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调查和债券文件揭示了 420 亿美元的资金和对风险的承担如何推动利润增长。如今，这家拥有 25 年历史的交易巨头正受到全球关注。这是一家私人控股的公司，行事极其隐秘，甚至不公开高层领导的身份。一位员工曾试图找到管理合伙人的邮件列表，后来他放弃了，因为他得知简街公司（Jane Street）不希望这类信息流传，甚至不想让在那里工作的人知道高层身份。本月，印度一家监管机构突然宣布，将扣押该公司5.64亿美元的收益，这笔收益来自简·斯特里特（Jane Street）曾经称之为最赚钱的交易策略，这为了解该公司打开了一扇窗户。监管机构不仅概述了股票和衍生品购买的运作方式，还发布了可下载的图表，这些图表可以缩放到投影仪屏幕的大小，并保持完美对焦。突然之间，全世界可以一点一点地了解这些利润丰厚的交易，例如2024年1月的一个持续6小时的交易，创造了超过8000万美元的利润。此后几天，竞争对手和其他金融专业人士一直在仔细研究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长达105页的指令和数据。他们交换了简街私下发行的债券招股说明书中的见解和数据，试图分析印度事件对该公司其余205亿美元年度交易收入的影响，这些收入现已超过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竞争对手表示，他们一直在试图弄清楚简街是如何迅速地超越他们的。纽约简街交易大厅。图片来源：简街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交易实践到领导结构，甚至对神秘编程语言的痴迷——Jane Street 的运营方式与大多数其他华尔街巨头不同。“人们坐在那里对整个事情进行逆向工程，”规模较小的交易公司 Select Vantage 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施莱普费尔 (Daniel Schlaepfer) 表示。“这几乎就像是在接受 Jane Street 所做的事情的专业辅导。”纽约 Jane Street 的代表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该公司在高风险的做市领域竞争——帮助机构和其他投资者买卖证券。接近该公司的人士表示，该公司与其他已发展成为主要参与者的高频交易公司以及曾经主导该业务的投资银行相比，脱颖而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型银行一直试图通过层层套期保值来中和风险敞口，以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售大量股票的银行可能会将这项工作委托给财团，以限制其承担的风险。据前员工和其他接近该公司人士透露，Jane Street 的风险偏好通常更高。该公司愿意逐步调整仓位，包括大宗股票，即使是在新兴市场 ETF等利基市场。虽然这可能会使其在价格波动时面临风险，但该公司依靠其系统和全球员工快速响应。为了应对最坏的情况，该公司还会对冲市场崩盘的风险。施莱普弗说：“如果你每年赚 200 亿美元，那么不承担风险是不行的。”根据债券招股说明书，Jane Street 能够承受风险，部分原因在于其近年来迅速积累了 416 亿美元的资本及其他支持。截至 12 月底，其中 219 亿美元用于满足保证金要求，剩余 197 亿美元则计入超额资本。Jane Street在招股说明书中写道：“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动用全部交易资本。”该公司表示，其持有的现金不仅超过了满足大宗经纪业务要求所需的金额，而且截至去年年底，其“流动性缓冲”还占总交易资本的约15%。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比例目前已增至 20% 以上。如此强大的火力使得去年交易收入猛增 94%，净收入达到创纪录的 130 亿美元，是肯·格里芬 (Ken Griffin) 的 Citadel Securities 创造的 42 亿美元利润的三倍多。但“他们承担的风险比 Citadel Securities 要大得多，”专注于波动性的对冲基金 QVR Advisors 的执行合伙人Benn Eifert表示。做市资本增长Jane Street 的资本已从主要由股权构成演变为由债务构成。资料来源：Jane Street 债务文件据研究过该监管机构命令的市场参与者称，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列出的交易也很不寻常。做市商通常根据客户的兴趣交易期权，希望利用价格差异获利，然后通过买入或卖空标的股票来对冲这些风险。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的命令显示，Jane Street 的交易是同时进行的，而且——用印度监管机构的话来说——“规模明显较大且激进”。Jane Street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从印度获利超过40亿美元，该公司称监管机构的结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并誓言要反驳这些指控。该公司在一份备忘录中告诉员工：“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拒绝接受该命令的引导和实质内容。”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该公司创造的财富。“你的薪水是多少？”在谷歌搜索 Jane Street 的名字时，顶部会出现“人们还会问”的问题，这充分体现了华尔街对这家公司的青睐。这些问题通常是“你在 Jane Street 的薪水是多少？”的变体。根据一份债券招股说明书，该公司去年在薪酬和福利方面共花费了41亿美元，相当于平均每位员工约140万美元。虽然实际支出取决于员工的职责和绩效，但这几乎是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正常水平的四倍。除此之外，招股说明书显示，Jane Street去年向股东派发了42亿美元的资金。该公司表示，截至3月31日，其共有38名股东。该公司从相对平凡的起点走向了如今的高度。Jane Street 由马克·格斯坦 (Marc Gerstein)、罗布·格拉尼埃里 (Rob Granieri)、迈克尔·詹金斯 (Michael Jenkins) 和蒂姆·雷诺兹 (Tim Reynolds) 于 2000 年创立，他们都是另一家神秘交易公司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的前员工。他们最初交易的是 ADR，后来扩展到在美国证券交易所 (ASE) 交易“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如今，Jane Street 是少数能够与发行 ETF 的公司合作创建新 ETF 股票的公司之一。最终，该公司扩展到零售做市业务，并利用其不断增长的经验来交易和定价非流动性工具。随着投资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退出风险投资领域，Jane Street的增长呈几何级数增长。其做市和其他交易业务如今规模庞大，以至于其在债券文件中列出的竞争对手都是业内知名企业：Citadel Securities、Susquehanna、Virtu Financial Inc. 和 DRW Holdings，以及银行、经纪自营商和对冲基金。彭博行业研究的拉里·塔布表示：“他们从七八年前的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如今排名前三四的零售做市商之一。” 他说：“这说明他们拥有一套评估这些非流动性工具的良好方法”，并且拥有良好的风险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评级的分析师认为，Jane Street 的快速崛起值得谨慎。他们在本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其增长重点最近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了风险，”并指出该公司“交易活动的大幅扩张”。Jane Street 每位员工的平均薪酬约为 140 万美元。摄影：Jackie Molloy/BloombergJane Street 不像通常的由首席执行官顶层领导的等级制度，而是由几十名高管共同管理，他们通常避免接受采访和演讲，以免给人留下一个人比其他人更有势力的印象。许多华尔街公司通过招收应届大学毕业生参加入门级培训计划或挖走竞争对手的顶尖人才来吸引人才，而 Jane Street 也以招募热爱解谜的数学家而闻名。该公司在技术开发方面投入巨资，该部门员工人数占总员工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大部分技术都基于一种鲜为人知的编程语言OCaml，这使得其程序员大军更难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截至去年12月底，该公司拥有2960名员工，员工流失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过去两年约为6%。经验丰富的交易员表示，他们只专注于自己部门的工作，通常很少与其它团队联系，也无法每天了解其他团队的工作情况。他们表示，在团队内部，协作是关键，因为战略决策是通过共识做出的。但在整个公司范围内，该公司将交易视为一本大账簿，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和管理集体风险，这比各部门各自抵消风险更经济。它也不同于许多多策略对冲基金，后者将交易员“分组”，并分别计算他们的盈亏。几年前，一群由萨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领导的年轻校友离开Jane Street，并成立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数字货币交易帝国FTX交易平台（空气币交易平台），这标志着Jane Street的神秘面纱开始瓦解。然而，空气币交易平台FTX却在2022年轰然倒塌，颠覆了其他数字资产企业，甚至一些服务于该行业的银行（数字币的未来是价值币，而不是空气币）。关于他这个多姿多彩的团队如何在Jane Street起步的幕后故事，很快就引发了人们的遐想。与此同时，Jane Street 越来越多地利用债券市场来获取更多融资，这要求它向贷方发送私人季度收益快照，向市场透露有关其飙升的收入和资产负债表的信息。但对其保密性的最大打击发生在去年，当时简街公司起诉了两名罕见的叛逃者，声称他们携带着一项“极其宝贵”的交易策略前往千禧年管理公司。在一次听证会上，有消息称该策略涉及印度的期权，仅在2023年就为简街公司带来了10亿美元的利润。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命令表明，这一披露促使其对该公司的交易情况展开调查。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随着印度期权交易量的减少，Jane Street 今年在印度的期权交易利润也随之下降。不过，据资深市场人士称，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机构几乎肯定会审查该公司及其竞争对手是否在当地交易所进行类似交易。Select Vantage 的施莱普弗回忆说，他所在的公司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被暂时禁止进入某个市场后，在其他方面收到了更多问询。“毫无疑问，他们会在印度以外的地方受到质疑，”他说。...

约一周时间，多名在任官员主动投案，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审查调查。7月17日，江西省南昌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南昌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市政府机关党组书记、办公室主任邹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南昌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邹晓东。资料图58岁的邹晓东，江西进贤人。他的仕途一直在南昌，早年长期在家乡（进贤县属南昌市辖）工作，曾任进贤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后调任南昌县副县长，南昌市青山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南昌市湾里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南昌市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南昌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2021年12月，邹晓东任南昌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半个月前，邹晓东曾公开讲党课。“南昌市府办发布”公众号显示，7月2日，邹晓东还以“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优良作风保障‘三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讲专题党课。7月15日，云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昆明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云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杨皕。资料图57岁的杨皕，白族，云南大理人。她长期在昆明任职，曾担任过昆明团市委副书记、昆明市政府副秘书长，后调任五华区，担任过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等职。2011年，杨皕出任昆明市政府副市长；2016年2月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同年5月任市委统战部部长；2022年1月获任昆明市政协主席，跻身正厅级。杨皕本月初还参加了公务活动。据昆明学院官网消息，7月3日，昆明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皕带队到昆明学院调研指导工作。7月10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浙江省纪委监委消息：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副书记、总队长蔡卫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浙江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蔡卫国。资料图蔡卫国是名“消防老兵”，历任江西省公安消防总队南昌市支队副支队长，景德镇市支队支队长，总队司令部参谋长，总队副总队长，贵州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等职。2020年3月任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7月10日，据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消息：哈尔滨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关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关健。资料图59岁的关健，满族，哲学博士，教授。他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28年，曾任学生工作部部长、学生工作处处长等职务，2010年12月任黑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2016年10月调任哈尔滨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公开报道显示，他于6月25日参加了哈尔滨音乐学院“风清廉韵 时代乐章”党风廉政建设主题音乐党课，并讲授相关篇章思政课程。7月8日，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聂云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聂云霞。资料图聂云霞曾任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软件服务业处处长，2021年4月任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处长，2022年8月明确为一级调研员。上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官员，主动投案，向组织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正是在今年第一轮中央巡视收尾、第二轮中央巡视即将启动之时。二十届中央第五轮巡视于今年4月启动，中央共派出16个巡视组进驻地方，中央巡视组明确要求“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巡视时长2个半月左右，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至2025年6月23日截止。二十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将启动，7月14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二十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对象公布。两轮巡视将实现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常规巡视的全覆盖，实现对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开展联动巡视的全覆盖。中央巡视组巡视期间，形成有力震慑，被巡视地方多名官员被查，其中不乏主动投案者。比如江西。中央第十五巡视组巡视期间，江西多人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仅6月3日，就有三名官员主动投案，分别是新余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炎，南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建平，萍乡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王洁。据江西省纪委监委官网信息，4月以来通报审查调查的官员，超过六成属于“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审查调查信息中，今年5月，12名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投案，4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6月，12名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投案，3名党员领导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越来越多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在高压震慑下和政策感召下，抛弃侥幸心理、放下思想包袱，选择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腐败分子主动投案，已经成为新时代反腐败工作的一个新常态。除了中央巡视，各地召开的警示教育，也释放出强大震慑效应和感召势能。3月10日云南省曲靖市召开持续深化清廉曲靖建设暨全市正风肃纪警示教育大会，8000余名干部受到警示教育。会后，曲靖市罗平县教育体育局财务基建科科长米良宝主动投案。次日，曲靖市陆良县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陈寿元（已退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7月16日刊发报道，云南2023年以来连续3年在春节后召开全省警示教育大会，通过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每次警示教育会后，都有一些干部迷途知返、主动投案。...

