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督导问责办法》今起实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出台的教育督导问责文件。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有关情况。十次督导，不如一次问责。长期以来，教育督导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问责跟不上。让督导“长牙齿”真正落地，必须制定专门的问责办法。今起实施的《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有三大创新点：第一，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出台的教育督导问责文件，督导权威性、有效性从制度上真正确立起来。第二，对约谈整改、资源调整、组织处理等作出规定，有利于实现教育督导与教育执法、纪检监察的联动。第三，明确了督导问责的对象、内容、方式和程序，实现督导问责的规范化。《办法》着重从4个方面对教育督导问责作出了系统制度设计。第一个方面：“问谁的责”，明确了问责对象。主要包括3类对象：一是地方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二是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三是有关工作人员。《办法》明确，以上3类对象，如存在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教育职责的问题，按规定进行问责。第二个方面：“谁来问责”，明确了问责主体。《办法》明确，各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负责本地区教育督导问责工作，依法追究存在违规行为的单位、个人的责任。明确各级教育督导委员会分别负责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其他教育机构进行问责，一级管一级，避免超权限问责。同时，整合教育监管力量，建立教育督导与教育行政审批、处罚、执法的联动机制，有关部门依法落实问责职责。第三个方面：“问什么责”，明确了问责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六类情形：一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国务院教育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二是履行教育职责不到位。三是教育攻坚任务完成严重滞后。四是办学行为不规范。五是教育教学质量下降。六是安全问题较多或拒不接受教育督导。《办法》明确，被督导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指导督促被督导单位落实整改意见，整改不力要负连带责任。第四个方面：“怎么问责”，明确了问责方式。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针对被督导单位，主要采取公开批评、约谈、督导通报、资源调整、行政处罚等问责方式。第二种情况，针对责任人，主要采取责令检查、约谈、通报批评、组织处理、处分、移交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等问责方式。针对民办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责任人，还可采取依法罚没违法所得、从业禁止、纳入诚信记录等问责方式。同时列出了从重问责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一）隐瞒事实真相，阻挠、干扰或不配合教育督导工作。（二）对举报人、控告人、检举人和督学、教育督导机构工作人员威胁恐吓、打击报复。（三）被问责后，仍不纠正错误或不落实整改任务。（四）一年内被教育督导问责两次及以上。（五）其他依规、依纪、依法应当从重处理的情形。超标超前培训 超期收费等将被问责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日前印发《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明确被督导的各级各类学校、其他教育机构及其相关责任人，如存在以下等情形，应当予以问责。违反有关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在招生入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课程开设和教材使用等工作中存在办学行为不规范或出现严重违规；未按要求加强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管理，存在超标超前培训、虚假宣传、超期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侵害师生合法权益，出现教师师德严重失范、学生欺凌等危害学生身心健康情况或重大负面舆情。全国共有各级督学14.7万名 教育部：国家督学要保证时间精力投入 不挂虚名据介绍，通过创新督学队伍聘用和管理模式，通过分类选聘的方式，我国组建了多层次的国家督学队伍体系。包括总督学顾问20人、国家督学顾问82人、国家督学200人、国家特约教育督导员300人。目前，全国共有各级督学14.7万名。为充分发挥国家督学作用，专门制定了岗位职责，建立了实绩考核和退出机制，要求新一届国家督学积极履职，保证时间精力投入，不挂虚名。...

近年来，围绕明星打榜、作品冲销量排行等，衍生出粉丝非法集资刷榜、冲销量等多种乱象不断。8月31日，选秀出道的歌手蔡徐坤的工作室就专辑预售争议问题发致歉信表示，未尽到提前以显著方式提醒告知全部歌曲上线时间的义务，对此向消费者道歉。此前，4月13日，蔡徐坤发行专辑《迷》，上线后不到两小时销售额便超5000万创造纪录，然而至8月29日，该专辑的11首歌中只发布了5首，销售额超8400万的“期货专辑”却没有任何发歌规划，“贷款卖歌”背后的粉丝流量逻辑，不禁让人怀疑其中有多少是为音乐买单。近年来，围绕明星打榜、作品冲销量排行等，衍生出粉丝非法集资刷榜、冲销量等多种乱象不断。而随着8月27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等内容，近两日多平台纷纷响应。目前，微博超话三个分类榜单、抖音相关明星榜单已下线，腾讯、豆瓣等发布公告，对整治“饭圈乱象”展开专项行动。“天下苦榜单数据久矣，追星本来是件快乐的事，但数据这样强迫性的KPI任务让追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一位粉龄13年之久的资深粉丝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达了对取消榜单等乱象治理的强烈支持，“让追星回归到原本的意图吧。”此次微博下线的势力榜曾让粉丝“氪金”无数。视觉中国百万“搬家”费近些年来，微博逐渐成为以明星为核心的粉丝圈层聚集地，粉丝们为偶像打榜刷数据，提高商业价值。而微博依靠粉丝为平台带来的流量，甚至会专门设置榜单引导粉丝互动，试图从各个方面充分挖掘粉丝的经济价值。此次微博下线的势力榜就曾是粉丝的“氪金”大户，仅仅是为了在不同榜单之间的晋升，粉丝甚至一度“氪金”千万。“搬家”，这一来自日常的词语，在粉圈有了特殊的含义，指的是把艺人的名字从微博明星三个势力榜单中的晋升，例如从新星榜搬到内地榜。而如此大费周章意义何在？甚至不惜花费上千万能换来什么？一位明星后援会会长小直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就只是虚拟的数据，我并不觉得这两个榜单之间能代表什么，但这是面子问题。尤其是当多家竞争时，搬家无疑是一场漫长的计算、组织、动员的战事。”此前，微博明星有三个势力榜单，练习生榜、新星榜和明星榜。