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的青少年模式强制14岁以下的实名用户每天只能使用40分钟。但有中国网民发现，有方法可以绕过这一限制。抖音回应称，目前正在改进。据澎湃新闻报道，有网民发现，处于青少年模式的用户，使用抖音40分钟后，可以通过卸载、重装应用的方法，绕过时间限制，再用40分钟。通过不断使用上述方法，便可绕过时间限制。抖音9月18日在官方微信号发布通知说，抖音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宣布将14岁以下用户全部纳入青少年模式。这项举措落地后，14岁以下实名用户已全部进入青少年模式，无法自行退出，未来新注册用户也将直接进入。中国网信办7月21日起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解决七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其中一类就是防沉迷系统和青少年模式效能发挥不足问题。澎湃新闻的记者发现，另一个短视频平台快手的青少年模式，也有同样的漏洞。抖音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抖音官方已推出了“DOU来找bug”征集活动，表示如果用户发现有什么漏洞，都可以告诉平台。抖音透露，已有山西临汾的王先生在9月23日下午14:33:13填写问卷，这位用户表示，“在青少年模式下，卸载抖音，重新下载后可以继续使用四十分钟，如此可以重复使用。”抖音称，目前产品正在改进中。...

困扰全球的供应链问题正愈演愈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和长滩港外，近期有73艘巨型货柜船等候入港。如果将船上装载的货柜以头尾相接的方式排成一排，长度足以横跨半个美国。供应链危机由此可见一斑，在全球范围内，抢芯片、抢稀土、抢镍等一系列争夺之战正轮番上演……供应链危机愈演愈烈供应链问题已经让全球陷入混乱。根据美国南加州海事交易所统计，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外近期有73艘货柜船等候入港，几乎是一个月前的两倍，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塞船”纪录。而在新冠疫情发生前，一艘以上货柜船等待进入加州港都属于“不寻常景象”。对此美国玩具工业协会警告称，加州港口危机可能会影响年底购物季，美国每年销售30亿件玩具，其中85%来自中国。多家玩具企业已表示，今年玩具产品将缺货，许多小孩在圣诞节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礼物。港口官员已经表示，“塞船”情况可能一路持续到2022年夏天。加州长滩港执行董事柯德洛（Mario Cordero）指出，“我不认为塞船情况会有所改善，许多人甚至表示会一路塞到2022年夏季。”“我们来不及将所有货物送到国内供应链。如果要准备今年的圣诞节礼物，最好现在就开始采买。”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塞洛卡（Gene Seroka）坦言。供应链问题已经让众多行业遭遇巨大冲击。在最早遭受冲击的芯片行业，“抢芯大战”正愈演愈烈。市场分析机构Susquehanna Financial Group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8月份芯片交付等待时间相较此前一个月再度延长6天，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约21周，这是该公司自2017年开始跟踪该数据以来的最长等待时间。抢镍大战也在火热进行。两大矿业巨头福雷斯特和必和必拓已经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角逐——抢夺加拿大镍矿商Noront Resources。在全球碳中和的背景下，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各国减排行动的重要一环，而制作动力电池需要大量消耗镍、铜、锂、锌等金属原材料。此外，全球对稀土的争夺战也已经开始。欧洲车企正与澳洲稀土勘探商Arafura商议直接原料供应。Arafura首席财务官Peter Sherrington表示，我们已经与欧洲汽车制造商就直接原料供应进行了接触，预计将在年底前达成协议。目前Arafura正在澳大利亚开发一个价值10亿澳元(7.28亿美元)的诺兰稀土项目，该项目预计能满足全球稀土需求的10%。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对稀土日益关注之际，中国稀土行业也迎来重磅消息。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市人民政府等正在筹划相关稀土资产的战略性重组。稀土战略重组有利于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升，将进一步提高国内稀土资源的议价权。巨大冲击短期“无解”在供应链问题愈演愈烈之际，全球各地的企业和消费者已经遭遇巨大冲击。受供应链问题拖累，9月23日，美国知名仓储式连锁店Costco（好市多）首席财务官理查德·加兰蒂（Richard Galanti）表示，正在对包括清瓶装水、卫生纸等关键商品实行限购。此外，英国石油公司24日表示，因卡车司机短缺导致成品汽油运输困难，已暂时关闭英国国内部分加油站。公司在英国各地约有1200家自有品牌加油站，眼下将优先向高速公路服务区、主干道和高需求站点供油。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疫情、飓风等“天灾”，卡车司机等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加重了供应链危机，各行业供应商们不得不直面“用工荒”的难题。一位英国留学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英国的供应短缺几乎已经渗入到每一个行业，从鸡肉到奶昔，再到床垫等生活用品，现在就连燃料也很短缺，短期内预计无法解决。英国食品与饮料联合会行业协会（FDF）首席执行官伊恩·赖特（Ian Wright）表示，英国的食品供应链中劳动力短缺严重影响了食品和饮料制造商，“我们迫切需要英国政府对现状进行全面调查，以了解最紧迫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企业也面临供应链问题带来的挑战。华东一位玩具出口企业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目前海外对产品的需求很旺盛，但今年的出口其实也面临巨大挑战。航运价格上涨和海外港口拥堵影响不小，正在影响出口新订单，这样的局面预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从“比惨”的角度来看，最先遭遇供应链冲击的汽车行业无疑处于风暴的中心。9月23日咨询公司Alixpartners表示，由于供应链中断，全球汽车制造商今年可能损失2100亿美元的收入，几乎是今年年初预测损失规模1100亿美元的两倍。Alixpartners还强调，半导体短缺其实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钢材和塑料树脂等商品的高价和供应紧张正在推高成本，迫使汽车制造商减产。美国主要港口的货物积压，正阻碍汽车制造商进口更多塑料树脂和钢材。面对日益严重的供应问题，美国、欧洲、中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纷纷开始行动。23日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援引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法，迫使半导体供应链企业提供芯片库存和销售数据。但快速复苏的需求和落后的供应之间的矛盾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因此要想解决供应链问题并不容易，高需求、劳动力短缺、运输延误、天价运费等一系列问题依旧待解。...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称全国碳市场）启动后，纳入控排名单的企业，其超额碳排放量须从碳市场购买。目前的碳价在50元/吨上下，一家年碳排放量1000万吨的企业，若能通过操纵数据将排放量降低10%～30%，则其当年可减少0.5亿元～1.5亿元支出——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年排放量1000万吨左右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鄂尔多斯高新）没能抵御住这个诱惑，成为全国碳市场公开披露的首例碳排放数据造假企业。据《财经》记者了解，近期在各地碳排放数据核查过程中，发现了多起数据质量有问题的案例，目前正在复查中。煤电企业的碳排量来自燃煤量，不同煤种的含碳量不同，燃煤元素碳含量检测报告的真伪，是复查重点。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除了已披露的上述造假案例，应该还有企业伪造、篡改碳排放数据的情况。更令人担忧的是，碳排放数据的监测和监管边界模糊，数据偏差普遍存在，数据质量亟待提高。控排企业需要自行或聘用咨询服务公司完成自己的碳排放数据盘查，并形成报告。然后，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会聘用第三方机构核查报告；核查无误后，对控排企业发放配额。如果控排企业当年拿到的配额不足，就需要从碳市场购入配额，反之，可销售盈余的配额。由于直接测量二氧化碳排放量成本较高，中国以及国外的碳市场大多以参数（部分参数需要实测）核算的方法计算碳排放量。从技术角度看，计算出来的碳排放数据，5%以内的偏差难以避免，但在政策标准有缺失、监管不够严格的情况下，人为操作的空间就会出现。全国碳市场7月16日启动交易，是落地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的重要机制之一。首批交易主体是2225家火电控排企业，碳排放总量超过40亿吨/年，就容量而言，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是欧盟碳市场的三倍。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接近100亿吨，未来会有更多碳排放量进入全国碳市场交易，碳价也将一路走高。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近日预测，10年内，全国碳市场的交易规模可能达到4000-5000亿元之巨。如何在起步阶段，就将碳市场纳入规范透明的轨道，避免证券市场曾经走过的弯路，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对《财经》记者说，全国碳市场对实现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目标有重要作用，监管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碳排放数据质量和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碳配额管控、碳排放清单编制方法，以及数据报告核认等方面，要进一步减少寻租空间、避免市场扭曲。图1 将有越来越多的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单位：亿吨）图2 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预测（单位：元）01碳市场数据造假首案根据全国碳市场的制度设计，今年首个履约周期里，控排企业需要履约2019和2020年碳排放量，配额不足以覆盖排放量的，须从碳市场购入缺额。其中，2019年的碳排放数据需控排企业在2020年年底之前完成排放报告，并于2021年上半年完成核查。全国碳市场首起数据造假案就发生在上述环节。鄂尔多斯是内蒙古自治区排放量第一大城市，位于该市的鄂尔多斯高新材料公司是全国碳市场首批控排企业之一。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主营业务包括发电供电，氧化铝、白炭黑、硅胶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拥有2台50兆瓦、4台135兆瓦，和2台330兆瓦的自备燃煤机组，为鄂尔多斯集团（600295.SH）的孙公司。根据公开资料和了解自备电厂碳排放的人士估算，自备电厂利用小时数约7000小时，单位供电煤耗约400克，标煤碳排放估算系数为2.66，这三个数值再乘以鄂尔多斯高新的煤电装机量，得出其每年的碳排放量大概在1000万吨左右。而该司2019年的碳排放配额实际缺口应该在300万吨左右。不过，根据《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燃煤发电企业配额履约缺口上限值为企业当年经核查碳排放量的20%。也就是说，鄂尔多斯高新材料公司履约2019年的碳排放量，需要花费1亿元左右，从碳市场买入约200万吨配额，这是一笔不菲支出。鄂尔多斯集团创立于1979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100强，2020年的营业收入231.4亿元，净利润15.28亿元。该集团有羊绒服装和电力冶金化工两大业务板块，后者涵盖了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电力（热能）、铁合金冶炼等业务，占其总营收的比重超过80%。2020年，鄂尔多斯高新聘请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中碳能投）协助其完成2019年的碳排放数据报告；2020年12月30日，报告提交。2021年3月2日，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举报称，鄂尔多斯高新提交的2019年碳排放报告里，燃煤元素碳含量检测报告疑似伪造，希望相关部门调查。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是为鄂尔多斯高新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的检测机构。全国碳市场对控排企业的碳排放量采用核算制，燃煤元素碳含量是核算公式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称，该院自2020年6月22日开始，陆续接受鄂尔多斯高新委托，检测其寄送的煤炭样品。在此之前，该院未出具与该公司有关的任何检测报告。鄂尔多斯高新篡改送检日期、验讫日期和报告日期，在真实报告的基础上伪造出了多份报告。接到举报后，2021年5月初，生态环境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三级生态环境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下称调查组）展开调查，最终认定鄂尔多斯高新提交的2019年排放报告里，有12份燃煤元素碳含量检测报告被篡改。2021年6月5日，内蒙古生态环境厅对鄂尔多斯高新下达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决定书。6月底，鄂尔多斯高新重新提交了排放核算报告，完成整改。在碳市场上，碳排放配额缺口越大的企业需要付出的成本越高。鄂尔多斯高新伪造报告的目的自然是降低其碳排放量，从而减少配额缺口。但是，其伪造报告里的燃煤元素碳含量数据与真实报告是一致的，被篡改的是检测时间。多位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该司篡改检测时间主要是为了避免使用计算排碳量的高限值。根据相关规定，控排企业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前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就将以高限值计算其碳排放量。而以高限值算出来的碳排放量一般要高出10%～30%。综合公开信息和接近调查组的专业人士估算，鄂尔多斯高新通过伪造检测报告的方式，使该司2019年的碳排放配额缺口有望下降近200万吨，据此可减少的开支接近1亿元。对于伪造燃煤元素碳含量检测报告的原因，以及整改情况，《财经》记者联系了鄂尔多斯高新，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协助鄂尔多斯高新完成伪造报告的中碳能投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解释说，中碳能投完全没有造假动机，之所以改动检测时间，只是想加快工作流程。因为2020年受疫情影响，碳盘查报告完成时间很紧、人手又严重不足，再加上对政策理解不够，一时疏忽，导致了上述错误。公司已严肃处理相关人员，未来将加强风控管理，避免类似错误。在启动全国碳市场之前，不少煤电企业均未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2019年12月底，生态环境部发文要求，燃煤的单位热值含碳量要采用实测值。没有实测值的企业，单位热值含碳量按33.56t C/TJ（每太焦耳热值含碳33.56吨）计算。33.56t C/TJ被定义为惩罚性缺省值，也被业内称为“高限值”。在此前的区域试点碳市场上，没有实测含碳量的控排企业可用缺省值计算碳排放量。所谓缺省值，是指依据经验设定的默认值，每个煤种有一个缺省值。使用高限值计算碳排量，数据比各地此前采用的缺省值计算法高出10%～30%。多位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的技术难度并不大，但企业要自己实测碳元素，需要采购数十万元的设备并配备相关人员。因此，一些企业就选择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还有一些企业由于没有做好准备，只能选择高限值计算碳排放量。