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单日(4月25日)大跌让投资者沉静在一片“吃面”的情绪中,但接下来要说的这家港股公司,可能就不是简单地“吃面”那么简单了。4月25日,港股富汇建筑控股(1034.HK)在午盘后大幅跳水,20分钟内大跌超80%,从2.77港元下跌至0.495港元。市值蒸发36.3亿港元,仅剩不到8亿港元。据悉,富汇建筑控股于去年10月30日上市,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股价从发行价0.32港元一度涨至2.98港元,一度大涨超过800%。8倍大牛股闪崩:一天跌去82%富汇建筑控股午后出现断崖式下跌,大跌82.07%。从2.77港元下跌至0.495港元。盘中最低跌至0.42港元,创2018年11月以来新低。全天,成交量高达4.82亿,成交额3.73亿元。市值蒸发36.3亿港元,仅剩不到8亿港元。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下跌,吓蒙众多投资者。不少持股的投资者在雪球股吧内吐槽。 要知道,富汇建筑控股刚上市半年,8倍的涨幅绝对称得上是当前港股的佼佼者。《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资料发现,此次股价大跌可能主要由以下原因所致:1.限售股解禁。此次暴跌的诱发因素极有可能是该股在4月30日有7.2亿股将要解禁,占公司总股本的45%。2.股权高度集中。值得注意的是,之前香港证监会曾经点名富汇建筑控股股权高度集中,在2月22日,富汇建筑有19名股东持3.3亿股或20.6%,连同大股东持股12亿股或75%,20名股东合持95.6%股权。3.业绩下滑。富汇建筑控股发布的2018年业绩也让公司股价雪上加霜。数据显示,2018年度公司收益同比减少20.4%至3.17亿港元;纯利同比减少73%至1223.6万港元;每股收益0.96港元。4.公司财务总监离职。富汇建筑控股4月1日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莫裕庭已辞任公司财务总监、公司秘书及不再担任授权代表。另外,4月23日晚间,富汇建筑亦发布公告指,公司订于2019年6月13日下午4时举行股东周年大会,以考虑并酌情通过(不论有否修订)下列决议案:(1) 建议授出发行及购回股份之一般授权; (2) 重选退任董事为执行董事,授权董事会厘定其董事薪酬; (3) 续聘核数师 ; (4) 股东周年大会通告。半年暴涨8倍背后:一天最低成交金额不足10万港元《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梳理股价走势时发现,如前所述,股权高度集中为股价暴涨奠定了基础,但也为其当前的暴跌埋下了隐患。在大部分股权被锁定的情况下,富汇建筑控股在二级市场成交惨淡,在发行价本身较低的情况下,公司极易被庄家看上,成为坐庄的首先标的。从富汇建筑控股过往走势以及成交额来看,股价被庄家操纵的痕迹较为明显。在股价盘整时期,交投低迷,成交额处于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而在股价大幅拉升时期,成交量突然放大数十倍,达到上千万的成交额,而在富汇建筑控股股价暴跌的前两天,成交额更是达到了上亿元,高位出货迹象十分明显。到了4月25日,如此迅猛的砸盘有投资者认为是庄家在前两天的出货中赚够了本钱,开始不顾一切地砸盘出逃,在众多进场抄底小散的帮助下,扬长而去,留下一地鸡毛。那些闪崩的港股后来怎么样了?一天时间把股价跌完的事情在香港市场并不少见,其实在港股市场,摧毁一只百亿市值个股也只需要几个小时。犹记得今年1月17日,佳源国际控股股价闪崩带动整个港股内房股板块千亿市值蒸发,次日佳源国际控股股价强烈反弹,但相较于绝对跌幅而言,这样的涨幅也是微不足道的。如今,三个月已过,佳源国际控股股价仍然在低位徘徊,相较于曾经16港元/股的股价仍有巨大差距。同时,伴随着佳源国际控股闪崩的还有另一家房企为阳光100中国,一天跌幅64.59%,盘中跌幅一度达到了80%。从股价走势来看,其与佳源国际控股并无明显差异。去年,永勤集团控股上演离奇暴跌:股价从开盘的2.88港元直接跌至0.85港元,跌幅超70%,将当年以来的全部涨幅一次性跌完。而如今,公司已经沦为仙股,股价仅为0.114港元/股。...
中国富豪数量的迅猛增加,既带动家族办公室的兴起,也吸引多家海外财富管理机构抢占这场盛宴。资产总规模逾600亿美元的意大利大型独立资产管理公司Azimut集团则是一个样本,近期通过其香港子公司——安中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参与了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优脉财富汇(Youmy)的B轮股权融资,成为又一家通过股权投资切入中国家族办公室与富豪家族财富管理传承市场的海外财富管理机构。据麦肯锡预计,到2021年,中国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富豪客户将超过13.4万人,仅次于美国,成为富豪家庭数量全球排名第二的国家。“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忽视这片庞大的蓝海市场。”近日,Azimut集团董事兼亚太区总裁Massimo Guiati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之所以选择投资优脉财富汇,主要是看中后者向众多家族办公室提供资产遴选、家族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创设运营支持等服务,以最快速度覆盖国内富豪群体提供自身家族财富综合管理服务,实现业务快速增长。在多位家族办公室业内人士看来,Azimut集团要兑现这份预算,绝非易事。“一方面海外财富管理机构与国内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如何以中国富豪可接受的方式提供欧美市场的富豪家族资产管理、财富传承、风险隔离等服务,考验彼此的文化沟通包容能力。另一方面,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不同于财富管理机构(通过理财产品销售快速获取佣金收入),而是向家族办公室提供专业服务,才能从后者获得相应服务费回报,因此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的业务品质很大程度决定了其发展上限,以及为海外股东方创造多大的业务流量。”近日,一家国内家族办公室负责人向记者直言。近期他便遇到操作难题——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他服务的三位亿万富豪希望将个人财富与企业经营风险进行隔离,但他与多家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沟通后,发现他们都无法提供理想的风险隔离工具。“更让我担心的是,整个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行业良莠不齐,不少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打着站在富豪立场提供家族财富传承服务的名义,却在不断兜售不合适财富传承的理财产品,以此获取丰厚的产品销售佣金。”他直言。近日,优脉财富汇创始人应松对此坦言,家族办公室市场的确会经历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谁能存活下来,很大程度取决于家族办公室是否真正站在财富高端用户立场提供家族财富管理传承服务。在上述中国境内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看来,Azimut集团投资优脉财富汇,还有自己的独特算盘。“欧洲财富管理机构在进军新兴市场国家时,都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而是通过投资多家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找到自己切入当地家族办公室市场的最佳路径,这也是他们分散市场准入风险的一种方式。”“风生水起”背后的服务缺失家族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富豪家庭提供全方面财富管理和家族财富传承服务,确保客户家族资产长期保值增值同时,顺利实现跨代传承。随着中国富豪数量逐步增加,中国家族办公室数量在2015-2016年出现爆发式增长。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和惠裕全球家族智库联合发布的《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服务竞争力报告》显示,目前本土家族办公室超过千家,逾50%主要在2015-2016年成立。其中,信托背景的家族办公室占比最高,达到39%;商业银行和律师背景各占25%,企业家背景占21%。“尽管机构数量大幅增加,但家族办公室所提供的财富管理与传承工具依然乏善可陈。”上述家族办公室负责人透露,比如家族办公室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富豪家族财富长期保值增值,这需要家族办公室将大部分富豪资金配置到跨周期金融产品,以避免家族资产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出现大幅缩水,但在实际操作环节,多数家族办公室过度依赖投资VC/PE产品对冲经济周期波动风险,由于不少VC/PE基金成立时间较短,其投资策略未必具备跨越经济周期获取稳健回报的效果。此外,不少家族办公室未必能帮助富豪解决实际的财富传承与风险隔离需求。他曾遇到一位亿万富豪,后者听从家族办公室建议,使用大额保险与生前遗嘱形式“实现”企业经营风险与个人财富的隔离,但事实上,这份大额保险属于定期类理财类保险,不具备风险隔离功能;生前遗嘱则可能因为家庭内部纠葛,其执行力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行业瓶颈。”