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于重现灭绝动物猛犸象（长毛象）、渡渡鸟、袋狼的美国德州达拉斯生物技术公司Colossal Biosciences，7日宣布“复活”史前物种恐狼（Dire wolf，学名Aenocyon dirus），并强调这是首次有灭绝物种重新回到世界上。据《CNN》报导，Colossal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利用从2块恐狼化石提取出DNA，组装了2套恐狼基因组，与现存犬科动物例如狼、豺狼、狐狸的基因比较后，确认恐狼所具有的遗传特征。科学家指出，他们使用基因分析资讯对灰狼（恐狼现存近亲物种）细胞的14个基因进行20次编辑，复制出最有希望繁殖的细胞并将其转移到卵子中，当胚胎健康发育后就移植到“代理孕母”体内，进行跨物种孕育。Colossal并未说明“代理孕母”是哪种动物，但有消息指称是家犬，最终2只雄性恐狼于2024年10月1日出生；1只雌性恐狼在今年1月30日来到世上，它们被安置在一处秘密地点，有保安、无人机、监视器进行全面监控。Colossal此前相当保密，没有透露过任何有关恐狼复活的计划，其过程中使用了基因复制和编辑技术，虽然宣称是“复活”，不过实际上算是和恐狼相似的杂交物种。Colossal顾问、斯德哥尔摩大学古遗传学中心教授达伦（Love Dalén）表示，整个基因组中其实有99.9％都是灰狼，公司研究人员是切除了某些灰狼的基因变异，再拿恐狼的特征取代。达伦说，科学界肯定会争论需要改变多少基因才能算是恐狼，但他认为这已属于哲学问题，目前这3只生物确实携带著恐狼基因，而且比任何物种看起来更像恐狼。...

2022年年中，年近30岁的李殡殡转行成为一名殡葬师。转行之前，她的职业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还未直面过死亡。过去几年，李殡殡送走了400多位逝者，这其中有100多岁的高寿老人，也有匆匆走过人世的孩童。她从亲人口中认识、了解、观察逝者，再将其一生浓缩在几页悼词之中。她陪伴亲属挑选墓地、举办葬礼、烧纸祭拜，将亡者送达另一个世界。葬礼连接生者与亡者，人与人的告别基调是不一样的——失去孩子的年轻父母，无论殡葬师如何布置葬礼，都“无法让弥漫在角角落落的疼痛感消散掉一丝一毫”；独自送别弟弟的白发老者，“孤零零的老人，守着一具孤零零的遗体”，白发老人是逝者的哥哥，他不知道自己离开时，谁又能给他送别；高寿老人的葬礼上，子孙亲友是平静释怀的……几乎每一天，她都在与死亡打交道。她也在现实中接受着最直观的死亡教育，并体察这份职业的价值：“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那样，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以下正文以李殡殡第一视角叙述：产品经理的困惑：数据背后，生死是什么样的当我还在做产品经理时，在我心里，死亡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尽管在工作中，这件事情其实并不遥远。那时，我正负责着一个与“高危儿”有关的项目，隔三差五，便要到上海各家医院去与医生碰面。从科室正门到会议室，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病房就在走廊旁边，透过手边的巨大玻璃窗，能够清清楚楚看到病房里的高危产儿。虽说医院是一个生死并存的地方，每天有人出生，每天也有人死去，但高危儿病房却是与众不同的：这些孩子尚未熟悉世界，就要直面生死，人生一开始，便介于生死之间。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转危为安，也并不是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都怀有希望。我在那里听到过许多类似的传闻——孩子正在抢救，父母消失了，医疗工作者们没有放弃，双亲已经先放弃了。面对着这些场景，对于精神上的折磨可想而知。那时候我很怕去医院，但因为工作，又不得不穿过那条走廊，坐在会议室里，待上一个小时，再从原路回到公司，对着电脑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对于医生们来说，这份工作关乎生死；可对于做产品经理的我来说，只有电脑屏幕上的一串一串数据。我不时会想：数据背后的人是谁呢？他们又来自哪里？我做的这些工作对于他们有没有帮助？这些孩子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但这一切都是一无所知的。久而久之，人难免会产生一种很虚无的感觉，好像不知道自己这样生活下去有什么价值。很长的一段时间，每每一踏进医院，我都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很奇怪的情绪里面，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很不真实。直到夜深人静，走出医院大门，当独自站在街头，望着对面馄饨店飘出团团白烟，那一份鲜活的感觉才重新回来，自己也总算可以暗中深吸一口气，“终于回到了人世间”。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促使我最终做出辞职的决定。2020年春节，我离开这份年薪三十万的工作，计划去读一个心理学硕士，这并非仅仅出于工作上考量，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所说的，并不存在什么终极的生命意义，只存在对每个个体生命的个体意义。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从前的生活，或能够让我从新好好思索一下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接下来的两年，虽然考试经历了两连败，不过在那两年里，我阅读了大量和心理学有关的书籍。一个念头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起来：那些不同的人生际遇背后，对每一个亲历者而言，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些过往呢？不同的念头导致了不同的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又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每一个后果，都决定了每一个人生的走向。而这些走向，又构成了人们对于世界的不同认知。那么，当死亡来临时，有多少人会真的对自己的一生了无遗憾？忽然有一天，我就冒出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想法：我应该去看一看，人在死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2022年6月，我进入了上海的一家殡葬行业服务公司，成为了一名“摆渡人”。第一次走进墓园印象里，殡葬这行当，从来都出现在社会新闻上面，要么涉及“坑蒙拐骗”，要么遇上了“扫黑除恶”。不过我很幸运，那是一家正规公司，除了要穿得从上到下一水儿黑。入职第一天，我被派去了上海郊区。从闵行到奉贤，四十公里路程，七点出发。车子一头撞上了早高峰，拥在车流中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将城市的轮廓远远甩开，当喧嚣渐渐消散，眼前随之也变得宽阔安宁了起来。这是我第一个任务：与同事一起，陪客户去挑选墓地。不是迫不得已，鲜有人会认真研究死后要葬在什么地方。大多数人对于墓地既陌生，又茫然，还掺杂着恐惧。我同样如此，不过身临其中，却发现眼前倒也并非想象中的那般荒凉和凋敝，整个公墓仿佛充满生机，反而像个公园一般到处绿油油的。眼前是一片精心修建的草坪，四下里栽满了林木，道路两侧种满了花草，甚至还能见到接驳车，一辆一辆，将扫墓的人们载往不同的区域。而墓碑在远远的地方，一个一个整齐地排列在阳光下，望过去，就如同海平面上的岛礁。同事见我神色好奇，偷偷告诉我，这是因为设计者不希望公墓呈现出阴森森的景象，更希望能让人在探望亲人时，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就像春游一样的感觉，晒晒太阳，甚至举家一起来个野餐。”不过，墓园终究还是墓园，跟公园终归是不一样的，周围静悄悄的，没有太多人，也听不到欢声笑语，更不要说野餐了。我们被墓碑所环绕，脚步变得缓慢沉重，不知不觉连说话也开始轻声轻语。我静静地看着那些墓碑上的文字，心中盘算着逝者的年龄。他们有的正值壮年，也有的是耄耋之年的老者。如今，属于他们的只有这块方寸之地，墓碑上刻着他们留给后世的所有信息——名字，出生和死亡的年月。还有许多家族墓地，从姓名和出生日期上，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谁是长辈，谁是晚辈。晚辈们埋葬了长辈，未来又被后来人埋葬，这称得上是一种循环。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不光在给别人挑选墓地，也是在给自己选择长眠的地方。在墓园里，我们待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奇怪的是，临别时，我并没有觉察到一丝恐惧，反而心中泛起了淡淡的平静。分别时，客户说很感激我们，因为我们在身边，他觉得心里面很踏实。说起来这样的关系颇为奇异，因为无论如何，大家只是相逢不久，彼此并不熟悉。为什么要感谢一个陌生人呢？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因为死亡不光意味着终结，同样意味着未知，在见面对未知时，每个人都是茫然的。那天下午，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一个老先生做七，需要我和同事们一起去带着家属烧纸。回城的路上，天空莫名下起了一阵短暂的雷雨，奇怪的是，等我们一赶到地方，天空又突然放晴了，一道漂亮的彩虹遥遥挂在蓝天上，也将家属们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随着纸扎燃起，火苗在盆中一跳一跳，“在那边好好生活”的声音此起彼伏，眼前很快出现了一团烈焰，片片灰烬被热气吹起，在半空纷飞。一股热流扑面而来，连绵不断。这样的热流让人感到暖洋洋的，我也是开心的，因为感觉就像是在给人送礼物。尽管我对是否真的存在鬼神持怀疑态度，也不确信老人家是不是真的能够收到这份心意，但这并不妨碍从此以后，烧纸成为我最喜欢的一个事情，哪怕是在七八月，顶着炎炎烈日。陪家属烧纸（李殡殡供图）最直观的死亡课对我们来说，选墓地和烧纸，只是日常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日常做的最多的，是给逝者筹办追悼会。传统文化讲究“事死如事生”，身后仪式是大事，过程既琐碎，又繁杂，从灵堂布置开始，到最后安葬，处处少不了忙碌。在追悼会上描绘逝者的生平是众多环节中的一个。为了让大家重新认识逝者，也为了让活着的人感受到那个逝去生命活过的力量。司仪会站在吊唁者面前，把往生者的过往娓娓道来，期间伴随的音乐，各种风格的都有，有的是逝者生前喜欢的，有的是家属特意选的、带着家庭共同记忆的，戏剧、红歌、歌剧、流行音乐、古典音乐，甚至还有儿歌。这一点，可能跟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如何描绘出往生者的信息，那是属于我的工作。做这件事情离不开与家属们的频繁沟通，在我眼中，这倒也不算难题，因为做产品经理的时候，我没少与客户沟通过。真正做这个工作后，我很快发现，定义一个产品与定义一个人的人生，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毕竟产品直接且清晰，而人却是复杂的，也是矛盾的。就算逝者子女，也很少能准确定义出父母是怎样的一个人，尽管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深受父母的影响。有一次，在了解一个老者的生平时，面对提问，二十几个亲戚各执一词。有人说老者很固执，也有人告诉我老者其实十分随和；有人说老人性格急躁，也有人说老人也有耐心的一面。彼此观点充满了冲突，谁也说服不了谁。乍一看很让人困惑，但想一想也实在正常——无论情感上亲疏与否，每个人都只是观察者，逝者内心深处的体会和感受，怕是永远也不会有人完全知悉。换句话说，我要像个记者一样，从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里，拼凑出一个人生前的样貌，比如子女名字的来历，也比如老人珍爱的一个小物件。一个家属向我展现了老人亲手做的工艺品，他说：“你看，他整天都在捣鼓这些东西呢。”语气平静，但面露悲伤。这些细节被悉数填充在了文案里面，变成了一段段简练的汉字。我只能尽力还原，无法断定自己的描述是否准确，唯一能确信无误的，也只有上面的生卒日期罢了。葬礼上的场景（李殡殡供图）追悼会上，总有一些故事让人难以忘记。在我入职整一个月时，有一个老人联系我们给自己的弟弟举办葬礼。追悼会放在了殡仪馆最小的礼厅，场景可谓清冷：一个孤零零的老人，守着一个孤零零的遗体，陪在他们身边也只有几个陌生的工作人员。从逝者的状态上，不难猜出死前的遭遇。他骨瘦如柴，指尖上的皮肤已经微微溃烂——这都是照顾不周导致的病变，不知道过世前老人经历了什么。