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组织创作《人民的名义》才开播几天，收视率就屡屡夺冠，剧中情节“大风厂的蔡成功以股权做抵押，以千分之6的日息，向山水集团拆借五千万元6天，以像往年一样等新一年的汉东城市银行贷款到位后再拿回股权，没想到因山水集团设局，不仅汉东城市银行副行长欧阳菁迟迟未批复贷款，也阻止了汉东农村信用社本已答应的贷款，使得大风厂资金链断裂，股权也落入了山水集团手中”。

大风厂与山水集团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影视剧中，但折射的是民间借贷的一系列问题。辉山乳业（6863.HK）的债务危机还未解决，山东齐星集团的债务危机又爆发，这些企业的债务动辄都是超百亿元，面临生成巨额不良资产的风险。而3月全国密切关注的“辱母案”，导火索也是债务危机。

可以看到，经济下行周期到来，四面埋伏的债务违约悄然登台。再加上以金融创新为名的各种金融产品风险的暴露，高利贷与暴力催收正成为不良资产处置中的热门新闻。

高利贷、暴力催收频频爆发

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辱母案。

辱母案的起源，是苏银霞向吴学占借的135万元高利贷，这笔高利贷的月息是10%，在还了184万元和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之后，苏银霞还欠17万欠款，于是便出现了催债者侮辱苏银霞，于欢杀人护母的一幕。

辱母案的悲剧的诱因是民间高利贷和暴力催收的问题，而实际上辱母案并不是特例，2016年频频爆发的裸条风波也是民间高利贷而起，以暴力（色情）催收而止，在裸条风波中，借款女生的实际周利息高达43.9%，在利息滚到女生无力偿还时，放贷者便开始以裸照作为威胁，为女生安排“肉偿”。

笔者也曾报道高利贷和暴力催收在大学校园中的横行，大学生张明曾在多个利息奇高的校园贷平台上借款，后因逾期时间太长，有些平台派催收人员上门催收，“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宾馆里面去，不让我走，除了恐吓我让我还之前的债务外，还要额外再交催收费。”

在告知父母债务之前，张明曾经想跳楼自杀，也曾把这个想法告诉给催收人员，而催收人员则说，“你死了，你还有父母可以还债。”

在得知张明负债十多万之后，张明的父亲对家中的亲属说，谁都不要替他还债，大不了我们父子一起死。

由此可见，在旧社会尤为盛行的高利贷，在当下社会依然泛滥。而且，还借助互联网，转到了线上。

笔者此前曾就高利贷问题报道过佰仟金融等多个疑似高利贷平台，此类平台都有几个共性贷款容易、利息奇高、催收暴力，有甚者利息远超“辱母者”中的月息10%。

这类平台因为不具备金融牌照而多自称为“金融科技”平台，一般都会宣传自身如何利用科技解决风控问题，同时也有大量App聚集了此类的“金融科技产品”，如“借点钱贷款”、“钱到位”等产品。
 

图片来源：借点钱贷款 App

从上图不难看出，在“借点钱”App中有许多“金融科技”平台的日利率为0.3%，最高可达0.85%（换算下来年利率为310.25%）。

而在借款利息中使用日利率的说法，也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笔者联系了一家日利率为0.3%（换算下来的年利率为109.5%）的贷款平台，询问如此高的利息是否违法违规，该平台的回复是“我们的贷款期限只有十几天，不违反最高院的相关条例。”

为遏制民间借贷利息过高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做出了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无论是辱母案、裸条还是“金融科技”们的高利贷明显都是不被法律保护的，为何“苏银霞”们却依然还款？

网贷从业者张峰对笔者表示，打着“金融科技”旗号的高利贷已经开始学会打政策和法律的擦边球，并且开始机构化运营，相对于单一的借款人来说，他们有着很大的优势。

而实际上开始机构化运营的并非只有高利贷机构，还有催收。

催收公司合法化存隐忧

随时经济下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加，不少金融机构也将信贷逾期催收服务外包给第三方催收公司，“催收公司”悄然兴起，在催收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由此引发的“侵权讨债”等以及资质问题备受大众争议。

新华社湖南频道就曾报道，长沙市商事登记经营范围系统在2015年新增了“信贷催收服务和应收账款管理外包服务”的两条内容，详见下图：

图片来源：长沙市商事登记

行业普遍认为，这一变化令曾经被贴上“讨债公司”标签的催收机构，开始从法律边缘走向合法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不过笔者发现，在长沙商事登记新增的两项经营范围中，一项为“受银行委托对信贷逾期及信用卡透支用户进行催收服务（不含金融业务，凭银行委托协议开展服务）”，催收公司的服务对象仅限于银行；而另一项“应收账款管理外包服务”也很难说具备广义的催收资质。

《公司应收账款管理办法》中对于企业应收账款做出了明确定义，是指企业在赊销、提供劳务后应得收入，或者其他应收款项。如此看来，对于借款行为的催收很难划入到“应收账款管理外包服务”的范畴中。

笔者通过查询天眼查发现，在经营范围中未限制服务对象的“信贷催收”的企业只有6家，详见下图：
 

图片来源：天眼查

而服务对象为银行且不限定催收范围的只有三家，详见下图：
 

图片来源于：天眼查

因为经营范围的复杂性原因，不排除有些企业具备从事催收资质而未被天眼查显示，但是上述数据也可以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当前很多从事催收业务的公司仍未摆脱“讨债公司”的身份，不过这并不妨碍催收机构化运作。

