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投资者由于遭受了一系列的“自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他们本应从投资中实现的收益，这些收益被为数众多的“帮手”啃噬了。

本文摘自《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美)卡萝尔·卢米斯编，张敏译，湛庐文化出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0月出版

在这些年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其他美国股票投资者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富裕的梦想。

举一个“长期”的例子，从1899年12月31日到1999年12月31日的100年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66点上涨到11497点，猜猜达成这一成果需要多少的年增长率?令你吃惊的答案就在本文末尾。

这么巨大的升幅，原因却很简单：整个世纪以来，美国企业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投资者也借此赚得盆满钵满。企业依旧持续着良好态势，然而，如今的投资者由于遭受了一系列的“自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他们本应从投资中实现的收益。

要解释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们得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开始：除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例外情况，比如企业破产时部分损失由债权人负担，“就股票投资者这个群体而言，在审判日之前所能拿到的报酬，就是这些企业产生的盈余”。当然，不论是因为聪明还是幸运，投资者A确实有可能获得比投资者B 实现更高的实现。股市上涨时，所有的投资者都会觉得自己更有钱了。

然而，一个股东要退出的话，必须有新的股东递补他的位置。如果一个投资者高价卖出，另一个投资者必须高价买入。作为整体而言，没有什么奇妙可言，金钱不会从天而降，投资者根本不可能从公司那里得到比公司本身所创造的更多的财富。

实际上，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股东获得的收益肯定少于公司所创造的利润。而这就是我要强调的：如今这些成本越来越高，这将会导致股东未来的收益水平要远远低于他们的历史收益水平。

为了弄清楚这些费用是如何逐步膨胀的，我们不妨这样设想：美国所有的公司为一个美国家庭所拥有，并将永远如此。我们称其为“既得利益”。在缴纳红利税之后，这个家庭一代接一代地积累着他们这些公司所创造的利润，从而变得更加富有。

目前的平均年利润约为7000亿美元。当然，这个家庭还得花费掉一些钱。但积蓄的财富将会稳定地以复利形式不断地累积。在这个“既得利益”大家庭里，每个人的财富都以同样的速度持续增长，一切都十分和谐。

然而，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几个伶牙俐齿的“帮助者”来到了这个家庭，劝说每位家庭成员通过购买、卖出某些股票来取得比亲戚们更多的财富。这些“帮手”会十分热心地答应来负责处理这些交易，当然他们会收取一定的佣金。“既得利益”大家庭仍然拥有美国所有的上市公司，这些交易只不过是重新安排哪些人持有哪些公司而已。

总的来说，这个家庭每年的收益在减少，因为要支付交易佣金。家庭成员交易的次数越多，他们从企业这块大饼中所分到的份额就越少，而那些作为经纪人的“帮手”分到的份额就变得越多。关于经纪人，我们需要牢记的事实是：“交易”是他们的朋友，因此，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提高客户的交易频率。

不久之后，大多数家庭成员意识到，在这种新型的“打败我兄弟”的游戏中，这些经纪人做得并不太好。于是又来了另一批“帮手”。这一批新人对每个家庭成员解释说，只靠一个人是不可能胜过其他家庭成员的。他们开出的药方是：“聘用管理者，没错，就是我们，我们会展现出专业人士的风范。”

第二批“帮手”兼管理者继续使用第一批“帮手”兼经纪人进行交易;这些管理者甚至进一步提高了交易量从而使经纪人生意更加兴隆。总之，更大一块儿“大饼”成为了这两批帮助者的盘中美餐。

大家庭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每个家庭成员都聘用了专业人士，然而全家整体的财务状况却每况愈下。这可如何是好?寻求更多的帮助，这是理所当然的反应。

随后到来的是理财规划师和机构顾问，他们则在“既得利益”大家族选择管理者的问题上给予建议。已经晕头转向的家族成员自然非常欢迎他们的协助。事到如今，这些家庭成员终于明白自己既不能选择合适的股票，也不能选择合适的选股高手。

为什么?有人会产生疑问，他们还应该寄希望于成功选择出合适的顾问吗?但“既得利益”家庭却没有产生类似的疑问，“顾问帮手”当然不会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建议。

“既得利益”家庭现在要向这三批帮助者支付昂贵的费用，但他们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更加不妙，他们在绝望之中越陷越深。但就在希望即将破灭之时，第四批帮助者出现了，我们称其为“超级帮助者”。

他们十分友好地向这个大家庭解释说，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的原因在于现有的三批帮助者：经纪人、管理者、顾问，他们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他们只是走走过场而已。第四批人说：“你们能指望这些行尸走肉做什么呢?”

新来的帮助者提出了一个简单得令人吃惊的解决之道：支付更多的报酬。超级帮助者充满自信地断言，巨额的或有偿付款(contingent payment，固定佣金之外)是为了真正超越其他家庭成员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大家庭中比较敏锐的成员发现，第四批超级帮助者中的某些人其实就是管理者穿上了新的制服，绣着更诱人的“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标志而已。

可是第四批帮助者向这个大家庭信誓旦旦地承诺，制服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它会赐予穿着者一种魔力，就像性情温和的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换上超人衣服之后就变得威力无穷一样。家庭成员们听信了他们的解释，决定支付高额报酬。

这正是我们投资者今天的处境：公司的部分高额收益本应该全部落入他们的口袋，如果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地躺在摇椅上休息的话。而如今这部分收益却被为数众多的“帮手”啃噬了。尤其是最近流行的盈利分配机制使这个家庭付出的代价更高了。

根据这种分配机制，由“帮手”的聪明或运气所取得的盈利，大部分归“帮手”所有，而发生的损失则全部由家庭成员承担;当“帮手”反应迟钝或者运气欠佳(或者偶尔使用不正当手段)时，还得支付大笔的固定佣金。

大量的盈利分配都照此进行，即“帮手”拿大头，而由“既得利益”大家庭承担损失，还要为此特权支付昂贵的费用，或许我们应该将家庭的名字改为“冤大头”更为恰当。

事实上，现在这个家庭的所有交易费用大约要占到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盈利的20%。换句话说，由于承担支付给帮助者的费用，美国股票投资者总体上只能得到他们所应得收益的80%，可如果他们静静地坐在家里休息而不听任何人的建议的话，就能全部收入囊中。

很久以前，艾萨克·牛顿爵士发现了三大运动定律，这是天才的伟大功绩。但牛顿的天才并没有延伸到投资领域：他在南海泡沫事件中损失惨重，后来他解释说:“我能够计算星球的运动，却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投资造成的巨大创伤，也许牛顿会发现第四大运动定律：对于投资者整体而言，运动的增加导致了收益的减少。

现在回答一下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可以非常确切地说，20世纪之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65.73 点上涨到11497.12点，相当于每年5.3%的复合增长率(当然投资者也会收到股息)。

若想在21世纪得到相同的增长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必须在2099年12月31日之前上涨到2011011.23点才行。而我定下的目标是2000000点。然而，事实上，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6年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根本未见任何上涨。

在理财时，你一般会听取谁的建议?是否更愿意聘用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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