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床！给你这个！”几十分钟过去，窄门终于开了两搾宽，身着蓝色防护服的医生探出头来大喊，旋即匆匆转身闭门。12月24日深夜，保定市满城区一家二甲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门外，医生和家属的沟通，显得紧迫仓促。时间在医生看来，就是生命。医生在和死亡赛跑，病人家属也得跟着作出同样的反应，自行消化通知书或者病例单上医学术语的意义。昏暗的灯光下，走廊里都是等候的病人家属。年过60的胡金秀身子嵌在座椅里，听到医生的喊话后，猛地抬起头，确认不是老伴的床位，旋即又低下头，和作者聊起来。她已经在监护室门外等了10余天，患有食道癌的老伴儿，因感染新冠病毒，病情加重，紧急送来看护。因为休息不好和担心老伴状况，她的眼皮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密密的细纹爬满眼角。胡金秀最害怕夜里听到医生的喊话。因为坏消息常常在深夜到来，凝重而悲痛的哭声，会立即淹没整个走廊。不过，幸运的是，医生在白天已经通知她，老伴已经渡过危险期，不日即可转到普通病房。拥有千万人口的河北保定，于12月10日达峰后，迎来一波汹涌的重症高峰期。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中、重症病人冲破基层医疗体系，涌进县城医院，医疗挤兑的苗头出现。12月20日后，保定重症患者情形似乎好转起来，病房每日的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当晚6点，凤凰网《风暴眼》踏入这家医院时，整个院区在夜色笼罩下，显得格外静谧。楼外设置的发热病人候诊区，四排座椅已经空无一人，一楼的挂号区、候诊大厅和急诊室也没人排队，整个院区除了胸痛中心和重症监护室外，几乎见不到人。保定市某县城医院发热病人候诊区重压下的县城医院正渐渐从沸水般的焦灼中平息下来，等待着与这座城市共同迎接新生。ICU床位紧缺，大白肺父亲在普通病床挣扎三天保定市某县城医院重症监护室外12月上旬，胡金秀检测出新冠阳性，担心传染给患有食道癌的老伴，遂提前将老伴送进医院。她带老伴办理入院手续时，住院区人还不多，过了三四天，涌入病房的患者才开始爆满。但胡金秀没想到，老伴当天在医院感染新冠，凌晨3点多忽然开始发烧，呼吸不畅，痰咳不出来，急忙转到重症监护室。当时转重症监护室还比较顺畅，无需排队，胡金秀说。但是两天后，医疗挤兑的苗头就出现了，重症患者一下子涌入医院，有些病人刚到急诊室就没救了。ICU床位十分紧缺，再危急的病人，也只能排队等床位。多位患者家属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这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约有20张病床，远远满足不了病人需求。丁家晖带父亲在普通病房排了快三天队，才把父亲送到ICU监护室。丁家晖的父亲原本没有基础病，但新冠引起了并发症，呼吸衰竭。最初他只是咳嗽两声，吃了止咳药就没事了。丁家晖也没放在心上，直到12月18日早上，父亲突然昏迷。他赶紧拨打120，送到医院，拍CT后，才发现父亲已是大白肺。但是因为床位紧张，父亲只能暂时呆在普通病房硬扛，等候通知。丁家晖整夜整夜地看着父亲痛苦挣扎，由于缺氧和疼痛，这位老人意识开始混乱，只会暴躁地挥舞双手。焦急的儿子喊来护士打了镇静剂、止痛针，效果仍不理想。“眼睁睁看着他痛苦，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当时最需要的就是呼吸机。但普通病房根本没有，只能简单输液治疗，只有ICU能够满足这些医疗条件。”守候在ICU外的丁家晖，声音低沉，眼睛布满血丝。虽然他感染轻症已经康复，但在医院里看到病毒的凶猛，为了防护好自己，始终严实地戴着黑、白两层口罩。根据2018年底的招标公告，这家医院重症监护室配有高端麻醉机、高端有创呼吸机、高端无创呼吸机、重症插件式监护仪等设备，各类呼吸机至少有14台。在疫情暴发的当下，这些有限的设备成了救命的希望。但对于爆满的病人来说，它们仍是杯水车薪。进入窄门，生死未卜从对面楼层看去，ICU外等候的家属躺满走廊一扇ICU的窄门，对很多家属来说，却是亲人如枯木回春的大门。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医院取消病人家属探视。家属如果想了解情况，只能通过一扇门，经由医生传达，医生有时也会安慰病人家属，拍视频给家属看。因为ICU收治的多是新冠叠加基础病患者，随时有生命危险，医院要求家属24小时等候，必要时签署知情同意书等。从12月10日开始，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和回廊里，除了固定的几排座椅外，余下空地，几乎都是病人家属临时在医院买的简易行军床，或者地铺，被褥、暖水壶、盆具等生活必备品，杂乱地堆放在旁边。家属们以他们能做的最大极限，守候在病房外，期望与亲人共渡难关。保定市某县城医院ICU在ICU外踞守十来天的胡金秀见证了医院重症监护室最危急的时期。她记得很清楚，一个80多岁的糖尿病人，下午送来，夜里2点去世。最年轻的病人才34岁，傍黑送来时，肺都白了，意识模糊，凌晨2点多，人就没了。前一天夜里，还有家属为一位40多岁尿毒症患者签了放弃治疗同意书，患者以前常要做透析，病情刚有所好转，就在疫情中倒下，陷入持续昏迷。胡金秀感到惋惜：“年纪轻轻，就不行了……”噩耗到来时，走廊里通常回荡着悲痛的哭声。等候区的家属们会立即明白，又一位病人离世了。凌晨两点，一位中年女子知悉80多岁的婆婆未能挺过来时放声大哭。一旁的胡金秀知道，这对婆媳感情深厚，女子结婚八年，生了两个孩子，全靠婆婆帮助照顾，婆婆待她更是视若己出。从12月11日开始，一直到17日前后，ICU监护室外每天不时都会爆发阵阵哭声。至少两位家属告诉凤凰网《风暴眼》，这一阶段，每天都要听到3-4人的噩耗。监护室的门一开，医生喊着床位号，通知家属做紧急抢救，没几分钟就宣告了死亡，有些家属甚至来不及痛哭，就被拉走了。死亡以一种寻常的方式出现时，看似仓促而残酷的处理方式背后是效率为首——医院在努力和死亡赛跑。因为ICU床位太紧张，从宣告死亡到腾出床位，中间的速度越快，就越能为其他病人争取生的机会。不只医院ICU每日都要面临残酷的死亡，在农村地区，很多没条件的老人，甚至去不了医院。离该医院5公里的李家佐村，近日接连举行两场葬礼。25岁的林风告诉凤凰网《风暴眼》，逝者是他的远房亲戚，均患有基础疾病，如脑血栓、小脑萎缩，卧床多年、生活不能自理。感染新冠后，病情加重，都未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在保定的一些乡村，当缺失了官方统计数据后，因疫情死亡的数字更像是一种不胫而走的“小道消息”。村民们和出租车司机们，总是以一种不可怀疑的态度，说着骇人的数据，但若说起身边是否有真实发生的案例时，却都表示未曾听说过。不过他们都有个明显的感受：今年冬天，殡仪馆和火葬场的生意多了起来。凤凰网《风暴眼》走访位于满城区抱阳村的殡仪馆时，附近多位村民表示，半月前，来这家殡仪馆火葬的人员都排队。抖音上流传的一则视频也显示，平时冷清的殡仪馆，在12月18日，停车场里突然停满了车辆。评论区有人表示往年冬天也是老人死亡高峰，也有人称自己所在的村子十多天已有8人去世。（也有人表示村里最近一天就有数人去世）抖音截图不过，上述殡仪馆负责人对火化量增大有另一种解读。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近期，殡仪馆每天的火化量确实比以往多了一些，但这与疫情关系不大。“因为保定西边的殡仪馆拆迁，他们迁走以后显得我们的火化量多了。”当凤凰网《风暴眼》提到在医院了解到的死亡情况，询问这些死亡病例是否导致殡仪馆火化量增加，该负责人表示对此并不清楚，随即换了一副表情，不再做任何答复。保定市某县城殡葬服务中心很难说去世的人员变多有几成受疫情影响，但这个特殊时期，抱阳村村民明显感受到殡仪馆的忙碌。“殡仪馆就在几十米外，这条道较往年没这么堵车，最近总是水泄不通，路过时总有几辆车拥挤在殡仪馆门口，都是排队等火化的家属。”一位村民说到，“保定现在都买不到棺材，价格翻倍，平常一千的现在都卖三千了。”十余天里，已有三个病人转危为安这场来势凶猛的疫情风暴，似乎开始降低风力了。在经过一波感染高潮的半个月后，重症监护室里的死亡人数降下来了，一些生命垂危的病人，也从ICU床位上转到普通床位。“重症监护室外，深夜死亡的人数下降了，之前院里传来的救护车进进出出的声音也很少听见了。”胡金秀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前一天有个病人转入普通病房，这是她在医院十余天里，知道的第3个转危为安的患者。她的老伴可能会是第4个。白天她刚收到通知，老伴病情平稳，已经拔管了，再观察几天也将转入普通病房。另一位家属谢康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能感觉到疫情高峰期已经过了，现在这儿每天去世的人，比前几天少了不少。”更多病人转换病房，意味着病人脱离危险。等候区的家属很明显也平静了许多。12月24日夜里9点，监护室门外回廊里的灯已经熄灭，有些头发花白的老人，熬不过长夜，开始沉沉睡去。一些人低声攀谈，还有人因为饥饿出去买了面包，当作夜宵。即便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医院的ICU 床位和相关资源依然不足。9层的普通病房里，仍然躺着不少排队等待ICU床位的病人。目前，基层医疗体系正在随放开政策迅速作出调整。12月28日，河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要“保健康、防重症”，备足医疗救治资源，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要应设尽设、应开尽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元旦前要实现发热门诊全覆盖。此外，还要增加住院床位和重症床位，加快亚定点医院改造建设，完善分级诊疗体系。1月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做好新冠重点人群动态服务和“关口前移”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服务人口15%-20%的标准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齐配足新冠病毒感染对症治疗的中成药、退热药等，并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配备数量适宜的氧气袋、氧气瓶以及制氧机等设备。此外，针对感染风险最高的老年人，多地还要求科学制定养老院等场所的防控措施，并加快推进老年人疫苗接种。凤凰网《风暴眼》在满城区走访的两家养老院，都采取着严格的封控管理措施。一家中高档养老院工作人员表示，这种封闭状态已经从9月持续到现在。“这也是为了老人的安全。如果老人生病，我们和医院对接，120直接送到医院。也会和药房对接，头疼脑热、降压药、血糖药，都是给药房打电话，一会儿就送过来了。”保定市某县城一家养老院另一家普通的养老院也已管控2个多月。工作人员称，院里的老人基本都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所以封控比较严格，哪怕是物资，都要严格消毒。为了应对风险，养老院里已经储备退烧药，院内还有护士站和医务室，8名医护人员随时看护。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上述两家养老院统共60多名老人，目前还无人感染。如今，走在满城区的街头、商场和乡间的道口，已多了些许“烟火气”。抱阳村里的集市口，能看到许多肉摊、烧饼铺、菜摊，有不少村民骑着电动车，在摊贩前挑拣东西。一位卖豆子的老人，看起来已经立在寒冬中许久，生意有些无人问津。当凤凰网《风暴眼》作者走近想与她聊聊疫情时，她似乎没什么兴致，只是用一双粗糙而干裂的手，从蛇皮袋里捧出一抔青黄的豆子，带着浓厚的方言说：“你看，这豆子多好，买点吗？”保定市一村庄已开始恢复生活气息（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胡金秀、丁家晖、谢康、林风为化名。）...