主管部门从2019年起引入高限值，初衷是为了督促企业加快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的步伐，目的是为了更精准地计算碳排放数据。但政策实施后，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副作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认为，在全国碳市场启动初期，不宜采用高限值政策。对未实测碳元素含量的煤电企业采用惩罚性高限值不科学、不准确，碳排放量核算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还需增强。“高限值政策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让部分合规意识不强的控排企业和唯利是图的服务机构不惜铤而走险。”接近调查组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各燃煤元素碳含量的缺省值与高限值比较（单位：t C/TJ）02最易造假的环节在监管体系尚不完善、政策标准边界模糊的情况下，碳排放数据造假不会只是孤案。据《财经》记者了解，在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数据造假案调查结束后，多地陆续发现与该案造假手法疑似的情况。目前，相关的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正在与第三方核查机构一起，复查疑似造假的控排企业报告。《财经》记者近期给生态环境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监管部门发去采访函，希望了解有关碳排放数据造假的调查和监管情况。截至发稿，均未收到回复。但《财经》记者通过调研相关企业和访谈多位业内人士，勾勒出了碳排放数据造假的冰山轮廓。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与中碳能投合作的控排企业有数十家甚至上百家，遍布全国各地，既有国企也有民企。中碳能投主要在燃煤元素碳含量实测环节为企业做“优化”——这可谓碳排放数据造假的冰山所在地。根据相关要求，煤电企业需每月检测一次当月所有批次燃煤的缩分样，每年的燃煤含碳量实测数据则是取12个月的加权平均数据。根据各种燃煤的品质和来源，其含碳量有一定的差异；即使是同一种燃煤，也会由于批次和外部条件等原因，导致含碳量有所不同。采取上述实测方法，从理论上看可提高数据的精准度。但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所有煤电企业如均采用缺省值计算碳排放量，是相对公平的。企业恶意篡改实测数据的空间很小。但若将高限值与实测值相比较，就会有较大的碳排放量差异。对于一些没有条件实测含碳量的控排企业来说，降低碳排放量的操作空间主要在于是否实测。未实测企业所需采用的高限值与实测值普遍存在10%～30%的差距——这可谓碳排放数据造假冰山的厚度。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多地核查或复查疑似造假的控排企业报告时，重点关注的就是碳元素含量实测报告的真实性。从鄂尔多斯高新的案例看，该司没有伪造全部的检测报告，的确向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提供了70份样品，并得到了真实的报告。但是，该司是从2020年6月22日以后才开始寄送样品检测的。2019年全年和2020年1至5月并未实测。“在真实的报告基础上篡改部分内容，让人难辨真伪。”一位碳排放数据核查机构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核查机构需从检测机构调取相关的原始文件仔细校对，才能发现问题。而疑似造假的控排企业和中碳能投往往以异地送检的方式，增大核查难度。在鄂尔多斯高新造假案披露后，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公开了查询原始检测的途径。对于是否还有其他伪造检测报告的情况，该院相关人士回应《财经》记者称，以主管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03提高数据质量，责任不仅在企业从整体上来看，碳排放数据恶意造假的行为只是少数。但是，碳排放数据质量问题却普遍存在。潘家华对《财经》表示，严重影响甚至干扰碳市场秩序的行为不仅包括恶意造假，还包括数据不精确、弹性空间的存在。因标准不完善造成的数据偏差，也会扭曲碳市场的供需关系。碳市场里的碳排放数据是一种商品，但其灵敏度、精准度，都存在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这是碳市场需要克服的困难。今年5月至6月，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古、吉林、山东和浙江八个省市，组织调研了41家控排企业的碳排放数据质量。调研结论是，碳排放数据整体上符合碳市场要求，但数据质量仍有待提升。上述调研组发现，多家控排企业初始碳排放报告的单位换算、消耗量数据、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取值等多项不合规。部分核查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够严谨，在机组冷却方式判断、企业多购电统计、供热量计算等方面存在误判。企业负责人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碳排放数据质量。调研组发现，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几乎不了碳排放数据相关情况，企业也没有设定相应的管理体系，对于部分数据差异较大的情况也不能给出明确解释。除了主观原因导致的数据质量问题，核算标准不够精准也导致了数据偏差。上述调研组发现，控排企业的供电量和供热量计算，可以选择按月度加总和按年度计算两种方式中的一种，但是这两种方式的计算结果会存在差异。比如，淄博热电厂分别以这两种方式统计的碳排放量数据相差0.4%。碳排放数据质量主要依赖MRV体系，即监测（Monitoring）、报告（Reporting）、核查（Verfication）。完善的MRV体系是碳市场运营的基本要素，而全国碳市场在这三个环节均还待完善。潘家华说，在技术层面，碳排放数据监测和报告有较多模糊的边界，无论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清单编制方法，还是中国目前的碳核算体系，都不可能精准。发电行业是相对最容易核算的，但仍有不清晰的地方，例如燃煤的品种、氧化率数值等。全国碳市场加入其他行业后，能源品种、核算环节都将增多，将面临更大的核算精准挑战。核查方面，各地监管部门要考虑全局，公开公正地引入第三方的核查机构。控排企业认为，由于碳排放数据监测、报告的标准不够稳定和操作性欠缺，各企业把握执行难度较大，影响了碳市场的公平性。国家能源集团碳管理部门负责人肖建平对《财经》记者表示，碳排放核算体系就像一把尺子，如果尺子的长度刻度总是在变，那么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就无从谈起。尺子不变，再规定好使用尺子的流程和标准，才能把数据误差降到最低。肖建平举例说，煤电企业碳排放量计算公式的重要参数——碳氧化率在近三年已调整三次。因为标准变化，年度之间碳排放量可能会有3%以上的变化。再比如，在数据参数获取过程中，燃煤月综合样的每次取样量、取样时间、取样过程，以及样品保存时间等规定都较为笼统，这样可能造成企业间核算排放量的差距。由于火电企业排放量巨大，1%误差对企业也是巨大的的成本，因此希望核算指南能更细化。由于标准规范不够精准，核查企业往往出现操作上的困惑。不愿具名的核查机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各省对核查的尺度有所不同。“在有的地方放宽标准你会被认为在放水，但在有的地方又不得不放宽标准。”希望碳排放数据核查能够参照上市公司财报制度，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提高核查的效率和精准度。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数据质量问题无需过度担忧。具有多年碳交易经验的众禾晟科技（北京）公司负责人张智愚对《财经》记者表示，火电装机规模和主机参数都是很清楚的，燃煤品种、发电效率、发电量等数据均来自电厂的控制系统，有据可查。假如企业主观上想修改某些数据，需要动用很多手段去修改整个系统数据链上的数据，这样可能得不偿失。张智愚说，目前阶段有些企业对国家的核算标准不是很熟悉，可能数据精度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各种监测仪表、设备本来都有误差，并且误差还会传递和累积，势必会造成企业碳排放数据有误差。未来，核算标准、仪器仪表、流程以及监管体系完善后，误差肯定就会降低。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在调研总结报告中称，碳排放数据核算、报告与核查的相关技术规范需要尽快完善，并以国家标准的形式发布，减少模糊空间。图3欧盟碳市场MRV体系示意图04该怎样监管碳市场虚拟商品交易市场需建立在严密的监管体系下，否则，巨大的经济利益将使得数据造假难以杜绝。全国碳市场的主管部门此前是国家发改委，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应对气候变化职能由国家发改委调整至生态环境部，碳市场管理职责随之转至生态环境部。根据2021年2月1日起施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全国碳市场由生态环境部统筹管理。生态环境部负责制定相关技术规范和配额分配方案；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具体发放和清缴配额，并核查碳排放数据。全国碳市场与证券市场对数据真实准确的要求类似，但两者目前的监管力量悬殊。首批纳入全国碳市场的控排企业有2225家发电企业，目前A股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有4455家。后期全国碳市场扩容后，控排企业数量将直追甚至超过A股。监管上市公司的证监会与生态环境部虽同属部级机构，但生态环境部监管碳市场的实则只有应对气候变化司一个部门。而肩负具体监管碳市场职责的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能力参差不齐。有试点碳市场经验的生态环境部门监管能力稍强，大多数地区的生态环境部门对碳市场的监管几乎是从零开始。上海试点碳市场从2013年启动，至今已有八年经验。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介绍说，上海的碳市场监管体系包括市、区两级生态环境局相关业务处室，生态环境执法队伍，以及专业技术支撑机构等多个层级，监管力量充足。同时，上海还出台了多项碳市场监管本地政策，规范核查。没有试点碳市场经验的地区目前还在摸索监管体系。一位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说，碳市场的监管以省级部门为主，基层单位目前还没有涉及。省级部门的核查主要依赖第三方的核查机构，而基层生态环境部门与企业打交道更多，让基层单位共同监管可能更合理，但这就需要配备相应的人员和增加培训了。碳市场监管更大挑战的是，碳排放与生态环境部门的其他监管内容有着较大差异。碳排放数据既是复杂的核算指标，也是可交易的商品。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认为，碳市场监管应该是一个涵盖市场监管能力的综合监管体系，需要跨部门的合作。不愿具名的权威人士对《财经》记者说，生态环境部门既发放配额，又对数据质量和配额履约负责，这就相当于家长虽然望子成龙，但往往也容易袒护孩子。所以仅有生态环境部一个监管主体，碳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失衡、有漏洞的。只有将证监会系统、税务部门等加入碳市场的监管，才能建立碳排放数据质量的坚固防火墙。碳市场由碳排放确权和交易两个部分构成，前者以减排为目的，后者主要是通过交易进行成本、风险和收益管理。亚洲开发银行绿色与低碳发展顾问莫凌水认为，环境主管部门和金融主管部门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不同环节应发挥不同的监管作用。莫凌水称，环境主管部门承担碳市场构建和减排活动的监管，金融监管部门应负责碳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并监管交易活动。同时，两个监管机构应加强配额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的衔接。全球最成熟的欧盟碳市场具有相对完善的监管体系，由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协调监管。与中国碳市场未引入碳配额衍生品、暂不允许控排企业之外的交易者参与不同，欧盟碳市场允许金融中介机构参与交易，有交易量较大的碳配额衍生品。其碳市场监管适用于欧盟金融市场的制度设计。同时，欧盟能源产品市场化程度较高，碳排放数据的造假难度较大。路孚特首席电力与碳分析师、牛津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秦炎告诉《财经》记者，欧盟的能源数据统计核算体系比较完善，企业采购的燃煤品种、发电量等基本上都已实现了数字化交易，便于监测和核查。不过，欧盟各国的监管能力也不尽相同，西欧国家监管较为严格，而保加利亚等一些东欧国家的监管则相对较弱。05制度设计的力度仍然不够对于开市仅两个月的全国碳市场来说，制度尚不完美可以理解，但是数据造假应从一开始就是零容忍。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认为，杜绝碳排放数据造假最有效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提高惩罚力度，既包括直接的罚款，也包括声誉上惩罚；二是建立公开平台，让信息和数据更加透明，接受更广泛的社会监督。全国碳市场的顶层设计《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下称“条例”）预计年内将发布实施。从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来看，上述两个办法在条例里均有相关条款。但业内人士认为，条例的惩罚力度不够大，还需制定其他配套政策。条例的征求意见稿里规定：控排企业篡改、伪造排放数据或者台账记录等温室气体排放报告重要内容的，将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不清缴或者未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通过欺诈、 恶意串通、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操纵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条例还指出，核查机构若弄虚作假，生态环境部门将会把相关信息计入其信用记录，同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社会公布。情节严重的，三年内禁止其从事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服务。在条例发布前，对控排企业的造假行为只能依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最多处以三万元的罚款。业内认为，在推动条例尽快出台的同时，还应该借鉴证券市场，采取其他惩罚措施。不愿具名的碳市场资深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数据造假的处罚措施比较强硬，包括罚款、禁入市场甚至刑事惩罚。碳市场应对标资本市场，制定更严厉的惩罚措施。不仅要惩罚造假控排企业，帮助其造假的中介服务机构也要惩罚。在信息公开方面，条例规定，控排企业应当在完成碳排放配额清缴后，及时公开上一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开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配额清缴情况。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应公布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等信息，并披露可能影响市场重大变动的相关信息。目前，全国碳市场的每日交易数据已经公开，但控排企业的排放数据、清缴情况等信息仍未强制公开，市场上也鲜有企业主动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潘家华说，对企业和监管部门来说，信息公开的成本几乎为零。碳排放数据本身很难监管，只有建立信息公开透明的机制，才能将数据造假弹性空间、寻租空间降为零。欧盟碳市场，以及曾实施的国际CDM机制（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量以完成减排承诺）都搭建在向全球公开的管理平台之上。深度参与过CDM项目开发的张智愚说，CDM项目的数据全球公开，意味着其接受来自全世界专家和同行的监督。控排企业参照这一经验，建立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和信息公开平台，对碳市场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主管部门近期也表达了将加强数据质量监管的态度。2021年8月18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回答记者就全国碳市场的提问时说：下一步将强化市场管理，加强碳排放数据的质量管理，强化相关制度的执行落实，加强对全国碳市场各个环节的监管，有效防范市场风险。...

