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报道，中国亿万富翁马云计划放弃对蚂蚁金服的控制权。（路透社）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亿万富翁马云计划放弃对蚂蚁金服的控制权。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正在准备转型成金融控股公司的蚂蚁金服已通知中国监管机构马云的决定。上述人士说，中国监管机构并没有要求马云转让蚂蚁的控制权，但对这一决定予以祝福。不过，中国央行尚未接受蚂蚁金服转型成金融公司的申请，在转型完成前，蚂蚁的控制权不太可能出现变化。知情人士说，马云多年来一直在考虑放弃对蚂蚁金服的控制权，因为他担忧公司过于依赖高层的单一主导人物所带来的治理风险。马云此前没有宣布放弃控制权，是因为他不想因此而拖延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计划。蚂蚁金服上市时间将被延后一年或以上报道称，控制权的转移意味着蚂蚁金服的上市时间将被延后一年或以上，因为一旦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三年内无法在中国大陆的A股市场上市，上海证交所科创板的规定为两年，香港则为一年。但一些知情人士说，蚂蚁金服并不急于上市，仍可能还在考虑其他选项，包括将一些单位分拆出来并单独上市。根据蚂蚁金服的招股说明书，虽然马云只持有蚂蚁金服10％的股份，但马云仍能透过杭州云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来对蚂蚁金服的运营进行控制，马云还被赋予在杭州云博的决策层面进行否决的权力，因此马云仍持有蚂蚁金服50.52％的投票权。一名知情人士称，马云可以透过放弃对杭州云博决策的否决权，并将其部分股份转让给其他高管来稀释他在杭州云博的投票权，从而转让蚂蚁金服的控制权。在中国政府的监管压力下，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已逐渐转变成竞争关系。阿里巴巴星期二在年报中宣布，蚂蚁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井贤栋、首席技术官倪行军、首席人才官曾松柏和其他四人不再担任阿里巴巴合伙人。这项宣布强化了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之间的业务剥离。...

四足机器狗有什么用？如今，智能仿生机器狗已经不算是十足新鲜的玩意儿，从电商上就可以买到。它可以陪你跑步、跳舞，或者帮你驮快递。图：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Spot的表演视频在多数人眼中，机器狗还只是个昂贵的玩物，缺少“杀手级”的应用。没料到，有人转念一想：真的让机器狗成为“杀手”又如何？近日，这个背枪机器狗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一个改装后的民用机器狗背上驾着一支冲锋枪，执行着射击、巡逻等任务。视频中很难确认射击场地的具体信息。不过，根据网友的考证，视频是由一个名叫Alexander Atamanov的人最先传到Youtube上的。Atamanov本人是个技术创业者，有俄罗斯和美国的居住史。视频背景中的装甲车，为苏联制BRDM-2A或BDRM-2M装甲车。枪的型号为俄制的PP-19-01“勇士”冲锋枪。而机器狗的型号，非常像是宇树科技的Go1机器狗。该款机器狗在国内售价16000元，并且通过多个渠道向国外销售。图：宇树科技Go1机器狗图：Atamanov在社交网络发布的背枪机器狗照片如果网友分析属实的话，宇树科技被迫做了一回“军工产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是一个急需企业警惕的ESG风险。企业一旦真的成为军工供应商，很可能导致持ESG策略的投资机构撤资。这是因为，军工行业被ESG视为一个“争议行业”。根据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ESG的主要发起机构之一）的建议，ESG投资者应远离具有负面道德色彩的行业，例如军工、烟草、博彩、酒类、成人娱乐、化石能源等。这些行业的特点主要是，它们产生社会/生态上的负价值，或依靠人性的弱点、成瘾性来盈利。这并不是说，这些行业是全然“罪恶”的行业，但它们一定是存在争议的行业。争议，就意味着难以预测的非财务风险。在操作中，通常ESG评级机构、ESG基金并不会简单粗暴地把军工、酒类、化石能源等行业全盘否定，而是在政策中更明确地定义自己的伦理诉求。比如，ESG投资机构会在军工行业中区分国防工业和军火生意，认为后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负面行业”；而企业与军方进行安保方面的合作，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标普ESG指数出于禁枪的考虑，从指数中剔除了美国的民用枪支生产商。再比如，酒类之所以被列为争议行业，是因为一些宗教信仰禁止饮酒或醉酒，于是持相应信仰的投资者就不愿投资酒类行业。而在中国的ESG投资领域，酒类行业的争议不大。总之，ESG“争议行业”里面的是非纠葛更多，企业如果没有战略上的必要，应该避免牵涉其中。制造“负责任机器人”具体到“军用机器人”这个细分行业，ESG的态度又如何呢？“军用机器人”在军事和国际法的术语上，称为“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LAWS）。2017年，埃隆·马斯克和硅谷AI科学家穆斯塔法·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曾率领116位行业科学家，呼吁联合国禁止各国进行“杀人机器人”的研发。当时还在世的斯蒂芬·霍金也参与了相关的宣传活动。随后，也有国家（如比利时）开始立法禁止“杀人机器人”的研发。人们把最终解决的希望，寄托在五年一度的联合国日内瓦《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会议上。历史上，CCW会议禁掉了很多非人道的武器，包括汽油弹、集束炸弹等。会议于2021年12月召开。会上，代表们还讨论到利比亚内战，这场战争中可能首次出现了死于机器人武器的死者。令人惋惜的是，会议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各国已经在机器人武器研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没有协商出一个国际统一的管控措施。但国际社会对“杀人机器人”的抗争仍在继续。ESG是一种重要的抗争方式。比如，晨星旗下的ESG评级机构Sustainalytics就表示，接受有关“杀人机器人”公司业务的举报，且会在全球资本市场对相关业务进行曝光和质询。