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6年,机器人 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一战成名。普通民众开始发现,以前只出现在电影中的人工智能AI,原来已经触手可及。此后,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处于投资风口。至2018年,该行业已在世界范围获得93亿美元风投。AI甫一出现,就致力于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但这种生活方式较之从前,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近日,科技巨擘亚马逊就爆出丑闻,其旗下智能音箱Echo的智能助手Alexa正成为监听用户私生活的工具。Echo是亚马逊在2014年推出的智能音箱,做为该领域的开山鼻祖,智能语言交互技术被首次植入传统音箱中。该设备始会终处于打开状态,随时准备接受各种指令,然后由虚拟助手Alexa发出信息。这次涉事的语音系统Alexa,不只运用于Echo型号,还运用于Eho Dot、 Echo Spot等其它亚马逊智能音箱。据国外统计机构Strategy Analytics发布的2018年智能音箱市场统计数据,亚马逊为该市场霸主,共占据30%左右的市场,其中Echo Dot卖出220万台,Echo共卖出140万台。而这几款智能音箱的运用场景多为私人住宅。粗略算来,端坐在家中就莫名陷入了“窃听风云”危机的亚马逊用户,大概有近千万人。2据彭博社报道,窃听用户与Alexa对话的团队由亚马逊员工和一部分外包员工组成,他们来自波士顿、哥斯达黎加、印尼,总人数达到千人。窃听流程包括录音、转录以及注释。每人每天的工作量并不小,不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9小时,而且每人每班需要分析的录音片段,高达1000条。对此,亚马逊解释,“我们只标注了一个非常小的Alexa语音记录样本,目的是改善客户体验,人工培训智能语音助手……而且工作人员无权访问到被监听人员的身份。”总之,亚马逊内部的这种行为,受到“多因素认证以限制访问、服务加密以及控制环境审核”的保护。尽管如此,对个体客户而言,他们的许多私人声音片段,还是暴露在了陌生人——亚马逊员工的监听之下,比如,一位女士洗澡时走调的歌声,以及一个孩子尖叫着寻求帮助的声音。而对于后者,亚马逊表示,他们有标准的处理流程。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公司告知监听员工:干预此类事件不是亚马逊的工作。亚马逊轻描淡写的解释并不能表征所有事实——这并非亚马逊智能音箱首次泄露个人隐私,早在去年12月,德国媒体就曝光了当地一起类似事件。去年8月, 今年8月德国一名亚马逊智能音箱用户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要求亚马逊提供自己的个人活动语音数据时,意外接收到亚马逊给他发来的 1700份陌生人的录音。凭借这些录音,基本可以“拼凑”出一个人的生活细节和个人习惯。比如,一个人待在家里的事件要比待在外面更长、家里机顶盒打开的频次、生活中总是出现同一位女性……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德国媒体试着用录音中的海量信息碎片还原用户画像,最后居然能够确定其中两位用户的身份!虽然事后,亚马逊强调这只是个别工作人员失误的孤例,但这一事故表示我们由来已久的一个担忧正在变为事实:人工智能时代,所有人都在“裸奔”。更让人吃惊的是,英国安全研究院的Mark Barnes还曾向公众科普,利用亚马逊本身的产品漏洞,只要在2017年之前出售的Echo音响上安装恶意软件,黑客就可以把智能音响变成远程窃听器。对此,这位安全专家给大家的建议是:最好不要买二手Echo音响。3亚马逊在Echo智能音箱和Alexa智能助手的营销和隐私政策材料中,都没有明确表示过有人会听到用户和Alexa的谈话录音,只是在常见问题解答列表中语焉不详地提到一句“我们使用您对Alexa的命令来训练我们的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系统”。除了亚马逊,谷歌、三星微软、苹果、京东、小米、阿里、京东等国内外巨头都有智能音箱产品线。客观来说,只要在互联网环境里,这些产品就都有泄露客户隐私的可能性。设定闹钟、点播音乐、询问天气、查找路线,这是智能音箱最常用的几个功能。而仅凭着几个功能,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作息时间、音乐喜好、活动半径等极其个人的信息。并且,不只是智能音箱,在当今社会,智能手机、电脑、各种APP、朋友圈都有可能泄露你的蛛丝马迹,而有的“有心人”很可能在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借此偷窥你的生活。发展人工智能的初衷,应该是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但科技的发展就仿佛双刃剑,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有趣的同时,危险也增加了。在这个时代,需要谨记:再图方便,也要保证安全第一。人类应当避免这样的悲剧:本想当科技的信徒,却不小心成为了其囚徒。...
摘要:这场关于996工作制的反抗早就箭在弦上。“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这是我们修来的福报。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你去想一下没有工作的人,想一下公司明天可能要关门的人。”关于996的讨论终于在马老师表达这一观点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罕见的出现了众多反驳马老师的声音。即使马老师再次声明不支持996也无法消弭。多年以来,马老师的言论一直被很多人奉为圭臬,但这次的失灵,足以说明大众对996的痛恨之深。事实上,996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骂上热搜。2016年9月初,58集团被曝出将全员实行“996工作制”,随后姚劲波的微博评论,被数千条来自疑似58员工的质问和指责占领。晚间,他在花椒的直播中又被同样的质问刷屏,以致禁言了大量网友。被轰炸整整两天后,58集团回应不会强制要求全员996。这场喧嚣看似以员工的反抗换回了劳动者正义的胜利,不过,当时没被牵扯的互联网公司,却终究还是在GitHub的“996公司名单”中浮出水面。3月27日,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GitHub上传开,发起人呼吁程序员们进行揭露,将超长工作制度的公司写在“996公司名单”中,过去一周内,华为、阿里、蚂蚁金服、京东、大疆、字节跳动……一个个互联网头部公司先后上榜,58同城也赫然在列。以前,姚劲波推行2万多员工的996工作制,据员工爆料,“公司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变相裁员,逼员工辞职”。巧的是,996.ICU的爆发,背后是整个互联网的裁员潮。裁员潮如一面“照妖镜”,正在让繁荣泡沫掩盖下的真相“现形”,而996可能只是开始。996工作制的“形象”变迁2014年左右,996工作制以及相关讨论流行开来,很长一段时间,舆论对此的评价都偏向正面,就连996的工作者们也大多热情洋溢、主动拥抱,并将此推崇为新时代的互联网精神。当时虎嗅上有一篇文章,将996的互联网行业与“965”的传统IT行业对比,鼓励传统IT人抛弃旧有观点,拥抱互联网。那段时间也是互联网崇拜和引入硅谷文化的一个高潮,硅谷的创业者们用近乎于病态的工作热情造就了硅谷的商业奇迹,他们的创业精神和理念便成了我们学习的对象。不过伴随着创业公司进入稳定期,当疯狂式加班被硅谷抛之脑后,可叹的是,开放式办公以及扁平化管理的经验学得有名无实,唯有这加班文化在国内互联网公司生根发芽,成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其实加班本是劳动、无关文化,但996却作为一种企业文化融入互联网创业,被一些创业者当做自鸣得意的标签,甚至是管理者“道德绑架”的理由。当然,过犹不及,996工作制的变味让舆论的风向有了转变。为了加班而加班,为了彰显狼性而变相加班,结果无论有事没事,都开始提倡强制996。程序员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做一种无效的浪费。时至今日,已经无人再将996与奋斗、成功联系在一起,996.ICU暴露出他们对互联网寒冬的畏惧和反抗,以前的无怨无悔置于现在变成了不堪忍受。对996工作制,从认同到推崇,所折射的是互联网浪潮翻涌下的造富神话,而从推崇到斗争,是盛宴结束、寒冬袭来的幻想破灭。股票期权纷纷成为口头支票,财务自由成为梦幻泡影,绝大多数创业公司被打回原形。由此,员工对996工作制的不满迅速被点燃,成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裁员潮的宣泄口。反观公司这一方,明目张胆或是理直气壮地把996从潜规则搬上台面,说明裁员的压力让他们把重点直接放在剩余劳动力的压榨上,这本身就可见资本的赤裸裸,更何况,像有赞CEO白鸦那般“率直”,员工情感上也难接受。由此,这场关于996工作制的反抗早就箭在弦上。互联网的反思,皆以人为牺牲?就在996.ICU成功激起程序员集体反抗的同时,另一件事也在质疑声中被推上风口浪尖,那就是京东取消快递员底薪以及其背后的裁员危机。4月8日,媒体报道,京东将取消旗下快递员的底薪,增加快递员收件任务,揽件数量将计入绩效考核,直接影响工资收入,还将快递员的公积金系数从12%下调至7%。京东改的是薪酬,而996涉及的是工作时间,我们看到,互联网公司经历裁员潮,正把改革的方向从放弃掉的人转为留下的人。简言之,就是如何最大获得剩余价值,用较低的成本交换较高强度的工作。这是互联网公司在寒冬下的求生之法。就比如快递行业,京东员工总人数约18万人,其中70%的员工来自于物流和仓储一线,而顺丰因为新员工增加及老员工福利增加,其2018年人工成本增长17.9%。想要节流,最快的方式就是裁员与降薪。不过,求生的另一面也是反思,对于疯狂扩张的反思。据BOSS直聘发布《2017互联网人才趋势白皮书》显示,2017年互联网行业人才需求同比增长58.3%,增速较2016年大幅加快。尤其是早期创业公司的人才需求量最大,天使轮、A轮、B轮企业人才需求占比超过60%。但一位互联网公司HR部门人士反思过去几年大规模招人和裁员,认为管理层有时是缺乏足够前瞻性思考的。比如2016年业绩状况比较好时,就想大规模招人,可实际上未来业务要做成什么样,他们也不清楚,等到寒冬一来,有些业务线及部门甚至直接砍掉。互联网公司所做的不仅仅是一裁了之,而开始关注精细化管理。2018年之前,互联网圈的HR看不起传统地产、制造行业背景HR,而到了2018年,一些有传统地产、制造行业背景的HR反而更受互联网公司欢迎。在察觉管理制度跟不上扩张步伐之后,创业公司开始向他们曾经不屑的传统行业学习。反996,亦是反思互联网竞争的不知节制。2014年以后,连续不断的互联网风口酝酿出一个创业法则,就是唯快不破,在资本的刺激和助推下,比推广、比占领市场、比转型,通过拼命扩张和试错争夺头部位置,而这都依赖于程序员甚至更多部门员工的加班情况。但现在很长一段时间,资本沉寂、风口消亡,整个互联网看似对疯狂扩张心有余悸,这致使行业内的竞争节奏逐渐慢了下来。所以,按常理来讲,996所代表的加班文化理应得到抑制,可现实并没有,这才引起了程序员们的爆发。注定无果的反抗,只能成为程序员的心理慰藉?有人调侃:“中国程序员最大的困境就在于,昨天在 Github 上给反996项目加了星,今天就要加班给360浏览器、QQ浏览器、UC浏览器……更新屏蔽反996项目的网址”。实力使然,反996等同于反对默认这一规则的所有互联网公司,在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利益面前,程序员简直不能再弱势。时至今日,我们看到没有一家榜上有名的公司公开回应,这是因为他们深知反抗无用,既不会形成真正有效的反制手段,也难以掀起更大的风浪。程序员们也明白这个道理。一方面,他们清楚地了解,经济环境和竞争深化的压力都将继续转嫁到公司本身,管理层目前所想的是尽可能开源节流,多加点班就多增点收。而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已经无法再退出过度竞争,反思的过程和效果总是缓慢冗长,尤其是在寒冬中,谁也不敢掉头或停步。换句话说,996恒在,只要互联网公司无心改变,外界的舆论制约终究束手无策。所以,有些程序员甚至认为这是一场闹剧。但其实不是,反996的公开化,让程序员或是更多的职场工作者找到对互联网经济动荡情绪宣泄的一种正式形式。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接连不断的裁员在管理层撕破脸皮的态度下,已经遭受员工大量的变相抵制。有赞年会上白鸦说出去的话,迅速被员工公布到网络,逻辑思维CTO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将内部信外传,而次日“年终奖是大锅饭”的言论比罗振宇的跨年金句传播得更快。这说明裁员潮所积攒的不安和危机感,亟待一个更大的出口释放。反996充当了这一出口,而未来几年也有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爆炸点”。对公司来讲,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危机。以前,股票期权的“胡萝卜”和奋斗十年财务自由的梦想,让员工凝聚成一条心,而现在寒冬当前、空口无凭,公司又能拿出什么换回他们的心甘情愿呢?996的枷锁还要带很久,圈外人高呼“程序员的命也是命”,圈内人却选择视而不见。...
