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3 月，国家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防治中心成立。作为国家卫健委的直属事业单位，它将承担研究政策标准、协助体系建立、推动人才培养等八项主要职责。曾有疾控局领导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专门成立这个中心来加强统筹，反映了“国家层面高度重视”。21 世纪初，精神卫生正式走向公共卫生领域。梳理近 20 年的精神卫生政策，似乎能看到一种趋势，即从侧重精神疾病防治，逐渐向促进全民心理健康这一综合目标转变。宏观政策的变迁，终究会作用于具体的地方和人。7 月，“偶尔治愈”去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林口县。无论 17 年前启动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还是近两三年开展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这座名不见经传的东北县城都在首批试点地区之列。我们接触了牡丹江市精卫工作的带头人、林口县及下属乡镇的精防人员，以及被政策影响的患者家庭。或许，他们的讲述可以拼出一个样本，帮助理解这 20 年我国精神卫生政策的变迁发展。找巫医“跳大神”的患者，开始被看见绿皮火车从牡丹江市区出发，晃晃悠悠地向北开。硬座车厢几乎座无虚席，四处传来东北口音的家长里短，偶尔被外放的土味视频盖过。嘈杂中，有一桌人的谈话内容与四下的环境有些不搭。他们不时提起一些国家政策，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是“如何将心理服务下沉到乡镇”。当时正值 7 月中旬，即便是这座有“雪城”之称的城市，也正迎来最热的一周，最高温度持续在 34℃ 以上。绿皮车厢里只有一排小风扇，不起什么作用。那桌的一位花甲老者，领口旁慢慢渗出了汗珠。老者名叫宋彦，是牡丹江市一所精神专科医院的副院长，从业近 40 年。他穿着妥帖的衬衫、西裤，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着颇为严谨。两小时后，绿皮车停在 120 公里外的林口县。宋彦此行的目的是在那里的古城镇办一场培训，对象主要是林口县各乡镇的精防医生（公共卫生项目中从事精神疾病防治管理的医生），以及古城镇各村的村医和人民调解员。宋彦第一次去林口县下乡，是在 16 年前。那是“686 项目”启动后的第一年。“686 项目”是 2004 年底立项的“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因为首年获批 686 万元经费而得此简称。2003 年的“非典”之后，中国开始强化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次年启动了一批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项目。“686项目”是其中唯一的非传染病项目，目的在打通医院和社区，提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率，降低肇事肇祸率 。启动之初，内地除西藏外的 30 个省级行政区，都要建立两个示范区，城市、农村各一个。林口县被选为黑龙江省的农村示范区。宋彦当时是牡丹江市精神病防治院的院长，据他介绍，林口县被推荐到省里的原因，一方面是需求比较大，无论是来住院的患者，还是院里开具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来自林口县的都要多些；另一方面，那里的三级卫生网络比较好。2005 年，宋彦带着几位医护频繁下乡，对患者进行全面摸排。根据其危险程度和家庭条件，决定是否纳入免费医疗的范围。牡丹江市的医生指导村医随访患者家庭，图源：受访者提供他们走遍了林口县的 200 个行政村，最偏远的需要开三四个小时的车才能抵达。赶上农忙，患者家属都在地里干活，找不到人，往往需要等到晚上六七点钟才能入户，回到市区“基本都是后半夜了”。过程中也有被袭击的风险。宋彦记得，最危急的一次是面对一位有暴力倾向的女患者，她曾因病被退婚，唯一的监护人是七十几岁的老母亲。宋彦在入户时立即决定给她注射长效针剂。这种针剂由项目免费提供，用于精神疾病的维持治疗，每月注射一次。当时有三位男医生在场，又把她的侄子找来，“四个男的给她摁住”，才打好了针。医生们到屋外和家属交代注意事项，她却突然拿着菜刀窜出。“我们一边安抚她，一边向后退，想躲回车里。她越来越逼近，到了车子跟前，把倒车镜一刀砍断。”好在车子的报警器响了，她受到惊吓，转身跑回了屋里。那年，林口县被分配到两百个免费治疗的名额，而宋彦他们摸排出的患者却有四五百人。宋彦回忆，这些患者中，约有九成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治疗。一方面，由于认识落后，更多家属会找巫医“跳大神”。另一方面，林口县没有精神卫生机构，患者只能去牡丹江市区看病，这一两百公里的路程，当时是一道不低的门槛。而且许多患者家境贫困，无力负担就医成本。医院之外，更广大的患者被看见。有位四十几岁的女患者，经常在村里惹事，有时砸别人家的玻璃，有时“拿着棍子在马路上一站，骂骂咧咧，谁见了都绕着走”。后来，为了不打扰其他村民，她和家人搬到五六公里外的山上。入户时，宋彦爬了一个小时的山。另一位女患者的家是黑黢黢的，窗户被她打碎过几次，后来就用木板钉死，几乎透不进光。家里一儿一女，女儿名叫王晓霞，为了照顾母亲，读完小学就辍学了。医生到访时，小姑娘正在屋外烧火做饭，她的母亲赤裸着躺在炕上，抽了满地的烟头。还有二三十个患者被家人用不同的方式关锁，有个孩子困在黑屋里，大小便都用桶解决。父母在门上留个小窗口，“到点了，把饭递进去”……“一喊二砸三出门”这些患者的随访、发药，需要依靠基层医生完成。宋彦记得，项目启动时，多数村医连重性精神疾病有哪几种都不知道，项目涉及的药物，乡镇一级的医生也没接触过。全国皆是如此，一位国家级专家曾说，不少精防人员随访时只会问三个问题：有被子吗？吃饭没？有没有闹事？因此，下乡的另一项工作是培训他们，包括重型精神疾病的识别、用药以及发生紧急情况如何处理等。介绍要接地气，比如评估患者危险等级有个口诀，“一喊二砸三出门，四持器械五伤人”，这是宋彦讲过几次后才想出来的。他最早培训的乡镇医生中，有两位“一直干到现在”。顾柏林是其中之一，16 年间，他从林口县北部的刁翎镇搬到中部的古城镇，管理过两地的患者。顾柏林的办公室很宽敞，窗台上摞着十几个文件盒，都是精防工作的资料。他向“偶尔治愈”一一细数，眼睛里闪着光，言语间流露出成就感：有村医们上交的随访记录，有每月统计的四率（检出率、管理率、规范管理率和治疗率）表格，还有政策文件和科普物料……顾柏林办公室的窗台上保存着精防工作资料。图源：陈怡含摄起初，外科出身的顾柏林并不能完全理解这项工作的价值。一对同为患者的母女改变了他的想法，她们在顾柏林脑中有两组形象——初次见面，瘫在脏兮兮的床上，披头散发、衣衫褴褛；三年后，收拾得干干净净，母亲打理着菜园，女儿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安静地梳着头发。7 月，“偶尔治愈”拜访了这个家庭。母亲已经过世，剩下患病的女儿刘丽和父亲一同生活。她已经 48 岁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脸上肉乎乎的，气色也不错。当时，刘丽刚刚散步回来，正在埋头刷鞋。年过八旬的老父亲向“偶尔治愈”讲述了关于这对母女的更多细节。刘丽在 18 岁时出现精神问题，为了“治疗”，北至佳木斯，南至牡丹江，四百多公里内的巫医，几乎都被请了过来。母亲跟着着急，不知怎么，后来也生病了。90 年代，她们去外县住过四个月的院，花了好几万元不见好转。发病时，刘丽连着几天窝在床上，大小便都不下床。饭也不怎么吃，人瘦得不成样子。母亲相对好些，但会乱发脾气。起初宋彦想让她们服药，但刘丽非常抵触，“塞进去就吐掉”。后来改为母亲服药，女儿注射长效针剂。如今，每到打针的日子，刘丽就主动去村医家报道。你很难察觉到她的患者身份。交谈间，刘丽洗了甜瓜与客人分享，腼腆地展示自己喜欢的花裙子，还淡定地轰走了窜进院子的鸡。刘丽如今病情稳定，生活基本可以自理。图源：陈怡含摄最初几年，“686 项目”的服务仅限于 60 个示范区，大约覆盖全国人口的 1/30 。曾有非示范区的患者家属提起诉讼，要求被纳入救助范围。2008 年，与精神卫生相关的内容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次年，重性精神疾病管理被纳入九大类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由政府免费提供。至此，患者的社区管理治疗服务开始在全国铺开。“686 项目”的第一个五年分析显示，截至 2011 年，随访期间患者病情维持稳定的比例不断增加，从基线的 67.0% 增加到 90.7%，而患者的肇事率从 4.8% 下降到 0.5%，肇祸率从 1.5% 下降到几乎为 0——这意味着，由重性精神患者造成的刑事案件，每一千人中也很难找到一例了。相比数据的变化，宋彦更愿意谈论一个个鲜活的家庭：曾用菜刀砍掉倒车镜的患者，半年后再见面，已经在帮母亲分担家务了；搬到山上的患者，接受免费医疗后病情稳定了许多，大约过了两年，她和家人回到了原来的村子；当年那二三十位被关锁的患者，全部得以解锁，而且无一“复锁”……触动最大的是王晓霞的家庭，她辍学照顾的母亲先是被送去住院，出院后一直按时服药。几年前宋彦去义诊，王晓霞的父亲在诊室门口等了很久，就想告诉他，妻子的病控制得很好，女儿早已复学，考上牡丹江医学院了……截至 2018 年，“686”项目共登记了超过 600 万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随访超过 400 万次，七成以上的患者得到了基本的药物治疗，年度经费也从最初的 686 万增加至数亿元。这项工作也不再是卫生系统“单打独斗”了。2015 年起，全国开始探索建立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机制。现在，患者们面对的是一个关爱帮扶小组，成员除了精防医生，还有居委会人员或村干部、民警、残联的助残员等。十四亿人，四万精神科医师在“686”项目启动后的十几年，林口县的精神卫生机构仍是空白，直到两三年前，这种境况得以改变。在我国，与林口县情况相似的区县数以千计。根据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公室的调查，截至 2015 年底，全国 2853 个区县中，辖区内精神卫生机构数量为 0 的有 1180 个，48% 的区县没有精神科床位。再倒推五年，“床位空白”的区县数量是 1886 个，占到当时区县总数的 66% 。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员的匮乏。上述调查显示，2015 年底，全国的精神科执业医师仅有 26760 人，加上助理医师，勉强超过三万。那年，国务院批准了全国精神卫生工作的五年规划，其中一项具体目标是，到 2020 年，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的数量要增加到四万。2016 年，林口县有了第一批精神科医师。顾柏林是其中之一，那时距离他开始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已经过去了 11 年。他是通过转岗培训拿到精神科执业资格的。