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技日报“我们就想开个视频号，每周做两条有关大健康、食品安全的短视频，但是找专业拍摄制作团队谈了下，一条就要一两千，这个经费到现在也没着落。”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沈奇去年上任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把食品健康方面的科普知识推向公众。但是，这个愿望想要落地太难了，“除了经费，开设公众号还要层层审批，还得找个有兴趣的科研人员专门负责。”沈奇说，最近中央各部委要求加强科普工作的表态，又让他看到了希望。他说：“或许明年就有经费把公众号建起来了。”科研人员被认为是“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做好科普原本应当是其职责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科研人员投身科普事业的比例并不高，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风气也没有在科研圈流行起来。这其中原因为何，是缺少制度，还是缺少经费？部分科研人员的回答或许能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找到依据。最适合做科普的人放不开手脚郑永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这个在网上解读“祝融号火星车”和“月亮上的第一次发芽”的“火星叔叔”，如今已是科普领域的“网红”。“这个领域不是我主动进入的，就像我以前选专业时也是这样，不是主动去选择，但是有这样的机会时我没有抗拒它，愿意去了解它，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慢慢进去了。”2015年，一次偶然的授课经历，让郑永春接触到科普文章写作，从此一步步地成为科普达人，“出了书，后来也注册了博客，有更多的机会做更多的事情，就这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中国创造成为时代强音的今天，像郑永春这样的“网红”科学家很少，科普是不是科研人员的分内事仍存争论。近年来，多项针对科研人员参与科普情况的调查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同度高、意愿较强、行动力偏弱。最适合做科普的科研人员为何放不开手脚？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学传播中心主任王永栋研究员告诉记者，科研人员缺席科普工作主要原因他认为有两个：首先，从客观上来看，科普占用了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在考核中却不算数，比如评奖不算，评职称也可能不算，既没有相应的岗位设置，也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毕竟在科研单位大家更看重项目、论文、影响因子、人才帽子等。其次，从主观来说，大多数科研人员觉得科普工作不需要太深入的专业知识；同时，担忧科普需要用到他人的成果，产生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感觉与其花时间做不太熟悉的科普工作，不如专心写自己的论文。受访科研人员一致认为，在现行的科研和人才评价体制中，科普贡献大多是无名又无利，费力不讨好。在这样的“指挥棒”导向下，重科研轻科普的集体认知慢慢形成。“在文化层面上，科研和科普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完全不一样，科研文化是向内的，它追求学术圈内、专业圈内的认可，科普的文化是外向的，它追求公众的认可。”郑永春说道。科研人员做科普不能搞“一刀切”既然已有的“指挥棒”忽视了科普，那么在科研考评体系中加重科普贡献，科研人员热情是否就一片高涨了呢？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国家已有相关鼓励科普的政策出台。比如《关于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了建议将科学传播的业绩考核办法视为科研人员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操作细则和硬性规定，导致政策无法落到实处。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科研人员对建立科普考核刚性制度的建议褒贬不一。“我原来觉得科研人员做科普是要鼓励的，或者要建立一些制度化的激励机制，但我现在越来越感觉不能一概而论。”郑永春表示，科研人员的主业是科研，做科普不仅需要有科研背景、知识面广、愿意分享，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积累经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在第27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曾说过，行政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能搞政策一刀切，比如，硬性将科普作为所有科研人员的考核指标。沈奇则建议，可以对一个课题组、一个实验室、一个研究所进行量化考核，倒逼团队和单位负责人重视科普工作。周忠和说，鼓励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让科研人员发自内心觉得做这件事是有益的。同时科学共同体会认可这种职业的行为，不会认为科研人员做科普是“不务正业”。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与应用前沿研究院院长罗京佳长期在国外工作，他告诉记者，国外科学家很乐于把自己的科研进展和相关科学知识分享出去，“写论文不也是一种科普吗，只不过是面向专业人士的科普。既然能跟圈内人分享，为什么不屑于向公众科普呢？”罗京佳表示，不同语言之间需要翻译，不同学科之间隔行如隔山，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也是公众，也需要科普，一旦形成这种认知和科普文化，根本不需要制度来生拉硬拽。应尽快建立科普制度体系缺少科普经费是采访中记者听到最普遍的呼声，那么，科研单位究竟有无科普工作专项开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在全院120个研究所中，科学传播指数位居前列，按说取得这样的成绩所里在人财物上投入应该很大。王永栋告诉记者，所里非常支持科学传播工作，仅科学传播中心今年的预算就达到近780万元。支出费用包括几个专业杂志的编辑出版费、图书馆文献资料采购费、标本维护费、南京古生物博物馆运行费和人员费用等。而每年的收入包括财政拨款则非常有限，收支相抵后，所里还要补贴300余万元，这对一个主要开展基础研究的研究所来说压力很大。同时，该所的科学家对科普工作也有很高的积极性。“今年5月18日，我们聘请所里20几位研究人员作为首批科学传播专家。”王永栋说，这批科学传播专家积极参与了博物馆的展陈大纲和展板讲解词撰写、展台和展品设计，参与视频拍摄、参加科普讲座和科普活动。郑永春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一套科普制度体系，像资助科研那样资助科普，比如设立科普基金、科普人才计划、科普成果奖励等。“科研人员能得到项目资助和国家奖励，也能得到同行认可，自然就会愿意投身其中。”郑永春说。王永栋也认为，国家可在自然科学基金中设置科学传播项目，三大科技奖中也可以设置科学传播奖。同时，受访者普遍认为科普培训和人才培养必须得到重视。“我做科普和科学教育后就发现，这个人是学高能物理的，那个人是学应用数学的、学分析化学的，那有没有人是学科学的？我们需要有人能够把不同学科衔接起来、兼容起来，围绕未来人才培养的角度，给予这些人才整体科学的滋养。” 郑永春说道。王永栋建议，在大学的理工科专业中开设科学传播课程作为必修课，让学生掌握艰涩内容通俗化的表达能力和融媒体传播的要领和方法，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才能把成果描述清楚、传播出去，让全社会和普通公众都能听明白、看得懂、用得上。...

