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进行修改，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同日宣布对《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两所的修改内容相似，都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明确董事的聘任、解聘程序；明确上市公司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以及明确上市公司不得形成交叉持股。根据新规，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取得该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如果存在持有的情况，应当在一年内依法消除。上交所表示，本次修改主要是配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上位规则的修订，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主体尽职履责，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通过纳入相关规则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董事聘任解聘、股东大会召开、控股子公司不得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等相关要求，以保障上市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具体来看，第一，新增一条，明确了董事的聘任、解聘程序。修订后，董事每届任期不得超过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和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第二，明确上市公司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科创板上市规则修改后的条款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等程序，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列入公司章程或者作为章程附件。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召集人应当在现场会议召开日前至少2个交易日公告并说明原因。上市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上市公司应当根据相关规则采用累积投票、征集投票等方式，保障股东表决权。”深交所的表述略有不同，更细化要求了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间限制。“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或者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向股东发出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列明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会议召集人和股权登记日等事项，并充分、完整地披露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公司还应当同时在本所指定网站披露有助于股东对拟讨论的事项作出合理判断所必需的其他资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无正当理由的，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召集人应当于现场会议召开日期的至少二个交易日之前发布通知并说明具体原因。上市公司应当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据深交所透露，此项修订一是明确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方式，应当以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股东通过现场或者网络方式参加股东大会均视为出席；二是明确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无正当理由的，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第三，明确上市公司不得形成交叉持股。新增内容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取得该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确因特殊原因持有股份的，应当在一年内依法消除该情形。前述情形消除前，相关子公司不得行使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增加这一条，主要是监管层考虑到，交叉持股可能会引致资产虚增、股权结构不清晰等问题。在此前的4月17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新版指引对于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以及董事职务的解除就已经做出修改。...

一夜消失近300亿元的康美药业，收到上交所发来的监管工作函！简单来说，上交所要求康美药业查清差错原因何在？责任人是谁？还有无未披露差错？和大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关系？而4月30日，由于这突然消失的300亿现金，康美药业刚迎来股债双杀。公司股价全天封死一字跌停；同时，康美药业“15康美债”跌超11%。近300亿货币资金一夜蒸发不了解剧情的朋友先简单回顾一下：4月30日，康美药业全天封死跌停了，原因是出了一个神奇的审计修改公告：2017年的货币资金多计算了299.4亿。具体如下：由于公司采购付款、工程款支付以及确认业务款项时的会计处理存在错误，造成公司应收账款少计6.41亿元；存货少计195.46亿元；在建工程少计 6.32亿元,；由于公司核算账户资金时存在错误，造成货币资金多计 299.44亿元。近300亿货币资金，说没就没了，这一操作不仅一举突破“康得新”刚创造的百亿造假记录，更引起了广大投资者的吐槽：有网友称这是资本市场近30年最恶劣的造假事件。不仅如此，就连会计师事务所都说了，我没法审。正中珠江对康美药业2018年内部控制出具否定意见，其表示“无法确定立案调查对康美药业2018年度财务报表整体的影响程度”。康美药业2018年年报显示，2018年的净利润11.35亿元，同期下降47.2%；2017年的净利润从41亿元调整为21.5亿元；2016年净利润由33.4亿元调整为18.4亿元，均几乎被腰斩。上交所火速发来监管函对此，上交所第一时间就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等有关事项发出监管工作函，关注其会计差错的原因以及涉及的具体事项。上交所表示：上述事项反映出公司在财务管理、信息披露、内部控制等方面可能存在重大疑问，我部予以高度关注。根据规定，要求公司认真自查和核实有关情况，充分披露相关信息，明确投资者预期。一、 请公司认真核查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所涉及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差错调整的交易背景、对象及其关联关系、会计差错发生的时点、发生差错的具体原因和责任人等。二、请你司充分核实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否涉及对2017年度以外的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更正事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或调整事项。三、根据相关公告，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款88.79亿元，其中期初余额57.14亿元，2018年新增35.95亿元。请公司进一步核实：（1）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发生时点、涉及事项、金额、占用期限等情况，明确上述往来款项是否构成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年审会计师应当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专项意见；（2）全面自查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大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偿还情况；（3）结合公司大股东的财务资信情况，审慎评估上述款项的可回收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核实公司对相关应收款项未予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四、结合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和大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情况，进一步核实公司内部控制、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股价一字跌停，15康美债跌超11%！造假近300亿，康美药业一字板跌停，报9.54元，市值为475亿元。此外康美药业“15康美债”跌20%后临停，后被拉升缩窄跌势。22万投资者被坑多家机构中招公开资料显示，康美药业主营中药饮片、药品医疗器械等医药产品的生产、经营、批发销售以及中药材贸易业务。2001年上市以来业绩持续高增长，9年复合增长率超35%，是不折不扣的医药白马股。然而，作为一家曾经的千亿市值白马股、中药行业的龙头，这一近300亿的“会计差错”带来的不仅是一场大笑话，更是坑惨了不少投资者。最新数据显示，康美药业股东户数为22万人：一季度机构投资者合计持有22.35亿股。而记者留意到，4月29日康美药业的融券数量激增，从747.9万直接翻倍至1571万，料是又有不少资金抢跑了。...

迪拜的 Abraaj Group，在鼎盛时期管理着近140亿美元的资产，曾是中东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最为耀眼的私募基金之一。然而时过境迁，其幕后两位明星投资人 Arif Naqvi 和 Mustafa Abdel-Wadood 如今却身陷囹圄，在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破产案中面临多项欺诈指控。Arif Naqvi（左）与Mustafa Abdel-Wadood（右）作为全球最大私募基金破产案背后的关键人物，Arif Naqvi 于今年4月10日在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被捕，罪名是涉嫌欺诈美国等地的投资者，在投资者名单上，“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赫然在列。这位曾经备受尊敬的迪拜投资大亨，如今被关押在一间10英尺长6英尺宽、四周均是淡黄色墙壁的牢房里，等待着被引渡到美国。他所在的牢房位于英国最大监狱 - 旺兹沃斯 HM 监狱之中，该监狱以收容英国“最暴力囚犯” Charles Bronson 和有组织犯罪头目 Ronnie Kray 而闻名。其周边荒凉，与 Arif Naqvi 位于伦敦骑士桥、牛津郡、贝德福德郡以及迪拜朱美拉棕榈岛的豪华房产相比，“跌落凡间”一词都无法准确描述当前境地之窘迫。唯一聊以自慰的是，这座位于伦敦的监狱还能够在早餐菜单上提供牛奶及多种谷物作为选择，而不是那种呕吐物一般的粥类食物。位于英国首都伦敦的旺兹沃斯HM监狱很难相信就在一年前，Arif Naqvi 还管理着140亿美元的资产，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维珍集团董事长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 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这样的名流握手同台。2018年1月，他与比尔•盖茨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共同出席了一场关于全球健康话题的讨论会。即使是和这位亿万富豪慈善家和其他两位世界知名医学专家一起，这位投资大亨的气场也不遑多让。他甚至将自己与比尔•盖茨相类比，“像比尔一样，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在我眼里，杯子永远是半满的，而非半空的”。Arif Naqvi 出生于巴基斯坦卡拉奇，在海湾地区是一个标准的“外来户”。在来到阿联酋并声名鹊起之前，他曾在沙特的知名企业 Olayan Group 工作。这家企业由沙特亿万富豪苏莱曼·萨利赫·奥拉扬（Suleiman Saleh Olayan）创立。按说，在这样一家大企业平台工作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良机，然而Arif Naqvi却“义无反顾”抛下了这个白领甚至可以说是金领的职位，进入到了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背后原因何在？