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刘强东去年那档子事儿之后，京东似乎一直不顺，自身也在进行各种调整。据硅谷知名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最新报道，京东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裁员，一些团队的员工数量可能会减少一半。报道称，京东本次可能裁员最多超过1.2万人，占京东员工总数的大约8％。京东目前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就在日前，有报道称京东员工一天离职400人，而京东称这完全是谣言，有个别人员和机构有组织地将企业正常人员流动进行夸大不实的虚假传播。此后，京东陆续被曝将淘汰三类人，甚至包括因身体原因和家庭原因不能拼的老员工，还取消了快递员底薪，又宣布实施核心高管轮岗计划，王笑松、胡胜利作为公司内部培养起来的优秀管理干部，将被调任到其他的岗位...

　　导读：以权力为筹码，在10个信托融资项目中居间收受“融资顾问费”，受贿总额高达7300余万元。经山东省济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近日以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对山东省金融公司副总经理宋冲作出一审判决。　　庭审现场　　山东省某金融公司（下称“金融公司”）原副总经理宋冲以权力为筹码，在10个信托融资项目中居间收受“融资顾问费”，受贿总额高达7300余万元。经山东省济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济宁市中级法院近日以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对宋冲作出一审判决：数罪并罚，判处宋冲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900万元。　　身为金融公司高管，宋冲并不缺钱。那么，他以身试法究竟为何？　　1．年纪轻轻就成为信托界翘楚　　2017年5月17日，宋冲在家中被传唤带走。次日，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他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已是一年后的法院审判庭。可以说，用“暴瘦”一词形容宋冲毫不夸张。与案发前相比，站在被告人席上的宋冲整整瘦了80多斤。　　刚逾不惑之年的宋冲，毕业于山东经济学院。入职后，他从普通职员做起，2010年被提拔为金融公司深圳业务部副经理，之后历任华南区域总部总经理、金融公司总经理助理，35岁时便升至金融公司副总经理，跻身公司六位高管之列。如此年轻就身居高位，宋冲在业务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公开资料显示，宋冲是第20届山东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当时的推荐资料这样描述：宋冲勤勉尽责、兢兢业业，凭着过硬的专业本领和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带领华南区域总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2年，宋冲团队实现年信托收入1.33亿元，部门人均盈利突破3300万元，达到业界一流水平。　　调查过程中，单位领导和同事对宋冲的业务能力均评价极高。2013年以来，宋冲及其团队为金融公司创造了丰厚收益，他本人的年收入也在百万元以上。有能力、有魄力，人际关系也不错，宋冲在信托界具有极高知名度。　　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1月至2017年5月，宋冲在担任金融公司华南区域总部总经理、金融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信托融资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10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7352万余元。这样的判决描述，实在让人难以与业界翘楚联系在一起。　　2．因融资项目遇到“好搭档”　　记者梳理发现，宋冲的9笔受贿均与一个姓谢的人有关。其中有7笔直接行贿人就是谢某，另外2笔则是经由谢某转移至宋冲所提供的个人账户。　　作为年薪过百万的职业经理，宋冲为何会冒着犯罪风险收受谢某的贿赂？谢某究竟是何许人也？宋冲又是如何跟他扯上关系的？　　早在2007年，谢某就从事融资方面的工作，从中牵线搭桥赚取融资顾问费。2012年，谢某因为一个股票质押项目经人介绍认识了宋冲。虽然这个项目最终没有做成，但二人的联系从此多了起来，最终成为一对“好搭档”。　　判决书显示，宋冲收受的第一笔贿赂与深圳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融资项目有关。2012年下半年，经谢某居间介绍，宋冲作为负责人，由金融公司给深圳那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融资2亿余元。谢某从中得到1600余万元的融资顾问费，向宋冲行贿383.5万元。　　谢某明知给宋冲送钱是不合法的，但他认为，“宋冲是金融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不同意做这个项目，我也就挣不到钱，大家都心知肚明，因此我赚了钱肯定有他的好处。做这个项目时，宋冲跟我说过这个项目很垃圾，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个项目根本做不成。”　　当时，房地产行业进入蓬勃发展期，两人的合作越来越多，分工、分成也自然形成，谢某负责找项目，与融资方进行磋商，了解用钱的额度、期限、支付利息的情况；宋冲则根据资料进行研判，对可行性进行实地调查、制作可行性报告，向公司上报项目以及后续具体操作等。而分成方面，在刨除各项费用后，一般情况下由各方均分。　　3．把“捞钱依据”隐在融资合同里　　“地王”一词在前些年房地产业高速发展时期屡见报端。2013年，某房企通过拍卖方式获得一块土地的开发权，当年被冠以“地王”称号，引起极大社会关注度。　　该房企在开发过程中，有30亿资金缺口。因为社会关注度高、风险大，很多银行不愿意做这个项目的放贷业务。谢某主动电话联系该房企财务总监，询问是否有融资需求。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立即联系了宋冲。　　初步了解情况后，宋冲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2013年国庆假期结束后一上班，宋冲就立马带人到工地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按程序推进，很快就审批通过了该房企的融资申请。　　然而，在促成签订融资顾问合同时，却遇到一些麻烦。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谢某向企业提出签订融资顾问合同，但因无法在企业走账被该企业拒绝。谢某于是联系宋冲，两人商议后，决定由谢某制作合同，宋冲安排人员将融资顾问合同与金融公司的相关协议一并发给房企，让对方认为融资顾问费是金融公司的关联公司在收取。　　