正如文章开篇的“持枪机器狗”案例，机器人企业可能会“被迫”成为机器人武器的“供应商”。它们确实值得同情和理解，不过另一方面，从业者也可以参考现行的“负责任AI”、“负责任机器人”原则，积极处理智能产品的治理问题。2019年6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文件提出了“负责任AI”的8个治理原则，值得相关从业者参考。例如文件提出了“共担责任”原则，要求AI的研发者、使用者和其他相关方，应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共同防范不法分子利用AI进行犯罪活动。这一原则可以适用于“持枪机器狗”的案例。如何应对“被军工”‍‍例子中的宇树科技，是国内仿生机器人方面的领先创业公司。宇树科技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现机器狗商业化的企业之一。著名的企业比如波士顿动力，其主力产品是Spot机器狗，售价高达74000美元。这一售价，或许构成了阻止产品被非法使用的真正壁垒。而国内的宇树科技和小米（HK:01810），把仿生机器狗产品的售价压到了万元人民币的水平。其相对低廉的售价引起了国际市场的关注。图：小米出品的机器狗“铁蛋”民用机器狗是智能时代的新产品，在商业化探索的同时，也需要探索履行社会责任、管控产品风险的新途径。制造商虽然从初衷上希望科技行善，但难免要对产品的不道德使用，采取一些防范措施。这些措施从被动到主动，包含多个层次。首先，企业的态度要明确。比如，波士顿动力在Spot机器狗产品使用说明中，规定了五类禁止的用途，包括“禁止故意使用本产品伤害、恐吓任何人或动物；禁止将本产品用作武器，或用于操控武器”。在表明“禁止”态度的同时，企业也不能忘记“责任”的态度。这方面，宇树科技的做法就值得商榷。公司机器狗产品的《免责声明》称：“使用者承诺仅出于正当目的使用本产品……宇树科技不承担因用户未按照本指引、《用户操作手册》使用产品所引发的一切损失及后果。”这种“本公司概不负责”的立场，显然没有考虑到产品被用于非法目的的情况，也有违“共担责任”的原则。企业可以采取更为积极的责任立场，声明对产品的非法用途、非官方军事用途的反对态度，并且采取措施阻止相关的使用。比如，企业可以改善产品设计，使之难以被改装。在明确立场之后，企业可以进一步采取主动的产品治理措施。丰田和波士顿动力的实践经验这方面，丰田汽车（NYSE:TM）拥有一些实践经验。丰田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商。丰田皮卡由于性能坚实可靠，适用于崎岖地形，尤其受到军队、国际组织、维和部队的青睐。但另一方面，丰田也挡不住各种非法军事组织同样喜爱丰田皮卡。并且丰田皮卡容易进行军事化改装，频频在中东各地的军事冲突中露脸。图：乍得-利比亚冲突（又称“丰田战争”）中的丰田皮卡对丰田的社会形象打击最大的是，它的皮卡经常出现在恐怖组织的影像里。公司首先从销售环节采取措施，来消弱这部分负面形象。丰田严格控制汽车产品在中东地区的销售，拒绝将汽车卖给可能将其用于军事目的、或对其进行军事化改装的客户。2022年，丰田的新款Land Rover在日本发售之后，购车者收到的合同中还包含这样一份承诺书附件。承诺书开宗明义，要求“客户同意此次交易不是以‘出口’和‘转卖’为目的的购买”；同时解释说，出口和转卖“可能导致全球安全方面的重大风险”。这实质上是为了防止汽车通过非正规渠道落入非法军事组织手中。同时，丰田也要求经销商在严格的合规范围内销售公司产品。此外，丰田还与各国政府合作，追踪车辆的全球流向，打击车辆的走私渠道。波士顿动力作为重要的机器人研发商，也在为产品的ESG风险寻求对策。在机器狗Spot刚刚推出不久，马萨诸塞州警局就引进了一只Spot，装备在防爆小队，开始与警察配合进行拆弹方面的演练。图：马萨诸塞州警局训练Spot打开房门这还是引发了居民的反对。一些民间组织指出，警方应该公布Spot的执法原则，确保Spot在执法中保护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当然，这一要求不是马萨诸塞州警局能做到的，甚至也不是波士顿动力能做到的。它需要系统地改革人类政治制度，确保机器人按照人类的道德行事。波士顿动力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改进。业务发展副总裁Michael Perry指出，公司在考虑采用租赁的方式来实现机器狗的商用落地。这样，公司能够把机器狗的所有权握在自己手里，对产品保持更严密的控制。一旦发现误用，就立即收回。总结与启示总结起来，“持枪机器狗”的案例，在ESG“争议行业”方面带给我们启示是：如果企业没有在战略上笃定进入所谓的“争议行业”，那么还是在产品治理和公关管理上多加注意，与这些行业保持距离，防范相应的风险。这要求企业不断更新对自身产品责任的认识，并制定与时俱进的策略。具体到机器人的研发，企业或许也难以预料产品将以怎样的方式被社会接受，是否会以合法的方式被使用。毕竟，新技术产品的责任治理，正在超出企业的能力范围。新科技的ESG治理，需要企业发挥社会责任方面的创造力，并且寻求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合作。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社会机构，也包括持ESG理念的资管机构。也正是如此，在智能产品治理的探索中担任领导力量，也将成为企业的一种优势。...

（原标题：英媒：中国政府希望银行提供 1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保交楼”）英国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希望银行提供高达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的贷款，帮助开发商完成停工的楼盘。《金融时报》星期四（7月28日）引述参与讨论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央行首期将向国有商业银行发放约2000亿元的低息贷款，年利率约在1.75%。据报道，该划已在近日获得批准。中国政府希望借此撬动银行将贷款放大至多四倍，达到1万亿元左右。不过，银行高管和分析师曾警告，由于银行很难从烂尾楼盘得到回报，中国央行可能难以达到目标金额。官方可能协助开发商完成停工楼盘的消息，星期四推高中国房地产企业股价，包括旭辉控股一度上涨10%。路透社星期一（25日）也曾引述知情的国有银行官员说，中国将设立一个房地产基金，筹集最高达3000亿元资金收购烂尾楼，协助开发商解决债务问题。这项由中国央行支持的基金，起始规模为800亿元。另据财经资讯平台REDD的消息，基金初期由国有的中国建设银行出资500亿元，并由中国央行拨出300亿元再贷款。如果这个模式可行，其他银行也将跟进效仿。知情人士也说，这项基金将用于购买未完工的房地产项目并完成建设，之后作为政府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一部分出租给个人。...