导读：各国政府对科技巨头公司权力和影响过度扩张、阻碍创新与竞争、加剧经济不平等的担忧与日俱增。编者按：科技巨头的惊人威力已经引发全球性担忧。当他们一掷千金、耗费大量时间与金钱来打造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并把每个用户的个人数据，变成构筑其商业王国的一砖一瓦时，就已注定走向“成也数据，败也数据”的未来……“大型科技公司进入金融服务业，引发了围绕市场力量集中度和数据治理的新挑战。”号称“全球央行之母”的国际清算银行发出警告，央行和金融机构亟需“控制大型科技公司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而这样的警告，或许不如一纸罚单更“掷地有声”：7.46亿欧元——这个“天文”数字，是否预警了一场即将来临的“狂风骤雨”？科技巨头的惊人能量已经引发全球性担忧。8月2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在最新报告中表示，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亟需控制“大型科技公司”日益增强的影响力。BIS在报告中还强调，大型科技公司进入金融服务业，引发了围绕市场力量集中度和数据治理的新挑战，欧盟、中国和美国都有制定“基于实体的具体规则”的空间。金融风险不可忽视在全球范围内，监管机构已经愈发担忧，Facebook、谷歌、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公司控制的海量数据可以让它们迅速重塑金融业，从而破坏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以中国为例，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两大科技支付公司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目前占据移动支付市场94%的份额，而且科技巨头的月活人数仍有上行势头。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堪称“天量”，根据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底，我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8.53亿人，较2020年3月增长8744万，占手机网民的86.5%。对于美国消费者而言，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数据显示，他们更信赖传统金融机构对个人数据的处理，其次是政府，最不信任的就是科技巨头。而在其他国家，科技公司也在迅速站稳脚跟，一些公司还向个人和小企业放贷，并提供保险和财富管理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对科技巨头公司权力和影响过度扩张、阻碍创新与竞争、加剧经济不平等的担忧与日俱增。去年11月，中国监管机构叫停了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的公开上市计划。今年4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处以破纪录的182亿元人民币罚款，因其迫使供应商在平台上进行独家销售，禁止平台内商家在其他竞争平台开店或参加促销活动。对于日益壮大的科技巨头，BIS表示，大型科技公司的创新已经在重塑支付和金融系统的其他部分，各国监管机构应该预见事态发展，并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政策。“各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应紧急关注和了解这些事态发展。这样，他们就能做好准备，在需要时迅速采取行动。”BIS表示。全球监管风暴接踵而至除了中国一系列积极举动，美国近期也动作频频。2020年10月初，在经过16个月的调查后，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发布报告称，美国最大的几家科技公司已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压制竞争、扼杀创新，苹果、亚马逊、脸书和Alphabet旗下谷歌均实施了垄断，报告同时呼吁美国国会考虑强制科技巨头将其占主导地位的在线平台与其他业务分开。2020年10月20日，美国司法部和11个州对谷歌发起反垄断诉讼，称其涉嫌利用市场支配力打压竞争对手，这也是逾20年来针对科技巨头最大的反垄断诉讼。随后，脸书等一众科技巨头也接连遭遇反垄断诉讼，美国国会今年也加紧了立法行动。到了今年6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审议了6项反垄断法案，包括《通过启用服务交换增强兼容性和竞争性法案》《平台竞争与机会法案》《美国选择和创新网络法案》《终结平台垄断法案》等，全面剑指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四大科技巨头过度扩张的技术权力和经济影响力。随后在7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促进美国各行业竞争的行政命令，矛头直指大型科技公司的垄断行为，并承诺加强对科技业交易与海量个人数据收集的审查。行政令要求对涉及大型科技公司的并购进行更严格的审查，重点关注旨在消除小企业竞争威胁的所谓“杀手级收购”，避免小企业在起步前就被巨头扼杀。7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提名有“谷歌宿敌”之称的乔纳森·坎特（Jonathan Kanter）律师担任司法部反垄断事务负责人。而在早些时候，拜登已任命著名反垄断专家吴修铭（Tim Wu）担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总统科技与竞争政策特别助理一职，并提名另一位科技巨头的坚定批评者、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莉娜·汗（Lina Khan）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席，领导与司法部并立的另一大反垄断实权部门。中国监管政策成效初现自2020年以来，中国在多个场合均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的要求。在2020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被确定为2021年要抓好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2021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论及2021年要重点做好的工作时，再次提到“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决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2021年3月13日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反垄断”亦多次出现，并且提出要“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力度”。2021年4月22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反垄断工作会议将2020年定义为“反垄断工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会议明确，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将是反垄断工作“大年”。一系列监管政策已经出现了积极的影响，以中国两大巨头为例，就连势不两立的阿里和腾讯也开始“拥抱”。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两大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正在考虑调整营运方式，逐步向对方开放支付等服务。知情人士表示，现在两家公司正在分别制订放松限制的计划，让消费者的生活更方便，并有助于刺激更大的竞争。阿里巴巴的初步计划可能包括将腾讯的微信支付引入淘宝和天猫；腾讯方面，则将不再限制用户在微信分享阿里巴巴的商品页面，或允许微信用户用小程序功能使用特定的阿里巴巴服务。在中国加强对一系列企业的监管后，一位热衷于“剁手”的90后白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一系列监管政策出台后，自己在各大平台的透支额度有所减少，虽然一开始不太适应，但后来发现这其实让自己逐步养成了理性消费的习惯。”在政策初见成效后，监管机构仍在继续积极规范一系列领域。7月28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对人脸识别进行规范。最高法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制定司法解释，对人脸信息提供司法保护。解释明确规定，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应当认定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展望未来，一位95后旅行爱好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以前自己经常被‘大数据杀熟’，但随着国家一系列监管政策出台，近期情况已经好了很多。尽管现在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但未来消费者所处的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8月3日午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称，针对汽车芯片市场哄抬炒作、价格高企等突出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价格监测和举报线索，对涉嫌哄抬价格的汽车芯片经销企业立案调查。受此消息影响，汽车芯片板块午后上演大跳水，截至收盘兆易创新、立昂微、新洁能跌停，北京君正跌幅12%，富满电子跌11.54%，士兰微跌幅近9%。上述多只股票今年以来涨幅惊人，经历单日大跌后，千亿市值芯片龙头兆易创新今年仍累计上涨40.8%，北京君正涨66%、士兰微上涨149%，富满电子大涨296%。干半年顶十年？涨价5倍至20倍仍“一芯难求”据新华社近日报道，今年以来，因为芯片短缺，福特、丰田等国际车企的一些工厂相继减产甚至停产。缺芯也导致部分国内汽车生产商减产或停产。目前，我国汽车行业缺芯情况仍在持续，芯片价格暴涨。据多家车企反馈，各类型芯片价格普遍上涨了5倍到20倍。尽管如此，依然“一芯难求”。在近期召开的2021中国汽车论坛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副秘书长叶盛基介绍，当前，我国各类芯片中MCU（微控制单元）芯片最为紧缺，国内MCU芯片企业最为薄弱。据了解，车用MCU芯片紧缺是造成汽车缺货的主要原因。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高技术业务部副主任级咨询师韩雅娟介绍，车规级芯片分为控制芯片、微处理器芯片、存储芯片、模拟芯片及功率器件等。此次汽车行业最短缺的是MCU芯片，发动机、安全气囊、防抱死系统、车身、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等均需使用这类芯片。一辆汽车搭载上百个MCU芯片，缺一个芯片就影响整辆车的生产。图片来源：摄图网光大证券研究显示，纵观整个汽车电子芯片领域，MCU主要作用于最核心的安全与驾驶方面，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控制，中控系统的显示与运算、发动机、底盘和车身控制等，应用范围十分广阔。在一辆汽车所装备的所有半导体器件中，MCU大概占三成。一辆传统汽车需要用到70颗以上的MCU芯片，智能汽车的需求量甚至超过300颗。据第一财经报道，一些特殊的微控制单元（MCU）的价格，去年为每个8美元，但目前狂飙至50美元，是去年的6倍以上。在业内人士看来，由于（安全）库存已经探底，所以目前采购就算不管价格、持续下单，也无法确保所需数量。“通用MCU从几毛钱涨到几块钱的情况比较多，现在的行情普遍是涨价8到10倍，大家压力都比较大。”该报道还称，一些芯片代理商为了赚取高额的差价而选择了囤货甚至是炒货获取利润。国内一家电子供应链公司负责人表示，“炒芯片的人这半年把十年的钱都挣回来了。”目前市场的干扰因素很多，由于赚钱效应快，很多做贸易、做物流的人都来炒芯片，用几千万的成本撬动上亿的盘子。分析师：对行业是利好信达证券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方竞表示，本次调查对行业实际上是利好。有部分贸易商囤积居奇，恶意挤压小体量的下游厂商，引起行业的普遍不满。本次调查可以正本清源，助力行业长线发展。方竞表示，贸易商炒货的利润，并不会给原厂分成。