做空日本国债以期望收益率飙升的投资策略，在过去20多年一直被业内称作“寡妇交易”，因这一高风险交易往往容易遭遇巨大损失。然而如今，随着日本央行去年12月出人意料地调整了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寡妇交易”似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回归”……日本财务省周三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12月24日的一周内，外国投资者净卖出了价值4.86万亿日元(约合371.6亿美元)的日债。这是日本财务省自2005年开始公布该数据以来最大的单周抛售规模，超过了去年6月所创下的4.81万亿日元的前高纪录。最新的抛售潮，凸显出海外投资者正大举押注。随着日本CPI持续攀升，日本央行未来料将需要进一步调整其超低利率的宽松政策。SMBC日兴证券策略师Ataru Okumura表示，投资者建立了大量空头头寸，因为他们预计(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进一步调整。12月20日，日本央行出人意料地决定将基准10年期日债收益率的目标区间从0.25%扩大到0.5%，这加剧了外界对日本央行将重新评估其货币政策的猜测。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此后曾攀升至0.48%，为2015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2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则时隔七年首度转为正值。据日本媒体上周报道，日本央行正在考虑在本月上调通胀预测，以显示2023财年和2024财年的物价涨幅将接近2%的央行目标，这给日债收益率带来了进一步的上行压力。日本央行连续第四日“死扛”在日本央行12月对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作出重大政策后，多家机构目前正押注日本央行在今年还将宣布更多紧缩措施，施罗德和BlueBay资产管理等基金公司就坚信日本央行将作出更多转变。而显然，做空日债豪赌收益率将进一步走高，无疑是这些机构人士最为直接的押注方式。这也给当前并不打算承认已作出重大政策转向的日本央行，再度出了一道严峻的难题。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周三就再度承诺，将继续放宽货币政策以实现物价目标。在宽松政策推动下，日本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这一切都令得日本央行不得不主动加大对日本债市的干预力度。周三，在结束了元旦小长假后，日本央行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宣布将进行计划外的债券购买，以反击市场有关该行正迈向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猜测。日本央行上周针对10年及以下期限债券进行了无限量和固定数量购买操作，并宣布将向银行提供两年期无息贷款。根据统计，为捍卫最新的收益率目标上限，日本央行在12月按固定金额和固定收益率进行的购债总规模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逾17万亿日元（约合1280亿美元），超过了今年6月（16.2万亿）的前历史纪录。东京NLI研究所(NLI Research Institute)的高级经济学家Tsuyoshi Ueno表示，市场上关于日本央行将减少货币宽松的猜测有可能进一步滋生。他指出，日本央行将不得不继续购买债券，以限制收益率的上升。最终，这一回究竟将会是市场上做空日债的“寡妇交易”落败，还是日本央行在不久的将来作出更多妥协，投资者在接下来不妨好好拭目以待……...

信托计划底层项目存在超融现象“我有权利不让你们说话，你们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不是我欠你们钱，是旭辉欠你们钱”……投资的信托产品兑付期限已过，资金没有收回来，讨要说法时还被“粗口”呵斥，这让兴业信托一款产品的投资者们，感到有些愤懑。近期，一则疑似兴业信托工作人员“怒怼”上门讨要说法的投资人视频，在网上传出后，一时引起舆论哗然。第一财经从投资人处了解到，上述涉及的兴业信托产品，名为“兴业信托•筑地 D015（旭辉杭州新塘）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筑地计划”），2021年4月发行，募集资金4.5亿元，2022年10月到期兑付。但时至今日，兑付金额只有2000万元，投资人和信托公司人员的争执也由此而起。除了兑付金额不足，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后发现，筑地计划的资金投向了杭州市萧山区滨旭府项目，该项目最终的拥有方是地产商旭辉集团。此前，该项目已由兴业银行提供18亿元开发贷款。而开发贷的审批意见通知书中明确显示，该项目不得新增其他融资及对外担保，项目公司股权、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均不得在其他机构融资或再设置其他抵押。也就是说，兴业信托通过筑地计划向该项目融资，本身就不符合兴业银行规定。兴业信托是兴业银行子公司。除此之外，信托计划还存在投后管理缺位、触发对赌却未执行等一系列问题。“信托计划到期后，旭辉集团通过退出信托计划交易对手方杭州旭辉股东名单的方式，将子公司变为孙公司，有对抗诉前查封保全嫌疑。”一位地产公司项目负责人说道。违反兴业银行规定根据第一财经记者获取的“信托计划”合作协议，该信托计划募资总规模不超过4.55亿元，其中不超过4.5亿元用于对杭州昌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昌禾公司”）进行股权投资，SPV公司持有杭州昌安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昌安公司”）股权，进而通过昌安公司持有杭州兴塘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项目公司”）股权，并最终投资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秀路与新如路交汇处的“滨旭府”项目。合作协议显示，至上述合作协议签订之时，筑地信托的交易对手方杭州旭辉（杭州旭辉置业有限公司）已向昌禾公司足额出资11.14亿元。股权投资完成后，兴业信托持有昌禾公司40.4%的股权，并间接持有项目公司20.6%的股权，杭州旭辉持有昌禾公司59.6%的股权。项目公司正常运作后，投资人取得收益的退出方式，为昌安公司取得项目公司的减资或分红后，通过昌禾公司向兴业信托及杭州旭辉进行分红或减资。“信托计划”投向图为了进一步增信，旭辉集团（杭州旭辉母公司，于2022年10月21日退出杭州旭辉股东行列）还为该信托计划出具了“代偿承诺函”，约定如杭州旭辉未按约定向兴业信托偿付（包括未足额偿付）任何应付款项，兴业信托有权要求旭辉集团代偿。与债权信托一样，通过股权信托融资，是房企融资的一种常见形式。一位地产公司投融资业务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通过股权信托，可以避开和已有开发贷间的冲突。“如果要做成债权信托的话，整个项目的土地要抵押给信托公司，但它实际上是已经做了开发贷了的，所以原有的资产已经抵押给银行了，没办法再抵押给信托，所以它就做了一个股权，业内叫做投资类信托。”然而，“滨旭府”项目通过驻地信托融资前，兴业银行已经为项目提供了18亿元开发贷。第一财经获取的信用项目审批意见通知书内容显示，兴业银行同意给予项目公司授信额度18亿元，有效期1年，用途为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3年，资金专项用于“滨旭府”对应的萧政储出【2020】3号地块项目开发建设。兴业银行放款前还为此设定了前提条件：除该行融资外，项目不得新增其他融资及对外担保，项目公司股权、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均不得在其他机构融资或再设置其他抵押。第一财经获取的项目公司开发贷审批意见通知书开发贷的融资借款合同约定，兴业银行提供的上述18亿元开发贷，始末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至2023年5月26日。而筑地信托的存续时间为2021年4月至2022年10月。开发贷的融资借款合同根据筑地信托合作协议约定，兴业信托发行该信托的前置条件之一，是“项目公司开发贷已还款金额不低于2.5亿元”。开发贷剩余的15.5亿元何时偿还，兴业信托和旭辉集团似乎并未做出解释。信托计划合作协议超额高息融资除了与兴业银行设置的前提不符，“滨旭府”的融资金额，可能超过项目开发的实际资金需要。根据第一财经记者获取的筑地信托推介材料，“滨旭府”项目的总成本为37.37亿元，减去土地成本22.02亿元，其余成本为15.35亿元。信托计划推介材料但中国土地市场网信息显示，早在2020年3月，杭州旭辉名下的昌安公司，就以21.37亿元、附加3%的自持比例为代价，竞得萧政储出〔2020〕3号项目。素材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根据公告，这笔交易尾款支付时间为2021年3月19日、约定交地时间为2021年3月30日。也就是说，杭州旭辉在信托计划立项之前就已经拥有了项目土地，如果去除22.02亿元土地成本后，仅兴业银行批复给项目公司18亿元的开发贷，就足以覆盖其余15.35亿元的项目成本。“为何旭辉集团还要大费周章，通过信托计划再向该地产项目融资4.5亿元，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上述地产公司高管说。从融资成本来看，旭辉集团通过信托计划募集资金的利率在10%上下，而开发贷利率为“一年期LPR+0.9%”，毫无疑问要比信托计划低不少。开发贷借款利率 素材来源：开发贷项目融资借款合同信托计划融资成本 资料来源：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放着利息成本更低的开发贷不用，要用利率更高的信托资金（即使该信托产品的利率在同类产品中较低），旭辉为什么这么做有点看不明白。”一位专注于信托的律师对第一财经说。不翼而飞的11.14亿元资本金更让人看不懂的，还有信托计划的资金监管和账目计入方式。根据信托资金管理报告，2021年第一季度信托计划成立开始至2022年二月末为止，昌禾公司所有者权益由信托计划和杭州旭辉共持有15.64亿元（其中16.78万元为实收资本，其余为资本公积）。但到了2022年5月末，昌禾公司所有者权益突变为仅余信托计划持有的4.5亿，杭州旭辉所持有的11.14亿元则全部消失。信托计划各级企业资产负债表 记者根据兴业信托资管报告整理信托计划合作协议显示，杭州旭辉注资给昌禾公司的11.14亿元中，注册资本为10万元，其余11.139亿元被计入至资本公积。根据企查查信息，杭州旭辉在昌禾公司的10万元注册资本却一直未减少。也就是说，昌禾公司的工商登记并未变更，但杭州旭辉的出资，却已经“不翼而飞”。面对投资人的质疑，旭辉方面回复称：昌禾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及所有者权益减少11.14亿元，系因该司核算需求账务调整所致，无实际现金流，昌禾公司的兴业信托方股权价值来自于其通过入股 昌禾控股杭州昌安从而间接持股杭州兴塘，杭州兴塘股东权益无损害，不存在股权价值缩水。杭州旭辉给投资人的回复根据杭州旭辉回复则显示，截至2022年9月30日，滨旭府项目销售回款已达19.5亿元，而信托项目推介材料显示该项目预计销售收入为41.38亿元。但公开披露的信托资管报告显示，从2021年第二季度开始，昌禾公司和昌安公司的货币资金均为“0”。也就是说，截至2022年9月30日，在房地产项目销售即将过半（销售回款19.5亿）情况下，底层房产销售回款没有一分钱回流到昌禾、昌安公司账户中。子公司股权辗转腾挪销售回款迟迟未能回流昌禾、昌安公司账户，2022年10月份信托计划到期，4.5亿元的信托资金投入最终只兑付了2000万元。2022年12月12日，兴业信托在受益人大会中称，2022年10月20日这笔信托计划到期后，旭辉集团申请对信托计划予以展期，并与杭州旭辉一起签署债务确认及展期协议，核心内容如下:对旭辉集团、杭州旭辉2022年10月20日应支付的51519.99 万元债务款项予以展期。旭辉集团对上述展期后债务继续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展期期限自2022年10月21日起至2024年10月20日止。“该展期计划并未和投资人做任何沟通。”一名信托计划投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此外，第一财经记者还发现，上述展期协议中约定，兴业信托将杭州旭辉持有的60% 昌禾公司股权，转移到兴业信托名下，从而实现信托计划与旭辉集团的风险隔离。兴业信托投资人受益人大会议案旭辉集团一边申请展期及隔离风险，一边对名下子公司股权开始“辗转腾挪”。2022年10月20日信托计划到期后，10月21日，旭辉集团立即退出了信托计划对手方杭州旭辉的股东名单。此前，旭辉集团以495万元的认缴出资额，持有杭州旭辉99%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旭辉集团退出后，杭州丰惠和杭州丰麦分别认缴出资247.5万元，各自持有杭州旭辉49.50%的股份，代替旭辉集团成为杭州旭辉前两大股东。杭州丰惠和杭州丰麦均是旭辉集团旗下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也就是说，经过一番股权变换后，杭州旭辉由“旭辉集团子公司”变化为“旭辉集团孙公司”。不止于杭州旭辉。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在信托产品违约前后，即2022年10月19日至11月18日期间，旭辉集团变更了旗下数十家子公司股权，有些甚至直接“将旗下子公司出表”。数据来源：企查查“这种做法有可能是为了避免被诉前保全和查封。”上述地产公司高管对记者说道。“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信托增信措施包括旭辉集团代偿承诺，也就是说旭辉集团要为整个信托计划兜底，股权调整并不能根本上逃避责任。”一名律师表示。但旭辉集团出具的“代偿承诺函”显示，在杭州旭辉未足额兑付款项的前提下，兴业信托“有权要求”旭辉集团代为偿付。换言之，旭辉集团兑付的前提是兴业信托履行监管职责，但从信托计划存续期间的种种迹象来看，兴业信托履行监管的意愿似乎并不强烈。根据信托推介材料，在信托计划成立日起满6个月、9个月、12个月、15个月时间内，一旦发生“项目公司、平台公司不含融资累计回款低于3.3亿元、6.2亿元、12亿元及20亿元；及昌禾公司累计回款低于1.6亿元、3.1亿元、6亿元及10亿元”的现象，即触发A类对赌条件，此时兴业信托有权要求杭州旭辉无条件收购信托计划持有的SPV公司全部股权，杭州旭辉应无条件配合。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虽然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昌禾公司、昌安公司账面上货币资金量一直为0，但似乎兴业信托并未要求杭州旭辉、或者旭辉集团，按计划回购信托计划所持有的股权。旭辉集团资金承压投资者无法如期收回本息，与旭辉集团现状不无关系。2022年11月1日，旭辉集团发布公告称，九月以来，市场进一步恶化，销售疲弱，行业融资愈趋困难，集团现金流恶化程度超出预期。同时集团部分融资因评级下调触发提前兑付条款，境外兑付压力在短期内剧增。“截至本公告之日，本集团的境外债务总额(包括银行贷款、优先票据和可换股债券)约68.5亿美元，暂停支付的款项(即到期未付的本金和利息总额(含因部份债权人按照相关融资的条款行使既有的求偿权产生的款项)达到约4.14亿美元。”公告称，经咨询法律意见，该公司暂停向所有境外债权人进行支付，以确保公平对待所有境外债权人。记者梳理发现，旭辉在2022年9月后被频繁下调各项评级。其中，惠誉在9月21日和10月12日分别下调旭辉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高级无抵押评级和未偿付票据评级，最终评级为“CC”，意味着违约可能性较大；穆迪则在2022年10月8日和10月17日，两度下调旭辉控股的公司家族评级和高级无抵押评级，最终评级分别为“Ca”和“C”；10月14日，汇丰研究报告称，旭辉未能如期支付2025年到期的可转换债券票息，构成违约，将其股票评级由“持有”下调至“减持”。随着11月28日晚间房企股权融资这“第三支箭”的正式落地，信贷、债券、股权三个融资渠道“三箭齐发”，合力推动房地产融资，旭辉集团能否走出困境，信托计划投资人能否及时得到兑付，文章中提到的种种“匪夷所思、不符合常理”的现象，旭辉集团和兴业信托能否做出合理解释，第一财经将持续关注。...

