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科学家在瑞士森蒂斯山的通信塔上进行激光引导闪电试验，证明激光具备转移和触发闪电的能力。（路透社）欧洲科学家首次成功利用激光引导闪电，希望这项技术能有助于预防致命闪电，以及在选定的时间触发闪电，以更好地保护相关设施。根据权威期刊《自然·光子学》（Nature Photonics）星期一（1月16日）发表的研究结果，2021年，科学家在瑞士东北部森蒂斯山顶的通信塔上发射激光脉冲时，成功引导闪电跟着激光的路径“走”了大约50公尺，不仅证明激光可以对闪电产生影响，还具备转移和触发闪电的能力。研究首席作者、巴黎研究所ENSTA光学物理学家霍华德说：“当空气变得部分导电时，就会成为闪电的首选路径……但如果我们能在未来的应用中触发闪电，那就更好了。”全球每秒会发生40至120次的闪电，每年造成4000多人死亡和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而人们最常使用避雷针牵制闪电点击地面，并将闪电的电流导入地下装置。...

偏远小镇上一位82岁的亲戚，在出现新冠症状后的第七天，因症状加重、心肺功能出现障碍而于1月3日下午住进当地一家小医院。入院检查后给出的诊断结果是“慢性心力衰竭”，就诊时情况描述是“一般”。随后开始输液治疗。然而，输液过程中病人出现了休克症状。家属转述，医生怀疑是盐酸多巴胺注射液和注射用硝酸异山梨酯（各20毫升，与100毫升氯化钠注射液一同静脉滴注）所引起。盐酸多巴胺被认为应谨慎使用，但这两种药物引起休克的可能性并不大，病人家属的输液药品清单显示：在主流医学界臭名昭著的中药注射液之一——“丹红”赫然在列，并且与上述两种药物是同时（15:20）滴注的。尽管并不能由此确定这次休克由丹红引起，但对比一下即可明白谁更可能是元凶：化学药物（俗称西药）引发严重不良反应的概率通常以百万分之多少计，而中药注射液则以百分之多少计；并且，过敏性休克正是中药注射液典型的严重不良反应之一。这并非我的亲朋好友第一次遭遇这类事件。十余年前的一个秋天，我与几位同行应邀参加北大一个关于科学传播的研讨活动，活动间隙接到三姐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当地乡镇卫生院看湿疹，结果输液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过敏反应而出现休克，问输的是什么药物，回答是“生脉”。我让医生赶紧停止输液并注射激素来抗过敏，后来父亲捡回来一条命。巧合的是，那次我做的报告内容，有一部分正是“如何突破中国百姓朴素的情感来普及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知识”。越是基层，越喜欢用中药注射液可以肯定的是，以上两起案例，并不会出现在卫计委、药监局每年统计的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案例中。这是因为主治医生一开始就认为休克是由盐酸多巴胺和硝酸异山梨酯引发。事实上，来自国家药监局的数据，自2015年起，有47个中药注射液被限、被要求修改说明书或临床使用限制。由于中药注射液超高的不良反应率，国家医药管理部门划定了一个大名单，规定只有在二甲资格（具备抢救条件）的医院才可以使用这些注射液。而具备抢救能力的大医院，医生大多清楚中药注射液的危险，有条件去大医院的病人（及家属），也会有更多渠道了解这类信息而拒绝它。这导致大医院使用中药注射液的比例并不高。相反，在农村小医院，注射用葡萄糖、氯化钠、抗生素加中药注射液反而成了许多疾病的标准配置。虽然有规定中药注射液只能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但实际上并没有可操作性——对于所谓的抢救条件，在硬件和软件上并没有给出具体要求，也没有明确由谁来监管和评价。在远离大城市的村镇，虽然大多数医院缺少抢救条件，人员也大多没有经过抢救培训，中药注射液依然被允许使用。如此情况下，不良反应一旦发生，不仅现场没有抢救条件，转运也大多来不及，后果往往极为严重。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宣传的误导，基层医院、卫生院的许多医生都先入为主地认为中药（包括中药注射剂）比化学药物更安全--将成分复杂、纯度低的药物直接往静脉里灌注，风险不言自明。因此，即便看着病人在注射后出现了状况、甚至死亡，他们也很少往药物不良反应方向考虑。由此，国家卫生机构每年统计的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的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可能只占实际数量的一部分。关于中药注射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因之前已经有过太多讨论，读者可自行搜索，本文不再展开。当新冠遭遇中药注射液未经血肠屏障拦截、直接进入血液的这些复杂成分，极易引发过敏，导致全身性、多系统、多器官病变，轻者出现皮疹、瘙痒，严重时则导致休克（血压下降、呼吸困难、神志丧失）甚至死亡；其它症状还包括心悸、抽搐、口唇紫绀（血氧饱和度下降所致），以及头疼头晕、恶心呕吐、腹泻、高热寒颤、腰背剧痛等。至于肝肾功能受损、发生溶血反应等伤害，通常需要借助仪器检测来发现。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这些常见的不良反应，部分症状在国内新冠感染者的身上也能找到。如果认识不到中药注射液的危害性，或者先入为主地排除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的可能性，那么患者的伤害就很可能被归因于新冠感染。无论是中药注射液中的复杂成分，还是新冠病毒进入人体，人体都将启动免疫系统来对付它们，过敏和炎症由此而来。如果免疫反应过于激烈，则会形成免疫风暴，对人体自身造成伤害。目前医学界尚不清楚新冠病毒感染的免疫风暴具体如何形成，但免疫风暴的起因一般都是异常的抗原暴露，不管是来自病毒的抗原，还是人体之前与免疫系统隔离的自身抗原因为炎症而暴露出来。中药注射液则在这些未知机制之外，又增加了变数，让免疫风暴出现的风险升高。对于一个新冠重症患者来说，将中药注射液进入体内，大概率是雪上加霜；它不仅让原本就已经疲惫不堪的免疫系统陷入混乱，而且很多重症患者本来就存在器官功能障碍，中药注射液发生不良反应更难被发现，也就得不到及时的关注和处理。新冠已历三年，卫计委出过不止一套诊疗方案，但迄今未见其推荐使用中药注射液来治疗新冠。退一万步说，在没有经过临床试验评估和药监部门批准前提下，任何医生和医疗机构本来也不该随便扩大中药注射液的适应症，否则就应该视为违法违规的医疗行为。然而，抗生素+中药注射液这一乡镇卫生院标配，目前已经出现在抗疫战场。如前所述，使用中药注射液的大多是基层医疗机构，因为知识和经验的缺乏，患者和医护人员可能不会考虑到中药注射液的影响，一是会把责任推给其它药物，二是将不良反应当成新冠感染的转归。农村及小城镇的老百姓对此不仅无从拒绝，出了事也不知道怎么追责。写作此文时，浙江老家一位老朋友发来信息，说当地百姓广泛接受了一条谣言，都在吃鱼腥草预防和治疗新冠。中药注射液及各类有害无益的另类医学的群众根基可见一斑：他们完全不了解鱼腥草的肾毒性和致敏作用——鱼腥草注射液，正是过敏性休克案例被报告最多的中药注射液之一。我们也许只能期望更多的媒体参与呼吁，推动政府尽快采取措施，禁止对新冠病人使用中药注射液，以及时止损。（特此鸣谢李长青医师）...

　　1月13日，银保监会党委召开全系统2023年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回顾总结2022年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研究部署2023年重点任务。　　会议要求，2023年系统纪检工作要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加大查办腐败案件力度，不断提升防治风腐问题的工作效能，深入开展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坚决惩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严查利用监管审批权、检查权、处罚权、接托管权等谋取私利的问题。要坚决惩治金融风险乱象背后的腐败，严查与股权乱象、投资乱象、监管套利等关联的不法利益输送问题，坚决铲除不法金融高管、不法企业主和监管“内鬼”的利益“黑三角”。要坚决惩治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背后的腐败，严查利用“权力余温”“期权式腐败”谋利等问题，奋力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纪检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系统各级纪委要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推进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要完善制度规定，强化刚性约束。加强内部管理，强化权力制约，完善内控机制，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要坚持严管严治，坚决防止利用监督执纪执法权和职务影响力谋取私利，坚决防治“灯下黑”，以铁的纪律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铁军。...

