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过杏鲍菇可以被用来控制机器人吗？近期美国科学家竟成功利用杏鲍菇（Pleurotus eryngii）的菌丝体（密集细小根状的结构）所产生的电信号及其对光的敏感性，来控制机器人。一般来说，机器人是通过插座或电池供电，但这只机器人与众不同的是，它们居然由杏鲍菇的真菌来控制动作。杏鲍菇的菌丝体被研究团队作为控制机器人动作的媒介。CNNCNN报导，这些实验性的机器人被称为生物混合机器人（biohybrid robotics），更是这研究领域中最新的研究，生物混合机器人领域主要将植物和动物细胞或昆虫等生物活材料，与合成零件相结合，制造出部分生物、部分机械的实体。康奈尔大学谢帕德（Robert Shepherd）的研究团队会在实验室中先培养杏鲍菇，选择这种菇类原因是因为它容易培养且生长快速。团队培养了这种菇类的菌丝体，这些类似于线状的结构可以形成网络，根据研究，这些网络能感知、交流并运送营养物质——功能有点像大脑中的神经元。根据新研究，真菌是在培养皿中培养的，并且需要14至33天才能与机器人的骨架完全融合。菌丝体会产生微小电信号，这些信号可以连接到电极上。其中一名研究员米什拉（Anand Mishra）说，“必须确保电极接到正确的位置，因为菌丝体非常薄，没有太多的生物质。然后在机器人上慢慢地在电极周围培养它们，当菌丝体开始生长时，它们会包覆住电极周围。”米什拉设计了一个电气界面，可以准确地读取菌丝体的原始电活动，然后将转换为数位讯息，从而使机器人的处理器或运动部件动作。机器人能够根据菌丝体产生的电脉冲行走和滚动，当用紫外光刺激这些机器人时，它们改变了步伐和路径，这代表它们能够对环境做出反应。谢帕德说，“杏鲍菇不太喜欢光线。因此根据光线强度的不同，你可以让机器人做出不同动作，像是移动得更快或让它远离光线”。而此次生物混合机器人领域的研究，学者们研发出2种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包含一只用菌丝体合成的软件的海星状机器人，它可在光线驱使下移动，和一台用菌丝体合成的卡车型机器人，可透过光线驱使前后移动。另外，在1月研究时，更出现一台用菌丝体覆盖在表面的站立型机器人，它可以根据光来作出动作。西英格兰大学在1月的研究裡，已创出一台可以根据光来动作的机器人，它全身外表都被菌丝体覆盖。CNN此次研究的海星状机器人可以根据光源来跳跃。CNN这次研究的第二只货车型机器人则是透过车上菌丝体来进行前后移动。CNN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九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官方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
各部委声明释放投资开放信号。中国将全面向外资开放制造业，并为海外资本在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更多空间，为振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更大努力。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周日发布的一份声明，北京将从 11 月 1 日起取消对其他国家在制造业领域投资的最后限制，并削减限制外国投资者的领域名单。国家发改委表示，政府承诺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鼓励外资进入该行业。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可能的政策修订，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进一步促进外资进入服务业。此外，中国还宣布了一系列进一步开放医疗行业的政策。商务部网站发布的一份声明称，外资将被允许在北京、上海、广东和海南的自贸试验区从事干细胞、基因诊断和治疗等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所有已注册、上市和批准生产的产品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声明称，政府还将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不过，政府还补充说，收购公立医院和中医设施仍不被允许。新政策立即生效。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九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官方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
今年8月，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勃牛沟村，一场大雨过后，地面湿滑。71岁的李秀连老人佝偻着身体在院里干活儿，一个不小心，身体猝不及防失去平衡。她右手下意识撑地，“咔”一声脆响，疏松的骨骼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压力，手腕骨折了。李秀连有高血压和胃病，长年服药，老伴儿的身体也不好，日常生活起居靠两人相互照料。脖子上挂着白色绷带，右手腕固定在胸前，李秀连不住叹息，“现在啥也干不了。”乡土深处的孤岛李秀连所在的村庄是黄土高原典型的村庄。这里的村民靠山吃山，多种植玉米、高粱等作物。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老人们因身体原因和乡土情结留在村里，以土地为归依，农业仍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没有了年轻人，他们农作的负担更重了。老两口的孩子在榆林工作。尽管心里渴望孩子们能常回家看看，但老人知道他们工作忙，又要照顾家庭，尽量不多打扰。李秀连说，这不只是她内心的想法，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年迈，都希望子女能够陪伴在身边。然而，这是老人们心里最想提又不敢提的问题，因为说了怕儿女不放心。子女不在家，留守在村里的老人们就习惯性地在坐在村口，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看着天边的落日渐渐黯淡。老人们孤独地坐在村口。图/受访者提供除了这有限的“社交场合”，更多的老人因为缺乏与家人、邻居、朋友的交往，不同程度陷入“社会脱节”。有的老人不刮胡子不剪发，放任其“野蛮生长”。放弃自我形象管理，也意味老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村庄一样沉寂。研究表明，由于居住分散、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老年活动辐射有限，特别是深山区的农村独居老年人，极易陷入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导致农村留守老人精神空虚、孤独感严重成为普遍现象。李秀连老人也不例外。她话很少，性格有些孤僻，经常在家里一坐一整天，不喜欢串门。幸运的是，她和老伴儿的听力尚可，学会了用手机与孩子们联络，这是日常联络彼此的唯一桥梁。