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叙事里，生育常被视作女性的「天职」——一个发生在她们身体内部的故事。可在这个看似自然的叙事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性别不平等：当生育遇到困难，社会的矛头往往首先指向女性，而男性的角色却长期缺席。在辅助生殖的场域，这种不平等被放得更大。身体的痛苦、时间的耗费、情绪的波动几乎都由女性独自承担，而男性的「在场」或「缺席」，成了婚姻关系与亲密责任的试金石。唐姝琦是一位社会学博士生，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过去两年，她将目光集中在了做辅助生殖的女性身上。2023年开始，她在成都一家三甲医院展开研究，访谈了30多位接受辅助生殖的女性及其伴侣、医护人员，并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和那些女性就诊者生活在一起。她想知道：她们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主动的选择，还是结构压力下的不得不？在一次次促排、取卵、移植与失败的循环中，她们如何认识自己与伴侣的关系？又将如何重新理解生育？走进田野的过程中，唐姝琦才真正了解「做试管」这三个字背后的分量。这不仅是一个医学过程，它更像一面镜子，照见现代婚姻里关于爱、责任和性别的缝隙。在辅助生殖的场域里，性别分工如此不同：男性的参与通常被简化为仅需两三次的「必须到场」，而女性的身体与生活则被彻底「征用」——十次以上的频繁就诊、侵入性的激素注射与取卵手术、被完全打乱的个人日程。她们不仅在承受身体的苦楚，更在「开奖」前的漫长等待中，独自咀嚼每一步都可能失败的巨大焦虑。唐姝琦今年32岁，已婚未育，做田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就坐在医院生殖科的诊室外，和这些等待做试管的女性聊天。她将研究写成论文《生殖分工的新脚本：试管备孕的女性经验及夫妻关系重塑》，希望更多人看到这些「试管姐妹」，看见她们流动的主体性，看见生育是一个复杂的议题，看见她们的坚韧豁达与脆弱挣扎，看见这些女人最真实的样子。她们并不只是医学技术的使用者，她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传统生育叙事中寻找新的位置，在痛苦与不确定中，重新争夺对身体与生活的掌控权。以下是唐姝琦的讲述——文｜罗芊1我今年32岁，是一个在读博士生，已婚未育。入学不久后，我和导师聊起感兴趣的议题，我就提到，家里有人做辅助生殖相关工作，加上我自己也在面临生育的抉择，对这个问题挺感兴趣的，导师就鼓励我，可以在这个方面寻找相关选题。至于为什么会注意到辅助生殖里面的性别分工？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就是女性，很容易注意到这件事里女性的处境。20岁出头时，我在国外念过一年多的社会人类学，接触到女性主义思想，但是那个时候太年轻了，好多东西学得很碎片，朦朦胧胧溜走了，剩下的只是观念上的警示，我找不到一种明确的话语体系去表达想说的东西。我能感觉到，这次这个主题，与我切身相关，我又真的关心，并且想要有所表达。2023年10月，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田野，田野点就在成都一家三甲医院的生殖科，也是我家人工作的地方，我在那里待了近一个月。医院生殖科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那里的氛围真的非常生育友好。很多医护都是女性，选择在生殖科工作，肯定对生育这件事比较认同，觉得生孩子好，才会感觉自己工作是有意义的。那个空间里，大家都奔着生孩子这个目标去。在互联网的公共舆论场上发声较多的，常常是「不生的理由」，比如育儿的巨大成本、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对婚姻质量的担忧等。这些是基于理性计算和现实困境的公共议题，容易形成广泛的讨论和情绪共鸣。你不去医院的话，日常生活中你会觉得，网上特别大的声量是，生孩子很危险，养孩子很辛苦，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调侃，不婚不育保平安。而我所研究的试管姐妹们，全身心沉浸在一场个人的、艰辛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助孕过程中，她们关心的是如何能生，而不是要不要生，她们活跃在一个有边界的圈层——线下的医院走廊、微信病友群等等，成为了一个内部共同体。这也让我觉得互联网和现实生活非常割裂，网上都是不生的，线下全是要生的，包括身边的朋友也是，我们30出头的年纪，工作生活稳定了，婚姻也稳定了，绝大部分人都是在备孕的，但一打开手机，都说我不生。这也是我最起始的好奇点，我想知道，我的田野对象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想生孩子？明知道生育会经历这么多难受的事情，明知道做试管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她们依然很想生。一开始我也有些忐忑，没去之前会想，这个事情（辅助生殖）听起来挺悲惨的，要花好多钱、好多时间，身体也很痛苦，但其实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大家在诊室外面互相聊天的时候，气氛是非常轻松的，甚至是愉悦的。大家都是同类人，天然能够共情彼此，聊起天来有一种自嘲或者开玩笑的感觉，你做了几次，都是什么经历，大家都很坦然地说出来，讲给其他的姐妹听，用作参考或者安慰。你会感受到一种很友好的、女性之间的情谊，这一点我是没想到的。去之前，我自己会有些预设，和对方谈论一些跟身体经验有关的东西，比如说，你是不是流产过？你有过几个男性伴侣？这种事情是很隐私的，结果进了田野之后，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大家互相聊得很嗨。