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是表象，什么是实质？税只是表象，补缴就好。税务只是次要问题，薇娅式直播带货现象的实质不在这里。中国互联网有好几类典型头部，薇娅式的直播带货是快速膨大的头部之一。直播、带货都是必然发展趋势之一，问题既不在直播也不在带货，而在于头部膨大。大不是错，问题也不在于大，如果仅仅因为大就去围攻一家企业，是流氓逻辑不是市场秩序，更不是法制社会。问题也不在于赚了多少钱，用赚钱太多去攻击一家企业，是另外一种霸道逻辑。问题更不在于是否日行一善，企业愿不愿意参与三次分配，其它主体没有理由去道德绑架去逼迫它，更没理由上下其手、硬拉一刀、强行瓜分；有的是调节分化的文明规则，有的是财富导流的立体办法，有的是公平合理的现代治理手段，不讲规则的讨伐、杀伐和抢劫没什么区别。关键其实在于，薇娅式的头部膨大，与互联网、市场秩序、经济发展之间已经形成基本面背离甚至对立的扭曲关系。存在于互联网的，也可能是反互联网的，存在于市场经济里的，也可能是反市场经济的。查税，只是一种本能反应，税罚只是个路由而已。治理机构还在看清问题全貌、根本机理的路途当中。相关措施有需要治标更需要治本，避免外部误读。1.实质问题之一，在于它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反互联网现象：直播带货的真相不是网红也不是明星，而是流量、流量操作，流量运营流量操控流量转化是一切的一切，核心的核心。不信去试试，普通人开个播能有几十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围观就不错了，即使有一定影响力的名人，如果没有流量运营，一次直播带货充其量也就几万真观众几十万真实销售额。有些直播看数字是几十万用户，真实情况是去掉两个0再说。那为什么薇娅、李佳琦式的直播带货动辄能有2亿人参与、百亿元销量？流量从何而来？一是规模庞大的自有、合作账号群联合行动造势引流，二是高额资金投入从各平台购买海量用户流量，三是平台配流；平台配流又分三种情况，对平台官方有利的活动平台会投入相当大的流量，对于互利、抽成关系平台历来给予头部网红流量扶持，算法引擎自动匹配流量的情况下深谙此中门道的直播带货流量运营者通过种种操作让引擎“吐”更多流量给自己。网红辛巴自曝一场直播买流量的投入就高达2000多万，这方面累计投入200多亿元。以为直播带货是个网红自带流量生意的观众，真的天真了。从某些平台的官方数据里，也能够看出卖流量年收入几百亿。然而，这些也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度”。到了一定规模一定程度，网红们发现，头部是可以呼风唤雨的，流量是可以操纵的，网络信息场是可以影响甚至左右的，用户是可以像羊一样被牧来牧去的。越是头部越容易低成本高效率得到海量流量，越是头部越容易风生水起甚至兴风作浪，越是头部搅动亿万网民、千万亿市场越轻松自如。这种容易和自如，远非外部可以看到的粉丝数量可以度量。互联网用户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貌似是算法在决定，但算法实际并不均等，算法对动量更大、热能更强的头部更有利，有些流量算法甚至从根本上就是给头部定制的。更何况头部网红本来就可以斥巨资、高折扣购买海量用户流量，平台还会为头部配送巨大流量。传统商业世界，即使在全国拥有数千家门店、上万家经销商渠道的某个品牌，在数百家电视台报纸杂志投放广告，发动所有渠道和卖场，也很难拥有今天的头部网红所拥有的这种一天触达数亿人的神一般的力量。这个流量操作和众多内容创作者通过创作优质内容、网民分享日常获取流量，也完全是两回事，内容创作者、普通网民和这些网红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也根本不在一个世界。而且恰恰是这些头部网红轻而易举吸走了海量流量，导致大量内容创作者和普通网民像浅滩上的泥鳅，在一个个小水坑里徒劳的挣扎。算法、推荐引擎的海量流量在绝大多数时候和它们无关。由于每条内容只有可怜的一顶点浏览，绝大多数本来有参与意愿、创作诉求的用户变成了沉默看客。今天的互联网，创造了远远超越传统商业世界的不对称力量，流量海拔、力量落差、流量疆域如此之大，转化能力如此之强，对其它市场主体完全是碾压式的降维打击。而薇娅们，是深谙此道并且把这个套路玩到极致的人。每一次成交易数亿数十亿的网络直播，都像是一次流量海啸。听起来像是一个新兴市场自由成长的故事，但实际并非如此。互联网生态不仅严重失衡，差距也在急剧扩大，平台和头部网红以外的亿万用户、亿万中小微市场主体，实际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困顿地位。对于亿万互联网用户来说，他们本来是流量的贡献者，却未能从流量中受益，甚至还得为流量付出费用，市场对他们存在多重收割。算法貌似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视频提供了涌现机制，但是对普通用户和内容创作者来说互联网上的上升通道不仅稀缺而且代价高昂。对于亿万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路途当中的实体经济企业来说，今天的互联网流量购买成本甚至已经超过了过去传统营销的线下成本，而互联网之外的流量渠道少之又少。公域流量越来越昂贵和匮乏，私域流量本来就稀少贫瘠还得为此苦苦挣扎，多少私域流量又不经意间变成了公域流量。和少数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是在流量中起舞的头部网红相比，亿万中小微市场主体如今被困在了流量里。困在流量里，是一个时代的隐喻，也是互联网之于经济的某种真实写照。困在流量里，是已经广泛存在的共识。互联网流量如此巨大，为什么还会困在流量里？一是流量增量放缓，二是流量基本都被圈起来了，要用？请付费，或者像薇娅一样成为平台的头部头牌，在操纵流量方面获得神一般的力量。最严峻的另一个现实是，长尾不仅没能成为一种经济，反倒越来越寥落了，C2B也至今没能成为现实，消费者主权更是渺茫遥远。长尾本来像土壤中的微生物、微量元素和水分子一样是生态的滋养者，却成为时刻被征以流量税的“佃户”，客流本来是向亿万商家而来的，却还要为头部网红和平台支付引流费，一切只是因为你需要从他们的流量网络上经过。头部膨大、长尾枯萎正在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反互联网”现象。也就是头部、大节点越来越主控，中小微越来越逼囧。长尾不仅被甩得越来越远，而且正在大面积死亡。互联网成了快速膨大的头部的饕餮盛宴。长尾之死，是迫切需要关注的严峻现实。这样的死亡过程正发生在每一个平台上。如果互联网只是头部的狂欢，既是创新之死、活力之死，也是互联网之死，更是头部之死。在互联网上存在的，也可能实质上是反互联网的。2.实质问题之二，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反市场、反噬经济现象：薇娅式的“价格杀”，如果放在欧美日市场经济当中，妥妥的不正当竞争、市场倾销。但为什么在中国能大行其道？是因为过去十多年以来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某些领域的宽容。倾销、反倾销从有关方面的词典里消失已久，垄断、反垄断则是近两年才捡起来。在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领域，我们比欧美更像是自由市场经济。一些对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巨大的收购、兼并动作，只是近期才受到事后的象征性处罚。“价格杀”，貌似消费者受益，有些舆论也会因此为薇娅式的全网最低价辩护。