2014 年 7 月，原卫计委印发了《关于精神科从业医师执业注册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在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从事相关工作的医师，通过培训后，可以申请增加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2015 年，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被纳入重大公共卫生专项的卫生计生人员能力培训项目，开始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那年，黑龙江省开办了首届转岗培训班，顾柏林拿到了名额。他到宋彦所在的医院脱产培训，总时长为一年，包括一个月的理论培训、十个月的临床实习和一个月的社区实践。与他一同接受培训的，还有县城的精防医生栾伟丽，她管理着上百位城镇户口的患者。栾伟丽很珍视这次机会。2012 年，她被调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参与精神卫生工作。这几乎算得上“从零开始”——在原来的医院，她主要负责血液透析的工作，对精神医学知之甚少。“686 项目”的培训给了栾伟丽一些底气，但她还想“更深入地学一学”。为此，她做过不少尝试，但多数时候，她形容自己像“无头苍蝇”，缺乏专业的引导。她曾花费 6800 元报名心理咨询师培训班，上课地点在四百公里外的省会哈尔滨。每周五，她在绿皮火车的硬座车厢度过一夜，周六一早到哈尔滨，上两天课，再坐一夜火车回林口，周一上午继续上班。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四个月。后来她跑去沈阳考心理咨询师证，因为没有实践经验，折在了面试上。转岗培训那年，栾伟丽的“同学”是一群高年级的医学生。他们比她的儿子大不了几岁，精力充沛，有的每晚都在温书，不论白天的实习强度如何。栾伟丽被带动，“也过去看，去和他们探讨”。闲暇时，她到不同社区的日间康复站参加活动，了解如何帮助出院的患者回归社会。这是她最感兴趣的部分，在县里，没有这样的场所供她观摩。一年后，她和顾柏林都通过了考核。他们回到林口县，面对自己管理的患者，感觉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了。最直观的变化是，患者需要调整药量时，他们已经能够自行处理，不需要再请市里的医生指导了。这是不少基层医生的缩影。2019 年，我国精神科医师数量突破四万人，实现了五年规划的目标。增加的一万名医师中，通过转岗培训拿到执业资格的有六千余人。但需求仍然大于供给。新的目标是，到 2025 年，我国的精神科医师数量增加到 5.6 万，也就是说每十万人口有四名精神科医师，从而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从疾病防控，到促进全民心理健康七八年前，宋彦感受到前来就诊的患者群体开始有了变化。“过去，在我们这样比较基层的精神专科医院，到门诊来的，基本都在六种重性精神疾病里面。来了几乎都要住院，不是家里实在管不了了，不会往这边送。”这些年，抑郁、焦虑的门诊患者在增加，无论城乡，还有相当数量的人跑来咨询，想知道自己的失眠是否与心理因素有关。这是一种普遍趋势。2012~2015 年，在国家科技部的支持下，北医六院牵头开展了全国性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以抑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调查涵盖的 36 个小类中，抑郁症的患病率最高。有学者总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和治疗有了明显的改善，但针对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和服务仍非常不足。变化始于 2016 年的全国卫生健康工作大会，心理健康工作被正式提上政府议程。当年 10 月，“促进心理健康”作为单独一节，被纳入《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两个月后，22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首个心理健康领域的宏观指导性文件。一年后，“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逐步落地。2018 年 11 月，多个部门联合制定试点方案，约定以三年为期进行探索。牡丹江在这次的试点名单上。作为当年“686 项目”的先行者，林口县很快开始筹备建设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县妇幼保健院腾出了半层楼，布置出心理咨询、沙盘模拟、音乐放松、压力宣泄、团体治疗等多个空间。来访者在做沙盘模拟。图源：受访者提供2019 年 10 月，中心正式启用。栾伟丽成为那里最主要的工作人员。前期市里的专家去做技术扶持，预约咨询的还算多，他们不在的时候，就没什么人来了。新冠疫情爆发后，栾伟丽感觉自己“好像跑步进入了阵地”。县里的疫情心理热线挂的是她的手机号，每天来电不断。栾伟丽独立负责的第一个正式咨询，对象是位 28 岁的女性，自述胸闷、喘憋，曾在县里的好几家医院做过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她不相信，反复报警，想去牡丹江市区看病。当时的防控要求是不能离开县城，最终，她被防疫指挥中心转介过来。经过评估，她的躯体反应是由于焦虑引发的。栾伟丽带她做了沙盘模拟和音乐放松，后来防控升级，又转为线上咨询。前前后后做了七八次，她的状态得以恢复。疫情逐渐缓解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有了一定的认知度。栾伟丽表示，虽然需求有所减少，但来访者的数量并未骤减。如今，每月约有二十几人来访，多数是家长领来的未成年人，咨询的都是亲子关系、课业压力、网络沉迷等问题。“很多成年人还是有戒备心，怕传到熟人的耳朵里，毕竟林口不大。”栾伟丽相处最久的是单亲家庭的女孩小慧。去年春天，小慧正在读高二，突然说不想念书了。网课听不进去，也不让母亲出去工作。她得到的诊断是焦虑状态。经过几次线上咨询，小慧逐渐暴露出痛苦的缘由：考试的压力、同学关系的恶化、父亲长期的漠视。到了夏天，栾伟丽明显感觉她有好转。小慧的母亲也说，她愿意和自己沟通了。后来，中心恢复了线下服务，小慧“有问题就来”。今年 6 月，她如期参加高考。考试当晚，也来找栾伟丽做放松训练。后来，栾伟丽收到了小慧送的锦旗。“人人可及”的服务还有多远？触角正在伸向更下沉的地方。今年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的收官之年，按照试点方案的要求，截至年底，80% 以上的村（社区）需要建成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场所的建设不难实现，更重要的是，由谁来提供服务？2017 年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被取消前，拿到资格证的人超过 140 万。然而，其中实际在从业的，或许不足一成。况且，多数咨询师集中在一线或二线城市，在小城市已经很难寻觅，遑论乡镇。栾伟丽记得，县里筹备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时，曾把“有证的人”都召集起来，“全县不超过十个”，真正有经验的几乎没有。因此才有了前文中的那场培训。这是国家指导组专家给宋彦的建议，“把这项工作交给村医和人民调解员”。将人民调解员纳入进来，是因为农村常见的心理问题多是由土地纠纷、家庭矛盾等引起，过去，他们可能已经无意识地做过一些简单的心理疏导，大家也习惯向他们求助。古城镇的培训是项目组的第一次尝试。宋彦集结了七八位主讲人，有医院的后辈，也有市里的心理咨询师。开课那天，会议室坐进了四十几人，除了基层医生和人民调解员，还有几位中学老师。每人都收到一本厚厚的手册，这本手册的编写从去年夏天就开始了，主力是牡丹江当地的几位精神科医生。今年年初还招募了一些村医试读，收集改进意见。培训首日，现场有四十几位村医、人民调解员和教师。图源：陈怡含摄宋彦期待他们未来有能力主动发现那些有需求的人。“农村不比城市，坐在咨询室里等人来找，永远也等不来。”顾柏林对此深有体会，他在镇里的卫生院也开了心理科，但几乎没有人来。仅有的几位，不是熟人，就是在卫生院的内科发现的疑病症患者。莲花镇的精防医生李立娟和“偶尔治愈”分享了她的做法。基层医生往往同时负责多项工作，借助其他工作的机会，留心需要心理服务的村民，以聊家常的形式，将疏导融进原本的工作中。她最近帮助的一位老太太，是在接种新冠疫苗时被注意到的。“打完第一针，第二针说啥也不打了，觉得难受，睡不着觉。”没过多久，李立娟下乡给老年人做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特意跟进了她的状况。疫苗的影响早就散了，但她的睡眠仍然很差。体检的耗时比打疫苗长，两人借机多聊了几句，李立娟这才知道，老太太的问题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她四处做检查，以为是躯体疾病，始终没找到问题所在。在李立娟的引导下，她才意识到，转折发生在老伴重病的节点。后来老伴去世，她的心境始终没有调整过来。李立娟用“大白话”教她做简单的正念练习，并鼓励她用最喜欢做的养花来转移注意力。临走时，老太太答应回家试试。一些试点地区的文稿中，会用“人人可及”来描述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最终目标。实现“人人可及”的服务还要多久？或许现在还无法回答——毕竟，《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中的表述，也是“逐步扩大服务覆盖面”。从一些任务指标中，至少可以窥见向前推进的步调，比如，到今年年底，试点地区 40% 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科门诊。到明年年底，抑郁症就诊率、非精神专科医院医师的识别率相比 2020 年提升 50% ，每个试点城市至少建立一条 24 小时公益心理援助热线……宋彦原本去年就该退休了，为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试点工作，61 岁的他又被返聘回来。今年年底，三年试点期满，他的工作或许也将告一段落。在那之前，他希望能再多做些事情。（文中王晓霞、刘丽、小慧为化名）参考文献1. 马弘、刘津、于鑫：《中国近十年重要精神卫生政策的发展与解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 年第 12 期2. 陈润滋、吴霞民、马宁：《中国 2009~2019 年的精神卫生政策与实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 年第 7 期3. 马宁、严俊等：《 2010 年中国精神卫生机构和床位资源现状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 年第 12 期4. 史晨辉、马宁等：《中国精神卫生资源状况分析》，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9 年第 2 期5. 马弘、刘津等：《中国精神卫生服务模式改革的重要方向：686 模式》，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 年第 10 期6. 马弘、何燕玲等：《 686 项目管理的 25.6 万例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行为 5 年变化分析》，中华医学会第九次精神病学全国学术会议，2011 年7. 黄悦勤等：《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中国科技成果，2021 年第 2 期8. 瞭望东方周刊，2013 年 8 月，《中国精神病人如何解锁》...