李秀连老人沉默望向天空。图/受访者提供与此对应，那些因视力听力退化无法顺利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不可避免和外界隔着一道“数字鸿沟”。对于自幼失明的杨顺啟老人来说，更是如此。75岁的杨顺啟家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太平镇田头村。这里海拔跨度大，气候变化多，主要种植烤烟、甘蔗、玉米等农作物，也有猪牛养殖业。然而，当地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外出务工。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村里70多岁的老人们成为种地、养殖的主力。杨顺啟老人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和家人生活在老宅。他生性要强，即使双目失明，也想力所能及帮家人干点活儿，减轻家里的负担。杨顺啟老人自己在老宅生火做饭。图/受访者提供白天，他尝试着帮家人喂牛，剁牛草。剁草有一定危险性，尤其对于一个盲人。一开始，他和别人配合，但他发现不能很好地把握对方把草递到铡刀下的频率。后来，他干脆自己来，一边摸索着控制好手与刀刃的距离，一边往下铡。神奇的是，老人从未因剁草伤过手，反而是往灶膛里递柴火时，因掌握不好和火苗的距离被灼伤过。几年前，当妹妹一家人随着易地搬迁政策迁往新的居所时，杨顺啟也一起搬过去居住过一段时间。然而，与已经印在脑海里的老宅相比，他对新环境分外陌生，很不习惯，甚至差点从楼梯摔倒过。最终，老人还是选择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老宅，一个人生活。他每天只做一些简单的饭菜，常常把饭煮在锅里，上边只蒸一个鸡蛋，或者就一点酱菜，就这样对付一顿。屋里每天在用的火炉已经破烂不堪。农村养老之问根据云南施甸县老龄办统计，全县60岁以上老人有58308人，占全县人口16.75%。在附近村里，像杨顺啟老人这样的鳏寡独居者不在少数。他们有的依然居住在简易土木结构房里，年久失修，漏风漏雨。有的和子女常年分居，无人赡养，家庭关系淡漠。他们当中只有一半的老人会使用手机，且九成以上的老人只会接电话，不会拨打电话，只能被动等待着期盼中的声音主动响起。在这里，关节风湿、心血管疾病、胆结石、肾结石、脑梗等疾病最为普遍。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在“十四五”期末超过3亿。其中，乡村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分别高出7.99个百分点、6.61个百分点。民政部曾摸底排查，全国共有农村留守老年人1600万，这1600万人普遍存在照料缺位、情感缺失、经济落后等问题。在陕西佳县勃牛沟村，70岁的李秀连并不算“高龄”，很多老人都是80多岁。他们困在“空巢化”的农村，余下的人生似乎一眼望到头。很多老人不适应集中养老，也没有条件消费型居家养老。但是，他们对于精神陪伴的渴望，对于医疗救助和生活照料的需求，以及重新和社会产生链接的需求，却又真实存在。走出孤岛如何打破农村留守老人的孤岛？当集中养老和消费养老在广大农村地区不能普遍适用，政府、市场、公益、家庭如何联合构建普适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钟铁华在走过几十个项目点，和上千户村民接触交流后得出答案，“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因为老人身边没有人，拿钱也用不出去，而我们和老人隔那么远，没办法去山里照顾他们。我们就想，先在村里找一个有爱心的、能干的、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人开始做服务。”乡村助老员应运而生。今年55岁的郭小平是勃牛沟妇联主席。2020年12月，她开始担任助老员，为村里32户42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打扫卫生，剪指甲，理发，冬天扫雪，送快递，买生活用品，洗衣服，教手机操作等。第一次去李秀连家服务时，她发现老人话很少，家里卫生一般，她就帮老人扫地做清洁。李秀连老人很不好意思：“平时没人来，我也就不收拾，连自己的脸也不想洗。”听老人这么说，郭小平当即表示，以后每月都保证最少来两次，老人很是高兴。收拾妥当，郭小平陪老人聊家常，发现老人脸上有着异于平日的开心，“那时我才感觉老人不是不爱说话，是缺少交流沟通的机会。”郭小平教老人做手指操。图/受访者提供理理发，聊聊天，做清洁，这些事情的门槛比较低，好上手，助老员愿意做，也是老人们的刚需，容易接受。从这个点开始接触，助老员和老人之间也能较快破冰。之后再上门帮老人干活，老人慢慢就习惯了，也希望助老员常来。90后的杨尚金就和杨顺啟老人成为一对“忘年交”。他每个月都会到老人家里两到三次，陪老人聊聊天，询问老人的身体情况，看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杨尚金帮老人做木工活儿。图/受访者提供一次，他看到老人厨房里的炉子十分破旧，马上跟基金会提出个性化物资申请，给老人做了一个新锅炉。刚好端午节快到了，杨尚金就邀请志愿者去老人家里包粽子，和老人一起过节。这样的陪伴看似微小，却让老人长年封闭的精神世界向外界打开了一道口子。钟铁华强调，乡村助老员和服务的老人之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关系。老人最基本的需求满足后，就会出现被需要的精神需求。每个老年人都希望自己是有用的、有尊严并有价值可以实现的。因此，一定要让老人成为参与者，“我们要把平等尊重带下去，助人自助，要让老人自己动起来，从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开始做，慢慢养成习惯。”从这一刻开始，原本是受助对象的老人们，以“老龄”志愿者的身份，成为助老员和其他老人之间沟通的桥梁。郭小平回忆，在陪伴李秀连老人大概两个月后，老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真正走出家门，扭秧歌，剪纸，参加村里集体活动，感觉自己像“60多岁的人”，还在郭小平的手意外骨折时和村里老人一起去探望。这次，郭小平成了那个被照顾的对象。在勃牛湾村，像李秀连一样60多岁的志愿者还有15位。李秀连在社区活动中教其他老人剪纸。图/受访者提供杨顺啟的老宅子也成为村里的“社交中心”。他的编织手艺在村里是一绝， 很多人慕名而来。学手艺只是由头，大家更喜欢听他讲过去的故事，似乎能从一位自幼失明但一生坚强的老人身上获得鼓舞和力量。马上就是中秋节，老人的妹妹邀请他一起过节，有了家人的陪伴，想必老人今年的中秋节会更加温暖。截止2023年底，由“乡村助老员+社区志愿者+社会服务机构”三位一体的乡村可持续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已经在云南、陕西、重庆、广东、河南、贵州、四川等7省市12个县域160多个村社区落地，培育乡村助老员170余名，累计为5400余户、7200余名老人提供超66.9万人次的养老服务，累计陪伴服务超过20万人次。在广袤的乡土中国，还有很多留守老人等待走出困境，他们的生存状态，将构成我们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基本底色。...