追悼会开始前，确认弟弟遗体时，老人叹了口气，口中的话不知道是说给弟弟，还是说给自己，“人活一辈子也就这样，还有什么告别的。”我没有办法来安慰他，想不出任何话语，只感觉阵阵心痛。虽然我熟悉葬礼的每一个环节，但还不到三十岁的年纪，未来还很漫长，我从没认真思考过当快要走到生命尽头时，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而老人就站在接近走完一生的地方，显然比我更有资格来做出评判。告别完遗体，逝者也行将化作灰烬了。坐在火化间外的座椅上，老人望着我，忽然很认真地说，希望在自己死后，身后事也全部交给我们来处理。“您的亲人呢？”我问他。“都离开我了。”这是他的回答。他告诉我，自己很久之前离了婚，虽然有一个女儿，但女儿并不亲近，能够称得上家人的，也只有弟弟和年事已高的姐姐。弟弟一辈子没有结婚，孤苦伶仃的，好在还可以由他来处理后事。那么等到他自己去世时，那该怎么办？“我弟弟今天这样，能够有人送，有人重视，算是他人生里面比较好的一件事情了。”他很平静地聊着弟弟，又好像是在聊着自己。可惜按规定，既然老人有女儿，那就只能由女儿负责。望着老人的脸上那抹失望的神情，连带着我也产生了一种无力感。想一想也是，人不光没法对抗死亡，连自己的身后事也不能做主，还真是挺让人无奈的。不过这也让我忽然想到，假使有一天自己遇到死亡，死后的事情会是什么样呢？我想，那就随它去吧。身体就像一个容器，大限已到，使用权就不再属于自己了，至于体面不体面，那该由活着的人操心。送别日日周旋在与死亡相关的各项事务里面，慢慢地，我开始适应了殡葬这一行，生活格外充实忙碌。大半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有一天跟父母聊起天来，父母感慨我好似变了一个人一样，“开朗很多，也快乐了很多”。说来奇怪，虽然在许多人眼里面，死亡很让人恐惧，但每一次完成仪式，目睹逝者被安葬，我的心中从来只觉得踏实，有一种真切地活在人群里的感觉。可明明与陌生人的这些相逢，全发生在有人死去的特殊时刻，这可真是诡异。而这半年多里，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一次是在2023年刚入春的时候，那一天客户为过世的父亲预定了骨灰盒，结果阴错阳差的，我把别人的骨灰盒递到了他手上。等我发现时，对方已经赶往墓园上，里面也已经装进了骨灰。出于传统和尊重，骨灰是不太好再取出骨灰盒的。这让客户十分生气，“你说，我现在要怎么办？”办法是临时想出来的：或是现在我赶往墓园，把盒子给换回来，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是，骨灰要重见阳光；不换骨灰盒也是一个办法，作为赔偿，我自费为老先生做七祭祀。“算了吧，就别再折腾我父亲了。”客户选择了后者，自己工作失误给这个家庭造成的遗憾一直被我记在心里，虽然家属原谅了我，之后的两年我们也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那之后我每参与一个家庭的治丧，脑子里头都会提紧这根神经，一再核对确认。其实，我知道还有第三个办法——反正客户也没察觉，没人开口，事情稀里糊涂地也就过去了。但我没法这样做，我骗不了我自己。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于我自己的。无论是在墓地，还是在灵堂，每当最后的仪式办完，望着客户的骨灰盒，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释然感觉。我常常想起弗洛伊德的观点：人存在着自我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主导着人的大部分行为。如果释然是源自潜意识，那么我的潜意识里，释然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天，在送走一个老人后，我忽然就意识到，一切与姨妈有关。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姨妈身边度过的。对于我来说，她并不仅仅只是血缘上的亲属，也是精神上的依赖。在我读初三时，姨妈因为癌症过世，那时为了中考，家里人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直到顺利进入高中后，我才从别人口中得知姨妈去世的消息。我错过了与姨妈的最后一面。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忽然就消失了？从此之后，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心结，哪怕我离开兰州来到上海，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许多年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她，想着想着，眼泪不知不觉就落了下来。有一次我感觉自己似乎又见到了她。那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拥挤的地铁上，无意之间瞥到一个老阿姨。她背对着我，背影似曾相识。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姨妈，然而还是默默跟在她身后，走下地铁，站在站台上，目送着她融进人流，直到这个背影在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毕业到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想不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始终无法过去。直到后来，接触了太多的送别，我恍然明白了心中的那个缺憾——她占据了我孩童时期的每一个片段，可是最后我却没能亲眼见到她的离开，仅仅是一个通知告诉我：她死了。那些葬礼，就像一剂一剂药膏，涂抹着我心中的这个伤口。我也明白了这些繁复仪式的意义所在。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那样，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目送的过程与其说是为了逝者的体面，倒不如说是为了疗愈生者。它影响着生者要如何继续活下去。葬礼的基调想明白这些，也就想明白了自己的意义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断告别逝者，不断地观察着活下来的人。我发现虽然每一场葬礼都是哀伤的，但哀伤的基调却各不相同。我遇到过的最年长的逝者有106岁高龄。出现在那场追悼会上的，除了她的子子孙孙，还有许多街坊邻居。在仪式开始前，大家忙着互相寒暄攀谈，现场热热闹闹的，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直到遗体告别时，四下终于响起了哭泣声，不过这些哭声是因为难舍难分，并没有让人感觉到强烈的“疼”。小孩子的仪式是另一番景象。有一次，大家预备了许多玩具作为礼物，还在花篮上面放满了气球，甚至连棺木上也贴满了孩子生前喜欢的卡通贴纸，只为了让肃穆的氛围淡一些。可惜当追悼会开始，我们还是遗憾地发现，无论如何花心思，也不能冲淡父母的悲伤，更不能让弥漫在角角落落的疼痛感消散掉一丝一毫。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父亲。他带着孩子从长沙来到上海就医，希望孩子可以健健康康地回到家，却没料到孩子却在上海走完了短暂的人生。那一天在殡仪馆里，男人形单影只，像是一棵衰败的树，一个人默默确认遗体，默默举办追悼会，在角落里轻声给孩子母亲打完电话，最后静静地目送着孩子被推远，直至躯体消失在了火化间。可是到最后，当决定签署骨灰放弃协议那一刻，手指才一握起笔，他却如同突然失去了魂，颓然瘫坐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放声大哭。我理解那样的心情，放弃领取骨灰，意味着从此孩子只能留在遥远的上海，连日后的祭奠也变得遥不可及。可是为什么不能将骨灰带回去呢？这个疑问我没能问出口。后来我听说在一些地方的风俗里，未成年就死去的小孩是没有资格在家乡墓地中安葬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为了缓解为人父母者的哀伤，为了让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对于这样的习俗，我虽理解，可是始终不能认同，因为一些遗憾就算可以无视，却并不能否认它的发生，因为好好安置死去的人，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安置自己。也有一些葬礼，注定是要充满遗憾，也充满唏嘘的。在殡葬行业里面，难免会接触到自杀的逝者。我忘不了一个小姑娘，年纪轻轻，长得漂漂亮亮。生前她是一名网红，每天在网络上做直播，谁也想不到，在花一样的年纪，就因为和男朋友吵架，会一气之下纵身跳进河流。那个男孩子说，女孩子威胁说要跳河时，他只当是无理取闹，没想到他离开后，女孩子真的选择了这样一种极端方式来了结人生。女孩子到底是一时任性，只是想要让男朋友来安慰自己，还是那一刻她当真想要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的真相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能够知悉了。唯一明了的是，在领取骨灰的那天，到场的只有她的父母。他们急匆匆地从安徽赶来上海，而那个身在上海的男朋友却一直没有露面。在许多文学作品里，殉情往往被赋予了浪漫和诗意，但在现实生活中，生命没有回头的机会，无论幸福也好，不幸也好，这些个体的体验终将烟消云散。我想在死亡面前，许多事情根本不值得。与姥姥告别2024年7月，我回了一趟家，去参加姥姥的葬礼。虽然我已经为许多人举办过仪式，但真正面对亲人的离开，这还是头一回。在丧礼上，我第一次见到妈妈手足无措的状态。她是个强势的人，在家族中说一不二，可这一次面对着姥姥离世后的那些繁复的准备工作，她十分茫然，也十分焦躁。不止一次，她怒气冲冲地在灵堂里发脾气，“我妈都死了，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一如我所见过的那些逝者家属。最后，操办后事便落在了我的身上，每天忙着补办手续，忙着张罗着各种事宜，匆匆忙忙的，连悲伤的空暇也没有。只有当夜深人静，守在棺材旁，一切喧哗归于寂静，那种痛苦的情绪才忽然涌现。我明白自己舍不得她离开我的生活，但也明白，这件事情是注定的，只是发生在了现在。至少在临终前，姥姥已经见到了每一个想要见的人，相对于那些孤独的老者，也算少了许多的遗憾吧。在北方，入葬后还有圆坟仪式。一连几天，亲属来到墓园修葺坟墓，摆上贡品，说一说话，然后一起祭拜。小的时候，由于身体羸弱，父母从来不让我参与，因此对于给亲人上坟，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感觉。现在年龄渐长，顾忌变得无足轻重，当我来到姥姥的坟前时，我意外地发现自己体会到的不是悲伤。望着姥姥的坟墓，我想起了小时候放假，每次见到姥姥，在姥姥面前撒娇的场景。原来记忆中的快乐并不会因亲人的逝去而消失，一次一次来到坟前，我感觉到自己又回到了姥姥家中。顿时，我更深刻地明白了“事死如事生”的含义。那些严肃的传统仪式，让人知道了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的结束，生命中的许多瞬间还会以另一种方式绵延下来。尽管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在回到上海后，我还是来到庙宇，给姥姥列了一个牌位。既然没有办法回到家乡，那就每个月去庙里去看一看吧。我依然会想念她，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哭到胸口发疼，可一见到她的名字，就仿佛又回到那些清晨，在家乡的墓园摆上一些贡品，悄悄地说一些话，哀伤也就有了安放的地方。两年时间里，我陆陆续续送走了400多名逝者，加上祭祀中服务过的客户，累计起来已经达到了四位数。可以说几乎每一天，我都在与死亡打交道。尽管如此，关于两年前的那个“有多少人会对自己的一生了无遗憾呢？”的疑问依然没有答案，不过我却感悟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厚厚的书，文字上写满了喜怒哀乐，是喜是悲，取决于自己阅读的方式。我曾经送走过一个老奶奶，她一生未婚，膝下无子，年老时还因为沉迷于在家中堆积废品被邻居投诉上过新闻报道。可在另一方面，她十几岁时果敢地拒绝了包办婚姻，独自出走，一辈子过得风生水起，哪怕在临终前，依然在努力地学习英语。到底她有没有遗憾，我无从知晓，但能够确定的是，这个老奶奶让自己度过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既然死亡是注定要面对的事实，那么从出生开始，每个人其实都站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没人知道它是否遥远，也没人知道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到来，唯有抓紧每一个活着的时刻，好好与自己相处。（备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李殡殡采用化名）...

