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国新办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交通运输部直言，个别网约车平台设置了过高的抽成比例，侵害了网约车司机的权益，因此要求平台规范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向社会公布。令外界没想到，率先对监管做出反应的，竟然是已经极度边缘化的易到用车。8月19日，易到用车在《司机端资费调整特别公告》中表示，要取消传统的抽成模式，变为信息服务服务费模式，按照阶梯模式收取费用，最低1元，5元封顶。“新政”于9月6日起执行。易到称此举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旨在提高司机收入。沉寂已久的易到用车，用一纸公告取消传统抽成模式，突然杀回公众视野，是想借此“重回牌桌”，还是搅一搅浑水？易到“阳谋”自滴滴遭遇网络安全审查以来，网约车江湖再度硝烟弥漫，高德、哈啰出行、美团、T3出行等再度出手，纷纷试图在“空窗期”抢占份额。在网约车江湖中几乎销声匿迹的易到，本来早已没资格坐在“牌桌”上。但是从网约车痛点切入，取消传统的抽成模式，采取极低的信息服务费模式，易到用车或也想分一杯羹，拉拢司机入驻，硬生生给自己找回点存在感。根据易到《司机端资费调整特别公告》，对于1元起步、5元封顶的信息服务费模式，有网约车司机对《豹变》称，这种模式“对司机来说，比抽成20%多肯定更合适。”平台抽成问题已被外界诟病已久，易到此举无疑将压力抛给了其他平台。滴滴公关方告诉《豹变》，“我们之前已经公布过抽成上限，并且公布司机收入账单，其中抽成30%峰顶在部里发文之前就对外公布过了。”至于易到的“新政”，滴滴方面表示“不评价同行”。不过从目前网约车市场反应来看，易到此举并未引起太多波澜。一位网约车车主告诉《豹变》，易到现在还欠司机好多钱，现在司机们对易到根本不信任。作为最早使用互联网提供专车服务的平台，易到创立于2010年5月，全球网约车巨头Uber的登场比易到还晚了几个月，至于滴滴、快的更在两年后才上线。不过，易到几经波折，后期的新闻主要围绕着易主、资金链断裂、运营停滞等。据易到创始人周航称，从2012年到2013年，易到过了一段好日子，有稳定的获客来源，一直保持着80%的市场份额。这是易到的巅峰岁月。2014年，滴滴和快的在打车市场掀起补贴大战，各家平台频频融资。易到错失良机。据易观国际的数据，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专车服务订单量前三名分别是滴滴专车、Uber和易到用车，市场份额分别为78.3%、10.9%、8.4%。易到直接从天上跌到泥土里。补贴大战之后，易到的形势急转直下，乐视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易到面前。但随着乐视2016年爆发财务危机，易到也出现资金链断裂。此后接盘了易到的韬蕴资本，又想把这个烫手山芋甩给赫美集团，最后双方并未达成合作。直到现在，易到还砸在韬蕴资本手里。2018年初，新一轮网约车大战再起，易到试图“重出江湖”，宣布将在北京、上海等七个城市的平台佣金下调至5%，达到行业最低水平，而这七座城市与当时美团打车的目标完全一致。同年4月，易到又宣布将优选47万车主实行免佣金政策，并进行“阶梯返利”。易到时任CEO对外表示，市场上主流网约车平台收取车主佣金约在25%—30%之间。不过几次新政，易到激起的水花都不大。一方面，易到有较多的历史遗留问题，早已过度消耗司机端的信任。另一方面，易到目前在市场上几乎没什么份额。2018年8月，交通部首次公布网约车全国监管平台数据接入情况，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底，易到完成订单总数116.5万单，排在滴滴、曹操专车、首汽约车、美团打车之后，滴滴订单总数为易到的75倍之多。而到2020年10月底，全国共有207家网约车平台取得经营许可，当月收到订单信息6.3亿单，另外有81家网约车平台已经累计180天未传输数据，其中就包括易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底，全国共有241家网约车平台取得经营许可，易到依然未上传数据。同时，降低佣金的新政均需要大笔资金投入，易到目前有没有实力做这件事也是个问号。易到也明白必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针对目前司机及用户的余额问题，易到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待偿账户可在易到及所合作的商城进行消费，或在易到其他业务或合作商平台等用于消费抵扣，亦可在易到资本化时进行转股。针对希望提现的用户，易到亦会每年将50%的利润用于司机提现或用户退款。此外，易到表示公司正在进行战略转型，后续汽车租赁将成为公司业务的重要一环，相关业务调整后，易到甚至期望能够在两年内进入资本市场。微利挣扎易到的这个动作目前看来，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毕竟网约车平台的抽佣情况是目前监管重点。各家平台抽佣水平到底有多高？我们可以从相关公司招股书中略窥一二。从目前的行业格局来看，滴滴是网约车的绝对龙头。据 2018 年比达咨询报告显示，在用户最常使用的网约车平台中，滴滴出行的用户占比高达 91.9%。此外，据交通运输部披露全国各网约车平台订单量，截至2020 年 10 月，滴滴出行月订单量为 5.62 亿，市占率超九成。所以关注滴滴，就等于关注了整个网约车行业。根据《豹变》梳理，虽然滴滴网约车2018-2020年的平均抽佣比例逐年下滑，但依然在15%以上，分别为26%、19.8%、17.2%。相比之下，嘀嗒、哈啰的顺风车业务平均抽成比例不到7%。且顺风车下有底、上有顶。在招股书中，顺风车龙头嘀嗒表示，如果在城内提供服务，那么每笔行程交易收取的服务费最低费用及最高金额分别为1元及10元。城市间则最低和最高金额分别为1元及15元。为什么顺风车抽成比例相对较低？核心来自商业模式。和网约车不同，顺风车不属于运营类车辆，不需要像网约车模式一样负担车队管理成本，也没有经营许可证照的要求。此外，顺风车服务的本质，是私家车主途中顺路带乘客分摊路费，因此顺风车平台不需要给司机提供大量补贴，司机也有动力参与顺风车业务。而对于用户而言，顺风车的打车费往往比网约车、出租车低许多，所以也不需要额外的补贴。不过顺风车虽然便宜，但由于历史上发生过多起恶性安全事故，有不小的监管压力。相比之下，网约车服务和出租车更像，车辆和司机都需要相关证件，且主要由专业司机提供服务。由于仍处于市场培养阶段，网约车平台要做大量补贴吸引司机和乘客，成本较高，所以抽成比例也会更高。从滴滴招股书来看，按照当下的抽佣比率，作为核心业务的网约车，只能做到基本的盈亏平衡。滴滴的中国出行业务近三年收入分别为1332亿元、1479亿元和1336亿元，其中网约车业务占中国出行业务收入97%以上。千亿收入背后是千亿的成本。滴滴的成本主要是司机车费和司机激励费用。近三年分别为1278亿元、1397亿元和1258亿元。从反映盈利能力的毛利率来看，滴滴近三年毛利率有所上升，但依然微薄，分别为5.5%、9.77%、11.23%。2020年中国出行业务调整后EBITA（利息、税、折旧摊销前的利润）占总交易额的比例只有3.1%。可以说赚的是辛苦钱。按照易到出台的规则，打车费用100元以内，服务费比例相当于在3%-9.5%，而打车费101元以上，封顶在5元的信息服务费，与当下抽佣比例相比将大幅降低。如果滴滴采取这种定价方式，在刚性成本的约束下，将重回重度亏损。对于顺风车平台而言，如果安全度更好的网约车采取超低费率，也有可能虹吸顺风车乘客，这将抬升诸如嘀嗒等顺风车平台获客成本，压低其刚刚转正的利润。下调费率是趋势事实上，关于网约车平台的抽佣问题，一直受到监管层关注，相关企业甚至被约谈。3月5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则对滴滴进行了约谈。原因是进入3月，滴滴在成都等多个城市抬高乘客端价格、压低司机端价格，从中获取更大的差价。而这一价格调整，也引发了部分司机罢工，抬高了乘客打车难度。5月14日，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又对滴滴出行、美团出行、高德、嘀嗒出行、满帮、货拉拉等10家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约谈的结果相当严格，要求企业从抽成规则、保护从业者权益、坚守安全底线等方面对网约车和货运平台进行整改。「核心提示」关于网约车平台的抽佣问题，一直是监管重点。8月18日，交通部吹风，表示平台应“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设定抽成比例上限”。率先对监管做出反应的，是已极度边缘化的易到用车。易到新政，取消传统的抽成模式，变为信息服务服务费模式，按照阶梯模式收取费用，最低1元，5元封顶。此举是想“重回牌桌”，还是搅一搅浑水？而到了8月18日，交通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李华强表示，将进一步规范平台企业的经营行为，要求网约车平台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设定抽成比例上限，督促平台规范用工、更多采用劳动合同制用工方式，合理确定驾驶员劳动报酬标准，并向社会公布。据李华强介绍，针对个别网约车平台抽成高、随意调价，诱使驾驶员超时劳动、疲劳驾驶等问题，交通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动《指导意见》各项举措落地实施，保障网约车驾驶员等群体的劳动权益。目前，网约车成为公共交通之外的重要补充，平台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了数字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对于抽佣费率下调的讨论，一方面是监管基于保护司机群体权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抑制平台滥用支配地位造成垄断。此次易到“引战”，滴滴、嘀嗒、哈啰们即使没把易到此举放在眼里，恐怕也会看在心上。...

