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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工人准备进林采果。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1月初的赣州，刚下过一场小雨，脚底的寒气顺着湿泥往上钻，人们下意识缩肩、抖腿、把手往袖口里塞。和多数货车司机一样，一到这样的季节，薛永军就会穿上一身黑袄、黑裤、黑布鞋。他站在田头，看着山坡下采果的工人，面色凝重——这是他第一次卖脐橙。果树间的窄路只够两个人错身，采摘工人一趟趟把脐橙从林子深处抬出来，筐沿被手套磨得发白。土路旁四名挑果工，蹲下、弯腰、翻捡，动作熟练，坏果、烂果被随手挑出丢到一边。两名倒筐工守着冷链车的车厢口，接过筐就往里一扣，脐橙滚落、碰撞，发出沉闷的“咚咚”声，车厢里很快堆起一片亮橙色的坡面。薛永军的弟弟则在一旁，一边记录数量，一边紧盯工人的动作。为了这一车脐橙，薛永军从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先配货到安徽，又从安徽继续配货，兜兜转转一周才抵达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全程约两千公里，预计挣得运费1000元，扣除每日200元的车贷，还得倒贴点。“这次来拉脐橙就是赌一把”。交谈中，薛永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已经3个月没能还上车贷。2025年12月以来，大批货车司机涌向脐橙、砂糖橘、沃柑等水果产地，“自己拉、自己卖”。没人说得清这股潮水从哪里涌起，只记得，快手、抖音的页面开始不断出现“货车司机卖水果”的视频，随后越刷越多。视频里，司机在产地用最低的价格装满一车水果，凭借高速费“绿通”政策免去过路费，进城后把车厢改成临时摊位，在路口、集市一字排开，然后加一点价进行“直销”。所谓“绿通”，是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全国统一《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内产品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其中“整车合法装载”包括车货总重与外廓尺寸不超限、鲜活农产品占车辆核定载重量或车厢容积80%以上、不与非鲜活农产品混装等要求。在短视频的叙事里，这是一门几乎稳赚不赔的生意：两万斤水果，卖完快则数小时，慢则两三天，到手两万元，净利一万元。可当薛永军和更多司机真正躬身入局后才发现，现实的账本并非如此简单。采果工在搬运脐橙。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新手的机遇薛永军原是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月收入过万，后来工地开始频繁拖欠工资就离开了。看中运输行业现结、周转快，他于2023年掏出5万元并贷款18万元，买下了一辆货车。但没想到，货车也不好跑。全国约有3800万名货车司机奔波在路上。他们常说，“车轮停，收入停”。货车司机的经营模式简单：接单、装货、送达、收钱。如今大量订单来自数字货运平台，物流信息部或货主会按送什么货、跑多少公里、几天时效，给出“一口价”。接或不接，全看货车司机自己衡量，他们要判断价格能否支撑油费、路费、磨损、空驶、压车等风险。“这两年的运费实在是太低了，相同地点，相同货物，运费少了一半。”不止一名货车司机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25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司机普遍反映2024年整体收入较2023年下降，其中个体经营司机反馈收入减少接近八成。报告也显示，货车司机月收入多集中于5000-8000元。其中，受雇司机约67%收入在5000-10000元，分布较为集中；个体司机收入则相对分散，同区间占比约48%，另有近20%月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司机多、货少，价格再低，也有人接。”司机们往往用更长的路程去补运费。原先只跑省内的车开向全国，北方牌照频繁出现在南方干线；不跑云贵川的人，也开始往多山的线路钻。山路费油、费刹车片，事故风险更高，但“有单就不错了”。“实在是没办法了，”薛永军抬头看了看车里的脐橙，“拉货挣钱的话，怎么会想卖水果呢？”事实上，货车司机卖水果并不是新鲜事。有司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些年，很多人只是“顺路捎带”，因为冬天水果易储存。若恰巧拉货到某个水果产地，就会买几筐塞进车厢空隙，回家送给亲戚朋友，若还有剩余，就卖给邻居街坊，“赚点油钱”。真正的变化发生在近两年，当“一口价”的货运订单越来越像一场低价竞速，司机们开始把目光从方向盘上挪开去找路。“卖水果”变为越来越多人认真考虑的生计。到了2025年年底，这条路突然被更多人挤进来，重要原因在于，脐橙价格下探，给了新手试水的空间。以赣南脐橙为例，多名果园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5年11月开园，市场收购价每斤不足1.5元，而2024年同期，每斤则是2-3元。进入12月，各产地脐橙集中上市，收购价跌破1元，甚至五六毛就可以拿到品相不错的果子。“今年真是卖不动，成本价就1元，卖一斤亏一斤。”一位果园主无奈地说。而在司机的账本里，跌破1元，意味着可以两三万元的总成本入局，靠低价走量挤出利润。水果较于其他的品类走量速度快，购买人群多。冬季的脐橙恰好皮厚耐放、抗折腾、损耗低，可以散装上车，省去装箱与人工成本，试错成本低。而那些手头宽裕、已有客群的司机，选品多样——耙耙柑、果冻橙、沃柑、砂糖橘，它们更受欢迎，单价更好，但也更考验资金周转、保鲜条件和销售速度。铺垫在货车底部，防止脐橙冻坏、碰撞的棉被。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干中学呗”货车司机懂车、懂路、懂一口价的运单，但大多不懂水果。货是什么、装多少、跑多远、多少钱，平台和货主会用一串标准化文字写清楚。可一旦把货换成水果，这套经验就失灵了。同样是一车脐橙，差异往往藏在肉眼不易量化的细节里：糖度、成熟度、果径、果面瑕疵、耐放性、坏果率，甚至同一片山坡的向阳背阴，都能把品质和价格拉开。他们像一群突然闯进另一门行业的学徒，只能先在手机里“补课”。他们问搜索引擎、问短视频平台，更时髦的还会问AI：怎么挑园子、怎么看果子、散装怎么码才不压坏、怎么避免被坑、怎么找靠谱货源。“信息确实比过去透明了。”水果商贩高国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十多年前他在北京做水果生意，想找产地得靠“跟”——偷偷跟在本地果贩后面，盯着他们去哪里进货、在哪里装车。“现在不一样了，所有信息几乎都能在网上找到。”货车司机们无一不坦言，自己并不懂水果，“一辈子都在摸方向盘，现在做了这个，就干中学呗”。水果商来产地看果，第一句话从不是问价，而是问果子品质；货车司机不一样，他们在电话里就试图把价格压到最低，“五毛五有没有？六毛行不行？”到了现场，才开始谈品质。不懂水果的司机有个共同点，一上来就要看“大果儿”。有人刚下车就指着脐橙树上最大的几个问，“这种有没有？”常常惹得众人笑出声。懂行的会把脐橙摘下来给他看，指着果子说，“大果一般不是好果儿”。脐橙要卖相和口感都稳，果径在85毫米上下更合适；90、100毫米那种大果儿，多皮厚、干水，切开不出汁，口感发柴。对新手来说，这种反直觉的经验，很难靠看视频学会，只能靠一次次上手、一次次前往果园学习。河南三门峡的货车司机李阳第一次被问住，是水果店老板找他拿耙耙柑时，对方问及甜度、规格和产地，他却一个也答不上来，只能含糊其词地说“挺甜”“大果”“四川来的”。他是“越拉越有经验”的典型。后来，他再去水果产地，就会盯着同一品种在不同园子、不同坡向、不同采收期的差异；跟着装车和分拣的工人学怎么判断果面、怎么摸硬度、怎么挑出容易烂的那一筐。在采访中，李阳颇感骄傲地分享，如今他不仅会看果，还会看树。知道每一类水果的生长周期，哪个阶段该施什么肥，哪一阵雨后病害容易上来，甚至在决定拿果时会看日历和天气——这不是玄学，而是为了预估成熟度、采收窗口和运输风险。挑果工与装车工正在为薛永军的货车装脐橙。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最忙碌的角色短视频平台成了新的“交易集市”。产地果农、果园公司往往会在个人主页或视频中留下联系方式，镜头里掰开脐橙讲“看这个皮”“看这个色”，顺手甩出一句“要货加我”。货车司机们照着打过去，逐一询价，却很少直接找他们拿货，而是喜欢找一类叫“代办”的中间人。被问及为什么不直接找果农？司机们的回答几乎一致：担心被骗，也担心自己挑不出好货，还担心装车当天出岔子，到时该找谁协调。高国套说，在产地，水果商同样喜欢通过代办找货源。水果供给高度分散，园子分布零碎，且每年的果子可能存在差异。而代办熟悉当地的一切，谁家的园子今年树势好、哪片坡向着色更均匀、哪支采摘队手脚快、哪条路可以进多大的车、哪个时间点能放价。“找代办能多看货、多比价、出了事也好处理。”多名代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的生意模式大致有三种：一是按装车斤数收服务费，带人看园、看果、谈价，并协调采摘装车，按斤收代办费；二是先把一片园子的货以相对低价锁下来，再加价卖给买方，同时仍按斤收服务费，利润来自价格差、信息差和时间差；三是一口价承包整片园区，自己雇人采摘、自己承担损耗与滞销风险，再转手卖出。“越往后走，资金、人手、判断力的门槛越高，行情一变，亏得也越直接。”同样做代办的薛汉藤坦言。代办是这股“货车司机直销水果潮”里最忙碌的角色。和代办阿龙搭上话，是在1月7日上午十点，他说自己前一晚凌晨一点才睡，早上六点醒来，两眼一睁就开始打电话，此刻正准备出门吃早饭。