4月5日，安徽“淮南发布”的一则通报，再次让“被精神病”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新闻事件：官媒发消息伤残职工“被精神病”安徽“淮南发布”消息，淮南市联合调查组2025年4月5日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媒体报道淮河能源控股集团职工张某反映工伤待遇、2024年6月被强制送医治疗等问题，淮南市及淮河能源控股集团高度重视，已成立由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等多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依纪对相关问题开展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回应社会关切。据媒体此前报道，1999年，张坡毕业分配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成为采煤工人，当年在井下作业时被失控矿车撞伤，后被鉴定为五级伤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享受伤残待遇，领取伤残津贴，每月到手1300多元。到了2020年以后伤残津贴扣除各项保障后，到手1900多元。前几年，张坡向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反映，要求提高伤残津贴标准，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把自己的情况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2024年6月2号这天，张坡再次来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大门前维权，期间与前来制止的单位工作人员发生纠纷，随后张坡拨打了110报警处理。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的民警将他带上车，并告诉张坡要把他送到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科进行精神方面疾病的检查鉴定。张坡说，自己表示强烈反对但办案民警依然把他送进了医院精神科。根据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的入院记录显示：张坡入院日期为2024年6月2号，出院日期为6月24号，住院时间22天。同时入院记录上标示：“出院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家人不允许探视。”22天后，张坡被派出所民警接出医院，并以寻衅滋事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张坡申请做了精神病鉴定。安徽某司法鉴定机构对张坡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精神医学诊断分析为：“成人智力测验报告:IQ：117分。未引出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可以排除脑外伤精神障碍”、“对自身违法行为辨认力及控制力完整”等，鉴定意见为：1.灾难性经历后的持久性人格改变；2.完全受处罚能力。媒体记者就鉴定结果的专业术语咨询了专业人士，被告知这结果意味着张坡不是精神疾病患者，而是“被精神病”了。这起事件，引发了法律人士的探讨，有人认为需要追究涉事执法人员及精神病院的行政责任，有的认为二者同谋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是非法拘禁罪的共犯，均该追刑责；还有的认为，当执法者滥权，对普通民众来讲，是一件可怕可悲的现象，当务之急是必须强化司法审查实质化，要求法院必须对医学诊断进行必要性审查；完善责任追究体系。律师观点1：涉事派出所存在恶意打击张坡之嫌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二条明确了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鉴定对象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安全的可能，唯有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方可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强制医疗。法定程序是指：若警方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时，需先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检察院审查，检察院审查后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最终由法院审理后作出是否强制医疗的裁定。特殊情况下，在法院决定是否强制医疗前，警方可对疑似精神病人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但需经家属同意或法院批准。还有一种情况是，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无论是哪种，都要遵照患者本人自愿的原则；除非患者存在伤人伤己或者有伤人伤己风险的，也是由家属为患者办理非自愿住院，这个是不用经过患者本人同意的。那么，除了法院裁定程序下的警方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形外，还有哪种情况警方是可以送至精神病院的？赵良善说，那就是在患者有伤人伤己的行为以及风险时，家属不同意为患者办理住院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可由警方协助医疗机构为患者办理非自愿住院。具体到本事件，张坡并不存在伤害他人或者有伤害他人的风险，并且家属也不同意张坡住院，警方直接给张坡办理入住精神病院，这是违法的。赵良善表示，针对正常人被警方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依据《精神卫生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将非精神障碍患者故意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治疗的，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当事人有权向相关单位和个人索赔。警方直接强行将张坡送医的违法行为，视违法轻重，直接责任人员（如参与强行送医的警察及指挥人员），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将面临承担行政责任。医院未经合法程序将正常人强制捆绑，禁止离开医院、限制通讯等，都可视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医院还提出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出院，这一做派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如果是精神病患者，其入院以及出院，有相关的程序，没有哪个法条规定，说出院必须由派出所办理。鉴于此，涉事派出所存在恶意打击张坡之嫌疑，将正常人张坡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不分青红皂白，对于派出所送来的当事人，认为由派出所撑腰、做背书，习惯于将正常人当成精神病患者治疗，而且在治疗中也存在诸多违法行为，比如非法拘禁，这无疑是在啃噬当事人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健康权。赵良善呼吁，精神病院的入院程序其实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手续办理。精神病院被公权力利用，这将是对社会法治和人权的严重践踏和亵渎，也会让公众对整个精神病医疗体系产生信任危机。律师观点2：“执法者和精神病院”是涉嫌非法拘禁的共犯中国政法大学实务导师、北京英申律师事务所主任房立刚认为，张坡被精神病事件，反映最明显的已经不是精神病院乱收治的问题，而是有强制执法权的执法者，借精神病院的手，达到非法拘禁他人的目的。什么是非法拘禁罪，（《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那么，民警和精神病院联手对一个正常人进行接送和收治，二者属于共犯，均涉嫌非法拘禁罪，而民警又是共犯中的主犯，是典型的滥用职权的表现。房立刚说，本案中，张坡根本不符合《精神卫生法》规定的任何入院标准，其被派出所民警送进精神病院，而医疗机构的诊断医师未按照法律规定的诊断程序和收治标准就将人关入精神病医院，损害了张坡的合法权益，明知擅自强制住院治疗的措施，又非法剥夺了他人人身自由的可能，对不符合强制住院条件的人，仍采取追求或者放任的心态进行强制住院，具有非法拘禁犯罪的主观故意，无疑已涉嫌非法拘禁罪。房立刚强调，我们要知道的是，民警是在恪尽职守依法办案？还是要借着办案在警告、震慑当事人？在此事件中，张坡维权现场没有过激行为，他在为自己争取相应的权益，如果真有违法行为，民警执法也需有法可依，而不是利用警察的身份，就将所有执法程序忽略，将一名正常人用精神病院的强制住院手段来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房立刚指出，“我们必须仔细认真的去辨析这样的执法行为是违法还是犯罪，是否是在合理限度内，如果放任不理，人民群众就会对警察失去信心，以后也不再敢依法维权，不再敢据理力争，这将会是司法退步的表现，也会成为社会戾气剧增的缘由之一。”律师观点3：精神病强制医疗涉及人身自由，必须严格程序控制北京观韬（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观韬刑民交叉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仲若辛认为，安徽淮南张坡事件如同一面棱镜，再次折射出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在实践中的异化风险。仲若辛说，张坡事件，涉事精神病院俨然沦为权力规训的工具。《精神卫生法》第30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第31条规定，即便患者发生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行为，医疗机构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亦须征得监护人同意，监护人不同意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张坡因工伤待遇争议持续维权，既无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表现，更未经规范诊断程序即被强制收治，执法者缺失的程序，以及医院缺少的程序，无不昭示着法律文本与权力实践的惊人背离。仲若辛担忧道，张坡“被精神病”异化为维稳工具，涉事医疗机构成为公权力延伸的执法部门。他建议，精神病强制医疗涉及人身自由这一宪法基本权利，必须接受最严格的程序控制。我国虽已建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制度，相关当事人可以提起诉讼，但在实际操作中，诊断证明的医学专业性往往成为阻却司法审查的挡箭牌。当医学话语与行政权力形成共谋，法院的司法审查极易流于形式，公民最后的法律防线形同虚设。破解困局需要重构制度闭环：建立独立第三方医学评估机制，打破医疗机构与送治主体间的利益关联；强化司法审查实质化，要求法院必须对医学诊断进行必要性审查。除此之外，还应完善责任追究体系，对违法送治者的滥权行为以滥用职权罪或非法拘禁罪进行刑事追责；对违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收治的医疗机构，依照《精神卫生法》第75条规定追究责任，停止有关医务人员执业，直至开除或吊销其执业证书。...

“2025年选择摆摊，卖超大里脊肉夹饼，一年就能存够80万元！”“孩子该交学费了，看我摆摊一天把一个月1000多元的学费挣出来。”“摆摊日常，两小时卖两三百斤卤菜，月入10万元！”……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宣称“摆个小摊就能衣食无忧”的博主，并在其账号主页和发布的视频中或明示或暗示：可以添加私人社交账号，交学费获取“摆摊秘籍”。在直播效果和短视频宣传的影响下，有不少人交了学费想靠摆摊发家致富。记者梳理发现，今年春节以来网络平台上较火的“摆摊爆品”包括但不限于黄河大鲤鱼、爆汁烤鸡、大锅卤菜、小饰品等，相关摆摊博主大多在收徒教学。那么，“摆摊卖大锅卤菜月入10万元”真的靠谱吗？交了学费后能像师傅那样赚到钱吗？交费学摆摊难回本今年3月初，河北衡水的闫柯（化名）夫妇看到网上大锅卤菜卖得火热——师傅摊位前排起了长龙，满满一大锅卤菜很快就见了底；于是便动了创业的心思，远赴安徽学艺，交了2980元学费，3天学成后又购置了三轮车、卤菜大锅、食材等设备和原料，在老家城区一路口支起了摊。结果摆了20多天，生意一直没有起色，大多数时候一天只卖出去五六十元，最好的一天也就卖出去了300多元，收回成本都遥遥无期。更让他们感到前景不乐观的是：“现在我们城市不少路口都能看到大锅卤菜，甚至卤菜种类和摆放方式都几乎一模一样，仿佛一个师傅带出来的。而大家的生意似乎都不怎么样。”“一大锅卤菜，师傅说他一个半小时就能卖完，我几天都卖不完。当初交学费的时候看到师傅那有很多人排队，到自己出摊就空无一人，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对于摆摊后面临的困境，闫柯夫妇不停吐槽。“不上班，一年存30万元，我是怎么通过摆摊做到的”“95后小伙摆摊卖大锅卤菜月入10万元是什么体验”……记者调查发现，闫柯夫妇提到的“摆摊收徒”类视频和直播在短视频平台上数不胜数。比如，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大锅卤菜”为关键词检索，可以发现上百个相关账号。记者点进多个账号主页看到，他们的卤菜成品种类和颜色、摆放方式、视频内容和直播方式、头像等几乎如出一辙，有不少账号名字后面挂有“收徒”后缀，或在主页写着“技术可教，+v（暗示加私人社交账号）……”。近日，记者在一名为“××摆摊”的直播间看到，有许多人正排队购买主播所卖的食品，并且限购一份。记者观察到，一名穿白衣服的老大爷在买完后半小时左右又排到了他，直播间有观众迅速指出这人是“老演员”，不管主播去哪摆摊都有他。该直播间可能还有专业场控，记者发现，一有质疑的声音，就会被迅速刷屏清除；并且有多个账号不停发送“××真好吃，想去学习”等评论。夸下海口大捞学费动辄上千元、数千元一份的“摆摊秘籍”包含哪些内容？广东一名交了5000多元学费学习牛杂煲的王先生直言：“师傅给我的配方，和网上随便搜到的免费配方没有太大区别，也不存在什么独家配料。只有线上引流引得好，线下才能卖得好。”就在记者以为王先生已经认识到“摆摊收徒”是个陷阱时，他话锋一转向记者卖起了课：“我现在也在收徒，你要想学的话，我2800元就能教你，教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还能帮你省不少学费。我可以教你如何拍视频、做直播，流量起来了生意自然就会好。”浙江的小何去年年底失业，找了一个多月工作没有找到合适的。偶然间，她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宣称摆摊10年卖手作饰品创业成功的女博主，其经历看起来十分励志，主页也表示收徒，“交费后无条件传授所有技术”。小何添加对方为好友后，对方表示，学习制作饰品的课程7天就能学完，收费1000多元，后面可以反复观看；如何选址、打造短视频等自媒体课程收费2000多元，之后可以一直提供指导。“我回复对方说要考虑一下。结果对方一下子发来很多消息，说自己有几万个学员，他们都成功了，让我不要浪费这次机会，而且学成了还能再教给其他人，快的话学费一两天就能回来。”小何说，感觉自己遇到的更像是一个“捞学费的骗子”，后来她追问了一些细节，对方见她迟迟不交费，直接把她拉黑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视频中火爆的摊位，商品质量并没有宣传得那么好。多名买过视频中大锅卤菜的受访者告诉记者，卤菜“味道一般，根本不值得排那么久的队买”“只能说不算难吃”“有的卤菜切开后发现甚至还没熟”。火爆流量多是假象在此类视频中，博主通常会宣称自己的摊位“爆火”“极其抢手”。那么，这些网络视频中排长队的摊位，线下真的都那么高人气吗？3月29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天津市的一家售卖黄河大鲤鱼的摊位前。在短视频平台，该摊主发了不少视频，表示自己所卖的东西下午3点基本就能售空，“想要的一定提前来买”。结果当天下午1点半到3点，摊主一直在玩手机，其间只有记者一个人买了一条鱼，此时餐车中还剩下三四十条鱼没有卖出去。当记者询问其所卖的是否真为“黄河大鲤鱼”时，摊主直接表示：“那怎么可能，都是养殖的，真的黄河大鲤鱼不会卖20多元一条。”而在其所发的视频中，他挂在嘴上的都是“正宗黄河大鲤鱼”。除了记者观察到的情况，相关视频的评论区也有人指出，一些摊主每天发视频表示有很多人排队，一两个小时就卖完，等真到了现场发现买的人很少；一些摊主花钱雇人排队，营造卖得火热的假象；还有些则是前一天还排队的“顾客”，第二天穿上了学徒衣服站在了师傅身旁。有一名交了学费后摆摊倒闭的学员向记者揭秘了其“导师”的“流量秘籍”——网上建群，号召排队送礼，排队买了货后付款截图发群里退钱，这样就把线下排队的流量问题解决了；之后安排人发短视频，视频内容和文案直接复制，花钱投流。这样操作一段时间，线上流量起来后，就开始收割学员，“赚的根本不是卖货钱，而是高额学费”。记者采访发现，尽管一些摊主在视频中信誓旦旦表示“跟我学月入10万元”“这么摆摊稳赚不赔”，但当学徒摆摊赚不到钱提出疑问时，这些人马上就换了副嘴脸，有的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推诿责任说是学员“实践中自己出了问题”，总之坚决不予退费。“这几天，我们已经吃了好几天卖剩的卤菜。之前我曾试探性问过师傅‘怎么和之前说好的不一样’，师傅让我们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明确拒绝退款，后来也就不了了之。”闫柯夫妇说，摆摊赚不到钱，学费也退不了，他们已经默默接受了自己投资失败的事实。湖北的李薇（化名）去年年末失业后，花了2000多元在网上和师傅学做小吃，结果效果不尽如人意。“我和师傅沟通，他说不能因为自己卖得不好就要求退学费，这本就是自担风险的商业行为，并且一直指责是我的问题，比如直播没做好、短视频拍得不够吸引人等。”后来，李薇去了正规的培训学校。“老师教的技术确实是网上搜不到的，很实用，都是真正摆摊好多年的人才能总结出的经验，网上教学的那些相比之下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目前，经过正规培训后，李薇的小吃摊开始有了人气，也逐渐回本。她深深体会到网上摆摊视频博主所说的“月入10万”“一夜暴富”有多不现实。“他们就是靠这些话术去坑外行人罢了。”像他们一样，发觉被坑结果默认学费自担的学员还有不少。对于很多学员来说，明知被坑，但只能继续做下去，“希望能把前期投入的成本赚回来”...