所以打击贸易商等中间环节，对原厂非但没有影响，还可以梳理清理其下游渠道。事实上，在国家队出手之前，很多优秀的原厂对于炒货也是大力打击，一律禁止的。在此之前，部分原厂已经开始出手打击炒货。比如，近日，闻泰科技旗下安世半导体已正式起诉周立功电子。安世半导体表示，周立功电子违反了双方签署的代理商协议、合同定价方案等，对其诉讼金额近5000万美元。周立功公司曾为安世半导体最大的中国本土代理商。芯片的缺口对全球汽车行业的负面影响仍在扩大。就在本周二（8月3日），德国豪华车三巨头之一宝马公布，第二季度营收为285.8亿欧元，同比增长43.1%，经汇率调整后增幅为45.2%。公布业绩后，宝马上调了2021年的利润预期，但警告称，全球半导体芯片短缺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其下半年业绩表现。大众汽车上月底上调了今年的盈利预期，但这家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也警告称，影响全球汽车生产的缺芯危机将在未来六个月时间里进一步恶化。根据咨询公司艾睿铂(AlixPartners)最新预测，全球“缺芯”将导致2021年汽车制造商营收损失1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145亿元）。同时，2021年的汽车净产量总计会减少390万辆。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隋田力失联、公安机关介入侦查已经公开宣告隋田力组织庞大的专网通信贸易犹如新冠疫情般的惊天骗局，这个“疫情”爆发后，与隋田力发生业务往来的密切接触者们何时会轰然倒下，值得监管层高度关注。隋田力失联、公安机关介入侦查这一惊人消息爆出之后，其编制的“专网通信”贸易网所布下的众多上市公司财务“雷点”被全面彻底地“引爆”了。8月3日，国瑞科技（300600.SZ）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全告知书》，获悉南京长江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南京长江电子）就公司与其之间通信业务购销合同向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此之前，国瑞科技曾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南京长江电子立即对公司生产的设备进行验收并支付原告货款6306.66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86.68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不超过315.33万元；同时判令被告上海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星地通）对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背后的实情是，隋田力控制的上海星地通给国瑞科技对南京长江电子的应收账款违约金提供了担保，而目前隋田力已经“失联”，这笔承担连带责任的违约金可能也很难要回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被“坑”的国瑞科技此前的开庭时间定在8月16日，但因为南京长江电子的起诉可能不会如期开庭。“有可能会延期了。”8月3日，国瑞科技证券部一位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公司之前跟这些应收账款逾期相关方进行了沟通，“他们也说要协商解决，不要起诉，但是又没有还款的方案。找他们要钱吧，他们就说没有钱。“8月3日晚，对于此次南京长江电子的起诉一案，国瑞科技表示“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被“坑”的国瑞科技此前的开庭时间定在8月16日，但因为南京长江电子的起诉可能不会如期开庭。视觉中国243亿损失天雷彻底引爆自5月30日上海电气（601727.SH）爆出“专网通信”贸易网的“第一雷”起，到8月2日的仅仅2个月时间内，“爆雷上市公司”已扩大至9家：上海电气（601727.SH）、宏达新材（002211.SZ）、瑞斯康达（603803.SH）、国瑞科技（300600.SH）、中天科技（600522.SH）、汇鸿集团（600981.SH）、凯乐科技（600260.SH）、中利集团（002309.SZ）和康隆达（603665.SH），极端情况下，上述9家上市公司的合计损失金额最高可达243亿元。8月3日，康隆达董秘陈卫丽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关于航天神禾公司的事情，上市公司在持续跟踪，“有进展，我们会按照交易所监管关注函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果说之前还是遮遮掩掩，那么隋田力被公安侦查的消息爆出，等于佐证了其编制的‘专网通信’网易网络有可能是一场大骗局。”一位通信设备领域的专业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公司与特殊单位进行合作的时候，“一般都是特殊单位直接支付预付款，没有中间商，但是隋田力控制的一些公司在这些贸易中承担了‘中间商’的作用。”隋田力不仅“引爆”了上述9家上市公司，而且有可能将这些上市公司拖入到更大的买卖合同纠纷之中，损失的金额可能会更大，例如，国瑞科技的下游客户说自己没收到货。8月3日，国瑞科技发布公告称，2020年5月9日，南京长江电子作为买方与国瑞科技作为卖方就买卖1530套多网状云数据处理通信机签订了四份《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为7007.4万元，买方先支付10%的预付货款。当国瑞科技按照协议约定完成产品的生产和检验工作，并分别于2021年1月19日和7月6日向南京长江电子发出书面《货物催收函》和《催款函》，南京长江电子没有按协议要求或相关函件按时履行合同约定的提货义务和付款义务。“他们之前跟我们联系的业务人员好像都换了。”国瑞科技证券部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们采购的原材料主要是向上海星地通购买的，现在隋田力也联系不上，富申实业也联系不上，南京长江电子，我们多次催告，但是对方始终不提货，也不付款。”7月13日，国瑞科技曾发布风险提示，公司经营的多网状云数据处理通信机业务存在部分合同执行异常（扣除已收到的预收款项或定金后对应的存货约0.98亿元）以及应收账款约1.67亿元逾期，可能导致发生损失。但是，南京长江电子方面的说法是，“未收到国瑞科技交付的任何货物，且至今长江电子也未能收到该批货物。合同签订后，长江电子即按约支付了预付款项，并为该批货物的再生产加工，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及物力，国瑞科技逾期交货的行为给长江电子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南京长江电子向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对国瑞科技提起了民事诉讼案，冻结国瑞科技名下1051.11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对此，8月3日晚，国瑞科技表示“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隋田力致命的专网通信贸易网在上述9家“爆雷”的上市公司中，应收账款逾期的下游主要客户有南京长江电子、富申实业公司（下称富申实业）、航天神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下称航天神禾），上游逾期供货的供应商主要是上海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博琨瀚威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重庆博琨）、浙江鑫网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新一代专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海高通信（839211.OC）和宁波鸿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宁波鸿孜通信）。其中，航天神禾、上海星地通、海高通信都是隋田力控制的公司，而富申实业、南京长江电子等公司是隋田力推荐或者担保的公司。以上海电气、中利集团的案例分析，或可一窥隋田力贸易网的端倪。中利集团参股公司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利电子）向其上游供应商——海高通信、宁波鸿孜通信采购通信业务原材料，然后经过加工将产品卖给航天神禾、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汇鸿中锦公司）、中利集团等企业，然后中利集团又将产品卖给其下游客户上海电气的子公司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上电通讯公司），而上电通讯公司的下游客户是富申实业、南京长江电子、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贸易分公司和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公告披露的信息，中利集团的下游客户上电通讯公司应收账款逾期了，而上海电气公告显示，是其子公司上电通讯公司的下游客户应收账款逾期了。同时，中利电子的上游供应商海高通信、宁波鸿孜通信不仅逾期供货，也没有退回预付款项。汇鸿集团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汇鸿中锦公司）也是中利电子的下游客户，而汇鸿中锦公司的下游客户是航天神禾。8月3日，汇鸿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风险披露之后，公司一直密切跟交易所和监管部门在沟通，几条线都在加紧推进，“如有消息，会及时公告的。”由此可以看出，隋田力控制的海高通信是上游的主要供应商，而其控制的航天神禾是下游的主要客户，上游供应商需要上市公司支付100%预付款，而下游客户仅需要支付10%的预付款给上市公司，这种融资性贸易的大部分资金全部流入到了隋田力控制的上游公司。尚未拆除的隐形炸弹上述通信设备领域的专业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主动爆雷的9家上市公司肯定不是所有涉及隋田力业务的公司，粘上他的企业都有可能爆出风险。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飞利信（300287.SZ）2019年6月1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并回复的公告”显示，公司部分业务的供应商是重庆博琨，而重庆博琨是瑞斯康达的逾期供货供应商，这个逾期供应商就是瑞斯康达下游客户富申实业推荐的。由于电话没有打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暂时无法得知飞利信是否继续采购重庆博琨的货物。瑞斯康达的专网通信业务专网通信业务以全资子公司北京深蓝迅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深蓝迅通）为实施主体，产品为多媒体网格通信机，客户为特需行业用户，网络架构、应用场景和技术标准与电信运营商不同。瑞斯康达此前并非特需行业的专网通信业务，该公司也是进行了调研，并“了解到特需行业的专网通信业务运营时间较长，市场规模较大，已从事此业务的主体以国企和上市公司为主，经营方式为生产商先与下游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收取10%的预收款，再与下游客户推荐或认可的上游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支付90%预付款；产品的主材需由供应商境外进口。”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深蓝迅通的6个供应商里面，有2个是隋田力控制的公司，分别是海高通信和深圳天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5月15日，浩丰科技（300419.SZ）在《关于对浩丰科技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中披露，公司前五家预付款公司中，包括隋田力控制的南京三宝通信技术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南京三宝通信）。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隋田力2019年10月退出了南京三宝通信，因此不知道浩丰科技目前是否还在与南京三宝通信、或者隋田力做生意。如今，隋田力失联、公安机关介入侦查已经公开宣告隋田力组织庞大的专网通信贸易犹如新冠疫情般的惊天骗局，这个“疫情”爆发后，与隋田力发生业务往来的密切接触者们何时会轰然倒下，值得监管层高度关注。...