你生了几个，流过几个，都很自然，你就会感觉到很多事情，好像在医院外面，总是有一层「道德」的屏障隔着，到了医院之后，大家就退回到了非常原始的交流状态里面，我的身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毫无道德包袱，就可以这样坦率地讨论。我的好多案例其实都不是正式地坐下来「采访」出来的，而是我就陪着她们，在诊室外头等着打针，就自然地开始聊，你为什么来做试管？这种无意之中表露出来的东西，往往比正式坐下来聊更加真实。第一次田野我在线下一共追踪了9个个案，访谈了15个人，包括女性就诊者以及她们的家属、生殖科医护人员，之后还在线上招募了8个访谈对象，进行了电话访谈。如果说最强烈的感受，我觉得是那种非常主动的生育观。没有进田野之前，我会设想，是不是很多女性她不那么愿意去做辅助生殖？她们是不是被迫的？那种被迫不是说被人押着去的被迫，而是迫于一种无形的压力，比如社会时钟，比如身边环境。进了田野之后，我发现我接触到的很大一部分人，主体性很强，你问她为什么来做试管，她会说因为我想生，那种非常主动的生育观，其实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图源剧集《半熟男女》2做试管这件事，它其实很复杂，比如我冷不丁地跟你说做试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是干嘛的。试管不是打几针你就怀上了，中间好多过程，官方一点说，一个辅助生殖周期通常包括看诊、促排卵、取卵与取精、胚胎移植等步骤。但是具体到一个去做试管的人，你会发现，每个人做试管的经历都不一样，因为大家的身体不一样，每一步的操作都要看激素涨落水平，和卵泡发育大小的情况而灵活调整。医生会把正式进入试管流程称为「进周」（进入治疗周期）。在进周之前，你需要做体检，把生殖系统从里到外检查一遍，比如子宫卵巢有囊肿，或者乳腺有结节，这些根据情况可能会需要提前处理，因为试管过程需要注射激素类药物，可能会让某些妇科病症病情发生变化，也可能有某些身体指标不利于怀孕而需要在进周前进行调理，处理完，各种指标合格了，才可以进周。从进周开始，就要打促排针，同时根据医嘱进行验血和B超检查。血液中指示激素水平的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卵泡发育的情况，B超检查可以看到卵泡的大小和个数，这样去监测。比如说医生看到卵泡长得不行，可能会加药，整个周期时间上的安排可能就会有变化。所以进周后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能变化的。只能说顺利的话，半个多月时间里，有符合条件的胚胎，如果身体状况也非常适合鲜胚移植，就直接给你移进去，这个是理想中最快的情况。但事实操作上很难这么理想。比如在促排卵阶段，有的人卵泡发育的速度不太均衡，有一个单独的卵泡长得比较大，那么可能需要提前穿刺把太大的扎掉，让剩下的继续长。还有的人一直不长，可能就要调整用药，打针的时间也可能会延长，再看卵泡发育的情况。如果不是近距离接触，可能很多人对于试管婴儿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很朦胧的印象，没办法知道身处其中的人经历了什么。首先整个过程侵占性非常强，这种侵占性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比如那些侵入性的医疗操作，激素注射、抽血检查，以及最终通过穿刺手术进行取卵。它更让人难受的点是，你整个生活的安排都被它捆绑了。你没有办法安排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身体的激素水平，这是你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你的一切日常安排——工作、社交、休息——都必须无条件地为治疗让路。很多时候你都在等。我有一个访谈对象王姐，她描述自己等待养囊的过程：医院让你过去等，结果过去之后告诉你移不了，或者告诉你没有胚胎，或者告诉你胚胎不好……先养三天去看一次结果，养到六天再去看一次，你就感觉你的(胚胎)个数一直在减少……再到最后筛查还得等一个多月，这种等待过程特别煎熬。王姐把自己的试管日记发在网上，一位试管姐妹在她评论区写下类似的经历，一次，她都换好衣服等移植了，结果告诉她没有可用的胚胎，「你知道换上衣服、又把衣服换下来的失落吗？」做试管的过程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促排卵时卵子可能发育不好，取出的卵子可能不受精，受精的胚胎可能不发育，发育的胚胎质量不一定好，质量好的胚胎移植也不一定着床，就算是着床了，还有人怀了两三个月还是停孕了。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再多的道理，很多情绪反应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当你体验到这种女性独有而男性很难有具身感受的助孕过程，这种不平衡感就是会出现，而你没有办法用你知道的理论去解决。所以有时候，知道得越多，难受的事情也越多。关于这种不可控，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步骤是取卵。取卵之前会打一种激素针，他们叫做「夜针」，大概是晚上8-9点的时候打，医院会按照大家打夜针的顺序去排，34-36个小时后，你是第几个取卵，会精确到大概一个小时的级别。你打了夜针之后，到了取卵的时间，工作有天大的安排你都得放下，不然的话前面就全白费了。但是即使这么精确了，上手术台还是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是，你的卵泡排掉了。有的人采卵的当天早晨拍B超去看到底有几个卵泡，看的时候还是十几个呢，上去之后好几个都排掉了，就少采了好几个。要知道，等到去采卵那一步，之前你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努力，你会觉得每一个卵泡都是很珍贵的，你打了那么多天针，当然要多采几个出来。而且往往先排掉的那些卵泡其实是比较成熟的，就很可惜。