“现在的致命问题是增收不增利。”两天前，一位中腰部连锁快餐品牌创始人向虎嗅表示。他告诉我们就在本周，他已经让团队严格控制所有门店外卖单占比。“我们的红线是28%，任何门店如果单日外卖订单量占比超过这个红线，店长会被直接问责。我告诉所有人，宁肯我彻底不做外卖了，我也不想被裹挟而死。”他算了一笔账：在7月这场互联网巨头引发的外卖大战发生前，他门店平均单日订单量可以达到120+，其中外卖订单一般占比在18%~22%。他告诉虎嗅，堂食客人一般会在就餐时点更多的饮品或者增添凉菜，从而拉高客单价、毛利率，而他大部分门店位于写字楼或居民区等午餐、晚餐“刚需型就餐”场景点位。“坦白讲，我是靠堂食维系利润的。”而在7月参与到某互联网平台的“自提外卖”项目后，他门店的平均单日订单量峰值时期一度达到200+，其中“真正外卖”+“自提外卖”的订单总量占比超过了40%。在算账后，这位创始人发现，整体利润下降了12%以上。“一方面，堂食变少，饮品类订单随之变少；另一方面，参与活动本身定价更低，影响了利润。”一家已经上市的头部茶饮公司核心高管，也向虎嗅表示，在7月外卖大战期间，他们也遇到了严重的“增收不增利”现象。“成本增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配送成本、活动和促销成本、订单激增后材料和人力的投入。”他直接指出，平台推出的“0元购”类促销活动，极限压榨了茶饮类品牌的产能，大部分品牌算总账后发现在订单量、收入都双位数增长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利润持平甚至出现利润双位数下滑。在这场由互联网平台引发的外卖大战之中，个体店、夫妻老婆店、小商家所面临的烦恼可能更大。一位资深餐饮行业研究者向虎嗅表示，他多年走访一线夫妻老婆店、个体小店后发现，这类小店大部分高度依赖堂食，老板和老板娘甚至不会操作手机上的外卖后台。“外卖大战中，消费者被补贴吸引到线上下单、外卖模式。这类不善于做外卖的门店，会面临严重的客流量下滑。如果只持续一两周还好，如果外卖大战持续到年底，这类小店可能会死一批。”但战争似乎尚未结束。虎嗅了解到，美团内部，业务线近期针对“自提外卖”和“0元购”两个关键打法的复盘中，普遍认为这二者是美团“实现1.5亿订单、守住行业第一”的有效动作。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内部对于是否能保住即时零售市场份额（含外卖）第一、订单量第一非常重视，部分人员和部门有相应OKR类指标。一位不愿具名的餐饮公司创始人讲了一个细节，在7月初，他发现自己门店被“自动”开通了某平台“0元购类活动”功能，此前该平台业务人员曾多次找他进行邀请，但他一直犹豫。在发现被“自动”上活定后，他多次与业务员联系，虽未得到正面解答，但被委婉告知“有业绩压力”。7月18日，市场总局约谈了美团等平台，要求相关平台规范促销行为，理性竞争。在这场由互联网平台引发的浪潮之中，餐饮店、餐饮人实际上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因为用户、流量、规则都被拿捏在了平台手中，餐饮圈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平等沟通、平等博弈的机会。因此，近期虎嗅针对7月外卖大战对餐饮圈的真实影响，与多位餐饮创始人、小店老板、行业观察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并精选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四位，把他们的观点以自述形式呈现如下。“小商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汪洪栋，餐宝典创始人这波外卖大战，带来了两个负面问题：其一是带来了浪费；其二是实体餐饮里的一些小商家受到了消极影响。一些以前主打堂食的小商家，曾经堂食和外卖比是3：1、4：1，结果现在堂食外卖比变为了1：7，这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这些原本靠堂食存活的实体商家，他们的装修成本、租金成本是更高的，他们日常的毛利率是更低的（都相比于纯粹外卖门店），当更多订单变为了外卖单后，他们的盈利状况遭遇冲击。客观说，现在这些影响还只是苗头，并没有完全爆发，但如果这场外卖大战持续下去，那么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很多商家本质上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参加这些平台活动的，但他们被洪流裹挟进来了。我来举个例子，一些商家表示，他们搞不清楚这些平台活动，结果被平台的一些业务经理私自在后台开通并参加了诸如满减类的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商家”所受到的影响。大品牌在供应链方面有优势、在数字化上也比较完备，人员协调方面也更有优势，但小商家普遍在备货方面会有明显压力。有小商家透露，他说因为周末的补贴大战，他浪费了十多斤的排骨。这种情况在以往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可以通过此前的情况去清晰规划出每天的备货。但是在补贴大战之中，会出现临时性、激增式需求，小商家是无法预判或者及时应对的。在这波外卖大战风波之中，小商家其实是很弱势的群体，他们没有发声渠道，比如一些小商家去发抖音、发小红书，但很快声音被淹没了。下半年如果外卖大战还会持续，我觉得对于大品牌和小商家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大品牌虽然承压，但整体情况可能还好。但小商户尤其是独立店、夫妻老婆店，他们是很无奈的，因为他们无能为力。我们不能被表面的数据繁荣迷惑，我们应该仔细看看、想想表面数据繁荣背后到底给商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刚才我是从体量上，进行了分析。在这波外卖大战之中，不同模式的门店、品牌所遇到的情况也是不同的。我觉得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外卖依赖性不强的门店和品牌，以正餐为主。对于这类品牌而言，他们本身就高度依赖堂食，外卖比例并不会很高。在这波外卖大战风波中，这类品牌一般都会有意识地控制外卖比例。比如有一些品牌会严格把外卖比例控制在20%以内，因为他们很确信外卖订单一旦过高会深度影响线下生意，这是要命的。第二类是奶茶、咖啡这类。其实外卖大战对他们而言可能带来的增长成分更多一些，当初京东砸补贴时，很多奶茶品牌已经出现了爆单。但要看到，订单增量背后，你的产能承压、浪费问题等等。但我觉得，整体上，对这些品牌而言，正面影响可能是大于负面影响的。第三类是诸如小吃、快餐这类。外卖大战对他们的影响可能可能会比较大，尤其是快餐这种接近于“刚需消费”的类型。因为奶茶咖啡其实是有消费弹性的，消费者并不会每天都喝。如果这个快餐店，此前高度依赖堂食，那么这波外卖大战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你的堂食外卖占比被彻底改写了。对于一些高度依赖堂食的快餐（刚需型餐饮）而言，如果附近的消费者被旁边外卖吸引了消费力，那么你本身的客流是被深度影响的。整体上看，我觉得过去两个星期暴露出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整个行业都在观察。后续还是希望平台去探索各方共赢的一种补贴生态，这种共赢的补贴生态才是大家所需要的常态。但我觉得，也不能过度妖魔化。消费习惯的变化并不会特别快，这波外卖大战也并不会立刻引发餐饮圈倒闭潮。其实我们研究发现，餐饮行业每年都会有大约20%~30%的门店被淘汰掉，个别地方可能会达到40%以上。从长远看，市场其实也需要更多的玩家参与进来。淘宝的这波流量确实不能忽视，这种平台间竞争已经在逐渐打破已有格局。对行业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正面作用，行业是需要良性竞争的。但短期内，各个平台之间的竞争方式，还是需要谨慎。比如0元购这种玩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善。“很多商家陷入一个怪圈：增收不增利”Chives，多个餐饮品牌投资者我原来也是做互联网电商的，现在是几个餐饮项目的投资者。对于这波外卖大战，其实我能够理解互联网公司这些人的操作逻辑。京东当初入局的时候，美团的反应已经很大了，但外界没有预想到的是，阿里跟进并下注更多后，这个市场上弹药的投入量、声势的提振以及实际上订单量的激增，远远超过了大家此前预判。从结果看，平台方肯定是受益的。但对于商家而言，不一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商家陷入一个怪圈：增收不增利。就是它订单量上升了、收入上升了，结果一看利润，可能和以前持平甚至下降了。这里面的本质问题是，外卖单增量太多，以及活动力度太大了，商家在不停地卖东西，但同时要提供大量的折扣和补贴。我所提及的是两个问题。其一是外卖订单太多了，这影响了堂食和外卖的健康比例，正常来说，一个餐饮门店的外卖占比要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过高的外卖订单往往是不健康的。（纯外卖店除外）但现在的情况是，平台通过大量补贴，造成用户线上点单，甚至有一些玩法直接把堂食转变为了外卖，比如外卖自提这个模式。另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活动和补贴，这挤压了门店产能，也压榨了门店的利润空间。这两个问题，萦绕在餐饮圈头上，从眼下局面看，它是没有解决办法的。我直白一点说，在互联网平台面前，餐饮圈就像个生瓜蛋子一样，你没有任何能力和办法去与它博弈。因为你的顾客都握在平台手里。我最近遇到一些门店，他们干脆把外卖关了。因为他们发现，在目前的局面下，做一单亏一单，白干活。我需要再详细讲一下外卖自提这个模式的危害：一个餐饮产品，在设计之初是要建立在正常毛利率基础上的，如果它是一款外卖型产品，那么它在设计时会包括了产品成本、平台服务费、配送费等等，这些费用和成本又有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但如果你直接把堂食类产品，以自提模式，变为“外卖”产品，这一系列价格体系会坍塌掉，简单来说，就是门店的毛利率会被压缩。因为从大面上看，堂食类产品本身的毛利率应该是更高的。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危机。我们可以把门店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营店，一类是加盟连锁店。如果是加盟连锁店，它会存在一个矛盾点：活动一般是总公司统一做，比如上不上外卖活动，这是总公司统一规定的。但承担成本的是门店。我说直白一些，总公司是靠卖物料给门店生存的，这些活动可能还能让总公司卖更多物料呢，但对于门店而言，这个成本压力可能是陡增。在这波外卖大战中，真正最惨的还不是这些类型的门店。最惨的是个体商家、中小商家和夫妻店。他们很多人不会做外卖，是靠外卖代运营公司，而且他们的门店规模没有优势，没有足够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去应对激增的外卖订单。相比之下，大型连锁品牌在这波外卖大战中更容易尝到甜头，尤其是有超级成熟体系的连锁巨头。他们每个月原本就有固定的营销推广费用、还有专门的外卖运营团队，他们的供应链又有很强的抗压能力、应变能力，所以面对外卖大战带来的订单激增，它们是可以快速消化的。实际上，这波外卖大战，会破坏眼下整个餐饮行业既有生态，这也是互联网的传统招式，先破坏再重建生态。从弊端而言，那些中小店、夫妻店、不具备成熟供应链的小业态，可能会被加速淘汰；从另一面看，这可能意味着国内餐饮圈的连锁化率提速。而另一个深层影响是用户习惯。如果我们按照互联网的逻辑，3~9个月可以培养出用户的新消费习惯，那么这波外卖大战如果持续到年底，可能更多用户会习惯于线上下单、外卖模式。这可能会带来行业的深层次变化。“外卖大战若持续，今年饮品的淘汰率会比较高”许兰月，银流咖啡、沙野轻食创始人我观察到的外卖平台大战的竞争格局是：饿了么强势崛起，一线城市成核心战场。现在饿了么势头特别猛，我看到，2025 年的外卖大战呈现出新的竞争态势：一是参与者迭代：3-4 月京东曾表现活跃，但随着淘宝入局，饿了么份额显著提升，尤其在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饿了么已超越美团成为主导平台，其他城市格局尚不明确。二是订单量激增。饿了么的强势发力直接带动品牌门店订单增长，像我们银流咖啡旗下门店平均订单量较 3-4 月提升 40%，部分门店甚至实现数倍增长；而 3-4 月京东的加入也曾为门店带来过一波增量。外卖大战对餐饮商家的影响，短期利好是助力品牌扩张与客群沉淀。