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就猪肉灌汤水饺在多地被检出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事件，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全食品”）首次官方公开发表情况说明称，对此事给广大消费者造成的困扰和不便，表示诚挚歉意。在情况说明中，三全食品表示，2019年2月15日，有媒体报道三全食品生产的猪肉灌汤水饺在湖南湘西、甘肃酒泉两市被抽检出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疑似批次包括“20190113H”的1000克灌汤猪肉水饺、“20181111H”的500克灌汤猪肉香菇水饺及“20181129H”的500克灌汤猪肉芹菜水饺。获知信息后，三全食品配合两地相关部门做出进一步核查及相应处理工作，将相关疑似批次产品从各销售渠道全部封存。三全食品还成立以总经理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应对小组，时刻紧密关注疫情动态。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多家超市了解到，2月15日，三全食品已将北京市场上的猪肉灌汤水饺全部下架。三全食品在情况说明中还表示，公司所用猪肉来自优质合规供应商，对每一批次的原料猪肉都有溯源系统，且每批到货均包含国家相关部门出具的该批次《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运输路径也严格执行农业农村部的规定要求。此次被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的品牌不止三全食品。据报道，此次事件涉及的品牌还包括科迪、康利思、齐汇、金锣、惠万家在内的多个速冻品牌产品，其中标称河南科迪速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水饺、肉丸等产品，至少有67份样品被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对此，金锣、齐汇相关负责人在回复北京商报记者时称，虽然未收到官方部门的通知，但公司也在配合相应部门检查，有具体结果将及时对外公布。...

近日，微博网友接连发布两条视频直指京东金融App存在“窃取”用户隐私照片行为，随后京东金融客服发表官方声明澄清App获取图片的功能主要为方便用户沟通开发，不会将获取的用户隐私图片上传至京东金融后台。而南都记者注意到，针对京东金融的这一回应中的解释，曝出视频的那名微博网友并未接受，认为“并无说服力”。继续指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称其发布的第二条视频还证明了京东金融还会“窃取”美颜相机的照片，与“截图反馈”功能毫无关系。京东金融客服在其官方微博再次更新了声明，针对网友质疑作出了新的回应。对网友提出的质疑，京东金融进一步解释称：“客服截屏反馈功能的实现是通过安卓系统的两个官方通用类ContentObserver和MediaStore的组合调用来接收用户手机截屏动作的通知，使用了UniversalImageLoader这个通用第三方库实现截屏的本地缓存以及预览缩略图快速展示，但上述技术均不具备图片自动上传的能力，图片仅缓存在用户手机本地。”“京东金融App在该项功能开发上存在技术问题，具体为用户将京东金融App切换到后台后，该功能继续运行，继续接收新增图片通知（包括截屏和照片等）并在手机本地缓存，而原功能设计需求是切换后自动停止该功能，属于需求错误开发。同时，经过安全技术团队深度评估，该功能也不应该使用手机缓存技术来实现，应该直接使用手机实时内存（RAM）实现并增强提醒，无需使用手机本地缓存，当京东金融App切换或退出时，将自动清空。”据南都记者梳理，今日更新的声明主要传递出三大重要信息点。首先，App“窃取”隐私属技术失误，已经紧急组织安全技术团队进行了24小时全面排查。同时，京东金融方面将邀请权威官方机构对京东金融App进行全面的安全性检测，并将邀请包括本次问题发现者“@瘦出的肋骨已经消失的大侠阿木”在内的用户和外部专家、媒体组成信息安全顾问小组，对京东金融App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独立、长期的检查监督。此外，前述安全技术团队和顾问小组的检查结果都将定期公布。京东金融表示，将投入更多资源，建立更为严谨的安全审查机制，对每一项技术应用和业务功能进行更加严格、全面的安全测试，并持续接受用户和媒体的监督。附：京东金融官方回应全文...

摘要：在宜湃网身上踩雷的还有近3700名投资人，涉及待收本金总额达到10.5亿元……当安全、可靠的标签被撕掉，王笛才发现，互联网金融平台早期野蛮发展的“后遗症”逐步显现，真实的宜湃网背后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资本谜局。互联网金融平台等非金融机构“花式”开展互联网资管业务的时代虽渐成过去时，但平台早期野蛮生长的“后遗症”却逐渐显现。总部位于成都的互金平台宜湃网便是患上此“病”的平台之一。这家平台上的一位上海投资人王笛，对该“病症”可谓感受颇深，他或许需要为此付出上千万元投资款都无法拿回的代价。无独有偶。与王笛相同，在宜湃网身上踩雷的还有近3700名投资人，涉及待收本金总额达到10.5亿元……在王笛等人看来，宜湃网虽没有“高大上”的股东背景，但也有着很多平台不具备的吸引力：背靠知名投资机构软银中国资本注资且运营多年的兄弟平台宜贷网，“持牌金融机构”的合作加持，再有大型药企修正药业实控人的强势入股，“怎么可能出问题？”于是，王笛最初给宜湃网贴上了安全、可靠的标签。但当标签撕掉，王笛才发现，真实的宜湃网背后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资本谜局。实控人之谜公开资料显示，宜湃网隶属于上海育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育财”），后者于2017年12月被上海宜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宜湃”）收购。工商资料显示，上海宜湃成立于2017年5月16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最初是由网贷平台宜贷网母公司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易贷”）100%控股，原法定代表人为李宁。值得注意的是，李宁同时是宜贷网的董事长兼CEO。宜湃网的正式出现，与2017年9月上海易贷的一次股权转让紧密相关。当时，上海易贷与国丰达（广州）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丰达”）、上海复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复毅”）协商确定股权收购事宜，并由国丰达和上海复毅逐步接管上海宜湃的运营管理工作。一名宜湃网管理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当时收购宜贷网的条件之一就是单独成立一个对接金交所资产的平台，即此后的宜湃网。2017年11月，宜湃网平台正式上线，定位是“专业推荐持牌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信息中介平台”。“宜湃网和P2P平台并不一样，类似于给金交所产品做导流，合作方更看重宜湃网兄弟平台宜贷网前期积累的大量用户。”上述宜湃网工作人员透露，凭借宜贷网3年积累下的品牌效应和软银中国资本这一股东背景，顺利实现了将风险承受能力较高、高净值用户向宜湃网的导流。宜湃网平台80%的用户来源于宜贷网既有客户，剩下的20%则是既有用户推介而来。彼时，宜湃网和宜贷网实际是一个团队，两个品牌。2018年1月18日，上海易贷与国丰达、上海复毅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应收购方要求，将上海宜湃51%的股权登记在浙江天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浙江天然基金”）名下，2018年3月2日已完成工商登记。接近宜贷网的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国丰达和上海复毅背后疑似是一个互金“掮客”团队，通过收购宜贷网，再通过其成立宜湃网，最后卖给浙江天然基金。根据工商资料，浙江天然基金最初个人股东之一是修涞贵，持股50%。修涞贵另一个更为大众所知的身份是吉林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在“2007年胡润百富榜”中，其以55亿元的资产成为吉林省首富。用王笛的话说，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坑”了：一方面，宜贷网似乎有意减少发标数量，平台经常出现无标可投，而兄弟平台宜湃网却疯狂上线新投资项目；另一方面，修涞贵大手笔进入平台，更有修正药业的间接“背书”，为了不让自己的资金“站岗”，王笛从宜贷网的种子用户成功转化成为宜湃网的忠实粉丝。因网贷备案相关要求，宜贷网开始对宜湃网进行割离。2018年4月10日，上海宜湃剩余49%的股权转让给浙江天然基金，并于2018年6月6日完成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由李宁变更为包富建。至此，宜湃网和宜贷网从法律和运营上完全“隔离”，宜湃网正式进入“修涞贵时代”。另据宜湃网工作人员透露，原宜贷网负责运营工作的高管肖睿，在4月份被公司实控人“推上”宜湃网任CEO一职，但其并非平台的决策者和实际管理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2018年3月28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下称“29号文”），明确了平台须持牌经营的思路，并对互联网平台代销金交所资管产品的行为作出规定。虽然宜湃网与金交所均称双方合作在此后陆续终止，但发行方项目开始大规模出现逾期。2018年9月5日，宜湃网发布逾期公告，平台风险开始暴露。而修涞贵也在这之前悄然出局。