随着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再通胀交易正迅速卷土重来。“如今，整个华尔街都陷入疯狂。”一位华尔街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感慨道。很多对冲基金经理一见面，会迅速聊起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还有多大涨幅。在他们看来，在当前传统能源库存持续下降、多国争相抢购天然气煤炭的浪潮下，原油、天然气、煤炭的这波涨势还远远没有达到峰值。不少对冲基金开始涌入原油、天然气、煤炭开采领域。原先，由于这些传统石化能源价格低迷，加之各国不鼓励传统能源开采，这些机构早在多年前就退出这项投资。“如今，驱动他们重返开采市场的唯一驱动力，就是赚钱效应。”上述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直言。考虑到从投资到开采获利，需要数年时间，这意味着对冲基金正在押注未来数年全球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仍将受制供应短缺而持续上涨。“或许，这个押注有点过于激进。” CPM Group管理合伙人Jeffrey Christian分析。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华尔街投资机构相信，触发当前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飙涨行情的深层次原因，是前些年传统能源开采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当前传统能源供应将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满足经济复苏需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即便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即将缩减QE或触发美元反弹，进而令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涨势承压，但不少对冲基金仍愿逆势加大反向投资力度，继续豪赌这些能源价格持续飙涨。因为他们相信，相比美元波动，供需关系才是决定大宗商品未来涨跌的真正胜负手。比如10月14日全球大型锌冶炼企业Nyrstar宣布，将削减其三家欧洲冶炼厂锌产量，导致LME期锌价格无视当天美元指数反弹，一度触及2007年7月以来最高值3618美元/吨。再通胀交易持续“癫狂”一组数据，展现当前再通胀交易的“疯狂程度”。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5日当周，对冲基金等投资机构持有的WTI原油期货期权净多头头寸达到316157手，创下过去10周以来最高值；持有的WTI汽油期货期权净多头头寸达到632620手，创下过去三个半月以来最高值；持有的WTI取暖油期货期权净多头头寸达到47898手，创下过去3年以来最高值。究其原因，对冲基金认为面对快速飙涨的天然气价格，越来越多行业只能转而改用原油发电，推动原油需求进一步旺盛。“很多对冲基金一面在讨论买涨原油期货交易已过度拥挤，随时存在树倒猢狲散的风险；另一方面却在持续加仓WTI原油期货多头头寸，深怕错过这场再通胀交易获利盛宴。”上述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告诉记者。甚至不少对冲基金同行还将各国抢购天然气、煤炭的最新进展，作为持续买涨原油期货的重要风向标。只要这些国家不断提高抢购天然气、煤炭的价格，这波传统能源价格飙涨浪潮就远远没达到峰值。一位大宗商品经纪商向记者指出，除了在期货市场大举买涨原油、天然气、煤炭期货，对冲基金还将再通胀交易投资触角伸向其他金融品种，比如多数对冲基金会买入美国页岩油企业发行的高收益债券，通过获取高额债券利息，从后者丰厚的开采利润中“分得一杯羹”；部分拥有实体产业投资经验的对冲基金，则干脆重新参股投资页岩油企业，希望后者迅速扩大产能，以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分红。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对冲基金的再通胀交易火热，也得到投行的力挺。近日，高盛集团总裁John Waldron直言，通胀是他现在最担心的经济风险，但要缓解由供应链中断等因素所带来的通胀风险，可能需要一两年时间。“事实上，对冲基金的再通胀交易触角，已扩展至农产品与其他金属大宗商品期货。因为他们相信，持续走高的能源价格势必推高农产品种植与金属开采的成本，使整个大宗商品陷入成本推动型价格飙涨时期。”上述大宗商品经纪商指出。豪赌美联储提前加息潮起值得注意的是，在再通胀交易持续火热之际，越来越多华尔街对冲基金还另辟蹊径，押注美联储提前加息“牟利”。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交易市场的隐含利率数据显示，当前金融市场预计美联储在明年9月加息的概率高达90%，较此前的明年12月加息大幅提前。“众多华尔街对冲基金相信供应链持续中断、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正令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或将持续创下过去30多年以来的最大值，迫使美联储不得不提前扣动加息扳机。”对冲基金MKS PAMP分析师Sam Laughlin分析说。记者多方了解到，不少策略激进的对冲基金正押注美联储可能在明年6月加息，因为他们的投资模型显示，在供应链中断、全球能源库存减少，美国商品库存不足等因素的共振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重心不得不从“确保经济从疫情恢复与充分就业”转向“遏制物价快速上涨”，美联储加息时间或远远快于市场预期。“这背后，是这些对冲基金正豪赌美联储将迅速纠正此前犯下的货币政策错误。即美联储此前迟迟未能缩减QE，导致资金流动性持续泛滥引发大宗商品估值持续走高，其结果是再通胀交易一有风吹草动就迅速卷土重来，触发当前全球能源价格飙涨与经济滞涨风险加重。”Sam Laughlin指出。一旦这些对冲基金豪赌美联储提前加息成功，其重仓买入相关金融衍生品将创造数倍的投资回报。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他们通过控制一系列个人或法人账户，直接投资于自己所审计的拟上市公司，或借助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大量买入，借此获得巨额利润。”今年夏天，一份举报材料被递交到了公安机关，举报内容是“胡春元等人涉嫌内幕交易”。早在年初，第一财经记者也收到过相似举报。最近事件有了新进展。公开资料显示，胡春元系会计博士，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和技术委员会委员，曾在多家会计师事务所任职，并担任事务所合伙人、高管，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其个人和所在机构曾为多家企业IPO提供服务；曾担任过知名高校的校董、客座教授。他曾在接受采访时称，做审计和财务这一行，第一是诚信为本，第二是专业为王。如此一名专业人士，怎么会与“内幕交易”扯上关系呢？举报材料称，胡春元利用职务便利，在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的IPO项目中通过不同形式的代持方式持有大量拟上市公司股权、利用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交易，从中牟取暴利。更早前，第一财经接到的类似举报也称：“知名会计师胡春元罔顾法律和职业操守，利用自身工作便利，借用多人‘马甲’，大肆牟取私利……严重违背现有的职业操守，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第一财经曾就此与胡春元取得电话联系，其在电话中对相关指控一概予以否认。在接获举报材料后，第一财经前后采访到了多位接近胡春元的人士，包括其长期合作伙伴、曾参与其项目投资的人、举报人等，同时，根据举报材料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反复验证后发现：有一些相对固定的人和机构，频繁出现在胡春元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的IPO项目的股东名单中，而这些人和机构，又与举报信息中的相关内容高度吻合。第一财经记者10月14日再度致电胡春元，希望了解他对最新相关信息的看法，但其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记者以短信方式发出的采访提纲也未获回复。举报“一切以企查查（等平台的公开信息）为准……跟我没关系。你查吧。”第一财经记者早前在接到有关胡春元涉嫌内幕交易的举报材料后，电话联系了胡本人，他在电话中明确表示举报中提到的几家公司与其无关。7月，又有针对胡春元“涉嫌内幕交易”的举报材料被递送到公安机关。第一财经记者辗转找到了举报人，获得了相关文件资料。那么，针对胡春元的举报具体有哪些？“胡春元在任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期间，利用会计师的特殊地位与IPO客户进行利益勾兑，通过代持人或者其控制的公司投资入股。”第一财经记者拿到的举报材料称，“他（胡春元）一方面是会计师，一方面是拟上市公司股东，其行为严重影响了中介机构的独立性。”这份举报材料显示，涉及胡“涉嫌内幕交易”的公司达十余家，包括金亚科技（300028.SZ）、塔牌集团（002233.SZ）、佳隆股份（002495.SZ）、通产丽星（002243.SZ）等。举报材料共列举了四种操作模式，来说明其所称的胡春元“涉嫌内幕交易”：“第一是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个人代持，比如贝风雨的弟媳陆某，曾代为持有金亚科技、塔牌集团、佳隆食品（即佳隆股份）等。”“后来改为通过第二种法人股东持股的方法掩护其投资行为……”“第三是通过上市公司实控人代持……”其中列举了多家公司、多位上市公司实控人姓名，并列出了所谓代持的具体数额，以及代持过程。“第四是利用伪造的身份证持股……进行内幕交易。此外，他还曾多次和他人一起合伙，将代持股份挂靠在非他本人控制的第三方名下代持。”举报材料中不止一次提到“伪造身份证”，并且提供了具体的名字、身份证号码，其中包括胡春元及其伴侣、同学。第一财经1℃也从另外的途径获得了其中所指的部分人的对比身份证复印件——即所指本人及“伪造身份”两个不同的证件。第一财经记者比对这部分身份证复印件发现，两个身份证中头像有极高的相似度，但二者名字、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均不相同；在相应的公司股东名单中也能找到相对应的名字。“这些都是真的‘假身份证’，一些公司的代持就是用到了这类身份，公开信息都可以查到。”提供相关信息人士称。举报材料还对胡春元等人如何处理“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涉嫌的非法所得”的情形进行了描述。通过以上信息可以看出，这是一份所指控事实及其措辞都是极其严重的举报材料，尽管材料有相关描述以证明其所指观点，但仅从公开信息难以验证指控的关联性。关联在上述举报材料中，举报人为了说明其所称的“通过代持人或其控制的公司投资入股”，在材料的开头部分便直接列出了十几个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与胡春元等的关系。据材料所称，这些人都是替胡代持的“马甲”，其中包括胡春元的父母、兄弟、姻亲、同学等。“贝风雨”的名字在这份举报材料中被反复提及，并称其与胡春元为“伉俪”。举报材料提到，除贝风雨直接参与相关公司二级市场买卖外，她还实际控制了其父母亲等人的银行及证券账户，“用于隐匿非法所得和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二级市场交易”。另一个在举报中被重点提到的人叫陆某，被称为“是胡、贝二人最重要的上市公司股票代持人”，同时替胡、贝二人代持一家投资机构，这家机构曾出面持有过胡春元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的IPO公司的股权。根据举报材料，陆某与贝风雨家人关系紧密。关于陆某及上述投资机构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第一财经查验到的公开信息显示，他们确实曾出现在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单中，而胡春元所在会计师事务所都曾服务过这些公司，这些与举报材料相吻合，但公开信息无法看出陆某、贝风雨及相关投资机构与胡春元之间有何直接关系。胡春元曾在接受第一财经电话采访时对上述所指的“关联关系”直接予以否认。那么，贝风雨、陆某以及上述投资机构，到底与胡春元是否有关联呢？第一财经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胡春元曾通过其律师明确表示一家投资机构系其个人100%所有，而举报材料和公开信息都显示，这家机构曾经在胡所在事务所服务的IPO企业里持有股权。对此，胡春元在此前接受第一财经1℃电话采访时也予以明确否认。另外，第一财经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宗民事诉讼案，其中带出了胡春元、贝风雨、陆某三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起陆某诉高敬杰等的民间借贷纠纷。高敬杰的代理人及庭审材料大致描述了这起纠纷的过程：2020年，原告陆某提起诉讼称，经人介绍，高敬杰2009年向原告借款1200万元，一直未还，要求被告方归还本金1200万元并支付利息。但高敬杰及其代理人向法庭提出，高与陆并不认识，双方也无借贷关系，且陆在起诉前的十多年时间内从未有过催还等行为。但法院最后判决陆某在此案中胜诉，高敬杰一方提出的要求陆出庭对质、核验陆的签字笔迹、查验陆的资金来源及流向等意见，均未被法庭采纳。结合法庭材料和高敬杰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提供的信息，高系胡春元的同学，曾经参与过胡所介绍的有关拟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投资，其曾经多次与胡春元提供的有关账户发生过资金往来，其中就包括陆某。目前，高敬杰一方已经就上述诉讼提起了上诉，同时就该案中的相关问题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举报，具体结果尚未可知。这起诉讼原本与胡春元“涉嫌内幕交易”无关，但此案的判决书中却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在上述诉讼中，胡春元作为关键证人在接受法院调查时称，“原告是本人女朋友贝风雨的弟媳妇”。举报材料和多位接近胡春元的人士称，胡、贝二人一起以夫妻名义生活十几年，并育有三个孩子。利益胡春元在向法院提供的证词中证实了其与陆某、贝风雨非同一般的关系，那么，陆贝二人到底有哪些与胡春元相关的投资行为呢？“他们通过控制一系列个人或法人账户，直接投资于自己所审计的拟上市公司，或借助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大量买入，借此获得巨额利润。”前述已经提交到公安机关的举报材料如此概括胡春元、贝风雨的操作手法。举报材料中，列举了一系列所称为替胡春元代持股权的投资行为，其中包括：2006年，陆某出资180万元，持有塔牌集团300万股，减持所得约为4400万元。服务该企业IPO的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为胡春元。央莉2021-10-1421:32:472007年，陆某持有金亚科技IPO前股份430万股，2010年和2011年两次减持所得约为3500万元和3200万元。胡春元担任负责人的会计师事务所为金亚科技IPO提供了审计服务。2008年，陆某出资296万元，持有佳隆股份发行前股份200万股，后减持所得约3500万元，胡春元所在事务所为佳隆股份IPO提供服务，其为验资经办会计师。第一财经记者查阅了上述三家公司的公开信息。塔牌集团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06年12月，一位股东将所持公司0.5%股权作价100万元转让给陆某；2007年4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和相关《发起人协议》，由陆某等6人共同作为发起人，以2006年12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各发起人的股份比例变更前后保持不变，变更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变更后，陆某的出资额为300万元，持有公司1%股权。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承担塔牌集团IPO的审计和验资业务，胡春元为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同时是验资的签字会计师之一。根据金亚科技招股说明书，2006年11月8日，经股东会批准，自然人陆某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对公司增资，占股12.50%。至公开发行前，陆某持有金亚科技430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91%。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金亚科技IPO提供审计、验资服务，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验资机构负责人的签字均为胡春元。同样，佳隆股份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这家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和验资机构均为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胡春元为验资签字注册会计师之一。陆某持有佳隆股份公开发行前200万股。除上述三家可查验确有陆某持股之外，还有个别公司的股东名字被知情人士指认为系胡春元同学、所控制投资法人。前述举报中还提到，胡春元通过代持人在另外至少5家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股权，按照其描述进行统计，这些“代持股份”减持后所得超过5亿元。同样，胡春元所在会计师事务所都在这些公司IPO过程中提供了服务。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陆某等人十分“巧合”地出现在胡春元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的IPO企业的发行前持股人名单中，而且所持股份、投资额度都非小数目。据高敬杰描述，他了解的信息是陆某一直是无业，因此在两人的借贷诉讼中，高敬杰要求法庭查验陆某的资金来源及流向，但这一申请并未获得法庭批准。除了一级市场的“巧合”外，贝风雨等人也在二级市场现身，而就“凑巧”又有胡春元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在其中提供服务，比如通产丽星。通产丽星2009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其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贝风雨持有405239股，位列第十；第四大流通股股东名叫贝某某，被指系贝风雨之父，持有862800股。这期间，通产丽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正好是胡春元所在的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举报材料及接近胡春元的人士描述，“为了转增和派送，通产丽星2009年安排了中期审计，由胡春元负责的审计部门出具了审计报告。胡自然是内幕知情人。”资料显示，2009年中期，通产丽星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1股转增5股并派0.2元人民币现金红利。举报还指称，由贝风雨、胡春元所控制的至少六个账户也买入了通产丽星股票，而这些账户开户人绝大多数要么是胡春元的直系亲属，要么是贝风雨的家人。“彼时上市公司年中实施派送的不多，故受此消息影响，通产丽星股价一路上涨，短期涨幅高达一倍。”接近胡春元的人士称。据知情人士回忆，上述多个关联账户在信息敏感时期突击密集买入股票的行为，最终受到监管部门关注，2010年，证监会稽查工作人员在深圳深南路某酒店多次对包括胡春元及该知情人士在内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笔录等，“调查的就是内幕交易问题”。但后来未有公开披露。...