披着科技的外衣做催收的业务？

很多行业人士认为，科技能够改变催收，资易通CEO盛洁俪对笔者表示，清收行业不应该是暴力、灰色地带，阳光透明的行业环境净化需要各方努力，必须借助科技的力量变革传统的资产清收行业，提升清收效率。

然而，笔者调查发现，大部分催收平台只是换汤不换药，只是利用互联网，成为“发动群众”式的平台，依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含量无从谈起。

借贷宝，曾因裸条风波而备受争议，对于借贷宝平台上“熟人借贷”产生的大量坏账，借贷宝又搭建了一个名为人人催的互联网催收平台。

“人人催”运营主体为人人催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天眼查系统可以发现，在人人催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并没有任何与催收搭边的业务，详见下图：

图片来源：天眼查

然而人人催却号称有“十万专业团队整装待命”，在催收圈内更有人指出，人人催号称有十三万催收大军，笔者曾在借贷宝上尝试注册成为人人催的催客，在未经过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就顺利通过，并且可以通过催收获取收益，不过笔者也注意到，如今的人人催做了升级改版，改版后的人人催要求“催客先加入催收企业才可进行接单催收”。

不过，无论是过去人人都能成为催客，还是如今先加入催收企业，再进行催收业务，似乎人人催所承担的都是平台的属性，并没有直接从事催收，然而真是这样吗？

笔者在天眼查中看到了人人催的一则招聘信息，招聘的对象为“催收英雄”，而在这则招聘信息中可以看到，“催收英雄”的招聘单位为人人催科技有限公司，而工作内容就是彻彻底底的催收，详见下图：
 

图片来源：天眼查

由此可见如今的催收公司虽然难以摆脱讨债公司的标签，但已经学会了“挂羊头卖狗肉”。

为何借款合同、协议齐备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一定要选择争议颇多的催收公司，而不是找资质齐全的律师事务所从法律途径需求帮助呢？

有网贷高管对笔者表示，目前金融机构选择催收公司讨债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平台的利率超过了24%的限制，在法律上是有争议的，而且很多平台所经营的为小额贷款，请律师的成本太高，结果还难以保证。

律师事务所的收费和催收公司有何不同呢？催收员张旺兴表示，虽然不清楚催收公司是怎样向企业收费的，但是催收员一般是接了单子之后，都是根据催收结果付费，路费、差旅都是自己解决，如果是全职催收有底薪，兼职催收完全靠提成，提成的比例不一。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肖飒表示，如果律师接了不良资产的案子，一般是提前收取一部分费用，官司结束后在收尾款，当然也有律师是不提前收费的，但是极少，上海申拓律师事务所朱敬律师也表示，不良资产的案子要根据具体情况定价，一般都是先收费再接手。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对于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来讲，催收的成本主要包括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需要从两个维度考虑催收方式的选择，在时间成本上通过法律程序催收，周期长、执行难度大，而选择催收公司时间成本低，不过资金成本的角度讲催收公司的收费未必比律师事务所低。

如此可见，相对于正规的法律途径，虽然催收公司争议颇多，却可以抛去法律的束缚，且成本低、手段多，能成为金融机构的催收主力军也不足为奇。

然而，整体来看，高利贷和暴力催收的背后所折射的则是不良资产的持续增长的金融问题。苏银霞事件和裸条女生们则是因高利贷和暴力催收而衍生社会问题的缩影。

不良资产衍生催收的不良玩家？

催收业的技术提升，不仅为了这个行业的可持续性，其后的不良资产汹涌而至，也倒逼着做出改变，否则苏银霞和裸条女生们遭遇的高利贷和暴力催收，滋生的社会问题将影响深远。

中国银监会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突破万亿元。

不过，这并不妨碍不良资产清收行业继续吃肉喝汤。目前的万亿级市场规模，正将这一行业推向“黄金发展期”。

“金融与不良资产，是一对姐妹。” 业内人士张天华说。

而且，不良资产是逆周期生意，经济形势下行的时候，不良资产会迎来爆发性增长。

刚刚加入创业大军，建立资产处理服务平台资易通的盛洁俪认为，现在正是创业进入不良资产处置的好时候—— 一是政策收紧，不良资产的存量会增多；二是信用借贷增多，不良资产的增量增长。

此外，银监会去年四季度下发了《关于适当调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关政策的函》，放开对地方AMC设立条件、数量的限制，不良资产行业受到政策支持。这意味着，政策不断下放了门槛，让更多的玩家入局。

但这一行业，相关的制度还没有跟上。是黎明前的黑暗，还是黑暗前的黄昏？不论“互联网+”能否变革资产清收行业，当下形势已经越来越急迫。

一方面，在经济下行的客观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债务环境不断恶化，呈现出欠债涉及面越来越广、回款期越来越长、回款现金越来越少的问题，像苏银霞这样的债务人会越来越多。

财通证券报告称，2016年债务违约事件达到过去两年总和。

而另一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从事第三方债务催收的法人单位数量已有2000-3000家之多，专门从事债务催收的工作人员也有近30万人左右。

此外，就是老生常谈的，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那么有哪个企业会去借高利贷？通过增加供给，民间借贷、暴力催收相应的也会减少。

再加上目前征信系统不完善，一些债权人即使想通过法律途径赢得判决，最终也只是领到一张执行白条。

“辱母案”中暴露出来的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法律救济供给不足，亟待监管层关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此外，要从根本上解决高利贷和暴力催收，还需要从金融的基础建设角度着眼。就是老生常谈的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如果能够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那么有哪个企业会去借高利贷？通过增加供给，民间借贷、暴力催收相应的也会减少。

而不论是法律层面的司法救济途径，还是增加民营企业融资供给的金融基础建设，都有赖于监管层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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