iPhone 是手机性能的扛把子，加上软硬兼修的技能，用个两三年不在话下，反倒是电池最先扛不住。新手机刚买回来用的时候，基本都能坚持一天一充，轻度使用两天一充都没问题。久而久之，手机就变成了一天两充、三充......本来，手机电池损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大不了换一块就是了。可是 iPhone 历来坚持一体化设计，没法自行更换电池，官方换电池的价格又高得离谱，让人很是难受。而且，日前的一则新闻，又让 iPhone 用户的处境雪上加霜。一、苹果电池，全线涨价最近，苹果在官方支持页面赫然宣布：从 2023 年 3 月 1 日起，iPhone 14 之前的所有 iPhone 机型的保外电池服务费用将增加 RMB 169。要知道，iPhone 换电池的价格本来就不便宜。iPhone X 到 iPhone 13 这几代全面屏机型，目前的保外换电池的价格是 519 元，涨价后将来到 688 元；各代 iPhone SE 和 iPhone 8 等非全面屏机型，目前保外换电池价格是 359 元，涨价后将来到 528 元。涨价 169 元是什么概念？对于很多安卓品牌的非旗舰手机来说，单是这涨价的钱，已然够换一次手机电池。贵一点的如华为旗舰机型，加上人工费也不会超过 300 元。为什么 iPhone 14 这次没涨呢？很简单，iPhone 14 刚发布的时候，已经上调了保外换电池价格，需要花费 748 元。老 iPhone 换电池涨价之后，基本就和 iPhone 14 扯平了。更别说，华米 OV 还经常推出优惠活动，提供半价换电池优惠。例如，华为官方有 99 元起“一口价换电池”活动，时间跨度、机型覆盖范围都很广；小米服务周期间会推出 8 折换电池优惠，每月轮换支持的机型，去年米粉节期间更有 49 元换电池活动。当然，苹果此次的涨价并非针对国行，而是全球性的调价行为。比如美区 iPhone 换电池服务就涨价 20 美元，幅度与国行大致相当。除 iPhone 以外，Mac 和 iPad 的保外维修价格也有所上涨。至于涨价的原因，有说是成本和物料上涨，有说是通胀和汇率因素，比较合理的猜测是带动更多消费者选购 AppleCare+ 服务。毕竟购买了 AppleCare+ 的消费者不会受涨价影响，一旦他们的 iPhone 电池容量低于原规格 80%，就可以找官方售后免费更换电池。要是不幸碰上碎屏、碎后盖这样的大修，AppleCare+ 更是能为用户省下上千元的维修费用。听起来 AppleCare+ 很划算是不是？但是 AppleCare+ 可不便宜，比如 iPhone 14 系列官网两年期服务价超过 1000 元，其他渠道的优惠价一般也得小几百元，已经可以给新 iPhone 买高一挡配置，或者升一级型号。换做你，你会怎么选？迫于高额成本，不少 iPhone 用户在电池老化不耐用之后首先会想到换手机，而不是换电池再战——换电池太不划算了！往小了说是让消费者多花钱，往大了说可能加重电子垃圾问题。二、可拆换电池，文艺复兴？要是我们自己能拆 iPhone 后盖，自己能换电池，哪轮得到苹果赚这么多钱呢？正巧，面对手机电池问题，刚刚立法统一手机接口的欧盟又要动手了。不管是 iPhone 还是安卓手机，可能都要回归当年的可拆卸电池设计。欧盟议会和理事会于去年 12 月达成临时协议，将全面修订欧盟电池规则。新规要求电器采用便携式（portable）电池设计，让消费者能够轻松拆卸和更换电池。相关立法生效三年半后，包括手机在内的各大电器若要在欧盟销售，必须采用便携式电池设计。这也就意味着，将来 iPhone 和安卓手机要么电池盖支持拆卸，要么上面的螺丝能轻易拆下，就像十几年前我们用功能手机那样。从欧盟的设计来看，这则新规好处多多，一来方便消费者，二来能有效应对社会和环境风险，促进循环经济，减少电池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除了手机，欧盟新规还涵盖 SLI 电池、灯交通工具（LMT）电池、电动汽车（EV）电池和工业电池等。欧盟为此设立了宏伟的目标，便携式电池 2023 年收集率达 45%，2027 年达到 63%，2030 年达到 73%。新电池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回收材料，包括 16% 的钴、85% 的铅、6% 的锂和 6% 的镍。考虑到欧盟的强制力，相关规定若能成型，定然能为世界其它地区树起先例，我们同样也能用上能拆电池的手机。智能手机用户尤其是 iPhone 用户，有望从此免受天价电池之苦。不过话又说回来，欧盟的新规真能让可拆换电池手机复兴吗？我们不妨循序渐进，做个可行性分析。三、谁说可拆卸电池不防水？和取消耳机孔相似，手机采用不可拆卸电池设计的一大原因是为了防水。但不少网友认为，可拆卸电池设计和轻薄防水并不冲突。三星 XCover 系列三防机型就是支持可拆卸电池的，此外市场上也曾有过不少支持防水防尘，同时保持身材纤薄的机型。比如一代人的梦中情机——摩托罗拉“戴妃” Defy，采用的就是电池可拆卸设计。Defy 发布于 2010 年，支持 IP67 防水防尘，是摩托罗拉旗下首款三防手机。摩托罗拉 Defy彼时的手机市场上，三防手机大多身材厚重。但 Defy 成功把三防机做到了和普通智能手机一样的体积，3.7 英寸大屏、13.4mm 厚度、1540mAh 电池，在当时均是主流消费级安卓智能手机水平。图自iFixitDefy 还搭载了德仪 800MHz 处理器、512MB 大内存（当时许多入门机只有 256MB），性能不俗。加上“水货”经常能干到 1000 多元的白菜价，Defy 妥妥地成为了一代神机。不只是摩托罗拉，早年间主流手机大厂搞防水的不在少数。比如三星搞坚固型（rugged）三防手机就很勤快，代表机型是其 Xcover 系列。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产品里，三星也早早地加入了三防机能。三星 2014 年的旗舰 Galaxy S5，既采用可拆卸电池设计，也支持 IP67 防水防尘。三星为该机推出过一支广告短片，专门展示防水功能的各种用途。等等，你拿手机上泳池干什么？什么？你觉得 IP67 的防水不够看？那就看看这款九年前的华为神机——华为 Ascend G350，号称“三防核潜艇”，防护等级达到 IP68，还支持水下拍照功能。它搭载 4 英寸显示屏、1730mAh 可拆卸电池，机身 12mm 的厚度，放在 2013 年也不算臃肿。华为Asend G350（图自FrAndroid）既然可拆卸电池设计和防水并不冲突，那是什么导致厂商们不再生产它们了呢？四、可拆卸电池手机因何衰落关于不可拆卸电池设计，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一场生意，一如此番苹果服务涨价那样。手机换电池门槛提高了，大多数人就会打退堂鼓，更趋向于换掉整个手机。不仅拉高了手机销量，还能抬一手换电池服务的收益。但平心而论，当所有厂商都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原因更多应该是出自供应链层面，比如设计、生产、组装等。我们猜测，主要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设计工艺的变化。手机自从以“大哥大”之姿降临世间开始，其内置电池就是可拆卸的。2007 年发布的第一代 iPhone，率先采用不可拆卸后盖和电池，以一体式机身设计之美打动了万千用户。此举令广大厂商趋之若鹜。厂商们认为，为了一体式机身的美感放弃可拆换电池的便利，是利大于弊。再者，早年间的智能手机，机身多是塑料材质，可以方便地通过卡扣开合后盖。如今的智能手机，广泛采用玻璃工艺、陶瓷工艺机身，此类材质并无弹性，难以设置卡扣。如果这时候要换回可拆卸后盖和可拆卸电池设计，恐怕市面上的手机就都是千篇一律的大塑料。金属后盖也不是不行，但你总得找个位置开一块口子。其二是电池稳定性的需要。电池的连接方式从触点换成卡扣排线之后，连接更为牢靠。同时，内置电池也不需要再做厚实的铝壳安全封装，可以用更小的体积换更大的容量。要是为了随时可拆换，电池容量怕是得砍掉一半，就算能随时换电池，体验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比如三星最新的 XCover 6 Pro 三防机，配备的可拆卸电池容量仅有 4050mAh，整机重量却达到 235g——比内置 6000mAh 不可拆卸电池加散热风扇的红魔游戏手机 8 Pro 还重。其三是手机的部件精密度变高。为了更好地利用内部空间，主板的堆叠、排线的布局，都比十年前的手机复杂不少。拆后盖，后盖上有排线；拆电池，电池上方横跨着排线。这种背景下，拆机作业时都得做十足的预习，要不绷断个排线，完犊子。三星初代 Galaxy S 对比 Galaxy S22 Ultra到这一份上，很难想象要如何倒逼厂商重新考虑用户需求，搞可拆卸后盖、可拆卸电池了。五、干掉天价电池，欧盟这次能不能成？回到主题，既然欧盟有了 USB-C 接口改革的成功先例，那么让可拆换后盖和电池“文艺复兴”、干掉天价电池，是不是也会水到渠成呢？就现阶段来说，还为时尚早。统一 USB-C 口只需驳倒苹果及其 Lightning 相关供应链厂商，手机重返可拆卸电池是针对所有智能手机，需要整个供应链做出改变，放弃业已成熟的方案，集体“返古”，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再者，欧盟态度经常反复横跳，说不定过段时间就会因为计划难度太大，而宣告作罢，或者转移目标。拿统一接口来说吧。最早在 2009 年，欧盟就提出使用 Micro USB 作为手机统一充电接口，解决接口杂乱的问题。起初是自愿性原则，所以苹果虽然签了谅解备忘录，但依然我行我素，反手就推出了新的 Lightning 接口，并表示欧盟消费者可以另买转换器解决。在立法推进的过程中，更先进的 USB-C 接口出现了，于是欧盟又折腾了几年，改用 USB-C 为统一接口。直到去年 12 月，USB-C 统一接口法案落地施行，距离首次提出统一手机充电接口，已经过去了 13 年。那么这一次迎战不可拆卸电池，欧盟又要花上多少年呢？不妨坐和放宽，静观这场巨头博弈。...