一份海外机构的做空报告，将港股二次上市仅10天的的名创优品推到了风口浪尖。美国当地时间7月26日，做空机构Blue Orca Capital（以下简称为“蓝鲸”）发布了对名创优品的做空报道。蓝鲸在报告指出了名创优品的三大问题：1.谎称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名创优品并非是“轻资产、高利润的独立特许经营模式”，其数百家门店由名创优品高管或与董事长关系密切的个人秘密拥有和经营，并非独立特许经营，实际利润率要低于其市场披露的数据。2.董事长叶国富通过与上市公司名创优品合资建立企业，转移了上市公司IPO时的数亿元募集资金。名创优品另外四个地产开发项目，包括一个价值100亿元的物流和研发中心，并非由名创优品实际拥有，而是由叶国富通过一个分层的BVI离岸控股结构控制。3.名创优品是一个衰落的零售商，其收入下降、特许经营费用下降，以及众多门店关闭。针对蓝鲸的做空报告，名创优品在港交所披露公告，回应表示，“该报告毫无依据，且包含有关本公司资料之误导性结论及诠释。”名创优品董事会正在审查指控内容，并考虑采取适当行动以保护所有股东的利益。名创优品称，基于本公司管理层之建议并为保护所有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决定成立由独立董事徐黎黎、朱拥华及王永平所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旨在监督就该报告中相关指控所开展的独立调查工作独立委员会得于适当时聘请独立专业顾问协助独立调查。1、谎称商业模式：数百家门店由高管秘密经营？蓝鲸指出，名创优品的数百家门店没有经营独立的加盟商网络，而是由名创高管或与董事长关系密切的个人秘密拥有和经营。自2011年11月开始，蓝鲸通过企业注册表、在线地图和消费者数据进行交叉核对，发现名创优品至少有620家店铺并非由加盟商独立经营，而是由名创优品的高管或与董事长关系密切的人所注册。蓝鲸的做空报告指出，名创优品副总裁兼海外首席运营官黄铮所注册的10家店铺地址，与名创优品的店铺地址竟然一致。凤凰网《风暴眼》查询天眼查发现，蓝鲸列举的深圳市福田区卓铮铮百货店的经营者由名为“黄铮”的人所经营，地址在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三路与金田路交汇处卓越世纪中心3、4号楼裙楼01层，确实与名创优品（卓越·INTOWN店）的导航地址在同一座大楼中。不过，从天眼查的股权信息及担任高管经历来看，尚不能确定此“黄铮”即为彼“黄铮”，但值得肯定的是，此“黄铮”确实与名创优品存在一定联系。在“黄铮”任股东的珠海米富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为“珠海米富”）中，该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敏信便是名创优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珠海米富的另一位股东窦娜便是名创优品港股上市主体的高管之一。巧合的是，蓝鲸也指出，深圳市龙岗区名创优品便利店的经营者也叫“李敏信”，并且该店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凤凰社区守珍街165号与名创优品（深圳守珍街店）地址一致。不过，从天眼查信息来看，暂无法确定该“李敏信”与名创优品的李敏信是否为同一人。但蓝鲸给出了另一证据表明，至少该“李敏信”与上述“黄铮”存在一定联系。即“李敏信”注册的企业与“黄铮”注册的企业共用一个电话“18022381286”。蓝鲸以这个号码按图索骥，发现共有556个实体共享这个电话号码；其中，291个实体仍在运营。由此，蓝鲸表示，发现名创优品有更多未披露的关联方拥有大量名创优品门店。在这份做空报告中，除了“黄铮”和“李敏信”之外，蓝鲸指出，名创优品旗下子公司法人周红霞、高管叶涛及法人林宗友均注册有多个名创优品店铺，其中叶涛及林宗友与董事长叶国富或关系密切。基于对这些信息的调查，蓝鲸认为名创优品所称的“轻资产高利润的特许经营模式”是谎言，实际利润率低于名创优品财报所披露的数据，在业务模式上误导了市场。实际上，名创优品更像是一个衰落的实体运营商。2、名创优品沦为叶国富“抽血机器”？蓝鲸在做空报告中指控，名创优品纽交所上市后不久，董事长叶国富就开始通过一系列围绕收购和建设总部的不当交易骗取投资者资金，金额多达数亿美元。其中，位于广州的名创优品国际总部大楼，正是被蓝鲸视作的可疑“证据”。蓝鲸指出，2020年12月，名创优品与叶国富共同出资，在被誉为“避税天堂”的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注册了YGF Investment V Limited (简称“YGF Investment”) ，其中名创优品持股20%，出资3.56亿元人民币，叶国富持股80%但未披露出资额。YGF Investment成立后，通过旗下控股的名优产业投资（广州）有限公司，以17.29亿元拍下广州一地块，宣布建设新的总部大楼。10个月后，也就是2021年10月，名创优品又以6.95亿元从叶国富手中买下了剩余80%的股份。对此，蓝鲸称，“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可疑。”名创优品意欲收购土地，却又不直接以公司身份直接购买，而是拉上了董事长叶国富，这在蓝鲸看来十分蹊跷。根据经验，蓝鲸认为，“一家中国公司通过内部人士购买土地的唯一原因是通过交易吸收上市公司的资金。”与此同时，蓝鲸还称，名创优品通过其在BVI成立的离岸合资企业来购买土地并开发地产，这一举动也很可疑。做空报告指出，原因是显而易见的。“BVI是一个极其不透明的司法管辖区，不向审计人员和投资者提供有意义的信息披露。BVI的主要优势是，它很容易促进不透明的离岸现金转移给内部人士。否则，为什么一家中国公司不通过一个中国实体在中国购买土地呢？ ”除此之外，蓝鲸还称，有证据表明，在整个过程中，作为董事长的叶国富始终没有向YGF Investment投入任何资金，但却最终得到了名创优品为购买其手中股权而支付的6.95亿元。蓝鲸出示的证据显示，名创优品曾在公开文件中承认，2020年12月，YGF Investment成立之时的实收资本为3.46亿，均由名创优品出资，这笔资金也被用作是购买广州地块的初始存款。直到2021年10月名创优品买下叶国富股权后，YGF Investment的实收资本才增加到18亿元。由此，蓝鲸认为，这也就意味着叶国富从始至终没有向YGF Investment出资，而名创优品对股权的收购实则是“将股东财富赤裸裸地转移给董事长”。资料显示，名创优品国际总部总占地6557㎡，规划建筑高度287.5m，总建筑面积140028㎡，预计在4年内建设完成，建成后将承载名创优品全球业务、数字新零售、品牌运营结算、产业研发中心等业务功能。2021年8月，名创优品国际总部开工奠基仪式在广州市琶洲高新区举行。叶国富曾在奠基仪式上表示，希望把该国际总部打造为琶洲高新区的创新经济的新地标。值得注意的是，凤凰网《风暴眼》发现，根据相关协议规定，名创优品拿得此地块，需要满足纳税强度以及受让人10年内股权不得变更等规定。这一点也被披露在了做空报告中。蓝鲸表示，名创优品冒着违反合同规定的风险进行股权变更，“铤而走险”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帮助董事长从上市公司手中吸走数亿美元”。无独有偶，蓝鲸还在做空报告中披露了名创优品旗下疑似与上述手法相同的其他房地产项目，而这些项目也被蓝鲸指控为同一个目的——为叶国富个人输送资金。以名创优品肇庆市高新区一带一路产业园项目为例。做空报告认为，该项目所占土地由名创优品（肇庆）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名创优品肇庆”）于2018年6月以8900万元的价格购买，但对名创优品肇庆进行股权穿透后可以发现，与总部项目如出一辙，即也与BVI有关。在蓝鲸看来，相似的运作手法似乎为指控添了几分真实性。做空报告多次认为，“多个房地产开发项目都通过复杂的BVI结构，就是为了让董事长能够从股东那里吸收资金并转移到难以追踪的海外”。报告甚至还预测，“名创优品未来还会发生类似情况。”3、经营陷入困境：收入萎缩、闭店降费蓝鲸做空报告的第3大质疑点，主要针对的是名创优品的财务数据及经营现状，并给出结论——“名创优品是一家正在衰落的零售商”。第一个表征是门店数增加但同期收入锐减。蓝鲸指出，2018年，名创优品门店数只有3459家，到了2022年3月，这一数字增长至5205家。