息。车当还特别委托山东软件测试中心进行了评测，结论是该软件可有效防范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也就是林雨说的“没有敏感信息”。山东软件测试中心对车当公司“DATA TELLER”系统的测评报告同时，车当还委托“兰台律师事务所”就“车当系统”的合法、合规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兰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但这些操作并未帮公司规避法律风险。据一位长期从事电子数据取证的网络安全专家告诉「甲子光年」，不论技术手段是爬虫还是“小电脑”，只要主动地以获取数据为最终目的越权访问了服务器，就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6]而林雨认为：“我们没有越权访问，他们（指作为数据供应商的刘某）自己有无越权我们不清楚。”在繁忙的创业中，林雨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2017年9月13日，他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但到中午，林雨的妻子发现林雨和车当其他同事集体失联。随后，家属赶到办公室，见证了仿佛警匪大片的一幕：位于深圳的办公楼下停着数辆警车，且办案人员来自千里之外的苏州。车当的所有员工因涉嫌“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经后续调查后，违法嫌疑先是变更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后又变更为“非法获取计算机数据罪”，如前所述，车当获得的数据里没有个人信息而是车辆信息）被带到深圳公安局盘查了一天一夜。当晚，其中10人被连夜押送至苏州，办公室只留下十封拘留通知书。留给林雨家属的林雨拘留通知书此时，车当已获得了上万个付费企业客户，并在进行下一轮融资。这场飞来变故让一切成空：客户、投资人、员工家属挨个来访，刚在前一年生下女儿的林雨妻子在深圳处理一切。在2017年11月违法嫌疑被确认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林雨被正式批捕。公安机关判定：非法获取计算机数据数万条、非法获利二百余万元，已符合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标准。这意味着林雨可能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刘某是从犯。[7]而林雨妻子坚持认为，车当的行为并未造成实际利益受害方——车史信息是脱敏的，不涉及个人信息泄露；而4S店的主要业务是卖新车，车史数据并非他们的重要资源。且林雨的创业方向是受政策鼓励的：国务院在2016年发布了《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其中有这样一条：非保密、非隐私性信息应向社会开放。所以，林雨妻子认为这是个“无头”案件：无原告，无受害者，无社会危害，无人身、财产损失。她不明白为何检察机关认定这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就在昨天，林雨一案初审结果出来了：判三缓三（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这意味着林雨若能顺利度过缓刑期，就不用再“进去”了。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公司没了，林雨投入的百万元也打了水漂。在出来之后的第一条朋友圈里，林雨写道：兜兜转转回到原点。而上一次他发朋友圈还是2017年10月。进去前的倒数第二条信息里，他仍期待着公司的美好未来。如果说个推的商业模式是形式合法，合理性存疑；那车当一案涉及到大数据行业的另一些现状：在某些本可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场景，如二手车交易、医疗健康领域等，存在严重的数据孤岛。数据的不流通阻碍了新增价值的挖掘，影响了产业链各主体的发展，最终可能使公民的利益受损；而现有法律对哪些数据该公开流通、哪些该严格保护尚没有相对完善的立法，间接刺激了某些领域的乱象。如在能带来很大价值的健康大数据领域，由于各医院数据相对隔绝，部分公司使出了买通护士抄信息、内线搬运等各种灰色手段，这些手段环节多、人员杂，加剧了数据被不当使用和泄露的风险。在林雨在拘留所的18个月里，他曾给妻子写信，以开玩笑地口吻说：本以为一进拘留所的一个月是让他体验人生，没想到，放出来的那一个月（中间取保候审了一个月）才是让他体验人生。严厉的和暧昧的“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产生自善恶之间，而是出于两难之间，是两种合理性的碰撞。”——黑格尔纵观以上案例，现阶段中国大数据行业的立法和执法现状可总结为两个关键词：严厉的，暧昧的。首先是严厉的：从2014年至今越来越严。2014年，大数据概念方兴未艾，双创风口正当其时，政策上对各类大数据的尝试持开放观望态度。多个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数据交易所陆续上马，目的就是促进数据流通。但经过4、5年发展，行业弊端日益凸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几乎每个人都有经历过的“营销电话”乃至电信诈骗，监管的态度也日趋严厉。2015年以来的一系列立法进展，见证了中国大数据监管理念的变化：以巧达和车当等为例，目前的执法中，会严抓以下3个环节的违法行为：1.数据获取数据获取阶段有两个涉嫌违法的关键：未经授权、涉及公民个人信息。其中与公民个人信息有关的违法行为是严抓对象，最高检已连续3年对外披露了具体的起诉数据。巧达两条皆犯，一是在获取简历数据时，未获得招聘平台授权，也就没有获得求职者的授权。而根据2017年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收集用户信息时必须明示并取得同意；二是简历数据包含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按照《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是那些能单独或与其他信息配合，识别自然人身份的信息。[8]）车当的问题则是未经4S店授权，获取了车辆信息。2.数据分析、处理数据处理阶段有两个关键：脱敏和保护。一是脱敏。大数据行业常说的脱敏信息，用法律术语表达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信息”。