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辉瑞针对新冠病毒的口服药“Paxlovid”在国内一度走红。但是Paxlovid高价难求，激发了印度仿制药的地下生长。基于语言的障碍和空间的阻隔，患者和家属成了推手们操控的木偶。帮忙代购的“药神们”大多居于中国，无法走出国门，他们既不知晓药厂的实力，更无从判断货源的出处和药品真伪。一方面是国人强烈的求生本能，一方面是巨额的利润空间，印度商人和中国商人联袂上演了跨国的炒作大戏。大量的Paxlovid仿制药以数公斤的包裹快递、走私等多种方式涌入中国。和电影《我不是药神》里救命的抗癌神药不同，这一次大家疯抢的两款辉瑞仿制药屡屡“暴雷”。许多人把买来的药品送到第三方机构检测后发现，根本不含抗病毒的成分，有些只是普通的淀粉。原本为了救命的新冠仿制药，在国内炒成了盲盒，真假完全凭运气。在印度开了一年药店的猫哥讲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中国人疯抢的两款药都不是在印度批准上市的新冠仿制药物，它们滋生于一个监管空白的地带，更像是同一个推手使用相似的手法，给买不到特效药的中国人量身打造的“大力神丸”。假药屡屡暴雷后，仿制药市场萎靡，大量囤货的商人们慌了，印度商人纷纷降价，有代购的“药神们”囤了350盒绿盒药，无人能退。以下是根据猫哥的自述整理而成：01 一周的时间，市场疯了12月20日，印度最大的医药批发市场已经“炸了”。我这么说可一点儿也不夸张。我的最大感受就是疯狂，不像是正经的行业，所有人都在疯抢辉瑞的抗新冠仿制药物，市场上的药品就像要多少有多少似的。这太不可思议了！按理说，药品从生产到上市流通，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当时的新冠药，看起来是应有尽有。我本来不想做中国市场的生意，风险太大。代购印度仿制药，叫做“未经批准进口”，虽然现在中国放宽了政策，但是还是会受到处罚。我以后还要回国发展呢，可不想惹麻烦。从去年3月在德里选门店开药房，我就想得很清楚，我只卖药给北美、南亚和澳洲的华人群体。但是自从去年中国防疫政策优化以来，就不断有中国朋友加我微信，让我帮买辉瑞的新冠仿制药。国内的朋友想买几盒自己用，我发个包裹邮寄，半帮忙性质，这种操作法律风险就小很多。咨询买药的人很杂，既有在海外的华人，想给中国的家人买的，也有国内的个人送给亲戚朋友，也有代购。每天得有几十人。我根本忙不过来，干脆拉群，组织团购。这样，我去市场购买，因为量大，也会有很好的谈判价格。当时，获得辉瑞Paxlovid新冠药仿制授权的，有19家印度药企。但我从市场上了解到，有货的只有Astrica公司的绿盒（Primovir）和Azista公司的蓝盒（Paxista），在中国被疯抢最多的就是这两款。我记得很清楚，12月11日，我在群里统计完需求总量后，派店里的印度小弟前往德里最大批发市场去买。当时蓝盒的价格大概450元，绿盒大概是330元。国内购买最多的两款药，从左到右，分别是绿盒药Primovir和蓝盒药Paxista我们订了14公斤绿盒蓝盒的仿制药，一次性付了全款，只想让经销商早点儿发货。经销商发了7个EMS单号。可是等了两个星期，一个包裹都没有收到。我感到不对劲儿，一查，这些包裹一直没有更新快递信息。我才明白过来，他给我发了假的快递单号。国内等着救命呢，你给我拖两个星期？我非常生气，跑到经销商那里，把他骂了一顿。虽然他跟我道歉了，但还是骗我说，没发货是因为我的货“被偷了”。哪有这么巧的事？经销商的心思，大家都懂。因为市场已经变了，一天一个价。我12月11日订货时的价格，三天后，就已经涨了30%，一周后，几乎翻倍。经销商干嘛卖给我，直接找个理由毁约，卖给别人，赚得不是更多？很无奈，我不得不又加价补足了尾款，经销商才重新发货。市场已经完全超出我的经验认知了。后续上涨更疯狂。我记得，今年1月6日，蓝盒的拿货价已经涨到1400元，卖到国内，更是炒到三四千元的高价。据我所知，这些药物的原材料似乎是30万卢比（约2500元人民币）一公斤，一公斤能生产出300多盒，一盒原材料的成本大概也就2600卢比（约214元人民币），再加上人工、包装、渠道营销，一盒药顶多卖人民币290元是符合市场规律的，330元以上已经很高了。这是一盘很大的棋局，不是闹着玩的。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买药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他们哄抢的绿盒和蓝盒仿制药，在印度的正规药店是不能销售的，它并没有获得上市批准。这边的规定是，药品在印度药店合法销售，要明确标注药监部门的药品批准号和市场监管部门审批的最高MRP零售价。销售价格高于MRP价会被认定为非法。就算是不在印度销售、仅供出口的药品，也会标注药品批准号。但是绿盒和蓝盒两款药，是没有MRP价格的，也不能在印度的普通药店销售。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两款药并没有在印度获得审批，但却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这些药厂为什么没有获得在印度上市的审批？我想这与审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有关。要通过印度政府审批，非常慢，私下又要花钱，手续不一定能跑下来。即使跑下来，印度疫情高峰已经过去，新冠药在印度国内也没有市场，走审批程序得不偿失，不如直接把药卖给中国人，稳赚一笔。我了解到的是印度审批上市的新冠仿制药只有一款Zenara的Paxzen，上面的MRP价是5200卢比，换算成人民币大概400多元。不过因为需求少，销量一般，已经停产了。印度药品包装上印有MRP价格02 无法溯源的假药如果仿制药是真的，那还情有可原。但是出现了假药，都是用来救命的，这就很过分了。疯抢囤药要小心，最近有买家自己不放心，送去检测机构检测成分，发现市场流通的仿制药里很多是假的。尤其绿盒，连奈玛特韦这种抗新冠的主要成分都没有，用治疗流感的奥司他韦充数。我也从市场打听到，生产绿盒的Astrica公司，早就买不到原材料了，但他们仍在继续生产绿盒新冠药。绿盒Primovir新冠仿制药包装其实，印度仿制药市场确实鱼龙混杂，特别是疫情这几年。我看到新闻报道，从2020年到2021年，印度不合格和伪造医疗产品的事件增加了将近47%，出现了大量以旧换新药品、假冒产品，新闻里说到，这些主要跟新冠产品有关，比如疫苗、药品等等。但我的体会是，印度对本土销售的药品，法律措施还算严格。比如印度《药品和化妆品法修正案》就规定，掺假或假药导致死亡时，处以不少于10年或终身监禁且不可保释，同时进行罚款。相比之下，印度的假药更多是流向了海外市场。我跟我的驻店药剂师聊天，他就慎重地告诉我，印度市场上有超过10%的假药在流通，而在海外销售的假药，可能要占35%。这是因为海外市场无法溯源。比如把印度药销售到欧美国家，如果为了利益故意出售假药，这些客户是根本无法来印度追责的。这样一来，很多药品在正规药店卖不了，就只能流往批发市场，这些药品基本上良莠不齐。一些投机的印度商人可能以前没有跟中国人做过生意，忽然发现了商机，跟中国人交易一次，把钱赚足之后就不再合作了。其实仿制药的正规生产流程很复杂。一家有药品生产能力的工厂，如果想生产制剂，要解决两件事情，第一是拿到生产许可的批文，第二要去具有生产原材料资质的工厂买原材料，把原材料拿回来之后加入淀粉、黏合剂，搅拌充分，再进行压片、铝塑覆膜，最后包装上市。缺少原材料很难完成这一系列流程。不管真药假药，这里面的利润都太大了。辉瑞的Paxlovid被炒到几万，最近进医保的谈判又失败了，看来印度的药商还能继续“躺赢”一阵子。现在，因为造假风波，绿盒已经卖不出去了，代购囤的货也只能砸在手里；蓝盒趁机涨得更凶，但比起需求还远远不够；Zenara公司的仿制药又断了货。我相信其他的印度仿制药很快会卖爆，很有可能是SPAL（SP Accure Labs）公司生产的那款NIRIT SPAL。