但为什么即使市场经济国家也会制止这种扫荡性的恶性价格竞争？三个原因：一是严重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销售，本身就属于恶意竞争；二是通过价格将竞争对手扫荡出局的头部企业，反倒会通过获得事实上的定价权，在缺乏竞争的市场里肆意妄为，重新让消费者付出更高代价，这样的过程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不是没有经历过；三是超乎寻常的价格会破坏生态破坏产业供应链，陷入恶性循坏，损害企业创新动力以及品质提升方面的投入空间，使得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更容易发生。存在的未必都是合理的，市场里的有些商业的短期行为，可能其实质是反市场反公众长期利益的。所以市场经济国家也会反倾销、反操纵、反同盟、反垄断。实际上即使李佳琦、辛巴、薇娅等头部网红在直播带货过程中都曾因为劣质假冒产品而翻车，并非偶然，其商业逻辑使然。传统商业产品成本在定价中占比50%～70%，直播带货的很多商品产品直接成本占比仅有10%～20%，60%、70%的占比是流量和营销成本，这种情况下还要以超低的价格扫荡市场，巩固和扩大头部优势是目的之一，获得渠道优势甚至成为主渠道是目的之二，将竞争对手挤出并以流量和渠道优势实现为供应链的控制和支配是目的之三。百花齐放才是春，百业繁荣才是景，包括亿万市场主体在内的各行各业都能有效益有生存有发展，经济才能有活力、有创新、有动能。每一个细分产业、产品领域的发展，一定是多种动能、多种产品、多种创新、多种体验、多主体竞争协作的结果，而不只是价格这一个维度，更不是只有价格这一个标准。比新、比精、比好，好过于只是比价。如果说电商式的价格杀是对万马奔腾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对制造业的第一次重击，对千家万户传统零售业的第一次扫荡，薇娅式的规模已达数千亿元的直播带货的价格杀，是对实体经济、制造业和零售业的第二次重击，也是清场式的扫荡的开始。互联网对传统经济的清场序曲，一是社区团购，二是平台自造。只不过清场刚刚开始，就有戛然而止但又永不止步的意味。而有关方面的出手，必要但不清晰。东敲一下西戳一下，反倒有时让外部有上下其手的非市场观感。归根结底在于整体理解、系统治理架构并未成形。对冒尖的一些紧迫问题的“掐尖”式治理，需要治标更需要治本。可能背后的土壤、机制，才是问题关键。所以，既要发展数字经济，又要保护亿万市场主体、实体经济和其背后的亿万就业、亿万家庭，既要鼓励新兴产业市场，又要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多主体公平开放竞争，避免赢家通吃、流量操纵、头部经济。实现数字普惠而不是扩大数字鸿沟，以数字经济促动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以数字红利增进经济繁荣和社会福祉。这是国家治理之于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基本面。以上两点，是薇娅式直播带货问题的解读边界。...
自新证券法实施以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成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但仍有人“顶风作案”，最终被监管部门严查、领受处罚。近日，上海证监局就一桩案件公布了3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据查，上海开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开诚投资”）先后借用公司股东“李某”证券账户和公司职员“李某鑫”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将合计4291万元直接或间接转入“李某”和“李某鑫”账户，并由开诚投资副总经理在公司办公场所操作这两个账户进行证券交易。上海证监局认为，开诚投资、李某和李某鑫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五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所述“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的”情形，应“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上海证监局决定责令开诚投资、李某和李某鑫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不同数额罚款。上海证监局决定：责令开诚投资改正，给予警告，并处30万元罚款；责令李某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罚款；责令李某鑫改正，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款。具体来看，12月8日，上海证监局连续发布3份行政处罚决定。依据新证券法，对开诚投资违法借用他人账户的行为，对李某和李某鑫违法出借自己证券账户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据查，2009年8月至调查日（2021年1月21日），开诚投资先后借用公司股东“李某”华泰证券账户、公司职员“李某鑫”申万宏源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涉案期间，在开诚投资董事长和副总经理等人的安排下，开诚投资将合计4291万元直接或间接转入“李某”“李某鑫”账户，并由副总经理在公司办公场所操作“李某”“李某鑫”账户进行证券交易，买入金额累计4205.98万元。截至调查日，上述买入证券大多数均已卖出，卖出资金由开诚投资继续用于投资其它证券标的。对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证券账户资料、银行账户资料、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相关账户交易使用的IP和MAC地址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在证券法最新一次修订前，此类处罚案例大多针对账户借入方，且处罚对象以机构为主。2015年版的证券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违法活动。”而随着新证券法2020年3月正式实施，个人出借证券账户亦成为法律红线。记者还注意到，个人因违规出借账户而承担相应责任，在新证券法实施的当年就曾有相关判例。2020年9月，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则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庄某出本金3200万元，李某作为配资的出资方提供一定比例资金及5个股票账户供庄某炒股。此后，李某悄悄修改了这5个股票账户的密码，并拒不归还庄某本金。庄某遂诉至法院。法院判李某归还庄某3400万元本金、利润，以及相应利息，而5个股票账户的所有者也要承担李某不足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判决书表示，依照新证券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5名股票账户所有者明知自己证券账户出借给他人从事证券交易，对此存在过错。...