乌克兰是世界代孕服务重要提供国之一，也是少数允许为外国客户提供代孕服务的国家之一。和平时期，代孕产业就实际面临众多伦理问题，为代孕妈妈以及使用代孕服务的家庭带来诸多风险：弃养、胚胎被挪作他用、身体剥削、健康风险等等。跨国代孕同时还面临复杂的法律问题和行业监管问题。对于代孕出生的儿童来说，自身的权益也极难保障。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又为代孕妈妈和家庭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随着安全局势恶化，乌克兰代孕行业中的风险和弊端也变得更加难以忽视。被迫转移的代孕母亲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乌战争爆发，乌克兰姑娘玛丽娜（Maria）和纳塔莉亚（Natalia）已经在乌克兰小镇利沃夫居住了一周。她们刚刚成为代孕母亲，都怀孕了。她们是应合作的美国商人要求，从乌克兰首都基辅转移到了这里。玛丽娜是一名高挑、时尚的女性，曾是一名美甲师。她希望能通过代孕实现买房，这是她和修车工丈夫难以实现的目标。2021年8月21日，她为一对北美夫妇植入了两个胚胎。美国公司Delivering Dreams International Surrogacy Agency的代孕母亲通常每年收入约为1.8万美元，但由于她怀的是双胞胎，她将获得几千美元的额外奖金。在乌克兰，一名普通的教师一年的工资不到这个数额的四分之一。玛丽娜在火车上遇到了纳塔莉亚，一名平静、热情的女性。两人住在同一个车厢。她们高兴地发现她们有很多共同点：她们都来自乌克兰东南部，并且都有两个孩子，年龄也有些重叠。乌克兰法律要求代孕母亲必须已经成功分娩过。玛丽娜的丈夫和孩子们已经来到基辅；纳塔莉亚的家人则仍在东南部和她的丈夫在一起。两人在火车上愉快地交谈，对各自的选择表示理解和同情，最后在利沃夫成为临时室友。战争爆发首日，两人的电话几乎同时响起，把她们从睡梦中叫醒。纳塔莉亚的一个家人打来电话告诉她战争已经爆发。纳塔莉亚立即给一名表亲打电话，询问他知道什么。“我不能说话，我有一个其他线路的电话，但我会马上回电，”他说。但这名表亲没有回电。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娜塔莉亚完全没有收到他的消息。玛丽亚的丈夫也打来电话说战争已经开始。俄罗斯士兵已经进入了乌东地区。玛丽亚的丈夫和孩子当时在乌克兰东南部靠近赫尔松市，孩子们的祖母也住在那里。他们原本打算暂住后返回基辅，但现在出城会很困难：当时赫尔松周围的战斗非常激烈。这后来成为乌克兰第一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城市。玛丽娜感到极度痛苦。由于战争爆发，她与孩子不得不分离。玛丽娜和纳塔莉亚在转移到利沃夫之前，她们在Delivering Dreams要求下转移到基辅，以便接受更好的照护。Delivering Dreams将包括玛丽娜和纳塔莉亚在内的13名代孕母亲转移到这个远离任何可能战争的城市。这些代孕母亲大多来自战争最激烈的东部地区。她们通过Telegram关注前线的新闻，有时也收到亲人的噩耗。Delivering Dreams创始人苏珊·凯尔什-基布勒（Susan Kersch-Kibler）表示，许多使用代孕服务的家庭坚决要求她旗下的代孕母亲离开乌克兰，去往波兰，以确保代孕母亲和她们所怀的孩子的安全。这可能意味着这些代孕母亲不得不再次转移。乌克兰为何成为国际代孕中心尽管当前代孕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但明确允许国际代孕的国家数量正在下降。这主要是出于伦理的考虑。女性主义者对代孕的伦理问题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女性参与代孕是经济自主的一种方式，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代孕是一种生育胁迫：如果成为代孕母亲是唯一能让家庭摆脱贫困的途径，那么一个女人是否真的可以说她在选择成为代孕母亲时有自由？同时，这种交易也在将生孩子这种人类最深刻的经历商品化。对贩卖人口和剥削的担忧促使印度在2019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正式取缔了估价230亿美元的代孕产业。柬埔寨、泰国和尼泊尔也曾经是寻找代孕母亲的外国人常去的目的地。这些国家也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法律限制。在许多其他国家中，唯一允许的代孕形式是本国国籍之间的代孕，而且不得包含金钱交易。在允许国际代孕的国家中，以色列代孕费用约为7.5万美元，远高于乌克兰的4到5万美元。在美国，这项费用在10到20万美元之间。鉴于差异，许多渴望拥有生物学孩子的父母选择前往乌克兰，这里有明确的指导方针，明确承认预期父母拥有所有合法权利，且只要能证明她们已经用尽其他方式怀孕的可能性或怀孕会对预期母亲构成风险，她们的名字会立即列在出生证明上作为父母。“乌克兰不允许同性恋家庭或单身父母与代孕母亲签约，因此这两类需求人群往往会选择俄罗斯。在俄罗斯，单身父母可以聘请代孕母亲，而同性恋家庭可以让伴侣中的一方签署合同，伴侣中的另一方随后在本国通过收养的方式成为孩子的监护人，”美国领养与辅助生殖律师学会的主任尼迪·德赛（Nidhi Desai）解释说。由于各国限制国际代孕，各机构都急于利用乌克兰市场。在战争爆发前，乌克兰每年进行大约3200次代孕手术。通常，选择代孕的家庭飞到乌克兰，与当地诊所合作，进行胚胎受精，然后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中。选择代孕的家庭会与代孕母亲建立联系，定期发送短信，甚至飞来拜访她。选择代孕的家庭在九个月后会飞回乌克兰，或者在所有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参与分娩，或者接收新生儿并将孩子带回家。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国际代孕安排也可能充满困难。选择代孕服务的家庭也会因此面临诸多制度和法律问题。代孕母亲权益无法保障俄乌战争也暴露了代孕安排中的诸多伦理紧张。代孕母亲在这种安排中是将整个身体的权利都签了出去。人权组织La Strada-Ukraine副主席玛丽娜·列根卡（Maryna Legenka）质疑在战争期间代孕的安全性。 “乌克兰今天没有安全的地方，”她说。“所有诊所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安全问题。” Delivering Dreams的情况并非个例。La Strada-Ukraine支持了数百名代孕母亲。根据列根卡的说法，大多数乌克兰人并不认同代孕业务，对选择代孕的女性存在污名化。“绝大多数代孕母亲隐瞒她们参与代孕母亲项目的事实，甚至经常向自己的家人隐瞒。” 一些代孕合同还对女性的行为有很多限制，包括禁止她们提起超过三公斤的物品，以及其他指示，如饮食要求。“代孕母亲合同的限制性质旨在减少流产的风险，通常禁止她们抱自己的孩子或提购物袋，”她说。与此同时，数千名乌克兰年轻女性依靠生育行业维持生计。据曾担任代孕母亲的女性称，代孕机构BioTexCom通过公交车广告、社交媒体，并雇佣代理人在乌克兰各地招募年轻女性。德国媒体WELT采访了7名BioTexCom的乌克兰代孕母亲，其中大多数人表示，她们后悔自己的决定。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遗传学与社会中心副主任凯蒂·哈森（Katie Hasson）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人类遗传和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她表示，随着代孕成为主流生育实践的一部分，代孕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关注女性健康和女性权利的倡导者们都对乌克兰缺乏保护代孕母亲和卵子提供者的法规表示严重担忧，”她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哈森表示，BioTexCom和其他全球代孕公司提供的一些医疗程序对女性构成了重大健康风险。将多个胚胎植入代孕母体以增加成功怀孕的机会，或因为准父母想要两个孩子，她说，这大大增加了婴儿和代孕母体的并发症风险。乌克兰在2022年6月获得了欧盟候选国地位。这可能是推动官员进一步监管该行业的一个压力点。乌克兰正在增加对代孕实践审查的步骤。2023年4月，拟议的立法草案提出禁止外国人代孕。乌克兰的医疗委员会正在审查这一草案。但在战争没有尽头的情况下，这些事项的优先度更低。而现行的乌克兰法律既不能保证母亲的权利，也不能保护儿童的权利。总体而言，这一领域几乎没有监管。因此，不道德的诊所从中受益。尽管多年来，欧洲人权法院已经审理了许多关于代孕的案件，但是欧盟以及各成员国对于代孕没有共识。在过去十年中，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律专家努力制定框架，更不用说实施全球贸易的法规。2021年2月，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支持“维罗纳原则”，以制定保护通过代孕出生儿童的指导方针。同样，在2022年5月，欧洲议会谴责代孕，并在关于俄乌战争的报告中呼吁采取“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来保护女性和儿童。但实际上，很少有措施来赋予代孕母亲权利、保护儿童或监管该行业。欧洲委员会的一名新闻发言人表示，代孕不在其职权范围内。“欧盟没有权力通过立法来协调国家法律，特别是家庭法和代孕母亲协助人类生育的方法，”她说。...