因为这种不确定，你会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等着看的那种悬而未决的感觉。你整个的日常生活安排会处于一种比较失序的状态，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图源剧集《半熟男女》3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其实没有过做试管的经验。看到她们这样的过程，我很容易想到自己高考，或者是考研，就是你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想要求一个结果，那种对结果的盼望就是这么强烈。对于做试管这件事，胚胎移植之后是否着床，也就是所谓的「怀上了」，算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大家对于胚胎移植后的验血验尿，有一种虔诚的期待。她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开奖」。一般医院要求试管姐妹移植后10到14天到院验尿验血以确认胚胎是否着床。但胚胎移植之后，有人会特别特别期待，忍不住在家里买一大堆验孕试纸，每天验好几次。关于移植之后第几天验尿这件事情，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说法各有不同，有的人说千万不要验，比如你第九天、第十天验出「白板」，心情特别不好，反而可能不利于着床，你一直不验，你的心情还好一点，说不定它就着床。很玄学的。有的人会憋着到医院来验，等的那一下，就像开中奖号码、查考研成绩一样超紧张，查成绩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刷新网页，她们就是一直刷新报告，刷出来一看是阳性，哇，高兴得很，拉着我的手抱着我跳，紧张了十几天，这一刻看到了阳性，真的好开心。也有非常难过的反转。我有一个个案，在家里面测的时候还有，到医院来测就没有了，因为之前打了HCG进去，还没代谢完，在家里面测出来是假阳。那天她去医院我专门过去陪她，她说在家里面验了有，我说那你应该稳了，结果验出来没有，真的挺难受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再坚持下去，那件事情之后我都不好意思联系她。2023年那次田野，我完整地跟了一批人做完了一个周期，6个人本来验尿的那一天全部都查出了阳性，后期着床了之后还需要看HCG翻倍情况，翻倍好的话一定程度上指示着胚胎发育还不错，翻倍不好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胚胎发育得很慢，甚至是没有发育，或者是不排除宫外孕的可能性。之后她们中有一个胚胎发育得不好，HCG翻倍不理想，这种可能就是胚胎生化了。还有的是HCG翻倍还可以，但是B超一直打不到胎芽胎心，不是个活胎。那一批最后真正怀上了，现在已经生下来的只有一个人。我之前有一个个案，她的经历也很曲折。她是生过一个孩子，之后因为老公不做避孕措施，又怀了好几次，但那时候还没做好要二胎的准备，都打掉了。每一次流产都需要刮宫，导致她的子宫内膜变得非常薄，等到两个人想要二胎了，她的内膜条件已经很难让胚胎着床了。她的胚胎质量实际上还不错，就是因为内膜不好移植了两次都没成功着床，第一次促排的胚胎用完了，又促了第二次，第三次移植之后终于怀上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她内膜不好，医生为了提高成功率给她移了两个胚胎，结果没想到两个都怀上了，本来她觉得也还行，双胞胎也挺好的，之后三个孩子热热闹闹的。结果怎么回事呢？她其中有一个胚胎着床在了她上一次剖腹产的伤口上，在我心里这不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吗？怎么就发生在我身边？那着床在伤口上就很危险，就必须要减胎，不然的话最后有可能把子宫撑穿，子宫破裂很危险的。减胎的时候面临的风险是，你可能减了这一个，另一个也保不住，压力超大，不过好在后来还好保住了，所以辅助生殖这件事，以前你觉得怀上了就是终点，后来发现，怀上了原来还不是终点，怎么还有后续的事情发生，平平安安生下来才是终点。在这种强烈的不确定和等待中，很多人受不了希望的落空，会出现情绪问题。比如有一个访谈对象跟我说，做试管那时候特别害怕下雨。下雨的时候遇到要买药，要提很多东西，再背着工作用的电脑打着伞，把自己弄得非常狼狈。那种瞬间让她很讨厌下雨。她记得倒数第二次去医院的时候，在车上看见外面下雨，莫名其妙地就哭了。再比如我昨天整理的一个个案，她的情况是胚胎移植采用降调周期，就是在使用外源性激素为胚胎移植创造子宫内膜条件之前，先注射一次降调针抑制自身的内分泌波动。那个个案非常倒霉，医生都说工作了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降调针打了之后没有效果的。所以你想想，你打了一针1000多块钱的药，苦苦等待了21天回医院一检查，跟没打一样，非常容易对你造成打击。医生就问她怎么回事？她就各种回忆，我是不是这样了？我是不是那样了？后来她就说了一句，我是不是吃鱼了？医生其实也不确定。只是跟她说，有这个可能，因为有些鱼养殖的时候可能放了激素催肥，但是其实没人能确定。她就归因于，因为我吃鱼了。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很容易把这件事情归结成，是不是我对自己的生活管理不够严格，我做错了什么，这种责任感，会让人压力很大的。而且这种直接的「反思」往往是停留在女性这边的。甚至在移植失败的时候，其实胚胎质量好不好不是女性一方可以决定的，但是好像大家不太会一下子就想是不是我老公熬夜打游戏了，是不是他影响我了？一般人不会这样想，就会想自己，我是不是熬夜了？我是不是吃错东西了？这个压力还是挺让人感慨的，而且也让人感到有点无力。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4如果看了我的文章，应该不难发现，男性的声音很少。这是我做田野时的一个短板，因为不怎么有男性会跟我说这些。包括我在生殖科里面也会看到，很多时候就是女性聚在一起在这边讲，男性坐在另一边，大家沉默地玩着手机。