例如，巧达的商业计划书展示了定位到个人身份和行为的功能，至少说明该公司的脱敏意识不强。巧达科技商业计划书截图二是保护，即数据运营公司有义务“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近期一个无视这种保护义务的案例是在2月底被爆出泄露了250多万个人信息的深网视界。据荷兰安全研究员Victor Gevers的调查，深网视界居然未对内部数据库做最基础的密码保护，导致海量人脸、身份证、照片、地理位置信息可被公开访问。3.数据使用和交易在数据使用和交易环节，有一个容易忽视的点：数据使用的意图，是否违背了数据最初被授权时双方的约定。按照《网络安全法》，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并且必须按双方约定使用这些信息。以巧达的一款产品“爱伙伴”为例，基于巧达对简历数据的积累和求职者行为的洞察，这款产品可以帮老板预警：谁要离职了。而求职者授权简历数据的初衷就是离职找工作，“爱伙伴”完全未被“求职服务”的本意，因此被吐槽为“恶心人的产品”。近期被讨论的汽车之家5年把手机号“卖了96亿”的行为，也可能存在违背授权意图的问题。因为没有人授权数据是想接骚扰电话的。目前法律现状的第二个特点是：暧昧的。暧昧表现在从已实施的法律来看，数据价值观尚不确认。在价值观层面，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由来已久的“保护隐私”诉求，和可能开创未来的“数据共享”的关系？如何平衡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目前，各国做法已分化为两条路。欧洲走上了保守路线，原则是“未明确授权即视为拒绝共享”，保护隐私是最高优先级。所以欧洲在2018年5月25日正式实施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明确了用户的数据访问权、被遗忘权、限制处理权、携带权。Facebook和Google因此分别面临40.9亿美金和48.8亿美金的潜在巨额罚款。而美国则更靠近“未拒绝便视为授权”，捍卫“数据共享”。奥巴马总统办公室2014年发布的《大数据：抓住机遇，保护价值》（Big Data: Seizing Opportunities, Preserving Values）报告中明确写道：“无论大数据会带来多么严重和影响深远的问题，当局政府仍会致力于支持数字经济和推动有利于数字经济创新的数据的自由流动。”“No matter how serious and consequential the questions posed by big data, this Administration remains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free flow of data that drives its innovation.”而在中国，目前法律法规对保护隐私有明确规定[9]，对“数据共享”态度相对模糊[10]，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缺乏原则性阐述，具体执法过程中，各地、各机关对法律的理解又不尽相同。这种暧昧性导致了这个行业从业者的命运跌宕起伏，各自迥异：有上市的；有被端的；有开心地告别人的；有创业未半被长期拘留的。这使得看起来相似的行为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后果，成也数据，败也数据。比如林雨的妻子怎么也想不明白，同行也是用的一样的数据，有的还没做个人信息的剥离处理，可是大家都是该干嘛干嘛，为什么就是车当被调查？公司期待“一视同仁”，公众也期待整体数据环境转好：这不应该只是一场“杀鸡儆猴”的运动式雷暴；而是面对市场、社会全局，以更深入的思考，带来立法层面的修正和更合理、公平的监管。如果隐私终将消失“I know everything he's got to say against me, I am white, I am a fuckin bum, I do live in a trailer with my mom.”——埃米纳姆，Lose yourself2018年4月时，武汉曾举行过一场名为“36.4万武汉公民的秘密”的展览。展厅被幽蓝色的灯光笼罩，墙体上投射着密布的个人信息：姓名，年龄，上周在哪里买过包，去年春节去哪里旅过游……策划展览的艺术家邓玉峰在此前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收集了这些个人信息，最便宜的信息只要1分钱一条。“36.4万武汉公民的秘密”展览现场2017年11月，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还曾在北京同做过一场实验——用信息交换物品，结果九成体验者很容易就选择交出个人信息，以交换帽衫、充电宝等物品。在担忧这种隐私泄露的现状时，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隐私只是历史性的产物，将随技术、社会心态的发展产生巨大变化，甚至完全“消失”。其实历史上，那些曾经被认为至关重要、不可割舍的概念，比如罗马人的荣誉、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不可亵渎的信仰都发生了巨大变迁，虽不至于完全消失，但也失去了原初的内涵。像欧洲推出GDPR那样去对抗隐私的消逝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有点“自曝”自弃，但十分行之有效的方法也许就是彻底主动的自曝——如姆爷（埃米纳姆）在《八英里》结尾那场著名的battle里一样，把自己的秘密和隐私一气说完，让别人无话可说。《八英里》中，埃米纳姆自爆隐私的说唱battle《Lose yourself》最后姆爷赢了。他开心吗？好像是的。只是，这就像大数据本身带给人的那个迷思：到底是谁做了选择，是我，还是裹挟着我的数据和世界？END.[1]《独家：上亿简历大数据公司被警方一锅端，李开复、中信资本均投资》https://mp.weixin.qq.com/s/mvVx3bxy6xnUNa5_FeKoaQ[2]数据来自尾注[1]的新闻里，被媒体曝光的巧达科技商业计划书。[3]见[1]。[4]追踪“数据堂”：特大侵犯个人信息专案，震动大数据行业http://yuanchuang.caijing.com.cn/2018/0724/4490851.shtml[5]IgexinAdvertising Network Put User Privacy at Riskhttps://blog.lookout.com/igexin-malicious-sdk[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7]见尾注6“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标准。