此前，北京金融法院“1 号案”在行业内备受关注。此案即原告蓝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兴业银行、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据了解，此案系全国首例银行间债券市场虚假陈述案。其将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将会进一步明确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各服务机构勤勉尽责义务的标准，规范各服务机构的服务活动，促使机构投资者谨慎投资，理性决策。蓝石资产损失5亿 兴业银行等涉虚假陈述此案起因源于大连机床集团2016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16大机床SCP002”）违约。据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8月4日，大连机床公开发行了规模为5亿元的“16大机床SCP002”超短融，债券存续期为270天，到期日为 2017年5月2日，发行利率为6%/年。债券募集说明书增信措施部分载明，案涉债券提供5亿余元的应收账款质押，账期与金额可以覆盖案涉债券本息。2016年8月9日，大连机床集团向蓝石资产管理公司按1%进行返费。蓝石资产管理公司指示其担任投资顾问的资管产品买入案涉债券。后大连机床集团财务危机爆发，案涉债券于2016年11月29日构成交叉违约。2016年12月12日，大连机床集团主体评级下降为C不能偿债级别。2016年12月16日至2017 年2月13日期间，蓝石资产担任管理人的“蓝石盘古1号基金”陆续买入 5亿元债券，价格为五折。2017年4月27日，大连机床集团公告承认案涉债券应收账款增信措施为虚假。2017年11月10日，大连机床集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扣除破产重整程序中可获得清偿金额，蓝石资产发生损失5亿余元。原告蓝石资产认为，作为债券服务中介的各被告未尽勤勉尽责义务，应就其投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北京金融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法律适用问题；16大机床SCP002的发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虚假陈述；各服务机构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尽到各自义务；蓝石资产管理公司所受损失与案涉诸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各服务机构对蓝石资产管理公司的损失应承担何种责任等问题。法院判定承销银行等虚假陈述，兴业银行担责10%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各服务机构的责任认定上，依据各服务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行业自律组织执业规范的规定，北京金融法院综合考量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债券服务机构的工作范围和专业领域，同时区分故意、过失等不同情况，对各服务机构是否尽到勤勉尽责义务进行认定并分别确定其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并且依法认定：1.兴业银行对所出具的企业财务信息，特别是案涉四笔高额质押应收账款未充分履行尽职调查和独立判断的勤勉尽责义务，构成虚假陈述；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审报告以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亦未尽到审慎核查和必要的调查、复核义务，构成虚假陈述；2.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未进行职业判断，未保持职业怀疑，其审计过程中存在未勤勉尽责情况，构成虚假陈述；3.律师事务所未按照行业要求对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进行核查，以判断案涉债券是否获得合法有效增信，进而出具法律意见书，构成虚假陈述；4.依法认定信用评级机构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认定其不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该案还重点探讨了蓝石资产所受损失与案涉诸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蓝石资产作为机构投资者未审慎投资对兴业银行等被告责任的影响以及该种情况下各服务机构应承担何种责任等问题。北京金融法院认为，蓝石资产认购16大机床SCP002时，虽已明知大连机床集团出现财务困难并存在其他认购原因，但大连机床集团在财务信息、担保增信措施等方面的虚假陈述行为并未被揭露，蓝石资产的认购行为与案涉诸虚假陈述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但由于蓝石资产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系理性投资人，其投资决策虽在一定程度上受虚假信息披露的影响，但其注意义务有别于普通投资人。在16大机床SCP002已被发行人、承销商、评级机构连续发布无法兑付风险提示的情况下，蓝石资产仍然坚持购入16大机床SCP002的行为，可以减轻其他侵权方的赔偿责任。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查明的事实，蓝石资产在案涉债券发行之初安排其担任投资顾问的资管产品购入案涉债券，实际从事了案涉债券的营销工作，并收取了发行人返费。案涉债券违约后，蓝石资产将其购入的部分原因解释为履行案外投顾管理义务的考虑，而非完全出于投资目的购买。在此情况下，应当进一步减轻各侵权方的赔偿责任。据此，北京金融法院据案涉债券各参与方对损失的过错程度，虚假陈述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酌情确定兴业银行在大连机床集团赔偿责任1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在大连机床集团赔偿责任4%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在大连机床赔偿责任6%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年末，房企掀起一轮交付竞赛，即便是爆雷房企，也纷纷晒出交付成绩单。陈刚所在的房企也不例外，他所在区域在建和待建项目超过了10个，2022年12月，已经向业主交付了3个项目，预计将有一半左右的在建项目可以在春节前完成交付。虽然部分项目一度停工，但2022年内建设进度明显快了。陈刚是一家爆雷房企的一线操盘人员，随着负责项目的陆续复工、交付，他内心也越来越焦虑，“从目前来看，列入保交付的项目，很难有盈余资金回流到集团，等项目都交付完了，公司怎么办？”这不仅是陈刚公司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爆雷房企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由于这些房企没有新拿地，旗下项目均为存量项目，“保交付得持续几年，但总有交完的时候，如果没有新的业务，连员工都养不活”。一、资金封闭管理陈刚说， 2022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交付，一方面是解决资金问题，保证复工；另一方面是在承诺的时间内完成交付。由于总部发生流动性风险，为项目注入资金的可能性不大，保交付所需的资金需要项目自己解决。保交付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个是项目销售回款，将优先用来保交付，剩余钱款则用来支付项目融资、相关税费等。但是由于2022年房地产市场较差，陈刚所在城市，大部分项目销售情况一般， 尤其是已经爆雷的房企，在销售方面明显不如未爆雷房企和国央企。第二个来源是项目融资，其中关键在于项目剩余货值能否覆盖保交付所需资金。如果可以覆盖，而且当地楼市尚可，通常在地方政府协调下，可以从金融机构或者政府专班获得相应的资金。如果项目剩余货值不能覆盖保交付所需资金，则需要与同一个省份或同一个城市的盈余较多的项目捆绑处置。融资额度与项目货值、去化速度等相关，而且融资抵押的折扣相对较低。第三个来源是处置当地资产筹资。12月27日，华夏幸福将固安4项相关资产出售给地方政府，获得的10亿元主要用于在固安房地产项目的保交付及安置房建设。一位接近华夏幸福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网，由于地方政府也缺乏资金，固安项目交易谈判的进展一直较为缓慢，这次4项资产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因为保交付，“地方保交付压力大，给企业施压，企业没钱怎么保交付，最后地方只能收了”。据陈刚介绍，一旦纳入保交付，项目所有资金实行封闭式管理，在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严密监控之下，只能用来支付工程建设相关款项，交付完成前，集团总部无法从项目调取任何资金。另一家房企的项目负责人也告诉经济观察网，虽然他所在房企没有爆雷，但在保交付的背景下，即便是项目上有盈余资金，也无法归集到总部，“何况大部分项目卖的不好，也没有多余资金”。多家房企的人士也证实了上述说法。上述房企项目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网，项目资金实行封闭式管理，不仅是地方政府的要求，也有债权银行的要求，“首先是保交付，如果还有多余的资金，还得预留用来保障偿还开发贷，项目想要拿到开发贷，必须答应这个条件”。二、断流风险2022年，陈刚所在区域十多个项目，有的项目销售还不错，但多数项目去化均不及预期，预售资金连保交付所需的资金都难以覆盖，“一年多了，总部没从我们这儿拿走过一分钱”。其他区域的情况相差无几。房企总部的资金主要来自融资、项目预售回款及处置资产等方面。由于发生流动性风险，融资渠道基本被阻断；在保交付的情况下，项目资金实行封闭式管理，总部归集资金的能力越来越弱。融资和回款两个最重要的资金渠道被切断，对爆雷房企的流动性无疑是雪上加霜。据陈刚介绍，目前他所在的区域工资还可以正常发放，但总部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流入渠道，已经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上述房企项目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网，“我们总部虽然还能按时发工资，但会扣除一部分，留着到年底一次性发，也是缺钱”。据他介绍，无论是否爆雷，当前大部分民企都严重缺乏现金，他所在公司之所以能维持住现状，一方面因为2020年就开始实施降本增效，行业危机爆发时，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是因为还能够获得一定融资。陈刚用“吃了上顿没下顿”来形容当前房企的日子，“也不是完全断流了，卖个项目股权了，卖点资产了，偶尔也有进账，但这个进账不像原来销售回款是持续的，而是间断性的，紧张几个月，回来一笔资金，就能松动点”。并不是所有爆雷房企的资金都紧张。另一家房企人士告诉经济观察网，有些房企虽然出险了，但由于“躺”得早，运营基本不受影响，“工资正常发，也没有停工项目，项目都是按时交付，只是不还债了” 。房企出发点和考量不同，实际面临着的境遇也不相同。在陈刚看来，目前最大的变量是市场，房企境遇改善最终依赖市场回暖，“只有好转了，才可能去拿地，即便是规模缩减了，但可以活下来，否则等完成保交付了，企业也到头了”。三、寻路据多个房企人士透露，部分爆雷房企，由于项目被地方政府纳入保交付体系，无论是工程建设，还是人事安排等方面，总部的干预能力均大幅下降，实际上项目已经脱离总部管理体系。不同于多数行业，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总部通过股东借款或者投资等方式将资金注入项目，项目开始销售后，再通过股东分红或偿还股东借款等方式收回投资。以往，项目进入销售环节后，房企总部就开始从项目层面归集资金，有的房企甚至按天归集，在保交付下，预售资金被监管部门封闭在项目上，无法回流到总部，多数地方，等交付完成后，剩余资金才能回流到总部。陈刚表示，其中关键并不在于项目有多少剩余货值，而在于谁来控制和操盘项目，“自己操盘，如果项目能算过账，交付完成后，会有一定盈余资金能归集到总部”，但如果项目被第三方接管或操盘，脱离总部控制，会存在较大变数。“有些房企为什么会便宜出售项目股权？”陈刚说，虽然账面上看不划算，但起码还有利可图，只是收回资金多少的问题，“如果等到交付完了，可能一分钱见不到”。陈刚表示，类似的情况在房地产行业中并非没有先例，所以，即便是丧失项目全部股权，一些房企仍要求操盘项目，就是担心项目不受控制导致资产流失，“自己操盘，起码知道每一笔钱去向”。上述房企项目负责人也认为，原来房企担心贱卖资产导致资不抵债，但现在这一思路正在转变，“四季度出售项目股权和资产的，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了，时间持续越长，各种变数越大”。在转变资产腾挪思路的同时，一些房企也开始为未来寻找出路。2022年下半年以来，华夏幸福陆续出售廊坊、永清、大厂等地产业新城，及固安的相关资产。经济观察网了解到，固安产业新城的交易谈判也接近尾声，预计近期将正式对外公布。固安产业新城是华夏幸福核心资产之一。据经济观察网多方证实，未来，华夏幸福将陆续退出所有产业新城的开发建设环节，先由地方政府接手，再统一交由廊坊新空港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华夏幸福将专注于咨询、招商、运营等轻资产方面。此前，华夏幸福已经将物业、园区招商和运营等轻资产业务打包成立新的业务平台。接近华夏幸福人士表示，轻资产业务虽然没法和原来的业务比，但维持公司运转和养活员工没问题，“只有活下去了，才有翻身的可能”。与华夏幸福相比，陈刚所在公司一直专注于住宅开发，在其他领域并没有相关的经验，“我们也有其他业务，但都不成规模，从目前来看，住宅开发依然是最主要的业务，还没到考虑转型的时候”。陈刚说，为了能够在春节前顺利发放欠薪及年终奖，最近他的老板一直在四处筹集资金，“不仅得安抚好员工，还得安抚好合作方，七七八八下来，起码要10个小目标”...