“一分钱充电”，这是熟悉的配方。不久前，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电动）在青岛发布一纸声明，“强烈抵制个别充电运营商引入野蛮资本大搞1分钱充电、零服务费等低价促销和恶意竞争行为”。这番场景，是否像极共享出行、社区团购等新兴市场刚出场时，补贴开路、免费先行？图源：国网电动充电桩作为新基建之一，越来越成为“香饽饽”。7月10日，上海发布《推进上海生活数字化转型 构建高品质数字生活行动方案（2021—2023年）》，2023年前，上海将新建超过五万个电动汽车充电桩。“一分钱充电”之争，会在上海复刻吗？一、充电价格相差近一倍“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我蛮希望充电桩有补贴，或者打价格战，得实惠的是我们。”自从两年前买了一辆荣威新能源车，戴俊（化名）的“充电法则”就是“哪里便宜就去哪里充”，他的手机里装有各种充电App，“我经常要开车出外勤，充电前，会在各平台上查询目的地的充电桩情况，包括价格，并不关注品牌。”正如网约车烧钱补贴时期一样，“哪家补贴高就充哪家”是多数用户唯一的“充电原则”。目前充电桩运营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家有桩，星星充电、特来电、e充电均属此类，盈利主要来自于充电桩基础设施服务，售电过程中实现的“批发零售价差”或者“峰谷电价差”；另一种是聚合平台，主要汇集各类中小充电桩企业，类似“充电界的高德”，以价格和更多的充电桩服务用户，从中赚取差价，或者基于用户数据价值获取盈利。“低价一般会出现在聚合型平台上。”一位业内人士告诉《IT时报》记者。此前被国网（山东）指责的星络充电，正是聚合平台。在各类充电桩App上，记者并没有看到“一分钱充电”的广告，但对比之后发现，聚合类平台的价格的确有相当优势，即便同一个公司的充电桩，价差相差几近一倍。同样都是特来电昆仑新奥联通国际大厦充电站，星络充电上价格显示为0.5954元/度，凭充电记录还可减免2小时停车费，而在特来电自己的App上，这个站点的充电价格为1.2元/度。在同为聚合型平台的快电App上，星星充电的中房华东大厦充电站，充电价格为0.788元/度，而在星星充电App上，价格是1.508元/度。快电VS.星星充电：同一地点价格对比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五折”的充电价格“真香”。以荣威Ei5为例，该款新能源车采用61.1kWh大模组电池，用特来电App充满电需要支付73元，而在快电上则不到37元。除了直接降价，在这些聚合平台上，有时还有充1000元送158、充500送25、红包券等活动。在快电平台上，《IT时报》记者便看到有“一元充满一辆车”秒杀30元直降券的活动。1元充满电图源：快电“这些补贴都是平台自己出的。”快电客服人员告诉记者。二、充电桩利用率不足15%从无到有，再到普及，几年间，充电车位已经成为停车场标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研究充电桩产业多年。在他看来，一线城市较少会发生类似“一分钱充电”这样极端的价格战。“一线城市对充电桩管理比较成熟规范，充电桩企业必须加入当地充电桩协会，协会也会制定相应的规则。”张翔认为，价格战容易在短期内提升用户数量和充电次数，进而提高平台估值，因此在监管较为宽松的二三线城市中，常被使用。从结果来看，聚合平台并不会对与平台合作的自有桩企业产生冲突，但那些不愿与平台合作的充电桩公司，便会失去不少用户。青岛“一分钱充电”事件中，振臂呐喊的国网电动便属于此列。图源：IT时报也难怪国网电动着急，自从充电桩成为新基建以来，资本一窝蜂涌入，人人都觉得建桩能赚钱。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都在亏本。“土地、电力、充电桩是入场三座大山，这些一次性成本并不低。”上海咔酷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CEO刘波告诉《IT时报》记者，以一个有十几根充电桩的充电站为例，前期的一次性投入成本是百万级，此后，还将面对漫长的回本周期。“曾经有一家企业看好一块地，好不容易拿到了，经过各种估算，发现回本周期太长，还没等到运营，就把这块地转让了”。在张翔看来，充电桩盈利难，关键是使用效率低。“上海充电桩保有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利用率并不高。现在大多数新能源车续航能力都在500公里以上，就算每天来回40公里，充一次也能维持一周多，而且大多数新能源车车主有自己的充电桩”。使用率维持在低“水位”，充电桩毛利率始终上不去。今年3月，刘波曾根据各种数据进行过一个调查，发现上海充电桩的利用率不超过15%，“这个数据比我预想要低”。刘波分析，车主的地域偏好很强，一般都喜欢去熟悉的地方充电，这也造成了充电桩冷热不均的情况。三、数字化管理充电桩然而，存在的悖论是，尽管充电桩利用率低，但“找不到充电桩”“排队时间长”依然是不少车主吐槽的两大问题。“充电站规划分布不太均衡，比如中心城区，需求大，但充电站难建，数量、规模有限，反观郊区，新站增加速度快，数量多，但需求少，利用率低，”刘波说，现在还有很多旧款充电桩被废弃、拉闸、故障。“充电桩目前存在‘结构性供给过剩’的问题，公共充电桩更多是应急使用，日常使用的频次不高，私家车主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在上班或家里慢充。”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珅向《IT时报》记者表示。停车费贵、充电枪头和车型不匹配、油车占位、无人管理等是《IT时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刘波建议，可以用智能化手段来完善充电桩的运营管理。比如前期选址，可以利用数字化模型合理选址；数字化也可以提升充电桩的安全性，AI可以分析温度趋势、数据异常、电池档案、充电档案等，“有的充电企业希望充电桩能高负荷运转，但担心出现安全问题，毕竟起火事故并不少见”。图源：IT时报现在，建设大功率充电桩是业内在解决盈利问题上取得的共识，比如一个充电桩60kW，实际充电时间在常温下为40分钟，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普遍大于1小时，每天极限是服务10辆车；而高功率的150kW直流大功率快充桩，周转次数能提升3倍，消费者也会选择更高的充电功率段以节约时间，进一步提高周转率。甚至，有的企业已经研究300kW的快充桩。刘波表示：“现在聚合型平台、造车新势力、传统车企等都在把触角伸向硬件，形成自己的生态。充电桩是基础设施，也要考虑互联互通。未来，充电桩企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有自己的生态圈，不能是一个‘孤岛’。”