2014年，这位在业内以“大嘴”著称的投资家在接受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采访时这样回答了该问题：“有一天我去见我的老板，告诉他‘我要走了’。我的老板说，‘我觉得你有点自以为是。其实，你还很年轻，可以在集团中找到你想要的任何岗位平台。说吧，你想要哪一个？’于是，我回答说，‘好吧老板，你给不了我想要的……因为我真正想要的是你的工作。’”Arif Naqvi与他的Abraaj Group离职后创业的 Arif Naqvi 拿出5万美元积蓄在迪拜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 Cupola Investment Ltd.，紧接着又于1999年以“蛇吞象”的方式，凭借募集到的500万美元资本，击败一众知名私募股权巨头，成功收购了价值1.5亿美元的商业服务企业 Inchcape Middle East，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中东地区首笔杠杆收购案。这项不知名小公司完成金额如此庞大的交易，自然使 Arif Naqvi 成为业界关注乃至非议的焦点。他的合伙人之一 Imtiaz Hydari 曾在一本书称，由于围绕 Cupola Investment 及其杠杆收购的流言蜚语过多，最后不得不聘请商业情报公司 Kroll LLC 介入调查，方才逐步平息了相关非议。很快，Arif Naqvi 以1.73亿美元的价格将 Inchcape Middle East 转手出售，获得7100万美元的投资收益。利用这笔交易所得，他于2002年创立了 Abraaj Group，并在业界留下了“敢打敢杀”的名声。“Abraaj”这个名字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塔”，而且并不是孤零零的一座塔，而是钢铁混凝土森林般的塔群。甚至可以说，Abraaj Group 的发展与其所在地迪拜的发展交相辉映，如今的迪拜也早已变成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中东地区金融中心。现年57岁的 Arif Naqvi 本人亦通过一系列交易，赢得了“海湾并购之王”的美誉。2001年9-11恐袭案发生后不久，中东专线国际快递公司（Aramex International Courier）损失了逾15%的估值。他和他的团队趁低以6000万美元收购该公司股权并偿清债务，在2005年 Aramex 公司上市后出售股权获得6.6倍的投资收益。2007年，Abraaj Intestment 将埃及投资银行 EFG Hermes 25%的股份出售给迪拜金融集团（Dubai Financial Group），利润超过5亿美元。自2002年起，Abraaj Group 实现了平均高达17%的年回报率，仅2014年和2015年就实现获利4.5亿美元。敢于冒险的他会“贸然”闯入一些新市场和新领域，并获得惊人回报。在发达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债务比例过高的背景下，Arif Naqvi “毅然决然地”将主战场转向发展中国家，并大力发掘那些新兴市场的发展潜力并从中获益。从肯尼亚到哈萨克斯坦，Arif Naqvi 及其掌舵的 Abraaj Investment 在2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雇员最多时逾300人。从墨西哥最大的时尚制鞋公司、阿联酋的教育机构，到埃及最大的连锁医院，以至印度大型的食品杂货电商，这些都是 Abraaj Group 引以为傲的投资案例。无论是农业、电力、航空，还是科技、教育甚至是冰淇淋产业，只要是能想到的领域，他几乎都有涉足。哈佛商学院教授 Josh Lerner 曾在2015年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表示，在了解和发掘发展中国家市场投资潜力方面，Arif Naqvi 比其他人“领先十年以上”。近年来，Arif Naqvi 提出了“影响投资（Impact Investment）”的概念，利用私人资本来缓解全球范围内最为棘手的一些问题，如贫穷、气候变化、不平等。他将 Abraaj Group 旗下的医疗保健基金作为展示案例，告知外界如何利用私人资本在非洲和南亚地区实现盈利和公益性的平衡。也正是他所描绘的美好愿景吸引了盖茨基金会和其他著名投资者的加入。Aramex 创始人 Fadi Ghandour 曾是 Arif Naqvi 的密友，他高度评价 Arif Naqvi 及其 Abraaj Group “不仅改善了生态系统，还创造了中东地区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是 Arif Naqvi 过去很多年来向外界展示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位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者，还是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有影响力人士。凭借在私募投资领域的亮眼业绩，以及在发展中国家推动实施的一系列项目，这位 Abraaj Group 的创始人获得了诸多奖项，包括奥斯陆商业促和平奖（Oslo Business for Peace Award ）和巴基斯坦政府授予他的一项平民荣誉— Sitara-I-Imtiaz，并成为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常任发言人，风头一时无两。Arif Naqvi 并不是 Abraaj Group 兴衰中的唯一当事人。作为他的难兄难弟，Abraaj Group 管理合伙人 Mustafa Abdel-Wadood 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关押在距离伦敦5566公里外的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Metropolitan Correctional Center）。这位金融家兼阿拉伯青年领袖非盈利组织联合创始人，于2006年加入 Abraaj Group。此前，他曾先后就职于 Orascom 建筑公司、Sigma 资本和 EFG Hermes 等中东地区知名企业。Mustafa Abdel-WadoodMustafa Abdel-Wadood 在位于伦敦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内被捕。据报道，调查人员在使用地理标记对其电话、会议以及“数百万”文件和电脑文档进行秘密追踪取证后，终于找到并拘捕了他。与 Arif Naqvi 一样，这位以“友好而踏实”著称的埃及人现在也因涉嫌欺诈投资者而面临美国司法部门的指控。相较于以往的生活环境，如今的处境显然大不如前。有知情人透露，Mustara Abdel-Wadood 热衷于在一艘名为“焦糖（Caramel）”的三层90英尺长大型游艇上举行派对，这艘游艇“总是停在迪拜皇家幻境酒店（Royal Mirage）”前面。如若不是在船上聚会，那么最有可能找到他的地方就是这位投资家位于“迪拜山庄（Emirates Hills）”的豪华别墅。彭博社爆料称，“Mustafa Abdel-Wadood 曾在家中举办40岁生日聚会，邀请了逾300人参加，其别墅内的奢华装饰让人震惊，目之所及……一切都太美了”。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位狂热车迷，收藏有兰博基尼和宝马 i8 等多辆豪车。人脉广泛的 Mustafa Abdel-Wadood 甚至可以“让航空公司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为他的登机而多等上20分钟”。不过这一次，他没能如愿登上飞机，而是被带进了关押着臭名昭著的墨西哥毒枭“矮子” Joaquin Guzman、黑手党甘比诺家族“教父”John Gotti 和俄罗斯军火贩子 Viktor Bout 的监狱里。这座12层的建筑位于纽约市政厅附近，通过一条地下12米深的隧道与附近的联邦法院相连通。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Metropolitan Correctional Center）从两人经历和行事风格来看，Arif Naqvi 和 Mustafa Abdel-Wadood 是“完全不同的人物”，但他们现在至少有一点相同：都接到了美国联邦起诉书。美国总检察长助理 Andrea Griswold 不久前在联邦法院的听证会上表示，根据大陪审团的起诉，从2014年起到 Abraaj Group 前不久垮台清算为止，Arif Naqvi 和 Mustafa Abdel-Wadood 两人“与其他人合谋通过（a）隐瞒有关Abraaj Group财务健康状况方面的关键信息确切数据，包括对投资决策至关重要的信息等，以及（b）非法挪用投资者资金，策划实施了一场大规模欺诈”。事态的起因在于，2017年2月，有四名投资者声称 Abraaj Group 旗下总值10亿美元的医保基金管理不善，并聘请 Ankura 咨询公司追踪资金使用情况，并发现违规使用资金行为。对此，Abraaj Group 声称已委托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调查，结果显示并无滥用资金现象（编者注：此事亦把 KPMG 拖下水，导致内部对原始调查进行审计，这又是后话）。随后，拒绝信任 Abraaj Group 的投资者再次委托德勤会计事务所（Deloitte）负责调查此事发现，虽然所有资金均已入账，且暂未发现贪污或滥用资金的证据，但其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公司治理及管控方面的过失”负有“集体责任”。也就是从那时起，作为中东地区私募股权投资领头羊的 Abraaj Group 开始瓦解。随着事态逐渐发酵，该公司原计划于2017年3月向上海电气出售其持有的巴基斯坦公用事业公司 K-Electric 的股份，这笔用于筹集数亿美元资金的交易案，在监管方介入调查后被推迟。调查显示，Abraaj Group 将其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估值夸大了“超过5亿美元”，起诉称，这导致“至少数亿”的投资者基金被挪用，要么出于“掩盖其流动性不足的目的”，要么出于“他们个人或合伙人的利益”。Abraaj Group 目前正处于临时清算中。清算报告数据显示，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该公司在某些方面赚得的投资管理费仅能勉强覆盖成本的一半，预计需要偿还10亿美元的债务。麻烦不止于此。对于阿联酋而言，Arif Naqvi 及 Abraaj Group 的狼狈声誉和迅速崩溃瓦解所带来的麻烦，甚至已经波及到了迪拜乃至整个国家在地区金融业的地位。因为其经营管理中的任何问题都将暴露出当地监管部门的能力不足等缺陷，并影响到外界对于阿联酋金融业的整体信心。有业内人士指出，Abraaj Group 的问题并不在于投资业绩，而在于内部管理漏洞。更可怕的是，是外国投资者率先发现了这一问题，而不是本地投资者，他们要么是真的不知道，要么就是装糊涂。目前，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DFSA）正在牵头调查 Abraaj Group 在当地的经营活动。DFSA 首席执行官 Bryan Stirewalt 对外表示，他希望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得出结论，并完整公布调查结果报告。迪拜监管机构在另一份声明中透露，DFSA 确认“正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此进行沟通”。Benjamin Brafman（右）与Harvey Weinstein（左）Arif Naqvi 和 Mustafa Abdel-Wadood 都对指控予以否认，后者还聘请了明星律师 Benjamin Brafman 为其辩护。这位美国刑事辩护律师以为知名被告辩护而闻名，其客户包括各界名流、黑手党成员、政治人物，以及最近的前电影制片人 Harvey Weinstein。由于案件起码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开庭审理，Arif Naqvi 和 Mustafa Abdel-Wadood 都有足够的时间回顾和反思自己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Arkan Partners 联合创始人 Ali al-Salim 表示：“私募股权在中东地区仍是一个新兴产业，看到本地区行业最大公司分崩离析甚是遗憾”。有消息称，Abraaj Group 的竞争对手 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 LP 和 Colony Northstar Inc. 等均在尽职调查后放弃了收购前者的打算，因为其中发现的问题让他们意识到可能会跌入一个“无底洞”。由此看来，曾经的“中东版高盛”似乎正在变成“中东版雷曼兄弟”。Abraaj Group 的崩塌让行业其他企业也无法独善其身，一些总部设在迪拜的私募基金已经表示，现在募集资金的难度极大，许多投资计划不得不因此搁浅。“整个行业都依赖于信任，”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教授 Ludovic Phalippou 认为，“如果 Abraaj Group 确实做出不符合投资者利益的事情，那么整个信任的基础及其有效性将遭到质疑。而这不仅是对 Abraaj Group 本身，而且对整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都将造成负面冲击”。随着这起全球最大私募股权破产案的相关细节将逐步清晰展示出来，Arif Naqvi 及 Mustafa Abdel-Wadood 这两位涉案者究竟是先驱还是囚犯，不妨拭目以待。...