前几天，我派人去这家药厂询价，他们告诉我，德里的一家经销商已经一次性买断了这款药，花了2亿卢比（大概1700万人民币），而且压着不出货，等着市场饥饿到一定程度再高价卖出。中国国内也有药厂在找门路。最近就有国内的药厂给我打电话，说可以在国内找到原材料，让我帮忙在印度联系一家药厂，帮他们加工仿制药，然后再把药卖给中国。03 代购的责任病人花钱买到假药，可能会严重地耽误病情，做代购也是要负责任的。从印度到中国，路途遥远，语言又不通，很多代购是分辨不出药品真假的。他们通常也不会对药溯源，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能够把关，中国买家买到假药的几率当然很大了。但也不能把印度仿制药和“药神们”一棍子打死。早期的绿盒药和蓝盒药确实帮助不少中国老人渡过了难关。过去许多抗癌的仿制药，通过代购进入中国，也救了不少人的命。这是非常现实的考量，大部分印度仿制药确实有效果，又便宜。我自己就遇到许多患者，生活困难，即使是常见的平价药，对他们来说也很贵。有东北的下岗职工，跟我咨询治疗尿毒症的药西那卡塞，在国内售价六七十元一盒，但他们买不起，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只便宜一二十块钱的印度药。还有人咨询治疗尿崩症的药醋酸去氨加压素片，前期国内涨价到170元左右，很多患者也吃不起，在考虑购买更便宜的印度仿制药。对于这些低收入的老百姓来说，生了重病后，长期依赖药物，每月都要吃几盒，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字。很多药物甚至不在医保范围，价格非常昂贵，普通人根本吃不起。印度仿制药恰恰可以满足这些需求。我一般会提醒朋友，买仿制药需要注意，如果对方没办法提供相应的审批文件，网上溯源不到药厂，自己最好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一下，更放心。救命的事儿，不能病急乱投医。“药神们”进药有的是办法，我说的批发市场，就在德里红堡景点附近的“月光”集市（Chandni Chowk），也有人叫它“仿制药一条街”。《我不是药神》里的主角原型陆勇，也是来这里寻找抗癌药物的。在这里，你能买到各种药，包括抗癌药，治糖尿病、高血压的药物等。中国防疫政策优化之后，这个批发市场的重点就放在了防疫药物上了。中国人可以通过线上买药，直接支付人民币，然后给印度药商地址，对方会用EMS发货到中国，但这种方式每次发货量很小。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铤而走险，通过缅甸、尼泊尔、香港，找人背药过去，一次发货七八公斤都没问题，但这涉嫌走私。比如香港，因为自由港政策，海关管辖很宽松，方便携带大批量仿制药回国。也有人选择从越南把货拉到缅甸边境小镇莫雷去，从莫雷再拉到云南瑞丽。这条渠道已经很久了，红木、机械、手机配件各种货物的走私，基本上都是这条路线。我看过很多印度仿制药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中国。整个过程中，找货的、广告推广、微商等，早已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这次印度新冠仿制药在中国大卖，可以说是一些印度投机商利用了我们防疫政策转变的契机做的豪赌。而出现那么多假药，除了国内对新冠疫情过于恐惧，我想也跟投机商的逐利，和代购的盲目助推有关。总之，无论是囤货的印度商、中国的代购，还是早期的操盘手，所有环节的人在这个新冠仿制药的链条上都会挣到一笔钱。这门生意可能还会持续到今年3月开春，天气和暖后，中国的疫情高峰估计也就过去了吧。...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全国养狗人数在8000万左右，平均每100个人里至少有7人养狗，狗子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养猫养狗的人多了，“宠物经济”起来了，大家养宠物的理念也变了。早些年，宠物医院都很少，猫狗病了，想不起来去医院。现在，大家都知道给宠物打疫苗、绝育，毛孩子生病要去医院。尤其是年轻人，一个个都把宠物当家人，舍得花钱，更重要的是，舍得花精力和时间。叶玭婧是一名国际认证的康复兽医，大家都喜欢叫她“犬健身教练”。她给生病、受伤的狗做康复，也帮超重的狗减肥。这行的历史不长，它是动物康复下的一个分支。课程都是一对一的“私教”，一次一小时，收费和给人上私教的价钱差不多。康复的、纠正体态的、减肥的，课程都是私人（狗）定制。狗子健身和人一样都需要威逼利诱，主要是利诱两个浮标，中间放几个杆子，训练狗抬腿走路，对关节做过手术的狗狗特别有效；虚胖或者刚进入康复期的狗子能先走起来就算赢；大大小小的“骨头”和健身球都是做平衡训练的，为的是让狗狗不能承重的腿承重；水下跑步机，有氧减脂，保护关节；静站，动作看着不难，相当于人类的平板支撑；难度最高的平衡器，是给灵活的喵星人准备的；大狗减肥论斤算，小狗按两。二宝8岁，减肥2年，上了小200节课，减重30斤，改掉了挑食的毛病。从前，二宝像个被惯坏的小孩，主人给买一堆零食，它挑三拣四地吃。性格也被惯得跋扈了，故意把好吃的吐在小伙伴眼前，看人家有吃的，它给拱到下水道里，“反正回家我还有一堆。”“小皇帝”做久了，二宝长到了125斤，后腿不利落，起身都费劲。妈妈实在没招儿了，把它送到了叶玭婧这里。闹闹6岁，做过双髋关节置换。主人特地把它从北京带到上海做康复。训练了一个月，减了1.2斤，无力的后腿渐渐能使上劲了。上课也不忘社交的爆米花1岁，健身两个月。柯基是“长背狗”，容易腰间盘突出或脊柱增生。锻炼是为了增强核心力量，“防未病”。狗子健身和人一样，都需要威逼利诱，主要是利诱。叶玭婧会提醒客户，来上课前，给狗子“留着点肚子”，带上它们最爱吃的东西。边练边吃，课才能上下去。狗子还需要夸，夸还得讲究技巧。夸得真诚，夸得花样多，夸上天了，它就多配合一些。“就像你工作上被老板肯定，还有奖金拿，那你动力是不是200%？”人类的瑜伽、普拉提老师也忽悠不住她了“犬健身教练”听着跟闹着玩似的，其实需要极高的专业度。叶玭婧2018年开始干这行，一路摸索才走到这。她有两只边牧，其中一只叫麒麟。2017年，麒麟6个月，被诊断出CHD（髋关节发育不良）。医生告诉她，这病没得治，只能等狗大一点，做髋关节置换。价格不菲，还可能留下很多并发症。“不太可能吧？为什么要坐等手术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存钱了吗？”叶玭婧本科学的是兽医，研究生转去学动物行为学，她不甘心。她查资料，找老师，学一点，用一点，自己给狗做康复。麒麟渐渐好了起来，在小区里遛狗，总会碰到问各种问题的邻居，慢慢地，来求助的邻居、朋友越来越多，得到的帮助都很正确、及时。2018年，叶玭婧就开始认真考虑把"犬健身"这件事当成职业了。现在，她在网上开课，给不能来“健身房”的外地狗狗做线上培训，也给慕名而来的狗狗上健身课。这职业太新，需要不断进修学习，她自己的“课业负担”也挺大。成为“犬健身教练”后，叶玭婧对“人健身”这件事也有了发言权——原理都是相通的。“跟那些瑜伽、普拉提老师随便聊两句，就知道水平怎么样了。”狗是领养的，主人没有放弃叶玭婧训犬，也得“训”人。她教主人帮狗做课后练习，给狗立规矩，控制饮食。让他们带狗出门长见识，要善于表达情感，但不能溺爱。客户带狗子上健身课，治愈狗，也治愈自己：闹闹的主人一直陪着它，狗子的身体在康复，主人和狗也获得了难得的相处时间；Mlik是只有眼疾的13岁老狗，主人年纪很大了，这狗是她的伴儿；二宝减了肥，“妈妈”治好了溺爱的毛病，认清了"关系"的规则和边界；“社恐”狗兜兜能离开"妈妈"了，"亲密关系"需要彼此依赖，也要各自独立；一个杭州的客户，家里的金毛"金不换"手术失败，一条后腿几乎废了。主人和叶玭婧一起努力，线上线下地上课。一年后，金不换跑着跳着来上海见她了。“我和主人都很感动，狗是领养的，主人没有放弃它。”“能让狗变健康，又能把人犬关系修复好，我会一直做这个职业。”叶玭婧说。...