一般而言，选秀出来的艺人是在新星榜上，比赛结束后，粉丝就会筹划把自家偶像从这个榜搬到内地明星榜上。榜单的排名由阅读量、互动值、社会影响力和爱慕值等4个指标共同决定。其中，爱慕值由粉丝向偶像送花完成，此前，微博年费会员每月免费获得5朵花，普通会员3朵。这还是微博被约谈后自2019年9月起实行的新规，在此之前鲜花明码标价，2元/朵。而粉丝真金白银的爱，也吸引了品牌来分一杯羹。品牌会以捆绑一定任务的销售额“送花”的形式促进粉丝消费。在2018年7月，林彦俊和黄明昊的“搬家战事”，化妆品品牌伊利莎白雅顿（以下简称雅顿）就曾推出199-559元的3款商品，许下了销量过1万送9999朵花的承诺。“100万元的销售额换金主（雅顿）近4万元的花，我不觉得亏，给了销量，粉丝跟品牌之间有互动，粉丝还能用到面霜，双赢。”林彦俊粉丝“有点无聊”表示，雅顿最后送了两次9999朵花，一共花费9999×2×2=39996元，而粉丝消费即便以最便宜的199元的单品计算，花费也是199×10000×2=398万元，两次过1万销量，销售额就是398万。粉丝的购买量，即便以1/4计算，也达到了100万元的花费，也就是5000瓶。“这点量粉丝还是买得起的。”全月合计，林俊彦的爱慕值为630万，黄明昊则为646万。据官方后援会披露，这次搬家总支出达到314万。但小直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后援会并不会把所有的开销公开。“300万就不要拿出来说了，集资百万搬家闹不出这么大动静。”她进一步解释道，“搬家在准备时，就要考虑到自家和对家的情况来选择时机，争取一击即中，因为每月的数据是要重新统计，失败了，粉丝的钱就会打水漂。这次双方的投入之大甚至一举改变了微博的规则，本来是一个月一个名额，改成了三个，当月两个人都搬家成功了。粉丝付出这么多，搬家不成功不仅仅是会脱粉的问题，还可能会有爆发群体性事件。”“有点无聊”也表示，“两家花费都不少，最后的数字真的惊到我了，我是真的心疼，就5家（林彦俊粉丝）花出去的够给小林（林彦俊）在他喜欢的杭州买房子了。”不仅仅是粉丝内卷，明星也被迫着亲自下场，从《青春有你2》《创造营2020》出道的赵小棠、曾可妮、谢可寅、赵粤，就在“搬家”月疯狂发了数千条微博和自评，曾可妮其中一条自评就说“我现在看到手机都想呕”。“搬家就是面子问题，一个团里，别人都搬了，那你搬不搬？”小直说明道，“以前内娱不是这样的，大概是在2016年开始，来自日韩的流量法则席卷而来，从偶像圈卷到了整个娱乐圈。”她表示，现在专门负责数据的数据组基本上成为了和后援会的平级组织，甚至更强势，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内卷的逻辑，数据将粉丝架上高墙，偶像和粉丝都很累，被数据要求推着往前走，躺赢的只有平台。作为圈内人，也是苦数据内卷久矣。微博何去何从与此同时，粉丝群体与微博形成共生关系的同时，饭圈与资本在裹挟中滋生的乱象也远不止“搬家打榜”。今年5月份，选秀“倒奶”事件引发社会声讨，北京广电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管理工作的通知》，严禁“花钱买投票”以及刻意引导、鼓励网民采取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为选手投票；6月份，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但作为粉丝用户群体留在微博的重要原因之一，饭圈的存在也离不开微博的暗中引导，当“乱象”被根治，当改革势在必行，原本的热搜生意难以为继，对于日活月活用户规模，用户留存使用时长等一系列与广告直接相关的指标都会产生影响，加之明星博主数据造假、僵尸粉等乱象，其单一的广告变现业务也不容乐观。根据财报，微博2021年第二季度广告和营销营收为5.023亿美元，同比增长47%，剔除自阿里巴巴的广告收入后为4.624亿美元，同比增长52%，主要得益于广告需求的全方位走强和销售团队强有效的执行力。另外，微博2021年第二季度增值服务营收为7210万美元，较上年同期的4680万美元增长54%，这主要得益于公司收购并于2020年11月并表的互动娱乐公司的营收贡献，以及来自线上游戏服务的营收增加。而受新冠疫情对整体广告需求端尤其是对2020年上半年需求端的消极影响，2020年全年新微博广告和营销营收14.9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3%。增值服务营收为2.038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14%，主要原因是直播业务的营收下降。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前三个季度中，增长趋势的会员业务营收部分抵消该因素的影响。短视频掀起的的新一轮流量争夺中，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凭借自身流量大、用户留存时间较长，分流了大部分广告主的预算。在广告市场基本盘一定的情况下，竞争越发激烈，对于微博这样主要依赖广告营收且流量并不能算优质的平台来说，其商业化能力将受到一定的阻碍。音乐难逃流量怪圈网信办发布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问题治理通知后，音乐行业也迅速开始了“自省改正”。8月28日，QQ音乐随即取消了人气榜、音乐巅峰榜、扑通排名等涉明星艺人排行的非作品类排名，平台上的新歌、专辑等音乐作品被限制重复购买；隔天网易云音乐在官方微博公告，将下线所有明星艺人榜单，保留音乐作品相关排行，对所有付费数字专辑及单曲进行限购。为音乐买单、为作品买单成为未来必然趋势的同时，随着当下粉丝经济注入的水被拧出来，国内音乐市场难逃脚步踉跄。8月17日，腾讯音乐（TME）发布了2021年第二季度财报，总营收80.1亿元，同比增长15.5%，收入的增长主要由在线音乐订阅付费以及广告收入的高景气增长驱动。其中社交娱乐服务及其他的收入为50.58亿元，同比增长7.4%，月活用户2.09亿人，同比下降13.3%，付费用户同比下降12.7%，每月ARPPU为153.3元，同比增加23%。在短视频冲击与用户规模见顶的外患内忧之下，作为主力业务的社交娱乐增长乏力，相比之下在线音乐则要表现好得多。据财报，在线音乐服务的收入为29.5亿元，同比增长32.8%，月活用户6.23亿人，同比下降4.3%，付费用户达到6620万，同比增加40.6%，每月ARPPU为9元，同比下降3.2%。而在线音乐服务中，包含绿钻会员、付费音乐包、数字专辑等业务的音乐订阅收入为人民币17.9亿元，同比增长36.3%，而此次数字专辑开启限购，势必给音乐订阅收入带来下行影响，但也有观点认为流量歌手的专辑销量应该会有所下降，但是未必会大幅度下降。2018年，蔡徐坤一条微博转发量过亿，把“流量怪圈”推向大众视野，粉丝可以通过付费使用“星援APP”来刷流量：无需登录新浪微博客户端即可转发微博及自动批量转发微博。后开发者因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一审获刑五年，但“星援APP”的倒下并没有结束流量黑市的疯狂。即便是2019年的微博更改规则，将刷榜用的“鲜花”从直接购买变为与购买会员赠送，这也并未抑制住粉丝刷流量。粉丝只是从直接购买“鲜花”变为大量充值会员获得“鲜花”，粉丝们刷流量的经济负担不降反增。因此即使数字专辑限购，刷流量依旧可以通过注册或购买多账号进行，对流量场中的“数据工”远不是什么难事或新鲜事。音乐行业的发展的逻辑本应该是合理的用户付费能够滋养平台成长，平台能够借此反哺音乐人的创作，而在经过互联网音乐早期的野蛮生长之后，近两年音乐行业也在逐渐从免费转回到付费上来。IFPI《2021年全球音乐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前20大市场中增长第二快的国家，并保持其世界第七大唱片音乐市场的地位。在IFPI报告中，中国音乐市场规模提升，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近两年的订阅付费和数字音乐销售的增长实现的。但如果不是为作品本身买单，依靠饭圈来“粉饰太平”，也是南辕北辙了。...