面对SEC暂缓中概股赴美上市，越来越多美元基金正在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近期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烦恼——部分中国高科技企业似乎不大愿接受美元基金投资。”一家美元创投基金合伙人王强（化名）向记者感慨说。究其原因，这些高科技企业主要担心一旦接受美元基金投资，就需要搭建VIE（可变利益实体）架构并转向赴美上市，但近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Gray Gensler重申暂停中国内地企业通过空壳公司赴美IPO注册，且要求中概股必须加强财务审计、政策风险、运营架构等信息披露，令企业赴美上市可能变得格外艰难。“尤其是那些签订IPO上市对赌协议的中后期高科技企业，接受美元基金投资的意愿更低了。”他指出。记者多方了解到，遭遇类似窘境的美元基金为数不少。清科研究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国内地互联网初创企业完成了23笔人民币股权融资，没有一笔美元融资。一位国内大型创投机构负责人向记者直言，这无形间影响着不少创投机构的整体投资规划。目前不少签订股权投资意向的互联网高科技初创企业突然希望他们能用人民币基金替代美元基金投资，导致他们人民币基金投资节奏骤然加快，美元基金却“停滞不前”。面对越来越多中国互联网高科技企业日益警惕美元融资，众多美元基金也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我们正建议部分美元基金投资的企业转道香港上市。”王强透露。此举既能规避中概股赴美上市日益艰难的冲击，也能确保美元基金到期前实现项目退出。不过，要说服部分LP（基金出资人）接受这项项目退出新建议，绝非易事。因为家族办公室等LP深知，互联网高科技、智能运营、人工智能等领域企业赴美上市所获得的估值高于香港资本市场，他们若同意美元基金项目均选择赴港上市，势必将牺牲不菲的潜在投资回报。“所幸的是，多数大学基金、养老基金与FOF机构等主要LP对此表示赞同——与其基金到期只能低价处置项目套现，转道港股上市或许能获得相对更高的回报。”他指出。目前不少美元PE基金更担心的是，若中概股赴美上市日益艰难导致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不愿接受美元基金投资，可能会触发美元基金募资难，因为很多家族办公室LP不愿看到资金被“闲置”。资料图。人民币基金更“吃香”一位国内互联网高科技领域初创企业创始人向记者表示，近期他们也在“刻意”回避美元基金的投资邀约。“我们对此也挺无奈的。因为一旦接受美元基金的投资，公司就需要搭建VIE架构，甚至围绕美股上市开展一系列业务规划、公司架构搭建与财务安排，目前SEC对中概股赴美上市的监管趋严，很可能令这条企业上市通道渐行渐难。”他告诉记者。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部分互联网高科技领域企业在接受人民币基金投资时，正打算拆除VIE架构，转而筹划登陆科创板或创业板上市。尤其是中后期项目对此的意愿相当强烈，毕竟，他们担心赴美上市不确定性将导致IPO对赌协议失败，令企业管理团队不得不承受较高的股权回购压力。“这导致我们可投资的项目变少。”王强向记者直言。目前除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半导体等领域中早期项目仍愿接受美元基金投资，多数2C端互联网高科技项目与中后期项目则更倾向接受人民币基金投资。他直言，未来这种跷跷板效应将更加凸显——人民币基金的可投资项目日益广泛且投资节奏骤然提速，美元基金投资范畴日益收窄且投资节奏停滞不前。多位美元基金人士向记者透露，部分美元LP正密切关注 SEC暂缓中概股赴美上市对美元基金项目投资节奏带来的冲击。具体而言，这些LP与基金管理团队的沟通明显增多，一方面了解通过VIE架构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可能面临的各类监管风险，另一方面也在评估中国互联网反垄断，数据安全监管、行业整顿等政策的最新动向，是否会将严监管扩展到互联网、教育培训之外的其他行业。“我们担心，这可能导致部分美元LP可能削减对美元基金的投资额度。”一位美元基金投资总监向记者直言。事实上，他们内部已决定加大人民币基金募资额度与加快路演进程同时，削减美元基金募资额。“试水”新退出渠道面对SEC暂缓中概股赴美上市，越来越多美元基金正在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上述美元基金投资总监向记者透露，不是所有的赴美上市路径都受阻，目前他们正联合投行、律所等中介机构，研究中国企业借道SPAC曲线赴美上市的可操作性。所谓SPAC（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即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也被称为空白支票公司。具体而言，这家壳公司先上市融资，再寻找企业进行收购合并，由此令后者成功曲线上市。此举的好处，一是上市流程相对比较简单，能加快企业登陆资本市场进程；二是企业也能获得相应的上市融资，满足资金需求；三是各方通过资产注入实现股价上涨，也能实现共赢。“不过，中国企业借道SPAC赴美上市这条路径能否走得通，还面临两大挑战。”一位熟悉赴美上市流程的律师表示，一是鉴于中国相关部门的数据安全监管，中国企业可能需设立新的经营实体，以满足中国相关部门对数据安全的监管要求；二是为了满足SEC对中概股信息披露、财务审计、政策风险、公司架构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要求，SPAC公司在收购中国企业完成资产注入时，也需健全相应的信息披露机制。在他看来，当前多家中国企业正在试水借道SPAC曲线赴美上市，它们能否最终成功登陆美国资本市场，对美元基金能否重获中国企业青睐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王强认为，相比借道SPAC，他更愿支持投资项目赴港上市。“事实上，近期打算接受美元基金投资的多个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研发项目，也将赴港上市纳入未来企业发展规划。”他表示。因为这些企业发现，随着南向资金持续增加，企业赴港上市所获得的估值与募资额，未必会低于美股市场；此外，香港金融监管部门对红筹股财务审计、政策风险、公司架构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要求也低于SEC，有助于企业更顺利地登陆资本市场。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中概股赴美上市难度加大，目前不少加仓中国股票资产的全球大型资管机构也将目光瞄准港股，尤其是生物医药、半导体、芯片研发、新能源汽车等国家政策长期支持的产业，正成为他们加大投资配置的方向。“或许，这也能给美元基金带来更高的项目回报，让我们更有把握说服LP同意将更多投资项目调整到港股上市。”王强指出。此外，他们也做好项目境内上市的准备——尽管对美元基金而言，项目境内上市意味着从项目退出、到资金换汇返还境外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与操作流程，但科创板/创业板的上市高估值与投资高回报，同样能令部分LP感到满意。“不过，为了最大限度打消LP对资金跨境流动管制的顾虑，运作项目境内上市或许是美元基金百般无奈下的应对策略。”他强调说。...