近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项新规：严厉打击利用“全现All Cash金买房”，进行洗钱的非法行为！并且洛杉矶、旧金山湾区、纽约等地区，如果是无贷款情况下，全现金买房超过300万美元，就会自动引发洗钱调查！新规：全现金买房，必须上报！美国当地时间8月28日(星期三)，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项新规：《全现金房地产交易报告规则》，旨在防止不法分子利用住宅房地产交易进行洗钱。根据新的反洗钱规定，房地产从业人员必须上报所有住宅“全现金”买家的交易。新规生效日期：将于2025 年12月1日生效，而针对投资顾问的新规则将于2026 年1月1日生效。新规主要内容：新规要求房地产专业人士报告那些通过壳公司或其他法律实体全现金购买美国住宅的买家的真实身份。尽管这些买家在公开场合可能保持匿名，但他们的身份必须向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披露。新规主要目的：此项新规旨在防止毒品集团、国际犯罪分子或受制裁的外国寡头等非法分子通过匿名交易利用房产市场进行洗钱。类似的报告要求已经适用于银行和其他抵押贷款机构。新规完整链接：https://public-inspection.federalregister.gov/2024-02565.pdf截图自美国财政部官网财政部长珍妮特·L·耶伦在声明中表示：“财政部一直致力于阻止任何利用美国隐藏和洗钱非法所得的行为。这些新要求将填补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关键漏洞，这些漏洞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来进行腐败、毒品贩运和欺诈等严重犯罪。”在美国，全现金房地产交易在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住宅房地产交易以现金形式进行，虽然绝大多数交易并无非法或不正当的行为。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今年一月，32%的房屋销售是以现金支付的，这是近10年来的最高比例。由于抵押贷款利率居高不下，许多有能力的购房者选择现金交易，以避免支付高昂的房贷利息。财政部的新规旨在通过要求披露买家的真实身份来增加透明度，而不是为了打击或惩罚房屋的现金交易。全现金房地产交易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洗钱者和其他非法活动的潜在工具。那些被禁止进入美国金融系统的犯罪分子或外国实体，常常利用非法资金购买房产，并通过租金收入或转售房产来掩饰其资金的真实来源。此外，还有一些骗局包括通过贿赂在美国购买豪宅，同时隐藏资金的真实来源和最终受益人。超过300万，会自动被调查！在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规定，在一些特定的房地产市场中，全现金购买超过300万美元的房产会自动引发洗钱调查。这些市场通常包括一些房价较高且房地产交易活跃的地区。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地点：纽约市（Manhattan）迈阿密都会区洛杉矶都会区旧金山湾区圣迭戈西雅图波士顿芝加哥拉斯维加斯触发条件：当在纽约市进行的住宅类房产交易达到或超过300万美元时，且这笔交易不涉及贷款（即全现金购买或通过其他方式支付），将会触发自动调查。报告要求：房地产经纪人、律师、开发商以及相关金融机构必须向FinCEN报告这类交易。报告内容包括购房者的身份信息、交易的支付方式、以及资金的来源。这些地区的高价值房地产交易一直是FinCEN关注的焦点，旨在防止通过房地产进行的洗钱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规定可能会随着时间和市场的变化而调整，因此具体地点和金额要求可能会发生变化。...
一即使是出于私心，我也想在这里呼吁一下。昨晚读到一个杭州朋友的文章，他的6岁孩子最近得了支原体肺炎。按照经验，注射进口阿奇霉素是医学上的首选治疗药物。这款药物的商品名称叫“希舒美”，由美国辉瑞药物公司生产，其中包括阿奇霉素片、阿奇霉素干混悬剂，以及注射用阿奇霉素等多种剂型。半年以前，也就是在2024年的春季，他的另一个孩子也得了支原体肺炎，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用了进口的注射用阿奇霉素，很快就痊愈了。但现在，他带孩子就医时，不仅门诊开不出来该药物，住院也同样没有，医院现在统一使用的是国产注射型阿奇霉素，商品名称叫“巴珠”。他的后怕从此开始了。“第一天输液回家，此前的高烧根本没退，而且还升到了39.6度的新高。当天晚上不得不给他喂了美林退热药，度过第一晚。第二天早上，体温都在38度以下了。但是下午输液结束回家，到了晚上九点，体温又升到39.6度了。“还好，他在朋友的建议下，赶紧换到省儿童医院，在那里终于用上了“希舒美”——尽管各种审批流程也很琐碎——当天晚上，高烧就降了下来，在38度以下，而且不再抬头。我的这个朋友不由得感叹：杭州有1200万常住人口，作为一个被认为是新一线的好城市，这里的儿童都不能用上被公认最有疗效的药物，那么其他的地方呢？这样的感叹也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我家里也同样有两个儿童，今年春季，两个娃也都感染过支原体肺炎。我不确定深圳的医院否同样紧缺“希舒美”，如果是，接下来秋冬季又可能面临各种流感高发期，若不慎染上怎么办？这也正是我前文所说的“私心”所在。每个有孩子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私心”吧。二那么，进口的注射用阿奇霉素都去哪了？我的杭州朋友原本以为是进出口管制导致稀缺，但他查了很多资料，没有查到相关的管制规定。而且“无论从科学、人文与逻辑上讲，都不可能去管制一款治疗肺炎的药物”。后来他才知道，这种进口药在很多医院下架，是因为被“撤网”了。什么叫“撤网”？这是一个医学黑话。目前，各省搭建了医药采购平台，作为公立医院和企业之间买卖药品的主要渠道。它的角色类似于网购用的电商平台，企业把药品展示在平台上，公立医院从平台上下订单采购，这个过程被笼统称为“挂网采购”。“撤网”，是把原先展示的药品信息从平台上撤下来，不能通过平台采购该药品——2023年11月，国家对包括阿奇霉素干混悬剂在内的42种药品组织开展集中带量采购。按照规则，报价较低的前9名中选，希舒美报价5.58/袋，比第9名0.98元/袋的报价高出约4.7倍，排在末位最终落选。也就是说，疗效最好的药品，因为“价格高”被国产挤了出去。我的杭州朋友在文中说，“以价格为由把希舒美从肺炎药物里剔除出去，这不仅是逻辑和医学上的错误，而且是对炎黄子孙的戕害和犯罪。”你可以将它看成是他因为孩子刚刚无端遭罪后的激愤之言，但是，我想，在很多方面你可以支持国产，在药物方面尤其在治疗孩子相关病症的药物方面，我相信没几个人会真诚地支持国产。那些可能认为买华为手机就是爱国、买苹果手机就是汉奸的家长，在孩子得了支原体肺炎后，你觉得他会选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那些到麦当劳门口抗议的爱国大妈，让她装个国产心脏起博器试试？三杭州朋友在文中还写道，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医生、综合ICU主任叶盛，根据临床实践认为，病原体对国产阿奇霉素的耐药性非常高，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患者：“忘了它吧！”与之相反，读到某官媒一篇报道，认为这是消费者“对进口原研产品有偏好有依赖，对跨国公司定高价的行为也相对宽容，如同开了美颜滤镜“：”……列入研究的阿奇霉素、头孢地尼、利奈唑胺等抗菌药物，以细菌清除、临床症状和体征改善率、不良反应发生率等多项指标，开展基于真实世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结果显示中选仿制药与原研药在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上无统计学差异。