最近，特步买买买的频率有点高。在刚刚过去的3月，特步宣布与Wolverine成立合资公司，以1.55亿人民币的启动资金相继拿下圣康尼（Saucony）、迈乐（Merrell）的代理权。随后4月19日，特步宣布与韩国服饰零售商衣恋集团达成协议，收购该集团旗下的美国网球鞋品牌盖世威（K-Swiss），此次收购案的资金规模约为3000亿韩元，约合2.7亿美元。剁椒娱投（id：ylwanjia）了解到：圣康尼品牌在美国享有“运动鞋中的劳斯莱斯”美誉，凭借专业质量及高端科技跻身全球四大知名跑鞋品牌之一；迈乐则是主要针对户外运动市场，是美国人民最受欢迎的全球户外生活品牌之一；而刚刚收购的盖世威定位同样也是面向中高端市场，主要提供包括瑜伽、健身房健身、羽毛球等相关的体育用品。特步2019的开春“买买买”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年3月以安踏为首的财团敲定对于“始祖鸟”母公司Amer Sports高达46亿欧元(约370亿元)的收购，同时也堪称中国服装行业最大规模的一笔对外并购。而在这笔收购尘埃落定后，安踏旗下已经拥有FILA、Descente、Kolon Sport、Sprandi、Kingkow等中高端品牌矩阵，Amer Sports的加入无疑一举极速扩张自己的多品牌版图。不难看出，安踏特步两大运动鞋服企业接连收购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丰富集团内部的品牌多样性，更是想通过国外运动品牌的专业性来涉猎更多中高端顾客群体。的确，在当今的运动赛道，鞋服的专业性也已经成为了中高端市场的敲门砖。消费层次越高端，消费者对于专业性的关注度也越高。这对于国内传统运动品牌来说，是挑战，亦是机遇。号角已经吹响，谁又将下一个杀回赛场？曾经的时尚象征，现在的乡镇之光2018年有这样一则标题党新闻上了热搜：“阿里程序员相亲被拒绝了，原因竟然是因为一双特步鞋”。新闻中写道这位程序员下班后直接穿着特步鞋过来相亲，而女方直接当场拒绝：“你一个27岁的男生穿特步鞋来约会不合适”。新闻一出，一度成为当时热议的焦点，被点名的特步也是大写的尴尬。与三四线下沉市场画上等号，也成为了大多数国产传统运动品牌不得不面临的窘境。而在20年前，现在的乡镇之光却是曾经最耀眼的时尚象征。上个世纪90年代，福建省晋江市的制鞋规模可谓是享誉全国。安踏、特步、361°纷纷诞生于此。那个时候晋江系公司大多是贴牌生产、品牌批发，特步的“前身”三兴公司当时就是为国际知名品牌贴牌生产各种款式的运动鞋，赚取中间微薄的利润。而随着李宁品牌运动鞋服的崛起，晋江制鞋厂们也纷纷有了从贴牌生产向推出运动品牌转变的趋势。而如何在市场中打响知名度，赞助奥运与明星代言成为了营销标配。2000年，悉尼奥运会举办期间，当时年销售收入仅有一个多亿的安踏豪掷千万重金投入广告，并选中当时大满贯冠军孔令辉成为代言人。那一年，全国人民都通过奥运会的洗脑广告知道了安踏。2001年，三兴公司也“进阶”成为特步，主打时尚运动风格，以百万代言费签下当时最火的叛逆小生谢霆锋作为代言人，首创娱乐明星代言体育用品的全新模式，为特步品牌塑造起时尚、叛逆、特立独行的个性，推动了特步品牌差异化战略的实施。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为国内运动品牌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2005——2009年间各大鞋服企业扎堆上市，并在全国开设大量店铺，新增门店数合计达到近2万家。根据欧睿国际的统计，2008年中国体育用品的行业规模已经达到1039亿元，除了李宁以9%的市场份额明显领先外，靠着打品牌知名度走出来的安踏、特步、361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8%、4%和3.7%，相差不大。然而，这样的盛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快速扩张的上万家门店渠道虽然给品牌传播了知名度，但也加剧了来自渠道内部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埋下了高库存的隐患。2012年开始，国内各大传统运动品牌便开始饱尝苦果：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使得企业积压了大量库存，占用了资金。这些资金本可以用于品牌产品研发、营销等来创造新的价值，但数额巨大的库存却只得使得这部分资金闲置起来，给国内传统运动品牌造成了发展机会上的损失。在此前后，耐克阿迪等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也相继进军中国，凭借其专业的设计以及中高端的定位冲击了中国市场。而早已同质化严重国内传统运动品牌，在此刻无暇拿出与其比肩的设计了。与此同时，电商平台也开始逐渐出现。早期各大电商平台为了提升销售额不断开启价格战，吆喝着超低折扣来吸引消费者眼球。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传统鞋服品牌来说，是成为了释放库存压力的最佳途径。毋庸置疑，频繁的价格战会短暂性地提升销量，但是也会对消费者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严重影响品牌形象。但是在那样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即使电商销货是“饮鸩止渴”，也只能含泪饮下。根据公开财务数据显示，2012年特步年收入达到55.5亿元，但是2013年年收入暴跌了21.8%；安踏也在这一年迎来了上市以来净利润的首次下滑。阵痛下的转型与发展经历了2012年库存与品牌危机后，国内各大传统运动品牌纷纷开始思求变革。安踏率先开启零售渠道扁平化改革，加强零售管理，通过监控销售数据，帮助经销商清理库存、优化订货。而在一步步收回控制权的同时，也提升直营门店的品牌形象，不断优化实体店购物过程中的体验。2014年，安踏成为了第一个走出库存危机的品牌，业绩恢复正向增长。财报显示当年净利润19.4%，与同一跑道的第二名361°甩开了10个点的差距，曾经的体育大哥李宁更以-11.1%的净利润亏损难以脱身。而也在这一年，安踏成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中市占率第一的本土品牌，仅次于阿迪和耐克。随着业绩的稳步提升，2017年，安踏体育的营收、净利润已经达到2007年初具规模时期的5倍以上。同样在2018年财报中显示，安踏体育依然保持强劲增长，营收同比大涨44.4%至人民币241亿元；毛利同比增长54.0%至126.87亿。促使安踏不断的业绩增长，除了前期对于零售渠道的改革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永不止步”的理性买买买。而在这其中最具有先见之明，莫过于2009年安踏耗资6.5亿港元收购FILA在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的业务。当时的FILA尚未怎么知名，在中国市场依然亏损。现在的FILA早已密集出现在各大一二线城市的中心商圈，成为年轻消费者近年来在运动时尚领域的新宠。2018年6月更是喜提代言人王源，扩展千禧一代的消费潜力。同时集团总裁郑捷透露，2018年安踏业绩增长的“大功臣”也正是FILA，全年流水超过100亿元，销售增速超过80%，是增速贡献最大的品牌。安踏多品牌战略带动业绩高涨由此可见，安踏集团通过主品牌安踏的高性价比来稳定已有的三四线市场，再结合FILA来迎合一二线城市的消费升级。而随着FILA所处时尚运动领域也不断涌出PUMA、斯凯奇等这样的同类型对手后，同质化竞争再次愈发激烈，未雨绸缪的安踏又将扩张的视野瞄准到国内较为空白的户外市场，引进迪桑特，并经营韩国品牌Konlonsport中国区业务，再加上刚刚拍板的Amer Sports，安踏剑指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野心已经毋庸置疑。而最近同样买买买的特步，也颇有像安踏成功模式靠拢的意味。由于受困于2012年危机的时间较长，特步在2015年才开始正式的转型，主要方向也是针对零售渠道以及品牌管理方面。2017年末，特步用1.5亿元一次性回购2015年前生产的产品，虽然造成特步2017年的营业额同比下降5.26%，却此番刮骨疗伤也让特步彻底清除了历史包袱，正式宣告转型之路的结束。轻装上阵后的特步，2018年总营收达63.83亿元，同比增长24.84%。值得一提的是，眼下特步虽然拿下了拿下圣康尼、迈乐的代理权，以及收购盖世威。但今时早已不同往日，随着运动市场的竞争愈发白热化，切入新市场，复制安踏模式的成功性也并非同日而语。多品牌运作，将会是特步一个新的挑战。