划重点:1、腾讯《棱镜》梳理发现,这几年来几乎每间隔一段时间,就有培训机构上演“跑路”或者“破产”的闹剧,包括芝麻街英语、星空琴行,以及环球美联在内,无论体量大小,一旦经营不善,大多数都涉及用户预付学费无法退回的情况。2、很多“暗埋”的条款是大多数家长“出事”之前所忽略或者并不重视的。而出事之后,尽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实际执行中却困难重重。3、2018年中国K12教育行业市场规模约突破5000亿元。但在头部企业越发受到投资机构重视的同时,排名靠后的企业融资越来越难。4、经济一旦下行,则更加考验教育培训机构的内功。一位教育产业投资人告诉腾讯《棱镜》,很多机构沉浸在迅猛发展的快感中,“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教学质量和服务都没跟上”,以致于可用资金减少时“手忙脚乱”。在3月15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这天,家在上海的王婷(化名)收到了孩子的英文外教发来的微信,告诉她因为莎翁教育公司进入破产清算流程,已经付费但尚未完结的课程将无法继续,而外教自己也被拖欠了两个月的工资。总部设在上海的莎翁教育是一家向幼儿园和小学儿童提供外教上门课程的机构,事发前,除上海外,这家公司还在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多地开展业务。目前,莎翁在这些地方的运营均已停止。去年1月,王婷与其他三位家长,共花费约3万元,购买了40节英语外教的上门课。同时,他们还被告知,如果愿意接受更多人“拼班”,还能获得更大折扣。当年暑假之后,莎翁涨价了:40节课的四人班上涨到大约4.3万元;为维持此前的折扣,王婷在去年8月暑假结束前又续了40节课。万万没想到的是,新买的40节课还没上完,莎翁教育就关门了。事实上,莎翁教育只是中国预付消费市场乱象中的一个案例。消费者预付费用,但商家在收到款项后匆忙结束运营,无论是经营不善,还是“携款跑路”,消费者的钱都很难追回。在消费者向各地消协发起的投诉中,涉及预付消费的还包括健身、餐饮、洗涤洗染及装饰装修等多个行业。预付消费一直是消费维权的热点。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一份报告中说,预付消费“横跨众多行业,监管难、维权难,群体性消费投诉多发”。只是,这样的案例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K12教育领域。“破产清算”还是“圈钱诈骗”莎翁教育能够快速获客的优势或者说特色是,“基于地理位置和熟人关系”,提供4-8人的拼班课程,管理团队希望以此降低获客成本。此前融资时,创始人史元明说,莎翁教育的上门外教服务“省去了复制门店的成本,扩张速度更快”。王婷也表示,莎翁主打的外教上门模式,非常击中家长痛点,一个是上海这座城市对于外教的偏好,希望孩子在语言使用和口音上更加纯正。同时,上门授课免去了“接送”、“陪读”的痛苦,孩子学习的同时,家长也可以自行安排。2018年初,莎翁教育宣布完成“千万级人民币Pre-A轮融资”。该公司当时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说,融资将“用于后台技术团队的搭建以及业务城市的拓展”。但莎翁没能支撑太久。2019年3月,广州培训点的玻璃门上贴上的关张告示称,莎翁教育之所以选择关张,是因为市场竞争激烈,加之公司经营不善。这份告示还提示家长,可通过工商和法律途径维权。然而,对于莎翁教育对外宣称的破产清算,家长们并不认可。王婷说,家长们在互通信息之后普遍认为莎翁教育是在“圈钱诈骗”,理由是破产之前的二三月份,它还在以优惠条件向家长和加盟商“兜售课程”,丝毫未提及公司已经遭遇的经营困难。而在2018年初发布的融资稿中,莎翁教育说,“付费转化率为20%,续费率在45%左右,公司已实现盈利”。和大多数教育机构一样,莎翁教育也不单卖课程,而是以40节课为一个销售单位。王婷给腾讯《棱镜》算了笔账,自己第二期续费的40节课才刚刚上到第5节,按照涨价前课程的价格折算,四个家庭每家损失6825元。除去学费,一批外教也在这次“跑路”事件中不但丢失了工作,也被拖欠了薪酬。王婷孩子的外教就告诉他们,自己此前已经两个月没有拿到薪水,而莎翁承诺“三月份情况会好起来,但等来的是一纸破产”。自3月15日事发以来,愤怒的家长们在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等多地报案,但截至发稿,警方暂未通报相关进展。此前,南都记者根据各地相关媒体报道统计,受该事件影响的家庭大概有上千户。暗藏的套路与难讨的学费莎翁并不是个例。就在几个月前,在线培训公司乐知英语在运营超过十年后破产,拖欠员工薪酬,并无法退回用户学费。更早前,位于北京的自考培训机构巨人时代及新思路在2017年底携款“跑路”。腾讯《棱镜》梳理发现,这几年来几乎每间隔一段时间,就有培训机构上演“跑路”或者“破产”的闹剧,包括芝麻街英语、星空琴行,以及环球美联在内的一系列教育培训机构,无论体量大小,一旦经营不善,大多数都涉及用户预付学费无法退回的情况。一个常见的套路是,长期运营的机构在关门前“大捞一笔”。相较于那些新开的机构,长期运营者更容易获得用户信任,一旦有经营不善的迹象,它们往往利用优惠条件吸引用户更多的预付费,并在吸收大笔资金后关门了之。以王婷为例,她就是在莎翁教育关门的半年多之前,收到了莎翁教育班主任老师发来的促销信息:暑假结束前再次续班,家长们将享受到此前约3万元40节课的优惠价;如果暑假后续班,价格要涨到4.3万元。正是冲着这类所谓“早鸟价”,王婷在前一轮40节课还剩十几节的时候,又续上了第二轮的3万元。这也进一步让王婷等家长们认为莎翁教育是在故意“圈钱诈骗”。另一个常见的套路是,教育机构提前设置“不得退卡或退卡收取高额违约金”等格式条款,让家长们在面临纠纷时无法反击——消费者签署合同,意味着对合同条款的认可。此前,界面新闻就报道了华尔街英语退费的艰难:“合同条款故意让学生‘不敢’退费。”报道说,学员花4万元报名30个的课程后,如果在4个月后提出退款申请,将只能拿到约一半的退款:20800元。而莎翁教育在运营不善初现端倪后,将公司“破产”加入到更新后的合同免责条款中:与“政府行为、战争、地震”等常见的免责条款并列。这意味着,莎翁教育若破产,将没有义务向用户退还费用。这些“暗埋”的条款是大多数消费者“出事”之前所忽略或者并不重视的。而出事之后,尽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实际执行中却困难重重。通常情况下,即便不考虑经营者恶意携款跑路的问题,若商户破产,消费者也很难获得退费。商户对费用的使用状况决定了这一点:用户的预付款往往被商家作为流动资金立即投入到运营中,很少“放一边存起来”——已经或即将倒闭的共享单车公司所有的骑行押金就是最好的案例。高企的维权成本也让大多数消费者知难而退。王婷告诉腾讯《棱镜》,自己对追回学费基本是不抱希望了,因为“个体维权成本太高了,大家都有工作要做,有孩子家庭要照顾”,根本无力向法院提起诉讼。不过,相较于普通公司,针对民办教育机构的专门法规“将受教育者的利益排在受偿顺序中的第一位”,重庆美翎律所冉缤律师表示,消费者可以要求首先退还受教育者的学费、杂费及其他费用。尽管这一立法思路或可借鉴,但多数培训机构属于商业公司,在法律地位上不适用《民办教育促进法》。频繁“跑路”真相尽管教育培训机构退费维权案例接连不断,但不可否认,这一两年的跑路或破产消息越来越多,除了前文提到的事件,包括学霸1对1、上海理优教育、成长保等中小机构也接连陷入维权危机之中。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K12教育行业市场规模约突破5000亿元。面对充满活力的赛道,洪水般涌入的资本吹起了行业的“泡沫”。市场研究机构清科发布的报告说,中国教育行业投资金额在2016年达到约138.5亿元,2017年则攀升至156.9亿元。但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案例数不升反降:以2017年为例,当年有330宗投资案例,同比下降了17.3%。同时,前5%的企业融资金额占到了教育行业总融资的54.7%。这些数据反映出的现实是:马太效应凸显,单笔融资金额增大,在头部企业越发受到投资机构重视的同时,排名靠后的企业融资越来越难。直接的结果是,此前资金充沛的教育培训企业日子过得紧张起来。“兜里的钱得省着花”,那些用钱堆起来的业务开始“现出原形”,一家设在广州的教育投资机构告诉腾讯《棱镜》。例如,资金充裕时,培训企业舍得花大价钱获客,“修饰”出漂亮的运营数据;但企业囊中羞涩时,缺少优惠鼓励的用户持币观望,不再报名或续费——没有良好的运营数据,自然更无法获得投资机构的资金支持,并形成恶性循环。此外,由于排名越靠后,培训机构的获客成本越高,这更是让中部及尾部机构雪上加霜。进一步说,当培训机构在资本支持下快速发展时,“粗放管理影响不大,投资人和被投企业都在追求性感的增长数据,强调增长”。但经济一旦下行,则更加考验教育培训机构的内功。一位教育产业投资人告诉腾讯《棱镜》,很多机构沉浸在迅猛发展的快感中,“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教学质量和服务都没跟上”,以致于可用资金减少时“手忙脚乱”。更不用说,此前那些靓丽的数据中可能包含有极大的水分:在管理层默许下,基层员工“刷单”造假。鉴于教育培训机构近来不断关门跑路的大背景,为缓解预付学费难以退回的情况,国务院办公厅曾在2018年8月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要求培训机构的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同时,这一文件还要求教育监管机构加强与金融部门合作,针对培训机构,“探索建立学杂费专用账户,严控账户最低余额和大额资金流动”,以减少培训机构卷款跑路的可能性。但前述投资人向腾讯《棱镜》分析,文件中的一些要求“的确向群众表明了监管态度,但落地会比较难”。例如,收费不得超过三个月,“规避起来很简单:设置一个高额的前置会员费,把本来要收的钱摊到会员费里”。再例如,建立专用账户。“与共享单车挪用押金的性质不一样,”这位投资人说表示:学费是培训机构的收入,“即便放在专用账户里,具体要用到什么地方,(政府)也不好干涉。”...