对发展中的品牌而言，平台竞争带来的流量红利显著，能够快速拓展客群，借助平台补贴和流量倾斜触达更多消费者；高频订单有助于增强客户消费粘性，加速品牌在区域市场的渗透。长期则存在利润增长跟不上订单增长的隐忧。随着竞争加剧，商家逐渐面临 “量增利不增” 的困境：客单价与毛利下滑：客单价较战前降低 10%-20%，直接导致毛利收缩。成本压力上升：订单量激增倒逼门店增加人手、提高原料进货频率，物流与库存管理成本显著上升（部分门店因原料供应不足，甚至在高峰期被迫关店）。利润与单量不匹配：尽管订单量大幅增长，但受客单价下降和成本上升影响，整体利润未实现同步增长。不同餐饮品类在这场外卖大战中呈现出明显分化：饮品受益显著，正餐影响有限。 饮品行业（茶饮、咖啡）短期利好与长期风险并存。核心受益的原因是：饮品门店因客群基数大、可搭配小食凑单，成为外卖大战的主要受益者，客户量显著增加。潜在风险在于，我个人感觉就如果外卖大战一直这样持续，今年饮品的淘汰率会比较高。中小商家可能因库存管理能力不足（原料供不应求）、人力成本高企（需增聘员工）、利润微薄而被迫退出市场。其实现在很多门店都在增加人手。我们咖啡门店的货的周转速度也比以前快很多，现在它整个原料的供应，这段时间都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进货的频率都非常高，所以对门店老板的库存管理要求也很高。比如说他以前可能是兼职开店，没有那么多新思想，每天去盘货。但是因为单量很高，所以需要时刻关注物流的速度，关注这个活动是否会售罄。最近我也观察到，有一些饮品同行会在高峰期关店，进货的频率赶不上会断货。有的人会觉得毛利不高，还要增加人手去补充人工成本，算了一下，利润不高，可能就会关店了。所以我觉得外卖大战是加速了优胜劣汰的过程。所以今年应该到下半年，整个咖啡和饮品这个行业的淘汰率应该会蛮高的。现在的状态是如果想好好做，你肯定要投入非常多的精力。有的人在这个状况下又没有赚到足够多的钱，可能就会倒闭。而正餐品类因客单价高、依赖堂食体验、凑单灵活性低等特点，未从外卖大战中获得显著收益，订单与利润均无明显增长。我对大战周期的预测是，大概率在夏季结束，最多持续至 9 月，难以长期维系。原因一是平台成本压力：饿了么的高强度补贴对平台而言是亏本生意，美团也更倾向于 “经济性策略”，最终需以集团盈利为目标。其次，骑手成本不可持续：当前骑手的高收入是短期补贴结果，平台后续将通过优化效率降低人力成本。三，需求季节性下滑：10 月后气温下降、叠加长假影响，外卖整体需求与客单价会自然回落。整体来看，我认为，外卖大战加速了餐饮行业的淘汰率—— 对具备供应链能力、库存管理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的品牌是扩张机遇，而对中小商家则是生存考验。“我们开馆子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凑平台的订单量KPI”张新，37岁，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某中式快餐店老板，开店6年我是一家开在写字楼附近的中式快餐店老板，主要做盖浇饭、面食等简餐，已经做外卖五年左右了。目前美团、饿了么、抖音都在合作，毕竟现在顾客分散在不同平台，少一个就可能丢生意。我这样的小馆子在此次外卖大战中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先说经营策略的调整。最明显的是需要给不同平台做“差异化套餐”。比如抖音用户似乎更爱凑单，我就推了“2人拼团减8元”的套餐，分量比单点多一点；美团和饿了么老客多，就主打“满30减10”的常规满减，再搭配“加1元换购卤蛋”的小优惠。效果最明显的是抖音的套餐，上线后半个月就带起来20%的新客，但最无奈的是得雇个兼职专门盯平台后台——三个平台的活动规则、出餐提醒、客服消息都不一样，有时候忙起来顾此失彼，就怕漏看了哪个平台的投诉，被扣分罚款。成本压力上，最近印象最深的是某平台的“夏日狂欢”活动。平台要求商家必须参加“满50减20”，还得叠加平台补贴的5元券，相当于实际满50减25。我算了下，一份盖浇饭成本大概是售价的40%，加上8%的佣金，这么减下来几乎不赚钱。但平台说“不参加就降流量权重”，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结果那周订单量涨了30%，但算下来比平时少赚了近千块，还累得后厨师傅天天加班，最后活动结束赶紧把套餐价格悄悄涨了2元，又被平台提示“价格波动异常”，真是两头为难。订单量和顾客质量方面差异挺明显的。美团和饿了么的订单相对稳定，老客多，复购率能到30%，差评也少，大多是催单或者少放辣这种小问题；抖音订单量忽高忽低，有时候一条短视频火了，中午突然涌来几十单，后厨根本忙不过来，差评里“超时”“漏送配菜”的比例特别高。而且感觉抖音的流量越来越贵了，之前发个门店视频能有几千播放量，现在投50块推广费才有几百个曝光，算下来获客成本比美团高了一倍多。配送环节最头疼的是抖音的“自配送+平台配送”混合模式。有次下雨，平台配送员不够，好几单超时40多分钟，顾客催单时我联系配送员，对方说“单子太多，顾不上”，联系平台客服，回复是“非专属配送员，平台只能协调”。最后那几单顾客全给了差评，平台还扣了我店铺5分，理由是“服务体验不佳”。相比之下，美团和饿了么的专送团队更规范，超时了会提前打电话沟通，平台也会给顾客发补偿券，商家这边至少不会被直接扣分。外卖业务现在占我店里营业额的60%，毕竟写字楼里的人越来越爱点外卖了。遇到几个平台同时搞活动的时候，我只能“保利润舍销量”，比如把部分套餐的分量减一点，或者限制每日活动单量。有次三家平台同一天推“1元秒杀”，我被逼着拿一款爆款盖浇饭参加，原价22元，秒杀价1元，还得承担佣金和配送费。那天卖了200多份秒杀单，光亏进去的成本就有近3000元，虽然带了些新客，但后续复购的不到10%，等于白亏了钱。要说平台友好度，差异真挺大的。饿了么的商家客服相对贴心，有次我店里电路故障，临时关店半天，联系客服说明情况后，他们帮我把店铺状态改成“暂时休息”，还屏蔽了那段时间的差评，复业后还给了两天的流量扶持。最不满意的是某平台的“规则透明度”，有次突然收到“虚假宣传”的处罚通知，说我套餐里写的“足量牛肉”不符合标准，但平台从没明确过“足量”是多少克，申诉了三次都没用，最后只能认罚扣钱。利润空间肯定是更紧张了。以前外卖毛利率能有45%，现在被各种满减、佣金、推广费一压，只剩30%左右。尤其这次大战，平台看似在给用户补贴，其实很多成本转嫁给了商家——要么逼你降价，要么逼你买流量，到头来订单多了，钱没多赚。未来几个月我挺担心的，就怕平台为了抢市场，再搞更狠的补贴战，到时候小商家要么跟着亏，要么被挤出平台。要是跟平台说句话，我就想求他们别再搞“非此即彼”的捆绑了。能不能让商家自主选择活动力度？毕竟我们开馆子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凑平台的“订单量KPI”。平台制定规则时，真该多想想“商家能不能活下去”——要是小商家都被榨干了，平台上只剩连锁大品牌，最后吃亏的还是顾客啊。总体来说，这次外卖大战对我们小商家就是“表面热闹，内里煎熬”。订单量看着涨了，但钱包没鼓起来，还得花更多精力应付平台规则。真不知道这种“烧钱抢市场”的模式能持续多久，我们能做的，也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尽量别被这场仗卷垮吧。...

投资者正在用升值的资产投资 ETF，利用臭名昭著的漏洞来消除应税收益。从官方角度来说，Twin Oak Active Opportunities ETF 的存在是为了寻求“长期资本增值”。但私下里，它还有第二个更狡猾的目的。该基金的股票代码为TSPX，于2月份首次亮相，没有进行太多的营销。然而，它上市时资产规模接近4.5亿美元，几乎立即就获得了9900万美元的流入——对于一只几乎名不见经传的ETF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那次大量资金流入的第二天，出现了几乎相同的资金流出。类似的模式在接下来的两个交易日重复出现，然后在之后的两天内再次出现。随着所有这些资本涌入和涌出，TSPX 内部发生了变化，为了解其真实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TSPX 成立时仅持有 5 支股票——三支固定收益 ETF 中的约 2.45 亿美元、Snowflake Inc.的 9900 万美元股份以及 Datadog Inc. 的 9200 万美元股份——随后迅速用大致相当于一只简单的标准普尔 500 指数跟踪基金的份额取代了其两支股票。为什么TSPX上市时投资组合规模如此庞大且集中，却在短短几天内就更换了约40%的资产？为什么一只不知名的ETF会有如此大的资金流入和流出？又为什么突然停止了？答案归结于税收。早期“心跳”交易模式很快停止（Early Heartbeats Soon Stop）TSPX发射后表现出独特的流动模式资料来源：彭博社TSPX 是通过所谓的 351 转换创建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之一。它旨在帮助富裕投资者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利得税——这是构成华尔街蓬勃发展的税收优化体系的众多策略之一。在351模式中，基金在推出前会注入增值资产，以便在上市后利用ETF行业臭名昭著的漏洞进行再平衡，而无需实现应税收益，通常利用人为的资金流来实现这一目标。虽然这些基金通常会在上市后保留原来的策略，但有些基金（例如TSPX）会利用这一流程大幅调整投资组合，而无需缴纳税款。它富有创意、聪明，而且完全合法——尽管 351 ETF 没有任何标签，但有迹象表明它们正在激增。Practus LLP 律师事务所驻马萨诸塞州特鲁罗的律师罗伯特·埃尔伍德 (Robert Elwood) 表示，“过去三年，351 转换交易显著增加”。他估计自己处理过近 100 笔转换交易。“由于过去 10 年左右我们总体上处于牛市，很多持有内置收益的人都想改变自己的投资组合。”财富管理行业的宣传是，ETF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最大限度地避税——在标准普尔500指数过去十年上涨了两倍之后，这一说法颇具吸引力。投资者在出售 ETF 份额时，仍需根据其投资的原始购买价格（或基差）缴纳税款，但其理念是，他们可以保留更多现金进行投资，并在更长时间内实现复利。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延期——或者用先锋集团创始人杰克·博格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来自政府的无息贷款。Twin Oak ETF 公司在其网站上称其受到家族办公室的支持，但拒绝发表评论。税收优势要理解351转换，想象一下一位投资者在其独立管理账户（SMA，一种美国富人经常用来直接持有证券的工具）中持有20个仓位。其中一个仓位是英伟达公司（Nvidia Corp.），该公司股价在过去三年飙升了近1000%。“你会说，‘哎呀，我持有的英伟达有点值钱，我想把它卖掉，’”埃尔伍德说。“问题是，在单独管理的账户中，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卖掉，确认一些应税收益。”根据税法第351条——该条款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旨在通过允许美国人利用现有资产创建新公司来鼓励创业——投资者可以用投资组合组建一只ETF。ETF成立后，他们可以利用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来减少对英伟达的投资，例如将其替换为苹果公司的股票。“许多人坐拥固定收益，想要改变自己的投资组合”埃尔伍德表示：“将 20 个仓位转入 ETF 是无需纳税的，然后取出 Nvidia 并放入 Apple 也是无需纳税的。”这得益于ETF的巨大税收优势，ETF的资产换入换出由做市商完成，而不是由基金本身买卖套现。由于这些“实物”交易不属于应税事件，因此增值的证券可以换出而不会产生税单。351 转换的工作原理资料来源：彭博社为了促成这些掉期交易，有时基金经理会安排人为的资金流入和流出ETF。这就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心跳”的模式——TSPX在上市头几天就表现出了这种现象。难以发现虽然ETF拥有流动性和透明度等诸多优势，但毫无疑问，其税收优惠是美国ETF资产规模激增至11.5万亿美元以上的重要原因。这些优势意味着，ETF的税后表现通常优于同类共同基金，从而推动了华尔街大规模转向这种新型投资结构。去年，转换为ETF的共同基金数量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从贝莱德公司到道富银行，至少有50家基金管理公司已申请将ETF份额类别添加到其共同基金中——这一结构由先锋集团完善，此前已受专利保护——这将有效地将税收优惠嫁接到其现有产品上。