近两年是婚恋综艺的井喷式爆发期，多档恋爱综艺得到人们的关注，如《心动的信号》《机智的恋爱》等，不久前，《机智的恋爱》这档节目还曾以#恋综史上首次素人嘉宾开撕#的话题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榜。“中国首档离婚综艺”《再见爱人》也收获好评如潮，节目中展现的亲密关系突破了人们对婚恋综艺的固有想象。在将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婚恋节目为人们提供了一扇洞察社会的窗口，它们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思潮与文化特征，人们通过观看婚恋综艺获得“嗑CP”的快感、学习异性交往技巧，也从中理解人性，满足自我对亲密关系的想象。本期GQ Talk，我们邀请了两位青年学者周逵、董晨宇，从综艺节目制作和社交媒体的角度与我们聊了聊婚恋综艺话题。在对婚恋综艺节目模式的分析中，周逵指出当下婚恋综艺的弊病，提供了一种讲故事、观察人性的“更优解”。董晨宇从婚恋综艺的发展脉络中看到了“私人生活公共化与道德化”的趋势，他也提示我们要警惕“亲密关系劳动商品化”倾向，“爱情是我们的目的还是手段？”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婚恋节目里的关系社会康堤：这两年为什么婚恋综艺节目会大爆发，而且形成了相亲-恋爱-育儿-离婚-再恋爱的闭环？周逵：通常综艺节目被归类为大众娱乐消费品、流行文化产品，听起来它很“浅”，但是任何浅文本背后都有另一层潜文本。如果把综艺节目比作一座冰山，它露出水面的10%是浅文本，但是水面下还有90%的潜文本，它潜藏着社会的情绪、观点和价值观的碰撞。婚恋综艺之所以会火，有很多原因。一方面，近年来恋爱和婚姻话题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社会的角度。另一方面，在国家政策导向下，节目只有更加贴近社会生活实际，才能保证安全播出。还有一方面，婚恋综艺的成本相对可控。在《新相亲大会》中，嘉宾带着父母来相亲董晨宇：我想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国内早期的泛恋爱类节目模式是从海外引进的，那些原版节目大多采用单身男女交友的模式，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国内的节目进行了本土化改造，逐渐形成了具有东亚文化特征的婚恋模式。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人谈恋爱不仅要考虑恋爱主体双方的关系，还要考虑他们背后两个家庭的关系。一个相关研究的观点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是集体主义式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应着“大我”和“小我”，恋爱节目和婚姻节目也对应着这两个概念，一个是呈现“小我”之间如何处理关系，另一个是呈现家庭的“大我”之间如何处理关系。周逵：《礼物的流动》一书中说，中国的文化特征既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它是关系本位的。现在很多综艺节目的内容都是在“做关系”，世间有多少种人际关系，就可能有多少种综艺节目的类别。康堤：梳理婚恋节目，从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1998），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2010），到当下火热的《心动的信号》《再见爱人》，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史。甚至发现孟非是一个隐藏线索，他现在仍在主持的《90婚介所》，有一句slogan是“不谈婚不论嫁，只见证感情的萌芽”。可以看出婚恋综艺与时代的互动性非常强，整体而言有没有一个变化趋势？周逵：我觉得有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从“国民向”综艺到“垂直类”综艺。现在一提起婚恋综艺，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非诚勿扰》，那个时期的综艺节目可以被称作“国民综艺”，节目中的话题具有很高的国民度，能引发大量的公众讨论。现在观众的收视习惯跟当年不同，有喜欢看观察室的，有“磕糖”的，因此节目模式在设计上会有受众群的偏向。《非诚勿扰》剧照另一个趋势是“婚恋Plus”，也就是在婚恋的主命题上，嫁接另一个节目形式，两者搭配成为一种全新的节目形态，比如《机智的恋爱》属于“婚恋+推理”形态，它的价值输出点在于帮助大家识别两性关系中的一些陷阱。康堤：周逵老师曾说“综艺史是社会观念史”，综艺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思潮。如果从外部环境角度来看，综艺节目的变化能反映出什么？周逵：我觉得综艺节目中的内容只要是来源于生活情境的——或是一种复刻，或是一种反结构——都是观察生活之后的结果。比如当年《非诚勿扰》中，女嘉宾马诺“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反映了当时很多人的婚姻观念——物质条件要放在前面考虑。但现在的恋爱综艺里没有人谈论这些问题，其实是失真的。现在的很多综艺节目让嘉宾们处于一个架空的环境中，比如在一座漂亮的岛上或大别墅里，四男四女开始专职谈恋爱，他们的职业身份对谈恋爱不构成任何影响，他们也不需要带着朋友、家人，然后节目还要让观众通过嘉宾眉宇之间的互动推测一个人的品性，真实生活中没有人这么谈恋爱。在现实中，一个人态度和行为上的表现大概率来自于原生家庭，他父母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影响到他。我大学时的一个朋友为了谈恋爱，每天拉着两个哥们聊天，让他们帮他想策略，虽然最后也没什么用（笑），他的这种“笨拙”反而是一种很好地呈现。董晨宇：我觉得一个好的婚恋综艺是创造情境的，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情境是“现实到让你毛骨悚然”，还有一种情境是“造梦到让你飘飘欲仙”。刚才周逵老师所说的“海岛恋爱”情境是纯粹的“造梦”，我不在乎你的社会属性、社会阶层、社会地位，我们就去谈恋爱。综艺《Love Island》周逵：我不认为综艺不能在海岛上拍，关键是海岛上的社会情境设定可以对这段关系产生怎样的结构性压力，如果说一帮人是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海岛上，他们要共同面临挑战或危机，每天要解决吃喝拉撒睡等问题，那节目的可看性会更高，人物塑造更有力度。从戏剧原则上来说节目也会更好看，在不可抗阻的压力下，人物弧光得以呈现。如果只是纯粹谈恋爱，长得最帅的那个人一定有先天优势，“肌肉男”只需要挑动荷尔蒙，耍帅地开着游艇出现就可以了。董晨宇：这可能是一个爱情的基本命题——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之下，异性之间的吸引其实都是生理性的吸引。周逵：我觉得从故事类型的丰富度上来讲，它并不一定是最优解。现在的恋爱类综艺特别关注小细节，比如一个男生早上去厨房，先跟一个女生打招呼，出门又跟另一个女生打招呼，就有人评价，“这是个渣男的表现”，这也太开玩笑了，它甚至会误导年轻人对一个人品性的价值评判。就像我特别反感用“茶”和“绿”来评价一个人，一个缩略词怎么能概括复杂的人性？私人生活的公共化和道德化康堤：最近有一档非常火的综艺节目《再见爱人》，它的嘉宾是三对已经离婚或处在离婚边缘的夫妻。韩国也有一档节目叫《换乘恋爱》，将四对前任放在一个空间中，彼此注视着对方开展新恋情。之前我们可能没想过综艺节目也可以呈现这种关系，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周逵：离婚是具有高度普遍性的社会话题，我也注意到《再见爱人》的先导小片中，介绍了中国新婚姻法颁布“离婚冷静期”的规定，所以这档综艺是在政策前提和社会情绪的加持下出现的。对于综艺导演来说，创作水平越高，创作空间其实越大。在通常的认知下，离婚类综艺难以操作，但我国的综艺导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学习、磨炼，对社会的观察，能够娴熟地把握这类题材的表达空间和尺度，并且将它综艺模式化，《再见爱人》便由此诞生了。《再见爱人》剧照康堤：这档节目创造了一段18天的旅程，让三对（前）夫妻彼此能有一场重聚或告别，这一介入方式是良性且温暖的。节目对六位嘉宾的个性、关系模式也展现得非常全面，观众除了能在其中看到恋爱关系，也可以将自己代入其中某个人物，即使没有处于亲密关系中，也能对自己的人际关系、对自我有所观察。周逵：没错，我觉得它的故事类型非常丰富，每位嘉宾都带着自己婚姻的“前传”，因此节目的情境设计反而可以采用架空的形式，在这种架空的环境中，每个人的人际关系是被放大而不是被缩小了。节目第一期中，嘉宾们夜晚围桌聊天，每个人的情绪都非常饱满，说的都是“金句”，这是任何综艺节目导演光靠调度做不出来的情节。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说，带着你们的男朋友去看看这档节目，如果年轻的时候能看到中年人遇到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更成熟、理智地面对现在的这段情感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上这门“恋爱课”。楚楚：我们会经常在婚恋综艺的节目设置中看到情感专家这一角色，他们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参与到人们的情感关系中，而且很多自媒体也会在婚恋类节目播出后，发布恋爱技巧的总结、“干货”类的分享，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通过节目获得恋爱技巧？周逵：综艺节目的制作需要背靠社会环境，中国最早的综艺节目是以“生活服务类”为属性的，它需要有一个功能性的价值出口，才能被社会所接纳。比如《正大综艺》的slogan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为了让出不了国的人在家也能看到外国的面貌。《正大综艺》演播室综艺节目发展到今天，在当下的社会观念中，有那么多纷繁复杂、多元化的价值观，节目组更需要设置一条价值基准线，情感专家就起到了价值引导的作用，他们可以对综艺文本提供批评性、学术性的分析，提醒人们注意亲密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的专业话语体系也可以赋予节目合法性。而且邀请专家的可操作性强，导演组在后期的操作上也具有一定的弹性。至于人们渴望获得“恋爱技巧”，这就像知识付费一样，人总想得到点什么。楚楚：一些西方的恋爱综艺里会有限制级的画面，比如裸体约会，但是在国内的相亲类节目中，嘉宾的肢体接触是被绝对禁止的。在《心动的信号》中，节目结束前，嘉宾们是不能与彼此交换手机号的，我们似乎收看的是一种禁忌感，和西方有很大不同。董晨宇：恋爱-结婚-离婚，从婚恋节目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一个趋向，电视节目逐渐将私人生活公共化了，并且程度在不断加深。在中国的政策和传统文化语境下，私人生活公共化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些外在的东西拽着，因此私人生活也越来越道德化。中国是公共化和道德化双轨并行，而西方只有公共化这一条“单轨”，所以他们的节目比较猎奇。周逵：不同群体对于同一文本的观感不同，中国的人口结构复杂、价值多元，“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每一个文本都可能被人过度解读，男女性别议题也是如此。