后来我就想办法，把我对象拉到医院去，混入其中，看看他们男性之间愿不愿意聊点什么出来，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说，对这件事情有一种很微妙的讳莫如深。最开始我会想，他们是因为需要辅助生殖，觉得自己可能在无子问题中负有责任，觉得丢脸吗？后面我和身边的朋友接触，我发现，好像不仅仅如此。我有一对很好的朋友，他们是夫妻，我们大家一起玩的时候聊到备孕，我就对那位男性说，要是备孕的话，可以去做一下生育力检查，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备孕，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早点解决。就聊这么一个事情，对方是很抗拒的，他不愿意去检查，也不愿意再聊下去。其实大家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但也是避而不谈的态度。这件事给我一个整体的感受就是，无论是性别的刻板印象也好，社会规范也好，在男性身上反映出来的整体表现就是，你在生殖科门诊里面比较少听到男的讲话，那是一个非常整合的状态，不单单只对做试管这一件事情，对生育这件事情也一样。具体到辅助生殖的过程里面，男性的「在场」也比较少。在一次试管的周期里，从医院的诊疗流程来说一般是要求男性必须到场仅两三次，而女性需要十次以上。从进周到成功怀孕至少需要大约20天，由于个体差异和反复失败的可能性，这个过程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可以说，这期间女性的时间投入远大于男性。如果是自然受孕的状态，女性承担生育任务其实主要在怀上之后，但在辅助生殖的过程里，她们这个过程完全被提前了。在怀上小孩之前，就开始付出艰辛的劳动。所以我会觉得，这种生育的主体性，有时候其实是掩藏了男性的缺席。因为生育的时钟在催促，很多女性会有一种心态，就是你不管，那当然只有我管了，这个孩子我现在不生，我可能这辈子就没法生孩子了，这个紧迫感是在女性身上。试管从技术的操作上也给男性一种错觉，就是我是一个支持者，不是一个共同参与者。虽然医生会说，做试管的期间男女双方都要调整，男性要戒烟戒酒，少用手机电脑，早睡多运动，尽量少骑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容易导致阴囊温度增高对精子不好，但很多男性其实也做不到。他们可能会有一种「我是在帮你」的心态，而不是这事也是我的事。这一点其实是挺无力的。所以我在田野里面会观察到，当一对夫妻他们面临辅助生殖这个挑战时，夫妻关系也在进行新一轮的重塑，夫妻会在面临压力和不确定的过程中，去思考这段关系里面的责任问题、情绪问题、相处模式问题。可能有些女性依然会比较传统，选择默默承担这一切，保持原有的关系模式，但有些女性会在争吵和磨合中对对方提出要求，找到新的相处方式。比如我有一个叫格格的个案，她的丈夫一开始也是那种甩手掌柜类型，就像一个车接车送的司机和陪诊，你说他完全不出现吧也不是，但是去了医院待一整天他也没做啥，就在那打游戏。格格就会跟他提要求，说明现在是非常时期，她为试管这件事承担了很多，她的情绪也会影响试管的结果，她希望对方关注自己，学习相关的知识，并尽量照顾她的情绪。在这样的引导下，对方才真的有所改善，大家达成共识，不然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没有怀上，对于两个人而言都是很大的损失。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女性的情绪变得正当化了。平时女性的情绪它是多么的虚无缥缈，你说你难受，你焦虑，对方会说，你可能就是想多了，甚至有人会批评你，你就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到了你做试管的时候，情绪这个事情它可能真的会影响你能不能成功地怀上，它就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具身的影响，变得正当了。当然，还有一些夫妻会在这种生殖分工脚本的磨合里陷入僵局，发现两个人本质上是不能建立深度关系的人，婚姻走向破裂。医院里大家印象都很深的一个案例叫立云，她其实在做试管的过程里面很顺利，胚胎数量多、质量好，但她移植只失败了一次就选择放弃了，因为她在试管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丈夫在亲密关系里一直是缺席的，这种缺席不是物理意义上两个人异地，精神上她也很孤独，她一直在「孤军奋战」，她因为试管这件事意识到，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立云一共得到了5枚质量不错的胚胎，移植了2枚失败了，还剩下3枚胚胎，挺多人都劝她，要不再试试吧，她很坚决，直接签字放弃了，并选择和男方离婚。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52024年，我又回成都做了一次田野，那次我选择更近距离地和田野对象接触。医院附近会有很多房子租给外地来做试管的患者，大多都叫「好孕公寓」，我选了一个合租房住了两个月，因此，也遇到了很多从外地来做试管的女性。和她们真实生活在一起，我发现了一些更隐秘的关于生育的思考。比如说，之前的田野里，如果我在医院问对方，你做试管是为什么呢？她会说因为我想生，我再问她，如果失败了，你怕不怕因为这件事婚姻出现问题，她会跟你说不怕，我生孩子就是为了我自己，我只是想要这个孩子，她们的回答都是看似非常有主体性的。但真的住在一起，相处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她其实是害怕的，害怕没有生这个孩子，她老公或者她婆家人会怪她，甚至她娘家人都会怪她，会说你们两个婚姻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没生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叙事她是不会讲的，她可能觉得讲出来了之后显得自己不够强大。曾经这个叙事是很正当的，之前可能你出去说我不生孩子，我婚姻怎么办？