与这些调整不同，351个转换很难被发现。它们主要用于对冲基金和SMA的持仓，而这些基金的投资组合通常不为公众所知。最明显的线索是，一只ETF从一开始就拥有大量资产：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ETF是Eagle Capital于2024年发行的18亿美元ETF，其组合了数百名客户的SMA。351 转化率正在增长这些交易没有任何标记，很难被发现基金的发行人通常是一家迎合应税投资者的公司。一些351基金在推出后不久就会利用“心跳交易（heartbeat trades）”来重新平衡投资组合。例如，规模3.7亿美元的Castellan目标股票ETF（Castellan Targeted Equity ETF）在上个月上市后的三天内就出售了其最大持仓——约2000万美元的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Castellan集团表示，它每天都会评估该基金的持仓情况，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以符合其招股说明书中的目标。）许多351转换项目由同一位基金经理管理，并延续其现有策略，但由于市场需求旺盛，一些基金现在需要接受大量投资者的注资。在这种情况下，ETF可能会开始交易各种需要根据基金目标进行调整的证券。例如，追踪无化石燃料指数的 Stance Sustainable Beta ETF 持有大量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等股票，并在三个交易日内通过“心跳交易”将这些股票抛售。（该基金的联合经理Kyle Balkissoon表示，重新平衡“没有硬性规定”，所有变更都是在咨询公司法律顾问后做出的。）有迹象表明，甚至规模更大的ETF发行商也在寻求351转换。美国世纪投资公司（American Century Investments）旗下管理着约750亿美元资产的Avantis Investors于3月推出了Avantis US Quality ETF，该ETF就展现出了转换的迹象。该ETF最初持有约1.2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包括少量其他ETF和外国证券，这些证券在大约一个月内就被出售。Avantis最近的一份文件称，一些基金可能通过低税基证券的实物捐赠来注入资金。该公司未回应置评请求。Cambria Investment Management 联合创始人梅布·法伯 (Meb Faber)表示，对于持有集中型股票、直接指数化投资组合且无亏损的投资者来说，转换可能是“完美的解决方案”，或者只是需要进行战略再平衡。该公司迄今已推出两只转换型 ETF，分别是 Cambria Tax Aware ETF 和 Cambria Endowment Style ETF，上市时的资产规模分别约为 2600 万美元和 9500 万美元。“我们预计三号和四号基金的规模将逐年扩大，”Faber说道。他表示，明年“将是351基金走向主流的一年”。‘不合理’对于批评者来说，这些转换的增长表明，ETF 的税收优势——尽管完全合法——现在正被大规模地利用，而这种利用与出售投资时征税的制度越来越不相容。“最终，我们确实能够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例如，从高科技股到外国股票，从股票到债券，而无需缴税——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福特汉姆大学法学教授杰弗里·科隆表示，他长期以来一直批评ETF的税收优惠。“我们不应该持有这些只是资本收益黑洞的工具。”为了阻止投资者利用351转换机制进行免税多元化投资，后来增加了多元化测试。要符合多元化测试要求，单个仓位的持仓比例不得超过被转换投资组合的四分之一，五个或五个以下的仓位的持仓比例不得超过投资组合的一半。为了满足所谓的25/50规则，ETF的估值基于其底层持仓，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转换的ETF持有其他ETF。Practus 的 Elwood 认为，发行人应该只发行与基金策略一致的证券的 ETF，并在出售部分初始持仓之前等待“合理的时间”。更好的做法是，基金经理应该为其交易提供一份投资案例。“税收所有权的本质在于，你必须承担拥有某物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负担，”他说。“所以，比如说，如果你的投资组合中有某样东西，但你一天后就把它卖掉了，那只是一种非常短暂的经济风险。”罗伯特莫里斯大学研究ETF税收的教授史蒂文·霍达西 (Steven Hodaszy) 表示，当前的转换浪潮表明，25/50 测试是不够的，因为投资者可以在满足该测试的同时，仍能极大地分散投资组合。霍达西表示：“我们允许富裕投资者重新平衡他们的投资组合，却不承认他们所持有的升值证券的收益，这种实质性的结果是，从政策角度来看，这是不合理的。”推迟缴纳资本利得税可以带来显著的益处，因为投资者可以等到退休并处于较低的税率等级时再出售资产，或者在他们去世时完全重置税基，将资产传给继承人。“我们不应该让这些工具沦为资本收益的黑洞”尽管如此，协助发行ETF的白标公司Tidal Financial Group的业务发展主管布列塔尼·克里斯滕森(Brittany Christensen)表示，执行351并非一帆风顺。她指出，转换可以有效推迟应税收益，但潜在的发行人必须权衡其收益与运营ETF带来的透明度和合规性。“即使你可能成为大股东，你仍然必须从受托人的角度来管理基金，就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股东一样，”克里斯滕森说道。“而对于通常从未做过类似投资决策的家族办公室来说，这种体验并不总是相同的。”首要任务根据 Cerulli Associates 去年的一项调查，在服务高净值人士的顾问中，税收最小化与财富保值并列为首要任务。转换只是华尔街蓬勃发展的业务的一部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此外，还有正在筹备中的ETF，它们将买卖资产以避免应税分配；还有旨在产生抵消损失的多空策略；甚至还有试图降低所得税的对冲基金。ETF包装几乎适用于所有产品，这推动了ETF发行数量的激增。今年美国已上市约524只ETF，有望创下年度新高。主动管理型基金（351只ETF中大多数属于该类别）迄今为止占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8%。根据一篇学术论文，在截至 2023 年的二十年里，ETF 平均每年实现相当于其资产 4.1% 的资本收益，但仅分配 0.12% 的税款。与此同时，被动和主动共同基金的税款分配率分别为 2.1% 和 3.7%。据此推断，作者估计，未来十年，美国股票 ETF 的现有存量将推迟缴纳 1.4 万亿至 2.5 万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每个人都希望使用 ETF 来为应税投资者的'利益'服务，因此这是 ETF 吸引人的部分原因，”维拉诺瓦大学金融学教授、该研究的合著者之一 Rabih Moussawi 说。“如果我们不收集这些合法的收入来源，谁来为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赤字和我们所有的债务提供资金？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不仅仅是指数追踪器主动型产品推动 ETF 发行数量创下新高资料来源：彭博社根据机构投资者提交的监管文件，TSPX 的所有者身份尚不清楚。一份文件显示，该基金推出一周内就实现了 9780 万美元的收益。自最初的热潮以来，该产品交易量很少，仅保留了其标准普尔 500 指数份额和两只最初的固定收益 ETF。加勒特·史蒂文斯是Exchange Traded Concepts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一家白标公司，曾参与TSPX的开发。谈到整个行业，他表示，ETF（包括351ETF）的税收优势一直吸引着那些喜欢低调的家族办公室。“他们通常对营销不太感兴趣，”史蒂文斯谈到他们的351ETH时说。“如果有额外的资金流入，那很好，但他们的目的不是出去筹集资产。”...

艾哈迈德·拉扎在政府眼中就像隐形人，无法学习或工作，因为像数百万其他巴基斯坦人一样，他没有身份证件。旁遮普省西南部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师Nazia Hussain（左）和她的班级© Shahid Saeed MIRZA / AFP在这个拥有超过 2.4 亿人口的南亚国家，父母通常等到孩子五岁开始上学后才能获得出生证明，因为在巴基斯坦大部分地区，入学都需要出生证明。拉扎一直到小学毕业才有所进步，但当他的中学要求提供证明文件时，他的母亲别无选择，只能让他退学。“如果我去找工作，他们会要求我出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他们就不会雇用我，”这位来自南部经济首都卡拉奇的 19 岁年轻人说道。他已经两次因在检查站被警察拦下时未能出示身份证而被逮捕。Maryam Suleman（左）和她的儿子 Ahmed Raza 在巴基斯坦都是隐形的，没有身份证明文件© Rizwan TABASSUM / AFP拉扎的母亲玛丽亚姆·苏莱曼 (Maryam Suleman) 也未登记，她表示“不明白拥有身份证件的重要性”。这位 55 岁的寡妇在她和拉扎合住的单人房间里告诉法新社：“我没想到自己以后会因为没有登记而面临如此困难。”巴基斯坦于 2000 年推出生物特征身份证，在正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城市，越来越需要登记。2021年，国家数据库和登记局估计约有4500万人未登记。尽管法新社一再要求，但他们拒绝公布最新数据或回复。巴基斯坦于 2000 年推出生物识别身份证，并在所有正常生活领域越来越要求登记。© Shahid Saeed MIRZA / AFP为了登记，拉扎需要他母亲或叔叔的文件——在他们这个年纪，这是一个昂贵而复杂的过程，通常需要医生、律师或报纸通知。他说，办理这些手续的费用高达 165 美元——这相当于他们两个人一个半月的收入，他们靠做家务和在杂货店打零工为生。当地人私下里说，登记通常需要贿赂，有些人认为黑市是最后的手段。拉扎说：“如果我们有身份证，我们的生活可能会不一样。”“没时间也没钱”在拉詹普尔等偏远的旁遮普村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努力防止人们遭受与拉扎同样的命运。登记费对许多巴基斯坦人来说是一个负担，其中约 45％ 的人生活在贫困中© Abdul MAJEED / AFP他们开展挨家挨户的登记活动，警告父母无证儿童面临更高的童工和强迫婚姻的风险。根据政府数据，目前，58%的五岁以下儿童没有出生证明。登记费用取决于省份，从免费、0.70 美元到 7 美元不等——这对许多巴基斯坦人来说仍然是一个负担，其中约 45% 的人生活在贫困中。“我们的男人没有时间或金钱去参加议会并因此耽误一天的工作，”两个未登记孩子的母亲纳齐亚·侯赛因 (Nazia Hussain) 说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展挨家挨户登记活动，警告家长无证儿童面临的风险© Shahid Saeed MIRZA / AFP她说，这个“缓慢的过程”往往需要多次往返，而且“对于单身女性来说，没有交通工具”。来自同一村庄的萨巴决心为她的三个孩子登记，首先要让她的公婆相信登记的价值。“我们不希望孩子们的未来重蹈我们的过去。如果孩子们能上学，未来就会更加光明。”萨巴说道，她只有一个名字。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该村的宣传活动已使出生登记率从 2018 年的 6.1% 上升至 2024 年的 17.7%。派往该村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官员扎希达·曼祖尔 (Zahida Manzoor) 认为，这将改善整整一代人的未来。巴基斯坦无证儿童面临更高的童工和强迫婚姻风险© Shahid Saeed MIRZA / AFP她说：“如果国家不知道一个孩子的存在，就无法提供基本服务。”如果一个孩子没有身份，就意味着国家没有承认他们的存在。国家也没有为孩子出生后所需的服务做好规划。穆罕默德·哈里斯和他的兄弟们住在山区省份开伯尔-普什图省的边境村庄，他们与政府官方部门几乎没有任何互动，他们的八个孩子都没有登记。他告诉法新社：“政府要求提供前往麦加朝圣的签证文件。”通常，这是一次需要积攒一生钱才能完成的旅程。对他来说，这是唯一值得登记的理由。...