这是一场有关职校实习生“买卖”的饭局。做东的是吴玉良，北方某市人力资源公司老板。公司里唯一的业务，就是有关职校实习生。在这行，吴玉良做了快六年。酒席上受邀的五个人，是圈子里颇有名望的中介。他五十来岁，腹部隆起，零星的几缕发丝倔强地坚守着最后的阵地。“干我们这行，就是买卖人头。”吴玉良侧过头对我说——他知道我的记者身份，但似乎并不忌讳。吴玉良组局，是想找大家帮忙出出主意，成立一所民办中职院校。“教学只是一方面，主要是往厂里输送实习生。这行业那点儿秘密，都是公开的。”所谓“秘密”，的确算不上秘密。它只是围绕职校实习生的一笔交易。按照教育部等8部门2022年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职校生管理规定”），“学生在实习单位的岗位实习时间一般为6个月”、“学生实习考核要纳入学业评价，考核成绩作为毕业的重要依据”。规定中的职校生“是指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的中职学校、高职专科学校、高职本科学校学生”。也就是说，职校生要想顺利毕业，必须经过实习。依据规定，实习“对于建在校内或园区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厂中校、校中厂、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都是可以的。由于类似基地成本很高，部分学校无法将其建在校园内，因此只能选择将学生输送到工厂。吴玉良解释，这样一来，学校可以挣人头费。而为了省事且不惹麻烦，一些学校会把向厂里输送学生的活儿，交给相熟的中介去办。双方对外的名头是“合作”——厂里支付足额薪水，但这些钱往往打给中介，由后者分为三份，学生、学校、中介各一份。被克扣的薪水，一般被称为“管理费”。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职业学校每年培养毕业生超过1000万名。这让吴玉良等中介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于是他不满足于只做中介，而试图直接成立学校，“做甲方，或者甲方乙方都做。”利益线条上的另一端，则是一些职校生无法逃脱的命运。“欢迎xxx学子”如果把学生看作商品，吴玉良最不担心的就是货源，“这行最绝妙之处在于，职校生必须实习才能毕业，不想干也得干”。因此他从不担心找不到用人单位，只要手里有人，总有企业主动找他。看到我有些怀疑，他当即让助理在社交平台发了条虚假信息：“中职院校，实习学生300人左右。”一小时后，收到40多条来自不同IP的评论，“急需，请看私信。”李翔是吴玉良的“商品”之一。2025年春节前，他结束了南方工厂的实习，回到老家。老家在河北省一个还算富裕的村子。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李翔按部就班在村里上完小学，镇上读完初中。2022年中考过后，他进了一所民办中专，学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在此之前，他和计算机唯一打交道的方式是打游戏。整个教育体系中，职校生一度成为沉默且时常被忽视的群体。尽管2022年5月新《职业教育法》实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但这似乎未能从根本上打破人们对职校生的刻板印象。社会给他们贴上“学习不好”“打架混日子”的标签。HOPE学堂的发起人梁自存此前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在职校调研时，常听学生讲的口头禅是，“我就是个垃圾”。一些职校生认为，中职生和它附加的标签早已锁定了自己的人设“你还指望这帮孩子干吗？咱把自己当成幼儿园，给家长看好孩子别出事就可以。”在北方某市私立中专做行政的冯妍不止一次听校长这么说。潜意识里，她也觉得这帮学生就是学渣，“上课睡觉、说话、顶撞老师；下课打架、玩游戏、谈恋爱，没一个让老师省心的。”李翔很早就接受了自己是“学渣”的现实。他发现，初中同学很快分成了两个阵营——高中生和中职生。上高中的同学看不起中职生。同学群里，高中生们正聊得起劲，只要有中职的同学一加入，高中生们就自觉闭麦。父母的朋友来家里做客，问起李翔在哪儿上学，父母只说“在市里”，绝口不提学校的名字。“我上的中专，还是民办的。”李翔觉得，中职生和它附加的标签早已锁定了自己的人设。但他很快又释然了，“我们本身就在最底层了，再低还能低到哪儿？”职校里教的网页制作和JAVA编程基础，他根本听不进去，“就是换个地方睡觉”。刚入学时，老师就告诉他们，“职三（三年级）上学期，都要进厂实习，否则不发毕业证，这是上面的规定。”李翔期待实习，那意味着可以尽早毕业挣钱。他因此羡慕那些学长——他们如同候鸟迁徙一般，每年6月，被一辆辆大巴拉走实习，6个月后，再被大巴送回。他向一位学长问起过实习的经历，后者脸上透着疲惫，“累，和牛马差不多。那些岗位不用上学，直接去干就可以。”“那能不实习吗？”李翔问。学长说，不可以，“除非你不想要中专毕业证了。”中专证对李翔来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一次放假回家，他对父母说，不想读书了。父亲马上反对，“不上学，就得跟着村里的人去建筑工地；上个学，好歹能进厂，以后相亲，工人（的身份）也不丢人。”终于熬到了实习期。2023年5月，二年级快结束的一个上午，班主任说，大家准备一下，去南方实习六个月。有人问老师，可以自己安排实习吗？老师明确表示，不可以。末了，她劝大家，进厂实习好，既能挣钱，还能早点儿适应社会。李翔们有些兴奋。即将到来的体力劳动带有一种处于学校范畴外的、只属于真实成人世界的光环，这至少意味着他们不用再守着书本上晦涩的文字和符号昏昏欲睡。出发前，学生们签署了一份《职业学校学生岗位实习三方协议》，协议内容的三方，包括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本人。李翔这份协议中的实习项目是在南方某印刷厂，实习岗位为“智能操控”，报酬每小时23元，工作时间每天8小时。李翔点开手机上的计算器App，每月能挣5500多元。实习半年，就是3万多元——这是他从未见过的金额。合同上更多内容，他没细看，只记得其中提到，实习单位免费提供食宿、工装，学校和企业给学生投了责任保险之类的。带着城里孩子“去春游”般的憧憬，李翔上了那辆白色大巴车。他们这届学生分为4个班，共200人。除李翔所在的班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其他三个班分别为金融服务、酒店管理、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30多个女生，全部集中在酒店管理专业。发车前，校长拿着话筒，说学校会派两名驻厂老师共同前往，全程陪同实习，学生有任何事情，都要通过驻厂老师解决。1800公里的路，车子足足开了33个小时。李翔发现，大巴车上除驻厂老师外，还有一张陌生的中年面孔——事后他才知道，那是吴玉良公司里的一个中介。厂里举办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有人专门等待他们；大门口挂着条幅“欢迎XXXX职业学校学子前来我厂实习”。“学子”二字让李翔意外，“社会上都叫我们中专生或者技校生，突然被叫学子，挺不习惯。”他偷偷拍了张条幅照片发到家庭群。亲戚们纷纷跟发点赞、鲜花，一个表弟发了个坏笑表情，附文说，“祝我哥实习快乐，早挣大钱，早日光宗耀祖。”成人的世界李翔所在那辆大巴车上的同学，全被分到了印刷厂。工作是打包和搬运图书，即在成品书出来后，用白色塑料捆绑绳将书捆成一摞，每摞20本，提到指定地方，再由搬运工推着手动叉车运输到仓储车间。用主管的话说，印刷厂里的绝大部分工作，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打包和搬运，则基本靠体力。这时李翔才反应过来，合同里写的“智能操作”只是个幌子，完全就是人工操作。“真实成人世界”的光环消退，生活无比枯燥——早上七点多起床，换上蓝色工作服；八点开工，将一本本装订好的书摞起、打包、搬走，像是无情的机器。这个工种，除职校实习生外，还有些附近村里的中老年人，他们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车间里布满摄像头，偷懒或说话，会被批评并扣薪水。按照主管的要求，工人们从早上8点干到12点，午饭过后，再从1点工作到5点。算下来是8个小时，但实际上，所有人都得至少加班两小时。加班每小时多付7块钱。这样的日子李翔不到半个月就受不了了。住在白色双层集装箱搭建的移动房里，他总会做梦，第二天醒来恍惚中以为自己回到了学校。他给家人打电话，说不想干了，父亲骂他不能吃苦；他给驻厂老师发微信吐槽，老师让他坚持下，不要影响毕业。李翔实习时，住的就是类似这种宿舍如果说体力上的疲惫尚能坚持，脑力上的劳动则更成了他的负担——每天加班两小时后，职校实习生们会被要求手写一篇不低于300字的实习日志，驻厂老师每周来收一次。老师叮嘱他们，不能写当包装工、搬运工，要上价值，写模糊的工作心得。于是每天加完班，李翔都会老老实实地坐在马扎上写日志。他只想写“累”，但这过不了关。他开始编造那些假大空的话，偶尔还会从网上抄些自以为的金句，“我在实习岗位很开心……实习能让我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今天工作最大的感悟，就是细节很重要，细节是成功的基石”“我发现，工作要用大局观”。这些万能句子，放在什么地方都不违和。状态好的时候，他一天可以写完7天的日志，“扎扎实实走形式，能毕业就可以。”“走形式”是李翔在成人世界学到的重要一课。他因此觉得自己该把这个形式完成得漂亮点儿，“老师满意，学校满意，工厂满意，这才是最好的结局。”被克扣薪水幻灭出现在拿到工资的那一刻。李翔算了下工作时长，判断自己可以拿到5000多元工资，可最终到手的只有3000多元，同工种的老员工，则拿到了六七千元月薪。按照“职校生管理规定”，实习单位发放的薪水“原则上应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工资标准的80%或最低档工资标准”。李翔一打听，发现所有同学的工资都被扣掉了一两千元。驻厂老师先是语焉不详，被问烦了，才说是“学校扣的管理费”。至于“管理费”去向，老师解释说，一部分给学校，一部分给人力资源公司，即中介。直到这时，职校实习生们才知道中介这个角色的存在。至于扣钱的理由，除了管理费，还有违纪。比如上班偷懒、去厕所时间过长、未经允许打电话等。而厂里那些经常聚在一起偷懒、抽烟、打牌的老员工们，倒是没被扣钱。“当时很不理解，活儿都是我们干的，钱却被分走了。”职校生们为此去找厂里主管。主管说，他不和学生直接对话，有事找驻厂老师。直到有人打了当地市长热线，厂里终于出面解释，说是“已经把足额的钱打到了人力公司，那些违纪罚款也和厂里无关，建议还是找学校协商。”也就是说，职校实习生们每月拿到的薪水，其实是通过中介打过来的。依据“职校生管理规定”，实习生的薪水要“足额、直接支付给学生”“不得经过第三方转发”。于是有人提出报警，但又担心影响毕业，最终忍了下来。“一个学生就算每月扣1000元，300个学生每月是30万，半年总共180万。”李翔算了笔账，“这笔钱如果学校和中介平分，意味着他们啥也不干，半年就能挣90万。”和老员工们慢慢熟悉起来后，有人私下向学生们透露，像他们这些职校实习生，送走一批，再来一批，都是被克扣过来的，“克扣薪水的事，厂里都知道。