[8]《网络安全法》76条对个人信息的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9]2018年9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列为第一类项目，即条件相对成熟、任期内可以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这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或将迎来专门立法。[1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定过程中，2016年7月的《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曾将“数据信息”纳入知识产权范围，但2017年3月颁布的《民法总则》正式版本中，数据信息从知识产权客体中被删除。将数据纳入知识产权的好处是使数据所有者在交易数据、数据确权上有法可依。但数据确权本身又是一个法理难题，而且将数据纳入知识产权可能在实际执行中对部分数据的流通造成阻碍，《民法总则》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复说明了数据立法的难度和挑战。...

最近“来了又走”的限古令，在影视行业其实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3月下旬，多位微博娱乐博主爆料称6月之前所有古装剧都不允许播出，已播出的撤掉首页版面，未播出的全部择日再排。仅仅三四天后，又传出由于舆论压力反弹，该政策面临解禁，古装剧4月可逐步上线，但视频平台每月15号之前要报备上线古装剧情况，未拿到上线许可的不可提前排播和宣发，对此平台方们还签了保证书。数娱梦工厂向业内多位资深人士核实后发现，引发恐慌的“限古令”实际上并未真正下发，但的确很快引起了平台方的“自保”。“‘并不存在什么‘限古令’受到舆论压力然后收回。其实是官方放风敲打各路单位，平台、制作方和投资方大家谁敢不跟？目的就是为了吓退投资方减少古装剧产量。”一位有着国企背景的影视公司从业人士向数娱梦工厂坦言。这样的放风效果显著。就在22日消息正式传向大众的前一晚，原定于3月27日播出的《新白娘子传奇》宣布撤档（后又重新定档），随后包括新版《倚天屠龙记》《东宫》《招摇》等在内的热播古装剧全都从各大视频平台的首页推荐位消失，行业内的恐慌情绪一览无余。平台确已签署保证书，古装剧宣发已进入空窗期数娱梦工厂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按照惯例，“限古令”这类行政指令不会有明文规定。即便如此，得知对于古装剧的监管走向进一步升级之后，平台方们紧急与广电总局协商，并签下了相关保证书，以此换来了所谓的“解禁”。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已经确认开拍的古装/民初电视剧将近200部，这其中大部分又都是此次监管层重点监管的古装剧。一位影视投资人士向数娱梦工厂表示，“现在的情况确实是投资人方面已经退却，不仅是中小公司的项目进行不下去，大公司的重点项目也有搁置的。”包括《三生三世枕上书》《庆余年》《天下长安》《狼殿下》等重点待播项目都将受此政策影响排队定档。数娱梦工厂还了解到，原定3月底开拍的由唐嫣、窦骁主演的腾讯自制剧《燕云台》，相关通告的进组日期已经延期到4月中旬。事实上，项目搁置不是近期才有的事情。广电方面在去年已经加强了对古装剧的监管。《延禧攻略》《如懿传》等大剧此前无不经历了多次延期，也都在去年不得不台转网。原定2月19日开机的新丽传媒的新剧《熹妃传》，早在1月底就已经被豆瓣网友在鹅组爆料投资6000万搭棚后被通知停机。行业寒冬中，资本方和影视公司对待古装剧的态度都谨慎了不少。一位影视上市公司旗下子公司的工作人员向数娱梦工厂直言：“去年公司有个古装剧的项目，一稿剧本都已经出了，结果我们创始人看完全部剧本就pass掉了，导致我们去年一个项目都没有开机。”作为产业下游的宣传公司，同样感受到了古装剧市场的凉意。保证书中“未拿到上线许可的剧不得提前排播和宣发”这一规定，对下游宣传公司的影响也可想而知。一家影视娱乐营销公司的电视剧宣传人员向数娱梦工厂表示：“我们最近接的基本都是现实题材的，最近古装的项目确实是很少，有也是架空历史的。一些待播的古装剧估计都停了，所以也没有去推进宣发。”该宣传公司曾经服务过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新丽传媒等国内知名影视公司。不过，该人员也表示，虽然数量减少，但公司依然在竞标为数不多的古装剧，比如日前重新定档到4月3日开播的《新白娘子传奇》。部分古装剧仍在推进，但备案总数明显减少目前来看，监管层对架空类古装剧的“网开一面”，也促使了平台方对该类型剧的包容。一位影视公司项目策划人员告诉数娱梦工厂，“限古令”虽然严格，但目前其操作的是一部架空题材的作品，平台方的态度也并非完全拒绝。“对于影视公司来说，只要平台方愿意收就不会亏钱，所以影视公司肯定该做还是会做。”对架空历史的古装剧“网开一面”，或许缘于监管层对“戏说历史”题材的打击态度。但另一方面，过去《大明王朝1566》《康熙王朝》等历史正剧受到了更为严厉的监管，可见监管层对古装剧的矛盾心理其实由来已久。被外界反复研读的“官媒”，对待古装剧的态度也飘忽不定。今年1月25日，《北京日报》一篇文章开篇就点名包括《延禧攻略》《如懿传》在内的多部“宫斗剧”大行其道，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并痛斥“宫斗剧”五大“罪状”，包括热衷追崇皇族生活方式，使之成为流行时尚；精心演绎“宫斗”情节，恶化当下社交生态；不吝美化帝王臣相，淡化今朝英模光辉等。但也就在半年前，《北京日报》甚至盛赞《延禧攻略》“拯救了国产剧古典美”，《如懿传》不仅获得了《北京日报》评选的“影视榜样”榜单2018年度品质剧集，周迅也凭该剧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尽管上层监管的态度还不够明朗，古装剧作为一种市场供需皆旺而创作空间相对更大的类型剧，依然会有一部分项目在红线上下逐渐前行。“目前公司的项目基本都在前期阶段正常推进中，尚未受到太多政策影响。就我了解其他公司该进行的也还在进行，不过今年开的项目确实没有往年多，其实更多是和大环境有关系，本来今年开的剧就比较少。”一家拥有知名系列古装IP的影视公司的工作人员向数娱梦工厂表示。去年朝令夕改的税务大调整对于影视行业绝对是一记重击，其中对古装剧的影响从下半年就已经开始显现。数娱梦工厂查询了广电总局2017年9月份到2019年2月之间的电视剧备案公示情况，发现从去年10月份开始，备案的古装剧数量从每月十几、二十几部突然骤降至个位数，到今年依然没有较明显的起色。随着如今监管的进一步升级，未来一段时间内，古装剧的备案数量或许会更加难看。...