阿龙个头不高，身形偏瘦，之前做过二手车生意，头脑灵光、算数很快。他做代办才两年，已在当地水果圈“小有名气”。他有两个手机，一个放在方向盘旁边支着免提，一个搁在腿上，屏幕亮着一排未读信息。他解释说，其中一个微信号已经加满了。和他共处的6个小时里，他的通话几乎没断过，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跳跃。自2025年12月以来，他每天要接打几百个电话，有司机的、果商的、果园主的、采果装车团队的等等。只有偶尔的通话间隙，才能插进问题。他会选择性地回答，但时常沉默，“脑子里事实在太多”。阿龙的团队不大，五个人，四辆车。每天开着车带客商四处看果。2024年，这些车里坐着的大多是果商果贩。2025年，车里更多坐着货车司机。“每天十辆车出去装果子，其中有九辆是货车司机的车。”阿龙团队成员阿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4年，从果园11月开园到次年3月，团队总共卖出去两百多万斤果子；到了2025年，一个多月的出货量就已经超过2024年总量，“每天出货二十万斤”。需求一下子涌上来，最先缺货的是“便宜好货”。进入1月，脐橙果园中，小园好果已少，大园好果更贵，仓储货又在等春节溢价。货源紧张到一定程度，中间人只能再去找中间人。阿龙团队不得不去找同城其他代办交换信息，但交换不是免费的。在这个信息比黄金贵的时段，抽成亦十分可观。阿龙的代办公司园区外。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水果战队”渐渐，果园出现了一群令阿龙头疼的人，他们开始慢下来，开始对比，也开始抱团。有一群货车司机跟着阿龙的团队看了四五天果子都没定下来。这群人中，最能说会道的是王希龙，大家叫他“龙哥”。龙哥嗓音沙哑，说话幽默，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前做过七年主播。龙哥组建了“水果战队”。战队最初只有四个人，素不相识，因第一天碰巧坐在同一辆车里去看果而熟络起来。组队的想法也是龙哥最先提出。到访第一天，他们连看了三四个果园都不满意，小果园果量少、管控差、品质差。大果园管理严、货量集中、品质平稳，但价格高且不愿意散卖。龙哥于是在车里跟同伴说，“先把量搞起来，再去找大园子，还能压压价”。薛汉藤说，脐橙这种品类，量多确实有压价优势，“但通常也就1到2毛”。可这一毛钱对司机至关重要——一车几万斤，一毛压价就是几千元，直接决定这趟车是赚是赔。后来来找阿龙的司机越来越多，大家在阿龙公司门口、办公室里一再遇到，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变成十多人，龙哥也顺势提出“二十万斤计划”，专找大果园。真正让“水果战队”成规模的，是队里两位来自山东的90后男生。两人此前是同事，一到运输淡季就用货车去原产地采果拉出去卖，这几年一直如此。龙哥记得，有一次他们去到一个果园，其他人还在往里走，这两人站在路边远远望了一眼就说“不行”。别人还没看出问题，他们已经指了出来，最后代办也慌忙打圆场，也表示果子确实不太好。之后的战队成员去不去、订不订，常常要等这两个人一句话，他们的判断成了风向标。“几人一绑定，一人说好，全车都能订；但只要一人说不行，所有人都开始按兵不动，很难搞。”阿龙挠头。每天看果回来，阿龙的办公室就挤满了人。大家分尝不同果园带回的脐橙，用测糖仪比甜度，争论哪家更好。账也同步算着：市面脐橙已卖两个月，超市能卖两三元，可流动摊贩已打起九毛九的价格战。如果八毛五拿货，算上人工、油费和损耗，落地成本就得一块多，“这价太难卖了”。越算越紧，越紧越想再看看果园，压压价格。战队内部偶尔能够嗅到一些隐蔽的压力，有人其实想尽快订货，面对“再看看”的一致决定，只能面面相觑；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很快就被反驳回去。每次一帮人聚在一起时，龙哥会三令五申“不强求”，但同时强调要“团结一致”。在信丰县看果的第六天，这支队伍终究耗不住了。连着跑了十几个园子，每多耗一天，利润就被削薄一层，时间也在推着他们做出选择。龙哥带着几个核心成员，最终以每斤七毛的价钱，包下了一座园子里全部十万斤脐橙，并非十分中意，只是品质和价格勉强可接受。其余人分头行动，一队人以八毛五的价格拼车另订一园，还有人咬牙决定，第二天接着看。“水果战队”一起检测脐橙糖度。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决战目的地果子装好、封车、上高速时，真正的风险才开始显现。在产地装车那一刻，司机们通常已经算过一笔账，果价、代办费、挑果倒果的人工、装卸费、油费，再加上途中损耗。此账一出，便对最终售价有了大致的判断。只是，数字算得再细，也只是到目的地之前的账。真正决定能否赚钱的，是到站后车停在哪座城市的哪一段路口，以及那块纸板上写什么价。黄牌货车进城难，是司机们绕不开的第一道门槛。司机们的车多为大型货车，主要分为黄色牌照和黄绿双拼色牌照，前者属于传统燃油车，在环保和交通压力下面临严格的进城限制；后者作为新能源车，享受政策鼓励，在绝大多数城市的核心城区享有更宽松的通行权。目前，黄牌货车仍占多数。限行让他们很难进到城市核心区，更多时候只能在外环、高速路口、县城边缘、乡村集市摆摊。真要进城，就得卡着限行时间外进出；即便挤进去了，也常被城管、交警追着走。“停错一个地方，半天就没了。”目的地怎么选，决定了定价的上限。进价差不多，卖价却能差一倍。司机们的经验是，江浙沪消费力高，1元以下的采购价，最终卖到3元以上并不稀奇；南方人买得少，一次拎两三斤，反倒更能接受高价；北方常成袋买，走量，价就得压下来；乡村集市人少但量大，定低价以便跑量；县城人多但量少，摊位更分散，有时反而要抬高单价，靠每斤多出来的几毛去补损耗。6米8的车，2.2万斤的货，第一车脐橙装好后，龙哥连夜从赣州赶路，目的地是浙江省宁波市周边的镇。他说自己当时没想太多，就盯着一个时间点，元旦前最后2天的销售旺季。2025年12月30日下午3点，他把车停在工厂旁的一块空地，掀开篷布，装上喇叭，架起电子秤，把纸板往车头一靠，写上价格。下班时间，人潮涌来，六小时，全车脐橙卖光。最新的一车脐橙，按照原计划，他仍想拉去宁波卖，“水果战队”里的几个人也都看好那边，“价格能撑起来，客流稳定，吆喝的力气不会白费”。但装车后，龙哥家里临时有事，方向一拐，改去景德镇。但在这里，龙哥却遭遇危机。一天早上，龙哥把车停在一排门面外，刚摆开，附近水果店老板就走了过来，看了眼价格，没吵，转身打了电话。不久，房东出现，几个本地人围上来，语气不凶，但态度强硬，“你这车停这儿不合适，走吧”。好在被正在买水果的顾客给拦了下来，房东只能带人悻悻离去。“他店里卖3.98元/斤，找人来也正常。”另一位司机也遇到过类似情形。有的水果店会举报你占道，会说你影响门口生意；有的还会把顾客拉回店里，高声讽刺，“你去他车上买，坏了没人管”。司机们听了也不反驳，就让顾客当场掰开尝。若在外地卖货，遇到强硬的同行，只能更换地点，秤收了又摆，摆了又收，“外地人不好和本地人起冲突的”。2025年12月23日，安徽合肥庐阳区颖上路，一货车司机正在销售新鲜水果。视觉中国/图渠道，是跑出来的对货车司机们来说，卖水果挣钱的一大要义是“快进快出”。他们不仅要考虑投入成本，还要纳入放弃跑车送货挣运费的机会成本。采购、装车、赶路、摆摊，一环接一环，每个人都想着尽可能在两三天内将全车水果清空。拖得越久，损耗越大，这笔账就不划算。真正卖得快的，往往不是嗓门最大的人，也不是定价最低的人，而是有渠道的人。有的货车司机到地方后，直接低价出给批发市场，虽然利润薄，但能一口气出掉大半车，风险瞬间转移；有的走社区团购，提前在微信群里收订单，货到后用小面包车或平板车从大车上分装，一户户送上门。“终究是个买卖。要想赚钱，得有退路，有筹划。”龙哥说得直白，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一定赚，但不会亏，因为他有门路可以消化掉可能滞销的果子。“啥都没有，一头猛扎进来，很容易赔钱。”龙哥说，若最后卖不动，他便会低价分销给熟悉的批发商，把损失锁住。李阳的货车还未抵达三门峡，他要卖什么、哪天到、什么价、车停在哪里等消息早已在他和家人运营的微信群里传开。这是他每次拉水果返乡的常态，车还没停稳，一两百号人早已在目的地候着，就等开厢卖货。这门“到货就卖”的本事，是他用几年时间跑出来的。2022年底，他路过四川，听人说耙耙柑好卖，就顺手买了几筐塞在车厢缝里带回小区，低价分给邻居尝尝。没想到第二年，已经有人在业主群里下单等他再拉水果。接着，订单从一个小院蔓延到整个片区，水果店老板也开始找他拿货。如今，他已不用“顺路带货”，而是开着自己13米的半挂车，专程从产地拉整车。近二十个微信群陆续建起，短视频平台也开了直播。可李阳终究是少数。山东潍坊货车司机孙志勇的第一车脐橙，在拉回家后先分出1万多斤给熟悉的批发商，剩下半车自己留着卖，但没想到耗费了一个多星期才卖完，但他也不急，“挣得还是比运费多点，就够了”。薛永军的货车内部。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薛永军的第一车水果销售得并不理想。1月6日中午装箱完毕后，农户留他在家里吃午饭，他拒绝了。他想尽可能快地赶回河北，越早到家越早开卖。他和弟弟两人当晚将车停在服务区休息两三个小时后，又继续赶路，于次日晚上7点抵达，8日早上5点多他就把车开出去卖脐橙。薛永军只有零售散卖这一个渠道，三天过去，他只卖了1000斤。纸板上的数字换了两次：先是1.7元/斤，后来改成1.5元/斤。旁边停着同样的大车，价格写得更低：9毛9/斤。薛永军说自己的果子更好，果面更干净，掰开也更出汁，可村里买水果的人更在意“划不划算”。据他测算，顶格5毛的净利，三天也就赚500元，还是不够还每天的车贷。1月11日晚，他说，下午去买了两百多个筐，已经陆续把脐橙卸下车，堆在家里，打算让弟弟找辆小车慢慢卖。他不能再守着那辆大车等人来买，“我得继续跑车送货”。石家庄的夜里气温已到零下，电话那头风呼呼响，他语速缓慢。挂电话前，他又提了一句，过年前还是想去广西拉一车砂糖橘回家卖，“砂糖橘在老家过年必备，还是想再试试”...