学者观点：1、由于人口结构性别比失衡，大龄单身男青年数量巨大，年轻的女工会有很多的追求者，这就导致几乎所有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甚至00后农民工的婚礼提早提前。有的女工打工没一年，只要一回老家，就会有好几拨人去相亲，因为她们特别受欢迎。2、第一代女工（50后60后）最大的困境是如何安度晚年。她们普遍的情况是早年打工没有交够社保，一旦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只能回农村领农保。她们现在最担心的是生病，小病基本上不看，能忍就忍，一旦要去看了基本都是大病，这样反而得不偿失。3、在性别化的家庭责任分担机制下，男性只要“挣了钱不在外面花，把钱拿回来”就OK了。女性不仅要挣钱，还要照顾孩子和老人，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也是她们的责任。这部分新增的压力加在女性身上，会打破男女通过打工挣的差不多所形成的相对平等的结构。4、我希望越来越多的打工城市能够真正放开异地中考和高考。很多女性把孩子带到打工地，看到孩子读书不错就会把他们送回老家，性别压力又加在她们身上。如果这些孩子能够在打工地参加中考和高考，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解决亲子分离和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973万人，其中女性占37.6%，超过1.12亿，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44.2%，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1.7%。女工，更准确地说：进城女性农民工，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既展示了新时代的“她”力量，也时刻提醒着我们她们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些困境具体是什么？又有哪些切实的解法？腾讯新闻万象工场《学人说》联合《陌生的乡土》，邀请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欧，一起聊聊农村进城女工的话题。学人简介：王欧：2019年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后任职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担任副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是从城乡结构和产业发展的角度观察农民工及其家庭，特别是农民女工在城乡之间的处境，也关注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先后在《社会学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等期刊发表过多篇相关研究成果，获得过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费孝通社会学优秀论文、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社会学优秀成果奖”等学术荣誉。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倾向：频繁换工作，追求浪漫的亲密关系陌生的乡土：每位来《学人说》分享的学者我们都会先问三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王老师你的研究缘起是什么？王欧：为什么会做农民工研究，尤其为什么关心女工群体？这跟我的博士训练相关。我就读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它有长期的劳工社会学传统，坊间的说法是“劳工研究的清华学派”，我很多师兄师姐都在做劳工研究。2013年我开始读博，因为调研的机会跟我的导师去江苏昆山做留守儿童项目，留守儿童跟农村家庭相关，很容易就关联到女工。我记得2014年我们在昆山的工业区请工人填问卷的时候，就来了很多女工，她们身上有很多特点，当时的学术界没有太关注。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女工的。陌生的乡土：第二个问题，目前为止最能代表您研究的作品是什么？王欧：非常惭愧，我从2019年博士毕业后到现在转眼就工作六年了，研究成果不多。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我想说一下2022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论文《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这篇文章的核心结论我用三个要点来概括：我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也就是80后90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如何消费，如何交朋友，如何处理浪漫关系等。我的第一个发现是这个群体在农村社会停留的时间非常短，他们很多直接从学校到打工地。在打工的早期阶段，他们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个体化倾向，尤其体现在换工作和浪漫关系两方面。工作做得不开心，就换一个工作，换工作非常频繁。浪漫关系表现在他们非常追求男女之间的本真性的爱情，追求浪漫的表达。我当时做田野调查就发现，青年男性农民工追求女孩子，要特别会说话，嘴巴要甜一点，重要的节日要送花，要有一些表示。我的第二个发现是这个群体在结婚成家，特别是生了小孩后，生活方式会发生非常巨大的转变。他们从结婚之前比较随意地换工作变成因为要养家养小孩而非常勤勉地工作，很多夫妻因此长期两地分居，早期阶段的恋爱浪漫关系被挤压，甚至被部分牺牲。大量新生代女工被迫留守农村老家，夫妻两地分离。男工成为“养家者”，生活从丰富变单调；女工则是“家里人”，带孩子做家务甚至干农活。第三个发现是，有很大一批结不了婚成不了家，我概括为“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他们的数量非常大。陌生的乡土：具体有多少？网上说中国存在3000万光棍，真有这么多吗？王欧：我没法给出一个整体的数据，但是我算过，从2012年开始，32岁及以上未婚的80后人口大概每年增长100多万，到现在加起来就有1000多万。虽然没有网上说的“3000万光棍”那么多，但超过1000万是没有问题的。我在广西偏远农村调查时，经常看到一个村子有一半的青年男工找不到对象讨不到老婆。这个群体因为结不了婚成不了家，家庭化的影响因素就发挥不了作用。随着这个群体年龄的变大，他们挣到一点钱就会花完，不会卖力工作，没有多少积蓄，也不会回家建房。陌生的乡土: 某种意义上也是所谓的躺平，对不对？王欧：对，是他们那种意义上的躺平，没有家庭没有归宿的一种躺平。陌生的乡土:王老师，你这个调研是怎么开展的？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王欧：我自己提出了一个研究方法叫“城乡多点追踪调查”。我认为仅仅在他们的打工地，或者他们老家，都不足以了解这个群体，而要把城乡结合起来调研。简单的结合还不够，还要追踪。2014-2015年我在昆山看到这群农民工，就跟其中一个工人回到他江西南部的山村老家，那个村子离县里四五十公里。后来为了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2016年我又跑到广西的一个村子，认识刚回村里为小孩办户口的男性农民工，后来跟着他去深圳打工地。2018年我又回了一趟他老家。我认为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看到这个群体历时性的一面，以及历时性背后的社会力量对这个群体的影响。通过城乡之间的追踪，展开研究他们的生命轨迹。陌生的乡土:第三个问题，王老师你现在主要做哪方面的研究？王欧：我现在手头有两项主要的工作。第一个是我想把我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刚才我讲的那项研究其实是我博士论文的一章，我的博士论文核心章节有三四章，我一直在努力把它修改成一本书。我认为一个社会学学者或者人文社科的学者不仅要发文章，更应该有一本著作来代表自己的学术成果。第二个工作，也是我正在努力做的，是从县域城镇化的角度去看中西部县城房地产开发、教育资源集中、农民工到县里买房等趋势，对我所关心的农民工群体，包括女工的影响。比如我会特别关心女工陪读现象，因为过去几十年农村的教育资源都空了，有能力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都进城买房，相应地也会在县里边陪读边工作。我也关心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女工在工厂做工的情况。二、成为女工：主动选择还是“不得不”的无奈？陌生的乡土:说到农村进城女工，你能否用几个关键词帮我们梳理一下她们的特点？王欧：首先是“城乡”。女工是指在城乡之间跨地区迁移的女性农民工。除了从老家迁移出去的女工之外，还有一些女工留守在老家陪读或者进入其他产业，这一部分也属于广义的女工范畴。这个群体的职业稳定性非常低，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她们会在城乡之间往返迁移。陌生的乡土:所以在你看来，女工指的就是女性农民工，城市里在工厂上班的女性不属于女工范畴吗？王欧:我是这样理解的：在中国当前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的背景下，女性农民工从事的是基层工作，劳动力市场会把城市户籍的女性托举起来，她们可以去做更高层级的工作，当然她们的受教育程度也更高，人力资本更强，劳动力再生产资源也更多，她们面临的处境显然更好。所以，我把女工放在女性农民工这个范畴去理解。第二个关键词是“产业”。女性农民工分布在多个产业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工厂女工，因为中国是世界制造的中心，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等，最典型的就是富士康工厂里的女工， iPhone的组装很多都是女工在做。其次是服务业，比如家政护工、保洁、服务员等。另外，在一些男性为主的行业中也有女工，比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我的一个老师就在专门调查女性卡车司机，还有随车的卡嫂。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兴起，大量女工开始依托互联网平台从事劳务活动，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甚至还有网络主播。陌生的乡土:主播也算？王欧:有的工厂为了推销产品，会让流水线上的女工直播。还有一些小店主，开个小面馆、小废品店、小服装店，大多是开在工业区或者城中村，以家庭为单位，其实她们都算女工。陌生的乡土：她们不应该属于小老板吗？王欧: 不是的，她们其实非常辛苦，赚的钱交完房租后剩不了多少，收入可能会比工厂工资略高。第三个关键词是“代际”。女工一般分为老一代女工（出生于1980年之前）和新生代女工（出生于1980年之后）。当前学界还有一些比较新的提法，比如“零零后女工”“第三代女工”，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分成两代。1980年之前出生的女工，大多在农村完成婚姻和生育，她们有农业劳动的经验，很多人在生完小孩以后就选择留守，不再出去打工。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女工，很多是直接从学校出去打工的，她们的结婚对象多数是在务工过程中认识的，而且可能建立起跨省婚姻。结完婚后，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返乡留守，但更多的人还会继续打工。第四个关键词是“性别”。性别背后是家庭责任的分工和性别规范下的各种家庭义务。女工在结婚以后要回老家生养孩子，在孩子慢慢长大进入教育的关键时期，她们还要去陪读。家里老人身体出现问题需要照料时，她们也要承担照顾老人的工作。陌生的乡土:在很多人看来，城市女性选择工作更多是追求个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农村女性也是同样的逻辑吗？她们成为女工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不得不”的无奈？王欧：这个问题需要放在她们的生命历程视角下去讨论。我个人认为，在她们结婚成家，有家庭责任，特别是子女抚育、老人赡养这些责任之前，成为女工几乎完全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选择。因为如果她从学校毕业后，不外出打工，而是回到老家，她可能只能进入农业劳动，或者在附近县城做一份收入很微薄的工作。如果她通过同学关系、老乡关系或者网络介绍，进入城市成为女工，就可以获得工作和独立收入，还能体验城市文化和基础设施。举个例子，我自己访谈的那么多新生代女工，她们在这个阶段都非常开心，第一个月的工资除了给家里寄一点，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女工不会给家里寄了，你想想她会做什么？陌生的乡土:给自己消费，打扮自己。王欧: 是的。姐妹们会约在一起去逛街。我访谈的女工们就跟我说，她们收到第一个月的工资非常开心，姐妹们三五成群去逛街，逛街逛到什么程度？逛到脚走不动了还要走。要去试各种衣服、鞋子，买各种东西。通过这些情景，我们可以看到成为女工，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对她们来讲非常重要。尽管在工厂里工作比较辛苦，但是她们通过职业进入城市，体验城市的文化，而且作为有经济能力的个体，可以追求自己的个性和美。但是，当她们结婚成家，特别是有了小孩以后，成为女工的意义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她们面临着抉择：是留在老家带孩子，陪孩子成长，还是亲子分离，出去打工。当然有些家庭可以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但她要在照顾孩子的同时去工作，兼顾起来非常辛苦。这个时候，工作对她们来说，更大的意义是完成家庭的经济责任。因为如果她不工作，家里只有一个男性打工的话。陌生的乡土:会少一份收入。王欧:对。用我访谈对象跟我说的话就是，每个月挣的钱正好够家庭花。如果两个人都打工的话，可以留下一个人的钱用于孩子消费。把孩子养大需要花钱，如果孩子将来能读高中上大学，花费就更多。如果不能继续读书，还要考虑给他结婚成家，现在结婚村里建房已经不够了，要在县里买房。陌生的乡土:还要考虑彩礼。王欧：对。正是这样的家庭责任让她继续成为女工。但即便是这样的背景，很多女工也没有完全放弃自我，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点空间。我就看到很多很节省的女工，也会留一点钱花在自己身上，比如染头发，打扮得跟老一代女工不一样。和老一代女工完全被家庭淹没不同，新生代女工尽管会把赚的钱的大头给家庭，但还是会给自己留一点。这对她们的意义非常大。陌生的乡土:所以女工年轻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发展需求，等到结婚生子后，完成家庭的积累就更重要了。王欧: 对的，不像早年只考虑自己，她要考虑的目标更多元。陌生的乡土:她们既有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有不得不的因素在里面。王欧: 对，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力是不同的，权重也不一样。陌生的乡土:回到农村结婚生子，然后在城乡之间往返迁移，是女工群体普遍的选择吗？王欧: 首先，这个现象肯定是普遍的。实际上，不只农民工群体，城市中产阶级坚持不婚的也是少数，我们通常称呼为打引号的“剩女”，她们基本上都是精英，属于塔尖上的人。