但同期，公司收入却急剧下降，从2018年峰值170亿元大幅萎缩40%。凤凰网《风暴眼》梳理后也发现，名创优品近年来持续开店，赴美上市后也未停下扩张步伐，但近两年扩张速度有所放缓。数据显示，2020财年、2021财年，名创优品每年新开门店分别为497家、527家，而在此之前年近新增门店数则高达700家。营收方面的数据显示，2019至2021财年，名创优品营收分别为93.95亿元、89.79亿元及90.72亿元，营收增速明显陷入停滞；同期净亏损分别为2.94亿元、2.6亿元、14.29亿元，过去三年累计亏损近20亿元。为佐证名创优品的“衰落”，做空报告还披露了一名前名创优品门店经理的观点，其认为，名创优品在2017年至2019年上半年发展尚佳，但从2019年下半年起，多家门店的收入和盈利能力就开始不同程度地萎缩。“北京曾有一家月收入400万元的门店，而后期月收入仅剩80万元。”门店不赚钱的窘境也导致了蓝鲸指控中的第二个“证据”——闭店和加盟费的锐减。做空报告指出，在对620家国内名创优品和Top玩具店进行长达8个月的跟踪后发现，到2022年7月，有120家门店关闭，约占样本总数的20%，其中110多家门店已经吊销营业执照，意味着永久关闭。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6月以来，名创优品注销门店的行为更为频繁。与此同时，蓝鲸还认为，加盟费和产品保证金的降低也从侧面证明了名创优品的困境。2021年前，名创优品规定的特许经营费为每年8万元，产品保证金则是75万元。从2021年开始，特许经营费下调至每年5万元，产品保证金也从75万元减少到60万元。2022年，名创优品进一步降费。其中，市级门店特许经营费降至每年2.98万元，产品保证金也降至35万元；县级门店特许经营费则降至每年1.98万元，产品保证金降至25万元.对此，蓝鲸指出，特许经营费的一降再降，标志着名创优品的品牌价值在下降。此外，它还侵蚀了公司利润。“仅从特许经营费的下降来看，公司目前的特许经营店为3169家，按照8万元和2.98万元的差额计算，全部特许经营店因此减少的收入达1.59亿元。”...

吴伟平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几天会经历“人生过山车”般的过程。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了多年的吴伟平，老家在湖南，就在前几天，他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告知他母亲突发疾病，希望他回家一趟。7月26日，吴伟平赶回了湖南老家，可惜母亲病重，在7月27日过世了。为了给母亲操办后事并安葬，吴伟平需要赶着去重庆，却在7月28日遇到了健康码在一天内变色几次，忽而黄码、忽而绿码，而这也让他无奈地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不知何去何从。“最近，家里人一直和我说，母亲身体越来越不好，我也有点担心，所以我在7月26日从上海坐高铁赶回了湖南娄底老家，抵达的时候，健康码等都正常。7月27日，母亲身体越来越虚弱，最终在医院去世，于是我开始着手办理母亲的后事。母亲的家乡在重庆，在与家人商量后，我们决定尽快办理葬礼，火化母亲的遗体后，带着母亲的骨灰去往重庆安葬。”母亲的离世让吴伟平很是伤心，但是他还来不及太伤心，就遇到了难题。7月27日，吴伟平去火车站接亲戚，在火车站有一个核酸检测点，于是他扫了核酸检测点的场所码准备检测，结果他的健康码显示为黄码。“可是我抵达湖南的时候都是绿码，而且我在上海居住的小区也是安全的，不是中高风险地区。怎么会是黄码？”吴伟平很不理解。核酸检测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目前他这种黄码的情况是不可以进入火车站的，也不可以在火车站的核酸检测点测核酸，必须去医院进行核酸检测。在安顿好亲戚后，吴伟平去了当地医院进行核酸检测，时间已经是7月28日凌晨，在扫了医院的场所码后，吴伟平惊奇地发现，他的健康码已经自动转成了绿码。“也就几个小时，我什么都没有做，健康码就从绿色莫名其妙地变成黄色，然后又变成了绿色。”吴伟平百思不得其解，出于保险起见，吴伟平在医院做了核酸检测。接着，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7月28日凌晨3点左右，吴伟平的核酸检验结果出来了，是阴性，然而在凌晨5点左右，吴伟平的健康码再一次从绿码变成了黄码。“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睡觉，什么都没有做，怎么就又从绿码变成了黄码？”吴伟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由于在与家人商议后，要将母亲安葬在她的家乡重庆，因此他必须在这几天保证绿码，才能不影响出行，但这健康码一会儿黄色，一会儿绿色，24小时内已经变了好几次，这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困扰。焦虑的吴伟平于是打了湖南各地疾控中心电话，在打了20多个电话后，他得到的答复是“系统技术问题”，可以通过申诉转回绿码。“我问了疾控中心、医院和核酸检测点，很多人都告诉我，我的情况应该是绿码，变成黄码很奇怪，但是既然已经这样，就只能去申诉。根据相关规定，说是要去向所在地社区进行申诉，解除黄码。我去申请了，但是社区说解除不了。根据规定，2次核酸为阴性，黄码予以解除，我的核酸一直是阴性，所以我再通过相关平台去申诉，可是一直也没有回应。”吴伟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原本他已经和亲戚买了今天7月28日午后的火车票，准备带着母亲的骨灰从湖南娄底到重庆，安排安葬事宜，结果他的健康码还一直是黄码，根本不可以进入火车站。“我改签了下午将近4点的火车票，一直等到现在，已经是7月28日傍晚了，申诉依然没有结果，还是黄码，最终我只能退了火车票。我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不知道何去何从。”伤心又焦虑的吴伟平在今天晚间，只能再去了一次医院做核酸，虽然核酸阴性也不能立即将其健康码变成绿色，但这是吴伟平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了——从火车站到医院，抱着母亲的骨灰盒做核酸。他在医院还看到了不少与自己类似情况的人，都在反复做核酸，等待黄码变绿码。这并不是湖南当地第一次发生一天之内健康码变色好几次的事件，此前，第一财经就报道过在上海工作的吴迪，回到湖南邵东，自己端坐在邵东的家中，健康码颜色却一天三变，经历了“绿——红——黄——绿”的几次变化。根据湖南娄底市疾控中心信息显示，对7天内有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的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返）娄，完成3天两检（间隔24小时），并做好健康监测；对7天内有外省旅居史者，需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返）娄，入娄后24小时内完成1次核酸检测。按照6月28日修订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低风险区域人员离开所在的地区或城市，应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跨区域外出的低风险区域人员，不需要采取隔离管控措施，但要求3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并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当地不能对来自低风险地区的人员采取隔离、限制出行等“层层加码”的措施。（文内吴伟平、吴迪均为化名，记者徐艺航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从多名知情人士处获悉，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丁文武近日被有关部门调查，目前仍处于与外界失联的状态。丁文武曾任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2014年大基金成立之后出任总裁至今。...