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就在此前的9月3日，浙江天然基金的股权结构“悄悄”变更了：公司股东寿金姬和修涞贵同时退出，变更为邹鸣和苗田福，两人分别持股50%。值得注意的是，企查查显示，苗田福已被列为全国失信被执行人。而其同时也是广东修正资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记者致电苗田福询问相关情况，截至发稿前，电话未接通。宜湃网的实控人究竟是谁？上述宜湃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2018年2月-7月，平台和公司的决策，主要由一个名为张冬的律师，以及他所代表的宜贷网股权收购方国丰达的实控人负责，张冬及幕后团队主要在上海以及杭州办公，目前已失联。记者尚未在公开资料中获取到张冬与宜湃网关联的相关信息。宜湃网离职高管向记者证实了宜湃网确有张冬此人，他亦将平台可能的实控人指向了夏东明，后者是浙江新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浙江新联”）董事长。“2018年7月以后，夏东明不止一次赴成都指导宜湃网后续工作开展。在平台资产出现逾期后，夏东明承诺由其负责协调资金兑付。”上述高管称。记者通过企查查发现，夏东明通过修正系的企业、人员，与上海宜湃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夏东明承诺的负责兑付工作，随着其被杭州经侦刑事拘留而终止。根据宜贷网发布的良性退出公告，浙江新联董事长夏某，因涉嫌其他网贷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杭州滨江公安部门刑事拘留。记者从投资人处获悉，基于上述情况，宜湃网当前兑付工作已停滞。发行方集体失联如果说宜贷网的背书、修正药业实控人的强势入局让王笛等人“投身”宜湃网，那在所谓的“持牌金融机构”合作方加持下，宜湃网终被贴上了安全、可靠的标签。但在标签撕掉后，平台早期野蛮发展的“后遗症”逐步显现。宜湃网公告显示，截至2018年11月8日，存在待收的用户数为3689人，待收本金总额10.4629亿元，人均投资金额28.36万元。宜湃网声称其采用的是“资管公司+持牌金融机构+宜湃网”的风控模式，项目均通过由政府批准成立的持牌金融机构登记挂牌发行。其所谓的“持牌金融机构”，指的是东北亚创新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下称“东金中心”）、青岛联合信用资产交易中心（下称“青信中心”）、贵州场外机构间市场有限公司等（下称“贵州场外”）。这三家机构本质类似于地方金交所，并非29号文中提及的持牌金融机构。公开资料显示，宜湃网上的产品包括官标“银优计划”、“企优计划”，以及由投资人转让收益权产生的“优＋计划”。其中，“银优计划”主要是源自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公开受让的商业银行抵押类资产债权，“企优计划”则主要是企业应收账款，二者的产品逻辑均是通过转让相应债权至发行方，由发行方将该债权在金交所登记挂牌。“优＋计划”则主要为解决投资人资金流动性而出现，期限相对较短。“之前项目其实都回款正常，在29号文下发后，我们陆续暂停了对发行方产品的推介，产品陆续出现逾期。现在看来，发行方疑似在玩‘借新还旧’的游戏。”据宜湃网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发行方均已失联。记者查询宜湃网产品注意到，发行方主要涉及到4家公司：上海奈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驭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枝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练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截至11月30日，四家公司尚未兑付资产金额分别为：1.56亿元、2.53亿元、1.54亿元、4.84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家公司均注册在上海，名称十分相近，且注册资本均是5000万元，背后股东也全部是自然人。记者查询证监会、中基协等网站，未发现四家发行方有从事金融资产管理业务的相关资质。记者根据企查查信息致电四家公司，电话均无人接听。“从平常沟通中发现，张冬与四家发行方公司关系较为‘深厚’。现在来看，从国丰达到发行方公司，都有可能是张冬团队设立的壳公司。宜湃网从2018年6月停止发布新标，而夏冬明2018年7月从张冬处接手平台，并不直接接触之前的经营管理。”宜湃网内部管理人员认为，宜湃网走到今天这一步，更多的责任还是在张冬及幕后团队身上。王笛等人开始从发行项目中寻找端倪，并发现部分项目的底层资产可能涉及虚假。在发行方集体失联的情况下，投资人将目光瞄准了将产品登记挂牌的交易所。不过，交易所均认为自己承担的是形式审核的责任，尽职调查和存续期管理职责按照约定应由产品管理人进行。东金中心官方客服人员向记者强调，与宜湃网没有任何合作，东金中心所有的产品都不针对C端用户开放，宜湃网通过发行方私自将产品对外发售，现已向当地警方报案。“青信中心仅为拟交易标的资产提供挂牌公告服务。在29号文下发后，青信中心第一时间终止了相关业务的挂牌公示服务，并一直为投资人提供协助。”青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应称。上述宜湃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东金中心并未与宜湃网直接签订合作协议，但这并不代表其不应承担风控审核不到位的责任。另据宜湃网公告，截至11月30日，东金中心、青信中心、贵州场外尚未到期的存量余额的金额分别为4600万元、6.66亿元、3.35亿元。另据王笛透露，投资人与交易所已联合起来针对发行方和宜湃网做报案处理，但具体情况有待警方立案后明晰。（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笛为化名）...

金融科技，再也不是一线城市的专属名词。在春节返乡之后，人们发现，老家早已不是莽荒之地，金融的种子正在这里落地发芽。网络贷款、移动支付、消费分期、汽车金融，正在悄然改变着城镇和乡村。出海与下沉，被称为2019年金融科技的两大趋势。小镇青年和乡村大妈，这两大消费群体，正在悄然觉醒……01小城苏醒“走不走？铁西不打表20，可以刷微信、支付宝。”这是北漂游子东东回到老家听到的第一句话。东北的出租车司机们，早就开始接受移动支付，甚至将其作为揽客手段。无现金支付，正在渗透到小城小镇，甚至是乡村。2月2日，是四川资阳市安岳县八庙乡节前最后一个赶集日。集市的少数水果摊上，直接摆着一张二维码，可以扫码支付。“扫码支付的主要是年轻人，老年人极少。”一位水果摊贩称。他还表示，春节期间，要求扫码支付的年轻人会增加。归家的游子们，正在将一些先进的金融习惯带回老家，让其层层渗透。不止支付如此，网络贷款也成为全新崛起的金融趋势。“很多客户来我们这里贷款，想做点小生意，但银行很严，手续复杂，我就给他们推荐网贷。”广西桂林的一位银行人员称，一些头部平台的利息，还是很低的。同样是在广西桂林，街上随处可见贷款的门店，甚至还出现了小额贷款的牌匾。除了银行和民间高利贷，小城市终于有了全新的贷款渠道。消费分期的下沉之路，也早已开始。在三四线城市的手机门店里，到处可见“月供几百元，iPhone带回家”的广告语。一位手机店的老板称，现在到店购买手机的年轻人，至少有30%会主动问询是否可以分期付款。汽车金融也早早地在三四线城市扎了根。在洛阳，地图显示有2家花生好车、19家弹个车的体验店和门店、1家大白分期。在桂林，地图显示有3家花生好车、18家弹个车的体验店和门店、1家大白分期。金融科技，早就不再是一二线城市的时髦词汇。在三四线城市和乡镇的土地上，金融开始落地开花，改变人们的生活……02小镇青年金融科技的下沉，主要针对的是两个群体。第一个，就是“小镇青年”。2017年，《战狼2》的56亿票房中，有45亿来自二线以下城市的贡献。2018年，《前任3》的票房突破20亿。数据显示，电影的三四线城市观众占比达到47.3%，他们贡献了10亿多的票房。从此之后，小镇青年的强大消费力开始被人关注。根据天风证券研究，比起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和白领阶层，“小镇青年”们很可能拥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财产和更高的消费力。从人口的角度看，三线城市总人口增长明显比一二线城市迅猛，近十年来翻了一倍。目前三线城市的人口数，是一线城市的6倍左右。三线城市的人口数量增速较快，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一二线城市房价高、压力大，导致大量人口的回流。头部城市的年轻人，为了房贷要透支所有的青春，以及三个家庭的积蓄。“一二线城市年轻人的杠杆率和负债率更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风险甚至比蓝领更高。”某头部消费金融公司CRO何鸿称。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年轻人选择回流。回家之后，他们发现，家里也挺好。而三四线城市发展速度增快，也变得比较宜居。这个新崛起群体的消费能力有多强？“在中国，蓝领阶层及乡村地区的居民有四到五亿，他们依然没有享受到传统的金融服务。”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曼·沃迪拉称。他表示，最前沿新潮的产品，可能会在一二线城市落地，但三四线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金融普及水平比以前要高，已经是不容忽视的客户群体。从纵向来看，三四线城市也会是消费金融公司争夺的市场。一家汽车金融公司的营销人员发现：“现在公司的分期购车用户中，80%都是三四线城市月收入低于1万的年轻人，购车价格一般都在10万到20万之间。”根据罗兰贝格的统计数据，三四五线城市的中端汽车消费市场成长最为迅速，增长最明显的，就是价格在8万到18万的汽车消费。小镇青年的消费能力为何如此之强？他们挣得少，但强就强在几乎不会背负“房贷”这座大山。因此，他们的消费和购买力甚至强过一二线城市的同龄人。这些小镇青年，会分期购买智能手机和一辆中档好车，也会一年出国旅行一次。他们购物喜欢拼多多，抽空就刷刷快手。拼多多、快手的崛起，汽车金融的火热，vivo和OPPO手机的逆袭，《战狼2》和《前任3》的意外走红，都凸显了小镇青年这个群体的强大爆发力。