医疗服务板块可能又要慌了！8月31日晚，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药监局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根据上述《试点方案》，医用耗材将从价格项目中逐步分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行集中采购、“零差率”销售。通过3至5年的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经验。到2025年，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分类管理、医院参与、科学确定、动态调整的医疗服务价格机制成熟定型，价格杠杆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周二，市值超过2200亿的“眼茅”爱尔眼科大幅杀跌，收盘跌幅达8.26%；“牙茅”通策医疗亦大跌5.15%；CRO龙头之一美迪西大跌近10.5%。那么，此次试点方案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呢？八部委剑指医疗服务价格8月31日晚，医疗服务价格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贯彻落实中央深改委第十九次会议精神，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试点方案》指出，当前，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宏观管理较薄弱、杠杆功能不充分、协同配套有待强化等，亟需抓住国家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医疗检查，以及实施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等有利时机，通过改革加以解决。《试点方案》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5+3+4”：“5”是指建立五项机制：一是建立更可持续的总量调控机制，加强对医疗服务价格宏观管理，平衡好医疗事业发展需要和各方承受能力，在总量范围内突出重点、有升有降，避免大水漫灌。二是建立规范有序的价格分类形成机制，对普遍开展的通用项目，政府要把价格基准管住管好；对技术难度大的复杂项目，政府要“定规则、当裁判”，尊重医院和医生的专业性意见建议，更好体现技术劳务价值。三是建立灵敏有度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明确调价的启动条件和约束条件，在做好事前评估的基础上实施调整，科学把握调价窗口，稳定调价预期。四是建立目标导向的价格项目管理机制，构建内涵边界清晰、适应临床诊疗、便于评价监管的价格项目体系，逐步消除地区间差异，促进医疗技术创新发展和临床应用。五是建立严密高效的价格监测考核机制，强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运行情况评估，构建监测考核评估与医疗服务价格之间的激励约束关系和传导机制，确保价格机制稳定运行。“3”是指强化3项支撑：一是优化管理权限配置，使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体系能够更好地满足宏观管理需要，更好地匹配国家、省、地市等各个层级的管理能力，更好地反映医疗资源的属地化特征。二是完善定调价程序，最大限度用规则代替自由裁量，更好地满足规范有序、灵敏有度的管理要求，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三是加强管理能力建设，包括加强上下衔接、区域联动、信息共享，提升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队伍建设等。“4”是指统筹推进4项配套改革，包括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改进医疗行业综合监管、完善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投入机制、衔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等。根据上述《试点方案》，医用耗材将从价格项目中逐步分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行集中采购、“零差率”销售。通过3至5年的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经验。到2025年，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分类管理、医院参与、科学确定、动态调整的医疗服务价格机制成熟定型，价格杠杆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与药品集采有何不同近期市场谈集采色变。那么，此次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与药品集采有何不同呢？据医保局介绍，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通过推动治理创新、系统集成和提质增效，进一步增强医疗服务价格在深化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在促进公平、增进福祉、鼓励创新、支持发展、防范风险等方面发挥作用，不是一轮两轮的涨价降价，更不是按葫芦起瓢、左手倒右手。集中带量采购为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创造了有利时机，但在具体推进上还是要“桥归桥、路归路”。具体来说，集中带量采购针对药品耗材“带金销售”，目的是净化市场环境、挤干价格水分，减轻人民群众的不合理负担；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针对自身存在的短板，目的在于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价格机制，更好地发挥杠杆功能。集采降价降费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为医疗服务价格赢得了改革的窗口，但两项改革各有各的内在逻辑，不是靠降价涨价进行医药费用平移、转换和腾挪，不能成为简单的“跷跷板”关系。此外，医疗服务价格承担的具体任务已经变化，不能生搬硬套过去的一些做法。2015-2019年，各地配合取消药品和医用耗材加成，同步调整了医疗服务价格。取消药品耗材加成减少了公立医院在旧机制下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的合法收入，将相应的空间直接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是配合完成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转轨。进入新的阶段后，公立医院已经全面实施药品耗材“零差率”销售，集采降价节省公立医院采购成本，由此腾出的医药费用空间，首先要向人民群众释放改革红利，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医保局表示，从调研的情况看，各地近两年重点提高技术劳务为主的诊察、手术、护理、中医类服务价格。近期发布的一些专业调查报告也显示，公立医院年均现金薪酬已经高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关于广大医务人员关心的如何更好地体现技术劳务价值，需要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加强协同，合理确定公立医院薪酬水平和分配机制，要把改革红利传导到广大医务人员身上，也要避免将医务人员薪酬与项目价格、创收能力直接挂钩。对板块影响会有多大？目前，医疗服务板块总市值约1.3万亿。周二，这个板块整体表现较弱，医疗服务指数大跌2.23%。市值超过2200亿的“眼茅”爱尔眼科大幅杀跌，收盘跌幅达8.26%；“牙茅”通策医疗亦大跌5.15%；美迪大跌近10.5%。分析人士认为，大家可能对此次改革试点有预期，所以才会出现提前杀跌的情况。那么，上述《试点方案》影响究竟会有多大呢？天风证券杨松认为，价格改革方向，应该会有升有降，但预计以升为主。根据价格分类形成机制，对通用型医疗服务，政府要把价格基准管住管好，对于复杂型医疗服务，定调价将更灵活、更有针对性，更好体现技术劳务价值，把改革红利传导到广大医务人员身上。从地方实践看，根据云南省2021年公示的《云南省2021年省级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云南省共调增项目 1113 项，平均增幅 36.4%；调减项目 187 项，平均降幅 20.1%。整体而言，目前医疗服务价格大多制定时间较为久远，预计未来调整将以升为主。从主体演化路径来看，公立突出公益性，全面利好民营医疗。方案指出，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严格控制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收费项目和费用占比，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避免冲击基本医疗服务的主体地位。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落实市场调节价政策，合理定价，纳入医保支付的按医保协议管理。民营医疗服务将带来两个受益：1）整体服务价格提升将在收入端带来增量，2）获得更好的相对性价比，优质民营医疗机构在新的价格体系下，相比于公立医疗机构将更具有性价比。其实，这个板块最大的问题是预期差。此前，市场对这个板块寄予了过高的希望。8月初，曾有有一篇研报这样写到：医疗服务赛道基本不存在实行教培行业“双减”去市场化策略的可能性，反而可以在政策积极引导、需求持续旺盛、严格监管运行等利好因素下实现良性循环，近期市场回调出现机会。比如美迪西8月份的涨幅高达20%以上。这意味着，虽然5月份的深改会议已经通过《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但市场并未预期到这个方案会有多大的杀伤力。那么，后续市场会如何解读这个方案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日本经济产业省为了将“飞行汽车”推向实用化，开始开发飞行汽车与小型无人机（drone）及直升飞机区分飞行路线的运行管理技术。将统一管理在同一高度空域飞行的机体的飞行信息，为避免碰撞而实施调整。日本政府提出了在2025年国际博览会（大阪关西世博会）之际实施验证试验的计划，将力争在此之前确立管理技术。为了实现“飞行汽车”实用化，日本计划在2025年大阪世博会验证试验之前确立运行管理技术关于飞行汽车，日本国土交通省和经济产业省正在探讨允许飞行高度方面的条件。如果在飞行距离较短等的情况下，有可能允许在地上150米以下的空域飞行。关于无人机，已规定原则上在地上150米以下的低空域飞行。一方面，原则上禁止在地上150米以下飞行的直升飞机也有像灾害救援直升机那样很多时候需要使用低空域。如何防止这些飞行器在空中接近是飞行汽车走向实用化面临的一大课题。日本政府从2017年度开始推进开发多个面向无人机的运行管理系统。此次，为了让飞行汽车走向实用化，也将其纳入并加快确立统一的管理技术。日本经济产业省从2021年度开始调查飞行汽车在日本国内有望投入运行的地区的具体飞行线路。2022年度，将开始与企业和研究机构共同开发运行管理技术。日本2022年度预算概算要求中将计入38亿日元的相关经费。机体厂商也纷纷开发更容易取得航空当局机体认证的方法等。关于无人机，日本政府的目标是2022年度实现即使在操控者无法直接确认机体的状态下通过显示器等可以安全飞行的“视线外飞行”。今后用于运输货物等在上空飞行的机体将越来越多。日本对部分直升飞机的飞行路线实施集中管理，但目前没有与无人机和飞行汽车进行统一协调管理的系统。飞行汽车作为旅游用途等的新一代移动手段备受关注。优点是可以垂直起降、不需要滑行跑道。如果能在城市中使用，还有望减轻交通拥堵。据德国咨询公司罗兰贝格预测，2050年全球95个主要城市将有9万8000辆飞行汽车投入使用。...