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7日宣布加息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2.25%至2.5%之间。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四次加息，也是连续第二次加息75个基点。美联储决策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7日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发表声明说，通胀率居高不下，反映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供需失衡、能源价格上涨和更广泛的价格压力；俄乌冲突及其相关事件对通胀造成额外上行压力。委员会“高度关注通胀风险”，并将继续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接下来几个月内，美联储将寻找“令人信服的”通胀下降的证据，并持续上调利率水平，在9月的会议上再一次进行“超乎寻常的大幅加息”可能是合适的。鲍威尔6月在美联储28年来首次宣布加息75个基点时曾表示，加息75个基点非同寻常，预计这种幅度的加息不会经常出现。当被问及美国经济是否陷入衰退时，鲍威尔回答说，美国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就业市场依然强劲，他不认为美国已进入经济衰退。但他也坦承，美联储避免引发衰退、实现“软着陆”的路径已经变窄，且有可能变得更窄。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27日公布最新预测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将萎缩1.2%。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萎缩1.6%。如果亚特兰大联储预测成为现实，意味着美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德·拉赫曼告诉新华社记者，到目前为止，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已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上半年股票和债券市场遭遇大幅下跌，一些经济领域增长开始放缓。与此同时，由于利率上升、消费者信心下降，住房需求大幅降温。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3月至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连续三个月在8%以上，6月CPI同比增长9.1%，涨幅创近41年新高。...

7月28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公开资料显示，肖亚庆，男，汉族，1959年9月出生于北京，河北新乐人，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肖亚庆曾任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2009年年初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016年年初出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2019年5月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2020年7月调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次月任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还是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在工信部官网上，肖亚庆最后一次现身是7月7日发布的一则消息，透露肖亚庆近日为部机关党员干部讲党课。肖亚庆被查之后，今年已有25名中管干部被查。此前24人分别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永泽，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宏武，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铭晖，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徐宝义，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希斌，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谢计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国华，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家东，辽宁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大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云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黄毅，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盛光祖，辽宁省副省长郝春荣，青海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杰翔，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孙远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于鲁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胡毅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如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国相，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张务锋。...

核心提示：1、2021年是锦州银行重组后的第一个完整财年。2021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25.68亿元，同比增幅35%；实现净利润1.02亿元，同比下滑33.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3亿元，同比增幅214.6%。2、截至2021年末，锦州银行房地产不良额、不良率均位列30家上市城商行的倒数第二名。30家上市城商行房地产业不良率均值为3.2%，锦州银行9.77%的房地产业不良率是行业均值的3倍以上。3、锦州银行第六大股东银川宝塔深陷多重危机，债务信息高达237条，共67亿元动产被抵押，目前欠税总金额高达5.78亿元，9次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4、锦州银行被质押给金桥典当的股份总占比高达5.74%。据锦州银行2021年报披露的十大股东，5.74%的比例可以排到第四大股东。金禹律师事务所郜捷律师表示，股权质押的范围通常只包括自益权，不包含共益权。如果双方在质押协议中另有约定，则质权人可以根据协议约定行使共益权，如表决权、管理权等。若双方真的在质押协议中约定了共益权的行使，那么质权人实质上类似银行的隐名股东，是一种突破银保监会监管的违规行为。凤凰网财经讯近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法规部主任綦相表示，“我国中小银行总体运行平稳、风险可控。