国内外运动市场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不同于安踏、特步的买买买，具有IP以及民族特色的李宁则倾向于自身内部进行延伸，更大的发挥真正的品牌价值。显眼的汉字、黄红配色、中国风元素设计，无一都在颠覆着李宁的老旧形象2018年2月，李宁登陆纽约时装周。这个28岁的老牌国货仿佛在证明，“过气”与“潮”之间，就是一个时装周的距离。这场大获成功的走秀，为李宁的品牌年轻化开了一个好头。不仅李宁身价飞涨，更是一件（鞋）难求。一句话已经在运动消费市场传开：以前是没钱（才买）李宁，现在是（真的）没钱买李宁了。热闹背后，李宁也交出了一份不错的财报：截至2018年12月31日，李宁集团全年营收同比增长18.45%至105.11亿元，净利润增长39%至7.15亿元。时隔8年等待，李宁终于完成营收破百亿的目标，业绩逐步复苏。同时在新系列的带动下，2018年李宁运动时尚品类的零售流水同比上升42%，高于其余所有品类的增幅，全年运动时尚服装销量超550万件，6个月的新品售罄率为70%。在最新2019年2月的秋冬纽约时装周上，李宁继续放大“中国李宁”这一logo IP。在设计上延续着复古感，并将中国山水融入到运动服的设计中，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一经上线更是被国内媒体送上各种溢美之词。但对于李宁来说，这才仅仅是个改变的开始。在目前年轻人为主的运动时尚市场，主打特色IP风格的李宁会相对容易地引发消费者的购买购买共情，也能够将目前的品牌势能延续下去，但前提必须是做好精细化以及专业化运营。剁椒娱投（id：ylwanjia）提到随着运动商品的消费层次越高端，消费者对于专业性的关注度也越高，这一点在李宁上也有所体现。在去年初纽约时装周上的惊艳四座后，2018年李宁新产品和旧产品的定价都有增加。其中，中国李宁系列的平均单价比传统李宁产品高出30%以上。“旧产品的价格提高，代表着品牌力的提升，”曾华锋说道。这样的变化亦显示在财报上，2018年，李宁的产品毛利率提升1个百分点至48.1%。而如果想继续维持这样的高溢价，除了由“中国李宁”这个潮牌IP不断带来增值效益的认可，更多需要的是消费者对于产品自身的专业性进行自愿买单。李宁在2018年开始推出的高端篮球鞋系列——韦德之道，新款售价均为1000以上，已经逼近耐克、阿迪专业篮球鞋的平均水平。今年3月1日，球鞋测评平台“极客鞋谈”曾推出一期名为《李宁吐槽大会》的节目，多位李宁的老顾客对品牌进行“又爱又恨”的全方位评价。“一双实战篮球鞋怎么能买到1000块钱以上，那么贵？”“产品要用心做，李宁的鞋楦实在太宽了，像韦德的腮帮子一样。”“他们的重点放在时装周上，看这两年篮球鞋的设计就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功夫去设计。”不同于资本市场对于李宁业绩崛起的溢美之词，忠实顾客发自内心的反馈或许更能代表品牌未来改进的方向。对于李宁来说，潮牌IP的诞生给了这个老国货一个重新回到赛场的机会，但这样反哺作用终究是有限且短暂的。作为一个定位专业运动的品牌，持续高效的产品研发才能真正为这个品牌提供源源不断的永动力。结尾不管是安踏特步的接连收购，还是李宁的国潮重生，国产传统运动品牌的头部力量都基本告别了过去老旧的发展模式，踏上了新的征程。但这段新的征程仍然充满了机遇与挑战，除了内部市场的磨合，外部力量仍然凶猛强大。根据耐克3月公布的2019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大中华区继续领跑，营收达15.88亿美元，已经连续19个季度实现双位数增长。阿迪达斯在2018年财报中也宣布大中华区增长高达23%。，位列第一。这也就意味着，在具有较高购买力的一二线城市中，耐克、阿迪的品牌话语权并没有收到较大的挑战。这对于国产传统运动品牌来说，依旧是长路漫漫，道阻且长。但号角已经吹响，在这近年来所谓的“资本的寒冬”下，我们更期许着一个洋溢运动热血的光明未来。...

个人“海淘”支付环节未来将变得更加便利。4月2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印发《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个人在跨境电商平台或网站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通过支付机构可以便利地实现购汇并对外支付。同时，《管理办法》还允许银行为个人“海淘”提供电子支付服务，拓宽个人“海淘”支付结算渠道。《管理办法》所指的支付机构外汇业务，是指支付机构通过合作银行为市场交易主体跨境交易提供的小额、快捷、便民的经常项下电子支付服务，包括代理结售汇及相关资金收付服务。《管理办法》要求，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的单笔交易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等值5万美元。对于有真实、合法超限额需求的，支付机构应向注册地分局提出登记变更申请。据了解，《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支付机构可以凭交易电子信息，通过银行为市场主体跨境交易提供小额、快捷、便民的经常项下电子支付服务，进一步便利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结算。其次，是明确支付机构可为境内个人办理跨境购物、留学、旅游等项下外汇业务，进一步满足境内个人合法用汇需求。同时，《管理办法》要求支付机构应建立有效风控制度和系统，健全主体管理，加强交易真实性、合规性审核；银行应对合作支付机构的相关外汇业务加强审核监督。另外，银行在满足交易电子信息采集、真实性审核等条件下，可参照申请凭交易电子信息为市场主体提供结售汇及相关资金收付服务，进一步拓宽跨境电商交易支付结算渠道。据了解，为了积极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发展，外汇局于2013年在北京等5个地区启动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试点，并于2015年将试点扩大至全国。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试点情况看，较好地满足了企业、个人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快捷支付的需求。“试点以来，随着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市场主体对跨境外汇支付及结算提出了更多需求。支付机构也积极创新，提出了进一步便利市场主体真实、合理、多样化交易结算的需求。此外，试点中也发现，个别支付机构存在真实性审核职责履行不到位等问题。”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贸易新业态发展，外汇局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在保持政策框架整体稳定不变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和跨境电子商务特点，出台《管理办法》，完善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进一步便利跨境电子商务结算，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将进一步便利个人“海淘”。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个人在跨境电商平台或网站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通过支付机构可以便利地实现购汇并对外支付。《管理办法》还允许银行为个人“海淘”提供电子支付服务，拓宽个人“海淘”支付结算渠道。恒丰银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丽娟表示，外汇局发布《管理办法》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主体的跨境外汇需求。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推进，支付机构也需进一步提升竞争力。通过完善支付机构外汇政策，可以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结算的便利性，丰富支付机构的应用场景，进而提升支付机构的竞争能力。同时《管理办法》拓宽个人“海淘”支付结算渠道，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人海外购物需求。...