8月31日，腾讯发布关于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权利的声明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1年7月24日发布《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中国音乐集团股权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国市监处[2021]67号）（以下简称“《决定书》”），要求腾讯自决定书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解除与上游版权方已达成的独家协议。据此，腾讯严格按照《决定书》要求，通过邮件方式正式向相关上游版权方发送《音乐版权授权合作协议解除通知函》及《音乐版权授权合作协议解除催告函》，最大限度寻求与相关上游版权方尽快解除独家协议。声明称，截至2021年8月23日，腾讯已针对已达成的独家协议全部上游版权方发送相关函件，告知其需按期解约，其中，绝大部分独家协议已按期解约。2021年8月23日，腾讯向未能按期解约的上游版权方发送《关于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权利的声明》，明确放弃与相关上游版权方有关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权利，并告知相关上游版权方可以自行向其它经营者进行授权。据此，腾讯再次通过本公告，特此声明：一、放弃与上游相关版权方音乐版权独家协议中有关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权利（与独立音乐人独家合作期限不超过三年，及新歌独家首发期不超过三十日之情形除外），上游版权方可以自行向其他经营者进行授权，并不予追究相关版权方因授权其他经营者而产生的相关责任。二、腾讯将在严格执行《决定书》基础上，以非独家方式与上游版权方继续保持合作，并就非独家合作事宜与上游版权方进行协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城市管理委、水务局、交通委、园林绿化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市管理委、水务局，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水务局，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市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水务厅：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要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尊重人民群众意愿，以内涵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为路径，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加强修缮改造，补齐城市短板，注重提升功能，增强城市活力。近期，各地积极推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但有些地方出现继续沿用过度房地产化的开发建设方式、大拆大建、急功近利的倾向，随意拆除老建筑、搬迁居民、砍伐老树，变相抬高房价，增加生活成本，产生了新的城市问题。为积极稳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一、坚持划定底线，防止城市更新变形走样（一）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除违法建筑和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且无修缮保留价值的建筑外，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提倡分类审慎处置既有建筑，推行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和微改造。倡导利用存量资源，鼓励对既有建筑保留修缮加固，改善设施设备，提高安全性、适用性和节能水平。对拟拆除的建筑，应按照相关规定，加强评估论证，公开征求意见，严格履行报批程序。（二）严格控制大规模增建。除增建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大规模新增老城区建设规模，不突破原有密度强度，不增加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建比不应大于2。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允许适当增加建筑面积用于住房成套化改造、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等。鼓励探索区域建设规模统筹，加强过密地区功能疏解，积极拓展公共空间、公园绿地，提高城市宜居度。（三）严格控制大规模搬迁。不大规模、强制性搬迁居民，不改变社会结构，不割断人、地和文化的关系。要尊重居民安置意愿，鼓励以就地、就近安置为主，改善居住条件，保持邻里关系和社会结构，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居民就地、就近安置率不宜低于50%。践行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理念，同步推动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鼓励房屋所有者、使用人参与城市更新，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四）确保住房租赁市场供需平稳。不短时间、大规模拆迁城中村等城市连片旧区，防止出现住房租赁市场供需失衡加剧新市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租房困难。注重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公共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同步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统筹解决新市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租赁住房问题，城市住房租金年度涨幅不超过5%。二、坚持应留尽留，全力保留城市记忆（一）保留利用既有建筑。不随意迁移、拆除历史建筑和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不脱管失修、修而不用、长期闲置。对拟实施城市更新的区域，要及时开展调查评估，梳理评测既有建筑状况，明确应保留保护的建筑清单，未开展调查评估、未完成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的区域，不应实施城市更新。鼓励在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和权属、不降低消防等安全水平的条件下，加强厂房、商场、办公楼等既有建筑改造、修缮和利用。（二）保持老城格局尺度。不破坏老城区传统格局和街巷肌理，不随意拉直拓宽道路，不修大马路、建大广场。鼓励采用“绣花”功夫，对旧厂区、旧商业区、旧居住区等进行修补、织补式更新，严格控制建筑高度，最大限度保留老城区具有特色的格局和肌理。（三）延续城市特色风貌。不破坏地形地貌，不伐移老树和有乡土特点的现有树木，不挖山填湖，不随意改变或侵占河湖水系，不随意改建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不随意改老地名，杜绝“贪大、媚洋、求怪”乱象，严禁建筑抄袭、模仿、山寨行为。坚持低影响的更新建设模式，保持老城区自然山水环境，保护古树、古桥、古井等历史遗存。鼓励采用当地建筑材料和形式，建设体现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的城市建筑。加强城市生态修复，留白增绿，保留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三、坚持量力而行，稳妥推进改造提升（一）加强统筹谋划。不脱离地方实际，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杜绝运动式、盲目实施城市更新。加强工作统筹，坚持城市体检评估先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合理确定城市更新重点、划定城市更新单元。与相关规划充分衔接，科学编制城市更新规划和计划，建立项目库，明确实施时序，量力而行、久久为功。探索适用于城市更新的规划、土地、财政、金融等政策，完善审批流程和标准规范，拓宽融资渠道，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严格执行棚户区改造政策，不得以棚户区改造名义开展城市更新。（二）探索可持续更新模式。不沿用过度房地产化的开发建设方式，不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带来的短期效益和经济利益。鼓励推动由“开发方式”向“经营模式”转变，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政府注重协调各类存量资源，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吸引社会专业企业参与运营，以长期运营收入平衡改造投入，鼓励现有资源所有者、居民出资参与微改造。支持项目策划、规划设计、建设运营一体化推进，鼓励功能混合和用途兼容，推行混合用地类型，采用疏解、腾挪、置换、租赁等方式，发展新业态、新场景、新功能。（三）加快补足功能短板。不做穿衣戴帽、涂脂抹粉的表面功夫，不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以补短板、惠民生为更新重点，聚焦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诉求，鼓励腾退出的空间资源优先用于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防灾安全设施、防洪排涝设施、公共绿地、公共活动场地等，完善城市功能。鼓励建设完整居住社区，完善社区配套设施，拓展共享办公、公共教室、公共食堂等社区服务，营造无障碍环境，建设全龄友好型社区。（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不“重地上轻地下”，不过度景观化、亮化，不增加城市安全风险。开展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摸底调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地面设施和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统一谋划、协同建设。在城市绿化和环境营造中，鼓励近自然、本地化、易维护、可持续的生态建设方式，优化竖向空间，加强蓝绿灰一体化海绵城市建设。各地要不断加强实践总结，坚持底线思维，结合实际深化细化城市更新制度机制政策，积极探索推进城市更新，切实防止大拆大建问题。加强对各市（县）工作的指导，督促对正在建设和已批待建的城市更新项目进行再评估，对涉及推倒重来、大拆大建的项目要彻底整改；督促试点城市进一步完善城市更新工作方案。我部将定期对各地城市更新工作情况和试点情况进行调研指导，及时研究协调解决难点问题，不断完善相关政策，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1年8月30日...

