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都为自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政府设置要职，而其他社会科学家却没有得到这种待遇，比如没有政府设置首席人类学家职位。为什么经济学家得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是否合理？本文选摘自《齿轮与怪物：数字时代经济学的新议程》。一、政策经济学其实是一项说服活动我在经济领域的工作始于英国财政部。现在，英国政府部门总共有几千名经济师，包括白厅各部门、各监管机构、英国央行及各金融监管单位、地方政府及相关单位。政府经济学家的工作内容各不相同，不过在一项针对英国政府经济服务处（Government Economic Service，简称 GES ）所做的调查中，该部门成员将自己的工作内容进行了分类，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表示自己工作的最主要任务是与非专业人员就技术性的经济分析结果进行沟通，包括本部门内非经济专业的同僚及政府官员（Portes， 2012）。这样的沟通能够直接影响公共讨论，也是经济学智库和学界的主要作用之一，智库中成百上千的经济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围着公共政策转，学者在做科研时也会被项目出资人要求说明和证明项目研究能够对政策产生多大影响。这些都清楚表明，政策经济学其实是一项说服活动。我在前文就有指出，今天学界的经济学与政策制定时采用的经济学之间有误差。虽然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的理性预期假设，但是政府使用的政策经济学却没有跟上。这种滞后无法避免，凯恩斯那句曾被引用过无数次的名言，就向世人警告过经济学观念在过了保质期后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监管机构里的疯子听见空气中传来一些声音， 于是伸手抓来一些好多年前生产的学术糟粕，跟自己的疯癫一同酝酿发酵。”这种表述或许带有夸张的成分，不过我们确实不能期望学术圈之外的人能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 还能跟上学界的脚步。不过，我想再提出两点。第一点是政策经济学的核心悖论。分析政策的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站在一个客观全能、无所不知的局外人角度，旨在将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当我们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将经济学家放入现实中，他就无可避免地站在了自己建立的模型中。经济学家不是天降奇兵，没有扭转乾坤的能力。政策必须通过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才能实施，实施过程也充满困难，除了可能出现“市场失灵”，还有可能出现众所周知的“政府失灵”。许多文章都探讨过政策失败的例子，比如巨额投入打造的IT系统形同虚设、重大项目超出预算几十亿美元，这些政策不仅行之无效，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其中有一个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2009年，美国为了提振困境中的汽车工业，出台了旧车换现金计划（Cash for Clunkers），具体内容是人们可以用旧车 换一笔钱，然后把钱用来购买新车，既保护环境，也保护了通用汽车公司。但结果是汽车工业的利润不升反降。原因是政策分析时没有考虑到在现金吃紧的情况，人们更愿意拿补助款去换一辆马达小、油耗低的车。对于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包括人们可能会对政策作出哪些行为反应，经济政策分析师几乎是充耳不闻。政策分析不只需要考虑市场失灵的现象，也应该充分考虑政府失灵的风险。第二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广义互动。在某一层面上，政治压力常常使得经济学家在惴惴不安时佯装镇定。同时，对那些能切实加强确定性、却不好言说的做法又过于谦虚谨慎。在更深的层面上，经济学的专业技术与民主正当性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希腊及意大利的金融危机，以及包括脱欧后的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都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张力，民粹主义和专家政治就像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二、经济学对政策制定最根本的贡献现在，经济学家真的应该开始认真思考政策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问题了。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对政策制定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虽然这方面的优势不总是显而易见，但确实是无处不在。不过我想明确一下，为什么经济学应该位于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地位。经济学对政策制定最根本的贡献之一是“机会成本”这一概念。机会成本实质上是一种物理意义，时间一去不复返，将资源投入某一项活动就意味着不可能再把这些资源投入其他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不同选择的学科。不过，机会成本在政治舞台上很不受待见。选民想要鱼与熊掌兼得，政客又吸纳了这种想法。所以，政客或许不太喜欢经济学家，却又离不开经济学家。另一个贡献是成本收益分析。英国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方法，将如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写在一份执行手册中，叫作“绿皮书”（the Green Book）。在美国，里根推出了一套关于如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规则，还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律法规，不过特朗普对使用这些规则的意愿并不强。成本收益分析要求对具体政策可能导致的所有结果进行列举及衡量，先将可衡量的项目转化成货币形式，再权衡其成本与收益。这种分析方法给充满假设的情景穿上了精确的外衣，虽然指导文件确定了这种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被忽视。这种方式将更多特权赋予了那些可以被直接测量、直接货币化的事物。包括我和豪斯曼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对成本收益分析的具体实施办法提出过批评。不过，将不同决定所涉及的成本与收益明确、清晰地表示出来，并使用某些系统框架进行评估，的确是更理想的做法。如果不能明确表示，必然出现含糊的判断，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决定一样。政府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指出，对政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必须将政策行为成本也纳入考量。这也是他研究问题的一部分。很显然，如果政府与企业进行同样的活动，政府拥有的权力也许能让其以更低成本进行活动……但是政府这台行政机器本身的运作并不是零成本行为，有时还会涉及相当高昂的成本。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由一个容易犯错的行政部门在没有任何竞争性检查下制定的限制性……法规，一定就能够提高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科斯还写道：“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有成本。”政策法规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有可能会造成其他问题，在进行评估时也要把这些可能造成的影响考虑在内。科斯认为，经济学家习惯性地只负责解决具体情况下的具体问题，不考虑该解决方法可能会改变其他行为，这才导致了许多“政府失灵”的现象。他还描述了一种“松散的思维”，其原因是未能将一个特定的行动方案与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进行比较一通常是维持现状或什么都不做的选择。我在白厅决策部门先后担任过政府经济师、各政策委员会及监管单位成员，这些工作经验让我看到，决策部门的初衷总是好的，但往往因为以上原因导致决策结果不尽如人意。即便如此，还是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列明每个决定的利弊，同时分清哪些利弊有证据支撑，哪些涉及价值判断。以上提及的两种概念，即行动方案的机会成本以及需要系统性权衡利弊，足以说明为什么经济学能在政府享有特权。经济学使得政策选择变成一门学科，然而，经济学对于政策分析的独特贡献绝不止这些基本概念。而且，由于数据可得性增加、计算机功能日益提升、分析数据的方法越来越完善，经济学的贡献还在不断提升。应用微观经济学能够给政策制定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视角，触及经济及社会政策的方方面面。三、将经济学应用于政策实践的例子在市场运作中应用经济分析的例子比比皆是。交通经济学就常常被应用在政策制定领域。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发明了可以预测乘客需求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因此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方法应用在旧金山湾区公交系统（BART），早已成为经典案例（McFadden， 1974）。经济学家还提出了道路定价机制和征收交通拥挤费。早在共享出行出现以前，许多地方的出租车常常供不应求，因为要想拿到新的出租车许可证（也叫车牌）非常困难。当时出租车许可证是一种价值很高的资产，已经持有许可证的人非常反对发放新的许可证，无论市场怎样供不应求。于是，对车费进行监管势在必行，否则出租车车主和司机就会收取高昂的垄断性车费。于是经济学家基于经济学分析，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也就是1997年的旨在提升都柏林出租车市场状况的提议书，具体做法是向出租车许可证持有人发放第二张许可证，并且允许他们将第二张许可证出售。这样，许可证持有人至少能得到一些短期补偿，弥补他们因为财产被稀释而承受的损失。其他以市场分析为基础的政策领域还包括产业监管和竞争政策。在这些领域工作的经济学家比任何人都清楚，竞争性“自由”市场假说和理性选择假说不可能成立，于是他们在工作中借鉴了多年来分析偏离竞争的经验，以及应用于消费者选择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文献，这个领域的研究相对较新，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那么，竞争监管机构为什么越来越重视行为经济学？鲁弗斯·波洛克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来解释原因。他研究了为什么英国在2003年放宽目录查询管制后并没有达成鼓励竞争的目的。他发现，消费者面对一系列不熟悉的号码，在处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会被一个最容易记住的号码吸引（这个号码是118118），并且这个企业还非常聪明地选用了一对双胞胎来进行广告营销。一些公司花大价钱买进了许多自以为好记的优势号码，但由于对消费者行为判断失误，也犯了跟政府同样的错误；比如，他们以为以“000”结尾的号码更便于记忆。在这个竞争更为激烈的市场中，集中出现了相当戏剧性的现象，标准的消费者理论在这个领域用处不大。这些事件的结果表明，在公共领域、竞争保护及产业监管等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对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更加如饥似渴。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2000年，聪明的经济学家设计实施了一项3G频谱权竞标，为英国政府获得225亿英镑收入，占当年 GDP 总量的 2.5%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US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从20世纪90年代中起开始进行频谱招标，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在教育、医疗、服务、住房、养老金等各个领域，应用经济学分析也是行业监管部门、智库及学界制定公共政策必不可少的日常工作。应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正在不断改善，原因包括新的数据更易取得、随机控制实验等方法创新（这种方法最早用来评估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援助项目，现在正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评估西方国家的国内政策），以及经济计量方法不断提高。相较之下， 经济增长预测及政府预算解读等更受大众关注的经济学领域，只是应用经济学的冰山一角，而这个“冰山”每天还在积累和扩大。这个领域的工作不断完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政策可能引起的效果，将政策制定与实证研究稳稳地结合在一起。不过，基于实证研究的应用经济学不断壮大，这必然会引发争议。当证据与信念冲突时，证据不一定能胜出。这里面有一部分政治原因。正如凯恩斯曾经说过：“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就是信息过多，这会使得决策过程变得更为困难和复杂。”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性质，当研究对象就是人类自身时，研究是否真的能做到中立客观。...