在这个项目中，宋冲拿到了800万元的融资顾问费。“按照惯例，拿到融资顾问费后，参与人平均分配。这个项目扣除税费和其他费用后，每人分得应该不到700万元，但是宋冲明确提出要800万元，我就转了800万元到他指定的账户。”谢某说。　　为了确保项目做成，宋冲积极解决各种难题。审批过程中，他向审查委员会解释项目，确保审批通过；放款过程中遇到难题时，他积极协调，确保企业用贷成功。就算企业内部产生一些阻碍，宋冲也会尽力帮助协商，想方设法解决。　　当然，对于谢某等人为何要送钱给他，宋冲有自己的认识，他到案后供称：“一是这些项目由我负责，是不是上我们公司开会研究，由我负责把关，只有我同意才能上会研究。二是审批通过后，在放款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没有我积极协调解决，融资款也不可能顺利到位，项目最终实施不了，他们也拿不到融资顾问费。还有就是，谢某他们也想着能够长期合作。”　　也正是这种长期合作的意向，一方积极行贿，另一方心安理得受贿。　　4．成立专门公司进行投资理财　　除收受贿赂外，法院还查明，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宋冲利用职务之便，以支付咨询服务费等名义，将金融公司共计900余万元转出后非法占有。　　2012年4月，金融公司出资900余万元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深圳某投资公司。经金融公司批准，宋冲担任投资公司总经理。此后，他安排公司财务人员通过转账、做账等方式，以咨询服务费等名义，经谢某之手将900余万元注册资金转入自己开设的账户中。　　在宋冲看来，他拿这笔钱理所当然，这是他的兼职报酬。事实上，金融公司明确规定，经批准兼职的，不得擅自领取兼职单位的薪酬及其他收入，对此，宋冲心知肚明。　　经查明，受贿和职务侵占两项，宋冲非法所得共有8200余万元。对于这些钱，他一是用于个人成立公司投资理财；二是通过其他投资公司向企业放贷。　　非法所得除了上述两个去向外，还有一笔510万元，被宋冲用于借用他人名义购买股权。　　案发后，宋冲所有非法所得及收益大部分予以扣押、冻结。法院判定，被告人宋冲非法所得及孳息共计人民币1.02亿余元予以追缴，返还被害单位人民币927万元，其余部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5．如此贪图钱财皆因心理失衡　　该案发源于一次审计。早些年，审计单位在审计贵州某国有企业时，发现一笔3600万元的财务顾问费支出，审计单位将相关线索进行移交。而这笔支出恰好与宋冲负责的一个融资项目有关，有关部门顺藤摸瓜，宋冲受贿、职务侵占罪的事实随之浮出水面。　　宋冲出生于干部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工作后收入十分丰厚。金融公司出具的说明证实，2010年至2017年5月，宋冲收入将近1700万元。　　如此“不差钱”的人，为何还对金钱有如此大的欲望？宋冲的供述似乎能够提供答案。　　被抓获前，宋冲体重达到200多斤，2010年因为脑梗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从此后，他想了很多，也曾考虑从金融公司辞职，为自己的将来做些打算。同时，在做业务中，他发现风险都在他这边，而谢某等中间人白捞钱却毫无风险，他因此心理失衡，所以谢某给他钱他就毫不犹豫收下了。　　记者梳理发现，宋冲的犯罪行为具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首先，单笔受贿数额大。山东省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是300万元，宋冲10次受贿中8次超过300万元，超过1000万元的有4次，最高的是1334.6万元。其次，行贿人基本固定。判决书显示，案件中的行贿人以谢某为主，长期合作中，各方达成默契，分工负责，形成模式。当然，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认为，知情人越少，被发现的概率越低。　　此外，用于转移资金的账户多。10次受贿中有9次的资金周转是由谢某操作完成，一般由资金使用方转入谢某提供的账户，辗转多个企业或者个人账户，再转入宋冲持有的以他人名义开设的账户中。经查，过渡账户的开户人对此均不知情，多是他们的身份证遗失过，于是，谢某等人就借用遗失的身份证开户或者设立公司，而且宋冲所持有的账户均是借用他人名义开设的。　　2018年7月19日，该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宋冲对犯罪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并表示，无论最终判决结果如何，都是他应付出的代价，对此，他甘愿承担一切，在狱中好好反省自己。　　◎公诉人说案　　潜规则影响及监管欠缺让他越走越远　　山东省济宁市检察院员额检察官高保军　　“我有个请求，我一定主动、如实交代我的问题，希望组织能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到案第一次讯问时，经教育，宋冲就向办案检察官表达了自己知罪悔罪的意愿。　　宋冲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优秀的业绩表现，从普通业务员做起，35岁时就担任金融公司副总经理，更是信托界的青年才俊。随着案件信息的公开，宋冲被查处在信托界也引起了不小震动。　　落网之初，宋冲就承认收受他人金钱，“我不知道我的行为是受贿犯罪，中间人给我们介绍业务，业务做成了，他们给我返点，这也是正常的，顶多算是违反企业纪律。”身为一名国企高管、一名党员干部，连最起码的是非界限都模糊不清，走到今天这一步也不难预料。也正是陷入这种错误认识里，每次收钱，宋冲都是理直气壮，甚至跟中间人讨价还价，自己出力多了就多要点，正常出力的就平均分。　　看别人比自己挣钱容易，便心理失衡；工作压力大，便想着辞职前多捞一些。受此影响，宋冲最终身陷囹圄，被判无期徒刑。但监管不到位、潜规则的影响，也是令宋冲越走越远的重要推力。　　由于业务能力出众，金融公司给宋冲以高职位、高薪酬，但应有的监督管理却落实不到位。宋冲在深圳某投资公司任职时，所有业务、财务、人事等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有效的制约和监管，令宋冲轻而易举便将927万元的公司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正是监管不到位，让宋冲肆无忌惮，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在金融行业融资业务环节，在为融资方成功申请贷款后，存在以顾问费形式给予项目参与人“好处费”的潜规则，从法律层面上讲，这些潜规则都是不折不扣的商业贿赂，也正是这种潜规则的影响，金融领域腐败案件频发高发，宋冲受贿案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之一。　　置身于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之中，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公与私的考验非常直接，也更经常和严峻。任凭外界风吹浪打，党员干部必须经得起财富的诱惑、克制内心的欲望，始终保持奉公守法、清廉自守的定力。...