城镇再往下，就是中国广袤的农村。在这里，再也没有乡村青年这个群体。年轻人都离开土地去打工，乡村呈现出空心化的情况。但是，这片对于金融来说略为荒凉的土地，依然孕育着商机。第二个崛起的群体，就是乡村大妈。乡村大妈都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她们年龄在40-60岁之间，坚守农村，照顾老人，是一个家庭的坚实支柱。金融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其实一直都不低。早在几年前，京东和淘宝就进入农村，开起了小店，主要面向的客群就是乡村农妇。它们会对后者出售一些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而农村金融，很多都是针对农妇放贷。“即使是家里的丈夫来借钱，我们也只接受农妇的申请资料。”宜农贷负责人王筱迪表示。“农村的男性，极容易沾染坏的习气，比如赌博、涉黄、打牌。一旦在村子里出现一点苗头，很多男人都会被带坏。”一位从业者称。相对来说，在农村，妇女的责任感强于男性。“借贷给妇女，比借贷给男人，能够更快地形成变化。”“穷人银行家”尤努斯曾表示，“妇女能比男人更快更好地适应自助的过程，但是她们看得更长远。”为了使自己和家人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她们愿意更辛苦地劳作。乡村大妈不仅仅蕴含着消费力，也成为好的放款对象，她们可以作为农村家庭的代表申请贷款。“拿下小镇青年和乡村大妈。”多家金融科技公司喊出这样的口号，并开始针对这两个群体开发金融服务。03金融下沉实际上，在三四线城市，金融科技已悄然跑完了一个经济周期。2015年，金融科技就开始了渗透之路，并在2016年达到一个小高潮。“10多家互金平台开设了门店。在网络上打过广告的知名平台，在市里都能找到。”在桂林从事贷款业务的张何娟称。“满大街的贷款门店，有些平台简单到有张工资卡，或者有公务员担保，就可以贷款。”她称。而此时，出租车的座椅上、电梯间，都能看到汽车金融的广告。几乎所有的手机门店，都可以分期购机。2018年，三四线城市也迎来了金融小寒潮。“现在就剩下三家，其他店铺都已关门。”张何娟称，汽车金融的门店，也减少了很多。但金融的下沉，却是大势所趋，再不可逆。度小满金融CEO朱光曾对媒体表示，三四五线城市消费金融发展空间极大，在度小满金融服务的客群中，来自三四五线城市的用户，在2018年占比已经将近50%。小镇青年和乡村大妈的觉醒，已让这片市场燃起金融战火。对于征战这片市场的金融科技公司来说，它们要做的，不是盲目进攻，而是真正了解新群体。你给小镇青年提供的“想当然”的产品，未必就是他们想要的。“你真正了解你的用户吗？有可能你一无所知。”一家消费金融公司的副总裁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你知道在闲鱼上，什么样的二手商品卖得特别好吗？”他称，答案居然是“口红”。因为小县城可能根本没有知名化妆品专柜，女性用户就通过闲鱼买一些二手口红回来试色，觉得不错，再买新的。捷信的高级区域销售经理李天齐发现，小镇青年更爱国产品牌，消费更加理性。“未来，我们还将根据年轻人的新需求，拓展3C、电动车、摩托车之外的分期项目。家用电器、旅游、健身、生活美容等，都可以成为下一步开展业务的方向。”他称。另一方面，新群体崛起后，也不能对其过度开发，透支其信用。“得不到传统金融服务的人群，需要更多地了解普惠金融和消费金融。”罗曼·沃迪拉称，捷信正在走进社区和学校，讲解专业金融知识，并宣传信用的重要性。“2019年，金融科技的两大趋势，就是出海和下沉。”多位业内人士称。这就是2019的两部曲：走出去和沉下来。但金融的下沉，绝不应是掠夺式的杀鸡取卵。应该读懂用户，了解用户，并带着他们一同成长。*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被复星收购三年、不温不火的ClubMed地中海俱乐部，因为一场病毒风波而出了名。2月16日，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两次鞠躬致歉，表示对ClubMed亚布力度假村可能存在的管理问题，绝不姑息。　　而该游客“中毒”事件爆发距复星旅文港股上市还不足两月，值得深思的是，作为IPO主要卖点和营收主力的ClubMed为何变味？有行业人士分析，不排除是逐利资本惹的祸。　　2月10日，微博爆出自春节开始，ClubMed亚布力度假村多名游客出现有上吐下泻发烧等食物中毒症状，经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确定ClubMed部分游客发生呕吐、腹泻等症状为诺如病毒感染。截至2月13日，无新发病例报告。2月15日，关停三日后重新恢复营业。　　2月16日下午，ClubMed最新情况通报，表示已对诺如事件发生期间受到不同影响的宾客提出了补偿方案。ClubMed大中华区运营副总裁Philippe将兼任亚布力度假村村长直至雪季结束。度假村将认真汲取本次疫情教训，全面加强各项管理流程和措施。　　亚布力地区为何仅有ClubMed被爆出诺如病毒疫情，是否与度假村不净的食物、卫生环境有关？关于病毒来源尚未有调查结果，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起事件暴露出ClubMed应急处理不力在内的多项管理失职。　　多名游客向《证券日报》记者反映，与往年相比，亚布力度假村从底层到高层的服务人员素质大幅下降，菜品品质下滑，今年还发现变质食品和过期饮料、卫生状况不佳。此外，没有及时主动干预、控制病情的发生和扩散、医务室缺乏常备药和驻点医生也成为游客诟病的重点。　　一名上海游客对记者介绍，早在2018年12月30日就向村长反映过疑似感染诺如病毒，“当时我知道的就已有4户家庭同时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然而并未引起企业重视，仍在继续营业，2月9日晚上已有30多户家庭觉得身体不适，游客代表集体向ClubMed建议通知住户、封锁餐厅、隔离消毒仍未被采纳，直到2月10日微博爆料引发媒体关注、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入驻，迫使疫情处理进程加快，然而大规模疫情已经爆发，根据游客自行统计，上报感染病毒人数约300人。”　　“复星收购了国际品牌，理应按照国际标准经营，为何最后提供的是连三星级酒店都不如的服务？”一位去过4次ClubMed的银卡会员对记者表示。　　亚布力ClubMed管理乱象背后均指向经营压力和利润导向，反映在财务报表上是成本严格控制和连年亏损收窄，而复星收购后的三年是ClubMed以轻资产模式快速扩张的三年，复星旅文实现从成立到完成IPO仅两年的“奇迹”。　　ClubMed中文名称为地中海俱乐部，创办于1950年，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价全包（AllInclusive）休闲度假服务的全球供应商。　　复星集团历时4年，于2015年斥资约70亿元人民币拿下这个法国高端度假村连锁品牌。2018年12月14日，整合收购的相关文旅资产后，复星旅文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上市，主业为通过ClubMed及ClubMedJoyview运营度假村，以及开发、运营、管理旅游目的地，包括三亚亚特兰蒂斯等。　　在招股说明书中，全球最大的休闲度假村集团是复星对外宣传的一大卖点，目前ClubMed度假村是复星旅文的现金奶牛，截至2018年上半年，该度假村实现收入63.69亿元，占总收入比例为95.5%。　　ClubMed大部分度假村集中在欧美，均以自持或者租赁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ClubMed被复星收购后，转变发展模式以轻资产方式加快扩张，在2015年之后开业的9个项目中，8个是委托管理模式，不再以自建为主的模式发展。　　在托管模式下，ClubMed向业主收取管理费用，并且管理费和激励与度假村营业收入和利润挂钩。从主人变成顾问，逐利冲动是否会导致压缩成本影响服务质量？　　对此，一位券商旅游业研究员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理论上连锁品牌的国际标准应该保持一致，但由于是管理输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业主的影响。从大型酒店集团发展来看，走轻资产模式是趋势，然而度假村与酒店不同，更注重体验，因此各店巡视、品质监控是关键也是难题。”　　这一点也在这次出事的亚布力ClubMed被印证，亚布力ClubMed的业主为阳光度假村，一名游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一价全包、ClubMed游客专属的度假村内居然有阳光度假村的滑雪私教广告，还有其他人员进行卖房营销，外部滑雪游客抢占跑道、餐厅可供外部客人点菜等影响体验的现象出现。　　中毒门对品牌声誉的影响部分反映在股价上，复星旅文港股过去一周最高合计跌去12%。　　“港股不像A股以散户为主，因此股价波动没那么剧烈，机构投资者会判断是偶发因素还是长期问题。而且地中海俱乐部并非著名一线品牌，观感不是很强烈。从复星的几起海外收购来看，都不是一线企业而是处于平均水平，有些瑕疵的才会被拿下。把好的品牌用来包装上市，增强融资能力，ClubMed有其阶段性使命，今后就要看它独立自主发展，但很难看到高成长性。”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分析。　　以轻资产为主，重资产部分通过销售物业支持继续发展是复星旅文的发展模式，去年12月份复星旅文高管透露三亚亚特兰蒂斯项目已靠卖房回笼资金约70亿元。ClubMed完成上市使命后，复星旅文IPO超一半募资则投向丽江和太仓项目，这两个重资产项目也搭配了楼盘销售。　　丽江项目在2018年动工，预计未来几年投入的总成本约为24亿元，目前已发生总成本5.3亿元；太仓项目将于2019年开工建设，预计未来几年总投资成本约为77亿元，目前已经支付22.45亿元用于买地。　　尽管三亚项目表现亮眼，由于投资周期长、金额高，未来丽江和太仓项目的前景未明。　　“丽江是成熟旅游地，竞争非常激烈，当地星级度假酒店众多，对复星旅文来说会有一定压力。从ClubMed来看，国内入住率压力不小。目前来看复星旅文资产比较单一，未来盈利性不确定性较大。”前述券商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表示。...