应松告诉记者。在欧美国家,存在大量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为家族办公室提供不同类型投资品种与风险管控、家族财富管理等服务,而家族办公室则主要集中精力为富豪用户定制个性化的资产配置方案。他坦言,这也导致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运营效率相对偏低,因为他们不是向富豪用户直接收取服务费,而是向家族办公室收费。因此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服务过程,让家族办公室感到“物超所值”,才愿支付相应服务费。在业内人士看来,若优脉财富汇业务收入迟迟得不到快速提升,满足不了Azimut集团的期望值,很可能激化双方矛盾。Massimo Guiati就此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Azimut也是通过提供家族办公室服务“起家”的,深知其中需克服的大量业务挑战,以及相对较长的盈利周期。因此他们决定投资中国境内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主要是从长远眼光评估得失。比如Azimut在中国高端富豪市场的口碑能否因此快速提升,从而创造可持续的业务发展空间等。应松指出,优脉财富汇之所以引入Azimut,主要目的还在于填补国内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在引入海外家族办公室服务工具方面的短板。为了吸引家族办公室落户当地发展投资业务,近期新加坡与香港先后出台多项扶持措施。比如新加坡相关部门规定,只要家族办公室资金在投资方面满足相关条件,可以使用“基金免税计划”,从而降低家族办公室投资收益环节的税负,香港也计划推出一项新的规定,允许家族办公室管理的基金可以实现更灵活的税务筹划与架构选择。目前,境内多数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并没有引入这类全新的家族办公室业务,反而让自己的业务服务范畴受到较大的局限。Azimut们的“惯用路径”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Azimut集团之所以选择入股中国境内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也是他们快速抢占各国家族办公室与富豪财富传承市场的“惯用路径”。事实上,Azimut集团在意大利创立后,也是先向资深理财师、投资顾问和资管公司提供家族办公室的投资品种遴选、家族资产财富管理与家族财富传承等服务,迅速在当地高端财富管理市场崭露头角,随即Azimut集团便开始通过股权投资或收购同类型中小机构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最终成为意大利最大的独立财富管理机构,并登陆意大利资本市场。在得到上市融资资金支持后,Azimut集团很快将这种收购+股权投资扩大市场份额的操作模式,复制到全球业务。在澳大利亚等国家,Azimut集团通过收购与股权投资等方式一口气持有10余家当地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股权,并通过扶持家族办公室创设运营获得当地大量富豪客群与市场份额,实现业务较快增长。Massimo Guiati坦言,这种资本运作方法的最大好处,主要是有效节省了当地富豪客群获取与维护成本,以及通过当地家族办公室的专业服务与良好沟通,有效规避不同国家文化与家族财富传承理念差异所带来的摩擦。在美豫投资董事长王东看来,海外财富管理机构的这项预算能否兑现,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与被投资机构能否实现良好的业务沟通,从而实现行之有效的业务“本土化改良”。比如在财富传承操作层面,中国富豪对财富传承的诉求,包括税务风险、财富分配、家族企业股权分割与决策话语权的处置、个人财富私密性等,与欧美国家富豪有着较大区别,因此照搬欧美国家家族传承工具,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与此同时,家族办公室业务不仅要为富豪做好财富管理与传承工作,有时还得助富豪妥善处置家族内部纠纷所带来的财富分配纠葛。因此,他们能否找到合适的家族信托等工具满足富豪的个性化财富传承分配需求,同样考验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与海外股东方的业务磨合能力。“当前海外财富管理机构入股国内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很大程度是一种试水行为,以此寻找切入中国家族办公室与富豪财富管理传承市场的最佳路径。”王东指出。对于未来Azimut是否追加投资优脉财富汇股权,或者投资其他国内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扩大业务版图,Massimo Guiati对此直言,这主要取决于现有的投资机构业务发展速度能否满足集团对中国业务发展的期望值,以及中国富豪财富管理传承的市场发展速度是否超过市场预期。...
4月3日,一位面容精致的中国网红敲响了纳斯达克的上市钟,简短的仪式过后,她和另外几位网红在微博上开启了大手笔的“现金抽奖”狂欢。当天,号称“国内网红电商第一股”的如涵控股(NASDAQ:RUHN)登陆纳斯达克,这位站在C位敲钟的网红正是如涵控股的第二大股东张大奕。不过资本市场的反应很快冲淡了张大奕们的好心情,上市首日,如涵控股在一片大好的行情下大幅下跌37.2%,有网友调侃称“美股群里冲着网红颜值去的投资人,都被套牢了。”对于股价破发,如涵董事长冯敏在上市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且随着国家减税等利好释放,公司的业绩有确定性的提升空间。公司的主要股东、管理层和KOL均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也相信市场会很快修复上市首日的跌幅。”但是如涵股价在随后两周并没见好转,截止4月22日收盘,其股价较上市首日已跌去47.6%。中概股近年来在美股市场的破发案例时有发生,但像如涵这样刚上市不久就腰斩的惨状也确实罕见。媒体和业内人士普遍将如涵不被美股投资者看好的原因,归结为“变现模式单一”、“过分依赖头部网红”等等,而素来对网红经济有所涉猎的王思聪此前也在朋友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王思聪认为网红KOL变现不是问题所在,如涵的问题在于营销费用过高导致的亏损,头部网红的不可复制性以及未经验证的模式,而且如涵未能证明自己可以培养出新的KOL。事实上,如涵确实还未能证明自己有培养出新的KOL的能力,过去两年,如涵并未培养出新的一线网红,从公开的招股说明书来看,如涵的命运依旧与其头牌网红张大奕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如涵的困局也同样是网红电商模式普遍面临的情况,随着竞争的加剧的流量增速的下滑,像如涵这样的MCN机构捧出爆款网红的时间和财务成本都越来越高了。网红电商第一股张大奕和冯敏同为一手打造如涵的关键人物。冯敏在2011年创办了淘宝电商品牌“莉贝琳”,并很快做到了淘宝集市前十,但到了2014年,“莉贝琳”出现业绩下滑的情况,前景不容乐观。彼时,模特出身的张大奕已是《米娜》、《昕薇》等杂志服装搭配板块的常客,与其他网红不同的是,她对“吃青春饭”的模特行业深感不安,开始对自己的微博粉丝进行变现,还因此有了“微博带货王”的称号。前者需要流量,后者需要变现,两人的合作一拍即合。2014年7月,张大奕和冯敏合作开了淘宝店“吾欢喜的衣橱”。两人分工明确,冯敏团队专职负责运营、供应链管理和物流等工作,张大奕则专注于网店风格和网红品牌的塑造。冯敏在201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将这种模式称为:“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有了专业运营团队的加持,张大奕的带货能力也很快得到提升。2015年“双十一”,张大奕店铺成为网红店铺中唯一跻身全平台女装排行榜的C店。2016年6月,张大奕在一场两小时的直播中达成近2000万元的交易额,刷新了淘宝直播间的引导销售记录。2017年“双十一”,张大奕店铺销售额达1.7亿元。2018年“双十一”,其店铺销售额更是在短短28分钟内破亿。与此同时,张大奕的微博粉丝从三十万涨到千万以上,“吾欢喜的衣橱”的网店粉丝也突破千万。冯敏希望在其他网红身上复制张大奕的成功,2015年,他将“莉贝琳”正式更名为杭州如涵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把公司的经营模式确定为“网红+孵化器+供应链”。在公司的官网介绍中,如涵的业务范围包括网红孵化、网红电商和网红营销。随着张大奕等网红吸金潜力的显现,这种新颖的电商模式很快得到资本的青睐。从2014年到2016年,如涵先后获得了来自赛富亚洲、君联资本和阿里巴巴的投资,到2016年借壳克里爱登陆新三板时,如涵控股的估值已高达33亿元。然而与高企的估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涵并不算好看的经营数据。如涵登陆新三板后,曾发布2017年上半年报,报告显示其当期营收为3.05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为-1730万元,而2016年同期营业收入为7756万元,扣非后净利润为-461万元。亏损大幅扩大的背后,是如涵网红孵化面临的困局。如涵花费了大量资金批量打造网红,但却始终难以复制张大奕的流量神话。2018年2月22日,如涵发布公告表示,“为配合公司未来发展及战略规划的需要,经慎重考虑,拟申请终止挂牌”。如涵在持续亏损的情况下在国内冲击IPO以实现转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新三板摘牌赴美上市的选择更多是一种审时度势的考虑。