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场更大的房地产危机正在威胁中国经济）中国庞大的房地产业正陷入一场新的危机，有可能成为该国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危机。两年前，负债累累的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China Evergrande Group, 3333.HK, 简称：中国恒大)陷入无力偿债的境地，这刺破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并引发了一连串的开发商违约事件和商业损失。该行业的困境已拖累中国经济。如今，中国大型开发商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Country Garden Holdings, 2007.HK, 简称﹕碧桂园)正在挣扎求存。与因挥金如土而受挫的恒大不同，碧桂园的麻烦来自投资者和购房者纷纷远离该行业。碧桂园的财务困境可能会给经济和政策制定者带来比2021年恒大债务违约更大的问题。碧桂园的大量业务集中在偏远城市和工业区，这些地区在经济景气时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现在，这些地区正遭遇政府财政紧张和居民加速外流的困局，使其更无力消化一家大型开发商倒塌带来的影响。今年早些时候，在摆脱新冠疫情而重新开放后，中国经济曾短暂反弹，目前在许多方面举步维艰。经济学家预测，房地产业的问题将再次沉重打击消费者信心，并延长持续已久的房地产业低迷期。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说：“整个行业都陷入了困境。”他说，这些问题在中小城市尤为严重。他说，多年的过度建设导致住宅供应严重过剩，房地产市场将需要进行调整。罗格夫说：“如何防止中国民众陷入恐慌？这并非易事，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财富可能会大幅贬值。”截至6月30日，碧桂园参与了3,000多个房地产项目，涉及数以百万套计的住宅。该公司背负着相当于1,860亿美元（约13572亿人民币）债务，包括已售出但尚未交付的住宅、对供应商的欠款、银行债务和债券。其中大部分债务将在一年内到期。在减记了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其他资产的价值后，该公司上半年亏损超过70亿美元（约510亿人民币），创下纪录高位。上个月，该开发商未能按时支付两笔美元债券的利息2,250万美元，但在30天宽限期结束前凑足了现金，避免了违约。碧桂园的境内债权人批准其部分人民币债券展期，这为其赢得时间来解决流动性问题。碧桂园8月份新建住宅合同销售额同比下降70%，至相当于11亿美元。分析师说，如果销售不出现反弹，该开发商很可能违约。碧桂园最初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创始人是现年68岁的杨国强。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碧桂园开始在全国各地建造住宅项目，包括联排别墅、公寓楼和综合开发项目。碧桂园还自有和经营酒店。杨国强于今年3月退休。他的女儿、现年41岁的杨惠妍担任公司董事局主席。碧桂园曾被视为中国最稳健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如今也陷入了财务困境。该公司尚未完工的大型项目前景堪忧，位于马来西亚的森林城市便是其中之一，这一计划容纳70万人的项目如今只有9千人居住，冷清得宛如“鬼城”。碧桂园多年来不断扩张，主要集中在非一线城市。研究人员根据GDP、人口规模和密度以及其他因素，将中国600多个城市划分为不同等级。北京、上海和深圳等最富裕的城市属于一线城市。五线城市被认为是最贫穷的城市。碧桂园受益于中国从2015年开始在低线城市实施的城市更新改造计划，该计划为相关居民提供新房，或提供现金用于购房。碧桂园还将农村地区的楼盘推向市场，出售给居住在成本较高的较大城市的居民。2016年该开发商的合同销售额增长了一倍多，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每年的销售额都超过了人民币5,000亿元，按当前汇率计算相当于逾690亿美元。碧桂园在过去十年里购买了3,000多块土地来建房。万得(Wind)网站对开发商土地销售记录的分析显示，这些地块遍布中国所有三线城市、86%的四线城市和44%的五线城市。相比之下，中国恒大在中国约三分之一的四线城市和12%的五线城市拥有地块。碧桂园告诉投资者，该公司在欠发达城市推出的项目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在富裕城市推出的项目。在拥有约340万人口的中国南部广东省四线工业城市韶关，碧桂园有四个大型住宅开发项目跻身去年该公司的全国百大项目之列。最大的一个项目包含数千个住房单元、一家酒店、几所幼儿园和几家诊所。最近，韶关打出广告的一套1,500平方英尺三居室售价略低于10万美元。以前大部分收入主要来自向碧桂园及其他民营开发商卖地的省政府和市政府已经感受到了成交量锐减带来的压力。一些实力较弱的省市正在艰难应对沉重的债务负担。在许多经济更为落后的城市，居民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地方政府预算和财政也更加紧张。与北京和上海等富裕城市相比，国内经济比较弱的地区房屋销量和价格下降幅度更大。“碧桂园是中国大众市场房地产和城镇化故事的代名词，”巴克莱(Barclays)分析师在9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说，并称碧桂园的债务没有恒大那么多，而且人们普遍预计碧桂园能熬过房地产低迷期。他们说，该开发商上个月在偿债方面遇到困难时，“市场仅存的一点信心也动摇了”。“中国家庭不再将住房视为一种安全的投资，”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中国经济学家Michelle Lam说。她说，私营开发商目前占中国住宅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2022年，恒大的违约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连锁反应，导致另外几十家开发商倒下，其中包括三大民营开发商之一的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Sunac China Holdings Ltd., 1918.HK, 简称：融创中国)。图为扬州碧桂园开发的望江府项目的住宅楼。图片来源：Bloomberg News投资者和银行纷纷离场，一场信心危机开始在整个市场蔓延。就在今年年初，碧桂园还是少数仍可发行美元债的房地产公司之一。碧桂园称其财务状况良好，并表示有信心抵御房地产低迷期。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下滑加剧，中国政府去年年中通过帮助碧桂园和其他几家民营开发商获得资金，并为其国内债券发行提供支持，为它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到了秋季，投资者再次转为看空，碧桂园的债券价格跌入严重低迷水平。碧桂园及其子公司开始出售资产以筹集现金，包括将其在广州一家购物中心的股份出售给连锁餐厅“太二酸菜鱼”的母公司，另外将其广州亚运城(Guangzhou Asian Games City)的持股卖给一家国有开发商。广州亚运城是为2010年亚运会而建的一个热门住宅区。2022年底，中国提出了一个新的金融16条计划来重振房地产市场。国有银行承诺向包括碧桂园在内的一批“模范开发商”提供充足信贷。随后投资者推高了碧桂园的债券和股票价格，使该开发商得以在香港再次融资。中国解除防疫限制后的重新开放也提振了全国范围内的住房销售。今年早些时候，全国住房销售曾连续数月上升，令碧桂园的高管们乐观地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今年4月，碧桂园董事会主席杨惠妍在公司年报中说，她感到“重任在肩”，要带领公司应对房地产市场从过去的高速增长期逐步进入平稳期的过渡。这家开发商恢复了在公开拍卖会上的拿地交易，显示出该公司对最糟糕的低迷期已经过去的信心。不过实际情况表明，此举时机不对。4月份中国住房销售再次开始下滑，并持续走低。投资者抛售了该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碧桂园8月份向投资者表示，该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但公司不会放弃。该公司还称，当务之急是完成并交付预售房屋。这可能有助于释放目前锁定在代管账户中的现金，使这笔钱能够用于偿还债务。与此同时，8月中旬，中国恒大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距离这宗全球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债务重组案之一的终点更近一步。在停牌19个月后，中国恒大股票于8月28日恢复交易。当天该股大跌79%。中国政府最近放松了住宅限购政策，这是试图刺激销售的又一举措。政府放宽了首套房认定标准（首套房可享受额外的优惠和补贴），并降低了首套房和二套房的首付比例。这使潜在购房者重新光顾北京、上海和其他一线城市的售楼处。野村(Nomura)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本轮周期结束时，大城市的销售将企稳甚至反弹，但对许多中小城市来说，顶多是房地产销售不再恶化或者依旧恶化。中国信贷研究公司YY评级(YY Rating)创始人姚煜称，即使碧桂园得以避免违约，也将不得不大幅缩减规模。他说，销售进一步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他表示，中国巨型民营开发商的时代已经结束。镇江一栋大楼顶上的碧桂园标志。图片来源：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原标题：1.37万亿元人民币外流！海外基金“大规模撤资”中国股债 人民币宽松成重要催化剂）摘要：央行最新数据计算得出，截至今年6月底，海外基金大规模撤资中国股债，持有仓位已减少1.37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央行宽松政策立场正在削弱人民币，并给外国人提供回避本地资产的理由。FX168财经报社(香港)讯 海外基金大规模撤资中国股债，中央银行最新数据计算得出，截至今年 6 月底，外资持有的中国股债已减少约1.3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880亿美元，显示中国加速与世界其他市场脱钩。与欧美紧缩政策相反，中国央行宽松政策立场正在削弱人民币，并给外国人提供回避本地资产的理由。彭博社报道称，由于多年的新冠限制、房地产市场危机，以及与西方的持续紧张关系，中国经济陷入衰退，这些担忧使得“避开中国”主题成为美国银行最新调查中投资者最坚定的信念。自2020年底以来，香港股市的外资参与度下降了1/3以上。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亚洲和全球新兴市场股票主管Zhikai Chen表示：“外国人只是认输了，人们对房地产市场和消费者支出放缓感到焦虑，对这些方面的失望导致许多外国投资者重新考虑他们的投资。”(来源:Bloomberg)尽管中国的疲软一度被认为拖累了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但今年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MSCI中国指数到2023年将下跌约7%，将连续第三年下跌，这将是20多年来最长的连续下跌趋势。由于投资者追逐印度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等其他地区的回报，更广泛的MSCI新兴市场指数上涨了3%。