在经历过2017年底、2018年残酷的洗牌期和倒闭潮后，共享充电宝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年，市场有了新走向，共享充电宝终局之战的序幕已经拉开。锌财经采访的数位业内人士都表示，2019年将是共享充电宝行业最关键的一年，“基本上该铺的好场景已经铺下来了，所以这很有可能就是并购的一年。”伏特+创始人丁明磊告诉锌财经。小电创始人兼CEO唐永波也预判，“2019年会是打得很凶的一年。”他们还记得共享充电宝从风光到洗牌，再到少部分企业盈利的过程，而今，这些拥有造血能力的企业们，举起了刀剑，刺向了竞争对手。在共享经济领域，共享充电宝是为数不多的商业模式清晰可实现的好生意。嗅到了机会的资本纷纷涌入。2017年上半年最疯狂时，短短10天行业融资金额近3亿，40天内涌入12亿。IDG、腾讯等超20家明星机构入局，有投资人曾形容当时“融资速度是共享单车的5倍”。无数淘金者闯入，赛道项目数量曾在一个月内激增22个，然而迅速涨大的气球很快破裂。2017年10月，首家共享充电宝公司乐电宣布停运，紧接着，业内接连传出破产消息，倒闭潮开始。资本的眼球迅速转移到无人货架等新风口，共享充电宝从火热到冷却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乐电宣布停止运营截止目前，行业的最后一笔融停留在了2018年3月，小电宣布获得数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此后的一整年，共享充电宝企业未有一家拿到融资。丁明磊告诉锌财经，很多公司靠烧钱的方式竞争，最后钱烧完退出赛道，导致投资人对共享充电宝失去信心。但共享充电宝本身是一门盈利能力较强的生意，靠着自己的造血能力，也有生存者。目前头部几家公司：来电、街电、小电、怪兽是位于第一梯队的玩家，并且均已宣布在部分城市实现盈利，“除此之外，还有一家云充吧。”多位受访者向锌财经提及，目前行业是这“4+1”的局面。来电共享充电宝，受访者供图在越来越狭小的市场空间里，这几家的激烈竞争还在继续。故事快到结尾，并购潮即将到来，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头部之争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共享充电宝最近一次在业内掀起波澜，是来电与街电之间的专利侵权案。这起官司开始于2017年，来电起诉街电侵犯其使用新型专利，涉案专利包括“移动电源租用设备及吸呐式充电装置”等。2018年年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要求街电停止侵权行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制造涉案Anker设计12口产品，并赔偿原告来电经济损失共计200万元。不久，街电CEO原源便在朋友圈回应，称街电机器已经完成升级，且通过司法鉴定，已经解决了与来电的专利问题。除此之外，原源质疑来电挪用用户押金。对此，来电CMO任牧告诉锌财经，“来电是全国第一家芝麻信用免押金的企业”，并表示，对于街电的升级鉴定，法庭没有认可，并无法律效力。两家之间的恩怨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是竞争手段。一位头部共享充电宝企业从业者告诉锌财经，来电的专利争夺已经让街电吃到了苦头，在2018年头部几家之间打得比较凶猛的时候，减缓了街电的脚步，“专利之争会成为终止战争的重要元素，但不是根本。”近日，专利大战又迎来了新的进展。3月18日，针对街电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委员会专利无效行政纠纷一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定，该专利不具备专利法规定的创造性，因此判定街电科技胜诉，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并且要求其对该请求重新作出审查决定。两家之间的对战只是行业的一个缩影，头部企业之间的明争暗斗早已白热化，各家都在强化自身的优势攻城略地，同时弥补短板。哪家能“打垮”其他几家，独占鳌头，还未见分晓。锌财经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总结出目前的市场大致情况：目前各家当中，街电、小电和怪兽的点位数量不相上下，在不同的城市各占优势；来电点位数量暂时落后，但占据了主要的大场景优质点位。来电入场较早，率先布局大场景，例如国企、央企、景点、交通枢纽，来电CEO袁炳松认为，使用充电宝是一个概率事件，要先抢占大场景，以换取更高的被使用次数的可能。“每一个点位谈下来的时间都较长，但是数据非常好，而且这样的企业一旦签下来也更稳定”，任牧告诉锌财经。在供应链资源上，怪兽充电占据优势，其背靠小米充电宝生产商紫米科技，投资方是高瓴资本、顺为资本、小米科技、蓝驰创投等多家机构。小电则是率先宣布完成数亿元B+轮融资的一个，强大的融资能力让它在在2017年3、4、5月，三个月完成从天使到B轮的三轮融资，资方有金沙江创投、腾讯、红杉资本等机构在头部几家当中，街电最不缺乏关注度，2017年5月，陈欧宣布加入街电，投资3亿元，并出任街电董事长。次日凌晨，王思聪在朋友圈发文“共享充电宝要是能成，我直播吃翔，立贴为证。”3小时后，陈欧在微博上公开回应，“本来创业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希望不要因为你的情绪不让项目入驻万达。”经过这一轮推波助澜，共享充电宝走上风口浪尖。百电大战2013年平安夜，深圳华侨城的一座小山上，袁炳松在和朋友进行一次头脑风暴，未来的充电宝行业究竟该如何发展，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打着一个问号。彼时，袁炳松一直在做移动电源，但是行业很快看到了天花板。小米开始生产价格仅69元的充电宝，利润空间被大幅度压缩。一次和餐厅的充电宝租借合作，让袁炳松看到了转机，他发现，商家有为客户提供租借充电宝的功能，但易丢失且充电繁复，消费者也有借充电宝的刚需。2014年初，袁炳松组建团队，创立来电，开始进行研发。任牧提到，来电是业内最早做共享充电宝的企业，那时候没有共享单车，他们只是把这个项目叫移动电源租赁服务。一年之后的深圳，早期玩家逐步出现。海翼股份孵化出了创业项目“街电”。雷云团队成立云充吧，成为较早入局的一批，丁明磊任CEO，但因与合伙人在市场战略上的分歧，丁明磊后来离开了云充吧，成立另一家共享充电宝公司伏特+。