依靠精心设计的连环资本局，顺利将14亿现金揣入腰包，朱宝良的资本“神操作”堪称经典。朱宝良是兰州民百实控人，朱宝良及其妻子洪一丹自身及通过红楼集团合计持有公司62.23%股权。去年5月以来，兰州民百出人意料地密集分红，加上已经披露的2018年度分红预案，公司一年内将实施4次现金分红，累计分红金额将达16.45亿元。朱宝良夫妇将分得10.30亿元真金白银。然而，长江商报记者发现，巨额分红的现金并非兰州民百主营业务赚取，而是来自一场精心设计的连环资本局。2009年，朱宝良夫妇100%控股的红楼集团以8.43亿元收购上海永菱、上海乾鹏各100%股权（核心资产为两块地）。2016年4月，在筹划将杭州环北注入兰州民百前两个月，朱宝良突击对杭州环北进行资产剥离与置入。一年之后，或微利或亏损的前述两标的作为杭州环北子公司一起溢价约6倍被注入兰州民百。仅过10个月，兰州民百又将以24.6亿元高价将两标的出售给第三方。以此算来，9年之间，几经倒腾，两块地为朱宝良赚取了超过16亿元利润。紧接着，朱宝良煞费苦心地实施巨额分红、大幅回购公司股份两手抓策略，提高自己的持股比例及拉升股价，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根据长江商报记者初步估算，在上述系列资本运作中，朱宝良夫妇收获的现金红包将超过14亿元。分红占净利99%打破A股纪录A股市场最豪的现金分红不是茅台，也不是“煤老板”中国神华，而是名不见经传的零售业公司兰州民百。1月30日晚间，兰州民百披露了2018年年报，与亮丽年报一同与投资者见面的，还有令人吃惊的现金分红。2018年，兰州民百实现营业收入13.83亿元，同比微增1.18%，同期净利润却高达15.84亿元，同比暴增逾10倍。不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只有1.35亿元，同比增长24.58%。年报业绩高增长，兰州民百推出的2018年年度分红预案也很“嗨”。预案显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元，合计将派现12.53亿元。此次分红预计占2018年净利润的79.1%。当日，兰州民收盘价7.15元，总市值为55.99亿元。以此计算，该次分红的股息率达到22.38%。不仅如此，这将是兰州民百2018年度的第三次分红，也是去年5月实施2017年度分红以来的第四次分红，累计派现金额达到16.45亿元。去年，公司还相继在10月10日、11月29日实施了半年度、三季度现金分红，共计分红3.13亿元。加上即将实施的第三次派现，年度累计分红金额达15.66亿元，约占当年15.84亿元净利润的98.86%。超过98%的利润被用作派现、股息率达22.38%，兰州民百的超高分红横扫A股3584家公司，打破了近几年A股分红纪录。2017年，中国神华超高分红曾震惊市场。彼时，公司发布特别股息+普通股息方案，其股息率达17.8%。去年，江铃汽车发布特别股息，公告发布后，其A股股息率达14.2%。这两只超高股息率个股都曾获得市场高度关注。2017年，贵州茅台也颇为大方，每10股派现109.99元。当年分红总额为138.17亿元，占当年净利润的51.02%。2016年，格力电器也将净利润的七成用于分红，但占比均低于兰州民百。与自身过往相比，兰州民百此次分红同样惊人。从1996年上市到2017年的22年中，其共计实现净利润7.89亿元，仅实施5次分红，合计分红1.97亿元。以此计算，兰州民百2018年一年分红，就是22年总盈利的1.98倍，也相当于22年分红总额的7.95倍。溢价倒手资本运作获得16亿真金白银分红秒杀茅台的兰州民百巨额分红资金哪里来？并非主营业务盈利，而是资本运作而得。去年3月15日，兰州民百以24.60亿元价格出售上海永菱90%股权、上海乾鹏100%股权。基于这笔出售资产交易，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高达14.49亿元。长江商报记者发现，给兰州民百带来可观利润的上海永菱、上海乾鹏有着十分丰富的故事。追溯发现，早在2009年，兰州民百控股股东红楼集团分别出资5.98亿元、2.45亿元共计8.43亿元从他人手中揽下了上海永菱、上海乾鹏各100%股权。兰州民百于1996年登陆上交所，但其经营业绩一直欠佳，2009年之前基本处于或微利或亏损状态。2010年至2013年有所起色，但2014年又开始下滑。2016年6月，红楼集团筹划将旗下的杭州环北注入兰州民百。不过，此前两个月，红楼饮料、红楼房地产及浙江丝绸集团45%股权被闪电剥离。同时，将上述并购标的上海永菱90%股权、上海乾鹏100%股权以及红楼饭店100%股权注入杭州环北。曾备受质疑的是，上海永菱、上海乾鹏经营业绩并不好看，且溢价置入。2013年至2015年，上海永菱净利润为121.53万元、304.46万元、-95.63万元。上海乾鹏净利润为-110.35万元、5114.54万元、156.31万元。红楼饭店则连续三年亏损，2017年亏损737.75万元。杭州环北完成资产整合后，溢价596%作价29.97亿元出售给兰州民百。其中，上海永菱、上海乾鹏评估值分别为11.52亿元、3.43亿元。2017年5月15日，兰州民百以发行股份加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杭州环北的重组方案及配套募资方案被监管部门放行，顺利实施。此次交易，股份支付占交易总额的87%，现金支付占13%。朱宝良夫妇、儿子直接及通过红楼集团合计持有杭州环北99.32%股权，获得现金对价3.87亿元。有意思的是，恰好在注入上市公司10个月之后，兰州民百将这两家地产公司卖给了第三方。而这一次，两家公司（上海永菱90%股权）作价24.60亿元，较注入上市公司时13.80亿元增值了10.80亿元。综上所述，9年间，经过朱宝良轮番倒手运作，8.43亿元买的两块地为其获得了16.17亿元真金白银，还有价值2.08亿元的上海永菱10%股权。至少将14亿现金落入腰包再施“神操作”，朱宝良将至少14亿元现金揣入荷包。出售两标的产生的24.6亿元现金在上市公司账上，如何才能将其揣入自己荷包？朱宝良采取巨额分红及巨资回购股份策略来实施。根据长江商报记者初步统计，截至目前，朱宝良及其一致行动人（红楼集团、妻子洪一丹、儿子朱家辉）合计持有兰州民百4.91亿股，占公司总股本62.68%。去年5月以来，兰州民百已实施三次现金分红，朱宝良已经分得2.45亿元。即将实施的每10股派16元，朱宝良至少将分得7.85亿元，合计为10.30亿元。其实际数将不止这些。其最终结果要看兰州民百回购股份实施情况。回购股份还有一箭双雕奥妙。通过斥资回购二级市场股份，不仅增强二级市场投资者信心，提振股价，避免红楼集团质押的股权触及平仓线风险（截至目前，红楼集团股权质押比为69.32%），还能在即将实施的12.53亿元超高分红中，朱宝良持股比例上升，分得更多现金。去年11月，兰州民百宣布拟回购1亿元至5亿元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8.5元/股。按照回购价上限计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176.47万股至5882.35万股。如果按照上下限计算，回购完成，此次12.53亿元派现中，朱宝良将实际分得8.49亿元至7.97亿元。综上所述，不考虑回购带动股价上升的账面上浮盈，仅去年5月以来实施的派现，朱宝良将分得10.42亿元至10.94亿元。再加上将杭州环北注入上市公司支付的现金对价3.87亿元，仅在倒腾上海永菱、上海乾鹏两块地方面，朱宝良通过设立的连环资本局，顺利将14.29亿元至14.81亿元现金揣入了腰包。...