出现这种分歧之际，中国正努力实现整个供应链的自给自足，而与美国的关系恶化，使得其他市场不太容易受到其潮起潮落的影响。除了经济脱钩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人工智能(AI)的繁荣，它提振了美国市场，但对中国股市的提振却较小。中国在新兴市场指标中的权重已从2021年底的30%以上降至27%左右。与此同时，将中国排除在新兴市场投资组合之外的策略正在迅速获得关注，排除中国的股票基金的推出已在2023年创下年度新高。管理着11亿美元资产的MercedCERA首席投资官Gaurav Pantankar表示：“中国面临的风险有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住房存量过剩、人口结构、抚养比、监管波动、地缘孤立，新兴市场的投资机会存在于各个方面。”(来源:Bloomberg)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在债务市场，全球投资者在2023年已从中国政府债券中撤资约260亿美元，同时向亚洲其他新兴国家的债券投入总计620亿美元。摩根大通的分析显示，自2019年以来，随着中国被纳入政府债券指数，流入的2500至3000亿美元资金已被抹去，其中大约50%已被抹去。人民币的抛售压力已将美元/人民币汇率推至16年来的高点，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紧缩政策相反，央行的宽松政策立场正在削弱人民币，并给外国人提供了另一个回避本地资产的理由。就企业债务表现而言，随着房地产行业危机进入第四个年头，中国似乎已与亚洲其他国家完全脱钩。该市场已变得更加本地化，约85-90%的股份由国内投资者持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经济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引发了人们对市场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的重新思考。然而，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及其在制造业供应链中的关键作用意味着该市场仍将是许多投资者投资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程度较小。中国仍然可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渠道之一是全球贸易大宗商品，作为最大的能源、金属和食品进口国，其影响力超越了证券投资组合，与全球经济建立了更持久的联系。该国在从太阳能电池板到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随着世界努力履行其气候义务而扩大的贸易潜力的一个例子。East Capital Asset Management合伙人卡琳·赫恩(Karine Hirn)表示：“并非所有地方的经济都会放缓，我们发现具有结构性增长前景的行业具有良好的价值，例如新能源汽车、消费相关以及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一部分。”(来源:Bloomberg)在岸股市基准沪深300指数周五(9月15)下跌0.7%，尽管8月份零售销售和工业生产数据超出预期，但外国人仍抛售股票。随着疲软的持续，全球基金在中国的仓位已达到10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中国从严格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中重新开放，引发了未来三个月的大幅反弹。abrdn Asia Ltd亚洲股票投资经理Xin-Yao Ng表示，投资中国需要在警惕结构性挑战和从个股中寻找机会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他补充称：“我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前景持结构性谨慎态度，并意识到与地缘相关的风险。但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深刻的宇宙，很多不同的机会。现在整体估值非常低。对于基本面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选股市场。”...
（原标题：中国资金席卷日美“友岸外包”国家）中国资金正在席卷被认为是可以代替中国的生产基地。日美正加快推进向友邦国家转移供应链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但在对越南、泰国和墨西哥的投资方面正在不断被中国资金抢占先机。“将扩大对纯电动汽车的生产和组装的投资”，今年5月全球最大的纯电动汽车（EV）制造商比亚迪(BYD)董事长王传福拜访越南副总理陈红河时这样说。在越南涉足美国苹果“iPad”代工的比亚迪本次表明的是EV的生产。2023年1～6月，中国大陆及香港对越南的直接投资为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7.43亿元），同比增长37.2%，大幅超过韩国(10亿美元)等国。通过高薪吸引人才在越南北部的工业园区。有着醒目的汉字招牌的角落挤满了人。这是为苹果公司代工生产耳机的中国企业的工厂。年轻人们纷纷到来。前来面试的都某(音译、18岁)说：“这儿工资高，还提供宿舍”。中国企业以平均工资2倍以上的优惠条件吸引人才。由于以往的条件无法吸引到足够的人手，日本企业越来越难以保住生产基地。中国资金正在占领被日美定位为去中国化的有力地区的东南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显示，2021年中国对东盟(ASEAN)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余额达到5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802.29亿元），超过美国(512亿美元)。3年间翻了一番。在中国企业的工厂里，求职者排队等候(7月下旬，越南北部的北江省)“泰国将成为(海外企业的)EV车生产和出口基地”，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BOI) 纳立特6月底接连与中国EV车企业的高管举行了会谈。1～6月中国对泰国的直接投资(按申请额计算)为615亿泰铢（约合人民币126.42亿元），占整体的2成多，位居首位，比日本多7成。日本车在泰国的市场份额达到8成。虽然通过本土化生产提高了份额，但由于瞄准转向EV的中国企业的投资攻势，日本的根基正在动摇。中国资本占7成不仅是东南亚，就连美国的邻国也无法高枕无忧。在成功吸引美国特斯拉投资的墨西哥北部州，汽车悬架等中国系零部件企业的工厂相继建设。中国企业的投资在2022年达到18笔，逼近排名首位的美国。中国为了反制美日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8月将用于半导体材料的镓相关产品的出口改为许可制。中国在镓生产方面拥有98%的全球份额。如果出口停止，半导体生产将停滞。从EV电池不可或缺的镍来看，在占全球产量一半的印度尼西亚，70%的冶炼厂归属中国资本。住友金属矿山2022年放弃建设精炼厂，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企业。日美希望排除中国企业的原料和零部件生产加工，但如果已确立支配权的中国企业缩小出口对象，日美的EV车生产有可能动摇。...
地方政府已出手整顿第三方检测乱象。一份名为《关于湖南省医疗机构样本外送检测管理规范的通知》在医药圈广为流传。通知由湖南省卫健委、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8月24日联合印发，文件编号是湘卫医发【2023】13号。这份通知明确：湖南省内所有医疗机构应建立样本外送检测项目遴选及质量管理相关制度和流程，选择具有合法资质、检测流程规范、检测质量可靠的第三方机构，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加强对医院样本外送检测行为监管，督促医院严格履行样本外送管理主体责任。医院的常规检测服务包括：采样、签收录入、样本处理、结果判读、数据上传等多个步骤，显然，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多医疗机构都选择将自身的检测外包给第三方机构。不过，随着业务数量的骤增以及第三方机构能力有限，充斥在检测行业中的行业乱象时有发现。特别是疫情期间，朴石医学、金准医学、中同蓝博医学等多个实验室因出具虚假报告被监管部门查处，实控人遭受刑事处罚。另一方面，肝功生化等IVD耗材已经开展大范围集采，IVD检测试剂的定价挂网工作也在各省陆续开展。下一步，医院检验科“技耗分离”、分别定价是大趋势。湖南省出台新规定，可能也是为了与检验透明化开展衔接，净化第三方检测。湖南的模式可能会向全国推广开，这意味着，大量第三方检测机构可能会被排除出医院市场，整个产业面临洗牌。一、不得向第三方检测收费、索要回扣湖南省文件中影响最大的一条，应当属“严禁医疗机构将本院能够并适合开展的临床检验项目外送至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长期以来，很多第三方机构长期承接医疗机构的检测工作，医院也乐于将常规检测外包，逐渐生成一些灰色地带。这次湖南明确规定，医院自己能做的检验，严禁放到第三方去做。如特殊情况需短期外送的，须向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同时，严禁临床科室、医务人员私自联系外部检验机构违规进行样本外送检测。严禁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私自接受外部检验机构与外送检验项目的相关费用、从中牟利，或以任何名义、形式拿回扣和提成。第三方检测是医药反腐重点之一，《通知》指出，医疗机构是样本外送检测的责任主体，需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检查，严防潜在廉政风险发生。一般来说，三级医院自行可以开展三四百项检测项目，而第三方实验室动辄能开展两三千项检测。规模较小的医院开展检验项目的成本要远高于第三方检测机构，一些平时较少开展的检测外包给第三方无可厚非。但如何规范医院和第三方实验室的关系，此前一直没有很明确的说法。湖南的文件就指出：医疗机构要及时向社会公示有关检测机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这就会让医疗机构与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合作内容更加公开、透明，所有的环节都暴露在阳光之下。二、患者将获知情权如果说上述条款约束力还不够的话，湖南的文件中还给出了监督性的条款。湖南的文件吸取了以往行业内的宝贵经验，要求在履行第三方检测服务时，须获得患者知情同意书。若医疗机构与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合作内容超出原定范围，同样需要告知患者，并获得患者签订的知情同意书后，由临床科室填报申请表并报送医务部、分管院领导审批同意，方可外送检测。这意味着，今后患者的检测项目如果要送到院外第三方去检测的，都需要患者本人知晓。对于广大患者最为关心的收费问题，《通知》明确：原则上由送检医疗机构按照本省同级别医疗机构收费标准向患者收取，并按协议与第三方机构结算。由于目前IVD挂网尚未全面展开，医院检测还是按医疗服务项目收费的，不同级别的医院开展同样一个医疗服务，收费是不同的。未来实现“技耗分离”后，IVD试剂的价格将是全省甚至全国统一，不同医院开展同一个检测，费用差会更小。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生意会越来越难做。疫情三年中，老百姓常规的核酸检测大部分都交给第三方机构在做。北京、上海、河南、安徽等地先后出现第三方检测中心漏检、假阳性、丢样本的问题屡见不鲜。种种行业乱象充分暴露，监管部门必然会对第三方检测机构有更强的规范。湖南省出台医学检验实验室管理暂行办法只是一个开始，各省可能会逐步规范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行为。...