中国目前流行的结婚观念要么是门当户对，要么是女性向上匹配，处于塔尖上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而大量的普通女性，尤其是农民工女性，还是普遍会结婚。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口结构性别比失衡，大龄单身男青年数量巨大，女性结婚就更加普遍了，因为她们会有很多的追求者。这就导致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中西部地区，包括河南、河北、江西、湖南、广西等地，新生代农民工，甚至00后农民工，她们的婚礼会提早提前。有的女工打工没一年，只要一回老家，就会有好几拨人去相亲，因为她们特别受欢迎。从早年个体独立到结婚成家承担家庭责任，这个过程在女工群体里非常普遍，由此也带来她们职业生涯的中断，短期内她们可能选择在老家留守养育孩子，等孩子大了要权衡继续陪孩子还是出去打工，出去打工后一旦家里孩子和老人有什么需求，她又要立刻回去。但是有没有差异呢？有。这个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农民工家庭积累不一样，这决定了她能够在哪里养育小孩。有的农民工家庭可以把小孩接到打工地，像江苏昆山就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女工就不用往返迁移，等孩子进入幼儿园后，她们可以做全职工作，也更像城市里的职业女性。也有一些家庭没办法把孩子带到城市，而是在老家买一套房。等孩子读书的时候，她们可能会回去陪读，这就出现了“陪读妈妈”这个群体。更多的家庭，孩子依然在村小或者乡镇学校读书，她们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陪孩子，只能选择出去打工。三、女工的增长：农村女性持续进城，女工占比接近40%陌生的乡土：我们把视角稍微拉开点，从时间的维度看，女工群体的出现和发展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线？王欧：改革开放以来的女工群体是缓慢出现的。农民工群体内部本身就存在性别分化，男性占绝对主导，女工的比例比较低。最早一批进城女工大致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数量比较少，主要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保姆，她们通过老乡相互介绍的传统方式形成了社会网络。其次是跟着丈夫一起出去打工。另外还有少数没有结婚的女性单独跟着老乡出去，进入的也是老乡所在的行业。这个阶段的进城女工数量非常少，主要是因为户籍限制比较严格，再加上很多地方有乡镇企业，农业在当时也还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大量女工选择留在农村。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第一代女工大量进城，尤其是那些还没有在农村结婚的女性，她们会选择到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打工。这批女工基本上是60后70后，像我妈妈就有好几个姐妹是那段时间出去打工的。社会上出现了“打工妹”这个词，说的就是她们。学术界也开始大量关注女工，我记得有一本书叫《中国女工》，讲的就是1990年代第一代女工到沿海地区打工的情况。陌生的乡土：第一代女工大量进城的原因是什么？王欧：第一是人口因素的影响。假定1990年代出去打工的女性20岁，那她出生的时间是1970年前后，当时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人口基数本身就很大。第二，农业收益越来越低，分税制改革之后，农村的负担重，有“三提五统”，在老家种地收益非常低，很多地方出现农地大量抛荒的情况。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年轻的女性离开学校之后，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选择进城打工。当然，还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虽然中国2001年才加入WTO，但大量港资台资在1990年代末就涌入了，城市就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迅速增加，出现了第一波女工的高峰。农村女性往外走的趋势是持续向上的，女工的数量也一直在增长，之前我写文章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数据，女工占所有农民工的比例已经接近40%。陌生的乡土: 不到一半。王欧: 是的，还不到一半，但原来的比例就很低。经过1990年代末本世纪初的高峰，还有本世纪20年来的线性增长，我判断女工数量未来还会持续增长。陌生的乡土：为什么这么说？王欧: 首先，老一代女工即使年龄变大，如果家里没有极特殊原因，她也还能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话，她仍然会出去打工。我前两年在江西某个村子回访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案例，老太太已经63岁了，把公公养老送终以后，她还要去广州、惠州那边的小厂打工，因为厂里需要清洁工，需要人扫地做饭，和从事农业相比，在厂里打工收入更好。其次，新生代农村女性在结婚成家之前出去打工已经是一个趋势。即便结婚成家了，很多人还是会选择继续在外打工，留守农村的女性数量越来越少。我之前看到一份关于农村留守妻子的数据，从之前的2000多万变成了现在的1700多万，并且一半多不住在农村，而是住在老家城镇。以前我们将农村留守人口称为“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但现在的农村“38”（女性）的数量已经很少了，你在农村很少能见到留守的年轻女性。反而我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新生代女工身上出现了“母职的经济化取向”，就是说她们越来越迫切地想出去挣钱。我在访谈时就看到，很多年轻妈妈在孩子周岁，甚至不满周岁，只有两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出去挣钱。这个现象是违背常理的，因为作为父母谁都想多陪陪孩子，但今天的农村女性大量离开农村，背后的原因是现在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她们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努力，不得不出去。关于这个现象我近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小文章，进行了更详细地说明。说到女工数量的增长，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原因，这跟搞了这么多年的中西部县域城镇化有关，很多农村女性会去县里陪读，陪读间隙她们也会在县里的工业园或者服务业找一份工作。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女工数量的持续上升，而且我判断会持续上升。陌生的乡土:会出现峰值吗？上升到某个阶段就不再上升了？王欧: 我个人觉得不一定会，这个趋势和三个因素有关，首先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我认为移民群体的女性化在全球是一个趋势。你可能了解东南亚地区、阿拉伯地区，还有印度等地对外输出的劳动力很多都是女工。陌生的乡土:菲律宾的菲佣？王欧: 对。因为产业结构向后工业转型，制造业的占比没有原来那么大。服务业在不断扩张，需要的劳动力早就超过制造业。实际上，中国已经出现这个趋势了。我推测新的产业结构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比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医院的护工、家政服务等，都需要很多女工。所以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女工需求会持续增加。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讲，我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迁离村庄，农村没有村小，农村医疗资源越来越弱，大量的学校办在县城，女性也会随之进城。甚至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慢慢也开始向流动人口开放，这样她就可以把小孩带到打工地上学。所以公共服务的变化也会增强女性往外走的趋势。除了上面两个原因，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就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现在中西部很多乡镇，初中毕业直接打工的女性越来越少，再怎么着也要读个中职，甚至大专。我个人的判断是，随着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她们更不愿意进入农业，而是会跟城市里的产业更加亲和、更加匹配，更不用说她们在学校所接受到的一些观念，比如她用手机上网、看剧，她交的朋友，她们的消费都是城市化的。基于这些因素，我判断将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差异会缩小。至于说女工数量会增加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接近男工，甚至超过男工，这个不好判断，可能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因素在影响。陌生的乡土:这个趋势不会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吗？比如金融危机，城市没有工作岗位，大量农民工返乡，女性农民工的数量是不是也下降了？王欧: 你观察的很对，但经济的波动不只影响女工，而是会影响整个农民工群体。我们也要具体分析每一次经济波动，看它怎么影响产业结构。从我们追踪的情况来看，比如疫情期间，农民工返乡之后，他们没有进入农业，而是闲着等机会。为什么呢？因为进入农业需要投入，要买化肥买种子，还要搞土地，农业的周期又很长。等到后面疫情一结束，他们马上就出去了。所以我的判断是，经济周期对他们的影响是暂时性的，背后根本性的因素是老家没有产业，没办法吸纳劳动力，即便有产业，农民工自己也会比较，发现老家产业带来的回报和城市产业带来的回报差距很大。据我了解，现在农业收益非常低，尤其是传统农业。不扣除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一亩水稻一季纯收入大概是1000多元。如果女工去建筑工地，可能两三天就能赚1000元，进入服务业一个月也能赚几千元。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民工群体还是非常理性的。四、女工的困境：第一代女工担心如何安度晚年，新生代女工遭遇职业“断裂”陌生的乡土：我们今天关注女工，更多是关注她们可能面临的困境，在王老师你看来，女工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是什么？王欧：第一代女工中有很多还在外面打工，比如在一些城市，我们依然能看到头发花白的清洁工、建筑工、家政服务员，还有做园艺园林的，她们为什么那么大年纪还飘在外头打工？我觉得她们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养老资源不足。第一代女工，尤其是50后60后，她们普遍的情况是早年打工没有交够社保，一旦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只能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回到农村领农保，那个是比较低的，只有几百块钱。她们仍然打工的考虑是，如果生病了怎么办？如果动不了了怎么办？如果不能再挣钱了怎么办？对她们来讲，有积蓄就用积蓄，剩下的只能向子女要。问题是她们的子女可能没有赶上大学扩招，即便赶上大学扩招了也不一定有机会上大学，他们好多也是农民工，有自己的负担，所以第一代女工也不愿意跟子女要钱。她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小病基本上不看，能忍就忍，一旦要去看了基本都是大病，其实这样反而得不偿失。这个现象我看了很心酸。除了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缺乏外，她们还欠缺养老知识和健康知识，但又没有系统的渠道去获取。对第一代女工来说，她们最大的困境是如何安度晚年。陌生的乡土:说到这儿，有一个相关的问题请教王老师，关于农村养老金的问题，有所谓的“学者”说单纯提高养老金不能解决问题，但网友不买账，说你先提高了再说，你怎么看？王欧: 我觉得，差异化非常重要，要考虑哪个群体的需求最迫切？比如60岁到70岁是一个梯度，可以少一点，70岁到80岁是一个梯度，相应提高。现在也有梯度，但梯度太小了。实际上越到生命晚期，农村老人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多。我也看到有学者提出，可以根据当年为国家交的税，像农业税，三提五统，为基数进行测算，来提高养老金标准，这个观点给我很大的启发。另外我还想说，其实农村老人，只要她们还能动，能动的意思是能干活，即使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她们还是会干活的，退好多步来讲，她们仍然可以通过劳作来吃饭，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最担心的是两种情况，第一是生大病，一旦生了大病，她们的积蓄和子女的积蓄很快就花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大病医保方面做一些调整安排。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老人的照顾，尤其是失能以后的照顾。我看到的情况是农村照顾资源在流失。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庭中是夫妻俩相互照顾，最可怜的是老太太，因为一般是老头先走。说到这个我就有一点动感情，我在湘西农村就看到八九十岁的老太太，她一个人过，能做什么饭呢？只能热个米饭，搞一点菜，每天都这样。她当然有子女，但是子女在外头打工。谁来管这个老太太？谁来管第一代女工最后那段动不了的日子？还有一些新出现的情况加剧了这个问题，比如教育资源开始离开村庄。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到乡镇甚至县里读书，这个时候如果老人陪不了小孩，只能年轻的女性去陪，她们也就不在村子里住了。不像以前，义务教育阶段还在村里的时候，年轻女性照顾孩子的同时，还可以顺便照顾老人。随着教育资源的上移，年轻女性也离开村庄，留下没人照顾的老人。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当她们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她们“动不了”之后，她们的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包括失能之后的照护护理，是很大的问题。陌生的乡土:这是第一代女工的困境，新生代女工呢？王欧：新生代女工的困境更加多元。对于很多初中或者职校毕业的女工来说，她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在城市里打工对她们来说不是一个有发展性的工作。她们的工作没有职业资本的积累，没有发展的轨迹。比如在工厂里做女工，两三年最多做到一个线长或拉长，在海底捞做服务员，可能最多做到小组长，后面就没有了。