核心提示：1、国产服装品牌江南布衣因多款童装印花图案诡异引发争议。尽管公司已公开致歉，但网友对江南布衣的态度并不买账，更是扒出了该品牌旗下一系列不适合儿童服饰的图案及宣传照。此外，江南布衣作为知名的女装设计师品牌，近年来还屡陷抄袭质疑。目前，江南布衣已成立专项小组启动自查，网友们更多的质疑则在于一家老牌服装品牌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设计纰漏？这背后是否是企业文化的缺失？2、凤凰网《风暴眼》梳理江南布衣财报发现，该公司近年来经历了业绩不振和复苏，波动较大。尽管从2021财年数据表现上看较为健康，但其背后也蕴藏不少隐患。过去的十几年，江南布衣一直持续孵化子品牌，已经构建包括男装品牌速写、童装品牌jnby by JNBY等在内的品牌矩阵，从业绩和门店数来看，童装是公司近期发展重心，但在遭遇舆情风波后，童装前景并不乐观。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曾经的知名服装品牌拉夏贝尔，如今陷入负面舆论的江南布衣又该如何吸取拉夏贝尔的失败教训？ 江南布衣，翻车了。“奇葩怪异的图案，令人费解”、“两个字形容，阴间”、“创新也要有底线，尤其是童装”……网友们的吐槽把这家服装品牌送上热搜，随着讨论度的提高，这家服装品牌更多的奇葩操作被逐一揭开。而在所谓的“标新立异”背后，凤凰网《风暴眼》还发现，江南布衣上市以来，不断通过衍生子品牌打造公司矩阵，并一直走在规模扩张的路上。然而，深陷抄袭风波、新品增长乏力、会员消费不振，江南布衣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1、暗黑童话？诡异创意引人不适，江南布衣道歉太迟性暗示、截肢、恶魔、骷髅，当一系列充满黄暴、血腥、恐怖的元素出现在一件童装的设计上，你有什么感受？江南布衣童装，因其诡异的设计元素，翻车了。事情缘起于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江南布衣童装衬衣上印有不恰当的炼狱图案，以及不合时宜的英文“welcome to the hell（欢迎来到地狱）” “let me touch you（让我摸摸你）”等。并且，衣服上还配有撒旦、骷髅头等不当图案。网友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jnby by JNBY”童装图案。图源：网络截图随后，更多网友晒出了“jnby by JNBY”童装图片。图片显示，这些衣服上有疑似车裂、钉锤、小孩跌落、万箭穿心等图案和文字。图源：微博更有细心网友查询其相关宣传网站发现，不仅童装上的图案令人细思极恐，童模的照片更是诡异。图源：知乎眼看事件不断发酵，江南布衣终于出来回应，但并没有公开在官方账号发布声明或道歉，而只是在网友的微博下回复评论，表示“已下架相关产品，今后将严格审核。”但没想到，江南布衣的这个举动进一步引发了网友更大的不满：“不发个正式的说明吗？就留言？”舆论不断升级下，最终，在事件发酵了一天后，江南布衣的道歉姗姗来迟。江南布衣表示，已第一时间全面下架所涉商品系列，撤销相关宣发物料，并成立专项小组启动自查。此外，公司还承诺，已购买相关商品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原购买渠道退货。图源：江南布衣官微网友们之所以对江南布衣童装事件反应剧烈，根源还是在儿童保护上。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起的一项调查中，参与投票1.3万网友里超60%认为，儿童处于敏感年纪，不当图案对于儿童有暗示性，对其身心发展有不利的影响；而服装品牌应提高敏感性加强审核，不能为了猎奇而忽视儿童的身心健康。童装事件不得不让人疑惑，江南布衣的设计究竟能否称得上“合格”？此前曾有报道称，江南布衣新开拓的每个品牌都配有对应的设计师团队，且从首席创意官到主设计师，每一位均在集团工作超过16年，以保证出品之高质。但从此事件上看，江南布衣的设计，显然不对中国家长的胃口，“高品质”更是要打一个问号。凤凰网《风暴眼》浏览知乎发现，有从事童装服饰的一位网友表示，童装图案都是需要精打细琢的，这在行业中是普遍的做法与共识。然而江南布衣究竟是怎么通过这样不适宜儿童的设计元素的，恐怕还要等待公司自查的结果。2、设计师品牌屡陷抄袭质疑，2021财年子品牌表现不温不火1994年，从浙大化学系毕业的李琳和比她高两级的师兄、伴侣，浙大制冷设备和低温技术系的吴健一同创立了江南布衣。两位创始人虽然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李琳天然对创造性的行业充满兴趣。在毕业被分配到化工厂工作后不久，李琳辞去国企的铁饭碗工作，选择了“下海”。一开始，她在杭州著名的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的一家小店工作，之后，李琳决定创立自己的设计师品牌。于是，江南布衣在西湖畔旁诞生。到如今，江南布衣不仅成为中国大陆唯一一家上市的设计师品牌，还在这近20年间不断扩充自己的品牌矩阵。目前，在女装行业，江南布衣有JNBY，LESS两大品牌，前者的目标客户为25～40岁的女性群体，后者则更针对30～45岁的职业女性；男装方面，速写（CROQUIS）、SAMO分别面对25～40岁的男士和先锋职业男士；童装方面，jnby by JNBY主要面对3～10岁的儿童，蓬马的目标群体岁8～14岁的青年，REVERB则范围更广，旨在获得当代青年的青睐。除了LESS为收购而来，其余品牌大多为江南布衣自行孵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江南布衣自称是中国最独特最易识别的女装设计师品牌，并且品牌认知度排行第一，但在过去几年，【独立设计师品牌】江南布衣却屡屡卷入抄袭事件。2018年，独立设计师陈鹏曾发微博指责JNBY的一款羽绒服与其在同年2月天猫中国日纽约时装周上发布的一则作品高度相似，涉嫌抄袭；更早以前，速写CROQUIS与艺术家徐震的合作中，一款包袋也曾涉嫌抄袭圣马丁辛锐设计师River Renjie Wang的作品，后被下架处理；女装品牌LESS与创意短片平台NOWNESS合作拍摄的视频，也被指责抄袭他人创意。设计师品牌最注重的莫过于品牌调性和原创，屡陷抄袭传闻的江南布衣在此频频出错，难免损害品牌形象。2016年，江南布衣在港交所上市。上市近5年，江南布衣虽然有坎坷波折，但路还算稳。Wind数据显示，除了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江南布衣上市多年来营收增速均为两位数，2021财年更是实现了最好成绩，同比增速达到33.1%，在拉夏贝尔等多家女装品牌面临倒闭之时，江南布衣这一成绩实属难得。净利润方面，2014年江南布衣的归母净利润为1.49亿元，上市首年增至3.32亿元，之后同样维持两位数的增速，仅在2020年随大势下滑，同比减少28.48%，但在疫情之后的2021财年，低基数使得江南布衣当年净利润增速达到86.67%，至6.47亿元，为上市以来表现最佳。受业绩爆发影响，江南布衣的股价在近期创新高，达到27.92港元/股，市值总额接近90亿港元。凤凰网《风暴眼》细看江南布衣不久前发布的2020-2021财年业绩公告，发现虽然和行业相比，公司的业绩表现十分突出，营收、净利润均有明显增长，盈利能力也有所回升，但会员数存在隐忧，并且相关子品牌孵化不及预期。jnby by JNBY这一童装品牌近些年来发展迅速，虽然运营时间不及男装品牌速写，但业绩已慢慢赶上，为公司近年的发展重心。但“童装不恰当图案”事件一出，江南布衣寄予厚望的童装品牌业绩大概率会遭到较大影响。年报显示，2021财年，江南布衣营收为41.26亿元，同比2020财年增长33.1%，毛利则由上年的18.5亿元增至25.97亿元，增幅达40.4%，净利润同比大涨86.7%至6.47亿元。同时，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状况良好，当期净流入13.36亿元，对比上年同期增长99.9%。毛利率方面，江南布衣2021财年毛利率增长3.2个百分点，由上年的59.7%增至本年度的62.9%。净利率则由11.2%增至15.7%，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得到明显改善。江南布衣是国内比较早推出会员体系的设计师品牌。据悉，2015年，主品牌JNBY便已开始经营微信公众号，不仅传播企业品牌理念，同时也建立了完整的会员生态体系。截至2021年6月30日，江南布衣拥有会员账户数490万个，对比上年同期增长约70万个。虽然增速仍然喜人，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丝隐忧。会员账户数明显增长，显示出江南布衣市场开拓方面效果显著，但活跃会员账户数和微信活跃会员账户数均没有明显的增长，2020和2021财年分别继续为43万个和42万个。根据江南布衣的解释，公司活跃会员账户为过去12个月内任意连续180天内有2次及以上消费的会员账户。虽然会员增长了，但愿意并且稳定花钱的人群人数没有明显涨幅，这给江南布衣的拓新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如果新用户开拓不及预期，公司未来业绩能否延续高增长，需要打一个问号。另外，江南布衣目前已经搭建了以JNBY主品牌为核心，男装、童装各品牌为辅助的品牌矩阵，从收入来看，这些品牌虽然都已建立，但无论是知名度还是业绩贡献上都远不如JNBY这一主品牌，新兴品牌的孵化仍然任重道远。从2021财年数据来看，成熟品牌JNBY贡献了22.99亿元的营收，占比超过集团总营收的55%，被寄予厚望的成长品牌速写、LESS、jnby by JNBY同比增速分别为24.2%、47.8%、50%，速写近年来拓展颓势明显，占比由18%下降至16.8%，并未能表现出成长品牌的“高成长性”，反而是瞄准儿童和职业女性市场的jnby by JNBY和LESS发展势头更猛。2011年，江南布衣推出其童装子品牌jnby by JNBY。中国的童装行业一直以来格局都扑朔迷离，虽然女装、男装都各自有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但童装行业整体较为分散，迟迟没能出现实力强劲、一家独大的品牌，大多品牌都由女装、男装、运动品牌延伸而来，成为企业矩阵上的一块拼图。jnby by JNBY正是这样一块拼图。翻阅江南布衣刚上市时2017财年的年报，凤凰网《风暴眼》发现，在推出6年后，jnby by JNBY的营收约为2.94亿元，连续2年增速在10%左右，这时的童装品牌远远不及2005年江南布衣推出的男装品牌速写（营收约为4.9亿元），但在2017年～2021年这四年间，jnby by JNBY迎头赶上，在2021财年，jnby by JNBY已有后来居上之势，截至2021年6月30日，jnby by JNBY门店数为470家，对比上年增长34家，而速写的门店数维持312家不变，可以看出，童装或许是江南布衣企业未来发展的重心。童装品牌jnby by JNBY也是2021财年毛利率增长最快的成长品牌，其毛利率由2020财年的56.7%增至61.6%，增长近5个百分点。目前，虽然江南布衣的全品类品牌矩阵已经铺开，但并未能摆脱对“老将”JNBY的依赖。如今，童装品牌jnby by JNBY出了舆情事件，引发消费者声讨，虽然对主品牌的影响可能有限，但对于2021财年营收6.57亿元、增速排名第三的jnby by JNBY来说，极有可能因为品牌受到消费者抵制而导致来年增速放缓，这无异将给予JNBY、速写、LESS更大的业绩压力。而更新也更先锋一些的新兴品牌蓬马、JNBYHOME，虽然增速分别达到29%、88.8%，但整体占比仅1%左右，品牌成长没有明显起色，在消费者群体中仍然是“查无此人”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江南布衣一改往日作风，一连官宣了三位代言人和大使，分别为超模雎晓雯、周迅和韩国明星刘亚仁。2021财年，江南布衣的销售及营销开支为14.29亿元，销售费用率为34.6%，知名艺人代言费必然不菲，未来江南布衣的销售费用率或将继续走高，只是新代言人带来的收益如何，还要留待时间验证。3、拉夏贝尔的警示：别让规模“梦”变“梦魇”从财报中不难看出，江南布衣的发展思路正是通过多个子品牌的组合拳，试图涵盖各个年龄段，从而将业务面尽可能地铺大。图源：商业地产头条全线布局的同时，开店也不能少。财报显示，江南布衣集团在全球经营的实体零售店总数由2020年6月30日的1855家增加至2021年6月30日的1931家，其中童装jnby by JNBY门店有470家。集团2021年线下零售店舖可比同店增长达到19.3%。门店布局地区上，据赢商大数据统计，江南布衣在全国不同经济线级的城市皆有所布局，超过19%、57%的JNBY门店位于一线、二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则达23%。并且，就平均门店数而言，一线城市平均每个城市超过20家，二线及以下城市不达半数。也就是说，一二线领跑。江南布衣的发展思路，不由得令人想起了昔日女装霸主拉夏贝尔。回顾拉夏贝尔消亡史不难发现，从2014年上市，到2017年一味追求规模效应急速扩张，再到2018年大举衍生子品牌，品牌定位混乱，最终导致营业成本不断攀升，加之经历了2020年疫情“黑天鹅”，导致拉夏贝尔承压进一步加重，最终走向陨落。拉夏贝尔的教训不由得给江南布衣提了个醒，多品牌并举虽然是规模最大最直接的办法，但只一味的蒙眼狂奔，也会引发高库存、资金紧张等诸多隐患，一旦失去现金流，就是血液停止流动的时候，而这似乎也是一直以来服装品牌们都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但与操心长远发展相比，江南布衣当下的麻烦显然更为棘手——该如何给家长们一个诚恳的解释？毕竟，热搜可以降温，但消费者的记忆不会褪色。这一点，想必H&M们早已深有体会。参考资料：1、《江南布衣新品涉抄袭，品牌和独立设计师恩怨又添一笔》，速途网2、《被“误解”的江南布衣，是个狠角色》，商业地产头条...