难以复制的头部网红如涵控股3月6日向美国SEC提交的招股书显示,网红张大奕是仅次于冯敏的第二大股东。在如涵的股权结构中,冯敏持股27.51%;张大奕持股15%;董事兼总经理孙雷持股14.59%;董事沈超持股6.67%;赛富和阿里巴巴均持股8.56%;君联资本持股8.54%。招股书显示,目前如涵有113位签约网红,拥有1.484亿粉丝和91个自营网店。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如涵按照贡献流水数量,将旗下网红分为三个层级:一线网红、成熟网红以及新晋网红。但除几位头部的网红外,如涵签下的大量网红“潜力股”一直默默无闻。截至去年12月31日,如涵旗下91%的网红年GMV都未能超过3000万。如涵招股书还表明,如涵目前高度依赖旗下三位一线网红—张大奕、大金和管阿姨,2017财年、2018财年、2019财年前三季度,这三位顶级KOL贡献的GMV占比分别为60.7%、65.2%、55.2%。而在这三位一线网红中,大量的流量又集中于张大奕一人身上。她个人名下的店铺粉丝数超出排名第二的大金683万,为如涵贡献的收入占总营收比例为2017财年50.8%、2018财年52.4%、2019财年前三季度53.5%。营收占比的提升显然表明,如涵对张大奕的依赖越来越高了。对顶级网红的依赖导致如涵在与网红的抽成谈判中,拥有的议价权非常有限。在利益分配层面,如涵自营店铺,需要支付17%的收入给相应的网红;而对于非自营店铺,网红为店铺和产品做推广,如涵收取商家推广服务费,其中30-50%的收入需要分给网红。一方面是佣金成本的水涨船高,另一方面,孵化新网红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招股书显示,如涵网红的营销费用在逐年增加,从2016年Q2的992万增至2018年Q4的7084万,增幅614%;人均网红营销费用也从2017年Q1的45万元/人,增加到2018年Q4的63万元/人。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所述,这些花费大量资金和时间培养的网红,绝大部分都没有一线网红的带货能力。“近1.5亿的营销费用另人费解,花这么多营销费用那KOL的意义何在,如果停掉这个营销费用那业绩又会如何。”王思聪在朋友圈的评论对如涵来说可谓灵魂拷问。如涵模式的优势在于通过培养自带流量的网红,省去从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购买流量的费用,如果培养网红的费用比流量购买费用还高,那这个模式的意义何在?更糟糕的是,除了佣金和营销成本上升,如涵还要面对快递、退换货、网店运营等流通环节成本的增加。招股书显示,2019财年前三季度,如涵的仓储物流费用为9951.7万元,同比增长39.33%。这些费用增长无不使得如涵盈利变得更加困难。据招股书公布的数据,如涵在2017财年、2018财年和2019财年前三季度实现的GMV分别为12亿元、20亿元、22亿元,实现的营收分别为5.77亿元、9.47亿元、8.56亿元,当季亏损分别为4013万元、8995万元及5750万元。除拥有“双11”和“双12”等电商促销节的第四季度外,如涵始终处于亏损状态。对于亏损问题,如涵在招股书的风险提示中表示:“我们能否盈利,取决于增加粉丝数量,产品多元化以及优化成本结构。”不过,如涵在招股书中也同时指出:“我们可能无法做到以上任何一点。”网红电商走向何方?冯敏此前曾表示:网红不会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而会是品牌未来的长期动力。他认为,网红电商能够出现基于三个基础条件:第一是以阿里为代表的电商基础环境,让线上成交得以实现,特别是女装供应链做到了相对的柔性化,让大家能够有一个较低起点去做自有品牌;第二个基础条件是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让一个愿意做品牌的人可以成为自己,同时又是内容生产者,而内容生产频率跟内容质量沉积才是最终对用户影响的结果;第三点是因为90后的消费理念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他们愿意参考一个意见领袖的购买决策。如果回顾网红经济的兴起,我们会发现2012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当年,阿里对微博的投资让两个平台间的电商交易成为可能,此后,很多像张大奕这样的微博红人,纷纷将各自微博粉丝导流至淘宝网店进行商业变现,雪梨、张沫凡、呛口小辣椒等“张大奕们”的网红店开始涌现。这些自带流量的网红店能省去从电商平台购买流量的成本,这在“流量为王”的线上销售体系中是巨大的优势。所以网红电商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也增加了网红经济的资本热度。真正打开资本热度的网红是短视频创作者Papi酱。2016年3月,Papi酱获得了来自真格基金和罗辑思维1200万的投资,仅仅一个月后,她的短视频贴片广告就被拍出了2200万的天价。当年11月初,Papi酱和十几位内容创业者到美国文化创意产业胜地洛杉矶考察,她跟南加大和加州洛杉矶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见面,并做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黄金时代”的报告,Papi酱在报告中鼓励学习艺术的留学生回国创业。Papi酱确实有鼓励这些留学生回国创业的底气。在资本的加持下,她的微博粉丝从2016年初的六百万迅速涨到2016年底的两千多万;2016年上半年,她拍摄的短视频还没有任何收入,但2016年年底,她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五千万人民币。Papi酱的出现基本代表了一个新的网红时代。伴随着抖音、快手以及各类直播APP的崛起,承载网红的内容形式从微博图文变为各类短视频,创作门槛的降低也让外貌不再是网红的标配,取而代之的是才华和特殊的标签。就在“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Papi酱荣登“2016年第一网红”的同时,国内大大小小的MCN如雨后春笋般涌现。MCN机构通过专业的内容运营分发来制作和复制网红IP,并通过网红电商和广告等方式进行变现,这些专业的网红制造机构也日益成为网红经济产业链的核心。抖音达人代古拉k一夜成名,是因为她在2018年4月18日发布的一条舞蹈视频,这条舞蹈视频被刷屏了。仅仅十天,代古拉k就完成了500万粉丝的增长,一个月突破1000万,打破了抖音素人增粉记录。代古拉k的走红的背后正是MCN机构的孵化和支持,她隶属于短视频MCN自媒体平台洋葱。除了代古拉k ,这家MCN机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爆款网红IP是“办公室小野”。洋葱联合创始人聂阳德在此前接受腾讯《深网》采访时透露,2018年洋葱集团的营收已经过了数亿,2019年他理想的营收是10亿。但是属于MCN机构的红利正在迅速散去。多家隶属头部的MCN机构在此前接受腾讯《深网》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小MCN机构来说,广告收入不稳定,日子不那么好过。且MCN这个赛道已足够拥挤,据《2017年中国短视频MCN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17年短视频MCN机构为1700家,2018年预计达到了3300家。除了面临激烈的竞争,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吸引用户注意力的平台增多以及流量增速的下滑,都让MCN机构捧出爆款网红的时间和财务成本都越来越高。而网红的商业化却极少出现新的模式,广告收入不稳定,网红电商仍是绝大部分MCN机构的主要营收来源。考虑到“网红电商第一股”如涵上市以来惨淡的股价表现,网红电商模式本身确实还需时间来验证。...
摘要:最近,一家金融科技公司进行了统计,发现上千万白用户、灰用户被混在市面上的黑名单中,导致市场上九成的黑名单正在失效。在金融科技的发展史中,曾诞生了一个特殊的产品:黑名单。很多大数据或风控公司,会将一些逾期、高危用户列入“黑名单”,不再提供金融服务。这些用户,就成为了传说中的“黑户”。一段时间内,黑名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行业主要风控手段之一,被视为“央行征信”的一个补充。但最近,一家金融科技公司进行了统计,发现上千万白用户、灰用户被混在市面上的黑名单中,导致市场上九成的黑名单正在失效。而被误伤的用户,丧失了享受金融科技服务的权利,却投诉无门。这些模棱两可的用户为何被卷入黑名单中?黑名单是如何一点点失效的?这是对金融科技风控的一个拷问,也预示着野蛮混乱的金融科技风控,开始进入下半场……01失效金融科技行业开始形成一个共识:黑名单正在失效。一家网贷头部平台,曾经因为失误,给一批黑名单上的用户放了贷款。这个平台本来准备承受巨额损失,没想到绝大多数用户都还款了,逾期率也并没有上升太多。“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整个行业都开始审视黑名单数据可能存在的问题。”ZRobot的CEO乔杨称。无独有偶。一个现金贷平台的负责人马钰曾因为接口问题,停止了黑名单的采购,却意外地发现,逾期率并没有明显上升。马钰坦言,现在行业中的很多公司采购黑名单,其实只是为了求“心理安慰”,聊胜于无。一家大数据公司为了求证黑名单数据的有效性,曾经测试过5家黑名单数据,结果颇为惊人。结果显示,在现金贷行业,普通用户的逾期率为11%,而黑名单逾期率为12%。只相差1%,黑名单几乎形同虚设。如今,黑名单沦为“聊胜于无”的鸡肋产品,但曾经,它却是金融科技行业的“大杀器”。在中国,征信体系一直未完全建立。尽管有央行征信,但这个体系只针对银行用户,且大量的“白户”没有被覆盖。另一方面,央行征信并没有将金融科技的数据纳入统计,也只开放给持牌系使用。因此,大量的数据公司崛起,并试图建立起金融科技的全新的风控体系。