盖有这家城投鲜红公章的说明函写着，“我司担保的只是债券的信用评级，并不对债券偿付进行担保”。这事情可是发生在市场经济发达的、GDP排名第二的东部省份，当时成了金融市场一大笑话并被嘲笑了很多年，这家城投此后再也没有在市场发行债券。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关于担而不保的事情，却是愈演愈烈，从前期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山东某企业的担保代偿事件，到最近该区域再次发生的政府主导下的担保隔离事件，以及这两年不断传出的城投平台非标逾期事件中的担保撕逼。担而不保简直成了中国金融市场特色，黑纸白字的《担保法》在各地政府行政之手的干预之下，成了一个又一个笑话。无论是担保主体有无偿债能力，行政之手借区域维稳之名，枉顾具有法律效率的担保合同，人为插手或者干预或者阻止担保代偿。如果律师去查封、去冻结、去保全，可能在司法层面会遭到意想不到的各种干扰，来自信托的法务老司机已经多次吐槽。也许地方政府在这么做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法，以及对于区域金融生态的破坏。毕竟处理当前一团麻的债务危机才是要紧之事，一刀切断防止债务危机连锁反应才是最明智的手段，至于对区域金融生态的影响，留给下一届去处理吧。当然，担而不保对有些人是利空，对有些人却是利多。比如最近被FS牵连的那家平台，市场一点都不care。流传出的几份调研报告，均显示出企业的强势，以及对担保的满不在乎，毕竟是政府指示的担保，另外也跟FS一些业务带有明显的投融资属性有关。不过虽说不在乎，可利差也在慢慢的上，三天两头资产冻结的负面新闻也叫人不舒服，毕竟对其再融资和流动性多少还是产生影响。过去债市也曾发生过多起城投公司因担保事项而被评级下调的案例，但没有一家城投因此而遭遇偿债危机。很多城投的担保是行政指导下的非市场行为，出现撕逼事件后，大概率也会通过非市场化来解决。...

摘要：一边被资本追逐，一边被客户辞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此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曾公布一项数据——截至2030年，大约70%的公司将采用至少一种人工智能，且很大一部分大型企业将使用全方位的技术；另外，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13万亿美元的额外全球经济活动。这其中，作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综合体，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一直以来也被业内外的目光所聚焦。从数据看，机器人产业形势一片大好近些年来，关于“机器人将取代人类”的说法一直存在，而一些数据报告和代表性企业的举动似乎也在侧面验证这一点——去年5月发布的《中国智能客服行业研究报告》统计，客服机器人正在以40%-50%的比例替代人工客服工作；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去年表示，计划在未来5-10年内用机器人替换80%的人类工人……在市场数据披露和企业带头作用下，围绕这一说法的争议也愈演愈烈。而就肉眼可见，诸如机场、酒店、餐厅、商场等商业化公共场所中，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出没其中，机器人产业整体也随着产品的相继落地而水涨船高。数据统计，2018年全年全球机器人产业市场规模超过298.2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其中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为168.2亿美元，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为92.5亿美元，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为37.5亿美元。再看国内，2018年机器人市场规模为87.4亿美元，同比增长39.2%。其中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为18.4亿美元，同比增长约43.9%，增速远高于全球市场。与此同时，截至2018年，科沃斯的上市在国内催生了“A股市场上服务机器人第一股”；全国共有65个机器人产业园在建或已建成，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诸如ICRA、IROS、ROBIO、世界机器人大会等国内外会议也是马不停蹄的一场接着一场……可以说，仅从去年的统计数据和政府、企业的一些动态来看，机器人产业可谓蒸蒸日上，相比于2017年取得了不错的增长和进步。然而，一片大好的声势背后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和谐的声音。机器人一边被资本追逐，一边被客户辞退过去，出于成本把控、盈利提升等需求，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将目光聚焦于机器人，或是投资或是购买，更甚者直接自己建厂造机器人。