一位保险大咖的消息本周末受到业内广泛关注。周日（1月15日），“新华人寿原董事长万峰失联”词条一度进入热搜，万峰是寿险业老将，相关消息在保险业受到广泛关注。万峰已辞任新华保险董事长等职务4年时间，并已退休一段时间。财新率先报道了万峰失联消息，称万峰自2022年11月中下旬开始，失联至今。据券商中国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了解，万峰有关的传闻确已有一个多月。记者1月15日下午拨打万峰电话，均提示“暂时无法接通”。传闻已月余万峰是寿险业老将，在保险圈特别是寿险圈知名度甚高，他曾在两大头部寿险公司担任要职。他自2014年8月从寿险公司中国人寿“空降”为新华保险总裁，自2016年初至2019年初期间担任新华保险董事长，为该公司历史上第四位董事长。对于万峰可能“出事”的消息，一些保险业人士此前已有耳闻，“至少传了有1个多月了”。在新华保险内部，近期相关消息开始在小范围流传，还有相关人士参加了有关部门的谈话调查。有该公司人士称，不过目前都还正常。不过，对于不少新华保险员工和保险业人士来说，上述消息比较突然，业内也普遍震惊。万峰已经退休一段时间，且保险圈近年“出事”的中管干部或高管以财险领域较多，纯寿险公司高管还鲜有落马者。有保险业人士称，从保险业务特点来说，财险公司有to B机构业务，并倚重中介渠道，因而掌握资源的保险高管“黑箱”操作相对来说条件更加便利，而寿险公司大多是to C个人业务，事实上高层个人也很难有谋利操作。不过，在保险公司的投资业务上，由于手握保险资金，在投融资和项目合作方面，保险公司高管的谋利空间则是另一番情况，寿险公司更甚。据公开信息，新华保险属于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第一大股东为中央汇金，第二大股东为中国宝武。截至目前，关于万峰个人，尚未有官方通报类信息。寿险业老将万峰出生于1958年，38年的职业生涯中，有32年都在老人保和国寿系统内，后期曾担任过第一大寿险公司中国人寿总裁近7年时间。他于2014年8月加入新华保险，先为该公司总裁、董事，2016年接棒康典出任新华保险第四任董事长，2019年1月因个人年龄原因辞去新华保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等一切职务。万峰辞别新华保险后，加入一家中小寿险公司鼎诚人寿，担任董事长不到2年，于2020年9月辞任，并对媒体表示“62岁该退休了”。曾身为最大寿险公司总裁以及另一头部寿险公司董事长，万峰的言行受到业内一定关注。耿直敢言，是他给人留下的突出印象。他在新华保险期间推动价值转型，深耕“生老病死”的保障本源，主做健康险也让该公司业务价值率明显提升，一度受到资本市场投资者“好评”。不过也有同业人士认为其过于理想化，在新华推动的转型有些极端，没有因市而动，在价值与规模的平衡方面欠佳，新华保险规模多年未见增长。万峰对于寿险业有自己的理解。他曾直言，做保险要遵循经营管理规律，要“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认为寿险就要做保障型业务和长期期交业务。他退休后笔耕不辍，在寿险代理人转型和产品精算等方面有著书。万峰主要简历：万峰，1958年出生，于1982年获吉林财贸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2001年获香港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3年获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2年8月-1989年1月，分别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人身险处干部、副处长，吉林市分公司副经理；1989年1月-1994年4月，担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助理总经理；1994年4月-1997年6月，担任太平人寿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高级副总经理；1997年6月-1999年3月，担任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1999年3月-2003年8月，担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深圳市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03年8月-2006年1月，担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06年1月至2007年9月担任副总裁、党委副书记，2007年9月至2014年3月担任总裁、党委书记，2014年3月至8月担任副董事长;（同期于2007年9月-2014年8月担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2014年8月-2016年1月，担任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事；2016年1月-2019年1月，担任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1月-2020年9月，担任鼎诚人寿董事长。...

2022年，是商家最艰难的一年。那么2023年会好一些吗？我们和几大电商、小程序平台上的商家聊了聊。商家普遍对市场回暖有信心，也有焦虑。焦虑在哪，一方面，市场消费预期短期内依然偏保守，开源难；另一方面，也是最突出的问题，数字化经营所依赖的流量持续价格攀高，节流难，各种流量直通车或者营销包性价比越来越低。数字化经营，如今走到了岔路口。流量增长见顶，电商平台买流量贵，私域经营越来越卷、获客难度倍增。《2022中国商户私域布局洞察报告》显示，超8成商户认为私域成本较布局之初呈现上涨，平均涨幅最高达40%，主要来自开发成本、人员和营销投入。过去的流量玩法逐渐失灵，不仅困扰着私域老玩家，那些数字化起步慢半拍，正急于从线下迁移到线上的新玩家，更面临启动难、获客贵等问题。寻找性价比合理的流量渠道，成为商家经营之痛。商家的流量困境，也是平台的困境。这背后，我们得以窥见这两年服务商家生态的几大互联网平台的解法和演进脉络。我们发现，行业正呈现一大显著趋势：公私域结合。自2018年支付宝第一个提出公私域联动后，从2022年起，微信、抖音、快手等不少平台都开始不约而同地开始布局公域+私域的模式，以期为商家把流量成本打下来。微信私域产品丰富，但公域入口较少，近两年来重点发力“视频号”，助力商家全链路经营；抖音背靠巨大公域流量池，着重打造大商家流量增长、私域提升的爆款案例，带动广大商家积极性。支付宝的玩法则更加普惠、低门槛，拿免费流量激励商家经营，让平台公域流量为商家私域打工，帮助商家降本提效。几大主流互联网平台同频调整打法，背后是什么样的流量新局面？商家到底如何才能做好经营？从现实情况看，公私域联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真实价值与效果？01.三大平台的模式之争万千商家构建起平台的繁荣。商家的困境，也是平台的困境。在我们的沟通与了解中，面对流量困境和数字化难题，商家的窘境和诉求其实都是明确的，需要找到合理的新流量窗口，需要找到一条成熟的数字化路径与简便的数字化方案协助。难题怎么解？自支付宝之后，微信、抖音虽然都走上了公私域联动的道路，但在具体策略与打法上却不尽相同。其中，微信从私域起家，整体更侧重私域，公域入口较少，大家最常见的包括视频号、腾讯荟聚等。近年来，针对商家对流量的强诉求，微信加大对视频号等公域入口的布局，但对于普通商家来说公域流量获取依然困难，需要商家在内容端、社交端有一定积累。抖音背靠自身巨大的流量池，更侧重公域，大商家起量快。但受到平台中心化算法推荐影响，短视频、直播内容的偶然性，商家的私域流量的沉淀和转化不稳定，能否基于过往案例能否推导出一套公私域流量齐整的方法论，也需要时间检验。支付宝更侧重公域为私域打工，从支付工具起家，流量也带有更多交易属性，多了些“在商言商”的稳定。特点是公域入口多，目前首页推荐卡片、支付成功页、会员频道等APP核心公域阵地，支付宝五福、消费节等平台级IP活动都面向商家开放，且每一个入口直接导向商家私域。除了模式不同，这几大平台对商家的流量政策，也有很大差别。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对短视频、直播内容都给出了不同程度的流量扶持政策，双11期间，微信视频号曾就对直播和短视频带货推出流量激励政策，商家日常的直播带货也有机会获得官方发放的免费流量。但很大一部分公域流量，商家都需通过采买信息流广告、dou+等形式来获取。支付宝的流量政策目前分两部分，除了商家采买之外，很大一部分流量是免费开放，给做的好的商家激励。根据刚公布的《2022支付宝助力实体年度报告》，过去一年，支付宝已累计开放近200亿免费流量，平均一年给单个商家省20万营销费。换言之，支付宝的流量激励机制，是以商家自主经营赚取免费流量，门槛最低、更普惠，无论是头部商家、大品牌，还是尾部商家、小门店，都能适用。此外，“繁星计划”的流量激励规则是：商家可通过私域经营动作来赚取平台点数，以置换对应的公域流量曝光。这意味着，商家获取平台激励流量有了确定性的保证，同时，商家的私域经营做得越好，就能获得越多的公域流量进而沉淀至私域，真正地实现公私域联动的经营闭环。如果把各个平台的公私域联动，比喻成玩不同的游戏，抖音和微信像是给氪金玩家以更好的游戏体验，支付宝则像是鼓励玩家自己在游戏中摸索，依照玩家在游戏中的不同表现，给予相应的提示和激励。这套机制也使商家不能再在流量增长面前做甩手掌柜，简单粗暴买量等人来，而要摸清自己和平台差异，判断和选择更为适合自身的公私域联动打法。02.是“苹果”还是幻象？公私域联动到底有没有效果？到底是能吃到口中的香甜“苹果”，还是又一场流量快速增长迅速退潮的幻象？用公开数据来说话。以支付宝平台为例，此前深耕微信的服务商微盟，2021年开始转向支付宝，从其分享的商家数据大盘来看，接入支付宝平台后，商家全年GMV平均提升3~5倍。而微盟在支付宝端，2022年GMV也同比上涨了近500%。微盟企业发展事业群增长运营部多渠道运营负责人陈智浩结合微盟实战经验，总结出了一套“3+1+1”的支付宝公私域运营指南。对于那些希望从平台公私域运营中获利的商家来说，或许有不少可供借鉴学习之处。其中，“3”是指支付宝三类公域流量，分别是首页推荐、支付成功页等APP核心公域阵地；会员频道、消费券频道等App特色场景化频道；以及集五福等平台级IP活动会场。两个“1”分别是一个流量激励政策-繁星计划、一个商家运营C-care模型。商家可通过繁星计划来获取免费的公域流量曝光，同时通过C-care模型将平台的公域流量获取沉淀至私域小程序，带来相应转化和留存。《2022支付宝助力实体年度报告》数据显示，“繁星计划”平均每天为商家私域小程序带去100万用户。另一家从事数码产品共享租赁的公司探物科技，成功坐上“繁星计划”流量顺风车，从2022年半年里获取了近6000万流量曝光，带动小程序订单量上涨近20%。不论是从数据结果还是从现实情况看，商家通过“繁星计划”这样的低门槛、低成本、高操作性的公私域联动玩法，都能获取一套流量激励并高效投放的模式，提升获客和营销效果。03.写在最后对于商家而言，必须接受用户红利消失的现实。不论是哪种流量打法，传统的经营方式可能不再适用。当前，公私域联动，成为各大流量平台给商家带来流量转化的新机遇期。微信、支付宝、抖音等几大平台，以各自擅长的产品特性为基础给出不同的公私域联动玩法。微信重多产品联动玩法，商家拥有基础流量，更能激活自身私域沉积能力；抖音背靠巨大流量池，胜在大不在稳；支付宝则看重普惠性，主打流量场景的多元、商家的普适性与流量免费获取的确定性。平台有补贴、给政策，商家自然乐见其成，也有机会从不同的平台中选取更适合自身的公私域联动模式。不过，商家拥抱“公私域联动”的流量模式，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躺赢。检视自身商品力和运营力，判断平台政策和扶持，弥补流量玩法的痛点，让“公私域联动”真正对自己有效，获得切实可见的转化率，将成为商家决胜新流量场的关键。...