针对个别机构暴露出来的风险问题，银保监会将坚持为民监管，稳妥有序推进中小银行风险处置。”谈及银行的风险化解，锦州银行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东北地区城商行曾经的领头羊，2021年是其重组后的第一个完整财年。2019年6月，锦州银行经历了两次年报延期刊发、核数师出走等一系列风波后，在监管部门指导下进行改革重组，通过处置风险资产增资扩股修复资产负债表。2020年9月30日，通过转让内资股、引入战略投以及剥离风险资产等操作正式完成重组。重组后，锦州银行的业绩如何，此前的问题都解决了吗？01、重组前：从年赚90亿到巨亏45亿早在五年前，彼时的锦州银行曾是东北城商行的领头羊，锦州银行2017年的净利润高达90.9亿元。财报中表示，净利润大增主要得益于生息资产规模稳定增长。在其2017年年报披露的各项生息资产中，投资类金融资产以6.90%的平均收益率成为该行当年最赚钱的资产。2017年，该行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产生利息收入271亿元，占利息总收入比重为68%；而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为111亿元，占利息总收入比重约为28%。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2019年，锦州银行先后出现了45.38亿元以及11.1亿元的巨额亏损。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注意到，资产减值损失严重拖累该行利润。年报截图财报显示，2018年锦州银行减值前经营利润为176.97亿元，同年该行资产减值损失高达236.84亿元。2019年锦州银行减值前经营利润为194.08亿元，同年该行资产减值损失为208.46亿元。资产减值损失吞噬利润，导致利润由正转负。业绩由盈转亏的同时，锦州银行资产质量也迅速恶化。财报数据显示，2017-2019年，锦州银行不良贷款额分别为22.47亿、185.08亿、376.85亿，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04%、4.99%、7.7%，不良资产在连续两年的时间内急剧暴露，并超过监管红线。02、改革重组：募集121亿资金 剥离1500亿风险资产2019年3-5月，历经年报两度“难产”、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辞任审计师后，锦州银行风险开始显化。2019年5月27日起，锦州银行出现同业负债集中提前支取、多家同业机构停止授信、同业业务到期不能续作等同业“挤兑”现象，爆发流动性危机。随后，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根据当时掌握的风险状况，制定了“两步走”的风险处置和改革重组方案。第一步“治标”，即快速引入有实力的战略投资者为锦州银行提供“增信”稳定住局面，确保风险不扩散；第二步“治本”，通过资产重组，同时增资扩股引进优质股东，增强锦州银行资本实力，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增加抗风险能力。201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指导工商银行、信达资产和长城资产以受让存量股份方式入股锦州银行，为锦州银行提供“增信”。同年8月，锦州银行的董监高也进行了一轮“洗牌”，为治本奠定了根基。据锦州银行公告，中国工商银行公司信贷与投资管理部总经理魏学坤、工行辽宁分行副行长郭文峰走马上任锦州银行董事长和行长。工行沈阳分行原副行长康军出任锦州银行副行长，工行马鞍山分行原副行长余军出任锦州银行首席财务官。“治本”在2020年3月迎来新进展。根据锦州银行2020年3月公告，该行于2020年1月23日与成方汇达、辽宁金控订立认购协议。两投资方按每股1.95元以现金认购该行62亿股股份，募集资金约120.9亿元，用于补充该行核心一级资本。2020年4月3日，锦州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于2020年3月31日与成方汇达订立资产处置框架协议，锦州银行以450亿元向汇达资产出售处置资产，该笔处置资产的债权本金账面原值约为人民币1500亿元,也即该笔资产包的处置价格不足3折。为了走出流动性危机，锦州银行还认购由辽宁金融控股集团及存款保险基金控制企业设立的实体锦州锦银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本金750亿元的定向债务工具。锦州银行称，通过上述重组计划，预期将改善该行资本充足率，有效增强风险抵御能力。2020年9月30日，通过转让内资股、引入战略投以及剥离风险资产等操作，锦州银行改革重组正式落地完成。03、重组后：业绩扭亏为盈 房地产不良率超行业均值3倍2021年是锦州银行重组后的第一个完整财年。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该行总资产达8496.62亿元，同比增幅9.2%。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25.68亿元，同比增幅35%；实现净利润1.02亿元，同比下滑33.3%，2020年锦州银行净利润1.54亿；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3亿元，同比增幅214.6%。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注意到，随着巨额不良资产的处置，锦州银行不良资产拨备计提压力大幅下降。2020年、2021年，锦州银行资产减值损失分别为56.63亿、88.76亿，相比重组前大幅减少。这成为近两年锦州银行扭亏为盈的重要因素。年报截图虽然业绩扭亏为盈，但相较于同行业锦州银行的盈利能力较差。财务数据显示，锦州银行2021年净息差仅为1.59%。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还发现，锦州银行2021年净利润与归母净利润增速出现巨大的反差，归母净利润同比增214.6%，而净利润却下滑33.3%。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天表示，“归母净利润增速为正、净利润增速为负是有可能的，因为合并报表中的净利润还包括子公司净利润中应归属于其他少数股东的部分，如果根据相关安排，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净利润较少，可能造成相应净利润更多归属于母公司。”金天认为，“近两年来，锦州银行在风险暴露后曾进行一系列调整，股权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可能是其净利润与归母净利润表现出现背离的原因之一。”重组后，锦州银行的资产质量情况仍较为严峻。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锦州银行不良贷款额为158.84亿元，同比增加54%；不良贷款率为2.75%，较2020年上升0.68个百分点，同比增幅33%；拨备覆盖率为166.82%，较2020年下降31.85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6%。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梳理发现，在30家上市城商行中，20家银行2021年不良率下降，仅锦州银行、天津银行、西安银行、上海银行、重庆银行和盛京银行共6家银行的不良率出现上升，其中锦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同比增幅32.85%，表现最差。截至2021年末，30家上市城商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56%，而锦州银行2.75%的不良率比平均水平高出76%。对于不良率的上升，锦州银行在年报中解释称，主要由于受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及疫情影响，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偿债能力下降，使不良贷款余额上升所致。