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身处南京市西北城区，驱车沿着中山北路前行，远远就能望见一幢高耸的地标性建筑——长航油运办公大楼。　　在这座褐色建筑的映衬下，立交桥前的交通信号灯显得十分醒目，红灯和绿灯的交替，宛如长航油运(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多年命运的写照。　　这家1993年成立、主营沿海和国际航线石油运输业务的公司，早在1997年6月就在上交所上市，却于2014年因连续亏损黯然退市。　　今日(1月8日)上午，历经风雨的长航油运，终于再次敲响上市的钟声，正式成为A股史上首家重新上市的公司。　　然而，苦等了4年多的12万名股东的笑容，在开盘半个多小时后，就因为“ST长油”的连续两次临时停牌而凝固了…　　12万股东笑容凝固！首只重新上市股开盘暴跌35%　　去年底，长航油运发布重新上市公告称，将于2019年1月8日在上交所重新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为“ST长油”，股票代码为601975。　　公告写明，该公司总股数为50.234亿股，本次上市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18.986亿股。重新上市首日，ST长油开盘参考价为4.31元/股，当天不设涨跌幅限制。次一个交易日起，这只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今日集合竞价阶段，ST长油持续走低，开盘跌幅达34.8%；9点31分，当跌幅收窄至28.3%，公司公告宣布临时停牌。　　10点01分，交易恢复，跌幅继续收窄至21.81%，但仅仅3分钟后，ST长油就宣布了第二次临时停牌。根据公告，停牌时间持续至14时57分。　　也就是说，重新上市的首个交易日，ST长油的盘中交易时间目前仅有4分钟，等到下午收盘，也最多只有7分钟。　　长航油运成立于1993年，主营沿海和国际航线石油运输业务，于1997年6月在上交所上市，并在2014年因连续亏损而退市。　　在此之前，因2010年、2011年、2012年的连续三年亏损，该公司股票曾在2013年5月14日被上交所暂停上市。而后，由于2013年继续亏损，这只股票于2014年6月5日从A股退市。身为A股首家退市央企，该公司当时股价为0.83元/股。　　谁最受益？不是“躺赚”的徐翔，而是……　　根据最新公告，ST长油目前股东总数为11.89万户，其中前十大股东持有29.67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9.04%。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回A首日，逾20%的跌幅多少让股东们有些尴尬，但相较于长航油运退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2014年6月4日)的收盘价(0.83元/股)，其实也还“可以接受”。　　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有人认为是前“私募一哥”徐翔。　　原来，在退市之前，长航油运的股价剧烈波动，成交量也异常放大。即便是转到三板交易后，长航油运的股价波动也很剧烈，至2017年2月27日报收4.31元/股，较退市时的股价上涨419%。　　直到2014年半年报发布，人们惊讶地发现，前“私募一哥”徐翔居然成了公司的前十大股东。长航油运2014年半年报显示，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了徐翔的身影，一同出现的还有徐翔的其他家族成员，其父徐柏良、其母郑素贞、其妻应莹的身影均出现在长航油运的前十大股东中，合计买入2200万股。图片来源：截自长航油运2014年半年报　　在2014年一季度的财报上，这些账户还没有出现在前十大流通股东中，也意味着，徐翔及其家人都是在2014年二季度(退市前期)精准介入的，用专业的眼光来说就是“赌重组”。按照长航油运退市前30个交易日的均价0.80元/股的价格计算，徐翔家族投入的资金约为1800万元。　　截至发稿，ST长油的股价为3.37元/股，也就是说，徐翔家族的2200万股持股，到现在已账面浮盈5600多万元。不过，对于包括长油2200万股在内的股票等资产已经被法院查封冻结的徐翔家人而言，这笔浮盈并没有实质意义。　　因此又有观点称，ST长油重新上市，受益最大的可能不是徐翔等“牛散”，而是破产重整时成为股东的多家银行等金融机构。　　根据公告，截至《重新上市申请书》签署日(2018年11月2日)：　　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为长航油运第二大股东，持有3.88亿股，持股比例7.7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和工商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分列第三大股东和第四大股东，持有2.5亿股和2.38亿股；　　此外第五到第十大股东分别为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银行南京分行以及交通银行。　　上述股东结构的形成，与长油退市后实施的破产重整有密切关系。2014年11月底，南京中院裁定批准长航油运重整计划，其中主要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每10股转增4.8股)、全体股东让渡股票及以股抵债(股票抵债价格为2.3元/股)三部分。　　长航油运涅槃，有何启示？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重新上市的前夜，长航油运相关业务负责人李刚(化名)在接受采访时感慨道：“公司从‘央企退市第一股’到‘重新上市第一股’，可以说是‘时也，运也，命也’。”　　“我们1993年成立后一直从事长江流域的油运，市场很稳定。但也正因为如此，2002年起，中石化开始在沿江建设‘三江管道’，建成之后我们80-90%的内河油运业务一下子没了。市场的巨变逼迫长航油运不得不转型。”　　彼时，长航油运选择“由江入海”，即由长江油运向远洋油运转型。　　一方面通过资产重组，长航油运获得了实控人长航集团的全部海上运输资产，待2007年底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证券简称也在2008年初由“南京水运”更名为“长航油运”。　　更重要的则是，通过建造和租赁VLCC，长航油运开始迅速做大规模，扩张运力。(注：VLCC，Very Large Crude Carrier，即“超大型油轮”)　　据统计，2005年至2008年，长航油运签订了至少36艘船舶的建造合同，其中6艘是VLCC。同时，长航油运还签订了20艘油轮的长期期租合同，其中一半是VLCC。截至2008年年底，长航油运总运力达58艘、182万吨载重，是2005年总运力的3倍左右。　　处于国际油运行业的景气周期时，规模效应立竿见影。2008年，长航油运实现营业收入31.92亿元，归母净利润5.96亿元，达到历史顶峰。　　但是，巨大的规模又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国际油运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必将从长航油运的头顶上落下。　　果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国际金融危机，原油需求疲软，运力严重过剩，运价掉头向下。　　但此时的长航油运，已是“船大掉头难”。　　伴随长航油运规模迅速做大的，是债务的急剧膨胀和资产负债率的大幅飙升。2005年到2008年，长航油运的债务规模从6.7亿元膨胀至73亿元，资产负债率从31.94%大幅飙升至61.69%。其中，绝大多数负债都来自于银行贷款。　　特别是造价高昂的VLCC，成为长航油运不能承受之重。李刚说：“我们每艘VLCC的建造成本都在1亿美元以上。而正当国际油运市场陷入低迷之时，我们又恰好迎来交船高峰期，运价和成本的倒挂使得运力越高亏损越大，导致公司2010到2014年连续四年亏损退市。”　　2014年8月6日，长航油运进入股转系统挂牌转让，更名“长油5”后开启破产重整之路，剥离了最大亏损源VLCC船舶，减少了巨额债务负担。　　自2015年开始，前一年还巨亏4.21亿元的长航油运扭亏为盈，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4.79亿元、57.81亿元、37.29亿元和16.9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1亿元、5.29亿元、3.80亿元和1.80亿元。　　在去年年底的重新上市公告中，长航油运进一步预计，2018年全年净利润能够达到2.94亿元，2019年、2020年和2021年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2.25亿元、2.46亿元和2.51亿元。　　李刚表示，“这些年，我们也在反思企业发展过程中，规模、质量、效益的顺序问题。以前我们追求的是规模-效益-质量，现在则要把质量放在首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追求效益，在效益增长的前提下保持适度的规模。”...