公募行业“赎旧买新”的老问题正在引发监管机构关注。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近期监管部门要求基金管理人将单一渠道募集份额超1亿、成立后6个月内该渠道净赎回规模超40%的权益类产品及时上报。“要求主要针对按照合同约定，股票投资比例在60%以上的基金产品，不包括ETF、LOF。”一家大型公募基金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一要求剑指公募基金行业一直以来被诟病的“赎旧买新”问题。“这一举措也是为了督促机构转变经营理念，进一步提高行业发展质量，便于监管机构及时掌握行业赎旧买新、重产品首发但轻持续营销等一些行为。”一位接近监管机构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监管层面正在推出一系列举措，打“赎旧买新”的组合拳。视觉中国“赎旧买新”问题多近年来，公募基金规模攀升，爆款频出，新发基金热度不减，但赎旧买新现象依旧存在。按照机构预计，近期公募基金整体仍处于赎旧买新存量博弈状态。安信证券研究认为，5至7月公募基金新发行份额约5145亿份，赎回份额合计约4000亿份，考虑到赎回份额的净值普遍高于新发行份额，预计整体公募基金为存量博弈状态。招商证券指出，从8月发行情况看，居民购买基金热情不减。但今年以来，市场风格与过去两年明显不同，此前投资收益可观的基金赎回压力犹存。因此，综合基金发行和申赎情况，公募基金基本仍处于“赎旧买新”的存量博弈状态。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9月23日，公募基金发行份额已经达到2.21万亿，共有1431只基金发行，平均发行份额超过17亿。但不少新发基金在成立之后也出现了不小的规模缩减。新华行业龙头主题、融通价值趋势、申万菱信价值精选、九泰久元量化等多只在今年一季度成立的基金到上半年年末的规模就已缩减超过50%。“行业马太效应加剧，不少中小基金公司新基金发行难度增加，部分基金或寻求帮忙资金来保成立，而帮忙资金往往不会留存太久。”一家公募基金公司人士表示。“监管层这一措施未来也将会对业绩无法持续的小公司影响较大，一方面发行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产品风格不够全面，可能受市场波动导致某一类产品的阶段性赎回。”前述公募基金人士指出。监管组合拳监管层面正在推出一系列举措，打“赎旧买新”的组合拳。“在今年协会首次公布渠道保有规模排名之前，业内就传言监管部门正在就赎旧买新等相关问题开展调研。”前述公募基金人士表示。今年5月13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了2021年第一季度销售机构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榜单，这也是基金业协会首次公布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在业内人士看来，公布基金销售机构保有规模则是对赎旧买新不良现象的引导，将渠道关注点从基金销量转移到基金保有量。“从渠道端来看，渠道的首发收入和考核机制，必然引导一线销售渠道更加重视首发销售。”北京一家大型公募基金人士受访指出。“在利益冲突缺少监管的情况下，销售新基金而不是持续营销老基金加剧非理性的短期投机行为，重视新发而不是提供专业建议选择长期投资，成为基金销售机构的最经济的选择，由此导致短期内出现爆款新基金，但是从长期看权益类基金份额整体在萎缩，制度性地加剧了追涨杀跌的非理性行为。”一家券商基金分析师受访表示。前述基金公司人士认为，除了渠道方面的原因之外，赎旧买新还有两方面原因。从行业竞争格局来看，基金公司之间竞争加剧，迫使各个公司都不得不保持密集的新发节奏，以此保持市场占有率；以及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大多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还不是很成熟理性，渴望通过频繁申赎等快速提高投资收益，少了一些长期投资的耐心。来自高层的发声亦显示出监管机构对这一乱象的密切关注。今年8月，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基金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公募基金行业坚持持有人利益优先，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在回报投资者、服务投资者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比如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问题时有发生，这其中固然有投资者自身的因素，但也有行业自身发展观和经营观的问题，反映的是规模情结浓厚，重营销轻持续服务；有的代理销售机构和从业人员背离客户利益，诱导‘赎旧买新’。这些问题必须从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高度切实加以解决。希望广大基金机构自觉坚持客户利益至上，敬畏投资者，在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的同时实现公司的成长壮大。”易会满表示。“从产品布局来看，基金公司未来可能会更多布局固定持有期的产品，在产品供给层面尝试平抑赎旧买新的冲动。从渠道合作来看，基金公司也会根据赎回情况、保有情况等，更多选择和保有期限长的渠道合作；并协同渠道方，进一步改善销售结构和考核机制，更加注重保有和留存，逐步做好绩优产品的持营。”华南一家大型公募基金人士表示。“虽然现在新基金发行多，不过近期不少基金公司在持续营销上的投入也有增加。”一家公募基金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医美赛道堪称近两年市场最强风口之一。随着供给侧优质产品涌现，市场崛起，相关上市公司相继迎来业绩与估值双击。与此同时，一级市场各路资本也闻风而动，不惜高溢价，也要跻身其中。这一过程中，激流与风暴也在暗涌。比如当前曝出的四环医药(HK:00460)与康桥资本（C-Bridge Capital）之间的纠葛，便拷问着医美产业：在产业第一性面前，资本与实体产业从业者如何处置好边界及竞合问题？01 四环医药对康桥资本的商业秘密之诉近日，四环医药旗下医美业务主体北京渼颜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渼颜空间），以侵害商业秘密为由起诉了康桥资本，提出高额赔偿。该案已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原告诉称，康桥资本于2020年10月以深度合作为由，对四环医药及旗下渼颜空间等分支机构开展了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这一过程中，双方签订了保密协议。尽职调查之后，康桥资本方面再无下文。直到2021年3季度，有媒体报道称康桥资本牵头的财团正着手收购秀杰（Hugel），2021年8月秀杰（Hugel）公开披露的公告证实了媒体报道的收购传言。渼颜空间方面认为，康桥资本势必会将尽职调查中获得的核心商业秘密用于其对秀杰的收购。且最终收购一旦完成，还会根据其掌握的信息，占据有利的商业地位，该等行为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关乎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起诉最终自有法律论断。我们且先来认识认识四环医药和康桥资本。四环医药2010年在香港上市，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医药公司，深耕中国心脑血管药物市场。此后，四环医药以专业的医药研发为基础，横向拓展医美行业作为第二增长曲线。医美增长曲线的成型，实质正是建立在与秀杰的合作之上。根据历史回溯可知，四环医药与秀杰（Hugel）于2012年签署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四环医药成为秀杰（Hugel）肉毒素产品进口中国的独家代理商。随后，四环医药就秀杰肉毒素产品进口中国开展了多年的临床开发和市场准入工作，最终秀杰（Hugel）肉毒素产品乐提葆®于2020年10月获批进口注册，并于2021年一季度进入中国大陆市场。2021上半年，四环医药医美产品实现收入2.58亿元，瘦脸针产品乐提葆®贡献不菲。目前公司市值190亿港元左右。公开资料显示，康桥资本是一家专注于医疗健康领域投资的私募股权基金。据官网披露，该基金秉持“技术全球化，市场本土化”的原则，专注于生物医药、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三个核心领域的收购机遇。从投资天境生物(NASDAQ:IMAB)开始，康桥资本的投资策略由“少数股权投资”转变为“深度介入”，直接操盘生物医药公司云顶新耀-B(HK:01952)直至上市，则是其深度介入的标志性案例。图：康桥资本的投资组合，来源：康桥资本官网02 一只瘦脸针引发300亿市值波动背后透过现象看本质，四环与康桥的博弈，实质指向的是瘦脸针这个医美细分赛道可观的发展空间。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中国的医美市场处于高度景气的阶段，2020年市场规模高达1176亿元，年服务量2050万人次，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的医美市场。与此同时，预计中国医美行业预期复合增速在20%左右，远超其他主要医美市场个位数的复合增速。其中，以瘦脸针、玻尿酸等注射类产品为代表的非手术市场，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339亿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速为21.7%，比手术类市场高3.6个百分点。从行业发展趋势看，瘦脸针赛道是核心赛道，比玻尿酸更强。如处于成熟期的美国医美市场，肉毒素（瘦脸针）是注射类针剂的核心产品，市占率高达62%。而处于成长期的中国医美市场，透明质酸钠（玻尿酸）市占率为56%，肉毒素（瘦脸针）细分赛道具备充足的上升动能。四环医药也正是在乐提葆®拿到进口批件之后，市值迎来大幅攀升——从当月低点的76亿港币左右，一度在2021年6月攀升至371亿港币的高点，市值振幅高达300亿港币。图：四环医药K线图，来源：WIND金融终端市场的逻辑很容易理解，中国目前仅有四款合规的瘦脸针产品，包括：艾尔建2003年引进的“保妥适”、兰州生物1997年获批的“衡力”，高德美2020年6月引进的“吉适”，以及上文提及的四环医药从韩国引进的“乐提葆”。图：已在国内上市的四大瘦脸针产品，来源：广发证券作用机理相同的瘦脸针，几款产品从效果上来看差异不会很大，四环医药的乐提葆®定价策略偏向中端，有别于高端的保妥适和低端的衡力。在投资者认知层面，乐提葆®在中国市场前景可期，因为其韩国瘦脸针龙头产品的行业地位摆在那里——2016年以来连续5年高居韩国肉毒素市场销售额第一，市占率约50%。乐提葆进入中国市场后迅速放量证明了商业价值，这是四环医药市值上升的基础之一。乐提葆在中国市场具备较大潜力，而且潜力开始兑现，成为资本市场的香饽饽便不难理解。2021年8月25日，秀杰（Hugel）发布公告，其大股东贝恩资本将转让持有的秀杰46.9%的股份给康桥资本主导的联合财团，对价约合15亿美元左右。从短期看，康桥资本方面如果最终收购秀杰成功，一番运作之下可能获得不俗的回报。但显然，此番浮现的关乎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客观上会影响到它的市场信誉。一个基本常识是，信任是金融市场的基石，它的建立、培养和维持依赖于各个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一旦卷入商业秘密纠纷的负面局势里，信誉势必都将因其他参与者的忧虑而大打折扣——在更为巨大的现实利益面前，任何一方利益相关者均难免疑虑自己会否成为弃子。03 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竞合边界在哪里？实际上，这场关于瘦脸针的博弈，最终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与实体从业者竞合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任何产业最终实现健康的高质量发展，都需要遵照行业第一性原理，解决最本质的问题。医美行业第一性原则是以技术研发为导向，为先天缺陷者（兔唇、多指、小耳畸形等）、事故缺陷者（每年6000多万次意外创伤事件），及普通求美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产品和服务。譬如在上游，现有优质供给远远无法满足中国医美市场的需求——2008年至今已获得国家批准的国产及进口Ⅲ类医疗器械，绝大多数是玻尿酸，有40多款；而瘦脸针（肉毒素）产品仅4款，童颜针产品仅2款，少女针产品仅1款。论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资本与医药产业上游公司相比通常相形见绌。医药公司延伸至医美产品领域，推进上游的“供给侧改革”，优势在于相对坚实的转化医学能力和临床开发能力，其中,医药公司更高维的科学和专业严谨性，有利于医美产品的高质量呈现以及医美产业的健康发展。故而在我们看来，基于医美行业的第一性原理，资本与实体产业从业者之间的关系理应相辅相成，前者为创新行为输送资金这一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后者立足产业的价值创造让前者投入实现大幅增值，进而二者合力推动产业经济的正向循环。这一过程中，资本应该且能够做好的事情包括融资支持上游供应商发展等；而慎重做甚至不能做的事情，则包括以不合规的方式阻碍创新循环，影响行业声誉等。一言以蔽，实业与资本的边界不在地理或业务范围，而在于基于产业第一性的人心所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自从“带金销售”被明令禁止后，王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卖药了。他不太懂医学知识，也不懂生物技术，但凭借着“高情商、会拉关系”就在这个行业里顺风顺水了十多年。而如今，红包送不出去，药由政府统一采购，王兴的生意，停了。在王兴身后，还有近三百万名医药代表，正在黯然退场。过去二十年间，医代们都依靠着“给红包、走业务”的手段获取业务上顺利和财富上的成功。但当贿赂这条路被一刀斩断，百万医代们，无路可逃。然而，这些习惯“吃黑钱”的医代们，背后隐匿的，是一场持续了二十年的、蔓延至各个环节的大型腐败。贿赂成为常态跑业务的第一天，王兴亲眼看见师傅把装着厚厚人民币的信封塞进医生兜里。师傅告诉他，这叫“行里的规矩”。十年后，王兴彻底接受了这套逻辑：“这个行业里，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有玩过贿赂这一套？”贿赂医生，是每位医药代表的必修课。有人行贿就会有人受贿，在你来我往之中，医疗系统陷入腐败的泥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川省阿坝州人民医院原院长谷运麒，他一个人就接收了1370万元回扣。这一案件中，从院长到检验科、药剂科主任，再到普通医务人员都不干净，仅主动上交违规受贿所得的，就有173人。腐败由点及面，癌细胞一样不断扩散。仅仅2021上半年，已经有至少32家知名三甲医院的原院长、副院长因受贿遭到查处和判刑。而医代、医院和医生之外，往上走，被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发改委价格司，也有六位曾经管理过药价的司长、副司长因收受贿赂被带走调查。最夸张的时候，四十天内，三名负责人都因贿赂问题被调查。王兴说，这种现象很常见，在医代这个行业里，给医院方面好处是必然之举。他已经对此变得坦然。“这不是简单的个别人的道德问题，根源是你不这么做，你就没法干这个行业。”第一次给红包的时候，他也挣扎过，但最终还是把红包递到了对方手里，“没办法。国内药企都是用这种人海战术的推广模式，我们的底薪都很低，但是提成很高。所以没办法，都需要挣钱。”问题出在哪里？追溯药品从生产商流向医院临床的过程，就会发现：每一个流程，都在为贿赂制造空间。用王兴的话说，医药代表，“本来应该是一座桥梁，是连接药品生产商和医院病人之间的桥梁。”药品，生产出来后往往需要经过医药代表才能到达病人使用。而国内的药品，绝大多数以生产仿制药和中成药为主，这两类药不仅是市场主要产品，也是审批过程中最容易发生贿赂的品类。这些药，在临床使用中占据了接近70%的比例。甚至会有混熟的医生跟王兴戏言；“那些中药针剂，各种营养心肌细胞、增强免疫力的辅助用药，基本上就是为了回扣而生的。”大部分医代销售的，就是这类药物。究其原因，进口自国外的药物大多为自主研发，且疗效普遍得到临床印证，因此多数医院愿意直接进货，竞争压力不算太大。但这类药物的生产成本较高，据王兴介绍，进口药物“普遍需要10-15年的研发周期，在进入市场前药品研发可能需要筛选数万个可能的化合物，花费上亿美元才能研制成功一款药是常态。”高成本，意味着高价格。因此研发成本低、价格更低的仿制药和中成药看起来像是更合适的选择。“毕竟这两类药的研发难度小很多，因此成本相对有优势，就算你在经销商、医院这里都拿回扣分成，能赚的也不少。”这些仿制药、中成药相对进口药来说，缺乏自主研发能力作为背书，因此天然缺乏竞争力。这些药想要进入市场，在审批环节，就需要一些“暗箱操作”。