许多国家都为自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政府设置要职，而其他社会科学家却没有得到这种待遇，比如没有政府设置首席人类学家职位。为什么经济学家得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是否合理？本文选摘自《齿轮与怪物：数字时代经济学的新议程》。一、政策经济学其实是一项说服活动我在经济领域的工作始于英国财政部。现在，英国政府部门总共有几千名经济师，包括白厅各部门、各监管机构、英国央行及各金融监管单位、地方政府及相关单位。政府经济学家的工作内容各不相同，不过在一项针对英国政府经济服务处（Government Economic Service，简称 GES ）所做的调查中，该部门成员将自己的工作内容进行了分类，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表示自己工作的最主要任务是与非专业人员就技术性的经济分析结果进行沟通，包括本部门内非经济专业的同僚及政府官员（Portes， 2012）。这样的沟通能够直接影响公共讨论，也是经济学智库和学界的主要作用之一，智库中成百上千的经济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围着公共政策转，学者在做科研时也会被项目出资人要求说明和证明项目研究能够对政策产生多大影响。这些都清楚表明，政策经济学其实是一项说服活动。我在前文就有指出，今天学界的经济学与政策制定时采用的经济学之间有误差。虽然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的理性预期假设，但是政府使用的政策经济学却没有跟上。这种滞后无法避免，凯恩斯那句曾被引用过无数次的名言，就向世人警告过经济学观念在过了保质期后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监管机构里的疯子听见空气中传来一些声音， 于是伸手抓来一些好多年前生产的学术糟粕，跟自己的疯癫一同酝酿发酵。”这种表述或许带有夸张的成分，不过我们确实不能期望学术圈之外的人能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 还能跟上学界的脚步。不过，我想再提出两点。第一点是政策经济学的核心悖论。分析政策的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站在一个客观全能、无所不知的局外人角度，旨在将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当我们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将经济学家放入现实中，他就无可避免地站在了自己建立的模型中。经济学家不是天降奇兵，没有扭转乾坤的能力。政策必须通过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才能实施，实施过程也充满困难，除了可能出现“市场失灵”，还有可能出现众所周知的“政府失灵”。许多文章都探讨过政策失败的例子，比如巨额投入打造的IT系统形同虚设、重大项目超出预算几十亿美元，这些政策不仅行之无效，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其中有一个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2009年，美国为了提振困境中的汽车工业，出台了旧车换现金计划（Cash for Clunkers），具体内容是人们可以用旧车 换一笔钱，然后把钱用来购买新车，既保护环境，也保护了通用汽车公司。但结果是汽车工业的利润不升反降。原因是政策分析时没有考虑到在现金吃紧的情况，人们更愿意拿补助款去换一辆马达小、油耗低的车。对于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包括人们可能会对政策作出哪些行为反应，经济政策分析师几乎是充耳不闻。政策分析不只需要考虑市场失灵的现象，也应该充分考虑政府失灵的风险。第二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广义互动。在某一层面上，政治压力常常使得经济学家在惴惴不安时佯装镇定。同时，对那些能切实加强确定性、却不好言说的做法又过于谦虚谨慎。在更深的层面上，经济学的专业技术与民主正当性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希腊及意大利的金融危机，以及包括脱欧后的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都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张力，民粹主义和专家政治就像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二、经济学对政策制定最根本的贡献现在，经济学家真的应该开始认真思考政策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问题了。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对政策制定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虽然这方面的优势不总是显而易见，但确实是无处不在。不过我想明确一下，为什么经济学应该位于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地位。经济学对政策制定最根本的贡献之一是“机会成本”这一概念。机会成本实质上是一种物理意义，时间一去不复返，将资源投入某一项活动就意味着不可能再把这些资源投入其他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不同选择的学科。不过，机会成本在政治舞台上很不受待见。选民想要鱼与熊掌兼得，政客又吸纳了这种想法。所以，政客或许不太喜欢经济学家，却又离不开经济学家。另一个贡献是成本收益分析。英国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方法，将如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写在一份执行手册中，叫作“绿皮书”（the Green Book）。在美国，里根推出了一套关于如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规则，还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律法规，不过特朗普对使用这些规则的意愿并不强。成本收益分析要求对具体政策可能导致的所有结果进行列举及衡量，先将可衡量的项目转化成货币形式，再权衡其成本与收益。这种分析方法给充满假设的情景穿上了精确的外衣，虽然指导文件确定了这种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被忽视。这种方式将更多特权赋予了那些可以被直接测量、直接货币化的事物。包括我和豪斯曼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对成本收益分析的具体实施办法提出过批评。不过，将不同决定所涉及的成本与收益明确、清晰地表示出来，并使用某些系统框架进行评估，的确是更理想的做法。如果不能明确表示，必然出现含糊的判断，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决定一样。政府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指出，对政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必须将政策行为成本也纳入考量。这也是他研究问题的一部分。很显然，如果政府与企业进行同样的活动，政府拥有的权力也许能让其以更低成本进行活动……但是政府这台行政机器本身的运作并不是零成本行为，有时还会涉及相当高昂的成本。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由一个容易犯错的行政部门在没有任何竞争性检查下制定的限制性……法规，一定就能够提高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科斯还写道：“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有成本。”政策法规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有可能会造成其他问题，在进行评估时也要把这些可能造成的影响考虑在内。科斯认为，经济学家习惯性地只负责解决具体情况下的具体问题，不考虑该解决方法可能会改变其他行为，这才导致了许多“政府失灵”的现象。他还描述了一种“松散的思维”，其原因是未能将一个特定的行动方案与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进行比较一通常是维持现状或什么都不做的选择。我在白厅决策部门先后担任过政府经济师、各政策委员会及监管单位成员，这些工作经验让我看到，决策部门的初衷总是好的，但往往因为以上原因导致决策结果不尽如人意。即便如此，还是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列明每个决定的利弊，同时分清哪些利弊有证据支撑，哪些涉及价值判断。以上提及的两种概念，即行动方案的机会成本以及需要系统性权衡利弊，足以说明为什么经济学能在政府享有特权。经济学使得政策选择变成一门学科，然而，经济学对于政策分析的独特贡献绝不止这些基本概念。而且，由于数据可得性增加、计算机功能日益提升、分析数据的方法越来越完善，经济学的贡献还在不断提升。应用微观经济学能够给政策制定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视角，触及经济及社会政策的方方面面。三、将经济学应用于政策实践的例子在市场运作中应用经济分析的例子比比皆是。交通经济学就常常被应用在政策制定领域。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发明了可以预测乘客需求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因此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方法应用在旧金山湾区公交系统（BART），早已成为经典案例（McFadden， 1974）。经济学家还提出了道路定价机制和征收交通拥挤费。早在共享出行出现以前，许多地方的出租车常常供不应求，因为要想拿到新的出租车许可证（也叫车牌）非常困难。当时出租车许可证是一种价值很高的资产，已经持有许可证的人非常反对发放新的许可证，无论市场怎样供不应求。于是，对车费进行监管势在必行，否则出租车车主和司机就会收取高昂的垄断性车费。于是经济学家基于经济学分析，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也就是1997年的旨在提升都柏林出租车市场状况的提议书，具体做法是向出租车许可证持有人发放第二张许可证，并且允许他们将第二张许可证出售。这样，许可证持有人至少能得到一些短期补偿，弥补他们因为财产被稀释而承受的损失。其他以市场分析为基础的政策领域还包括产业监管和竞争政策。在这些领域工作的经济学家比任何人都清楚，竞争性“自由”市场假说和理性选择假说不可能成立，于是他们在工作中借鉴了多年来分析偏离竞争的经验，以及应用于消费者选择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文献，这个领域的研究相对较新，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那么，竞争监管机构为什么越来越重视行为经济学？鲁弗斯·波洛克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来解释原因。他研究了为什么英国在2003年放宽目录查询管制后并没有达成鼓励竞争的目的。他发现，消费者面对一系列不熟悉的号码，在处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会被一个最容易记住的号码吸引（这个号码是118118），并且这个企业还非常聪明地选用了一对双胞胎来进行广告营销。一些公司花大价钱买进了许多自以为好记的优势号码，但由于对消费者行为判断失误，也犯了跟政府同样的错误；比如，他们以为以“000”结尾的号码更便于记忆。在这个竞争更为激烈的市场中，集中出现了相当戏剧性的现象，标准的消费者理论在这个领域用处不大。这些事件的结果表明，在公共领域、竞争保护及产业监管等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对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更加如饥似渴。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2000年，聪明的经济学家设计实施了一项3G频谱权竞标，为英国政府获得225亿英镑收入，占当年 GDP 总量的 2.5%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US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从20世纪90年代中起开始进行频谱招标，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在教育、医疗、服务、住房、养老金等各个领域，应用经济学分析也是行业监管部门、智库及学界制定公共政策必不可少的日常工作。应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正在不断改善，原因包括新的数据更易取得、随机控制实验等方法创新（这种方法最早用来评估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援助项目，现在正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评估西方国家的国内政策），以及经济计量方法不断提高。相较之下， 经济增长预测及政府预算解读等更受大众关注的经济学领域，只是应用经济学的冰山一角，而这个“冰山”每天还在积累和扩大。这个领域的工作不断完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政策可能引起的效果，将政策制定与实证研究稳稳地结合在一起。不过，基于实证研究的应用经济学不断壮大，这必然会引发争议。当证据与信念冲突时，证据不一定能胜出。这里面有一部分政治原因。正如凯恩斯曾经说过：“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就是信息过多，这会使得决策过程变得更为困难和复杂。”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性质，当研究对象就是人类自身时，研究是否真的能做到中立客观。...