摘要：在生命面前，任何企业都没有侥幸的资本。近日，贵州一名19岁女大学生夏丽莎在一场隆鼻手术中疑因麻醉并发症因抢救无效去世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而涉事医院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的母公司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也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夏丽莎姐姐在微博上向利美康发出质疑1月7日，新三板上市公司利美康发布公告表示，因“预计应披露的重大信息在披露前已难以保密或已经泄露，或公共媒体出现与公司有关传闻，可能或已经对股票转让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自今日起紧急停牌。截至目前，事故原因还未有官方通报。根据贵阳市云岩区卫计局7日凌晨发布的“关于贵州整形口腔美容外科医院隆鼻手术患者死亡情况通报”，云岩区卫计局通报称，对于是否存在医疗损害、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问题，正配合省、市卫健部门进行深入调查。营收过亿，毛利率超50%的利美康曾想发红包私了根据公开资料，利美康公司被外界称为新三板“隆胸第一股”，也曾欲冲刺IPO。2018年5月25日，利美康因满足创新层标准，成为创新层企业。利美康的公告显示，公司目前为贵州省内唯一的一家民营三级专科医院，值得注意的是，公告提到，公司的客户以企业白领、公务员、学生、教师为主，80%的客户是20-40岁左右的女性。而在“颜值即正义”的舆论浪潮影响之下，整形美容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为人所接受，利美康近年来业绩也是增长迅速。根据该公司年报显示，2013年、2014年，利美康的营业收入分别为8485.65万元、9520.63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68.72万元、377.37万元;毛利率分别为35.21%、37.57%。到了2016年度、2017年度，利美康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9亿元、2.9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370万元、2465万元，毛利率也分别增长至54%、55%。而正是这样一家不差钱的“土豪”企业，出了事，首先想到的也是用资本来封住当事人的嘴。夏丽莎的姐姐曾发布微博表示，事件发生后，在支付宝上和微博上都有自称利美康运营负责人朋友的人员与她的朋友取得联系，称希望通过金钱补偿让该亲属“帮帮忙”删除微博。对此，利美康方面尚没有任何回应。涉事医生为公司股东，此前公司多次因虚假广告被罚而在越来越漂亮的数据背后，利美康并没有表面那么光鲜亮丽。目前利美康市值4.02亿人民币，根据天眼查显示，董事长骆刚持有24.35%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基金报》报道，此次事故受害者的主治医生名叫张智毅，小财女发现他也是公司十大股东之一，占股4.41%，认缴金额为400万。同时，利美康对外投资有24家公司，主要为利美康在贵州省内及北京、广州、湖南、深圳、成都等地的分公司。而这些子公司在为利美康占据市场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污点，在天眼查上，存在多条利美康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的警示消息。例如，2017年9月，北京利美康岩之畔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因“医疗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被北京市卫生主管部门处罚。2018年7月，利美康旗下控股子公司成都匀利美康医疗美容有限公司因“广告中含有虚假内容”而被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罚。除此之外，根据《新京报》报道，利美康旗下医师存在执业证书中的执业范围与执业地点与实际职业地点不符的现象，相关人士表示，执业医师执业证书中的“执业地点”必须根据执业医师工作的变动，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不变的话就是非法行医”。3000亿市场背后资本的疯狂扩张实际上，在最近这起严重“整容致死”风波发生之前，关于整容的医疗纠纷屡见不鲜，相比“保命要紧”的小心翼翼，“势要变美”者的勇敢似乎占了上风。据ISAPS(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预测，至2020年我国医美市场有望达到3150亿元，而在这庞大市场的诱惑下，医疗美容行业早已开始疯狂的“圈地”扩张。利美康在财报中披露，目前公司已在贵州省内外扩张近20间门店，在深圳、遵义等地开设9个分院。利美康曾提出，计划在2023年实现300家连锁店的扩张目标。要在短的时间内开疆拓土，依靠自身显然耗时耗力又耗钱，不少医疗美容企业选择了收购与改建这条路。例如利美康在北京、程度、深圳等地就通过收购股权的方式，在进行相应改建后以“利美康医院”的身份投入使用。除了利美康，营销出色的艺星医美也曾在赴港IPO招股书中表示，募资款项也将会被用于在合适机会收购青岛、太原、苏州、福州、南宁和沈阳等地的医疗美容机构。而这些追求门店数量的扩张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各医疗美容企业工商信息上的警示提示就是最好的证据了。“美丽”成为一种生意本无可厚非，但这些资本的庞然大物本该生命多一些敬畏和尊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生命面前，任何企业都没有侥幸的资本。...

在中国，碰到路边发小广告的，很多人都会选择避开，即使接了小广告，一般也是转手扔进垃圾桶。但在美国，有一家大企业不仅靠发小广告起家，它发出的广告传单甚至被许多人称为“童年的回忆”。在亚马逊上，他们印着商品目录的传单被明码标价，销量甚佳。这家公司叫西尔斯。过去 132 年中，它一直陪伴着美国的千家万户，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几十年间，西尔斯一直是全美最大的零售商。它所推广的邮购公司、百货公司和郊外购物中心模式，成为全美零售业乃至全球零售业的样本，沃尔玛、亚马逊的经营模式皆脱胎于此。然而，就是这样一家零售业巨头，在两个多月前正式申请破产保护。百年老店，辉煌时刻还停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就无奈地走向衰落。119 世纪最后 30 年是美国剧变的 30 年。 1869 年，第一条连接美国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完工。美国从一个各地区相互隔离的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铁路工作人员理查德·西尔斯看到了商机。他瞄准了火车乘客查看时间的需求，买下一批怀表，再加价卖出，很快赚得“第一桶金”。随后，他扔掉“铁饭碗”，辞职创立了西尔斯公司。西尔斯最初的销售策略和别的商贩没多大区别：直接批发一堆货物，就地加价卖出去。这种“倒爷”式的买卖到处都是，利润也不太大。他反复琢磨那次怀表买卖，很快领悟到：要提前得知顾客真正的需求，才能在合适的时机提供最恰当的商品。对前铁路工作人员理查德·西尔斯来说，铁路和邮局就是最便利的调查工具。西尔斯公司的“小广告”于是，理查德·西尔斯选择派发商品目录，也就是小广告。那还是推销员频繁上门骚扰居民的年代，他选择默默地把印着商品目录的纸张丢到居民门口，特别是那些住在铁路沿线，不方便经常进城采购的居民家门口。在商品目录里，他夸下海口，说西尔斯是“全世界最便宜的贸易公司”，又格外标明：提供邮购服务。只要表明购买意愿，公司就会通过邮局把商品送到家门口，不满意还可以退款。堪称 19 世纪的“7 天无理由退货”。这种标新立异的销售方式大受欢迎，就这样，西尔斯给自己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邮购业务。通过这项业务，西尔斯的利润在随后十几年内呈指数型增长。随着西尔斯不断增加商品种类，商品目录越来越厚，挖掘出的购物需求也越来越多。到了 1905 年，已然拥有了成为美国零售业领头羊的实力。2转眼即是 20 世纪 20 年代，西尔斯公司的权柄转移到伍德的手中。伍德曾是一位将军，主管军需。他深信，随着一战结束，投机商们一定会迅速投资工业，大量的农民顾客将会为了优渥工资进城，成为蓝领工人。顾客到哪，零售商就应该跟到哪。伍德决定把重点业务从远程邮购拉回城市，建立西尔斯百货。为此，公司推行了“采购员中心制”，换言之，每个组采购什么产品由采购员决定，工资直接与该组销售业绩挂钩。这样一来，职责明确，各成一体，采购员小组的职权甚至包括处理顾客投诉和雇用员工。只要生意兴隆，连“公司的主管都不来干预”。不仅如此，在伍德的主张下，西尔斯百货直接买下地产，用一次性支出解决了日后租金上涨的烦恼。西尔斯不差钱同样是为了快速“占领”城市街区，伍德还把管理军队的办法用到公司里。在 1929 年大萧条之前，一大批统一装潢、招牌、商品的“西尔斯百货”出现在美国大城市的中心地带。此外，伍德还看中了小型零售店的火热趋势，将商品数量大而全的“百货”改为小商店，塞到了人气兴旺的乡村，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连锁商店”模式。就这样，西尔斯一边买买买，一边以“大百货+小连锁”扩张，熬过大萧条后，人们发现西尔斯的“标准化”服务早已遍布美国。这打牢了公司的第二块基石：“百货公司”和“连锁商店模式”，顺道还置办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地产版图。3二战结束后，汽车工业急速发展，美国成为车轮上的国家。这时西尔斯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百货”，公司骄傲地宣称：“除了房子，你什么都能在西尔斯买到。”