“我想告诉这篇报道的作者，如果你有种在孩子生病时不选进口选国产，我就服你，否则的话，有多远给我滚多远。报道中令我触目惊心的一句话是：“同时，也有不少进口药、原研药退出中国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有161种进口药未在我国再注册，其中不乏过去临床常用的知名药品。”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不是进口与国产，而是疗效。在国产药存在质量缺陷的情况下，急吼吼将高价进口药排除在外，确实是一种对他人生命健康不负责的表现。或者，具体到阿奇霉素而言，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将5.58/袋的进口药与0.98元/袋的国产药一并列上，给人们一个选择权。热播电视剧《父母爱情》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上世纪某个年代，男主正在追的女方的侄子突然得了一种急病，急需一种进品药救命，可是该药只有部队医院有，而且需要审批。男主凭着炮校学员的身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搞到了这种药，俘获了美人心——再这样下去，电视剧里的镜头，会不会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
政商“旋转门”，是监管近年来的严打重点。9月6日，证监会发布《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拟上市企业监管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10月8日起实施。这是监管整治证监系统离职人员不当入股的“第二步”。2021年5月，证监会专门出台《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2号》（以下简称《2号指引》），要求中介机构穿透核查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股东，存在利用原职务影响谋取投资机会、在禁止期内入股等不当入股情形的，必须严格清理。相较于《2号指引》，此番《规定》新增重点包括三方面。首先，拉长离职人员入股禁止期。将发行监管岗位和会管干部离职人员入股拟上市企业禁止期，从离职后的3年拉长至10年。其他离职人员禁止期分别延长2年，处级及以上的，禁止期增至5年，处级以下的增至4年。其次，扩大对离职人员从严监管的范围。将从严审核的范围从离职人员本人扩大至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此外，提出更高核查要求。要求中介机构对离职人员投资背景、资金来源、价格公平性、清理真实性等做充分核查，证监会对有关工作核查复核。值得注意的是，《规定》曾于今年4月27日至5月11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此番调整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方面，部分规定的透明性、可操作性提升。比如，要求中介机构说明离职人员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入股拟上市企业情况时，明确说明的对象是“核查情况及结论”；征求意见稿为列说明内容。另一方面，延长入股禁止期的相关限定时间。比如，对发行监管岗位和会管干部离职人员的认定范围由征求意见稿中的三年内延长至五年内。图片来源：IC photo入股禁止期最高延长至10年证监系统人员离职“下海”入股企业，一度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彼时，利用原职务影响谋取投资机会、入股过程存在利益输送、代持入股、隐性入股、入股资金来源违法违规等情形时常出现，使得政商“旋转门”扰乱秩序，企业IPO有失公允。自2021年5月《2号指引》出台起，离职人员不当入股情形即成为严监管重点。此番《规定》进一步延长重点离职人员入股禁止期，这也被视为此番调整最值得关注之处。按照《规定》，发行监管岗位或会管干部离职人员入股禁止期由3年延长至10年；发行监管岗位或会管干部以外的离职人员，处级及以上离职人员入股禁止期从3年延长至5年，处级以下离职人员从2年延长至4年。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看来，禁止期的延长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政商“旋转门”现象，防止离职人员利用其在职期间的资源和影响力进行不当入股，从而维护市场的公平和公正。值得注意的是，相较征求意见稿，此番《规定》对入股禁止期的相关限定时间进行延长。一方面，对入股禁止期为离职后十年的发行监管岗位和会管干部离职人员认定范围，由征求意见稿中的三年内延长至五年内。另一方面，对其他离职人员，副处级（中层）及以上的，入股禁止期由离职后的三年内调整至五年内，副处级（中层）以下的由离职后的二年内调整至四年内。父母、配偶、子女等同样从严审核除了入股禁止期的延长，此番《规定》的另一新增变化在于，将离职人员从严监管范围从离职人员本人扩大至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规定》明确，离职人员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入股拟上市企业的，核查复核要求参照本办法执行，并由中介机构在专项说明中说明核查情况及结论。对此，有市场人士担心，如果配偶父母属于证监系统离职人员，则无法进行投资、无法参与拟上市企业股权激励，将对证监系统子女择偶带来障碍。根据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分析，上述表述并不是说恋爱对象或其父母属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就无法进行入股投资或参与拟上市企业股权激励。参照对离职人员监管规定，只需要对具体需说明事项解释清楚就可以。包括离职人员投资背景、资金来源、价格公平性等方面，只要合法合规即可。与此同时，此番《规定》调整的另一显著变化在于，对中介机构提出更高的核查要求。要求中介机构对离职人员投资背景、资金来源、价格公平性、清理真实性等做充分核查，证监会对有关工作核查复核；制度执行中，证券交易所向拟上市企业、中介机构等各方做好政策解读和引导等工作。在受访投行保代看来，这一规定有助于倒逼中介机构严查证监系统离职禁止期人员代持入股、隐性入股等违法违规行为，更好打击政商“旋转门”，维护资本市场良好生态；同时也将使得投行等中介机构工作量明显加大，明确规定的透明性和可操作性颇为关键。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征求意见稿，此番《规定》对透明度的要求有所提升。比如，针对离职人员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入股拟上市企业的，征求意见稿要求中介机构在专项说明中进行说明，但并未提及说明内容。《规定》则将说明内容明确为核查情况及结论。再比如，针对离职人员入股情形中的入股资金来源，属于借款入股的，征求意见稿要求为“应当说明出借方有关背景、借款协议、利率、还款期限、还款安排和还款进度等”，正式版《规定》则将“等”字删掉。“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删掉‘等’字后，中介机构核查边界更为明确，能有效降低中介机构压力，避免其为了满足‘等’字中的或有要求而进行额外核查。”受访保代直言。...