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所以会看到，现在「大女主」话语，其实会有一种反过来的压抑，会让一部分女性不好意思讲出来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一点其实让我挺感慨的，之前我不知道这么多细节的时候，我觉得主体性好像就是对父权制传统家庭观念的反抗——让我这样我偏不，我就是要大女主的感觉，其实后来会发现，你也不用苛求每个人都像战士一样，人家在自己的体系里面，自洽就行。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她可能生了三胎，跟婆婆一起带娃，工作也不咋样，老公也不着家，但是她觉得还可以，她对自己做试管，也没觉得亏，孩子是自己的孩子，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情感连接让她觉得非常美好。我会觉得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够了，可能不必要求大家都这么战斗。我印象还很深的是一位来自四川凉山的一个姑娘，她没有念过书，大字不识几个，但是她生活得非常开心。她的第一个小孩是一个唐氏儿，染色体有点问题，智力发育不是很好，好不容易攒了10万块钱过来做试管，我就问她，我说你第一个小孩都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会想生更多的小孩？人家的说法就是，我第一个小孩不好，我要多生几个孩子，以后一家人都可以帮衬他，她就是这样的观念。但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叙事里面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姑娘，我们聊起关于生育的话题，她的很多思考是非常让我吃惊的。比如，她和我谈到，她看到新闻上说，有人有钱会去找代孕，身体就不用受苦了。她还说，如果她有钱的话，她也不想去找代孕，别人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和我亲吗？和我会不会感情不好？当然也许因为这个人本来思维就比较活泛，但是我相信做试管这个事情肯定对她是有外力作用的，会让她思考，对生育怎么看，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关系，对自己的亲子关系怎么看，这一系列的问题是都有反思的。她不反思，她说不出这样的话，之前她只是没有理论的话语来表述而已。做试管这个过程，会让有一些人有一点点觉醒，这种觉醒它不一定是指向我要变成一个「大女主」，而是指向你更清楚地知道你在做什么。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而且我发现，这些做试管的女性们身上有一种很强大的生命力。我和她们聊的时候，我有时候听人家讲自己的事情都掉眼泪了，她们倒好像比我更平静。我觉得她们的自洽程度和幸福感的程度是高于我的。可能之前我也有些理解不了，有些女性的处境在我眼中已经差得不行了，为什么还要生孩子，但是人家真的过得挺开心的，很自洽，这一点我改观很多，我觉得不要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经验里面去揣测他人的人生，人家有自己人生的活法，而且她们比我快乐，何尝不是比我成功。我还很感动的是她们之间的女性情谊，她们之间会互称为「试管姐妹」。其实就像之前说的，当你决定做试管，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就给你发个本子，上面有稍微详细一点的步骤介绍，至于每一步之间要干嘛，好多人会很懵，中间出现好多情况，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时候，试管姐妹互相之间会形成一种自主的「联盟」。她们经常聊天，线上线下都聊，会把非常零散的、个体化的具身经验互相分享。你会发现，你跟一个沉浸在这种经验分享的试管姐妹聊天的时候，她会跟你讲你移植了，如果几天之后你肚子有点痛是正常的，可能着床了，但这句话医生是不会跟你说的，因为没有医疗的证据，但是所有人在一起讨论之后变成了一种好像可以给你提供安慰的知识，很神奇的。而且你每一次去医院，要怎么去医生那排队开单检查，去哪抽血，去哪打报告，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医生不会一一跟你讲，她们会靠着这种联盟自己内部就解决了，可能有的人因为一起做了试管之后还会保持联系，成为好朋友。试管姐妹她们会有很多交流的微信群，这些群里面通常都很友好的，因为大家都很自觉，不在群里面散布焦虑，都是非常正向的安慰。我去的那个田野点，同时进周的人，你们会在同样的日期来打针，来查B超，医院会给大家拉一个群，真的很像同期生，我们这一批，谁怀上了，谁毕业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成功生了孩子，真的会发一个毕业证。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6我没有想到会有人关注到我的研究，我很想让更多人知道，做试管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这些做试管的女性，真的经历了很多。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她们不容易，也看到她们的强大。我真的很喜欢她们，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我没有的东西。她们很有活力，很有精力感，像我这样的「低精力老鼠人」，真的很佩服。如果不是一个高精力的人，或者是一个对生育信念感比较强的人，可能不会去做这个，或者说做一次失败了就算了，不会一次又一次尝试，所以我经常能在她们身上看到那种——哇，好好攒劲生活的力量。很多年轻女性可能理解不了她们对孩子的渴望，但你一代入考研，应该能懂这种焦灼，你备战了几年，就上不了岸，那种失落是很具象的。生育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而且它是一个流动的问题。