受害者分布全国各地，其中广东、山东、江苏等地区最为严重。图：该病毒木马团伙产业链说明4月29日，腾讯安全御见威胁情报中心发布消息称，近日通过对幽虫、独狼、双枪、紫狐、贪狼等多个病毒木马家族的技术特点、病毒代码的同源性、托管等线索进行多维度综合分析，发现这5个在国内持续活跃、影响恶劣的病毒家族，背后实际上由同一个黑客组织操控，且病毒作者疑似与贵阳市某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相关性。据了解，2018年初至今，国内多家安全厂商曾先后发现幽虫、独狼、双枪、紫狐、贪狼等多个病毒木马家族，这些病毒主要利用盗版Ghost系统、激活破解工具、热门游戏外挂等渠道传播，在用户电脑上安装Rootkit后门，然后通过云端控制下载木马、强制安装互联网软件、篡改锁定用户浏览器、刷量、挖矿等多种主流黑产变现手段牟利，对广大网友的财产及信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数据显示，该类病毒在去年7-8月最为活跃，日均感染用户高达3000万-4000万，至今仍有超过200万台电脑被其控制。同时，受害者分布全国各地，其中广东、山东、江苏等地区最为严重。有安全行业从业者称，自诞生之日起，上述种类的病毒就与国内众多杀毒厂商斗智斗勇，一个病毒在安全软件联合打击下消退，很快就有一个新的病毒取而代之。“现在我们发现这些病毒家族背后由同一个黑客组织操控。”4月29日，腾讯安全技术专家向新京报记者介绍“依据腾讯安全大脑能力，对双枪、紫狐、幽虫和独狼系列木马进行深度追踪、研究判断，在掌握不法分子的攻击手段之后，最终被聚类到同一家族中，其中发现幽虫、独狼、双枪、紫狐以及关联到的盗号、恶意推装木马之间联系极其紧密，层次清晰。同时，各个木马家族之间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黑色产业闭环，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结构。”腾讯安全技术专家介绍称，具体来看，其发现双枪和贪狼病毒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病毒作者疑似与贵阳市某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相关性。目前，该公司旗下的多个站点已变成博彩网站，病毒作者极有可能在获得丰厚收益之后，暂时转行避风，以此逃避网安机构的追查。...

“今年开机的项目明显比往年少了，我认识的从业人员好多到现在都没有接到活。”在问起今年的行业现状时，一制片人向拍sir诉苦。的确，自去年影视行业开启大范围查税风波和明星限制高片酬之后，热钱纷纷从行业中撤离，随之带来的开机项目明显有所减少，影视也进入了漫长的“寒冬”。如今2018年虽然已经过去，寒冬依旧笼罩在大多数从业者身上。一些从业人员或失业在家或转行离开影视行业，小的影视公司选择了关门，一些大的影视公司选择了裁员，原本剧组扎堆的影视基地已变得门可罗雀，2019年影视行业依旧充满着悲观论。毫无疑问，热钱的退去确是让整个影视行业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重创。那么热钱退去后究竟带来哪些影响，热钱对电影市场究竟有多大影响？热钱离开后国产电影的总票房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虽然现在不少坚守在影视行业的人时不时会感慨行业寒冬下的不易，但实际上，在热钱退去之后，整个电影行业受到的影响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拍sir对近三年国产片票房前五十的影片进行了统计后发现，每年影片票房前五十的总票房在国产片总票房的占比已高达90%上下。这也意味着虽然国产片每年上映的影片已经达到了三四百部，但真正对票房产生贡献的票房也不过50部影片，更多的影片在票房产出上微乎其微，对国产电影的总票房的产出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实际上，这些低票房的影片在内容品质上普遍不过关，也多是热钱涌进市场后的产物，这类投机性的影片既不具有良好的口碑基础，也无获得高票房的条件，国产电影的总票房也不会因为这些影片的存在而在票房上有大的改变。换句话说，从票房的产出看，内地的电影市场的总票房有没有这些热钱推动的影片上映，都不会有大的差别。此外，从影片的收益来看，票房过亿的影片才更有盈利的可能和空间，然而如今每年过亿的国产片也没有超过50部，而在这些影片之外，更多的影片票房产出都很低，几百万甚至几十万的票房让它们沦为市场炮灰，即便是一些投资的大项目，在不具备过硬的内容品质下也同样会出现亏损。热钱退去后，优质的影片依然不会减少，而大量消失的只是本就不该生产的影片。以近五年国产片的票房为例，这几年10亿影片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20亿、30亿甚至50亿票房的影片的不断出现，这也在说明国产片在头部影片的生产上依然在增强。实际上，去年虽然很多人都在喊热钱退去，但国产片依旧诞生了《我不是药神》《一出好戏》《无双》《无名之辈》一批叫好又叫座的影片。今年市场已经产生了《流浪地球》票房在40亿以上的影片，而随着暑期档和国庆档的开启，国产片的前景依然可期。同样在明年的春节档等大档期里，《囧妈》《紧急救援》《唐人街探案3》《中国女排》等多部影片的定档，这也同样意味着虽然热钱退去，但国产片在头部影片的产出数量上并没有减少，在产出的能力上也没有减弱，热钱的退去并没有对国产片的头部影片造成影响。在拍sir看来，整个市场并不需要那么多部影片上映，国产影片需要打造的是精品内容，是那些叫好叫座的影片，而不是大量缺少品质支撑的影片。目前的电影市场在层级上更像是一座金字塔，位于塔尖的头部影片才会有最大的盈利空间，而位于底部的影片虽然数量多，但却不赚钱。反观那些位居票房榜前列的影片，它们也都是由那些实力雄厚的主流电影公司牵头制作，这类公司在项目上不缺资金，即便在大量热钱涌入时，热钱也无法进入或是左右那些头部项目当中。虽然现在大的电影公司也会存在相互合作，尤其在一些大制作的影片上，公司共同投资合作的情况已变得普遍，比如《我不是药神》背后参与的出品公司有宁浩的坏猴子影业、徐峥的真乐道以及北京文化、万达影视和阿里影业，但这些电影公司的合作也是基于项目专业度和精品化的追求，与那些投机性的公司通过电影实现资本化运作有着本质的不同。换句话说，没有了热钱，那些大公司的成熟项目依然能够良性运转，市场的爆款影片依然不会减少。热钱进入其实拉低了行业的门槛和专业度现在电影行业明显没有以前好赚钱了，不少电影项目在融资时遇到的困难也明显比前些年大。虽然热钱的退去让影视行业经历了阵痛，不过在拍sir看来，热钱涌入这个行业带来的危害更大。首先，热钱让影视行业的门槛降低了。像前几年，一些手握重金的煤老板和房地产商可以轻易担任电影的制片人或出品人并在创作上进行指点或干涉，而一些没有行业经验并不懂创作的人也可以因为背靠金主的关系而身赴导演，演员等创作的第一线。歌手、相声演员、作家以及主持人也都纷纷走上了电影导演的岗位，很多人甚至还要在电影中充当着编剧和导演等多个岗位，而他们能够进入电影创作的核心领域并不是他们懂创作，而只是因为他们背后不缺资金，有着大把热钱的推动。这些人的到来也拉低了整个行业的门槛，拍电影也一度成了一个最不需要技术的工种。这些人进入电影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搞创作，他们只是带着投机的心态，趁机捞一把，实现名利双收，电影对于他们只是获取名利的工具。而这些人也没有能力生产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他们的到来非但不能推动影视行业健康发展，反而带来更多的乱象。其次，热钱让行业的专业度下降了。电影行业本就是个技术性和专业性要求很高的行业，但随着热钱带来门槛的降低，大量充满算计的电影不断产生，例如《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一些火热的电视综艺也改编成电影版，引发观众吐槽。这些充满噱头的作品并不是靠内容取胜，即便口碑并不好，仍可以凭借强大的明星阵容与大制作，在流量和话题的宣传造势下取得几个亿的票房。毫无疑问，即便是不少作品在当年还能获得不错的票房，但这种投机性的心态并不利于电影行业的发展，也没有带来电影市场真正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这些品质不高的电影在获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还对一些品相很不错的电影在排片和票房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更是让不少专心创作人的痛心疾首。此外，热钱催生的泡沫消去后的后果更难消除。对于那些投机性的投资人，电影行业盈利时，他们会跟着共富贵；而一旦行业出现危难时，他们不会与之共患难。“他们投资的电影如果赚钱了，他们会照着同样的模式批量生产；而一旦赔钱了或者行业遇到寒冬，他们就会卷着钱迅速从行业中退出，寻找新的商机。某种程度上，热钱绑架了电影行业。”业内人士向拍sir形容道。实际上，那些带着热钱进入电影行业的人对于整个行业是没有任何贡献的，他们虽然为电影行业带来大量的创作资金，但也会让这个行业催生大量的泡沫。而也正是在大量的热钱涌入电影行业时，市场上才会出现太多的乱象，在资本纷纷投资影视股，带来其市盈率的股票估值虚高，而一些影视公司也不再专心打造精品项目上，而是玩资本，将公司股价的估值变得虚高。此外，更多的从业者也开始将精力放在宣发以及偷票房的不正当竞争上，烂片横行下，主流观众的审美带离出正常的轨道，“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的现象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热钱退去反而更有利于电影行业出优质影片毫无疑问，健康有序的市场并不需要热钱的存在。而在热钱退去后，还会带来下面几个好处。首先，可以让真正的从业者可以静下心来做项目，减少之前的浮躁和市场上的投机行为。热钱退去后，电影才能走上内容为王的时代，电影要想在市场上获得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票房回报，也只有精耕内容，用更多的时间去磨炼剧本和项目本身，而不再像以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投机上。