而其中最著名的产品,就是“黑名单”。黑名单并非新鲜事物。银行早就开始对用户进行五级分类,被列在“损失”类的用户,就很难获得信贷服务。外界会约定俗成地称这类用户“上了银行黑名单”。在金融科技兴起后,因为行业风控手段不完备、征信不健全,黑名单开始被市场倚重。当时市面上收集黑名单数据主要是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共享。在2015年前后,曾经兴起过很多数据共享的平台,比如91征信。当时它们的模式,就是和多家金融机构合作,让对方上传黑名单数据,同时对方也可以查询大家共享的黑名单。第二种方式,就是交换。比如一家头部的数据公司,给催收公司免费提供“数据修复”,但同时,催收公司要给他们共享自己的催收名单。这相当于将已被催收的逾期用户,列入了“黑名单”。第三种方式,相对来说比较灰色,就是爬取。一些机构会部分公布黑名单,比如法院会公布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些信息都会被爬取,成为黑名单的来源。当然,一些非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数据,也会成为被爬取的对象。这三类获取方式,成为当时最主流的黑名单来源。当时金融科技市场刚刚兴起,信息新鲜,未被污染,因此,在一开始,黑名单的效果不错,并一度成为金融科技行业主要的风控手段之一。02原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黑名单开始被污染,效果逐渐递减。首先,整个行业对于黑名单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哪些算黑,哪些算灰,哪些算白,各家有一套说法。比如,一些用户被催收,此后他们的信息,就可能被催收公司输送进黑名单。但其中,有些用户可能只是忘记了,催收一催就还了款;还有一些用户,只是短暂逾期,在一个月内就还款了。这样的用户,算“黑”吗?“在征信体系报告中,连续逾期90天以上,是不良征信的一种表现。”电话邦创始人毛羽建称。但在金融科技行业,没有一个统一的黑名单标准。在央行征信报告中,会详细列出个人的借贷交易信息明细,银行可以据此对用户做出判断。如果你不小心逾期过一次,但之后一直在很好地还款,银行也许仍然会认为你是一个好用户。但在黑名单中,没有上述细节。因此,一个用户是欠了500元,还是1000元,不得而知。用户是逾期了30天,还是60天,同样不得而知。标准混乱,数据源也混乱。现在行业的大部分黑名单,都是采取“查得付费制”。比如,你的用户叫张三,这个人刚好在黑名单库里,那么你就得付1元的查询费用。那么,怎样做才能命中更多的用户?当然是你的黑名单库越大越好。其实,行业中还有一些灰名单,这些用户的逾期可能并不是很严重,但为了扩充自己的黑名单库,一些黑名单数据商就会把灰名单也充进黑名单里。“一些中间的数据商,为了多赚钱,会去市场上进各种各样的黑名单,但它们其实并不知道这些黑名单的来源。”资深从业者刘明光称。灰名单冒充黑名单,还算好的,还有一些平台开始“掺沙子”。某数据共享平台做了6个月左右,就发现自己的黑名单严重失效。“因为很多金融平台故意将一些好用户掺到黑名单里,目的就是让这些用户只能在自己平台上贷款。”这个共享平台的负责人称,这不是个案,60%的金融公司都掺沙子。区别,只是程度的轻重而已。“当市面上流通着各种黑名单,而里面牵扯到各种数据来源时,‘灰’或‘白’会对整个黑名单形成一定的覆盖度,此后,黑名单就会失效。”刘明光说。当作假和掺沙子成为行业的潜规则后,所谓的黑名单变得黑白难辨、真假难分,无可避免地落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窠臼。03投诉无门征信,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平。因为它可以决定一个人在金融行业的地位和权利:是否可以获得贷款,能享受到怎样的利率。所以,在各国的征信体系中,公平性和可解释性极为重要。如果用户在自己的央行征信报告中看到一条逾期记录,但他已经还清,而逾期还在显示,他就可以去央行征信中心投诉。如果证实确实记录有误,央行征信中心会予以更正。除此之外,征信还会顾及人的成长性。比如一个用户在刚毕业的时候,钱比较紧张,出现了一定的逾期,但后来他的工作稳定,有了偿还能力。如果因为以前有过一点逾期,就再也贷不到款,这对他也不公平。所以,一般来说,央行征信只记录最近5年的征信数据。实际上,央行相关人员曾对外表示,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没有“黑名单”。“央行征信报告只是客观地收集和展示个人的信用信息,不对个人信息做任何评价。”毛羽建表示。因为标准不统一、来源混乱,有大量用户被黑名单误伤。没人关心他们的成长性,他们也没有申诉渠道,只能一黑到底,彻底与金融科技提供的金融服务无缘。“没有人关心这份黑名单数据是2015年的,还是2019年的。”毛羽建说,在央行体系中,可能一个用户的生命周期是5年,但目前在金融科技领域,黑名单普遍缺乏更新和退出机制。没有人会关注用户的成长性,并进行数据更新。2019年1月,一位山西临汾的用户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了互金黑名单。问题是,他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网贷——此前他多次申请贷款,都没有通过。“我可以申请我的个人信誉保护权吗?感觉好坑啊。”这位用户在某法律咨询网站上抱怨。而他并非一个人。同样是在这个网站上,一位山东潍坊的用户称,突然查到自己在网贷黑名单中。但是,在此之前,他从未接触过网贷。这位用户怀疑,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之后,有人用它去贷了款。媒体还曾报道,一位到南京发展的小伙子,买了一张当地电话卡。很快,他就接到了一堆催收电话——这张电话卡此前的主人,被列入了网贷黑名单。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运营商又把这个手机号卖给了这个小伙子。到底有多少人被黑名单误伤?最近,一家金融科技公司采购了市面上多款黑名单产品,并从中抽取样本进行检验,结果让人惊讶。“40%到60%的用户并不算黑,只能算灰,甚至还有很多好用户混在里头。”该公司负责人称,现在市面上号称有2000万黑名单数据,按照这个比例,起码有上千万的用户被误伤。04未来在中国征信体系尚未建立之前,大数据风控确实贡献颇多,也曾经成为央行征信的重要补充。但因为野蛮生长,没有统一标准,曾经撞线式发展的行业,如今已走到了瓶颈期。黑名单失效,就是进入瓶颈的一个信号。这些曾经冲在一线的大数据和风控公司,下一步将如何发展?未来又在何方?多位行业从业者认为,征信还是得交给国家层面的机构,大数据风控的范围会越来越小,但反欺诈肯定是一个方向。“不过,黑名单绝对不等于反欺诈。”算话智能科技CEO蒋庆军称,黑名单很难防住欺诈。一般而言,欺诈都是黑产精心包装好一些资料后行动,在早期,很难发现这些资料是欺诈所为。攻与防,向来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进攻方经常信息互通有无,率领大军有序进攻一个个独立的城堡。但城堡之间,信息却不互通,各自为战。有什么方式可以将城堡间的信息打通,统一作战?国外有一个模式,叫Anti-Fraud bureau,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蒋庆军直接将其译成“反欺诈局”。他认为,用这个模式,才能真正做好反欺诈。蒋庆军称,他们尝试这个模式三年了,具体的做法,就是和金融机构系统打通,该机构会将收到的申请资料,同步给反欺诈局,进行欺诈检验。金融机构怎么会同意把申请资料给第三方公司?这不是涉及用户隐私吗?有趣的是,这个反欺诈局模式,只需要一些脱敏数据,甚至不需要实名信息。“客户只需要给我们几个脱敏的字段,是否实名都没有关系,我会告诉你这些申请的资料里有没有瑕疵。”蒋庆军称,反欺诈跟征信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不针对人,只针对行为。比如,金融机构只提供一个申请资料的地址、手机号码,就能发现端倪。假设一个欺诈团伙包装了一套资料,同时在20个平台上申请,单一平台很难发觉。但在反欺诈局的大网络下,风控人员会发现,这个地址和电话,在短时间内被集中用来申请贷款,存在欺诈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反欺诈局不用知道用户的姓名。“现在市面上都讲究秒贷,欺诈数据就算5分钟更新一次,都有可能防不住。”蒋庆军称。而反欺诈局这个模式,相当于将各个封闭的城堡信息打通,做到随时“布防”。只要数据能随时同步,城堡的防御力会集体提升。比如,一个堡垒防住了一次欺诈,这个策略会被同步到其他堡垒,大家的战斗力同步提高。但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是,早期有一个非常艰难的“啃市场”的过程。“我们前三年,为了让更多金融机构参与进来,都是免费查询。”蒋庆军称,直到现在,他们检测了9.8亿份贷款申请,并加上了很多其他维度数据,建构了知识图谱,模式才算走通。因为只需要贷前的脱敏数据,并不需要贷后数据,金融机构慢慢消除了顾虑,开始愿意合作。熬过三年寒窗,才能形成一定规模。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可能很难沉下心来。黑名单,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吗?毛羽建认为,对于那些有独立数据源和独立核验能力的平台,黑名单依然有效。比如,一家金融平台自己的黑名单数据,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大部分的黑名单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不再是主流产品。中国征信与大数据风控的融合、碰撞与补充,构成了一段奇妙的历史。黑名单渐渐失效,这是金融科技进入下半场的信号。简单粗暴的打法,短期有效,但却无法长时间接受考验。合规化、差异化、精细化,才是下半场的主旋律。...