以投资为例，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机器人领域融资次数达到109次，而在2018年上半年的融资次数即达到了63次，超过2017年的成绩应该不难。然而，当人们为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而欢呼鼓舞的时候，一些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机器人却被雇主从工作岗位上赶了下来：更甚者，一些机器人更是被市场“永久开除”，譬如协作机器人鼻祖之一的Rethink Robotics、家庭机器人制造商Mayfield Robotics旗下的机器人项目“kuri”等等，这些公司相继在2018年宣布倒闭。明明市场情势一片大好，为何被视为未来将取代人类的机器人却也活的艰难？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莫非是市场没有需求？此前，镁客网在采访普渡机器人创始人兼CEO张涛的时候曾聊起日本Strange酒店解雇机器人一事，他从“配送机器人”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酒店客房配送的市场并不是很大规模，也不是一个刚性需求。刚性需求，这已经是谈及机器人落地问题时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却依旧值得人们去细细思考。这方面，已经宣布倒闭的家庭服务机器人Kuri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从面世到打响名气、再到停产和宣布倒闭，前后花了1年又9个月的时间。这家公司的倒闭，从侧面反映了家庭服务机器人的艰难。目前，家庭服务机器人在功能上多是大同小异，而相比于智能音箱，这些功能无甚突破创新、价格又偏贵的机器人多不能在消费者群体中讨到好处。这之后，能救它们的唯有“娱乐至上”这一原则，譬如与经典IP进行合作等等。换一种说法，在当前的市场中，这些机器人并没有挠到用户真正的痒点，从而激起他们的购买欲。另外，从某些层面来讲，“需求”也是需要开发的。比如钻石品牌戴比尔斯，它的创建者奥本海默放大了钻石的“坚硬”特征，并将之与爱情挂钩以“教育”男男女女，从而引发他们心中追求忠贞与永恒的欲望，一个新需求由此诞生。比如宣布倒闭的Rethink Robotics，它所从事的协作机器人难道没有市场需求吗？事实上是存在需求的，只不过还非常小，还不足以形成一股龙卷风。也因此，这一需求还没有完全打开，市场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产品的技术研发进程，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不能够达到市场预期。就需求而言，它一直存在于市场，若机器人不能很好的保住自己的饭碗，只能说它并没有找到/挖掘出真正的刚需，抑或是瞄准刚需的姿势不对。还是说技术不达标？针对机器人分支之一的服务机器人，弗徕威智能机器人创始人兼CEO张殿礼曾提出“三个匹配”。简单概括一下，即若想做好服务机器人，需要做到场景与技术成熟度匹配、团队能力和市场预期匹配、刚性需求与自身技术水平匹配。这其中，场景和刚需的变动性不会很大，关键在于团队的能力和技术是否能够满足市场刚需，而不是拖后腿。这一点上，很多公司的做法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还是脚踏实地为好。比如前面提到的、上岗一周就被辞退的超市导购机器人“法比奥”。按照超市负责人的预期，法比奥将能够回答顾客的问题，并将后者引导至他们正在寻找的物品旁边，再不行也可以吸引顾客试吃产品，然而事实打脸了。正式上岗期间，“法比奥”没有一件事请能做好，譬如不能准确识别顾客的问题，或者是带错路，又或者是每15分钟只能吸引2名顾客，成绩远远低于人类员工，后者每15分钟能够吸引12个员工。相比于人类员工，“法比奥”显然是不合格的，同样的，相比于机器人的一般水平，“法比奥”也没有达到及格线。众所周知，诸如信息问询、导航定位等功能所依赖的是语音识别、语义理解、计算机视觉、激光雷达等技术，针对超市、酒店等地图结构相对简单的场景，这种“不完美”的地方于机器人而言理应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是小case，然而事实却令人跌破眼镜。严格说来，不仅仅是“法比奥”，市面上很多机器人在这方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智障”问题，追根究底还是机器人服务商没有能够做好基础技术研发，以致于技术实力不能很好的满足需求。这种情况下，即使找到真正的需求点，机器人也只能是两手一摊，即使最初是一手好牌，最终也只会硬生生的打成一副烂牌。取代人类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不可否认，机器人的市场前景是辉煌的，但这并不能代表机器人的真实水平，即使后者在一些工作内容千篇一律的场景内表现上佳。于机器人而言，它们需要做到真正拿下百亿美元市场。就一般市场规则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刚需和手段这两点。如何找准刚需场景，并以符合水平的技术去攻克刚需，是机器人拿下百亿美元市场的关键，也是让数据与实际市场情况做到“对等”的核心。...