如何能让她们有职业技能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她们普遍面临的情况是，我今年到这里打工，回去过一个年可能就换工作甚至换城市了，高流动性的背后是职业技能和人力资本没有发展性。第二，她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结婚成家对她们职业生涯的负面影响，家庭化转型意味着她们要中断职业生涯，回老家生养孩子，甚至在老家留守。新的家庭责任对女工来说是巨大的冲击，或者用另外一个词叫“断裂”，职业生涯的断裂。她们只能离开城市，回到她的老家或者丈夫的老家。如果是跨省婚姻，还需要适应夫家的环境，她可能连那个村子的话都听不懂。等完成了早期的结婚成家，也抚养了一段时间孩子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亲子分离”，毕竟能够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农民工家庭不多。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很多新生代女工最头疼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性别结构下，小孩读书不好，往往妈妈要承担更大的心理负担，因为大家对父亲的要求是你把钱挣回来。所以很多女工在子女教育的关键期，比如小升初，初升高，甚至高中阶段回去陪读。陪读妈妈的背后是教育资源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配置问题。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新生代女工群体的社保缴纳问题。我自己心里比较高兴的是，新生代女工在缴社保这个层面比老一代女工更积极，她们更追求这个东西，比如我看到一个研究，郑州富士康的女工，虽然工资很低，工作很枯燥，但是她们看中的是公司会给她们交社保。她就在那里坚持，目标就是缴满15年社保。当然这是相对规范的公司，其他行业像外卖女骑手，网约车司机，还有商场里的服务员，小店主等等都没有社保。我从2014年开始跟踪女工群体，到现在也十多年了。之所以跟踪这个群体，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就是女工。如果新一代女工又重复我妈妈那一代女工她们的社保养老状态，我心里真的非常难过。我们社会在很多层面都在进步，大家收入更多，工作更体面，但在社保层面如何能让新生代女工进入社保体系，缴满这15年，避免重复老一代女工的养老困境，我觉得是当前很迫切的问题。你看80后女工最大的也45岁了，到60岁正好还有15年。我希望更多人从这个角度思考新生代女工的困境。陌生的乡土:相比于王老师你说的女工困境，我一开始可能关注的是工作环境的恶劣，或者工作时间长等，跟你说的这些困境实在没法比。王欧: 工作的确不容易，比如她在工厂工作要加班倒班，她在服务业工作晋升机会也有限，还有技能不能发展，工作稳定性不高等问题。这些方面我们也需要关注，尤其是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所谓的新就业群体，比如女骑手工伤了怎么办。但是我个人认为刚才讲的那些家庭化冲击，亲子的长期分离和子女教育带来的女工职业生涯的断裂，还有社保的问题等，对她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无论是第一代女工还是第二代女工，她们在工作上都非常能吃苦，她们的双手制造了非常多的产品，创造了非常多的劳动价值，但反过来我们对她们的工作、劳动和职业的关注远远不够。我看到一些男性，哪怕他有老婆孩子，也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努力挣钱把钱拿回家，结果导致家庭里的女性负担更大，她们既要去挣钱，又要管这个家，这样家庭里的女性多半有明显的男性化倾向。我曾经接触过很多在城乡之间开车的女司机，一开一两百公里。这些女司机要么丧偶，要么家里男的不挣钱，在这样的性别结构下，女性的压力更大。我们这个社会在不断进步，也越来越倡导男女平等，我所关注的女工群体，她们更需要帮助去化解她们身上的性别化压力，她们显然比城市中产阶级女性面临的困境要多得多。中产阶级女性育儿可能还有婆婆帮忙，老公也会参与，至少礼拜六礼拜天要参与。当然，即便城市中产女性经济资源更好，她们身上也有性别压力，但远远没有我们今天讨论的女工肩上的压力大，纠结多。陌生的乡土:这么说的话，外出打工真的能够提升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吗？“女工”的身份带给她们的是更多选择的自由，还是让她们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和束缚？王欧：如果女工可以工作，哪怕是她把孩子放在老家留守，她的地位都会更高。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女工挣的钱跟她老公是一样的。一个在老家长期留守的女性，每个月都等着老公打钱，哪怕她承担了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她在性别结构里也是不平等的。工作会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第一。第二，家庭的责任存在性别化的分担，对于男性，社会一般期待他挣钱，他能挣到钱，在家里就有正当性。虽然现在普遍存在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的“父职缺位”现象，这个现象肯定比中产阶级严重，以至于留守儿童跟父亲之间关系很淡，父亲不知道怎么去管教孩子，通常就是把孩子打一顿。即便如此，男性在家庭里的角色依然是只要他“挣了钱不在外面花，把钱拿回来”就OK了。在这种性别化的家庭责任分担机制下，女性需要承受的显然更多，一方面要挣钱，刚才我也说了，现在养孩子越来越贵，越来越难，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性别观念又认为照顾孩子和老人是女性的义务，孩子将来没出息是女性的责任。这部分新增的压力加到女性身上，就会打破男女通过工作挣的差不多所形成的相对平等的结构。家庭责任在男性身上是比较单一的，男性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个责任，但女性就会各种纠结和拉扯，物理上的表现就是她们会在城乡之间移动，责任方面的表现是她们会在一个时间点去挣钱，在另外一个时间点回去陪小孩，心理层面上她们会纠结和焦虑。陌生的乡土:那外出打工还有有意义吗？听完你的分享我甚至有一些丧气的想法，她们与其出来打工再回去承担家庭责任，还不如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外出打工反而让她们承担了双重的压力？王欧: 回答这个问题也需要有生命历程的视角。女工什么时候地位最高？结婚成家之前。因为年轻的男性会追求她们，会甜言蜜语制造浪漫。一旦结婚成家，就会面临您刚才说的两难：做一个主妇留守，还是像她老公一样外出打工承担经济责任。我个人觉得，跟她在家做主妇相比，放弃家庭养育出去挣钱，甚至挣跟老公一样多的钱，实际上她出去挣钱也是为了孩子，这个时候她的地位更高，在家庭的话语权更大，说话也更有分量。陌生的乡土:所以你还是鼓励她们走出去？王欧: 对，我鼓励她们走出去。我希望她们在走出去的同时，能够把家庭和孩子也带出去。我也希望我们的城市社会更有包容性，这样才能解决我说的两难，至少可以让这些女工和城市女性趋同。五、如何避免新生代女工重复老一代女工的困境？陌生的乡土:所以需要很多配套的政策和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最后要聊的话题，你觉得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些困境？王欧: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当前最迫切需要公共部门关注和支持的，就是老一代女工退出劳动力市场返乡之后的养老、医疗和照护问题。无论是互助养老，农村养老院建设，还是县级医疗机构统筹医疗资源，甚至国家层面针对农民工输出比较多的落后地区实行转移支付，给那些不能动的或者到了生命后期阶段的女性提供照护服务。这个要成为乡村振兴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希望乡村振兴不仅关注产业、组织、生态等方面，更不能仅仅关注那些吸纳了无数资源的典型村，而是要真正回应农村社会最迫切的问题，第一代农民工包括这里说的第一代女工的养老、医疗和照护等就是这样的基本问题。另外一方面，新生代女工如何进入社保体系缴满15年以便她们成为大龄女工后每个月能领几千元，像城镇居民一样，也是很重要的。第三个问题就涉及农民工如何把子女和家庭带到打工城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严重依赖外来人口的地区，像江苏的昆山、太仓、江阴等地，当地村里和乡镇的人都到市里买房了，加上生育率的降低，很多教育资源，比如校舍就闲置了，我们能不能把闲置的教育资源更加有效地和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需求匹配，这是当前完全可以做的。多说一个建议的话，我希望越来越多的打工城市能够真正放开异地中考和高考。很多女性会把孩子带到打工地，看到孩子读书不错，通常会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回老家，女性又会跟回去，刚才说的性别压力又加在她们身上。虽然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放开了，但只有职校开放。如果这些孩子能够在打工地参加中考和高考，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亲子分离和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某一个城市甚至某一个省就能解决的，可能需要中央层面的统筹。陌生的乡土：听起来王老师你还是比较乐观的，有很多可作为的事情去推动女工困境的改善。王欧：我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经历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且我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经济体系的价值链会不断攀升，社会的公共服务也会逐渐完善。我个人认为，一个社会向现代转变，农业社会的功能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农业部门所吸纳的劳动力都是很少的，不说美国和欧洲，就像日本、韩国，农业所吸纳的劳动力都是10%以下，我们国家是多少？超过20%。随着代际的发展，一代一代人往前走，后面一代人她们能够进入的产业，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会更加多样和完善，我们今天提到的那些困境也将会逐渐减轻。...

武汉上班族赵雨晴（化名）是一名周末“老鼠人”，结束一周工作后，她需要宅家两天给自己充电。图为她躺在出租屋床上的视角。（受访者提供）凌晨2时入睡，上午10时醒来，躺在床上刷手机到饭点。饭后睡个午觉，下午5时醒来划几下手机便到了晚餐时间，餐后接着刷视频、玩游戏到深夜……这是安徽大学生尹浩（20岁）过去一年大多数时候的日常作息。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坦承，自己是一名典型“老鼠人”，除了上课时间，宿舍里1.2米宽的床铺是他的“鼠窝”，而用遮光帘围起来的空间，便是他的“鼠鼠世界”。过去几个月，低能量的“老鼠人”生活方式在中国迅速走红，成为继“佛系”“躺平”“摆烂”后又一个受到关注的丧文化现象。这一概念最早源自俄罗斯，通过短视频传入中国后，被用来描述蜷居出租屋、靠廉价外卖度日、作息日夜颠倒的低欲望青年。在中国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率高企、社会内卷加剧的背景下，“老鼠人”相关话题全网浏览量近20亿次；越来越多年轻人认同这一身份，并选择成为“老鼠人”？尹浩2023年刚上大学时，原本是个标准好学生——上课从不缺勤、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还经常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然而，随着步入社会的时间越来越近，来自小县城的尹浩愈发感到力不从心。“我在人群中不突出，也没有家庭托举，单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出人头地实在太难了。”在室友影响下，尹浩的生活习惯逐渐向老鼠人靠近。他说：“最开始只是偶尔打打游戏，后来熬夜越来越频繁，慢慢就适应了这种‘鼠鼠’的节奏，再也回不去了。”武汉上班族赵雨晴（化名，28岁）成为老鼠人，则是她深思熟虑后的主动选择。“反正生活也没什么期望，一眼望到头就是这样。与其出去闲逛，还不如窝在家里。”赵雨晴工作日是教培公司职员，每到周末就做起“老鼠人”。她是否出门，取决于有没有垃圾要扔。“有垃圾要扔，我就顺便下楼买两天的菜；没有垃圾，我就点两天外卖，星期一上班时把两天的外卖盒一起带出门。”宅在家里的两天，赵雨晴大多数时间用来看剧、打游戏和发呆。只有当58平方米的出租屋脏到“实在看不下去”时，她才会打扫卫生。不过，就连这个简单的决定，她也要经过漫长的心理建设，“如果我是中午12点受不了地面太脏，大概要下午四五点才开始打扫。”老鼠人困境难解 努力不等于出路看不到希望、对现实感到无力——这是两名相差近10岁的受访者成为老鼠人的共同原因。官方数据显示，过去几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持续攀升，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22万人的历史新高，也是连续第四年突破千万人。与此同时，4月非在校生青年失业率虽然降至今年来新低，但仍高达15.8%。尹浩的工科专业相对热门，但他担心学历贬值，仍选择通过考研究生延缓就业。作为文科生和大龄单身女性，赵雨晴对就业形势更为悲观：“这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么多公司倒闭，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哪还敢提什么要求？”赵雨晴还观察到，今年社会对高考的关注度明显降低。她认为这反映出大众认清现实，不再盲目相信“考大学就有好未来”。尽管如此，赵雨晴依然强调自己对生活的热爱：“我虽然是老鼠人，但我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不是说我宅在家里，就生活不正常了。”尹浩也没有完全放弃改变现状。他偶尔会强迫自己回到图书馆，试图找回曾经的勤奋。但他坦言，要走出老鼠人的舒适圈很难，“坚持不了几天我就觉得精疲力尽，最后又变回窝在宿舍的‘鼠鼠’。”分析：反映年轻人 对高压环境集体抗拒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相比过去的“躺平”，当下的老鼠人感受到的沮丧程度更深。谭刚强说：“躺平仅仅是工作太劳累，或收入不高，但至少还有工作可做、有收入可收。当下年轻人面临的现实，不再是简单地振作起来就能解决——他认真读书，但读了书还是没有出路；他认真工作，但工作都可能没有了；他认真生活了，但生活质量也没有提升。”有人文学院研究者认为，年轻人选择做老鼠人，是他们对当前经济社会条件、学历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回应，也是他们对内卷、加班文化和高压环境的集体抗拒。他说，这一代年轻人通过教育实现阶级跃升的速度已经放缓很多，再叠加经济放缓，他们的压力和挫折感比过去来的更大。年轻人面临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不用过于非难或批评他们。谭刚强也认为，年轻人用“老鼠人”这个词，通过自嘲减轻内在压力...人文研究者表示，虽然当代年轻人比以往更主动地表达对工作环境的不满，但能否改变现状，仍取决于国家和企业能否真正为青年创造条件。他说：“老鼠的意思其实就是它是底层，虽然是可以自由移动，但它去哪里打个洞，其实都不太会被关注。”...