文章摘要本文讲述了一位农村陪读妈妈的困境，她为了孩子的教育放弃工作返乡陪读，但面临着“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的困境。• 农村陪读妈妈为了孩子的教育放弃工作返乡陪读，但往往面临着无法真正陪伴和教育孩子的困境。• 农村青少年在乡镇中小学就读时，由于缺乏监管和同辈交往，容易沉迷手机，影响学业。• 农民家庭为了子女能够“达本”，不断调整家庭分工，但很多孩子在高中阶段已失去学习兴趣，导致教育投入的回报不尽如人意。再不回来孩子就废掉了第一次见芬姐的时候，她正和同在T镇陪读的姐姐在广场上一起学跳广场舞。在广场路边，我们站着聊了一下午，对芬姐从辍学打工到返乡陪读的生命历程有了大致的了解。86年出生的芬姐初中辍学后，和村里大部分女孩一样，踏上了前往广东的打工之路。在广东，芬姐经老乡介绍进入了服装厂工作，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芬姐便一直在东部沿海不同地方的服装厂辗转务工。结婚后，芬姐嫌广东离家太远，便到江苏常州服装厂务工，后来又到浙江杭州服装厂务工。作为熟练工，芬姐当时的工资已经能拿到七八千一个月。婚后，芬姐在儿子小天一岁多时便又和丈夫一起外出务工，将小天放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料。初二时，芬姐回来陪读，小天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中，但是，三年后的高考却没有达本科线，在芬姐的要求下小天来到T镇复读。芬姐返乡陪读这些年来，丈夫一直在外务工，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芬姐之所以在小天初二时决定返乡陪读，是因为当时爷爷奶奶多次打电话向芬姐抱怨，小天进入初中之后沉迷于玩手机，成绩下降，任凭爷爷奶奶怎么管教也没有什么效果，他们已经管不了了。身边的同龄人也劝芬姐：再不回去，孩子就要废掉了。在反复纠结之后，芬姐下定决心，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返乡陪读。从学业成绩方面来说，相比于爷爷奶奶的隔代照料，芬姐返乡陪读取得了一定效果，小天中考发挥不错，从乡镇初中考入了当地县中第二梯次的实验班，这让芬姐感到很骄傲。在学业成就之外，在芬姐看来，自己在小天一岁多时便外出务工，初中回来也是弥补亲子之间情感的疏离。与芬姐的经历相似，在我们询问很多陪读妈妈为何在子女初高中阶段回来陪读时，“再不回来孩子就废掉了”这句话成为许多母亲的答案。在许多地方，为了孩子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许多家长将他们送到县城里读书，不寄宿的话一般则由妈妈或奶奶陪读，少部分青少年自己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隔代陪读或自己租房住的青少年很容易因缺少来自家长的监管、缺乏同辈群体的交往互动而被手机“捕获”，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也有许多农村青少年在乡镇中小学就读，在许多地方的乡镇学校，由于寄宿设施不完善、寄宿生活条件太差，许多孩子走读或在乡镇租房由爷爷奶奶陪读或自己住，周末放假再回家。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同样也很容易因祖辈监管不到位、放学之后及放假期间过于无聊等原因而沉迷手机。而在许多学校特别是乡镇学校，在学校内部公开或偷偷玩手机成为一股风气，没有智能手机，不会打游戏、不追星、不看网络小说、不了解网络最新热梗的学生反而会被嘲笑、被边缘化，被视为“好学生”——在一些学校，“好学生”早已成为了贬义词，指那些不能在虚拟现实世界“呼风唤雨”的乖乖孩。学校老师也没有管理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的好办法或主动性，特别是在校园手机管理规定出台前，学校手机管理“无规可依”，一旦因为管束学生玩手机特别是没收学生手机而引发意外事件，学校上上下下领导干部、班主任与老师都有可能被处分。芬姐回来成功阻止了小天的手机沉迷问题，扭转了他成绩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从小天那里，我们听到了这个“成功”故事的另一面：童年在村里长大的小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初中进入到乡镇中学这个陌生环境后，没有了熟悉的玩伴。刚进入初中，小天便一个人在学校外租房住，爷爷奶奶偶尔来照看一下自己。在校外独自租房使得小天很少有机会与同学交流，时常感觉到很孤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小天迷上了看小说和动漫，白天将手机放在出租屋里下载小说和动漫，晚上放学回来看。母亲回来后，这一状态很快被打破，小天的手机被没收。然而，在小天看来，母亲回来陪读，于他而言，既没有给予陪伴，也没有给予理解。妈妈回来后，为了贴补家用，到县城找了一份工作，早出晚归，和小天的交集大多数时候只是吃饭的时间，不仅如此，“妈妈还把我唯一觉得有趣的东西剥夺了”。返乡也可能“无陪无读”在妈妈的管束下，小天如愿考上了县中，芬姐继续到县城里租房陪读。在被县中录取后，爸妈还专门摆酒席请亲友吃饭，亲友们都觉得小天进入县中实验班后，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门了，芬姐也感到十分骄傲，觉得自己的付出看到了回报。然而，进入县中实验班的小天在班级里排名倒数第八，此后成绩一直都处于班级末游，学业竞争压力的加大、母子之间情感的疏离、进入青春期叛逆阶段等等，使得小天不再对母亲严厉的管束不吱一声，而是开始反抗。爷爷奶奶管不住的手机沉迷问题，芬姐也不再能管住，小说和动漫成为小天逃避现实的通道。整个高中阶段，围绕手机，芬姐与小天进入漫长的拉锯战状态。虽然芬姐一直在陪读，但却始终难以走入孩子的内心，也不知道怎么引导孩子，缓解孩子的学习压力。在她看来，儿子什么都不愿意和她说，日常生活中甚至不愿意和她多说几句话。很多时候，芬姐只能和小天反复地念叨：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像父母这样没有出路，只能辗转各处打一辈子的工。小天的爸爸一直在外地做建筑工，从芬姐口中我们得知，他的丈夫是个很内向的人，与孩子的交流不多，长期在外务工使得父子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芬姐回家陪读后，家里的收入大幅下降，丈夫只能去更偏远、收入更高的工地务工。在我们遇到芬姐时，她的丈夫正在内蒙古务工。在母子沟通不畅时，芬姐也多次寻求过丈夫的帮助，但在电话里，丈夫只是会呵斥小天，“如果不想读了就早点和我一起来工地打工，不要浪费时间和钱了”。在放假回家后，芬姐丈夫也很少和孩子有什么交流，每次交流都说不少几句话。第一次高考，小天的成绩算下来还是班级倒数第八名，遗憾的是离二本线差一点，未能实现“达本”的目标。与小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一个初中同学，当时中考成绩并不如他，中考后，同学的父母将他送到了管理十分严苛的T镇读高中，顺利考上了本科。同学的妈妈在得知小天有复读意愿后，把他们介绍给了自己租房的房东，房子距离学校很近，房租一年9600元，在房屋日益紧俏的行情下，这样的价格已经算是相对便宜了。在芬姐的反复动员下，小天最终同意来T镇复读。到来T镇之后，芬姐也不再边工作边陪读，为了孩子，她决定舍弃这一年的工作收入。在T镇，像芬姐这样来陪孩子复读的家长约有一万多人，与芬姐相似，许多返乡陪读妈妈同样面临着“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的困境。许多陪读妈妈在返乡陪读之前，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工厂务工，其中很多人已经成为了熟练工，是家庭的核心劳动力。返乡陪读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剧降、开支的增加，这使得一些陪读妈妈返乡后想方设法在乡镇或县城找一份工作，在大部分县域，陪读妈妈能找到的工作工资水平都比较低，一般仅能覆盖陪读妈妈返乡后与子女的租房、生活开支。但这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也是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不过，即使是这样相对低工资水平的工作，往往也需要长时间的工作，这就使得一些陪读妈妈像芬姐一样实际上“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特别是当亲子之间因为性格不合、手机监管、学业成绩等问题沟通不畅、产生冲突时，“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问题更容易出现。还有一些陪读妈妈返乡后，面临着经济压力、子女管教压力、子女学业成绩压力等困境时，本身就会产生极大的焦虑，陪读妈妈的压力与焦虑往往找不到出口，进一步导致亲子关系的冲突。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她们而言，回来陪读，也仅仅是个“陪读工”而已，为子女洗衣做饭、照顾生活起居、帮助他们节约时间用来学习。家长虽然关心孩子的成绩，但却没有能力认识到子女读书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难题，难以作出有针对性地指导。如何处理世代间的隔膜，对于他们来说亦是一个难以想通的问题。他们难以理解在虚拟现实社会成长起来的子女的世界，当他们试图将“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的信条灌输给子女时，子女却难以理解并给出积极的回应。他们无法像中产阶层父母那样，通过学习与反思，及时调整亲子关系互动策略，以走进子女的内心，加强对于子女的引导与教育，与子女成为“朋友”，在学习上给予他们精细的指导。也正是因此，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农村家庭将陪读的时间提前，在子女上小学乃至幼儿园期间便开始陪读。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家庭收入的下降、开支增加、夫妻长期分离、家庭不稳定等问题。为了达本，牺牲一切？对于芬姐而言，来T镇陪小天复读，核心目标是小天能够成功“达本”。这与在T镇陪读的绝大多数农村家长想法非常一致，在许多农村家长看来，只有达本，才意味着将来孩子是去“工作”，而不是“打工”。然而，令芬姐没有料想到的是，来到T镇复读不到半年，小天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半年间，小天数次以不舒服为由，请假回家休息。在此期间，芬姐还带小天到南京等地的医院就诊看心理医生，因为小天总是说，自己坐在教室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很多人在自己耳边说话，自己能听到身边同学内心的想法。可是，每一次去医院，医生都说只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并没有出具心理疾病相关诊断书。就在我们见面后没几天，芬姐又带小天去合肥的医院就诊，医生给出了同样的诊断意见。对于小天而言，他很希望心理医生给自己确诊，给自己开药，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不来这里上学，但去各个医院看医生没办法确诊。在与芬姐交谈后的第二天，恰逢学校临时通知学生放半天假，芬姐便约我们和她的姐姐、姐姐家的女儿以及小天一起吃午饭，让我们和他们交流一下。芬姐性格内敛，说话不多，但是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很有交流的欲望。