早期，这些企业的融资之路并不顺利。丁明磊记得他那时候还在云充吧，那时候投资人都并不看好这件事情，第一觉得不是刚需，第二认为这个项目重资产，“充电宝每个人都有，我为什么还要投共享呢？”，大约见了300个投资人之后，最终才有两三家签下TS。袁炳松的经历则更为波折，早期自筹的1000万元很快花光了，他见了一圈投资人，但均以碰壁告终。团队只能降薪，创始成员在一起讨论，“干还是不干？盘一盘还有多少钱，能不能成？”，最终，团队自筹700万元，撑了下去，“2016年是我们的至暗时刻”，任牧对锌财经说。到了2017年上半年，随着共享经济的火热，资本市场对共享充电宝的态度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几乎一夜之间，共享充电宝成为了新风口。丁明磊离开云充吧之后，赶上了这波浪潮，设备还没有开始研发，便获得了1000万元天使轮融资。创办小电后，唐永波去见了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他带了一台设备，约到一个酒店见面。唐永波询问他的手机是否有电，朱啸虎说：“有电，但是iPad没电了”，就这样聊了半小时之后，就敲定了融资。袁炳松碰到的一位投资人，因为担心他签了协议之后反悔，半夜护送袁炳松回家，以防他再去见别的机构。资本加快脚步入局，更多的创业者也想踏足这个火热的赛道，几乎每隔两天就会有一家新公司成立，很快，共享充电宝公司已经遍地开花。最火热的时期，行业内4天涌入7.5亿元资金，甚至有两家企业在同一天宣布融资。2017年3月，街电获得由IDG、欣旺达领投的A轮融资，4月，来电获得2000万美元A轮融资，怪兽充电获得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5月，街电获得聚美优品的3亿元战略融资，7月，怪兽获得上亿元A轮融资......融资速度之快令人咂舌。“之所以能够快速敲定，一方面是因为关注这个赛道的投资人非常多，投资人需要不停的融资的资本溢价来体现他们的价值，所以肯定天然会更关注热度比较高的行业。”小电投资方之一、盈动资本投资人蒋舜告诉锌财经。资本的狂热进场敲响“百电大战”，创业者满怀希望成为下一个独角兽。唐永波告诉锌财经，在中国的创业环境里，竞争壁垒只有三块，政策、技术和资金。在共享充电宝领域，普通的创业者很难获得政策上的壁垒，因此只剩下技术和资金。但在这个领域，技术壁垒也并不高，“我们实话实说，共享充电宝的技术壁垒肯定有，但是不是很高，最多领先别人三四个月的时间。找台机器一看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丁明磊说。最快容易见效的方法只剩下一个——烧钱。疯狂的点位之战融资后每家共享充电宝企业都在招兵买马，其中，BD是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张毅就是在这时候进入了某家头部共享充电宝公司，刚到公司的时候，公司只有80人，此后的每一天几乎人数都在增多，一个月后，人数已有200人，再过一两个月，已经达到500多人。最初的地推人员当中，每10个人，就有四五个来自之前的团购大军。经历了百团大战，他们都已经熟悉了市场的路数。从免费的商家入驻成本，到高昂的进场费，张毅并不感到意外。最初的时候，铺设流程还并没有打通，张毅记得他印象深刻一幕，公司的所有员工出动，甚至包括技术人员都出现在街头铺设备。那时候，每家公司都在狂奔。小电位于成都春熙路步行街的点位分布，受访者供图小电CEO唐永波告诉锌财经，小电扩张最快的时期也是在早期，一个月铺7～10万台左右的设备，“一口气开20个城市”。张毅的工作量是每个月铺50台，日均两台，行业内也均在30～50台之间。最快的时候，张毅一个月铺了60台，他形容那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月份。他需要对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了如指掌，以节省找到商家的时间，“有时候晚来了一步，或者一小会儿，这家店就已经被竞争对手签走了。”早期入场者已经占据了大部分优质场景，后入局者不甘落后，想要快速成为头部，就意味着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不惜砸入更高的资金挤走原场景的入驻公司，尤其是连锁店等大型优质场景，以实现快速地攻城略地，价格随之水涨船高。另一方面，玩家越来越多，摆在商户面前的选择更多，商家也开始哄抬进场费，进一步造成入驻成本飞涨数倍。任牧记得，还有商家把想要进店的充电宝企业一起叫来，“大家都围坐在一起，让我们自己商量，看谁家出更高的价谁就进来。”丁明磊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他早期入驻的三家KTV，没有进场费而是分成模式，这三家KTV，每家有三层，设备摆放在每一层的前台。但是后来，另一家共享充电宝企业以更高的价格入驻，“他们给商家每年18万，把我们挤走了。”提到这点，丁明磊用“很恐怖”来形容，他同时告诉锌财经，有一个共享充电宝公司为了签下一个集团，出了接近两千万的入场费。据张毅了解，行业里最高的点位进场费已达8位数，价格为1800万元的一家连锁酒吧，其余在每个一线城市，大约有不到10个进场费为五六位数的点位，剩下的大部分是给商家分成或者不分成。“核算下来，有些商家要赚到90%的分成，其余的设备成本、运维成本都是企业出，这还怎么赚钱。”张毅作为BD的收入也并不完全取决于扩张了多少点位，据他了解，行业内的大部分公司也是如此，他们在试图走精细化运营的路线。伏特+共享充电宝设备，受访者供图他拓展的每一个点位，后期都需要维护，依据每个月的数据增长幅度获得奖励，点位分成是10%～30%，行业内有的公司为了鼓励BD，提高到了27%～30%的分成。进入2018年下半年，是张毅拓展商家最难的时候。点位成本最开始提升的阶段，公司并没有在意，为了节约成本尽力拓展免进场费的点位。但是到了后期，想要拓展点位价格变得高昂。优质点位变得越来越少，公司开始出台新的鼓励政策：把别家点位替换成自家设备，公司额外奖励百元至上千元不等，据张毅观察，当时大部分公司内部都有这个政策。“行业后来变得越来越畸形，BD无非就是你撬我的，我撬你的。”市场上，一家充电宝独占一家商户的局面开始被打破。这时候，即使已经被别家入驻的商户，张毅还是会尝试着过去谈判：两家并存，或者替换掉另一家。工作强度越来越高，张毅感到几乎没有可以喘息的时候。与此同时，BD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并且逐渐演化为恶性竞争，直接搬设备、抠走电池的行为时有发生，“有的都打到了派出所”。铺设成本提高数倍，烧钱不可避免，蒋舜告诉锌财经，烧钱主要烧在市场端，一方面是市场人员、补贴，另一方面是线下商家。