伴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互联网企业正在经历由利用用户隐私驱动的盈利向真正的模式创新转型的过渡期。“《个人信息保护法》从法律上严格限制企业过去隐私驱动盈利的疯狂做法，企业自己会通过合规控制风险，另一方面，这也并不意味着企业离开滥用个人信息就做不了业务了。”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春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前，中国“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出行服务”的用户基础均超过上亿规模，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范围广、体量庞大；而依托5G、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的“互联网+医疗健康”也加速普及，其服务必须要收集的有关生理健康等个人信息敏感程度高且流转环节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落地，回应了个人信息安全及合法权益的诉求，未来也将对电子商务、出行服务以及健康医疗等领域的互联网巨头的盈利模式带来挑战。刘春泉认为，企业在较大的法律责任面前肯定要加强合规。“野蛮生长会受到限制，一些创新企业在资本扶持下，不惜以违法作为成本快速增长的做法以后会减少。”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事实上，在该法案推出之前，互联网巨头企业已经感到了不安。上个月，中国网络空间最高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将对网约车巨头滴滴公司涉嫌侵犯用户隐私展开调查。上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又通过了一套旨在改善公平竞争、禁止虚假在线评论等行为的规则；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对43个应用程序非法传输用户数据提出指控，并要求其在8月24日前进行整改。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文华认为，对超大平台的数据处理者的权、责、利的分配与平衡，是此次《个人数据保护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具体企业来说，超大平台又应该有新的投入方向了，未来超大平台如何治理，如何建立合规体系以及平台规则的公平合理，也需要进一步地细化。”王文华表示。根据中国信通院的一份分析报告，电子商务涉及的具体商品与服务种类丰富，收集使用的个人信息类型繁杂，且敏感度普遍较高。以“淘宝”为例，会收集用户的会员信息、设备信息、服务日志信息、订单信息、支付信息、物流信息、客服信息等等；订票平台“飞猪”更是需要收集用户的身份证件信息、家庭住址、出生年月等个人敏感度更高的信息。上周五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要求其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以及个人信息的种类、对个人权益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等，采取包括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管理流程、对个人信息实行分类管理、采取相应的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等在内的措施。不过在处理“去标识化”的个人信息时，相关法律专家指出，具体的规则仍需探索。中国网安协会网络治理与国际合作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谢永江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提到’去标识化’的表述。那么去标识化之后的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去标识化以后，如果对个人隐私安全形成保护，是否应该需要赋予企业对信息的商业化利用权利？这些问题值得探讨。”信通院曾对医疗个人信息“去标识化”后的使用规则提出建议，认为“去标识化”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技术处理，使其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个人信息主体的过程，属于“受限制数据集”。在一份《信息安全技术健康医疗信息安全指南》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经过“去标识化”处理的个人健康医疗信息可在未经个人健康医疗信息主题授权的情形下用于研究获公共卫生等目的。信通院还指出，匿名化、差分隐私、同态加密、区块链等技术等创新应用，能够有效帮助企业在大数据开发应用与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两者间达到平衡，匿名化等脱敏技术已经在各类信息服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未来应该更加关注隐私保护技术，比如企业可以在客户端采集数据时进行差分隐私和同态加密等处理后，再上传至云端服务器。对数字广告商影响较大刘春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使用个人信息并不一定能够直接产生收益，但是可以提升营销的精准性。“这对于利用个人信息精准推荐的数字广告商而言影响较大，而对于平台类企业不一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他说道，“不能做的大家都不能做，市场还是一样的，增加的成本和付款对巨头不足以伤筋动骨。”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云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严格规定，对互联网企业们的商业模式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合规应该尽早做。所谓的合规就是对照法律，把自己主要的业务流程全都梳理一遍，制定相应的制度应对法律的实施。”游云庭表示，此次立法冲击比较大的有几类企业，第一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互联网公司，以及帮助互联网公司处理用户信息的企业；另一类是面向消费者的其他企业，比如商超类企业以及大型的日用消费品公司。“这些公司一方面自己会收集数据，另一方面投放广告也会使用到数据，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游云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还表示，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基础服务免费，依靠广告这样的增值服务盈利，但服务又比较单一的企业；此外一些较小的应用软件，如果过去主要盈利模式是靠兜售用户信息，那么以后可能也难以生存。事实上，全球的监管机构都在加大对于利用消费者隐私进行数字广告营销的行为，平台型的企业也在跟进。苹果公司今年4月以来正式启用广告追踪透明度框架（ATT），这项关于隐私政策的重要变化引发了科技行业的巨震。不过苹果收紧对广告商的隐私规定，并没有让硅谷的互联网企业的业绩表现太难堪，美国的科技公司在最新一季度的财报中反而创下了收入新高，大型的互联网平台优势依然明显。这也反映了监管者与大型科技平台之间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企业可以利用技术的发展快速创新，而监管机构则难以跟上技术创新的节奏。“科技公司比监管机构拥有更多的行业资源和知识技能。”研究公司Futurum Research分析师丹尼尔·纽曼（Daniel Newman）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美国企业面对监管，已经走出了一条依靠科技发展核心生产力来赚取利润的路径，而不仅仅是挖掘隐私来赚钱。比如亚马逊它的AWS云服务，以及Facebook正在组建创新团队探索’元宇宙’的发展。”游云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星展银行中国投资策略师邓志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国科技巨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拥有不断创新的理念和能力，这将使得企业能够快速地实现商业模式的转变，始终能够找到盈利的增长点。”...