所以对于那些录制节目的艺人来说，他们也要非常小心，虽然身为旁观者，但是他们说的话也要落在社会可接纳的价值区间里才可以。楚楚：我在一篇媒体报道中了解到，《心动的信号4》的节目组在挑选素人嘉宾时，需要动用专业的背调团队，他们会让一个20~30人的选角团队扎根城市半年，地毯式搜寻嘉宾的背景信息。他们还找了一个心理专家团队，设置一套有上百道题的问卷，就是为了防止嘉宾有什么问题没有被调查出来。节目嘉宾越来越被要求道德的绝对洁净，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可怕。周逵：现在无论是艺人还是素人，都要经历很多轮背调，素人的背调比艺人的更难，因为他们的公开履历很难被轻易找到。而且做职业履历的背调是容易的，但怎么做情感履历的背调？这是一个悖论。可是从商业角度来讲，节目组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毕竟还是能扫掉一些“雷”的。对素人来讲，只要上了节目，Ta就不是一个素人了，Ta的情感履历变成了职业履历，虽然节目结束了，但是Ta在节目中的表现永远是公众认知Ta的第一视角。因此，许多素人在情感选秀类节目的出口都比较窄，很多事情他们做不到，比如做唱跳偶像，他们往往会成为vlogger（短视频博主），只要在其中呈现CP向或个人向的内容就可以了。爱情是我们的目的还是手段？楚楚：许多观众在看完婚恋综艺后会追踪节目中CP的走向，人们好像不仅需要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它成立，很多节目上的CP也会通过拍摄vlog达成流量变现。从线上的婚恋综艺延伸到线下的社交媒体，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董晨宇：如果我们用一个学术的词来形容它的话就是“劳动”，社会的发展阶段不同，“劳动”的主体也不同。一开始是“搬砖”，这是典型的身体劳动；接下来是“空姐的微笑”，这是出卖情感的劳动，现在我们社会中出售的商品是“关系”，因为情感是短暂的，关系是长期的。婚恋综艺中的CP拍摄vlog就是在做一种关系劳动，他们用“关系”来满足人们的一种想象或需求，并且通过它赚钱。康堤：之前我采访过一位学者，他提出，这种“亲密关系劳动”的范围已经蔓延到了各个领域，从综艺、直播，到二次元偶像、同人、游戏......亲密关系劳动已经成为当下和未来的“硬通货”，它在各种内容产品之中无处不在。董晨宇：一方面，这种劳动满足了社会中的某种需求，有它的价值，但从批判的角度看，这造成了一种“亲密关系的商品化”，如果我们把恋爱关系作为一种商品来出售，旁观者会产生误解，人们会徘徊在“我真的很感动”和“都是假的，认真你就输了”这两种情绪之间，不明白爱情究竟是什么？爱情是我们的目的还是手段？很多的这种CP的vlog的特点在于，它不否认它的假，也不承认它的真。很多人其实就在这种“希望它是真的，又害怕它是假的”中间去理解它。这其实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会认为这样的一种关系，或者至少这种关系状态，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有的人在现实中没有感受到顺利的爱情，“嗑”vlog中的CP就成为了一种精神代偿，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走向一个极端，人们会发现自己不再需要现实中复杂、深厚却充满羁绊的关系了。恋爱综艺“名场面”周逵：日本的“食草男”就在这种“假性亲密关系”中得到满足，他们觉得情感关系太麻烦，认为“最不会背叛我的就是我的手办”，在这种关系中，人的感情寄托脱离了具体的人，而是放在了一个浮动的能指上。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演艺行业中的人既是自然人也是法人，情感关系属于自然人范畴，但是当两个艺人及其背后的经纪公司共创了一个与情感关系相关的内容产品，它就属于法人范畴了。很多人区分不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应当建立媒介素养，不要将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混为一谈。很多人误以为文娱行业的“浅文本”只有这么“浅”，其实它会触及到很深的法律问题。楚楚：所以说以后亲密关系商品化会不会成为一个常态，或者成为我们观众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有一个恋爱综艺制片人谈到，他们现在正面临一个难题：以前大家能够静下心来观察人物关系建立的过程，但在如今的传播环境中，大家会急速地想要站CP，极速地想要为这个CP投入情感、金钱等等。董晨宇：“亲密关系商品化”也体现在粉丝文化现象中。在大众媒介领域，“parasocial”指的是“准社会关系”，比如你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某位明星，当Ta真的经过你身边的时候，你会觉得Ta很亲切，但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真正的社会关系，而是“准社会关系”。今年，研究娱乐理论和媒介文化的晏青老师在“parasocial”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概念“parakin”，指的是“准亲缘关系”，比如某明星的“妈妈粉”见到他的时候，会说“我的儿子都长这么高了！”这种“准亲缘关系”在互联网时代非常普遍，比如一些明星被要求在微博平台分享他们每天的生活，他们会发“宝宝们吃饭了吗？”然后配上一张自己的照片，他们分享的就是一种亲密关系。私人生活的公共化其实是社交媒体的一大属性，我们也在不断地被社交媒体鼓励分享私人生活，比如微博的slogan是“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Facebook会问你“What's on your mind？”（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自恋时代》一书中说，“很多社交媒体的名字都是把人放在开始”，Facebook、YouTube、MySpace、WeChat......从中能看出我们的时代非常强调个人价值。《自恋时代》——现代人，你为何这么爱自己？康堤：婚恋节目是亲密关系最直接的暴露，但我们即使不上婚恋综艺，爱情也是曝光在社交网络之下的，比如这两年聊天记录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社交网络文体。我们如何更好地对待它？董晨宇：关于聊天记录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首先，聊天记录的截屏举动本质上超过了交谈双方预期中的可见性范围，双方本以为“你能看到我的，我能看到你的”，但是其中一个人一截图，这段对话就“飞”出去了，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所说的内容是可被记录的，是被档案化的。其次，当我们在公共空间中看到这些聊天记录时，我们一定要明确，原本是私人领域的内容被放置进了公共领域，因此，我们不能用公共领域的判断标准轻易地评判私人领域中的对话。周逵：在以前，公德和私德是被视作两种道德来评价的，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它们混在了一起。我们每天的聊天行为都是在创造自己生命的文本，而且这种创造是手动的记录，人是变化的，标准也是变化的，因此我们要非常警惕用一种绝对静态的评判标准，去衡量一个人在所有情形下的表态。楚楚：许多观众在婚恋综艺中阅读爱情故事，追踪爱情走向，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谱写自己的爱情故事，理解自己的爱情。我们作为普通观众，应该带着怎样的视角去看婚恋综艺？周逵：我希望观众们不要“入戏太深”，所有的表达形式都有固有的缺陷，综艺节目是视频形式，它要通过镜头外化人们的心理活动，但是大家不要轻易效仿节目，与其从微表情揣测自己的伴侣，莫不如去阅读几本书，从经典文本中获得对人性更深刻的认知，你获得的帮助可能会更大。...

9月底，我们推送了文章《一个父亲的选择：铤而走险自制药，还是等着孩子死去》，其中，只有高中学历的父亲徐伟自制化合物组氨酸铜，维持罹患罕见病的儿子的生命的故事，引发了网络关注，也引来无数媒体的跟踪报道。这已经不是徐伟个人的故事，而是一场关乎罕见病群体的命运试炼。当悲剧降临在一个家庭，一个父亲身上，他如何追寻希望，去搏百万分之一的机会。罕见病的话题被这个个体的小镜子折射放大，大众关注徐伟家庭的具体命运，专家们关注罕见病用药难的症结与解决方案。在过去很多年里，被看见的罕见病只是冰山一角，罕见病听上去是个遥远的小概率名词，却鲜少有人走进他们的命运。究竟，罕见病群体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无药可用”困局难解的核心是什么？罕见病患者的麻烦，远比“天价药”更麻烦从字面上理解，“罕见病”指发病率和患病率都相对较低的一类疾病。《中国罕见病定义研究报告2021》将罕见病定义为“新生儿发病率小于1/万、患病率小于1/万、患病人数小于14万的疾病”。单一罕见病的患病率不高，但如果将全球罕见病患者总数加起来，数字却可能惊人。这个数字超过了全部癌症与艾滋病患者的总和，与美国人口不相上下。然而，尽管罕见病患病总人数并不比肿瘤少，但相关药物的全球研发管线，却和肿瘤至少相差一个数量级。如果说肿瘤特药已经步入2.0、3.0时代，罕见病药才从1.0时代刚刚起步。比起媒体上更常见的“天价药”，“无药可用”是多数罕见病患者更无奈的遭遇。据波士顿咨询董事总经理兼全球合伙人胡奇聪博士介绍，全球7000多种罕见病中，拥有比较有效的治疗手段只有5%，绝大多数罕见病没有比较好的疗效或者比较好的药物治疗。而在中国，因为罕见病相关领域发展的滞后，“无药可用”的情况更加严重。2018年5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收录了121种罕见病。尽管仍有很多罕见病并未登记在册，但却让“罕见病”终于有了官方定义，也令之后的政策鼓励有迹可循。自2019年至今，以《第一批目录》作为定义依据，我国已新增批准上市14种罕见病药物，涉及9种罕见病适应症，掀起一股罕见病新药上市浪潮。但即便如此，截至2021年2月26日，仍有16种罕见病的患者在我国面临“境外有药、境内无药”的困境。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基因工程技术研究组组长王皓毅博士将罕见病的无药可用概括为三种情形：一种是国外有药，中国亟需引进，或者国内还没有正规渠道；一种是有治病机理，也有动物模型，需要往临床试验方面推进；还有一种，是连疾病机理和治疗方法都还没有，需要长期的研究和推进。非常幸运的，徐伟所遇到的是第二种情况。组氨酸铜在日本、美国作为院内制剂被使用，国外有研究可循，安全性和制备过程相对具有可操作性。而大部分罕见病患者和家属所遇到的情况则是最后一种情况，那便意味着——没有特效药。一边是患者深陷绝望，一边是医生无能为力，公众天然觉得，罕见病药物研发太难了，这么多科学家和企业都束手无策。然而，从数据上来看，情况却并非如此。医药投资人郭佳博士曾在公开路演《2021年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资逻辑》时，对比了各类药品的临床研发成功率。其中，罕见病在临床I期的成功率是76%，到最后批准上市是25.3%。对比之下，成熟度最高的化学药新药，其临床I期的成功率是61%，到最后批准上市是6.2%。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罕见病由单基因突变引发，从研发的角度来说，生物学信号通路清晰，更容易成功。