“猛铺市场的时候，每家都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在顶上的其实大家都很友好，认为这个市场很大，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这个市场，但实际上到末端的时候，每一个业务人员都在拼自己的KPI，去抢市场。”快速坠落在疯狂的点位争夺中，陈风雨只做了两个星期就选择了退出。“还好我撤的早，只赔了2万块钱”，陈风雨说，前不久他碰到一位还在做的代理商，对方一筹莫展，想退出但却苦于没有人接手。陈风雨在2017年8月份的时候成为了某头部共享充电宝公司城市合伙人，当时他在外面因为手机没电用了一次共享充电宝，觉得有需求，就决定加入，但是一线城市大部分为直营，其他省会城市投资太大，他便将目光转向了三线城市。“当时我去找了我们那里的省级代理，他给我看他们后台的数据多么好，现在这个需求非常大。”陈风雨说，想要成为城市合伙人，需要缴纳一笔品牌入驻费用，自己向总部购买设备，后面的铺点、运维成本和工作都由自己承担，利润分成。1个月之后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城市合伙人。刚开始的时候，他信心满满，但是打击也来得非常快。三线城市的市场并不好跑，市场认知度和接受度都较低，“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品牌，也不知道共享充电宝”，跑商家、联系商户，几天下来颗粒无收。在他负责的那个城市，早已有别的玩家提前入场，“他们拿下了这个城市大部分的KTV，我们想要铺设太难。”在陈风雨在自己代理的城市里拓展遇阻的时候。上海的办公室里，丁明磊也正在为代理商模式跟团队进行一次激烈地争吵。团队有人愤怒地拍桌子，站起来说：“你如果用代理商的模式，那我也不做了。”而丁明磊坚持停掉其他城市的直营工作，改为代理，面对日益高昂的商家进场费，“开城”的重资产投入以及不确定性，他认为不得不采用代理商模式，“轻资本运营风险小，虽然在财务上来看，直营的全部收益都是自己的，但是减掉人员、运营成本和维护成本，其实并不一定会比代理商的模式好。”在那个夜晚，作为非头部公司的伏特+最终决定裁掉其他城市的直营团队，均改为代理模式。而公司的高管们，也要出去做BD，因为到后期谈头部资源，普通的BD已经很难谈下来。伏特+位于上海虹桥火车站的充电设备，受访者供图丁明磊的选择为他争取到了喘息的机会，但是更多的玩家已经逐渐被淘汰出局。伴随着飞涨的点位成本，很多创业者的钱已经烧得差不多，随着资本的退潮，无法盈利的企业纷纷倒闭。2017年10月，成立于杭州的“乐电”其公众号上发布了停止运营的通知，也是共享充电行业首家倒闭的公司，对于倒闭原因，乐电创始人称，共享充电宝使用频率低，难以盈利。紧随乐电，共享充电宝公司“PP充电”传出了退出市场的消息。知情人透露，导致PP充电退出行业最直接的原因是资金链的断裂。11月，仅入局两个月的美团也宣布停止共享充电宝运营。此外，河马充电、小宝充电、创电、放电科技、乐电、泡泡充电………均在2017年11月停运。赛道急转直下，风口的周期越来越短。终局之战经历了一轮倒闭潮之后，共享充电宝的商业模式迎来更大的质疑：它究竟能不能让企业盈利？在共享充电宝变现的可能性中，被最多提及的是三种：租赁、流量变现以及广告。英诺天使创投投资总监施卓杰曾做过一个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单位价值流量效率和成本回收周期来看，充电宝和单车都是综合排名前三的。由于充电宝更低的成本，单位时间内达到一定的使用次数后，其回本周期甚至会远快于单车。朱啸虎也曾强调过共享充电宝的成本优势，充电宝本身设备成本很低，运维成本也并不算高，每次充电价格是1元/小时，盈利模式清晰，基本上两三个月就可以回本。从头部几家公司对外公布的信息来看，均已在部分城市实现盈利。丁明磊告诉锌财经，共享充电宝在所有的共享领域里，盈利能力最强，同时是高频刚需的产品，“不管多少钱，只要手机没电，用户肯定选择充，需求量只增不减。一块两块对于用户来说他们不是很敏感，但对企业营收是质的变化。”点位之争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决定胜负的全部，这一点上，很多创业者心中都清楚地明白，赚钱才是硬道理。“我们现在要看有效点位，这个点位能不能给企业带来有效的收入和利润。”唐永波说。他提到会和同行竞标点位，但是有时候对方报出的价格，明显感觉三五年之内都不会回本，只能增加订单数，有些企业会采用牺牲财务报表的方式拿下这个点位，“从共享经济史来看，但凡一味地扩张，最后都会出现一种情况，资金断裂，今年资本市场也不太好，现在是一个回归理性的过程。”有人提出共享充电宝的市场空间并不大。“中国适合摆共享充电宝的点位大概有两千万个，我觉得一点都不小。”丁明磊认为，如今多数人会有一两部手机和平板等智能设备，用户并没有随时随地携带充电宝的习惯，租借的需求很大，“我们单天订单量的高峰大约在20万单。”但是仅仅依靠租赁的收入，能不能实现持续盈利，仍存争议。陈风雨在做了2个星期城市合伙人之后，就选择了退出。在他看来，共享充电宝的生意，如果单纯依靠单次租赁设备带来的一两块钱收入，很难盈利，反而城市合伙人、代理商的高昂代理费用成为了共享充电宝企业收入的关键。“我们省级代理跟我说，他当时买设备加上品牌费用等各种开支，花费了1000多万，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这确实是一笔不少的钱。”陈风雨说。最初代理商的入场门槛很低，他只缴纳了2万元代理费和2万元设备费用，但是后来价格不断提高，即使自己不想做，需要转手给下家，接手的人同样需要缴纳品牌费用，“后来我碰到的一位代理商，他接下他所在的城市时，品牌费和代理费已经涨到了10万。”即使是靠租赁设备赚到的钱，也要分别分给省级代理和总部，除去人工成本，最终代理商自己只能拿到50%的收益。与此同时，市场越来越难以推广，商家的进场费仍在不断提升，为了节约成本，陈风雨认识的几位代理商，都是一个人跑一个城市，“苦不堪言”。做了一年半BD之后，张毅已经上升为了管理者，他提到，从后台看到的数据来看，单个设备的营收其实都并不高，所以主要取决于量，“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但也并不是一个可以赚大钱的生意。”对于资本的突然退出，蒋舜认为：“创业者拿到这个钱，有可能没有做到投资人想看到的东西，或者在模型中出现了很大的Bug。另外，即便做到了，一般来说一个C、D轮投资人要去下注的话，基本上是行业里面都看过，他一定会挑最好的才会投资，如果对选手全部都深度了解之后，发现大家都没有达到相应的理想的状态，那他可能就会很理性，大家都不会拿钱开玩笑。”锌财经了解到，资本市场上，整体大环境紧张，很多基金也出现了募资难的状况，寒冬远未结束。缺乏资本助力的企业们，竞争也还未结束。丁明磊告诉锌财经，今年将是共享充电宝行业最关键的一年，明年可能迎来并购之年，“如果共享充电宝行业只剩下我一家，那个时候就不用烧钱抢点位，只需要给商家分成，他愿意合作就合作，不合作就算了。因为除了这家找不到别家。”这个结局听起来并不意外，竞争后合并垄断市场，这在中国互联网史上已有先例，但唐永波告诉锌财经，要分出胜负，还要一段时间，虽然在媒体上已经没什么声音，但行业竞争比去年更激烈。“现在融资很难了。但寒冬不一定是坏事，大家回归理性，注重盈利。现在只是市场的第一阶段，这个行业的核心在于消费者形成习惯，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风口其实还没到。”唐永波说。（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毅、陈风雨为化名）...