对于很多主播，尤其是大主播而言，合约到期往往意味着“一场斗争”的开始——商场如战场，主播们的“商场”更是充斥着各种猜测、误导和攻击，而对于顶流主播来说，解决好和mcn机构的合约问题是他们想要保持长红必须要做的事。很多人会好奇，在主播和mcn机构产生合约纠纷的时候，平台在这其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是充当调解者的角色，还是偏袒其中一方？一、6亿违约金？一条小团团含金量这么高！2021年12月9日，停播数日的顶流大主播“一条小团团”在一个视频下的留言引发网友热议，这条留言是 “我违约费6个亿，违约直接倾家荡产，可以直接跳楼了。”由此，很多朋友开始关注到此次天价违约金的事件，可能对游戏直播行业不太熟悉的人对一条小团团不是很了解，对6亿违约金也有很多疑问——之前行业多位大主播跳槽的违约金最多也就是千万级别，为什么一条小团团的违约金这么高？在游戏主播圈里，一条小团团可谓是牢牢占据着金字塔尖的位置。她究竟有多火？先来看数据：某鱼直播平台，一条小团团的关注量高达2210.3万，日常直播间的热度也是全网前列，贵宾量数以万计；抖音平台，一条小团团的粉丝数量超过4370.4万，基本上每条视频的点赞量都是几十万起步，破百万的很常见，评论量也是大几千起，人气相当之高——从收入上来说，有网友统计，一条小团团2019年礼物收入就高达6000万，更有第三方机构统计了近22个月各大主播的收入，其中一条小团团在两个平台22个月的收入是1.653亿，毫无疑问站在游戏主播的金字塔顶端。超高的人气和吸金能力，6个亿的违约金似乎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李子柒事件一样，这些顶流大主播对mcn机构的依赖性其实并不强。以一条小团团所在的“吃鸡区”为例，很多大主播都吃到了的《绝地求生》这款游戏的红利；但是一条小团团进驻吃鸡区的时候，《绝地求生》这款游戏的人气早已经下滑——那么，小团团是怎么红的？很多粉丝应该都知道，一条小团团是抓住短视频平台崛起的风口，在抖音发布短视频开始人气暴涨的；之后才签约了斗鱼做直播。在一条小团团走红这件事情上，mcn机构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不过在直播之后，频繁的主播战、公会战，mcn机构的资源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从2019年到现在，一条小团团的人气长盛不衰，不仅个人得利，平台和mcn机构也获益颇丰，但当一条小团团和mcn机构的合约期满之后，和谐互利的关系开始急转直下。据网友爆料，一条小团团和mcn机构签的是两份合同，一份是在斗鱼平台的直播合同，这份合同已经到期；另外一份是其他的第三方合同，没有mcn机构的同意，一条小团团没办法去其他地方或者自己开播；想要解除这份第三方合同，就要付出天价违约金，也就是小团团说的6个亿的由来。于是，从2021年11月18日起小团团正式停播。停播至今，少说也是损失千万，mcn机构和平台都在遭受损失。二、公会主流化，主播们祸福相倚mcn机构，就是“直播公会”，在2017年之前，并不算主流。曾几何时，主播都是各自为战和平台直接签约，随着直播行业发展的日新月异，平台直接管理主播的风险逐渐增多——公会化也随之开启。大概是yy和虎牙开始将工会的重要性提升，公会开始承担责任和主播的发掘、签约、推广以及商务，使得yy和虎牙的流水快速提高，毕竟，相较土豪的随性而为，公会在提高主播人气和打赏金额的表现绝对更为突出——随后，斗鱼等平台也快速推动公会化。再后来的抖音和快手，在推出直播业务的同时，还推出了对公会也就是mcn机构的倾斜政策。如今，直播平台基本上已经全部公会化，主播个人直接和平台签约这种情况已经凤毛麟角。然而公会化之于主播可以说是悲喜交加的。喜的是，中小主播有了接触大主播和土豪们的机会，增加了红的几率；同时，主播们也要承担更多kpi，需要时刻保持竞争优势……某公会签约主播在2020年接受读娱君采访的时候就介绍过，在公会化之前，很多小主播的直播间高价礼物很少见；可在公会化之后，“直播间里的高价就跟不要钱的一样，几十个、几百个不停地被‘土豪’‘公会代表’刷出来，眼花缭乱”——人气主播呆妹儿也曾吐槽说，一年到头打比赛，基本上都是给平台和公会打工了，2020年初，呆妹儿在直播间算为了冲排名所花的钱，以及接广告赚到的广告费，在经过一连串的计算后，呆妹儿愕然发现自己居然还有780万元的外债，是的，欠公会的。曾有直播平台的朋友告诉读娱君，随着公会化的深入，一部分土豪撑不住了，一部分土豪撑了公会的一部分。粉丝节、年度赛、公会战，一轮又一轮的主播比赛，不仅让网友和粉丝们深陷其中，也让主播不可自拔——受益的不仅是平台，还有公会，主播们越来越依赖公会，因为只有公会的支持，才有可能在这场停不下来的战场上成为赢家。公会化之于平台意味着管理上多了一层，但也排除了很多的风险——毕竟，在当下大环境中，主播属于高风险职业，封杀和禁播随时可能出现，公会化也让风险多了一个承担方。对mcn机构而言，在平台公会化的过程中，有着足够的利益，这期间涌现出一大波非常有实力的公会，如大鹅、小象、炫石等明星mcn机构，成为资本追捧的优质标的。在公会化的整个过程中，虽然暴露了很多问题，可是对平台来说，利大于弊，由此，公会化才会大行其道。当时间来到2021年底，主播和mcn机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最顶级的大主播和mcn机构以及平台的关系，似乎也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刻了。三、顶流大主播，机构或需“放手”一条小团团点赞的那篇文章《MCN机构签约乱象：规范专业才能长久发展》，可能针对的是沸沸扬扬、至今还没有结果的李子柒和mcn机构微念的纠纷。从7月开始至今，李子柒停更已近半年，半年时间里，李子柒与mcn机构的纠纷和矛盾逐渐清晰，并走上了司法的流程。最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和mcn机构的纠纷爆发，使得坊间对于mcn机构的反思也多了起来——mcn机构在网红走红的过程中，究竟付出了多少？又该有着什么样的回报？能否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文章中写道：“立足现实，一些发展问题值得警惕。比如，对一些签约主播来说，工作强度高，机构原先承诺的资源投入无法到位，想走又面临高价违约金；一些不良经纪公司，故意压榨签约者，以收取高额违约金作为公司的生财之道；甚至，一些小型mcn机构打着‘培训网红’的旗号圈钱。因此，网络主播与经纪机构之间的合同纠纷逐年增多，成为行业野蛮生长的注脚。”——确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mcn机构被指责圈钱，许诺的支持不到位，主要靠赚取主播的解约费等等乱象。如果说，中小主播需要面对的是mcn机构的乱象，那么，对于顶流大主播而言，则是收益和权利的“不平衡”。对此，文章中还提到：“一些网络主播与MCN机构之所以出现合同纠纷，本质上是权利与义务不平等、收益分配不均衡。健康的合作关系、良性的发展方向，应该建立在合法、公平基础之上。不论哪一方，都要保持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均衡和利益的动态平衡。