　　又一家千亿级别的P2P公司倒下，大老板自己去跟公安自首了。　　杭州市公安局：鑫合汇涉嫌非吸被立案　　4月8日，杭州市拱墅区公安局发布的警方通报称，公安机关依法对鑫合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　　P2P平台“鑫合汇”实控人陈某某（即：陈杭生）主动投案，警方对实控人及相关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警方通报称，4月7日，杭州鑫合汇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某投案自首。警方表示，为保护投资人合法利益，公安机关依法对鑫合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依法对该平台实际控制人陈某某及相关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目前，公安机关已开展鑫合汇平台服务器数据调取及相关资产查控工作，案件正在依法侦办中。　　警方通报指出，投资人可通过网络、邮寄或上门报案三种方式登记报案。　　拱墅警方强调，公安机关将依法办案，并依照法律程序适时公布案件进展，请广大投资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通过合法途径理性反映情况、表达诉求，不信谣、不传谣，不参与各类非法聚集活动。　　千亿级别P2P　　公开信息显示，鑫合汇成立于2014年3月，以企业“过桥”贷款为主，规模一度名列行业前茅。网贷平台借款额度受限后，鑫合汇首当其冲，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型后仍难以顺利经营。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君。股权方面，根据企查查信息显示，鑫合汇法定代表人是杨君，平台控股股东为浙江支集控股有限公司（持股37.29%），背后实控人（即平台实控人）为陈杭生。　　官网数据显示，鑫合汇平台当前出借人数4135人，但官网未披露最新的借贷余额数据。不过，根据鑫合汇2018年7月运营报告显示，截止2018年7月份，平台累计成交额2124.19亿元，借贷余额为31.65亿元。　　公开报道显示，鑫合汇于2018年8月初爆出大规模逾期，平台随后推出“振鑫计划”，对部分产品延期兑付。　　公告称，宣布下架不合规项目，将出借人的资金分4期兑付，兑付时间分别为2018年9月6日、11月6日、2019年1月6日、5月6日，兑付总金额近28.6亿元，目前鑫合汇已完成两期兑付，金额近5.7亿，剩余22.9亿待偿。　　但是，在第三期兑付中遇到了大麻烦，鑫合汇与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的合作未能在1月6日前落地，第三期兑付资金不足，振鑫计划无法如期完成。　　当时鑫合汇提出两种方案：　　一种是平台将全面停止现有业务，直至清收完成，期间，将大幅度控制运营成本，仅专注于资产清收工作。　　另外一种是继续和AMC谈判，争取到7亿资金，快速用于原“振鑫计划”的第三期兑付，不过剩余部分兑付时间也会比较长。　　最终，相关兑付方案均未能成功进行。　　上市公司也中招　　值得一提的是，A股上市公司美都能源通过旗下公司持有平台34%的股份。　　第二大股东为A股上市公司美都金控，持股比例为34%。美都金控（杭州）有限公司，后者由上市公司美都能源100%控股。　　翻阅上市公司半年报也能看到相关信息。　　美都能源总部位于浙江，创立于1988年5月31日，前身是海南宝华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公司，于1999年上市，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业，同时涉足贸易业、酒店服务业、金融及准金融业、股权投资等领域。　　目前上市公司美都能源的A股市值近100亿。　　近日三起P2P老板自首　　除了上述案例，据兰州公安通报，2019年4月1日，甘肃金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张彦军已投案。4月2日，张彦军及其公司高管等7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就在不久前的3月28日，号称“华南第一网贷平台”的团贷网实控人唐军、张林投案自首。　　4月8日傍晚，东莞公安局对外发布“团贷网”非法吸存案件的第八份情况通报。　　通报称，“团贷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正全力侦办中，催缴还款等追赃挽损工作也在加速进行。为加快追赃挽损工作进度，“团贷网”非法集资风险化解处置指挥部（简称“指挥部”）已协调“团贷网”非涉案关联企业依法依规组建新的经营管理团队，依法保护企业的资产价值。另外，第三方中介机构已协助督促原“团贷网”催收班子对出借款项开展催收工作。恶意逃废债的行为将受到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　　接下来，指挥部将进一步加快分析平台数据，甄别涉案资产去向，加大追赃挽损工作力度。由于平台数据庞大、系统架构复杂，专业团队需要足够时间攻坚克难，请广大投资人理解和支持。指挥部会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最近几年，收藏品的诈骗陷阱层出不穷。一些犯罪团伙，更是借助互联网，对收藏者实施了一种被叫做“套路拍”的电信诈骗。近日，深圳警方开展统一行动，一举捣毁了6个实施“套路拍”的诈骗团伙。　　据悉，这些“套路拍”艺术品公司诈骗方法几乎一样：先用提前拟定好的“作业话术及技巧”谎称对方的收藏品能拍出高价，然后再巧立名目收取服务费，最后以藏品流拍为借口推卸责任。　　警方发现，这些诈骗公司主要采用4个步骤诱人上当：　　第一步，把公司包装成很专业、很有实力的拍卖公司，然后物色急于鉴定古董或拍卖收藏品的对象；　　第二步，无论客户提供的藏品是真是假或者有无缺损，业务员和所谓的“专家”都会忽悠客户，声称藏品价值很高，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一旦客户将藏品委托给他们拍卖，公司就会收取5000—50000元不等的“展销服务费”；　　第三步，收取服务费的一个月后，业务员会以各种理由宣称藏品未销售成功，并要求客户转为拍卖流程，同时再收取一定的“拍卖服务费”，不过，这个拍卖的结果一定会是流拍；　　第四步，如果客户想取消合作，取回收藏品，公司还会要求对方再缴纳一部分费用。不仅如此，如果受害人在网上发文求助，犯罪团伙还会利用技术手段对公司的负面内容快速删除。　　此外，受骗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是老人和外省人士，并且对自己的收藏品没有正确的认知，存在快速致富的迫切心理，警方也提醒广大收藏爱好者注意诈骗风险。...