举个例子，2004年，药监局受理审批了10009种“新药”，是同年美国药监局的近68倍。郑筱萸庭审现场更值得玩味的一点是，当时在任的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三年后因严重腐败被判处死刑。通过贿赂，这些种类众多而功效同质化严重的药品审批成功、流入市场，如何抢占临床份额，打开销路，就成了考验医药代表们“智慧”的时刻。“带金销售”就此出现。“带金”，即按照每支／盒药给予处方医生及分管医生一定金额的现金回扣作为报酬。说白了，这些药想进入临床给患者使用，给回扣是必经之路。“反正这些药疗效都差不了太多，谁给出的利润空间大，谁就进市场。”王兴反复说到一句话：“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二十年行贿史追溯过去三十年医代在中国野蛮生长的历史，便会看见：失序的药品竞争、混乱的市场格局共同导致了医代的“变味”。1980年代末期，医药代表这个职业首次出现在中国内地。在这一时期，医药代表往往科班出身，专业水平过硬，也最接近医代们“学术推广”的职业本质。在那个缺医少药和信息匮乏的年代，医药代表们带着外国研发的“新药”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是医生了解医学前沿的宝贵渠道。王兴的前辈——陶伟光，算是国内最早一批的药代。90年代，陶伟光的年薪已经轻轻松松到达万元以上。鲜明的对比是，下海前的陶伟光是西安一所211高校医学院的辅导员，那时他的年薪只有480元。药代的鼎盛时代，也是医疗资源和信息双重匮乏的年代。在药品需求端，当时医院日常可使用的药品仅有500余种，医生们获取国际最新医学进展的渠道也十分有限。而受聘于中外合资企业的医药代表能接触到一手科研资料，熟悉各类西式药品，几乎是学术前沿的化身。回到药品生产端，本土药厂制造工艺水平有限，更无力研发新药，大都生产加工中药、抗生素或仿制专利到期的外国原研药，产出过剩且高度同质化。在此背景下，手握先进信息和资源的医药代表们，在国内市场狂飙突进。陶伟光所属的西安杨森甚至成为医代界的“黄埔军校”，培养了最早富起来的那一批医代们。1992年，前所未有的开放使得市场迅速扩张，无序竞争从这时埋下伏笔。全国各地卷起承包老药厂、开办新药厂的风潮，外资药企同时涌入，这也是中国药品史上权力寻租最疯狂的时期。因受贿被判了死刑的郑筱萸，在1994年出任国家药品审批与监督管理部门的一把手，他在任期间，太多同质化的“新药”凭借行贿拿利润顺利通过审批。这些“劣币”想进入市场，旁门左道反而成了主流道路。也是在那段时间，很多医药代表开始涉入药品生产端，他们借助“关系”，从药监局申请批文，随后找代工厂生产，使药品以更低的价格流入市场。把片剂换成胶囊，或者简单调整成分配比，就能“创造”一种新药，而谁有本事把这药卖进医院，便能财源广进。对这些药物来说，靠学术推广无异于痴人说梦。相较之下，“比谁给的钱多”是更直接的打法。2000年前后，“带金销售”逐渐与医药代表如影随形，医药代表开始沦为纯销售职业。甚至在这些国产药流向临床的过程中，不止一层代理商或者经销商都会从中捞一笔——药品生产成本极低，但医院的售价却大幅上涨。举个例子，葛兰素史克作为一种常见的抗病毒药物，它在韩国、加拿大、英国分别售价为18元、26元、30元，在中国却能卖出142元的高价。《我不是药神》里的交易场景羊毛不可能出在猪身上。在这二十年里，一边是医代们“吸血又吸金”，一边是老百姓们承受着“药价虚高”、“看病贵”的巨大压力。在这二十年里，市场监管去哪儿了？其实，从2009年新医改正式展开后，对于药品和医代的监管一直有政策推出。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过去十多年的市场状态。毕竟，隐形的利益关系一旦形成，各方总能默契地达成对策。表面上：政府对药品公开招标，质优价低者胜出。而实际上：药企间提前透露中标价、串标、找其他企业陪标，层层贿赂下来，药价的水分丝毫不少。利益链上的大家心照不宣，“互利共赢”地捞着油水。集采了，然后呢整个医疗体系中的各方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想要撼动，绝非易事。17年之后，监管动作尤为频繁，医疗链条上的各方都被纳入整顿对象。针对药企，“两票制”和“4+7制度”实行。“两票制”是指在药品从药企流通到医院的过程中，只能开两次发票：从药企到经销商开一次，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流通环节被直接压缩。“4+7模式”指的是在11个城市针对仿制药等品类集中采购，相当于国家动手“团购”药品。另外，医代开始受到监管。《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医代被定位为学术推广，不再承担销售任务，同时未经允许不得开展院内推广。医院则着手落实DRGs制度，即通过大数据比较，得到每种病对应的医疗费用。通俗来说，一旦诊疗成本超过这个规范额度，医院就要亏损。一套组合拳，拳拳重击。而对习惯了“带金销售”的医代来说，最狠的一拳莫过于集采时代来临。集采，指的是政府通过招标选择药品并进行“集中带量采购”，这意味着：价格成为药品能否被采用的最重要因素。过去3年内，国内共有5批总计218个品种的药品纳入集采。纳入集采后，这些药品的价格平均降幅超50%，最高降价90%。除此之外，还有至少300个品种的药物在排队进入集采。从数据上看，集采带来的效果是显著的。以药企中的佼佼者恒瑞为例，自18年集采以来，恒瑞进入国家集采的仿制药共有28个品种，药价平均降幅高达72.6%。恒瑞医药集团从21年上半年的财报来看，恒瑞上半年净利创17年来最低，第二天股价开盘，几近跌停。药企们被狠狠地将了一军，医代们也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同样以恒瑞为例，其旗下80%的医药代表们都有可能被直接裁掉，放眼全国，可能会消失的医代高达300万人。可以预见，当集采进一步开展，未来在中国医药行业的处方药体系里，真正需要的医药代表，预计也就是在50万到60万左右。最直接的后果是：缺乏医学功底的、无法胜任学术推广任务的百万医代们将面临着失业的命运。毕竟，在医疗规模是中国1.5倍以上的美国，医药代表的人数也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药价能降吗打击医代、倒逼行业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但问题在于，仅仅收拾了医代，医疗系统的腐败问题就能消失吗？药价会真正的降下来吗？“药价虚高的根源既不在医生，也不在医院，更不在医药代表，而在于政府对医药行业的不当管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在国内三大医疗保险内的药品目录和各地方的自定药品目录中，几乎所有药品的价格都由政府把关。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对此表示，同样是政府定价，“药品定价高低、利润多少，很多时候全靠价格主管部门领导的一句话”。药的价格谁来定、凭借什么标准定，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影响了整个医疗系统的形态。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贺滨认为，无论是取消药品集中招标，推行“两票制”还是普遍提高公立医院医生收入水平，都无法彻底解决药价虚高的难题。仅仅对中间环节出拳是不够的，因为，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缺陷才是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从供给来说，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在于：当供严重过于求，那么，为了在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生产者之间就一定会出现恶性竞争，也就是说，这些药品通过层层贿赂进入市场就会成为必然现象。王兴反复强调：“黑锅”全让医生和医药代表背，这有失公允。“同一种药，二十来个厂家抢市场，这不是逼着恶性竞争吗？极度过剩的产能，是医生拿红包就能审批出来的吗？”直白来讲，整治医代也好，药品集采也好，要是医疗体系改革的“后门”没关住，医疗乱象就一定会继续生长。就国内的药品研发环境来说，自研能力始终处于相对弱势，大多数药企以生产进口药的仿制药、中药材合成药为主要业务，就会导致药品之间同质化严重。功效相近的情况下，哪款药利润空间大，天然逐利的市场就会做出选择。除了供给端混乱低质的问题，需求端——医院也存在着“以药养医”的必然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医疗服务收入补偿的方式有缺陷。“长期以来对医疗服务的定价采用行政手段的方式，使得医疗服务价格压得很低。医疗机构无法通过服务获得合理的收入补偿，只能通过医药等间接获得补偿。这个根源不解决，从其他方面下手，表面上是可以挤出一些水分，但医疗机构和医生很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获取补偿。”所以，不对整个医疗服务体系进行源头上的深入改革，仅仅打击流通领域，根本无法解决问题。药品集采，也只是整个医疗体系改革中的一个环节。有用，但是不够。新规之下，三百万医代在劫难逃。而整个医疗系统的顽疾，依然需要更有力的一双手。...

美国东部时间9月22日，美联储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零至0.25%之间，同时表示缩减购债规模可能将“很快开始”。此外，美联储大幅下调了今年的美国经济展望，并上调了通胀预期。尽管美联储声明偏“鹰派”，但是由于该决议符合市场预期，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在经历21日重挫之后接连反弹，23日收盘时集体收涨。多位经济学家和分析师认为，目前投资者已经消化了美联储缩债的信息，并已经习惯了逢低买入的节奏。美联储最早于2022年开始加息美联储22日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发表声明强调，通胀居高不下，主要受一些暂时性因素影响。“经济的发展道路仍然取决于病毒的走向。疫苗接种方面的进展可能会继续减少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但经济前景仍然存在风险。”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以下简称“FOMC”)的官员表示，他们将开始缩减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期间提供的部分刺激措施。不过，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迹象表明何时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美联储决策层首次在声明中提到“放缓资产购买速度”。这也是与7月28日的会后声明相比，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将于11月宣布缩减债券购买规模，并从12月开始执行。从8月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至今，市场对美联储缩债的时间点一推再推。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不断延缓的原因在于Delta变异毒株引发的疫情扰动下，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尤其是就业市场受到影响较大。“11月美联储是否会正式宣布取决于接下来的9月非农数据情况，如果9月非农数据没有超预期变差，保持正常水平的增长，那么11月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将大概率正式宣布Taper。”明明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FOMC准备采取行动。“虽然尚未做出决定，但与会者普遍认为，只要复苏仍在轨道上，在明年年中左右结束整个缩债过程可能是合适的。”随着美联储缩债的脚步日益临近，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关注度也在提高。越来越多的与会者认为2022年美联储将开始加息。今年6月时，更多的与会者认为加息将于2023年加息。根据美联储最新的“点阵图”显示，18名FOMC委员中有9人预计2022年加息，这高于美联储6月预测的7个。除一名委员外，所有委员都预计在2023年底前至少加息一次，其中13个委员预计2023年将加息两次。9月“点阵图”还首次显示了2024年美联储的利率预测。根据中值利率，美联储2023年将再加息三次，2024年将再加息三次，这意味着到2023年底总加息3.5次，而6月的预测为2次、到2024年底美联储总加息6次半。明明预计，在高通胀和金融稳定的压力下，不排除美联储会在2022年底首次加息。“当然这还取决于未来通胀的走势，如果通胀从高位回落，那么2023年加息则是大概率事件，这是一个需要动态观察的过程。”长期内美国经济或持续复苏除了寻找货币政策的相关信息之外，投资者还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了解美联储对通胀前景的立场。Grant Thornton首席经济学家Diane Swonk指出，深入研究美联储预测和点阵图的细节表明，美联储内部更多的人担心2022年通胀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美联储的季度预测中，美联储下调了经济增长前景，上调了通胀预期。美联储预计，2021年美国实际GDP将增长5.9%，低于6月会议上预测的7%。美联储将2022年和2023年的GDP增长预期分别上调至3.8%和2.5%。嘉盛集团全球研究主管Matt Weller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总体来看，这些预测调整说明美国的经济复苏预期将持续多年，而不是以极快的步伐在12个至18个月内完成复苏。此外，美联储上调了今年的通胀预期。该机构预计今年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通胀率将达到4.2%，高于6月预计的3.4%；预计未来两年的增长率将回落至2.2%，与6月的预期相差无几。美联储还小幅上调了2021年核心PCE通胀预期，从6月的3%上调至3.7%。目前预计，2022年的核心PCE为2.3%，2023年为2.2%，6月的预期分别为2.1%和2.1%。作为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美国核心PCE价格指数呈增长趋势。目前，这一指标的最新数值为7月同比增长3.6%，远高于美联储的官方通胀目标2%。不过，鲍威尔反复强调，随着供应链因素、商品短缺和异常高的需求水平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预计价格压力将消退。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联储在通胀和就业问题上“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目标正在接近实现。“就通胀而言，我们似乎取得了不止是重大进展，而是进一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我和许多官员看来，这部分测试已经完成。”但鲍威尔也承认，由于供应链面临的挑战和工人短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就业市场方面，作为9月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非农就业报告，8月非农就业报告表现疲软。该份报告显示，美国8月非农新增就业岗位为23.5万个，远低于市场预计的72万个。此外，美联储将2021年年底失业率从6月预测的4.5%上调至4.8%。不过，鲍威尔强调，就业方面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考验已经基本达到。“不需要惊人的就业数据，美联储就会开始取消宽松政策。”他补充道，“对我来说，不需要一份引人注目的、很棒的、超级强劲的就业报告，只要一份相当不错的就业报告。”不少人士认为，鲍威尔的此番言论较为鹰派。美银首席经济学家Michelle Meyer表示，总体而言，此次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出的信号更趋鹰派。明明也持该观点，认为本次会议的点阵图和鲍威尔的讲话均相对之前更加鹰派。不过，Swonk指出，鲍威尔是“鹰派中的鸽派”，预计有更多央行官员担心2022年通胀风险将上升。LPL Financial固定收益策略师Lawrence Gillum则警告称，"值得注意的是，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内部对短期利率的走势仍持不同意见，因此2022年FOMC票委的架构和鲍威尔连任与否将对未来的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70余家登记备案公司打着“金交所”的旗号，搭建了一条为地产、三方财富等行业违规发行“理财产品”的地下新融资通道。据估算，借助这条通道募集的资金可能高达千亿规模。