软件企业税收新政一旦落地，对互联网巨头影响最大。8月11日，财新网报道称，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考虑收紧“关键软件企业”的资格标准，对互联网公司享受的减税优惠提出更严格的要求。目前尚未有正式消息出台，但是阿里巴巴和腾讯都已经在最新的财报业绩发布会上相继预警。政策落地将对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产生影响，也为阿里、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的盈利前景带来阴影。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对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数据安全等一系列监管措施，引发外界和资本的高度关注。有互联网分析人士表示，一旦上述针对软件公司的税收新政落地，那么，这无疑将是继阿里巴巴反垄断、滴滴滥用信息被调查以及整顿在线教培机构之后，互联网监管领域的又一重磅事件。而且，通过税收来调整，对于互联网企业有路标性意义。腾讯、阿里预警税收优惠减少8月18日晚，腾讯2021年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腾讯方面回应了“税收优惠减少”这一敏感话题。腾讯CFO罗硕瀚在财报会上透露，公司2020年和今年上半年的有效税率都是11%。随着重点软件企业的税率细化越来越完善，总体退税水平将会一直下降，腾讯此前拥有四到五家符合重点软件企业资质的公司，去年数量已经减少了。另据《电商报》报道，阿里巴巴在公布2021年Q2业绩后的电话会议上，向投资者“预警”：公司部分业务将不再被视为重点软件企业，从而在未来不再享受10%的税收优惠政策。外界普遍认为，阿里电商等业务很难继续享受10%的优惠税率，但阿里云等高科技业务板块还是符合税收优惠标准的。根据现有税收政策，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被认定为软件企业就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即首个获利之年起，两年免征所得税，之后的连续三年减半征收；如果获得国家重点软件企业资格的企业，之后每年还能享受10%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腾讯、阿里、百度、小米等互联网巨头企业均在享受税收优惠之列。它们旗下的公司或者某些业务板块，或享受“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或被认证为重点软件企业，进而享受10%的优惠税率。十几年前，国家为了大力扶持互联网行业，企业只要推出自己的软件产品，很容易就能获得高新技术认证。通过认证后，企业不仅享受税收优惠，甚至还能拿到各种补贴，以至于深圳富士康的一个研究院，每年都可以从相关部门申请到1亿多元的研发经费。然而，该税收扶持政策执行多年，固然带来了互联网行业大繁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巨大争议。焦点之一是，获得认证的企业鱼龙混杂，很多打着高科技名号的企业，其技术实力并不强，在中美博弈中出现的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现象就是一个迹象。而民间声音早已进入了监管视野。4月，工信部与其他三个部门一起公布了软件企业的指导方针。据财新网报道，这些指导方针旨在甄别哪些企业才可以被列为新的“重点软件企业”，有几条“硬杠杠”：拥有“核心关键技术”、自主专利或知识产权，研发人员至少占总人数的25%，研发支出占总收入的7%（此前是6%）以上，与软件产品开发有关的收入占总收入的55%以上（此前是50%）。只有符合标准的软件企业才可以继续获得10%的优惠税率。很明显，一旦新的认定政策得到严格的执行，目前很多享受10%税收优惠的互联网企业，都将和优惠税率说“拜拜”了。互联网加税，巨头们会伤筋动骨吗？那么，10%的优惠税率终结之后，对互联网巨头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比如阿里巴巴。根据阿里巴巴财报，阿里旗下四个境内全资子公司中，阿里中国（从事批发业务）、淘宝、天猫，均在2017—2019年被认定为重点软件企业；阿里北京（从事技术、软件开发及相关服务业务），在2019年被认定为重点软件企业。四家目前都是10%的所得税率。2021财年（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的12个月），阿里巴巴营收7172.89亿元，同比增长约40%；净利润达到1432.84亿元，同比微增2%；纳税292.78亿元，同比增长42%。阿里子公司享受的免税期及税务优惠金额为206.75亿元。如果新政落地，这将近207亿元的税收优惠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税率从现有的10%恢复至25%的企业所得税率，阿里将增加百亿规模的纳税支出。即便是按照20%计算，如果保持2021财年的盈利水平，阿里巴巴每年也要多交100多亿元的税。据8月3日发布的阿里财报（即2021年第二季度），二季度营收2057.4亿元，经营利润为308.47亿元。将上述收入拆分为四个部分：电商和批发业务4736.83亿元、云计算601.2亿元、数字媒体及娱乐311.86亿元、创新业务及其他48.37亿元，收入占比分别为87%、8%、4%及1%。可见，对于电商和批发业务收入占比87%的阿里来说，新政的影响难怪要进行预警。尽管阿里目前还保持在季度盈利300多亿元的水平线上，依然很赚钱，但是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永清看来，阿里“没有近忧但是却有远虑”。他说，阿里严重依赖电商业务，其全球年度活跃用户数已达到11.8亿的高点，未来增长乏力，反映在财报上，阿里的收入增长已从2019年的50%+，进入了3和4打头的增长率区间，未来几年大概率会进入2和3打头的增长率区间。在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再叠加增税以及日渐趋严的互联网监管，巨人阿里巴巴前景堪忧。再比如腾讯。8月18日，腾讯召开了财报电话会。腾讯第二季度营收1382.59亿元，同比增长20%；净利润426亿元，同比增长29%。腾讯CFO罗硕瀚在会上透露，2020年和今年上半年，腾讯的有效税率约11%。腾讯目前享受的税收优惠包括：高新技术企业附属公司适用15%的优惠所得税率，具备国家重点软件资格的附属公司适用10%的优惠税率。此外，若干公司享有“两年免税及三年减半”等税收优惠，若干符合地方政府要求的公司适用15%的优惠税率。这些税率大幅低于25%的所得税法定税率。因为享受众多优惠税收政策，二季度，腾讯的所得税开支为37亿元，享有的补贴及退税额为22亿元。一个季度的税收优惠就达到22亿元，全年近百亿元。如果未来重新认定重点软件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税率从目前的11%上浮，腾讯每年需要多交的税款也在几十亿元之巨。如果达到20%，也是百亿元左右的支出。区别于阿里，腾讯面临强监管的业务还有游戏板块。此次财报会上，腾讯还公布了游戏业务营收为430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游戏营收占比为2.6%，占比看似不高，但是这一收入的绝对值却在10亿元以上。业界已经有要对腾讯游戏业务加税的建议出来。