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流产了很多次，最后想要试管一个二胎的个案。她为什么想生二胎？是因为生命里有了一些变故，看法改变了。之前，她是坚定地只生一个孩子的，后来爸爸生病去世了，她是独生女，就感受到在她爸爸临终的这段时间，她压力很大，她的感情也无处安放，因为妈妈年纪也大了，她只能做那个支持者，没有人支持她。那个时候她就想，如果自己有兄弟姐妹的话，还可以相互支撑，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时刻，也有人可以相互支撑，就想生二胎，她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非要把这个二胎生下来，自我驱动性非常强。从表面上来看，她结了婚，生了一个，政策允许又生了第二个，好像是一个比较传统看重家庭的人，但是实际上她的这种生育决策、生育观念是非常个体化的，是出于对自己的感受，对自己人生的体验和反思。而辅助生殖只是生活的一个选择，有趣之处其实在于你如何去接受它的过程和结局。有时候追问一个人生育的意义，就像追问对方人生的意义一样，能触及一个人特别内核的想法。我的一个朋友，她是1987年的，她本来准备不婚不育，和自己妈妈相依为命过一辈子。结果她去年突然查出来卵巢早衰，不到40岁就绝经了，几乎失去了卵巢储存功能，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做AMH（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指标），正常的话应该是大于2，她只有零点几。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她就慌了，她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到那一刻她才发现，原来不想生和不能生是不一样的。当她知道自己失去了选择的时候，原来真的会难受，虽然她没有打算生，但是不能生还是对她造成了冲击，后来她进行了一些外源激素的补充，积极治疗，有一个月她的月经就正常来了，她很开心，跟我分享说，在那一个月她的想法竟然是，我要不要生个孩子呢？这件事也让我觉得，生育问题是很当下的决定，不到那一步，你真的很难预料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研究这个议题，我其实也在反复地拷问我自己，我对生育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已婚未育，一直都很纠结生孩子这件事情，因为它会让我处理更多的人际关系，我很社恐，不喜欢处理人际关系，但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因为要有照顾者，隔代育儿逃不开的，我跟自己的父母都很难再同住，还要去协调别人的父母，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最麻烦的事情，而且是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的一个事情。这件事情对我的婚姻观、生育观有没有产生影响？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做这个田野，其实解决不了我内心的问题。关于生育，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焦虑，所以处在一个非常清醒的焦虑中，田野给不了我解决焦虑的答案。这次田野让我产生的最大变化是，我对不同的生活态度的理解更深了，我看到了更复杂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女性的处境。原来女人在非常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也是可以很自洽的。之前我对这样的状况，是尊重、理解，但情感上不太能共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自洽，深层还是觉得是不是被洗脑了？但是当你真正和她们接触了之后，我真的能够从情感上更加共情。她们的自洽，她们的主体性实践，她们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自洽是真实的，痛苦也是真实的。当我们说这些女性有主体性时，并不意味着她们的决定是完全自由、不受任何束缚的。相反，我观察到的是一种在结构压力下生成的主体性，或者说是一种情境化的、挣扎中的主体性。在漫长的试管过程中，她们不断地学习、决策、与医生沟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主体性实践。她们会将外部的期望（比如家庭的、社会的）进行内化，最终表述为「我自己的决定」。「是我自己想要一个孩子来圆满我的人生」的背后，可能交织着对婚姻稳定的考量、对年龄的焦虑，或者对「正常」家庭生活的想象。这种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需求的过程，本身就是主体性在复杂情境中运作的体现。我想呈现这种在技术、身体、家庭与社会结构的夹缝中，女性所展现出的坚韧、矛盾而又真实的处境。这种流动的主体性和情境化的主体性，是我调研下来最真实的体会。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发现，辅助生殖和背后的性别分工这个议题最有趣之处在于「模糊」和「关系」，这里面牵扯的东西很多，许多思想在打架，关系也在流动，我会被这种模糊所吸引——它不是一个明确的论断，很复杂，也很有魅力。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