“没有输给市场,却输给了平台。”一位遭遇配资平台“跑路”的投资者说。 一边是极具诱惑力的宣传,一边是受害人的血本无归。近期,包括海南贝格富在内的多家配资平台被曝跑路等问题。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4月16日表示,证监会高度关注资本市场场外配资情况,坚定不移地打击违法违规的场外配资行为。证监会提醒投资者远离场外配资。 尽管监管一直未放松,但场外配资仍屡禁不止。记者在网上看到,配资方依然活跃,都称自己合规。 有消息称,深圳证监局近期召开深圳辖区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会上强调要严防死守场外配资,监管部门正在开发一套监控场外配资的软件。 此前已有投资者损失过千万。业内人士提醒,场外配资不仅违反规定,且一旦发生纠纷,维权成本会十分高昂。 赌徒心态 “没有输给市场,却输给了平台” “科创板来了,对市场很看好,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熊市,都想多点资金进去。结果没有输给市场,却输给了平台。”一位在场外配资平台贝格富上配资十余万元的投资者感慨。 这位投资者告诉新京报记者,今年1月,他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海南贝格富的报道,搜了一下这家公司后,发现很多条信息都显示海南贝格富是一家有实力的公司。他在1月充了2万元,过了五天就提出来了。随后又在4月初分别充了5万元、4万元进行配资,但仅一个清明节之后,想找平台提现时,发现贝格富处于失联状态,也联系不上客服。 平台跑路、客服失联,已成为参与配资的投资人的心头刺。 来自深圳的配资客小胡(化名)告诉记者,早在2017年,他就险些经历一次配资平台跑路。“(配资平台的)客服告诉我,如果不信任平台的话,可以先用少一点的钱试试看。想着配资之后如果股票涨了会挣不少,所以拿出来了几千块,大概一个多星期,挣了钱之后提现的时候没有任何阻碍。之后就陆续投进去三四万块钱。”小胡表示,变故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在投进去三四万之后,先是客服几次拖延提现的要求,并诱导他继续投入更多资金,他再向客服提出提现要求时,客服就很少能取得联系。 小胡回忆,“当时很着急,后来我联系到他们,多次沟通,在表示要报警处理后,平台退回了我的‘本金’,算是有惊无险要回来了钱”。 小胡称,此后很长时间,他都不敢再碰配资,最近面对回暖的股市,他又一次萌生了场外配资的念头,“我还在挑选平台,在投资前起码要去公司实地考察,这样应该会靠谱一些”。 不少配资客经历过一夜之间从暴富到两手空空。 一位2015年就开始参与过配资炒股的资深股民感慨,“金融市场从不缺暴富的神话,也从不少绝望的死亡”。2015年他曾通过配资平台配资炒股,“最开始没敢放太多钱,后来挣了一些钱之后就放开了,就像是在赌博一样,几周之后,股票就亏损惨重,之前挣到的钱亏到归零还负债累累”。 投资人唐先生告诉记者,他也曾考虑过配资炒股的形式,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拿着自己的钱去炒股,亏了赚了都是自己的钱,借钱就不一样了,无论是配资炒股还是配资炒期货,赌赢了,就变成了人生赢家,那万一赌输了呢?” 对于进行场外配资的意图,一位炒股近10年的老股民分析,“券商的两融业务要求高,而且杠杆比例低,开通券商的融资融券业务需要不低于50万的个人资产,但场外配资只要你想,5倍、8倍、甚至10倍的杠杆都可以达成,而且没有对于个人资产的硬性要求,只要投资者有这种需求,基本都可以实现。所以尽管一些配资平台要求的费率不低,但仍有抱有赌徒心态的投资者进入”。 爆雷跑路 夸大宣传,高杠杆诱惑,皮包公司? “10万本金,配资8倍杠杆,利息只要8000元/月”、“国内公认最大实盘配资平台”、“美国华尔街著名投资大师Peter Lynch旗下投资团队洽谈3年共同出巨资创办”、“前身是已有16年历史的配资公司”…… 一边是极具诱惑力的宣传,一边是受害人血本无归。 对于场外配资平台海南贝格富科技有限公司疑似跑路,证监会在4月16日回应称,已第一时间组织核查。经查,海南贝格富科技有限公司不具备经营证券业务资质。公安机关已接到多名投资者报案,反映该公司涉嫌以场外配资为名实施诈骗。 上述投资者告诉记者,目前未经核实的情况是,投资者被骗最多的有1200万元,另有被骗800多万的受害人已经在海南报案登记。 被证监会点名的海南贝格富是什么来头? 天眼查显示,海南贝格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3日,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江俊为最大股东,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为60%,另一股东为庄宇航,出资2000万元,持股40%。 记者查阅海南贝格富的工商信息发现,尽管其自称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但该企业属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公司,经营范围中并无任何股票基金金融服务相关业务。 企查查显示,4月17日,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海南贝格富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据媒体报道,经海口民警初查,海南贝格富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海口市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A楼5层,但实际不在该地址办公。也就是说,这家声称“出巨资”创办的配资平台,是一家“皮包公司”。 有该平台投资者向记者透露,海南贝格富法定代表人、最大股东江俊曾是苏州贝格富的负责人,2014-2018年期间一直在苏州及附近活动。不过,记者未从工商信息上看到两家公司的股权交集。 一位投资者介绍,投资人在贝格富上进行配资,首先需要在其官网充钱作为保证金,之后可以获得融资,融资所得的钱并非直接划款至投资人的账号,而是放在由贝格富提供的第三方交易软件中,投资者使用贝格富提供的该软件的账户密码进行交易、操作。 其向记者展示了交易软件——HOMS钱江版,其称:“目前这个软件中贝格富提供的账号已经不能登录,而且,与网站签署的配资合同都是电子合同,网站关了,合同、交易记录什么都没有了。” 有投资者向记者透露,目前海口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对海南贝格富立案侦查。 继贝格富后,近日市场又爆出一起配资跑路的消息。综合媒体报道,一家名为“长红配资”的平台遭多人举报,目前网站关闭,交易软件无法登录,平台客服把投资者的微信拉黑。受骗人数已超过37人,涉案总金额已超过1000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长红配资是广州长红投资有限公司旗下做配资服务的公司,自称“公司内部有着庞大的资深配资团队,团队中的成员都是国内外配资行业中的精英人士,对投资炒股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风险分析也十分的到位”。 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看到,广州长红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所在地是广州市天河区黄村横岗路1号大院内。公司今年3月21日已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列入异常经营,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企查查中广州长红投资有限公司的官网地址已无法打开。 记者在苹果APP Store中搜索“长红配资”,未有相关产品;在电脑端搜索相同关键词,有一个名为“广东长红配资交易软件官网app v1.0”的软件,记者输入手机号预约后,截至发稿未收到任何回复,该页面中还有一个可供下载的二维码入口,但扫描后也是同一个软件下载页面。 根据此前的公开报道,长红配资自称“通过了AAA级企业认证,是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优秀示范企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会员单位。”不过,记者注意到,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去年12月已被民政部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撤销登记。 除了贝格富与长红配资,最近被曝跑路的平台还包括自称“国内互联网十大配资品牌平台”的忆融速配。据媒体报道,这家位于郑州的场外配资平台无法正常提现,甚至曾虚构官员到场参加其分公司更名仪式。 近日,新京报记者在电脑上试图登录其官网,在地址栏输入网站地址后,自动链接为:首都网警提醒您,您访问的网址为虚假、诈骗网站。4月22日,记者用手机登录忆融速配官网,弹窗收到一条平台停业通知:忆融速配官方表示平台停业运营。首页上有一条4月22日更新的信息,称平台所有会员用户账户余额全部结算完成,用户资金全部成功出款到用户银行账户上,请查询银行账号资金到账情况。 跟踪调查 仍有配资机构顶风作案 尽管行业内刚有平台疑似跑路事件被爆出,但记者近日在多个QQ群看到,做配资“生意”的人依然活跃。 记者分别联系到两家做配资业务的公司,两公司的内部人员都知晓近期有配资平台爆雷,但称自己公司“曾被证监会审查过”,或有相关背书。 北京一家名为杰创资本的公司,做线下配资业务。