一位保险大咖的消息本周末受到业内广泛关注。周日（1月15日），“新华人寿原董事长万峰失联”词条一度进入热搜，万峰是寿险业老将，相关消息在保险业受到广泛关注。万峰已辞任新华保险董事长等职务4年时间，并已退休一段时间。财新率先报道了万峰失联消息，称万峰自2022年11月中下旬开始，失联至今。据券商中国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了解，万峰有关的传闻确已有一个多月。记者1月15日下午拨打万峰电话，均提示“暂时无法接通”。传闻已月余万峰是寿险业老将，在保险圈特别是寿险圈知名度甚高，他曾在两大头部寿险公司担任要职。他自2014年8月从寿险公司中国人寿“空降”为新华保险总裁，自2016年初至2019年初期间担任新华保险董事长，为该公司历史上第四位董事长。对于万峰可能“出事”的消息，一些保险业人士此前已有耳闻，“至少传了有1个多月了”。在新华保险内部，近期相关消息开始在小范围流传，还有相关人士参加了有关部门的谈话调查。有该公司人士称，不过目前都还正常。不过，对于不少新华保险员工和保险业人士来说，上述消息比较突然，业内也普遍震惊。万峰已经退休一段时间，且保险圈近年“出事”的中管干部或高管以财险领域较多，纯寿险公司高管还鲜有落马者。有保险业人士称，从保险业务特点来说，财险公司有to B机构业务，并倚重中介渠道，因而掌握资源的保险高管“黑箱”操作相对来说条件更加便利，而寿险公司大多是to C个人业务，事实上高层个人也很难有谋利操作。不过，在保险公司的投资业务上，由于手握保险资金，在投融资和项目合作方面，保险公司高管的谋利空间则是另一番情况，寿险公司更甚。据公开信息，新华保险属于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第一大股东为中央汇金，第二大股东为中国宝武。截至目前，关于万峰个人，尚未有官方通报类信息。寿险业老将万峰出生于1958年，38年的职业生涯中，有32年都在老人保和国寿系统内，后期曾担任过第一大寿险公司中国人寿总裁近7年时间。他于2014年8月加入新华保险，先为该公司总裁、董事，2016年接棒康典出任新华保险第四任董事长，2019年1月因个人年龄原因辞去新华保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等一切职务。万峰辞别新华保险后，加入一家中小寿险公司鼎诚人寿，担任董事长不到2年，于2020年9月辞任，并对媒体表示“62岁该退休了”。曾身为最大寿险公司总裁以及另一头部寿险公司董事长，万峰的言行受到业内一定关注。耿直敢言，是他给人留下的突出印象。他在新华保险期间推动价值转型，深耕“生老病死”的保障本源，主做健康险也让该公司业务价值率明显提升，一度受到资本市场投资者“好评”。不过也有同业人士认为其过于理想化，在新华推动的转型有些极端，没有因市而动，在价值与规模的平衡方面欠佳，新华保险规模多年未见增长。万峰对于寿险业有自己的理解。他曾直言，做保险要遵循经营管理规律，要“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认为寿险就要做保障型业务和长期期交业务。他退休后笔耕不辍，在寿险代理人转型和产品精算等方面有著书。万峰主要简历：万峰，1958年出生，于1982年获吉林财贸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2001年获香港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3年获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2年8月-1989年1月，分别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人身险处干部、副处长，吉林市分公司副经理；1989年1月-1994年4月，担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助理总经理；1994年4月-1997年6月，担任太平人寿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高级副总经理；1997年6月-1999年3月，担任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1999年3月-2003年8月，担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深圳市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03年8月-2006年1月，担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06年1月至2007年9月担任副总裁、党委副书记，2007年9月至2014年3月担任总裁、党委书记，2014年3月至8月担任副董事长;（同期于2007年9月-2014年8月担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2014年8月-2016年1月，担任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事；2016年1月-2019年1月，担任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1月-2020年9月，担任鼎诚人寿董事长。...