8月19日，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对其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进行了升级。“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新增了“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这意味着，房东无需通过中介，就可在这个平台发布房源信息出售二手房，买家可以直接与房东联系！此事对杭州的二手房东影响不小。杭州近来在住房保障、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出让等方面持续推出调控“硬菜”。杭州贝壳研究院院长上官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杭州政策持续收紧，会促进房地产市场进一步趋稳，一定程度上将推动市场成交价量齐降，“二手房市场或降温迹象明显”。与此同时，杭州二手房市场在数月前已进入下滑通道。在这样的行情下，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轻易当二手房“接盘侠”，迄今为止，杭州二手房已经“五连跌”。杭州升级“二手房直售”12天房源大涨11倍！图 / 视觉中国二手房出货窗口期逐渐收窄，更加速了买卖双方节约交易成本的想法，导致自主挂牌房源数量激增。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杭州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发现：8月18日至30日，主城区个人自主挂牌房源量从85套增至960套，增长逾11倍。从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来看，该平台已累计挂牌房源109.4万件，涉及房屋45.18万套，个人自主挂牌房源数量占比很小。30日17时贝壳平台杭州的二手房挂牌量73632套，是官方二手房交易平台个人自主挂牌房源的近77倍。多位在平台自主挂牌的房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该平台挂牌免费，认证流程也方便。一位房东还谈到，其挂牌后不久就有几位客户致电咨询房源信息。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该平台还存在系统更新不及时、购房交易流程中资金安全问题无法有效保障等问题。在该平台自主挂牌的房东李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政府虽上线了个人自主挂牌功能，但后续流程不完善，还需房屋经纪人介入交易。如在资金方面，因为有先付款还是先过户的疑虑，需要房屋经纪人来保证资金安全。杭州一位房屋经纪人亦表示，该功能主要是说明房东房屋真实在售、可以真正交易，目前仅靠房东和购房者还很难完成繁杂的二手房交易闭环。另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购房者身份与部分房东联系后发现，个别房东并不提供带看服务，需购房者自行前往看房、了解相关信息。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曾撰文表示，该功能无法对二手房中介市场产生明显冲击。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院长丁建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谈到，该平台的成交量不足二手房交易市场的5%，市场影响甚微。杭州市房产市场综合管理服务中心房产市场科科长胡萍莉此前对媒体表示，“我们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便民，为个人房东卖房提供一个全新的售卖渠道。房东可以把房源挂在我们平台上的同时，也挂到中介那里，提高成交机会。”李建在自主挂牌的同时也会找经纪公司帮忙挂牌，更多用个人自主挂牌功能以丰富宣传渠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该平台发现，类似同时进行个人自主挂牌和委托中介挂牌的情况并不少见。取代中介的可能性有多大？图 / 图虫目前个人自主挂牌房源数量的规模与该平台上房产中介挂牌15万套房源还不能相提并论，但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对二手房市场很多方面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与反思。一名业内人士指出，基数低导致挂牌房源数量激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对这一模式的接受度很高。事实上，过往的二手房交易中，各地均出现不少房东与买家直接交易的案例。业主在小区群里联系买家，然后约时间看房、谈价，但中介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还跟随房地产市场进入高速发展期，背后的原因不言自明：过去房地产市场容量一直在扩张，二手房交易手续渐趋复杂，买卖双方需要第三方帮助提升交易安全性；如今，调控进入深水区之后，行业透明度也越来越高，二手房交易人为可控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对于一些相对简单的交易操作，中介功能在逐渐减弱、消退。没有委托中介的前提下，买卖双方，如何才能完成交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一名刚刚与买家完成二手房交易的业主赵雨欣（化名），她透露，自己的房产没有抵押按揭，不涉及赎回房产的手续，买家在资金与房票这两点也符合要求，交易流程相对简单。买家只需要按照银行贷款政策办理银行贷款即可。此前，赵雨欣偶然在小区业主群里找到有购房需求的邻居，两人对接上并洽谈成功之后，交易流程大概是这样的：1.官网下载网签合同，签订购房合同之后，与银行签按揭合同；2.买卖双方资料齐全送审；3.先等公积金审批（15个工作日左右）；4.公积金审批完后商业审批（大概3-5个工作日）；5.组合贷都审批完毕后，买卖双方一起去公积金面签做资金监管（监管首期的9成以上、面签前买家存好九成以上首付在供款卡里，面签后第二个工作日公积金会冻结）；6.公积金首期冻结后就开始走合同盖章环节（大概5个工作日左右）；7.盖好章后提前2个工作日预约过户；8.过完后户5个工作日出证（回执会有出证日期）；9.出证后公积金会去取证，10.取证回公积金3-5个工作日解冻首付款（直接划入业主账户不经过买家）；11.首付款解冻大概一周左右放公积金尾款；12.银行取证后开始走银行放款流程大概5-15个工作日放银行尾款（以银行为准）；13.银行归档通知买家取房产证和借款合同等资料。赵雨欣指出，中介的作用基本就在前半段显现，网签之前签一份三方合同，保障买卖双方利益；一旦网签，后面的流程如前所述，中介几乎不需要介入了。“资金可以直接找公积金中心或者银行监管，比中介可靠多了”。调控持续加码效果待检验杭州近期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磅”政策并不少见。“近期杭州出台房地产政策的频率前所未见，而且是在杭州二手房成交量快速下滑的当下。”上官剑表示。在住房保障端，7月22日，杭州发布《杭州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以中小套型为主，同一项目购房家庭可以根据支付能力在50%至80%间选择产权份额比例，并按销售基准价对应不同比例支付房价，有效满足居住需求。在市场端，8月5日，杭州发布新政，规定杭州新落户未满5年家庭，需连续缴纳社保满2年（此前无要求），方可在限购范围内购买1套住房；非户籍家庭需连续缴纳社保满4年（此前要求2年），方可在限购范围内购买1套住房。此外，调控还对无房家庭、人才摇号规则等做出进一步规定。在土地端，8月26日，杭州重新发布第二批宅地集中出让公告，将地块溢价率上限由20%下调至15%，“竞品质”试点地块的溢价率上限由10%调整为5%，地价触顶之后摇号确定竞得人。另外，还对竞买准入条件、购地资金来源、企业信用监管等方面进行规定。负责杭州市场的品牌房企投资经理陈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市场层面来看，“竞品质”地块房屋质量可能会有所提升，但由于没有加大土地供应，杭州新房市场仍将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买房难度并不会降低。上官剑指出，杭州近期在住房保障端、市场端和土地端等推出的系列政策，一方面体现出地方调控的主动性在加强，以长短结合的方式持续加码房地产调控，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政策体系，完善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另一方面亦表明杭州楼市调控向精准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逐个封堵政策漏洞。但高乐对目前的市场形势并不乐观。从其看房经历看来，杭州发布限购和摇号新政后，受8月部分红盘开盘分流影响，参与摇号的人看似减少了，但中签率依然很低，“很难满足刚需预期”。8月25日，地铁万科·未来天空之城摇号，项目高层单价3.61万元/平方米，开盘房源共计874套，6801组客户报名，高乐排在2400位之后。“项目中签率低，没有摇中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只是感觉之后新盘会越来越少。”高乐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杭州新房位置合适的楼盘偏少，而且价格不低，摇号也难，我们情况又比较特殊，要准备婚房。”8月25日，高乐未能摇中地铁万科·未来天空之城，开始把目光转向二手房市场。“二手房房源倒是挺多的，但现在房贷额度受限，放贷周期延长，购买二手房尤其是一些老小区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高乐登录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查看房源信息，发现该平台上虽有房东直售房源，但绝大部分房源仍由房产经纪公司挂单，“就目前而言，挂牌房源并无太大价格优势”。新的博弈8月5日，杭州出台新政延长购房社保门槛年限。新政首日，杭州二手降价房源量多达711套，是涨价房源的4倍多；新政前一日，这一比值仅3.4倍。不少二手房东已经开始下调挂牌价，有的甚至计划每个月降5万，直到成交为止。毋庸置疑，卖家节约中介费的动力更大了。每一次市场下行，遭遇冲击最大的是中介门店。面对国家监管力度的加强与行业透明度的提升，中介行业在新一轮博弈中适应与生存，或带出一系列小中介门店的去留问题。杭州一名中介人士表示，政府做平台没有技术壁垒，由于产证档案等资料齐全，数据精准可靠。问题在于房产是高度定制化交易，房源的信息是动态的，周边配套、小区环境、房屋坐落、楼层、户型、采光，没有一套房子是一模一样的，业主自己上传资料如何保证数据合规、有效？他认为，官方平台为市民提供基础数据服务，目前还需要时间完善功能。平台目前的功能仅局限于房源信息发布与核验，尚未开发交易签约和资金监管等相关功能。二手房交易监管平台的个人直挂房源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调节市场的功能，但后续需要政府继续对此进行升级服务，就涉及很多无形的投入。比如贝壳找房APP有一个VR看房功能，客户使用免费，但是对于公司而言，客户每点击看一套房子贝壳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市场向上的时候，为了保障交易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更多的买家与卖家愿意选择通过中介完成交易，也不那么在意高额的中介费；但是市场一旦下行，买卖双方就变得更加谨慎与精打细算了。中介业务员在与客户交流时，都会强调自己是撮合交易的角色。因为中介人员掌握周边小区全部待售房源信息，买家只有通过中介渠道才能在更大范围挑选适合的房源，且中介能提供必要的服务。比如协调买卖双方议价，尽快达成买卖双方都认可的交易价格，并辅助办理银行贷款、交易过户、缴纳税费等业务。此外，通过中介的润滑作用，买卖双方可以打破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壁垒，加速交易完成。目前政府搭建的“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也能做到打破信息不对称与高佣金壁垒，理论上可以满足购房中的需求，加强二手房市场监管。只是完全“去中介化”还需要时间。如果个人自主挂牌房源数量持续增长，对中介门店将是一次不小的冲击。中介或许会在服务升级上入手改革，收费也会变得更加透明。（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高乐、李建、陈厉均为化名）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8月31日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其中，在第八十四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的法律责任中增加“情节特别严重的，有关部门可以限制其开展相关网络经营活动，直至吊销网络经营相关许可证。”