倘若一方对另一方形成压倒性优势乃至压榨性强势，最终只能是双输。”以李子柒为例，就是其签约mcn机构的支柱，当收益分配不均衡，自然就会引发变动；和一条小团团的情况很相似，虽然其签约机构渝万传媒是行业知名公会，可是一条小团团在公会中的地位也是独一份的——“动态平衡”，其实就是指，当一方的话语权变强的时候，另外一方就要做出妥协，契约精神固然可贵，但动态平衡才是长久之道。在对待最顶级的主播上，公会和平台都有妥协案例在前：比如，作为游戏第一大主播，旭旭宝宝就是以个人身份和斗鱼签约的；同时，其也是mcn炫石互娱的股东，其在扶持炫石签约主播的时候，可谓是不遗余力的；又比如，pdd是小象互娱的股东和签约主播，在和另外一家知名mcn机构合并后，这家mcn机构的估值早已经破10亿；从斗鱼跳槽至虎牙的知名主播张大仙，没有签约公会，而是成立了自己的mcn机构，签约主播推出电竞战队，玩得不亦乐乎。那么，渝万或者其他mcn机构能妥协到给一条小团团股东的身份吗？又或者，一条小团团干脆成立自己的mcn机构？读娱君就此和多位直播行业的资深业者交流，结论是可能性不大。虽然一条小团团的人气和吸金能力超强，但其所属的赛道有点尴尬。旭旭宝宝在dnf赛道，pdd是电竞强人，张大仙在《王者荣耀》的人气和影响力都是独一份；一条小团团在《绝地求生》领域属于娱乐主播，这款游戏影响力大不如前，所以，一条小团团很难复制旭旭宝宝们成为mcn机构老板的路数——不过，给一条小团团一个弹性合同，以及一个小股东的地位，是“动态平衡“下非常有可能的。一位短视频mcn机构的负责人告诉读娱君，一条小团团的人气其实非常适合在抖音直播，只是要考虑到腾讯和字节跳动之间的竞争，如果继续播游戏，一条小团团在抖音直播的可能性不大；之前同样在抖音爆红的井川里予，在签约mcn机构后，也是循着一条小团团的发展路径，选择在其他平台直播游戏。究竟是渝万妥协，还是一条小团团妥协，又或者是平台等第三方出面解决，静待观望。四很多朋友会问，在大主播和mcn机构产生纠纷后，平台究竟站在那一方？这是个好问题。比方说李子柒，虽然停播许久，但仍然参与了微博的年度红人活动——微念的股东中就有微博。在态度上，微博应该是支持李子柒的，而字节也用退股表明了态度；在众多有影响力的mcn机构背后，都有平台的身影出没：斗鱼是渝万的第二大股东；腾讯快手斗鱼等是小象的股东；B战斗鱼均在炫石的股东名单中；淘宝等则是谦寻的股东……现今，头部公会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更是资本层面的紧密链接。mcn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平台的利益。具体到一条小团团身上，合约纠纷和平台也不无关系。只是平台很不具象，也不是一个声音，所以究竟是支持一条小团团尽快复播，还是要限制其单飞，大约只有身处其中才有答案吧。知名合同法专家、在多家国内TOP互联网公司担任过法律顾问的Shirley杨女士（化名）告诉读娱君，在没遇到纠纷之前很多主播都会忽视律师和法务顾问的重要性，事实上，即使对于中小主播而言，请律师看签约合同的花费也并不算高；她建议主播在签约和续约之前，一定要请律师来看合同，这样后续会避免很多纠纷；尤其是大主播，更应该常年聘请个人的法律顾问，可以避免很多纠纷和矛盾。毋庸置疑的是，在规则范围之内，平台肯定是站在利益更大的那边。...
近一段时间，支付行业互联互通进入加速期。近期，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此外，支付宝已经与28家银行机构实现线下扫码互认。 这一进程快于市场预期。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2020年开始基于条码互联互通业务展开密切沟通和探索，并陆续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等多个城市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目前，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 近期，不少消费者发现，用银行的APP扫支付宝的二维码也能付款了。支付宝有关负责人介绍，支付宝近期与中国银联推动完成了工行、建行、中行、交行、招行、中信、广发银行、Mi Pay等28家银行和机构的开放合作，消费者可以通过各银行、云闪付及其他机构的APP扫描支付宝收款码实现支付。 不只是支付宝一家，近期，微信支付也宣布，已与银联云闪付实现线下条码互认互扫，银联云闪付全面支持Q币、QQ音乐和腾讯视频的充值服务，微信小程序也逐步支持云闪付支付。 从线上到线下，支付机构之间壁垒“破冰”的速度正在加快。此前，二维码支付服务市场较为混乱，线下互相排斥竞争对手的支付服务，线上不同平台的APP之间也呈现割裂状态。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曾表示，市场垄断会降低创新效率，国内部分平台公司通过交叉补贴等方式抢占市场，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后实行排他性政策，如排斥竞争对手进入平台、提供服务，二维码支付业务仅支持科技集团内部相关APP扫码支付等。 “平台之间相互分割，就会造成信息、资金、人员以及数据等一系列要素的分割。”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表示，这次从线上的互联互通拓展到了线下场景，可以说是互联互通上一次飞跃性尝试。 但在业内专家看来，支付互联互通仍然未完待续。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互联互通不只是两家机构通过沟通谈判，向对方开放各自的场景。真正的互联互通，是所有支付机构、支付工具特别是大型平台开放支付接口，真正面向所有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严禁排他性、歧视性支付协议。因此，支付领域互联互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支付业互联互通的方向，金融监管机构此前已经定调。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强调，要聚焦公平竞争，推动平台企业有序开放支付接口，不能仅考虑某一家机构，要真正向所有支付机构开放，严禁排他性、歧视性支付协议。 眼下，支付互联互通的加快，将使得支付行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王蓬博认为，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对大部分支付机构来说，凭借简单的支付服务已难以满足其业务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如何借助渠道、场景、条码互联互通的“东风”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场景、生态和产品服务，提升自身服务商户和消费者的能力，将逐渐成为支付机构业务进一步突破的关键。...