她很忧心自己的儿子，即使是当着孩子的面，她也不断地在强调，自己的儿子不爱说话，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离开T镇的前一天，我们去芬姐妹妹的出租屋里准备再和她做一次访谈。我们到了没多久后，芬姐也来串门。谈到小天现在的心理状况与学习情况，芬姐忧心地说，现在只希望他能够顺利参加考试，无论结果如何。谈到前两天带小天去合肥看心理医生的结果，芬姐叹息地说，如果知道小天复读会变成这个样子，还不如当初不复读。然而，从和芬姐的几次访谈我们发现，在芬姐的内心深处，她还是希望儿子能够考上本科。从小天口中我们得知，他以前和母亲表达过想要当厨师，自己挺喜欢做饭做菜，比较享受这个过程，但是和母亲说了之后，芬姐并没有给出正面回应。对于芬姐而言，要想不重复自己的打工命运，只能通过读书。在芬姐老家村庄，一直以来都有重教氛围，她这一代人中有不少考上了大学，现在的生活境况与芬姐家相比条件好了太多，不可同日而语。其中，芬姐的表弟即是最好的参照对象，当年考入大学的表弟已在南京定居，工作稳定收入高。而反观自己与丈夫，没有学历，作为普通打工者，只能挣辛苦钱。为了小天“达本”，芬姐已经付出了太多，这些年来，老家的许多邻居已到市区买房，有一些邻居甚至还在务工地买了房子定居下来，而自己从小天初二就回来陪读，家庭收入大幅降低，务农的父辈又不能给太多的帮衬，导致自己家一直没有到市区买房。芬姐的打算是，等小天达本后自己再出去务工，在小天婚恋前努力攒钱买房。这样的话，芬姐家的家庭双重发展目标就算是实现了：既为小天以后在城市定居、成家做好了准备，又通过让小天上本科而帮助他能够在城市里找到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真正的在城市安居下来，“体面进城”。现在，小天能顺利“达本”就成了芬姐的唯一期望（在半年后的回访中，我得知，小天复读一年后仍没有达本，不过，小天考入一所警官职业院校，未来若能考入城市警务系统，芬姐的目标也算是实现了吧）。在越来越多的返乡陪读妈妈中，有太多人面临着与芬姐相似的困境：一面是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以至于产生“本科生多如狗，研究生遍地走”这样的吐槽，一面却是农民家庭为了子女能够“达本”而调整家庭分工，不断由乡入城，追逐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不断向子女施加压力，制造“寒门温室”，努力让子女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在这个教育竞争不断内卷化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农民家庭成功将子女托举进入本科院校，但其中很多农家子弟似乎在高中及之前的阶段已耗尽了所有学习的兴趣，到大学“混”四年后发现还是不得不“打工”。更多的农民家庭甚至没有机会将子女托举进入本科院校，少部分农民家庭还遭遇着与芬姐相似的困境，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没有“达本”，甚至连身心健康都出现了问题。陪读家庭的结构性困境芬姐及其家庭遭遇的困境与其个人及其丈夫等家庭成员的个人性格、观念等因素紧密相关，但是，如果我们跳出个人与家庭视角，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便能透过芬姐这位陪读妈妈的家庭困境，透视农民家庭在返乡陪读过程中沉重的家庭教养困境，这些困境来源于中国压缩式现代性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变迁、数字社会发展、教育体系变革、教育竞争加剧、教育责任家庭化等诸多方面。在T镇调研的半个多月里，我们遇到了很多与芬姐情况类似的家庭。透过芬姐这一特例，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农民家庭正在陷入“有陪无读”的家庭教养困境之中。在T 镇所处的中部山区，70年代末至80年代出生的农家子弟在21世纪初前后大量涌入江苏等地务工，男性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女性则从事服装行业，子女则留在老家由祖辈照料。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大背景之下，撤点并校风潮的兴起、民办学校的崛起、县域激进的教育城镇化发展、乡镇寄宿体系的不完善、乡校教育主体性的缺失，导致农村青少年没办法在乡镇范围内、在相对良好的镇域教育生态下获得相对优质的教育。与此同时，待到这一批新生代父母的孩子陆续进入中小学后，智能手机时代快速来临。“城乡中国”与“数字社会”双重压缩性现代化大变革之下，农民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教养困境。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子女是否为“读书的料”是家庭教育投入的重要考量指标，教育的主要责任主体是学生自身与学校，学校嵌入到地方社会，家庭与地方社会与学校协作培育学生。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随着教育的市场化发展以及公共教育资源的城乡不均衡配置、随着所谓科学育儿观念与话语的传播，家庭的教育责任越来越被强调，家庭的教育参与以及资源投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的“起跑线”与“跑步速度”。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之下，教育也面临着去社区化、去公共性问题，在家庭之外，青少年的社会化成长缺失了承载体系，父母成为子女“成人成才”的第一乃至于唯一责任人。并且，随着社会流动速率的相对下降，教育成为农民家庭子女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核心乃至唯一通道。在这种结构性困境之下，新生代父母被深度卷入到教育内卷化竞争之中，芬姐及其孩子小天的困境就不是孤例与特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相比于其他家庭，芬姐家只不过是在时代浪潮中更为不幸的家庭而已。返乡陪读不能让芬姐家“逆天改命”，还有千千万万个与芬姐家类似的农民家庭，同样也难以依靠返乡陪读解决家庭教养困境。在未来几十年中国渐进式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依然会有一大批处于相对弱势位置的农民仍然可能会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再不回来孩子就废掉了”推动着这些妈妈陆陆续续返乡陪读，但是，在多重困境下她们又面临着事实上的“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即使她们为了子女“达本”，愿意“牺牲一切”，但是。“牺牲一切”的努力却有可能导致“一切都被牺牲了”。我在另一篇文章结尾的一段话同样适用于这篇文章的结尾：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农民家庭承担了太大的压力，女性在其中分担了极大的工作与家庭抚育压力，特别是在教育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下，返乡陪读妈妈承载的压力越来越大。然而，很多教育竞争压力本不应该由家庭、由母亲承担，如何重构县域教育体系、抑制激进的教育城镇化，降低教育竞争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竞争压力，建立多元学生评价体系，让学生及家庭看到未来的希望，也能够通过努力抓住希望，从而减缓农民家庭的教育负担与风险，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作者：周新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近期，公安机关依法对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杜某等涉嫌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在城市里这些每天假装上班的人的背后，是多少人在生活线上苦苦挣扎的社会现状。2023年8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将不会再公布中国青年失业率的数据。此前，中国青年失业率处于高位，约25%左右。北京大学教授则表示，中国青年失业率可能在40%左右。许多数据都指出中国青年目前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每5个百分点的增速，能创造1000万个工作岗位。然而疫情之后，中国GDP快速反弹的景象没有出现，现实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放缓。这也意味着中国就业机会与过去几乎持平，没有增长。中国一年本科毕业生约2000万人，每年就会有很多人“毕业即失业”。为了寻找工作，也不要让家人担心，许多人就会选择“假装上班”，即早上假装去上班，实则去图书馆、咖啡厅等地方消耗时间，上网投递简历或者是寻找就业机会，傍晚6点多再回家，制造认真上班的假象。疫情期间，许多人都失去了工作机会。当中有的被迫辞职，有的被遣散。很多人为了不要让远在家乡的家人担心，或为了面子，选择假装上班。有人曾拍摄纪录片，记录在广东如何假装上班。在图书馆或者部分咖啡厅，都可以见到许多假上班的人，在电脑疯狂搜索招聘广告或者是寻找面试机会等。中国十几亿人口，想要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倘若能够延续此前的GDP增长神话，上述问题就不会显现出来。然而疫情的打击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都让失业率问题进一步放大以及恶化。国际对抗趋势越来越明显，让许多企业、外资等意识到不能过度依赖中国供应。西方国家更是鼓励本国企业将生产链迁出中国。此外，疫情期间持续封控，原本就让许多外资受不了亏损，纷纷退出中国。每少一家工厂，就少几十个甚至是几百、几千个就业机会。有采访发现，在工厂打工，努力的话能有1万元（人民币，下同）的月薪；然而如今月薪四五千元的工作都难找。实际上中国仍然有许多就业机会，但薪资或吃苦程度未必是许多人能够接受的，例如清洁工、外卖、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有许多人迫于无奈，或者是现实压力，最终选择了上述的行业。这也造成上述行业的“内卷”，因需求不变，但年轻新鲜血液持续输入，供给持续增加。近期可以说是中国的困难期，内忧外患。外有美国甚至是西方世界的封锁以及打压；内则有房地产泡沫化、增速放缓的问题。这些最终都反映在失业率上，百姓整体日子愈加难过。在失业浪潮下，“假装上班”就出现了。在城市里这些每天假装上班的人的背后，是多少人在生活线上苦苦挣扎的社会现状。（作者是清华大学的马来西亚研究生）...