原标题：中国传审查简街资本等外企参与国内ETF交易情况中国官方据传正在审查美国知名量化交易与投资管理公司简街资本（Jane Street），以及其他外国公司参与中国规模达8590亿美元（约6万亿人民币）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市场的情况，寻求有关经纪商开展此类活动的信息。彭博社星期二（1月13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上述消息，称中国监管机构迫切希望了解这个快速增长行业的交易模式，尤其在印度对简街资本采取监管行动之后。去年，印度监管机构指控简街资本操纵指数，误导散户投资者。这家总部纽约的公司则否认这些指控。简街资本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该公司“正与包括瑞银在内的全球交易对手方，在各个资产类别中照常开展业务”。中国证监会的代表未回应寻求评论的请求。...

预约3天，排队1小时，在博物馆对着文物膜拜半天，临走瞟了一眼简介，一个小小的“（仿）”字赫然出现，合着我费这么大劲看的都是假货？这阵子博物馆领域闹翻了天。前有南京博物院“捐献门”事件迷雾重重，后有江西博物馆米芾展品真假疑云。舆论围绕两家博物馆的真文物到底去哪儿了争论不休。劲旅君注意到，在此波热议浪潮中，有一个衍生话题正在逐步显现，并在舆论层面持续发酵，那就是：如果一家博物馆展出的文物一半是“假货”，你还会有兴趣参观么？这个话题源于大家参观博物馆时发现的一个小细节，即如今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真迹似乎越来越少，复制品却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那些位于金字塔尖的镇馆之宝们多以复制品形式出现，有些在大众眼里并非是独一无二的普通文物也都打着“（仿）”的标签对外展出。博物馆的意义在于让大众通过近距离接触文物来深入了解历史，但是当文物复制品大行其道，是否还会诱发我们的参观热情呢？01这几年，很多人突然发现自己在博物馆里能够看到文物真迹越来越少了。在社交媒体上，大家纷纷晒出自己被“骗”的经历。有人偶然得知外地一家博物馆有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以往只能在书本中看到的文物，随即就兴冲冲的提前规划2天行程，专门预约了博物馆门票去打卡。然而等他在展厅隔着玻璃柜看到这件文物本尊时却愣住了，因为简介里明确注明这是一件复制品。这件复制品也算是仿得惟妙惟肖，精美绝伦，自身艺术成分就有好几层楼那么高。而且他也充分理解官方为了保护文物真迹而“以假代真”的展示方式。但是当他站在这件复制品面前时，还是有一种无法打破的心里隔阂，感觉自己无法与这件“假文物”建立情感共鸣，进而对这件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产生进一步探索的兴趣。还有人感叹，自己曾疯狂种草某件国宝，日常就对其做了大量研究，结果抽时间去博物馆现场膜拜时却发现，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和自己在网上看到的高清图片有很多出入。后来一番了解才知道，这件被当成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国宝根本就是个复制品，但是博物馆却从来没有提及此时，也没有进行标注，这让网友有一种被博物馆当冤大头戏耍的羞辱感。也有人疑惑，国宝级文物用复制品替代展览就算了，怎么感觉有些博物馆里的普通文物全都是复制品呢？到底哪些文物应该用复制品替代展览，哪些文物可以让本尊直接对外展览，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02面对大众的质疑，博物馆们异口同声的给出的解释是：出于保护文物古迹真迹的需要。客观来说，有些文物古迹的确经不起长期展览，甚至会因为过度被置于参观环境下而导致加速毁坏。最被大众熟知的案例自然就是敦煌莫高窟。毕竟在狭小的洞窟中，川流不息的参观者呼出的二氧化碳、带进去的各种气息，的确会让这些千年前的壁画加速腐朽。所以当敦煌莫高窟宣布减少洞窟开放，提供复制品参观时，大众是完全可以理解与接受的。只不过当“保护文物古迹”成为一个万能的挡箭牌，被有些博物馆当成是用更多复制品替代文物真迹时，感觉这里面有东西就开始不对劲了，随即出现诸多疑问：这些文物古迹是真的被很好的保护起来，还是被有心人顶着“保护”的名义做了些别的呢？而南京博物院“捐献门”事件的爆出，恰恰完美印证了原本就满腹狐疑的大众猜想，合着博物馆给我们看假文物，真文物都被倒腾到拍卖场上去了啊？！早在前两年，社交媒体上爆火的鉴宝博主 @听泉鉴宝 就爆出过一个流传度很高的梗“博物馆一件我一件”，指的是有些鉴宝者竟然拥有博物馆级的文物藏品，着实令人差异。彼时就曾引发大众对于博物馆文物安全的担忧，没想到如今网络热梗却照进现实。有博物馆从业者无奈向劲旅君透露，现在不少博物馆的确存在复制品高坐展台，文物真迹深藏仓库的情况。而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存在文物真迹被掉包这种极端恶劣案例之外，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源于博物馆自身的管理能力与运营逻辑的不足。有些博物馆明明文物古迹就在仓库里堆满了落灰，它们也懒得拿出来参观，因为让真文物出现在大众眼前，背后是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流程与工作的，这涉及到庞大的工作量、倍增的安保力量、无法防控的风险，大幅增加的预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其将真文物摆出去担惊受怕，还不如放个仿制品，你好我好大家好。有博物馆甚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反正90%来参观的人根本就看不懂文物，亦无法辨别真假，他们就是跟风打卡而已，满足这些需求用高仿的复制品足矣，何苦还需劳驾真迹？事实果真如此吗？03遗憾的是，恰恰相反。对于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99%的参观者都存在强烈的参观真迹的诉求。曾经有家国际知名博物馆由于其镇馆之宝每天参观的人太多，于是就请大师制作了一件惟妙惟肖的复制品同样放在博物馆里。馆方的本意是希望可以分流部分参观者，而且还在宣传时特别强调这件复制品可以更近距离的拍照和观摩。奈何面对着这一真一假的镇馆之宝，真文物面前依旧人山人海，复制品面前门可罗雀。正是应了那句话，有真的谁还去看假的啊？！劲旅君对此感同身受。前几天劲旅君前往斯里兰卡考察，去了当地最有名的历史文化遗迹狮子岩。这是公元5世纪当地统治王朝打造的一处宫殿和寺庙群，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而让这处历史文化遗迹身价倍增的其实是残留在悬崖峭壁上的22幅岩壁画，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让现在的我们对1500年前的这个古老王朝有了近距离窥探的机会。当劲旅君以超近距离仔细观摩这些岩壁画时，仿佛亲身穿越到画中的那个年代，脑海中迅速浮现出这片宫殿和寺庙群最鼎盛辉煌时的盛景，以及当时生活在这个王朝的人们的面貌。一瞬间，我感觉这些岩壁画成为我作为一个普通游客穿梭到古代斯里兰卡王朝的“传送门”，让我深刻叹服千年以前人类的文明与智慧，这是只有文物真迹才能诱发的深刻体验。04劲旅君认为，大众并不是一定非要在博物馆里看到文物真迹才罢休。我们首先在意的是博物馆的公信力。博物馆的职责是保护与展览文物，大众默认自己在这里看到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真迹。即便大众看到的不是真迹，博物馆也需要注明这是一件复制品以及相关原因，这是对公众知情权最起码的尊重。我们其次在意的是博物馆的运营能力。博物馆热已经持续好几年，随着更多人涌入博物馆，大众对于博物馆的需求已经从“走马观花”转变为“深入探索”。对于博物馆而言，如何让大众看到更丰富、更有意义的文物真迹，本身就是其运营能力的深度体现。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曾表达过一个观点：如其让大批文物真迹在仓库里吃灰甚至腐烂，不如多耗费一些精力整理出来让大众参观。要知道我国每年因为博物馆存储不当而损毁的文物也是个天文数字。我们最后更在意的是大众是否会因噎废食。当大众意识到自己被博物馆的假文物愚弄后，他们是否会丧失对博物馆的兴趣，进而不再相信博物馆、不再对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感兴趣，这才是对整个社会深层次的影响。05大众对文物古迹的参观需求与博物馆保护之间不应该成为尖锐矛盾，其实有些切实可行的方法能够让双方都彼此满足自己的诉求。例如，博物馆可以在官方线上渠道公布馆藏文物真迹名单。一方面，博物馆要更加清楚的标注所展示的重点文物是否为真迹的标识，以此来提示大众在这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真迹；另一方面，博物馆也可以明确标注哪些文物古迹是在馆藏，但由于哪些原因用复制品替代展览，以此满足大众知情权。再比如，针对更多游客对文物真迹参观的需求，博物馆可以尝试以研学、讲座、体验等方式，以限定预约近距离参观的方式，把那些不适宜长时间、大范围展出的文物真迹在小范围开放给特定群体。这不但能够让文物真迹的知名度大幅提升，而且能够成为博物馆特色玩法。还比如，博物馆可以将这几年火爆的线上展览与文物真迹参观相结合，通过把很多尚未能够进入展馆的文物真迹线上化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在线上与文物真迹亲密接触。未来等到这批文物真迹能够线上展览时，再吸引这批线上的忠实粉丝参观。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未来更多文物古迹能够以更合理的方式出现在博物馆重，也希望这些文物真迹能激发更多人对历史文化的关注与好奇。这才是博物馆存在最大的价值。...