2022年，是商家最艰难的一年。那么2023年会好一些吗？我们和几大电商、小程序平台上的商家聊了聊。商家普遍对市场回暖有信心，也有焦虑。焦虑在哪，一方面，市场消费预期短期内依然偏保守，开源难；另一方面，也是最突出的问题，数字化经营所依赖的流量持续价格攀高，节流难，各种流量直通车或者营销包性价比越来越低。数字化经营，如今走到了岔路口。流量增长见顶，电商平台买流量贵，私域经营越来越卷、获客难度倍增。《2022中国商户私域布局洞察报告》显示，超8成商户认为私域成本较布局之初呈现上涨，平均涨幅最高达40%，主要来自开发成本、人员和营销投入。过去的流量玩法逐渐失灵，不仅困扰着私域老玩家，那些数字化起步慢半拍，正急于从线下迁移到线上的新玩家，更面临启动难、获客贵等问题。寻找性价比合理的流量渠道，成为商家经营之痛。商家的流量困境，也是平台的困境。这背后，我们得以窥见这两年服务商家生态的几大互联网平台的解法和演进脉络。我们发现，行业正呈现一大显著趋势：公私域结合。自2018年支付宝第一个提出公私域联动后，从2022年起，微信、抖音、快手等不少平台都开始不约而同地开始布局公域+私域的模式，以期为商家把流量成本打下来。微信私域产品丰富，但公域入口较少，近两年来重点发力“视频号”，助力商家全链路经营；抖音背靠巨大公域流量池，着重打造大商家流量增长、私域提升的爆款案例，带动广大商家积极性。支付宝的玩法则更加普惠、低门槛，拿免费流量激励商家经营，让平台公域流量为商家私域打工，帮助商家降本提效。几大主流互联网平台同频调整打法，背后是什么样的流量新局面？商家到底如何才能做好经营？从现实情况看，公私域联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真实价值与效果？01.三大平台的模式之争万千商家构建起平台的繁荣。商家的困境，也是平台的困境。在我们的沟通与了解中，面对流量困境和数字化难题，商家的窘境和诉求其实都是明确的，需要找到合理的新流量窗口，需要找到一条成熟的数字化路径与简便的数字化方案协助。难题怎么解？自支付宝之后，微信、抖音虽然都走上了公私域联动的道路，但在具体策略与打法上却不尽相同。其中，微信从私域起家，整体更侧重私域，公域入口较少，大家最常见的包括视频号、腾讯荟聚等。近年来，针对商家对流量的强诉求，微信加大对视频号等公域入口的布局，但对于普通商家来说公域流量获取依然困难，需要商家在内容端、社交端有一定积累。抖音背靠自身巨大的流量池，更侧重公域，大商家起量快。但受到平台中心化算法推荐影响，短视频、直播内容的偶然性，商家的私域流量的沉淀和转化不稳定，能否基于过往案例能否推导出一套公私域流量齐整的方法论，也需要时间检验。支付宝更侧重公域为私域打工，从支付工具起家，流量也带有更多交易属性，多了些“在商言商”的稳定。特点是公域入口多，目前首页推荐卡片、支付成功页、会员频道等APP核心公域阵地，支付宝五福、消费节等平台级IP活动都面向商家开放，且每一个入口直接导向商家私域。除了模式不同，这几大平台对商家的流量政策，也有很大差别。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对短视频、直播内容都给出了不同程度的流量扶持政策，双11期间，微信视频号曾就对直播和短视频带货推出流量激励政策，商家日常的直播带货也有机会获得官方发放的免费流量。但很大一部分公域流量，商家都需通过采买信息流广告、dou+等形式来获取。支付宝的流量政策目前分两部分，除了商家采买之外，很大一部分流量是免费开放，给做的好的商家激励。根据刚公布的《2022支付宝助力实体年度报告》，过去一年，支付宝已累计开放近200亿免费流量，平均一年给单个商家省20万营销费。换言之，支付宝的流量激励机制，是以商家自主经营赚取免费流量，门槛最低、更普惠，无论是头部商家、大品牌，还是尾部商家、小门店，都能适用。此外，“繁星计划”的流量激励规则是：商家可通过私域经营动作来赚取平台点数，以置换对应的公域流量曝光。这意味着，商家获取平台激励流量有了确定性的保证，同时，商家的私域经营做得越好，就能获得越多的公域流量进而沉淀至私域，真正地实现公私域联动的经营闭环。如果把各个平台的公私域联动，比喻成玩不同的游戏，抖音和微信像是给氪金玩家以更好的游戏体验，支付宝则像是鼓励玩家自己在游戏中摸索，依照玩家在游戏中的不同表现，给予相应的提示和激励。这套机制也使商家不能再在流量增长面前做甩手掌柜，简单粗暴买量等人来，而要摸清自己和平台差异，判断和选择更为适合自身的公私域联动打法。02.是“苹果”还是幻象？公私域联动到底有没有效果？到底是能吃到口中的香甜“苹果”，还是又一场流量快速增长迅速退潮的幻象？用公开数据来说话。以支付宝平台为例，此前深耕微信的服务商微盟，2021年开始转向支付宝，从其分享的商家数据大盘来看，接入支付宝平台后，商家全年GMV平均提升3~5倍。而微盟在支付宝端，2022年GMV也同比上涨了近500%。微盟企业发展事业群增长运营部多渠道运营负责人陈智浩结合微盟实战经验，总结出了一套“3+1+1”的支付宝公私域运营指南。对于那些希望从平台公私域运营中获利的商家来说，或许有不少可供借鉴学习之处。其中，“3”是指支付宝三类公域流量，分别是首页推荐、支付成功页等APP核心公域阵地；会员频道、消费券频道等App特色场景化频道；以及集五福等平台级IP活动会场。两个“1”分别是一个流量激励政策-繁星计划、一个商家运营C-care模型。商家可通过繁星计划来获取免费的公域流量曝光，同时通过C-care模型将平台的公域流量获取沉淀至私域小程序，带来相应转化和留存。《2022支付宝助力实体年度报告》数据显示，“繁星计划”平均每天为商家私域小程序带去100万用户。另一家从事数码产品共享租赁的公司探物科技，成功坐上“繁星计划”流量顺风车，从2022年半年里获取了近6000万流量曝光，带动小程序订单量上涨近20%。不论是从数据结果还是从现实情况看，商家通过“繁星计划”这样的低门槛、低成本、高操作性的公私域联动玩法，都能获取一套流量激励并高效投放的模式，提升获客和营销效果。03.写在最后对于商家而言，必须接受用户红利消失的现实。不论是哪种流量打法，传统的经营方式可能不再适用。当前，公私域联动，成为各大流量平台给商家带来流量转化的新机遇期。微信、支付宝、抖音等几大平台，以各自擅长的产品特性为基础给出不同的公私域联动玩法。微信重多产品联动玩法，商家拥有基础流量，更能激活自身私域沉积能力；抖音背靠巨大流量池，胜在大不在稳；支付宝则看重普惠性，主打流量场景的多元、商家的普适性与流量免费获取的确定性。平台有补贴、给政策，商家自然乐见其成，也有机会从不同的平台中选取更适合自身的公私域联动模式。不过，商家拥抱“公私域联动”的流量模式，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躺赢。检视自身商品力和运营力，判断平台政策和扶持，弥补流量玩法的痛点，让“公私域联动”真正对自己有效，获得切实可见的转化率，将成为商家决胜新流量场的关键。...

1月14日，雷丁汽车创始人李国欣通过企业微信公号实名举报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现任中共县委书记王骁，称其为彰显地方政绩，逼迫雷丁汽车2022年10个月虚报企业工业产值及销售产值46亿8300万元（人民币，下同）。自2022年3月起，王骁共逼迫雷丁汽车等当地大企业虚报企业工业产值和销售产值数百亿。同一天，李国欣还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视频举报王骁。民营企业家李国欣实名举报企业所在地的“一把手”，立即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并登上微博热搜。1月14日晚，潍坊市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针对雷丁汽车集团创始人实名举报潍坊市昌乐县委主要负责人一事，山东省已成立省市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昌乐县调查核实有关情况，依法依规处理。应该说，李国欣的举报很“猛”，直接点出王骁为政绩大事弄虚作假。如果举报属实，王骁的仕途就基本走到尽头；即使举报有水分，省市调查组也可能查出其他问题，王骁能否继续担任“一把手”也要打个问号。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山东省官方对李国欣的举报反应很快。李国欣白天举报，山东省晚上就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昌乐县进行调查核实，并称将依法依规处理。一般而言，中国官方对下级尤其是地方“一把手”遭举报比较慎重，往往会在了解基本情况后才派出调查组去核实。毕竟，有不少举报难免是一面之词，而调查组一旦进驻，被调查者要停下手头工作，配合调查。就算调查结果最终证明被调查者是无辜的，被调查者也往往灰头土脸，难以在当地继续工作。因此，民营企业家李国欣举报县委书记王骁，并得到山东省官方的快速回应，在官场上并不常见。山东省此举赢得不少网民称赞。但从李国欣举报的内容看，他举报王骁主要不是因为王骁逼迫雷丁汽车虚报产值，而是因为由昌乐县政府此前担保给雷丁汽车的贷款陆续到期后，新任昌乐县委书记王骁不再给雷丁汽车续贷，多次沟通后仍然无果，甚至潍坊市也派了工作组来昌乐协调解决问题，也仍然无解。