据该公司一位人士介绍,现在杠杆做得比较保守,为3-4倍,投资者投的多,公司给配的资金也多。假设投资者投入10万元,公司按1:4的比例出40万,最终共投入50万元炒股。 在行话中,投资者投入的10万元被称为保证金。“10万是要给机构的,作为保证金,面签时带身份证和银行卡,(我们)给你一个50万的账户,实际上是我们的账户,在(我们)这里操作,账户密码双方都掌握,盈亏都是你来承担。” 账户开立后,双方需要签订协议,设定警戒线和平仓线。值得一提的是,警戒线和平仓线均是针对投资者投入的本金部分,假设警戒线为50%,则代表若投资者投入10万,亏损5万,即触及警戒线。“亏剩到45万时,你需要往里补保证金,留一个跌停板的距离,如果这时候不补,公司就会强行平仓,并终止协议。剩的钱退给你。”该人士举例称。 如此设置是因为配资方担心亏损波及自有资金。该人士称,现在不做到10倍杠杆的原因也是如此,“风险太大,假设你出10万,我给你配100万,(所选股票价格)4%、5%的波动可能就到平仓线了,一个跌停想出都出不来,平台的资金也受损。” 据该人士介绍,公司按配出金额月息约1.5%收取,并采取月付形式,月息高低以配出资金的多少决定。 谈及近期海南贝格富平台疑似跑路一事,该人士还表示,“(他们)月息8厘,10倍杠杆,成本都不够,成本至少要1分或9厘。”其还称,线上有很多假平台,投资者要量力而行。 记者在杰创资本官网看到,该公司自称是一家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并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注册登记,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专业投资咨询管理公司。但整个官网并未有一处全称,仅有“北京杰创资本”字样。 随后记者致电该公司官网上披露的客服电话,无人接听,但收到一条感谢致电北京杰创众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短信。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企业管理、经济信息、教育信息、房地产信息等咨询服务,以及软件开发、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市场调查、销售机械设备等,并不包含配资业务。 记者在配资群中联系上另一家线上配资平台的工作人员,其称可以为新手投资者将投资门槛降至5万元。这位工作人员介绍,投资者出5万本金就可以配资,目前该平台可加3-10倍杠杆,不建议10倍,多数在7倍左右,是“根据行情定”,同时为投资者提供免费的个股参考,不会承诺收益。持有时间由投资者自己定,“股票是T+1,就是今天买明天就可以卖。” 在该平台配资有一个前提,即需要在其平台实名开立一个新的配资炒股账户,不能用其他的券商账户。利息平均在2%以上,与杠杆倍数成正比。如投资者出5万元,5倍杠杆则月息2.2%;若7倍杠杆则月息2.6%。以7倍杠杆粗算,一个月投资者需支付9100元利息。当记者提出这个月息有点高时,该人士称,“(总共投入)40万赚5个点左右(利息)就出来了。” 当记者两次询问平台名称,表示想先去开一个账户时,该人士称,“你先考虑,近期也有负面消息,你要先对风险做基本了解,肯定要选正规的公司。”该人士补充称,这是证监会的要求,“证监会前段时间来我们这边审查过,要求和客户说清楚风险。”同时表示,该平台账户通过三方银行监管。 配资背后 虚拟盘诈骗、分仓功能 4月16日,证监会发言人明确表示,所谓的场外配资平台均不具备经营证券业务资质,有的涉嫌从事非法证券业务活动,有的甚至采用“虚拟盘”等方式涉嫌从事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那么,被监管点名的虚拟盘是什么? 据业内人士介绍,虚拟盘是根据股票交易规则,基于一种虚拟平台实现股票买卖的炒股手段。虚拟盘交易规则均以现实股市为基础,但又略有区别,例如交易时间、涨跌幅限制等。“比如一些炒股大赛,用的就是虚拟盘的交易方式。” 一般来说,股票配资用户使用的账户有两种,一种是券商账户,另外一种是资管账户,也被称为分仓账户。分仓账户往往不是用券商的炒股软件登录,而是用第三方交易软件。 一些诈骗性质的配资平台通过虚拟盘,对接到交易软件上,和配资用户进行对赌。“用户炒股输的钱,直接到了配资平台的手上。用户做的所有交易操作,都没有对接到券商以及交易所,不属于真正的股票交易。”一位券商工作人员介绍。 业内人士介绍,为了躲避监管,虚拟盘网站的特点是网址大多由纯数字构成,服务器放在境外。 一位股民告诉记者,大多数场外配资的交易不能在证券公司官网在线进行,而是通过下载软件,“有的虚拟盘软件在下载电脑版时,杀毒软件可能会有报病毒提示”。另外一名曾因配资遭受财产损失的投资者告诉记者,很多配资平台的交易账户需要由投资者和配资公司共同掌握,账户的安全性也得不到保障。 某券商营业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投资者可以要求配资平台提供股票交易交割单,通过核对交易时间、交易数量以及下单的价格等,能够分辨是否是实盘交易。 此外,“HOMS”交易系统在采访中曾多次被参与场外配资的投资人提及。 一家软件下载网站上介绍,HOMS钱江版是一款专为金融人士提供的股票交易软件,集双向买卖、埋单交易、债券回购、债券逆回购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帮助用户快速实现委托下单,轻松玩转股票。 这个被多个配资平台青睐的HOMS交易系统是什么?据业内人士介绍,恒生HOMS系统最受关注的功能即为“分仓”功能,通过分仓,可以将同一个证券账户下的资金分配成若干独立小单元进行单独的交易、核算。有的配资公司通过与券商合作,母账户采用恒生HOMS系统直接与券商连接,子账户分给个人操作,约定融资的年利息。 恒生网络研发的HOMS系统于2012年5月正式运行。早在2016年11月,证监会就曾向恒生网络下发处罚决定书。 证监会彼时表示,恒生网络明知从事配资业务客户的经营方式,仍向不具有经营证券业务资质的客户销售该系统,提供相关服务并获取收益。截至2015年7月31日,恒生网络与149个从事配资业务的客户签订协议,按照证券交易量的一定比例(万分之零点五到一点五),非法获取收入1.1亿元。证监会决定没收恒生网络违法所得1.1亿元,并处以3.3亿元罚款。 记者注意到,4月3日,恒生电子(90.400,3.97,4.59%)就媒体所做的配资相关报道发布声明,恒生电子表示,目前恒生电子及控股子公司均未研发、销售任何配资软件;恒生电子将继续秉持“拥抱监管,稳妥创新”的宗旨,为金融机构提供合法合规的产品和服务。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HOMS系统的分仓业务本身的存在并非违法或违规,但HOMS系统为非法的配资平台提供了一片“沃土”。 监管高压 业内提醒:场外配资违规且维权成本高 事实上,对于场外配资的监管从未放松。 证监会在4月16日的答记者问中表示,高度关注资本市场场外配资情况,坚定不移地打击违法违规的场外配资行为。 此前在2月25日,针对市场反映“场外配资有所抬头”问题,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证监会密切关注,指导有关方面依法加强对交易的全过程监管。各证券公司要严格执行经纪业务及融资融券客户适当性管理,加强异常交易监控,认真做好技术系统安全防护。同时,也希望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防范投资风险。 2月27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坚持精准施策,精准做好股票质押、债券违约、私募基金、场外配资和地方各类交易场所等重点领域风险的防范化解处置工作。” 广州、浙江等多地证监局也曾召开会议强调防范场外配资风险。 “哪怕所谓正规、实盘交易、没有跑路的配资平台,也不提倡投资者在其上面进行配资”,券商工作人员张颖(化名)告诉记者。 张颖表示,“配资机构并非从事证券经纪业务的合法机构,没有内控、风控和外部监督,因而游离在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与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力明显不匹配,投资者应自觉远离。” 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怡进一步表示,一旦发生纠纷,维权成本会十分高昂,案件审理和执行的时间都会很长,投资者的权益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