分行业来看，锦州银行2021年在房地产业、邮政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的贷款不良率均较为严峻。据财报显示，截至2021年末，锦州银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金额为27.11亿元，2020年为15.3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6.61%，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由2020年末的5.45%上升至9.77%，同比大涨79.3%。据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统计，截至2021年末，锦州银行房地产不良额、不良率均位列30家上市城商行的倒数第二名。30家上市城商行房地产业不良率均值为3.2%，锦州银行9.77%的房地产业不良率是行业均值的3倍以上。此外，锦州银行邮政服务业不良率激增，由2020年末的0.33%上升至2021年末的14.86%。农林牧渔业不良率近两年持续高企，2021年的不良率高达63.12%，2020年为56.77%。04、锦州银行8亿股权被质押 或曝光“隐名”股东锦州银行不仅是在业绩上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股东情况似乎也再度暴露出隐忧。重组完成后，锦州银行的股权结构和股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股东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发现，锦州银行现在的第六大股东和第十大股东均已质押了所持锦州银行100%的股权，且第六大股东正深陷多重危机。锦州银行2021年报显示，其第六大股东银川宝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下称“银川宝塔”）持股数量为2.5亿，持股1.79%，质押比例为100%；其第十大股东江山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江山永泰”）持股数量为1.075亿，持股0.78%，质押比例为100%。按照银保监会去年印发的《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银川宝塔和江山永泰均不得行使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上的表决权。银川宝塔是银川市一家以从事批发业为主的企业，注册资本300000万元。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检索天眼查数据发现，银川宝塔目前的债务信息高达237条，2014年至2020年，银川宝塔因多笔借款共67亿元动产被抵押。而且，该公司从2018年12月至2021年7月拖欠税务局多笔税款，目前欠税总金额高达5.78亿元。银川宝塔还是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常说的老赖。2016年至今，银川宝塔共9次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2016年3月至今，银川宝塔被法院下达40次限制消费令。此外，锦州银行在股权方面，还有一个数据尤为引人关注。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出质信息显示，2014年12月18日至2017年3月21日，锦州银行有8.37亿股股权已被27家公司出质，约占该行总股本的6%，目前质押状态皆为有效。锦州银行出质情况出质人多达27个，但质权人仅有4家，其中8.02亿股质权人为同一家企业——锦州金桥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金桥典当”）。锦州银行总股本为13,981,615,684股，被质押给金桥典当的股份总占比高达5.74%。据锦州银行2021年报披露的十大股东，5.74%的比例已经可以排到第四大股东。年报截图如此高的股权比例已经达到了《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中对于银行大股东的规定。质权人持股又会对银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金禹律师事务所郜捷律师表示，股权质押的范围通常只包括自益权，不包含共益权（如表决权）。但如果双方在质押协议中另有约定，则质权人可以根据协议约定行使共益权，如表决权、管理权等。此外，即使协议未约定共益权的行使，在借款逾期等特定情形下，出质人在共益权的行使上，也将受到质权人的“影响”，从而导致共益权的实际转移。郜捷同时表示，若双方真的在质押协议中约定了共益权的行使，那么质权人实质上类似银行的隐名股东，是一种突破银保监会监管的违规行为。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还发现，金桥典当多年前就曾与锦州银行存在股权关联关系。据锦州银行2007年、2008年年报显示，该行前十大股东中，有一家名为营口宝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营口宝地”）的企业，持股数量为3000万股，为该行并列第十大股东。而营口宝地成立于2001年，由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宝地建设”）持股86.2%，而宝地建设恰恰是金信典当的股东，持股比例为10%。天眼查数据显示，金桥典当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发现，金桥典当虽然是高达8亿股股份的质权人，却因为“没钱还款”而被判为被执行人，而且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在之后的时间里，金桥典当还继续作为质权人接受其他公司质押的锦银村镇银行的股份。2020年3月，因借款纠纷，金桥典当被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县支行起诉，法院判金桥典当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为5598万；2020年6月30日，由于金桥典当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裁定终止执行程序，未履行金额为5446万元。2021年，金桥典当又4次被法院判为被执行人。截至目前，金桥典当尚未履行的金额高达9275万元。2020-2021年，金桥典当被法院4次下达限制消费令。而另一方面，2020年6月，辽宁鑫泰机床有限公司将辽宁义县锦银村镇银行的700万股质押给金桥典当；2021年3月，营口翔顺物流有限公司将辽宁北镇锦银村镇银行的500万股质押给金桥典当。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依据在天眼查查询到的电话和邮箱联系金桥典当求证此事，但电话号码不存在，截至发稿，邮件也未有回复。重新上路的锦州银行未来的挑战依旧巨大，能否继续改善资产质量，解决股权隐忧，重现往日辉煌，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将持续关注。...