摩根士丹利分析师预测，如果腾讯的企业所得税率从10%上升到15%，腾讯每股收益将下降6%。花旗则预测，腾讯游戏业务税率有可能会飙升至25%，那么公司未来两年的盈利将分别下降8.9%及9.1%。再如小米。税收政策调整后，对小米的影响要小于腾讯，更小于阿里。小米集团于3月24日公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和全年业绩报告显示，2020年，公司收入达人民币245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人民币130亿元，适用于附属公司的优惠所得税率金额为69.01亿元。小米还有一个和阿里、腾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无论是小米手机还是未来的小米汽车，都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科技制造业。因而，在逐步“取消对软件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转而支持硬件科技的研发”的预期政策背景下，小米受到的影响会比阿里、腾讯小很多。税的事儿，也是共同富裕的事儿当然，即便互联网企业的税收优惠被取消，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的加税金额，对一年净赚1000多亿元的巨头们来说，仍在可承受范围内。而且市场预期，这一政策会细化，给予中小微互联网企业优待。也就是说政策的主要影响还在大而不能倒的互联网巨头们身上。问题的重点不在取消税收优惠本身。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天价反垄断罚单、信息安全整改、在线培训教育行业整肃，政策的出台，有着中长期的考虑，代表监管态度，反映出监管的思路、理念以及底层逻辑。互联网监管变革视角之一：纳税公平问题河南水灾发生后，很多人都盯着大企业和明星的捐款动态，有些人看到华为还没有捐款，就异口同声地在网上“催捐”。其实华为很早就捐了，只是没有晒出捐款截图。华为还是在水灾发生后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抢救和维护通讯设备的少数企业之一。这一事件经过网络发酵，带出公平与否的争论。华为捐款3000万元，不是最多的。但是有些人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华为2019年利润是627亿元，纳税却达到1010亿元，2020年华为营收、利润略高于2019年，因而纳税仍是超千亿元。而有些互联网巨头企业，年利润1000多亿元，缴税还不到300亿元。出现这样的局面，如果是因为互联网企业享受重点软件企业的税收优惠，而硬件制造企业的代表——华为享受不到这样的税收优惠，那么这就存在一个效率与公平的问题。难道能这样简单地说，阿里是有核心技术的，华为没有？毕竟互联网企业有很多，硬件制造企业也有很多，涉及的企业成千上万，这已经不是三两个企业的问题了。互联网监管变革视角之二：收入分配。年轻人热衷于去互联网大厂，有些激励灵活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底薪、奖金、加班费加在一起年薪达到三五百万元，这还不算股票期权。还记得蚂蚁集团准备上市时，众多中高层在蚂蚁总部杭州之江预订千万房产，创下了热销楼盘2天狂卖1.5亿元，二手房暴涨100万的纪录，随着蚂蚁上市被暂缓，一切又被打回原形。互联网新贵字节跳动，其员工手中持有公司股票期权的不在少数，今年春季字节跳动被传出即将上市的消息，很多人弹冠相庆。因为以字节跳动当时三四千亿美金的市场估值，上市将造就很大一批百万、千万、亿万富翁。而另一方面，去年以来，“我国有接近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这一话题持续引发关注和热议。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互联网监管变革视角之三：扶持中小企业。为低收入群体增收靠什么？靠就业。就业靠什么？靠广大中小企业。7月27日上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明确了中小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保就业的主力军。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保住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才是我国经济韧性最重要的保障。这几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下行区间，叠加疫情影响，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都挣扎在生死存亡的边缘。这和互联网大厂的财大气粗，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上述三个视角，归为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去平衡效率与公平。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共同富裕。在重视效率的同时，公平被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过去二十年，互联网企业一直被监管所爱护，这带来了经济效率，也带来行业的繁荣。但是互联网企业也占用了大量的经济资源，成了最大受益者，赚得盆满钵满。而未来，该回归到公平了。最近，腾讯宣布继续投入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结合自身的数字和科技能力，在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为“三次分配”持续助力。短短4个月，腾讯已投入1000亿元资金。外界评价，腾讯觉悟太高了，为互联网企业带了一个好头。腾讯已经看到了未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中国的互联网监管也步入了一个全新阶段。经过过去二十年的茁壮成长和狂飙突进发展，中国互联网企业已经迎来属于他们的成人礼。而“成人不自在”，互联网大厂们需要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

原标题：深夜突发！蚂蚁集团回应落马官员入股传言！没想到，周末的一场官场地震，又把蚂蚁集团推到风口浪尖。蚂蚁集团辟谣：网传相关人员入股蚂蚁集团为谣言22日深夜，蚂蚁集团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声明称，对于网传相关人员“入股蚂蚁集团”的不实消息，蚂蚁集团辟谣称，蚂蚁集团在此前IPO发行过程中，严格遵守两地法律法规，过程公开透明，不存在谣言中提及的相关人员入股情况，更不存在突击入股及退款相关情况。蚂蚁集团也从未与谣言中提及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展开任何形式的业务合作。21日晚间，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周末，有自媒体发文称，2020年11月，浙江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上市计划被紧急叫停。在IPO之前，其家族耗资抢先购买股份。不过目前该文已自行删除。...