雷丁汽车后来通过外部资本投资实现了32亿元的融资，也因昌乐县官方不愿担保，资金无法到位。目前雷丁汽车已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公开信息显示，雷丁汽车成立于2008年，最初主要经营项目是低速电动车，一度在低速电动车领域打开了知名度。由于低速电动车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在监管上也处于灰色地带，企业野蛮生长，工信部等六部委2018年发布《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要求要通过置换、回购、鼓励报废等方式加速淘汰违规电动车在用产品，低速电动车开始退出市场。雷丁汽车此后试图进军市场更广阔的新能源汽车。2018年4月，雷丁汽车收购陕西秦星汽车，获得了新能源商用车和特种车生产资质；2019年，雷丁汽车又耗资14亿5000万元收购四川野马汽车，获得新能源汽车、燃油乘用车和客车的生产资质；2021年，雷丁汽车推出新款纯电微型车雷丁芒果，当年累计销量超过三万辆。2022年，受疫情、原材料暴涨等因素的影响，雷丁汽车的销量断崖式下跌，公司陷入困境。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信息显示，因买卖合同纠纷败诉，雷丁汽车迄今已被多次裁定冻结资金。仅2022年11月，雷丁汽车被多个法院共计八次列为被执行人。李国欣希望昌乐县官方出手援助，多次试图向王骁当面汇报公司情况，但王骁避而不见，只是回应：“我既没有安排担保，也没有安排抽抵（抽出抵押）”，让李国欣去和相关单位衔接。李国欣无奈之下，直接举报王骁逼迫企业弄虚作假。但一位民营企业家公开举报企业所在地的“父母官”，就算成功，代价也不会小，李国欣此举显然有破釜沉舟之意。李国欣举报王骁的背后，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扭曲关系。在中国，企业有困难找政府十分常见，这是因为政府拥有制定优惠政策、贷款担保以及重点扶持哪家企业等等权力，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有时不是市场，而是权力。至于李国欣的举报是否属实，要看调查组的结论。而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过去一个月，奥密克戎席卷，南北多个地区先后进入疫情高峰。首先被看到的是城市：40分钟才能接入的急救电话；病人在急诊等候6小时，从马路一直排进大厅；刚刚康复的医生，返岗第一天连续工作15个小时以上；急诊留观室、抢救室、ICU、输液室被挤得满满当当，呼吸机没了，氧气也很快用完了。镜头切换，疫情中的农村，缺医少药的事实在过去被讲述了很多次，人的面目是模糊的。和城市相比，在乡村生活的人们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没有被挤爆的ICU，更没有被热炒上万元的药物Paxlovid，他们贴近生存地面，诉诸内心直觉，被动地承受了疫情呼啸而过时留下的痕迹。于是有人构建了想象：沉默的乡村仿佛不存在城市的焦虑，没有抢药潮，没有重症，没有疾痛。在一篇赤脚医生打赢农村疫情逆风局的爆文中，沉默被错当成了胜利。日前，官方称，随着春节返乡人群增多，农村的重症高峰即将抵达。1月初，我来到距离北京100多公里外的河北农村，看到了疫情在农村展现出和城市里全然不同的面貌。年关将近，北方冬天的阳光下，屋檐下的大筐里撂着晒干的玉米，集上的人比一周前多了一倍，村委会门口的广场散坐着晒太阳的人。01只要这一窝得了病，就是阳的我最先拜访了 D 村，距离县城32公里，四面环山，常住人口700多人，65岁以上老人近200人。外界谈论乡村，“疫情席卷”“返乡潮之下，重症高峰即将到来”。但作为风暴中心，这里一片平静，没有核酸、没有CT、抗原是有限的几十支，村医和村民也没有做抗原的动力，无论是感染、重症、康复还是死亡，都很难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村庄里的疫情是一片混沌之地。在这里，想准确统计有多少人感染新冠，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城市的医院管理者和医生无法掌握宏观数据，但对于发生在院内的疫情感染进程，总会有一个大致轮廓，院内接到感染者数量、重症比例、数量趋势……但村医很难做出上述表达。这些数据与乡村匮乏的资源、疾病文化、人情、就医逻辑彼此纠缠，混沌一片。村医被认为是庞大体系的神经末梢，他们被要求摸排查清，将信息回传中枢。但根据村医的个体感受，不难察觉，这一结构并非预想般灵敏。1月初，村医李营接到乡卫生院的任务，要求统计感染人数。李营填了5个，其中感染的 65岁以上的老人有4个，另外一个是他自己。事实上，在我跟着他输液的半天里，遇到有新冠症状表达的村民是这个数据的一倍以上。对于是否感染新冠，李营有自己的判断，“你看，只要这一窝得了病，就是阳的”。但他没法往上报，没依据，“村民也不承认”。李营手里有两盒抗原，其中一盒是去年乡卫生院发的，一盒20支，至今没用多少。“有人来开药和输液，我问要不要做个抗原，人家说，做那个干啥，不做。”王家峰与李营同属一个乡卫生院，是另一个村的村医。他报上去的数据是0。“人家说我就是感冒，就是咳嗽，输个液过几天就好了。轻点的躲在家里不出声，严重的去医院。回头上面追究下来，你咋给人家确诊的，我咋说？”他手里的20支抗原也没用完，他甚至不觉得有限的几支能发挥什么作用：“就算一个人发两根抗原，但很多人起初都测不出来，测一下，没感染，再测一根，还没感染，抗原就用完了。花这个力气，不如抓点药吃。”从12月至今，科学界一直呼吁，提高新冠感染数据的质量，准确、透明，做好监测，帮助我们理解疫情的真实状况，做好预警和防控。但对于处于系统末端部分的村医来说，他们很难意识到这一层，“上面让你填什么，你就填什么。”1月6日，村医们收到了乡里的通知：“目前新冠患病率已到80%以上，大家的报表新冠患病率是60%左右，请尽快摸排。” 村医并不知道，80%和60%的数字从何而来，有着怎样的意义，他们也不太在意。感染是不确定的，死亡的面目也是模糊的。在过去，没有疫情的年份里，冬季都是北方农村老人死亡高发的季节。石辉89岁的岳母是在这个冬天离世的，但她“应该不是新冠”，因为“不喘”，感觉是“老死的” 。在他家被打通的两间宽敞明净的屋里，石辉平静地告诉我，岳母最后几天没怎么吃饭，家人没有叫村医，觉得没必要抢救了，自己在家一量，血压都没了。三石的母亲去世刚过一周，老人84岁，有糖尿病，一直在家服药，身体原本不错，日常还能给家里人做饭。母亲去世后，三石家人去卫生院办了死亡证明，死因是基础病。“去县城医院的时候没测核酸，找不到人做，只能说我自己感觉跟这个病有关系。”过去一个月，李营没上报过“新冠死亡”，对他来说，“城里的医生可以根据检查结果，将死因跟新冠做联系。我没凭据，怎么填？”摄影/苏惟楚相比“感染”“阳了”这类网络热词，走进卫生室的村民更愿意陈述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喘不上气。12月，城市里，人们热衷发朋友圈，晒抗原、讲述自己生病的过程。农村始终沉默着，生病的人躲闪，“不过是感冒”。在村民的讲述里，还能察觉被外人知道自己感染新冠的恐惧：12月之前，因为疫情，县城和村封了许久，穿着白衣服的人半夜上门把人拉走，一车一车地拉。人们的避讳，很大一部分是长久根植的对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尽管村民的认知经历了如同过山车的变化，“去年的时候很严重；放开那会，听说是感冒；现在我感觉，80岁以上的人够呛”。02指南与现实无法确认新冠感染，那村医怎么治？按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李营的做法是，“刚发烧，头三天不用输液，吃布洛芬就行，三天不退烧再给输液。”他凭经验做了分类，比较严重的病人，上头孢。不太严重的，用阿奇霉素。一般搭配着利巴韦林和地塞米松使用，这就是传说中的四板斧——“退烧药+抗生素+抗病毒+激素”。近期，一篇赤脚医生打赢农村疫情逆风局的文章广为流传：“抗生素+抗病毒+激素+退烧药”四板斧一顿乱拳打死了老师傅，而大城市按照科学方法，不用抗生素和激素，损失惨重。这篇爆文从科学上讲固然漏洞百出。但这也正是乡村面临感染潮的现实困局，也许不科学，也许有风险，但四板斧已经是村医和村民们最现实的选择。中国医疗界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们，在乡村感染潮来临之时，纷纷发布了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方案、技术以及建议。1月以来，北京协和医院推出了《新冠病毒感染基层诊疗方案建议及适宜技术》，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病临床救治专家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发布《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规范与分级诊疗流程》（基层医疗机构应急使用简版）。