1月14日，雷丁汽车创始人李国欣通过企业微信公号实名举报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现任中共县委书记王骁，称其为彰显地方政绩，逼迫雷丁汽车2022年10个月虚报企业工业产值及销售产值46亿8300万元（人民币，下同）。自2022年3月起，王骁共逼迫雷丁汽车等当地大企业虚报企业工业产值和销售产值数百亿。同一天，李国欣还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视频举报王骁。民营企业家李国欣实名举报企业所在地的“一把手”，立即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并登上微博热搜。1月14日晚，潍坊市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针对雷丁汽车集团创始人实名举报潍坊市昌乐县委主要负责人一事，山东省已成立省市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昌乐县调查核实有关情况，依法依规处理。应该说，李国欣的举报很“猛”，直接点出王骁为政绩大事弄虚作假。如果举报属实，王骁的仕途就基本走到尽头；即使举报有水分，省市调查组也可能查出其他问题，王骁能否继续担任“一把手”也要打个问号。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山东省官方对李国欣的举报反应很快。李国欣白天举报，山东省晚上就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昌乐县进行调查核实，并称将依法依规处理。一般而言，中国官方对下级尤其是地方“一把手”遭举报比较慎重，往往会在了解基本情况后才派出调查组去核实。毕竟，有不少举报难免是一面之词，而调查组一旦进驻，被调查者要停下手头工作，配合调查。就算调查结果最终证明被调查者是无辜的，被调查者也往往灰头土脸，难以在当地继续工作。因此，民营企业家李国欣举报县委书记王骁，并得到山东省官方的快速回应，在官场上并不常见。山东省此举赢得不少网民称赞。但从李国欣举报的内容看，他举报王骁主要不是因为王骁逼迫雷丁汽车虚报产值，而是因为由昌乐县政府此前担保给雷丁汽车的贷款陆续到期后，新任昌乐县委书记王骁不再给雷丁汽车续贷，多次沟通后仍然无果，甚至潍坊市也派了工作组来昌乐协调解决问题，也仍然无解。雷丁汽车后来通过外部资本投资实现了32亿元的融资，也因昌乐县官方不愿担保，资金无法到位。目前雷丁汽车已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公开信息显示，雷丁汽车成立于2008年，最初主要经营项目是低速电动车，一度在低速电动车领域打开了知名度。由于低速电动车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在监管上也处于灰色地带，企业野蛮生长，工信部等六部委2018年发布《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要求要通过置换、回购、鼓励报废等方式加速淘汰违规电动车在用产品，低速电动车开始退出市场。雷丁汽车此后试图进军市场更广阔的新能源汽车。2018年4月，雷丁汽车收购陕西秦星汽车，获得了新能源商用车和特种车生产资质；2019年，雷丁汽车又耗资14亿5000万元收购四川野马汽车，获得新能源汽车、燃油乘用车和客车的生产资质；2021年，雷丁汽车推出新款纯电微型车雷丁芒果，当年累计销量超过三万辆。2022年，受疫情、原材料暴涨等因素的影响，雷丁汽车的销量断崖式下跌，公司陷入困境。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信息显示，因买卖合同纠纷败诉，雷丁汽车迄今已被多次裁定冻结资金。仅2022年11月，雷丁汽车被多个法院共计八次列为被执行人。李国欣希望昌乐县官方出手援助，多次试图向王骁当面汇报公司情况，但王骁避而不见，只是回应：“我既没有安排担保，也没有安排抽抵（抽出抵押）”，让李国欣去和相关单位衔接。李国欣无奈之下，直接举报王骁逼迫企业弄虚作假。但一位民营企业家公开举报企业所在地的“父母官”，就算成功，代价也不会小，李国欣此举显然有破釜沉舟之意。李国欣举报王骁的背后，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扭曲关系。在中国，企业有困难找政府十分常见，这是因为政府拥有制定优惠政策、贷款担保以及重点扶持哪家企业等等权力，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有时不是市场，而是权力。至于李国欣的举报是否属实，要看调查组的结论。而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过去一个月，奥密克戎席卷，南北多个地区先后进入疫情高峰。首先被看到的是城市：40分钟才能接入的急救电话；病人在急诊等候6小时，从马路一直排进大厅；刚刚康复的医生，返岗第一天连续工作15个小时以上；急诊留观室、抢救室、ICU、输液室被挤得满满当当，呼吸机没了，氧气也很快用完了。镜头切换，疫情中的农村，缺医少药的事实在过去被讲述了很多次，人的面目是模糊的。和城市相比，在乡村生活的人们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没有被挤爆的ICU，更没有被热炒上万元的药物Paxlovid，他们贴近生存地面，诉诸内心直觉，被动地承受了疫情呼啸而过时留下的痕迹。于是有人构建了想象：沉默的乡村仿佛不存在城市的焦虑，没有抢药潮，没有重症，没有疾痛。在一篇赤脚医生打赢农村疫情逆风局的爆文中，沉默被错当成了胜利。日前，官方称，随着春节返乡人群增多，农村的重症高峰即将抵达。1月初，我来到距离北京100多公里外的河北农村，看到了疫情在农村展现出和城市里全然不同的面貌。年关将近，北方冬天的阳光下，屋檐下的大筐里撂着晒干的玉米，集上的人比一周前多了一倍，村委会门口的广场散坐着晒太阳的人。01只要这一窝得了病，就是阳的我最先拜访了 D 村，距离县城32公里，四面环山，常住人口700多人，65岁以上老人近200人。外界谈论乡村，“疫情席卷”“返乡潮之下，重症高峰即将到来”。但作为风暴中心，这里一片平静，没有核酸、没有CT、抗原是有限的几十支，村医和村民也没有做抗原的动力，无论是感染、重症、康复还是死亡，都很难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村庄里的疫情是一片混沌之地。在这里，想准确统计有多少人感染新冠，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城市的医院管理者和医生无法掌握宏观数据，但对于发生在院内的疫情感染进程，总会有一个大致轮廓，院内接到感染者数量、重症比例、数量趋势……但村医很难做出上述表达。这些数据与乡村匮乏的资源、疾病文化、人情、就医逻辑彼此纠缠，混沌一片。村医被认为是庞大体系的神经末梢，他们被要求摸排查清，将信息回传中枢。但根据村医的个体感受，不难察觉，这一结构并非预想般灵敏。1月初，村医李营接到乡卫生院的任务，要求统计感染人数。李营填了5个，其中感染的 65岁以上的老人有4个，另外一个是他自己。事实上，在我跟着他输液的半天里，遇到有新冠症状表达的村民是这个数据的一倍以上。对于是否感染新冠，李营有自己的判断，“你看，只要这一窝得了病，就是阳的”。但他没法往上报，没依据，“村民也不承认”。李营手里有两盒抗原，其中一盒是去年乡卫生院发的，一盒20支，至今没用多少。“有人来开药和输液，我问要不要做个抗原，人家说，做那个干啥，不做。”王家峰与李营同属一个乡卫生院，是另一个村的村医。他报上去的数据是0。“人家说我就是感冒，就是咳嗽，输个液过几天就好了。轻点的躲在家里不出声，严重的去医院。回头上面追究下来，你咋给人家确诊的，我咋说？”他手里的20支抗原也没用完，他甚至不觉得有限的几支能发挥什么作用：“就算一个人发两根抗原，但很多人起初都测不出来，测一下，没感染，再测一根，还没感染，抗原就用完了。花这个力气，不如抓点药吃。”从12月至今，科学界一直呼吁，提高新冠感染数据的质量，准确、透明，做好监测，帮助我们理解疫情的真实状况，做好预警和防控。但对于处于系统末端部分的村医来说，他们很难意识到这一层，“上面让你填什么，你就填什么。”1月6日，村医们收到了乡里的通知：“目前新冠患病率已到80%以上，大家的报表新冠患病率是60%左右，请尽快摸排。” 村医并不知道，80%和60%的数字从何而来，有着怎样的意义，他们也不太在意。感染是不确定的，死亡的面目也是模糊的。在过去，没有疫情的年份里，冬季都是北方农村老人死亡高发的季节。石辉89岁的岳母是在这个冬天离世的，但她“应该不是新冠”，因为“不喘”，感觉是“老死的” 。在他家被打通的两间宽敞明净的屋里，石辉平静地告诉我，岳母最后几天没怎么吃饭，家人没有叫村医，觉得没必要抢救了，自己在家一量，血压都没了。三石的母亲去世刚过一周，老人84岁，有糖尿病，一直在家服药，身体原本不错，日常还能给家里人做饭。母亲去世后，三石家人去卫生院办了死亡证明，死因是基础病。“去县城医院的时候没测核酸，找不到人做，只能说我自己感觉跟这个病有关系。”过去一个月，李营没上报过“新冠死亡”，对他来说，“城里的医生可以根据检查结果，将死因跟新冠做联系。我没凭据，怎么填？”摄影/苏惟楚相比“感染”“阳了”这类网络热词，走进卫生室的村民更愿意陈述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喘不上气。12月，城市里，人们热衷发朋友圈，晒抗原、讲述自己生病的过程。农村始终沉默着，生病的人躲闪，“不过是感冒”。在村民的讲述里，还能察觉被外人知道自己感染新冠的恐惧：12月之前，因为疫情，县城和村封了许久，穿着白衣服的人半夜上门把人拉走，一车一车地拉。