只是他们不想得罪中介和学校，怕招不到相对便宜的学生工，因此都装不知道。”上网检索后，李翔发现，在利益链条裹挟下，职校实习生早已成了中介和学校的摇钱树。一家中介的聊天记录此前有职业打假人在网络发帖说，“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的张老师和前妻颜某某都是学校职工，两人离婚后，张老师于2023年2月无意间发现颜某某有600万元的巨额存款。张老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涉及金额数千万元的账本，账本中记录了人力资源机构转账给学校多名领导的明细和分配比例，其中打到颜某某名下的金额就有600万元。”这些钱，就是职校实习生们被克扣的报酬。一个账本上写着，总结19.5元（时薪），学生15元/小时，学校4元/小时，本人0.5元/小时——实习薪水按照这个比例被分成了三份。此事最终经由官方处理，相关人员被惩处。而更多控诉的声音隐匿在社交平台上那些难以被发现的角落。有学生发帖说，“（企业）一小时的工价是22，我们学校呢，给到学生的是8元一小时……而你作为学生，你的身份证在人家手里，你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你唯一有话语权的时候就是进厂那一刻之前在大巴车上的时间”“我弟弟现在去实习了，一小时8块钱，能跑吗，说是跑了不发毕业证”。不敢反抗，又无处可逃，成了李翔们的共同处境。“累，无聊。”半年后，回到学校，面对学弟有关实习的问题，李翔给了个最简短的答案——真实的成人世界并不好玩，他需要重新思考人生。“你是我见过最垃圾的老师”克扣薪水的事，总会被反馈到冯妍这里。她是北方某市一私立中专的驻厂老师。“我们听说，学校克扣我们的实习费，驻厂老师也参与了，你们给出解释，否则，曝光你们。”六个月的驻厂实习结束后，一个学生在微信群里公开说。冯妍回复了三个微笑表情，将群设置成免打扰模式。“动不动说要自杀，要跳楼，不想活了。”当了半年驻厂老师，这些威胁对冯妍来说司空见惯。学生们矿工、迟到、晚上跳墙出去玩都是小事，一个学生因为不想实习，在男厕所里写大字，说“老板是黑心资本家，和厂里XX有一腿”。按照校长当时的说法，驻厂工作很简单，三个老师，每人负责100人的管理，平时就是去厂里看看，查查寝室，以及解决学生的各种问题。驻厂的半年，月薪比平时多2000元。冯妍脑子一热，报了名。一个曾经当过驻厂老师的“前辈”告诉她，学生们“肯定不好管，放平心态，别出人身安全事故就可以。其他的事，尽力就好。”不同于李翔们住的活动板房，冯妍带的学生全部入住了企业自建的宿舍楼——她负责的100个学生，机械专业的去了电子厂，商务英语专业的去了一家银行的外包客服中心。南方气候湿热，几个宿舍有些霉味。于是分宿舍当晚，冯妍接到了学生家长的电话，上来就是一顿炮轰，“你们学校咋这么没良心，拉着我家孩子去打工，还让我孩子住狗窝，良心被狗吃了吗？”冯妍想解释，家长听不进去，丢下一句“要投诉你们”，挂了电话。接下来的半年，不管深夜还是凌晨，不断有学生找她吐槽，“不习惯厂里环境”“不喜欢这里的食物”“不喜欢这份工作”“不喜欢主管”“不喜欢上班”“女朋友不喜欢我”……在所有“不喜欢”后面，学生们都会加一句“老师，怎么办？”——他们急切地想要从一个真正的成年人这里得到答案。但冯妍通常找不到答案。她只能反复劝他们，不要想太多。做驻厂老师后，她的微信总会出现500条未读信息。有些信息5分钟内没来得及回复，学生就开始闹脾气，“老师都什么素质”“一切都是你的错”“你是我见过最垃圾的老师”。驻厂老师最怕的就是自己负责的学生出事。之前的驻厂老师告诉冯妍，他们有一届学生进厂实习时，在网络上认识了些朋友，被骗到国外搞电信诈骗去了。也是当驻厂老师后，冯妍才学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她的目的很简单——从案情中接受教训，自己尽量避免。她对两个案子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是，重庆一所中职学校旅游专业的学生，被安排到重庆渝北区某产业园实习一年，就在马上要结束实习的2024年2月10日凌晨，这名学生在宿舍内休息时死亡。公安机关认定其死亡原因为∶缢死。还有个案例是，2021年12月24日，河北邯郸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通过中介，被安排到上海工厂做包装工后，一名姓郗的学生于2022年1月5日下午从实习单位宿舍离开，却在2022年1月16日在厂外被发现溺死。冯妍因此对学生的安全问题格外敏感。一次，厂里主管打来电话，说有3个男同学早上没上班。冯妍立刻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却无人接听。她骑着共享单车在工厂周边找了大半天，依然不见踪影。冯妍报了警，同时通知了校方和家长。找了一整天后，到了晚上，那几个学生开开心心回了厂，说是上班太累，出去玩了。“都说不实习或实习不合格会影响毕业，可人家不在乎啊。”实在气急了，冯妍会拿“不发毕业证”吓唬学生。“谁会在乎那个中专证呢”——她总会得到这样的回复。驻厂结束后不久，冯妍辞职了。她觉得在职校没前途，打算继续考公或考个教师编。两者相比，她更倾向后者，“我不想以后教出来的学生，都在工厂打工。”隐秘的交易“只要实习仍是毕业的必要条件，这行就是朝阳行业。”把职校当成生意的吴玉良确信自己选对了赛道。在这场隐秘的交易中，他似乎不担心招不到学生，“中职不行，还有高职呢，怕什么？”2025年春节前，吴玉良一直忙着到处送礼，礼物是标准套装——两盒茶叶、四条中华烟、一箱高档白酒，以及一盒高档护肤品。送礼的对象几乎都是职校校长。做职校实习生生意前，吴玉良做的是向工地输送农民工。他的原始积累也来源于此。渐渐的，建筑行业的钱不好赚了，有人建议他拿职校实习生当货源。“现在很多大型工厂最缺的就是人力。用学生工的话，企业负担的工资成本比正式职工至少低20%，还不用承担五险一金。”吴玉良告诉我，这行门槛不高，最关键的环节无非是打通职业院校的关系，“也不用多，校长和就业办主任就可以。”市面上专门做职校实习生的中介很多，学校和学生资源相对固定。校方和谁合作，取决于谁的公关手段更高。初入这行时，吴玉良看中了一个老牌职教中心。他通过一些社会关系找到校长，后者一直拒绝见面。之后在中间人的介绍下，他终于得以和校长坐到饭桌上。吴玉良记得，那次饭局，自己喝了两瓶茅台。那之后的半年，他像保姆一样服务校长，大到外出开会，小到陪校长的老婆买菜。最终，校长答应给吴玉良200人的资源，让他试一下——学校彼时另有600多名实习生。这些实习生，被校长分给了不同中介。有了生源，吴玉良很快联系到南方一家电子厂，将这些实习生全部送了进去。厂里给每个学生的时薪是24元，吴玉良从中扣掉了每人每小时10元管理费。以此计算，他每天克扣一个学生80元，一个月下来是2400元，200个学生就是48万元，半年下来，就是288万元。去除一些成本，这单生意，他和校方各赚了100多万。从学校层面说，这100多万仅仅是这200个学生带来的，剩下600多人的回扣还没算进去。这笔生意让吴玉良看到了商机。他愈发觉得，只要有生源，就会挣钱。他也认识了更多校长，结识了不少招生办主任，慢慢摸清了门道。吴玉良透露，业内利润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克扣学生时薪，另一种是“打包人头费”。所谓“打包人头费”，就是让企业以每个学生300元-500元提成，一次性给中介，中介再去和校长分配。由于企业先付了这笔人头费，后期给到学生的时薪自然会降低。至于中介给学校的分成，有的校长不敢私自使用，便把钱存到学校的“小金库”，用于日常一些不便进账的花销。招生办主任则一般不参与分成，“每次确定要往厂里送学生时，单独给招生办主任送钱。人数不同，送的也不同，几万到十几万不等。”一些职业院校因此愿意找中介合作，“有我们在中间，学校就可以放心挣钱呀。”吴玉良说，其实学校不通过中介也可以，但这样一来，克扣学生实习费就比较难办，有中介这关，大家都相对安全。而中介与学校一般会打着“合作”的名义——中介给学校交几十万元保证金，由学校与其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其中，校方负责组织生源，将符合实习条件的学生输送给中介，中介去寻求企业安排学生实习。甚至一些驻厂老师，也是由中介公司招募的人，或者中介承担驻厂老师的额外补助。实际上，“职校生管理规定”早有明确，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但在利益链条的裹挟下，违规行为层出不穷。很多中介在做中职实习生的生意吴玉良也担心出事，尤其担心校长出事，“他一出事，把我们一招，指定都得进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关键词，能搜到多个此类案件，学校相关人员涉及的罪名，多是受贿。比如四川省宜宾市南亚电子职业学校原校长、法定代表人刘某，自2016年以来，与东莞一家人力中介合作，由中介操作，派遣该校学生到东莞两家工厂实习，刘某则从中介那里收了90.4万元“管理费”，用于自己购房、个人消费等支出。河南周口某女子职专原法定代表人杨某灵，2014年至2020年，安排学校一个副主任与中介，和东莞一家电子厂签订学生实习合作协议，企业总共付了2131万元实习薪资等，但学校只支付给学生1383.3万元，剩余700多万被侵吞了。学生的安全问题也是潜在隐患。由于实习生进厂无法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也无法购买各种社保，一旦发生伤亡事故，就很棘手。“比如去上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在厂里受伤了，压力太大自杀了。”吴玉良认识不少同行，每年都因此被起诉。每到这时，学校就把压力给到中介，让他们无论花多大代价，都得把事情摆平。“你摆平过这类事情吗？”“有，但不能说。”吴玉良顿了顿，“没有涉及人命的，但受伤的处理了好几次。”虽说不担心“货源”，但吴玉良也承认，能够“进行买卖”的职校生只是一小部分，且主要集中在民办职校，“公立学校还是好很多。”所以，眼下他正忙着筹办一所民办职校——他知道公立学校不可能参与——要想把生源牢牢攥在手里，就得成立学校。“到时候，不管是中介还是工厂，都得听我的。”他端起100毫升的白酒分酒器，语气里带着几分志在必得，“办学校是件好事，总得给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一条出路。”酒桌上的人点头附和：“对对对，咱们当校长、做校董，不当老板了。”一侧的餐边柜上，一箱53度的飞天茅台和4条硬盒中华烟见证着这场生意的谋划和布局。即将完成这次采访时，李翔告诉我，他原本想报对口高考（专门针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行对口升学的一种考试形式，以“专业技能+文化考试”成绩为录取依据，和普通高考一样，须参加高考报名），但错过了报名时间。于是他放弃了这个选项，“就算考过了，大概还是上个高职，最后还得进厂实习。但凡上的学和‘职业’俩字沾边，基本逃不过进厂的命运。”今年6月毕业后，他大概率还是会去找个南方的工厂打工。毕竟在温暖潮湿的南方，他第一次被称作“学子”。（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采访对象姓名均为化名）...