近期，国企领域多起“逃逸式辞职”案件的通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5月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鸿周为逃避纪法惩处，谋划离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郑鹏“逃逸式辞职”违规到贷款客户任职取酬的案例。徐鸿周为逃避纪法惩处谋划离职，是“逃逸式辞职”的典型。图片来源：资料图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已有十多名国企高管涉嫌“逃逸式辞职”被查处。6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紧盯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问题 织密织牢制度防护网》，介绍了多地瞄准国企领域探索出的多种防范和查办机制。事实上，“逃逸式辞职”并非新生现象。早在2022年，“逃逸式辞职”就被列入当年反腐十大热词。此后，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三次全会和四次全会上连续提出治理“逃逸式辞职”。与正常的退出机制有别，“逃逸式辞职”通常指为逃避惩处而提前退休或辞职，借此掩盖其腐败行为的真实意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少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逃逸式辞职” 作为一种长期隐蔽存在的现象，不仅在党政机关中存在，在国企领域则更为突出。此次中央纪委发文紧盯国企，既是对国企系统的明确警示，也为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提供方向性指导，便于提高对国企内部“逃逸式辞职”问题的识别与应对。假退真逃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梳理公开的通报案例，结合腐败行为发生阶段、是否暴露、辞职动机及兑现方式，将“逃逸式辞职” 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掩盖型辞职”。即当事人在职时腐败，担心东窗事发，借助提前退休或辞职的方式蒙混过关，意图“安全着陆、旧账归零”。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管理部原总经理江传宝便是其中代表。2019年，58岁的江传宝未到龄就主动辞职。2022年落马后，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揭露了他在任职期间安排多人为其代持巨额股金，怕纪检监察机关发现其违纪违法行为，想通过辞职实现“平安着陆”的细节。这类操作往往伴随“提前筑巢” ——即在职期间扶植亲信、绑定资源，为辞职后的利益转化做铺垫。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的案例尤具代表性。张华宇生于1958年10月，早年在河南省金融行业工作多年。2001年，他调入中国光大银行，其后历任中国光大银行总行营业部党委书记、中国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光大金融租赁董事长等职。2018年8月31日，就在离60周岁只差一个多月时，光大银行发布公告称，张华宇因年龄原因，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该行副行长职务。四年后，张华宇被查。通报指出，张华宇利用职权违规安排儿子、女婿、弟弟等亲属及关系人子女数十人到光大系统工作，为多人在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在职时为有关企业谋取利益，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是“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的典型。第二类，可称为“应激型辞职”，是由于腐败线索被发现而萌生离职念头，企图以离职逃避追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公布过典型案例：中国农业银行某二级分行涉案人员因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被上级行纪委调查，萌生离职念头。他找到多名曾在授信用信等方面接受过自己帮助的商人老板，表露离职经商意愿，希望他们届时给予经济上的帮助。相比“掩盖型”与“应激型”的辞职动机，第三类的“期权型腐败”更具隐蔽性。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王立峰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其主要特征是“先办事、后拿钱”，不急于在任职时兑现，而是在退休或辞职后再变现。例如某央企高管在职时向特定企业倾斜资源，约定离职后获关联企业20%期权，行权条件与在职时审批项目挂钩。第四类，则是“旋转门式辞职”。他们在退休年龄前主动辞职，其后迅速进入业务关联的企业任职，以获取高额薪酬或其他经济利益。如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 2018年辞职时，她不到54岁。一个月后，她便加入地产公司泰禾集团，担任执行副总裁，分管资金部，领取高额“安家费”和薪酬。2022年5月，黄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更隐蔽、认定难多位专家指出，国企系统的腐败高度集中于金融、能源、工程建设等领域。与党政机关干部相比，国企系统的“逃逸式辞职”迷惑性强、更隐蔽。王立峰指出，一些国企高管离职后常披着“职业转型”外衣，通过职业经理人转型，加入民企担任CEO或独立董事，甚至向学术机构过渡，先进入高校或科研院所担任客座教授，再以“学者经商”名义参与关联企业。例如，某核电公司高管离职后挂名大学教授，实际控制核废料处理公司。腐败周期长期化，是多位专家共同指出的另一特点。王立峰指出，国企系统的腐败常常是跨周期交易，甚至存在着“十年期权”现象，利益兑现延迟至离职5至10年后。例如，某交通国企领导退休后通过子女代持股份，待企业上市后套现。甚至出现跨代际交易，安排子女或亲属入职关联企业，形成“二代接力”式利益链。至于国企领域 “逃逸式辞职”的趋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上官酒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正从个体行为演化为隐性合谋，辞职人员与在职人员形成“腐败联盟”，通过交叉持股、联合投标等方式捆绑利益，“抱团化”趋势明显。值得警惕的是，对抗监管的手段也不断升级。上官酒瑞指出，有辞职人员采用加密货币等新型工具转移资产。“有国有企业干部还刻意选择审计空档期、巡视间隙辞职，利用监管时差来脱身。”这一趋势还伴随着年轻化的倾向。《半月谈》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曾援引中部地区县级干部消息称，一些在金融、银行系统任职的官员有的甚至不到40岁即离职，通过办理贷款担保公司等方式，借助在职时的人脉关系、影响力等捞取好处。腐败周期更长、手段更隐蔽的特征下，对其认定也变得困难。上官酒瑞指出，首先是动机认定难。“理由可能有因病早退、自谋职业、下海经商、志于学术、追求理想等。”周少来指出，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和可靠线索，便很难有正当依据来拒绝或推迟其辞职离职，这就给管理组织审定其辞职离职理由带来很大的不便和挑战。其次是证据认定难。上官酒瑞表示，涉案人员离职前可能会销毁电子数据、财务记录等制造取证障碍，或以空壳公司、虚假贸易合同、境外账户分层转移资产，再以“合法薪酬”名义获取利益。王立峰以“期权化”交易为例，“离职后高薪聘任、股权分红这些在职时的承诺，往往无书面协议，仅靠口头约定，加上有的腐败行为分阶段完成，时间跨度大，证据易灭失” 。此外，腐败行为的定性也较为棘手。王立峰指出，国企人员离职后，原职务影响力可能持续数年，但现行法律对“影响力变现”的期限，如离职后几年内禁止从业的规定模糊。例如某央企干部离职3年后利用原下属关系获取项目，是否属于“逃逸式辞职”存在争议。“特别是金融、能源等领域专业性强，腐败手段涉及复杂金融工具，如对赌协议、股权代持，没有专业知识辅助很难认定。”如何防治？多位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逃逸式辞职”高发于国有企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特殊的行业地位和运行机制。“与依赖财政拨款、监督链条相对清晰的党政机关不同，国企往往拥有资源、权力地位甚至垄断优势，涉及大量国内外经济和金融往来。”周少来表示，部分国企“一把手”权力过大，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操作空间。他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国有企业形式主义与“内卷”现象严重，企业运转陷入“空转”，缺乏创新活力与效率，或会令部分技术骨干缺乏发挥空间与成就感，选择辞职。因此，周少来提醒，必须厘清正常人才流动的辞职与意图掩盖腐败行为的“逃逸式辞职”， “纪检监察机关需要明确定义、厘清认定标准和边界”。周少来特别指出，目前多数腐败问题仍依赖巡视、突击检查或群众举报，日常监督薄弱。“许多国企下设多级子公司，呈现典型的科层制特征”， 周少来表示，随着组织层级的拉长，“治理距离”不断拉大。与此同时，最了解企业运行情况的内部职工，往往缺乏参与监督的机会，加上国企系统内部运行较为封闭、信息不透明，社会监督也难以有效介入，进一步削弱了监督效能。由此，王立峰提倡“吹哨人”保护制度，在国企内部设立腐败线索匿名举报平台，查实后给予举报人追缴金额一定比例的奖励。同时，引入第三方监督，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离职人员从业行为开展“飞行检查”。“监管重在职、轻离职，是当前制度的盲区。”上官酒瑞提出，很多国企对离职后的行为、从业限制审查不力，导致带病离职漏网。王立峰补充指出，离职人员从业去向依赖个人申报，部分人员离职后可能跨省甚至跨境任职，如果地方监管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就为企图蒙混过关者提供了可乘之机。2024年，南航集团出台的《南航集团防范“逃逸式辞职”管理办法》就指出，员工辞职信息与执纪执法信息不相通是造成“逃逸式辞职”的直接原因之一，因此明确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在收到员工书面辞职申请当日，即抄送同级纪检监察机构。从系统治理的角度看，王立峰认为，治理国有企业“逃逸式腐败”需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惩戒”的全链条体系。关键在于压缩腐败操作空间。王立峰认为，可以采取分权制衡的思路，推行“一把手”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将重大项目审批、采购等关键权限拆分为“分段式管理”，例如招标、履约、验收由不同班子分管。也可探索试点“AB角互斥”机制。互为监督的岗位如财务总监与投资总监禁止同期离职。对于“利益冲突”问题，可探索“强制公示”制度，如涉及亲属关联企业需公开披露。与此同时，周少来指出，要加大查处力度，增加腐败的风险和成本。王立峰建议，将“离职后兑现利益”纳入刑法“受贿罪” 构成要件（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8条“影响力交易”条款）；对“期权腐败”按受贿时间点计算涉案金额，即利益兑现时追溯至权力行使期。离职审查，是另一道重要防线。上官酒瑞表示，应聚焦国有企业中审批、资金、项目、人事等重要领域和关键人员，健全权力履行清单，查找权力漏洞。至于离职后管理，上官酒瑞认为，对干部离职后的就业范围、就业时间等划定“红线”。王立峰指出，可将禁业范围从“直接关联企业”扩大到相关产业链上下游，如电力国企领导离职后禁止进入新能源设备制造、售电等领域。此外，建立“黑名单”共享平台，跨地区禁止违规离职人员再任职。 针对隐蔽性难题，王立峰建议，构建“国企人员职业生涯数字图谱”，整合组织人事、工商登记、税务、银行等多源数据，智能预警异常行为，如离职前突击审批项目或离职后亲属账户大额进账。另外，对国企掌控的核心资源如牌照、配额、客户资源等建立编码体系，离职后5年内追踪其流向关联企业情况。...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启动了器官移植系统改革，并威胁要关闭一个主要的器官采购机构，此前一项调查发现，该机构在患者还有生命迹象时就过早开始进行器官移植。这项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下属部门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局（HRSA）开展的调查，审查了351起已获授权但未完成器官捐赠的案例。HHS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调查发现，73名患者出现了与器官捐赠不相符的神经系统症状，至少28名患者在开始器官捐赠时可能尚未死亡。该机构表示，调查还发现，在多起案件中，神经系统评估存在缺陷、同意做法存在问题以及死因分类错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已指示国家器官采购和移植网络（OPTN）向监管机构报告有关家属、医院或器官采购组织工作人员因安全原因停止器官捐赠的数据。HRSA 还表示，如果“希望网络”不遵守某些纠正措施，它将取消其认证。“希望网络”是一家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器官采购组织 (OPO)，为肯塔基州、俄亥俄州西南部和西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等州提供服务。“希望网络”首席执行官巴里·马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路透社：“希望网络期待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人力资源服务管理局合作，并鼓励制定支持改善整个器官移植系统的政策。”强制措施包括对未能遵守内部规程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明确捐献者的资格标准。此外，还指示OPO采取正式程序，允许任何工作人员在出现患者安全问题时暂停捐献流程。OPO 是负责从已故捐赠者身上获取器官用于移植的非营利组织。此前，《纽约时报》周日报道了有人试图过早摘除尚有生命迹象的病人的器官。...

中国少子化冲击学前教育，多所幼儿园关门。中国媒体称，专家预估今年可能有约2万6000所幼儿园关停。据《财经》杂志报道，多位专家预估，2025年可能将有2万6000所左右幼儿园关停，到2030年，全国幼儿园可能下降至16万3700所左右——未来每年平均将关停1万5000所左右。报道称，也有学者警示，如果情况得不到有效改善，幼儿园“关闭潮”或许只是开始，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未来都可能出现“关闭潮”。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去年全国共减少幼儿园2万1100所。《财经》报道称，中国全国的幼儿园数从202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以来，至2024年的三年间累计关停4万1500所，降幅为14.08%；平均园所规模也从2017年180人下降自2024年的14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