科创板筹备衔枚疾进。配套规则陆续出台,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及相关业务规范在近一周纷至沓来;企业审核进展也再攻下一个环节,首批3家IPO企业在23日回复监管层问询。随着规则逐渐明晰,跟投玩法成为投行圈内关注热点,比如如何争取优质项目更高的跟投比例,如何减小跟投赔本的风险。“一些拟上市企业想蹭科创板概念,实现快速上市目的。对于这类过度包装的项目,我们会比较谨慎。”深圳一名券商投行人士24日向记者表示。一场承销商、另类子公司、发行人之间的博弈大战即将上演。保荐机构甜蜜的烦恼近期出炉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规定,另类子公司在首发战略配售环节时参与跟投,比例依据项目发行规模分四档确定,在2%-5%区间;规模越大对应的跟投比例越小,配售后要锁定2年。跟投制度的引入,无疑将加剧利益多方博弈的激烈程度。首先在承揽环节上,券商跟投制度实质上提高了科创板的准入门槛。“强制跟投抑制了投行盲目扩张业务规模的冲动,毕竟强制跟投意味着股份未来要锁两年。”上述深圳券商投行人士表示。优质企业不愁保荐机构,但资质一般的企业就要慎重了。广证恒生团队16日分析道,对于质地良好、估值及业绩规模远优于科创板上市条件的企业而言,应当综合保荐机构保荐业务水平以及资本金充裕程度两个维度选择保荐人,以提高申报成功率及对发行时间的主动权。对于目前刚好“合格”的拟科创板IPO企业而言,“抢”报IPO或未能得到头部券商的承做,亦不好掌握发行时间的主动权,科创板资本规划宜计为长远。更激烈的博弈则在承销配售环节。广州一家券商投行人士24日解释,一种情况是,当项目本身比较优质,投行在进行询价时,可能会与机构投资者沟通,压低发行价格。由于另类子公司跟投价格由市场询价决定的,因此子公司可以通过低发行价获得配售,拿到更高的跟投比例,同时锁定两年后可能收益更多。另一种情况则是,当项目基本面一般,券商有比较大的跟投赔本风险,那么投行抬高发行价或是承销费率,获得更多的承销费用,多出的承销费部分相当于抵消跟投赔本风险。“如果承揽的项目质量一般,投行有可能会这么操作。”该名广州投行人士谈道。此外,对于一些明星项目,即未来有机会受市场热捧,投行也可能会倾向抬高发行价,利于发行人。而投行以及另类子公司尽管同属券商,也有利益冲突。“子公司也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起码有安全垫的作用。另外利益分配机制是个问题,跟投后的亏损或是收益投行与子公司如何承担,各家情况不同。”前述广州券商投行人士谈道。这对投行部门而言,如何平衡多方利益,是一项技术活。压低发行价,意味着损害发行人利益,降低了募集资金规模,但有利于机构投资者以及参与跟投的另类子公司;抬高发行价,则对机构投资者不利。在这当中,如果遇上优质发行人或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其强势话语权也会对利益格局造成影响。事实上,上述博弈在成熟资本市场很常见。但A股因为常年被监管层行政干涉,造成新股稀缺;同时23倍市盈率作为定价限制条件,导致现阶段询价无需博弈,新股一上市就被爆炒,承销从业人员发挥作用较小。一家上市券商保代24日谈道,按境外资本市场经验来看,普遍选择压低发行价。“通过压低发行价,可以让新股东尝点甜头,为以后融资塑造良好形象,不得罪投行承销招揽的机构投资者。境外市场有很多发行价过高影响发行人未来资本运作的案例,所以发行人都比较理性,会愿意让利。”在他看来,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的发行价不会太低,因为有稀缺性。“第一批上市后,市场会爆炒,所以发行价即使高一点也没关系,大家都能挣钱。关键要看以后,随着机制稳定运作,各方也成熟了,发行价也会趋于理性。这时就要考验投行如何平衡各方诉求。”小券商入局难投行除了与子公司、发行人进行斡旋外;同时还要在整个科创板市场中尽量占据更多的份额。这对中小投行而言,并不是易事。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的四档跟投比例进行最大跟投额测算,截至23日,上交所共受理90家科创板IPO企业,涉及31家保荐机构,跟投金额预计合计为34.32亿。其中中金公司与中信建投最多,中金公司7个保荐项目合计需跟投资金4.84亿元。其中,公司保荐的中国通号为巨无霸项目,计划募资105亿。中信建投13个保荐项目合计跟投4.57亿,另外与华泰联合共同保荐虹软科技,因此跟投资金额有望超过中金公司。部分中小券商也进入前十。长江证券承销保荐公司2个项目合计跟投资金1.31亿元;民生证券3个项目合计跟投资金0.95亿。而更多的小型券商面临两大类问题:资本金不够,或还未设立另类子公司。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依照协会公开数据统计,截至目前,共有59家券商的另类子公司已经过协会验收。全行业有99家券商,这意味着还有40家券商还未设立另类子公司或还未经过证券业协会验收。北京一家大型券商投行人士23日表示,“有些券商还没设立另类投资子公司,这类券商如何开展跟投;用什么主体进行跟投,目前监管层还没明确。”但即使已有另类子公司,小券商如何快速切入市场,也面临难题。前述上市券商保代谈道,“强制跟投对中小投行来说,立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因为资本金不够雄厚以及风险承受能力不高。比如承揽一个募资规模在20亿以上的项目,跟投比例2%-3%,需要大几千万甚至上亿资金,对很多中小券商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前述深圳券商投行人士谈道,“迅速扩充资本金是首位,中小投行要在战略上重视这个事情;其次小券商承揽项目通常规模比较小,比如10亿以下,甚至5亿以下,但项目小有可能资质弱,跟投风险也会比较大。”...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在金融圈的战场上,一套得体的着装,是金融人的盔甲。 相较于外资投行每日的西装革履、“高贵冷艳”,本土金融圈的着装风格似乎更“接地气”。虽不见短裤、拖鞋上阵,但穿着的“潜规则”也并不多。 1 优衣库、Zara“随便穿穿” “虽说是做投行,可在西北一待就是半年,住的是88块(一晚)的宾馆,每天看企业杀牛宰羊,而我竟然还以为自己是华尔街之狼……” 一位头部券商投行人士曾这样公开调侃自己。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工作性质,对着装还有要求吗? 当记者将关于着装的问题抛给多位券商、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时,得到的回应大多是:“并不会刻意在乎穿着,重要场合穿公司统一定制的西服套装即可。” 某城商行客户经理明美(化名)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银行业基本被要求穿行内统一的制服套装,即使是高管层也不例外,甚至高管们还需起表率作用。” 展开剩余80% 在明美眼中“能好些”的券商人士着装又是怎样的呢? “只要保持干净整洁即可,并不会刻意追求某个品牌。”一位券商从业人员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男士多是西裤配浅色衬衫,女士裙装及膝、颜色朴素些即可,普遍单件不会超过2000元,甚至有些高管及首席们还会选择优衣库、Zara等平价品牌。▲下楼取快递的上海陆家嘴白领 不过,该券商从业人员称,对于服饰及品牌的追求虽是因人而异,但穿短裤、凉拖还是不被允许的,毕竟在金融机构仍需商务正式些。 某国资券商投行人士楚晓(化名)则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平时工作忙,没太多精力应付穿着。并且,外出尽调的目的地大部分在一些较偏远的地区。一旦出差时间长,换洗衣服又不够,只能在当地店铺采购应急,那风格可想而知。” 楚晓告诉记者,目前国内较大型的、跨国的项目基本上由外资投行包办,国内投行们更多接触的是一些集中在二三线甚至较偏远地区的潜力企业。在繁忙的工作及相对艰苦的环境下,就无心也无必要过多重视穿着了。 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表现”的时刻。 “比如在路演及重要高端的商务会议上,还是会身着一些不错的品牌服装、配饰,女生会选择菲拉格慕、Sandro、CK等轻奢品牌,男生也会佩戴万国、欧米伽手表等。”楚晓称。 2 “穿PRADA的金融人”去哪儿了? 那么,在国内的金融圈就没有穿着体面、装扮精致的“男神”吗?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金融人士将“赞美”投向了私募及财富管理机构,“私募圈人士在外在形象上更贴近电视剧里的金融精英”。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据记者对多位私募从业人员的观察,他们在穿着上确实更为精致、高端,像PRADA、LV、CHANEL等一线品牌已成为日常“标配”,而男士在车辆的选择上也多以保时捷、奔驰、奥迪等车型作为首选。 “目前,平均每年我在服饰及奢侈品上的开销至少8万元以上,一般高管们在这部分的花费会更多,穿阿玛尼、爱马仕等品牌西装也较为平常。”一位私募行业中层管理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称。 那么,为何私募及财富管理业人士更愿意花费重金“捯饬”自己呢?是因为这些行业薪酬更高、“土豪”更多吗? “虽然薪酬会较传统金融机构略高,但也背负较大的业绩压力,完不成业绩考核会降薪。而如此穿着主要是希望能够给客户们营造更好、更专业的体验感。如果穿着随意,客户也难以相信公司的实力及盈利能力。”某私募公司总经理萧然(化名)笑言,穿着商务正装,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升个人信心及谈判的成功率。 对于国内金融从业人员的穿着差异,独立财经评论员布娜新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服装要叠加职业特性和个人喜好的考量。 布娜新指出,相较外资投行对服装上的重视,国内金融机构明显更具本土色彩,在服装上也并不会过多在意。“服装与业务虽然无必然联系,但针对国内外投行人士对服装不同的细节差异来看,可能国内传统券商行业具有较强的牌照优势,而外资投行具有较强的市场理念”。 布娜新进一步分析,例如银行及券商等传统金融机构,因具备牌照优势在业务拓展上相对更容易,且由于工作的繁忙性,在着装打扮上可能动力略微不足。但类似私募、外资投行等,因需要更多与客户接触,且相对市场化程度更高,因此在外在装束上会更为注重。 萧然对记者称,总体来说,金融机构根据接触客户程度的不同分为前中后三个领域。与客户接触更为密切的前台如投行、机构销售、资管及基金投资等部门从业人员,相对更为注重穿着。而中后台部门如风险控制、产品设计、合规、人力、财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主要是为前台提供支持,并不需要过多的“抛头露面”,相对穿着较为低调、普通。...