不过，研发成功率高远非足以获得药企亲睐的充分条件，医药领域的关键指标是销售峰值，如何在可见的时间里获得足够的市场回报。然而罕见病却往往面临着：患者少，治疗周期短；诊疗能力弱，患者覆盖成本高；以及，保障水平低，罕见病药物难以支付。中国企业为什么不愿意做？今天的中国制药业，慢性病早已是红海一片，蓝海无限的肿瘤药也开始走出国门，但罕见病却刚刚开始考虑把药引进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却并没有药企蜂拥而入，这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合情理，然而，于药企们而言，这却是个理性又无奈的选择。在投资人看来，对一种在研药物的评估，除了要看成功概率，还要看其研发的时间长短，以及最终退出时的收获，而其他两项，几乎全是罕见病药物的短板。当人们谈起罕见病，难题并不在于患者的多与少，而是未被诊出，难以触达，严重缺乏流行病学数据，从药企到医院，大家都在问：患者在哪儿？找不到患者，意味着无从测量罕见病的“坑”，前端的新药临床试验入组难以招募患者，后端的使用环节难以找到买单用户。即使抛却了寻找患者的麻烦，很多企业还会担心药物进入中国后遭遇仿制。“中国的专利保护不值钱。”在最近的一场医药行业会议上，一位生物药初创公司的创始人谈到：打药品专利的官司，最多能赢回50万元，连相关部委都劝他，与其花时间精力打官司，企业还不如投入精力生产新药。而对于徐伟故事中的自制化合物组氨酸铜，琅钰集团副总裁李杨阳分析：“组氨酸铜是一个很老的分子，已经没有专利保护。我们作为第一个去做药的人是不受任何法律的保护的，因为只要我们做了出来，马上国内可能就有十几家厂商以非常低的成本跟着仿制了。”也不是说罕见病患者少就无人问津。容易仿制的药物担心专利保护的力度，而对于生物制剂类罕见病用药则往往因为工艺过于复杂而罕少有人涉及。李杨阳提到，年治疗费用百万元以上的戈谢病、庞贝病，跨国药企的酶疗法产品已经上市了十几年，但至今还没有国产的出来，一方面是患者少，不会有那么多企业效仿，另一方面是因为生物药是有门槛的，生产工艺各方面都不容易模仿。而另一方面，即使罕见病的药物做出来了，定价往往却成了难题。如果不定高价，很难收回前期的投入成本，也难以占据未来市场的机会成本；如果定了高价，又难免出现此前SMA“70万元一针”“55万元一针”的争议，被指责是黑心企业、天价药。甚至，即使对于像组氨酸铜这类研发和生产相对简单的化药，虽然前期成本低，但是病人太少了，所需药物的量也不多，然而，要达到GMP标准，原料、仪器设备、卫生标准等却丝毫不能含糊，相应的成本，摊到每个人头上也不是一笔小数字，而如若照此定价，却往往会引起诟病，明明自己在家做很便宜的药，为什么到了制药公司就要翻多少倍？专利问题摆在眼前，只能着眼于市场回报，又遇到了定价难题……多重困难将天生市场失灵的中国罕见病药市场打了一个死结，罕见病药几乎进入了一个走不出的死胡同。面对“无药”，罕见病路在何方在要不要做罕见病药物研发这个问题上，琅钰集团CEO向宇打了个比喻，1980年代，麦肯锡曾接受过一个项目咨询，问要不要做移动电话或者手机，麦肯锡分析以后得出结论，不要做手机，这玩意没前途。结果到了今天，答案可想而知。当我们站在更高更广的历史维度里俯瞰医疗健康行业，中国今天的医药创新，甚至患者参与推动药物研发的经历，很多时候都能在美国的昨天里找到痕迹。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之前，艾滋病患者罗恩地下买卖特效药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而就在徐伟的故事被公众所知之前，美国已经有了《罗伦佐的油》（1993）和《良医妙药》（2010）等不止一个罕见病患者家属参与和促进药物研发的故事改编成电影上映。过去，跨国药企巨头们在全球都有一定的罕见病药物，只是他们很少考虑到中国市场，主要担心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患者和政府的支付力不行，产品进来之后卖不出去；第二，中国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进入市场后很快被仿制。出于这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处于模仿式创新阶段的本土药企，全部焦点都在最热门的肿瘤和慢性病领域，很少有人会留意汪洋里的罕见病孤岛。好消息是，最近三年，这些曾让药企犹豫不决的政策壁垒，正在逐一被击破。前端有国家药监局出台的一系列罕见病利好政策，包括优化审评审批、临床试验数据和知识产品保护，特别是中国加入ICH后，各类标准已经与国际接轨。在后端的支付环节，历年医保谈判都有罕见病药物纳入医保目录，地方也都在积极探索不同的罕见病保障模式。甚至，令医药行业闻风色变的带量采购，也并未波及罕见病领域。从药物研发，到医保支付，再到投资热潮，每个环节都对罕见病亮起了绿灯，也让从业者看到罕见病“死胡同”的尽头隐现的亮光。随着政策对罕见病的不断利好，临床需求远未被满足的罕见病，进入从业者和投资人的视野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陷入股权之争的嘉应制药，内斗再度升级。10月13日晚，嘉应制药回复深交所关注函，让人惊诧的是，股权争斗竟然演化到“物理攻击”。独立董事透露，就在一个月前公司董秘竟被股东殴打，信披秘钥也一度被公司董事抢走。与此同时，两份此前隐而未宣的《备忘录》浮出水面，争斗双方对此也各执一词。此前9月17日，嘉应制药发布公告，收到股东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虎汇”）发来的函件，其拟解除与广东新南方医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南方医疗”）之间的表决权委托，但新南方医疗不认可老虎汇提出的解除理由，并表示将继续配合嘉应制药推进、落实定增。9月22日，嘉应制药就上述事项收到深交所发来的关注函，要求公司在9月27日前做出书面说明。拖了两周之后，嘉应制药的回复终于姗姗来迟。让人诧异的是，嘉应制药内斗持续升级，竟然已经演变成了“全武行”。“喝茶”变成“全武行”在回复中，公司独立董事肖义南表示，2021年9月16日其收到董事、董事会秘书徐胜利发来的《控告函》，2021年9月8日晚10时许，黄利兵以“喝茶”为由，到四楼高管宿舍邀请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徐胜利到其三楼办公室喝茶。而进入办公室后黄利兵将门反锁，并有针对性的将对股东的不满撒在董事会秘书身上，对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动手，董事会秘书跑出黄利兵办公室后借用保安手机拨打110报警，现公安机关尚未结案。经多次医院鉴定，董事会秘书受轻伤，面部及胸部挫伤。记者看到，被打的嘉应制药现董秘徐胜利1975年11月出生，律师出身，此前曾担任多家投资公司的高管。2018年8月起担任嘉应制药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职务，同时也是公司董事。其也是老虎汇一方推荐到公司的高管。徐胜利在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时旧照而打人者黄利兵则为嘉应制药的股东，其所持嘉应制药股份份额较小，只占0.14%的股份，但去年年报显示，黄利兵与公司第三大股东黄智勇（持有嘉应制药4.93%股份）为一致行动人。今年6月，嘉应制药第二大股东陈泳洪（持有嘉应制药10.94%股份）、黄智勇、黄利兵三人曾计划将持有的嘉应制药全部或部分股份转让给新南方医疗，由此嘉应制药与新南方医疗结缘。但上述转让无果而终。或因此段姻缘，今年8月，公司新当选的董事长朱拉伊（同时也是新南方医疗的实控人）曾两次提名黄利兵担任公司新设的“执行总经理”，但均被公司副董事长冯彪（同时也是老虎汇的实控人）及相关董事反对。由此积累下矛盾。信披秘钥一度被抢夺除了董秘挨打，本该由董秘保管的信息披露的秘钥也一度被夺走。肖义南透露，2021年9月16日，公司董事趁董事会秘书外出办事之机，到公司证券部办公室以个人名义从证券事务代表处抢夺走了董事会秘书用于信息披露的E-KEY，并声称董事会秘书今后信息披露经申请同意后，去他那里取E-KEY进行操作，用完再放回他那里保管。肖义南并未透露抢夺信披秘钥的董事的姓名。但其表示，董事干涉董事会秘书正常的信息披露工作，其行为极其恶劣，虽然董事会秘书于次日成功收回E-KEY，但董事的行为严重阻碍了董事会秘书正常的信息披露工作。对董事干涉董事会秘书正常的信息披露工作表示关注。秘而不宣的《备忘录》除了令人咋舌的“全武行”，更引人关注的是两份此前从未被披露的《备忘录》。而当前新南方医疗和老虎汇的争端也因此而起。记者看到，这两份《备忘录》的商讨双方分别是新南方医疗的代表朱拉伊和老虎汇的代表冯彪，两人分别是现嘉应制药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主要就嘉应制药的定增事项及公司董事席位的分配进行了协商，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条：1、嘉应制药计划非公开发行1.52亿股，发行价5.4元每股，双方商定由冯彪指定一家公司认购其中的3000万股，剩余1.22亿股由朱拉伊控股的新南方医疗来认购；2、上市公司以新南方医疗、老虎汇为主要决策股东，其它股东不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等活动；3、公司启动换届工作后，老虎汇将推荐不少于4名董事，并通过新南方医疗向公司提名；4、提名朱拉伊担任董事，推举为董事长，提名冯彪担任董事，聘请为总经理；5、老虎汇承诺不谋求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地位，未来若减持公司股份至总股本的5%以内，老虎汇将让出其拥有的董事会席位。而上述《备忘录》2、3、4条内容成为老虎汇和新南方医疗的斗争焦点。2021年7月16日，嘉应制药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此前《备忘录》约定给予老虎汇4名董事席位，而实际上给予3名董事名额；《备忘录》约定选举朱拉伊为董事长，聘请冯彪为总经理，而实际上董事长、总经理均由朱拉伊担任，冯彪被选举为副董事长。由此老虎汇表示了不满。不仅如此，在今年8月份，在两次推举黄利兵担任新设的“执行总经理”不成之后，董事长朱拉伊直接签署《任命通知》，任命黄利兵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这直接让老虎汇萌生了收回表决权委托的想法。老虎汇认为新南方医疗在获得老虎汇表决权委托、取得董事会多数席位后，主观上就是迎合股份转让方（即黄利兵方）股东意愿，让老虎汇代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要求落空。2021年9月11日，老虎汇向新南方医疗送达了《关于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函》并通知了上市公司。新控股股东能否诞生希望渺茫从股权结构上看，嘉应制药现无控股股东，2021年半年报显示，老虎汇为第一大股东，持有嘉应制药11.27%股份，老虎汇是东方资本集团旗下的一家投资机构。冯彪为东方资本集团董事长，也是老虎汇的实际控制人。而如前所属，新南方医疗是在今年6月份才出现在嘉应制药的棋局上。因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股权存在瑕疵导致直接转让不成，新南方医疗转而求助老虎汇，6月17日晚间，嘉应制药曾公告，第一大股东老虎汇将其持有的5720万股股份的表决权，排他性地委托给新南方医疗投资行使，有效期为24个月。同时，公司筹划向新南方医疗投资发行股份，发行后新南方医疗将占嘉应制药总股本的持股比例、表决权比例将分别达到23.05%、31.72%，新南方医疗也将成为嘉应制药控股股东，朱拉伊将成为实际控制人。如今，老虎汇反悔，甚至两家人马上演了“全武行”，嘉应制药的新控股股东能否诞生也变得希望渺茫。...