证监会发布对舒逸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舒逸民操纵“浩丰科技”“南华仪器”“中飞股份”等3只股票的行为，没收舒逸民违法所得22,925,108.48元，并处以22,925,108.48元罚款；对舒逸民操纵“山河药辅”的行为，处以1,000,000元的罚款。合计对舒逸民没收违法所得22,925,108.48元，并处以23,925,108.48元的罚款。舒逸民是市场知名牛散，也是早年跟徐翔齐名的宁波涨停板敢死队大佬。据媒体报道，舒逸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20岁左右时就已经是浙江省国际象棋队的队员，也常常代表宁波和浙江出战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的比赛。而宁波象棋圈子里都知道舒逸民是个股神。据报道，市场对舒逸民的操作风格定义为短线操作，擅长快进快出，从其大部分个股的炒作周期来看，一般都不会超过3个交易日。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舒逸民）〔2019〕20号当事人：舒逸民，男，1965年8月出生，住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舒逸民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舒逸民的要求2018年10月18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舒逸民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经查明，舒逸民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舒逸民控制使用有关证券账户情况舒逸民控制使用“舒逸民”“徐某萍”和“胡某玉”证券账户（以下简称账户组），其中，“徐某萍”和“胡某玉”证券账户系舒逸民家人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开户资料、交易记录、银行账户资料、下单交易地址等证据均证明，舒逸民实际控制并使用其本人及上述家人账户，相关人员均承认上述事实。二、2015年2月至2016年4月期间账户组违法交易情况（一）账户组操纵“浩丰科技”相关情况2015年2月，账户组大额申报买入“浩丰科技”直至涨停，后又连续、大额以涨停价申报买入、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2月12日9:50:11-9:55:07，账户组申报5笔买单，共计174,500股。其中，分4笔以高于当时市场成交价0.5元、1.87元、0.25元、0.44元的1档价位累计申买157,000股，累计成交129,400股。股价上涨4.16%，账户组的成交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成交量的33.84%，申买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申买量的29.33%。9:55:09至当日收盘，该股持续涨停，账户组申报12笔买单，共计1,102,100股，累计成交479,448股。其中涨停价位累计申报1,067,400股，撤单111,800股。账户组的成交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成交量100%，申买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申买量的48.14%。2月13日，该股开盘价为115.22元，较2月12日收盘价上涨4.36%。当日9:24:53-9:52:41，账户组申卖431,400股，成交323,420股，卖出均价116.72元。10:20:02，账户组以高于当时市场成交价0.01元涨停价121.45元申买122,300股，全部成交。股价即刻涨停。10:20:05-10:21:14，账户组以涨停价分2笔共申买715,800股，撤单311,218股。10:29:09-11:07:32，账户组分别以1、2、3、4、5档价格分9次共申买231,100股，后全部撤单。该股涨停至收盘。10:20:02至收盘，账户组的成交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成交量50.59%，申买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申买量37.22%。2月16日，该股开盘价为128.77元，较2月13日收盘价上涨6.03%。当日9:24:55-13:50:18，账户组申卖662,598股，成交525,770股，卖出均价126.59元。（二）账户组操纵“南华仪器”相关情况2015年5月，账户组大额申报买入“南华仪器”直至涨停，后又连续、大额以涨停价申报买入、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5月26日10:21:25，账户组以高于申报前一刻市场成交价3.8元的涨停价112.86元申买395,900股，成交240,234股。股价即刻涨停。10:21:34账户组以涨停价申买331,800股，成交110,413股。10:22:34、10:46:35、13:35:57，账户组又以涨停价分3次共申买322,600股。10:21:25至收盘，账户组的成交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成交量100%，申买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申买量的73.46%。5月27日，该股开盘价为123.99元，较前一日收盘价上涨9.86%。9:31:26，账户组以高于当时市场成交价0.14元的涨停价124.15元申买357,900股，全部成交。股价即刻涨停。9:59:53，账户组以涨停价申买181,100股。