2025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的某基层医院院长刘钢（化名）拍板，引入了一套业内评测靠前的医疗大模型系统，希望能够重点解决电子病历生成的效率问题，顺带提供简单的疾病辅助诊断。在医院内部讨论时，以刘钢为代表的医院管理层对此普遍持乐观态度。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里，开发医疗大模型的主导权始终被牢牢地攥在头部医疗AI公司和大三甲医院的手中。单纯从技术逻辑来说，大模型具备向下兼容的特性，就好比能解高等数学的人，一定精通加减乘除。所以，对于既不想错过这波AI技术福利，又拿不出更多经费和资源的基层医疗机构而言，择优引入已经在头部三甲医院“跑通”的大模型产品，是一种隐性共识。但项目的进展却并不顺利。产品落地一个多月后，刘钢发现，无论是在电子病历生成环节，还是辅助诊断层面，模型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还有点“负作用”。比如，这套模型似乎并不能识别当地老百姓的“方言”，导致生成的病历文书错乱百出，医生还得花更多时间来手工校正；在给出辅助诊断时，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数据没有完全打通，模型给出的结果也远不如在头部医院里运行时那么精准。“这种现象并不是个例。”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学数据科学中心主任李栋长期关注医疗数据挖掘和AI在医疗场景中的应用。在他的观察视野里，当头部医院训练好的大模型下沉到基层医疗机构时，“水土不服”是普遍状况。他的反思是，这种现象和大模型技术本身无关，而是存在结构性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模型的训练和应用，是完全不同的场景，会有一个错位。”另一家长三角基层医院院长的评价则更为具体：“模型针对的疾病谱和人群特征与基层有差异，导致判断准确率有所下降；或者操作流程复杂，反而增加了医生填写数据、反复核对的负担，没有真正‘减负’。”这是今天国内AI医疗宏观叙事下的一个插曲。几乎每一家投身于AI浪潮的医疗企业和头部医院都以“普惠基层”作为最高价值观，这也符合国家最新的政策方向。去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医疗卫生”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深化重点应用的第一块就是“人工智能+基层应用”。《意见》中给出的明确目标是：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但事实上，这条路，或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走得多。一、沉不下去的大模型在刘钢所在的医院，曾经由他力主引入的大模型及其配套的算力设备，已经闲置许久。在和相关方的几次业务复盘后，他才意识到，大模型并非天然适配所有医疗场景，它对运行环境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多数医院的预期。一旦脱离头部三甲医院所拥有的制度、流程与资源配置，大模型就很容易从“效率工具”变成“额外负担”。首先缺位的，是数据的完整性。在头部医院，数据并不是简单的“多”，而是高度结构化、规范化——病历书写遵循统一格式；检验、影像、病理等系统也可以互联互通；医生个人书写习惯的差异也被流程不断压缩。这种环境，为大模型提供了一个相对干净、可预测的输入空间。但到了基层医院，大模型需要面对的现实状况却恰恰相反。比如，一个肿瘤辅助诊断的模型，在头部医院的场景里，往往需要加以高质量的生化、影像甚至是基因层面的数据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而这些数据在基层医疗机构并不容易获取。“即便是最简单的影像，在设备相同的情况下，大医院放射科的技师和基层医院医生做出来的都不一样。”一位长期专注医疗器械投资的业内人士表示，以磁共振为例，在头部医院，什么样的患者该用什么样的剂量、层厚、床速都有严谨的规范，而操作差异会对数据结果产生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基层医院患者的就诊路径本身就不连续。“病人在基层只看普通病，一旦遇到稍微复杂的情况，就会转到上级医院。”李栋指出，这意味着患者数据天然是碎片化的、跨机构分散的，很难形成完整的纵向病程数据。很多头部医院模型所依赖的输入变量，在基层根本无法完整获取。此外，在头部医院和基层医院，疾病谱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头部医院主要面对的是疑难杂症、复杂病例，而基层医院则以多发病、常见病、慢病管理为主。当模型从训练场景进入应用场景，这些问题便被迅速放大。“你用一个为复杂疾病、多模态精细诊断训练出来的模型，去应对基层的发热、腹痛、高血压管理，本身就存在错位。”这种错位在基层诊疗场景里的呈现形态是，模型往往会给出和医生判断不一致的结论。于是，事情开始向更复杂的方向发展——医生不敢轻易否定模型，就要花更多时间去核对原始信息、补充检查，甚至组织多部门讨论。对基层医生来说，这些大模型产品非但没有为他们减负，反而成为新的工作负担。医生没有感受到模型带来的便利，但医院管理者却要为此承担不小的开支。在很多产品演示中，大模型的成本往往被折算为“单次部署价格”，一套系统多少钱、一台服务器多少钱。但对医院而言，真正的负担来自持续性成本——算力、人力和运维。一家南部省会城市的非头部三甲综合医院院长张琦（化名）告诉《健闻咨询》，真正要让大模型在医院里跑起来，每年光算力成本就要几百万，这就几乎占掉了医院全年的信息化预算额度。再加上数据清洗、流程适配、结果验证，都需要具备医疗背景和工程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像我们这样的医院都负担不起，何况是规模更小、资金更紧张的基层医院。”更隐蔽的一层错配，来自效率逻辑本身。在技术叙事中，医疗AI的价值常被概括为“提效减负”。但在一些非头部医院看来，这个逻辑并不完全成立。一方面，医院并不总是处在人力严重不足的状态。很多岗位的人力配置，恰好是围绕现有工作量形成的平衡。一旦AI带来效率提升，反而会出现“多出来的人做什么”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现阶段，AI更多是“部分替代”，而非“完全替代”。医生和护士仍需承担大量监督、校验和兜底工作。在未能真正释放人力成本之前，效率提升很难转化为组织层面的收益。这也是张琦所强调的矛盾所在：投入几百万算力，换来的是“提高了一点工作效率”，但这点效率既无法直接减少编制，也难以显著改善医院经营状况，决策层自然不会满意。二、基层医院的尴尬即便在“水土不服”的现实面前，也很少有基层医院会否认自己对大模型的需求。在多位基层医院管理者的共识中，基层真正需要的，并不是高精度、多模态的精细模型，而是更贴近真实工作流的“智能助手”——功能克制、场景明确。这种助手的落点，往往集中在几类高频、低争议的场景：慢病和常见病的风险评估与病程管理、患者随访与分级诊疗提示、护理文书的辅助书写，以及与医联体上级医院之间的转诊协同等。正是在这样的需求背景下，一部分基层医院选择了“自己干”。江浙沪地区的一家县级医院院长徐立（化名）告诉《健闻咨询》，过去一年，他们接待了不少于10家AI医疗企业的来访，产品形态基本是和头部医院联合开发的专科大模型，比如针对某类疾病的辅助诊断、高难度外科手术的辅助执行等等。评估下来后，他觉得在本院落地应用的空间不大，便果断转向了自己主导研发。徐立的思路很明确，针对自己所在县域的常见病种，研发多个专病小模型，嵌入基层专病中心的建设。在这些模型产品中，全病程管理的功能要优先考虑，单个项目的成本控制在十几万元。目前，他们已经在心血管疾病、脂肪肝、减重、甲状腺结节等专病领域有了一些成果，部分产品还卖到了中西部地区的同级别医院。“我们从来不做大而全的东西。”徐立表示，县域医院的患者面本来就有限，与其追求疑难杂症的精准诊断和治疗，不如把资源用在常见病、多发病的筛查、随访和患者管理当中。和徐立在多个小病种上发力的策略不同，张琦所在的医院目前把经费和资源集中投向了一个覆盖更广，体量更大的领域——护理。过去AI在医院内的应用，更多围绕医生展开，集中在辅助诊断、病历书写或患者服务上。而作为与患者接触最频繁、信息采集量最大的群体，护士的需求很少被头部的医院和大厂所关注。基于这一判断，张琦所在的医院集中投入研发更多基于护理场景下的AI应用，形成一整套系列工具，例如辅助护理文书书写、提供智能化宣教、部分随访和管理工作等等。这些应用规模不大，却更贴近基层医院的真实需求，能够解放医院内部人力资源最为紧张的护士岗位。但“自己做”，也有“自己做”的风险和局限。算力依然是绕不开的现实约束，即便是小模型，一旦要在全院范围运行，服务器投入也可能达到数百万元；人力同样是个问题。既懂医疗又懂数据的复合型人才，在基层医院并不多见，“现在医院成本管控比较严格，招聘也都很谨慎，单纯为了做模型去招人，院里面也不太说得过去”。徐立表示。张琦也有同样的纠结。在整体预算收紧的情况下，AI投入显得尤为尴尬——不投，担心被边缘化；多投，又很难看到短期效果。这使得基层医院对AI的态度更趋于谨慎，能用现成工具解决的，就直接引入使用；但一些明显体现医院自身特色的场景，还是要自建或深度合作研发。他告诉《健闻咨询》，医院在与外部AI厂商合作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效果很好的大模型，但每到洽谈落地的阶段，厂商要价往往高达一两百万，让医院望而却步。“我们每年用于AI与大模型相关的科研经费大概在600万元左右，只能支撑小范围的大模型应用试点。”三、让子弹再飞一会在经历了水土不服的现实、以及基层医院各自摸索的阶段后，一个共识正在逐渐形成：医疗大模型并正在被政策与现实共同推向基层。但它的落地方式，不会是简单复制头部医院的技术形态。真正的问题，已经从“模型能不能做出来”，转向“谁来做、为什么做、怎么持续做”。从政策层面看，无论是医联体、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还是分级诊疗、慢病管理、基层首诊等目标，都在持续抬高基层医疗对信息化与智能化的要求。大模型所承载的标准化、规模化、跨机构协同等能力，正是这些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从现实层面看，基层医院同样承受着结构性压力。人口增速放缓、病源增长乏力、人力成本居高不下，使“减员增效”成为医院的基本生存逻辑。李栋指出，长期来看，医院一定会逐步提高“机器替代”的比例，只是节奏取决于产品成熟度与社会承受度。在这种双重挤压下，基层医院不太可能完全绕开大模型，只是它们更需要的是“能用得起、用得稳”的形态，而非参数竞赛的结果。如果单家基层医院难以承担算力、人力和试错成本，那么医联体或医共体，正在成为一个现实可行的中间层。在李栋看来，头部三甲医院并非天然有动力将技术“无偿下沉”。真正可能形成动力的，一是样本需求，二是未来收益。对头部医院而言，模型要持续进化，就需要更具代表性的临床数据，而基层医院恰恰掌握着数量最多、结构最广泛的患者样本，头部医院与基层医院可以通过联合研发、参数优化等方式完成价值交换。另一层动力，取决于制度法规是否允许大模型为头部医院带来商业回报。如果未来AI医疗产品在定价、收费甚至医保支付上获得明确路径，头部医院通过模型租赁、服务输出或联合运营实现回本，才可能持续为其投入资源。医联体在其中的意义，不只是技术下沉的通道，更是成本与收益的“缓冲器”，算力集中部署、模型统一维护、基层按需调用，既降低单点投入，也避免重复建设。在技术路径上，一方面，大参数模型对算力和数据的依赖，使其天然偏向头部医院。另一方面，在基层场景中，真正高频、可标准化的问题，往往集中在有限病种与固定流程中。因此，更现实的路径，是围绕区域优势病种、高发慢病或特定工作流，构建轻量级、垂直化的模型或智能模块。一旦在单场景中跑通，既能直接改善工作体验，也更容易说服管理层继续投入。这种“轻量化、模块化”的策略，也为商业化留下了空间。无论是基层医院之间的同级输出，还是在医联体内的标准化部署，都比整体系统更容易复制。综合来看，基层大模型的解法，并不是一条单线技术路线，而是一组制度条件的叠加：明确的支付预期、合理的数据资产规则、可分摊的成本结构，以及对场景边界的克制选择。在当前阶段，李栋为基层医院提出的建议更接近现实理性：让子弹飞一会儿，先看清哪些坑已经被踩过，再决定是否入场。对基层医院而言，这并不是退缩，而是一种更审慎的进入方式。毕竟，真正的失败，并不是起步慢，而是花了钱，却用不起来。...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新规，禁止应用程序（APP）在无关场景调用相机、麦克风权限。据中新社报道，网信办星期六（1月10日）就《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互联网应用程序应当仅在用户主动选择使用拍照、发送语音、录音录像等功能时调用相机、麦克风权限，不得在用户停止使用相关功能或者无关场景调用相机、麦克风权限。新规旨在规范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征求意见稿提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采取对个人信息主体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超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征求意见稿指出，互联网应用程序应当在首次启动时，通过弹窗等显著方式向用户告知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并在用户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取得用户同意规则的明确表示。征求意见稿要求，互联网应用程序不得通过调用通讯录、通话记录、短信权限收集使用用户以外其他个人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确需用于满足通讯联系、添加好友、数据备份的除外。互联网应用程序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根据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应用程序应当为用户提供注销账号的便捷功能。用户注销账号的，互联网应用程序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账号注销，删除已收集的相关个人信息或者进行匿名化处理。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月9日。...