事实上，这时在西尔斯也是可以买房的——资产雄厚的西尔斯早就四处施展手脚了，房地产、汽车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些业务里最为人所称道的，除了高达 443 米、冠绝全美的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就是西尔斯信用卡，当时每 7 个美国人中就有 1 个使用西尔斯信用卡。西尔斯既卖房又卖车，在高速公路的铺设后就察觉到自己的顾客群又要“跑”了：城市空间锐减，很多中产阶级都想迁往更宽阔的郊区居住，如此一来，即便他们拥有汽车，也不会和以前一样频繁地光顾市中心的百货大楼。在西尔斯，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此时西尔斯已是全美流水最大的零售公司，每天都有上万种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仓库，再逐一摆上货架，等待销售。也就是说，支撑着西尔斯两块基石的，是“高库存”的门面和“高周转”的内核。一旦城市购买人群的数量和购物频率降低，西尔斯的“高周转”就会出现裂痕，两块基石也会动摇。于是，西尔斯跟随人潮，前往郊区。虽然是迫于形势，西尔斯也快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零售商业形式：郊区购物中心。具体来说，就是把百货店和专业店结合，配上吃喝玩乐的地方，试图把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一网打尽。有时候创新并不意味着从头到脚地更新，西尔斯只是换了种思路，从市中心搬到郊区，再把自己的强项一一摆出，就顺利解决了城市郊区化带来的顾客流失，还大大增加了进店率和购买率。就这样，西尔斯用第三块基石“郊区购物中心”加固了前两块基石，一起捍卫了西尔斯长达数十年的美国零售业龙头地位。4支撑西尔斯长期雄踞美国零售业榜首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战后婴儿潮。从 1946 年到 1964 年，美国新增婴儿数量高达 7800 万。伴随这些婴儿从出生到成长的，是美国家庭不断拉长的购物清单。尤其是到了 1970 年代，“婴儿潮”演变为“成家潮”，大量青年需要购置房产、家电、汽车等高价值商品，西尔斯的店铺遍及城乡，自然成为最大的受益方。这是西尔斯最为辉煌的年代。不管是许多研究商业的学者，还是西尔斯自己，都把这种成功归为“客户的忠诚”：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它陪伴了几代美国人的生活，即便市面上出现各式各样的零售公司，客户还是会怀有浓烈的情怀和信任感，选择西尔斯重复购买商品。这种假说一直被西尔斯高层所相信，即便是 1980 年代后期，以低价著称的沃尔玛大肆扩张时，西尔斯所做的应对也只是大张旗鼓地做了一次问卷调查：你认同西尔斯的公司品牌吗？你会总是来西尔斯重复购买商品吗？结果很让人心安， 80% 的客户认同西尔斯品牌，也肯定会一直在西尔斯购物。于是西尔斯在沃尔玛崛起时无动于衷，认定“忠诚的客户们”一定会继续支持自己。西尔斯高层甚至认为，沃尔玛所采取的“最短供应链”“压低供应商进价”“店铺开在郊区高速公路旁”都只是几十年前西尔斯用过的老招数罢了。招不在新，有用就好只可惜，西尔斯信奉的“客户忠诚假说”终归只是个假说。“婴儿潮”过去之后，沃尔玛的低价策略威力尽显，“百年老店”的招牌和情怀，抵不过实打实的让利。西尔斯虽然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就一直大量参股上游制造商，却并没有真正参与管理，导致成本连年攀升，当时属于创举的“最短供应链”早已被沃尔玛霸道的“最低成本供应链”所击溃。等 1993 年西尔斯审视自己的年终账目，才发现已经连续亏损许久，那些声称“忠诚于西尔斯”的客户，大都涌向了沃尔玛。当了几十年的零售业老大哥，还是被一个后来者抢走了话语权。面对沃尔玛的低价营销，西尔斯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是调整重点，主攻“中年妇女”购买人群。思路看上去不错，措施却很少，大多是调调货架位置和商品摆放，更多精力都是放在广告和口号上，顾客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5就这样，西尔斯气喘吁吁地来到了世纪之交。跨过千禧年，西尔斯被金融大鳄爱德华·兰珀收购。兰珀声名远扬，号称“小巴菲特”，在收购西尔斯之后，他将西尔斯与手上的另一折扣零售公司凯马特合并，强行把两家定位根本不同的公司捏合到了一起。兰珀发现，西尔斯曾经的“采购员中心制”竟然和投资领域的“项目制”大体类似，就武断地把西尔斯拆成 30 个部门，自负盈亏，互相竞争业绩，以求再现曾经的红火业绩。自大的代价然而兰珀一切向“钱”看，也让底下的管理者双眼只盯着钱。相比更艰难的“开源”、招揽顾客，管理层选择“节流”，简单粗暴地减少开支。具体采取了两大措施：第一，大量关停店铺，出售持有的商业地产；第二，减少基层员工工资。第一点尚且可以说是及时止损，第二点则是“饮鸩止渴”。西尔斯一直保留着非常传统的工薪计算方法：工时多，工资多；卖得多，提成多。减少基层员工工资就意味着大量减少在店的员工数量，只留下最少的员工收银、应付顾客。结果员工们消极怠工，从前以服务著称的西尔斯百货屡被客户投诉，大量员工流失，同时带走了自己的客户群，业绩愈发恶化，西尔斯就这样陷入了一个自我消耗的恶性循环。更糟糕的是，兰珀无心等待破局，他习惯于资本市场的瞬息万变，但凡看不见利润，便开足火力对准管理层，八年间竟三换 CEO ，导致一组管理人员还没拿出打破负循环的办法，下一组管理人员就匆忙上马，一切从头再来。爱德华·兰珀就在频繁更换管理层的这几年中，亚马逊已经从“电子书商”拓展为全美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其实亚马逊和沃尔玛一样，都是借用了西尔斯曾经的招数，再套上新技术的壳子。和沃尔玛不同的是，起码前者还被西尔斯注意过，亚马逊此前主打的 Kindle 阅读器一直亏损，西尔斯对其不屑一顾。谁知亚马逊不声不响，给西尔斯的打击却最为沉重：现在美国人心中“全球最便宜的贸易公司”已经不再是西尔斯，而是亚马逊上数不清的卖家。好服务没了，“最便宜”的名头也没了。从 2011 年起，西尔斯就陷入了经营性现金流枯竭的危机：各个商店销售业绩不佳，还得持续支付一大批员工的养老金，那些匆匆而过的 CEO 们又留下了一堆亟待输血的新业务。看不过去的兰珀干脆捞起袖子，自己出任 CEO 。事实证明，这位跨行的“小巴菲特”并没有真正的“跨界思维”，用的仍然是发行新债务、出售商业地产的华尔街老办法。在坚持烧钱近百亿美金之后，兰珀放弃了，他已经不想再把私人财产投入到这个无底洞中了。于是西尔斯带着十几亿美元债务和一个根深蒂固的死循环，正式在 2018 年 10 月 16 日申请破产。6从生到死，西尔斯横跨 132 年，历经零售业几乎所有的商业结构，后期投资也很多样化，但依旧无法逃脱败落的命运。不能说西尔斯一代代的管理者们不努力、没思考，但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强调的，“企业家是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开创并领导了一项事务的人”。西尔斯每次奠定企业发展的基石，都是在存亡危机之下，这些管理者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应激型的交易家，他们明白公司就是要为股东创造利益，为此绞尽脑汁。但是到 20 世纪 70 、 80 年代最辉煌时，企业管理者们根本不愿意承担损失利润的风险再去创新。而表面的风平浪静，又让西尔斯没有接收到足够大的刺激，便对沃尔玛的崛起熟视无睹，当终于反应过来时，又被亚马逊用新技术打得左支右绌，早已错过了蛰伏下来创新的机会。“百年老店”既是大招牌，也是大包袱。正因为开得够久，客户便对其要求更高，一旦他们习惯的“好服务”“最便宜”被打破，支撑起这个零售之王的“高周转”就会烟消云散，“高库存”就将成为致命的毒药。而他们引以为傲的“客户忠诚度”，到最后也只剩下曾经的老主顾们在亚马逊买一本西尔斯商品目录，收藏起来，怀旧的时候拿出来念叨一句：我小的时候，经常去他们家买东西。...

手机市场风云变幻2018年对中国手机市场来说，是暗流涌动的一年。虽然整体市场仍然延续小周期的下跌趋势，这是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销量持续降低、整体态势低迷的大环境使然。然而国产手机品牌则对海外头部品牌形成明显的挤压态势。根据信通院发布的数据，2018年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同比下降15.6%，但是从出货品牌占有量来看，国产手机出货占比有所提升。“标杆”苹果、三星在中国市场上疲态渐显，给了华为、小米、OV等企业奋力追赶的机会。在全球市场上，华为仍力压苹果，而来自中国的“追兵”则还有赶超的苗头。在进入5G时代的2019年，格局或许会被重构，谁能带来众所期待的下一个“系统性创新”则意味着把握住下一个机会。（林虹）导读2018年整体市场出货量同比下降15.6%，但国产品牌下滑幅度略低于此项数据，说明以苹果和三星为代表的海外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失利。同时集中度在进一步提升，据统计，排名前十的智能手机厂商合计出货量份额达到93%，同比提高7.9个百分点。格局稳固的中国手机市场，2018年仍生出诸多变化，显示出小周期下的手机行业暗流涌动。1月8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2018年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显示，年内整体市场出货量同比下降15.6%。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国产品牌下滑幅度略低于此项数据，说明以苹果和三星为代表的海外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失利。同时集中度在进一步提升，据统计，2018年排名前十的智能手机厂商合计出货量份额达到93%，同比提高7.9个百分点。这显示出在资源、资金等方面，头部厂商具备相对优势，加剧了对“T字”以后品牌的生存压力。而2018年内包括头部和中小手机品牌都有策略调整，带来表现进一步差异化。苹果和三星之外，头部厂商华为年内在中国区份额超越苹果，OPPO通过分拆海外品牌、布局高端产品等方式加大海外布局，vivo在国内第三季度出现逆势增长，小米以资本方式寻求突围；二线品牌的调整则显得更加“伤筋动骨”。随着折叠屏、超声波指纹识别等方案箭在弦上，5G+AI时代渐行渐近，对集成创新能力要求的深化背后，新的战役已经打响。