LBank电信诈骗集团，总部办公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LBank涉及的系列电信诈骗如下：1、LBank交易平台侵吞FIL众多用户1.9亿巨额资金电信诈骗，以及其它的FIL资金电信诈骗；2、LBank售卖的一系列资金量巨大的各种套路型算力挖矿、理财产品等等电信诈骗；3、LBank交易平台99%以上空气币和传销币电信诈骗；4、LBank相关工作人员用各种马甲大量发行空气币和传销币电信诈骗；LBank交易平台以及LBank实控人、高管、核心人员、LBank投资方用各种马甲大量发行空气币和传销币行骗；5、LBank杠杆合约电信诈骗；6、LBank其它电信诈骗。在LBank相关社群，只要用户质疑LBank和追索被LBank侵吞的资产，轻则警告禁言，重或直接踢出社群、冻结账号。目前LBank的Q群、微信群因为维权和追讨被侵吞资金的人士过多，均已经被LBank解散。其APP里边的内置聊天室已经停用并跳转，内置聊天室里边用户询问被LBank侵吞资产信息、指责LBank诈骗信息，均被LBank删除撤回。LBank电信诈骗集团工作人员，极其嚣张，当用户资产被LBank侵吞抱怨时，反而被其嘲笑是被骗的命，当用户再次哭诉时，则被直接踢出社群；或用户资产被LBank侵吞后，用户问原因时，直接警告别在群里边说这些，或禁言或踢出，当用户指责时则直接被其踢出；其社群也充斥LBank电信诈骗集团氛围组小号，组团欺诈社群人员，其氛围组业务骨干冒充志愿者，已经提前计划在出事时甩锅。LBank电信诈骗集团人员包含其所有员工和背后投资方：LBank实控人、管理人员、核心人员、LBank投资方、相关工作人员等等。LBank电信诈骗集团部分成员：何伟，LBank 联合创始人，团伙头目之一韦振飞，LBank创始人，团伙头目之一朱东升，LBank 商务负责人，团伙头目之一，电话 13062783013，微信：beck_zhu1陈乡长，LBank 运营负责人，团伙头目之一，QQ：343431927沈陶磊，LBank 团伙核心人员之一刘玉，LBank 团伙商务，电话 15508692925，微信：Jelly0612lens微信名：BXJ1017（其微信相关设置，无法添加），LBank 团伙核心人员之一团伙头目之一：何伟团伙头目之一：陈乡长团伙头目之一：朱东升团伙核心人员：BXJ1017团伙商务：刘玉团伙社群管理人员：团伙运营：团伙其它部分成员（备注：LBank电信诈骗集团成员，包括普通成员，均未受胁迫参与，全部是主动参与电信诈骗人员）：后续关于LBank电信诈骗集团的深度系列报道，将异常震撼。...
●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复杂多样。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司没有创作资源，但通过买收视率很快抢占了半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在情理之中● 解决这类乱象的关键在于，将数据资产国有化，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引导社会改变“唯收视率”的评价方式“90%以上的电视剧都存在买收视率的情况，收视率造假是困扰影视行业的一颗大毒瘤。”这样的观点，李学政已经在各种公开场合说了四五年。让他感到痛心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颗毒瘤依然没有被剜掉。作为金盾影视中心主任、《人民的名义》总监制和总发行人，李学政深知“收视率”对于一部影视作品而言意味着什么。2017年，《人民的名义》开播前，他和团队成员也曾纠结是否要买收视率，但最终放弃了，将3000万元用于宣传推广。令人欣喜的是，《人民的名义》收视率表现强势，这也是李学政对收视率造假的一次宣战。2021年12月初，在金盾影视中心，和《法治日报》记者谈起收视率造假问题，李学政皱着眉头陷入良久的沉默。此前，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抵制假收视率一定要从《人民的名义》开始，我们有信心抵制住这股恶流”；如今，他感觉自己在和沉疴做困兽之斗，可若不斗，则可能看着这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资本推动收视率造假污染样本户篡改数据在影视行业，收视率造假似乎是一个秘而不宣的“潜规则”。2016年，《美人私房菜》被爆因为未购买收视率而惨遭撤档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召集会员单位开会，数十名制作方代表群情激奋之余，都表示购买过收视率。收视率的基本含义是指某时段收看某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占市场观众总数的百分比。假定A市场共有100名观众，如果其中10人观看了某一部剧，则A市场该剧的收视率就是10%。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刘燕南曾撰文称：收视率是调查得来的，收视率调查得到的不是一个指标，而是一个指标系列，收视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她在文章中介绍了收视率产生的过程。首先，根据市场大小（全国、省级或市级市场）和观众特征确定抽样框，并按照随机抽样原则从中抽出一定数量的样本户，组成收视率调查的固定样本组，比如300户、500户或更多，旨在通过样本来推及总体。然后，请样本户家中的每一位成员在收看电视时，以按键方式或者以笔记方式将自己的收视行为，通过人员测量仪或日记卡记录下来。最后，调查公司将回收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得出以人为单位（非以户为单位）的收视率。据李学政介绍，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复杂多样。从逻辑上看，此事并不难理解：电视台用高收视率获得了更多、费用更高的广告，制作方能够更快地拿到电视台的回款（一般电视台只会提前打部分款项给制作方），广告主则可以拿着高收视率交差。导演郭靖宇曾于2018年9月在微博公开称自己执导的影视剧《娘道》因不愿意花钱买收视率被电视台长期搁置，而这笔费用高达7200万元。消息一出，收视率的公信力广受质疑。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善。李学政参与投资的一部电视剧今年4月在卫视播出，据他透露，这部剧一共卖了1个多亿，却花了9000万元买收视率。“挣的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在李学政看来，与购买收视率的花销相比，更让人担心的是专业造假机构愈发壮大。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有几家数据公司后来转型做制作了，这些公司的节目制作水平有限，但其出品的节目无论在哪个平台播出，不管质量好坏与否，收视率都不低。”李学政透露，这些公司与有实力的制作公司深度合作，前者负责幕后操纵数据，后者负责制作，挣了不少钱。参与过不少网剧创作的编剧郭明（化名）曾对收视率做过详细研究。他发现，从前隐藏在黑暗中、专门操作购买收视和污染样本户的第三方机构近年来更加明目张胆。“这些第三方机构变身成所谓的‘宣传公司’，宣称只要把宣传部分外包给他们，就能帮你铺到全国各地，收视效果会到达多少，且一周内就会有效果。但真正的宣传团队是不敢打收视保票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宣传能带来多大的收视效果。”郭明说。与收视率造假主体增加相对应的是近年来造假方式并没有多大变化——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李学政举例说，某收视调研机构拥有数万个样本户，分散在全国各个省份，每个地区分配的样本户数量只有几百个，他们通过给这些样本户家庭的电视机上加装类似机顶盒的收视测量仪，回收数据后进行统计分析。因为样本户数量有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造假人员提供了“便利”。“比如，北京地区的收视样本户有500个，某电视剧希望提升在该地区的收视排名，只要找出其中10个样本户，进行操控，该剧的收视率就能提高至少0.5个百分点。”李学政说。具体怎么“操控”？他告诉记者，造假人员通过分析该收视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分析出样本户比较集中的区域，并对这一区域进行重点宣传，通过购买社区媒体，如信箱、电梯、广告位等方式，影响居民的收视习惯，从而提高收视率。