一则量化私募分家的传言又让量化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券商中国记者获悉，近日，业内传言鸣石投资内部出现不和，公司创始人袁宇和总裁李硕间就公司控制权产生纠纷。针对此事，鸣石投资回应称近期将对外发布正式声明。一位在附近办公的人士称，前几日早上曾看见多名黑衣彪形大汉把守在鸣石投资公司门口。另有券商已宣布暂停鸣石产品募集，原因是“发现其潜在风险”。作为国内老牌明星量化私募，鸣石投资去年新晋百亿阵营，今年以来业绩在同业领跑，此时突生风波令各方颇感意外。鸣石投资被传内部不和10月13日，一张截图在多个投资群传播，疑似鸣石投资内部出现控制权纠纷。截图开头提到：“相信大家都已经知悉我与李总之间在进行的关于公司控制权的纠纷，对此事给大家带来的困扰我深感抱歉。”据知情人士消息，该文字或出自鸣石投资创始人袁宇，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从截图内容看，鸣石创始人袁宇和总裁李硕间已就公司控制权产生纠纷，李硕已解除袁宇在公司的职位及其对策略组的管理。由于直接触发“关键人条款”，鸣石恐将面临大量赎回。据一位在附近办公的人士称，前几日早上曾看到8名黑衣彪形大汉把守鸣石投资的公司门口，不让一些人进入公司。就上述传言，券商中国记者致电鸣石投资，对方回应称公司正在开会，近期将对外发布正式声明。有接近鸣石的人士称，该公司股东之间的确存在理念不合。鸣石投资官网信息显示，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专业量化投资机构，其资产管理服务范围包括股票、债券、期货、股权投资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等。公司汇聚了美国一批具有资深金融学术背景，掌握前沿金融技术、熟悉对冲基金运作的业内精英。以适应中国市场的量化投资方法为国内投资者寻求稳健的投资收益。公司共有策略研发、数据开发人员22人。研发人员具备深厚的学术业界背景，主要研发人员有美国名校博士学位，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人数占比达到95%以上。据公开信息，鸣石投资首席顾问是沃顿商学院的教授Robert Stambaugh，袁宇此前曾与其发表了美国三大金融学术期刊中第一篇关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文章《Size and Value in China》。从股权结构看，鸣石投资的大股东是现任总裁李硕，持股比例为50%；上海松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5%紧随其后。值得注意的是，鸣石创始人袁宇持有上海松盟72.5%的股权。因此，李硕和袁宇是鸣石投资的前两大股东。不过，有业内人士称，鸣石股东中实际存在帮助外资股东代持的情况。作为国内老牌明星量化私募，鸣石投资去年新晋百亿阵营，今年以来业绩更是在同业领跑。朝阳永续数据显示，鸣石投资纳入该机构统计的产品数量共60只，今年以来收益率为38%，上周虽然创造了历史最大回撤，但实际回撤仅-1.7%。从公司运营上看，今年鸣石投资发展迅速，公司拥有了崭新的上海、北京办公室，分别于香港、悉尼和纽约开设了新办事处，开设了首个鸣石国际网站。同时还有新的投资策略和投资产品上线。袁宇在8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的理想是要做中国量化行业的引领者。今后要踏踏实实地把路走好，公司的管理体制已经确定，未来就是要寻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的人，和他们一起努力去实现愿景，把私募当成一项事业去做。“我们一直想成为Citadel和Two Sigma这样的国际顶级投资机构。”袁宇说。有券商暂停鸣石产品募集另有最新消息显示，有券商已宣布暂停鸣石投资的相关产品募集。该券商通知显示，因发现鸣石投资潜在风险信息，可能对产品运作产生重要影响，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暂停“鸣石傲华12号2期”产品募集，同时鸣石投资产品不再纳入该券商量化私募产品销售活动的重点产品池。私募排排网基金经理胡泊表示，私募核心人物分家或者闹矛盾，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利益和权力分配不合理导致，而且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公司做大的时候，发展初期一般不会出现，因为蛋糕还不够大，产生的诱惑也不够，就算利益和权利分配不合理，差别也不会特别明显，一旦做大之后，这种差异就会被不断放大。胡泊提到。“我做基金研究这么多年，私募核心人物分家或者闹矛盾这种风险很难做真正意义上做到完全的提前规避，不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降低这种风险，其一，事前就对核心人物的股权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做一个充分了解；其二，加大对私募的跟踪和定性走访研究，通过高频率的私募走访，可以在苗头出现的初期及时发现问题；其三，提前对核心人物的过往进行深入调查，尽量选择核心人物品行好职业操守高的私募，他们会秉持客户利益至上的原则，就算闹矛盾和分家，也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鸣石投资的风波将如何发展尚未可知，从以往看，私募核心人物分家并不少见，量化投资领域也早有先例。2019年，知名量化私募锐天投资对外公告，宣布其投资经理高亢离职，理由正是对公司发展愿景和理念的不同。锐天当时称：“鉴于公司两位投资经理徐晓波先生与高亢先生对公司发展愿景和理念各有坚持，经理性沟通，现两位投资经理决定按自身的愿景独立发展。近期高亢先生将携其Alpha策略团队离职，独立运营。在此，我司对高亢先生及其策略团队对锐天的贡献表达感激。”此后，高亢成立衍复投资，公司一路高歌猛进，很快规模突破百亿。锐天一度受到较大影响，但之后也逐步稳住阵脚。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在上海合生汇，最近开了一家KTV快闪店，但它又和传统的KTV不同，所有设备只有一只麦克风，这是今年5月唱吧在发布会上推出G3麦克风。图源：微博“上海吃喝玩乐事儿”而在这场发布会上，唱吧的创始人陈华宣布：唱吧已经签署了上市指导协议，未来将在创业板上市。冲击二级市场，对唱吧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2015年到2021年整整六年间，从美股到A股，唱吧一直在搞IPO——早在2015年，当时唱吧是在线k歌市占率最高的APP，于是趁着D轮融资想成功赴美上市。但受当时市场环境影响，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多数破发减半，唱吧只好重返A股借壳上市。2015年11月，创始人陈华曾经发了一个朋友圈，“有谁知道好的A股壳公司推荐一下”。时间拨转到2016年和2018年，唱吧两度冲击A股创业板，虽然有明星投资人何炅、汪涵、谢娜助阵，但两次IPO筹备均以流产告终，原因不明。三年后的今天，唱吧终于要有所动作了。01 唱吧没有“爸爸”唱吧，对很多人来说成了旧时代的记忆，我问了好几个身边的人，从70后到00后，都表示卸载唱吧好几年了，现在只用全民K歌。而其实全民K歌才是后起之秀，全民K歌刚被研发出来的时候，唱吧已经积累了两亿用户量。可到如今，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统计，截至2021年3月，唱吧月独立设备数仅为3037万，全民K歌的这一数据是1.35亿，足足是唱吧的四倍还多。是什么，让曾经的K歌一哥如今如此落寞？图源：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比达咨询归根到底，受制于多方面因素。一是社交。唱吧在2012年5月的最后一天上线，但直到2016年4月，唱吧才获得了微信注册登录的权限。而唱歌本身就有社交属性很强的活动。腾讯系的全民K歌依靠微信、QQ引流，一直在努力强化自己的社交属性，不断推出合唱、点歌、视频合唱、直播、线上K歌房等功能。可唱吧却始终并没有在增强社交玩法上花太多心思，于是在全民K歌诞生仅仅两年后，就被拉下了神坛——2016年第一季度，唱吧以65.2%的用户渗透率位居移动K歌领域第一，但第三季度下滑至53.6%。再到2016年的年底，超过3亿人成为了全民K歌的用户数，登顶移动第一。这段时间，唱吧在做什么呢？2014年，唱吧开始布局线下KTV，投资麦颂，希望能形成线上线下的良好互动。理想美好，但实体KTV行业衰落是个不争的事实，大家的娱乐方式多样化，重资产重运营的KTV难以为继，公开数据显示，唱吧投资的麦颂KTV门店数量如今也只有500家，远未达到预期。同时，2015年唱吧还尝试推出了一款名为“炮炮兵团”的手游，但反响平平。2016年5月，唱吧推出了独立直播app“火星直播”，但唱吧始终对直播业务保持观望态度，没有加大投入。错过了直播风口的唱吧，也以类似的故事错过了短视频。就这样，唱吧在“不务正业”又没干出什么成绩的路上走远了。社交属性之外，版权才是在线K歌APP发展的命门。早年唱歌还能使用用户自己上传的UGC内容（自己演唱的伴奏等）填充曲库，但2015年以来，最严版权令颁布，腾讯快速动作，把QQ音乐、酷狗、酷我合并成立新的腾讯音乐集团(TME)，在音乐版权上占据绝对优势。不过小门小户的唱吧，买不起太多版权，尤其是周董等热门歌手的版权，陷入了“版权少-用户流失-收入下降-更买不起版权”的恶性循环。唱吧，自此落寞。02 老对手、新对手，唱吧内外交困自从唱吧被全民反超后，一直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反而出现了丑闻。今年1月11日消息，唱歌APP唱鸭对唱吧的在线唱歌功能做出正式回应，称其为“赤裸裸的抄袭”，并表示已启动法律程序。唱鸭是阿里去年5月推出的一款以弹唱为主的音乐产品。推出半年后，唱吧也在今年上线了弹唱功能，且UI及其类似。图源：微博网友唱鸭之所以让唱吧紧张，也不无道理。唱鸭首创了弹唱新模式，用音乐连接用户，用户与用户互动，成功打入95后年轻人市场，上线后MAU均增幅超180%。而这场像素级抄袭的风波背后，是唱歌被层出不穷的在线K歌软件追赶的窘境——毕竟线上K歌赛道上，竞争者远不止唱吧和全民K歌：音乐市场已经形成基于版权付费的核心玩法，玩法创新成为打破天花板的重要手段。比如，打破传统K歌模式，主接力K歌的“音遇”，有着全民领唱等游戏模式，最高DAU超百万，一度冲进AppStore社交榜首位。不难看出，大家都在充分挖掘用户需求新的细分赛道，K歌新玩法接连不断，而这背后，是阿里、字节跳动、快手、网易等巨头对线上K歌市场的投入。主打大文娱、曾经收购虾米音乐（虽然虾米已经关闭了）的阿里，曾推出社交音乐软件鲸鸣。其演唱模式支持独唱，也可以与他人合唱。用户可以创作自己的音乐作品，还可以发出语音或文字弹幕互动。快手这样的短视频玩家也认为，音视频制作和分发有助于提升该平台音频作品质量，增强社交传播链条。和鲸鸣玩法类似，快手推出过一款名为“回森”的App。它将卡拉OK+音乐视频相结合。而快手将要推出的原创音乐社区产品“小森唱”，具有音乐播放、音乐智能创作等功能。网易手握网易云音乐，自然也试图分一杯羹，于2020年6月16日正式上线独立K歌平台“音街”。除了各类K歌软件你方唱罢我登台，但在普通用户看不到的地方，各大巨头正在掀起一场被音乐人的扶持和争夺，这种“撒币”含量极高的行动，也是唱吧欠缺的——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腾讯音乐推出“寻光计划”“石头计划”“原力计划”……2021年初，网易还拿出2亿资金扶持100位原创音乐人。B站音乐区也宣布启动了“原创扩音计划”。相比之下，唱吧就小气多了，毫无动作。（到了今年9月，网易的石头计划已经进行到第四季）各大巨头对原创音乐的投入也有效果——在网易云音乐热歌榜高居不下的几首歌曲均来自原创音乐人：歌曲《大田后生仔》总播放量突破3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总播放量破6亿，评论量25万+。只不过这些，都和唱吧没有太多关系。03 唱吧以后靠卖麦克风？唱吧没有选择撒币、投资音乐人资源，而走向了卖硬件的另一条路。招数已经不多、在版权劣势和原创音乐人方面无力投入的唱吧，往后能走的路，除了在居家的k歌氛围上发力，全力粘合用户心智，打造舒适的K歌场景，还可以利用自己多年研发的声音科技优势加码，为声音主播、唱歌主播提供声卡等设备服务，这样的生意，或许才是唱吧如今真正的擅长所在——唱吧CEO陈华最近表示，一只小小的麦克风，支撑起了一个在线K歌头部企业的一半营收。图源：微博“上海吃喝玩乐事儿”唱吧2015年6月首次发布唱吧麦克风之后，不断进化硬件产品。到2018年推出带有蓝牙音箱的麦克风产品小巨蛋，并成功将其打造成爆款。2019年到2020年，唱吧小巨蛋音箱麦克风销量突破100万台。占据电商平台的品类占有率达到60%以上，唱吧K歌宝连续三年拿到麦克风类目销量第一名。唱吧的硬件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研发投入的早、性价比和用户口碑不错，也正是搭上了“孤独经济”和娱乐方式改变的顺风车。独居文化的流行，让很多独居人士愿意买一只麦克风自己在家自娱自乐。同时，比起去KTV唱歌的费时费力，一支麦克风让客厅就能成为K歌房，亲戚好友在家聚会就能随时放声大唱。另外，疫情的降临，进一步降低人群在KTV聚集的意愿。无处释放的唱歌需求，也可以让家用麦克风来填补。此外，价格在三位数的平价声卡，也是不少唱歌直播必备的神器，这方面，唱吧也有所布局，推出了K10等产品。但唱吧在硬件投入上也不是一帆风顺——除了家用麦克风，如今风靡商场的迷你KTV亭子，也有唱吧投入的身影。自2016年以来，线下迷你K开始出现，唱吧就及时加入了战局，联合打造了“咪哒唱吧”迷你K。2018年初这样的小亭子的数量就达到了13000多个。但如今，这个行业正在衰落。据深眸财经的观察，在北京的各大商场中，人流高峰期虽然也有人选择在迷你KTV中消磨时间，但空置率还是居高不下。所以打开闲鱼等二手转卖软件，能看到不少人正在低价抛售这些小亭子。原因无他，收入达不到预期、不想再交每年3000元的管理费、Z世代的用户对小亭子兴趣不大、迷你KTV单小时收费过高导致用户流失到其他娱乐方式上等……所以说，如今的唱吧，仍旧喜忧参半，能否活下去、活得好，还需走过前方的迷雾见分晓。...