本文从三个视角对印度市场风险和机遇进行梳理：一是印度市场机会多还是风险多；二是印度投资：外资的天堂还是坟场；三是中国企业在印度是否还有机会。文丨宋欣、黄昆、高千琳(宋欣系欣孚智库创始人、前欧盟中欧政策顾问；黄昆系欣孚智库国际政策研究顾问、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高千琳系欣孚智库实习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印度，有了点“一飞冲天”的感觉。8月23日，印度火箭成功登陆月球，成为历史上第四个成功登月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代表着这个长期被人认为混乱和贫穷的国家开启了全新的时代。实际上，不仅是印度的航天事业在飞速发展，其综合国力也在近些年迅速提升：人口方面，印度稳坐世界第一，未来半个世纪将无人望其项背；经济方面，得益于全球“去风险化”浪潮，诸多外资纷纷将产业链向印度转移，IMF预测2023年印度将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军事方面，印度在不断提高国防预算，成为仅次于中美的第三大国防投入大国。一时间，关于印度成为超级强国的言论甚嚣尘上。印度精英摇旗呐喊：“21世纪必然是印度的世纪！”与此同时，印度外交策略亦愈加鹰派：地缘政治层面，印度不断加强和欧美日的互动。6月莫迪和拜登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印是本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德、英、澳、日领导人接连到访印度；印度和西方世界，从贸易到外交，再到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印度力求通过其全球战略锁定国际关系中的有利位置。印度的变化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有点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一方面，机遇显然已经出现；另一方面，小米资金被扣事件也让人忌惮。在这样的市场机遇和严峻的宏观环境下，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该如何布局，是长期深耕、伺机而动还是止损离场？本文基于欣孚智库全球本地化研究团队的追踪和研究，力求从三个视角对印度市场的风险和机遇进行进一步梳理：一、印度市场：机会多还是风险多；二、印度投资：外资的天堂还是坟场；三、中国企业：在印度是否还有机会。希望可以给企业决策者提供中立客观且有建设性的洞察和意见。印度市场：机会多还是风险多？简单说，印度市场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三快三慢”。其一，人口增长快：年轻人众多，世界上每5个25岁以下的青年中人就有一个是印度人。2023年上半年，印度人口已达14.1亿，彻底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且增长态势后劲十足，当前中国每天出生婴儿数量有4.94万，而印度足足有8.6万！根据联合国预测，如果印度人口增长保持中等增速，2030年总数将突破15亿，2064年将突破17亿。人口增长，特别是新增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是一个新兴国家可以迅速推动经济发展的五大核心因素之一。印度目前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大国，有47%的人口在25岁以下，而这个群体占世界青年总人口的20%。毫无疑问，印度年轻人正在成为未来全球最大的消费以及劳动人群。显然，印度的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缓缓拉开帷幕。美国纽约新学院印度与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弗雷泽教授说：“印度1990年代人口的增量改革如今进入分红期了。”（图：皮尤研究中心的印度人口变化趋势图：高速发展、中速发展和低速度发展，来源：皮尤研究中心）其二，GDP增速快：有望于2027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22年，印度的GDP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目前和第四名日本的差距在不断缩小。根据IMF的预测，2023年之后印度的经济将会持续保持6%的增长，2027年印度GDP大概率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图：IMF2023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印度的GDP增速已经超越中国，而且势头还将持续，来源：IMF、日本内阁府）其三，中产阶级增长快：消费体量不断扩大，2031年家庭消费将翻倍。根据标准普尔的预测报告，印度实际人均收入预计可以实现5.3%的增速，印度家庭会成为G20经济体中家庭支出最大的国家。这其中最突出的是中产家庭（收入达到10000-35000美元/年）数量的激增。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2031年印度中产及以上家庭数量将会占到家庭总数一半以上，而赤贫家庭数量将会下降到2021年的1/3。阶层改变意味着印度的消费市场将会大规模扩张，根据摩根士丹利报告，2031年的印度整体消费市场将会是目前的两倍之多！世界银行甚至预测，到2047年独立一百周年之前，印度的消费将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图：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到2031年，印度中产家庭数量将从目前的24%上升到46%，来源：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印度市场的潜力，可见一斑。但在看到商业机遇增长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印度市场的“三慢”:第一“慢”是新增就业增长慢，“人口红利”也是“人口压力”。印度每年新增法定就业年龄人口超过2000万人，但目前只有800万人可以找到工作。从数据上来看，即使算上灰色经济领域，每年新增工作岗位至少要超过900万，才能勉强跟上人口增长速度。否则没有稳定工作的冗余人口就会面临成年即失业的问题，或者回到传统的农业领域工作。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印度裔经济学家阿什卡•莫迪曾在4月发表题为《“印度世纪”的风险炒作》的文章，明确表示由于印度新增就业缓慢且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因此国家要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的道路仍然非常坎坷漫长。对于印度当局而言，就业难的问题会让印度的红利来得更加缓慢，甚至人口红利会转变为人口压力，引发社会动荡。第二“慢”是社会观念改变慢：女性外出工作比例低，种姓文化根深蒂固。印度在商业方面虽然积极拥抱西方文明，但是在社会文化方面，父权社会的旧有印记依然突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印度，仅有20%不到的女性外出工作，是世界上女性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印度传统观念中，女性外出工作仍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即使女性有工作，一旦家庭不需要额外的收入，她们就会被禁止外出工作。（图：中国与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对比；来源：世界银行）此外，由于种姓制度在印度仍然根深蒂固。不同种族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线，导致印度社会固化问题严重。虽然印度宪法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种姓歧视，但是现实中，最低种姓群体“达利特”（Dalit又被称为“不可触碰者”），只能从事最低微的清洁、垃圾收集或者皮革工人等工作。已故著名政治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曾公开表示，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及国内绵延持久的族群和宗教矛盾使得印度很难取得长足发展，更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第三“慢”是制造业整体发展慢，气氛烘托大于实质改善，直到2022才出现转机。制造业根基薄弱，发展动力不足无疑是制约印度市场潜力释放的一个重要瓶颈。基础雄厚的制造业可以带来充足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并持续带动劳动力素质提升，为经济发展储备动能，这些正是印度迫切需要的。印度政府为推动制造业发展也煞费苦心。总理莫迪从第一个任期就倡导“印度制造”计划，还在2021年底推出了《印度制造2047》，以2047年印度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为愿景，不断改善印度整体的营商环境和对外资的吸引力。印度政府正在不断推出各种“诱人”的产业政策，从消费电子到半导体，各种补贴政策接踵而至，目的只有一个：引导外资“走进来”，推动印度制造业升级。印度的工信部部长钱德拉塞卡更是放话出来：“印度要用十年时间在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中成为一个强大、充满活力、有竞争力的存在。我们想完成我们北面国家在20年间花费2000亿美元都没有完成的事情！（图：印度2011-2021年三大领域在GDP占比，蓝色为农业、深蓝色为制造业、灰色为服务业，来源：彭博社）虽然气氛烘托很到位，但现实却有点儿骨感：在2011-2022年期间，制造业在印度GDP占比甚至出现了超过5%的下滑。客观来说，这个成绩相对60-80年代的日本和80-90年代的中国，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但在2022年，一缕幸运的春风似乎正在吹向这片南亚次大陆上的古老国度：这就是全球盛行的“去风险化”战略。（图: 印度工业制造指数PMI从2022年开始一直维持在50以上，来源：Trendlyne）2022年，全球制造业开启了一轮“去风险化”浪潮，通过多区域产业布局避免将自己的产业链放在一个篮子里，各大工厂以及代工厂的转移成了最热的议题。在这轮“去风险化”的推动下，印度2022年的工业制造指数始终保持在50以上，这可以被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意味着印度的制造业活动在2022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扩张状态。相比全球主要经济体在高通货膨胀压力下开始出现的衰退迹象，印度的表现可谓是一枝独秀。对此，欣孚智库首席顾问周掌柜认为：虽然印度并不是“去风险化”的最大受益国家，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场外力推动，印度的制造业难以出现如此奇迹。印度投资：外资的天堂还是坟场？面对高歌猛进的印度市场，全世界企业都希望前去印度淘金，但投资印度一定会赚到钱吗？确实不好说。恶劣的营商环境一直是印度经济发展的硬伤。回顾外资企业在印度的发展历史，不夸张地说，确实是一部血泪史。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历史纠葛。历史上第一家进入印度的外资企业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它成立于1602年，于次年登陆印度。当时东印度公司以印度为据点，对于整个亚洲进行了经济垄断，通过控制贸易路线和商品获得了巨额利润。由于当时的印度是荷兰殖民地，东印度公司还从其收取关税。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东印度公司巅峰时期估值为9万亿美元，是人类历史上最值钱的公司，相当于荷兰、法国和德国的GDP总和。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印度历史上经历过长达四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和剥削，使得印度老百姓对于一切外资——无论英国、美国还是中国、日本、韩国——骨子里都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这种根植于印度社会深处的前殖民主义国家的历史民族主义情结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被压抑，但是总会时不时喷涌出来。