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一、将第四十三条修改为：“平台内经营者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接到声明后，应当将该声明转送发出通知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转送声明到达知识产权权利人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起诉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相应担保用于确保潜在的知识产权侵权所造成损失的赔偿，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暂时中止所采取的措施。平台内经营者提交虚假的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导致权利人损失扩大的，加倍承担赔偿责任。”二、将第八十四条修改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规定，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的，由有关知识产权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有关部门可以限制其开展相关网络经营活动，直至吊销网络经营相关许可证。”《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平台经济秩序，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三条、第八十四条作出修改：一是延长反通知后等待期。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转送声明到达知识产权权利人后十五日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起诉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修改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转送声明到达知识产权权利人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起诉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二是为了缓和反通知等待期过长带来的可能的交易损失问题，增加一款规定：平台内经营者提出担保，用于赔偿潜在的知识产权侵权所造成的损失的，则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暂时中止所采取的措施。三是增加一款规定：平台内经营者提交虚假的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导致权利人损失扩大的，加倍承担赔偿责任。四是在第八十四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的法律责任中增加“情节特别严重的，有关部门可以限制其开展相关网络经营活动，直至吊销网络经营相关许可证。”...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 |北京报道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站在2021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既正逢其时，又意味深长。这不仅意味着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促进共同富裕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长期政策，更意味着共同富裕是中国迈向未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方向。在此之前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对共同富裕作出重要部署。今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表示，该项工作由发展改革委牵头，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一系列决策部署，让促进共同富裕正从文件走进现实，在中国逐步落子，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的一段话。回看40年前改革的起点，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中国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偏差，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经济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追赶世界。正是在“先富带动后富”思想主导下，强调发挥先富者的示范作用，这在当时对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桎梏、激励中国经济实现长达40年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心课题：共同富裕共同致富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受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资源配置不均、部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不公与差距也开始出现。公开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17上涨至0.465，其间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此后回落，2019年为0.465。表现在城乡的收入差距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218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两者存在明显的差距。除了城乡差距，东高西低的区域差距和行业差距亦十分显著。互联网、金融等吸金能力强的行业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收入水平。这显然与当初“由部分先富到共富”的设计有偏差。“在先富起来的人群中，既有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者和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也有不少违规或非法经营的人，甚至有部分‘官倒’和因无偿或低价占有国有资源而大富暴富的人。实践证明，要求所有先富起来的人都去带动后富者，更多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一些先富者的所作所为与老百姓的期望存在很大差距。”人社部原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事实上，形势发展早就要求把“先富带后富”方针的重心转移到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上来。这也是邓小平当年说过的——“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中央高度重视不公与差距问题，近20年来提出了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偏大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取得了进展。从城乡差距看，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2.56，比2019年缩小0.08。地区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从2015年的1.673下降到2019年的1.64。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此给予肯定，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总体来看，当前收入分配状况是在不断改进，每年的人均收入都在不断增长，基本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收入水平继续增加的前提下，居民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适当有所缩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成，经济总量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的经济总量由1985年的9016亿元，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1015986亿元，增长了112倍。不仅GDP总量突破了100万亿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也达到72447元，约为10504美元，这让实现共同富裕有了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从经济条件看，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此时再次明确重申共同富裕，体现了党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信守执政承诺，不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本目标；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符合老百姓的愿望，更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以人民为本的发展理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副院长厉克奥博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共同富裕不搞劫富济贫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有全面、系统、辩证的阐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傅昌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模样的描述，也是基于大家共识的理想社会状态的一种安排。“需要强调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劫富济贫，更不是平均主义，是制度保障下的共同富裕。”他同时提醒：“需要注意的是，共同富裕仍然会有适度的贫富差距，仍然需要适度的激励，因为贫富均等可能导致人民失去奋斗的动力。”上述富裕水平“适度差距”论与苏海南近20年前提出的 “分层级、不悬殊”观点不谋而合。所谓分层级、不悬殊，就是不论是富裕程度或全面小康程度，每个家庭都不尽相同。比如，有的家庭年收入20万元，有的家庭年收入30万元，或者40万元、50万元及以上不等，但最高与最低收入之间差距决不过大；有的家庭买的是高档车，有的家庭买的是中档车，还有的家庭买的是低档车；有的家庭住的是别墅，有的家庭住的是双拼或联排，还有的家庭住公寓楼房。“从历史经验和规律看，共同富裕一定是不同步的，不能规定某年某月某日所有人都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富裕程度，那样做是不可能实现的。共同富裕更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依法依规来调节过高收入和不合理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依法依规来保障低收入群体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并且让所有中国人之间的生活质量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差距区间之内，确保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不悬殊。”苏海南说。杨宜勇的观点也很明确：“共同富裕既不是劫富济贫，但是高收入群体要承担更多的共同富裕责任，共同富裕是有活力的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不能搞大锅饭。”