从鞍山市区开车，沿着建国大道向南再向东驶入汤析线，马路从宽阔的双向八车道变为两车道，路边的风景从高楼变成田野。再翻过几个山头，行驶近50公里后，6月下旬的一天，证券时报记者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辽宁省鞍山市马风镇前马村。前马村建在山脚下。据村口公示牌上2017年的数据，这个拥有1089人的小村庄年人均纯收入1.7万元，山上种植的2000亩南果梨树是村里的主要产业，一年产值400多万元。从一家养鸡舍旁边的小路爬上种满梨树的小山包后，整个前马村便尽收眼底。备案公司辽宁锦战登记注册地，辽宁鞍山前马村吸引记者来到前马村的并不是这些梨树，而是一家名为辽宁锦战登记备案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辽宁锦战登记”）的企业，它的注册地及官网所留地址都显示为前马村。“为了……充分发挥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公司应运而生，为金融产品、金融资产交易提供专业服务”，该公司官网如此介绍自己。据记者了解，仅通过为一家地产集团提供服务，辽宁锦战登记从中获取的收入就可能超过1000万元。一个小山村里为何会有一家金融服务公司？更确切地说，一家从事金融服务的公司，为什么不在城市繁华的CBD里，而把自己放到农村？前马村的徐会计告诉记者，他对辽宁锦战登记“一点印象都没有”，公司三位股东及高管“也不是咱们本村的”，“实际公司肯定没有，不在咱这村”。显然，辽宁锦战登记提供了虚假的地址。这并非孤例。证券时报调查发现，2018年至今，像辽宁锦战登记类似的公司不断在江西、广西、湖南、贵州、河南等中西部省份的偏远地区注册成立，已有70余家。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这70多家像辽宁锦战登记类似的公司，打着“金交所”的旗号，搭建了一条为地产、三方财富等行业违规发行“理财产品”的地下新融资通道。据估算，借助这条通道募集的资金可能高达千亿规模。那么，藏在辽宁锦战登记和像它一样的备案公司后面的操盘手是谁？这条地下融资通道是如何建起来的？上千亿的理财产品流向了哪里？其中隐藏着哪些问题和风险？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历时近3个月，走访十多个省市，对这一由伪金交所构成的地下融资产业链进行了调查。地下融资新通道最先让辽宁锦战登记进入记者视野的，是国内地产巨头背景的H财富公司面向个人投资者销售的一款理财产品——“恒锦新稳040400定向融资计划”。辽宁锦战登记在这个产品里的角色是“备案机构”。根据记者了解及H财富理财经理描述，产品发行方将相关材料发给辽宁锦战登记，辽宁锦战登记为其出具一个备案函后，这个定融计划便成为了销售口中“合法合规”的理财产品，被拿去向个人募资。该产品在认购风险中写道，“本产品在辽宁锦战登记备案服务有限公司备案登记、信息披露，但辽宁锦战登记不对发行人和担保方的经营风险、偿债风险、诉讼风险以及本产品的投资风险或收益等做出任何判断或保证。”“恒锦新稳040400”产品说明书的声明与提示页也就是说，作为备案机构的辽宁锦战登记，其实只是为这个理财产品提供所谓合规依据的通道而已。但在一些产品推介材料和理财经理那里，辽宁锦战登记被称为金交所。辽宁锦战登记在官网对其业务如此介绍：针对融资人的备案服务、针对投资人的登记服务、针对交易过程的鉴证服务以及金融交易咨询服务，旨在通过四大服务帮助投融资双方营造一个合法合规、公开公平的交易环境。辽宁锦战登记真的是金交所吗？严格来说，始于2010年的金交所（即金融资产交易场所），是经由省级政府批准后予以设立，且通常由地方国资控股。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到2017年9月，全国金交所数量达到顶峰，共79家。由于金交所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规范，逐渐成为P2P、私募基金的融资通道，产生了诸多风险，于是金交所迎来的监管日趋严格。2017年，多份重磅监管文件的出台，开始切断金交所的部分融资通道业务，并且限制金交所数量。2020年9月，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发布通知，要求金交所不得向个人销售产品、不得跨区域展业等规定，从监管上彻底掐断了金交所作为违规理财产品的通道。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止2020年12月，金交所数量已由79家降到60余家，部分金交所或注销或合并。再回到辽宁锦战登记。企业档案显示，该公司于2020年6月4日在海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地为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马风镇前马村（海城市为鞍山管辖的县级市），法定代表人马以则，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缴资本为0。辽宁锦战登记的成立并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司名称也无金交所相关字样，且从成立时间上也在监管严控金交所数量之后。被理财经理称作金交所的辽宁锦战登记，其实是伪金交所。那理财产品的发行方为什么会在一家伪金交所做备案呢？此前，一些P2P、私募基金、财富管理公司等想要发行底层资产不明甚至涉嫌自融的理财产品时，通过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方式走不通，金交所便成为它们主要的备案通道。但当监管将金交所通道掐断后，它们急需一个新的通道来满足规模庞大的理财产品的合规需求。这种情况下，像辽宁锦战登记一样的公司应运而生。而支撑它们可以做此类业务的关键是，公司的经营范围。以辽宁锦战登记为例，其经营范围是：金融资产和金融产品的备案、登记；其他金融创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咨询；金融产品和相关业务的鉴证、咨询。凭着这个经营范围，辽宁锦战登记就变成理财经理口中的“金交所”，为脱离监管的理财产品提供所谓的备案服务。这也让它们赚的盆满钵满。辽宁锦战登记的高管吴斌告诉记者，仅H财富通过其备案发行的以河北新成就门窗有限公司（下称“河北新成就”）为融资方的一个理财产品系列，融资规模就达6亿元。若按市场通行的0.3%收取通道费，辽宁锦战登记就可获得180万元的收入，而他们要做的，只是出具一纸备案函。记者从多位H财富理财经理、备案公司及融资方处了解到，H财富发行的理财产品规模累计超2000亿元，这将为包括辽宁锦战登记在内的伪金交所带来不菲的佣金收入。谁在借道备案公司融资？众所周知，在“三条红线”的重压下，地产行业近两年的首要任务是降负债，融资难度相应变大。于是，通过发行理财产品融资成为诸多地产公司越来越倚重的资金来源。多个如辽宁锦战登记一样的备案公司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他们备案的理财产品发行方，基本都是地产公司。商丘市国茂信用资产备案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下称“商丘国茂备案”）的业务经理称，中国百强房企中，有十家是他们的客户。陷入严重资金困境的H集团是其中最典型、规模最庞大的一家。今年以来，该集团的商票违约、债券打折、评级下调、降价卖房，在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通过H财富高息发行理财产品，以支撑日渐紧张的现金流。据合肥一位H财富理财经理告诉记者，仅今年4月份，H财富的募资额就超过100亿元。而据H财富高管表示，目前理财产品待偿余额超过400亿元。证券时报记者调查发现，除H集团外，不少百强房企中的头部企业都有发行类似的理财产品。相应地，这些地产企业旗下的小区物业成为一个天然、优质的理财产品销售渠道，它们或自建销售或通过分布在全国的各个小区物业员工，将理财产品卖给业主。今年6月以来，证券时报记者在北京、成都、石家庄、鞍山、武汉、青岛等十多个城市调查走访，获取了数十份H财富及荣盛、鸿坤等地产商旗下财富公司近期在售的理财产品资料或合同。梳理后发现，这些合同大同小异。产品结构包括募资总规模、起投额、投资期限和预期年化收益率。产品各相关方包括发行方、承销商、受托管理人、担保方和备案机构，发行方即融资方，承销商即H财富这样的销售机构，委托管理人一般是某资管公司，通常并无实际用处且是地产公司关联公司，担保方也是地产公司或旗下子公司，备案机构即辽宁锦战登记这样的备案公司。以H财富发行的“恒锦凤乐112500”产品为例，该产品的备案方（有的产品中称发行人）是湖北凤辉筑家建设有限公司（下称“湖北凤辉”），由辽宁锦战登记备案，H财富承销，H集团旗下公司担保。这款产品的融资额上限2000万元，10万元就可起投，期限15个月，预期年化收益高达11.8%。一位成都H财富理财经理发给记者的两份产品合同甚至只填了发行方和产品利率、期限，备案机构、承销商、委托管理公司等都空着，根据不同公司按需填写。在记者获取的数十份H财富理财产品资料中，融资方有5家：河北新成就、湖北凤辉、青岛港融深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青岛港融深”）、湖北钢盾物资有限公司（下称“湖北钢盾”）、青岛绿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下称“青岛绿野”）。据H财富产品推介书和理财经理们统一表述，这5家融资方都是与H集团地产项目有合作的上下游供应商，H不会立即支付这些供应商的应付工程款，而是开具商业承兑汇票，一定期限后兑付。但证券时报记者对5家融资方进行实地调查后发现，湖北凤辉、青岛港融深、湖北钢盾等3家公司注册地址异常，无法联系，且在近两年频繁变更股东、法定代表人、公司名称等关键工商信息，并大幅提高注册资本。这些公司更像是H财富用来发行理财产品的壳公司。湖北凤辉在武汉一家居城的注册地实际是一个木业门店，和该公司没有关系另外有实际经营的两家融资方，青岛绿野被H集团入股，已然涉嫌自融；河北新成就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司作为发行方募集的资金期限通常都会比H集团给其的商票到期日要长一个月。只有当H集团将其商票兑付，该公司才会兑付到期的理财产品。H集团实际上是最后的债务人。H财富利用与其无明显关联的壳公司来融资，试图在产品表面显得合规。相比起来，虽然荣盛、鸿坤等地产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规模小得多，但在产品设计上却更是不加遮掩，直接自融。河北房地产龙头、中国房企16强荣盛发展通过其实际控股58%的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冀投资”）发行这类理财产品。记者8月下旬获取的在售产品“中冀优享26号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料显示，发行方为天津中冀普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冀普银”），担保方为中冀投资，受托管理人是天津中冀永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冀永泰”），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发行人对外投资或补充流动资金。中冀优享产品结构，除备案和结算公司外，其余各公司均是中冀投资旗下公司中冀普银和中冀永泰都是中冀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产品明显自融。其另一在售产品“易享荣-盛行合肥3号”也是同样情况，资金流向荣盛在合肥的一个地产项目。“您在我们这投资的钱，大概三分之一投到了地产。”中冀投资理财经理刘元（化名）说，中冀投资每个月发行的理财产品规模“大概两个亿左右”，现存待兑付资金规模24亿元。鸿坤地产旗下鸿坤财富发行的产品也是一样的情况，通过旗下两个子公司作为融资方和担保方，募集的资金用来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最终用于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我们的固收（理财产品）投的全部都是鸿坤自己的地产项目或者产业的项目，”鸿坤财富理财经理任伟良（化名）说。他告诉记者，鸿坤财富2020年通过这类固收理财产品募集了50亿元，今年到8月已经募资30多亿。“如果您问我这个项目最大风险是什么？就是鸿坤集团在您投资期限内倒了，这就是最大的风险。”任伟良说。9月8日，陷入困境的H集团理财产品爆出兑付危机，据称至少400亿元无法到期现金足额兑付。利用备案公司这种伪金交所作为融资通道并不是地产行业的专利，三方财富公司发行产品也经常出没其间。其中，中植系旗下三大财富公司发行的规模庞大的固收理财产品，都利用了这个新的地下融资通道。2021年8月，证券时报记者以投资人身份，从新湖财富、大唐财富、恒天财富三家公司理财经理处获取了数十份在售固收类理财产品的资料。和前文所述地产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一样，新湖、大唐、恒天三家的产品也都被称为金交所产品。新湖财富8月在售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信息三家产品除产品设计上的名称、投资期限、利率和推介话术有差别外，产品结构相同，资金的募集方其实都是中植集团旗下的几家子公司。比如新湖财富“中植创信骄鸿”产品，融资2亿元，期限12个月，100万起投，预期年化收益9-9.2%。产品发行方为中植创信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植创信”），由中海晟融（北京）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中植创信是中海晟融的全资子公司，中海晟融则是中植集团下属四大板块之一的并购板块的控股平台，穿透后解直锟持有其全部股份。而在期限6个月，融资3亿元的大唐财富“中植创信品隆”产品中，发行方和担保方与中植创信骄鸿一样，都是中植创信和中海晟融。到恒天财富那里再换个名字后，同样是中植创信作为发行方的融资3亿元、期限12个月的产品就成了“中植创信品瑞”。除此之外，这三家财富公司发行的三款产品的结构完全相同，受托管理人都是海南向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备案机构则是已经在文中出现多次的辽宁锦战登记。三家财富公司的理财经理都向记者表示，此类产品在各自公司总的资产管理规模中占比在30-40%之间，而三家在公开宣传中都表示各自在近两年新增的资产管理规模在千亿元左右。据此粗略估计，仅通过这三家财富公司发行的伪金交所产品，规模就可能上千亿元。这些源源不断的资金，就成了中植系的庞大资金池，且鲜有监管、去向不明。事实上，监管已经三令五申，严禁金交所为此类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提供通道业务，即使是真的金交所产品，也已严重违规，突破了监管底线。而这些打着金交所旗号，实则通过备案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试图规避、脱离监管，自行构建了一个地下融资大平台。而以万计数的个人投资者大多数分不清这里面的区别，在理财经理精心设计包装的话术和所谓实力雄厚的公司担保下，将个人、家庭积蓄投向了这些风险难测的不合规、无监管产品。甚至一些上市公司等机构投资者都将数千万资金投向这些产品中。随着H财富爆雷，一个核心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帮凶”，这条由伪金交所们构筑的地下融资通道，是如何形成的？怎样设立一家伪金交所？在种满梨树的前马村寻找辽宁锦战登记的实际办公地无果后，证券时报记者最终在鞍山市区一栋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找到了辽宁锦战登记的办公室。这个混杂了美容、教培、律师和住户的公寓楼里，辽宁锦战登记的办公室在一个不到40平米的单间，摆着三张桌子，只有一位入职不久的年轻文员。她告诉记者，这个办公室的主要用途是作为联络点处理公司在当地的工商税务。辽宁锦战登记在鞍山一公寓楼的联络办公室，对门是一家培训机构随后，记者拨通了辽宁锦战登记股东、监事吴斌的电话，他告诉记者，“我们集团在上海，主要业务团队也在上海”。吴斌解释，之所以把辽宁锦战登记注册在鞍山，是招商引资过去的，“来了之后对我们有税收要求”。“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前马村具体在哪儿，落在那个地方是因为市里面希望我们把税收落到这个村，作为当地的一个扶持政策。”新湖财富在“中植创信骄鸿”产品资料中也称辽宁锦战登记是“海城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2020年6月在市政府牵头下正式落户并取得金融办注册意见批复的一家机构。”记者在对辽宁、河南、江西、湖南、广西等五省区辖内近10家备案公司的调查走访后发现，像辽宁锦战登记这样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在当地成立此类公司是普遍的做法。前文提及的为H财富和中冀投资理财产品提供备案服务的广西中马新城国际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下称“中马新城服务”），2019年7月成立于广西钦州市。该公司的两个股东分别是广西中马园区金融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1%，下称“中马金投”）、前海土流金融服务中心（深圳）有限公司（持股49%，下称“前海土流”）。