胡女士通过婚恋软件认识了心仪的男友，一段时间后两人线下见面并确定恋爱关系。胡女士称，自己本以为遇到了真爱，可在准备结婚时，有了一个意外发现——男友不仅是已婚状态，还有一个儿子。分手后，胡女士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被七八名不明身份人员强制带到了安徽芜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我在精神病院被关了6天，还被认定为流浪人员。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个说法。”近日，天津的胡女士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她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目前王某因涉嫌重婚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4月7日，当地权威部门回应称，将胡女士送到精神病医院是出于对她的安全考虑。胡女士称，经检查她并没有精神疾病。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摄婚恋网交的“单身”男友已婚已育 女子报案天津的胡女士是一名生意人，平时在天津和北京两地居住。她说，2022年9月，自己通过婚恋平台认识了自称单身未婚的安徽人王某，经过一段时间线上联系后，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2023年两人线下见面，后于同年6月来到了王某的老家安徽省无为市开始同居生活。“他一直和我说自己是单身，到了他家后，他父母和亲戚也一直说他是单身，这期间我们都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周围的人也都知道。”胡女士说，因王某自称有项目在山东青岛施工，自己也有生意要打理，所以那段时间一直是青岛、天津、无为三地跑。“他说他是做工程的，钱要年底才能回款，所以日常家里的开销、给他父母的钱和家具家电添置都是我出的钱。”胡女士提供的相关单据显示，王某在无为市房子的物业费都是胡女士支付的。她说同居期间，前后花费了40多万元，王某一直称年底回款就还给胡女士，但却从未给过。胡女士介绍，2024年6月，两人有了结婚的计划，而此时胡女士发现王某有些不对劲。“这期间，我发现他有一个儿子，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情况，并且还一直帮他照料孩子。”胡女士说，就在她满心欢喜准备婚礼时，有人私下告诉她，他们应该没办法登记结婚，因为王某是已婚状态。胡女士说，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就像晴天霹雳。多次质问，王某一直称是误会。其间，因打算和王某分手，胡女士被家人接回了天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胡女士多次提出分手，并表示要拿回自己购买的物品，但发现已被王某拉黑了联系方式。“其间，他家人还砸了我的一些东西，报案后，辖区派出所没有立案。后来，我还到青岛去找过他处理分手的事情，但他还是回避不处理，也不让我搬走东西。”胡女士说，因沟通无果，胡女士以诈骗和重婚罪向警方报案，并提供了相关证据。2024年12月11日，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受理了胡女士控告王某涉嫌重婚罪一案。2025年2月10日，无为市公安局审查后，决定立案。同日，还受理了胡女士控告王某的诈骗案。胡女士称，她被强制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摄被强制从北京送到芜湖精神病医院“这期间派出所的人一直在劝我们和解，也没有对王某采取措施。直到今年4月初，派出所的人还一直在劝我和王某见面，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已经确定了重婚的事实，而且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还要让我和他和解。”胡女士表示，报案后她一直在等待警方的处理结果，没想到，今年3月初，她在从安徽回北京家里的路上，突然被人拦截后送到了精神病院。胡女士说，事发前几天她去无为市收拾了一些私人物品后，就开车从安徽出发准备回北京的家。3月9日，她在北京郊区的检查站停车时，突然冲上来七八名不明身份人员抢了她的手机、证件和衣服，并强行将她带上了一辆安徽牌照的车。车上的人告诉她，要带她回安徽处理她的案子。但胡女士被带到了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我记得到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是3月10日下午，当时听医生说，送我来的人说我是流浪人员，没有亲人，而且患有精神病。在医院的这段时间，我被喂下了大把大把的不知名药品，我多次反抗并要求出院，医生说要是我再闹就把我绑起来。现在我身上还有浮肿的现象。”上游新闻记者看到，胡女士的手臂和腿部都有明显水肿的情况，手按下去有凹陷，且回弹很慢。经南京市医院检查，胡女士并没有抑郁、幻想等精神类疾病。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摄6天后，胡女士的弟弟和生意合伙人经过多方打听后，才得知胡女士在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胡女士提供的一段其弟弟与医生的通话录音显示，该院医生称，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是精神病院，胡女士是被当地公职人员以流浪者身份送来的，其间她有多次撞门想要出去的行为，院方认为其精神有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治疗。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胡女士因“情绪不稳，行为冲动”入院。精神检查时，“接触被动欠合作，思维奔逸，存在关系妄想，情绪不稳定，易激惹，行为冲动鲁莽，意志活动病理性增强，自知力缺乏。”住院期间，对其进行了药物治疗。“患者配合度差，好反驳，在病房内行为显活跃。”医生还建议家属尽快带胡女士到精神专科医院继续治疗。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出院医嘱中还特别标注，住院期间医生给胡女士服用的药品，如长期服用可能会出现猝死、肥胖、心肝肾损伤、血象异常、昏厥、过敏等毒副作用。出院时，胡女士还被要求缴纳了4000多元住院费用。“家人接我出院后，我们第一时间到南京的医院做了检查，检查证明，我没有精神疾病。”南京市脑科医院检查报告显示，经检查，胡女士并未出现焦虑、抑郁、情绪低落、悲观厌世及幻觉妄想等症状。当地回应：安全角度考虑 带她到医院治疗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在该事件处理中，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赵姓医生多次强调系无为市一派出所工作人员将胡女士送到的精神病院，其间多次联系家属，电话均无人接听。胡女士弟弟则表示，胡女士被关在精神病院的6天里，并未接到电话，且多次提出家在天津，为何要被强制带到芜湖市治疗的质疑，均未得到回应。赵姓医生回应上游新闻记者表示，对于此事他不便透露太多。王某回应称，他和胡女士是通过交友平台认识的，两人只是朋友关系。她曾找过王某几次，但两人未发生关系。王某称，他曾配合警方进行过调查，都不是恋人关系就不存在重婚的说法，而对于警方对他涉嫌重婚罪立案的情况，王某称系胡女士伪造。目前，胡女士报警的重婚罪已被立案。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摄因胡女士怀疑将她带到精神病医院的不明人员与无为警方有关，4月7日，无为当地权威人士向上游新闻记者介绍，接到胡女士报案后警方很重视，并进行了大量调查。经梳理，胡女士所说的40多万元的消费清单并不准确，其间她的花费大多是日常开销，有些是她自己的支出。因此，经审查，警方认为王某并不存在诈骗的情节。另外，因王某与胡女士交往时确实为已婚且育有一子的状态，但当时正在准备办理离婚手续。为慎重起见，警方受理后进行了立案，目前仍在调查，是否构成重婚罪，近期会给胡女士一个准确回应。对于将胡女士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的情况，该人士称，在案件办理期间，胡女士多次强调自己要自杀，并表示因为该事件造成她重度抑郁。2024年，她曾有过在芜湖市治疗抑郁症的就诊记录。今年3月9日事发当天，是因为胡女士不听劝阻，强行从安徽开车到北京。考虑到她精神状态不佳，从安全角度考虑，公安机关才将她从北京郊区的检查站带到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经过治疗已经有所好转。“我们了解到，胡女士和王某的关系并没有到要结婚的程度，王某家里不同意，而且王某一直在外地打工，所以没有达到长期同居的程度。”该人士称，如果胡女士认为警方办案有问题，可以走法律途径到检察机关申请案件监督，但也希望胡女士能打开心结，相信公安机关会公平公正地办理案件。针对此案，北京富力律师事务所王艳涛律师认为，男子虽然事实上与该女子同居，但在同居过程中一直虚构单身事实，使得女子陷入了认识错误，支付大笔日常花费，致女方遭受财产损失。且男子及其家属明知男方已婚，却没有将真实情况告知女方，符合重婚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根据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另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该女子并没有伤害他人或者自身的危险性，公安机关不能直接将其送往精神病院强制就医。...

人龟情未了。这场面太治愈了！偶然看到东京的月岛街头，一处特别的风景：一个光头老爷爷牵着一只巨型乌龟，一起在路上散步。乌龟走得很慢，老爷爷也慢悠悠的，步履如此相搭。有人说，看到老爷爷让人想到了《七龙珠》里龟仙人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老爷爷叫 Hisao Mitani 三谷久雄，今年 72 岁（也有说是 75 岁），是一家殡仪馆的老板。在他身旁的是一只叫 Bon-chan 的非洲盾臂龟，两人已经相伴 29 年。有人把这幅画面叫“老人与龟”。而它们已经成为了城市的重要风景之一。每次他们一起出行，都会有小孩、路人围观；小朋友和龟打招呼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龙猫》？有点日漫电影，还有点宫崎骏的奇幻画风。当然背后是一个关于陪伴的故事。01一场29年前的奇遇Bon-chan是 29 年前，三谷的妻子送他的礼物。当时 Hisao Mitani 和妻子在宠物店看到了这只小乌龟，那时候它小小一只，憨态可掬，Hisao Mitani 的妻子对小乌龟一见钟情。于是夫妇俩把它带回了家，并取名 Bon-chan。Bon-chan 这个名字，源于日本的“盂兰盆节”（Obon Festival），这是一个纪念已故亲人的节日，据说逝去的灵魂会在这段时间回到人间。收养小龟的那一天正好是这个节日，于是小龟便以此被命名了。老爷爷的妻子在几年前过世了，而一人一龟，继续彼此相伴。02从手掌大小到突破 100 公斤“我无法空手离开那间店，但我们当时完全没想到它会长得这么大。”老爷爷后来回忆说，带走 Bon-chan 的时候，它还只有手掌心大小，原本以为它会像爬虫类一样，一生缓慢成长，没想到从 10 岁开始，Bon-chan 快速长大。如今Bon-chan已经是一只“庞然大物”了：身长约 1 米，体重约 100 公斤，甚至能载重 20 公斤的孩童。也难怪，Bon-chan 所属的非洲盾臂龟，查了一下这是仅次于加拉巴哥象龟和亚达伯拉象龟的世界第三大陆龟，也是生活在大陆的陆龟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不过虽然体型庞大，Bon-chan 吃得不多，日常饮食是一颗苹果、一根香蕉以及八片高丽菜叶，天气炎热的时候，几片清凉的西瓜可以用来消暑。长寿的秘诀好像被发现了。0310岁那年开始的“散策”Bon-chan 在 10 岁那年飞速长大，也开启了和老爷爷的散步之旅。它非常喜欢散步，很识路，当然也走得很慢，普通人大约走上几分钟就能走完的路，“龟速”自然要走上一个多小时。老爷爷形容自己的搭子：“这家伙个性非常固执，基本是我跟着它走，而不是它跟着我......我们在这一带很有名”。如今，这对“散步搭子“已经开发了三条路线，如果天气好的话，甚至会重复行走：“我们会在我家附近的购物街上走来走去两次，大约一公里。”同样有趣的是 Bon Chan 的“出街 look”，通常会有手工制作的龟壳罩布，和一些点缀的头饰。天气冷的时候，老爷爷会给它穿上御寒衣物。而出门老爷爷必带的当然还有一个布袋，里面放着龟伙计要吃的一些蔬菜。两人的衣物，每次看起来都很相称，老爷爷时而会精心搭配自己和好朋友的衣着。日系电影里的故事就这样跃出现实。04“如果......我走在你前面”如果我知道我会走在你前面呢？如今两人相伴散步，仍然是月岛街头一道风景，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华尔街日报》《镜报》都相继刊载。陆龟的寿命比人类长很多，非洲盾臂龟最长可活到 150 岁，而深知这一点的Hisao Mitani，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为他的好伙伴寻找下一位主人了。“我希望能找到一位愿意照顾 Bon-chan 的人，我想我还能再陪它散步 10 年吧。”转眼间，这则采访已经过了几年，而时间好像想让它们再相伴更久。看到有网友评论说，有人就是因为看了几年前这对散步搭子的视频入坑，自己开始养龟；也有网友说觉得伤感，果然留在世界的那位，其实才要面对别离啊。但还是会被疗愈到，在我们每一次和自然亲近，并且平静地思考死亡的时刻。中国古诗词里有一个词象叫“散策”，后在日本流转，从古人的“city walk”到有意识流的随心漫步，一人一龟在四季中走着，也像极了这般“散策”情境。景随时转，万物流逝，此刻珍重。...