香港严厉打击居住在公共房屋的较富裕租户，瞄准家庭资产超过申请上限的租户，并聘请了退休警务人员协助调查。香港正在严厉打击居住在公共房屋的较富裕租户——此类有补贴的公屋十分抢手——原因是北京方面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香港要让更多人能住进可负担的住房。香港房地产市场属于全球最昂贵之列。当局把目标瞄准家庭资产超过政府规定限额的租户。一个四口之家要申请公屋的收入上限为30950港元（合3970美元），而且家庭净资产不能超过59万港元。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平均月租为2297港元。政府已聘请退休警务人员对租户展开调查——部分租户被人看到开着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和宝马(BMW)豪车——并且计划为举报者提供赏金。“拥有昂贵的汽车——尤其是在开始租住公屋不久之后——是侦查滥用公屋的重要线索之一，”住房部门的一位发言人上月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该发言人补充说，官员们最近一直在根据投诉调查住宅区的停车场。一些租户被证实虚报收入或资产，房屋被收回。香港拥有最让人负担不起的房地产市场之一。根据都市改革研究所(Urban Reform Institute)去年的数据，香港房价中位数是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近19倍，远高于新加坡、英国或美国。香港的750万居民中，四分之一以上居住在有补贴的公屋。公屋面积各有不同，但香港政府建议，两人以上家庭的居住面积至少应为280平方英尺（1 平方米=10.76 平方英尺）。申请公屋者平均要等候近6年。除了社会住房，香港还有20多万人住在套内隔开的居住单元，俗称“棺材房”，大多只有140平方英尺或者更小，平均月租约为5000港元。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经济学家林师顺(Heron Lim)表示，香港的公屋“起到了关键稳定器”作用，并为这个非常昂贵城市的低收入工作者提供了安全网。在内地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行业危机的背景下，香港土地需求下降，导致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土地销售约占政府年收入的五分之一。政府收入下降和建筑成本上升，打击了香港提供社会住房的能力，而香港和北京当局已施压企业大亨和开发商提供更多可负担得起的住房。美联储(Fed)于2022年开始加息，促使香港（港元与美元挂钩）各银行上调抵押贷款利率，抑制了需求，自那时以来，香港房价已下跌逾20%。但房价相对于收入仍然偏高。香港一套430平方英尺公寓的均价约为500万港元。当局计划今年将公屋租金上调10%，部分是为了筹集资金在未来5年新建逾14.6万套公屋。当局计划利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部分土地建设更多公屋。过去两年里，当局还从公屋租户手中收回了约5000个单位。一位50多岁的公屋租户在官员检查完他居住的小区后表示：“这些（富人）一开始就不应该分到公屋。”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九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官方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
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刚过去的周末连续两天发文通报，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多家医院以混淆性别的方式开具各类“奇葩”的检查，目的是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互联网）男验宫颈癌、女查前列腺，中国多家医院被曝不分男女给病患进行种种检查的乱象，这几天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刚过去的周末连续两天发文通报，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多家医院以混淆性别的方式开具各类“奇葩”的检查，目的是骗取医疗保险基金。医保局在星期六（8月31日）的第一篇文章中，揭露了多家医院给男性患者做“宫腔镜检查”“宫颈癌筛查”“宫颈扩张术”等等妇科类诊疗的现象。有医疗机构串换项目骗医保根据通报，在男性产生妇科类诊疗医保费用的情况中，有的属于医疗机构串换项目骗医保。例如，湖南省株洲市三三一医院将74元（人民币，下同）一次的自费项目“无痛胃镜麻醉”，串换成450元一次的“宫腔镜麻醉”项目进行报销。有的属于医务人员放任女患者冒用男参保人资格就医诊疗。例如，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王彦君诊所医务人员，给女性患者开展“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后，放任患者使用男性亲属医疗保障凭证进行费用结算。医保局在两份通报中，分别点名了30家医院和30名医生。（医保局网站）医保局在星期天（9月1日）的第二篇通报中，披露了女性产生“前列腺磁共振成像”“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等男科类诊疗医保费用的情况。其中，有的属于医疗机构乱开检查。例如，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在开展肿瘤标志物检测项目时，存在向女性患者额外开具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等两项男科检验项目的现象。有的属于医疗机构设立不合理套餐收费，如吉林省人民医院将游离前列腺抗原、总前列腺特异抗原与不同糖类抗原等不同项目，作为一个肿瘤标志物组套，进行套餐式收费，导致部分女性患者开展肿瘤筛查时产生了男科检验费用。有的属于参保人将本人医疗保障凭证借给他人冒名就医，如山东省滨州利世骨伤医院女医生杨某使用本人医保卡为其父亲开展门诊检查。有医院一年内“混检”千余次在两份通报中，医保局分别点名了30家医院和30名医生。有的医院在一年内开展1674次这类“混检”，平均下来每天就有四五次；还有无良医生甚至被揭一年达400多次，让人瞠目结舌。同样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医院多数是公立医疗机构，包括从省市到乡镇各级的中心医院、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和卫生院。有的医院甚至属于中国医院审评标准中的最高等级——三甲医院。官网资料显示，前述的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创建于1919年，是浙江省首批通过三甲评审的四家综合性医院之一，医疗服务辐射浙南闽北赣东近3000万人口。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创建于1869年，是中国西医发源地之一、全国首家三级甲等医院。面向未来，医保局承诺，各地医保部门将进一步扩大筛查范围，确保涉及性别类异常结算问题清仓见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大数据面前，男女还是分得清的。”将男女检查项目换来换去，医院的目的莫过于通过这些无法兑现的医疗项目进行报销，从而占尽国家医保资金的便宜。澎湃新闻星期一（9月2日）的社论就总结道：“归根到底，是个别医院和医生把医保当作了‘唐僧肉’，想方设法从中敲骨吸髓。”骗取医保日益隐秘化将性别错置只是骗保手段近来的一种花样。据央视《焦点访谈》上月底报道，欺诈行为最近也呈现出隐秘化的特点。调查发现，有些医院通过“挂床住院”的方式套取补贴，患者并非真住院，而是假住院；有些则通过“头疼医脚”“小病大治”等方式骗取国家医保基金。骗保行为也日益组织化。报道举例，重庆警方去年10月通报的一起重特大诈骗医保基金案中，犯罪嫌疑人发展“会员”，获取个人医保卡信息后，通过伪造患者住院治疗费用单据等手段，涉嫌骗取国家医保基金3亿3000万元，警方抓获涉案人员143人。而涉案的两家医院，从上到下全链条造假，“各科室协同，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例如，市场部以硬性指标拉病人找资源；职工每月须介绍一至五名病人住院治疗，并推行奖惩机制；医生负责虚开、多开药品和诊疗检查项目、造假病历、多开住院天数空挂床位；检验科负责修改病人检查系数指标，骗取病人办理住院；护理部负责伪造护理记录、虚假执行医嘱、虚假计费、回流多开药品、耗材；院办则负责医保病历整理，申报国家医保基金……舆论普遍谴责医院和医生明目张胆违规，认为这样的行为实在荒唐，务必严查。事实上，官方这些年来已加大监督力度。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医保骗保犯罪案件共计1213件。其中，2021年审结306件，2022年407件，2023年500件，数量逐年增长且增幅较大。而且单是去年，中国全国医保系统共处理45万1000家违法违规医疗机构，追回186亿5000万元的医保基金。“以药养医”屡禁不绝然而，“过度医疗”“以药养医”的乱象依旧屡禁不绝，而即便中国每年花9万亿元的医疗费，也还是无法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困境。说到底，这背后的症结是医院被迫不停地创造收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今年7月接受凤凰网的访问时指出，目前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不超过8%，也就是说它的运营里绝大部分要靠自主创收，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做量”，也就是“过度医疗”。这样的结果是，中国2023年就医门诊量达到95亿4000万，比2022年上涨十几亿。“现在中国人每人平均一年要看七次病，世界之最，发达国家都是三到四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互联网）她直言：“我们现在得的就是美国病，医院拼命在创收，费用就不断升高，政府再投多少、医保再投多少，都跟不上医疗费用的上升，原因就是没有控制费用的手段，而且所有现在改革手段是刺激医院更要去创收。”在她看来，医院得回归公益性，但它们的处境艰难，因财政的投入不到位而得创收。“所以我们老对着医院干，抓院长、抓医生或者药品的加成取消，这都没有解决问题。公益性的背后是你财政和医保的投入要到位。”“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医改不是在底下，不是单个医院，也不是单个药物，其实就是顶层制度的设计。”而这恰恰是医改的最大难处，但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然触及深层次问题乃至触动不少人的利益，否则未来还是会有医院继续男女不分。...