一个大资管时代已然觉醒，“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正在通过一个个现实的残酷案例教育着各个参与方。招行代销的大业信托产品违约，或许成为真正压垮“刚性兑付”信仰的最后一根稻草。近期沸沸扬扬的招商银行代销大业信托产品逾期一事，打开了众多信托从业人员的话匣子，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多位信托公司高管、中层管理人士、一线财富营销人员，以及行业研究员和律师。这些业内人士在或长或短的言谈间，弥漫着一个靠“信仰”充值的时代的真正逝去。虽说“买者自负”，但在以往，城投信仰、国企信仰、央企信仰…… 投资人“对赌”金融机构爱惜羽毛，为了声誉风险会对违约产品兜底。而今，一个大资管时代已然觉醒，“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正在通过一个个现实的残酷案例教育着各个参与方。“为什么一出事大家都要关注谁应该出来刚兑呢？”一位从业人员如是说道，从长远来看，刚性兑付会损害多方利益，反而现在有人为此买单后，大家就清醒了，不会那么盲目去信仰什么东西。“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已经被教育过来了，但是在非标这块的观念还是没转变过来。”另有业内人士表示。8月20日晚，银保监会发布消息，今年以来，高风险机构处置有序推进，高风险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23万亿元。银保监会并称，引导信托公司转型发展。研究非银机构量化监管要求。业内心态已变：兜不起了8月16日，招商银行、大业信托分别回应了一笔5亿元的信托产品违约。招行代销产品大业信托－君睿15号（九通基业）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原计划到期日为14日，增信措施包括华夏幸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等。大业信托发布公告表示该产品未收到融资方应支付的回购价款，保证人亦未履行保证责任。招行代销大业信托产品违约，并非是业内第一单信托违约，但却可能是非标违约中影响最大的一单。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在信托代销关系中，商业银行往往处于强势一方，在资管新规发布之前，往往会要求作为管理人的信托公司“自主判断”“自己处理”。梳理信托非标违约案例，很早便有类似银行代销非标产品违约的情况发生。据媒体报道，早在2014年初，由工商银行代销的一笔矿产类非标信托发生兑付危机，受托人为中诚信托，由于在产品存续期，融资方已破产，资不抵债，双方就赔付责任划分问题引发舆论关注。最终，在距离产品到期日只有四天的时候，中诚信托获得注资，宣布向投资者兑付本金，但第三年剩余部分利息不予兑付。同期，亦有建设银行代销的吉林信托的矿产类信托违约，吉林信托未向投资者兜底。其间，有十余位投资者选择将吉林信托及代销银行告上法院要求赔偿本息，主张吉林信托“卖者未尽责”，但法院判定投资人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上述问题，最终却以败诉告终，所涉信托财产只能按融资人破产重整方案进行清算。一路走来，信托公司依旧在“刚兑”与否之间摇摆。“以前说打破‘刚兑’，一个单独事件出来，可能还觉得怪怪的，不如维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现在已经宣传了这么多年，确实又是大面积的在违约，那就走法律途径，做错事的一方要付出代价。”某信托公司高管认为，项目一出问题首先就拿资金兜底的，需要考虑，受托人凭什么支付？兜底的钱从哪来？这就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信托拿什么去“刚兑”？这也是整个资管行业需要思考的问题。一位资管行业资深人士向记者分析称，理财分为表内、表外理财，表内理财是承诺保本、刚性兑付的，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的是表外资管业务。表外业务按照监管的要求，充分披露风险，资管机构不可能有足额资本去覆盖管理资产规模。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已超过20万亿元。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末，信托业受托管理的资产规模为20.64万亿元，但其固有资产仅8353.54亿元，且货币类资产占比只有5.17%，所有者权益总额为6925.22亿元。用益信托研究员帅国让认为，投资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资管新规”和“九民纪要”之下，打破刚兑将成为常态化，如今很多案例都说明了这点。“以往金融机构往往基于市场声誉、业绩等方面考虑，存在刚兑情形，发生逾期时也会用例如垫资、加杠杆、与合作方协商、借新还旧等各种潜藏‘风险’的不规范的方法先行应对，罔顾系统性风险累积。”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初说到。其指出，如今，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实，金融机构对非标信托逾期时的处理方式逐步转变为通过规范经营过程、管理行为，切实履行管理人职责，发生逾期时代投资者去行使处置抵押物、要求担保人偿还等债权人权利、争取债权人利益。“还是要以法律的角度来看，各方有没有在合同法或者信托法这个框架内履行各自的职责，如果是责任没有尽到位，投资者可以主张赔偿，而不是说要‘刚兑’。”上述负责人指出，信托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责任是有限的，赔偿也只能以自身资本为限去赔。代销与受托：谁的违约责任提到责任划分，这亦是招行代销事件中热议的话题之一。帅国让指出，“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尽责”及管理人按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原则切实履行了受托管理职责。如果有证据证明相关机构没有尽职履责，则代销机构和管理人均有可能承担对投资者的赔偿责任。对于信托“通道”问题，业内有互相对立的看法。“不管这个信托项目是不是通道，信托公司的受托责任是必然存在的，况且通道也是监管不允许的。”上述业内人士认为，归根到底还是信托公司的内部管理和风控的问题。上述信托公司高管则提到，很多情况下，信托公司在书面合同、名义上是主动管理，但按照“行规”实质上是通道项目。如何判断信托项目是否为“通道”。有业内人士向记者提供一项经验数据：信托业内普遍给银行的代销费在0.2%左右，如果过高可能便有问题，比如上面提到的，可能是在做“通道”。据记者了解，随着信托风险事件频发，多家信托公司法律合规部门对项目把关也越来越严。一位信托公司业内人士表示，资管新规发布后，信托公司不能“刚性兑付”，但是受托责任还是有的。若银行代销信托产品出了风险，应当如何判定责任？“银行在法律上只是代销角色，不承担项目的管理责任。信托公司是受托人，且承担主动管理责任，是最终解决项目风险的直接责任主体。”某信托公司战略研究部总经理解释称。但他继续表示，但现实中，代销信托违约后，很多投资人会找银行。一是客户信赖银行或其客户经理，个别客户经理可能存在未充分揭示风险或告知项目信息的情形；二是银行代销信托产品，往往也要在银行内部“过会”，也就意味着银行其实是掌握了项目信息并且对风险有所判断的。其认为，更进一步，信托公司依赖银行代销渠道。银行可以向信托公司施加更大影响力，督促信托公司更加有效地解决风险问题。对于招行代销大业信托产品违约的后续处置，招行公告称，截至本公告日期，大业信托仍未收到融资方应支付的款项，保证人亦未履行保证责任。大业信托依据该信托计划受益人的投票表决结果，已经代表该信托计划受益人加入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债委会。招行称，依据债委会规程，各债权人的债务化解方案，需等待债委会确定的统一债务化解方案公布后方能得知。目前债委会尚未公布债务化解方案。本公司将从维护本公司客户利益角度出发，督促主动管理方大业信托妥善解决信托利益的分配问题。信托风控：如何防范“带病上会”“关键是信托的风控机制，究竟有没有落实。”一位资管业内人士直言。他举例称，近期所经历的几单爆雷项目，很多是“带病上会”，按照风控标准投委会很难通过，但被人为因素干扰。“出问题的信托项目很多都是第一次没过，后面又‘公关’、上下使劲‘奇迹般’又通过了很多这种的，这是很多爆雷信托的共性。”多位业内人士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破刚兑”要点，是要严格认定投资者门槛，落实投资风险信息披露。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不要为了指标任务而盲目上马和推荐项目，告别野蛮生长。“破刚兑，要求信托公司提升专业能力。如果（投资人）一闹，舆论一爆发，就‘刚兑’。长远来看，是在扼杀整个行业。”一位其公司有过非标项目逾期经历的高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感叹道。他举例称，若信托产品项目出现风险，高净值客户本身往往非常清楚产品风险属性和自己的权利，一旦项目逾期，对方也不吵不闹，就是发律师函过来，等着打官司；有的投资者购买信托产品的起投金额都是多人“拼单”的，一出事就各种闹，说自己也不知道有风险。一位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中心负责人认为，作为自然人投资者来讲，应该对国家进行强监管的行业抱有警惕心理，同时不要过度信任陪伴自己的理财经理和受托人及融资方的品牌背书，要仔细地去跟理财经理询问，所买产品的资金投向到底是什么，风险保障是什么。“对于抵押物或者底层资产不太清楚的，如果理财经理比较含糊，那我建议还是不要盯着那点高收益，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些项目就不该卖出去。”上述业内人士指出，“如果金融机构在销售资管产品时，严格进行风险揭示，很多融资方本不该拿到这笔钱，卖不出去的项目肯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不办抵押，这笔钱拿去干什么了。”“如果金融机构都注重短期利益，而忽略了一些长期的根本的利益，那么现在赚的钱以后肯定是赔回去的。”有资管机构人士认为，现在很考验金融机构对于监管政策的理解能力，还有对于整个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及理解能力。“什么地方有风险，什么贷款是过剩的，什么地方真的缺钱，对应的就是一个风险能否把握的问题。”还需要关注的是，对于非标项目来说，投资者与信托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关系几乎是天然的。“开展非标债权（非标融资）业务的资管机构很难摆脱兑付责任。”前述战略研究部总经理则认为，资管机构要解决刚性兑付问题，重点在于发展投资类业务，不能打着“打破刚兑”旗号，逃避受托责任、为抢市场风控形同虚设、不积极主动解决风险问题反而想方设法掩盖风险。信息的不对称性也就造成了逾期发生后，投资者的举证不能。对此，陈初建议，投资者可以充分行使投资者知情权，要求信托公司履行报告义务，让信托公司“自证清白”。他进一步指出，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卖者自负”的时代，投资者在投资时就要有充分的风险防范意识，主动积极记录、收集投资过程及可能影响投资决策的相关文件，对投资协议充分了解，提高对投资行业的了解程度、对金融风险类型的辨识能力，而绝不是“一投了之”。...