4月12日下午,全球房地产服务商第一太平戴维斯发布2019年第一季度北京房地产市场研究报告。 上述报告显示,2019年一季度,北京商品住宅销售市场较2018年同期有明显反弹,该季度一手普通住宅市场新增供应达103.75万平方米,同比上涨100.1%,成交面积为94.22万平方米,同比上涨133.1%。可以看到,一季度北京楼市出现了回暖趋势,购房需求得到逐步释放。 刚有起色的北京楼市,转眼就被浇了盆冷水。国管公积金中心近日宣布,4月15日起,二套房贷款实行“认房又认贷”,二套房首付比例调整为最低六成且最多贷款60万元。 据中新网,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因为之前市场已经炒作收紧,这个政策落地,对市场直接影响不大,但从心理层面肯定会影响“小阳春”持续。对最近有所回暖的北京楼市将有非常大的心理影响。 二套房“认房又认贷” 每经小编了解到,国管公积金是指中央国家机关及在京单位等国管单位的在职员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还包括中央直属机关分中心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由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负责管理。国管公积金部分可以异地使用,但主要是在北京,主要是央企职工等,其他城市非常少。国管在正常年份只占公积金贷款中的12%左右。 国管与市管的区别,基本上国家企业的公积金都是国管,地方省市的公积金是市管,一般的企事业单位的也是市管。国企大多是国管。 在去年9月,北京市管公积金就开始“认房又认贷”,现在国管公积金终于跟进执行。按照这一新政,借款申请人家庭(包括借款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北京市无住房且夫妻双方名下无住房贷款记录(包括商业性住房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的,按首套住房贷款政策办理。 借款申请人家庭在本市无住房且名下仅有1笔住房贷款记录的,以及在本市仅有1套住房且名下无住房贷款记录或仅有同一套住房贷款记录的,按二套住房贷款政策办理。换句话说,曾经贷款买过房,无论是商贷还是公积金贷,现在卖小买大,从4月15日起按二套房认定。被认定为二套以上住房的,不予贷款。 调整首付款比例 新政此次也同时调整了首付款比例。首付款方面,根据规定,借款申请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购房总价的20%;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之外的首套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购房总价的30%;购买二套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购房总价的60%。借款申请人购买存量房屋的,购房总价以房屋评估值和购房合同总价两者中较低者为准。 贷款额度方面,首套住房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执行贷款基准利率;二套住房贷款最高额度为60万元,贷款利率为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1倍。 新政还指出,在保证借款申请人基本生活费用的前提下,根据借款申请人所申请贷款金额、期限及适用利率,按等额本息还款法计算的月均还款额不应超过借款申请人月收入的60%。同时,贷款期限不得超过25年,最长可计算到借款申请人法定退休年龄后5年,最高不得超过65周岁。 购买政策房将给予支持 每经小编注意到,新的政策仍然支持职工购买政策房。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方面解释,新政对购买政策性住房的职工申请贷款在贷款额度、房屋套数认定和审批时效上都优先给予了支持。 据悉,职工购买政策性住房的,确定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额度时不考虑缴存余额、缴存年限、配偶缴存情况及调节系数等因素;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贷款,按首套住房贷款政策办理;购买共有产权住房等政策性住房申请贷款,按借款申请人名下实际住房和贷款情况确定贷款适用政策。 此外,证明材料也将进一步精简。借款申请人申请贷款时,只需携带身份证明、婚姻证明、购房首付款证明等材料原件,无需提供复印件;借款申请人一方在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无需提供《住房公积金个人查询单》;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转入资金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无需提供原缴存城市公积金中心开具的《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部队转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时间不满足相关规定的,提供转业证,无需提供其原所在部队开具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中新网表示,此次政策调整体现了政策收紧的导向和管控思路,最核心的就是落实公积金贷款“认房又认贷”的政策,有助于把控公积金贷款发放节奏。 严跃进指出,此次调整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缴存职工购买政策性住房,满足首套房刚需,遏制投资投机性的炒房需求,对北京市场影响比较明显。未来刚需楼盘销售预计好一些,改善型楼盘销售将受到一定影响。 张大伟则表示,在国管公积金收紧,包括青龙湖等区域供应井喷下,北京楼市刚起来的“小阳春”,很快会被打击。预计5月北京楼市如果没有其他信贷宽松政策的影响,市场很可能比3-4月有所下行。...
太平基金、浦银安盛两家基金公司与银河证券的回购质押纠纷又有新进展。基金君了解到,太平基金与银河证券的仲裁将于近日开庭,而浦银安盛与银河证券的仲裁也将在之后开庭。这两起回购质押纠纷涉及金额非常大,太平基金与银河证券的仲裁涉及金额高达1.45亿元,浦银安盛仲裁涉及金额约4275万元,两案金额合计高达1.88亿元。两起仲裁案高度相似,都是因为私募机构北京易禾水星投资有限公司借银河证券的“通道”,与太平基金、浦银安盛基金进行了标的为“16洪业债”的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交易,而该债券到期违约。事发后,两家基金公司先后向银河证券追偿,原因在于基金公司方面未知自己的交易对手方不是银河证券而是无交易资质的私募机构。而银河证券则认为自身仅提供通道服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这两起仲裁纠纷一直备受业内关注,不仅是因为涉及金额高,而且也因为纠纷本身具有判例价值。有法律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这两起仲裁案非常值得探讨,其中关系到交易商的责权界定,而明确交易商的职能对债券市场交易有着重要意义。回购质押交易到期未偿还2017年年中,太平基金、浦银安盛基金在交易所进行了数笔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交易,其债券标的为“16洪业债”。两家基金公司作为逆回购方将资金借出,并获得相应利息收入。但在上述交易协议到期后,“16洪业债”暴雷,正回购方未履约如期还款以解除债券质押。于是,两家基金公司相继将银河证券诉至仲裁。其中,太平基金仲裁涉及金额约1.4467亿元,浦银安盛基金仲裁涉及金额约4275万元。2018年3月,中国银河对此事进行公告。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交易是指回购双方约定,由资金融入方也就是正回购方将债券质押给资金融出方也就是逆回购方融入资金,并在未来返还资金和支付回购利息,同时解除债券质押登记的交易。“债券的质押回购不会发生债券转移,本质上是结款方式,由基金公司出钱,谈一个借款利率,在交易平台上做个质押登记,然后计息、还款,一般此类债券质押回购的期限都比较短,7日、14日的期限较多。”相关人士介绍。通道业务引发亿元纠纷从两起案件已公布的法院裁定内容来看,两家基金公司提供的交易所交易数据显示正回购交易商为银河证券,但实际与这两家基金公司进行交易的是银河证券子公司——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定向资管产品“银河汇达易禾10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而该计划的实际交易操作方为易禾水星,银河金汇主要提供通道。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两笔交易均在上交所平台交易,而上交所平台对交易方有准入要求,交易方一般仅为持牌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产品,因此太平基金交易真正的资金融入方私募机构易禾水星没有进入平台交易的资质,他们只能通过银河证券提供的通道在平台中进行交易。知情人士告诉基金君,在2018年以前,在上交所的交易平台上只能看到交易对手方信息而看不到交易对手方是否为经纪商。“在交易所平台上,交易主体一栏只能写银河证券,假如要写清楚真正交易的资金融入方,则需要在补充条款或备注栏中填写。”该人士表示,“但银河证券没有告知真正交易的对手方。所以其实难以证明两家基金公司在交易时知道自己的对手方不是银河证券。”太平基金向基金君表示,他们遵循上交所的相关交易规则,信赖上交所平台展示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在该平台正回购方交易商等信息均指向银河证券的情况下,基于对银河证券履约能力的信任,开展了相关的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交易。太平基金表示,随着争议解决程序的推进,众多事实被揭示出来,银河证券会同其子公司银河金汇不仅为不适格的私募机构易禾水星提供产品通道,使其实质上获得了参与该项正回购交易的资格,同时,也直接为涉案的业务站台,在上交所平台上将银河证券表述为正回购方交易商,误导了太平基金等多家机构,使多家富有行业经验的机构中招。因此,太平基金认为,银河证券作为交易主体,应当为交易的结果负责,而银河证券进行多层通道嵌套,为易禾水星入市开展正回购交易提供“一条龙”服务,也违反了监管精神。浦银安盛方面则表示,目前仲裁委已经受理,之前公司法规部门也就此事跟银河证券沟通过,但是未果。有法律人士表示,由于此类债券质押回购业务的期限较短,以7天、14天期限为主,因而作为出资方,很难对每一笔债券抵押物进行严格调研。“基金公司没有这种能力,这也不符合效率原理。”一位绩优债券基金经理向基金君表示,进行债券质押回购时,肯定需要查看债券质地的,质押回购价格会根据抵押品的资质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价格。一般而言,交易所平台的债券质押品质地有好有差,但总体质地可能会比不上银行间标的。他认为,对于交易所平台的交易来说,交易对手方是谁很重要,基金公司一般会对交易对手进行控制,不会和谁都交易的。而另一方面,对基金投资而言,债券的质地也很重要。仲裁有益于债券市场成熟化据法律人士分析,在此次纠纷中,银河证券全程仅提供了通道服务,收取了有限的通道费,但是在债券违约发生之后,却需要承担大额的亏损,这显然不划算。“站在银河证券的立场上,他们可能会觉得委屈,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通道而已,要知道通道费是相当有限的。他们的收益和需要承担的损失是不成比例的。”该法律人士表示。法律专家程金华教授指出,该交易属于商事交易,相对而言,商事交易更强调效率优先,风险自担。因此,主要看受托交易的交易商在交易过程中是否说明交易对手的真实情况。如果受托交易的交易商全程都在提供通道业务,并且没有向交易对手披露其受托交易的真实情况,又将没有资质的主体纳入交易所平台中进行交易,那这本身就是违规的,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该类商事交易中,出借通道就相当于出借信誉。作为证券市场的‘声誉中介’,券商所承担的责任高出一般的市场中介,声誉也是券商等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立足市场的根基,应当珍惜。”“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案例,”有法律人士表示,“该案例发生于2017年,当时债券大量暴雷,债券交易风险被重新定义,明确交易商的职能对债券市场交易有重要意义。”该人士介绍,目前境外市场主要有两种交易方式,一种是交易商对交易商,一种是交易商对平台,而交易商和交易商背后的主体及双方之间的权责是另一回事。换言之,就是认为交易商就是交易主体。“在这一前提下,可以衍生出进一步的金融交易。当机构需要委托交易商进行交易时是否应支付更高额的费用,或者是否需要进行一定比例的资金担保,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这些可以帮助现代债券市场走上正确的发展方向。”...