头部厂商混战2018年的手机市场无论在新机发布、市场活跃度等方面，都显得比往年热闹：华米OV争相补齐产品线并大力涌向欧洲，渠道单品争夺细分市场，门店的扩张和升级，构建IoT生态抢占风口，供应链协同研发的竞争等，都成为去年的新变化。据信通院统计，2018年，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4.14亿部，同比下降15.6%；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3.71亿部，同比下降14.9%。国产品牌跌幅小于整体，显示出海外品牌的走弱。同时，年内上市新机型764款，同比下降27.5%；智能手机上市新机587款，同比下降26.5%。这意味着智能机上新份额的进一步扩大。往年的手机“标杆”苹果年内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下跌是最受关注的事件。作为高品牌溢价的代表，苹果年内发布的系列新品走向“轻奢”化，在肉眼可见的部分并未有明显变革，成为影响国内市场表现的一大因素。1月8日，Gartner研究总监吕俊宽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不能说苹果创新力下降，只是消费者看不到。其他国产品牌从技术来看，其实仍落后苹果近一年时间，虽然推出了类似产品，但功能、准确率方面仍有差距。”他进一步分析，苹果仍维持着刘海屏，是考虑到全面屏推行的传感器准确率问题；屏下指纹技术尚未应用，则因为并未达到苹果需要的量产水平，“苹果会考量技术是否可以达到量产1亿台的水准，才会把技术放进去。没有量产能力的话，一旦有1%返修率，损失就非常大。”总体而言，海外头部品牌的走弱，最先得益者是华为。机构数据也显示，华为在三季度超越苹果，坐稳中国市场销量头号交椅。分析指出，技术的持续投入和产品系列的补缺，让华为具备 “吃下”苹果部分份额的能力。但Canalys分析师贾沫则向记者表示，市场份额的退让，并未影响到苹果整体利润表现。虽然2018年全年整体出货量持续呈现下跌态势，但手机厂商反而加速了新机推出频率。同时，产品线也在“查缺补漏”。如OPPO首次推出针对线上的产品K系列，vivo则强化了线上Z系列的新一代产品。对于更侧重线下的OV来说，这显示出对线上市场的“占位”意愿。为此，IDC中国高级分析师王希表示，新机的频密发布，在多元形态刺激下，会更易引发换机热情。整体颓势之下，vivo却走出了逆势增速的路径。多家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三季度，vivo在中国市场超越OPPO坐上第二名的位置。但也有机构指出，全球市场而言，预计全年OPPO仍然稳坐vivo之前。至于vivo突围的原因，多名分析人士均指出，这是源于vivo对中低端产品线加速推广带来的效果。目前来看，高端旗舰系列并未对OV带来突破性的销售变化，而高性价比产品仍旧是获客最快的方式。当然，生存问题并非只是中小型厂商面对的困境。多名业内人士就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头部矩阵中，部分品牌正面临运营压力。而一旦品牌出现运营错判，带来的恐怕就是掉出阵营的危机，三星就是前车之鉴。二线品牌震荡小周期往往伴随着行业洗牌，这在2018年并延伸到2019年都有明显表现：头部厂商以小米为代表，相继与美图合作，并战略入股TCL；中小型厂商则以魅族、锤子和金立的表现尤为瞩目。1月8日，一位手机公司高管向记者指出，其获取的统计数据显示，华为和小米用户画像较为一致，约七成为男性，OV的性别比例则相对均衡。这也成为小米借助美图补充女性市场的背景所在。此前，多名二线品牌创始人都公开表示过“危机感”，并指出解决方案是将产品和运营走向“聚焦”。魅族创始人黄章在内部论坛回应“粉丝”称，要做小而美的品牌。一加创始人刘作虎则多次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表达过保持生存危机心态的重要性。在供应链市场备受大厂商的挤压，中小型厂商常出现“缺货”困境。由于他们对量级的要求较小，其需求往往也显得弱势。在去年，锤子旗下新品常被曝出处在“缺货”状态；魅族也曾在年内至少两度面临新品发布之后，在预售时间却未能如期推出产品。属于中型规模的魅族获得的支撑尚属可观——阿里在2015年就参与其战略投资，并在软件方面进行资源和生态的支持。近期有消息称，珠海市政府将会注资支持魅族发展，规模超过1亿元，目前投资方案已经谈妥。不过对此，官方并未有正面回应。反观其他年内声量较大的中小型品牌，也大多背靠一定的头部资源。比如一加手机与OPPO在供应链层面有着较强关联，游戏手机黑鲨则有小米作为支持。“小厂商份额不高，除非产品方面有大品牌作为后盾，其他比如360等品牌，我认为未来相对会更困难。”王希如此指出。金立已经无力回天，“锤子的危机”这一话题也贯穿2018年。最新消息是，企查查平台显示，1月3日，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公示对罗永浩执行冻结成都锤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和其他投资权益事项，涉资1亿元人民币，冻结日期至2021年1月2日。5G技术的到来则成为另一重考验。包括手机公司高管和分析人士都向记者表达过，非头部厂商在研发资金和实力方面难以与头部厂商抗衡，而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到来往往会伴随新一轮的行业调整。在供应链、研发、资金等把控能力不足的中小型厂商，难言在5G时代能否实现进一步突破。目前来看，头部和背靠头部资源支持的厂商具备相对竞争优势，谁能带来众所期待的下一个“系统性创新”则意味着把握住下一个机会。...

王女士收到的“清华大学结业证书”。受访者供图原标题：清华否认权健培训颁发“清华毕业证”权健创始人束昱辉自称为清华大学毕业生，但其真正学历一直被外界质疑。读者马先生向新京报记者反映称，其母亲于2010年成为权健经销商，公司经常以各种名义让母亲参加培训，还告知交4030元就可以拿到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新京报记者查询到，所谓的“毕业证书”是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颁发的。而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工作人员则表示，继续教育处每年举办很多培训项目，会发放结业证书，而不是毕业证书。“4030元可拿清华毕业证”读者马先生告诉记者，2010年，他的母亲王女士在熟人推荐下加盟权健。“她去参加权健大会，领导都开着豪车，还告诉她加盟权健，就能像他们一样。”大会上，经销商告知马先生的母亲，只要她发展两个会员，成为她的“左右腿”，就能获得910元返利，如果她的左右腿又分别发展两个会员，她就能获得两个910元。以此类推。马先生母亲交费一万元成为经销商，拿公司的产品，还发展了10多个亲戚朋友一起上阵。2015年，领导告诉王女士，权健公司发展很好，还和清华大学之间有合作，权健的经销商花费4000多元就可以拿到“清华毕业证书”。“他们宣传说，因为束昱辉是清华的毕业生，公司有关系，才能和清华合作。”而据此前媒体报道，束昱辉并非清华毕业生。清华继教处：培训项目信息还需核实新京报记者看到，王女士所拿到的证书名为“清华大学结业证书”。内文称，该女士于2015年3月28日至2015年8月23日参加“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权健自然医学集团人才培养高级研修班”，已完成64学时的课程学习。实际上，马先生说，母亲只去参加过一次培训，内容也和公司开的培训会差不多，“讲如何赚钱，如何把团队做大。”记者根据马先生母亲的姓名和证书编号，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网站查询到该证书信息。网页显示，该培训项目名称为权健自然医学集团人才培养高级研修班，主办院系为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是发证机关。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办公室一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继续教育处每年举办很多培训项目，会发放结业证书，而不是毕业证书，相关培训项目信息还需要核实。一天课费4万余元上课3天可拿证1月8日，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一名王姓老师表示，继续教育学院是清华的二级学院，专门做非学历非学位培训，“我们任何一个项目都要经过学校的严格审批，必须上报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立项通过才能去运作，经销商培训可能会有一些管理漏洞，所以不鼓励做这样的培训。”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则称，清华继续教育学院和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该研究院和企业的合作只限于给企业做内部员工的培训，“没有其他形式的合作，经销商不算内部员工。”至于课程培训师资构成，上述工作人员称，一部分是清华大学的教师，“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政府官员，还有一线的企业家，或者兄弟高校的专家教授，都有可能。”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培训管理部方老师则表示，多年前，他对权健在该研究院参加过培训有印象，“去清华上过一次课，师资是我们这边安排的，具体是哪些老师，不太清楚。”至于是否对权健公司进行过审查，对方表示研究院不具备审查资格。方老师称，学院会根据企业需求做相应的方案，学员上完3天的课才能拿到证书，企业需要每天支付4万余元费用，讲课老师既有清华教师，也有企业人员或者外校教师，而按照最新规定，培训不能继续在学校里上课了。此外，销售培训课对于学员的学历没有要求，“也不会是太难的课程。”销售方面不是专业性特别强的，缺课五分之一以上无法拿到证书。“记者询问是否可以变通，对方表示可以，到时候详细再说。”方老师坦言：“培训证书其实就是在清华参加过一个培训的证明，没有任何效力，单纯的结业证书，盖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公章。”...