像前几年，电影市场奉行的IP+流量小鲜肉等于高票房的这条法则曾屡试不爽，但这种如法炮制的烂片定律也最终走上失灵；而一些影视公司也热衷于在国内电影节上发布公司的年度计划，动辄十多部二十部的庞大片单在展示公司实力的同时来达到对外融资或是提高公司股价估值的目的，但实际上这些项目并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很多影片也多带着烂片的特征，在上映后多面临着亏损。其实，电影迟早会走上精品化，电影公司更应该集中精力放在单部影片的竞争力上，而不是以往的拼数量上，将力平均用在每部作品上。毕竟当前也只有那些爆款的国产电影才能实现最大化的盈利，而这类影片要不是《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流浪地球》这样的重工业电影，要不就是《我不是药神》《芳华》深耕内容的影片，或者如《前任3》《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观众定位特别清晰准确的影片上。毫无疑问，热钱的退去将减少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将倒逼着电影人回归内容，而不是再去搞资本圈钱，玩各类营销上。爆款作品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磨，像《我不是药神》仅剧本就经历了两三年的打磨，前后修改了数次；《流浪地球》前后创作更是经历了五年之久。而这样历经多年才能打造出的作品自然也不是那些急功近利的热钱愿意看到的。其次，有利于行业的集中化。在热钱大量涌入电影市场时，中小型影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电影项目也是与日俱增，表面上的繁荣背后却是电影人才，项目和资金上的分散，而一盘散沙的结果是电影的作坊式生产。当然即便是大量的公司都披上影视的字眼，整个行业中的编剧和导演群体看似庞大，每年爆款的电影在数量上并没有增多，精品化作品依旧缺失，有影响力的作品依旧是由那些主流公司产出。毫无疑问，当前的电影公司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实际上，即便是放眼到高产的好莱坞，也只有寥寥的几大公司而已。其实国内并不需要那么多影视小公司，需要的则是有竞争力，能够抗拒风险有实力不断做出大项目的大公司。国产电影要想强大，实现电影的工业化之路，最终也要在资源、人才以及项目上进行集中，优化项目，提高运作的效率。因此热钱的减少是好事，它会有利于当期公司和项目乃至人才的集中化，提高项目运作的效率。像如今的宁浩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以及徐峥的真乐道聚集的青年导演，其实也正是优化资源，集中人才的表现。但是在热钱进入市场时，实现电影大公司的合并也并不可能。再次是整个专业度的提升。在热钱退去后，很多内容不过关的项目将得到市场的淘汰，一些不懂创作和产业的人也将从行业中出局。电影行业的门槛将得到相应提高，也只有专业的人才能在这个行业实现相应的价值。与之带来的是整个行业的专业度也不断得到提升。最后，当前电影项目行业在资本上也提高了效率，减少了项目的亏损。国产电影虽然迎来了数量的优势，但能够实现盈利的项目非常少，也不过5%，更多电影出现亏损。造成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则是大量的项目并不成熟，内容品质不过关。在热钱退去后，更多专心内容生产的人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实力，才能在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热钱退去并不值得惋惜，反而给真正留在行业的人更多的生机和可能。...

导读保险公司苦于没有构建起直通客户的有效渠道，很多时候只好投入巨大的费用向4S店等中介“买业务”，有的新车获取成本甚至高达保费的65%。2015年4月，刘扬告别了工作15年的体制内工作，开始了一场互联网保险的探索之旅；一年后，他参与了一家车险风控公司的创业，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正是现在最火的人工智能；2017年4月，他离开了那家已经扬帆出海的车险风控公司，又投入到了创业项目分子实验室之中。刘扬的工作始终与车险息息相关。作为一名车险“老炮儿”，他对这个行业有着长期的观察，“车险如果重回老路，势必将引起消费者的不满，而随着汽车行业的改革，以及互联网、物联网与汽车行业的深度融合，保险行业未来也会被车厂和互联网巨头碾压。因此，我们只能选择涅槃重生。”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4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银保监会已于近日召开第三次车险座谈会，其中对于各地银保监局在落实“报行合一”过程中整治力度参差不齐的问题，强调车险监管必须“全国一盘棋”，公平公正地严格落实“报行合一”。所谓“报行合一”，即保险公司报给银保监会的手续费用需与实际使用的费用保持一致。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银保监会2月份曾在向各地银保监局下发的《关于近期车险市场监管有关情况的函》中指出，近期以来，各地银保监局依法严肃查处车险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市场乱象的治理力度，推动车险市场秩序有所好转，但由于各局整治力度参差不齐，各地区车险市场秩序好转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少车险从业者认为，在严监管推动车险市场秩序好转之后，更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实现标本兼治。“我们必须以新视角、用新技术改造行业、创新模式、服务用户，是时候和过去熟悉的车险说再见了。”刘扬说。“三高”消耗战几时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车险市场的乱象是这个行业的顽瘴痼疾，主要集中在：通过给予或承诺给予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变相突破报批费率水平，保险公司通过代理人或业务员返还现金的方式比较普遍；通过虚列其他费用套取手续费变相突破报批手续费率水平，保险公司通过虚列宣传费、劳务费、咨询费等费用科目来套取手续费的方式比较普遍；费用数据不真实，保险公司向中介机构承诺支付高于报批水平的手续费率，但不及时入账。近日，中国人保董事长缪建民在CF40年会上坦言，目前市场上的保险公司超过200家，其核心竞争力上虽然差异很大，但总体上仍处在粗放式发展阶段，存在着“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的“三高”现象。具体而言，“高投入”突出表现为机构设置上不计成本“占市场，铺摊子”，结果就是管理成本虚高，大多数保险公司背上了沉重的投入包袱；“高成本”突出表现为业务开拓上大打低水平的价格战，2018年财险业综合费用率高达40.7%，大量收取的保费被用于低水平的渠道竞争；“高消耗”突出表现为销售误导，对保险资源进行破坏性开发。数据也可体现这一状况，2018年人保财险的车险业务手续费支出为618.82亿元，同比增长21%；平安产险车险业务手续费支出429.94亿元，同比增长24.3%；太保产险车险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197.37亿元，同比增长21.4%。根据《关于近期车险市场监管有关情况的函》，截至2月20日，浙江、广西、安徽、河南、四川、山东、青岛、新疆、山西9地银保监局，在查实公司未按规定使用报批的车险条款费率的违法违规行为后，先后对24家计划单列市和地市级保险机构采取停止商业车险条款和费率的监管措施。严监管的风暴仍将继续。瑞士再保险研究院最新发布的sigma报告指出，从目前的产品结构来看，车险仍是非寿险市场占比最高的险种。随着近年来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车均保费不断下降，消费者享受到了商车改革带来的价格红利，预计未来车险市场将会进一步加强监管，竞争日趋激烈，服务质量不断升级。“对违反相关法规、社会反映强烈、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市场乱象，应当继续加大整治力度，打破一些保险机构仍在观望的局面，遏制和扭转前一阶段车险市场乱象愈演愈烈的趋势。”此前，一位接近监管的人士强调。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4月26日，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公布《广东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实名管理工作实施细则》，发布了消费者提示，正式开始推行车险缴费实名制。“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以来，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有的机构及业务员为了争抢业务，存在未经消费者同意，擅自为消费者缴纳保费以生成保单锁定客户的问题；有的机构及业务员与不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代理机构开展车险业务合作，部分中介为追逐高额代理收入，将消费者投保意愿层层转售、异地投保。”一位保险公司车险业务负责人坦言。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表示，该制度推行后，投保信息真实性得到保障，保险公司、保险销售人员的管理流程和销售行为将进一步电子化、标准化、透明化，可以成为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追踪、问责的重要工具和抓手。