中国小贷第一股,已经荡然无存。大股东已变更,债务缠身,退市风险高挂,连名字也没能保住。柒财经旗下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了解到,从2008年到2019年,美国中概股鲈乡小贷(NASDAQ:CCCR)宽衣解带,已然满脸憔悴,风光不再。其主营业务——小额贷款业务也已经全部剥离,希冀转型成为一家二手豪华汽车租赁公司。当前,鲈乡小贷已经更名为蝙蝠集团,而其前身为中国商业信贷有限公司(ChinaCommercialCredit,Inc.),在中国对应的实体公司正是鲈乡小贷,其全称为吴江市鲈乡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01 借壳上市是关键日前,鲈乡小贷(注释:为了区分,以下用“鲈乡小贷”代替“蝙蝠集团”,特殊情况除外)发布2018年年度财报称,其2018年产生经营租赁收入48.8万美元,2018年净收入为764.7万美元。而根据其2018年4月发布的财报显示,2017年,鲈乡小贷产生巨额亏损,净亏损为1069.97万美元。2016年,鲈乡小贷同样亏损258万美元。不过,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发现,其2017年4月发布的财报显示,鲈乡小贷2016年净亏损为198万美元。这中间相差了40万美元的数字差距,但鲈乡小贷并未对该数据差额予以解释说明(为保证客观,以下以198万美元计算)。事实上,鲈乡小贷除了2013年上市当年的利润为正外,其余年份均处于亏损状态,且亏损持续扩大。据了解,鲈乡小贷于2013年8月13日在美上市,以6.5美元每股发行137万股,融资890.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50万元)。上市之时,鲈乡小贷仅有员工22人,是2013年中国第二家成功赴美IPO的公司。此前的2018年6月,鲈乡小贷递交首次公开招股书,原计划发行270万股,拟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1800万美元,最终发行规模“缩水”近半。柒财经旗下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了解到,鲈乡小贷的上市实际上属于借壳上市。其招股书采用S1文件,而不是F1文件。早前,苏州市吴江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称,“‘鲈乡小贷’采用借壳上市而非传统意义的赴美IPO,在纳斯达克上市要求比在人民币普通股票上市相对简单,这是‘鲈乡小贷’成功的关键之一。”截至2019年4月11日收盘,已经更名为蝙蝠集团的鲈乡小贷,股价已跌至1.71美元。其中,4月11日,鲈乡小贷盘中一度涨超92%,收盘跌幅达到15.76%,总市值为945.12万美元。02 卖公司赚969万美元工商信息显示,鲈乡小贷2009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准成立。其经营范围包括发放小额贷款、提供担保等。2013年,是鲈乡小贷最为光辉的一年,年内净利润831万美元,且完成借壳上市。而后,鲈乡小贷一直在走下坡路。其中,鲈乡小贷2014年净亏损2729万美元,而在2015年,其净亏损高达6126.5万美元,创下历年最大亏损。据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统计,鲈乡小贷2014年至2017年的4年间净亏损累计为1.01亿元。鲈乡小贷也在其最新财报中表示,自2016年以来,吴江地区的小额信贷公司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最困难时期。其中,吴江地区的14家小额信贷公司中有12家破产,其余公司因经济状况不佳而陷入高违约率困境。而鲈乡小贷的业务也受到影响。2017年度,其经营亏损为548.7万美元,净亏损为1069.97万美元,而2016年净亏损为198万美元。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蝙蝠集团出售了鲈乡小贷,买方同意以现金购买价50万美元购买。据了解,鲈乡小贷将该项购买协议称为“处置”。2018年7月,该出售完成,买方(北京乐象科技有限公司的境外主体公司)将其拥有或控制的所有附属公司及VIE实体的所有资产及责任。同时,实现后者实现被并购上市。鲈乡小贷称,出售事项完成后,该公司的唯一业务为其VIE实体——北京有教科技有限公司所租赁的二手豪华轿车。事实上,其实际运营方为北京天行昆仑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品牌为蝙蝠超跑,主营豪车租赁业务。同年7月12日,鲈乡小贷的上市主体中国商业信贷有限公司变更股票交易代码,由“CCCR”改为“GLG”,其经营范围也变更为豪华车租赁业务。而后,在2019年1月,公司名称变更为“蝙蝠集团”(ChinaBatGroup,Inc.)。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发现,出售鲈乡小贷,给蝙蝠集团带来了不菲的收益。根据财报,2018年度,已终止业务的净收入(包括来自鲈乡小贷已终止业务的净收入)为27.8万美元,以及处置鲈乡小贷收益为968.99万美元。03 与麦子金服对薄公堂作为曾经的中国小贷第一股,鲈乡小贷算得上“弃子”。蝙蝠集团称,由于经济状况恶化,其直接贷款及担保业务的违约贷款金额大幅增加。2017年,其担保的相关贷款金额增加6.7%至1160万美元,而2016年为1090万美元。与此同时,吴江地区监管一直在评估鲈乡小贷的业绩。若其运营没有改善,可能会启动撤销鲈乡小贷的营业执照。目前,吴江地区14家小贷公司中已有12家破产,鲈乡小贷业绩也一直在下滑。此前,上海网贷平台麦子金服曾计划通过对鲈乡小贷的反向收购,以达到登陆纳斯达克市场的目的。不过,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公开信息显示,双方于2017年12月终止了股权互换协议。据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此前报道,鲈乡小贷2017年8月发布的预收购事项公告,在收购完成后,麦子金服将持有鲈乡小贷约88%的股份,剩余12%的股份由鲈乡小贷现有股东持有。据了解,麦子用以收购的境外主体为红高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SorghumInvestmentHoldingsLimited)。同年12月27日,鲈乡小贷发布公告称,麦子金服违反规定部分条款,包括“未尽力及完全配合交易各方完成协议”、“未及时保持与证券监管机构沟通”等。而麦子金服方面则表示,其未违反换股协议中的条款。据此,双方陷入“罗生门”,并直接开打了官司。2017年9月,麦子金服在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就股权交换协议向鲈乡小贷提起诉讼(案件号2017-0633-JTL)。最终不了了之,双方终止交换协议。不过,麦子金服最终也通过其他手段拿到了一张小额贷款牌照。2018年年底,麦子金服收购南宁市钜鑫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钜鑫小贷”)的99%股权,并更名为南宁市麦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04 判决仍在进行中2018年1月25日,鲈乡小贷针对麦子金服违反交换协议的情况向美国仲裁协会(“AAA”)提起仲裁要求,而麦子金服应于2018年2月14日前回应,但后者称其未收到通知。根据AAA的商业仲裁规则,麦子金服未作出回应被视为对公司索赔的一般否认。2018年6月14日,鲈乡小贷向AAA提交了决议提案。2018年7月30日,仲裁员Mentz签署了一份合理的裁决,接受了其解决方案,授予鲈乡小贷针对麦子金服的143.65元美元赔偿金,并以偏见完全否认了高粱对公司的反诉。这也意味着,麦子金服败诉,且需向鲈乡小贷赔偿约144万美元。不过,麦子金服正计划提交一份请愿书来撤销仲裁裁决,以撤销纽约州最高法院的仲裁裁决。据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了解,法院已安排于2019年5月1日举行听证会。此外,2018年8月2日,上海诺诺镑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ShanghaiNonobankFinancialInformationServiceCo.Ltd,麦子金服旗下网贷平台麦子金服财富的运营主体)在纽约州最高法院向鲈乡小贷提起诉讼,旨在追回约350万美元的原告资金。8月30日,鲈乡小贷提出动议驳回原告的投诉,法院安排于2019年5月1日进行口头辩论。而鲈乡小贷也劣迹斑斑。据了解,截至2018年3月31日,针对鲈乡小贷的11起案件最终被公司裁定,需偿还691万美元的本金,利息和罚款。鲈乡小贷还称,法院尚未裁定三起针对公司的案件,涉及297万美元。另据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了解,鲈乡小贷仍为全国失信被执行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网披露的信息,鲈乡小贷有10条被执行信息。其中,2条记录为失信被执行人。因“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鲈乡小贷被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05 被85后创业者截胡除了在忙着与麦子金服“打仗”,蝙蝠集团还在忙着将旗下的小额贷款业务与融资租赁业务剥离。2018年6月25日,蝙蝠集团公告称,将其小额贷款、贷款担保和融资租赁业务完全剥离,并以50万美元出售。其中,蝙蝠集团的融资租赁业务早已暂停。其在最新财报中表示,于2015年2月签订两份租赁合约总值达488万美元后,其融资租赁业务已于2015年10月暂停。同时,已暂停布局署融资租赁业务,并计划推迟租赁扩建。此前,蝙蝠集团公告称,2018年2月28日,CCCR收到纳斯达克函件,通知CCCR不符合纳斯达克上市规则规定的纳斯达克资本市场上市证券最低市场价值(MVLS)要求,而纳斯达克上市规则要求上市证券维持最低MVLS3500万美元。同年9月5日,蝙蝠集团收到纳斯达克通知函,通知公司其普通股每股最低报价在连续30个工作日内低于1美元,不再符合纳斯达克上市规则中规定的最低投标价格要求。不过,2019年2月7日,纳斯达克再次通知其已满足最低股价要求。目前,蝙蝠集团已转型主营豪车租赁业务。在资产方面,截至2018年年底,蝙蝠集团共购买七辆二手豪华轿车以经营租赁,并在2018年8月处置一辆二车手,剩余6辆车。2018年,该公司产生经营租赁收入48.8万美元。蝙蝠集团称,其提供超过16个品牌和60多种高端汽车租赁,8辆为该公司所有。其中,在提交2018年年度财报之日蝙蝠集团购买了2辆新车,剩余的汽车由各种同行公司拥有,并由他们提供给其他同行公司。蝙蝠集团还称,管理层正在与包括投资管理公司在内的多家中国金融机构就筹集资金进行谈判。以此实现增加豪华轿车库存的业务目标,并将业务扩展到上海,成都,深圳,三亚等其他城市,厦门。根据蝙蝠集团公告,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完成在上海和成都开展正式业务所需的准备工作。此前,蝙蝠集团主要为在北京、天津与河北为客户提供服务。事实上,蝙蝠集团待租赁的豪车价格多在每日3000元以上。不过,蝙蝠集团在中国境内对应的关系比较复杂。不仅与蝙蝠超跑有关,还与汽车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国轮存在关联。此外,北京有教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乐象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其中,北京乐象科技有限公司正是与鲈乡小贷2018年7月签订并购意向书的主体。意向书显示,鲈乡小贷将收购前者全部100%的股份,并交换鲈乡小贷普通股股份。若交易完成,前者将实现被并购上市,登陆纳斯达克。据了解,北京乐象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北京国轮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嘉希为蝙蝠集团CEO。综合来看,这几家公司均为高嘉希掌权。资料显示,北京乐象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乘龙为花生投CEO。资料显示,1988年出生的高嘉希为连续创业者,曾因创业一度负债30万元,在2013年创建视频产品乐播,并在2013年成为《非你莫属》最年轻BOSS团成员。2015年,乐播被收购。而后,高嘉希创建车贷贷与国轮公司。事实上,国轮公司旗下包括资产端品牌“车贷贷”和资金端品牌“花生投”,而高嘉希也是花生投的创始人。以此来看,花生投与车贷贷虽然没有装入上市公司中,但也已经站在了纳斯达克的门前。不过,花生投多次被曝出,到期无法转出到账,一再套路拖延。有投资人反映称,只能强制复投3-18个月标的。2018年11月,花生投上线债转功能,需打折转让方可提现。还有投资人投诉称,花生投“还恶意收割投资人,虚假宣传,平台也没有清退,还在宣传部门误导更多人。”...