还有些造假人员在获得样本户信息后登门拜访，不停地游说，有的直接给钱，有的则送大米、花生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样本户成了香饽饽，是大家争抢的对象。样本户每年的收入不少，有的剧整个成本的20%左右到了样本户家。”李学政指出。与收买样本户相比，收视率造假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方式——篡改数据。郭明透露，有的造假公司不惜重金通过黑客等手段，干扰从样本户家里上传到服务器上的数据，就像电影偷票房一样，“偷”走收视率。“比如，某样本户收看的电视台是A卫视，但从其测量仪输出的数据却变成了B卫视的。这种方式收费也会更贵，如果电视剧收视排名想进前3，价格就可能高达50万元一集。”收视率成为利益刚需买收视率是行业痛点事实上，收视率造假由来已久，虽屡遭揭露，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广告主、电视台和制作方都选择在高收视率的假象中麻痹生存？曾经就职于广州市某广告公司的曾剑（化名）告诉记者，除了那些已成现象级的影视剧外，他们评估投放价值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收视率。广告商在和电视台签订合同前，会根据该台多个时段的收视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如果收视率未达到其预期，就会将电视台直接“踢出局”。有的广告商还会在广告合同中，标明需要达到的收视率数值，收视率为1和收视率为2，广告商支付的费用完全不同。“目前在国内，电视台每年收入的大部分还是依靠广告收益，而广告商又拿收视率说事。对电视台来说，只有将收视率提高，广告收益才会随之增加。此外，收视率是电视台宣传能力的直接反映，社会也通过收视率对电视台进行评价。这样层层加码，电视台必然要追求高收视率。”郭明说。而电视台要想获得高收视率，又与其播出的作品息息相关。由此一来，压力便被传导至制作公司。郭明透露，一些电视台在和制作公司签订电视剧购买合同时，会签订一份“对赌协议”。所谓“对赌”，就是片方在卖剧时，必须向电视台作出收视担保——该剧在播出时必须达到协议中保证的收视率数值，片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全部的购片款。否则，根据协议比例扣钱。“比如，某40集电视剧单集价格200万元，在协议中向电视台承诺平均收视率过1，收视率每低0.1扣除单集购片费20万元。实际播出时，该剧的平均收视率仅为0.9。按照条款，要被相应扣除每集20万元，最后800万元片款就没了。”郭明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双方设定一个比较低的收视底线，如果达不到，制作公司就将血本无归，拿不到一分钱。实际上，早在2016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全国省级电视台签署《恪守媒体社会责任，反对唯收视率自律公约》”，强调“自本公约发布之日起，在电视剧购销合同中不签订以收视率和以收视率排名定价、议价的条款。”但上述公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曾提出，各电视台签署了禁止对赌公约后，播出机构迫于收视率对于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阳奉阴违。李学政也告诉记者，以前发行方和卫视会签订两版合同，一份是公开的合同，没有对收视率的要求；另外一份合同则有具体要求。如今更多采取默认双方的形式，如果达不到收视率数值要求，播出方就可能拖延付款回账时间，有的甚至还要扣钱。“收视率数值是无法保证的，这就倒逼制作公司去买收视率，否则就不能及时结账。一些电视台提前打的部分款项就是用于买收视率的。比如单集给了80万元，就是让你拿这80万元去买收视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编剧汪海林说，一些一线电视台多的要花70万元至100万元一集买收视率，低的也要花30万元至50万元一集，这样一来基本上把一部电视剧的利润都掠夺走了。在汪海林看来，这种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司没有创作资源，他们研究市场后发现，虽不会拍戏但可以直接买收视率，很快便通过这种方式把拥有资源、富有经验的老牌公司打败了，市场被这些不会拍戏的公司抢占了半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认清形势”后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便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剧好不好，已经没有人关心了”。推动数据资产国有化改变“唯收视率”现状为了整治收视率造假的顽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2019年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2019年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上线，采用海量数据采集模式，具有“全网络、全样本、大数据、云计算”的特点，更适用于当前电视节目观看方式多渠道、多样化的新趋势。2020年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强调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统筹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对数据的采集、发布进行监督。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不得制造虚假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在汪海林看来，这是整治收视率造假乱象的积极信号。他认为，解决这类乱象的关键在于，必须将数据资产国有化。“目前，电影票房数据终端掌握在国家电影资金办，即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我国电影票房是较为客观透明的。电视收视率数据交给含有外资的数据公司，多年来数据被污染，缺乏真实性，如今广电总局推出大数据系统，也是努力将数据统计权收回国有。而互联网数据被民营商业机构掌握，这些机构制造、利用虚假数据进行商业炒作，破坏市场经济，因此亟须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实现国有化。”据李学政介绍，除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大数据系统外，目前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的“人民收视榜”，“两个平台都是采用大数据，不能人为篡改数据，做不了假，建议卫视采用”。多年从事文娱产业研究的北京律师李亨则指出了目前收视率法律法规方面的缺失。他建议，立法机构要更加严谨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收视率，什么是真实收视率的统计方式。“如果要打击收视率造假，首先是法律法规需要明确，究竟什么是法律意义的收视率。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实际上是没有对‘收视率’明确定义的，国家标准中也仅有GB/T 30350-2013《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提到了‘收视率’的概念，但这部标准针对的仅仅是电视（广播权），不适用于目前流行得多、使用广泛得多的移动互联网设备（信息网络传播权）。”李亨说。李亨呼吁，政府部门应当引导社会改变“唯收视率”的评价方式。“《国务院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早已强调‘重视市场机制、市场需求，但不搞唯票房、唯发行量、唯收视率、唯流量’，但至今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对于‘优秀作品’的征召、评奖，收视率仍然近乎是各种评价因素中唯一可量化的。”李学政最终还是把希望放在作品上：“只要你将来准备做影视，就一定会被收视率的问题困扰。没有收视率肯定没有生命力，但是要想创造好的收视率，就只能下功夫做品质，有了好的作品，资本是追着你来的。”毕竟，《人民的名义》让他看到了打击收视率造假的希望和出路所在。...