4月8日晚间，红岭创投创始人周世平通过公司官网论坛“红岭社区”发布了《关于红岭系各平台的重要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周世平表示，近期红岭系各平台都受到严重的挤兑，加上不良资产处置进度不理想，计划中的四大资产管理之一3亿多还款及深圳某上市公司1.48亿还款均延期，影响了平台流动性管理。从4月8日下午1点半开始至4月11日上午9点，红岭创投和投资宝两个平台将暂停用户提现，4月11日之后提现将按新标准执行。周世平称，根据平台评估，投资者本金部分不会受到影响，将在三年内分批兑付，利息部分可能实施一定比例折扣。4月10日上午将邀请部分投资者代表商量方案细则以及资产清收方案，详细方案4月10日下午将在平台公布。在回答投资人的帖子中，周世平提到，今后的提现将以不良资产回收为主，6月底之前拟回收8亿到10亿元，2019年完成50亿元清收目标。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4月7日，红岭创投累计出借金额4527.71亿元，累计待偿金额182.59亿元，累计债权转让金额101.54亿元，目前红岭创投债权转让区项目超过3300个。与红岭创投一样被限制提现的投资宝，由深圳前海新派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运营，为红岭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的子公司，实控人同为周世平。投资宝官网显示融资逾期比例为0.62%，但具体的运营数据并未披露。此前3月23日，周世平在红岭社区发帖宣布红岭创投清盘，拟在2021年12月底清盘平台线上债权资产，未到期部分债权由红岭控股全额收购。此外，周世平旗下另外两个P2P平台，投资宝全面转型线下私募，原有线上标的分批置换并对应优质资产，线上平台2021年12月底之前清理完毕;亿钱贷平台资产合规并已银行存管，继续保留并争取备案。红岭系平台创始人兼董事长周世平也在上市公司深南股份(002417.SZ)担任董事长兼实控人。深南股份2018年年报数据显示，其营收1.82亿，同比增长73.3%;净利润亏损4906.78万，同比减少739.5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亏损3484.16万，同比增加37.95%。在此前的业绩预告中，深南股份透露亏损原因是其报告期内收购了广州铭诚、亿钱贷51%股权，加大了对资产端风控管理体系的建设等，投入成本较大，综合效益预期未能在报告期内释放。财报称，为摆脱业绩亏损局面，深南股份对亏损或盈利能力较差的子公司进行关停并转。报告期内，转让了上海彩贝、福田融资租赁等子公司股权，出售了前海信息的部分应收保理款，并筹划对福田财富、深南资产进行清算注销，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相关注销工作已经完成。根据公司的战略调整，报告期内已经对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资产管理等类金融业务进行了关停调整。深南股份称，此措施有利于公司收回投资成本，优化业务结构，改善经营业绩。...

距离资管新规发布已近一年，其对信托公司的影响开始凸显。一方面，其对于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标准提高使得通道业务和资金端受到冲击，资金池业务也被禁止。另一方面，从信托行业所处大环境来说，面对已经白热化的竞争格局，信托公司如何与银行、券商、基金等机构同台竞技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已经有多家信托公司开始悄然发行30万元起投的信托产品。业内人士称，其相关依据是2018年发布的资管新规，只要满足合格投资者要求，就可以参与投资30万元起步的固定收益类产品。部分产品门槛低至5万据了解，在资管新规发布之前，就有信托公司开始发行低额度的信托产品，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当时监管鼓励金融创新的产物。除了监管特批之外，目前市场上还存在部分现金管理类集合信托产品，起投金额30万~50万元不等。资深信托专家袁吉伟向记者证实，资管新规之前，合格投资者也有多种认定形式，购买100万元是最简单的，不然就要核实收入状况，比较麻烦。实际上，信托产品的投资门槛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资料显示，2002年7月施行的《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信托投资公司集合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时，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含200份），每份合同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万元（含5万元）。2007年3月，《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合格投资者变成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或者其他能够提供相关财产及收入证明的自然人。而所谓合格投资者，包括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华东某信托公司相关人员向记者表示，此后监管为了鼓励金融创新，又批准部分信托公司发行低额度的信托产品。比如，上海信托5万元起投的现金管理产品。“上述都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不是想参与就能参与的。”他向记者补充。最后一次变动，发生在去年。2018年4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以下简称“资管新规”）发布，其中对合格投资者及其购买各类产品的门槛做出重新约定，合格投资者的认定变为满足年收入40万元或者是金融资产500万元，并约定合格投资者投资于单只固定收益类产品的金额不低于30万元，这也正是前文中部分信托公司发行低额度信托的相关依据。认购分化将是常态30万元起步的信托必须是固定收益类。根据资管新规的定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资金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实际上，在资管新规发布之后，对于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标准反而提高了。普益标准研究员夏雨分析认为，合格投资者门槛的提高，势必带来信托公司客户量的减少，特别是个人投资者资金来源的减少。上述观点可以在信托公司低额度信托业务情况方面得以佐证。“与其他信托相比，客户的参与门槛有所降低，募资相对比较容易。”某中部地区信托公司业务人员向记者表示。在资管新规对于合格投资者门槛提高的情况下，发行低额度的信托产品是否可以代表行业的趋势？多名受访者表达了他们不同的观点。袁吉伟向记者表示，对于信托公司而言，30万元起点可以起到降低起售点目的，但需要根据产品规模确定募集门槛，部分募集规模小的产品可能会有降低门槛的趋势。具体来讲，现有规定是100万元以下的客户不高于50人，按照资管新规要求，私募产品最高投资者人数为200人。上述华东某信托公司相关人员向记者表示，信托起投金额放低应该是趋势所在，之前说的万元起投的公募信托虽然被监管辟谣，但放低额度应该是财富管理行业未来的动向。夏雨亦认为，考虑到监管层统一平台统一竞争的思路导向，信托行业存在门槛降低的可能性。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冯加庆认为，从趋势上来讲，按照信托产品的归类，信托的认购门槛方面会出现分化。具体来说，低风险、高流动的产品门槛应该会降低，但高风险、低流动性的产品则对投资者有更高的要求，包括对风险识别和对久期持有的要求。...