1月7日晚，中环股份披露定增预案，拟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此次发行前总股本的20%，约5.57亿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其中5亿元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剩余用于加码半导体硅片。然而消息刚出，中环股份次日股价出现了大跳水，一度逼近跌停。收跌7.25%，全天成交额近5亿元。此前，中环股份屡次大规模定增，带给投资者的回报却寥寥无几。据统计，自中环股份2007年上市以来，该公司陆续实施了6次定增，共募集资金96.41亿元。加上IPO募资5.81亿元，上市以来共“吸血”102.22亿元。与此同时，上市以来中环股份累计分红8次，分红金额仅为2.6亿元。2007年底，中环股份总股本为3.62亿股，截至目前，中环股份总股本已高达27.85亿股。大规模定增将会大大稀释股民权益，若此次50亿定增成功完成，势必大大降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据了解，中环股份此次拟定增50亿元，绝大部分将用于半导体硅片项目。而根据公告显示，该项目光投资生产线建设期就达3年。也就是说，50亿元投资短期是看不到任何回报的。投资生产线建设期为 3 年公告显示，中环股份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可以看到，其中45亿将用于集成电路用 8-12 英寸半导体硅片之生产线项目。公告披露，该项目将建设月产 75 万片 8 英寸抛光片和月产 15 万片 12 英寸抛光片生产线，建设期为 3 年。而在建设生产线所需的57亿中，有50.18亿元是用于设备购置费、调试费和安装工程费。这称得上一笔巨款。从项目未来产生的经济效益看，其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2.64%，所得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7.33 年。这是否意味着，公司所募得的资金，在中短期内，很难对业绩产生明显的正向作用？截至2018年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2.56亿元，同比增长35.06%，归属净利润4.26亿元，同比下降6.02%。扣非净利润为2.98亿元，同比下降32.93%。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净利润的下滑。根据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的预测，也出现了较明显的下滑，预计为负14.46%至负5.91。可见，中环股份正在面临业绩压力。此外，根据测算，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预计将累计产生流动资金缺口16.5亿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 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及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需求，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半导体业务占比或在萎缩中环股份创立之初，主要从事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生产，2009 年子公司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公司正式进军光伏产业。数据显示，2009年之后，新能源业务不断增长，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半导体材料业务不但没有明显增长，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截至2018年上半年，新能源业务营业收入为59.03亿元，占总收入的91.37%；而半导体业务营业收入为4.89亿元，占总收入的7.57%。而同比之下，2017年上半年和2016年上半年，半导体业务占总收入比例分别为9.05%和10.65%，有逐步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全球导体销售额正在持续增长。根据 WSTS 的统计结果，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由 2012 年的 2,916 亿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4,122 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为 7.17%，预计 2018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4,6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42%。而此次公司将投建的8 英寸、12 英寸硅片已成为半导体硅片的主流产品，预计2018年，12英寸半导体硅市场占有率可达67.6%，8 英寸半导体硅片市场占有率可达25.7%。不过鉴于硅片生产线的建设周期达3年之久，在建设期内，中环股份的业绩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或将是一个问题，而3年后的半导体市场是否存在变数，或也是需要上市公司仔细考量的。投资的钱都来源于增发？事实上，此次增发距离上一次中环股份定向增发实施仅过去不到5个月。2017 年 11 月，中环股份曾发布公告称，拟向国电科环发行 8,344 万股购买国电光伏 90%股权（作价 6.44 亿元），发行价 7.74 元/股，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16 亿元，其中中环集团认购金额不超过 1.25 亿元。国电科环也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领先的火电环保及节能解决方案服务供应商。当时国电科环计划退出光伏制造领域，遂转让旗下资产“国电光伏”。不过并购的过程并不顺利，2018年2月，中环股份、国电科环均公告称，中国证监会经审核决定，对前者发行股份购买后者90%股权方案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不予通过。资料显示，被收购资产国电光伏已于2015年8月停止了全部生产及研发活动，一直处于全面停产状态。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6月，国电光伏营收分别为0万元、0万元、142.74万元，对应净利润为-12.76亿元、-4.65亿元、-0.13亿元。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令外界也产生了质疑。令人意外的是，仅过了一个月，中环股份再次发布公告，拟将继续推进购买国电光伏90%股权事项，作价约6.44亿元。中环股份表示，本次收购的标的股权，剥离了国电光伏的无效及低效资产，剥离后股权所包含的资产，为修缮后可有效利用的房屋、土地、公辅系统、高效HIT电池研发线等优良资产。同年7月，历时2年的并购终于得偿所愿。实际上在并购还未通过之时，中环股份已通过租用国电光伏厂房，开始实施5GW高效叠瓦组件项目和10GW高效太阳能电池用超薄硅单晶金刚线切片产业化项目。对于中环股份来说，并购的毕竟是亏损资产，在发挥好定增资金作用之前，首先得填上这个大窟窿。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国电光伏资产方面已完成剥离 422,017.08 万元，整体资产剥 离工作完成 99.47%，负债方面已完成剥离 583,959.64 万元，整体债务剥 离工作完成 99.57%。不过，根据最新的增发公告书，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国电光伏尚有两家参股公司未完成剥离，其中国电晶德太阳能科技（宜兴）有限公司，国电光伏已对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8,801 万元。数据显示，中环股份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近年来正在不断流出，2016年为负17.46亿，2017年为负47.88亿，截至2018年三季度，该金额以扩大至负52.63亿元。...

2018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比天气更冷的是互联网。无数自认为是独角兽的企业从云端跌落，坠入冰窟时的哀鸣让围观者痛苦万分。其中最伤感的，是某些年轻人。他们用曾经的梦想，为独角兽的逝去，做了忠实的纪录。今天，我想为你分享几个，身边90后朋友的真实故事...1.会花钱比能圈钱牛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阿杰发朋友圈了。我和他最后一次聊天，是微信里调侃：“你们自己退押金也很难吗?”没有回复，可能他忙的忘了回。跨年夜，想祝他新年快乐，得到的回复是：您已被对方删除。两年前，从新华社辞职，阿杰加入了ofo，经常在午夜或凌晨发一些很光彩照人的朋友圈。今天在特拉维夫开发布会，明天在悉尼做推广活动，马不停蹄的穿梭在世界各地：柏林、维也纳、新加坡……耀目的黄颜色满屏都是。后来，他向我咨询如何吸引投资人，言语中透出一股俯视众生的霸气，好像明天就要自己承包一片海外市场进入创业模式。再后来，他发的朋友圈越来越迷茫，危机感越来越强。再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我不是唯一被他删除的圈中好友，从旁人那得到他最近的消息是，其实已经待业在家两月有余。我不想去分析ofo的成败得失，也不关心谁套现了多少、谁错失了几多。至于那么多人的199元下落何在，也肯定终有定论。我觉得很可能无解的是，那些原本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在遭遇了打击之后何去何从。同样是青春热血，戴威肯定可以卷土重来。而像阿杰这些被泡沫崩溃震醒的年轻人，是否还有再战江湖的雄心和耐心?在他离开体制内去这家公司的时候，我送他一句话：只看前路，莫问初心。当时的我，对于红的发紫的共享经济感觉是雾里看花，有疑问，有期待。ofo是为数不多的国内战场仍在焦灼，就迫不及待走出国门的创业公司。国内都没站稳脚跟，海外风险多大，不用多说。在一个前途未卜的公司，做一个锦上添花的业务，阿杰选择相信那些豪情万丈的预言。但是，部分提前退出的投资人，显然更聪明一些。快速拿下市场，挤出竞争对手，构筑垄断壁垒，然后为所欲为……这一套逻辑不是不灵了，是更难操作了。共享单车的商业逻辑很简单，市场前景也确实不错，但是对于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显然更高。天冷电池不给力，单车在地图上“丢失”。小朋友骑了没上锁的单车，遭遇交通事故，被起诉。欧洲用户抱怨乱停乱放，故意毁弃。这些问题不是ofo独有，各家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科技、法务、公共关系……太多隐藏在日常中的难关需要攻克。