谁的格力市场喜欢猎奇“董小姐”,董明珠是行业领袖,在聚光灯下当仁不让,令人钦佩。格力的控制权变化,既有历史的必然,又充满偶然。格力是谁,是一家市值3000余亿元的庞然大物。在投资人眼里,格力是白马蓝筹;在用户眼里,格力等于优质空调;在学者眼里,格力是产权制度研究的样本……未来格力又会是谁,似乎才是故事最重要的情节。(李新江)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连番走访中,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面对厚朴投资的疯狂示爱,格力电器(000651.SZ)选择了漠视,丝毫没有顾忌沸腾了十余天的市场。曾经高调、直率的董明珠也久不在公开场合亮相。她最近一次公开发言还是在3月26日-29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平静背后,却处处透露着谜团。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谁将入主格力?但无人回应。在靴子正式落地之前,一系列的猜想变得毫无意义。阿里、富士康、苏宁、京东、厚朴……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角色加入“猜想”。毕竟,作为A股首屈一指的大蓝筹,格力相当吸引人。市值3200亿,稳居深市前五;营收超两千亿,净利润达260亿,位列深市第一,盈利额超过了96%的创业板公司总市值;上市以来累计分红20次,现金份额总额454.02亿元,分红率高达36.87%……诚如厚朴投资所言,“格力(电器)是一家好企业”。冷对“碰瓷”身处漩涡中心的格力电器,却是最淡定的。“从没关注过(厚朴投资)这家所谓的机构”“不了解股东筹划进展”这是格力电器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给出的回应。即便是公司的高层,也对“易主”之事三缄其口。格力电器董秘望靖东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该披露的我们已经披露了,不清楚厚朴投资。”“母弱子强”早已成为格力最广为人知的注脚,管理层真的会袖手旁观吗?珠海市城区内,随处都可以看到印着格力字样的银隆新能源公交车,格力电器,是当地人最引以为豪的品牌之一。“明星企业”“纳税大户”“优质国企”、“铁娘子董明珠”,是每一个在珠海生活的人想到格力,必然联想到的词汇。不过,格力电器或将“易主”、摘掉国企的帽子,对于一些忙碌于基层岗位的当地人来说,似乎还有些遥远。“格力的大股东就是政府(部门),易主?不太可能吧?”在珠海开了五六年出租车的黄师傅说道。几乎每一个珠海人都清楚格力电器与国资委密不可分的关系。上市23年时间里,从朱江洪到董明珠,从股权分置改革到引进核心经销商,从周少强落选到推翻银隆收购案,格力管理层、政府与中小股东磕磕碰碰二十载,早已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国资力量的退出,意味着这种稳态即将被打破。4月10日的香洲区金鸡西路6号,和往常没有什么不一样,格力电器总部园外奔走的员工、进园拜访的合作商、马路对面逗孩子的老人、印着董小姐和格力冰箱的新能源车……一切元素都是和谐而稳定的。但在员工的谈资中,却多了一个话题——格力电器的股票,以及还未现身的神秘“接盘方”。“怎么可能不知道(大股东要转让股权),新闻都满天飞了,不过还没有涉及我们员工层面”;“今天又涨停了,我身边就有同事买了公司的股票,现在都赚好多了”;“看新闻是说,现在还处于公开征集阶段,方案还没出,具体谁接盘也没定”……来来往往,议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作为上市公司员工,议论自家股票并不稀奇,但对于身处舆论中心的格力来说,股市动荡几乎成为全民“狂欢”,即便是从不炒股的门卫,也被来往同事的对话所吸引。4月9日、4月10日,格力电器连续涨停。其在公告中表明,大股东格力集团拟公开征集受让方,协议转让15%的股权,公司控制权、实控人或将变动。保留的3.22%的股权,正好够格力集团提名董事候选人。龙虎榜数据显示,4月10日,深股通成为最大买入席位,当日合计买入22.87亿元,两大机构席位合计卖出26.51亿元。当日,在证券时报的报道中,厚朴投资公开“示爱”格力——“我们是有兴趣的”。然而格力电器对此无动于衷,证券部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应称:“我们从来没有关注过(厚朴投资)这家所谓的投资机构,股权转让主要采取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模式,具体是什么样的团体接盘都是股东方来筹划,我们不清楚。”冷漠的语调中,厚朴投资似是一个“碰瓷者”,“啾”地一下撞倒在格力电器改革的轰鸣车轮前。4月11日、12日,格力电器的股价随着深圳突如其来的暴雨一起降温,两日合计跌4.54%。弱势集团故事的另一个主角,也静默如斯。4月10、11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次致电格力集团总裁周乐伟,并向其发送留言,他均没有回应。11日,记者只身探访了距离珠海市国资委不到2公里远的格力集团。耸立着的格力集团大楼沉稳而大气,被精心修剪的草坪和树木环绕。大楼合计六层,格力集团占据了顶楼两层,珠海市建筑设计院、珠海市慈善总会、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格里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兴格公司分别占据了剩下四层楼。来来往往的访客不断,但探访格力集团的寥寥无几。当记者到达格力集团时,前台在与周乐伟秘书通话过程中说道“现在太敏感了是吗?”随后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这个常年夹在格力电器与珠海市国资委之间的大股东,在格力电器内部的“存在感”日渐式微。不仅持股比例从上市之初的55.35%稀释到18.22%,名义上有四个董事会提名名额,但其中有两席已经固定提供给格力电器的元老董明珠和黄辉,另外两个席位则命运多舛。早前,2012年,格力集团曾试图“挑战”管理层,提名了时任格力集团总裁、原珠海市国资委副主任的周少强,最终惨遭中小股东和管理层联手淘汰出局。三年之后,格力集团在2015年的换届大会上态度不再强硬,提名的另两位董事孟祥凯、叶志雄,前者时任中航工业、中航重机董事长,后者虽曾在2006年担任格力集团董事长,但彼时已在珠海城建集团扎根多年,时任珠海城建集团董事长。最近的一次换届更加暗潮涌动,2018年的换届大会出乎意料地延期到了2019年年初,原因是“提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在正式提名时,格力集团的举动再次让市场唏嘘,其提名的四名董事会人选中,董明珠、黄辉、望靖东均是格力电器内部兢兢业业十余年的管理层核心。另一名董事张伟,虽然名义上任格力集团常务副总裁,但1999年开始就在格力电器摸爬滚打,曾任格力电器管路分厂、物资供应部、外协外购质量管理部、企业管理部负责人。格力集团是在何时被消磨了棱角的,暂时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以董明珠为核心的管理团队,早已将格力电器的主导权牢牢握在手中,三者之间的“共生”关系也在妥协与进击当中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随着格力集团退出实控人地位,下一个“继任者”是否还能再由管理层“听之任之”,或者“硬碰硬”谋求更多的话语权?这个问题成为笼罩在格力电器之上的阴云。犹记得被上海国资拱手让出“控制权”的上海家化(600315.SH),时至今日再也无缘曾经的荣光;顾雏军与科龙、美菱“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仍占据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董明珠与众多的A股投资者,该如何面对没有格力集团的格力电器?4月10日,一名格力电器的潜在合作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我们知道公司股权可能变动,但是目前还看不到有任何信息表示会影响到合作。”全民等待作为珠海最有名的国企,格力电器的股权转让风波,珠海市国资委自然不会缺席。11日,珠海市国资委一名人士便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格力的股权转让是大事”。但另一名改革重组科的人士则指出,当前还尚在早期阶段:“所有的东西刚刚才公告,我们主要是办手续,就是审批程序,还没到我们这一步。”事实上,此次股权转让行为,在如今的市场,早已不仅由国资机构的主观转让意愿决定,它正逐渐演变成了管理层、国资与外部投资者各方的重要博弈。控制权的去向,不仅关乎董明珠管理层是否能继续稳居主导权,更决定着格力电器未来的命运走向。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外来投资者、格力管理层,任何一方独大,对格力电器都是“威胁”。毕竟,2016年让中小股东与董明珠剑拔弩张的 “银隆收购议案”还历历在目,如果不是中小股东的激烈抵抗,格力电器或将被卷入银隆新能源巨大的资金链黑洞。4月11日,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到达银隆新能源大股东银隆集团的办公所在地时,这里已经大门紧闭、人去楼空。附近执勤的保安告诉记者,这栋办公楼已经空置长达半年之久,早没人上班。2017年,银隆新能源业绩大降67.94%,还与格力电器之间存在着19.4亿元的关联交易,这些资金中,相当一部分是应收账款。根据格力电器2018年半年报显示,格力对银隆的应收账款高达10.45亿元,计提坏账准备6614.11万元。此外,缠绕着银隆新能源的,还有大量裁员、停工、拖欠货款等“丑闻”。2015年1月,董明珠又公开喊话要做手机,但截至2018年上半年,手机业务仍不见起色,至今没能在格力众多业务板块中占得一席,格力官方商城的格力3代手机上线39天仅卖出24台。这两场被市场视为“并不成功”的投资,让不少业内人士担心,如果最终董明珠及其“潜在一致行动人”京海担保获得了15%的转让股权,中小投资者是否还有力量在重要决策中“力挽狂澜”?格力会彻底沦为董的“一言堂”吗?另一边,各方外来者也已“虎视眈眈”,态度暧昧的富士康对是否参与收购一事“不否认,不表态”,抱有一腔“热忱”的厚朴投资遭遇格力漠视,最有潜力的角逐者阿里巴巴 “对市场传言不予置评”……只留下默默脑补的市场人士“吵翻了天”。或否认或暧昧或热情的“潜在”入场者、各自沉默却又疏离的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尚未等来执行的珠海市国资委,构成了风云巨变之前,格力最为完整的图景。可以肯定的是,“形态各异”的参与者,都指向了一个事实——这场角力还远未达到三方满意的局面。...