中国农历新年一开年，扎克伯格就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的“大礼”。2月7日，德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联邦卡特尔局”（Bundeskartellamt）裁定Facebook在收集、合并和使用用户数据时滥用了其市场支配地位，并要求其在12个月内停止这些滥用行为。在裁定公布后不久，联邦卡特尔局又发表声明，称如果Facebook对WhatsApp、Instagram和Messenger这三款应用进行合并，就会对其启动反垄断调查，以阻止其对数据的收集和滥用。今年1月，扎克伯格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在继续保持What-sApp、Instagram和Messenger这三款软件的前提下，实现它们之间的消息互通。而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的这一个裁定和一个声明显然给扎克伯格狠狠泼了一脸冷水，让他的宏伟计划变得前途渺茫。那么，扎克伯格究竟为什么要想推进WhatsApp、Instagram和Messenger的融合？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又为什么要反对这个合并？裁定所称的Face-book滥用市场支配的地位究竟是什么？它对于市场状况、消费者福利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一切，让我们从头说起。打不赢就买买买Facebook是PC时代的产物。从2004年诞生起，它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全球社交平台的执牛耳者。这一速度，至今仍让人惊叹。然而，在Facebook一统PC端的社交江湖后，世界却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在这个时代，Facebook惊奇地发现，自己一下子多了很多竞争者。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Snapchat，图片分享软件Instagram，以及很多形形色色的软件都一下子冒了出来，开始和它争夺市场。为了弥补在移动端的短板，Facebook一口气推出了十几款移动端的产品，然而收效都不太好。很快，除了Messenger之外，其余产品很快就被市场遗忘了。既然自己开发的产品不成功，Facebook就转而采用了另一个更为直接的策略——买买买！2012年，Facebook以10亿美元的巨款对照片共享平台Instagram进行了收购。当时，Instagram还是一家创建时间仅为2年，用户仅为3000万，盈利几乎为0的企业，10亿美元的收购价几乎就是天价。很多人认为扎克伯格买亏了，但事实却证明，这其实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收购。仅用了很短的时间，Instagram就把收购费用连本带利地赚了回来。对Instagram收购的成功让扎克伯格尝到了甜头。2014年，他作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用190亿美元的巨款收购Whatsapp。在当时看来，这几乎是一个疯狂的决定！作为一个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的功能非常简单，大致上相当于一个手机短信的替代品。尽管在被Facebook收购之前，Whatsapp已经拥有了4亿的用户，但其商业模式很不明确，年营收仅有1000万美元。这样一个企业，扎克伯格竟会开出190亿美元，简直是匪夷所思。然而，扎克伯格看上Whatsapp的原因显然不是其现实的盈利状况，而是其对移动端用户的吸引能力。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小扎判断的正确。到目前为止，Whatsapp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了15亿的客户，为Facebook在移动端的势力扩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买得到的“身”，买不到的“心”收购的Instagram和Whatsapp，加上苦心经营多年的“亲儿子”Messen-ger，这社交三巨头的存在让Facebook在移动社交领域的地位变得稳如泰山。然而，这一点显然还不能让扎克伯格完全满意，原因很简单：尽管Instagram和Whatsapp已经成为了Facebook的子公司，但它们却拥有很高的独立性——不光它们的运营决策是相互独立的，其数据也是相互隔离的。从Facebook的角度看，这种独立性其实意味着巨大的效率损失。虽然在人们印象中，Facebook是一个社交网站，但它的社交业务完全是免费的，其真正的收入来源是广告。根据其公布的财报，广告收入在其营收中所占的比重在90%以上，因此从某种角度看，Facebook其实可以说是一家广告公司。对于一家以广告为主要收入的公司，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要有庞大的用户群；二是广告的投放必须有很高的精准性。第一个因素不言自明：用户越多，需求就越大，产生的收入也就越高。相比之下，第二个因素受到的重视程度可能会少一些，但事实上其重要性一点也不比第一个因素低。广告对客户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带来的转化率。在一定的投入下，转化率越高，广告的单位价值就越大，客户也会更加愿意为其买单。而在影响广告转化率的因素中，对客户的针对性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怎样才能对潜在广告受众的特性进行精准的识别呢？这就需要依靠数据。现在，“大数据”已经成为了一个时髦词。很多人认为“大数据”的“大”主要是指其数量，这其实是一个误解。除了数量外，数据的维度也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从预测的角度看，一套数量较小但维度较多的数据，价值通常远胜过一套数量较大但维度较小的数据。显然，在扎克伯格决定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时，就将上面的一切纳入了考虑。首先，这两款移动端的应用可以帮助Facebook迅速扩大用户，而实际上这也已经实现了。其次，无论是Instagram，还是Whatsapp，它们在业务属性上都和Facebook的原有业务有很大的差异性，但其用户群则和Face-book的原有业务有很大重叠。如果能将这些数据打通，那么Facebook就可以一下子将其数据的维度扩展一个层次，让Facebook的广告精准程度上一个台阶。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独立运作之下，Instagram和Whatsapp让Facebook的这两个目标都难以实现。在扩展用户数量方面，虽然Instagram和Whatsapp在理论上都是Facebook的子公司，但经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Facebook的广告策略不加遵从。尤其是Whatsapp，其运营团队一直坚持无广告原则，虽然坐拥庞大的用户群，依然不产生盈利。而在数据整合方面呢？情况更糟。无论是Instagram还是Whatsapp，都采用非常严格的加密技术防止Facebook对自身进行数据采集，因此Facebook虽然得到了它们的“身”，但始终得不到它们的“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Instagram和Whatsapp拒绝和Facebook实现数据互通其实也是有底气的。在Facebook对它们进行并购前，需要事先经过多国反垄断机构的审查。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一些反垄断机构提出了并购之后，各应用之间数据保持独立的条件。为了通过审查，Facebook同意了这些要求，而Instagram和Whatsapp也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相应的保证。不久前刚刚离开Facebook的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布莱恩·阿克顿（BrianActon）就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当年正是由于他向欧盟反垄断机构保证Whatsapp的数据在技术上难以与Facebook合并，Facebook才得以顺利地通过了在欧盟的反垄断审查。然而，时过境迁，当初的承诺终究会被商业利益所压倒。既然两家公司已经被自己收入了囊中，那么不对其数据进行整合就始终是一个遗憾。一旦Facebook动了这个念头，那么被阿克顿等人认为可以防止Facebook合并数据的技术问题就变得不再是问题。一方面，它向Instagram和Whatsapp持续施加压力，要求其共享用户的相关数据，并据此来投放广告。另一方面，它更是从底层架构上下手，试图让几个软件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底层的数据共通。相对向两家软件施压要求数据，这一招更为釜底抽薪。我们知道，在大数据预测中，数据的时效性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一旦数据陈旧了，它就不能很好地反映用户的特征，不能用来精准画像，其使用价值就大大降低了。所以，你们两家不是扭扭捏捏不肯把数据拿出来吗？没关系，一旦底层打通了，Facebook就可以随时拿到最新、最全的数据，到时候，你们再反对数据合并也不会有效果了。当然，除了想要整合数据，发挥数据合力之外，Facebook积极推进几款社交软件的合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心思。在Facebook兼并了Instagram和Whatsapp之后，它在整个欧美社交软件的市场上已经是一家独大，这就引起了不少反垄断专家的担忧。他们纷纷建议，应该对Facebook进行拆分。具体应该怎么分呢？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将独立性很强的Instagram和Whatsapp重新拆出来。而如果直接将几款软件从底层上实现合并，那么这种拆分就变得不再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合并其实也是Facebook应对反垄断压力的一个策略选择。要推进几款应用的合并，必然要取消Instagram和Whatsapp的独立性，这让两家的原有运营团队十分不满。最终，Instagram和Whatsapp的几位创始人先后出走。离开Facebook后，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布莱恩·阿克顿回忆当初的被并购经历，不禁感叹：“最终??我为了更大的利益出售了用户的隐私。”