人们的避讳，很大一部分是长久根植的对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尽管村民的认知经历了如同过山车的变化，“去年的时候很严重；放开那会，听说是感冒；现在我感觉，80岁以上的人够呛”。02指南与现实无法确认新冠感染，那村医怎么治？按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李营的做法是，“刚发烧，头三天不用输液，吃布洛芬就行，三天不退烧再给输液。”他凭经验做了分类，比较严重的病人，上头孢。不太严重的，用阿奇霉素。一般搭配着利巴韦林和地塞米松使用，这就是传说中的四板斧——“退烧药+抗生素+抗病毒+激素”。近期，一篇赤脚医生打赢农村疫情逆风局的文章广为流传：“抗生素+抗病毒+激素+退烧药”四板斧一顿乱拳打死了老师傅，而大城市按照科学方法，不用抗生素和激素，损失惨重。这篇爆文从科学上讲固然漏洞百出。但这也正是乡村面临感染潮的现实困局，也许不科学，也许有风险，但四板斧已经是村医和村民们最现实的选择。中国医疗界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们，在乡村感染潮来临之时，纷纷发布了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方案、技术以及建议。1月以来，北京协和医院推出了《新冠病毒感染基层诊疗方案建议及适宜技术》，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病临床救治专家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发布《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规范与分级诊疗流程》（基层医疗机构应急使用简版）。这些指南几乎都不提倡常规使用抗生素，提倡口服的小分子抗病毒药（阿兹夫定和Paxlovid都属于这类），以及一般性的呼吸支持。但回到D村，从诊断到救治，每一个环节，村医能够判断和使用的工具都是有限的。我跟着李营去了一户人家，87岁的姚重侧趴在床上，大口喘气，黄白色的面皮，嘴唇乌紫。他病了十几天，前一夜，他一宿没睡，一声一声地喊，早晨家人醒来，见他这样趴着，始终没换过姿势。“这得去医院，已经是重症了，”李营说。临床上重症的判断需要检查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需要抽血化验和影像学手段。此外，北京三甲医院的一位急诊医生跟我讲起她判断的重症标准，其中一条是，血氧饱和度在90以下。但在村医这里，他没有血氧仪，只有听诊器和双眼。李营判断重症的唯一标准是，“你看，嘴已经发黑了，严重缺氧”。我们聊起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如何确定是否为细菌感染。在大医院里，司空见惯的辅助手段是，血常规、尿常规、胸片、症状体征阳性部位的超声检查等。但对于李营和他的病人来说，这些都够不上。李营判断是否存在细菌感染的标准近乎原始：“一些老人发烧好几天，听肺部有水泡一样呼噜呼噜的声音，再问问痰的颜色，是不是黄痰。”给退烧药和感冒药、输液，是李营能做的有限的治疗。卫生室里还有什么？血压仪、担架、消毒锅。他没有呼吸机，也找不来氧气。卫生院从前给配了简易呼吸机，即外界称呼的“球囊”，需要人工挤压送气。但没人教他怎么用，“根本也使不得”，闲置很久了。除了卫生室和村里的私人诊所，D 村老年人能选择的诊疗也不多。一直以来，乡镇卫生院被视作农村医疗的中坚力量，根据2021年11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中国乡镇卫生院共有3.5万个，村卫生室共有60.8万个。在日前见诸报端的讲述中，不难看出，各地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们正努力应对疫情，他们中的一部分正感受着疫情的冲击。但在我拜访的这一区域，包括村医在内，人们向上就医会越过乡镇卫生院往县医院走。村民谈及，过去三年，乡镇卫生院更多在搞公卫，“不看病，做了三年核酸”。我去了三次 D 村上级的乡卫生院，大楼安静，两辆救护车在院里停着。一楼门诊往上，除了工作人员，看不到其他人。二楼住院层，护士站灯火明亮，护士们或坐或站，闲聊着，病房处在暗影里，房门紧闭，异常安静，通道黑洞洞的。村医李营往往建议人们去县医院。距离村庄 30多公里的县城有三家公立医院，包括一家三甲医院。在这波疫情中，这是村里老年人能够得上的最好的诊疗条件。来这里住院，报销比例比乡卫生院少20%。我拜访了县里唯一的三甲医院，这里的病床从12月27日开始紧张，楼道两侧全是加床。收治病人不分科室，心血管内科的病房里，除了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剩下三位都是“跟新冠相关”，平均年龄80岁，家属说，“医生讲，肺是白的”。摄影/苏惟楚普通病房里，医生给的手段大都是：输液、服药、吸氧、做雾化。一位12月28日入院的病人家属告诉我，入院没几天，医生说，没有激素了，家人在外面找到8支，“刚把激素用完，炎症控制住了”，医生又说，化痰止咳的药也没了。在我的跟访中，三石的母亲是为数不多的，发病第三天就被送去县医院救治的老年村民。他们在县里的三甲医院待了三天，一直输液，“越输感觉越厉害”，医生加了氧气，也打了激素。最后一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重症是进不去了，医院治不了，让回去。”三石拿着片子跑去其他医院，“大夫说，肺已经全白了，拿来也看不了。”对于“白肺”的治疗，过去几周，北京协和医院、朝阳医院、上海同济医院的大夫们先后提到，可用的手段是吸氧、糖皮质激素，必要时需联合托珠单抗或巴瑞替尼等药物。如果病情危重的患者，需要插管使用呼吸机，甚至接受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但在这个县城最大医院的ICU里，一台ECMO都没有，进价太贵，一台100-300万，平常用到的机会也并不多。三石听儿子说过抗病毒药物，但县城的大夫说，自己也没见过，“去市里打听也够呛，只能去北京问问”。1月初，李营和王家峰收到乡里的通知，附了一条链接：“学习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李营打开签到，没细看课程，“这个药长啥样，我都没见到过。”王家峰听完了课程，他只觉得麻烦，“这个药听说不便宜，在农村会有人买吗？” 最近，村里常用的一种感冒药涨了 5 块，他听了满耳朵抱怨。我遇到的一位村民正是因此转向选择几块钱的退烧针。03身病与命病大流行进入第四个年头，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变得相对温和，疫苗以外，人类用高效药物、重症医学等多种现代医学的手段，能将它的危害降至最低。这场人类和新冠病毒的战争，在一些农村老人身上是隐形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在乡村，不只一位老年村民跟我讲，“扛得过去就扛，扛不过去是命”。在许多乡村老人身上，疾病被分成两种：身病和命病。当病毒作用于身上，引起一些轻微的症状时，比如咳嗽或者流鼻涕，他们吃些药，甚至不吃。如果身上的疾痛已经严重影响生活或劳作了，他们会求助卫生室，打退烧针、静脉注射。李秦就是前文中嫌药价贵的老人，65岁的他和妻子先后生病，妻子没吃药，他发烧，身上痛，当天就去卫生室打针，比输液还便宜，“输个液好几十，打针才几块。”问他打的哪一种针？他不知道，只觉得有用，上午两点发的烧，打完针没一会儿就退烧了。李秦并不能理解肌肉注射的风险和副作用，也无法理解这样的操作可能让免疫系统难以发挥作用，只觉得“有用，能治病”，烧退了，他的病“就好了”。摄影/苏惟楚村里，像李秦这样的老人并不少见，三位80岁以上的老人跟我讲述当时的惊险，大都是“一直烧”，“身上没劲儿，吃不下饭”，“最后还是扛过了。”当村卫生室的手段无法应对新冠病毒的时候，那就是命。乡土的就医逻辑与疾病类型、生计、伦理紧密相关。三石的母亲被送去了县医院，但姚重没有。结束上门输液的工作，村医李营当天又返回姚重家劝说，“情况很不好，比前一天还不好，如果今天不送医院的话，熬不过三天。”“岁数大了么，有点病扛不住了，”姚重的妻子答。李营说，“不去医院就得准备后事了。”姚重妻子说，后事已经备好了。奥密克戎袭击之下，65岁以上的老人被认为是重点高危人群。在距离D村100多公里外的北京，医生们告诉我，急诊和重症里躺的大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在这里，人们认为，与病毒的抗争，现代医学还能最后一搏，我们有抗病毒药物、呼吸机、ECMO。哪怕资源紧缺和匮乏，城市里的人还能喊，抢药，买呼吸机，找重症床位，渠道五花八门。但在资源有限的村庄，很多重病的老人无法感受现代医学奋力一搏的力量。村民们普遍建构了一种解读逻辑：“好多人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在家养着吃点药。农村不是城里，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没有劳动力，城里有医保，有养老金退休金，活一天拿一天钱，所以家里人更愿意救。”村里人普遍认为，更值得救的是孩子，父母带着孩子去北京辗转求医的故事，带着辛酸、庆幸、骄傲的口吻被讲出，在村庄里，这样的经历我听过不止一个。探访村庄的当天下午，我收到李营的信息：“那个病人（姚重）病危，快要停止呼吸”。在河北农村，有一个讲究，人死后，要在门口放三只炮。出殡时，白事儿体面的标志之一是，鞭炮要响。我走的时候，鞭炮声停了，村庄恢复了原本的生活质地。午后，许多人走出家门晒太阳，放寒假的孩子嬉笑做游戏。整个村庄露在外面，跟疫情有关的，仅有村口三间被废弃的彩钢房，封村时，村民住在里面守着，防止有人偷偷溜出去。