中央科研经费改革进一步深化，主要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权，并大幅提高激励力度，减少事务性工作，以更好激励创新。“近日《若干意见》向社会公开发布后，社会各界特别是科技界反响强烈，普遍认为经过此次改革，科研人员的经费使用自主权更大了，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的激励力度更强了、繁文缛节更少了，科研人员干事创业的环境更好了、劲头更足了。”8月1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时说。科研工作规律，让经费管理不能简单套用行政预算和工程预算的方法。继续给科研人员“松绑”，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是此次改革一大亮点。这体现在《若干意见》扩大预算编制自主权、扩大预算调剂自主权、扩大经费包干制范围和扩大结余资金留用自主权。欧文汉表示，预算科目从9个以上精简为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3个。也就是说，以后科研人员申报项目预算时，不用再编制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等科目预算。除设备费外的其他费用调剂权，全部由项目承担单位下放给项目负责人。“买酱油的钱可以用来打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不少科研人员更加关注此次改革后，增加物质激励方面内容。目前，科研项目资金用于“人”方面的支出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劳务费”，用于没有工资性收入的项目聘用研究人员等，没有比例限制。另一项是“绩效支出”，用于对科研人员的激励，由单位在间接费用中统筹安排。但间接费设有比例限制，这一限制有时会导致“有钱不可以发”的情形。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欧文汉表示，这次改革在经费来源方面，做到“有钱可以发”。而首要举措就是提高间接费用比例。他介绍，500万元以下的部分，间接费用比例从不超过20%提高到30%，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从不超过15%提高到25%，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从不超过13%提高到20%；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进一步提高到不超过60%。项目承担单位可将间接费用全部用于绩效支出，并向创新绩效突出的团队和个人倾斜。欧文汉表示，《若干意见》扩大了劳务费开支范围，将项目聘用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纳入劳务费科目列支，也就是说，科研项目聘用人员的“五险一金”均可以从科研经费中列支。这就实现了“有钱应该发”。《若干意见》还在绩效工资总量管理方面做出改革，防止“有钱发不出”。“我们初步匡算，通过上述激励措施，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人’的费用可达50%以上，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欧文汉说。除了放权给钱外，此次改革还完善科研项目经费拨付机制，加快经费拨付进度。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全面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改进财务报销管理方式等。与此同时还改进科研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提高资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了尽快落实《若干意见》，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欧文汉表示下一步会及时清理修改相关规定，加大政策宣传培训力度，并强化政策落实督促指导。如何保障科研经费改革新旧政策无缝衔接？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司长黄家玉在上述会上介绍将区分三种情况。他介绍，在《若干意见》发布时，科研项目执行期已结束、进入结题验收环节的项目，对这一类项目按照原政策执行，不作调整。《若干意见》发布时，仍然处在执行期内的科研项目，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考虑本单位实际情况，并与科研人员充分协商后，确定是否执行新规定。《若干意见》发布后，新立项的科研项目按照新规定执行。...

城投也不香了！据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8家城投债发行主体评级下调，与此同时评级上调的城投则大幅减少。被下调主体评级的城投，主要是因为债券违约、行业景气度下滑、经营能力减弱、盈利水平下降、债务压力增大等五方面的因素。从目前来看，短期内城投债到期兑付压力依然较大，叠加偏紧融资政策，弱资质区域的尾部城投边际风险有所加大。8家城投债发行主体评级下调近日，中证鹏元发布公告，将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黔南州投资）评级展望下调为负面。黔南州投资是贵州的一家城投平台，目前中证鹏元、联合资信等评级公司已将黔南州投资评级展望调为负面。调整原因主要在于：一是黔南州投资目前存在多笔未决诉讼且涉及金额较大；二是部分对外担保对象存在非标违约，同时多家被担保对象被列为被执行人和失信被执行人，且合计执行标的规模较大，黔南州投资面临较大的或有负债风险；三是黔南州投资有多家子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且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风险；子公司借款存在欠息和未结清关注类贷款。从黔南州投资4月披露的2020年财务报告看，情况也不乐观。公司利润过度依赖财政补贴，2020年利润总额有97.33%来自财政补贴，同比上涨54.31个百分点；同时现金流情况恶化，2020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同比大幅下降42.66%，经营性现金流比2018年减少71.25%。其投资资产质量也雪上加霜，截至2020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及其他应收款余额合计占总资产比例为33.86%；累计担保余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34.92%，都成为业绩暗礁。城投信仰开始破灭？根据中泰证券周岳团队统计，今年1月至7月份共有26家城投债发行主体评级下调或展望调整，其中，18家城投债发行主体展望调整，8家城投债发行主体评级下调。下调主体主要涉及基建和土地开发业务。贵州省评级下调的企业较多，涉及16家发行人，其次为山东和重庆。评级下调的主要因素集中在五个个方面，一是债券违约、债务逾期；二是行业因素，如行业景气度下行、区域经济、信用环境恶化；三是经营能力因素，如应收转款、预付款回收风险、内部治理不善等；四是盈利能力因素，如资产、业务缩减，营收下降、盈利空间下降等；五是偿债能力因素，如债务压力增加、或有负债风险、资产流动性较弱等。在18家企业的评级报告中，偿债压力较大、资产以存货和应收账款为主导致流动性较弱和公司对外担保过多存在风险分别出现了18次、15次和15次。应收账款回收风险、借款逾期也是重要原因，分别出现13次和12次。城投债净融资规模减少城投公司评级被频繁下调的同时，城投债净融资规模也在大幅减少。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今年城投债发行总量3.34万亿元，同比上涨23.14%，但净融资规模同比下滑12.67%，投资人对于城投的态度趋于谨慎。尾部城投的压力逐步显现。