充电桩和大数据的结合，也可以让运营商和政府了解车主特征，通过数据平台建设和运维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运营。“野蛮的竞争套路不会长久，运营和服务才是充电桩的立身之本。”张翔说。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银行股2021年遭遇“暴击”，7月30日消息，杭州银行发布公告，表示股东太平洋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太保寿险”）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5929.997万股，占公司普通股总股本比例为1.00%，共套现9.14亿元。截至2021年7月28日，太保寿险共持有杭州银行股份1.76亿股，占普通股总股本比例为2.97%。根据同花顺iFinD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10家银行被股东不同程度地减持，从被减持的银行性质来看，则多是城商行和农商行。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先后有13家银行的评级被下调或展望调为负面，显示2021年对于银行业来说依然是具有挑战的一年。10家银行先后被减持根据此前的公告显示，太平洋人寿计划自 2021年4月9日起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杭州银行股份，合计不超过593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普通股总股本的1%。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前，太平洋人寿持有公司股份总数2.35亿股，占公司普通股总股本 3.97%，是杭州银行的第七大股东。除了太保人寿之外，今年5月18日，杭州银行还曾发布公告表示，中国人寿拟在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杭州银行部分股份，合计不超过5930.2万股（含本数），即不超过杭州银行普通股总股本的1%。截至该公告披露日，中国人寿持有杭州银行股份总数2.85亿股，占杭州银行普通股总股本4.80%，为第五大股东。不过截至目前，杭州银行尚未披露关于中国人寿减持股份的相关进展。减持公告引发杭州银行股价下跌，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显示，从6月1日至7月31日，杭州银行股价连续收跌，累计下跌24%。被减持的银行股不止一家，无锡银行此前也表示，收到股东万新机械《关于减持结果的告知函》，万新机械披露的减持区间已经届满，截至2021年6月21日，其已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900万股，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299.9956万股，合计减持股份数为1199.99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本次减持完成后，万新机械持有无锡银行股份9021.857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5%。2021年3月6日，成都银行发布公告称，已于3月5日收到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基金”）的通知。通知显示，截至3月5日，渤海基金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累计减持成都银行股份6061.4万股，占该行股份总数的1.67％。减持完成后，渤海基金降至成都银行的第四大股东，持股5.80％的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则升为第三大股东。根据同花顺 iFinD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10家银行被先后减持，从被减持的银行来看，多集中在城商行和农商行。基金对银行持股比例下降1.53%在股东出逃的同时，基金在二季度也大力减持了银行股， 据统计，二季度基金对银行持股比例下降1.53%，已经逼近历史底部。长城证券分析师邹恒超认为，二季度银行股持仓比例下降，主要是经济复苏斜率放缓，市场对下半年经济预期存在不确定性，与经济复苏强相关的周期板块配置比例普遍下降，市场风格转向成长板块。基金在二季度对股份行、国有行、城商行、农商行持仓比例环比分别下降0.62个百分点、0.72个百分点、0.16个百分点、0.04个百分点。前五大银行重仓股中，招行、宁波、兴业、平安持仓比例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仍是公募基金的核心持仓，从公募持仓占个股流通市值比例来看，依旧保持在较高水平；邮储银行持仓比例下降0.39个百分点，主要是战略配售基金解禁所致。邹恒超表示，由于市场对下半年经济下行和降息的担忧，导致近期银行板块明显回调。市场可能过度悲观，6月份的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均超预期，且央行提前降准托底经济，预计下半年经济不会大起大落；同时降准后MLF、LPR利率维持不变，今年政策思路已由银行单边让利转为通过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传导至实体融资成本下降，息差的企稳是确定性事件。目前临近中报披露，此前已公布业绩快报的常熟、张家港、江阴上半年利润增速在15%-20%区间，同时近期银保监会披露数据表明银行业资产质量仍在改善，且明确表示“上半年银行业利润增速会有明显的回升”，行业基本面预期有望迎来修复。虽然金融股整体减多增少，但是也有部分基金“大咖”发现了其中的亮点，如今年二季度，易方达的基金经理萧楠增持了招商银行；兴业全球基金经理谢治宇分别增持了平安银行、兴业银行；鹏华基金经理王宗合买入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公募一哥”张坤在易方达亚洲精选基金报告中提到，二季度股票仓位略微下降，并对结构进行了调整，降低了消费等行业的配置，增加了银行、地产等行业的配置。数据显示，该基金二季度增持招商银行111万股H股，邮储银行港股也新进成为前十大重仓股。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今年以来共有13家银行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或展望调整至负面，这一数量较2020年的5家大幅增加，追平2019年的13家，但少于2018年的16家。虽然被下调评级的银行多是未上市的中小银行，但是窥豹一斑，足以显示2021年对于银行来说，依然是具有挑战性的一年。...