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参考文献：1. 《新冠病毒感染基层诊疗方案建议及适宜技术（第一版）》北京协和医院2.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危重症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危重症医学专家组《奥密克戎变异株所致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救治专家推荐意见》[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3,463. 《2021年11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http://www.nhc.gov.cn/mohwsbwstjxxzx/s7967/202201/e043142f1df54175a3860d4776891b9e.shtml4. 余成普.4.甜蜜的苦痛:乡村慢性病人的患病经历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消息，近日，山东肥城刘先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父亲长期在一个名为“肥城市农商行农村金融社区服务点”存钱，去年11月该服务点代办员突然死亡，服务点被摘牌。他拿着父亲的存折去镇上的山东农商行取钱，被告知存折上的13.7万元实际只有1142元，且存款记录很多是手写的，那名代办员也不是银行工作人员，银行让其报案处理。据刘先生称，村里老人为图方便，都会选择去这个服务点存钱，此前这些存款在代办员那里就能取出来，不过“取小额行，大额取不出来，他让你等等，当时没有。”村民依然非常信任这名代办员，“挺实在，很老实的一个人”。据其了解，目前该村涉及储户约30多户，千万存款不知去向。肥城市山东农村商业银行对此回应记者，已关注到该问题，正在落实了解有关情况，需要等待公安机关侦破的结果。肥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表示，公安机关正在侦查阶段，不方便透露案件详情。...

中国前首富王健林的独子王思聪被指在上海街头打人，时隔八个月再登上媒体版面。王思聪“最贵的一拳”成为当前中国全网最火热的话题。整起事件还得从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星期四（1月12日）发布的一份警情通报说起。通报称，34岁的男性王某某等四人星期三（11日）误以为在路边候车的陈某某对其拍照，随后双方发生争吵，王某某等人对陈某某进行了殴打。通报称，被打的陈某某左侧鼻骨骨折，面部多处挫擦伤及挫伤，评定为轻微伤。上海警方则对王某某等人作出行政拘留七天，并处罚款500元（人民币，下同）的处罚决定。不过，王某某等人提请行政复议，暂缓拘留。表面上看，这只是一起小小的争执，真正让事件引起全网关注的，是《新京报》随后引述“权威人士”报道称，打人的王某某其实就是王思聪。报道没有透露这名“权威人士”是什么来头，上海警方或官方也没有出面证实或否认。但凤凰网引述百度百科资料报道称，王思聪今年1月3日已满35岁，与警方通报中的34岁不符，因此初步可排除王某某是王思聪。不过，凤凰网随后删除了这篇报道。没有人能笃定打人的一定是王思聪，但中国网民似乎已心有定见，纷纷猛批王思聪仗着有钱有势在大街上打人，“有钱就是嚣张，想干啥就干啥，没啥害怕的，大不了就是赔钱？”截至星期五（1月13日），“王思聪打人”相关话题在微博的累积阅读量已突破10亿。微博上还流传消息称，王思聪以200万元私下与挨打者达成和解，网民调侃这是“最贵的一拳”，甚至有网民戏称：“希望这一拳是打在我的脸上，以后就不用再努力了。”微博流传的消息称，王思聪以200万元私下与被害者达成和解。（截自微博）被点名的王思聪星期四晚上在推特上发文称：“我真TM的无语了，居然全网曝？现在的自媒体没新闻了吗？”不过，他没有说明自己因为什么事情无语，也没有就自己被点名打人做任何解释。事实上，当天下午1时许，他也发了一则推文，说“过好自己的生活，别没事找事……”。他没有更进一步说明，外界也无从得知这则帖文与上海的打人事件有何关联。昔日的“国民老公”身为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子，1988年出生的王思聪自小就被送出国受教育，小学在新加坡，中学进入英国寄宿制贵族男校温切斯特公学，大学到伦敦大学念哲学。这样的教育背景，加上首富家庭的出身、还算斯文的长相，他读完书回到中国后就开始引起媒体注意，受到不少网民追捧，甚至被挂上“国民老公”的称号。王思聪（左）是王健林（右）的独生子。（互联网）这些年来，王思聪多次因花边新闻或言论争议被推上舆论浪尖。与中国很多首富的子女不同，王思聪行事高调，发言时基本毫无忌惮，无论是对企业家小米创始人雷军，还是大红大紫的明星杨幂，他都几乎口无遮拦。例如，当杨幂2012年凭借《爱的供养》荣获中国大陆最受欢迎女歌手殊荣后，王思聪直接转发乐评人丁太升的微博并附文称：“求求杨幂不要再唱歌了。”王健林2015年接受网易新闻采访时曾说过，“他（王思聪）很聪明，但他不会看人眼色，怎么想怎么说。希望他五年、八年后能醒事。”但敢怒敢言的性格也让王思聪收获了不少的流量，且在他的身份加持下，不少网民将王思聪当作是“娱乐圈内幕消息”的渠道，还因此为他冠上“娱乐圈纪委”的称号。此外，有别于一般的“纨绔子弟”，王思聪不希望靠父亲成功。2009年，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王思聪拒绝了王健林安排好的接班计划，想靠自己闯出一个名堂。王健林最后只能妥协，给了王思聪5亿元开公司“练练手”。这一年，王思聪创立了普思资本，专注于投资互联网、科技、消费等领域，管理资产超过10亿美元。哔哩哔哩、美团、得物、闪送等知名公司都曾接受过普思资本的投资。随后几年普思资本的发展，也展现了王思聪的投资眼光。2013年，普思资本以400万美元获得云游控股1.05%％股权；185天后，随着云游控股赴港IPO，普思资本大赚一笔退出；2014年7月，普思资本投资的天鸽互动实现香港主板上市。王健林2014年受访时也毫不吝啬地肯定王思聪，称他的投资“有点小进展”。2015年，王思聪入股乐视体育，同时高调宣布创立熊猫互娱，主要运营弹幕式视频直播网站熊猫直播。同时，他也宣布打造香蕉计划，旨在建立泛娱乐产业链。在他的大力推动下，熊猫直播成功吸引了众多流量明星和人气主播入驻，公司也在短短三年内取得三轮融资，获得10亿以上的资金。2017年，王思聪以50亿元身家荣登《胡润80后财富继承富豪榜》第二名。扣除父亲资助的5亿元，短短八年，王思聪靠自己入账了45亿元。这一年，王思聪才29岁。“国民老公”陷入“中年危机”不过，意气风发的王思聪在渐渐步向而立之年时，也迎来了人生转折点，他付出不少心血打造的熊猫直播打断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在他宣布入股乐视体育的隔年，乐视体育被曝出未经董事会与股东同意擅自挪用超过40亿元资金。伴随着乐视体育的衰落，王思聪损失惨重。同时，熊猫直播一派热闹的背后，亏损金额也因管理不善连年走高。2016年4月，熊猫直播涉嫌宣扬暴力等不良内容被列入查处名单，隔年2月还被上海市网络信息办公室约谈要求整改。随后熊猫直播也进入衰落期，工资无法按时结算、大主播出走、员工离职等负面消息接连爆出。2019年3月，熊猫直播正式关站，香蕉计划也以失败告终。王思聪还因熊猫互娱的债务纠纷被法院限制高消费，名下的房产、车辆、银行存款等财产均被查封。不久后，这一限消令被撤销。2022年，熊猫直播正式宣告破产，“泛娱乐帝国”几乎梦碎。昔日冤家、90后商人孙宇晨曾在微博上奚落他说：“我考虑帮王思聪把债还了，他以后创业成功再还给我就行。”兜兜转转之下，原先不想继承家业的王思聪最终还是只能回到父亲王健林所成立的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王健林这几年也正忙着刮骨疗伤。中国政府2017年开始出台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万达被曝负债超过400亿元，深陷资金困境。王健林陆续出售了万达旗下的文化旅游、酒店项目，此外还清仓了海外的房地产项目，要公司转型改走“轻资产”道路。就在家业步入风雨飘摇时期之际，王思聪也因争议言论踢到了铁板。2022年4月，王思聪出面手撕中国药商以岭药业开发的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质疑中国官方大量向民众发放的连花清瘟，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于治疗冠病的中成药，呼吁证监会严查以岭药业。过了几天，王思聪因不满政府的冠病防疫政策，又在微信上留言称“每天早上的核酸检测，检测的不是阳性或阴性，而是你的奴性或血性”。2022年4月上海封城期间，王思聪因不满中国政府的冠病防疫政策，而在微信上留下争议言论，他的微博和微信账号因此被封杀。（路透社档案图）这些言论确实让他再打开了知名度，但没过多久，王思聪的微博和微信账号就遭到禁言，随后被封杀，坐拥4000万名粉丝的账号就这样没了。随后，王思聪就鲜少出现在媒体版面。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国民老公”王思聪一度作为后起之秀的创业家成功崛起，成了媒体版面的宠儿。但近年来，有关王思聪的消息往往只剩下花边新闻和网络上的争议言论，如今还成了一起打人事件通报中的中年大叔“王某某”。正如凤凰网星期五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感叹，“这位曾经心直口快的‘国民老公’似乎和很多中年男人一样，陷入了某种‘中年危机’”。...