巨大的运营压力，绝非一个年轻的管理团队能天天面对。有消息称，ofo最红火的时候，前台招聘都用猎头。如果这样更能节省核心团队的时间，显然可以。我始终有一个观点：会烧钱比烧多少钱更重要，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也就是和时间赛跑的关键地方。这才是创业公司精细化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共享经济的潮水正在慢慢退去，下一波弄潮儿，该思考一下精打细算的事儿了。2. 你也不会年轻太久京东的市值一度迫近发行价，许多评论认为，除了那件意外，这是人口红利消退的影响。这些大公司的事儿，似乎非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并不关心。他们还没有攒够一套婚房的首付，期权和股权有什么区别似乎太过遥远。小K刚从澳洲留学回来不到半年，就经历了第一次失业。按他的话说，是自己主动离开的。拿着一个月1500块的底薪，3个月他只做成了8个客户，平均每个月不到3个，没有达到最低考核标准。他在一个寒风阵阵的周一，从这家知名留学机构的南昌中心走人。跨出大门的那一刻，他好想再回到学校：现在才知道，当年给我做辅导的那个咨询老师有多不容易。业务难开拓不是问题，小K失望的是整个教育行业。给他的客户名单都是被其他机构打滥了的，很多人一听是留学，就立马挂电话。参加展会，来咨询的家长开口就问能不能去某某著名大学，而他们的孩子，高考成绩比三本线还差几十分。“获客太难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行业的营销手段第一步仍然主要靠cold call。”和五年前我出国那会一点没变，他说。那干嘛不去一家线上教育机构?这个念头小K不是没动过，但马上又打消。“在线教育公司大部分都在北上广深，而且今年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小K说的似乎是一个事实。东方财富数据显示，2018年港股上市的7家教育公司，共计跌掉近百亿元市值。英语流利说2018年9月上市，最新一季度财报中亏损幅度同比扩大120％。放开二胎的政策曾经一度让在线教育产业颇受市场青睐，但雷声大雨点小，愿意花真金白银的投资人越来越少了。前瞻研究院数据显示，2016年在线教育市场年增速攀升至27.3％，2017年起增速开始回落，2018年预计年增速21.1％，2019年将回落至16％。小K的一个同学在上海某K12在线教育机构打拼，如今正考虑回南昌考公务员。“他发现所在的机构上市无望了，至于这个行业竞争有多激烈，看看发际线就心疼。”我曾经和一位知名在线教育上市公司的创始人聊过，家长对于在线教育的需求还是很旺的，但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只能说明一个道理：靠人口红利快速发展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下半场早就白热化了。小K的一个朋友在成都，是某平台的明星老师。以前，她在家里录课，发给北京的公司做后期。现在，她得打飞的到北京按要求录完，现场调整，还得做一些粉丝互动的宣传活动。“不然很难卖出量”，她说，这是2018年的变化。不仅是在线教育，音频课等知识付费产业都感觉到了寒意。一位资深的投资人告诉我，他们从去年开始就再也不看C端项目了。“毙掉了好几个文化类项目，没有大平台流量支持，肯定没前途。”他认为：人口红利不是消失了，是给中小互联网企业和创业公司留的空间不多了。而那些原来网上大撒金银的青少年也正在变得理性。调整答题的内容，与饿了么合作推出会员服务，哔哩哔哩似乎在想方设法获客。其2018财年第三季度财报中，净亏损率从同期0.4%提高到19%，不太乐观。不得不说，风头无两的B站也得为抓客户开始操心。小K也准备考公务员了，他觉得自己不再年轻，需要以更成熟的心态来面对社会。独角兽不会老，但90后们会。3. 再聪明的狐狸也别斗猎人当大妈不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去参加区块链论坛的时候，也是你该撤出这个领域的时候。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都应该有基本的门槛，如果降的过低，说明有问题。比如，虚拟货币。弟弟Tim在纽约工作一年，一时兴起，买了比特币，不多，但也耗费了半年积蓄。他问我，是不是要卖了当房贷首付?那时，正是美国房产市场高位，我想都没想就回答：卖掉，买个核心地段的小房子。他纠结了几天，遵从了我的意见。没多久，美国房市开始松动，他有点后悔了。后来，比特币一落千丈，币圈神话破灭。他还住在那个小房子里，至少不用为经常搬家发愁了。对于大多数人，刚需远比投资重要。更别说，那点可怜的账面资产，想跑赢自己的物质需求，只能投机，等同赌博。想起我妈问我要不要买个保险产品，复利，二十年后可以翻一倍。我问她有多少钱，十万块，那二十年后是二十万。二十万放现在能买什么? 全家欧洲游都去不了两次。对于大多数人，本金远比增长率重要。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只是那些P2P维权人士，更多是被P2P公司裁掉的员工。和在最红火时候选择跳槽的某些人不同，小王是一家杭州P2P平台最后留下来的员工。“最好的那段，公司一个月发了十几万奖金，我刚毕业不到半年，感觉下一步就是财务自由。”他边说边盯着手机股市行情，仅剩的一点存款现在也套的很牢。至少还有回盘的机会，比平台跑路分文不留，强多了。其实在坏事前好几个月，山雨欲来的气氛已经让员工人心惶惶。内部资金链断裂的传言总被创始人否认。为此，还召集过几次抓内鬼的会议。一些人离职去了消金公司和互联网小贷机构。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竞争力差点意思，小王选择赌一把。既然是赌，就博个大的。为了稳定人心，公司给内部员工的利率比挂牌价的高出一倍，他把奖金几乎全都投到了平台上。“公司还请了许多专家，跟大客户做交流，分析市场。我听着觉得，这就是一阵风的事情，很快就过去。再加上据说投资人背景很牛，有点神秘，应该我们能做好应对。”他现在觉得，自己当时太天真，再厉害的背景能和宏观形势抗衡?走的人越来越多，小王账户里的数字却不断增长，直到有一天他发现那真的只是一堆数字。提不出款的那一刹那，他心情平静。用手机截了一张图，告诉自己：我也曾，好像，赚到过这么多钱。随着P2P平台和虚拟货币交易机构大批死去，这一波狂飙突进算是彻底被大众抛弃。你总是盯着账户里的数字沾沾自喜，没有去思考这一切是不是合理，更别提了解多少市场行情和产品信息。这是在玩火。天上不会掉下馅饼，过于沉迷，等来的是猎人的枪口。借用一句著名投资人饭后闲聊时的话：执照都没有，就想空手套白狼，你看的下去?可惜，太多90后被这些狐狸骗了。4. 提前站好队未必稳李姐谈好了最后一个员工的离职补偿以后，开始打包自己的东西。90年的她，面对一堆95后游戏产业人，早就成了姐。当时薪酬翻了1.5倍，从BAT加入到这家游戏公司，没想到结局是一地鸡毛。创始人挖了李姐的上级，她也跟了过来。不久，就开始了这段经历中最重要的工作：裁员。“我们还算不错的，有BAT投资背景，比较正规。基本上员工都拿到了赔偿，也有能力强一点的去了别的公司。”她还说，行业里很多扛不住的创业公司都是用减薪方法逼员工自己走人。除了政策原因，太多游戏公司因为高昂的推广费用而面临难以为继。没有大流量平台的加持，获客成本把预期利润吞噬的一干二净。不仅是游戏公司，所有to C的公司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站队。当一家巨头伸出橄榄枝的时候，创始团队不得不进行选择。选择了任何一家，可能搭上顺风车迅速发展，也就拒绝了其他家的流量。某饱受诟病的公司不到三年就上市，让众多创业者明白，有个靠山是多么重要。对于普通员工，看投资人背景同样重要。李姐说，自己对于要不要跳槽纠结了很久，最终下决心的因素还是看中了这家公司的投资人是某巨头。有大平台支持，就有了相对稳定的流量。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毕竟，这个冬天太冷了。临近2018年末，裁员和缩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波一波的爆料。有人还做了汇集帖。某公司先裁掉新员工，有人管理培训生的身份进去，培训期没过就失业。这家做线上贷款分期的公司最终抵挡不住员工的压力，赔钱了事。“现在的年轻人维权意识普遍很高，而且有一百种办法各种折腾，一般还想继续好好发展的公司不会公开撕破脸。”李姐这样解释为何新人在这家还能要到赔偿。但是她也提醒：那些打定主意要跑路的地方肯定镚子儿不出。我的一个远亲孩子从某985大学毕业，眼光挺高，但是专业比较冷门。碰壁了几次，被一家有大平台投资背景的娱乐业初创企业录用。在望京SOHO办公，加班到深夜都有种都市白领的满足感。但是和她一样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些璀璨的灯光和工资单并没有本质联系。老板没有预期的失联了，她靠家里接济才买了回去的机票。不是每个站好了队的初创企业都能稳如泰山，创业投资本身是风险巨大的事情，年轻人的加入同样也是用时间做投入。李姐现在去了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做回了老本行，新工作的重点是做招聘。那些工作1到2年的95后们，她很欢迎。“我一般不太会纠结面试者上一家单位是不是大企业，做了有内容的工作，就有价值。”李姐给的建议是：下一份工作能不能衔接好，关键是看你上一份做了点啥。终市场有高潮有低谷，不是所有人都能踩对点。人生有顺风有逆境，但愿你能保持平常心。独角兽跌下神坛，不必太在意，不管是参与者还是观察者，你已经有所收获。你，可能是阿杰，可能是小K，也可能是Tim和李姐。2019，是你们这批最早90后，“三十而立” 前的最后一年。别怕，让我们再次整装，坚定出发。你，可以。【注：文中人名为保证隐私均为化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中基协）获悉，截至2018年底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下称证监系资管规模）约50.5万亿元，较上一年同期减少3.07万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近2万亿元规模的消失发生在2018年最后的三个月。记者通过采访和统计数据发现，证监系资管规模的快速下降一方面有统计口径改变的原因，另一方面持牌机构资管业务的退潮加速也称为第四季度资管规模的代谢主力。快速消失的2万亿元证监系资管规模一年内减少的3.07万亿元中，有近2万亿元的蒸发出现在2018年第四季度。数据显示，2018年底的50.5万亿元证监系资管规模，较当年9月底的52.23万亿元减少达1.73万亿元。这也意味着，2018年最后三个月的证监系资管规模蒸发量占全年减值的56.35%。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以券商、公募机构、期货公司为代表的机构私募资管规模的锐减成为整体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机构私募资管规模总计约24.9万亿元，这意味着，该规模在一年时间内较2017年底的30.87万亿元减少超过5万亿元，缩水达19.34%。具体拆分来看，券商及子公司资管规模13.4万亿元、公募机构及子公司规模11.3万亿元、期货公司及子公司规模0.12万亿元。上述三类机构资管规模环比2018年9月底分别减少0.78万亿元、0.42万亿元和0.05万亿元，合计减少达1.25万亿元。这与通道、委外等“ToB”端业务的收缩不无关联。...