贵州省博物馆老馆也有29件套文物丢失或被盗，再度引发舆论关注文物流失问题。这29件文物中包括清释迦佛铜座像（左），以及东汉提梁铜壶（右）。（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继南京博物馆文物流失风波后，贵州省博物馆老馆也有29件套文物丢失或被盗，再度引发舆论关注。贵州官方通报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核实相关情况。据《新京报》星期一（1月12日）报道，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共发布52件套被盗或丢失文物的信息，其中贵州省博物馆有两件，贵州省博物馆（老馆）有29件套，占比超过总数的一半。这29件套文物的年代包括汉朝、北宋、明朝、清朝等。平台信息也显示，其中不少文物早在几年前或几十年前就被盗或丢失，但都集中于2025年公开发布。根据中国的文物保护法，馆藏文物被盗、被抢或丢失，文物收藏单位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同时向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门报告。有专家分析称，过去老馆往新馆搬迁时，确实会存在文物流失或被盗的可能性，这与当时的博物馆体系管理有关，比如库存清点不规范，人员交接不负责等。事件迅速引发外界关注。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星期二（1月13日）在微信公号通报，29件套文物为1986年至2008年期间多年累计丢失或被盗，博物馆在相关平台上发布追索信息，便于公安部门、文物部门发现线索后及时追回。通报称，贵州省文旅厅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同时，督促全省博物馆进一步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藏品的管理，确保藏品安全。...

医生招募患者参与药物试验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但最近，一些此类试验得出的科学结论却令人质疑。癌症药物研究的未来或许就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熊猫快餐和床垫公司之间。在这里，一家名为XCancer的鲜为人知的诊所，在一家毫不起眼的店面里，已成为制药公司测试实验性前列腺癌药物最值得信赖的研究合作伙伴之一。XCancer 及其唯一的医生Luke Nordquist，在过去的 15 年里参与了 200 多项试验，并在诺华公司广受好评的重磅药物Pluvicto的测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速度是一大优势：诺德奎斯特表示，他最快两周就能启动一项临床试验，而大型学术研究中心由于层层管理人员和冗长的内部审查流程，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制药公司都先来找我，”诺德奎斯特说道。奥马哈诊所象征着一种更大的转变。像诺德奎斯特诊所这样的私人诊所，正日益成为快速增长、利润丰厚，但对许多患者而言却鲜为人知的行业的引擎。如今，针对众多癌症药物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最近的试验数量为2400项，而2000年仅为400项——据估计，制药公司每年在肿瘤临床试验上的支出高达800亿美元。患者是所有这些新疗法的客户——但他们同时也是产品。2025年10月10日，XCancer总部。摄影师：沃克·皮克林药物试验为癌症患者带来希望和免费药物，也为制药公司开辟了新的利润来源。但大量资金的涌入也促使医生让患者接受未经证实的疗法，有时甚至会扭曲传统的科研规范。临床试验包含复杂的方案，旨在制定客观的比较标准。多伦多大学荣休教授伊恩·坦诺克（Ian Tannock）指出，近年来，许多试验通过将新疗法与效果较差的疗法进行比较，或排除一些最有效的现有疗法，来“操纵结果”。坦诺克教授是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新型化疗药物的先驱。这种策略有一个名字——“稻草人”对照组。“当你投入 1 亿美元时，你肯定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获得收益的机会，”阿德莱德大学的肿瘤学家 克里斯托弗·斯威尼说道。随着治疗手段的蓬勃发展与有限的患者群体形成鲜明对比，诊所的收益也随之飙升。斯蒂费尔金融公司全球医疗保健董事总经理蒂姆·奥普勒表示，在大型肿瘤临床试验中，制药公司可能要为每位患者支付25万美元甚至更多。一项不到十年前的研究估算，当时的平均支付额不足这一数字的一半。信息披露规则未能跟上新的财务现实。尽管制药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咨询费和其他费用（这些费用都会公开披露）来拉拢医生，但在临床试验方面仍然存在漏洞。医生没有法律义务告知患者其诊所因招募患者参与试验而获得报酬的情况，美国各地的一些参与者告诉彭博新闻社，他们的医生并未告知。他们并非唯一对此毫不知情的人。两位曾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药物的肿瘤学家表示，他们震惊地发现，此类报酬已成为许多诊所和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每一种新的实验性药物都应该比之前的更好，但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的合作并未持续带来突破性的疗法。彭博社的一项分析发现，自2000年以来获批的癌症药物中，只有不到一半被证实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命。一些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癌症临床试验可能只能为患者增加几周的生命，而且往往伴有严重的副作用。