不过，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除了这声感叹外，他已经再也没有能力阻止Facebook了。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碍手碍脚的人走了，扎克伯格推进几款社交软件合并的构思在公司内部已经没有了反对者。正当他要大展拳脚，全力推进合并计划之时，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这个“程咬金”却杀了出来。读者或许有些奇怪，一家美国公司的家务事，怎么就碍着德国人的事了？是的，Facebook确实是美国公司，但是其经营范围却是全球性的，很多德国人都是它的用户。资料显示，在2018年底，Facebook在德国的月活用户数为3200万，日活用户数为2300万。按照用户数量计算，它在德国社交软件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达到了90%以上。从这点看，德国人盯上了Facebook完全有其道理。那么，Facebook整合几款软件数据的行为究竟犯了什么错呢？联邦卡特尔局给出的说法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体来说，就是Facebook强迫用户签订剥削性的商业条款（exploitativebusinessterms），允许其将搜集到的数据与第三方数据匹配或者传输给第三方，由此剥夺了用户的“信息自决权”。联邦卡特尔局认为，这虽然没有直接侵犯用户的经济利益，却会增加用户的隐私泄露风险。对此，Facebook方面表示了反对。在他们看来，用户同意Facebook的数据搜集和整合行为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因为在用户使用软件前，所有的一切都会通过《用户须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想被收集数据，或者不同意数据被整合，只要在《用户须知》上点击“拒绝接受”，不再使用Facebook即可。联邦卡特尔局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它指出，Facebook在德国的社交软件市场上具有很强的市场支配地位。这不仅源于其本身的市场份额巨大，在现有的市场上少有竞争者，更在于其具有很高的市场壁垒，让潜在的竞争者难以进入。在联邦卡特尔局看来，作为一家平台企业，Facebook拥有的最重要壁垒就是网络外部性。由于网络外部性会对人们的社交体验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即使有人推出了和Facebook一样功能的社交软件，用户也会更愿意留在用户众多的Facebook，毕竟自己的好朋友都在那里。此外，Facebook巨大的规模本身也是一个壁垒。这是因为，运作平台是一件规模报酬递增的事，把平台做到一定规模是最难的，而后就会相对简单。这一性质决定了，如果有竞争者要进入，它就需要在巨大的成本劣势之下与财大气粗的Face-book展开竞争，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基于以上原因，联邦卡特尔局认为Facebook不仅在现实市场上没有竞争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会遇到对手，其市场支配地位很难动摇。在这种背景下，用户的选择其实只是理论上的——如果他不被迫同意Facebook给出的条款，那么他将无法使用社交软件与人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Face-book的行为就是强迫用户同意自己的决定，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来侵犯消费者的权利。根据这一判断，联邦卡特尔局要求Facebook立即进行整改，在十二个月内停止违法行为。虽然这个裁定并没有对Facebook给出天价的罚款，因此并不会像之前欧盟对谷歌的罚款那样吸引眼球。不过，这个裁定直接对Facebook的商业模式产生了影响，如果它成立，其对Facebook产生的冲击或许并不会小于数百亿美金的罚款。更为麻烦的是，德国方面的表态可能只是一个前奏，它或许会对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机构产生影响。出于对本国用户权益保护的考虑，各国的反垄断机构很可能效仿德国，纷纷来找Facebook麻烦。如果是这样，小扎在未来几年内恐怕都要过得不开心了。案例背后的冷思考尽管联邦卡特尔局对Facebook的裁定发生在千里之外，但它却涉及了很多平台竞争、数据保护方面的问题。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平台已经成为重要经济主体的今天，这个案件是非常值得引起关注的。限于篇幅，这里仅谈两点。首先，这个案例为我们思考平台经济的竞争和垄断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与传统经济相比，平台竞争表现出了很多的特殊性。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一家独大”已经成为了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然而，结构上的集中并不必然代表高市场份额的企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联邦卡特尔局的裁定书明确指出了这点，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不过，联邦卡特尔局随后用网络外部性和规模报酬的存在来论证Face-book具有很高的市场壁垒，这一点并不具有很强的普适性。或许，在这一案例中，这个论断是成立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网络外部性并不必然会成为不可逾越的壁垒。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它反而会成为在位者崩溃的诱因。网络外部性的逻辑在于，用户会偏爱用户更多的平台，因此如果一个平台吸引了一定数量的用户，更多的用户就会倾向于选择这个平台，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通过这种类似“滚雪球”的效应，获得先发优势的平台就会膨胀起来，难以被超越。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反过来讲，如果在位的平台被竞争者挖走了一定的用户，那么它的网络外部性就会减小，对用户的吸引力就会下降，用户就会继续流失，然后继续让平台的网络外部性下降??如此反复，一个在位平台也很可能因为某个微小的失误而迅速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外部性是一把双刃剑，它究竟会巩固垄断，还是促进竞争，其实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的。至于规模效应，在现代的条件下，就更难以成为一个可靠的壁垒。事实上，现在很多挑战在位平台的行为，都是某一个在另一市场上成功的平台发起的。这种跨界竞争，或者平台包抄，使得某个平台事实上很难长期垄断一个市场。类似的例子，我们在国内已经看到了很多，例如滴滴和美团之争，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此外，目前的技术日新月异，而每一个技术革新的背后，都会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即使是垄断平台，如果不能成功抓住机会也会很快被超越。事实上，在本案中，Instagram和Whatsapp就是两个最好的例子。在它们出现时，Facebook早已是社交软件的巨头，但由于它们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风口，就一度就成为了Facebook的有力竞争者。对竞争真正可能产生威胁的问题是所谓的“杀手式收购”（KillerAcqui-sition），也就是通过收购来消灭对手。虽然在现有的竞争条件下，大平台并不能消灭竞争，但它却可能通过其雄厚的财力来消灭竞争者，尤其是小型竞争者。在本案中，这一点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本来，Instagram和Whatsapp都是Facebook的有力竞争者，然而Facebook在其羽翼丰满之前就将其收购了，由此将可能的竞争消灭于无形。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反垄断机构在审查时都采取了措施，例如要求几个软件在并购后独立运营，彼此之间进行数据隔离等，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有的约束都可能被企业在事后以各种方式破解。这或许说明，传统的事前审查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监管机构或许要采用一种更为动态、更加交互式的办法来对平台之间的并购进行评估和监管。其次，这个案例对如何在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之间进行权衡提出了拷问。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数据已经成为了关键的要素。对于企业来讲，数据的数量越多越好，维度越大越好，时效性越强越好，整合程度越高越好，但这就和用户的隐私保护产生了冲突。从理论上讲，数据也是商品，平台可以通过交易，或者征得同意的方式来搜集数据。但问题是，平台面临的消费者实在是太多了，每个消费者之间的偏好又各不相同，有的不在乎隐私，愿意用它们来交换服务的便利，而有的则十分重视隐私，为保护隐私宁愿放弃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平衡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就成了两难。如果一刀切地严格保护，那么大数据等技术就难以使用，平台对用户的服务质量就难以保证；如果一刀切地不保护，那么用户隐私就会受到威胁；而如果让平台和消费者一事一议地进行谈判，那么交易成本又会太高，从而让交易事实上难以进行。从这个角度看，联邦卡特尔局要求Facebook不能再用格式化的《用户须知》来让用户做选择，固然是有其道理。不过，如果Facebook放弃了这种做法，它又可以采用怎样的方法来获得用户的同意呢？这个替代方案，恐怕是很难找的。不过，这些从制度层面难以应对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就在最近，谷歌开发出了全球首个移动端分布式机器学习系统。和传统的数据分析不同，这个系统不再要求“将数据代入代码”，而是选择了“将代码代入数据”。据说，这种技术可以让平台在不采集用户数据的前提下进行机器学习。或许，这种技术的出现将会有助于破解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的两难。...