2022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他的其中一件“身后事”，是由中国人来包办的。据多家媒体报道，东京一共有9家火葬场，其中6家都属于同一个公司运营——东京博善株式会社。安倍的火化仪式，正是在东京博善株式会社旗下的“桐谷斋场”进行的。此前，因为经营不善，东京博善株式会社已经由中国资本控股。除了火葬场，还有墓碑、棺材、冥币、骨灰盒等，近年来，这些中国制造的殡葬用品在多国市场持续增长，甚至进入了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中国人，正在承包全球的“身后事”。日本人离不开中国制造的棺材和墓碑山东菏泽曹县，一度以“宇宙中心”的梗而出圈，但在更早的时候，曹县是以“棺材之乡”而闻名的。2024年，曹县对日本棺木出口量突破120万套，牢牢占据其市场份额的90%。可以说，每10个日本人，就有9个，以后是要躺在曹县造的棺材里。当地的云龙木雕工艺有限公司，90年代后期开始面向日本生产棺材等殡葬用品，如今已发展成曹县最大的出口日本棺材企业。仅这家公司生产的棺材，就占据了日本市场份额的30%-40%。曹县生产的棺材 图源：日本驻青岛领事馆官网“我们的棺材用的是本地泡桐木，质地轻、耐腐蚀，符合日本火葬习俗。”另一家当地企业负责人介绍，日本传统棺材多为桧木制作，价格昂贵且依赖进口，而曹县有着规模化生产的优势，价格仅为日本本土产品的一半。除了棺材外，曹县人还生产日本人葬礼用的祭台，以及摆在家里的牌位。曹县生产的棺材 图源：日本驻青岛领事馆官网近年来由于少子化和老龄化严重，日本家族式墓地逐渐式微，迷你墓碑、骨灰存家等殡葬方式兴起，曹县企业很快就把握住商机，推出的“家居式骨灰盒”，继续在日本热销。日本人，不仅需要中国制造的棺材，还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墓碑。福建惠安，这座以花岗岩闻名的县城， 每年向日本出口超20万套墓碑，占据其90%的市场，年产值近20亿元。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人开始兴起了“修墓热”，而墓碑所需的花岗岩主要从中国进口。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本土墓碑的产能，已经跟不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日本人开始大量进口墓碑。惠安制造的墓碑在日本市场大受欢迎，一笔墓碑订单从日本到达惠安，只需3-4周，其单套价格仅为日本制造的三分之一。疫情期间，惠安工厂曾停工三周，这一度导致日本墓碑断供，东京殡仪馆被迫用临时木牌替代。日本网友不得不感慨——“连死都逃不过中国制造”。欧美兴起烧冥币中国的殡葬用品也瞄准了欧美市场。河北保定米北庄以扎纸花闻名，该地区借助这一传统优势，转而发展冥币等殡葬用品产业。近年来，“烧冥币”这一习俗在欧美社交平台悄然火起来，外国人称之为祖先钱（Ancestor money）。一位博主曾发布了一条关于烧冥币的热门视频，按照他的讲解，“给祖先烧钱是为了回报祖先对我们的保佑，并祈祷在接下去的时间里能继续保佑我们”。米北庄嗅到了这一商机，开始制作美元、欧元、英镑等多国货币版本的冥币，同时纸扎品也从传统的房屋、衣物扩展到iPhone、LV包、私人飞机，甚至还有满足宠物祭祀需求的各种模型。如今的米北庄村，被誉为“地下华尔街”，每年向海外输送数以亿计的冥币。2024年数据显示，万圣节期间，“祖先钱”在海外市场搜索量暴涨1800%，订单量同比激增135%，国内的源头厂货平台1688上，价格3.9元的600张冥币在亚马逊售价高达110元。美国亚马逊上售卖的冥币 图源：亚马逊官网在众多殡葬市场中，美国市场十分庞大，仅2022年一年的收入就超过180亿美元，且还在稳步增长。然而，美国的棺材市场基本上被Batesville和Matthews International这两大制造商垄断，占据了82%的市场份额，墓碑市场则被Rock of Ages、Smith Granite等大型公司和一些区域性企业所占领，相当难以打入。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厂商见缝插针。总部位于中国香港的Sich Casket已成为美国殡仪馆的重要供应商之一。凭借与当地殡仪馆的密切联系，Sich Casket的经销商遍布美国。同时，Sich Casket在北美有63个分销商仓库，还投资了自动化仓储系统。著名的超市Costco则与澳大利亚的供应商Scientia Coffins and Caskets合作，在超市售卖价格便宜的棺材。Scientia Coffins and Caskets的材质，由廉价环保的材料制成。主要产地，恰恰就在中国。“就像有人买得起法拉利，但总有人想要丰田。我们只是提供更便宜的替代品，让大家有更多选择。” Scientia的创始人说。年轻的中国商家们还看到了一个出路，那就是宠物殡葬。曹县的工厂已经开始做宠物棺材，并瞄准了美国这样消费力强的成熟市场。一套出厂价不到20元的宠物棺材，在美国亚马逊商家能卖25美元（约合人民币180元），这还是最便宜的一款产品。更加高端的宠物棺材，已经可以卖到200美元（约合人民币1500元），市场潜力巨大。即便是难以撼动的美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制造。...

“我坚决反对，我家人也反对，也没有经检察院法院同意，我却被当地公安机关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22天！”近日，安徽省淮南市市民张坡向大象新闻·大象帮反映，称自己在2024年6月，被当地公安机关单方面强制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检查治疗长达22天，期间被限制自由，禁止家属探望和接出院。事后，张坡要求当地公安给他一个说法，但至今无果。大象新闻记者赶赴安徽淮南市，见到了求助人张坡。张坡身上依然能看到多年前工伤的痕迹，而张坡所反映的情况，根源还要从这场工伤说起。1999年，张坡毕业分配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成为采煤工人，当年在井下作业时被失控的矿车撞伤，后被鉴定为五级伤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享受伤残待遇，领取伤残津贴，每月到手1300多元。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2010年左右，淮南市最低生活保障是260元左右每人每月，我的伤残津贴还够一家三口日常生活，而到了2020年以后，淮南市低保已经随物价提高到了680元左右每人每月，我的伤残津贴扣除各项保障后，到手只有1900多元，保障不了一家的日常生活。”前几年，张坡向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反映，要求提高伤残津贴标准，但单位与张坡就津贴标准应遵循的具体法规标准产生分歧，没有同意张坡增加津贴的要求，张坡不服，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把自己的情况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我这样做是为了引起单位领导重视，认真考虑我的诉求。”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2024年6月2号这天，张坡再次来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大门前，举着写有“实名举报”等内容的牌子，并拍摄视频，期间与前来制止的单位工作人员发生纠纷，随后张坡拨打了110报警处理。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接到指令赶赴现场处理纠纷，并将张坡带回派出所进行讯问。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讯问结束后，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的民警将他带上车，并告诉张坡要把他送到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科进行精神方面疾病的检查鉴定。张坡说，自己表示强烈反对但办案民警依然把他送进了医院精神科。根据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的入院记录显示：张坡入院日期为2024年6月2号，出院日期为6月24号，住院时间22天。同时入院记录上标示：“出院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家人不允许探视。”大象新闻记者在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张坡住院22天的病区看到，出入病区的门是封闭的金属栅栏门。“我在里面忍受了二十多天的屈辱，电话不能有，皮带和鞋带都被抽走了。”张坡说：“让吃药的话必须吃，还要张开嘴巴、翘起舌头接受检查，如果不吃，就会给你绑起来。”张坡回忆说，没有医院和医生的允许出不了病区，也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刚进医院时，他试图抵制反抗，但被医生捆在床上大概三四个小时，他无奈只能遵照医嘱，接受各项检查并按时吃药。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被关进精神病区那种恐惧和压抑的感觉，虽然过去快一年时间了，他至今难以忘记。22天后，张坡被派出所民警接出医院，并以寻衅滋事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对于拘留的行政处罚，张坡表示可以接受。张坡说，如果他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他愿意负任何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他接受不了的是，派出所民警在他没有暴力倾向和精神异常的情况下，在他本人和亲属坚决反对下，把他送进精神病科进行强制检查治疗，并且过程长达22天。“在这期间，我儿子要参加中招考试，我多次要求能不能暂时让我出去几天，等儿子考完试再回来，我妻子也去求情，但都没有得到允许，我觉得对不起儿子。”讲到这个细节，张坡的眼睛湿润了。张坡妻子也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她接到派出所民警通知，要把张坡送到精神病科进行检查治疗时，她明确表示反对，两人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丈夫平时的行为都很正常，亲朋好友和邻居都可以作证，张坡并没有显现出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和倾向。在安徽某司法鉴定机构对张坡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上，大象新闻记者看到，在精神医学诊断分析中写有：“成人智力测验报告:IQ：117分。未引出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可以排除脑外伤精神障碍。”“对自身违法行为辨认力及控制力完整。”等诊断分析结果。最终鉴定意见为：1、灾难性经历后的持久性人格改变；2、完全受处罚能力。大象新闻记者就鉴定结果的专业术语咨询了专业人士，被告知这结果意味着张坡不是精神疾病患者。随后，大象新闻记者咨询了北京中银（郑州）律师事务所的梁利波律师，梁利波律师表示：“公安机关直接送医首先需要确定当事人的行为表现和精神状态是否异常，第二是否存在紧迫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当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出现实施或可能实施伤害自身的行为、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存在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危险时，公安机关才有权直接采取送医措施。”梁利波律师还向大象新闻记者介绍，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公安机关直接送医还需要通知当事人的亲属，征求监护人或亲属的同意，如果监护人或亲属反对，公安机关可以要求亲属看管好当事人，如果产生各种后果由家属承担相关责任，但公安机关无权在亲属反对的情况下直接送医。但根据现场监控视频和派出所讯问笔录中张坡的语言描述显示，当时张坡并不存在精神异常迹象，也没有伤害或危害自身及他人的行为。梁利波律师还表示：“此外，若存在实施暴力伤害行为且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需通过司法程序申请强制医疗，检察院确认符合条件的，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法院审理后作出是否强制医疗的决定。审理期间，公安机关可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此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特别程序，需经法院裁决，检察院全程监督，公安机关无权直接决定。”梁利波律师告诉记者，国家制定此方面法律法规的初衷，除了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考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益不受侵害。此外，张坡司法鉴定结果出来以后，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将张坡接出医院的当天，直接又对张坡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拘留8天。对此梁利波律师也表示异议，既然已经在精神健康的情况下强制送医22天，已经剥夺了张坡的自由权，而在确定当事人没有精神疾病后，再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因为有病被关一次，因为没病再被关一次，这一行为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在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后，大象新闻记者联系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的办案警官，咨询张坡反映的情况和办案民警掌握的情况是否有出入，具体办案警官拒绝接受采访，让记者有事可以拨打淮南市110联系相关部门。目前，张坡坚持要当地公安机关给他一个说法，并就此事向当地法院起诉。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和我伤残津贴标准是不是合理的问题相比，我现在更关心我的公民权利是不是受到了侵犯，同时希望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要发生在第二个人身上。”...