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怪相——招商引资的是印度，可关门锤外资的还是印度。从历史维度梳理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外资进驻的情况，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7-1973年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政策：独立之后，印度政府将工业分为四类，实行许可证制度。在这四类当中，重工业以及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比如电话、金融、保险）都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只有一部分消费品行业开放给私营部门。1970年印度的专利规定：不对制药、食品和化工产品提供产品专利，只提供过程专利，以避免支付高额的药物专利费用；1973-1990年开放部分市场但强化监管：1973年印度出台第三次工业政策调整，明确鼓励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参与到重点产业。1980年印度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但外资企业和印度大企业均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严格控制之内。（图：1957-2005年期间在印度经营的外国企业数量，来源：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 Annual Report 2006）1991-2023年大规模招商引资：1991年印度取消了许可证制度，结束了进口替代政策，转向出口导向型政策。印度降低了关税壁垒，平均关税从1991年以前的150%降至30%，外资企业数量大增。2004年，印度总理辛格在大选中喊出“Shining India”(闪耀印度)，强调希望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来印度寻找机会。2014年莫迪上台后更是一连串推出了“印度制造”、“数字印度”以及“初创印度”等政策，希望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IT产业中心。（图：2000年3月-2023年3月印度累计外国直接投资数额，单位：百万美元，来源：来源：IJCRT）这期间有数不胜数的外国企业试图开拓印度市场，有的开疆辟土，有的惨淡经营，更有的止损离场。在门槛比较高的零售行业，外资巨头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麦德龙、家乐福都已经宣布退出印度市场，沃尔玛集团虽然仍然在坚守，但目前已经将更多的业务目标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在汽车制造业方面，印度作为全球第四大汽车市场，确实在过去30年吸引了诸多全球汽车品牌在印度设厂，但美国品牌福特和通用汽车、法国的雷诺和标致雪铁龙、德国大众都在2021年宣布退出印度市场，并且关闭了在印度的工厂。日产汽车和斯柯达虽然仍在印度销售，但都宣布停止推出新的车型。很明显，在印度市场中，许多外企都黯然离场，但在印度大放异彩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我们不妨在此梳理几个典型的案例:案例一：可口可乐亮点是印度只有10%的村庄可以喝到饮用水，但90%的村庄可以喝到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从1950年就开始在印度开展业务。1977年，因为印度政府要求跨国企业转让股权愤而退出印度市场。1993年，由于印度相关政策的调整，可口可乐卷土重来。为了更好地融入印度本土市场，可口可乐立刻收购了印度本土的碳酸饮料市场Double Seven，该品牌帮助可口可乐迅速建立起良好的品牌，且其生产和分销网络帮助公司很快在饮料市场上构建了坚实的立足点，甚至可以覆盖很偏远的乡镇。(图：可口可乐在印度的小推车贩卖摊，来源：网络)此外，为了更好地迎合印度消费者，可口可乐在口味上也做了诸多的调整，比如主打Thums Up可乐和Maaza芒果饮料。价格方面，由于印度收入分配不均，社会阶层差异巨大，贫困人口占多数，可口可乐也做了相应调整，推出了不同规格和包装的产品，确保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价格档位。在营销方面，可口可乐是比较早在营销活动中使用印度本土文化元素的品牌，并和印度宝莱坞明星以及体育偶像进行合作，增强了印度民众对于可口可乐的信任。如今可口可乐在印度市场份额超过60%，是当之无愧的印度软饮料第一品牌。案例二：联合利华亮点是“10个印度家庭，9个用联合利华”。从时间上来看，联合利华是最早一批登陆且扎根印度市场的外资，虽然印度市场宏观环境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动，但是联合利华从来没有退出过印度市场。恰恰相反，联合利华把长期主义贯彻到了极致，如今是印度最大的快消品公司。印度联合利华上市之后已经成为了第五大市值公司，2022年营业额增长16%。2023年，印度联合利华市值达到230亿美元，是印度市值前十位，也是联合利华在全球的第二大业务。联合利华在印度成功的秘密——超越周期的长期主义。本地化运营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刻在了联合利华的DNA里：1924年，英国利华兄弟就在孟买建造了第一家小型肥皂工厂；1931年成立了第一家植物脂工厂；1943年又在加尔各答建立了第一家面霜、剃须刀等个人护理用品工厂。印度独立之后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奉行进口替代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国产化”。这一政策基本击垮了所有的外资企业，唯独联合利华因为工厂都在印度境内而免遭浩劫。虽然植物油业务因为政府的限价政策受到一定打击（从1948年的30%下降到了1965年的18%），但其在洗涤用品方面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967年联合利华在印度的年销售额接近1000万卢比，是印度私营企业的前五名之一。（图：印度联合利华总裁丹东，来源：网络）面对新的宏观环境，联合利华感受到了本土化的必要性，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了三个重大的调整：一是将在印度的不同业务重组合并为印度联合利华公司；二是在1956年首次向公众出售其10%的股权；三是于1961年任命印度科学家丹东为印联董事长，这也是历史上首家任命印度人为董事长的外资企业。在他的带领下，公司走向更深层的本地化：公关方面，与政府和其他大型国有企业董事会合作，提升了公司在印度的影响力；社会责任方面，主导埃塔乳品项目的开发，并推出一系列改善农村发展的计划；管理方面，不断培养本国人才，从60年代就启用本国高管。印联的成功是对于印度基层市场长期深度调研和追踪的结果：印联曾经提出过一个名为“在多个印度获胜（Winning In Many Indias）”的模型，该模型将印度归类为15个消费者集群，提供对产品开发和营销的不同策略。这个模型由16个业务团队支持，从长期的数据收集、SKU到包装和标签，再到后期的微创新。整个系统使得品牌不断紧贴消费者需求，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正是这长期的努力和铺垫，才使得印联在2020年疫情期间Lifebuoy产品销售量提高了30倍，并在100天内推出了17种洗手液。除此之外，印联还通过投资建厂、建研发基地、建基金会的方式促进印度本土发展，从而赢得了印度社会的长期信任。印联负责人说：“在印度，方言、习俗和仪式每100公里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要是再把如此多样化的国家看作一个均匀的整体的话，是对于其文化和商业机遇的严重忽视。”总结来看，印联发展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而是公司确实从市场的视角出发，始终坚持通过长期耕耘，超越周期。案例三：中国海尔亮点是“中国品牌，印度制造”。海尔集团在印度的故事一直鲜为人知。海尔2004年进入印度市场，2018年在印度的净销售额达到35亿卢比（4.9亿美元），2023年预计可达到800亿卢比（11.1亿美元），营业额年增长高达33%。如今在印度白电领域，海尔是仅次于三星和LG的第三大品牌。（图：印度冰箱市场品牌份额，来源：Statistia）在印度，海尔坚持“三位一体”的本土策略，建立研发和生产基地：从2006年进入印度开始，海尔就在印度浦那投资建成了3.6万平方米的工厂。该工厂从最开始的冰箱工厂已经扩展为如今的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和电热水器的综合型工业园，年产冰箱180万台，洗衣机、空调、LED电视和热水器各50万台。2019年3月，海尔在印度北部的达诺伊达投资建设第二个工厂，预计可以将产能增加一倍以上。在印度市场的海尔产品95%以上都是印度制造，使其更加贴近本土的同时又免受诸多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图：海尔印度工厂，来源：网络）在产品端，海尔也不断研究印度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地域特点。在发现印度消费者更多使用冷藏而非冷冻功能之后，2016年海尔推出了不弯腰的BM系列冰箱，将冷藏放在上面，冷冻放在下面，减少了用户90%弯腰取东西的时间，并提高了冰箱内物体的可见性。此外，海尔在印度还推出了分区免清洗洗衣机、适应当地高温环境的Dawn系列智能变频空调，都受到了市场的一致好评。和可口可乐类似，海尔也是印度的渠道强者，海尔在印度有2000家直营店和15000家经销商店，这17000家门店基本上覆盖了印度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镇。案例四：亚马逊亮点是“从白手起家到行业超级巨头”。相比于3C和白电这样的制造业，亚马逊所在的零售业以及电商行业在印度一直属于强监管行业。印度政府严格限制外国品牌零售商在线销售。换句话说，亚马逊从第一天起就只能做一个只卖印度产品的第三方经销商，完全从零开始。2013年亚马逊推出了亚马逊印度网站，然后开始了艰难的招揽零售商之路。为此，亚马逊启动了名为“亚马逊茶车计划”，即用带有亚马逊广告标语的移动茶车在印度大街小巷行驶，为小企业主提供茶点，同时向他们解释如何在亚马逊网站商销售他们的产品。通过茶车，亚马逊在15个城市行驶了31000公里，与超过1万名卖家进行了接触。（图：2013年亚马逊茶车计划，来源：网络）2016年，亚马逊又推出了一项“亚马逊当下”（Amazon Tatkal）计划，基本上就是把面包车改装成一个移动的工作室，现场为有兴趣的卖家提供发布服务，包括注册、成像以及编目，使他们可以迅速在亚马逊上注册并实时销售产品。（图：2016年亚马逊当下计划，来源：网络）在招商过后，亚马逊还根据印度本土市场打造了集中式物流运输平台——亚马逊物流。卖家将货物发送到亚马逊在印度的21个仓库之一，之后由亚马逊进行统一包装和运输。2014和2015年亚马逊分别提出以印度市场为核心的Easy Ship和Seller Flex计划。所谓的Easy Ship就是亚马逊可以直接从卖家家门口取走货物，并且统计到亚马逊物流平台上。Seller Flex是亚马逊为卖家提供培训，帮助他们提高仓储实践能力，亚马逊协调后期的交付物流。为了更好地提供货运服务，亚马逊还和印度邮政以及航空公司签署了服务签订合同，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自行车和摩托车送货队伍，以完成最后一英里的交付。