重金向4S店等中介“买业务”经营者看车险好似“鸡肋”，弃之可惜，但又食之无味。前述“三高”的结果是投入产出不成正比，效益不高。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目前已经披露2018年年报的7家非上市财产险公司，车险保费合计122.28亿元，承保亏损10.57亿元。同样尴尬的是，保险公司的“弱势”地位。缪建民指出，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市场上很多财产险公司包括一些大公司，过多地依赖汽车4S店等中介渠道，这是财产保险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以航意险为例，卖一张保单，90%以上的保费作为手续费被中介机构拿走；再以车险为例，保险公司作为“财大气粗”的汽车后市场支付方，本该是产业“食物链”的最顶层，理论上并不需要支付那么高的渠道费，但保险公司苦于没有构建起直通客户的有效渠道，很多时候只好投入巨大的费用向4S店等中介“买业务”，有的新车获取成本甚至高达保费的65%，结果就是4S店、车商、汽车维修店皆赚钱，唯独作为支付方的保险公司不赚钱，陷于“小店面绑架大机构”的尴尬境地。缪建民坦言，事实上，考虑到客户对车险的刚性需求，以及大型保险公司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和电销网，4S店等中介渠道在保险销售上并不能创造额外的社会价值，反而是使大量的利益漏损在中间环节，形成了投入“黑洞效应”。随着客户保险意识的提升，从客户角度讲，这样低效率的商业模式长期来看是缺乏生命力的。瑞士再保险中国总裁陈东辉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一些保险公司的车险业务已经畸形发展，无论是哪个渠道的业务，都要去中介渠道绕一圈，虽然手续费不一定都给了中介机构，很多打折返还给了消费者，但这样不透明，容易出现跑冒滴漏，不如放开价格，让大家在明面竞争。通过手续费解决这一问题，会造成数据上的扭曲，即实际价格与实际成本不相匹配。”人保财险在2018年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要推进“去中介、降成本、优体验、强黏性”，抓好培育营销文化、打造营销队伍、加大直销司控渠道发展力度、保持成本领先等工作，在巩固车险、政策性业务发展的同时，加大商业非车险发展力度，打好中心城市攻坚战和县域市场保卫战，巩固优势，保持市场领先。刘扬感慨：“面对汽车行业，保险公司并非一无所有。十几年前，各家保险公司可以联合倒逼厂家改进桑塔纳的防盗设备、可以让斯巴鲁连续多次降低配件价格，而现在却为了各自的短期利益，牺牲行业整体和长远价值，甚至垃圾业务可以在行业内持续循环。唇亡齿寒，你行业内的对手倒下了，怎知下一个倒下的不会是你？”在新经济中寻找新动能虽然差异化、精细化发展已成行业共识，但财产险公司仍扎堆发展车险，同质化竞争、一险独大，对于专业性强的非车险业务，很多公司不敢做、不会做，许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保险业务尚待进一步发展。不过，从财产险行业整体看，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增速明显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增速快速增长的趋势已经形成。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财产险公司机动车辆保险1994亿元，在各险种保费收入中占比60%，同比下降近5%。更需要关注的是，“随着5G技术投入商用，自动驾驶技术将加快落地，当多数汽车实现自动驾驶时，交通事故率自然会大幅下降，进而大幅拉低汽车保险的风险保费。美国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局(NHTSA)调查数据显示，自2015年安装自动驾驶技术装置以来，特斯拉汽车的碰撞率下降了40%。考虑到车险在财险业务中的高占比，特别是目前占比我国财产险业务的2/3，传统财产保险公司亟需在新经济中寻找新的发展动能。”缪建民表示。复旦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系主任许闲表示：“自动驾驶汽车对保险市场最深刻的影响是汽车驾驶性能提高所带来的业务生态改变，保险公司目前的风险转移功能将部分让渡给汽车制造商。交强险的购买主体将从普通消费者变为汽车或其他零部件制造商等，现有连接保险公司和车险消费者的天然纽带也将不存在，由此现有交强险以外的占整体非寿险市场50%份额的车险保险业务会进一步萎缩。”“不过，自动驾驶汽车研发的技术风险、自动驾驶汽车投入使用的网络安全风险、工程师等相关人员的职业责任风险成为新兴的风险，这也将催生新的保险需求。未来汽车类保险的险种设计、运营方式、产品营销、监管等也将面临着重大的转变。”许闲称。“现在，准备好，倒掉杯中的水，用我们的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一起重新定义车险。”对于车险的未来，刘扬满怀信心。...

我们不知道如何定义这个时代，但如果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来说，这一定可以称之为一个“智能”的时代。恍恍惚惚间，科技发展仿佛已经超越普通人理解的极限，计算机信息的一次又一次革命，彻底改造并重新铸造了世界，人工智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图灵一定想不到，机器学习会发展得如此之快。世界，正变得“聪明”起来了。旅游行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各大旅行社凭借多年的积累，形成了一堵又高又厚的堡垒城墙，墙外的人看向墙内，只能看到黑糊糊的一片，其中利益交织，盘根错节，外人难懂。人生在世，无非是个“衣食住行”四字，偏偏这一个“行”，最为辽阔，也最为意义深远。行，短则门前公园城边草柳，长则三山五岳脱亚入欧，老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几千年下来，这旅游文化也成为了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心心念念。正是因为旅游业的强烈排外性，作为商业新贵的互联网公司们，屡屡试图进入却屡屡碰壁，虽然凭借高超的运营手段，互联网公司切下了一部分市场份额，但和整个市场相比，却依然是九牛一毛。直到“智能化”的提出，互联网公司仿佛寻找到了一条新的捷径，通过为旅游行业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的方式，曲线进军，成为旅游行业重要的一环——“智慧之环”。于是一个新的名词被提了出来——“智慧旅游”。“智慧旅游”的概念提了又提，智不智慧暂且不论，但这市场倒是越来越大。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达11725.9亿元，预测到了2022年，更是高达24621.4亿元。这个数字如果展开来写，足足有13位数，如此肥大的一块蛋糕，怎能不吸引资本觊觎？但是，智慧旅游从2002年被首次提及，如今已经过了十几个年头，然而所谓智慧旅游，依然还只是停留虚空中的海市蜃楼，雷声大雨点小。现在所谓的“智慧旅游”，不过是把景区的导游词录音放在网页上罢了。智能化浪潮起，因特网上的五代十国在互联网和数据化一波又一波浪潮地拍打下，各个行业开始忙不迭的去做所谓的“智能化改造”，试图将自己变成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但这个改造是否成功，还是要剥开各种新奇概念层层包裹的外皮，看一看是不是真的脱了胎、换了骨。屏幕是附庸“智能”最好的方式。往回倒推二十年，彼时智能的概念已起，《黑客帝国》里建筑物的墙壁都变成了可触控的电脑，主人公在虚空中点点点，充满了未来感。如今，随着触控屏幕技术的大幅提高，“全城屏幕”成为了一件可以实现的事情。各行各业的智能化改造，自然需要这么一件充满未来感的炫酷的事情，于是，我们看到的屏幕越来越多：汽车里的车载触控屏、公寓电梯旁的广告屏、银行业务的自助机器……甚至去麦当劳点餐，都有一个所谓的“智能点餐屏”。屏幕只是“智慧化”浪潮的冰山一角，但也足够窥到这个概念下的混乱局面。互联网要连接一切，一切也都试图绑上互联网的战车。装个自动窗帘就是智能化酒店，放一个拙劣的轨道机器人送餐就敢说智慧餐厅，用个钉钉打卡就完成了“企业上云”，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则可以说新媒体融合。汽车还比较好，因为汽车本身就可以是一个终端，因此加入智能设备也更加简单，不过现在很多所谓的“智能汽车”，也就是安了个安卓手机在中控台上。总的来看，一些传统的行业去寻求互联网化突破都不是那么成功，真心求变也好，蹭炒概念也罢，传统行业在智慧化转型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毫无意外，旅游业的智慧化改造，以上的毛病一个不少。从政府到企业，从景区到游客，都没有真正思考过智慧旅游的“智慧”应当体现在哪儿。对于旅游来说，单纯的把业务搬到线上绝无可能，因为无论怎么说，“旅游”这件事总得迈开腿。幸运的是，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仿佛为智慧景区提供了新的思路。有一些公司，也开始认真的寻找景区智慧化的道路，开始了整治混乱的第一步，各地政府也意识到过去只为炒作概念的改造方式断断不可能走通，开始真正地鼓励这个行业。智慧旅游，正在再度逢春。智慧旅游：跌跌撞撞学步难智慧旅游多年难成，与整个行业面临的问题密切相关。由于旅游行业缺乏一统天下的巨头，更多的是一群实力相当的军阀混战，导致市场被严重割裂，用户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缺乏连贯的完整体验。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产业链上。产业链问题之一，在于供应商。导致智慧旅游产生问题的几个因素中，供应商的问题最为显著也最难解决，技术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大难题。