上市公司普邦股份10年前的一单并购，竟牵连一家民企遭遇离奇的飞来横“债”。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故事A面是：2015年，普邦股份收购四川深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深蓝环保”）100%股权，后者在4年对赌期内均“踩线”完成业绩承诺，之后业绩“变脸”。2023年，普邦股份将深蓝环保“甩卖”。隐藏于水面之下的B面则是：脱离普邦股份后的深蓝环保引发离奇争端。民营企业四川佳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佳和建设”）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在普邦股份控股深蓝环保期间，佳和建设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竟在2015年至2016年间与深蓝环保签订了四地（边坝、江达、左贡、芒康）共六份工程合同，涉及工程款合计1.28亿元。“全是假的！我们与普邦股份、深蓝环保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和合同纠纷。”近日，佳和建设副总经理吴志全对记者说，公司直到2024年12月下旬收到上述合同对应的四份调解书后，才知道已欠下深蓝环保6000万元债务（注：法院调解后金额），随后，深蓝环保于今年初申请强制执行，导致佳和建设相关账户被冻结。作为深蓝环保时任控股股东，普邦股份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称，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当时不仅有工程合同，还有款项往来。相关方各执一词，解开谜团的关键指向深蓝环保。奇怪的是，按照法院调解书及公开资料披露的深蓝环保的住所地，记者3月下旬实地探访却并未找到该公司。深蓝环保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谢非在电话里对记者表示：“我已经离开深蓝环保3年了，有事情请找公司。”“根据我多年接触的案例经验，（深蓝环保）财务造假是大概率的。整个过程中有太多离奇的地方，我觉得哪一方的说法都不能全信，真相如何，还需监管部门介入调查。”某券商并购部高管称。“假如确实存在财务造假的情况，那普邦股份也是受害者。”普邦股份总裁杨国龙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要求广发证券和正中珠江（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中喜（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底稿，一旦查出问题，我们也会报案。”离奇 6000万元债务“从天而降”从头梳理事件脉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佳和建设方面一直强调，公司与普邦股份、深蓝环保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和合同纠纷，为何会出现在深蓝环保的合作方中？“我们跟普邦股份和深蓝环保之前真的没有沟通联系。”吴志全说，在对相关合同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公司“凭空”背上了6000万元的债务。记者调查发现，对佳和建设涉及的上述1.28亿元工程项目，普邦股份在对深蓝环保完成收购后，曾于2020年7月回复交易所有关2019年年报问询函时，披露过佳和建设的名字。当时公告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对佳和建设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0408.67万元，坏账计提比例为33.51%。此后，普邦股份在2022年相关公告中也披露过“债务人”佳和建设的相关信息。疑问随之而来：在过去四五年里，佳和建设为何一直没有发觉公司被列为债务人的信息，直至2024年底相关诉讼调解书送达时才发觉？佳和建设方面给出的解释是：“四个诉讼的相关法院没有通知公司，调解书及案件也没有上网，公司无从发现相关案号涉及的诉讼。并且，公司与普邦股份在业务上也没有交集，没有理由会去关注一家没有交集公司的公告。”由于佳和建设迟迟未向深蓝环保支付相关工程款项，其间普邦股份将上述款项列为应收账款。普邦股份在2022年6月回复2021年年报问询函时披露，公司对资信状况存在问题的客户进行单项计提，其中对于佳和建设，截至2021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1.04亿元，公司按50.56%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按照佳和建设方面的说法，公告中所述的调解书，是深蓝环保在“自导自演”。根据佳和建设提供的四份调解书复印件，针对上述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左贡、芒康、江达、边坝四地法院在2022年1月17日至1月21日期间先后立案并进行了审理或调解。最终，经过法院调解，深蓝环保通过委托诉讼代理人四川天天律师事务所的伍姓律师，与佳和建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的曾姓律师签下了四份调解协议。“我们从未委托调解书中的律师代理公司参与这四份调解，也从没见过曾姓律师。”吴志全称，针对上述状况，佳和建设今年1月下旬向成都市金牛区司法局投诉举报调解书中所谓的被告代理律师。经金牛区司法局当场电话问询，曾某承认从未见过公司高管、员工等，是深蓝环保的代理律师四川天天律师事务所伍姓律师与其联系，向她提供伪造的佳和建设的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并请她于2022年1月一同前往边坝等地进行立案、获取了四份调解书。佳和建设市场部经理黄凯茜向记者播放了当时在金牛区司法局，工作人员相关的问询视频，以作证明。佳和建设所述是否属实？记者3月31日前往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律所人员称“曾律师不在”。记者随后拨打曾某电话，她在得知记者身份后，以“不接受媒体采访”为由挂断了电话。在四川天天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称“伍律师不坐班”，让记者留下联系电话和咨询事宜由律所转达，但截至发稿前未获回复。有意思的是，经过记者逐一比对，尽管每份调解书确定的应还债务金额不同，但最终四份调解书最终确定的佳和建设债务金额却是整整6000万元，与普邦股份公告数额一致。按照佳和建设的说法，公司不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莫名背上了逾亿元应付款项，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法院调解书“坐实”了6000万元债务。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作为“受害者”的佳和建设，只要找到事件的当事人——普邦股份、深蓝环保及律师伍某，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部分真实细节。“该找的我们都找了，前期也曾到广州与普邦股份交涉，但对方却不解决、不面对问题；深蓝环保相关代理律师后来也采取不回信息、不接电话、不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黄凯茜说。“深蓝环保这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也是遭受了无妄之灾。”据普邦股份相关人士介绍，公司2023年已将深蓝环保转让给广州德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和广州德赛银链科技有限公司。杨国龙称：“佳和建设春节前确实找过我们，希望把被冻结账户解冻。我们帮忙对接德赛方面以后，后续就没有再跟进，佳和应该去找深蓝和德赛，不应该找我们。”悬疑 真假项目工程合同深蓝环保申请执行的法院调解书，大致勾勒了深蓝环保所称与佳和建设的合作情况。例如，西藏边坝县自来水处理工程合同的由来是，2015年7月18日，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签订《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饮用水水源地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合同文件》，合同总价款为1350万元，该项目于2015年12月30日完成竣工验收，佳和建设向深蓝环保支付了工程款239.64万元，尚有1110.36万元未支付。又如，2016年5月10日，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签订《西藏昌都市左贡县城市给水工程合同》，金额未披露，工程款均未支付。2016年5月30日，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签订《西藏昌都地区芒康污水管网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合同文件》，约定原告为芒康县污水工程项目提供设备材料并负责安装，合同总价为3970万元，工程款均未支付。但佳和建设提出，上述工程项目疑点颇多，甚至“并不存在”。佳和建设方面表示，公司只在江达县和边坝县有工程项目，且与深蓝环保无关，在左贡县、芒康县则均未开展过业务。据佳和建设介绍，公司在江达县获得的两个自来水项目，中标金额分别为746.83万元和999.19万元，远低于调解书上江达自来水项目的金额。黄凯茜说：“我怀疑深蓝环保根据我们在江达的项目编造了其他项目。”佳和建设还称，公司曾向相关部门核实，其中左贡县住建局、芒康县住建局以及芒康县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均未查询到调解书中涉及的项目及相关拨款记录。但佳和建设并未提供调解书中提到有回款记录的江达县与边坝县的相关核实记录。记者注意到，在上述合同项目中，有多个项目的合同名称仍使用“昌都地区”，而实际上，昌都地区早在2014年就已撤地设市。据工程招标业内人士介绍，金额较大的政府工程需要履行严格的招标程序，流程较为严谨，因此在“撤地设市”一两年后，合同中仍使用旧称“昌都地区”而非“昌都市”，不合常理。记者查询了2015年至2016年昌都市的一些招投标记录，发现当地政府工程在这一时期已普遍使用“昌都市”的表述，未发现使用“昌都地区”的情况。上述项目在普邦股份的公告中曾多次出现。2020年4月25日，普邦股份公告推迟发布2019年年报，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审计机构前往施工项目所在地考察受到限制，其中特别列出了深蓝环保涉及西藏的四个项目，包括西藏昌都市左贡县城市给水工程、西藏昌都地区芒康污水管网工程、西藏江达县自来水项目、西藏昌都地区芒康污水管网工程。不过，不知是否由于工作人员疏漏，其中“芒康污水管网工程”重复出现，却未出现边坝自来水处理工程项目。2022年6月17日，普邦股份在回复深交所对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时，披露了以上项目的签约时间。2022年8月6日，普邦股份在累计诉讼及仲裁的公告中，披露了这些项目的涉诉金额为10370.67万元。不过，在该份公告的表格中，法院调解书中合同额为3970万元的“芒康项目”，却被写在了“左贡项目”中。究竟是调解书将两个项目信息写反了，还是普邦股份在发布公告时出现了笔误，不得而知。针对佳和建设关于相关工程真实性的质疑，普邦股份予以强烈否认。杨国龙对记者表示：“佳和建设此前曾向深蓝环保打款一两千万元，没有业务往来，这些款项从何而来？假如存在造假，那就是佳和建设在配合深蓝环保一起造假。”普邦股份董秘刘昕霞补充称，普邦股份有合同、验收单和回款记录等证明资料，并已提供材料给广东证监局。若确实存在回款记录，佳和建设此前声称与普邦股份、深蓝环保无任何业务往来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面对这一质疑，佳和建设解释称，有可能是（相关方）通过营业执照复印件在当地银行开设了佳和建设的账户。然而，这种解释在业内人士看来略显牵强。普邦股份历年年报（及问询函回复公告）披露，公司从2017年开始就存在一笔1亿元左右的应收账款可以与佳和建设相对应，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则分别为10934.67万元、10934.67万元、10408.67万元和10370.67万元，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分别为664.47万元、1564.40万元、3488.34万元和10370.67万元。显然，2020年年报时，公司已经将该笔应收账款进行了全额计提。这笔应收账款为何迟迟未催收？普邦股份解释称，公司一直在督促深蓝环保收回款项，且会计师事务所每年都会发出询证函。然而，深蓝环保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表示收款困难。“我们也很无奈，项目已经验收，却还被提出质量问题。”杨国龙表示，普邦股份收购深蓝环保后，公司虽然派驻了董事和监事，但深蓝环保的运营仍保持独立，即由谢非继续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日常运营。2022年初，因前述调解协议，普邦股份对该笔款项进行了财务处理，将计提金额调整为5243.65万元。对于此前申请法院调解，杨国龙称是深蓝环保擅自进行的，普邦股份此前并不知情，直到2022年3月年报审计时才发现。“事情发生后，我们立即接管了深蓝环保的公章。”杨国龙称。蹊跷 深蓝环保不见踪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事件主角深蓝环保，却不见踪影。据相关法院调解书中披露，深蓝环保的住所地为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三路8号新希望国际大厦C座24楼，该地址与天眼查等软件显示的深蓝环保注册地址一致。3月24日下午，记者前往该地址发现，新希望国际大厦C座24楼目前有两家企业办公，一家是游戏公司，另一家是私募公司，并没有发现深蓝环保的“踪影”。记者随后向楼下保安、快递员以及同楼层游戏公司询问，对方均表示没有听说过深蓝环保这家公司。“事发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去这个地址找深蓝环保，但也是找不到，所以才去广州找普邦股份。”黄凯茜说。围绕前述工程合同的情况，记者进行了多方求证。谢非在接到记者电话时表示：“我已经离开深蓝环保3年了，有事情请找公司。”随后结束了通话。作为普邦股份收购深蓝环保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保荐人成燕说：“太不可思议了，据我对深蓝环保和谢非的了解，（项目造假）不太可能啊。”成燕表示，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在普邦股份收购之前，广发证券对深蓝环保的项目进行了详细核查。她也坦承，项目收购完成之后，督导工作比较依赖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就目前了解的信息，几个项目都是有据可查的，广发证券正在紧急查阅相关底稿。”同时，记者也向项目所在地的住建部门进行了求证。左贡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公司来了解过相关工程的情况，“没有听说过这个项目，但这仅限于我了解的情况。”芒康县住建局工作人员也表示，没有相关项目。江达县住建局工作人员查询资料后回复记者，确实有两个佳和建设中标的自来水项目，金额与佳和建设所述基本相符。边坝县相关工作人员则称因时间久远需查询后才能回复，截至发稿，记者尚未收到进一步信息。记者还联系了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和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均未获得回复。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执委会主任、高级合伙人李敏表示，假如这些项目确实不存在的话，那深蓝环保此前申请的诉讼调解可能是无效的，应该终止，且涉嫌构成虚假诉讼。作为接盘方，德赛环保的法定代表人樊文凯向记者表示，公司一直与当地法院保持沟通，了解到此前的执行程序确实可能被终止，这要看法院再审的情况。“佳和建设的案子比较复杂，我们也在等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具体的情况不方便透露。”记者随后联系了当地法院。芒康县法院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的案件已移交中院裁定是否再审，此前的强制执行程序是否终止需视再审结果而定。记者进一步联系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立案庭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裁定芒康等地法院再审此案。回到事件的原点。2015年4月，普邦股份披露，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蓝环保100%股权。深蓝环保原管理层股东同时对应给出了后续年度的业绩承诺。随后的2015年至2018年期间，深蓝环保均“踩线”完成了相关业绩承诺。2019年开始，深蓝环保业绩迅速下滑。“假如确实存在财务造假的情况，那普邦股份也是受害者。”杨国龙表示，“我们正在要求广发证券和正中珠江和中喜提供底稿，一旦查出问题，我们也会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