亚马逊为印度市场定制的研发投入也格外显著：由于印度网络速度很慢，在手机上很难运行原有的网站，于是亚马逊专门设计了一个精简版的应用程序，只需极少的内存空间，即使在2G网络上也可以流畅运行；其次，亚马逊印度网站有诸多假冒产品、欺诈评论和欺诈交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亚马逊在班加罗尔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研发中心，专门对比产品以及评论的细微差别，以提供更好的服务环境；此外，在印度，地址定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亚马逊很早就开始使用AI和机器学习给地址配送打分，从而提高配送的精确度。（图：亚马逊印度网站，来源：网络）在定价方面，亚马逊印度采用了与美国市场完全不同的模式。在印度，消费者只需要支付999卢比（14美元）就可以享受Prime年度会员资格，这一资格在美国是119美元。同样，亚马逊有声读物会员在印度的订阅费用也只有199卢比（3美元），Kindle只要169卢比（2.7美元）。只要订阅就可以享受诸多印地语和其他印度语言的音乐、电影和书籍。如今亚马逊是印度线上零售第一品牌，原本主导印度市场的Flipkart被沃尔玛收购，而Snapdeal则基本被淘汰。除了这些扎根印度的外资企业的持续努力，印度政府确实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做了很大的改革。为了简化商业注册，印度推出过一个名为SPICe+的在线注册系统，使得企业注册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2020年印度宣布推行“全面行政改革”，通过线上审批的方式简化行政程序，减少审批环节，提高透明度和效率。（图：英国EUI调查报告认为印度的营商环境已经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可以和东南亚以及中国竞争。来源：EIU）在基础设施方面，印度也是下了不少的力气：公路方面，推出了印度国家高速公路发展项目（National Highway Development Programme）以及布哈拉特曼达尔高速公路计划（Bharatmala Pariyojana）；在铁路方面进行了改革，引入了独立运营商（Tejas express）和印度特快（Vande Bharat Express），提高了铁路运输的整体速度和舒适度；港口方面，印度政府推出Sagarmala计划，推动港口现代化，促进以港口为中心的区域发展。并且通过公私合营以及租赁的方式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到港口整体的发展和运营。几年下来，印度的营商环境，无论是从硬件还是到软件，都有了显著的改善。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研究表明，印度营商环境的排名从2018年的全球第62位上升到了53位，在东南亚区域内也从2018-2022年的第14位，上升到第10位，整体和印尼不相上下。且根据EUI数据，在2023-2027年印度还会继续调整，提高在对外贸易与投资、税收改革、私营企业和金融方面的运行效率。欣孚智库“一国一策“全球本地化研究团队对此认为：如果外资企业拥有良好的印度本地化能力，完全有可能在印度获得巨大成功。中国企业：在印度是否还有机会？在上述分析之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印度市场可能是中国企业的天堂，也可能是地狱。基于对超过30家外资企业在印度业务发展的研究，我们在此为希望长期耕耘印度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我们的一些洞察与建议：第一，生产本土化将是在印度市场生存的大前提。无论是消费电子行业还是半导体行业，抑或是汽车行业、消费品行业，生产本土化无疑是在印度市场存活下去的大前提。为此，印度也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手提高关税，一手增加补贴。不过迎合政策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在印度社会建立好的品牌，与印度消费者建立更加紧密的连接。如上文提及，印度社会对于外资仍然具有强烈不信任感。这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在舆论层面被引爆，那么中企很可能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从而致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要么僵住要么出局。第二，看待印度市场发展应秉持动态的、长期的视角。在欣孚智库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在印度被税务骚扰、地方官员勒索的现象的确是层出不穷：去年的三星、今年的小米和安利，都受到过印度逃税的指控，并且遭受过资产冻结。也因为如此，诸多企业最终选择撤离印度，并且认为印度由于文化和制度落后，不是现代跨国企业最适合发展的市场。我们对这样的结论保持怀疑。诚然，印度市场环境是十分复杂且多变的：迷宫一般的行政手续，贿赂盛行的地方文化，与商业文明差距很大的传统思想，这一切都让外企十分难以适应。曾经有外企因为提拔低种姓员工而惨遭抵制，也有工厂因为多招聘女性工人而被附近村民所驱赶。似乎印度市场处处都是这种让外企摸不清头脑的雷，一旦踩中，则风波不断。但是事实上，在所有国家经济真正腾飞之前，都有过这样的黑历史：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的美国以及20世纪的东亚，没有哪个社会是从最开始就适合企业发展，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发展，一切问题都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慢慢解决。随着印度经济的开放，尤其是越来越多国际外资的进驻，必然会给印度的营商环境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外资企业会带来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先进的管理方法，这将直接推进国家全局性商业基础的升级再造，为印度注入商业变革的原动力。同时，商业文明内生的发展规律，也会促进印度进一步理解商业秩序的重要性，推动多层级政策改革，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这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可能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周期才能完成。但同时，这也是印度务必要走完的过程。如同前印度发展委员会主席Arvind Panagariya所言，“如果印度希望经济持续增长，甚至达到8%年增长率，就必须实施劳动法，进行私有化改革，减少对外资的各类骚扰。全球竞争摆在那里，各联邦不改革，外资就不会投资。”也许，用静态的视角去判断印度市场当下的“好”与“坏”并不全面，更明智的选择是动态地去看它未来发展——是走向开放融入还是持续固步自封。第三，尊重印度市场，贴近用户需求，打造“印度定制”产品。印度虽然是中国的邻国，但是印度在语言、文化以及传统上与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出海企业很难直接复制他们的中国模式或者东南亚经验到印度市场。印度更多地需要定制化产品和服务。（图：vivo的“印度制造”计划，来源：网络）反观外资企业在印度成功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消费品类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宝洁和联合利华，还是消费电子产业的三星、LG、海尔、小米以及vivo，乃至电商平台亚马逊，都在打造“印度专属”的商业战略、产品设计以及业务运营流程。一言以蔽之，它们方方面面都体现了对本土市场的尊重和对用户需求的极致思考。第四，很多时候也需要以退为进，曲线前进。印度市场和欧美成熟市场不同，印度的营商环境虽然在近些年有所优化，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还是主打一个“变”字。这背后有两方面原因：一来是因为印度对华政策已经越来越鹰派，2020年印度政府发布了《对印度直接投资政策（Press Note 3）》，明确规定了中国投资者如果想要在印度一些核心领域进行投资，必须向印度政府报告，获得批准之后才能投资。其对于中资企业的审视态度可见一斑。二来，针对中资企业进行的各类排查在不断增加，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受到罚款或者冻结资产等处罚。虽然说在外资历史上，也有沃达丰这样的企业可以和印度政府斡旋十几年，最终通过国际仲裁法庭解决与印度政府的纠纷。但是，由于中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所以在可见的未来签署一些投资贸易保护协定的概率也非常低。如果无法以契约的方式明确与印度的贸易合作方式，那么中国企业想要在印度发展就更需要灵活变通的大智慧。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孕育出充满灵性与智慧的古文明，也曾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饱受摧残。如今的印度就像刚从一场陈旧的梦中苏醒的毗湿奴，渴望着复苏曾经的力量、辉煌与荣光。在恒河的见证下，它正在奋力向前，与它一起行进的有洪流，也有泥沙。印度前进的步伐已经开启，其纷繁错综的社会现状当然会掣肘商业的效率，但与此同时，它也会被商业文明的发展所塑造和影响。正如欣孚智库“一国一策”全球本地化理念所言：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征途无疑会充满风险和挑战，但也许对于那些真正具备勇气和远见的企业来说，印度市场的不成熟和不确定性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正是巨大的商机和潜力。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远的未来，那个让无数外企折戟的印度就会变成某些中国企业发展壮大的舞台。或许，印度市场更像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有那么一点上海滩的味道。虽然风险一箩筐，但对于中国全球化公司而言，“错过印度”大概率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误判。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事越大，通知越在半夜，中融信托公告，被“托管”了。中融信托与建信信托、中信信托签订委托管理服务协议16日凌晨，中融信托突然发布公告，被建信信托、中信信托委托管理了。为期一年。公告显示， 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本公司部分信托产品无法按期兑付。为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效能，经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委托管理服务协议》，聘请上述两家公司为本公司经营管理提供专业服务。本公司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信托法律关系不因此而发生改变，我公司继续按照有关法律和信托合同约定，对信托产品投资者承担受托人责任。