　　分手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分手后过河拆桥的行为更令人痛心，竞争激烈的股权投资市场更是如此；险峰长青的原管理合伙人李黎离职创立新投资公司嘉程资本后，随后不久险峰长青两位员工离职追随李黎，然而三位离职员工却以不当行为获取老东家的项目信息。今日，险峰长青发布《关于嘉程资本侵害险峰长青合法权益的声明》，这桩发生在股权投资界的恶性竞争事件浮出水面。　　离职员工买通IT管理员获取项目信息　　事情发酵于2018年12月22日，嘉程资本创始人李黎及投资团队在其公众号上向险峰长青公开致歉，披露李黎本人及其两位员工买通IT系统管理员获取险峰长青的项目信息。　　李黎从险峰长青离职后，基于私交关系，有几次向险峰长青张某询问险峰长青的项目概要。同时，险峰长青两位前员工吴彬能、王晓晴（于2018年加入嘉程资本），基于私交关系，多次向险峰长青系统管理员张某索取险峰长青投资管理系统内的项目信息，据险峰长青披露，嘉程资本吴某、王某两位并向张某支付了酬劳，不仅违反与险峰长青之间的《离职协议》及相关约定了，也侵害了老东家的利益。　　此外，李黎离职后，因比较适应险峰长青的项目管理系统的操作，也为了降低成本，离职后嘉程资本开发内部项目系统过程中，聘用险峰长青技术开发商，将险峰长青项目管理系统经简单修改后，即作为公司的内部管理系统。造成项目险峰长青管理系统的源代码泄露，致使系统被迫停用。　　险峰长青曾作LP投资嘉程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嘉程资本创始人李黎2011年进入险峰长青，而且是从媒体行业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初任投资副总裁，2015年升任合伙人及管理合伙人。李黎于2017年初离职时，险峰长青除正常授予其相应的基金及项目投资收益分享权（Carried Interest）以外，额外对其三个主要项目做出加速全额授予的安排；另将险峰持有的“小饭桌创业课堂”的部分股份赠予李黎；并作为LP投资其创办的嘉程资本，以体现支持。　　伤害你的人，往往是亲近的人。险峰长青表示“当发现本次事件的种种恶劣行为竟由曾经朝夕相伴、一路走来的前同事所为，险峰全体成员极度震惊，受到的感情伤害难以言表。”　　尽管嘉程资本李黎、吴某、王某三人的行为已经触碰法律底线，但险峰长青仍给予了对方主动公开道歉的机会，并应对方请求，就事件进行协商解决，暂不诉诸法律手段。出于最大善意，险峰长青仅收回了李黎离职后仍处于投资期的基金的Carried Interest，其余绝大部分仍予保留，收回的CarriedInterest将用于慈善公益事业。与此同时，险峰长青发出三点说明：　　一、险峰长青即日起停止一切与嘉程资本的合作，并退出作为嘉程资本LP的投资；　　二、鉴于上述事件所反映出的双方价值观存在天壤之别，险峰长青要求嘉程资本未来在对外宣传、募资时，除客观陈述相关人员履历等客观事实外，不公开使用“险峰长青”、“险峰华兴”等险峰相关品牌为其增信背书；　　三、至此，双方已就此事协商解决。希望本次事件足以使李黎及嘉程资本团队吸取教训，今后时刻谨记职业道德、操守和良知。　　同业竞争，没有最伤人，往往只有更伤人，事情也引发业内高度关注。截至发稿，嘉程资本的道歉信阅读数超1万，险峰长青的声明发出不到5小时，阅读数已过万。在感情和利益均受损的前提下，险峰资本的处理方式与嘉程资本的高下立判。　　据险峰长青官网披露显示，险峰长青（K2VC）创始于2010年，专注于中国科技创业企业的早期投资，关注推动技术进步、商业模式革新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作为早期投资机构，险峰长青已投资了聚美优品、有缘网、墨迹天气、找钢网、分期乐、蜜芽宝贝、团车网、美柚、懂球帝等三百多家创业企业。目前险峰管理数支基金，在投基金总规模超过30亿元人民币。凭借着活跃的投资和优秀的IPO账面退出业绩，险峰长青获得2018年中国早期投资机构30强榜单的第三名。　　据公开资料显示，李黎2017年3月31日从险峰长青正式离职，同年4月初成立嘉程资本，聚焦在新消费、新金融和互联网创新等领域；成立一年多来，投资过多抓鱼、小麦铺等项目。不过，或许是嘉程资本还未来得及反应，其官方微信号仍未去除险峰长青的相关信息。...

追记2000~2015年，那场打了整整15年的药价围剿战。20年前的1999年，55岁的郑筱萸主政新设立的国家药品监管局已近一年。此前，他于90年代初离任杭州民生药厂厂长，弃商从政，错失国企改制待遇大幅提升的时机。这一次，他认为是命运给自己的补偿。同年，35岁的郭剑英升任原国家计委价格司药品医疗价格处副处长，此后的十几年，这里将是政府打压药价的核心起点，也是风暴眼。此前一年，中国医药系统刚刚结束了一场惨烈的反腐风暴。风暴所向，正是民怨沸腾的药品回扣和虚高药价。自1996年至1998年，历时两年，11万家药企和医院自查自纠——占全国药企和医院总数的98%，近一半的药企和医院被抽查。整治结果显示，1998年前的六年，药企输送给医院的回扣高达21.5亿元——1998年底，刚设立的全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金总额也不过20亿元。4000余个回扣事件被立案调查，372人被追究刑责，387人受政纪党纪处分。经历整治的人士回忆：“情况严重的医院，院长和多名医生被抓，医院都因此垮掉了。”有人甚至开了一个有点残酷的玩笑：“监狱里有各个科室的医生，都可以开医院了。”大乱之后必是大治。政府全面介入药价整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在中央，开拔进场的主要是卫生部、国家计委和国家药监局这三家部委。卫生部管医院，像是爸爸管儿子——自家孩子收了回扣闯了祸，必须严管改正；但没了回扣孩子吃不饱，饿坏了又怎么办？国家计委管物价。当时的药价还是政府管制领域，不管医院进价多少，卖给患者的零售价全由计委来定。当年，药品种类足足有上千个，成千上万的药企和医院早被推向了市场化，管药价，相当于操着冷兵器时代的大刀去做微创手术，难，是注定的。药监局管药企，审批发放决定药企生死的药品准入证。医院买什么药，患者能吃上什么药，首先要过了药监局这一关，只有拿到了牌照的药品才能进入医药市场。在地方，从县到市再到省，医院和药企都是当地的民生之基础，经济之支柱。药价要砍，日子也要过。地方政府各自思量，且看中央。最后，是一次又一次被整治的对象——医院和药企们。药价虚高，民怨沸腾，谁都清楚这既说不过去也无以为继，但药价砍到什么程度？自己又有多大收益？号角吹响，各方就位。一场声势浩大的“药价围剿战”，就这样在世纪之交开场了。谁也不曾想到，这一战整整打了15年。“限价派”与“留利派”要打药价围剿战，先来看战情分析。1999年，郑筱萸与郭剑英初执权柄之时，正面临一个中国医药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自1992年以来的加速市场化，催生了大量的中国本土药企，在郑上任的1998年，全国药企数量已逾万家，药品迅速成为过剩产品。△2006年9月16日，时任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郭剑英在上海出席活动。同样是1992年以来的市场化，全国公立医院在经营上被全力推向市场——尽管仍有体制内事业单位的身份。药品的进销差价，是医院60%的收入来源。90年代，今日遍布街巷的药店尚难寻踪迹，老百姓开药买药只能上医院，药企卖药也只能找医院。垄断导致腐败，回扣屡禁不止。围剿开始，第一战术就是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战术逻辑最简单不过——通过集采增加医院与药企的价格谈判能力，降低药价。当年参与制定药品集采试点政策的部门有六家之多。最重要的只有两家——卫生部（此后一度改为卫计委，今天则是卫健委）与国家计委（此后改为发改委）。而在“怎么降”的问题上，两家的主张差异很大。一方面，管药价是国家计委职责所在。它认为，如果药品集采能降低医院的进药价，理应把降价部分让利于患者。它的逻辑是，将每轮集采带来的降低后的药价，都制定为药品的新的零售价格。如此，一轮轮的药品集采，势必导致一轮轮的零售降价。国家计委的这一主张，可称之为“限价派”。另一方面，卫生部作为公立医院的“婆家”，固然赞同降药价，但也必须考虑医院的利益与动力。毕竟一直以来，药品进销差价是医院与医生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卫生部据此主张，通过集采砍下来的药价空间，在让利患者之外，也要适当留存给医院。由此，台下的回扣可以走上台面，转化为对医院的“明补”。卫生部的这一主张，可称之为“留利派”。“限价派”与“留利派”，两种诉求就这样同时寄于刚刚起步的药品集采改革之上。初期分歧看似不显，主事各方也愿意边走边看。然而历史很快证明，两派分歧愈拉愈大，最终难以收拾。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药品集采自2000年正式在全国铺开试点。早期路线，明显偏向卫生部的“留利派”主张多一些。首先，明确医院作为药品集采的主体。在2001年制定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规范》试行版中，允许单个医院即可自行组织集采，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各地政府、其他部门不得干预医院的自主招标采购。其次，允许医院从集采省下的药品开支中，支取部分资金留作自身发展。留多少？物价与卫生两方自是一番争执。先是物价部门表态，省下来的开支，“应按照大部分利益让给患者，兼顾医疗机构招标采购积极性的原则，在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合理分配。”这话，貌似说了也白说。很快，各地迷惑不解、且在历次整顿中心有余悸的医院们，纷纷问询物价局。对此，国家计委在当年的一份通知中指示，医院可以先留存一个合理的进销差价，“然后再按照大部分利益让给患者的原则确定分配比例”。而所谓“合理的进销差价”，由物价部门制定。这一差价，在此后几年几经拉锯，最终定在了2006年。这一年，发改委明确规定，医院对药品的顺价加价最高不超过15%。这就是著名的“药品加成”政策，对今后医院的药品采购导向与招标的价格形成产生了直接且巨大的影响。然而魔鬼在细节中。发改委只是在药品招标形成的中标价基础上，制定15%的药品加成率。换言之，发改委管住的是终端的加成率，却无法管住前端的集采中标价。须知药品集采此时还是由医院主导，成交价当然还是医院和药企说了算。对此，发改委索性一次次挥动降价大棒，直接打压终端的药品零售价。2005年9月，发改委下达《关于降低头孢呋辛等22种药品零售价格的通知》，降价幅度非常大。一位当年深度参与集采试点的人士回忆，这次降价导致药企几乎没有利润，而医院索性也不采购这些药品。上述人士所在省份经济较发达，当地政府做出了一个大胆尝试——医院可以和药企就头孢呋辛等抗生素作二次谈判，药价可以高于最高零售限价，但加价的那部分，医院只可以留70%，余下30%以降低药价的方式，让利给患者。