导读根据中信建投统计,纾困民企政策推出后,去年仅11月净融资额转正,之后持续下滑。2019年1-3月,民企债券净融资额分别为-174.65亿元、-98.51亿元、-291.05亿元,3月净融资额为2017年以来的次低点。民企的境遇似成一个迷局。随着货币和信用环境趋于宽松以及纾困政策的不断出台,各地支持民企融资举措频频,又逢股市大幅上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得以缓解,一切似乎都在向好。但事实的另一面则是,2019年一季度,民企债券违约出现了又一个小高潮。民企对融资环境观感分化,部分中小民企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反馈,四大行以外的银行信贷利率较于去年同期并未下跌,甚或小幅上涨。违约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自身的“流动性紧张”。这几乎是一个“老套”的故事:公司举债跨主业扩张,负债无法覆盖现金流,虽有利润但最终违约。“事实上,近期民企债券违约规模提高、新增民企债券违约主体家数上升、民企债信用利差走扩,都说明了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可能出现了反复的苗头。”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认为。接近监管人士则认为这说明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没有明显改善,且低信用评级的企业也需要为其战略及经营失误付出一定的代价。一季度民企违约反弹4月9日晚,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报道,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民投”)发行的“16民生投资PPN002”4月8日到期,但未按时兑付。该债券最初发行规模为25亿元,期限3年,1+1+1结构,经过此前的回售,4月8日当天需兑付的本金余额已只剩下8.5亿元。同日,上市公司天宝食品公告,因资金流动持续紧张,未能筹集到资金按时兑付于3月9日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17天宝01”本息5.35亿元,构成实质性违约。4月4日,已经多次违约的“山西煤电巨头”永泰能源未能偿还一笔5亿元的中期票据“18永泰能源MTN001”。实际上,经过去年的信用债爆雷潮后,今年一季度,企业债券违约又出现一次小高潮,且主要为民企。据公开信息统计,2019年一季度,共有25家公司的49只债券发生违约,涉及债券309.88亿元,其中首次违约的10家主体全部为民企。“对于信用债违约,市场心态还算平和。”一位华东券商资管人士表示,一方面是由于去年市场经历了债券爆雷连番“教育”,心态比较成熟了。另一方面,今年一季度处于债市“牛尾”的阶段,投资人担心的实际上是违约影响债市行情。2018年债券违约,导致投资人避险情绪上升,转向利率债等非信用债,最终影响了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信用债再融资无法持续,融资形成负反馈循环。但今年一季度,融资利率大幅下降,企业融资压力下降,市场阶段已经不大一样了。此外,监管也有意控制违约的负面影响。“有的私募债违约后也不公告,而是发行人和投资人直接谈好比如30%-50%的折扣,直接把钱打给投资人。”该人士表示。“今年债券到期量很大,融资回暖并没有覆盖所有的公司,”一位债券分析师表示,“根据我们微观调研,主要是以民企为主,一季度违约也主要是低等级民企。”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一季度违约债券中,河南众品食业、康得新、宝塔石化、国购投资、东方金钰、三胞集团、成都天翔环境等首次违约的企业,其原因均涉及“流动性资金紧张”。“企业违约是积累的问题,今年集中表现在集中到期产生违约。”一位深圳当地金融协会人士指出,去年初严监管导致很多企业缺乏流动资金,甚至引发银行抽贷。企业借了很多钱买地、扩产能,到期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很多企业“以主业的名义借钱”,多元投资,但对外投资多是亏损,反过来影响主业。今年融资情况比去年要略好,但业务增长还不明显。根据国金证券分析,违约民企往往会提早出现债务逾期或技术性违约等多个问题,且多个问题共存。一是经营上,投资激进、跨主业经营、短贷长用、主营业务现金流差;二是内部治理上,股权结构不清晰、内控差、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挪用资金或违规担保、关联方占款多;三是财务上,报表披露不充分、虚增货币资金、有息债务负担过重、短期有息债务占比过高;四是对外融资上,银行融资空间有限、依赖于非标和公开市场融资等。例如,天翔环境3月25日披露2亿元公司债违约,此前PPP项目贷款未能如期放款;海外收购较多,控股股东对其资金占用超过20亿元。三胞集团3月15日披露5.5亿元企业债违约,此前耗资300亿元大举对外收购,理财计划陆续到期。众品食业1月7日披露5亿元债券违约,原因是受肉类不利经营环境影响较大,盈利能力下滑、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欠佳。康得新1月15日披露25亿元债券违约,该公司财报“大存大贷”,货币资金充足但债务规模也高,资金被大股东挪用,实际可动用资金不足。宝塔石化1月29日披露8亿元债券违约,原因是资产扩张速度较快,7年时间资产由80亿元扩张至600多亿元,债务急剧增加,且关联方对其资金占用100多亿元。国购投资为安徽第一大房企,2月1日披露47.9亿元债券违约,原因是商业物业去化压力太大,且不断进行外延扩张,导致资金缺口较大。机构风险偏好回升有限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一季度债市违约反弹,是在信用环境宽松、纾困政策不断的情况下发生的。2018年10月,央行宣布将引导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通过出售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M)、担保增信等多种方式,重点支持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民企融资。2018年12月,央行宣布,为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决定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TMLF资金可使用3年,超过MLF的1年期限,利率比MLF利率优惠15个基点。2019年2月,央行进行首次央行票据互换(CBS)操作,扩大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多家银行随后宣布发行永续债或优先股补充资本。可以说,支持民企融资“组合拳”不断。随着这些纾困民企政策出台,资管等机构对信用债风险偏好有所下沉,但仍主要聚焦在大型民企。“对民企债风险偏好有回升,但还是不算太高,”一位银行资管部债券投资人士表示,“随着国家支持民企的政策出台,对龙头企业信心逐步恢复。民企债券也保持一定的信用利差,投资收益也较好。民企债券还不时违约,所以有回升但不能说太高。我们主要看民企龙头,内部有信评团队,不只看外部评级,会更看重内部评级。”与之同时,多位机构人士指出,挂钩民企债券的CRM仍是偏政策性工具,机构发行热情不高,对民企融资助力有限,其发行有待监管推动。自2018年11月开始,以民企债为标的主体的CRMW总共创设68只,发行规模80.15亿元,主要针对于AA+级发行人。但,2019年以来CRMW明显回落,2月仅创设1只民企CRMW产品,实际发行规模为零。实际上,民企债券净融资额已连续三个月为负。根据中信建投统计,纾困民企政策推出后,去年仅11月净融资额转正,之后持续下滑。2019年1-3月,民企债券净融资额分别为-174.65亿元、-98.51亿元、-291.05亿元,3月净融资额为2017年以来的次低点。“中长期来说,货币政策最大的问题不是有多松动,而是传导机制不畅。”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直言,应通过结构性改革继续疏通货币传导链条。而对于今年一季度信用债违约率抬头的原因,张旭认为较为复杂,既有瑕疵债券到期规模增加,也有存量违约主体反复违约的原因,此外还有政策持续性不足的原因。随着民企债券违约呈现抬头的趋势,低等级民企债信用利差也快速扩大。例如,AAA级、AA+级和AA级民企债的信用利差,3月1日分别为130BP、283BP和421BP,到3月末分别上升至136BP、290BP和450BP。越是低等级主体的信用利差扩大得越大,反映“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越突出。“商业化机构风险偏好较低,不倾向于为低等级主体创设CRMW,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张旭建议,按照法治化、市场化的原则,再度推动民企CRMW的创设,结构性问题需要结构性工具解决,比如可以将银行获得的TMLF规模与其发行的民企CRMW规模挂钩。民企融资感受分化实际上,从融资利率来看,不同规模民企反馈也有所分化。深圳一位民营供应链公司负责人表示,该公司从事跨境贸易供应链业务,从上下游来看,民企融资仍比较难。今年初以来,政策层面有所好转,但支持民企融资政策距离落地还有一段距离。“除四大行专门针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性利率和去年基本一致外,来自其他银行的融资利率,比上一年还要增加10%左右。”他指出,以珠三角为例,实际上更多是劳动密集型的、没那么多核心竞争力的加工型企业,面临人力成本、土地成本、产业外移等压力。深圳某大型民企财务负责人则表示,从融资环境看,今年初票据、信用证等的利率已经基本恢复到2017年的水平,但去年融资利率比2017年上涨10%-20%。该公司为上游的供应链融资成本在2018年的区间是5%-8%,目前利率已经降低到4.35%-7%之间。另一深圳当地金融业内人士指出,今年银行利率下行,但非机构的市场化资金利率飙升。“很多企业现金流压力比较大,手里固定资产的强行变现压力很大。”例如,央企一般是AAA评级,发行ABS最低利率可以到3.5%。AA+评级的民营企业在交易所发行ABS,资金成本5%左右,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也差不多,但是银行只能解决企业需求的三四成资金,其他的要市场去找,信托资金成本要到12%左右,民间资金成本要高到10%-15%。实际上,银行总体的支持力度可谓不小。工商银行行长谷澍去年11月已表态,未来三年,工行普惠贷款平均增长30%以上,三年翻一番;民营企业贷款每年净增不少于2000亿元,新增融资客户每年不低于5000户。今年3月30日,农业银行副行长王纬在该行业绩会上表示,截至2018年末,该行对民企贷款余额为1.67万亿元,占公司类贷款余额比例为25.6%;农行对民企不良贷款率为6.37%,高于公司类不良贷款率4个百分点。2019年计划新增民企贷款14500户、规模1320亿元。不过,受风险因素影响,银行对民企贷款多需要房产抵押或担保等资产保全措施。一位深圳当地银行业人士指出,无抵押的企业贷款不良率较高,有的国有大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对民企(包括上市公司)非抵押贷款到期时基本不再续贷。这也造成了两个市场,符合大行贷款要求的、有一定科技实力或抵质押措施的小微企业可申请相应贷款。但同时,大行无法覆盖的企业融资利率仍无下降迹象。...