近日，据1818黄金眼报道，李先生和黄女士合伙开了一家公司，与上海光露签了合作协议推广小电充电宝，合作一两个月后发现，上海光露只提供每天的总流水，不肯提供具体的订单明细，他们怀疑对方在数据方面做了手脚。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小电科技方面具备操控数据的可行性。截至发稿前，小电方面并未对此事发表回应，仅在报道视频中表示，此事与小电方面无关。对此，律师称，详细订单数据可以认为是合同履行结算所必须的数据（除非合同另有约定不需要提供），作为合作协议的一方，有权要求上海光露提供详细订单数据。如今小电科技在黑猫投诉的投诉量已经超过2万条，投诉人不仅有消费者也有商家。上市搁浅，收费问题备受消费者诟病之际，又陷入数据造假风波的小电科技将何去何从？渠道商无法提现，小电科技回应称与其无关小电科技陷数据造假风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记者对1818黄金眼的报道进行了梳理。原来李先生是黄女士的合伙人，而黄女士是一家名为杭州蚂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蚂蚁”）的法定代表人，杭州广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广翼”）与杭州蚂蚁属于集团控股关系，这两家公司均与上海光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光露”）签署了“小电”项目合作协议。上海光露股权穿透信息显示，小电科技持有该公司25%的股权。协议显示，上海光露提供小电共享充电宝，而杭州广翼与杭州蚂蚁提供场地，二者共计提供280家海马体门店场地。杭州广翼与海马体主体公司杭州海莫星摄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莫星”）签了入场协议。据李先生介绍，他们就280家门店支付了入场费（其中包括电费等），顾客使用门店里的小电充电宝后，他们再跟上海光露分成，目前分成的提现账户被冻结，无法提现。李先生说，其所在公司的分成比例高达83%。然而，上海光露只提供每天总的订单流水，比如一天100元，但并不知道这100块钱是多少个订单构成的，每个订单的明细是多少。上海光露的联系人花名为“胡巴”，黄女士拨通了“胡巴”的电话，“胡巴”表示电话里不方便沟通，黄女士又拨通了小电科技联系人“光里”的电话，“光里”则表示，小电科技公关部负责人会与黄女士沟通。同时，“光里”表示，其工作关系在小电，但是他是上海光露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胡巴”是上海光露的人。但小电科技公关部相关人士却对黄女士与李先生表示，整个事情与小电主体无关，同时，该人士对电话中的“光里”表示，“这个事情与小电没有关系，你们去处理一下。”几经周折，黄女士再次拨通了“胡巴”的电话，“胡巴”表示，并不是不把详细的数据提供给李先生和黄女士，而是因为两人并没有提供相关的合作资质和手续。而“光里”则表示已去过海马体公司，并有证据证明杭州蚂蚁跟海马体根本没有签约任何协议。记者查询天眼查发现，杭州广翼的法定代表人姓冯，在股东和该公司主要人员中也并没有黄女士与李先生。杭州蚂蚁的法定代表人是黄女士，黄女士持股100%，杭州广翼的冯XX是杭州蚂蚁的监事。在这种情况下，“光里”称没有理由把数据提供给黄女士和李先生，“如果黄女士和李先生能提供杭州蚂蚁和海马体的协议，包括海马体能授权给蚂蚁的数据的凭证，再去讨论黄女士要的数据有没有和能不能提供。”小电“光里”认为，杭州蚂蚁与海马体主体公司并没有签订入场协议，也就无法绕过海马体把海马体门店的详细流水提供给杭州蚂蚁的法定代表人黄女士和合伙人李先生，而杭州广翼虽然与上海光露、海莫星都签订了协议，但法定代表人是冯老板。律师称渠道商有权要求上海光露提供详细订单数据那么李先生和黄女士到底有没有查看详细订单数据的权利呢？对此，蓝鲸TMT记者咨询了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旻律师。李旻律师认为，该事件中杭州广翼、杭州蚂蚁与上海光露的合作协议属于分成协议，所以详细订单数据可以认为是合同履行结算所必须的数据（除非合同另有约定不需要提供），杭州广翼、杭州蚂蚁作为合作协议的一方，应当是有权要求上海光露提供详细订单数据的。对于上海光露提出的，需要提供海马体数据授权协议的请求。李旻律师认为，海马体并非上述数据的权利方，海马体非数据提供者、非数据收集者，也非数据所有者，所以该订单数据与海马体无关，无需获得海马体数据授权，除非上海光露能够证明，上述订单数据会侵犯到海马体的商业机密或其他权利，否则上海光露无权以无数据授权协议而拒绝提供订单数据。李旻律师称，对于案件相关人员是否有权查阅数据，关键在于其个人行为能否代表公司或获得公司授权。“首先，杭州广翼与杭州蚂蚁虽为集团控股关系，但法律意义上，两家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和合同签订主体。杭州广翼的法定代表人为冯XX，杭州蚂蚁的法定代表人为黄女士，作为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当然代表公司，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代表权利也仅限于各自公司，不能因为两公司为集团控股关系而产生混淆。即冯XX可以以杭州广翼的名义要求上海光露提供其按照协议内容约定管理的门店的订单数据。黄女士可以以杭州蚂蚁的名义要求上海光露提供其按照协议内容约定的门店的订单数据。如果黄女士想要获取杭州广翼按照协议内容约定的门店的订单数据，需取得杭州广翼的授权。同样，李先生想要获取订单数据，均需取得对应公司的授权，否则李先生无权查看任意一家的订单数据。”至于授权方式，李旻律师称，可以采用单独授权函的行为，也可以事先在合同中进行约定。知情人士称小电科技具备操控数据的可行性渠道商质疑小电科技数据造假，那么小电科技到底具不具备操控数据的可行性呢？共享充电宝行业相关人士程刚（化名）对记者表示，在共享充电宝行业刚开始发展的前几年，数据造假事件较为普遍，因为技术运营方为共享充电宝品牌方，商家和渠道商很难掌控数据，“早前据说共享充电宝品牌方的BD就能够调控数据，那时小电在这方面相对来讲算是比较规范的企业，伴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行业内这种行为逐渐得到规范，因为在争取点位的时候，运营数据规范成为商家和渠道商选择合作对象的重要考量。”多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共享充电宝的运营数据往往掌控在品牌方手中，所以数据出现问题往往在于品牌方这一端，这严重影响到渠道商或者商家的分成，又因为共享充电宝订单每一单的监控非常难，在一个点位借了充电宝，商家和渠道商很难监控到这个充电宝在哪个点位还了，多长时间之后还了，所以品牌方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主动状态，而渠道商与商家则处于被动状态。另一位接近小电科技的知情人士周韵（化名）对记者透露，小电目前的目标是100%代理模式，其后台系统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所以从小电科技方面来讲，操控数据是可以实现的。“比如后台的流水实际是100%，但在账面上呈现80%，让渠道商以为这80%就是原来的100%，然后再与渠道商按照合同约定的分成比例分这80%。这就是小电科技不予提供具体订单明细的重要原因。”2022年3月，蓝鲸TMT曾独家报道《小电科技被曝裁员约2000人，直营城市数量锐减，代理模式布局落于人后》，彼时，一位接近小电内部的人士江哲（化名）表示，小电裁员的核心就是直营转代理，“按照小电最初的设想，最理想的调整方式是让各地的CM，也就是城市经理，出一些钱把整个城市的小电业务买下来，等于他们自己创业了。”如今，周韵表示，小电在将直营模式不断向代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从外部招聘渠道商，而是更多的将自己原来的CM变为了现在的渠道商，也就是说，“胡巴”和“光里”实际上都是小电原来的CM或者是中层BD。这样一来，小电的盈利结构或者说是财务结构便发生了变化。“第一，在之前小电的直营模式下，成本分为人力与设备两大部分，但代理模式改变了这种重资产结构，前端的人力成本被大幅缩减；第二，小电以前的设备是自产自销，但代理模式下，小电将自己的设备卖给了加盟商，比如，上海光露这样的合资公司便成了自负盈亏，这使得小电拥有了稳定的设备收入；第三，小电方面还有分成收入；第四，整个中台的技术系统都掌控在小电手上。”周韵对记者称。那么，小电方面究竟为何不让渠道商去提现呢？周韵解释称，“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小电有一个资金池，也就是说，只要小电将提现时间拖一天，资金池就会多赚一天利息，这里面的资金是非常庞大的。”不回应质疑恐影响品牌，小电科技投诉量已超2万条小电在这次数据造假风波中采取了不回应的应对措施。记者就上述事件中为何不披露具体订单数据等事宜询问小电科技公关部相关人士，截至发稿前，对方仍未回应。可以看出，在整个案件中，小电科技通过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规避掉了一定的法律风险。多名律师对记者表示，如果渠道商维权未果真的走向法律诉讼，那么被告方将首要是小电科技的子公司上海光露，而不是小电科技本身。民商事诉讼领域律师马丹宁表示，小电科技与上海光露属于关联企业，上海光露如果存在数据造假，离不开小电科技，因此如果上海光露数据造假行为属实，小电科技与上海光露则严重损害了渠道商的合法权益，二者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相关渠道商可依据合作协议及法律规定，主张上海光露提供相应的数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尽管在此案件中，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小电科技具备操控数据的可行性，但在法律层面来讲，还没有证据证明小电科技数据造假。多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仍然会严重损害小电科技的品牌形象，此后渠道商与小电科技合作时便会将这一因素首要考虑进去。事实上，在过去的2022年，共享充电宝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成功上市的怪兽充电在上市后股价严重缩水，甚至低于1美元/股。小电的上市之路更是在经历一波三折后没了消息。记者查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关于小电科技的投诉量已经超过2万条，在这2万条投诉中不仅有消费者关于乱收费、涨价等问题的投诉，商家不能提现的投诉也占据了一定比例。在上市搁浅，收费问题备受消费者诟病之际，又陷入数据造假风波的小电科技将何去何从？...