“每天晚上线上派派单就能赚到钱。”这是抖音卖家唐旭和代运营机构签约时所设想的美好场景，“但我现在非常后悔。”短短25天的运营周期里，唐旭的店铺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持续亏损。他曾两次要求代运营机构全额退款，却始终未能如愿。提起今年年中的这段经历，唐旭的情绪还是会有些激动。对于电商零基础的唐旭而言，开抖音小店仅仅是离职后的无奈之举。“当时工作不好找，就想着自己搞搞电商，缓解下经济压力。”唐旭回忆，由于没有货源，也没有运营经验，小店起初的业绩并不好看。正为此事发愁时，他突然收到了一条私信。对方自称也是抖音小店商家，希望能和唐旭交流下经验。在后续的交谈中，唐旭第一次了解到了电商代运营机构。代运营机构一般是指承接线上商家委托，为后者提供网络营销、客服、供应链管理等相关服务的第三方公司。如宝尊电商、丽人丽妆、壹网壹创等，都属于该赛道的头部公司。这一模式下，商家可借由外包服务的方式获得店铺增量，代运营机构也能由此盈利，从而实现“双赢”。头部代运营机构通常有大品牌背书，服务相对可靠，但运营费用动辄数十万元，这对于小规模个体户性质的商家而言难以承受。也因此，不少中小代运营机构从中嗅到了机会，其中不乏部分不法分子试图利用线上形式之便获取灰色收入，甚至实施诈骗的情况，各种“圈套”让中小商家们防不胜防。说得比做得好经同行推荐，唐旭在一家代运营机构处购买了价值9980元的“万元套餐”。套餐合同显示，代运营机构作为甲方将为唐旭提供商品运营、美工等服务，并承诺在服务结束时可保证店铺盈利，单日订单稳定在50单上下。但付款之后没多久，唐旭就感觉到一丝异样：机构承诺的所谓专业美工人员产出的视频、图片，大多是从其他地方搬运来的，进货渠道也以淘宝为主，接到订单之后对接上游发货的效率并不高，接到客户投诉与平台处罚是常事。唐旭决定解约，并提出退款要求。机构客服安排了一位“公司管理层”向唐旭诚恳道歉，并拿出其他匿名商户的成功案例劝说唐旭继续坚持。而当唐旭要求查看案例中的店铺实际情况时，却被该负责人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不过，上述负责人向唐旭承诺，后续会更换运营团队，并改变这种低价起量的方式看这位管理人员态度还算诚恳，唐旭选择暂时相信他。可结果是，这家机构的运营方式并未有明显改善，只是把货源从淘宝换成了以性价比著称的拼多多。另一个让唐旭难以接受的情况是，店铺连续20余天处于亏本状态。据他所说，运营人员提高销量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粗暴降价，“一个进价230元的狗笼，店里售价200元，卖出去一个我就要亏30元。”两周后，新运营团队向唐旭反馈称，最近一周店铺毛利为200元。算上2%~5%的平台抽成以及发货不及时导致的罚款，店铺仍在亏本。此时唐旭已经亏损了将近五千元，这对于当时待业在家的唐旭而言已经是无法承受的亏损额。宝妈陈虹也遭遇了代运营机构服务与承诺不一致的情况。她向一家名为“天择点金”的代运营机构购买了总价6800元的服务。签约之前，对接人员称可为陈虹提供货源，“商品多到可以随便选。”但随后陈虹发现，所谓的货源其实就是从拼多多进货。与唐旭经历的被粗暴降价所不同，陈虹合作的代运营团队保证利润的做法是通过拼多多购买低价商品后再抬价售出。也正因如此，“运营老师”要求陈虹进货的商品单价最高不超过20元。“商品链接背后是没有生产厂家的，等于说有人下单后，我要去拼多多帮他买一个，然后把物流单复制过来。”陈虹回忆起来气到发笑，“我为什么花将近7000块钱让人教我做这个事情？”签约容易退款难当唐旭与陈虹察觉到异常要求退款时，才发现想拿到全额退款并不容易。“货源丰富”“保证赚钱”“包教包会”等承诺，不过是客服人员的标准话术。据受访人提供的一份合同截图显示，作为甲方的代运营机构需协助乙方准备店铺开通相关资质证件、对乙方店铺进行设计装修及开通并提供产品运营课程及技术支持。至于更加细节的何时盈利、毛利率水平等经营指标能达到何种程度，在正式合同中并未明确。一位曾在代运营公司负责合同退款相关环节的前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签约之前，销售、运营、法务等部门会将日常沟通中需要注意的事项相互同步，“什么话术不能说，什么话术可以电话说，合同内容怎么拟定，这些都是和律师讨论出来的。”陈明曾在杭州一家代运营机构运营部门工作，有电商运营经验的他负责总结商家痛点，并基于痛点向销售部门输出吸引客户的“话术”。当客户提出线下考察时，陈明也会负责与商户接洽。他会在谈话中罗列出自家机构的成功案例，并解答客户的疑惑。成功案例确有其事，但陈明在沟通时总会有所保留。他不会告诉客户这些案例仅为总客户数的十分之一，也不会向客户承认不同品类之间的运营难度是不同的。至于客户购买服务后店铺所能达到的订单量、毛利率等经营指标，陈明不会做出口头承诺，合同中也不会有所提及。“比如你和案例都属于住宅家具品类，一些高客单的衣柜还好做一些，但是像实木床就不好做了。”他解释说，“我不会顾及你能不能做好，也不会承诺你结果，只是说让你觉着我运营能力很强就行了。”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些代运营合同中不约而同地规定，运营过程中作为店铺主人的乙方需要全程跟随运营老师的指导，如中间不配合则会被视作主动终结合同。至于构成“不配合”的情况有哪些，合同中并未明确指出，而“主动终结合同”的结果往往是定金、全款不退。受访者提供的合同条款在申请退款时，天择点金对接人员罗列出一份不支持退款的款项清单：营业执照办理、挂靠共计2500元、涨粉服务300元、按运营团队人头计算的服务费等等。统计下来，陈虹能拿到的退款金额仅剩2500元，此时从陈虹签约到提出退款才过了7天。唐旭同样未能拿到全额退款。在协商过程中，他发现对方在运营店铺期间曾出现了违规情况，这与合同中的承诺并不相符。而当他咨询律师时，律师建议协商退款，“过程中需要配合运营老师”这一条款成为最大的阻碍。“（代运营机构）一般都会让商家投推广，直通车充值、刷单、推广渠道费用，任何一个地方慢了都可以说你不配合。”上述前业内人士说，“如果摄影、修图这方面没有用机构的服务，后期运营没效果也会拿这部分说事。”陈明曾任职的公司所提供的合同中将“客户未按时支付销售额提成”列入了客户主动终止合约的情况。当客户认为代运营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不过关、双方陷入纠纷时，一旦客户愤而终止打款就会因合同规定而陷入不利局面。代运营机构的吸金术与唐旭及陈虹所接触的代运营机构一次性收费的模式不同，陈明所在公司靠收取“季度服务费+提点”盈利。据陈明透露，其在职期间公司季度服务费为5万元，收取销售额的1%至2%的提点。考虑到各个店铺经营状况不同，1%至2%的提点并不算高，但赚钱的门路远不止服务费这一项。如果商家没有从业经验，刷单控评、拍摄商品图、对接模特等环节都需要代运营机构做对接，这意味着各个环节机构都可以赚取差价。“比如你做女装店需要找模特拍100张晒图，商家需要向机构交5000块钱，但成本只要1000块。”陈明说，“电商这个行业链路比较长，哪个环节机构都可以有钱赚。”据陈明介绍，他曾任职的代运营公司人员规模约200人，每年对接的商家数在1000个左右，年营收约在1000万元以上。另据上述前业内人士所言，一些代运营公司会与刷单公司保持合作，引导商户刷单并从中获取灰色收益。当商户质疑刷单效果时，代运营机构也可以将效果不佳的原因推至刷单公司处。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演化，国内电商行业已经形成相当成熟的产业链条，新入局的中小商家所需具备的能力已今非昔比。以京东的店铺星级规则为例，店铺星级与京东好店认证、店铺风向标、商家基础考核相关，风向标又与评价满意度、咚咚平均响应时长等6个因子有关，整体会影响商家店铺搜索排名。理解复杂的指标体系本身就有一定门槛，而店铺星级仅仅是运营中的基础一环。有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做商家运营需要有基础销量、基础评价之后再去推广。“如果商家缺乏运营能力，即便亏本卖、买流量，没有转化也没有用。”从电商平台公布的数据看，中小商家群体的规模不在少数——截至2022年12月，抖音小店商家店铺数量为180万。这是支撑代运营机构得以存在的市场需求，也从侧面印证了代运营行业存在的合理性。目前各大电商平台也针对各自生态上的代运营服务商发布了行为规范。据淘宝商家服务市场规则中心所发布的《代运营服务类目管理细则》显示，代运营服务商入驻需进行能力评估，三家代运营店铺中如有一家4钻及以上淘宝店铺或一家任意级别天猫店铺则优先通过审核。同时还规定，代运营类目下不得发布摄影、设计、客服外包类服务，并表示将会以平台暗访、服务商举报、商家举报等方式进行监管。抖音电商《服务市场类目管理规范》中也提及，提供店铺代运营服务需提供至少两家合作店铺名称、两家代运营后台登陆截图、一份店铺代运营合同；提供抖音账号代运营服务需提供抖音账号定位包装、优质内容策划、蓝V认证服务才能被认定为具备账号代运营能力。除此之外，两者都会对企业营业执照、团队阵容配置、成功案例等信息进行审核。商家需小心“避坑”在签约25天后，唐旭合作的代运营机构终于同意为其退回部分款项。听从律师的建议，他也不再考虑上诉。这也正是非正规代运营机构希望看到的结果。上述前业内人士指出，在遇到纠纷时公司倾向于将矛盾引导至合同纠纷的方向。一方面会有一部分合同金额较小的客户怕麻烦而放弃争取；另一方面，在多部门提前协商且有公司内部法务人员支持的情况下，诉讼并非不可接受。太琨律创始合伙人朱界平律师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由于合同条款约定的不明确性，在发生纠纷时，商家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支持的难度可能会更大。陈虹则仍在争取中。据她所说，身边像她一样情况的人还有很多，且大多是居家时间比较久的宝妈。她们曾试图通过前往代运营公司注册地当面要求退款，结果发现天择点金（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10月因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界面新闻试图以线上形式联系天择点金，但从天眼查上找到的公司电话号码均非公司法定代表人所有，邮箱地址也显示“不存在”。查询各地警方通报信息可以发现，以网店运营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例不在少数。2022年3月，山东临沂警方曾打掉一个特大诈骗犯罪集团，该团伙专门寻找销量较低的网店，谎称可代运营提升销售额，骗取受害人财物，自2019年起共实施诈骗350余起，涉案金额2000万余元。除山东临沂外，如山东泰安、江苏南京等警方都曾破获以培训开设网店、帮助运营、流量扶持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回顾自己此前的从业经历，陈明建议商家在签约前要计算清楚需要支付给代运营机构的推广费用，并计算推广费用与销售额的占比，以店铺的毛利率为标准去衡量这一占比是否合理；在签约时，商家要注意同机构协商好解除合同、退费的条件；面对“亏损起量”的运营方案时，也要同代运营机构明确亏损的周期具体有多长。“代运营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服务，在服务行为和服务成果上均不是特别好衡量。”朱界平律师提醒商家，“要想维护自身利益，在签订代运营服务时，一定要对每一个细节进行约定，需要专业人士参与，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合同目的（合同双方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的实现。”（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唐旭、陈明、陈虹为化名。）...