丹·奥多里西奥是一位青少年篮球教练，也是奥马哈地区乐队的前鼓手。十年前，他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之后便找到了XCancer寻求帮助。在诺德奎斯特的指导下，奥多里西奥接受了多年的传统疗法，但癌症还是发生了转移。普鲁维托（Pluvicto）获批后不久，他就尝试了这种药物，随后又参加了阿斯利康公司两种实验性药物的临床试验。诺德奎斯特经常在网上使用“卢克医生”这个名字，他在上面发布了未婚妻（一位从XCancer公司前台秘书晋升为总裁）和儿子（一支XCancer品牌赛车队的负责人）的照片。他还分享了一些病人的照片。在LinkedIn上的一篇帖子中，诺德奎斯特赞扬了奥多里西奥的“意愿和勇气”，并附上了一张他病人的照片。他脖子上挂着一枚奖牌，上面写着“XCancer世界第一”。Nordquist 和 Odorisio 在 LinkedIn 上发布了一则帖子。来源：LinkedIn记者看到帖子后联系到奥多里西奥，他表示不记得曾与医生讨论过诊所因这项工作获得报酬的问题。两位曾定期参与访视的前XCancer临床医生表示，他们不记得诺德奎斯特曾向患者提及该中心的试验补偿事宜。诺德奎斯特则表示，他会与“每一位参与试验的患者”讨论此事。奥多里西奥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一种癌症标志物）水平在每次试验中都出现飙升，表明他的病情实际上恶化了。他主动向彭博社提供了自己的医疗记录。“我浪费了时间，”他在八月份强忍着泪水说道，“在我看来，我白白浪费了一年阻止癌症扩散的机会。”诺德奎斯特在世界顶尖癌症研究机构之一——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学习医术。他曾获得那里一份待遇优渥的肿瘤学研究员职位，但他表示，大型研究型医院的官僚作风令人窒息。“我宁愿去做园艺师，”诺德奎斯特说道。在奥马哈的一家联合诊所工作同样让他感到不满意。他意识到，大多数患者根本无法判断哪个医生更好。“拥有其他医疗中心没有的临床试验项目，这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优势，”他说。他说，临床试验是“四赢”的局面。患者可以免费获得新疗法，制药公司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得试验结果，他的小企业可以增加收入，社会也能更快地获得更多药物。“我就是你们的实干家，”诺德奎斯特说，他经常这样告诉药物赞助商。他于2010年创办了当时的泌尿肿瘤中心。临床试验成为这家新机构的独特卖点，该机构后来更名为XCancer。起初，他是在自家未装修的地下室里为患者安排预约的。

诺德奎斯特最初只有三名员工，现在他的团队已经超过60人。他们负责管理一个与制药公司合作开展临床试验的研究部门，以及一个每月接诊450名前列腺癌患者和25至50名其他泌尿系统癌症患者的常规诊疗部门。他仍然是诊所里唯一的医生。“在这里，很少有人对我指手画脚，”他说。还有三名向他汇报工作的执业护士也负责接诊病人。

诊所内设有一家商店，出售印有 XCancer 标志的 T 恤、马克杯、帽子和蜡烛。摄影师：沃克·皮克林“在美国，没有其他肿瘤科医生能像卢克医生及其XCancer奥马哈研究团队那样，参与如此多的创新性前列腺癌临床试验，”该诊所的网站如此宣传。对于预后不佳的患者来说，其吸引力显而易见：“更多希望，更多时间，”网站上写道。 
2025年8月7日，托马斯·诺德奎斯特驾驶着XCancer赛车出现在波特兰国际赛道。图片来源：加文·贝克摄影诺德奎斯特并未透露公司年销售额，但其成功已帮助他购置了一架涂有蓝金条纹的塞斯纳441飞机，并将其命名为“XCancer Air”；赞助了他儿子执掌的赛车队“XCancer Motorsports”；此外，他还为慈善事业在坦桑尼亚一家医院附近建造了一座癌症患者疗养院。2023年的一份离婚协议显示，诺德奎斯特的个人年收入为200万美元。“作为唯一的所有者，你承担风险，并期待回报，”他说道。Nordquist补充说，部分得益于研究经费，他从未催收病人，也没有病人因为医疗债务而申请破产。其他投资者则看到了临床试验的机遇。药品分销商麦克森公司（McKesson Corp.）于2022年将其癌症研究部门与位于纳什维尔的莎拉·坎农研究所（Sarah Cannon Research Institute）合并。麦克森表示，该合资企业参与了去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70%的成人肿瘤药物；它汇集了遍布美国20个州200个地点的1300多名医生。今年2月，麦克森首席执行官将公司的肿瘤部门描述为“业务增长的核心支柱之一”。在最近一份投资者演示文稿中，该公司指出，癌症临床研究的利润率高于其主要的药品分销业务。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卫生服务研究员约瑟夫·昂格尔表示，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癌症临床试验都由联邦政府资助。而现在，制药公司承担了大部分资金和指导工作。昂格尔及其同事在202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截至2022年的五年间，由制药公司赞助的癌症临床试验的年度入组人数比此前十年翻了一番还多，达到近12万人。而联邦政府资助的临床试验的入组人数基本保持不变，约为每年1.5万人。随着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科研经费，这一差距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根据哈佛医学院研究人员的分析，从2月下旬到8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终止了118项癌症试验的资助，占其资助的肿瘤试验总数的1/37。此类终止资助的情况此前较为罕见。私人投资带来了重要的全新疗法。但据昂格尔称，行业赞助商通常对某些类型的研究不感兴趣。这些研究包括：测试来自竞争对手公司的旧药组合、找出哪些药物比手术或放射疗法更有效、降低剂量，甚至完全不使用某种药物。“许多患者关心的问题可能都得不到解答，”昂格尔说。临床试验之所以对医疗中心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他们可以从每个环节获得报酬，包括门诊就诊、药物给药以及与研究相关的扫描。受益于这种慷慨资助的并非只有私立诊所。一项研究发现，包括休斯顿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和洛杉矶附近的希望之城在内的51家美国癌症中心，其癌症药物相关的行业付款从2014年的4.82亿美元翻了一番，达到2021年的9.72亿美元。资金可以助研究人员声名鹊起。他们与制药公司合作设计研究方案，然后在知名期刊或会议上发表研究结果。每个研究中心的研究都由机构审查委员会监督，该委员会通常由医疗专业人士和当地社区成员组成，其职责是确保受试者不受伤害，并确保试验旨在探究有效的科学问题。一旦首席科学家提出的设计参数确定，任何数量的医生都可以报名参加试验，招募患者。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癌症研究遭到知名学者的抨击。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或许要数维奈·普拉萨德（Vinay Prasad）了，他目前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首席医疗和科学官。在今年五月上任之前，普拉萨德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位血液肿瘤学家，以抨击他认为存在缺陷的癌症试验而闻名。他在2020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恶性肿瘤》的书、研究论文和YouTube视频中这样做了，在这些视频中，他有时会用粗俗的语言抨击那些“糟糕透顶”或“毫无价值”的研究。普鲁维克托（Pluvicto）获批的试验也曾是他的批评对象之一。（FDA发言人表示，普拉萨德和其他官员目前不方便对此事发表评论。）在2024年的一段视频中，他身穿一件褪色的扎染T恤，称肿瘤学“弊病丛生”，医生和研究人员都被制药公司掌控。“真正驱动整个领域的是对金钱的贪婪，”他说，“对患者最有利的事情早已被抛诸脑后，人们甚至完全忘记了这一点。”他还补充道，多年以后，当教科书被编写出来时，许多肿瘤学试验“看起来会非常不道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首席医疗和科学官维奈·普拉萨德（Vinay Prasad）于2024年1月31日在他的播客节目中发表了讲话。（图片来源：YouTube）普拉萨德和其他批评人士指出，许多临床试验操纵结果的一个基本方法是通过选择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方案。加拿大皇后大学的肿瘤学家比沙尔·贾瓦利表示，临床试验的设计往往是给予患者“尽可能少的治疗，以避免引起公众强烈抗议”。“这些公司会竭尽所能让自己的药物看起来更好，”多伦多大学教授坦诺克表示赞同。在某些情况下，对照组中那些已经接受过某种疗法但疗效不佳的患者会被转而接受另一种类似的疗法，而这种疗法同样不太可能有效。Prasad及其同事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发现，2013年至2018年中期获批的96种癌症药物中，有16种是基于一些临床试验而研发的，这些试验的对照组要么使用了疗效较差的药物，要么排除了一些已被证实有效的治疗方案。对于患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接受的治疗可能比没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更差。在其他情况下，患者会被剥夺化疗的权利。这正是普拉萨德反对关键的普鲁维克托（Pluvicto）试验的原因之一。他与来自瑞士和德克萨斯州的研究人员合著了一篇论文，指出临床研究人员编造了“荒谬的理由”，为给对照组患者服用另一种雄激素抑制剂，同时剥夺他们接受额外化疗的机会。该论文并未否认普鲁维克托（于2022年获批）具有“高效性”。接受 Pluvicto 治疗的试验患者平均比未接受化疗的对照组患者多存活四个月。诺华公司表示，这项研究旨在“反映真实世界的临床实践并保障患者安全”，而由此产生的药物“使患者有机会推迟化疗，并在疾病未进展的情况下延长生存期”。据诺德奎斯特称，在试验科学委员会主席任职于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期间，861名患者中有46名是在奥马哈的XCancer中心入组的。他表示，这比其他任何中心都多，联邦记录显示，这一数字更是其他中心平均入组人数的四倍多。“我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参与试验设计，”诺德奎斯特在谈到人们对该试验的担忧时说道，“我负责执行试验，而且做得很好。”诺华公司拒绝就试验入组情况置评。该公司于2018年收购了开发Pluvicto的小公司，当时该试验已经开始。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肿瘤学家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是该试验的科学委员会主席，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虽然有些研究的对照组设置不当，但这项研究“并非如此”。他表示，该试验是为晚期前列腺癌患者设计的，大多数患者在一种化疗方案失败后不会再接受进一步的化疗，要么是出于自身选择，要么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再适合接受化疗。据该医院负责临床研究的高级副总裁保罗·萨巴蒂尼（Paul Sabbatini）称，这家纽约医院预计今年将招募5000名患者参与临床试验，比2023年减少了25%，尽管患者需求有所增加，但高度针对性的试验使得寻找符合条件的患者变得更加困难。他说，该医院平均需要 150 天才能启动一项研究，比同行的平均 175 天要快。萨巴蒂尼表示，鉴于需求不断增长，规模较小的社区中心必须开始招募患者以满足需求。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正试图通过一种“分散式”系统将这些中心纳入其体系，在该体系下，这些诊所将与医院合作，并接受医院的审查。他表示，如何最好地分配这些试验中的经济利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医学会发布的指南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指出补偿应“符合公平市场价值”，并且应向潜在参与者披露“资金的性质和来源”。 