　　犹记得去年5月，国开泰富基金公告，因“14丹东港MTN001”不能按期足额偿付，发行人构成实质性违约，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开债基起诉“14丹东港MTN001”发行人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不过近日记者注意到，涉及丹东港违约债券的基金公司不只国开泰富基金一家，至少还有3家基金公司牵涉其中，涉及金额超过4.5亿元。　　“踩雷”案件移送辽宁法院　　国开泰富“踩雷”的事情，其实最早可以从2017年三季度说起。2017年三季报显示，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开债基持有50万张“14丹东港MTN001”。2017年10月30日，丹东港集团发布《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未按期足额兑付本金的公告》，宣布“14丹东港MTN001”已构成实质性违约。　　净值数据显示，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开债基2017年10月27日的净值为1.0390元，而其2017年11月3日的净值直接跌至0.9750元。　　2017年11月18日，国开泰富基金发布关于旗下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期开放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已到期债券应收账款调整的公告。公告显示，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后，决定对旗下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开债基持有的已到期债券“14丹东港MTN001”的应收本金，参照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2017年10月30日对该债券的估值定价(当日估值净价为19.3683元)做减计调整，即应收到期本金调整为968.42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该基金之后清盘，2018年8月份的清算报告显示，截至基金一次清算的最后一日，发行人仍未能按期偿付上述中期票据本金，且上述债券本金兑付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金将根据上述证券变现情况进行二次清算，届时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再行出具清算报告。　　不过，目前还未能查阅到重新出具的清算报告，而国开泰富基金也已在去年5月向法院提前诉讼并获得受理。记者近期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国开泰富基金起诉请求判决丹东港集团支付201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以及支付逾期违约金，不过因管辖权原因，本案移送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至少还有3家基金公司“踩雷”　　除了国开泰富“踩雷”，记者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其实“踩雷”丹东港违约债券的基金公司至少还有3家，且“踩雷”债券不仅只有“14丹东港MTN001”，还有“13丹东港MTN1”。　　具体来看，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信息显示，2013年3月12日，丹东港集团发行“13丹东港MTN1”，发行金额为9亿元，期限5年，债券利率为5.67%，本金的兑付日为2018年3月13日，到期一次还本。　　金元顺安基金购买了该债券，持有票据本金人民币1.5亿元，2018年3月13日为1.5亿元本息兑付日，但丹东港集团未能按期兑付本息。同样“踩雷”“13丹东港MTN1”的还有融通基金，其持有票据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　　而与国开泰富基金一样，“踩雷”“14丹东港MTN001”的则有金元顺安基金、融通基金和长安基金。资料显示，2014年9月4日，丹东港集团发行债券“14丹东港MTN001”，发行金额为10亿元，期限5年，债券利率为5.86%，本金的兑付日为2017年10月30日，到期一次还本。其中，金元顺安基金持有票据本金9100万元，融通基金持有票据本金2000万元，长安基金持有票据本金1亿元。　　也就是说，这4家基金公司加起来，涉及上述两只违约债券的金额累计超过4.5亿元。其中，金元顺安基金和融通基金更是两颗“雷”都踩到了。而这些基金公司也都先后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起诉，不过案件也都移送辽宁省法院处理。　　对于此次“踩雷”，长安基金相关人士表示，“涉及的是我司某一只私募资管产品，并不涉及我司旗下任何公募基金。”　　至于目前最新进展，融通基金相关人士则回复称，“案件已移交至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截至目前，法院已经立案受理，但尚未通知开庭。”　　而天眼查资料显示，长安基金与被告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日林实业有限公司、王文良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定于2019年7月16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

知道全球最赚钱（or最有钱）的基金经理是谁吗？也许你会以为是桥水的雷·达里奥，毕竟桥水作为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其管理规模达1600亿美元，光靠规模，创始人就能每年挣超大笔的现金，这几乎比任何人在一生中都能获得的资产还要多得多。然而，依据最新出炉的彭博对冲基金大佬资产排名，赚钱最多的并非达里奥，而是文艺复兴基金的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去年，他从对冲基金中赚得了1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亿元），而达里奥则赚取12.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5亿元），位居其后。至此，西蒙斯的个人总资产达到165.5亿美元，列居全球之首，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达里奥的个人净资产则约162亿美元，位居其后。西蒙斯和达里奥也是全球仅有的两个身家超过百亿的对冲基金经理。全球最富有的基金经理：依据最新出炉的彭博对冲基金大佬资产排名，在2018年，文艺复兴基金的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一年就从对冲基金中赚得了1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亿元），其个人总资产达到165.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21亿元），列居全球之首，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而桥水联合的达里奥则位居其后，其财富在2018年增长了12.6亿美元，收入仅次于西蒙斯。其管理规模达16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达里奥的个人净资产约162亿美元，西蒙斯和达里奥也是全球仅有的两个身家超过百亿的对冲基金经理。彭博亿万富翁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对冲基金财富的首次排名显示，超级对冲基金如格里芬的城堡基金（Citadel）、西蒙斯的文艺复兴、达里奥的桥水联合规模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已经成为超级富豪们的印钞机。这些最大的基金现在每年可以为其创始人挣数百万或数十亿美元的现金，这几乎比任何人在一生中都能获得的资产还要多得多。数学怪才闯进华尔街，成对冲基金之王国内投资者可能很少听说文艺复兴基金及其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西蒙斯是世界级数学家，40岁才开始做投资，被誉为“最赚钱的基金经理”和“最聪明的亿万富翁”。因此，看他的经历，前40年是在学术界：1958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1961年（年仅23岁）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学位。1964年至1968年在美国国防研究院担任研究人员，同时也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教授数学。1968年（30岁）被纽约州立石溪大学授予数学学院院长职位。1976年摘得数学界皇冠——全美维布伦（Veblen）奖。1978年（40岁），西蒙斯离开学术界，创建投资基金Limroy，5年后创立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不同，西蒙斯依靠数学模型和电脑，管理着自己旗下的巨额基金。西蒙斯曾经表示：“我是模型先生，不想进行基本面分析，模型的优势之一是可以降低风险。而依靠个人判断选股，你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在第二天又输得精光。”他认为模型较之个人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据悉，文艺复兴科技的第一支基金产品——大奖章基金被称为“印钞机”，1989—2009年间大奖章基金平均年回报率高达35%，较同期标普500指数年均回报率高20多个百分点，比索罗斯和巴菲特的操盘表现高出10余个百分点。即便是在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该基金的回报率仍高达85%。文艺复兴公司200多名员工中将近二分之一都是数学、物理学、统计学等领域顶尖的科学家，其中仅有两位是金融学博士。公司从不雇用商学院毕业生，也不雇用华尔街人士，这在美国的投资公司中堪称绝无仅有。西蒙斯说：“好的数学家需要直觉，对很多事情的发展总是有很强的好奇心，这对于战胜市场非常重要。”2008年度，西蒙斯更是以高达25亿美元的收入，排名《阿尔法》杂志“第八届全球对冲基金经理收入年度排行榜”的第一名。西蒙斯在2009年10月10日宣布2010年1月1日他将退休，但是会保留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荣誉主席职位。如今，81岁的詹姆斯·西蒙斯被称为量化投资鼻祖，对冲基金之王。顶级对冲基金收入明显优于普通基金经理2018年并不是对冲基金行业表现特别好的一年。根据Eurekahedge的数据，基金清盘的数量在2018年连续第三年超过新成立的数量，投资者继续向经理们施压以降低费用。不过，这些榜单上的超级对冲基金的表现多半不错。例如，城堡基金的旗舰产品惠灵顿去年的回报率为9.1%，文艺复兴的机构股票基金上涨了8.5%，而对外部投资者关闭的大奖章基金则表现更好。桥水联合的旗舰纯粹阿尔法基金去年上涨14.6%，而全天候策略产品则亏损。相较之下，对冲基金行业平均下跌6.7%，略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不少相对较小的基金公司的表现更加出色。博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是美国最大的股权投资管理公司，其管理人迈克尔·普拉特的产品投资回报达到了25％。元素资本管理公司（Element)的杰弗里·塔尔宾斯的宏观基金获利增长17%，将他的身价提升至16亿美元。不少对冲基金投资者表示，希望大型基金能够产生比一般对冲基金更好的回报，这就是为什么愿意支付2%的管理费和20%的绩效费，并且愿意容忍像2018年这样的市场中一些基金表现较差，因为他们多年来表现优于同行。而这些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在2018年也明显优于普通基金经理。除了西蒙斯、达里奥，城堡投资集团的KenGriffin位居第三，收入8.7亿美元。双西投资的欧文德克和大卫·西格尔收入均为7.7亿美金，Chase Coleman，IzzyEnglander等人赚得超过3.4亿美元。...