中马金投的实际控股股东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当时园区没有什么金融队伍，他们来到广西也算是比较专业的人，跟原来的书记沟通后，刚好就把他们引进来。”中马金投总经理曾凡峻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表示。曾凡峻被国资派来担任中马新城服务的董事长，但备案业务的实际经营团队由股东方前海土流负责，办公室位于北京。广西钦州市财政局金融监管科负责对钦州市辖内的非金融机构、金交所等交易场所进行监管，该科室负责人王兵（化名）就接待过许多以招商引资名义寻求来钦州注册此类备案公司的团队。王兵告诉证券时报记者，2020年下半年开始，很多团队来到钦州寻求成立备案公司，“一下子全部集中过来了，而且宣传得非常好”。他们一般不会直接说要做交易所业务，而是宣称要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涉农的乡村振兴，或是供应链金融等，“实际上你看了之后就是交易场所的业务，类金交所业务”。事实正如王兵所说。为鸿坤财富理财产品备案的广西捷算，2019年12月成立于广西百色，从经营范围来看，广西捷算应是一家农业农村相关产权的交易场所，在其官网上也确实有诸如农村信用通、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等业务板块。但实际上，其主要业务还是能带来丰厚收入的理财产品备案服务。除了鸿坤财富，证券时报记者看到，雪松控股旗下公司也是广西捷算的备案客户。为了消除顾虑，来找王兵的团队还会带着已经在河南、湖南等地注册好的同类公司和当地金融办的批文，让他觉得其他省份可以设立这类公司，广西也可以效仿。湖南娄底冷水江市金融办批文这些背后操盘的团队还很聪明的一点是，他们寻找的公司注册地大都是中西部省份偏远地区的区县。这些地方经济较为落后，招商引资力度大，同时金融监管方面的专业性和执法能力跟不上。“当时确实对它真正的交易模式也不是很清楚”，王兵说。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类金交所业务的备案公司在中西部省份遍地开花。伪金交所全国知多少？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今，全国各地共出现了至少76家与辽宁锦战登记类似的备案公司。这些公司虽然名称各异，但基本都会出现“资产”、“交易”、“登记”、“备案”等关键字眼。而若能注册如湖南联合信用资产登记备案中心（下称“湖南联合登记”）或吉安联合金融资产服务中心这样的名字，则是最好的，听起来更像金交所，受理财产品发行方欢迎。除了名字，更关键的是企业经营范围。如上文提到过的辽宁锦战登记的经营范围，是金融资产和金融产品的备案、登记；更常见的是“为信用资产提供登记、备案、结算、挂牌、信息发布服务”，这里的“信用资产”会因注册地不同，可能变为“金融创新产品”。但核心不变，都是资产的登记、备案。有了这句话，再加上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一纸批文，这些公司就将为理财产品提供备案服务的行为称为“合法合规”，而到了财富公司那里摇身一变就成了金交所。证券时报记者穿透这些公司的股东背景后发现，正如王兵和马腾说的那样，不少公司背后实际由同一个团队操控，已实现集团化运作。集团化代表一：马腾本人担任着湖南联合登记等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湖南联合登记的股东之一——中融尚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又是新疆新金资产登记备案有限公司（下称“新疆新金登记”）等三家公司的控股股东。而新疆新金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杨鹏洲，也是与该公司同一天注册成立的另一家备案公司——新疆中新资产登记备案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集团化代表二：青岛富隆投资控股集团直接间接控股了河南润和资产备案登记中心等8家登记备案公司，这8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董茂金。此外，另有2家备案公司与这8家存在间接关联关系。这10家公司又分别注册在云南、贵州、河南等8个省区。集团化代表三：北京含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含光投资”）通过全资子公司，100%持有四家备案公司的股份。在其另一品牌公司的官网上，排在首位的业务领域——金融资产备案——介绍称其是“国内唯一持有四家国家级认证的省级金融产品交易牌照”，为H财富理财产品提供备案的“焦作弘光信用资产登记备案中心”就是其中之一。此外，梳理这76家伪金交所的信息后还可以看到，成立时间上，2018-2021的四年间，公司数量逐年递增，2020年开始爆发增长，当年设立25家公司。到今年，仅上半年就设立了25家公司，与2020全年相当，7、8、9三个月又成立了超过10家公司。地域分布上，这些公司分布在全国14个省和自治区，除辽宁、山东、广东、浙江四个东部沿海省份外，另外十个都是中西部省份，其中又大多集中在江西、贵州、河南、湖南、广西五地，有57家，占比76%。江西以18家的数量为全国最多，河南最为分散，10家公司分布在7个地市。这些情况表明，上千亿规模理财产品对融资通道的急切需求和由此带来的丰厚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团队加入，想要从中分一杯羹。那些集团化运作的成熟团队，也还在不停地四处寻觅，让手中控制的备案公司规模更庞大。这也是应对不断收紧的监管的需要。而注册备案公司这件事，在一些地方甚至也成了一门赚钱的生意。百万公司注册费在证券时报记者的统计中，江西吉安一市就有8家备案公司，全国最多。其中，包括为H财富产品备案的吉安中传金融资产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下称“吉安中传服务”）在内，有5家的注册地址都在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下称“吉安井开区”）君山大道248号。坐落在这个地址上的，是吉安井开区金融产业园。这个占地2万多平米的金融产业园是吉安井开区的重点项目。2019年11月18日，已经试运营一年多的金融产业园举办了盛大的开园仪式，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被寄予厚望。吉安井开区金融产业园大楼据了解，金融产业园的运营由吉安井开区百金金融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下称“百金金融”）负责。这是为此专门成立的公司，吉安井开区管委会全资控股的一家公司占股20%。自称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的民企中邦（深圳）数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最大股东，持有44%股份，实际运营也由该公司负责。记者在一份宣传册上看到，金融产业园的入园对象包括地方各类交易场所、金融辅助类业务服务机构。实际上，转贷公司（从事过桥贷款业务）和金融信息服务公司是园内入驻数量最多的两类公司，真正的持牌金融机构寥寥。为吸引企业入驻，从前期申请注册、经营场所提供，到后期的财税服务，都可以交由百金金融代办。肖阳（化名）是百金金融的招商经理，他在2019年6月发的一条招商朋友圈上，对各类代办项目明码标价，如公司注册1500元、刻章970元、财务代申报每月200元等。大多入驻园区的公司实际并不在这里办公。所以当记者6月底来到金融产业园，在5层楼里看到如大学宿舍一样分布的一个个办公室，大多都关着门，门口挂着一个或者多个公司的标牌。而挂在墙上的产业园共享办公室方案表明，这里的办公室可以按座位出租，一个办公室实际可以被当做多家公司的办公地址。吉安中传服务注册地在金融产业园401室，这挂着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门牌吉安中传服务注册地址上写的是401房间，门口挂的却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招牌。这5家备案公司，实际运营地都不在产业园内，它们只是为了能够在这里注册成功，并拿到当地金融办的批文。相比起各项代办服务的收入，注册备案公司是一笔大生意。肖阳向前来寻求注册备案公司的记者表示，“这种公司的话，它注册费也收的高，基本上差不多达到三位数，100万元左右”。肖阳称，2020年6月吉安中传服务的注册成立，也付了100万元左右。2019年5月试运营期间，肖阳发朋友圈吸引企业来金融产业园落户，称可办理金融牌照记者就收取注册费的情况向吉安井开区管委会财政局金融办的负责人核实，负责人表示：“我只能这么说，我这里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不管你们记者也好，还是纪检也好，还是审计也好，我们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也经得起查。”但该负责人也表示，“任何招商入驻企业都要通过产业园”。“打个比方，你今天来我这里要问办这个公司需要什么，我可以跟你说清楚你要提交哪些材料，但是你材料不需要给我，全部通过产业园。”按照正常的企业注册办法，即使是需要审批的金融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所谓的“注册费”。而吉安井开区金融产业园的运营公司百金金融却能把这变成一门生意，一个原因是注册的人愿意为这个能给自己带来丰厚收入的伪金交所付费，另一个原因应该就是“任何企业入驻都要通过产业园”的政策，让百金金融拥有了垄断性权力。吉安井开区管委会是百金金融的参股股东。薄弱的地方金融监管证券时报在多个有备案公司注册的省市调查期间，收注册费的情况只在吉安井开区看到，让这些备案公司不断涌现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指向了地方基层金融监管的薄弱。专业性不足是普遍现象。“批跟不批其实主要看（监管人员的）一些意识，你没这个意识，他一下子钻了空子也很正常。”上述吉安井开区金融办负责人说。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也是近几年的事。早前由于金融机构和金融类业务、服务都集中在一二线的大城市里，三四线城市尤其像备案公司扎堆的中西部省份偏远地区的县一级行政单位金融业贫瘠，对金融的监管也集中在大城市，县一级未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随着金融业发展，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在过去几年的快速演进，一方面我国的金融渗透率不断提高，很多以前没有或触达不了的金融业务开始下沉，另一方面也让非法集资、违规变相理财的情况出现的更频繁，涉及面也不再只是大城市。在此背景下，省、市、县三级都逐渐设立了专门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相应地，对具体金融或涉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将日常监管的责任交给了区县一级的金融办。这个制度安排看起来并没问题，但现实情况却是，区县一级尤其是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金融监管部门更多像是临时上阵，在专业性上多有欠缺。上文中提到的也为H财富产品提供备案服务的商丘国茂备案，注册地在商丘市民权县，对它的日常监管由民权县金融工作局负责。该局魏局长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现在的金融工作局是2019年由县财贸办改制而来，人员编制也变成了事业编制，没有执法权。财贸办时期他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各商务部门贸易数据、税务等方面的工作，并不负责金融业态的监管。一直以来民权县也没有金交所，他们对类似交易场所的业务并不了解。魏局长表示，金融工作局曾让商丘国茂备案签过一个不从事非法集资等不合规业务的承诺书，除此之外，他们并不清楚这家公司实际经营的业务，也难以监管。当记者表示要将商丘国茂备案为H财富理财产品提供备案的资料交给魏局长留存，他没有留下。他说，“你可以把这个东西交给市金融局”，“因为对这块业务我们也不懂合规不合规”。甚至当记者离开后，魏局长又打来电话，“你认为他们是涉嫌违法了是不？”“要不明天就叫工商局（市场监管局）把他们营业执照给他取消掉吧。”距民权县1000多公里的冷水江是湖南娄底市管辖的一个县级市，马腾的备案公司湖南联合登记就注册在这里。和记者探访的所有备案公司一样，也未能在注册地找到湖南联合登记，而只有一个民宅，其实际办公地在北京。湖南联合登记在2020年12月成立时拿到了冷水江市金融办的批文，并将之视为可以开展类金交所业务的监管证明。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冷水江金融办负责监管此类业务的郭股长解释为何会给批文，“当时确实是什么也没有明确，所以从支持企业的角度（就批了）。”这句话透露了作为县一级金融办的无奈。湖南联合登记是第一家在冷水江注册的此类公司，在对其进行审批时，由于当时省市两级监管部门并未明确表示此类公司不得注册成立，加之在金融专业上对此了解不多，就批准了。而到了日常监管时，由于公司实际经营地并不在当地，也就不清楚它实际的经营业务以及合规与否。郭股长说：“我们监管部门就是在政策的把握上面，只能跟着上面走，有时候还有点滞后。在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实际上监管起来都很有难度”。在鞍山，当记者将辽宁锦战登记的情况告诉鞍山市金融发展局时，电话一端的办公室主任坚称辽宁锦战登记不归该局监管。备案公司背后的团队正是瞅准了基层金融监管部门的“空子”，专挑经济较为落后、金融发展不足的区县一级进行注册。清理整顿进行时好消息是，一些地方已经注意到了登记备案公司这类伪金交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开始进行清理整顿。鞍山市场监管局注册登记科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月份收到上级通知，停止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投资”等字样的公司注册。冷水江的郭股长也表示，他们在今年3月份也收到了来自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和娄底市金融办的要求，不得新批准设立从事变相交易场所业务的公司，对已成立的公司进行整改，变更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不得再开展业务。冷水江金融办按照要求，于今年4月去掉了湖南联合登记此前包含资产登记备案的经营范围，公司名称也由湖南联合信用资产登记备案中心，变更为湖南联合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并对其下发了整改通知书，不得再变相从事类金交所业务。肖阳和吉安井开区金融办负责人也都告诉记者，江西省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要求不得再批准设立此类备案公司，并对现有公司进行清理整顿，或注销，或变更公司名和经营范围，不得再开展新的业务。钦州金融监管科的王兵也表示广西已有同样措施。吉安井开区金融产业园大厅挂着《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开始执行的条幅在证券时报统计的76家备案公司中，已有十余家公司做出了如上的变动。多家公司在记者询问是否还能为理财产品做备案时，回答已暂停此类业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2021年备案公司成立数量依然大幅增长来看，虽然备案公司出现最早、最集中的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已经开始对各自省内进行清理整顿，但由于在全国层面还未如部际联席会议统一部署整顿金交所那样的中央文件，“聪明”的备案公司们又在其他还未严管的省份快速成立。据证券时报统计，贵州省11家现有的备案公司中，有8家公司是今年成立的，其中7家在近两个月注册。最集中的当属黔南自治州行政首府都匀市，仅7月份就成立了4家备案公司。9月1日，旗下湖南联合登记被整改了的马腾团队，同一天里在新疆和田成立了两家备案公司。“从监管角度看，这类产品会不会有什么窗口期？”8月中旬，记者以地产公司合作的身份问马腾。“从我们做了这两年的经验判断下来，无论是政策的执行力度，还是政策的出台的速度，每个省是不一样的，我们就相当于是有更多的保险。”“现在看到明年底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地产开发商都在做，它即使停止这种业务模式，也是有过程的，不可能一刀全掐死。全掐死的话无非就是把负债特别高的地产商负债能出表的唯一途径都掐死了，负债情况就更恶化了，下一步肯定金融机构就会有违约情况出现，比H今天面对的问题要更严重。”“如果真的过两年之后，监管不让做了，市场上一定会发展出来一个新的产品形式去满足大家的需求。”马腾说。如何疏与导，考验着监管的智慧。...