7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在网上实名举报该校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某某，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大学迅速介入调查，果断地对王某某予以开除党籍、撤销教授职称、解聘等一系列处分。事件虽然很快平息，但公众对国内现行导师制度的思考并未停止：博士生导师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的矛盾根源是什么？近日，海报新闻记者对话多位博士生，希望通过他们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学术背后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在网上实名举报该校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从入学到毕业，导师很大程度决定了学生的命运读书将近20年，好不容易考上博士，在外人眼里，这或许是令人羡慕不已的事，可对于某些博士生来说，在导师手下讨生活的日子，却像进了“围城”。“咱们国家的博士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从入学到毕业，整个过程导师的权力太大了，博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博士生的命运。”南方某985高校的工科博士顾恺开门见山，“直白一点说，就是看导师要不要你。”对于一些博士生来说，焦虑和压抑的感受从考博报名时就冒出来了。顾恺说，“考博”这个词已经不太准确了，现在是“申请—考核制”。多位博士生接受海报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博士生招生制度正在经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在选拔人才方面带来巨大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据了解，多年前，我国高等院校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大多采用普通招考，统一笔试为先。这种招生方式因存在一些弊端，且和国际模式不同，屡遭诟病。2003年起，中国一批顶尖高校博士生招生率先改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最早试点“申请—考核制”，统一笔试被逐渐淡化。后来，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宣布取消笔试。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在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中，除了同时实行硕博连读、直接攻博的方式外，上百所“双一流”高校已全面取消统考，实行“申请—考核制”。这意味着，新的模式已逐渐成为我国“双一流”高校博士招生的主渠道。随着“申请—考核制”的实行，导师的话语权也不断提高。“因为导师是博士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话语权比较大是合理的，但导师权力过大，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顾恺提到，虽然很多高校有学术委员会把关，但是“导师说了算”的情况很常见，这很容易滋生“灰色地带”。一些人会在申请前先联系博导沟通或疏通关系，看导师是否有合适名额，是否同意自己报考。“我们会先给导师送点小礼物，拉近一下感情。我当年给导师送的礼物是茶叶和烟，价值在3000元-5000元之间。”顾恺表示，这些礼物对于很多导师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却从侧面说明，导师和学生的地位难以做到完全平等。“至于导师招生背后有没有更多人情和名额的置换，就无法细说了。”对于招生内幕，顾恺讳莫如深，但他提到，“博士招生看起来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但从一开始，决定权很大程度上在导师手里。”不过，顾恺还是认为，博士招生过程中，因为学术能力强、有才华而入门的，仍然是大多数。多年来，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过程中，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华北一所“双一流”高校大学老师秦帆告诉海报新闻记者，他考博时就没有提前和导师打招呼，而是埋头复习了两三年，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复试，最终考入一位被称为“学术大牛”的博导门下。“导师人非常好，给了我很多学业上的帮助。”毕业后，秦帆应聘到当地一所大学任教。在他看来，博导选学生，要的是善于学习、能搞研究的学生。招生绝大多数还是公平公正的，最终还是看学术能力和综合能力。博导=老板？考博入门时的微妙关系，只是一个开始，读博的过程，才是真正的考验。多位受访的博士提及，导师与博士生之间，从入门开始就产生一种绑定关系，除了师生身份绑定，还有利益的绑定。“我们入门后，很多人叫博导为‘老板’，而不是叫老师。”顾恺透露，在一些博士生眼中，博导的团队更像是一个企业团队。博导像是一个跑项目的老板，他忙于申请课题、拉项目；博士生们负责做实验、分工干活。项目成功后，“老板”进行分配，大家都有一些成果。“最后的学术成果和论文署名，导师往往会署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博士生自称沦为“学术打工人”，自嘲为导师项目组的“牛马”。“有的博导水平比较高，科研成就比较高，师德水平高，他会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但有的导师长期忙于拉项目、跑项目，几乎变成了一个官僚或商人的角色，所以他对于学生们专业知识的指导就非常有限。”顾恺感慨，“掺杂了利益的关系，就很难公平公正。”毕业多年的农学博士赵亮告诉记者，博士培养制度和本科、硕士不同，博士培养一般是一名或多名学生跟着一位导师学习，专攻一个方向。不像本科生科目很多，个别科目偶尔挂科也不影响毕业，即使和一位老师关系不好，还有很多老师，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打压而导致学业受阻。“博士生只有一位导师，相当于只有一个前途的出口，而且博士生年龄普遍大一些，面临成家立业、养家糊口的压力。”赵亮说，“在一个人能决定你命运的时候，言语上的PUA（网络用词，意思是在一段关系中一方通过言语打压、行为否定、精神打压的方式对另一方进行情感操纵和精神控制）、时间和金钱的压榨、学术成果的占用、性骚扰、毕业难等等，都可能出现。”近年来，博士生们出现抑郁症、自杀等现象并不少见。根据2021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的数据，35.5%和60.1%的研究生有一定的抑郁与焦虑问题，与导师关系是该群体心理健康的四大影响因素之一。这意味着，如何处理师生关系，已经成为博士们无法回避的课题。“一些学生和导师出现矛盾后，纠结内耗的原因，还包括换导师难。”赵亮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发生了实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大家想更换导师很难，甚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的举报为例，在遭受导师性骚扰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一直苦苦煎熬。虽然王迪举报成功，原导师被处理，如愿更换了导师，但举报的过程，无疑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并非每个人都像王迪这样勇敢，还有一些学生没有勇气和导师决裂，更没有换导师的勇气，只能默默忍受。学生申请更换导师，相当于跟导师撕破脸了，这种‘出事’后的学生，其他导师也很难毫无芥蒂地接纳。”赵亮感慨。“当然，我觉得博士面临的困境也不能完全怪导师，大多数导师不管从学术还是师德都是很值得敬佩的，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压力，很多问题的出现跟目前的高校学术环境和制度密不可分。”赵亮感慨，现在一些导师也面临学术及职称等考核压力过大、课题资金不足、扩招后的博士生素质参差不齐等种种情况，不得不疲于应对，甚至一些年轻教师，还面临非升即走的困境，只能拼命“卷”学术成果，这些情况也都可能对博士的培养产生负面影响。延迟毕业的噩梦延迟毕业是博士生最怕的噩梦。