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雷”到了吗？

虽然目前去杠杆和严监管的政策执行有所缓和，流动性环境也比上半年明显宽松。但前期去杠杆政策的持续发酵，叠加经济形势的下行压力，市场的反应和预期并未明显好转。

其中最为直接的体现是，陆续到期的各类融资产品，不少相继进入逾期违约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近百只债券发生违约，涉及金额逾千亿。

对比标准化的债券市场，非标市场的违约也很普遍。

“之前看起来非常安全的那些项目，比如政信产品，也爆出不少违约。”上海地区一位理财经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根据公开资料的不完全梳理，今年以来，爆雷的私募、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非标产品已超过百只。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这些陆续发生实质性违约的非标产品，有诸多共同点，比如均有齐全的担保措施，期限多为1-2年，结构设计也类似。换句话说，这些产品多是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下问世，在环境发生变化后，集中到期进入违约状态也不意外。

在当前政策转换的过渡窗口，这些在过去“刚兑”背景下发起和投资的明股实债、类固收等形态的产品，在发生违约后又该如何处置？

协商VS诉讼

一位私募基金领域的律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代理了诸多资管产品违约案例，大多数情况以和解为主，“私募基金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大都积极寻求私下协商的解决方案。因为一旦提起诉讼，可能引起恐慌，影响未到期的产品投资人。”

私下协商的关键在于，融资人或管理人能提出一份双方均可接受的还款方案。目前的案例中，还款方案的形式多为规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清，并具体规定在某些时间节点之前偿还多少。

不过也有情况是，融资人未能如期履行还款方案，加重了投资人的不信任，协商告破。因此，还款方案的关键在于既具有可执行性又能被投资人接受。

协商不成之后，处置进展则可能分化。有的投资人自发组织，亲自前往机构甚至融资企业讨债。

诉讼是无法协商之后的一个正常渠道，但起诉周期长、成本高，结果不确定性较大，因此并未成为投资人的首选。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杨春成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监管部门要求资管产品禁止保本承诺等，从监管的方向而言是合理的，但对于过去那些明股实债等类型的资管产品的违约处置，在实际诉讼中，法院多是基于《合同法》，并根据实际材料，做出支持债权关系的判决，“只要项目材料本身是真实的，法院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即使是判决合同无效，实际案例中本金的偿还都仍是支持的。”

不过最后投资人能不能拿回钱，关键在于判决后的执行，即融资人的资产状况。所以一旦出现违约，首要即是冻结债务人资产。

杨春成称，一般此类案件的周期多为4-5个月。部分投资人认为诉讼周期太久而“亲自上阵”讨债，其所能达成的结果和耗时并不比诉讼途径更优。

一位投资人张峰（化名）对记者讲述了其经历。他投资的一款资管产品在今年7月发生违约，管理人是北京地区一家券商，违约后，投资人通过各种渠道“要债”。他们还发现，该款产品在募资和管理运作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作为管理人的券商机构存在严重失职行为。

此后，投资人纷纷向当地证监部门递交举报材料，证监局根据实际情况要求该券商出面解决。“当时证监机构给我们出具了一份失职认定的监管函，成为投资者进行诉讼或仲裁的有力证据。”

管理人角色重要

作为产品管理人的金融机构，无论在前期产品募集运作阶段，还是违约后的处置阶段，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处置方式不同，结果差异很大。

上述投资人张峰踩雷的违约产品处置中，多位投资人认为管理人的应对方式不合理，最终该券商被监管部门罚以暂停资管业务。

在另一些案例中，也有管理人较为积极，主动召开投资人大会，共同协商处置方案，和平解决违约的案例不在少数。

一位私募机构管理人对记者说，他目前正身处多个资管产品的违约泥潭中，“真正担心的是那些没有抵押担保或抵押的资产存在问题的产品，有抵押物的产品相对好很多，可以慢慢处置”。

不过，对抵押物的处置也并非易事，流程漫长、手续复杂且不说，还极为考验管理人的资产处置能力。

另外，此类产品的法律处理中，一般根据实际情况往往支持投资人的主张，但若涉及阴阳协议、抽屉协议等相关问题，甚至增信担保材料等真实性存疑，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而这种情形在业内并不罕见。

一位信托经理对记者透露，业内一种惯常的违规做法是，针对投资人的签字合同，在融资方不接受部分条款的情况下，采用另一套合同。至于相应的质押材料等文件，淘宝上甚至有明码标价对外出售。

更有少数极端案例，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棚改项目产品”近期发生违约，但投资者在追偿过程中发现，其实际上涉嫌融资诈骗，其向基金业协会提交备案的相关产品文件（政府文件、担保函、抵押合同等）均为伪造，这让投资人的追偿陷入无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