2021年，华强北，每一口燥热的空气都氤氲着金钱的味道，他们说这是芯片的“大年”。这里，芯片的来源五花八门，有靠关系弄来的一手芯片，有放仓库几十年的二手芯片，有垃圾堆里“捡”来的翻新芯片，还有卖传闻战斗机里的军工芯片。这里，卖芯片靠赌，赌料号，赌真假，赌老板，赌大势。有人赌对了“势”，月入千万，直接退休；有人赌对了老板，入行一年便月入几十万；也有人赌输了，黯然离场。这里，神秘、魔幻，却又异常的接地气。产业规律和人性被放大，谁也不知道哪个一米柜台会走出下一个亿万富翁。一、赌大“势”，搞大钱“华强北是个大赌场”。——芯片现货商贾成甄那天下午见到成甄兄的时候，他红着脸，醉眼迷离。成甄兄姓贾，毕业后到深圳打拼，从送货小弟做起，一转眼十几个春秋，大家见了面都叫他“老贾”。原装、库存、翻新芯片他都卖过，总之就是什么能搞钱卖什么。华强北的苦他吃过，华强北的事他基本都了解。老贾常挂在嘴边的有两句话：一是“我卖的都是原装正品”；二是“华强北是个大赌场”。我们俩聊了几个小时，从个人谈到工作，从工作谈到芯片分销行业，从行业谈到个别人。这次谈话，老贾用到最多的一个词是“TMD”。我，也一样。今年各大品牌的芯片缺货，且价格一路上涨。据了解导致芯片缺货的主要原因是：1、晶圆厂减少导致晶圆产能不足2、疫情等突发因素影响芯片厂正常生产3、原厂计划产能满足不了当下需求4、人为的控货、炒货5、终端恐慌性备货老贾的理解是“有的芯片缺货是真缺，而大部分芯片是因为钱才缺货。”缺货是如何产生的？以TI（德州仪器）来举例，这样的芯片巨头有8万多种芯片型号，不可能全部由自己对接终端，所以这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神秘的电子元器件分销网络。正常的电子元器件流通方式一般是：芯片原厂（直接到大终端客户）——代理商——经销商（贸易商/现货商/配单商）——中小终端客户。能在华强北靠芯片赚到大钱，往往是通过不正常的芯片流通方式。华强北是个芯片蓄水池，这池子里的水从哪里蓄？蓄多少？流向哪里？华强北商家各家有各家门道。蓄水池的进水口主要是各大芯片原厂、回收翻新芯片、终端呆滞库存芯片（行业内叫“呆料”）；蓄水池的出水口主要是国内外大小终端和方案商。在这个蓄水池里，只要你有钱，就能买到你想要的芯片。这里有各个品牌全新原装的正品芯片；有和改革开放同一年出生的年迈芯片；有从垃圾堆里回收翻新的二手芯片；有粗制滥造的假冒芯片；还有上天下海的神秘芯片，能打入漂亮国内部。我在华强北看到的快递员，每个人，几乎都可以给你讲个故事而想在华强北赚到大钱，术、道、势缺一不可。“术”是指华强北商家以什么样式生意模式做芯片，主营哪些芯片品牌，通过何种渠道进货。“道”是指华强北商家怎么才能挖掘到能赚钱的芯片。往往这样的芯片在市场上存货少，有市场需求，且有客户肯出高价为芯片买单（或原厂内部消息）。“势”则是要借助天灾、人祸，或需求爆发。天灾：疫情、火灾、地震、洪水等不可抗因素的自然灾害导致芯片产能减少；人祸：市场囤货、炒货，最典型的案例是前几年的MLCC缺货涨价；需求爆发：会导致某一颗或一类芯片缺货，市场现货急剧减少。“术”、“道”、“势”三者结合便可幻化出无数种结果。所以在这里，你能看到Microchip部分芯片出货期长达54周；也能看到博世ESP芯片13元/颗芯片黑市交易4000元/颗，TI某型号芯片从几十元/颗涨到了10000元/颗天价；甚至还能看到由此衍生出来的香港劫匪不劫运钞车，改劫芯片。“势”来的时候，华强北就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往往芯片缺货涨价会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需求出现或原厂交期拉长→商机→部分有现货商家控货涨价→需求端恐慌→（需求端备货增加）→加重缺货涨价。而在这时，只要敢赌，赌对几个料号，便够吃上个三五年。在华强北，没赚钱的人摩拳擦掌，赚到钱的人遮遮掩掩，很难具体知道到底哪些家公司赚了大钱，到底赚了多少钱。但是老贾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在赌场里谁最能赢钱？”没等我回答，老贾便将杯子重重放下，道：“庄家！”接着给我看了一段芯片公司的财报：晶丰明源近期发布2021年中报，数据显示，公司报告期间产生的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0.66亿元和3.36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的较低基期数据，同比分别增加177.19%和3456.99%。老贾调侃道：“由于半导体供应链陷入困境，晶圆缺货，原材料上涨和更好服务客户，这家公司今年发了七次涨价函，营业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净利润增加了三十多倍。”聊了这些之后，其实我也有点心痒痒的，想要囤点芯片，发笔横财。于是，便问成甄兄：“你觉得我现在囤芯片搞点小钱，晚吗？”老贾眯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问我：“做芯片生意就像养猪，四五年一个周期，在周期顶峰前埋伏好，顶峰到来时敢去赌才有机会。现在去囤货，你去哪里囤？有几条裤衩？”快走的时候，我忍不住好奇心问老贾：“你今年搞到大钱没有？”老贾趴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在华强北搞钱，要赌‘势’，要静悄悄的。”说完，成甄兄突然一仰头，打了个嗝。食物与酒精混合在胃里发酵的酸臭迎面面扑来，我避之不及，在里面嗅到了粘稠的科技味，伴着酱香。算是告别。二、真亦假时假亦真，买正品要赌运气“这些渠道只要有一样能玩精通，就能住深圳豪宅香蜜湖。”——芯片质检员林文西在华强北专门帮人验芯片真假的林文西最先感受到这波行情。年初的时候，突然间验货量增多的时候，他就在微信上跟我说：“今年芯片可能又要大缺货了。”我问：“为啥？”文西兄半天在微信给我回了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文西兄是地地道道的潮汕人，最爱三件事：看书、喝茶、出去玩。做芯片质检每天面对的只有机器和芯片，时间长了总感觉少点什么，用文西兄的话说，看书是为了去思考，是去以某种方式和自己和解；喝茶是去感受，同一泡茶每一泡茶汤都不同，和人、芯片一样；出去玩是去发现，发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是对生活的热爱。华强北市场上芯片种类繁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很多商家深受其害。所以每次采购去询完价格的时候，都会问对方一句：“是原装正品吗？”对方回答几乎都是：“是”。文西兄经常去思考这句话的意义，后来总结出：“都说不是，还要我干嘛？”据文西兄介绍，华强北市场上的芯片一般分为三大类：一是原厂芯片，二是假冒芯片，三是国产替代。整体来说假冒芯片和国产芯片相对比较简单：国产芯片：这种芯片会PIN TO PIN大厂的某颗热销或紧缺的芯片。基本功能能还原大厂芯片的95%以上，但是遇到应用环境要求较高时，便只能用大厂芯片。国产替代芯片价格便宜，原厂给到中小终端的服务也好，在缺货期间国产替代芯片也被越来越多终端认可。假冒芯片是指：仿品与进口原装芯片外表和功能做成相似（主要是国产、台湾产），有点类似于莆田鞋。这类芯片从出生就是为了造假，所以华强北市场上最痛恨这类芯片，这类芯片占比相对较少。花样最多的要属原厂芯片，这类芯片渠道渠道五花八门，比较复杂。想要赚到大钱，机会都在这里：1. 正常渠道流通原装正品芯片：绝大多数市场上流通的芯片是代理商正常从原厂分货，之后分散到终端和华强北。（这类芯片最受认可）2. 非正常渠道流通正品芯片：原厂或代理内部人员通过非正常手段倒卖出来的芯片。3. 终端倒货：终端一次几百甚至几千万元从原厂拿“出厂价”芯片，终端自己留一部分使用，另一部分卖到华强北分销商手中，再由分销商供给不同终端。（这类芯片在缺货期间量很大，原厂几十个周交不出来的货，市场上却有很多现货的原因就在这里。一般情况下整箱售卖的芯片被撕掉一部分标签，大多是这个渠道来的货，主要是为了防止原厂通过标签查芯片来源。）4. 翻新芯片：将芯片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主要做这个的地区在潮汕的贵屿、陈店。贵屿主要负责将回收来的废旧电路板拆解分类，陈店将分类好的芯片精加工送往深圳销售。（虽然有很多人拿此类芯片冒充正品原装，但大部分商家会如实去告知客户是翻新芯片，良心的商家还会包上机，虽然这类芯片是华强北人最头疼的“假货芯片”，但翻新芯片在缺货期间为缓解需求紧张发挥了很大作用。）5. 不合格芯片：主要是封装测试不符合标准的芯片、流水线不符合要求的芯片，被内部人员收集重新打包，当成正品原装或散新去卖。少数良心商家包上机。（包上机是指在贴片或者测试过程中，不符合要求的芯片会被退回去，商家只收能正常使用芯片的钱）。6. 呆滞库存，也叫“呆料”：终端仓库的库存，比较零散，往往以原价2~3折打包出售。购买者将这些芯片分类，匹配不同需求，只要能卖出其中一小部分便能收回成本，剩余的芯片放在仓库等机会出售。所谓的“国外芯片盲盒”便是属于这一类生意。（做这类生意有点类似于金融市场的一级市场，需要经验、知识及人脉的积累。经常十几个人一起拿一批货分担风险）7. 国外正规和非正规渠道进口芯片：这类芯片包含种类较杂，有正品原装，也有部分芯片神秘芯片，这个不便多讲。用文西兄的话说：“这些渠道只要有一样能玩到很精通，就能住深圳豪宅香蜜湖。”潮汕贵屿回收芯片，如今，小小的芯片都成了印钞机由于芯片来源渠道众多，真假难辨，每当缺货的时候，商家在市场上采购芯片的时候渠道会变得不稳定。没有信任基础的双方大多会找文西兄这类人员帮忙验货。由文西兄确定芯片是正品后，双方才会付款成交。所以像文西兄这类有辨别芯片真假的能力的人在华强北也比较受尊重。想要验证芯片的真伪，一般最多只有三步：1.验标（验标是指将芯片外盒的包装上的标签与原厂正品标签作对比）2.验货（先看被验芯片包装，之后在显微镜下看芯片看芯片丝印和定位孔有没有被翻新打磨痕迹，最后看芯片引脚有没有使用之后残留的焊锡痕迹）3.拆芯片：这种方式通常会X-Ray检测，高倍显微镜观察、做电性分析等。这种方式对技术要求较高，设备昂贵成本也高，验货几乎不会用到。（芯片失效分析常用）想要验证芯片真伪，说起来就像虎扑验鞋一样简单，但由于芯片型号繁多，就算是从业多年的芯片质检也未必能保证看货“一眼准”。文西兄跟我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调侃问了一句：“你验得货都准吗？”文西兄没有回答我，只给我讲了一件事，他听说由于近期福建疫情，某APP多款鞋断货。并问我：“很多时候，花正品的钱，怎么能说买到的是假货？其实今年由于缺货太严重，很多终端只能拿翻新当原装用。”我问文西兄：“听说市场上有一家买到1000多万的假货，这事是真是假？”文西兄微微坐直了，道：“我不知道是这事是真是假，但我知道经常因为假货，双方撕*，甚至有的都赔了不少钱。这样的行情下，假货能不多吗？但是为了赚钱，谁又不愿赌一把？”“真真假假。他们（分销商）赌货的真假，我帮他们看真假，有时候我告诉他们是假的，他们当真货去卖；有时候我告诉他们是真的，他们却偏偏不信。”文西兄说这话的时候皱着眉毛，看着远方。“唉……今年可真是个盛世。”半天，文西兄以很平静的语气吟了句诗：“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我至今没有理解。临走的时候，我问文西兄：“芯片缺货涨价对你最大影响是什么？”文西笑着叹了口气，说：“工资没涨，活更累了，出去玩也更贵了。”回去的路上，我看着车窗外移动的高楼，突然脑子里冒出来文西兄提到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三、“赌老板”，月赚十几万“原厂是黄四郎，代理商是汤师爷，终端是前任鹅城县长。”——芯片销售姜河海90后的姜河海刚做了芯片销售一年出头，平时喜欢看新闻，瞎研究。我与河海关系最为要好，空闲时经常一起玩游戏。从河海今年新增的皮肤数量上，我就能知道今年他没少赚钱。河海游戏技术菜，但有韧劲，肯花时间研究，上个赛季摸索游戏机制，靠挂机上了王者。我问河海：“你觉得今年做芯片的谁最赚钱？”河海没有丝毫犹豫，回答道：“有现货的最赚钱。医疗器械、储能、汽车、通讯、安防等等几乎每个行业都缺货。缺货意味着涨价，要想赚到大钱，要么是未卜先知，赌上身家提前囤货；要么是原厂、代理或终端有关系，能拿到现货。TI、ST、NXP、ADI、高通、博通、英飞凌等芯片未来几个月依然会很缺，分析机构的研报显示8月芯片交期已经拉长到了21周。要是我年初买点芯片屯着，不比买基金强？”讲到这个的时候，河海点了支烟，说道：“今年就有很多做TI、ST现货的**（广西方言），朋友圈在晒旅游照，已经可以提前退休了。”见我疑惑，河海没有说什么，话锋一转，道：“除了像汽车电子这种芯片认证较难、原厂较少、产能的确不足的行业外，有很多消费电子这种从目前各种统计数据来看都有些疲软，为什么现在依然严重缺货？”我没有回答，河海接边看手机边说：“其实今年华强北的很多货都是从终端拿的，这种缺货的情况下，分给代理商多少芯片要看原厂心情，猫腻最大的在终端这块。以消费电子芯片为例，终端申报到原厂的需求在增加，原厂现货不够分，但在华强北总能找到货，而且是原装正品芯片。为啥？消费电子产品很多生活非必需品，如果价格上涨过高，传导到消费者那里便不能被接受。如果元器件成本的涨幅超过产品利润，某些大一点能从原厂拿到货的终端便卖起了芯片，所以传闻中做产品的也去卖芯片也不足为奇了。这样就会导致终端虚报需求，原厂芯片交期拉长到几十个月，最终有批人先富了起来。芯片流转变成了原厂→大终端→华强北分销商→中小终端。在这个流转的环节中，真正有需求的客户有可能拿不到货，炒货的人手上有库存，供需不均匀，资源错位。最苦的是谁？真正有需求，但没芯片的终端。芯片价格太高怎么办？直接选择躺平，放弃生产产品。即使是汽车芯片，按照正常情况也不会缺货这么严重，为啥？一是几家芯片原厂产能与消费复苏的矛盾问题；二是新能源汽车相比传统汽车芯片用量大；三是车企恐慌性备货。据我所知，最舍得出价钱，市场扫货最积极的主要那几家新能源，这些人现在就不是靠卖车赚钱，人家是去美利坚赚dollar的，爱国企业，有钱。”在我问到，这样普遍缺货的行情还能持续多久的时候，河海给我转了两条新闻：“联电、世界、力积电等晶圆厂近期要求部分IC设计客户签订“保价保量”合约，以今年第4季最新调升后的价格为基准，合约期限平均二年、最长三年，明年起生效。摩根士丹利报告显示，整体半导体需求可能被高估了，预计台积电等代工厂，最快会在今年第4季会发生订单遭到削减。”转给我新闻之后，河海没有过多解释。略微正式又又夹杂着疑问的语气说：“其实我每天研究这些，对我也没什么用。对我们销售而言，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在‘赌老板’。老板有能力搞到货，我恰好能找到合适的需求，这便是能力。不瞒你说，上个月我赚了十几万，如果换一家公司，还能赚这么多吗？”我顾不得考虑什么能力不能力，满脑子都是羡慕。河海岔开话题，问我：“你觉得原厂知道终端在偷偷卖芯片吗？”我笑着回：“你一个销售都知道，更何况是原厂？”我们相视而笑，我让河海分析分析：他提到的原厂、代理商和终端是什么关系？ 河海想了很久，食指边敲桌子边说：“原厂是黄四郎，代理商是汤师爷，终端是前任鹅城县长。”四、尾声是赌，就会有输赢。一夜暴富故事最容易在充满鸭屎香味的一米柜台前流传，激励着一批批来深圳追梦的人。但是如果你细心去看，偶尔也可能会在嘈杂的半空中飘荡着如：某人借高利贷囤货，原厂放货，赌输跳楼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远不如一夜暴富流传更久，往往伴随着几句jia die（潮汕话“喝茶”）及几声叹息，像烟一样，淡淡的，风一吹，就全都散了，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人，来来往往；货，真真假假；故事，有喜有悲。这，便是华强北。“山寨手机王子”陈金陵，传闻曾坐拥上亿资产，如今成为街头流浪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