“AI替代人类”的神话，正在崩塌？去年，硅谷流行一个说法：“AI会干掉你的工作。”从谷歌、亚马逊到各家初创公司，许多企业高调宣布“用AI优化人力”，在投资人面前展示未来的高效蓝图。然而一年过去，现实给了他们一个耳光——越来越多公司正在重新雇回自己裁掉的员工。最近，人力数据平台 Visier 公布的一份全球报告显示，在其追踪的142家企业、240万名员工中，有5.3%的被裁员工最终被老东家重新聘用。这个数字虽然看似不高，但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这一比例自2018年以来相对稳定，但近两年明显上升，且正在加速。这意味着，“AI替代人类”的神话，正面临着现实的冲击。一场没有兑现的“AI承诺”Visier首席研究员 Andrea Derler 把这种情况形容为“企业与AI之间的冷静期”。她指出，很多公司在去年裁员时，给出的理由是“AI已经能自动化部分岗位”。但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更多只是一种“方便裁员的借口”，而非基于真实的业务效果。根据Visier的分析表明，许多公司在引入AI系统后，确实能在部分流程上提升效率，例如客服问答、数据录入等。但真正的问题在于：AI通常只能“接管任务”，而不是接管岗位。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职位（例如市场分析师、开发工程师、项目协调员）中，AI只能取代其中的部分操作，而剩下那些需要判断、协调、经验积累的环节——依然需要人。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些公司发现自己“省了一半人，却还得花更多人力去让AI真正能用”。不仅如此，更现实的问题是“钱”。正如 Andrea Derler 所说，许多高管在推动AI战略时，完全低估了AI落地的成本和复杂度：“AI基础设施不是一个模型接个API那么简单。它还包括服务器、数据管道、安全审计、模型监控等一整套系统。”——而这些支出，往往会远超公司引入AI的最初预算。尤其在企业级场景中，AI模型需要在内部环境中运行，难免会牵涉隐私、合规和安全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成本直线飙升。一些公司原本计划通过裁员来抵消这部分成本，但很快就发现：AI上线的速度根本赶不上业务的复杂性。于是，当新AI系统上线后无法顺利接管旧流程，公司就只能把原来的业务骨干给重新请回来。MIT：95%的企业还没从AI中赚到钱除了Visier，麻省理工学院（MIT）最近发布的一项调研也印证了这一点——全球约95%的企业尚未从AI投资中获得任何可量化的财务回报。换句话说，AI不仅在账面上没有成为“生产力”，反而还变成了新的资本支出中心。Interactive Brokers 首席策略师 Steve Sosnick 对此的评价更为直接：“看起来，AI行业的巨额投资，很多都没花在刀刃上。”所以，这让许多企业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循环：他们裁掉员工，投入AI；但AI没有节省下预期的人力；反而需要重新招人，让系统能跑得起来。结果是——“AI节流”变成了“AI反噬”。更何况，即便是从传统成本控制的角度来看，裁员也并非“稳赚不赔”的操作。根据劳动力规划平台 Orgvue 的数据，企业每节省1美元的工资成本，实际平均要花1.27美元来支付遣散费、失业保险、重新招聘和培训等隐性成本。“裁员从来不是免费的，”Andrea Derler 强调，“而很多公司都低估了它带来的复杂连锁反应。”“AI替代人类”的神话，正在崩塌？回头看这一轮AI浪潮，它确实带来了巨大的产业变革，但也暴露出许多被忽视的现实。Visier表示，这波“回聘潮”正在各行各业蔓延，在那些尝试快速引入AI工具的公司中尤为明显。例如，一些科技公司裁掉了客服、运营或测试岗位，事后才发现AI生成的内容不稳定、工单识别出错率高，不得不紧急召回熟悉业务流程的老员工来“补救”。“那些高估AI带来节省空间的企业，最终可能不得不一个个打电话，把自己裁掉的老员工请回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AI裁员潮，或许只是企业试错的一环，而这种“回聘”现象表明他们正在学会“修正预期”——与其幻想AI能替代一切，不如找到AI与人类共存的新平衡点。但从“裁员”到“回聘”的这段反转，至少也提醒了一个现实：技术的力量永远需要人来驾驭。参考链接：https://www.techspot.com/news/110139-new-data-shows-companies-rehiring-former-employees-ai.html...

今日头条操纵热搜和舆论的行为，不是个案，应该是系统性、长期性和普遍性行为。以下提案是业内人士针对这种行为处理方式的建议：泛滥/祸国殃民的被操纵的虚假热搜和热搜榜...https://www.cjz.vip/303746459.html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字节系其它事业部，有一个所谓的名不符实的“专家标注平台”，此平台所谓的“专家”貌似大部分是学生和失业者组成（和专家无关），同时其它问题也非常多。其中他们的一位员工，污蔑某人手写原创的题目思路为AI生成（这涉及底线），在和其私聊沟通无回应的情况下，在另外一个话题此员工找其它理由（后面证明这些理由也是错的）要维持此前他们认为是AI生成的荒谬错误判断的前提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污蔑的某人在他们的社群公开了被污蔑的事情，而他们的这位员工非常恶劣，一二再、再二三的污蔑。飞书社群截图后面和他们的一位领导私聊，他们承认了这个不是AI生成。本想此事件就此打住，不再提，但是他们的这个行为，也过于龌龊：字节系的这个事业部出现的此恶劣污蔑事件可能是害怕被媒体曝光（也可能是此污蔑事件在他们事业部社群公开后某人或者某些人恼羞成怒的报复行为），在此恶劣的污蔑事件在他们社群公开后，字节系的今日头条很快禁言了此人（被污蔑的人）在今日头条注册的一个账户，过了几天后封禁了此账户。窥一斑而知全貌，从此处可见...字节系的这个事业部问题非常多：1、员工问题很多；其中员工捣糨糊的本事一流（沟通接触了他们的7名员工，5人出现了这个情况，还挺严重）；有的员工非常恶劣（喜欢作恶）；除了1人之外，其它人不承认错误，错了也不改。