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上午9时刚过一分钟，赶到深圳福田中心区大中华交易广场的一家P2P公司高管发现，开往监狱的大巴已经走了，没有等他们。

　　几分钟后，另外两家P2P公司的三位高管陆续赶到，面面相觑。—他们收到的通知是八点半到九点在此处上车，集体前往50多公里外坪山新区比亚迪工厂附近的深圳监狱参观。

　　深圳早高峰的交通一向拥堵，三人自认为并不算迟到。他们轮番拨打组织者、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执行副秘书长曹世强的手机，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准时到达监狱，不能停车等人。

　　三人只得掉头返回。“等着被老板骂吧。”其中一人无奈地向时代周报记者抱怨。

　　继今年7月，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组织近50名P2P公司高管参观上海青浦监狱之后，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也在8月26日，向170余家会员单位发布《关于举办互联网金融企业高管走进监狱进行风险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高管们于9月13日走访参观深圳监狱。

　　《通知》中，深圳互金协会特别强调，各会员单位高管“必须参加”。

　　《通知》的另一个背景是8月24日，银监会正式下发 “史上最严监管”之称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曹世强告诉记者，此次活动由互金协会发起，得到了深圳市司法局及深圳监狱的大力支持，共有60余名会员高管参加活动接受风险警示教育。

　　参观监狱，是传统金融行业惯用的一种教育从业人员的方式，但在互联网金融行业，此前并无这样的行业惯例—监管收紧的背景之下，上海、深圳两地接连组织这样的活动，耐人寻味。

　　七道铁门

　　一进监区，某种“不自由”的气氛扑面而来。

　　高墙内，高管们被前来迎接的狱警要求列队：立正，向右看，稍息—然后才发放参观牌。接着，高管们继续被狱警要求“齐步走”，进入监狱参观。

　　虽然狱警对高管们很客气，但高管李笋还是感受到了明显的违和，“毕竟很久没有被人‘训’了”。

　　在听令于人的感受之后，紧接着迎接他们的，是一道道铁门和无处不在的铁栅栏、铁丝网。

　　李笋和黄成，都在参观监狱的高管之列。监狱内“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是他们普遍最深的感受。“连上厕所都要报告，别人同意了，你才能去。”李笋对记者感慨。

　　“一共经过七道铁门才能进入到监仓中。”黄成说。一进监狱区，先过两道铁门，进入高墙内，需要再过一道门，进入监舍楼又是一道铁门，进入监舍一楼的小厅，再有一道门—上了二楼，还需要再过两道铁门，才能到达犯人们住的“格子间”门口。

　　犯人是在监舍一楼遇到的。当天临近中秋，一群犯人正在分月饼和水果，看到高管们之后，这20多个犯人，全部蹲到地上，等高管们走过走远之后，他们才站起来。

　　犯人遇见狱警和外来者需要蹲在地上是监狱的规矩，雷打不动。参观结束后有老狱警给高管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深圳某派出所原所长，因职务犯罪被收监，某日该派出所有民警前来监狱办事，遭遇一队犯人收工回来，蹲在一边。民警认出蹲着的人里面有老所长，赶忙去扶。“你们猜这个原派出所长有没有起来？他没起来，他跟老部下说，起来我的减刑就没了。”

　　狱警向高管们介绍，“今天是犯人们每个月最高兴的一天”，他们可以按照额度购买日用品、零食。“用自己的钱买，每个月每个犯人有限额，第一年每月400元，第二年500元，最多可以到600元。”作为金融高管，李笋对数字非常敏感。

　　这个关押着4000多名罪犯的监狱中，除了这20多人，大部分犯人都在工位上劳作，当天，监狱没有安排高管们参观工位。狱警还说，就算安排，也决不会让女士前往。根据时代周报记者在活动现场的观察，参观的高管中至少1/3为女性。

　　深入监舍

　　一进入监舍，高管们就发现，“铁栅栏和铁丝网特别多”。监舍楼呈回字形，中间的小天井约一米见方。他注意到铁栅栏从一楼直通楼顶，并且在每层楼的对应位置都铺着横向的铁丝网，“从天井往上看，密密麻麻的都是铁丝网”。重重的铁门、铁栅栏和层层铁丝网，给黄成留下深刻的印象。

　　黄成回忆，很多年前，作为平安银行的职员，他也曾在类似活动中参观过一次监狱，但那次参观的深入感远不如这次：当时只是在楼上往下看了一下犯人，没有像此次一样进入犯人的住处，也没有狱警讲解如此之多的细节。

　　一楼是饭堂，到了二楼的房间，“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感受中又增加了“没有任何隐私”这一项。

　　每个监舍都是12人间，六张高低床，左右各三张，有两个卫生间。监舍有窗，但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很小的风扇，没有纱窗，甚至没有蚊帐，因为监狱要求没有任何遮挡，要能够从外面一眼看清犯人的所有情况。

　　监舍打扫得非常干净，被子叠成豆腐块。李笋看到，监舍里的东西非常少，但是一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监舍里有12个水瓶，摆放非常整齐，连方向都是一样的。

　　高管们了解到，这里80%的犯人都是文化层次很低的，“初中学历都算高的”，多数由于暴力犯罪而入狱。狱警们还格外“贴心”地假设了一下，如果高管们不幸入狱，“你们讲的他们听不懂，他们讲的你们不想听，但要在一个房间里同住很长时间”。

　　最后的安排是观看一个15分钟的罪犯现身说法视频，讲述者是深圳某人民医院的前院长。这一案例让他们感到非常惋惜—这个穿着囚服头发剃光的前院长、海归、学术带头人，从出身贫寒奋斗到医院院长，因为收受不到100万元贿赂，“一夜回到解放前”。

　　“和去之前想的还是有点儿不太一样。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阴森的感觉，但进入高墙以后，还是能够身临其境地体会到那种残酷。”黄成回忆说。

　　走到最后一道铁门时，狱警让他们立正、列队，然后说，监狱有个规矩，走出这道大门，“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回头看，我们也不希望见到你们了”。

　　这是那一天，让高管们印象最深的细节。

　　法律底线

　　上海组织互联网金融企业高管参观监狱，是在7月12日，距离2015年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一周年，仅有数日。

　　这一年来的P2P行业始终占据热点，一面是发展迅猛如火如荼，另一面则是“跑路”多发、问题频频暴露。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深圳正常运营的P2P平台有309家；7月网贷成交额286.42亿元，占全国网贷成交量1820.73亿元的15.73%；贷款余额为851.04亿元，占全国网贷贷款余额6567.58亿元的12.96%。

　　在问题平台方面，截至7月底，深圳问题平台187家，占全国问题平台1402家总数的13.34%。其中，7月出现了9家问题平台，包括5家平台停业，两家平台提现困难，两家平台跑路。

　　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组织此次活动，正值全国、全市互联网金融行业风险排查期间。8月24日，银监会正式下发《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李笋告诉记者，除了“线下的骗子转移到线上”这种情况之外，出于良好动机创办的P2P平台，的确也可能在经营中存在触犯刑法的风险。

　　比如一个草根平台，资金有限，请不起足够专业的人员，“可能发的标的出现了坏账，为了撑下去，他们可能会再去发一些虚假的标的”。

　　另一种情况是，互联网金融前期需要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广告等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很烧钱，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不是卖一套房子钱就够烧，情势也会驱使他们发假标来维持平台的运营”。

　　从监狱出来之后，互金协会的会员群里讨论非常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