城市的发展进步、城市的现代化直接影响着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也直接关系到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当前，中国城镇化正进入转折点、关键期，唯有充分厘清种种认识误区，才能在未来发展中避免挫折和歧路。“虽然中国把城市群作为主要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式，但很多条件限制了城市群的发展，比如，跨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体制因素等。都市圈的现实意义是能够迅速形成生产力，可以把它当作城市群的过渡形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教授陆军在7月27日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1青年论坛上表示。北大相关团队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28个都市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异常重要。首先，28个都市圈土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只有5.36%，但这里的独角兽企业占全国独角兽企业的比重达到了95.87%，国家级孵化企业的占比是90.2%。科技创新的集中，证明了都市圈意义之重要，也侧面说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外部关系的不断拓展，中国城市化集聚空间逐渐从单体城市化向群体和区域城镇化转变。2019年被称为中国的都市圈元年，因为在这一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现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呈现聚集与分化并存态势：一方面，人口和资源向都市圈、城市群聚集。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的发展呈现南北分化、城乡差异等态势。尤为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为何在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结构迟迟未能从金字塔结构进化成为更健康的橄榄型结构？中国不同都市圈的发展目标和策略存在差异根据北京大学的相关研究，都市圈有四个发展阶段，大致呈现四大空间结构特征。在第一个阶段，都市圈中有一个核心城市，这个阶段的企业、劳动力都是向心的，外围有小的乡镇或者是卫星城，但联系不紧密。在第二个阶段，核心和外围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意味着经济一体化程度、各方面连接的程度更紧密，并且由产业带动，实现了非常强的空间凝聚。到了第三个阶段，中间的城市由于过度集聚出现了大城市病和运行效率的降低，因此经济上就出现了排斥的力量，并随着交通轴、产业链，出现了二级城市、节点城市，次中心就出现了，由此也形成了多中心的都市圈。在第四个阶段，新的中心代替了旧的中心，这个中心有很强的偶然性，也有很强的技术创新随机性和空间区位偶然性。陆军认为，在都市圈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复杂的空间体系。原来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研发产业不断地分层。中心城市留下的是高端产业，剩下的产业分流到其他城市去。和城市群比较起来，为什么都市圈在现阶段更有现实意义？陆军强调，都市圈是靠通勤来联系的，有职住之间的关系，而且一体化程度比较紧密。都市圈的规模一般是在一小时通勤、两小时通勤的范围内。根据北大相关团队的研究，中国28个都市圈中，有4个一线城市的都市圈是成熟型都市圈，还有14个发展型都市圈和10个孕育型都市圈。不同都市圈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公路系统的层次结构不足。二是城际之间的高铁班次密度不足，环城交通协同网络（除了上海和广州两个都市圈外）的体系比较弱。三是协同创新网络不足，马太效应比较突出。展望未来，陆军认为，中国还要克服四个问题。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问题。二是中国行政职能的改革滞后，缺乏区域层面的调节机制和治理能力，地方政府又经常不被授权，这是重要的矛盾。三是中国流动人口到达了峰值以后，出现了连续下降的现象，而且这几年出现农民工集中返乡和人口输出大省逆向回流的特征。还有一个特征是现在的人口省内流动规模大于省际流动规模，导致未来的中心城市集聚力、凝聚力、辐射力和科技创新力可能受到人流的削弱。城乡之间的统筹，也可能受到反向的削弱。四是户籍、土地、社保三大制度的问题，最近的政策有一定的相互抵消，比如说户籍制度、土地的改革没有借势再加上社保的改革。由于户籍制度跟福利制度还没有脱钩，导致不同地带都市圈的发展、目标、指向、策略存在差异，没有形成统一的目标。南北差异、东中一体以及城市群内部的集聚效应近年来，中国南方持续繁荣向好，北方经济则出现放缓和衰退的迹象，南北分化加剧。南方省市的GDP占比在2019年达到64.56%，北方省市GDP占比下降到35%左右。同时，东部省份持续领先，中部省份稳步崛起。其中，东部省份的GDP占比从1978年的41%上升到2018年的52%，人口占比从1980年的33%左右，在2018年上升到38%左右。中部六省GDP占比2006年开始，从降低逐步转为上升。从2006年的18.67%，上升到2018年的21%，人口从2011年开始逐步回升。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徐海东研究发现，从经济增速和人口增速变化趋势来看，北方尤其是东北三省经济增长陷入衰退，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增速分别从2013年的8.7%、8.3%、8%，逐步降低到2019年的5.5%、3%、4.2%。同时，东部省份与中部省份开始呈现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东部产业升级向中部扩散。徐海东认为，中国目前的空间经济正在经历南北东西的博弈状况。东部向中西部繁荣演进和北方向南方衰退进行持续的较量。如果北方衰退区域继续向淮河长江区域蔓延，全国衰退和繁荣的力量、南北方版图对比将发生逆转，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将受到严峻挑战。因此他建议，重新调整中国经济的板块战略。第一，由原来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调整为“东中自主发展”和“北西政策扶持”两大板块。第二，继续实施“东中一体”的网络化发展。继续推进“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化发展，加快东西向网络建设，通过中部和东部中心城市的网络化连接，把东中部中小城市纳入网络节点上去，增强东中部的联系。第三，建立“东中一体”的共同市场。加快东中制度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商品、要素、产业等各种资源要素的流动壁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减少行政干预。进一步打破东部和中部各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促进公共服务、政府职能一体化，放开政府对资源的行政管制，优化公共产品的空间配置。第四，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带动“东中一体”。长三角地区包含着三省一市，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正好可以作为“东中一体”的先行区，通过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将长三角打造成为“东中一体”前沿，并且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之后，促使长三角地区的商品、要素、产业等由聚集转向扩散，探索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25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94年的28.51%提升到2019年的60.60%，提升的比重相当高。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城镇化中人户分离的现象日益严重。2016年-2019年之间，城镇人口的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值，2016年是16.15%，2019年是16.22%，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在2019年年底，中国的人户分离数达到2.8亿人，大约占人口总量1/5左右。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颜银根研究发现，农村土地形成的农村拉力、城市住房形成的城市推力以及户籍制度形成的中间阻力同时阻碍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农村土地、城市住房和户籍制度分别对有地的、无房的和有定居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显著负向的影响；农村承包地的流转可以提高定居意愿，但无助于落户意愿的提升，政府的公租房可以削弱城市住房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影响。颜银根认为，由此带来的启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更应关注农村土地和城市住房所形成的新“推拉力”。第二，推动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更应关注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第三，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更应该关注转移人口的农村土地和城市住房的处置。大中小城市各有利弊，如果进行协同发展？其中有何内在规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教授孙斌栋以上海为例解释，现在大家都认为上海人多，要控制人口，但是从结构来看，上海2500万人，其中一半的人住在中心城区，而中心城区仅占上海住房用地不到1/10的土地。如果上海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合理分布的话，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是孙斌栋表示，截至目前，中国多中心和新城新区的建设成效差强人意，以上海为例，中心城区继续绵延，郊区的副中心远远没有形成，除此之外，国内还有一些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出现了“鬼城”现象。孙斌栋分析，成效不好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多中心本身是对的，但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做好。第二，很可能多中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至少从经济效益来讲，它可能损害了单中心的聚集效应。从房价来讲，单中心的中心房价是非常高的，另外的几个副中心可能会降低平均地价，至少可以降低核心区极端的高房价。因此，多中心、单中心在理论上各有好处，最后的成效取决于实践，以及每个城市对集聚经济和不经济的权衡。展望国内外实践，东亚地区对于多中心城市的实践比较多，东京、首尔、中国香港、新加坡都是多中心城市，相对比较成熟和成功，但可能不具有推广性，因为这些城市本身不大，另外它们的政府是非常自律、非常强大的，规划一旦制定出来是会严格执行的，所以不具有可比性。根据孙斌栋的研究，100万以下人口和3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单中心效果更好，但100万到300万之间多中心效果好。