委托期限为2023年9月15日至2024年9月14日，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结束或延期。这意味着：中融信托正式被托管。而早在8月底，就有传闻称，中信和建信信托对中融信托进行债务摸底或参与风险化解。中信信托的最终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建信信托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建设银行。多家公司已经踩雷15日晚间，微光股份公告，尚未收回的中融信托信托产品金额合计4.08亿元！公司分别于2023年3月15日、2023年6月13日、2023年6月14日购买了中融信托发行的信托产品庚泽1号1亿元、圆融1号5000万元、汇聚金1号50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微光技术于2023年6月13日购买了中融信托发行的信托产品圆融1号3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信托产品已到期，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微光技术尚未收到上述信托产品本金及投资收益。8月份以来，中融信托的兑付风波不断蔓延，波及多家上市公司。除了微光外，金房能源、金博股份、南都物业、咸亨国际、安邦电气、中瑞泰、先锋电子、药石科技、安记食品、三德科技、润歌互动、安利股份等多家上市公司在公告中披露了中融信托产品逾期情况。中融信托大股东拟主动退市经纬纺机9月15日晚间公告，公司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上市事项已经公司于9月15日召开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向深交所提交主动终止上市申请材料。8月29日，经纬纺机发布关于撤回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方案称，由于市场变化，公司经营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经公司股东恒天集团、恒天控股提议，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并转而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此外，由恒天集团向除恒天集团、中纺机集团外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A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为9.24元/股。经纬纺机在财务上没有触发任何退市条件，自己主动申请退市。这在A股应该算是首例。此外，经纬纺机是一家央企下属公司。是中国恒天旗下子公司，中国恒天成立于1998年，是国内以纺织装备为核心主业的中央企业。2017年6月29日，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并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而最受市场关注的，经纬纺机是中融信托的大股东。中融信托前身为成立于1987年的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2002年，中植集团出资1.2亿元参与了中融信托的重组，一举成为第一大股东。2010年，经纬纺机受让中植企业集团持有的中融信托11700万公司股本，成为第一大股东。经纬纺机持有中融信托37.470%股权，为控股股东。中植企业集团持股32.986%，为第二大股东。于是，中融信托获得了国资背景，在国资身份的“加持”下，中融信托狂飙突进。不过，尽管中融信托明面上第一大股东是国资，但也有市场人士认为，经纬纺机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中融信托仍由中植集团实际控制和操盘。经纬纺机的年报显示，2022年年末，中融信托存续信托计划1633个，受托管理资产6293亿元。市场人士分析，如果中融信托事件不断发酵，影响经纬纺机股价一直下跌，对于央企的信用以及小股东都是不利的，不如现在直接回购退市，这样一来可以在法律层面将金融风险与资本市场有效隔离。...
近期市场对限售股出借争议不断。有观点认为，允许战投出借限售股，存在公平性以及制度一致性等问题，战略投资者可能通过该机制变相减持。金帝股份（603270.SH）上市首日出现的2亿元融券“卖盘”，再次引发了市场关于限售股出借是否意味着绕道减持的质疑。9月1日，金帝股份登陆A股，并同步被纳入融资融券标的。数据显示，上市首日该公司股份就遭融券卖出458.3227万股。当日该公司转融通共借出券470万股。巧合的是，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的战略配售资管计划持股数量为470.0871万股，对此有市场声音一度猜测，金帝股份上市首日被融券卖出的458万多股正是来自战略配售限售股。由此也引发投资者热议：限售股是否可以通过融券进行变相减持？这背后是否存在钻制度规则漏洞或者对规则的不公平利用？不过，首先需要确认的是，金帝股份被融券卖出的458万多股到底是谁出借而来。9月15日，第一财经向金帝股份进行求证，该公司董秘办人士回应称，目前尚不清楚相关情况，需要进一步确认。在金帝股份上市首日被大量融券卖出之前，盛邦安全（688651.SH）在7月26日上市首日遭遇9000多万元融券卖出，该公司称“为战略投资者出借”。在这之后则有指南针（300803.SZ）控股股东提前终止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近期市场对限售股出借质疑不断。有观点认为，允许战投出借限售股，存在公平性以及制度一致性等问题，战略投资者可能通过该机制变相减持。上市首日现2亿元融券“卖盘”9月1日，金帝股份登陆A股，发行价为21.77元/股，当日盘中最高冲至61元/股，最终收报48.27元/股，收涨121.73%。第二日股价有所上涨，第三日开始则持续下跌，截至9月15日，股价已跌至33.40元/股。上市以来累计下跌16.29%。在上市的同时，9月1日，金帝股份也被纳入融资融券标的。9月1日~9月14日期间的10个交易日中，该公司的融券净卖出量分别为458.32万股、-49.5万股、26.11万股、-55.11万股、20.32万股、-37.69万股、5.34万股、-17.84万股、19.45万股、-15.41万股。以此来看，该公司上市首日的融券“卖盘”明显高于后续交易日的融券净卖出量，且首日融券卖出额高达2亿元，由此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根据上交所公布的数据，9月1日，金帝股份融券余量458.3227万股，融券卖出量458.3227万股，融券偿还量为0。另据Wind数据，9月1日，金帝股份融券卖出额为2.06亿元，融券偿还额为0，融券卖出额占成交额的比例为10.99%。中证金融公司官网数据显示，9月1日，金帝股份转融券融出470万股，期末余额2.27亿元。这470万股分成7笔融出，期限均为27天，融出数量分别为39万股（融出费用21.6%）、141.3万股（融出费用22.6%）、16万股（融出费用23.6%）、247.7万股（融出费用24.6%），2万股（融出费用25.6%）、8万股（融出费用27.6%）、16万股（融出费用28.1%）。值得注意的是，9月1日，A股市场其他股票的融出费率多数在5%以下，绝大部分低于10%，融出费率高于20%的股票为极少数。有量化私募相关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费率有两种，一种是固定费率，由券商规定固定的费率；第二种是议价，现在市场上使用这种方式的是一些比较好的券，就是波动率较大券，估值较高存下跌空间的券。一般新股是比较好的券，因为股价在短时间内超涨，后续存在下跌空间。出借人是谁？金帝股份上市首日卖出的券的出借人到底是谁，成为市场的一大疑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试行）（2023年修订）》（下称《 证券出借办法》）的规定，可参与证券出借的证券类型包括：一、无限售流通股；二、参与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下称“战略投资者”）配售获得的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的股票；三、符合规定的其他证券。另据规定，证券出借人仅限于机构投资者，证券出借暂不实施竞价交易。根据金帝股份公告，此次上市发行数量为5477.6667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其中，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32.5796万股，其中928.9523万股无限售期；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975万股。战略配售股方面，金帝股份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70.0871万股，占发行数量的8.58%。该公司战略配售投资者为金帝股份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国信证券金帝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国信证券金帝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称“金帝股份资管计划”），限售期为12个月。按照发行价，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分别约为9493万元、740.8万元。金帝股份上市首日融券卖出的458.3227万股，到底来自何方？对此，金帝股份董秘办人士回应称，目前尚不清楚相关情况，需要进一步确认。在金帝股份前十大股东中，聊城市金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持股8000万股，持股比例为36.51%；国信证券金帝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第六大股东，持股436.0587万股，占比1.99%。《 证券出借办法》强调，战略投资者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不得通过与转融券借入人、与其他主体合谋等方式，锁定配售股票收益、实施利益输送或者谋取其他不当利益。限售股出借存质疑金帝股份上市首日被融券卖出的股份是否来自战略投资者配售的限售股，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之前已有战配限售股被融券卖出的先例。近期市场也对限售股出借存有质疑。7月26日，盛邦安全上市首日也遭遇大笔融券卖出，卖出量为，卖出金额超9000万元。对此，该公司回应投资者称，据了解，当为战略投资者出借。根据转融通业务的相关规定，战略投资者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可以按规定借出获得配售的股票。不过，就在9月7日，指南针公告称，控股股东广州展新计划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参与股份数量不超过408万股，即不超过该公司总股本的1%。该计划原定于2024年3月4日到期，现广州展新决定于2023年9月7日提前终止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与此同时，市场传闻频出，一开始传闻“所有融券必须在10月1日前归还”，之后又传出IPO战略配售的限售股出借需要归还。目前这些尚未有官方口径。近期市场关于限售股可融券一事存有较大质疑。有观点认为，允许战投出借限售股，存在公平性以及制度一致性等问题，战略投资者可能通过该机制变相减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