电视端与投屏需另外付费此次引发网友大规模质疑。在行业人士看来，涉及电视端的内容播放，主要受监管层面因素影响。近日，网友关于互联网电视VIP会员业务收费价格提高、看电视越来越麻烦的吐槽声愈重。一位网友对记者表示，稍微新式一点的电视，家里老人都操作不了，只能一键切换到广电机顶盒看普通有线电视，“各种操作，各种收费，还不如早些年打开就是电视台的老式电视。”该网友称。目前电视市场从过去硬件商业模式进化至互联网收费模式，内容、广告、规模等要素取代单一硬件，成为行业竞争与营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内容与规模背后，涉及严格的广电牌照限制。互联网电视严格受牌照资质限制，视频网站需与拥有牌照的企业合作，才能在电视端播出，并通过分红获利，但分红规模存在一定天花板。另外，广电总局也在2018年出台过针对投屏的限制。因此，在降本增效与监管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发生了电视端会员与投屏等业务需要单独付费的成本“套娃”情况。打开电视先交钱过去，打开电视直接可以按键换台看节目，如今，伴随技术的进步与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丰富，用户反而需要进行更为复杂的操作、支付更高成本，才能看到自己想看的视频内容。其一，是手机端视频会员投屏时，需要再进行单独付费或者购买高级会员。记者体验发现，此前爱奇艺黄金会员投屏时，最高可选至4K高清，但目前黄金会员权限已被限制在480P清晰度。对于该规则的变化，爱奇艺方面暂未发表回应。据记者目前体验发现，除了爱奇艺对投屏视频分辨率更改了收费标准，其他视频平台方面，芒果视频会员与腾讯视频会员仍旧可以原分辨率投屏，优酷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提示需额外付费12元才能投屏，B站大会员可以正常投屏。其二，是单独的互联网电视产品需要另行购买会员服务，如爱奇艺视频在电视端观看时，需要下载奇异果应用，奇异果即爱奇艺电视版APP，下载免费，但观看会员内容时需要单独收费，爱奇艺会员不适用。其他如腾讯视频的云视听极光、优酷的酷咪等，都是同样逻辑。爱奇艺会员页面显示，该会员适用于爱奇艺源设备中的爱奇艺影视内容，与应用商店银河奇异果权益不同，不与其他第三方应用共用，对于付费影片、用券可观看影片、超前点播等内容仍需要额外付费。其三，便是持续涨价的会员服务业务。自2020年11月至今，爱奇艺连续两年涨价，连续包月价格从每月15元一路上扬至25元。2022年4月20日，腾讯对腾讯视频VIP和超级影视VIP会员价格进行调整，涨价幅度在5元至20元之间。互联网电视的接入，在广电行业公报中的具体数据方面得到充分体现。《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有线电视实际用户数2.04亿户，同比下降1.45%。全国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用户超过3亿户，互联网电视（OTT）用户数10.83亿户，互联网视频年度付费用户7.1亿。相应地，网络相关收入成为广电收入主要组成部分。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11488.81亿元，同比增长24.68%。其中，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务实际创收收入9673.11亿元，同比增长25.43%。广告收入方面，2011年传统广播电视广告收入786.46亿元，同比下降0.40%；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通过互联网取得的新媒体广告收入2001.46亿元，同比增长124.89%。另外，持证及备案机构网络视听收入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网络视听收入3594.65亿元，同比增长22.10%。其中用户付费、节目版权等服务收入大幅增长，达974.05亿元，同比增长17.24%；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其他收入增长迅速，达2620.60亿元，同比增长24.02%。公报显示，在2021年的实际创收收入中，广播电视机构智慧广电及融合发展业务收入1085.70亿元，同比增长21.47%，其中IPTV平台（通过电信专网获取广播电视服务的用户）分成收入161.76亿元，同比增长19.09%；OTT集成服务业务（通过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获取广播电视服务的用户）收入78.02亿元，同比增长9.73%；广播电视机构网络视听收入322.24亿元，同比增长31.24%。价格套娃背后的规则套娃除了持续遭到网友吐槽的涨价行为，电视端与投屏需另外付费此次引发网友大规模质疑。在行业人士看来，涉及电视端的内容播放，主要受监管层面因素影响。2011年12月，广电总局发布的《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的通知（即181号文）强调了互联网电视集成机构所选择合作的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包括一体机和机顶盒），只能唯一连接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终端产品不得有其它访问互联网的通道，不得与网络运营企业的相关管理系统、数据库进行连接。2018年9月，由七大牌照商组成的互联网电视工作委员会推出的《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平台服务能力与业务规范》要求，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平台必须直接管理到终端（OTT)，集成服务平台与终端之间不得接入任何第三方平台。是否由于对合作方牌照资质的限制，增加了互联网视频平台的内容成本？对此，易观分析文化消费行业资深顾问廖旭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互联网公司不是直接与集成播控方合作，而是与内容服务方合作。其中，集成播控是七大牌照方——包括CNTV、华数传媒、上海文广、南方传媒、湖南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供OTT的系统和播控。内容服务方是做系统之上的电视APP的联合运营，让平台通过联运产品去跟集成方合作，比如银河+爱奇艺就是奇异果，奇异果再与CNTV等合作。廖旭华称，虽然集成和服务很多时候都是同一家公司，但所代表的身份不同。在这个制度下，视频平台的成本会降低，因为很多工作是由服务方负责，但收入也相应地降低了，因为要进行分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互联网平台加收投屏业务费用，更大可能原因在于监管因素，小部分原因在于分成模式低天花板加剧的成本压力。2018年9月，时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魏党军表示，互联网电视上的投屏应用必须是具有互联网电视牌照的联合运营方才可以开展，任何独立的第三方的投屏行为都属于违规。此外，廖旭华称，今年抖音世界杯转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手机投屏电视形式的落地，但投屏这个动作本身已然不符合现行制度，通过绕过播控直接在电视端播放内容。互联网视频平台在诸多因素影响下，逐渐进行业务调整。2022年6月，优酷开始对投屏业务进行收费，用户如果想要将视频内容投屏到电视上，需要另外开通TV版酷喵会员。至于投屏监管政策出台与厂商开始针对性调整之间的时间差，行业人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投屏监管的技术难度。投屏限制在国外也有案例，2019年，苹果公司向三星、LG等厂家推广其AirPlay，后者是苹果公司在iOS和macOS中使用的无线投屏技术,可以将iPhone、iPad及Mac的视频或屏幕镜像传送到支持Airplay的设备上，同时苹果公司宣布推出流媒体视频服务Apple TV+。其后不久，Netflix便以“技术限制”为由，取消了对苹果AirPlay投屏功能的支持。12日，上海市消保委方面发文表示，内容付费已成为视频平台重要的商业模式和收入来源，视频平台的付费会员可享受独家内容。上海市消保委认为，投屏是移动端用户正常的使用场景，消费者付了钱，在手机上看还是投屏看都是消费者的权利。平台在App内限制消费者投屏的做法不合理，想用这种方法加收费用更不厚道。视频平台更无权不当获取手机权限干涉消费者采用第三方App或者连线等方式投屏。随着版权保护意识增强，消费者已经接受以付费方式收看影视内容。视频平台应用更多更好的内容和更佳的消费体验获得用户提升平台收入。上海市消保委提醒相关视频平台，套娃式充会员薅消费者羊毛的做法要不得。前有广电总局相应规则要求，中有企业自身降本增效营收压力，后有消费者对层层收费制度的吐槽与质疑，互联网视频平台未来营收架构究竟该如何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下去，更需探索与观察。短视频冲击下的电视产业链谋变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敏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件事情涉及几个环节：一是电视机，二是广告，三是内容收费，四是会员规则变化。