为什么300万以上的城市单中心更好呢？因为一些重要的城市有很强的经济资源动员能力，它能把城市的集聚不经济降到最低，比如，修建很多的地铁。北京和上海一旦把集聚不经济的拥堵解决的话，就又有能量和理由吸引要素来集聚，能达到更高的经济绩效。研究还发现，当城市群有1800万以上人口的情况下，多中心才开始显示出正效应。当城市群内部列车互相来往每天24班以上的情况下，多中心才显示出对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城市群足够大的情况下，分散会更好，当城市群内部有足够多联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规模互借，信息来往、产业互动，才能弥补从单中心裂变成多中心带来的集聚经济的损失。此外，研究还显示，北京、上海、香港这样中国最高等级的经济中心城市，其经济辐射的正向效应最大的半径是1200公里，远远小于中国的东西距离，也小于南北走向。由此可见，从经济中心城市辐射角度来讲，中国不应该是单中心的，除了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之外，西南、西北、东北都应该有中心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应该是多中心均衡分布，更有助于促进大国经济的均衡、高效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还未能带来“橄榄型”社会结构最近这些年，中国几乎每个省的省会，首位度都在大幅度加强，不管是人口的首位度，还是经济的首位度，都在持续加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工业基本上会慢慢外溢出去。那么为何在中国，很多的大城市、特大城市都在大力发展产业？数据显示，中国很多大城市的产业用地比例甚至超过了中小城市产业用地的比例。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分析，第一，中国的地方政府，包括特大城市的政府，能够以比较低的土地价格吸引产业。第二，一些西方国家的工人往往会要求更加体面的居住条件，但是中国工人可能不需要。一线城市、省会城市是否需要发展这么多的产业？值得深刻反思。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中，有许多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模式的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一些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模式走向了一个相似但略有分歧的道路。陶然认为，中国和日、韩、中国台湾的相似之处，一是政府比较集权，主抓经济增长。二是政府可以给一部分企业提供优惠信贷，最终导致虽然一部分企业愿意投资，但是内需不足。“相较而言，中国的增长模式更极端，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比已经超过了全世界平均水平的日韩还要高，消费占GDP的比重比日韩还要低，而日韩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了。”陶然表示。如今，日韩等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摆脱了这些问题，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发展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时候，基尼系数都在0.3多，但是中国现在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了，基尼系数却远高于0.3。一个国家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原来的社会是金字塔型社会，城市化使得金字塔中的农村人到城市打工以后，变成了城市的中产阶级或者中下产阶级，“金字塔”型结构就会变成“橄榄型”结构。只要一个国家有工业化，这样的变迁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在中国，金字塔的结构没有太大的改变，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差距比较大。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是由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入新时代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体来讲收入分配呈现“亲资本”的模式，所以收入差距一直居高不下。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要由过去的“亲资本”向“亲劳动”的模式转变。去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显著”，要求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显著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显著缩小。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再次强调共同富裕。从政府政策上来讲，许多地方政府也强调了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一些地方统计局在做标准和研究的时候，基本上确定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到65%左右，而北京市是全国的首善之区，要求提升到更高标准，大概是70%左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少国的研究显示，2003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概是36.45%，到2017年是38.85%。虽然中国的社会结构仍然还是金字塔型的，并不是“橄榄型”的，但总体来说，金字塔在变瘦，中等收入群体在扩大。放眼国外，在OECD国家，英国、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虽然相对发展中国家要高，但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是比较低的，基本上是60%左右的水平。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的比重大概是65%左右，最高的是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国家，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冰岛的比重大概是70%左右。从产业来看，英美的产业中，服务业的占比要比德国等国家更高，因为英美的金融业很发达，经济脱实向虚，第三产业比重高，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再分配政策来调节，英美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肯定是下降的。德国的制造业比重一直比较高，而且是属于高端制造业，附加值很高，再加上社团主义进行再分配，它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相对比英美要高。像瑞典等北欧国家因为奉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高税收高福利，所以它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最高的。根据王少国的研究，中国的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从2003年到2017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出现了下降，并没有提高。这可能是跟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脱实向虚有关。比如，北京的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达到83%，其中，金融业占GDP的产出的比重是18%。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政府的目标，是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稳定在65%到70%，越接近70%越好。但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北京经济中，制造业比重现在只有10%，比上海低大概6个百分点，虚拟经济包括金融业很发达，人口老龄化严重，2035年北京市很可能率先进入重度老龄化。王少国建议，解决北京的问题，首先，要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适当地提高制造业比重。其次，通过“扩中提低”，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这个群体来源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提高农民待遇，农民群体在北京市大概是288万。二是非户籍常住人口大概是740多万，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属于中低收入群体，需要采取帮扶政策，促进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并对新生代农民工加强培训，提升人力资本。三是引进人才，降低落户门槛。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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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梦龙冰淇淋被指中外用料不一冲上热搜。微博博主@游戏打折情报发文称，梦龙外面一层巧克力和其它地区一样，都是来自比利时的可可脂；但国内版里面包的冰淇淋却是大比例植物油（更正：没有经过氢化工序），只有少量的奶粉，因此只能称为“植脂型冰淇淋”。“国内版的梦龙连‘M’图章标识都没好意思打上，而其在欧洲生产的梦龙却是牛奶制作的。”针对梦龙疑似采用不同配料的行为，多数网友愤怒地称其“双标”。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微博热搜。公开资料显示，梦龙MAGNUM是和路雪（中国）有限公司旗下的高端冰淇淋品牌，而后者为英国冰激凌企业，总部设在英国 ，在全球拥有多家分公司，是联合利华旗下企业。在品牌京东官方旗舰店里，单只梦龙冰淇淋的价格在10元左右。针对此事，梦龙官微于8月1日回应了质疑。根据国家标准GB/T31114对冰淇淋的定义，梦龙产品属于其中的一类一组合型植脂冰淇淋，因为梦龙产品是冰淇淋和巧克力的搭配。这里的“植脂”指的是冰淇淋选用了“植物油脂”，并不是指冰淇淋中使用了植脂末。此外，梦龙还提到，今年5月上市的“梦龙素享”，用植物油脂代替动物油脂，植物蛋白代替动物蛋白，之后会有更多的植物基产品加入到产品线当中。不过，随后梦龙官方微博已将该回应删除。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在宏观调控压力下，地产行业的野蛮生长趋于尾声。从隐秘资金池到“利刃”渐显，杠杆之一的房企商票即是明证。近日，针对网传“因商票逾期拒付，实地集团的供货商和持票人前往广州富力盈凯大厦维权”的消息，实地集团公开回应称，目前已经和持票人达成共识，妥善解决了问题，公司一切运营没有受到影响。今年年中，恒大集团、实地集团等房企先后卷入了商票兑付风波。其中，实地集团称，“商票未兑付主要是由于收款方山西富兴涉嫌诈骗，因而相关款项暂缓支付”；而恒大集团也在声明中称，“对个别项目公司存在极少量商票未及时兑付的情况，集团高度重视并安排兑付。”“之前融资能力相对较弱的企业，如今反而看似相对安全。”某上市腰部房企人士如此感叹。实际上，在宏观调控压力下，地产行业的野蛮生长趋于尾声。从隐秘资金池到“利刃”渐显，杠杆之一的房企商票即是明证。商票“上位” 马太效应明显所谓商票，是商业汇票的一种。