“近年来，延迟毕业的博士生越来越多。”顾恺感慨，一些博士因种种原因，临近毕业仍无法完成论文或取得相关学术成果，未能达到毕业条件。近年来，我国博士研究生不断扩招。2019年我国年招收博士生人数首次突破10万大关。随之而来的，还有居高不下的延毕率。“在国内高校中，大部分学校清退的最高年限是8年。超过8年还没有正式毕业的话，就要面临被学校清退、开除学籍。”顾恺说，延毕是常态，肄业也并不罕见。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博士生延毕率约为46.5%，2012年突破60%后仍不断上升，到2018年已达到64%。有媒体报道，早在2020年，就有近30所高校公示清退超过1300名硕博研究生，原因涉及“已超最长学习年限”“未报到入读”“申请退学”等多个方面。2023年12月，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任友群介绍，“2023年，我国应届博士毕业生达到7.52万人，2022年加上往届，没有准点毕业，延续毕业的博士，共超过8万毕业生。”“博导的话语权很大，相当于有一票否决权。”顾恺说，博士顺利毕业，首先得满足学校、学院、导师的标准。一个博士能不能毕业，会不会延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导师。博士毕业的论文中，开题、中期答辩等都需要自己的导师签字，而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如果有导师在现场帮学生“助威”，向各位专家介绍自己的学生在博士期间做了哪些工作，获得了哪些成果，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等，能让答辩更顺利。“一般导师同意学生去答辩，毕业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如果导师不让去答辩，学生就得延迟毕业。”顾恺告诉记者，有的导师要求高，不让学生随便发论文；有的会压数据，或者给学生提很高的要求，让学生做很难的实验，然后出好文章才能毕业；也有的导师是故意为难学生，使其延迟毕业。“我读博的时候遇到过用言语打压学生的博导。他总是强调你的缺点，否定你的优点，把你说得一无是处，打击你的自信心，让你服从他，给他干活。”在赵亮博士的印象中，读博期间给导师搬家、接送孩子等很常见。赵亮还说起一件至今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有一次聚会时，导师喝醉了，摸了女学生的手，这个女生选择了隐忍。幸好这位导师第二天酒醒后没有再进一步行动，也没有再骚扰这名女生。“那时候年轻，大家为了能早点毕业，能忍就忍了。”赵亮说。“心理承受能力低的人不建议选我的博导。”说起自己的博导，今年读博一的周晴看起来有些无措。“我的导师是女性，气场很强，她很会骂人。我跟她在一块儿时，要时刻观察导师的情绪，我得猜我哪里错了，该怎么弥补。在这样的导师手下读书，平时要小心翼翼，节假日要记得送祝福，逢年过节要及时送礼物。”周晴无奈地说。博士生的抗争学术剽窃、学术霸凌、校园欺凌、非法经商、接受学生礼物……今年8月，某高校年轻教师齐川带领一名博士生，进行了一场署名权之争，成功举报博导。像齐川这样选择反抗的年轻教师和博士生不在少数。近期，网上陆续曝出多个轰动全网的举报案例。7月2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58分钟的视频，实名举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某某性骚扰，长达两年时间里打击报复，并威胁自己不能毕业。舆论发酵后，中国人民大学迅速回应并进行调查处理，给予王某某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举报导师后，中国人民大学迅速回应并进行调查处理。21日晚，看到中国人民大学通报女博士生举报导师性骚扰的处理结果后，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届毕业生柳和珍，通过朋友圈曝光了导师王某性骚扰。7月25日晚，陕西师范大学发布通报，撤销王某副教授职称，取消其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有关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据南方周末报道，近年来，由学生在网络上发帖，社会关注后，引起学校重视，再进行处理，已成为高校性骚扰事件发展的常态。早在2014年，就有学者们联名建议建立高校常态化反性骚扰机制。不过，10年过去，尽管教育部先后下发多份文件，这一机制仍未建立。“我相信，等‘00后’博士生越来越多，遇到不公时，选择反抗的人会越来越多。”赵亮表示，自己是“80后”博士，这一代人更隐忍，“00后”则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越来越不愿意委曲求全，他们更愿意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90后”顾恺提到，“我见过一位导师，表面上每个月会给学生发5000元补贴，但只让学生留200元，私下再把4800元还给他，甚至有时连那200元都要回去。后来学生实在受不了了，向学院举报了他，经过学校调查处理，情况才有所改善。”顾恺说，大多数时候，他会听从导师的建议，但如果导师有讲错的地方，他也会主动提出来。“导师制”何去何从？事实上，有关“导师负责制”而产生的一些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众多学者和媒体也曾提出过方案。有专家认为，中国需要改革研究生制度，实现毕业考核标准的多元化。除了导师的评价外，还应该引入其他评价机制，如学术委员会的评审、同行评议等，以确保学生的毕业评价更加客观公正。同时，也要加强对导师权力的监管和制约，不能让导师为所欲为。近日，中国科学家颜宁在女性科学家论坛上直言：“在中国，很多的机制需要优化，包括导师制度。”颜宁教授建议，在中国建立类似于普林斯顿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委员会制度，由多位教授或学者共同指导和评价学生或研究人员，避免导师的权力过大，保障学生或研究人员的权益，提高导师的责任和水平。在一份对中国博士毕业生的全国大型调查中，理工科和医科学科有一半以上的博士生希望接受集体指导模式。特别是在跨学科人才培养、科教融合联合培养博士生、应用型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方面，探索和建立灵活、有效的多元化导师指导模式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国家相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导师权力过大的问题。2013年，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提出：“健全导师责权机制，改革评定制度，强化与招生培养紧密衔接的岗位意识，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2020年10月，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强调：“健全岗位选聘制度，制定全面的博士生导师选聘标准，建立招生资格定期审核和动态调整制度，确保博士生导师选聘质量。”记者注意到，该意见强调，要健全导师变更制度。培养单位要明确导师变更程序，建立动态灵活的调整办法。对于师生出现矛盾或其他不利于保持良好师生关系的情况，培养单位应本着保护师生双方权益的原则及时给予调解，必要时可解除指导关系，重新确定导师。另外，对于未能有效履行岗位职责，在博士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环节出现严重问题的导师，培养单位应视情况采取约谈、限招、停招、退出导师岗位等措施。对师德失范者和违法违纪者，要严肃处理并对有关责任人予以追责问责。对于博士生来说，还有一个向好的消息。2023年1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于试点设立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项目），试点开展对博士生的直接资助。博士生项目资助强度为30万元/项，支持博士研究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我们能看到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导师制度改革。这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但是有希望的。”受访的博士生们如此表示。（为保护隐私，文中接受采访的博士生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