根据《2020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超过10万老人日均在线超10小时。60岁及以上老年用户日均上网时长超1小时，平均一天登录5次App，高于其他年龄段用户。在学会使用移动互联网，跨越“数字鸿沟”之后，不少老年人陷入了“数字沉迷”。在部分老年人口正在跨越“数字鸿沟”的同时，已经玩转智能手机的部分老年人却陷入“数字沉迷”——不仅长时间或频繁使用手机刷视频、转网文等，而且网购了大量可买可不买的商品。虽说这部分老人体验了网络时代的新鲜玩法，但躺下刷手机、网购到半夜，都会对老年人健康等造成不良影响。老年人沉迷网络有一些客观因素。比如，老年人退休后有大量空闲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或者缺少子女陪伴，于是智能手机就大量占据了老年人的时间。部分老年人通过网络寻求更新鲜更刺激的活法，加之城市老年人多有退休工资，各种网络消费便成为经常行为。陷入“数字沉迷”，除健康受影响外，也让老年人被各种骗子盯上——骗子不是以投资理财名义坑老，就是以保健养生等名义坑老。腾讯110平台发布的《中老年人反欺诈白皮书》显示，仅2019年上半年，该平台共受理中老年人受骗举报超过2万次，其中97%的受骗者曾遭资金损失。所以，既要通过适老化改造让老年人跨过“数字鸿沟”，也要防止老年人陷入“数字沉迷”。对此，有一些人曾建议效仿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建立老年版防沉迷系统，这是值得讨论的选项。笔者以为需要破除各种“算计”，让老年人群合理地接触网络。但凡使用网络的用户都会被精准“算计”。有的是技术“算计”，即网络平台通过算法让用户沉迷于某些方面难以自拔。有的通过商业“算计”，即商家通过红包、奖励等方式让网络用户难以摆脱利益诱惑。因此，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由于用户被各种“算计”，谁都有可能陷入“数字沉迷”。相对而言，未成年人缺少社会经验自控能力不够，老年人比较空闲也对网络时代的“算计”认识不足，更容易掉入平台、商家设计的沉迷系统中。对于不少网络平台通过算法“绑架”用户的做法，我国已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正在破除，但目前效果不太好。很多平台仍坚持算法推荐，由于用户缺乏选择，只能被持续“算计”。所以，要防沉迷关键在于破除各种“算计”，不让用户被算法“绑架”，不让算计得逞。...
现如今，国内市场的版权意识也来越强，各大App想要听音乐、看视频的话，不开通会员几乎无法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很多App都会用巨大的首月折扣来引诱用户开通连续包月，看似首月优惠巨大，但是如果后期忘记取消就会巨亏了。甚至还有人App都已经删了，自动续费还在继续扣费。据报道，国内有一位周女士就表示，自己原本打算在“双11”血拼一波，就检查了微信和支付宝账单，结果突然发现自己的微信和支付宝里，有多笔“自动续费”的扣款。仔细一回忆才想起来，这当中有视频会员、网盘会员、修图软件会员、音乐软件会员、论坛会员等，都是在首月折扣的时候开通，最后忘记取消了，甚至好几个App都已经卸载不用了。通过调查发现，有不少网友都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并且都是因为首月折扣而签下自动续费订单，最后吃了大亏。对此，有从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维修工作的老师傅表示，“连续包月”确实能享受优惠，但如果不是长期使用，可以开通后立即关闭“自动续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开销。同时，老师傅还给出了微信和支付宝的自动续费关闭办法。具体如下：微信：打开微信，点击“我的”—“支付”—右上角的“···”—“自动扣款”，检查和选择要关闭的扣款项目。支付宝：打开支付宝，点击“我的”—“设置”—“支付设置”—“自动扣款”，检查和选择要关闭的扣款项目。...
12月21日，审计署官网发布2021年第5号公告《审计署移送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查处情况》。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区域事业部原负责人陈刚涉嫌受贿问题。审计发现，2012年至2016年，陈刚涉嫌在向相关企业发放贷款时以财务顾问费名义索取巨额钱款。2020年1月，审计署将此问题线索移送江苏省公安厅调查。2021年8月，陈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财产150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5.32亿元。假设按照2%-5%左右的顾问费率，5.32亿违法所得背后涉及的项目融资总金额，至少高达100亿元以上。这已经不是平安集团近年内控第一次出现重大漏洞了。资料显示，平安信托成立于1996年4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董事长姚贵平，注册资本130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等，股权结构上，公司由中国平安持股99.8809%，上海糖业烟酒持股0.1191%。2017年，平安信托一项理财产品资金池中的14 .5亿元资金，在深圳一名资金中介的撮合之下，被公司、银行人员的里应外合套取随意使用，时过三年，该事件仍处在司法过程之中。此外，2019年，平安集团下属的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冷培栋、前任行长杨华被带走调查。...