萨巴蒂尼表示，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调查人员会披露他们是否持有股份，或者是否收取过咨询费或其他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款项。但他指出，如果涉及医院本身因招募患者参与研究而获得的费用，披露范围仅限于告知患者哪些制药公司赞助了该项试验。萨巴蒂尼表示，类似的做法在营利性机构中可能会带来伦理风险。“当这些试验在这些机构开展时，患者如何才能知情？”他问道，“患者如何才能了解其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或者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参与这项试验？透明度越高越好。”在XCancer，诺德奎斯特医生亲自向患者介绍临床试验。新患者能获得充足的时间与他交流，通常为两到三个小时。其中大约20分钟用于“消除许多关于研究的误解和迷思”，他从不省略这部分内容，因为“这会在他们心中埋下种子，”他说，“之后每次他们来就诊，我们都会讨论研究，这样就能不断巩固这颗种子。”他的患者中约有30%最终会参与临床试验，高于全美癌症患者7.1%的试验参与率。“真正驱动整个领域的，是对金钱的贪婪。”诺德奎斯特是南达科他州人，他最初根本没想过要当医生。1992年，他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药学院毕业，获得药学学位，然后搬到了俄勒冈州，但他的新职业生涯几乎刚开始就出了岔子。据彭博社获得的一份1993年纪律处分记录显示，同年12月，他从雇主处拿走了“大量各类商品和处方药”。他的执照被吊销60天，并被处以两年缓刑，这意味着他不能担任“主管药剂师”的职务。此事也影响到了他回到内布拉斯加州，当地药学委员会对他提起了对等诉讼。之后，他回到克瑞顿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业。“22岁的时候发生这种事，确实很不光彩，”诺德奎斯特说。他称这件事是“判断失误”，并表示“与XCancer的运营或我如今对待病人的方式没有任何关系”。他还补充说，在申请学校和雇主时，他都如实披露了自己受到的处罚。联邦数据显示，在截至 2024 年的七年间，诺德奎斯特的公司已从制药公司获得至少 2200 万美元的资金。并非所有费用都是利润。临床试验费用涵盖试验的直接成本，包括药物本身以及给药所需的各种物品。此外还有“管理费用”——这部分费用额外用于支付运营成本。这部分费用也会提高诊所的利润率。据诺德奎斯特 (Nordquist) 称，XCancer 的管理费用占总预算的 30% 到 35%。这与其他癌症中心的情况类似，不过诺德奎斯特表示，一位制药公司创始人曾告诉他，由于其患者招募效率极高，所以他所在公司的“价值更高”。 
庞大的研发团队和用于管理试验数据的定制软件是部分原因。前员工还指出，这里的氛围很像一家家族企业，诺德奎斯特对包括开展哪些试验和提供哪些治疗方案在内的重要决策拥有最终决定权。招募患者参与试验是重中之重。 

一些关键决策者与他关系密切。诺德奎斯特的未婚妻斯泰西·摩尔担任公司总裁兼研发运营副总裁。多年来，诺德奎斯特的弟弟蒂姆一直担任首席运营官，负责财务和人力资源。他现在是一名路德教牧师。诺德奎斯特表示，小型企业聘用家庭成员并不罕见，至于摩尔，“我们的职业操守就是如此，非常专业。”诺德奎斯特表示，在XCancer，法律审查有时一天就能完成，但在研究型医院则可能需要数月时间。此外，试验还必须获得独立审查委员会的批准——这在大医院可能还会增加数月的审批时间。诺德奎斯特更倾向于使用专业的营利性审查委员会服务。XCancer使用的WCG就是其中一家，该公司由私募股权公司所有，并宣称可以在一到两个工作日内审查那些被认为对患者“风险极低”的研究。 

每位进入XCancer的患者都要接受试验资格筛选，筛选标准繁多，其中一些标准需要主观判断。据三位前员工透露，当患者是否曾尝试过其他疗法但疗效不佳存在模糊地带时，Nordquist有时会倾向于符合试验资格。这三位前员工要求匿名，以免影响职业发展。“某种程度上，制衡机制被绕过了，”其中一位说道。Nordquist否认公司专注于快速招募患者。“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对患者最有利，”他说道。“我们百分之百地遵循试验方案，绝不偏离。”奥多里西奥在 XCancer 的医疗记录中被描述为一位和蔼可亲的 71 岁绅士。他于 2015 年开始接受诺德奎斯特的治疗，并通过传统方法（手术、化疗和激素疗法药物）控制住了前列腺癌。

然而到了2023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他的骨骼。他与XCancer团队讨论了普鲁维托（Pluvicto）这种药物。奥多里西奥知道诺德奎斯特曾参与普鲁维托的审批。这种药物的广告铺天盖地地出现在电视上，广告中经常出现中年男子打高尔夫球、烤面包或与孙辈们欢笑的画面。奥多里西奥回忆说，他当时被告知患者对这种药物的反应“良好”。但是，服用普鲁维托期间，他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水平飙升了四倍，在完成了六剂疗程中的五剂后，他停止了服药。XCancer的记录将其描述为“反应不一”。广告中没有提到的还有其他弊端。普鲁维克托使用放射性物质来靶向并摧毁癌细胞，因此他每次治疗后都必须随身携带一张卡片，上面警告说他可能会散发出少量辐射。他不仅无法像广告中那样教孙辈骑自行车，而且在接受治疗后的几天内也不能靠近他们，以免辐射到他们。“直到治疗进行到相当深入的阶段，我才开始问自己‘这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奥多里西奥回忆道，“我当时只是觉得我犯了个错误。”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在 9 月份称Pluvicto 最近的一则广告具有误导性，并指出只有 49% 的男性患者的肿瘤缩小或消失。诺华公司表示，有“充分证据”证明该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致力于与FDA合作”，确保广告符合法律规定。诺德奎斯特则表示，没有一种药物是万能的，而且所有药物最终都会失效。“只有继续研究才能推动药物研发，”他说道。接下来，奥多里西奥积极报名参加了两项临床试验，试验药物均为阿斯利康公司的实验性药物，期间还进行了几个月的化疗。奥多里西奥的癌症在试验期间恶化他在服用三种新型放射性药物期间，PSA值升高。这两项试验的效果都不如普卢维克托的试验，奥多里西奥的PSA值再次飙升。诺德奎斯特说，奥多里西奥的癌症非常顽固，这种反应“在侵袭性疾病中很常见”。诺德奎斯特说，如果奥多里西奥没有参加第二项试验，他们可能就要讨论临终关怀了。“他坚持要尝试这项试验，”诺德奎斯特说。 

癌症持续扩散。奥多里西奥饱受病情反复的折磨，他在八月份表示自己仍在与病魔抗争。“我还没到可以放弃的地步，我还有五个孙子孙女呢，”他哽咽着说道。
临床试验会报销患者的差旅费等费用，他为此办了一张预付借记卡，里面有大约1600美元。“我对钱不感兴趣，”他说。他希望以后能用这笔钱请XCancer的员工吃顿午饭。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9月26日，奥多里西奥去世了。临床试验流程的监管主要依赖于自我监管。当FDA审查一种新药时，会要求研究人员报告“可披露的利益冲突”，例如持有正在进行药物试验的制药公司的股份。他们从招募患者中获得的报酬通常单独向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报告。这些信息通常要经过相当长的滞后时间才会公开，有时甚至长达数年。结果是，FDA的审查人员无法实时了解不断上涨的患者人均报酬可能如何影响了试验参与者的决策。除非机构审查委员会坚持要求，否则患者也不会被告知这些信息。该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指南中写道，审查委员会“最终负责决定是否应向受试者提供有关资金来源、资金安排或相关方经济利益的信息”。 

越来越多的制药公司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求在中国和东欧等成本更低的试验地点。诺德奎斯特表示，一位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代表甚至访问了他在奥马哈的诊所，他们很想知道阿联酋如何在癌症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的商业模式已经扩展到奥马哈以外的地区。诺德奎斯特的团队以30%的收入作为回报，帮助其他社区癌症诊所开展临床试验；他们甚至会帮诊所上传数据。他已经与科罗拉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巴马州的诊所签约，并计划拓展到更多地区。诺德奎斯特认为这是为公众服务。社区癌症中心长期以来举步维艰，与大型医院相比，它们的业务范围更窄，保险赔付也更低。许多社区癌症中心已经关闭或出售。将试验资源分配到全国各地意味着更多患者可以在更多地方获得癌症治疗。“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好，”他说。XCancer 甚至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方便患者查找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以及提供这些试验的诊所。该网站最近显示，Nordquist 的诊所参与了十几项由多家公司支持的临床试验。诺华公司被列为白金赞助商，Nordquist 表示，诺华每年为此支付 10 万美元。他对一家名为Clarity Pharmaceuticals的澳大利亚初创公司提供的一种新疗法尤其感到兴奋。Nordquist在三名患者身上测试了这种疗法后，Clarity公司发布的新闻稿援引他的话说：“我从未观察到任何药物在单次给药后能产生如此显著的PSA反应。”几个月后，当XCancer成为该疗法最新试验的全球首个试验点时，圣诞节临近，诺德奎斯特又发布了一张宣传照。照片中，他戴着圣诞帽，跳上一辆雪橇。...