从工作地杭州回安徽芜湖过年的范团发现，车厘子成了春节期间这个小城的“网红”。街上卖车厘子的水果店变多了，而且是成箱成箱地摆出来卖。一百到三百多不等的车厘子整箱售价让她惊讶，“我在杭州一般也只买30元一斤的，回家后发现很多人都买50多元一斤品质更好的车厘子。”在湖北孝感，一个临近省会武汉，房价还没过万的四线城市开水果店三年有余的岳丽感受同样明显。“今年车厘子的销量是往年的三倍以上，大年初四、初五就卖完了，后面也进不到货了，批发商那里的屯货都被抢光了，真后悔没多进一点。”岳丽表示。“现在微博和抖音上不都说‘车厘子自由’嘛，看来小城市也不差啊。”所谓“车厘子自由”，是网上流行的一种说法，指可以自由自在地买车厘子吃，买的时候不用顾忌价格也不用顾忌数量。网上把“车厘子自由”视为财务自由的一个阶段，并认为经济实力不错的人才能实现“车厘子自由”。“车厘子自由”之外，各种一线品牌陆续入驻三四线城市，星巴克人潮攒动，海底捞外卖生意火爆，价格几乎对标一线城市的甜品店和奶茶店被年轻人朋友圈疯狂“打卡”，移动互联网在扩展人们的视野的同时，也悄然将对一线城市的想象搬进了现实。从深圳回孝感过年的丁明也留意到这种变化，陆续开业的咖啡厅、奶茶店、餐厅，其和一线城市差异不大的菜单和价位让她直言家乡“时髦”了起来。不一样的春节返乡过年的范团也发现，今年这个春节“有点不一样”。车厘子和草莓等较为昂贵的水果开始频繁出现在走亲访友的餐桌上，往年热门的砂糖橘、苹果、橙子受到冷落，生鲜店铺和海鲜种类也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选择网购和拼购的方式购买年货。范团也看到了家乡出现了太多网络同款商品，“从零食到各种店铺，应有尽有。”以往过年准备饮料，范团妈妈都是在超市购买可乐或者果粒橙，今年则是网购了一箱奶茶，就是那种网上特别火的奶茶。范团外婆学会了使用支付宝，还用支付宝给范团和表妹发红包。过年期间，外婆还一直想让范团教她如何用支付宝淘宝。范团注意到，家里为亲朋好友准备的礼品价位也有相应的提升，“现在更多会选择知名品牌或者网上口碑比较好的品牌，感觉山寨品牌比往年少了，因为感觉大家更‘挑剔’了。”家住广州，过年会回城镇走亲访友的蓝宁感触颇深。以前回去走亲戚，蓝宁都是在当地随便买点糖饼。但今年一个亲戚打电话来说，现在他们不吃这种糖饼了，杂牌子的东西他们不会吃，让蓝宁不要浪费钱了。因此，蓝宁从香港买了十盒金莎巧克力带回老家。范团发现，以往的春节在家吃饭，今年也更多被外出就餐或者点外卖替代。范团去一个阿姨家吃饭，是点的海底捞外卖，阿姨说，“不用做饭还不用洗碗太方便了。”范团感觉，今年春节家庭支出更多地体现在了吃的方面，往年的一些保留项目比如买新衣都被取消了。芜湖这个距离省会合肥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小城，按照GDP规模，居民人均收入、一线品牌进入密度等要素被民间研究机构划分为三线城市。芜湖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芜湖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3.84万元。“房价基本在一万左右，和一线城市肯定是比不了的。”范团说。但是从春节消费上，却越来越与一线城市“看齐”。多家电商发布的消费数据，也在显示着这些变化。腾讯金融科技发布的《2019年春节消费报告》显示，用户通过微信支付和QQ钱包的春节消费总额排名中，宿迁市、东莞市出人意料地排在全国前十，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一争高下。阿里巴巴发布的《2019春节经济报告》显示，天猫年货消费一线城市的增速为51%，而三线、四线城市均达到55%。除夕到初三，饿了么平台上来自三线城市的订单增长明显，保定、廊坊、盐城的餐饮外卖订单增速位居全国前三，北京仅排第四。支付宝统计，上海、北京、广州依然是春节境外消费最大城市前三，但舟山、潍坊等城市的增长速度却比这些一线城市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三四线城市的核心消费人群也呈现年轻化趋势。上述报告显示，淘宝年货消费人群中，80后和90后合计占比6成，成为“张罗”春节的主力军。京东春节消费数据显示，春节期间，80后和90后用户成为主力消费人群，销售额占比超过70%。携程统计显示，在报名春节携程国内游、出境游的用户中，90后游客占总出游人数13%，在三线及以下城市中，90后青年占比达到16%。相比一二线城市，90后小镇青年的出游热情高涨，游客量增幅更高，同比增长速度达到101%，高于一二线城市51%的增长率。移动互联网浪潮下，包括小镇青年在内的低线城市居民可以通过众多媒介快速了解一二线城市的消费现状和消费热点，各种网红店层出不穷，消费品的类型和层次也迅速对标一线。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从奶茶、甜品、电影票等价位“升级”中感知了这一变化。“我记得以前奶茶店很少连锁的，价格也多在四五块钱一杯，这次回家，发现街边开了很多网红奶茶店，动辄20块钱一杯的价格，基本上和一线城市持平了。”丁明如是说。“再也看不到20块钱一张的电影票了，春节去看都是60块钱一张。”家住东莞的小程说。范团特意留心对比了一下票价，芜湖市中心的电影院票价基本在四五十元，她在郊区看也要接近40元，范团节后返回杭州看了一场《流浪地球》，发现票价也才32元。“候鸟行情”？范团回家后，每天母亲总会在桌子上摆一大盆草莓和车厘子，“孩子回来了，就买点好的给她吃，日常的话偶尔还行，一般不会买这么贵的水果。”范团的妈妈说。“回家后的娱乐活动无非就是看看电影逛逛街，然后顺便买点奶茶喝，价格还能接受，因为和深圳没太大差别嘛。”丁明表示。这样的消费是否持续？微信发布的2019年春节数据报告，记录了支付领域的“候鸟型消费”情形。其将“候鸟型消费”定义为春节期间在非常驻地微信支付消费，消费迁徙路线多为从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向三线及以下城市。数据显示，越下沉的城市，受“候鸟型消费”影响越大，三线及以下城市，“候鸟人口”均贡献了超过30%的微信支付交易笔数，其中在六线城市，“候鸟人口”贡献了43%的微信支付交易笔数。除夕至初五，微信支付共产生12.4亿笔“候鸟型消费”。这些数据从侧面说明，春节期间有大量人群从北上广深等地返回三线及以下城市，在带来这些城市支付方式改变的同时，或也影响了这些地方的消费行为。据商务部统计，春节期间中国绿色食品、智能家电、新型数码产品、地方特色产品等销售保持较快增长，消费者消费商品更注重品质。2019年春节“黄金周”期间（2月4日-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突破万亿元大关，比去年春节假期增长8.5%，但增速首次回落10%以下，且是2017年以来增速连续第2年下降。从观影数据也可看出，城镇居民对“升级”的价格并不是照单全收。财富证券分析师何晨指出，2019年春节档电影观影人次为1.29亿，较2018年同期减少1545万人，同比下降10.7%，是近7年来首次出现下滑。分城市看，除了一线城市观影人数同比微增2.1%之外，二至五线城市观影人次均有所下降，增速分别为-11.45%、-12.09%，-12.73%，-12.62%，同时二至五线城市上座率下滑幅度明显大于一线城市。何晨认为2019年春节档电影票价出现较大幅度上涨，部分价格敏感型人群观影行为受到影响是观影人次下降的主因之一。范团的表弟小孟生活在芜湖，学的是糕点制作专业，自称“咖啡和甜品匠人”，注重生活品质，家里有一整套咖啡制作设备，“生活品质可高了，自己采购生咖啡豆自己烘焙，还送了我几袋试验品。”范团说。通过小孟的介绍，范团才知道，芜湖来来回回开过很多甜品店和咖啡店，都开不长，小孟说有好几家他觉得很不错的咖啡店都倒闭了。小孟表示现在很多甜品店都是趁着春节开起来的，日常很多都没人光顾。如今的小孟在家乡干起了卖保险的工作，“感觉这个更靠谱一些。”小孟这样总结。丁明发现，随着春节假期的临近尾声，最近她经常关顾的那家奶茶店已经不再排队了，“我那天中午去买，它还没开门，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开门。包括很多网上火爆的串串店、泡面小食堂啥的，很多都是开了一阵子就倒闭了。”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范团回到杭州上班。过年热闹的芜湖逐渐归于平静，热门店铺依旧有人慕名而来，只是不复过年期间动辄两百多号数个小时的长队了。这两天，岳丽开始规划节后的水果进货情况，“节后肯定不会再大量屯车厘子了，实际上初八初九开始，销量就下去了。还是按照日常的销量订货吧，这样保险。”（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