财信证券分析师黄红卫表示，银监会“15号文”对城投平台的融资进行了更加细化的规定，堵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新增的口子，主旨在于推动地方隐性债务化解，打消财政兜底幻觉，使城投信仰进一步弱化。同时，考虑到城投平台公益性的身份、全国一盘棋的特点、缩小地方贫富差距的功能，决定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城投平台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也决定了城投平台的信用资质相对具有天然优势。但“15号文”的影响也是结构性的，对过于依靠短期债务、融资行为不规范、传统城投业务占比低、市场化业务占比高、金融腾挪空间窄的城投平台影响更大，城投平台的信用资质会进一步分化。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城投债仍将是值得关注的良好投资标的，出现大面积信用风险暴露的风险很低，即使出现风险也是局部性的、渐进的。具体到操作层面上，重点关注城投高有息负债率、高待偿规模、非标及债券融资占比高、短期债务占比高、金融腾挪空间窄的尾部城投的再融资压力和信用风险。华创证券分析师周冠南也给出关注尾部城投风险的提示。周冠南认为，目前安全属性相对较为突出的省份为浙江、广东和福建，其次是江西、山西和河北。收益性方面，今年以来各省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化明显加剧。贵州、东北三省、云南、青海、天津整体利差最高，且整体仍在走阔，目前基本处于历史分位数较高点。而利差较低的发达省份，如江浙沪、广东、北京、福建等，今年以来利差整体呈进一步压缩态势，处于10%以下的历史分位数水平。整体看，短期内城投债到期兑付压力较大，叠加偏紧融资政策，弱资质区域的尾部城投边际风险有所加大。在城投债配置方面，建议谨慎择券，首先考虑是否兑付，再考虑合意的价格。在研判标的违约风险时除了基于城投公司基本面及外部环境外，还应结合历史隐含评级的变化和中债估值的波动情况综合分析。对于风险偏好极低的机构，可在安全属性较为突出的广东、福建和浙江进行择券。对于有一定风险容忍度且对收益有一定诉求的机构，可在江西、河北和苏北进行选择，或可在浙闽粤进行有选择的下沉。而有高收益账户的机构，云南、天津和东三省等区域可进行重点关注。...

2021年师范专业火出了圈。据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报道，在一些省份，部属师范院校的专业组投档线飙升，有的大学录取线已经接近北大、清华，非部属师范院校也水涨船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意师范类专业。根据中国教育科学院的数据，2018年高考成绩在本省份前30%的考生，选择师范类专业的比例为18.3%，2019年这一数字提高到了33.4%，这意味着每3名“学霸”中就有一人立志投身于“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录取分数线是反映专业景气度、就业前景的温度计，师范专业受追捧有现实原因。近些年，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显著提高，教师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受到年轻人认可，成了人们眼中有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的工作。师范专业受追捧，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随着中央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全社会进一步树立了尊重教师、重视教育的导向。此外，教师群体形象的积极变化，也是很有说服力的“招生广告”。过去，一提起教师，人们脑中浮现出的是“粉笔灰染两鬓霜”“蜡炬成灰泪始干”等诗句；而如今，音乐老师上了综艺节目，班主任来到诗词大会，体育老师自编课间操火到了抖音，科学老师自制“水火箭”与同学们一同“发射”，大山里的年轻教师带着孩子们快乐地踢足球……教师群体敬业依旧，而阳光、多彩的形象也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斜杠教师”“宝藏教师”的出现，也让这个职业更有魅力、更令年轻人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高素质人才，造就可堪重任的高素质人才，先得有一大批高素质教师，我们乐见更多优秀学生选择师范专业。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个人选择日益多元，社会越来越开放包容的今天，专业的选择并不能“定终身”，跨学科、终身式学习更为重要。希望广大师范生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所需、人民所盼的事业之中，扎实锻炼本领，成长为栋梁之材。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8月1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监竞争局下发文件，将于8月20日召开白酒市场秩序监管座谈会，据酒业家了解，座谈会对象涵盖了酒企代表、酒类行业协会和资本机构代表。某投资机构人士向酒业家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该公司已收到相关会议通知。有消息人士表示，此次可能会提及大量热钱涌入茅台镇这一现象。对此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监竞争局突然紧急召开座谈会，不少行业人士表达忧虑，认为这是白酒行业的强政策周期再度显现的信号。酒业家还注意到，在2020年12月2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就曾发布关于加强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并对各大知名白酒品牌价格大幅上涨问题进行重点关注。有业界人士由此也回忆起2011年和2018年两次让白酒产业集记忆深刻的白酒价格座谈会。此前两次价格座谈会，其共同背景为白酒企业涨价，并对行业造成不小的影响。而白酒主要产品的价格在2012年到达顶点，随后由于限制“三公”消费禁令，白酒行业的“黄金十年”戛然而止，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深度调整期，尤其高端白酒影响最为深重。2018年，国家发改委价监局召集行业头部企业召开白酒行业价格法规政策提醒告诫会，让年关之际蠢蠢欲动的涨价潮推后数月，但并未影响到白酒行业的整体发展。而在此次座谈会召开之际，有接受酒业家采访的行业及产业研究人士指出，当下宏观经济走势并未改变，如果没有出现类似于2011-2012年间的塑化剂事件或出台类似限制“三公”消费等政策，那当前的白酒行业就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不过有资方代表向酒业家表示，此次白酒市场秩序监管座谈会对白酒在资本市场的影响或更为严重，导致短期内白酒股在资本市场价值有所下滑，此外大量资本涌入酱酒领域的现象或将大幅降温。据酒业家了解，近期有知名投资机构出于对白酒行业将出台相关政策的担忧，已暂缓一项洽谈较为深入的白酒企业股权投资。"正本清源，短期影响，长期利好。”华创证券研究所所长董广阳很支持并期待此次座谈会的召开。董广阳指出，目前是座谈调研还不是政策，是征集看法，主要针对的应是资本围猎酱酒，已及茅台价高涨如何控制的问题。由此，董广阳认为，当下要打压的不是白酒，而是投机资本，是针对二级市场并购白酒以及借酱酒题材炒作的资本，以及一级市场追逐白酒尤其酱酒的资本。“浮躁了要训一训，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董广阳分析，资本无序炒作和投资肯定是要退潮的，客观上会短期引起一些回落，但是这对白酒健康发展是好事。他表示，“我们之前不就是担忧行业被炒作过度沉渣泛起吗？对现有的名优酒公司长期也是好事，因此此举可将新进入搅局者挡在门外了，把一批投机分子清出去了。”此次会议对于行业具体将产生何种影响，还要看会后会不会有实质性的政策文件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