4月2日，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19年第1号审计结果公告显示，7个省（区）的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存在不良贷款率高、拨备覆盖率低、资本充足率低、掩盖不良资产等问题。其中，被点出名称的绝大多数是农商行、农信社等中小型金融机构。在最值得关注的不良率问题上，1号公告更是明确指出，河南浚县农商行等河南省42家商业银行截至2018年底的贷款不良率超过5%警戒线，其中超过20%的有12家，个别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40%。审计署的公告揭露了地方农商行不良问题的冰山一角。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农商行这样的中小银行，其风险经营问题需要引起监管的高度重视，监管层需要就高风险金融机构退出制度建设进行谋划。其实在审计公告披露之前，农商行不良率高企的问题已引发舆论关注，个别银行如贵阳农商行、修武农商行等银行被曝出不良率一度接近或超过20%，但是公告披露在同一省份出现12家银行不良率超20%、个别超40%，着实超出市场对中小型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的预期。农商行不良率高企的一部分原因是监管层对于不良资产的认定标准趋严，比如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但更多是银行自身公司治理及经营水平的问题，如本该是以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为宗旨，部分农商行却出现贷款“垒大户”的倾向，这样既不利于风险分散，也容易滋生银行高管腐败现象；又如部分农商行为了规避信贷规模管控，追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激进发力同业业务，但是风控能力不足，导致风险敞口加大。上述不良数据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90年末国有大行不良资产的情况，彼时它们的不良率超过20%，被冠以“技术性破产”头衔。对照来看，现在“个别”银行超过40%的不良率恐怕意味着它们也已陷入“技术性破产”的境地。今年两会期间，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话题，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谈到，现在正在研究处理,退市要看情况,如果具备条件应该是可以的。而对于如何定义高风险金融机构，他提到了三个因素：资本金已经损失完；不能正常抵御风险；不能正常经营。在我们看来，如果说此前地方政府担心储户利益，担心影响地方社会稳定而对本地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退出处置犹豫不决的话，实施将近4年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解决这一担忧。当然银行退出会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高风险金融机构退出的标准及程序需要设置，如何处置相关的债权关系也需要明晰。这需要监管层尽快启动相关的制度建设，如筹划多年的《商业银行破产风险处置条例》应当提上议事日程。正如郭树清所言，“金融机构不能只生不死，要有正常的淘汰。”通过中小银行的退出处置既可以为整个银行业经营者敲响市场风险意识的警钟，又可以为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摸索积累经验，通过部分风险的释放，维护整个金融的秩序与安全。...

备受关注的A股公司分拆子公司独立在境内上市的政策限制，如今有望迎来突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接近监管层的投行人士处独家获悉，监管层目前正在研究讨论对A股公司分拆上市的政策进行松绑，并考虑对分拆上市的A股母公司和发行人提出相应的门槛要求。所谓A股分拆上市，是指已上市的A股公司将其子公司、子业务板块进行拆分、独立融资，并在A股市场重新上市的运作。在目前中国A股市场运行基础上，分拆上市政策的松绑预期下，不少具有多元化经营、投资的A股上市公司有望通过分拆其某一垂直领域的子公司并独立运作上市，这也将进一步明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并让其获得“再证券化”的资本增益效果。另据记者获悉，多家大型A股公司具有分拆旗下子公司业务或所投资控股的项目独立上市的计划，而这一制度的破局也将为这些A股公司提供更多资本运作空间。但也有业内人士提示认为，分拆上市实施后，一些母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值将进一步受到子公司上市后的市值变动而变动，进而加剧部分公司股价的波动性和可传导性，对此监管方面亦应有所准备。政策再松动打破A股分拆上市壁垒的开端，正是今年即将设立并实施注册制的科创板。早在今年初，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第十五条已明确提出，“达到一定规模的上市公司，可以依法分拆其业务独立、符合条件的子公司在科创板上市。”这一制度方向虽然得到明确，但与之相关的配套细则却迟迟未能问世，而不少上市公司也在关注A股分拆上市的可能性。而在此之前，A股的分拆上市并没有得到证监会明确认可。北京一位资深投行人士对此指出，目前监管政策没有对A股公司的境内分拆上市提出明确规定，但实践层面并不认可，国内也并无A股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在A股市场成功上市的可循案例。“没有说支持，也没有说完全禁止。”该人士坦言，“但实践案例层面就没有出现过。”值得一提的是，创业板曾一度成为被给予在境内分拆上市的希望之地。2010年创业板刚刚启动时，创业板发行监管业务情况沟通会曾传出消息称，已上市公司可以分拆子公司在创业板上市，同期大唐发电公告称拟拆分其煤化工业务到创业板上市。但这一契机在数月内就急转直下，证监会在一次保代培训会上就明确强调，从严把握甚至不鼓励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到创业板上市。政策限制下，一些上市公司采用出让控制权的参股方式实现了子公司的分拆上市。“过去有一些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上市，也要逐渐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把控制权转移，最终以参股而非控股的形式让原子公司在A股上市。”