商业汇票指由出票人签发，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予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是企业交易中的一项延期支付工具。其中基于企业信用、承兑人为银行以外付款人的为商业承兑票据（商票）。“房企在产业链中处于强势地位，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本质上商票类似于短期贷款，房企以自身信用做背书，向供应商进行“变相融资”，降低财务杠杆，“现金流压力较大的房企，可以通过向供应商开具商票延迟付款能够有效缓解现金流压力。”过去房企普遍通过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方式来增加经营杠杆，融资规模相对稳定，因而较少受到监管。但2018 年以来，随着融资政策的不断收紧，房企融资压力愈来愈大，应付票据规模也不断上升。尤其2020年三道红线政策出台之后，房企传统融资渠道受限。在此背景下，作为未被央行纳入监管且不计入有息负债范畴的融资渠道，房企开始加大商票使用规模，希望借此降低净负债率，提高现金短债比。数据显示，2020 年末 TOP50 房企应付票据规模为 4013.5 亿，同比大增 33.8%，其中商票占比在 80%以上。同时，受现金流状况影响，不同房企间商票规模亦出现分化。其中，恒大2020年应付商票余额为2057亿，占TOP50的51.3%，远高于其他房企。绿地、融创、碧桂园等房企票据余额均在 200 亿以上，而万科、华侨城、远洋等房企 2020 年末应付票据余额不足 10 亿，中海、金地、滨江等房企则无商票。相关分析人士表示，贴现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房企商票质量。他指出，房企签发商票时通常会补贴供应商一定利息，具体成本取决于房企的信用资质，公开渠道无法获取。根据贴现率可以大致判断房企商票的融资成本，若贴现率较高则表明该商票在二级市场上再融资难度相对较大。2020年，某TOP3房企、四川某上市房企、某粤派房企剩余期限加权年化贴现率基本在 20%以上，多数房企处于 10%-20%之间，华润则相对较低，仅6.6%。“利刃”显现 灰色地带迎监管事实上，中达证券分析师认为，房企使用商票时常伴随贴息，可能高于部分房企通过其他渠道融资的成本。同时，采用直接付现而非商票进行结算更利于维护与供应商等的关系，更具信任的合作关系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房企的采购和建安等成本。因此，部分经营相对稳健的房企，在手资金较为宽裕，使用商票进行融资的动力不足。基于此，商票规模较大且贴现率较高的房企，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其资金链趋紧。以商票规模最大的恒大为例，今年6月，恒大商票事件开始发酵，涉及到宁波、南阳等多个城市的项目公司，下游供应商的未被偿还的商票金额从万元到千万元不等。到6月底，三棵树涂料公司发布公告称，其手中恒大的逾期票据金额已达5137.06万元，占其总逾期商票金额的95.77%。尽管第二天，三棵树就回应称到期票据兑付完毕。但此后，四川亦接连传出恒大票据逾期未偿的消息。不仅是恒大，自今年5月以来，多家房企先后曝出了商票逾期，把商票这一传统的融资模式推向了风口浪尖。“对房企而言，如果房企商票频频违约，那么商票后续的发行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和压力，整个地产行业的信用乃至其他融资渠道也会受冲击。”上述分析人士表示，目前，下游建材、轻工等行业供应商的交易订单中，房企等企业订单占比较大。如果房企商票违约过多，对下游供应商的资金周转也有很大影响。或许正是对这一连锁事件的担忧，央行等监管部门随之“打补丁”，将商票也纳入监管范围，要求房企将商票数据随“三道红线”监测数据每月上报。“此次商票的监管具有积极意义，”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此举充分说明“三道红线”的监管范围在扩围，预计后续商票的规模和运行会有较大的监管，成为房企融资端需要关注的内容。不仅如此，部分房企后续发行商票的成本会增大，包括发行利率、贴现率等，进而影响商票使用的成本。此外，他建议，房企需要积极梳理内部的融资工具，对于潜在有风险的融资工具也应该积极叫停。...

导读：探索“学有优教”的深圳方案。一系列措施的背后，反映的是深圳致力于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的决心。近日，《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开始在市人大常委会网站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关于推行大学区招生、建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交流制度等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两条举措被认为将为学区房降温。不只如此，在整个《条例》中，教育都被置于最首要的位置，提出了诸多措施，包括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扩大普惠性幼儿园数量和覆盖面；建立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和学籍互转机制等。一系列措施的背后，反映的是深圳致力于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的决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方中心主任臧敦建向记者表示，结合最近的“双减”、禁止公办名校办民校、多校划片等政策来看，教育层面的改革将从注重效率到更加注重公平，而让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所有人，将成为一个大趋势。此次深圳的《条例》则很大程度透露了在实现“民生幸福标杆”这个目标时，深圳如何探寻“学有优教”的方案。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广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向全国推广47条深圳经验。-甘俊 摄给学区房降温“虽然现在还只是征求意见，但大学区制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决定暂缓考虑换学区房了。”深圳一位家长在上述《条例》发布之后表示。今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放在全国的大背景下来看，深圳此次提出推行大学区制，很大程度在预期之中。事实上，早在2015年，深圳就在一些区试点大学区制。其中，龙华区教育局在今年3月修订了《义务教育阶段大学区学校积分入学办法一览表（修订稿）（征求意见稿）》，在积分办法中，拥有深圳户籍、购买了“单片区”学区房的仍然享有最高级别的优先录取权。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何倩茹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大学区制试点并没有影响学区房的价格走势，好的学区房价格涨幅仍然高于平均水平。但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一轮国家给学区房降温的决心很大，政策力度也传导至地方，深圳如果彻底推行大学区制，真正打破房子和学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改变学区房的高溢价现状。此外，《条例》还提出，建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交流制度，健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这一提法其实并不新鲜，教育部等三部门在2014年曾印发《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但在观察人士看来，由于阻力较大，我们的教师均衡化甚至还完全没有起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毛振华今年在一个公开论坛上曾指出，学区房问题导致了富人阶层更容易得到更好的教育，一个解决办法是同一区域内采取教师轮岗制，比如三年轮换一次，这样名校教育资源将会得到更加均衡的分布。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也曾指出，教育内卷化的症结就在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面临重重阻碍，归根结底就是学校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而教师流动是当前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关键措施。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方中心主任臧敦建向记者表示，有的老师提出从一个区换到另一个区，会引起生活的不便，但在同一个学区内轮换，这并不足以成为大的障碍，教师流动从根本上还是需要观念的转变。臧敦建同时指出，教师的交流、轮换称得上是促进学区内教育均衡化的一个实质性招数，让师资和学生生源逐渐均衡化，名校慢慢失去光环，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并且一定要配合其他措施，比如严控“掐尖”招生，落实教育评价改革等，通过一系列组合拳，真正打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建立普职互选、互认、互转机制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其中对深圳提出的战略定位之一为“民生幸福标杆”，相比于“高质量发展高地”，这对深圳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平安证券有一份研报就曾指出，提升教育医疗水平难以像招商引资那样大规模一蹴而就，需要在引入制度上进行创新。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广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向全国推广47条深圳经验，其中一条即是：集团化办学推动优质教育“遍地开花”，实施“名校+在办校”“龙头校+新办校”的集团化办学和联盟式发展模式，通过骨干老师流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等方式，缩小校际教育质量差距，力争率先实现学有优教。前述暂缓换学区房的家长就表示，随着集团化办学的推进，以后深圳各个片区之间学校的整体差距也有望缩小。在家长追逐学区房、择校的焦虑背后，一个现实的困境在于，只有约一半的学生能够上公办普通高中。针对这一痛点，上述《条例》提出，加快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建设。而更加令教育观察人士振奋的是，《条例》还提出，市、区教育部门应当在中职学校探索开办综合高中班的基础上，建立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和学籍互转机制。这为打通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之间的壁垒，打开了想象空间。臧敦建向记者表示，职业教育不一定要在专门的职业学校里完成，比如，普通高中有一门“综合实践”必修课，它与职业学校的课程就有结合点，所以现在完全具备了条件把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放到一起，这也是办综合高中、普职融合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上世纪80年代起，我们在高中教育阶段的普职比例就大约是1：1，但现阶段，很多父母不希望子女进职业高中，这成为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宜寻求全国范围一刀切的做法，而是应该给各个地方探索的空间。无论是深圳提出的普职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和学籍互转，还是幼儿园、中小学就开设一些职业体验课程，这样的探索都值得鼓励。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