导读“职业教育就是教育行业的余额宝,高校不能完全无缝对接产业,培训机构的市场化程度高,因此培养出来的人员更受市场欢迎。”江勇表示。江勇,一介小镇青年,2008年底用3万块钱在广西柳州入股恒企教育时,也没有想到,职业教育领域会给他展现这么大的商机。11年后,江勇倚仗着“小镇青年”这个群体,3万元入股恒企教育,将一个小小的培训学校从1家到5家,再到100家,现在已经接近400家,遍布全国170个地市。2017年又借壳上市,如今市值逼近40亿,江勇的身价也今非昔比。如何抓准6亿群落的商机江勇现在的头衔是开元股份总经理兼副董事长,恒企教育董事长。在江勇看来,随着我国劳动力结构逐步老化,后备力量供给不足,再加上产业转型升级迫切需求的大背景,发展职业教育势在必行,未来5到10年都是职业教育的风口。和江勇不谋而合,中泰证券梁中华曾在3月底表示,高校大幅扩张的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数却在下滑,教育结构的分化或能部分解释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然而,要实现产业升级,技能型劳动者不可或缺,职业教育将成为未来人才支撑点。估计到2020年,职业教育的市场份额将达到万亿,技师以上需求预计翻番。产业转型,人才先行。“2008年11月,在广西柳州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一个名叫恒企教育的财务培训机构股权要转让,这家机构虽然不大,但是在当地小有名气。我此前在一家大型连锁店当财务总监,当时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觉得这个行业有点意思,而且价格也合适,于是就入股了这家机构。一开始肯定没有想那么多想法,只是走一步算一步。”本月中询江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自己曾经的心路历程。江勇很快发现,这个市场需求之大远超他的想象。这从恒企的快速扩张也可见一斑。2011年恒企教育的分校从5个变成了22个,2012年则暴增至102家,校区遍布全国80来个地区,成为野蛮增长的一年。而让职业培训快速发展的后备力量就是数量庞大的小镇青年。一位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相对一二线城市人口重视学历教育来说,三四线五六线城市的小镇青年在进城务工时,则需要更为实用的职业技能培训。国盛证券表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对应,是指对受教育者实施可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必须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若以《职业教育法》的适用范围定义,职业教育包括学历类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非学历类职业培训(技能培训、从业资格培训、招录考试培训等),其中学历类职业教育归属教育部管辖,非学历职业培训归属人社部管辖。普通教育以研究型专业知识为目的,且存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固定升学路径和目标,与此相对应的职业教育更侧重实用型技能培养,主要服务于各行各业的人才发展要求,因此在课程制定上更贴近产业实操。据沃才教育推算,职业教育覆盖的人口近6亿,是教育行业用户规模最大的领域。“硬要挤入白领有点难”何江(化名)来自湖南娄底,其是职业教育的受益者之一。二本毕业之后,其就业之路一直不顺畅,再加上两度考研失败,生活一度跌入谷底。他告诉记者在学校学的知识似乎不够实用,没有办法即可应付现实的工作。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花了近2万块,历时3个月进行了职业培训。“当时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不知道要学啥,只是感觉会计专业和我本科学的管理专业比较沾边。学的过程也比较痛苦,课程强度比较大,毕业时成功应聘到了一家家装公司,目前在供应链成本岗做工程会计负责人。”何江的情况并不特殊,广东云浮青年罗敏(化名)也表示自己是旅游管理专科毕业,但是毕业之后就一直没有理想的工作。“我不是脑子聪明的人,感觉硬要挤入白领这个行业有点难,一直对做饭很有兴趣,就去学习了西点烘焙。”罗敏现在在当地开了一间蛋糕店,“比坐办公室要好,之前我做文员一个月到手的钱也就4000块,现在翻了一倍不止。”何江和罗敏均认为,自己是学历教育的失败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或者适合成为所谓大学生,不可否认的一点则是,普通学校毕业的小镇青年就业压力要比拥有一技之长的职校生、技校生更大。2月13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建设多元的办学格局,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同时支持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方案》提出,经过5-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大幅度提升新世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并提出到2022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江勇认为目前职业教育办学的难点在于人才问题和资金问题。“一是要有好的培训教材,优质的培训教材就需要优秀的教师进行研发编制;其次要有好的授课老师,能够将知识快速准确传达给学生;第三则是要有资金,此前都是通过加盟的方式进行扩张,随后有风投机构开始关注,我们通过稀释股权的方式进行融资。由于培训教育属于轻资产行业,没有资产能够抵押,因此从银行贷款的难度一直较大。”引入风投的好处不仅在于带来了资金,更为重要的是对公司的结构治理和财务规范有更多的要求。2017年,恒企教育终于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借壳开元股份(300338)上市。“职业教育就是教育行业的余额宝,高校不能完全无缝对接产业,培训机构的市场化程度高,因此培养出来的人员更受市场欢迎。”江勇表示。据了解,培训机构的毛利润在70%到75%,不过净利润则大幅下降至10%到15%。但职业培训机构办学也有不少困难。“首先是学生素质良莠不齐,比如一个班有高中毕业生,也有本科毕业生,不同学生群体的接受程度不一样;其次由于没有学历,不少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半途而废的情况时有发生;第三则是教育机构也是鱼龙混杂。”华南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外,当代社会的分工细化,单品类职业培训的规模小却繁多。譬如健康管理师、小龙虾烹饪师等,它们的整体用户规模可观,但分散到全国各个县市,就显得过分稀缺了。尽管近两年,小众职业报名需求得到了指数级提升,优质、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团队仍因为“入不敷出”,中国职业教育仍然“旱涝并存”的局面。...
4月24日,有消息称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下午被杭州警方带走。24日晚间9点,史玉柱通过其微博@史玉柱大闲人发微博称今天参加了巨人网络的总结会,疑似从侧面否认了传闻。而后,巨人网络官方微博@巨人网络发表声明称,该传闻为恶意、不实谣言,下午史玉柱在巨人网络上海总部开会,公司已联系警方,将严肃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在史玉柱这则更新的微博留言中,出现了许多团贷网受害投资人的留言。从3月28日团贷网实控人唐军投案,平台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立案以来,史玉柱的微博下就开始出现团贷网出借人的留言维权。团贷网运营近7年待收145亿,波及22万出借人。2012年,团贷网实控人唐军以213万巨款拍下“史玉柱的三小时”,获得与史玉柱对谈的机会,这次见面被唐军作为团贷网发展的分水岭。成了史玉柱小弟的唐军大刀阔斧地扩张,团贷网团队从12年的20人极速扩张至15年的600人。而团贷网早期A轮及B轮融资或都有史玉柱的参与,背书意义极强。除了团贷网,史玉柱还曾踩雷绿能宝,目前仍持股车贷平台投哪网。2017年史玉柱卷入绿能宝暴雷事件。17年4月,纳斯达克上市的互金平台绿能宝出现兑付危机,7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公开资料显示,绿能宝曾称30年完成兑付,涉及逾期金额近6亿。江苏绿能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创始人彭小峰是史玉柱长江商学院同班同学。绿能宝曾公开宣传巨人网络史玉柱在投资人之列,为其背书。根据史玉柱自述,其非公司股东,并承认认购彭小峰SPI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后转换成普通债券,未透露具体波及的金额。同年9月,前脚踩雷绿能宝的史玉柱控股的巨人网络宣布8.19亿控股深圳互金平台投哪网运营主体深圳旺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 “旺金金融”)。2018年末,在上市公司纷纷剥离互金业务时,巨人网络发布公告将二级全资子公司上海巨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巨加网络”)51%的股权,转让给北京信远筑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信远”)子公司上海兰翔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该举动被解读为巨人网络剥离互金业务,工商信息显示,巨人网络全资子公司仍持有旺金金融第一大股东巨加网络49%的股份,史玉柱并未全身退出。与此同时,接盘方属信远控股旗下子公司,信远控股林荣强与史玉柱交往甚密,公开信息显示,两者都是“泰山会”成员,被质疑股权有代持嫌疑。此外,史玉柱还染指虚拟货币领域。2017年12月。虚拟货币交易所OKEx所属OK集团发布公告称获数千万美元投资,投资方包括史玉柱创立的巨人网络集团、王亚伟创立的千合资本、艺龙旅行网创始人唐越、美图董事长蔡文胜创立的隆领资本,早期投资方策源创投进行了跟投。...
近日,安徽合肥警方捣毁了一个利用“零首付”购车贷款为幌子的诈骗团伙,并连带侦破全国同类案件20余起。去年9月,武汉的小周看到网上有人发帖称,可以提供“零首付”买二手车的服务,并且在购买车辆之后,还可以用车辆进行抵押贷款。小周一盘算,不仅先期不用出钱就能买到一辆车,还能获得一笔贷款进行资金周转,小周心动不已。小周:我想如果能够办下来贷款最好,办不下来也没有关系,正好我车已经准备换了。在和发帖人联系之后,小周来到合肥,在对方的带领下,小周去一家二手车行选中了一辆28万元的二手车。对方称,可以帮他垫付该车的10万元首付款,而小周只要慢慢偿还剩下的18万元贷款,车就可以属于他了。当然,需要帮助小周垫付首付款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除了交纳一些手续费之外,小周还要签订一个车辆质押的借款合同和债权转让协议。小周购买的这辆车要先质押给对方,如果一定期限内小周还上对方垫付的10万元首付款,车辆再归还给小周,如果还不上,车辆就归对方支配;同时约定:对方会用这辆车作抵押,去帮助小周申请一笔商业贷款,贷出的款项,一部分可以用来还他们垫付的10万元购车首付款,剩下的钱小周可以自己支配。小周:合同的效力是指在违约,也就是我没有在规定时间还他的首付才会生效,所以这个时候,找不出什么毛病。在小周看来,只要自己按时还上了对方垫付的10万元首付款,车子就能回到自己的手中。如果对方真的还能再帮助申请一笔贷款,就更好了。小周:过了几天之后,我想能不能贷款的事先放一边,我先把车拿回来吧,所以我就联系他们,我要把首付款还给他们。可是,让小周没想到的是,对方竟一直拖延时间,不与小周见面,电话也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很快,合同上约定的归还首付款时间就到了,因为和对方联系不上,当然,小周就没能把钱给到对方。这时,对方突然联系了小周,并告知说小周违约了,他们有权对小周的车予以处置。小周:自己的车也没有,还要背上这个一二十万的金融贷款。明明可以按时还清首付,却莫名其妙的背上了违约的名头,还要把首付款之外的18万元贷款还上,感觉不对劲的小周赶紧报了警。接到报警后,合肥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发现小周可能是掉入了一个“零首付”购车贷款陷阱里。通过侦查,警方发现,在小周购车之后的第二天,这辆宝马车就被辗转卖到了广东,也就是说,为他办理“零首付”购车的这伙人,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再把车子归还到小周手上。而这伙人之前与小周签订的所谓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其实就是他们将车辆转手卖掉的关键。这伙人千方百计的拖延购车人还首付款的时间,刻意造成购车人违约。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责任区刑警一队民警 熊伟:迅速将车辆卖掉,以抵押车这种方式卖掉,卖掉之后从中获取暴利。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责任区刑警一队民警 许洋洋:他的本质压根就没有想给你办贷款,他的首付款也不需要你归还,因为他在把这个车子卖掉的过程中,获利的部分已经超过了这个首付款。在摸清了这伙人的诈骗事实之后,警方将曹氏兄弟二人、张某以及谢某、杨某共5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从安徽和广东抓获归案。警方初步调查,通过“零首付”购车贷款的手法,这个团伙在全国23个省作案20多起,已经确认的受害人有26名,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目前,该团伙的5名犯罪嫌疑人都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