高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什么？50万元以上高收入群体或成调节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富裕”在中央文件中已经多次提及。2020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一个分水岭。这次会议对“共同富裕”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此次会议让2035年的远景目标变得更为“丰满”，会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这一提法，与当下的现实情况极为吻合，用学者的话说：中等收入群体已逐渐成为“夹心饼干”。经济学家任泽平研究发现，2014年五等分群体（编者注：五等分群体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处于最低20%的收入家庭为低收入组，依此类推依次为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中间群体（60%）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均超过10%，高于高收入户、低收入户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但2017年以后，增速分布情况转变为“中间低两端高”。2017—2019年，中等收入群体（中间60%）收入平均增速6.3%，大幅低于低收入群体的9.3%、高收入群体的7.9%和全国的7.1%。在任泽平看来，低收入户收入改善主要得益于中国扶贫政策的引导，但高收入户与中间群体差距扩大仍是需要警惕的信号。这就不难理解中央定调共同富裕，为何强调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会议原文是这样说的：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标准的收入水平算是高收入？多年前广泛提及的年收入12万元以上是否是高收入？追根溯源，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标准之一是个人年收入12万元以上。此后，12万元是否是高收入的标准，多年来一直饱受争议。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相当部分人年收入都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值，12万元是否还是高收入的标准，值得商榷。“2006年标准太旧了，应逐年随收入水平上涨相应调整。12万元肯定不能算高收入了，只能算中等收入水平。目前看，如果一个家庭年收入达到100万元以上，可以算得上是高收入。”苏海南说。到底多少钱算高收入？2019年，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表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言外之意，年收入50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高收入家庭。也有不同看法，杨宜勇认为，高收入是相对的，一般说来超过当地平均收入3倍的人就算是高收入。除了“高收入”这一概念，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还提及“过高收入”一词，提出“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截至目前，学界及官方尚未对“过高收入”标准有界定，但在经济领域，一些相似的概念或可提供参考。招商银行联合贝恩公司发布的《202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262万人；预计到2021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将接近300万，而这部分人掌握的可投资资产总规模接近84万元亿人民币。而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1世贸港珠澳口岸城——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拥有10亿美元的企业家达到1058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1000位已知10亿美元企业家的国家。1000万元和10亿美元，哪一个会是“过高收入”的界限？税制改革依然是首位房地产税只是时间问题，遗产税、赠与税正在研究之中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对高收入调节的手段和措施备受关注。基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探索税收制度改革被视为消除共同富裕障碍的突破口。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税制改革被放到首位，可见其重要性。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调节高收入群体，首先就是税收。“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一定是应征尽征，要征收到位；财产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应该进一步优化调整，不能只按固定的20%税率征收；还要适时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他同时提醒：“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也要拿捏好‘度’，不要给人有‘割韭菜’的感觉。”关于房地产税，目前已在上海、重庆等地进行试点，开征只是时间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中发表的《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中提出，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关于遗产税和赠与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认为，目前我国具备了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条件，建议“十四五”期间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这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在傅昌波看来，遗产税是全球通行的一种做法，是我们完善制度时可以考虑的选项。这是阻断身份固化的一种方式，也可以防止财富家族二代因不劳而获丧失竞争力。开征遗产税，无论是对于高收入人群家庭，还是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因为财富中蕴含着的是劳动和社会关系，简单地把财富给予后代，其实是对后代奋斗机会的一种剥夺。赠与税是与遗产税相近的税种， “亲人、朋友之间，财产赠与超过一定的额度也要交税。赠与税的调整和推出也是必须的，往往会跟遗产税同步安排。如果用于公共目的，可以有比较高的免税优惠安排。”傅昌波认为，目前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个税大家都可以在手机APP上申报，个人信息采集已经完成，遗产税开征可以采取先试点，然后再推出。”杨宜勇肯定地表示：“这些发展方向无疑都是正确的。‘十四五’规划已经把开征房地产税纳入了议事日程。遗产税和赠与税，也都在研究之中，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基础是自愿机制分配问题是共同富裕的核心。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初次分配，是指市场经济体系中按照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进行分配，比如居民收入、资本的投资收益等。初次分配主要体现效率优先原则，即以生产中要素的效率功能来进行分配。其中，劳资关系是决定初次分配水平的一个重要影响要素。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初次分配环节，要尽可能地打破行业垄断带来的高收入，因为垄断性的收入，最后往往体现为相应行业里的资本所得，不是全体劳动者所得。此外，还要堵塞或者消除权钱交易带来的高收入，以更好地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原则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按关系分配、按权力分配、按垄断分配。但是，初次分配的作用是有极限的，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0.4以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认为，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来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多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0.5。之所以最终的分配结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达到0.3，是因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了再分配。因此，要想把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必须借助再分配。再分配，是指生产之后政府利用税收与财政支出，在不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再分配主要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及一些补贴体系等实现收入分配的相互协调。相对于初次分配，它主要体现在非生产阶段。在苏海南看来，再分配主要是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税收调节包括个税调节、财产税的调节以及房地产税、遗产税等的调节，再加上财政转移支付的调节，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社会保障则主要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社保待遇双轨制。“经过再分配调节以后，我国基尼系数变化不大，说明调节不到位。所以现在的重点还是要抓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需要进一步强化再分配工作的力度。”有别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值得注意的是，“三次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成为此次会议中的一大亮点。这也是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后，“三次分配”概念再度提出，并上升到国家战略体系层面。三次分配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傅昌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初次分配是基于市场“看不见的手”进行的一种自然选择，是市场机制；二次分配是基于政府“看得见的手”，政府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进行征税、社会保障的安排或者转移支付的安排，是政府或者公权力的机制；三次分配的基础是自愿机制，但因为有政府税费减免等安排，本质上是一种政府和社会对于公共事务的合作机制。他进一步分析：“公益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形式，但是现在民间慈善的愿望和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慈善领域也受到一些限制。建议在慈善事业的领导体制，包括准入和鼓励的政策、监管和自律等制度层面，进行优化和调整。”市场“看不见的手”，出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的是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出自英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指的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厉克奥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政府与市场要同向发力，这也能用到建设高效的共同富裕体制机制方面。他的依据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共同富裕这一课题上，该原则同样适用。“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引领共同富裕的基本方向，特别是在市场机制、税收制度、劳动用工等领域，可以通过立法等方式来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同时政府也要通过出台系列政策，来激励市场主体在共同富裕方面积极出策出力，调动市场的自发活力。”厉克奥博说。此外，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地理特征各异，市场基础、法治环境、人力资源的发展不平衡，因此，他建议政府可以通过试点的办法，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约束。“中央批准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探索，通过实践丰富共同富裕思想内涵，及时形成经验，向全社会复制推广，为其他地区的共同富裕之路找准方向、增添信心、做出示范。”厉克奥博说。...