这些指南几乎都不提倡常规使用抗生素，提倡口服的小分子抗病毒药（阿兹夫定和Paxlovid都属于这类），以及一般性的呼吸支持。但回到D村，从诊断到救治，每一个环节，村医能够判断和使用的工具都是有限的。我跟着李营去了一户人家，87岁的姚重侧趴在床上，大口喘气，黄白色的面皮，嘴唇乌紫。他病了十几天，前一夜，他一宿没睡，一声一声地喊，早晨家人醒来，见他这样趴着，始终没换过姿势。“这得去医院，已经是重症了，”李营说。临床上重症的判断需要检查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需要抽血化验和影像学手段。此外，北京三甲医院的一位急诊医生跟我讲起她判断的重症标准，其中一条是，血氧饱和度在90以下。但在村医这里，他没有血氧仪，只有听诊器和双眼。李营判断重症的唯一标准是，“你看，嘴已经发黑了，严重缺氧”。我们聊起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如何确定是否为细菌感染。在大医院里，司空见惯的辅助手段是，血常规、尿常规、胸片、症状体征阳性部位的超声检查等。但对于李营和他的病人来说，这些都够不上。李营判断是否存在细菌感染的标准近乎原始：“一些老人发烧好几天，听肺部有水泡一样呼噜呼噜的声音，再问问痰的颜色，是不是黄痰。”给退烧药和感冒药、输液，是李营能做的有限的治疗。卫生室里还有什么？血压仪、担架、消毒锅。他没有呼吸机，也找不来氧气。卫生院从前给配了简易呼吸机，即外界称呼的“球囊”，需要人工挤压送气。但没人教他怎么用，“根本也使不得”，闲置很久了。除了卫生室和村里的私人诊所，D 村老年人能选择的诊疗也不多。一直以来，乡镇卫生院被视作农村医疗的中坚力量，根据2021年11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中国乡镇卫生院共有3.5万个，村卫生室共有60.8万个。在日前见诸报端的讲述中，不难看出，各地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们正努力应对疫情，他们中的一部分正感受着疫情的冲击。但在我拜访的这一区域，包括村医在内，人们向上就医会越过乡镇卫生院往县医院走。村民谈及，过去三年，乡镇卫生院更多在搞公卫，“不看病，做了三年核酸”。我去了三次 D 村上级的乡卫生院，大楼安静，两辆救护车在院里停着。一楼门诊往上，除了工作人员，看不到其他人。二楼住院层，护士站灯火明亮，护士们或坐或站，闲聊着，病房处在暗影里，房门紧闭，异常安静，通道黑洞洞的。村医李营往往建议人们去县医院。距离村庄 30多公里的县城有三家公立医院，包括一家三甲医院。在这波疫情中，这是村里老年人能够得上的最好的诊疗条件。来这里住院，报销比例比乡卫生院少20%。我拜访了县里唯一的三甲医院，这里的病床从12月27日开始紧张，楼道两侧全是加床。收治病人不分科室，心血管内科的病房里，除了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剩下三位都是“跟新冠相关”，平均年龄80岁，家属说，“医生讲，肺是白的”。摄影/苏惟楚普通病房里，医生给的手段大都是：输液、服药、吸氧、做雾化。一位12月28日入院的病人家属告诉我，入院没几天，医生说，没有激素了，家人在外面找到8支，“刚把激素用完，炎症控制住了”，医生又说，化痰止咳的药也没了。在我的跟访中，三石的母亲是为数不多的，发病第三天就被送去县医院救治的老年村民。他们在县里的三甲医院待了三天，一直输液，“越输感觉越厉害”，医生加了氧气，也打了激素。最后一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重症是进不去了，医院治不了，让回去。”三石拿着片子跑去其他医院，“大夫说，肺已经全白了，拿来也看不了。”对于“白肺”的治疗，过去几周，北京协和医院、朝阳医院、上海同济医院的大夫们先后提到，可用的手段是吸氧、糖皮质激素，必要时需联合托珠单抗或巴瑞替尼等药物。如果病情危重的患者，需要插管使用呼吸机，甚至接受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但在这个县城最大医院的ICU里，一台ECMO都没有，进价太贵，一台100-300万，平常用到的机会也并不多。三石听儿子说过抗病毒药物，但县城的大夫说，自己也没见过，“去市里打听也够呛，只能去北京问问”。1月初，李营和王家峰收到乡里的通知，附了一条链接：“学习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李营打开签到，没细看课程，“这个药长啥样，我都没见到过。”王家峰听完了课程，他只觉得麻烦，“这个药听说不便宜，在农村会有人买吗？” 最近，村里常用的一种感冒药涨了 5 块，他听了满耳朵抱怨。我遇到的一位村民正是因此转向选择几块钱的退烧针。03身病与命病大流行进入第四个年头，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变得相对温和，疫苗以外，人类用高效药物、重症医学等多种现代医学的手段，能将它的危害降至最低。这场人类和新冠病毒的战争，在一些农村老人身上是隐形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在乡村，不只一位老年村民跟我讲，“扛得过去就扛，扛不过去是命”。在许多乡村老人身上，疾病被分成两种：身病和命病。当病毒作用于身上，引起一些轻微的症状时，比如咳嗽或者流鼻涕，他们吃些药，甚至不吃。如果身上的疾痛已经严重影响生活或劳作了，他们会求助卫生室，打退烧针、静脉注射。李秦就是前文中嫌药价贵的老人，65岁的他和妻子先后生病，妻子没吃药，他发烧，身上痛，当天就去卫生室打针，比输液还便宜，“输个液好几十，打针才几块。”问他打的哪一种针？他不知道，只觉得有用，上午两点发的烧，打完针没一会儿就退烧了。李秦并不能理解肌肉注射的风险和副作用，也无法理解这样的操作可能让免疫系统难以发挥作用，只觉得“有用，能治病”，烧退了，他的病“就好了”。摄影/苏惟楚村里，像李秦这样的老人并不少见，三位80岁以上的老人跟我讲述当时的惊险，大都是“一直烧”，“身上没劲儿，吃不下饭”，“最后还是扛过了。”当村卫生室的手段无法应对新冠病毒的时候，那就是命。乡土的就医逻辑与疾病类型、生计、伦理紧密相关。三石的母亲被送去了县医院，但姚重没有。结束上门输液的工作，村医李营当天又返回姚重家劝说，“情况很不好，比前一天还不好，如果今天不送医院的话，熬不过三天。”“岁数大了么，有点病扛不住了，”姚重的妻子答。李营说，“不去医院就得准备后事了。”姚重妻子说，后事已经备好了。奥密克戎袭击之下，65岁以上的老人被认为是重点高危人群。在距离D村100多公里外的北京，医生们告诉我，急诊和重症里躺的大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在这里，人们认为，与病毒的抗争，现代医学还能最后一搏，我们有抗病毒药物、呼吸机、ECMO。哪怕资源紧缺和匮乏，城市里的人还能喊，抢药，买呼吸机，找重症床位，渠道五花八门。但在资源有限的村庄，很多重病的老人无法感受现代医学奋力一搏的力量。村民们普遍建构了一种解读逻辑：“好多人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在家养着吃点药。农村不是城里，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没有劳动力，城里有医保，有养老金退休金，活一天拿一天钱，所以家里人更愿意救。”村里人普遍认为，更值得救的是孩子，父母带着孩子去北京辗转求医的故事，带着辛酸、庆幸、骄傲的口吻被讲出，在村庄里，这样的经历我听过不止一个。探访村庄的当天下午，我收到李营的信息：“那个病人（姚重）病危，快要停止呼吸”。在河北农村，有一个讲究，人死后，要在门口放三只炮。出殡时，白事儿体面的标志之一是，鞭炮要响。我走的时候，鞭炮声停了，村庄恢复了原本的生活质地。午后，许多人走出家门晒太阳，放寒假的孩子嬉笑做游戏。整个村庄露在外面，跟疫情有关的，仅有村口三间被废弃的彩钢房，封村时，村民住在里面守着，防止有人偷偷溜出去。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参考文献：1. 《新冠病毒感染基层诊疗方案建议及适宜技术（第一版）》北京协和医院2.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危重症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危重症医学专家组《奥密克戎变异株所致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救治专家推荐意见》[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3,463. 《2021年11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http://www.nhc.gov.cn/mohwsbwstjxxzx/s7967/202201/e043142f1df54175a3860d4776891b9e.shtml4. 余成普.4.甜蜜的苦痛:乡村慢性病人的患病经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