细胞肉在推向餐桌的过程中，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一块顶级和牛摆在面前，你能分清是人造肉还是真牛肉吗？食物圈的“科技与狠活”来了——利用细胞培养肉技术，细胞肉企业能够做出营养成分达到科学配比的肉产品，还能根据消费者需求做出定制化的产品形态：例如定制澳洲和牛牛排的等级，无论是M3还是M9级别，其牛排产品的成本和销售价格都接近真肉。且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跳过饲养动物的漫长周期，还能避免屠宰动物的血腥——一番合理的憧憬，继植物基融资潮之后，起步较晚的人造肉赛道中的细胞培养肉板块也开始站上风口。据美国推广新替代蛋白的行业研究机构好食研究院（Good Food Institute）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球共约有107家专注细胞培养肉开发的初创公司，仅2021年就新增21家；到2021年底，累计吸引投资逾19.3亿美元。在国内，细胞培养肉公司晨熙新创、CellX、Avant Meats、周子未来，以及极麋生物均已完成融资。不过，制造成本高和消费者接受程度不高的现实，一直是这个行业的拦路虎。且在人造肉行业中，植物肉在消费市场上的表现也并不如意，在此“阴影”下，创业者和投资人如何看待诸多光环加持的人造肉？相关企业又将如何在繁杂的中国餐饮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01 资本催熟人造肉？从动物身上获取肌肉组织，从中提取干细胞，将其放入反应器中，添加支架材料，使干细胞附着在支架材料上生长，并以营养液为其生长提供养分。这样仅需要3到4周的时间，单颗细胞就能在体外扩增，在实验室环境下扩充到肉的形态。而在未来，人们还能通过微创手术这种不影响动物生存的方式，提取动物身上的干细胞。甚至只要有一定的细胞库，实验室在4、5年提取一次干细胞，就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细胞肉，并最终被端上餐桌。图 / 细胞培养肉制备流程图，极麋生物提供“这是可以‘积德’的事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跳过饲养动物需要的漫长生长周期，还能避免屠宰动物的残忍和血腥。”蘑菇街CEO陈琪了解到细胞肉公司极麋生物创始人曹哲厚在做细胞培养肉时，很快便促成了该公司的种子轮投资，以表示对“万物友好”的行业的支持。2022年11月，极麋生物又完成2000万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由梅花创投和番茄投资共同领投，绿叶投资、佳沃创投跟投。在国内，继植物基融资潮之后，起步较晚的人造肉赛道中的细胞培养肉板块也开始被资本关注。“我觉得细胞肉的融资氛围还不错。现在细胞肉行业要发展，且在环境保护和碳中和、碳达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各国都在设置碳中和目标，细胞肉在生产过程中能够高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曹哲厚认为，在此背景下，细胞肉行业将快速发展，他预计2026年公司实现整体初步商业化规模生产。植物基赛道的加速火爆已经验证了资本的力量。事实上，仅2020年国内针对植物基公司的投资事件多达21件，这也让植物基赛道迎来快速发展。“我们最初投资植物基企业时，曾判断国内植物基市场要经过5-7年的发展时间，才能达到如今的融资态势。但实际上这个过程仅用了3、4年的时间。”专注于替代蛋白市场投资的道夫子食品国际公司（Dao Foods International）的共同创始人张涛向「创业最前线」表示，他感觉在一定程度上，资本正在“催熟”人造肉赛道。据了解，道夫子已经在今年早期招募和投资了道夫子创业基金的第3期公司，目前正在进行4期公司的招募和签约工作。目前，除了早期投资的植物基公司星期零外，其还通过创业基金投资孵化了细胞肉公司晨熙新创（NewDay Farm）、微藻蛋白原料公司食朴科技（ProTi Tech）、植物基烘焙公司零极限（Zero Limit）等近20家替代蛋白相关企业。张涛从6年前就已经关注中国的替代蛋白领域，刚开始，他创立的道夫子计划从事一些国外产品的市场引进。在对国内替代蛋白市场做了1年调研后，张涛认为中国市场需要自己本土的企业和产品，再加上他一直从事专注中国的影响力投资工作，于是他决定把重点放在“替代蛋白”创业企业的投资孵化上。在这6年间，张涛见证了人造肉概念的兴起，他明显感觉到，国内的人造肉市场虽然依旧处于早期，但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我们当时花了1年的时间，在国内做可行性调研，当时我们跟很多人谈‘植物基’、‘替代蛋白’的概念时，大家不是不懂就是将植物基产品当做传统的素食生意。”张涛回忆，包括道夫子2018年在北京举办的植物基美食节，虽然两天的活动有上万人参加，但参展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传统素食公司。但如今，随着植物基和细胞肉相关创业公司的不断成立，以及年轻消费者对替代蛋白理解的升级，市场对人造肉都已经逐渐有了新的认知。参考近几年植物基市场的发展速度，似乎可以预见，在资本的加持下，细胞肉行业也即将迎来快速发展。02 成本是拦路虎国内的人造肉行业貌似一夜壮大，但事实上，不管是植物肉还是细胞肉赛道，如何降低价格、完善肉的口感与质地，都是挡在人造肉行业面前的拦路虎。从2013年国外首个细胞培养肉产品的几十万一公斤到现在的千元级别，细胞培养肉的成本已经实现近百倍的下降。但这显然还不够，如今一公斤屠宰生牛肉的价格在100元左右，而当前国内企业生产一公斤细胞培养肉的成本却在8000元至万元之间。曹哲厚坦言，细胞肉的成本一定要到达临界点，比如将价格降低到100元一公斤，才有可能在大众范围内推广，不然永远只会停留在实验室。据了解，细胞培养肉的各个生产环节都尚有降低成本的空间，而最关键的两个环节在于培养基和细胞放大工艺上（“工艺放大”的目标是在细胞培养规模逐渐扩大的情况下,保证细胞在相对恒定的环境中稳定的生长）。各家企业也在尽力攻克相关技术，从而降低成本。在前期，极麋的培养基成本高达2000元/升。在今年，极麋通过大豆、玉米等低成本食品原料提取天然提取物去代替传统细胞培养基中的关键成分，已经将培养基成本降至100元/升。图 / 细胞培养基制备，极麋生物提供未来，极麋还会继续寻找更廉价的食品级别的培养基原料，从而在原料上降低成本，并在明年冲击20元/升。极麋还计划在2026年实现培养基预估成本7元/升，细胞培养肉成本预计达到百元级别。此外，曹哲厚透露，细胞培养肉还可以从细胞系优化，让细胞种子性能更强，从而降低细胞肉的生产周期和生产成本。但细胞肉行业想要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仍需要解决不少问题。细胞肉行业现在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未来如何提高技术水平，进入到真正的生产阶段后，是否有与之匹配的上下游和配套硬件实现工业化生产，这都需要长时间的发展。而细胞肉产品成功降低成本之后，如何实现商业化也未可知。毕竟，国内的植物肉赛道并没有成功打开市场。而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人造肉销售额同比增长45%，而到了2021年，全年总销售额却下降了0.5%。与此同时，“人造肉第一股”Beyond Meat因为业绩不佳、裁员等因素，股价已从历史高点的239.71美元降至11.83美元。该公司首席执行官Ethan Brown曾表示，现金紧张的消费者不再购买Beyond Meat的汉堡、香肠和鸡肉替代品，而是购买更便宜的蛋白质。「创业最前线」通过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查询发现，Beyond Meat的226g汉堡和454g牛肉价格高达254.7元。一方面，植物肉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植物基产品无论是成分还是口感，都无法做到替代肉，这让植物基赛道在国内市场的商业化也处于探索阶段。“人造肉行业是很热闹，但其口感需求还远远没有达到国人的要求。”在品尝过植物肉产品后，不止一位消费者向「创业最前线」表示，市场上的植物肉不仅不如真肉紧实，口感也不能和真肉媲美。“颗粒感重，能品尝出用太多调味品去掩盖豆制品的味道，且豆制品的味道依旧很重。”有消费者表示。此前多家曾售卖植物肉产品的餐饮门店也曾表示，植物肉产品已经下架很久，因为喜欢吃的人特别少，一天只能卖一两个。张涛也直言，在刚开始，因为技术成本的原因，植物肉价格可能会高一些，这并不影响愿意尝鲜的用户购买产品，“但你的价格如果持续很高，同时产品味道和口感却不到位，对于大众消费者来说，不仅不合理，也不会让其产生长期购买的可能。”不过，植物肉的惨淡前景似乎并未磨灭细胞肉从业者的信心。曹哲厚并不担心细胞肉的商业化问题，他觉得细胞肉是更有可能替代传统屠宰肉的技术路径。毕竟，大多数消费者还是希望能够吃到动物的蛋白，而且从营养角度也更健康。张涛则表示，在价格之外，人造肉最终能否取代生肉市场，需要看它是否能成功征服主流消费者的味蕾。不过，如今国内植物肉发展还处于早期，在产品研发和技术驱动方面其实想象力空间还很大。而且，从宏观角度看，无论从环保、食品安全，还是健康角度，甚至国家层面的蛋白安全而言，替代蛋白都是大势所趋。03 打响持久战“将来，我们还可以探索不同的物种，比如消费者或许会吃到羚羊、长颈鹿甚至犀牛肉。”曹哲厚向「创业最前线」描述着未来细胞肉的食用场景，“我们还可以通过菌菇等不同的原材料培养基调整不同风味的肉品，从而实现菌菇口味的牛肉。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根据消费者需求做出定制化的产品形态，比如澳洲和牛牛排。”不过，想要实现这些场景，需要创业者们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我们正在尝试做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压力会比较大，但我们有信心打通细胞肉的生产链条。”曹哲厚在与「创业最前线」交流时多次强调，想要做到这样的“未来肉”还需要很长时间。事实上，我国农业农村部虽然在去年底发布了《“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并首次提到，细胞培养肉和其他人工合成蛋白是未来食品制造中值得关注的重要技术。但至今，细胞肉消费市场在监管层面，还没有相应的监管政策。据了解，在监管方面，针对细胞肉消费市场，目前新加坡已有法规准入。在今年11月16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最新宣布，该机构首次批准了由人造肉企业Upside Foods生产的用鸡肉细胞培育的肉制品供人类食用。即便如此，FDA也只是完成了对Upside Foods产品的安全性评估，但在监管层面不代表其产品得到批准公开售卖，想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监管程序要走。而在国内，细胞肉更是还没有开始销售，所以我国细胞肉不管是技术层面还是监管角度，都落后海外。“我们预计美国在近半年内应该就可以销售细胞肉了。而中国我们希望能够在3-5年的时间内可以开始进行销售，或者发布相应的监管政策。”曹哲厚表示。不仅是监管层面面临未知，细胞肉企业如何打破国人对“人造”的心理戒备，更是一大难点。“放着天然的东西不吃，吃一堆化学添加剂，叫发明人造肉的欧美国家自己留着吃吧！”有不少网友在细胞肉相关新闻下这样评论。事实上，大多消费者会认为吃屠宰肉比较正常，但吃人工培养的产品，在心理上就会有一些不舒服，因为大部分消费者第一关注的不是环境保护问题，而是自己吃进肚子的是什么东西。在这种背景下，细胞肉在推向餐桌的过程中，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曹哲厚也表示，整个行业需要联合起来做科普，建立一个透明的渠道，让消费者知道什么是细胞培养肉，生产过程如何，里面有哪些添加物质，营养也可以通过可控和稳定的生产方式获得。“总结来说，我们需要有足够强的产品力，能够让愿意尝试的消费者对细胞肉更有想象，从而完成复购。”张涛也表示，植物肉和细胞肉赛道如今都尚处于早期阶段，投资人和创业者需要做好长线投资创业的准备。“和植物基相比，细胞培养肉产业的跑道更长，除了监管和消费者心理方面的挑战之外，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不只需要在技术研发上降低成本，在供应链生产端也有诸多难题需要攻克，往前走工业化生产方面的挑战和相关问题会尤为凸显，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原料供应、生产设施以及食品安全。”张涛说道。而曹哲厚则强调，当下的细胞培养肉赛道与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的电动汽车发展非常相似。从市场接受度的角度来讲，尽管消费者仍需要经历一个接受的过程，但这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换言之，人造细胞肉走向人类餐桌，仍是一场持久战。...