长达一年的汽车芯片缺货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汽车需求复苏但汽车芯片供应不足使得越来越多的车企被动减产、停产，已经影响到汽车产业正常运营。最近随着马来西亚新冠疫情升温，芯片封测厂停工又加剧了汽车芯片供应紧张，导致多家汽车厂因缺少零部件供应而停产。芯片代工厂台积电、联电、三星则又开启了新一轮涨价，这将给原本就处于价格高位的汽车芯片带来压力。从去年底开始这大半年时间，汽车芯片价格动辄上涨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8月3日，针对汽车芯片市场哄抬炒作、价格高企等突出问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根据价格监测和举报线索，对涉嫌哄抬价格的汽车芯片经销企业立案调查。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今年6月份开始汽车芯片价格维持高位，不再上涨，尽管某些型号价格出现下探，但总体上需求依然很紧，难言拐点将至。对很多芯片经销商而言，这一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似乎永远在上涨的芯片价格让他们赚到了丰厚的利润，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完成了原本不曾期待的人生高光。加价：AKM的“火苗”2020年10月20日，日本旭化成微电子株式会社（简称“AKM”）芯片厂起火，这在很多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工厂起火，但对经销商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汽车芯片可能要涨价了。芯片超人是一家新型芯片分销平台，其模式一方面针对上游芯片设计企业提供市场销售平台，一方面针对下游长尾终端场景提供智能应用技术。“芯片超人”创始人兼CEO花姐也异常关注这一场大火对接下来汽车芯片价格的影响。事实上，这一把火点燃了“汽车芯片”长达一年的炒作之火。“市场上原本AKM他们的货是不多的，着火后，他的东西就开始涨价，胆子比较大的（经销商）报了几倍的价格给他们的客户，发现客户能够接受。那么大家就继续把价格往上报，发现都能接受，这个就报疯掉了。”花姐讲述当时经销商的心态。对芯片经销商来说，借助突发事件进行价格炒作是一种常规套路，大家都不陌生。2009年全球从金融危机走出后，芯片市场需求短期内大增，德州仪器的芯片就被爆炒，很多经销商发了财。当中国市场AKM芯片没货时，这些中国经销商下一个决定就是“到海外市场扫货”。“尽管国内已经开始炒了，但国外动静还不大，那么就把国外相对低价的货全面扫进来，打一个时间差。卖的时候加个‘0’（即10倍）开卖，然后你发现你能卖得掉，原本是2-3倍价格，现在20-30倍价格，一下子就把AKM的产品炒作起来了。”花姐认为经销商对AKM芯片的试探成功点燃了汽车芯片炒作的大火，接下来更多汽车芯片开始被炒卖。意法半导体是又一家重量级的汽车芯片供应商。有了AKM的经验后，很快意法芯片价格价格快速上涨，从三四块涨到了十几块。“干这种活干着干着就跟赌徒一样，越炒越凶，不断去试探客户的底线。不可能是一口气拉上去的，一开始三、四倍，然后再稍微涨点，发现需求还在，价格都还能接受，尤其是原厂的货不多的时候，胆子就越来越大。过了一个春节横盘了一阵子，春节过年大家都在观望，但春节后发现更疯了，又拉上去一波。”花姐说春节后一颗几十元的芯片涨到了一两百，后来又涨到了三四百，现在都涨到八百一千元了。疫情影响供应链整合，芯片产能不足短期内无法改变，另外一方面汽车需求端复苏超出预期以及造车新势力多出来的芯片需求，导致越来越多汽车芯片出现缺货，炒卖的芯片从AKM、意法铺开到绝大部分汽车芯片，德州仪器、恩智浦、博通等产品都变成了高价的抢手货。找货：假货混杂在芯片产能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炒货经销商到哪里去搞到这么多芯片呢？花姐说货源主要三种途径：第一种是别人的呆滞库存，厂商之前备的货，现在用不了了，想清掉库存，这种产品价格不会特别高。第二种，属于灰色地带，代理商原本是准备给A客户的货，但如果老老实实交给A货是没有超额利润的，于是把这部分货倒出来卖到市场上，价格可以高好几倍。第三种，还有翻新的产品甚至有些假货也被拿来滥竽充数。厂商多余的库存遇到好行情时出掉清理库存这个很好理解，但如果有供应链“里应外合”炒卖芯片确实对行业伤害性极大，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有些假货或者之前旧芯片拿来翻新作假还是有很多的，当然如果你辨别出来是假的，卖货的人肯定会马上把钱退给你，如果你要辨别不出来呢，那就上当了。”花姐说自己的公司因为做芯片交易平台，有一项服务是帮助客户检验芯片真假，因为真的有不少假冒产品在市场上出现。深圳是公开市场芯片交易的主要地点。诸多芯片经销商云集在此，为了囤货，有的经销商甚至抵押了自己的房产。“深圳这一波很多经销商都赚了不少钱，好多人身价过亿，实现了财务自由了。”花姐说。有关某某人这一波炒卖芯片实现财务自由的故事很多，但这种故事都不会自证。王梓（化名）在一家国际芯片分销商负责市场营销工作，他也听过多个炒卖芯片发财的故事。“听说是听说很多，但谁会亲自给你证实呢？！但这一波发财的人肯定很多。”弊端：芯片分销环节过多芯片行业多年来采用多层分销网络渠道，芯片原厂把货提供给一级代理商，一级代理商还有自己的分销渠道，产品最终到达最终用户手里有五六个环节。就汽车芯片而言一级代理（Tier 1）又扮演非常关键角色，他们负责收集车厂的需求，并且与芯片原厂进行沟通订货，最终通过一级代理的分销网络把产品提供给车厂。一级代理主要是博世、大陆等知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花姐认为，这种复杂多环节的分销渠道给经销商操作芯片提供了空间。“你原厂可以追踪到货交给了一级代理商，甚至一级代理商管理自己二级代理商也知道货流向哪里，但再往下去追踪就做不到了。”“芯片交易都是美元交易，互相之间通过海外账户打款，国内要调查的也很难追踪。”花姐说。王梓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芯片厂的做法是把产品不直接交到最终客户手里，先转到香港，从香港发货给国内的客户。“香港有公司和物流，原厂下单就是美元，所以交易也都是美元。”王梓认为，芯片领域如果有统一的交易平台，大家都在上面去采购就可以规避很多灰色操作。不过为了管理好渠道防止串货和炒作，原厂也在不断改革自己的渠道。花姐透露，艾睿电子（德州仪器一级代理商）在中国的业务后来改用只接受人民币交易，不接受美元交易，来打击经销商窜货。“人民币交易好追踪，另外税单这些也能追踪到货真正流向，这样话大家就会谨慎，被查出来要被处罚。”这一轮被炒作的汽车芯片主要是外资品牌，本土汽车芯片则相对稳定。花姐说本土汽车芯片企业跟最终客户都差不多认识，他们原本的分销渠道就比较短，经销商操作空间很小。“本土汽车芯片价格也在涨，但涨价都被原厂拿去了，经销商的利润还是跟之前差不多。”花姐认为，目前汽车行业的零库存模式存在极大的供应链安全问题，整车厂甚至都没有专门的人去管理芯片，严重依赖Tier 1。“汽车行业的零库存其实是跟丰田学的，但丰田在日本地震的时候缺芯就引起重视了，他们发现零库存会死的很惨，后来丰田就自己管理芯片了，甚至还投资了瑞萨这样的芯片企业来做保障，所以这次丰田受到影像是比较小的，他们做了很多布局。”花姐认为经过这一事件未来车厂肯定会把芯片库存管理重视起来。整车厂和一级代理的自身因素也加剧了本轮缺芯。一位汽车芯片供应商人士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经济冲到冲击，整车厂和一级代理对市场需求信心不足，甚至还出现了取消订单的情况，他们对市场需求出现了误判。“芯片下订单最起码要提前几个月，但当时他们下单意愿不强。后来再来追加订单，很多产能都留给消费电子等芯片了。”目前芯片业界反馈，代工厂产能满载、封测厂产能满载，而且价格不断调涨。研究咨询机构埃信华迈（IHS Markit）预期汽车缺芯将持续到2022年年中，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缺芯还将继续阻碍行业正常运转。据汽车第三方数据机构AFS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因芯片短缺已致全球汽车市场累计减产644.2万辆，预计全年减产量将攀升至765万辆以上。“现在情况是Tier 1双手一摊说我确实找不到货，逼得整车厂自己出来找货，但整车厂找到的货还需要Tier 1下单去购买，但有些货不是很漂亮的话，Tier 1自然不愿意下单，万一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谁负责呢？”花姐说车厂和Tier 1互相扯皮，车厂只能减产停产。拐点：价格高位盘旋，拐点未至尽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要对涉嫌哄抬价格的汽车芯片经销企业立案调查，但目前汽车芯片价格依然维持高位。推高汽车芯片价格的因素一方面是经销商投机倒把，另一方面是汽车厂商担心停产加大备货，甚至不惜高价扫货。“缺货是大背景，供给本来就不足。比如说他有10万个货，但现在情况下他不会一口气全部拿出来，第一批给2万，你要不要？不要，下一批货就没你什么事情了。”花姐说对很多汽车企业来说只能“上牌桌”，他们需要备货，需要生产，“换个角度讲，他们产品不缺芯了，汽车卖了还能赚到钱，尤其对新能源车企来说，他们需要冲销量，需要融资，那么芯片上面多100-200块钱算什么？”“从6月份开始明显感觉到大家买不动了，比如德州仪器有现货，价格就下来了；另外‘牌桌’上也没有那么多人了，玩得起的人太少了。整体上像意法、恩智浦的货价格还是挺高的，还没有下来。”花姐说现在还拿货的都是那种不差钱的客户，也有些客户转而使用国产芯片。对芯片经销商来说，他们看到是汽车芯片需求依然在，产能依旧紧缺，价格没有大幅下跌的理由，目前还说不上拐点将至，但很显然他们现在变得谨慎小心了。但芯片经销商并不能主导价格走势。有关汽车“缺芯”何时能够解决，各方意见也有不同。一种观点认为，汽车缺“芯”会在今年下半年缓解；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汽车缺“芯”要到明年或者后年结束，充满极大不确定性。进入8月份，由于马来西亚新冠疫情加重导致多家封测厂停工，使得汽车“缺芯”进一步加剧。最近多家车商针对汽车芯片供应有新一轮表态。8月27日，通用汽车表示受全球芯片短缺的影响，计划在本周关停负责生产雪佛兰Bolt EV和Bolt EUV的工厂。这也是自芯片危机爆发以来通用汽车首次暂停生产电动汽车。8月20日，丰田汽车表示，由于汽车芯片短缺，计划9月将其全球产量削减40%，全球减产规模约36万辆。8月12日，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点名瑞萨电子和博世两家汽车芯片大厂，称其为特斯拉供应链目前最大的问题。马斯克表示，特斯拉正在某些“标准”汽车芯片的极端供应链限制下运营。大众集团旗下三大品牌在7月30日指出，汽车芯片的持续短缺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加剧，凸显出该行业在解决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困难。大众品牌财务高管宋寅哲（Alexander Seitz）分析，从供应端的现实情况看，该品牌旗下车型将在今年第三季度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今年7月5日，宝马公司警告称，全球汽车芯片短缺的状况依旧没有缓解，今年下半年供应会持续吃紧，同时也会影响汽车厂商的产量。吉利汽车表示已经采取多重举措应对芯片紧张的问题。不过，对于芯片短缺何时能缓解，公司表示仍存在巨大的变数。8月25日，博世董事会成员哈拉尔德·克罗格（Harald Kroeger）接受采访时表示，全球范围内从汽车到消费电子等领域对芯片的需求激增，但受疫情、自然灾害等影响，供应链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崩溃。他预计芯片短缺将延续到2022年，并希望需求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