9:59:59、10:00:46，账户组分2次以涨停价位共申买161,100股，后全部撤单。9:59:53至收盘，账户组的成交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成交量100%，申买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申买量33%。5月28日，该股开盘价为136.55元，较5月27日收盘价上涨9.99%，较5月26日收盘价上涨20.99%。当日9:42:03-11:28:37，账户组申卖856,451股，成交822,932股，卖出均价136.11元。（三）账户组操纵“山河药辅”相关情况2015年7月，账户组大额申报买入“山河药辅”直至涨停，后又连续、大额以涨停价申报买入、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7月23日11:26:15，账户组以涨停价申买“山河药辅”714,900股，成交222,747股。7月24日9:45:10-9:46:56，账户组以高于当时市场成交价0.3元、0.89元的价位累计申买952,200股，累计成交291,632股。股价即刻涨停。该期间账户组的成交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成交量的66.42%，申买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申买量的76.71%。9:47:28-10:58:40，账户组共申报6笔买单，共计1,181,900股，其中4次申买为涨停价，累计申买1,359,500股，成交277,900股，同期间4次撤单1,081,600股。13:40:44-14:58:28，账户组共申报11笔买单，共计1,285,100股，累计成交105,463股，其中10笔共计1,207,400股为涨停价申买。9:46:56至收盘，账户组的成交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成交量69.03%，申买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申买量65.29%。7月27日，该股开盘价为88.88元，较7月24日收盘价90.85元下跌2.17%。当日14:21:52-14:30:25，账户组申卖244,285股，成交212,792股，卖出均价82.3元。7月28日，该股开盘价为73.59元，较7月27日收盘价81.77元下跌10%。当日9:18:11-10:59:56，账户组申卖1,792,061股，成交1,036,500股，卖出均价74.14元。（四）账户组操纵“中飞股份”相关情况2016年3月31日，账户组大额申报买入“中飞股份”直至涨停，后又连续、大额以涨停价申报买入、频繁申报，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3月31日9:44:13-9:45:05，账户组分2笔以高于当时市场成交价0.2元、1.15元（涨停价）的买1档价位累计申买1,039,900股，累计成交597,442股，股价即刻涨停。账户组的成交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成交量的68.85%，申买量占该证券同时段总申买量的89.48%。9:45:14，账户组以涨停价申买343,700股，均未成交。4月1日，该股开盘价为81.48元，较3月31日收盘价上涨2.94%。当日9:30:02-10:50:06，账户组申卖698,963股，成交597,442股，卖出均价81.47元。综上，2015年2月至2016年4月期间，舒逸民通过实际控制的账户组，利用资金优势，通过盘中拉抬股价、大额申买维持涨停价、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等方式影响“浩丰科技”等4只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后反手卖出，其中“浩丰科技”“南华仪器”“中飞股份”等3只股票非法获利22,925,108.48元，“山河药辅”亏损17,394,633.93元。上述违法事实，有账户组交易流水、银行账户资料，电脑硬件信息、相关交易数据、交易所计算数据以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舒逸民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所述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在听证过程中，舒逸民提出如下申辩意见：其一，其不具有操纵市场的主观故意；其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盈利计算方法有误；其三，其积极配合调查且相较同类案件情节轻微，罚款幅度过重。综上，舒逸民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我会认为，其一，舒逸民通过实际控制的账户组，利用资金优势，通过盘中拉抬股价、大额申买维持涨停价、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等方式，影响“浩丰科技”等4只股票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充分印证其具有操纵市场的主观故意。其二，本案违法所得的计算符合我会的一贯做法，有证券交易所计算的相关材料等在案证据证实。其三，舒逸民在调查过程中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积极配合我会调取证据，对案件的查处起到了一定作用，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述情形，根据其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对其处罚幅度予以相应调整。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会决定：一、对舒逸民操纵“浩丰科技”“南华仪器”“中飞股份”等3只股票的行为，没收舒逸民违法所得22,925,108.48元，并处以22,925,108.48元罚款；二、对舒逸民操纵“山河药辅”的行为，处以1,000,000元的罚款。合计对舒逸民没收违法所得22,925,108.48元，并处以23,925,108.48元的罚款。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中国证监会　 　　　　2019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