现在的手术都是这么硬核的吗?2019年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一名帕金森病患者成功接受了“脑起搏器”的植入手术。这场听起来平平无奇的手术,却有个“不可思议”的细节:手术当天,患者躺在北京手术室里,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凌志培却坐在海南三亚的办公室内,隔着将近3000公里的直线距离,通过医疗软件远程操作完成了这台手术。那么问题来了:这场仿佛天方夜谭的手术,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从“数字孪生技术”说起。01堪比大片的酷炫手术“数字孪生”概念的走红,是波音公司在不到五个月内的两起严重坠机空难而起的。所谓数字孪生,就是将物理对象以数字化方式在虚拟空间呈现,模拟其在现实环境中的行为特征。二者形成一个闭环的互动,现实与虚拟之间的鸿沟不再。以一架飞机的诞生为例,如果我们从设计生产阶段开始,就构造一个数字模型,在飞机投入使用后,这个数字模型也会模拟记录飞机的损耗情况,反映飞机的整个生命周期,那么,飞机自然能在整个制造、维修和飞行过程中更安全、可控。针对数字孪生的本质内涵,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所长王彬文研究员曾这样阐述:“数字孪生是数字模型共有特性和物理实体独有个性实时融合的全生命周期共同体。”那么,如果把人作为模拟主体来构建这个数字模型呢?3月16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帕金森病患者崔国清成功接受了远程人体手术-帕金森病“脑起搏器”的植入手术。跟以往手术不同的是,这是一起利用数字孪生概念操作、基于5G的手术。崔国清患有严重的帕金森病,病史10余年,近期加重,震颤厉害,行走困难,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帕金森病脑深部电极植入手术,俗称“脑起搏器”植入手术,是治疗帕金森病的外科手段之一,但难度很大。手术要求将脑深部电极非常精准地植入到大脑治疗靶点(丘脑底核),该靶点位于大脑的中心部位,体积约40平方毫米,比黄豆还小,对于电极精准植入的挑战性极高。手术当天,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凌志培坐在海南三亚办公室里,患者躺在北京手术室里,直线距离接近3000公里。凌志培的任务就是通过远程操作电脑上的医疗软件,操控北京病患头上的马达,并通过实时探测到的脑电波图形,在6毫米的空间内,为马达所连接的电极,找到最为精准的植入点。帮助凌志培完成这台远程手术的,除了看得见的鼠标,还有看不见的5G。海南移动网优中心技术创新组组长林森表示:如果采用传统的4G技术,医生在每点击一次向上或向下的按钮的时候,传到北京的手术室,有将近300毫秒的时延。而5G技术降低到30毫秒,这个时间对于大夫来讲,他的判断跟在本地没有什么差别。本次远程手术用时近三小时,患者的四肢震颤、肌肉僵硬症状,在“脑起搏器”电刺激下立即得到明显缓解,术中磁共振扫描见脑内电极植入位置精确。3月27日,崔国清前来复诊,起博器在一番调试后正式开机。康复的患者兴奋不已,在楼道里走来走去,他表示自从患上帕金森之后,已经五年没有这么利索地迈过步了。人脑非常复杂,大脑活动更不容易追踪研究,其思考方式、运动感知功能都是科研人员研究的重难点。将数字孪生技术用在大脑研究上,将对脑部疾病患者的治疗大有帮助。02数字孪生:世上的另一个你?“数字孪生”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格里弗斯(Dr.MichaelGrieves)于2002年提出的,美国空军、NASA也对此项技术保持关注。可以说,数字孪生作为5G时代新数据规则和规范的应用,将与标识解析共同构建工业互联网的数据基石。广东希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在接受21新健康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孪生在医疗领域当前最大的价值莫过于把医疗领域人、机、物的全生命周期信息以数字化和可视化的形式进行封装,结合标识解析,构建完整的追溯体系。辅以数据模型记录过去、展现现在、预知未来。因此,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医疗的透明度和准确度。”毫不夸张地说,数字孪生将是改变行业游戏规则的一项新技术。2019年被称为5G网络元年。5G不仅仅是4G的4+1,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融合。在远程健康监测中,可穿戴设备(如心脏监护仪和血糖监护仪)需要以低速率对中央数据存储库进行高频更新。常用的网络在连接大量此类设备时无法提供所需的技术支持,5G却可以解决这一挑战。因为5G能更好地支持连续监测和感官处理装置,使患者的持续监测成为可能,也促进了医院向家庭护理模式的转型。未来,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将拥有自己的数字孪生体。通过各种新型医疗检测和扫描仪器以及可穿戴设备,我们可以完美地复制出一个数字化身体,并可以追踪这个数字化身体每一部分的运动与变化,从而更好地进行健康监测和管理。03实时监控健康状况 重大疾病及时预防如果技术逐步成熟,那么未来通过创建医院的数字孪生模型,医院管理员、医生和护士将可以实时获取到患者的健康状况。使用传感器监控患者并协调设备和人员,数字孪生提供了一种更好的方法来分析流程,并会在正确的时间针对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状况来提醒相关的人员。李伟向21新健康记者介绍称:“数字孪生技术的实施可以提高急诊室的利用率,并疏散患者流量,降低操作成本并增强患者体验。还可以预测和预防患者的紧急情况(如心肺或呼吸停止),从而挽救更多的生命。”目前,中国已步入了人口老龄化,可以预见未来3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将翻倍。到20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预计高达20亿,其中80岁及以上的老人将占21%,照顾老人成为一项无法逃避的挑战。而糖尿病、心脑血管、肝病三大慢性病在中国覆盖了超过1亿的人口。随着老龄化加剧、加上大众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问题,慢病患者人数还会持续增长。老年患者的无人看管、不按时服药等问题亟需解决。而可穿戴设备和远程监测将为老年人及其家属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爱立信消费者实验发布的《医疗向家庭护理转型》显示,约有48%的人希望家庭传感器能够监测老年人健康状况,并在需要时呼叫救护车。对此,111集团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长于刚指出:“未来国人的消费可能大部分都花在医药健康上,让自己的生命更健康、生活更有质量。”“数字孪生”提出以来,无论是对产品的设计、制造还是服务,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使生产更便捷,创新速度更快,生产周期更短;拥有了更全面的测量、分析和预测能力;此外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将原先无法保存的专家经验进行数字化,也提供了保存、复制、修改和转移的能力。但目前国内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李伟指出当前技术上的困难主要集中在数据采集和数学模型构建上。“此外,当前主流设计、仿真、管理软件均在各自领域内主导,例如某台设备上的某一零部件出现问题,往往需要从设计、采购、生产等多部门协同查找原因。数字孪生未来需要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和企业间的信息割裂,通过边缘计算等技术实现数据固化进数字孪生体,去降低数据管理成本。”因此,5G是数字孪生赋能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由于5G具有高速率、低延迟和高容量等特点,之前在3G、4G时代实现不了的3D实时成像,实现困难的大量数据采集、复杂实时运算等,在5G时代都将成为现实。”李伟补充道。5G网络能够实现最优急救诊疗流程设计以及患者生理数据实时无损传输,为患者提供远程多学科视频诊疗、移动式远程急诊急救、远程超声、远程手术等服务,助力医联体的建设和医疗精准扶贫,全面打造“互联网+智慧医院服务体系”。04未来:互联网赋能终端近年来,随着健康产业的逐步成长,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逐步成为智慧医疗的核心。公开数据显示,整个大健康的产业未来五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将达到12%,超过GDP增长率将近一倍;尤其是互联网医药健康产业预期增长超过30%。“互联网+医疗健康”对整个行业是最大的机遇,也是挑战。通和毓承资本管理合伙人朱青生向21新健康记者表示:“互联网的新商业运营模式和监管体系需要时间,也需要数据。业内需要让各个监管部门能够领会到新的互联网医疗和供应链系统的优势和价值。”互联网的另一个应用场景则是看病、买药。于刚认为中国消费者面临看病难、买药贵的问题,应该归因于中国的药品流通的低效和不透明。“中国的医药流通环节非常碎片化。与美国对比,其三大连锁药店就占了82%的市场,三大药品的流通商占据市场90%的份额。而中国有45万家药店,单体药店和连锁药店平分秋色,最大的连锁仅占不到2%的市场份额。此外中国的流通商数量达到13,000家,呈现出多层级、碎片化。行业低效、不透明最后的结果,还是大众买单。”“医药新零售‘O+O’解决模式,即供应商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赋能者,通过T2B2C模式,用科技来赋能商业。”于刚表示通过赋能药店、药企、医生和患者等,打通线上线下零售终端,建立一体化的医药健康平台和生态圈,通过科技驱动助力医药生态圈中的参与者更好地服务大众。礼来中国首席市场官徐莉坚指出:“互联网的赋能终端帮助病人解决看病难、买药贵的问题,最大的机会是创造价值,帮助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最大的挑战还是监管和病人的安全。医疗行业不是其他的行业,确保对病人来说是安全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名义管理人撇清关系,实际管理人伪造泸州老窖回购函、挪用底层资产兑付其他产品,融资方人去楼空……46位“泸州老窖专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者的1亿元本金陷入兑付危机。 4月11日,泸州老窖方面对《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函作出书面回应称:“从未自行或联合他人发行过任何专项私募股权基金,也从未针对任何基金向公众出具过投资回购函。” 1 1亿元本金无法兑付 “我们太煎熬了!”投资者代表卢阿姨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她们已经维权长达半年仍然未果。卢阿姨是一名临近退休的财务从业人员,她哽咽着表示:“我只想讨回自己的养老钱。” 2017年10月,卢阿姨通过第三方理财师,认购了“泸州老窖专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泸州老窖专项基金”)一期产品100万元。 