其实，电视机现在并不贵，看有线电视也是每月18元。所以，看视频内容需收费，也正常。但是，视频网站总是改变收费规则，用户体验就会变差。电视机产业当年过于追求规模，对后向的收费过于乐观。因此硬件便宜卖，用广告和会员内容来补偿。而这个模式，消费者是不一定了解的。消费者就觉得电视便宜卖是应该的，广告和内容收费是不应该的。作为电视机的内容服务商，视频网站受当年互联网投资火爆刺激，过于追求用户，因此大投资拍剧，大肆植入电视机，大范围获取用户。现在互联网投资降温，电视机开机率降低。视频网站发现公司巨亏，只能修改之前的会员规则，像切甘蔗那样逐步提高收费，一点点地伤害消费者感情，所以消费者受不了。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说，早期电视显示屏接盒子，包括广电盒子、OTT盒子，广电盒子是每月需收视费的，看直播也需一定费用。现在智能电视大部分是一体机，把盒子、游戏机等功能集合到电视里。虽然目前智能电视直播内容收费的价格比以前便宜很多，但是网民从免费看盗版内容，到交费看带版权的内容，会有一点情绪。为什么现在视频网站限制投屏或者提高收费呢？因为互联网公司内部都强化“变现”，没有投资者愿意投资亏损项目。短视频内容发展太快，而且以用户自己上传的内容（UGC）居多，UGC又是免费的。爱奇艺曾与抖音打官司，因用户把长视频的部分内容做成短视频上传。在短视频网站的冲击下，长视频网站一方面流量减少，另一方面播放广告又有用户反感，所以，只有通过提价，来提升收益。长视频网站的PGC内容，有成熟的管理模式，投资拍出的片子需要审批，但是UGC的内容目前基本处于放开的状态，所以用户流量更进一步流向UGC。从智能电视机的操作系统平台可以看到，长视频网站的流量有所下滑。一方面没有外部投资者扶持，另一方面受到短视频冲击，所以，长视频网站的日子近年都比较难过，增加“变现”是想养活自己。电视机厂一般在智能电视里置入多个视频网站APP，由消费者自己选择。用户看时，会收费，不看是不会收费的，因此用户会有看这个要收费、看那个也要收费的感觉。其实，电视机厂只是起内容分发的作用。当然，产品仍有优化空间。UGC的内容上不了电视机，PGC的内容观看会收费，而长视频网站受到短视频平台冲击、有影响力的内容在减少。为了生存，长视频网站只好提高内容观看价格。其实，长视频网站也在优化，因为随着电视机大屏化，不要说480P的内容，720P的内容在75英寸及以上的电视机上看也会模糊，用户都选择看高清内容，带宽的成本也会增加。用户抱怨长视频网站收费提高，有的电视机企业也在想办法，改善用户体验，比如把所有可供免费观看的内容集到某个一级入口。这样，不但没让付费用户的数量减少，反而使智能电视机的用户活跃度提高。其次，用户喜欢的内容，推荐时会更清晰地讲明费用。此外，一旦用户误点了缴费，有更便利的退费渠道。但是，电视机厂没有能力让内容免费，否则将破坏内容生产的生态。智能电视的开机广告，消费者现在可以通过点击遥控器右键等途径来关掉，但是如果没有开机广告，电视机厂的智能电视内容运营团队将难以维系。贴片广告是内容服务商做的，也是为了可以生存下去。在海外，智能电视的操作系统也有搭载内容入口。如，在印度的智能电视上，会有迪斯尼等的独立APP，用户选择后付费观看。目前，不仅长视频网站受到短视频网站的冲击，电视机也受到了手机的冲击。最近有一个调研数据显示，观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用户，38%用电视，30%用手机，用投影的比例也在提升。2022年，中国彩电市场的销量同比下滑，预计2023年销量仍难以恢复上升，估计会低于4000万台。长视频网站提高收费，与电视机销量下滑之间，似乎形成了恶性循环。如何让彩电产业链形成良性循环呢？相关业界人士认为，还是要挖掘电视机的差异化功能潜力，比如家庭成员的陪伴作用。“拯救”只能从智能电视的系统、内容和服务去做改变。电视机硬件回归合理利润，也是减少对开机广告、内容收入分成依赖的方法。但是，目前彩电行业一方面8K、OLED、MiniLED背光等高端电视的成本降不下来，另一方面低端、同质化的电视价格又“血拼”得太厉害，“高端成本撑不住、低端毛利撑不住”使电视机厂的盈利承受很大压力。业界预计2024年彩电行业有机会迎来转折点，开启新的上升周期，这需要硬件技术的迭代创新，如大屏移动化、3D化，同时需要内容软件跟上，才能突破。...

1月6日，微博用户“聂圣哲 2023”发文称，“收到了连花清瘟生产商以岭药业的律师函”，配图为一份来自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发给聂圣哲的律师函。根据律师函，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药业”）的委托，指派张起准律师就聂圣哲在新浪微博平台及微信朋友圈发布言论侵犯委托人名誉权等相关事宜，郑重致函。此前2022年12月22日，前述微博账号曾发布一份颇受网友关注的“讣告”。“讣告”称，“王某同志临终前，还坚持发朋友圈，晒连花清瘟胶囊……我们已经将王某去世前手里握着连花清瘟胶囊的图片发给了钟南山院士、吴以岭院士，感谢他们为川大校友的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该文在互联网各平台广泛传播，引发不少争议。1月9日，潇湘晨报记者致电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起准核实律师函真伪，对方并未否认该律师函真实性。张起淮称，“采访问题直接问连花清瘟胶囊的以岭药业，我们作为代理人不接受采访。”网友称收到律师函，被要求道歉这份律师函称，2022年12月12日19时43分，聂圣哲在新浪微博平台及微信朋友圈发布一则告，公开称“王某同志临终前，还坚持发朋友圈，晒连花清癌胶囊......他的逝世是四川大学江苏校友会的重大损失。我们已经将王某去世前手里握着连花清癌胶囊的图片发给了钟南山院士、吴以岭院士，感谢他们为川大校友的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利用逝者的去世，用夹带私货的方式隐晦地用文字及图片把逝者与连花清瘟胶囊结合在一起，意图用逝者死亡贬损连花清瘟胶囊以及以岭药业，有意抹黑中医药学。尤其称“我们已经将王某去世前手里握着连花清瘟胶囊的图片发给了钟南山院士、吴以岭院士，感谢他们为川大校友的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用讥讽挖苦的方式侵犯钟院士、吴院士的名誉。上述侵权言论一经发布，引起互联网各大平台的转载、讨论及恶意揣测，包括但不限于新浪微博、抖音、网易新闻、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大量含有上述侵权言论的文章及对“连花清瘟胶囊”的不实信息被广泛传播。该律师函写道，聂圣哲上述行为对以岭药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误导了不明真相的网民和消费者，损害了以岭药业的良好品牌形象，降低了以岭药业的社会评价，贬损了以岭药业的良好商誉，给以岭药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严重侵犯了以岭药业的合法权益。“聂圣哲删除其在新浪微博平台账户“聂圣哲 2023”及微信朋友圈发布的相关侵权言论；在该微博账户置顶位置及微信朋友圈、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向以岭药业公开赔礼道歉，道歉持续时间不少于90日。”当事人：征求网友们的意见决定是否道歉1月6日，聂圣哲通过微博平台回应该律师函。聂圣哲称，很高兴收到了连花清瘟生产商以岭药业的律师函，“该函行文规范、叙事清楚、很有修养、充满善意……但是，该函对我的劝告、批评和要求，我有点不明白和不服。以岭药业提出要我连续道歉90日，也没说清楚是登门道歉，还是，直播道歉。如果登门道歉，我还要做好到石家庄住3个月的准备；如果直播道歉，一是直播这个活很累，我身体扛不住，二是，如果直播没人来听，算不算数？”聂圣哲称，因此征求网友们的意见，“以民意调查的形式，来决断这件事情：是道歉还是不道歉？如果道歉，采取哪种形式？请大家不要顾及我的面子，坦率留言，以便我根据民意调查，作出决定。如果民调结果真需要道歉的话，我必须认真，还要写悔过书等文件，要写得真诚，才对得起连花清瘟。”1月8日，潇湘晨报记者通过微博私信聂圣哲试图求证此事，截至发稿未获回复。1月9日，潇湘晨报记者致电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起准核实律师函真伪，对方并未否认该律师函真实性。张起淮称，“采访问题直接问连花清瘟胶囊的以岭药业，我们作为代理人不接受采访……我们有默契的合作要求，不接受任何采访。你要采访什么问题，用短信发给我，我给你回个短信，叫他们负责可以跟你对话的人把电话发给你。”截至发稿，记者未获回复。此外，记者多次拨打以岭药业客服电话求证此事，工作人员称，此事需要联系品牌中心，并提供了电话。截至发稿，该电话仍未接通。据企查查数据显示，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2年6月16日创建。公司以中医学术创新带动中医药产业化，运用现代高新技术研发中药、西药和生物药，研发治疗冠心病、脑梗塞的通心络胶囊，快慢兼治心律失常的参松养心胶囊，标本兼治慢性心衰的芪苈强心胶囊、治感冒抗流感的连花清瘟胶囊等专利新药10余个，截至2020年12月31日获得专利660项。公司形成了科技中药、化生药、健康产业三大业务板块，在医药行业领域的影响力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