如何培养便利店消费者“非你不可”的习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便利店自有品牌的崛起是从何时开始的？不难发现，一些规模大的零售企业为了展现销售实力、增加利润、创造差异化、建立自己的滩头堡，就会积极发展自有品牌，直接向消费者推销自己的产品。事实上，只要渠道的规模或者力量大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开始发展自有品牌（Private Brand）商品，这是商业经营的历史法则，也是市场竞争下的趋势。便利店的核心要义就是“便利”，从始至终就是要满足消费者关于“便利”的需求，无论是距离上的便利，还是商品上的便利。从这个角度而言，消费者对便利店的忠诚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高。为了培养消费者“非你不可”的习惯，零售企业就要开发出特色商品、特色服务，创造差异化，增加自有品牌商品开发的比重，让消费者只能去你的店。01 过去：重塑饮食秩序的便利店鲜食谈到便利店的自有品牌，最离不开的就是“鲜食”产品。毕竟，现代化便利店跟传统便利店或者夫妻店最大的差异化之一就是“鲜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吃”。农耕时代，在家家户户自给自足的风俗下，准备早餐是一种习惯与传统。随着社会结构与生活形态的改变，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到互联网时代的演进，“在家做早餐”的比例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早餐店。有的人因为工作等种种因素无法在正常的时间用餐，如果有一个可以随时供应甚至全天提供用餐的服务，对外食族而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便利店业态而言，这也是一个证明“我有你无”的发展良机。解决消费者的不方便，就是便利店的机会。鲜食是便利店向消费者展现品牌差异化的商品，可以说是便利店自有品牌的首部曲。最经典的鲜食当属“茶叶蛋”。每个品牌便利店采用的配方不一样，烹煮工艺与SOP也有所不同，因此煮出来的茶叶蛋在色泽、气味、口感（Q弹程度）上有所差异。一颗小小的茶叶蛋，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反映着便利店PB商品的发展状况。另外一个代表就是“关东煮”。因为汤头需要调味，所以各便利店品牌开发的味道不尽相同，辅以营销手法操作后则成为另一种典型的PB商品。除了热食之外还有三明治、饭团、便当这几个类别，目前国内各大连锁便利店品牌几乎都销售此类商品。不管是外观或者是名称、口味看起来差不多的鲜食商品，不同便利店品牌之间差异仍不小。便利店企业鲜食商品的生产依靠专业鲜食厂，即使在原料来源一致的情况下，生产工艺也大同小异，而关键的BOM表就不一样了，这就是独门配方。为了不轻易被友商复制，无论上述哪一种商品的开发，大多都是由便利店自己着手进行研发、口味调整后上市。至于没有自建鲜食工厂的便利店企业则与代工的鲜食厂形成战略联盟，委托代工厂或者供应商来进行研发，从而拉长自有品牌与差异化的战线。02 现在：不可忽视的黑金商机现磨咖啡蓄势待发说完鲜食商品，就不得不提到现阶段各大便利店品牌纷纷聚焦的“咖啡”赛道。2017年底，瑞幸咖啡崛起，2018年快速发展，标榜“让每一个顾客轻松享受一杯喝得到、喝得值的好咖啡”为品牌愿景。瑞幸咖啡崛起的意义在于让不喝咖啡的人接触了咖啡，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个“饮品”，让更多人爱上了这个“瘾品”，于是便利店平价咖啡的黑金商机开始变得诱人。便利店的平价咖啡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PB商品，从咖啡机的品牌型号、咖啡豆的产地来源、咖啡专用牛奶的选择，再到制造过程的咖啡液、牛奶、水的比例调和等，都是各家便利店品牌不断地组合、调整、试杯，接着搭配上属于自己的杯子与名称后上市开卖的产品。谈到便利店的现磨咖啡，我们可以了解下台湾地区便利店黑金传奇的发展史。1985年，台湾7-ELEVEn参考美国便利店发展经验，率先导入现煮咖啡于门店售卖，宣传的口号是“一天的精神就从7-ELEVEn的现煮咖啡开始！”那时，台湾7-ELEVEn看到了咖啡商机进而大力推广，但彼时的台湾尚未形成咖啡饮用习惯与风气。基于电影、电视剧等媒介形态所带来的饮用咖啡的“刻板印象”，民众认为应该在有气氛的餐厅听着音乐、用着有质感的杯子坐着饮用咖啡才对，而不是拿着纸杯装着咖啡喝。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台湾7-ELEVEn的咖啡战略宣告失败，归根到底还是与咖啡风气尚未形成有关。到了2001年，台湾7-ELEVEn再度推出“街角咖啡馆”，但市场反应仍旧不佳。此时，大众习惯是喝罐装或是瓶装的三合一咖啡，知名品牌如金车伯朗、黑松韦恩、统一左岸、味全贝纳颂。于是，这股咖啡小浪潮很快地又消失了。直到统一集团（7-ELEVEn母公司）引进星巴克，逐步培养台湾喝咖啡的习惯和文化，加之当时85℃平价咖啡的崛起。2004年，7-ELEVEn再披战袍、重磅推出现煮咖啡，取的名称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CITY CAFE”。当时还找来桂纶镁当产品代言人，用的宣传标语是“整个城市就是我的咖啡馆”，一举将便利店的优势完全表达，地点便利、时间便利，从此便利店咖啡业绩飞速成长，随后带动了台湾地区其他超商渠道相继进入抢食现煮咖啡的阶段。环顾我国大陆地区，最早引进现煮咖啡的主要是外资体系的零售商，但一路走来也是跌跌撞撞，毕竟市场对咖啡的认识度、接受度不足，更不用谈便利店的现煮咖啡了。瑞幸咖啡的崛起，让更多人认识了咖啡，让想喝咖啡的人喝得起、方便买，让没喝过咖啡的人想尝试。因此，便利店咖啡市场迎来一道曙光，外资便利店（FAMILY MART、7-ELEVEn、LAWSON）趁热打铁让咖啡形成标配，本土便利店品牌（便利蜂、Today、有家等）也逐步引进，各地区的连锁便利店头部企业如湖南新佳宜（一杯好咖啡）、山西唐久、内蒙安达、浙江 十足、福建见福等也纷纷加入，甚至连石油系的中石化易捷便利店也跟进了。不得不说，在自有品牌的发展之路上，现煮咖啡绝对是个狠角色。03 未来：高回转、品牌忠诚度低为优先上文所提到的便利店自有品牌商品主要围绕鲜食、咖啡等短保商品，未来，便利店该如何在发展自有品牌呢？笔者认为，该话题可以从便利店的演进过程与社会上对便利店的认识度与接受度的视野来分析。便利店发展自有品牌的常温商品也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就像便利店的鲜食从引进到消费者接受，咖啡市场从兴起、消费者接受到资本买单等，这之间除了必须要有企业家老板的远见与决心、资金资源的灵活运用、渠道通路的配合外，还必须有消费者要能买单。只有东西卖出去了才有机会继续开发拓展，商品力和消费力都要强才是关键。同样是零售业，大卖场在常温商品的自有品牌经营上有众多案例可供便利店品牌学习。如开市客（Costco）会员店的Kirkland、家乐福的Carrefour Discount、大润发的IN EXTENSO以及以“翘起大拇指”为标志用在各类商品的自有品牌。这些商品的特色就是只在自己的渠道上销售，别的地方根本买不到。零售企业可以将门店/卖场最优势的陈列位置、空间提供给旗下的自有品牌，以达到最佳宣传效果。此外，自有品牌还拥有低于同类产品的价格优势，在质量不差的情况下，通常价格会略低于全国性品牌，这极易吸引价格敏感的顾客。以台湾便利店为例，最早开发自有商品的是7-ELEVEn。2009年推出的“7-SELECT”，包括了饮料及卫生纸、发热衣等。2016年，重新定义为“iseLect”和“UNIDESIGN”，前者是以饮料、冷冻品、零食、水为主，后者是以纸品、棉织品、个人用品为主。全家也在2013年推出“FamilyMart Collection”，除了鲜食之外还包括饮料、饼干、零食，日常用品，比较特殊的是除了发热衣之外推出了羽绒背心。便利店的陈列空间、商品SKU数不像大卖场那么大而全，要如何开发、经营常温商品的自有品牌呢？在笔者看来，基本上可以先从回转高、忠诚度低的商品着手。一开始以打平价或低价的角度切入市场，比如说饮用水饮、纸品等，这些都是刚需产品，以水而言就是解渴、无色无味、回转率高、需求量大，是一个入门的好商品。纸品也是，这些商品的需求量相对大，比较容易找到可以适配的厂家来生产制造，之后逐步开发其他商品逐步切入市场，让消费者来决定商品的去留，能被消费者接受的就留下且扩大市占率，不能接受的就继续调整修正后再出发。结语：赢在差异化商场如战场，谁掌握渠道谁就有话语权，便利店业态经过这十多年的沉淀、学习与基本功的夯实，加上外资便利店逐渐影响以及改变消费者的习惯。如今，正是便利店自有品牌崛起的年代。渠道的力量够大，发展自有品牌是必经之路，当有人开始引领风潮之后，便利店的自有品牌将会逐步发展至生活品味的一环，从日本便利店、台湾便利店的进化历程来看，我国连锁便利店品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自有品牌之战也会进入新的竞争阶段。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原标题：方便之门绝不是偷窥之门便利用户与侵犯隐私之间是有界限的，应当尊重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方便之门不是偷窥之门，绝不能放任APP偷窥用户。监管部门要提高技术水平，不能监管对象“开跑车”，而监管人员还在“蹬自行车”，应依法加强监管，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直怀疑被APP偷窥的消费者似乎找到了证据——近日，有网友利用苹果iOS15的“记录APP活动”功能，发现美团APP连续24小时对其定位，每5分钟一次。该网友忍不住问：“太恐怖了，这是要干什么？”拥有12亿用户的微信同样被发现在后台反复读取用户相册。此外，还有多名用户通过“记录APP活动”功能，发现淘宝、QQ、微博、搜狗输入法等都在后台对用户反复定位或读取相册。对此，微信回应称这是系统在相册发生内容更新时通知微信，提醒微信提前做准备，这明显是变相承认读取信息属实，只不过初衷是“方便用户”。美团“工程师”回应重点落在该款读取软件系境外人员研发，安全性和保密性存疑，但并未否认真实性，只是强调大部分主流APP都会被检测出此类情况，自己不是唯一的“出头鸟”。一段时间以来，APP过度收集用户信息已不是新闻，主管部门曾多次通报相关案例。有些企业涉嫌打着“方便用户”的旗号，凭借技术优势过度收集用户信息，而用户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找不到真凭实据。这次引起轩然大波，一是因为主流应用涉及众多，且读取太过高频；二是普通消费者终于有了看得懂的工具，技术抓住了技术的小尾巴，用户这才发现APP居然对自己爱得如此“深沉”：美团每5分钟定位一次用户，操心的老父亲惦记晚归的女儿也不过如此；微信在后台多次悄悄读取用户相册，让总想翻看孩子日记的老母亲羡慕不已。可是，父母关心孩子是血脉亲情，且不会随意越过子女隐私的边界。难道APP背后的企业比亲爹亲妈更关心用户？显然不可能。那就得追问，APP24小时定位用户意欲何为？谁来监管？消费者如何维权？APP过度收集用户信息是一种内卷，为了提升用户体验，不考虑用户成本随时唤起随时收集。收集的信息越多，用户画像就越精准，能开展的经营活动就更多，获利更丰厚。还有一小部分企业是因为无知或者懒，利用现成的集成服务开发APP，其中内嵌了信息收集功能，可能它自己都不知道。当然，根本原因是此前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用户信息收集行为，企业越界不犯法，很少受惩罚，缺少整改的意识和动力。近几年，国家连续出台一系列保护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的法律法规。数据安全法已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于11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确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即使有用户授权“始终允许”APP收集信息，但用户不可能时刻看照片，也不会一直点外卖，并不需要APP随时待命，APP要求的“始终允许”实际上违背了上述“最小”原则。对于部分顶风作案的APP，监管部门应要求企业自查自纠，及时整改，将此次曝光作为一次普法、执法的契机。同时，监管部门还要提高技术水平，不能监管对象“开跑车”，而监管人员还在“蹬自行车”。应用商店和第三方平台也应当负起主体责任，帮助用户和监管部门发现违规操作。便利用户与侵犯隐私之间是有界限的，应当尊重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方便之门不是偷窥之门，绝不能放任APP偷窥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