合同显示,这是一只契约型基金,1年期满可退出,主要投资于龙腾岁月(天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腾岁月”)的非上市股权,管理人是国投长期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基金”)。 据悉,“泸州老窖专项基金”先后发了两期产品。一期成立于2017年10月30日,向25位投资人合计募集5540万元;二期成立于2018年3月23日,向21位投资人合计募集4920万元。收益方面,认购金额超过30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0%;认购金额小于30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为9.5%。 如今,“泸州老窖专项基金”两期产品的46位投资人,均面临到期本金无法兑付的问题。 2 双基金管理人“隐情” 基金到期不能兑付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8年10月23日,即一期产品到期前一个星期,国投基金发布关于《泸州老窖专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清算公告称,该基金将于当月29日进行清算。然而不到一天,国投基金就将这则公告从官网撤下,事后给出的理由是:自己只是名义管理人,实际管理人是北京元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泽基金”)。 在私募投资中,双基金管理人模式并不多见。根据卢阿姨提供的基金合同和基金业协会的备案信息,“泸州老窖专项基金”的管理人只显示为国投基金。那么,国投基金口中的“双基金管理人”究竟有何隐情? 据一位二期产品的投资者回忆,当初跟国投基金签完产品合同后,投资确认函的出具方是元泽基金。对此,销售该产品的理财师解释称,是因为“泸州老窖专项基金”采用双基金管理人模式,但并未提及存在名义管理人和实际管理人之分。 3 确认函真伪各执一词 2018年11月23日,在“泸州老窖专项基金(一期)”投资者大会上,元泽基金工作人员承认,与国投基金私下签署了合作协议,约定国投基金只是通道,并不承担基金募集、投资、管理、退出等实质管理职责,不负责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但当天并未出示合作协议原件。 此外,国投基金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出具了一份确认函,大致内容为:投资者知晓国投基金仅为“泸州老窖专项基金”的名义管理人,实际管理人为元泽基金。在基金募集、投资、管理、退出等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投资人将直接与元泽基金进行沟通和解决。 投资者对这份撇清关系的确认函表示质疑。“国投基金说每个投资人都签过这份确认函,可我们之前谁都没见过这个文件,更别说签名。”投资者认定,这些确认函上的签名皆为伪造。 因管理人和投资者各执一词,这次大会并未达成实质性解决方案。2018年11月28日,元泽基金在官网发布了一则关于《泸州老窖专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期)》清算工作的二次通知。其中提到:“由于本基金所投资产未能全部变现,目前基金管理人正在积极处理未变现的资产,根据资产变现进度情况进行相应兑付。” 这样的双基金管理人模式是否合法合规?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私募基金专业律师贺俊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案中的情形实际为私募基金通道业务,而非双管理人。国投基金作为名义基金管理人,是与投资人直接签署《基金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基金管理职责的责任主体。同时,从基金产品的宣传材料及相关增信措施来看,作为基金管理人的国投基金可能涉嫌伪造宣传资料、尽调不充分、故意隐瞒基金真实投资情况等情形。” 4 违规分配基金收益 除了两个基金管理人唱“双簧”,“泸州老窖专项基金”还存在违规分配收益问题。按照合同约定,“泸州老窖专项基金”封闭运行,运作期间不予分配收益。但实际上,该基金成立一年以来,都是按季分配收益,且打款账户户名为股权项目融资方龙腾岁月。 这样的操作,一是项目收益分配周期与合同不符,二是由项目融资方直接分配利息收益不符合基金产品收益分配常理。 “因为每个季度都有收到利息,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融资方项目运营情况良好。”卢阿姨说。 5 伪造泸州老窖回购函 对于私募股权基金而言,标的公司的前景是投资价值所在。“泸州老窖专项基金”当初的卖点何在?据宣传资料介绍,融资方龙腾岁月的公司业务以“泸州老窖老酒坊珍藏岁月酒”系列产品销售为主,是该系列产品的全国总经销商,在全国各大城市均设有分销点。 这样的商业模式之下,“泸州老窖专项基金”的投资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龙腾岁月的经营收入,二是龙腾岁月现有库存的销售收入。 而最吸引投资者的卖点在于,作为高风险投资项目,“泸州老窖专项基金”向投资人提供了三重兜底: 1、上海萦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萦阙”)承诺到期平价受让投资人持有的龙腾岁月股权; 2、黑龙江龙腾春江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腾春江”)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若上海萦阙没有受让股权能力或者不愿履行受让股权义务,投资人有权要求龙腾春江履行平价受让股权义务。 3、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以下简称“泸州老窖销售公司”)的回购承诺函。在基金投资期限届满后,上海萦阙及龙腾春江未按照承诺函及担保函履行回购与担保义务时,泸州老窖销售公司将根据投资人实际投资情况履行相关回购责任。 天眼查显示,泸州老窖销售公司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部分投资人是冲着泸州老窖买的基金,可谁能想到这个回购函根本就是假的!”卢阿姨告诉记者,在认购前,客户经理曾出示泸州老窖销售公司的回购承诺函电子版进行项目推介,意在证明“泸州老窖专项基金”有较强的风控增信措施。 面对兑付困局,2018年11月13日,元泽基金泸州老窖项目负责人季立宗跟投资者当面沟通时表示:“虽然有这个回购承诺函,但目前公司想先自行解决项目兑付问题,不想找泸州老窖销售公司履行回购承诺。” 在2018年11月23日召开的投资者大会上,季立宗突然“反水”称,对该回购函毫不知情,元泽基金也从未与泸州老窖销售公司签署过回购承诺函,对推介材料中的项目风控措施,以及推介时客户经理出具的回购承诺函完全予以否认。 然而,元泽基金员工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宋仁龙曾亲自发过泸州老窖销售公司的回购承诺函。 2019年1月29日,有投资者前往四川泸州老窖总部,求证回购承诺函的真伪。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复称,并不存在所谓的回购承诺函,函上的泸州老窖销售公司公章是伪造的。 《国际金融报》记者就此事向泸州老窖做进一步求证。该公司回复表示:“我司从未自行或联合他人发行过任何专项私募股权基金,也从未针对任何基金向公众出具过投资回购函,贵报社所求证的投资回购函上加盖印章系私刻伪造。” 针对伪造公章一事,泸州老窖已于2019年3月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查明事实。 此外,泸州老窖也呼吁投资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同时呼吁投资者尽快到公安机关报案,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底层资产被挪作他用 当回购函成了一纸废文,融资方的底层资产——泸州老窖珍藏岁月酒,成了投资者唯一的兑付希望。然而,两则公告让这一希望破灭。 一则来自元泽基金母公司中联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金控”)。2018年11月27日,中联金控发布《元泽基金抚顺、朝阳、建平、阜新、青岛分公司产品延期兑付方案》公告,其中提到的实物兑付方案,兑付物便是龙腾岁月现有的泸州老窖珍藏岁月酒。 中联金控称,泸州老窖珍藏岁月酒零售价568元/瓶,出厂价498元/瓶。按照出厂价折算现金抵扣投资款。投资人可以选择全部或者部分以酒抵投资款或者利息,酒到元泽基金现有分公司领取。 另一则公告来自中联金控控股公司、元泽基金的兄弟公司——上海申克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克金服”)。2018年11月21日,申克金服发布《申克金服良性退出方案》,其中也提到以龙腾岁月现有的泸州老窖珍藏岁月酒作为实物兑付。 在没有知会投资者的情况下,元泽基金就把“泸州老窖专项基金”的底层资产用于兑付其他产品,这让“泸州老窖专项基金”的投资者非常气愤。 出于对底层资产的担忧,投资者要求实地考察龙腾岁月的库房。2019年1月13日,季立宗带着4位投资者代表以及国投基金代表张潇月,前往长春存放“泸州老窖珍藏岁月酒”的库房,原定抵达时间从下午3点拖到傍晚时分。 据当时去了的投资者回忆:“到那边天已经很黑了,库房里乌漆嘛黑,我们借着手机手电筒的光看到的确有酒,但没让我们盘点数量。” 之后,由于元泽基金一直未能给出实质性的兑付方案,今年2月底,有投资者再度前往位于长春的龙腾岁月库房,却发现上次见到的酒早已不知去向。投资者转而前往位于天津开发区博润广场的龙腾岁月办公地址,同样人去楼空。据大楼物业告知,该公司物业费仅交到2018年3月19日。 事实上,中联金控的兑付压力不止来自元泽基金。中联金控2018年12月26日发布的《关于集团清产核资情况的公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18日,中联金控旗下3家子公司到期未兑付金融产品本金合计7.42亿元,涉及1795名投资人、23只产品。其中,元泽基金各分公司到期未兑付产品金额为1.82亿元。 不过,中联金控在上述公告中称,集团资产总额约为20.54亿元,待兑付产品金额为7.42亿元,资产负债率为37%左右。没有大额的经营性负债和机构贷款,集团的资产规模远远大于负债。目前集团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流动性问题,没有实质性风险。 记者注意到,上述公告还提到中联金控的整体资产情况。其中,包含龙腾岁月实物资产价值6816万元,主要资产是泸州老窖珍藏岁月酒2万箱。 4月8日,《国际金融报》记者电话联系元泽基金实控人宋仁龙,希望核实“泸州老窖专项基金”的相关情况。一开始,宋仁龙在电话中表示,会让公司负责媒体对接的同事联系记者。 次日早上8点,宋仁龙却短信回复记者称:“我们不接受电话采访,有事可以到我们公司。”当记者再次表示希望通过发送正式采访函的方式进行采访,宋仁龙便再也没有回应,电话也无人应答。 与此同时,记者多次致电国投基金,希望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能出面解释情况。前台称,已将记者的采访诉求反映给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仍未获得任何反馈。 和元泽基金私下做出免责协议约定的国投基金能否置身事外?贺俊认为,从相关调查材料来看,元泽基金才是真正的基金管理方,基于其与本案件的利害关系,基金投资者可以依据《基金合同》以及其他证明材料对国投基金以及元泽基金、各担保方同时追偿。 《国际金融报》记者获悉,4月10日上午,“泸州老窖专项基金”投资人代表已在北京市房山区长沟派出所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