金交所再迎强监管。据证监会官网12月17日消息，近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下称“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证监会）部署开展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下称“金交所”）现场检查工作，要求聚焦金交所非标融资业务，穿透原则下准确识别金交所业务类别，全面摸清其业务底数和风险情况。近年来，国内各地金交所在有力补充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同时，也出现了交易所乃至“伪金交所”无序扩张现象，成为非标债务融资的灰色地带，被视为部分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房地产企业的地下融资渠道。随着资管新规整改大限临近，有业内人士认为，非标融资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将被破除。金交所监管加码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13日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曾提到，要稳妥化解债权违约风险，对“伪私募”“伪金交所”等风险深入开展整治。17日，联席会议办公室表示，已经致函29个辖内有金交所的省级政府办公厅，要求立即组织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局商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派出机构开展对辖内金交所的现场检查工作。事实上，联席会议对金交所的专项整治工作已经开展一年多。按照整治要求，金交所应当恪守合规性、区域性、非涉众的原则；不得为发行销售非标债务融资产品提供服务和便利，严控新增、持续压降各类非标融资主体的融资业务；禁止金交所为房地产企业(项目)、城投公司等国家限制或有特定规范要求的企业融资；严格落实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个人销售产品、不得跨省异地展业的底线要求；不得新设金交所，辖内已有多家金交所的，根据“一省至多一家”原则推进整合工作。所谓金交所，即资产持有者通过出手某类资产或者暂时让渡某种资产权利获得融资的交易平台，主要功能是撮合、促进金融资产交易的达成，主要从事债务融资工具产品的发行与交易，涉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债权资产、信托、保险、私募股权、黄金等交易，属场外交易市场的一部分。相比证监会管理下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现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区域性股权交易所（新四板），以及央行管理下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金交所的定位更倾向于区域性的银行间市场，发起设立股东多为地方国资/产权交易所、大型集团、互联网金融平台等。2010年5月，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下称“天金所”）、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下称“北金所”）先后成立，成为最早的两家金交所，其中北金所作为金融类国有资产交易平台，股东不仅包括北京国资委控制的北京产权交易所，还有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信达投资、华能资本等。而天金所的股东除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长城资产外，还曾引入蚂蚁集团作为第一大股东（2021年3月退出，现大股东为自然人杨建荣控股企业杭州融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同年，安徽金交所、贵阳金交所、重庆金交所也先后成立。截至2011年年末，国内金交所数量已经升至12家，分布在广东、辽宁、四川、湖北等多个地区。地方政府设立金交所的初衷多是为国有资产、非标资产的处置和转让提供新的渠道，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但因为初期缺乏规范管理，金交所的设立和交易活动违法违规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在2011年、2012年先后出台了国发〔2011〕38号和国办发〔2012〕37号文件等清理整顿政策，明确金交所审批权限归入省级政府，取得“交易所”注册资格还需通过部际联席会议验收。自此之后，大量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和股权交易中心等代替“交易所”在各地成立，并吸引了不少民营股东入局。截至目前，国内经省级政府批准注册成立的金交所性质场所至少有70家，其中浙江、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等地数量居多；但以“交易所”为名的只有12家。而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打着政府批准的旗号变相从事交易场所业务的“伪金交所”。为贯彻落实38号文精神，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自2012年2月以来已经连续召开五次，其中在去年12月明确提出，严控交易场所数量仍是清理整顿工作的重点之一。而去年10月财政部印发的《规范产权交易机构开展金融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管理暂行规定》也对各省级财政部门提出要求，即按照联席会议“同一类别交易所原则上保留一家”的要求，对具备展业基本条件的本地区承办地方金融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业务的机构进行确认与公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前金交所的行业生态现状的确较难判断，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公开信息不足。地下融资灰色地带从整治成果来看，联席会议办公室透露，目前金交所数量已经减少三分之一以上，非标融资规模和涉及投资者人数大幅下降，金交所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势头得到遏制，风险明显收敛。但数量上的无序扩张只是风险之一，业务乱象同样是整治难题。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近一个时期，部分金交所的非标债务融资存量业务压降不力，甚至违规为房地产企业非标融资提供便利；部分金融机构利用上述平台以交易为名，行融资之实违规展业；一些金交所异地展业、相关机构向个人销售产品的问题仍然存在。从业务分类来看，金交所的主营业务有基础资产交易、权益资产交易、融资类业务、中介类业务四大类，但主要交易模式是发行定向融资计划和定向投资计划。有业内人士表示，自2018年《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以及资管新规陆续出台之后，银行资金通过资管产品向企业输血的通道基本被堵死，不少融资方与金融机构开始转向金交所挂牌发行直接融资产品，最受欢迎的就是定向融资计划，即融资方通过金交所以非公开方式（每款产品不超过200人）募集和转让，约定一定期限还本付息。除了金交所和发行方，定融往往还涉及增信方、承销商、受托管理人等。相比信托、资管，定融不仅实现了“去中介”，而且起投门槛较低、收益更高，叠加多数金交所对政府“背书”的宣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大。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也助推了金交所的扩张步伐，但为防止交叉传染风险，监管部门先后发布多份文件规范双方合作。金交所的火爆在民营资本的热情中得到证实。以大连金交所（下称“大金所”）的第二大股东中科金财为例，该深交所上市公司在2016年前曾大力布局金交所，入局大金所和安徽金交所后，表示要在全国范围内投资和经营近10年优质金交所。当时有券商点评称，非标金融资产由于高收益型能满足大类资产配置和风险资金要求，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金交所是非标金融资产交易的重要场所，中科金财正是因为卡位非标金融资产交易的重要通道。而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部分企业通过财富管理公司借道“伪金交所”违规发行大量“理财产品”进行自融。类似的模式过去在房地产行业同样盛行，相伴而生的是一些私募债违约、非法募资频发。据联合资信统计，因为非标产品的信息不透明，自2018年以来，非标类信托计划、债券融/投资计划违约数量飙升。有业内人士举例，通过金交所，真实融资方可以将一笔1亿元的融资需求分拆为100份，100个独立的私募产品最多可以分别对应200个投资人，募资难度大大降低，但风险难以估计。自资管新规出台以来，监管对于非标产品的压降政策不断。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整改大限到来，非标类产品也将逐渐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