由于当前智慧旅游行业的公司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大多数是从旅行公司转型，或者互联网公司跨界而来，很多硬件上的技术储备都严重欠缺。举个例子便很好理解：设计方给出了精彩优秀的设计方案，从用户路线到科技体验、从景区解读到文化传承，但是在落实中，问题就会凸显，能够承载设计理念的供应商少之又少，很多景区设备都难寻生产源头。这就好像手机厂商设计了一种绝佳的全面屏幕方案，但却没有厂商能够能够生产这块屏幕，其中尴尬，一想便知。产业链问题之二，在于同质化。如今旅游这一条线上的企业，大量集中在几个能赚钱的点上，而行业里稍微不那么赚钱的配套环节，就鲜有问津。比如文旅大线上的出行环节（火车票机票），聚集了大量企业，其中还诞生了携程、同程等大型公司；而景区门票售票却很难在网上解决，景区智能设备供应更是没人愿意去干。能赚快钱的一哄而上，深耕基础的一窝蜂逃跑，整个链条上严重同质，缺少分工。产业链要得就是分工和效率，没有分工就没有落地实现，一条产业链上全是做一件事的，“链”自然难成“链”。产业链问题之三，在于盈利点。一个行业发展成不成熟，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看它能不能形成持的盈利模式。智慧旅游发展至今，其实各个企业都还没在这上面尝到甜头。市场很大，但是赚钱的都是“旅游”那一部分，“智慧”这一部分还真没什么成熟的商业模式。智慧旅游刚被提出的时候，也是一个资本聚集的热门领域，但是几番投资下来，基本没什么收益，行业也始终未产生可作对标的成功案例，眼看着挣不到钱，资本也就逐渐降温，形成了现在"智慧旅游"概念在资本市场上叫好不叫座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企业上线智慧旅游项目，也是捆绑式的玩法。例如地产+智慧旅游、游乐场+智慧旅游等等，旅游反而成为了企业拿地和套取政策红利的工具。都想着通过周边来挣钱，旅游本身被反客为主，沦为幌子。旅游投资本身不产生利润，核心利润由其他环节进行，这样的畸形情况，自然难以让智慧旅游行业良性发展。产业链问题之四，资金难流。正是由于产业链割裂、盈利点不明晰等原因，也导致了行业内部资金难以流动。尽管旅游行业每年产生万亿的流水，但真正反哺行业发展的现金却寥寥无几。在这样的情况下，旅游行业的马太效应愈发严重，领军巨头身处温室，改革动力不足，中小企业缺乏资金，创新乏力。产业链问题之五，数据割裂。智能时代下，算法和计算正成为商业发展的核心引擎，未来商业的决策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机器学习。而对于智慧旅游来说，要想更“智慧”，就得有海量的数据去分析用户的行为，通过概率论的方法不断获得正反馈，优化结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数据将成为智慧旅游能否“智慧”的关键一点，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各个公司、各个环节，数据严重割裂，有一些节点竟然没有数据追踪的意识，这就导致了整个行业各做各事、各说各话，产业链更加难以闭合。ToB之风骤起，智慧旅游再借东风说到2019年，一个关键词就是“产业互联网”。各大公司纷纷发力ToB业务，奏响了向产业互联网冲锋的号角，正式进入互联网“下半场”。产业互联网的风吹过，智慧旅游突然间又被放在了舞台中央。在产业融合的大环境下，打通智慧旅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开始变得现实，互联网红利殆尽，各大巨头公司也开始愿意深耕基础，同时，由于AR、V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逐渐成熟，行业的可行性方案也得以延展。政策、环境、行业、技术，都展现出了对智慧旅游有利的一面。回望智慧旅游的发展历史，大多为两种形式。广义上认为，在线旅游和景区智能化均属于智慧旅游的范畴。在线旅游市场很好理解，网上购买景区门票、查看旅行攻略等都属此类；景区智能化则是指景点通过智能化信息化的方式，为旅客提供更好、更为方便的参观游览体验。直白一点说，即一种是以游客为中心进行发散，围绕游客本身去制定智慧化、个性化的旅行方案。用户从目的地选择、交通出行、酒店住宿、景区门票、参观导游、路线规划、游前交流、游后分享，都有一套完整的体验。这种形式是以游客为核心，满足游客升级旅行体验的需求。如今市场上的很多ToC产品，就是从这个方面切入，例如携程去哪儿就是满足出行需求，蚂蜂窝就是满足游前交流和游后分享的需求。另一种形式则是以景区为出发点，围绕旅游景点，去进行它的全方位游客吞吐接待规划。这一种形式的核心在于如何让旅客在进入景区中的时候，有更好的体验。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博物馆的文物旁都会放一个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这件文物的各项资料，这就是景区智能的一种最为简单的表现形式。当然，要让景区真正智慧起来，放一个二维码是远远不够的，景区需要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解决方案，从景区的智慧化设施，到景点的人文文化，再到景点和游客的互动式体验，都有一个中枢去做整体的统筹和规划。我做了一个思维导图，一目了然。引首以望，智慧旅游三重境界虽然方向是明晰的，但智慧旅游迟迟发展不起来，充分证明了这条智慧化改造之路道阻且长。智慧旅游要成大成境界、商业翘楚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景区大数据大量记录，数据打通，游客行为预判，智能优化资源配置结果，此第一境界也；景区物联网，物物相通，区域大通，互相联动，矩阵式景区设施，普惠用户，智能体验，此第二境也；产生交互，景区主动触达游客，同用户对话，提前智能制定个性化游览方案，物人互动，此第三境也。智慧旅游作为一个相对慢热的市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商业模式的探寻，在未来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缓慢成熟未必是一件坏事，小胚芽有足够的时间茁壮成长，根扎得更深。历经磨难，总会戳破泡沫，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普惠的智能体验。试想一下，未来某一天，对着手机上的智慧助手说一句，“我想去看看木结构古代建筑，预算3000元”，智能助手就为你推荐了合适的景点，你选择了大同悬空寺后，智能助手已经订好了火车票和景区门票，有一辆网约车接你去火车站。到了景区刷脸进门，按照你想要学习古建的要求，为你推荐了一条景色优美、有典型木制结构建筑的“榫卯木筑”主题线路，一路上智能助手为你自动调出每个地方的背景文化讲解。到了VR体验馆，你还亲历了一把神奇悬空寺的修建过程。这是多么酷的一件事。...

4月29日早间，欧菲光（002456.SZ）发布公告，称拟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即日起临时停牌。此前，由于2018年年报突然“爆雷”，从预盈18亿元陡然变成亏损5亿元，欧菲光成为“众矢之的”。上周五，欧菲光一字跌停。作为深市曾经的白马股，欧菲光也曾风光无限，此番毫无征兆的“爆雷”，不仅激怒了大量投资者，更是让此前“狂推”的卖方无地自容。根据欧菲光披露的2018年报显示，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3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3.10%。然而就在今年1月31日，公司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快报中，预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3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3.64%。也正是在这份业绩快报发布之后，欧菲光股价“扶摇直上”，1月31日至年报披露前，欧菲光股价累计上涨41.72%。业绩“反转”后，深交所紧急问询“公司在前期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中中未能发现上述的问题的原因及主要责任人”。欧菲光表示，业绩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8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其中与存货相关的跌价准备计提和成本结转合计24.4亿元，评估应收账款回收的可能性，计提坏账准备7510万元。其中对金立的应收账款坏账本年补提7510万元，对乐视的应收账款坏账本年补提7977万元。4月28日，华南一名私募机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欧菲光最坑的是没有提前预告就反转，对金立和乐视的坏账其实不是什么大事，这个事情市场是知道的，而且金立总共的账款才6.3亿，去年已经计提了3亿了，相比今天的‘雷’来说真的不高，问题不在这两家公司。公告说问题在存货。”事实上，在2018年中报时，欧菲光的存货已经高达97.81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高达25.04%。只是可怜了欧菲光近十余万户中小股东股东。根据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欧菲光股东户数合计13.95万户，而截至年报披露日前上一个月月末时，欧菲光的股东又再度增至16.62万户。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不乏上投摩根、中央汇金等投资大户以及大量外资股东。东方红睿丰和人寿保险也无奈“踩雷”。截至2018年末，香港中央结算公司持有欧菲光股票合计4489.61万股，光大信托持股4167.83万股、中央汇金持股3674.83万股、上投摩根核心成长持股2760.49万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