尽管有传言称，山东能源集团即将成为奥园的白衣骑士，但战投还未真正落地，郭梓文的心依旧悬着。或许，他不想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找来了绿城管理，在代建中寻路，为自身加一道保险。7月中旬，奥园与绿城管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后者将对奥园的项目进行品牌管理输出，而月内启动进场的第一个项目，是广州奥园云和公馆。这仅仅是个开始，“代建一哥”绿城管理还计划参与中国奥园更多项目的复工复产和城市更新领域的发展。对于奥园来说，此举无疑是引入战投之外的重要补充，使得项目的交付、销售顿时有了保障。在地产圈，奥园寻找代建方合作，并非孤例，恒大、鑫苑集团、三盛宏业、仁泽地产、山西田森地产等房企，也有类似的举措。因为品牌受损，团队不稳定，项目卖（运转）不动，它们只能尝试找代建方合作。对于代建方来说，开展代建业务能够旱涝保收，以轻资产疾行；而身处困境的出险房企，则能借此让更多的项目复工，回流销售款项，逐渐盘活拮据的局面。“投靠”代建乐居财经查阅获悉，奥园云和公馆对应的项目公司，为广州鸿珺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广州鸿珺”），它由广州首实房地产100%持股，最终隶属于奥园集团。该项目地块是奥园于2020年5月以22亿元的总价、20.87%的溢价率竞得。根据此次协议，绿城管理为项目提供品牌输出、规划设计、成本、工程、营销、客服等全过程开发管理服务。目前，在广州鸿珺的股权架构里，并未见绿城管理的身影，它或许没有携带资金入场，进行的只是纯代建、代管服务。在此之前，云和公馆因预售监管账户资金问题，被冻结已有数月，甚至在年前曾一度停工了两三个月，政府一直督促其加快复工。奥园此次引入绿城管理，可谓是解了燃眉之急。而楼盘后续“贴牌”绿城，将会更受购房者的青睐。在此3个月前，恒大地产悄然退出了江阴盛泽置业的股东列表，改由中粮信托100%持股。股权变更之后，自去年9月开始，便陷入停售停工状态的江阴恒大华府，也终于恢复正常施工了。金融机构接手恒大项目的例子，并不在少数。但中粮信托此次接盘有所不同，它首次将“金融机构接管+代建（委托开发管理）+代管（委托运营管理）”的模式，付诸于非标遇困项目之中。其中参与代建的主角，仍是绿城管理。早在去年年底，绿城管理便宣布与中粮信托，就江阴城南项目签署合作协议，它将为该项目提供资方代建服务。即中粮信托提供部分或全部资金支持，绿城管理从中赚取代建服务费。尽管得益于信托公司的牵桥搭线，但恒大也算是间接为项目找到了出路，缓解了其部分保交楼的压力。据悉，绿城管理还接管了与中国民生银行合作的富阳项目，与北谷金融合作的义乌项目、温州项目也将陆续启动。这意味着，以后将有更多烂尾项目，通过代建的方式脱困。显然，“代建第一股”绿城管理，认识到了轻资产模式表现出的逆周期特质，继续加码市场也就不足为奇了。近来入局奥园项目，也是其业务扩张的延续。在商业领域，走上品牌输出之路的，还有万达。五年前遭遇股债双杀，并果断“割肉”出售文旅、酒店项目的王健林，现也已如愿走上轻资产道路。在这种模式下，万达并不想花钱拿地，只想专注于运营管理商业项目。近日有消息称，万达接手了合肥市区一个颇有名的烂尾楼项目——万泓中心，项目有500多套公寓和商铺未交付，曾遭多次维权。据悉，万泓公司在2021年2月向法院提请破产清算后，法院指定了一家破产管理人进场全面接手，开始向外界招标服务商。直至7月5日，才选定了万达作为项目后续的投资运营机构。不止于此，2月，一家因为新冠疫情影响的山西房企，也将旗下商业项目托管予万达商业集团；3月底，万达集团与鑫苑集团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紧接着4月1日，胡葆森与王健林握手，建业把商业项目运营权交给了万达。不出意外的话，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出险商业项目，来找万达做代建运营。纾困B计划许多出险房企都喊着要“自救”，但能如愿引入战投的，并不多见。华夏幸福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确定了“兑、抵、接”等清偿方式；政府也收购了其部分资产，长城资产和东方资产等AMC入场购买了它的债券。而建业则出售部分股权予河南铁投，实现“染红”。除此之外，重组方案落地者寥寥无几。房企在泥潭中难以脱险，但身后还有无数的项目等待资金注入，在“白衣骑士”迟迟未出现的情况下，很多地产老板显得有心无力。自今年以来，楼市松绑暖风频吹，并购贷、企业债等融资途径，也重新向优质房企敞开，但疫情之下，地产回暖不及预期，烂尾楼复工有所延迟，导致近期掀起了一场风波。在这种情况下，出险地产商找人代建，或许是一条新的出路。尤其是项目遍布广泛的恒大。3月22日，在恒大召开的全球债权人电话会议上，曾有债权人提问，未来公司是否会继续采用“股权转让+托管运营”的模式盘活境内地产项目？恒大非执行董事梁森林直言，“在当前公司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上述模式是维持公司有序运营、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的现实选择，回收款项将用作保障公司其他境内项目建设及交楼。”现实中，恒大也是这么做的。除了上述接手江阴恒大华府项目的中粮信托之外，光大信托、五矿信托也在2月与恒大签订合作协议，收购了后者4个项目的相关股权，总对价约21.3亿元。信托机构接管了项目公司的运营管理，向项目投入资金，以保障后续开发建设及保交楼。虽然恒大表示在偿还完债务后，有行使回购股权的权利，但项目被信托攥在手中，均不排除会引入其他代建方，参与其中。现实中，很多信托等资方不愿意配合开发商展期，要求与暴雷企业作风险隔离，同时要求项目资金平衡作封闭管理，且资方要找别的操盘团队来盘活。业内人士指出，出险房企项目的可行资本代建模式是，金融机构做前端资金引入，代建方作为主体信用介入，和政府沟通，和新老小业主沟通，承诺保交付；同时代建方也和金融机构承诺：我能让你安全撤出，并让这个项目重新滚动起来。眼下，通过引入代建方，盘活搁浅项目，已成为一种风潮。但这种现象，并非近期才出现。此前，三盛宏业申请破产之后，它在上海的颐盛御中环、颐景园江南院两个烂尾楼盘，就由金科代建。2020年，仁泽地产破产重整，东方资产最终向它驰援，为其提供最多45亿元的重整资金。此后，东方资产最终决定引入龙湖，开发占地2000亩、曾经无比风光却最终烂尾的昆明西南海项目。彼时，有分析人士表示，“先由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烂尾楼项目，再由开发商进行代建与操盘，对开发商来说，减少了很多不确定性，操盘项目的风险也更小一点。”一拍即合调控之下，以往挥舞着杠杆狂奔的房企，已经不堪重负。王健林的成功转型摆在面前，令其他地产老板羡慕不已，纷纷从“轻”，而代建正是轻资产的主要出路之一。问题项目在寻找代建方，大多数房企本身也在布局代建领域，需求与供应一拍即合，很难不掀起热潮。据乐居财经统计，目前发展代建业务的品牌房企已超过40家，既有大型房企万科、中海、保利、华润、金地、世茂，也有中小型房企当代置业、朗诗、雅居乐、天房集团等。已经上市的有绿城管理、中原建业，以及刚刚更名的朗诗绿色管理。绿城管理CEO李军，曾在业绩会上踌躇满志地说，在行业大佬争论“青铜时代”还是“黑铁时代”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代建的“黄金时代”来了。今年5月底，阳光城广西区域也与丽诚东集团，就南宁良庆区大沙田板块滨江项目签订代建合作协议。据乐居财经获悉，3月31日，阳光城广西区域成立代建部，入局代建新赛道。可见，出险房企自身也想通过为别人代建，获得营收。代建行业的前景，确实较为广阔。在去年集中供地潮中，上演了一幕幕“国进民退”的情节，地方国资以及城投拿地激增，手中资源不断集聚；但这类给市场做托底的主体却缺乏开发经验，所以后续它们将更加倾向于找地产商承担起工程建设的角色，让后者为其“打工”。此外，接手项目的金融机构，资金实力毋庸置疑，但他们也同样缺乏专业的开发团队，因此常有与代建商合作的想法。涉房类信托规模占比较高的信托公司，尤为如此。不过，也有人认为，各方主体纷纷进入赛道之后，要分得一块代建蛋糕，并不容易。以往，一个项目只有两三家代建公司去投标，现在可能会有八九家代建公司来抢。为了竞标成功，不排除一些房企会在利润上做出让步。长此以往，也会影响整个代建行业的利润率，未来可能会出现下降。另一方面，如果委托方资金出问题，代建方也会受到牵连。在地产圈，因为业主方资金链断裂、工程烂尾，代建方不仅拿不到代建费，最后还被迫接盘项目的全部股权，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尤其，随着去年下半年以来出险房企增多，代建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而在选择合作项目时也更加谨慎。胡葆森也曾表示：“因为中小地产商生存环境越来越差，会不会殃及到代建项目，这是我们选择项目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目前看来，优劣并存的代建赛道，后续能否帮助房地产软着陆，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