幸卫林这场历险是从2022年9月开始的。此前，他曾在贵州多家电视台的电视购物频道从事经营工作，又创办了自己的旅游品牌公司，在全国拥有了142家门店，身家上千万元。幸卫林身家千万。这是以前经营公司业务时的照片疫情前后，境内外旅游市场受到影响。2022年9月，幸卫林在出差途中遇到了一个旅游行业的同行，后者热情地向他介绍泰国的旅游项目。考虑到泰国将在10月1日全面解封，幸卫林判断，出境游一定会大火。他决定赴泰国考察。没想到，刚一下曼谷的飞机，他就被烟雾迷晕，随后被绑架，卖到泰缅界河对岸的妙瓦底地区，被迫从事诈骗。2个多月后的一个凌晨，他跳下5米高墙，造成多处骨折，又被村民、黑警察、土军官多次试图转卖。前前后后，幸卫林花了近20万人民币，终于越过边境河，进入泰国移民局。在这里，新的一轮勒索敲诈又开始了。被迷晕，被绑架，遭贩卖按照幸卫林的计划，他本应该在2022年8月31日去湖南长沙出差，9月2日返回贵阳。回程机票订好后，贵阳疫情严重突然封城。回不去贵阳，9月5日，幸卫林离开长沙，去昆明谈生意。去昆明的火车上，他认识了自称搞旅游的同行杨飞，后者聊到泰国的旅游市场，一下勾起了幸卫林的兴趣。幸卫林看了新闻，证实了对方所说的情况：泰国的确将在2022年10月1日全面放开，也不用做核酸。下车前，双方留了电话。几天后，杨飞打来电话，热情介绍了泰国考察旅游项目。新冠疫情以前，幸卫林自己的公司也开发过不少泰国旅游路线，生意非常好。那些年，“出境游才是我们的利润点”。但两年多的疫情几乎“腰斩”了出境游。幸卫林判断，大家憋了这么久，防疫政策放开后，生意一定会大火，加上之前境外游的合作伙伴都转行了，幸卫林决定，直接去泰国一趟。“我联系好了，到了会有人接你。”杨飞说。9月21日，幸卫林从香港飞泰国曼谷。因为是晚上的航班，走出机场，已是凌晨。9月21日从香港机场起飞时，幸卫林还意气风发，决心在泰国开拓旅游市场泰国的旅游签证是与酒店绑定的，幸卫林提前订好了酒店和往返程机票。但泰国方面的合作伙伴打来电话，很热情地说一定要来接他，还以“你订的酒店不好”为由坚持要为他安排住宿。在国内做生意期间，幸卫林就经常与人结交朋友，合作伙伴安排吃住行很正常，对方又实在太热情，幸卫林就在机场二楼的出站厅上了来接他的车——一辆泰国车牌的丰田越野车。车上除了女司机，还有两个“说普通话的中国人”。事后回想起来，幸卫林不确定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到了缅甸我才知道，很多缅甸人也会说中国话（缅籍华人）。他们自称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专门来接我。”此时，幸卫林还不知道，他已经上了一条境内境外连通的人口贩卖产业链“贼船”。在车上聊了一会儿，有人抽起了烟，烟雾飘过来，不久，幸卫林就泛起困意，昏睡过去。等他醒来，已经到了泰缅边境界河默伊河（Moei River）。船上四个皮肤黝黑的人，说着咿咿呀呀听不懂的语言。过了河，一辆商务车里下来两个持枪军人。看到他们军装的肩章上有缅甸国旗，幸卫林才知道，自己到了缅甸。后来又被带到一个园区，他才知道，这里是妙瓦底市。“我心里一下子就慌了！”幸卫林说，“我之前在网上看过报道，知道这里是国际著名的网诈、贩毒、人口贩卖集中营，来了生不如死，很难回去的。”“不要幻想，没人能救你”幸卫林被卖给了园区里一家网诈公司，“老板是正宗的中国东北人”。安顿好后，老板劝他，“啥也不要想了，好好工作”。公司里几个中国人把他的护照、手机收走，但没有动他身上的现金。幸卫林被安排住进一个八人间宿舍，宿舍楼是两层的活动板房。一个星期后，幸卫林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求见老板，准备谈判赎身。他对老板说，“我之前在新闻上看到过这里的情况。你们要多少钱？要赎金的话，我叫家里人打过来，你们放我就行。”幸卫林还说，自己的手机上也有钱，可以直接转账。一听幸卫林“要手机”，老板勃然大怒，从保险柜里取出幸卫林的手机，当着他的面，用锤子砸烂了。那台苹果13Pro，是2022年7月才买的，花了9600多元。老板警告他：“不要想着跟任何人联系，也不要幻想着有任何国家、任何人能救你。没人能救你！好好工作，什么也不要想。”从2010年至2019年，东南亚各国的网络诈骗集团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出国从业，多为十几岁到30岁的年轻人。但在2018年后的国际联合执法行动和疫情影响之下，东南亚网诈产业面临严重的“用工荒”问题，从而刺激了绑架、人口贩卖犯罪的加剧。幸卫林这样的“大龄人士”也进入了被绑架、用工的范围。幸卫林只能被迫参加网诈培训。配发的工作手机上，安装好了聊天工具。从手机被砸那天起，幸卫林就开始琢磨怎么逃跑。为了获得手机，他只能答应工作，以便能在园区里自由活动。他仔细观察环境，发现园区内保安很多，门口都有当地军人持枪守卫。妙瓦底，一个近几年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地方。因为地方军自治，缅甸中央政府无法管辖，这里成为继缅北之后，一个新兴的网络诈骗、毒品贩运、洗钱、人口贩卖的“犯罪天堂”。最近两年，妙瓦底的“KK园区”受到国际刑警组织和各国媒体的高度关注，被称为“猪仔地狱”“死亡终点站”。幸卫林进的这家公司从事的，是几年前非常猖獗，现在已有些过时的“杀猪盘”诈骗。这种诈骗，要求从业人员从国内的各个社交平台UP主账号盗取大量照片，虚构一个身份，到处加微信、聊天，聊成情侣关系，骗取（异性或同性的）感情和资金。虚构身份的关键在于“养号”，即每天发布朋友圈、社交平台状态，加强虚拟身份的真实感。一般会发给每个员工十几甚至20多个手机，同时养号、钓鱼。按照“师父”的指引，幸卫林的人设是“深圳的、30多岁的、开红木家具厂的成功人士”。但因为他打字慢、不愿骗人，一个月培训后正式工作，他没有出成绩。之后，他还感染了新冠病毒。幸卫林的“同事”中，短的干了3年，长的干了9年。他私下问过一个人，“关这么久，你不想跑吗？”对方回答，“跑不了的。跑出去还会被抓住的。”其中一个25岁的广西女孩，21岁就被骗到东南亚。4年来，她被转卖多次，经历过不同的网诈公司和犯罪集团。三个月前，该女子从KK园区被卖到这家公司。“只要不好好工作，三个月没出业绩，就会被打到半死。”这个女孩曾经被送去医院，花了10万泰铢（约2万人民币），才被救活过来。接着，公司打算把她转卖出去。另有一个30多岁的四川男子，在老挝的大街上被绑架，老板以30万人民币的价格把他买了过来。“他最初应该是偷渡出来的，回不去了，被卖来卖去，耳朵被打得有点背。”跳下5米高墙，摔断腿“一定要通知家人，向家里人求救。”幸卫林盘算着。他用工作手机偷偷登录自己的微信账号。系统要求两个微信以上好友验证，幸卫林记得儿子和侄子的手机号，恢复了微信通讯录，与国内联系上。他的儿子、姐姐向贵阳、毕节两地警方报警，并向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求救，得到的回复是：“只能自救自渡”。幸卫林理解其中的困难。妙瓦底与缅北相似，被地方政府军控制，“现在正在和缅甸政府打仗，我在园区里，都能听见附近1公里的枪炮声。”相比缅北，妙瓦底甚至更没有契约精神，可能国内付了钱也不会放人。公安机关告诉幸卫林的儿子，“最近3年，就没有从妙瓦底救出去过一个人。”与缅北各邦不同，妙瓦底位于缅甸中部偏南，中国甚至国际刑警组织能够施加的影响很小。借助默伊河，人口贩卖成为与网络诈骗密切交织的一项大产业。“国际新闻报道最厉害的是KK园区，但其实每个园区都差不多凶残。”沿河的20多个码头，每个码头都有若干园区，偷渡、贩卖犯罪极为便利。幸卫林在位于11号码头的园区。2022年11月初，幸卫林第一次尝试逃跑。他患有肾结石，一次肾结石发作后，疼得脸发青。幸卫林说，他怕吵着别人睡觉，跑到外面的二楼。但当时身体状况不好，他没敢跳下去。11月13日，他终于成功了——住宿舍时，幸卫林多了个心眼，以“年纪大了，不喜欢吵”“空调干扰”为由把自己的铺位用帘子封得严严实实，因此有了一定的私密性。当天凌晨5点，他偷偷起床，从二楼爬上一处板房房顶，跨上园区围墙，跳了下去。围墙高达5米。跳下去后，幸卫林一阵剧痛，右腿骨折，在草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腿又肿又疼。逃离时，他特地带上了两部工作手机。幸卫林右腿骨折，接受缅甸医生的止疼针。受访者供图公司规定早上9点半上班。幸卫林担心，一旦上班时间不出现，被发现逃跑，他可能会被打死、枪毙，或打残后转卖。看着天光变亮，他愈发恐惧。“那是我最绝望的时候。”早上7点多时，附近一对父子外出干活，幸卫林立刻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们一看就明白我是跳墙逃出来的”。语言不通，幸卫林就用双手比划，以4000泰铢（800人民币）的费用，求对方将他带离，送去医院。这对父子迅速给他找来本地人的衣服穿上，做了简单伪装，又给他戴上头盔，骑摩托车把他带走。路上，对方打电话，幸卫林以为是在联系医院。没想到，半路上来了一辆黑色哈弗两厢车，下来一名警察。“警察让我下车，上警车。但我确实动不了，他以为是我不愿下车，就从车上提了一把冲锋枪过来，又亮了一下工作证，比划着说自己是警察。”幸卫林被扶上警车，送到一个偏远村子的“村委会治安所”。看他疼得厉害，当天晚上，警察让当地人找来医生。在幸卫林的请求下，他们还联系了一个叫“高总”的中国人。高总自称人在仰光，懂缅语，询问了幸卫林的情况后，“高总”让他写了几段文字，配成视频发过去，并称，“要向公司的北京总部汇报一下情况”。第二天，警察又把幸卫林带上车。幸卫林打电话向“高总”求救，“你不是说要救我吗？”后者回答，“昨天晚上，整个妙瓦底的军队都在找你。没办法，不敢收留你。警察会送你去曼谷，警察局会保护你的。我们也在想办法。”事后幸卫林觉得，“我是被他利用了。他用我的事，去增加他们公司在国内的政治资本。”“这里几乎没一个好人”幸卫林遇上的是一群缅甸“黑警”。头一天被拖上车时，他身上价值2万多的Gucci手表、1万多泰铢就被收走了。之后，警车带他绕来绕去，到一个商铺前，跟一辆商务车上的人“谈生意”。一名黑皮肤的缅甸华人翻译说，要带幸卫林去“工作”，问他愿不愿意。幸卫林说，“我腿摔成这样，就是为了不做诈骗，不愿工作，才逃出来的。你看我这样子能工作吗？养伤起码都要半年以上。”对方犹豫时，幸卫林又问，“你们打算把我卖多少钱？”对方回答，30万人民币。幸卫林问，“你看我现在值30万吗？”对方摇摇头，走了。黑警又打了很多电话，送他去了几个地方。因为“没用”，幸卫林一直没卖出手。后来，黑警把他交给了一伙缅甸军队武装。虽然翻译总是尊称这名军官为“将军”，但幸卫林觉得，此人只有60多个士兵，充其量是个“上尉”。将军找来医生，给他做了基本处理。但除了止痛针有效外，其他处理也没起到什么作用。骨折的疼痛，满是蚊子的床铺，幸卫林睡不着也吃不下，身体暴瘦。在“将军”家里，幸卫林与“将军”、士兵合影这位翻译也有中国血统——母亲是福建人，父亲是缅甸果敢人，18岁以前，他在中国长大，还自称在福建当过森林武警。“他说，妙瓦底的最高行政将军都下了命令，不准买卖中国人。”那段时间，幸卫林很容易相信类似的话，并把对方当作救星。但没过几天，这个翻译，甚至那个“将军”都打算把他卖掉。“我才知道，这里从军人、警察到本地老百姓，几乎没一个好人。”他们叫了几拨人过来“看货”。但幸卫林受伤严重，售价从30万人民币降到20万，还是没人买。幸卫林就跟对方谈判，让家人打款8万人民币，请将军放了他。将军同意了。赎身后，幸卫林终于在11月27日得以渡河，入境泰国。“我之前看过不少新闻，知道到了泰国也不好过，但毕竟能离开缅甸，而且我有伤在身，泰国应该会好好待我。”登陆时，泰国军警阻止幸卫林上岸。幸卫林打电话联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清迈领事馆，清迈领事馆的领事与军警通话后，他得以上岸，被送到泰国湄索移民局。湄索与妙瓦底隔河比邻，湄索移民局常年处理来自妙瓦底的偷渡人员。移民局人员看幸卫林受伤严重，将其送往医院，但“一进医院就开始谈钱”。幸卫林交了5万泰铢（约1万人民币）检查费，住院一个星期，花了4万多泰铢。12月2日，幸卫林不想住院了。“医院说我得做手术，不然腿会残废。但手术要花20多万泰铢，就是5万多人民币。这里又没人照顾我。”幸卫林要求护士打电话给移民局，希望早点离开。12月3日至12日，他被关在湄索移民局，13日被送往曼谷移民总局。在缅甸花费高价，得到简单医治后，幸卫林坐上了轮椅。受访者供图相比之下，幸卫林觉得在湄索移民局反而不错，每个房间人不多。到了曼谷，他在一个被称作“临时隔离点”的篮球馆待了3天。“一个篮球馆关了来自几十个国家的300多人，每个人连一平方米的位置都没有，很糟糕。”因为坐着轮椅，拄着拐杖，12月16日晚，幸卫林被正式转移到曼谷移民局。这里条件依然不好，一个大房间，关着来自十几个国家的100多人，“缅甸人最多，占了80%。”在曼谷移民总局，用手机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幸卫林每天要交1200泰铢（约240元人民币），才能拿到自己的手机。“为什么他们愿意关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消费主力。每天，用手机要1000多泰铢，吃饭几百泰铢。”幸卫林说，移民局里还有5人住一间的VIP房，月租金5万泰铢（1万人民币）。这些有钱人也会被高价勒索。“旁边有个VIP房里住着一个中国老板，听说要20万人民币才可以保释出去。”幸卫林每天用手机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给大使馆打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个电话”。