这项政策仅实施了一年，当地医院就全部由亏损变为盈利，各方皆大欢喜。但他事后调研时发现了另一个现象，因为医院过度开此类药品，当地部分患者很快对这些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当地政府发现这一现象后，立即叫停了这项政策。看来，“限价派”的一味砍价不管用，“留利派”的市场化主张也遇上了瓶颈。药品集采遇到“药价加成”，两项政策的叠加，导致了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后果——医院全面偏向高价药，药企纷纷谋求高价中标。药价继续涨，回扣风暴重又来当年有一个新词叫“降价死”，指但凡一种药的价格被集采或限价压低，这种药就此从医院采购中消失不见。药企不卖，医院不进，百姓也吃不上。另一方面，在15%药品加成的政策下，医院竞相采购更高中标价格的药品，以此获得更多加成收益，迅速形成了高价药替代廉价药的局面。医院和药企，承压共同的价格管制，在桌面之下频频交易。药品回扣卷土重来——这一次，是以更大的力度和广度重返。药品进销差价的相当一部分比例，依旧以回扣的形式流入医院和医生手中。滑稽的是，那些在药品集采中“降价死”的药品，却从药监局那里找到了起死回生的秘籍。在郑筱萸大权独揽的年代，新药审批权完全集中在药监局手中，新药审批泛滥。仅2004年一年，国家药监局就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同期美国药监局仅受理了148种。许多药厂将“降价死”的药品，改变剂型或添加一些成分，就能获得新药批号，改头换面，又高价进入医院。药品集采降下去的药价，又以这种方式涨了回来。医药行业就此陷入疯狂的膨胀，大批药品获得批号进入市场，药企的医药代表群体，在药价管制之后反倒极速膨胀，实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2009年政府全面管制公立医院药品价格后，隐性交易（医生回扣+公关寻租）成本冲高到药价的60%。若以2009年全国药品购销额计，当年药品回扣竟高达6000亿元，是1998年之前五年被查处回扣金额的300倍！大批医生、院长因回扣被查的剧目不断上演。在浙江，2010年卫生系统共有87人被立案处理，包括官员9人，医院院长、书记28人，医院科室主任26人，普通医务人员24人。第二年，在一场被称为“海啸行动”的专项治理中，当地又有上百名医生被约谈。这一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61岁的黄卫东，用一根细铁丝把自己吊死在小区楼顶的栏杆上。自杀前一天，他因牵涉药品回扣案被约谈。同样在2011年，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吴正虎因受贿1600万元被判死缓，他此前曾任医院院长和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2010年曝光的湖南天价芦笋片事件，生动地注解了十年药品集采改革的结果：出厂价不过15.5元的芦笋片，批发价只有30元左右，湖南省药品招标采购管理部门为其设定的指导价跃至136元，河南省的中标价格是133元。医院加价15%后，到患者手中的价格均在200元以上。由此，药品集采一年年实行，然而集采的成交价，却一年高比一年。中国老百姓吃药的价格，一路飞涨。光阴荏苒。本世纪头十年的中国药改，就这样在争吵与拉锯、政策和对策的较量中过去了。管制与腐败时间进入2010年。当年7月，新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出台，同时废止了2001年改革之初的旧版《规范》。历时十年，虽然仍名为“药品集采”，然其涵义与路径已大相径庭。最终的结局，是医院退出了集采的舞台——原因很简单，药价越招标越贵，这次不能再由医院说了算了。地方政府——先是地级市政府，此后是省级政府，作为第三方力量走上前台，主导组织药品集采。“留利派”征战不利，“限价派”此时强势登场。发改委对药价的管制步步紧收。药品集采起步时，实施物价管制的药品种类不过千余种，到此时，国家定价的药品种类已达2400种之多，其市场份额更是高达60%。期间，物价部门一次次挥刀砍向零售药价，降价指令达32次之多。政府集采与零售降价双管齐下，貌似既堵住了前端的价格谈判，又堵上了终端的药品零售，从此万无一失。然而事实可没这么简单。这是因为，政府固然可以主导采购并限价，然而决定用什么药的是医院，最终的付款人也还是医院。医院和药企虽在政府强制之下签订了购销合同，事后却往往并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今日的“带量采购”说，当年也已屡屡提及，但大多落为空谈。2010年以后，人们看到一次次发自主管部门的通知，一份份冠之以“进一步加强”、“进一步整治”、“进一步规范”名头的红头文件。这一系列的“进一步”，或许正可视为药品集采号令不一、实施变形的绝佳注脚。同时，愈演愈烈的“管头管脚”式的做法，导致权力绝对集中，而绝对的权力带来了绝对的腐败。我们文章开头处提及的两位主角——郑筱萸与郭剑英，就这样殊途同归。早在2003年春新一届中央政府设立新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时，郑筱萸再度当选首任局长。他继续此前在药监局任上的强硬手段，将药品注册审批权一步步上收国家局。那些年的药监局和食药局，门庭若市，药企们为了至关重要的“准生证”踏破门槛，只不过每道门，都需要用金钱作敲门砖。原本决策者设立药监局的用意，是为药品质量把关，为90年代鱼龙混杂、数量急剧增长的药企设置第一道门槛。但郑筱萸时代的GMP快速认证和新药滥批，反倒让大量劣药和高价药进入流通领域，最终事与愿违。掌门人郑筱萸大权独揽，大肆受贿。人在江湖，终归要还。2005年，郑被解职。2007年7月，郑因受贿罪被执行死刑。判决书显示，郑涉及8宗受贿共计649万元，数额最大的一家药企向他行贿292万元。此时，距离1998年郑出任国家药监局长的人生巅峰，还不到十年。正所谓“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郑筱萸任内大权独揽，大肆受贿，新药审批泛滥。另一个当年的官场幸运儿郭剑英，也没有逃过同样的宿命。故事就发生在发改委管制药价登峰造极的2014年。当年9月，涉及医药价格调控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爆发窝案。五位司长、副司长被带走调查，其中即包括身为副司级巡视员的郭剑英。调查显示，在发改委屡屡挥动降价大棒的同时，郭剑英等人也屡屡收受药企贿赂，帮助一些药企完成药品的单独定价。根据检方指控，郭本人先后80多次收受58家药企共计1064万元贿赂。这些单独定价的高价药取代消失的低价药，进入医院，流入患者手中。窝案促动制度变革。2015年6月，国家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发改委从此从中国的药价管制领域出局。令人唏嘘的是，2015年发改委在退出前后最后一次提及药改，完全推翻了十年前它介入药改时的管制思路，提出应对医疗机构的市场行为给予“足够的自由”——让医院自主采购，允许医院获得进销差价。然而此时，形格势禁，十年前的“医院自主采购”已不可能重新再来。围剿虚高药价整整15年的各方心知肚明：药价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久治不愈的药价虚高，是果，不是因。“监管俘获”与“烫手山芋”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曾把人性经不住诱惑的弱点写进经济学。他提出“监管俘获”理论，意指政府建立监管制度之初，监管者尚能独立运用权力公平管制，但在此后双方的共存中，管制者往往逐渐为被管制者通过种种方法和手段所俘获。最终，管制者沦为被管制者的俘虏，为少数利益集团谋求超额利润。郑筱萸、郭剑英二人，都没有逃脱这一规律。前车覆辙，警醒来者。2015年之后，被围剿了整整15年的虚高药价，几乎成了一块没人敢接的“烫手山芋”。多位当年参与集采政策制定的人士谈到，2015年后，不少部门纷纷决定“坚决不碰药价”。当年相关部门内部会时，曾有人说：“看看发改委被关进去了多少人，如果再走制定药价目录降药价的路子，咱们估计也得有人关进去。”2015年，一边是药价管制全面松闸，另一边是医保体系羽翼渐丰。早年，医保缺位药价围剿战是由于医保制度尚未完善。自1998年至2015年，中国逐步建成覆盖城镇职工、农民和城镇居民的三大医保体系，2015年后又统一收至新设立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麾下。与此同时，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中央及地方财政对医保体系注入数万亿资金，医保覆盖了十三亿人口大国的95%的人口。医保支付率大幅提高，城乡均接近70%。在药品采购领域，医保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级支付者”。然而政府不定药价，药价又如何形成？人社部一度提出“药品支付标准”设想，意在药价管制取消后，由医院、药企在上游通过市场交易自行形成价格，医保再据此制定药品支付标准。然而，医院此时已从药品集采出局；2015年国家卫计委彻底压缩医院“药品加成”，全面实现进销平进平出的“零差率”。医院既无招标的权力，又无降价的动力。此时主张上游市场谈判交易，谈何容易？改革进入僵局。虚高药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近施行的“零差率”，一如之前的“15%药品加成”，都在于控制终端，而前端的药品中标价依然虚高不下。中标价之下，巨大的利益空间犹在，药品回扣、寻租腐败延绵不绝。药品集采还得往前走。政策制定上，主事者或可回避游离，但药价虚高的恶果却已成了全社会无法承受之重。各地医保基金透支，部分地区几近断流，医保控费，开始成为各地医保部门的首要任务。福建三明即是其中一例。2011年，三明市城镇职工医保年亏损额达2.08亿，市财政已难以兜底。曾在药监系统工作多年的三明副市长詹积富，开始着手后来垂范全国的“三明医改”。这次改革，在他口中，是“赌上了自己政治生命”的。詹积富的改革路径，是让医保走上集采前台，与药企直接谈判，将压下来的巨额药价空间，再反哺公立医院，从而提升医护人员从业积极性，并有内在动力提升医疗服务，降低医药支出。改革六年后，三明市医保基金从亏损转为结余20余亿元。这一回，地方改革走在了中央之前。“三明医改”在局部成功突破，为今后“超级支付人”的诞生作了前期试探。争议依然存在。当初药品集采的政策参与者直言不讳：三明医改的成功并非单个部门一抓就灵，而在于包括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在内的精密细致的配套机制。言外之意，降药价，更需联动性改革，决非一己之力就能完成。中国药改的一个阶段性结论由此画下。我们的药改往事至此收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