“我们依然坚持不用‘铝代铜’”，在小米、美的、海尔等多家空调巨头齐齐加入《空调铝强化应用研究工作组自律公约》之际，“铁娘子”董明珠斩钉截铁地向外界表态称，“直到铝能够完全替代铜，我一定上铝。”尽管“铝代铜”具备成本优势这一极具竞争力的杀手锏，但董明珠有着更为审慎的考量。她认为，铝还没有达到铜这样的同等的技术条件和保障。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不会使用“铝代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格力电器对“铝代铜”技术持忽视态度。恰恰相反，格力电器不仅是“空调铝强化应用研究工作组”的成员单位，还参与“铝代铜”相关《房间空气调节器用热交换器》国家标准的修订。同时，格力电器在铝业布局多年，多年来间接投资了多家铝企业。此外，格力电器的股东格力集团，去年还曾推动龙源金科铝管项目落地珠海。有观点认为，在格力电器业绩承压的背景下，倘若友商采用“铝代铜”后进一步内卷价格，格力或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其“铝代铜”的技术研发进程或加速推进。友商抱团“铝代铜”，格力暂时“不跟”12月14日，据新浪《BUG》栏目，董明珠在谈及空调行业“铝代铜”问题时表示，“‘铝代铜’能不能代？可以代。”董明珠进一步指出，“因为铝的技术我们也研究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依然坚持不用‘铝代铜’的原因是，它还没有达到铜这样的同等的技术条件和保障。”董明珠强调，“所以我们并没有说不研究，我们一定研究，直到铝能够完全替代铜，我一定上铝。”而就在几天前举办的2025年中国家电科技年会上，海尔、美的、小米等多家企业联合发声，将遵守《空调铝强化应用研究工作组自律公约》，表态将共同维护行业整体形象与竞争力，为空调“铝代铜”技术突破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格力电器外，其他头部空调企业基本悉数到场，而格力电器此前还曾多次表态暂时没有空调“铝代铜”的计划。在某头部空调品牌技术负责人看来，其实两年前就已具备“全面铝代铜”的技术能力，但受制于整体的舆论环境、大众接受度，“铝代铜”整体推进较慢。此次《自律公约》的发起，无疑传递出整个行业对于“铝代铜”技术的热切期待与积极信号。然而，格力的“缺席”也从侧面释放出一个重要信息，即“铝代铜”技术在当下仍然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技术层面的难题尤为突出。雷达财经注意到，尽管格力现阶段并没有完全拥抱“铝代铜”，但格力其实深度参与了“铝代铜”的相关研究。据第一财经近日报道，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总工程师宫赤霄介绍，该院“空调铝强化应用研究工作组”的成员单位目前已增至19家，其中便包括格力、海尔、美的、海信、TCL、松下、大金、小米、奥克斯、美博等主要的空调企业，以及铝管、金属材料、焊接、新材料等相关企业。此外，格力也与其他企业、大学、研究院等一起参与了与“铝代铜”相关的国家标准——《房间空气调节器用热交换器》国家标准的修订。据悉，新一轮的标准讨论会预计将在2026年1月举行。成本优势显著，格力为何“不跟”？何为“铝代铜”？简单来说，就是在空调内部原本使用铜材的部件上改用铝材来替代。而推行“铝代铜”，最直观且显著的优势便是成本的大幅节省。据同花顺iFinD数据，以现货价格来衡量，每吨铜的价格超过9万元，而每吨铝的价格在2万多元。新浪《BUG》栏目指出，以单台空调成本计算，铜的花销可能会占空调成本的20%，但铝材成本仅为铜的1/10，如果能有效推进空调内部材料的“铝代铜”工作，每台空调的价格有望大幅度下降。同时，从资源战略的角度审视，“铝代铜”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作为铜消费大国，实际上却面临着极度缺铜的严峻现实。北京制冷学会名誉理事长唐俊杰指出，2023年国内家用空调行业铜消费占中国铜消费10.7%，约172.3万吨，80%依赖进口。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我国铝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铝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2024年，我国氧化铝、电解铝、铝加工材和再生铝产量保持世界第一。在此背景下，今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铝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年）》，也明确将“以铝节铜”列为扩大铝消费的重点方向，推动铝在电力、家电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重点应用场景包括冰箱、空调热交换器换热铝管等，这无疑为“铝代铜”的推广与普及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然而，尽管“铝代铜”在成本和资源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但由于铝在导热性、延展性、耐腐蚀性等物理、化学性能上天生劣于铜，这使得部分厂家和消费者对“铝代铜”仍抱有一定的疑虑和担忧。在格力电器2023年度股东大会上，针对铜价上涨对企业毛利的影响，董明珠就曾表示：“我们了解到，现在已经有部分空调企业开始用铝代替铜作为原材料。目前来看，如果采用铝来替代，它的耐久性和稳定性现在不敢保证。所以，在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前，格力就绝对不会使用‘铝代铜’。”董明珠强调，“质量永远是第一个考量标准，而不是把成本摆在第一位。在质量同等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考虑成本问题。今年铜的涨价对格力有压力，但要想做一个好的企业，就要对国家负责，要对股民负责，同时也要对员工负责。”今年6月，在公司业绩说明会上，格力电器副总裁胡余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性能、质量和可靠性不能完全保证的情况下，公司暂时没有‘铝代铜’的计划。”他指出，铜是空调的核心原材料，占空调成本的20%左右，尽管同等情况下，铝材成本约为铜材的1/10，但是铝在熔点、热传导系数、电阻率、耐腐蚀等参数，以及长期可靠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相关研究持续加码，业绩承压或催生变数尽管格力电器多次声明，目前暂时没有推行“铝代铜”的计划，但其在“铝代铜”技术方向的研究探索却从未停歇。这种探索不仅体现在其对行业标准的积极制定与参与中，更彰显于其对铝业领域持续且密切的关注里。据天眼查，在过往的多年间，格力电器间接投资了多家铝企业，如青海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国鑫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平安高精铝业有限公司、青海青投铝电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庆丰铝业有限公司、民和万康铝业有限公司等。去年11月，格力集团还大力推动龙源金科铝管项目落地珠海。格力集团官网当时发布的文章称，龙源金科铝管项目拟与格力集团以及优秀团队、产业机构共同建设一家专注于铝制制冷用管制造的实体工厂。据悉，该工厂主要生产高效高耐腐的家用空调铝管以及微通道集流管等产品。该项目拟投资1.8亿元，建成后铝管产品年产达1.5万吨，销售收入5亿元，当时预计于今年10月投产。虽然如今格力集团只拥有格力电器约3.5%的股份，但格力集团曾是格力电器的控股股东，二者之间渊源深厚，关系非同一般。有观点认为，格力集团推动龙源金科铝管项目落地珠海，或也将进一步加速格力电器的“铝代铜”计划。事实上，“铝代铜”的推行极有可能对格力电器的业绩产生多维度的影响，尤其是在今年其业绩表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据格力电器披露的最新财报，今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利润双双承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71.8亿元，同比下降6.5%；归母净利润214.61亿元，同比下降2.27%。不过，在毛利率这一关键财务指标上，格力电器仍展现出一定的优势。今年前三季度，格力电器的毛利率为28.44%。尽管相较于去年同期的30.21%有所下滑，但领先于同期美的集团的25.87%以及海尔智家的27.21%，在行业中保持较为突出的优势。国泰海通证券在研报中指出，根据产业在线数据，2025年Q3家用空调行业内/外销售量整体分别+6%/-13%，其中格力内/外销同比分别+3%/-15%，市场份额进一步下滑，内销受国补退坡影响降速，出口受海外去库存需求回落影响。同时央空产业受地产下行拖累，其预计同样起到负面贡献。国泰海通证券认为，进入25Q4，公司零售端价格开始出现调整，参考奥维云网，25W40-44，格力空调线上均价同比-5.9%，为应对国补退坡时期行业竞争，公司不得不开始进行价格端策略的重新调整。有观点认为，迫于同行竞争压力，此前坚持不降价的格力电器也逐渐“松口”。若同行在“铝代铜”后进一步内卷价格，格力电器或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未来，格力电器究竟是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既定路线，还是会在攻克“铝代铜”关键技术后，与众多同行一样拥抱这一变革趋势？雷达财经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