其中有20个打通了，大使馆对他的情况做了登记，但依然没有消息。幸卫林说，12月19日，他的朋友通过泰国移民局关系找了领导，来给幸卫林做笔录，资料已经反馈上去了。“第二天大使馆就收到我的反馈，但现在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在移民局，要拿到一张回国申请表也要大出血。“开始一张1600泰铢（330元人民币），我问过大使馆，大使馆说表格不要钱。但后来，表格炒到1.2万泰铢（2400元人民币）。”幸卫林说，“即便这样，他们还不愿意给。因为你住在这里，每天都要消费。”幸卫林盼望着早点回国治疗，“再拖下去，我这腿估计要残废。”幸卫林右腿受伤严重。受访者供图发朋友圈讲述遭遇2019年，幸卫林利用在电视台工作时积累的丰富人脉和资源，创办了自己的“贵州视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贵视旅游公司”），在做旅游产业的同时，公司还做电视购物、直播带货业务。几年前，他离了婚。他说，离婚时，自己几乎“净身出户”，但目前，贵视旅游公司在全国有142家门店，加上贵阳的4套房子，两台车，以及仓库货物，他的身家至少在1000万以上。从8月31日起，幸卫林已经离开贵州4个月。过去，他的朋友圈有时一天发四五条。9月21日，他的朋友圈显示在香港国际机场，配发的视频里，他拿着护照和机票，配文写着，“贵视旅游带你游泰国，即将在泰国直播”。此后，他从国内朋友的视野中“失踪”了。即便用工作手机登录了微信，他也一直对国内亲友严格保密自己的遭遇。9月27日，为了显示“存在感”，幸卫林发了两条无关痛痒的视频号朋友圈。10月1日，他用截图的方式解释，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因此包括支付宝在内的账号被冻结，无法转账，正在等待公安机关查实后解冻。“请大家勿担心勿念。只是暂时失联，不是失踪！”——这是身陷缅甸期间，幸卫林用工作手机偷发的两次朋友圈。所谓“银行账户被冻结”，幸卫林说，因为9月5日贵阳封城，导致前面的几批旅游路线停发，而100多家门店的旅游款已经打到总部。接到游客投诉后，幸卫林需要向供应商返款80%，因此当天转出了100多万款项，再由供应商退还给游客。他的银行卡因“被怀疑遭遇诈骗”被冻结。在此期间，幸卫林每两三天切换一下微信账号，告诉家人自己的情况，只与两个核心管理人员保持沟通，“遥控”公司的正常运转。“每次只敢登半个小时左右。只能处理最重要的事情，不可能每个人都回复。”当家人向公安机关报警时，公安人员根据“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认为幸卫林是主动去境外从事诈骗，让家人转告，“让他尽快回来投案，接受调查。”幸卫林哭笑不得。“我巴不得赶快回去，回去坐牢也有个期限，比在这里随时会死掉强。”他甚至想使点小聪明，让朋友去起诉他“诈骗”，“我想让国内刑警通过国际刑警把我弄回国，就算判刑坐牢，查清后还能放了我。”但事后他明白，这个想法幼稚且不可能实现。在曼谷相对稳定后，12月21日、23日、28日，幸卫林才开始在朋友圈公开自己的遭遇。12月21日的朋友圈中，幸卫林用9张照片和1700多字，向国内的亲友、合作伙伴全面解释了自己在缅甸和泰国的遭遇：12月21日，幸卫林用2000多字，首次在朋友圈公开讲述自己的遭遇“66天的缅甸被绑架经历划上句号。才知道人生最奢侈的是人身及生命安全，自由和尊严。花费了近20万，身体减重42斤，从150多斤到一百零几斤，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二十几岁的身材。”幸卫林还呼吁国内的亲友，帮助他打电话向曼谷大使馆求助，“让他们早点给我开具《回国证明》，我就可以买机票回国了”。同时，他在这几条朋友圈下的评论里不断感谢某些华侨商会和会长，以及“周总、崔总”“谯总”“王总”。12月23日的朋友圈里，幸卫林发布了公司门店和以前公司活动的图片，称“周六将正常开门营业，贵视旅游总部的一切工作正常，公司一直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同时他还写道，“感谢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这次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也感谢那些害我的人和这次事情中对我落井下石的和趁机远离我的人，因为这是人性的自然显现，不怪你们。幸卫林还没死，相信也还能东山再起。”12月23日，幸卫林在曼谷移民局里“遥控”公司，称“贵视旅游总部一切工作正常，公司一直处于正常运转状态”之所以一直保密，幸卫林说，是怕生意受到影响，给总部员工、142个门店以及生意伙伴们增强信心。“一旦知道你出事，其他同行就会趁机而入，来挖你的人，挖你的门店。”幸卫林说，陷入妙瓦底的头一个月，家人还到处报警、找关系，希望把他救出来。但看多了妙瓦底的新闻，亲友们开始接受现实，“包括我家人、朋友，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逃得出来，觉得我这辈子肯定回不去了。”甚至有亲属开始考虑把他名下的房产拿走。但也有家人在支持他——他的大姐、儿子为了帮他摆脱险境，几次转钱给他，合计七八万。还在缅甸时，幸卫林就通过儿子代理公司业务，“遥控”生意往来现在，幸卫林的右腿、脚关节骨折还未康复，腰部神经压迫，胸前软骨突出。他担心残废，也担心妙瓦底的网诈集团动用关系和手段，把他从泰国移民局再次绑走。但他还在朋友圈，给别人也给自己打气：“熬过了很多苦难！希望如期而至的不只有旅游的春天，还有疫情过后平安的所有人！”记者最近一次收到幸卫林的消息是在12月31日——2022年的最后一天，他说自己在老家贵阳开阳县政府和大使馆积极运作下，已经被保释出来，并买了机票，将于1月5日从曼谷飞回昆明。...

2022年底，又一家券商董事长变更了。2022年12月30日，券商中国记者获悉，万和证券原董事长冯周让已到法定退休年龄，辞去万和证券董事长职务，在董事长缺位期间，该公司董事会推举董事周云福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2022年是券商董事长密集变更之年，券商中国记者根据Wind、公司公告等信息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0家券商发生了董事长的变更，这还不包括董事、总经理等高管的变动。具体来看，券商董事长变动的原因较为多元，包括到龄退休、股权变化带来董事长变化，经济低迷之下，券商更换董事长寻求业绩起色等。万和证券董事长变更2022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券商董事长仍然在变动。2022年12月30日，记者从万和证券获悉，万和证券原董事长冯周让已到法定退休年龄，辞去万和证券董事长职务，在董事长缺位期间，该公司董事会推举董事周云福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万和证券表示，该公司将依法向海南证监局提交冯周让辞去公司董事长和董事职务，以及推举该公司董事周云福代行董事长职务事项的备案材料。上述相关人员的变动，对该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资料显示，万和证券经纪有限公司于2002年1月在海南省海口市注册成立，2016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变更为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尽管注册地在海南省，但是万和证券从股东性质而言，却是深圳国资的旗下企业。该公司官网披露，万和证券的前五大股东均为深圳国资背景，第一大股东为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持股53.09%，第二大股东为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4%；第三大股东深业集团持股7.58%。此次到龄退休的冯周让，曾担任世纪证券副总裁、万轩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上海信宏达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珠海中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分管证券）、海南国际租赁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等。2022年超20家券商董事长变动万和证券董事长变动，只是2022年以来券商高层频繁变动的一个结尾“注脚”。据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至少有20家券商的董事长发生了变动， 既包括申万宏源、中国银河等头部券商，也包括长江证券、中泰证券等中型券商，还包括万和证券、万联证券等小型券商。变动原因较为多元，包括到年龄退休、组织内调动、行业内跳槽、业绩压力被动离职等。具体来看，券商新任董事长包括：申万宏源刘健、国元证券沈和付、长江证券金才玖、中泰证券王洪、财通证券章启诚、东兴证券李娟、红塔证券景峰、中银证券宁敏、光大证券赵陵、中国银河证券陈亮、世纪证券余维佳、银泰证券刘强、诚通证券张威、万联证券王达、民生证券景忠、野村东方国际证券王仲何、五矿证券常伟、英大证券段光明、恒泰证券祝艳辉、万和证券周云福。就2022年12月而言，除了万和证券，就有包括国元证券、中泰证券等发布人事变动公告，迎来新的掌门人。2022年12月8日，中泰证券公告，选举王洪为董事长，原董事长李峰已经在2022年8月出任山东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2022年12月16日，国元证券公告，董事会换届情况，原董事长俞仕新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董事职务，由沈和付接任董事长一职。至此，国元证券董事长、总裁归于沈和付一人。掌门人变动背后股权大变动除了传统的到龄退休、同业流动，券商董事长密集变动的背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券商股权的密集变动，尤其是多家民营券商逐步变为国有控股券商。近日，九鼎集团转让九州证券股权获得证监会批复，四家武汉国企将成为九州证券的主要股东，而券商中国记者获悉，原长江证券总裁邓晖拟任九州证券党委副书记，这意味着，九州证券的掌门人可能也将在未来发生变化。与之类似，由于大股东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券商董事长发生变化的券商不在少数。2022年3月，证监会核准中国诚通成为新时代证券主要股东，对中国诚通受让新时代证券28.59亿股股份（占股份总数的98.24%）无异议。新时代证券实控人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新时代证券更名为诚通证券。在改头换面之后，来自中国诚通的张威成为诚通证券的董事长。2022年9月，北京西城区国资委旗下北京金融街集团，取代天风证券成为恒泰证券的第一大股东。2022年12月，恒泰证券董事长和总裁均发生变更，由拥有北京金融街集团背景的祝艳辉出任恒泰证券新一任董事长。地方国资方面，江西国资也拿下了民营资本的国盛金控控股权，进而拿下旗下国盛证券的控股权，其中国盛金控的董事长已经由杜力变更为江西交投的刘朝东，预计后续国盛证券的董事长也将发生变动。除了股权变动带来券商董事长变动，一些券商股东直接推荐，也在券商董事长变动中起到关键作用。据悉，2022年2月，长江证券新任董事长金才玖也是来自于股东的推荐。新任董事长金才玖同时担任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根据2021年年报披露，三峡资本为长江证券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为6.02%。而财通证券新任董事长章启诚此前为该券商控股股东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此外，在公司内部选拔提升方面，中银证券、银泰证券等新任董事长均来自公司内部提拔。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券商董事长变动也有一些由“黑天鹅”事件引发。例如，2022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山东证监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冯鹤年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无法履行民生证券董事长等相关职责，因此民生证券推举景忠代行董事长职务，时限为6个月。2022年4月，因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闫峻受到责任追究，辞去光大证券董事长职务。6月14日起，光大证券新董事长赵陵“走马上任”，其此前在光大银行担任副行长、董秘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