上述资深投行人士称。与之截然相反的是，A股公司分拆子公司赴境外上市的案例并不少见——例如今年2月22日，海通证券旗下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赴港上市获批，2018年中国平安（601318.SH）分拆平安好医生赴港上市，三六零（601360.SH）亦分拆旗下“鲁大师”赴港IPO。事实上，这一系列动作与证监会早年的政策明确有关。早在2004年，证监会就发布《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境内上市公司的境外分拆上市勾勒了监管框架。“监管规则明确后，满足条件的上市公司就能够实现分拆上市了。”上述投行人士表示，标准如何确定不少经营多类型业务的A股公司都在关注分拆上市的可行性。“公司对于分拆上市一直是有计划的，但目前监管政策没有出来，所以我们主要也持观望态度。”北京一家从事多元业务的大型上市公司董办人士表示。无独有偶，日前监管部门组织召开的一次军工行业上市公司座谈会上，亦有参会的军工类上市公司人士也曾就分拆上市可能性向监管层咨询。彼时一位监管人士回应称，如果企业看中科创板的优势，将欢迎军工企业子公司来上市，但对于具体的分拆要求，需要等分拆上市的具体制度明确后方能知晓。虽然目前尚未出现有关分拆上市这一制度红利的配套细则，但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 一项有关分拆子公司在A股上市的条件门槛正在业内被传播讨论，其中主要包括以下标准：一是上市公司（母公司）规模大：上市满5年、3个月平均市值大于150亿、3年合计扣非净利润大于10亿；二是分拆上市主体（子公司）的业务有别于原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分拆主体业务净利润占原公司比例小于50%、净资产小于30%。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标准方向或意味着监管层希望大而全的上市公司优先成为分拆上市的试点。“剔除市值和利润要求，主要是希望更多优质、大型且具有多元化经营的上市公司能够实现分拆上市。”华中地区一位投行人士称，“其实这一方面能够避免上市公司体量过大、市值过高带来的风险集中度过高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提供子业务板块的公司治理能力。”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上述标准对母公司的指标要求相对宽松，但子公司拥有独立上市能力的可能并不多。“母公司达到百亿市值、三年10亿元利润的标准并不难，但难点在于拥有一个具备独立上市能力的子公司，而且业务占比也在规定范围内。”上海一家券商策略分析师指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一些双主业、三主业公司分拆上市的可能性则更大，但在上市前也要做好同业竞争规避问题。”对此，另一位接近监管层的投行人士指出，这一门槛和具体要求目前仍在研究讨论之中，目前尚不确定。该人士同时透露，除科创板外，监管层也在研究讨论A股公司分拆子公司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独立上市可能性，这也意味着，A股公司分拆后在境内上市的政策有望获得更大程度的松绑。“因为科创板虽然实施了注册制，但整体看仍然有较为垂直和严格的标准要求，如果只能在科创板实施分拆上市，将会对一些有希望分拆上市却不满足科创要求的行业构成歧视。”该人士坦言，“目前分拆上市有可能会惠及包括科创板在内的所有板块。”再证券化是与非分拆上市的预期下，已有一些上市公司内部正在研究分拆上市的可能性。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4月3日独家获悉，一家从海外回归并借壳上市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正在研究将其ToB端业务拆分独立登陆科创板。记者同时独家获悉，在日前召开的军工上市企业座谈会上，北方导航（600435.SH）有关参会人士就表示，旗下具有两家新三板公司已具备主板上市条件，但碍于分拆受限无法独立上市。Wind信息显示，北方导航旗下具有两家新三板公司，分别是中兵通信（837567.OC）和中兵航联（837295.OC），其中中兵通信2018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5.09亿元和1.29亿元，而中兵航联2017年的营收、净利润分别为1.65亿元和0.24亿元。3月6日，金固股份（002488.SZ）在深交所互动平台回答时也表示，有可能会对旗下EPS环保设备公司进行分拆上市运作。“公司旗下的EPS环保设备公司属于高端装备制造和节能环保企业。如果符合科创板的标准，公司将积极推进EPS环保设备公司登陆科创板，该事项若有进展，公司将会及时公告。”金固股份表示。分拆上市的破冰可能，无疑也将为一些大型上市公司提供更多的资本运作可能性。长期以来，分拆上市制度成为不少公司子板块独立上市的制度障碍。例如在A股公司分拆上市规划中，较有代表性莫属此前中海、万科、保利等上市地产公司提出的分拆旗下物业业务的上市计划。以万科A（000002.SZ）为例，其早在5年前就曾提出考虑分拆物业板块上市，而万科副总裁兼物业事业部执行官朱保全就曾坦言，分拆上市计划受限于目前A股市场的分拆政策，“A股的分拆政策非常艰难”。在业内人士看来，分拆上市限制一旦获得突破，将更有利于此类公司的资本运作，并享受到子公司上市的“二次证券化”的红利。“境外上市就是允许的，但境外市场的特点是估值倍数要低于A股市场，也就是说A股市场能够让分拆上市时的母公司享受到更明显的投资和财务收益，这也将对母公司的业绩带来利好，有利于其市值进一步扩容。”北京一家大型券商策略分析师表示。“H股的估值是比较低的，但A股更高的估值溢价有可能带给母上市公司更大的财务层面的收益，这也将进一步优化母上市公司的财报业绩，有利于母上市公司的市值扩容。”北京一家券商策略分析师坦言。但分拆上市引发市值扩容的连锁效应，也受到一些投资人士的警惕。“A股存在更高的估值溢价，这种情况下子公司上市通过次新股身份获得更高的估值，而母公司股价也因此走高，在市场上升期，这将成为一种上涨循环。”上海一家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但一旦市场出现快速调整，子公司的市值缩水会直接影响到母公司的业绩，这也将促使母公司的股价随之出现更大回撤，也就是说这种结构安排有可能会加剧相关公司股价的波动性和风险传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