2、非常混乱，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3、此任务平台并非他们号称的“专家标注平台”，貌似大部分是学生和失业者组成（和专家无关）。他们这样的虚假称呼，可能是想给人一种错觉，想拿到或者忽悠到更多融资和资源吧。4、他们所谓的拉小群的“质检委员会”里面学生非常多，大部分的真实水平并不专业，问题一大堆。5、此平台是一个兼职做题平台，9月份兼职人做的工作，到11月底和12月初才给结算拿钱。让人想起了以前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其拿薪的拖延时间和他们类似。(甚至还不如以前建筑业的农民工，农民工每个月至少还能获得基本生活费）6、此平台喜欢白嫖兼职人的工作成果。知名天使投资人郭涛：“今日头条”流量入口有操控舆论嫌疑 易形成“信息茧房”来自：网经社针对近期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的“美的集团因违反京东‘二选一’要求遭罚款500万元”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近期大量媒体自媒体集中发布上述谣言，以及京东“二选一”等不实信息，明显有个别舆论平台操纵迹象，误导公众。据悉，“京东对美的巨额罚款”、“京东二选一”等谣言，是因为京东要求在自己平台上的售价不能高于其他平台，引发与抖音直播间之间的价格竞争而产生的。京东发出辟谣信息后，京东二选一谣言仍然挂在“今日头条”热榜上，而同期其他平台并无此新闻的相关热搜。对此，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电商快评供记者朋友参考。关于此次京东“二选一”的谣言，起因是网上流传的一张PC端运营后台的截图，即京东运营系统给美的集团官方旗舰店发送的违约处罚处理通知：京东运营认为，美的集团官方旗舰店有一款商品在京东的标价明显高于同一时段内其他渠道同款商品价格，违反了京东平台相关价格管理规则，属“严重违规”行为，要处罚违约金500万元。据《黑龙江网官方账号》报道，罚单中的“价格违规”，可能与京东在今年双11的最新商家管控政策有关。据多家媒体报道，京东在今年双11期间对家电等领域商家推出“价格约束”规则，要求品牌在其他平台的最终到手价(含平台券、赠品、满减)不得低于京东。同时，京东还明确要求品牌在其他平台直播间不得发放优惠券、抽奖，甚至禁止提及“更便宜”等字眼，否则将面临高额处罚:一个商品罚款500万元、两个1500万元、3个4500万元。对此，知名天使投资人、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郭涛接受数字经济新媒体&智库——#网经社 独家专访。京东“平台价格不高于其他平台”属纵向价格管控，非排他性交易。依据《反垄断法》规定相关，若京东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且滥用该地位排除竞争，则可能构成“限定转售最低价格”行为；反之，若仅为合理商业策略且未损害消费者权益，则不构成“二选一”。关键判别点在于：是否强制商家放弃其他平台销售、是否导致价格垄断或市场封锁。若京东通过罚款机制干预定价，则有可能引发“变相二选一”争议，需监管部门结合市场份额、实际损害综合评估其正当性。头条系存在技术性操纵舆论的空间。作为流量入口之一，它可通过算法加权、热搜置顶、话题聚合等方式放大特定信息，尤其在热点事件中容易形成“信息茧房”。比如本次谣言在其平台持续霸榜，而在其他平台却没有热度，这一现象就反映出主动干预痕迹。郭涛这样说到。郭涛认为，这次事件表面是“舆论攻防”，实质是存量市场的“生态博弈”。京东通过低价策略稳固基本盘，抖音依托直播电商蚕食份额，双方矛盾聚焦于供应链话语权与流量变现效率。此事件暴露出两大趋势：一是平台间竞争从显性补贴转向隐性规则冲突，未来或更多体现为标准制定权的争夺；二是舆论场成为第二战场，头部平台利用媒体矩阵塑造叙事主动权。...

俄罗斯有关部门称，一些女性为骗取高额抚恤金而与士兵结婚。2023年10月，俄罗斯士兵谢尔盖·汉多日科(Sergey Khandozhko)在入伍的第二天就结了婚，这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困惑不已。40岁的汉多日科此前从来没提到过新娘，也没说过要结婚。更让人费解的是，这场仅持续20分钟的婚礼既没有拍照，也没有交换戒指，而且只有一位宾客。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证词和一份法院裁决，婚礼之后，汉多日科的新婚妻子甚至继续和她的前夫及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但汉多日科的嫂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汉多日科在乌克兰战场上受伤身亡后，他的妻子领取了按规定支付给每名阵亡士兵近亲的一次性抚恤金，这时，一家人才警觉起来。这笔20万美元的赔偿几乎相当于俄罗斯平均年薪的20倍。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一家民事法庭的法官判决汉多日科的新娘叶莲娜·索科洛娃(Elena Sokolova)诱骗他结婚，目的是继承他的遗产。这桩婚姻被判无效，索科洛娃必须支付3,000卢布罚款，相当于37美元。索科洛娃提出上诉，她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战时的俄罗斯，女性以牟利为目的而盯上士兵的现象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人们开始把这种女性称作“黑寡妇”。处理这类案件的法院试图判断涉案婚姻究竟是真实的，还是为了在丈夫阵亡后牟取经济利益而签订的“婚约”。俄罗斯议员提议立法，对这类行为的幕后操纵者施加更严厉的惩罚，或限制通过与士兵结婚而获得的福利。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俄罗斯不得不提供高额报酬来吸引男性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残酷的乌克兰前线。这包括高额军饷、入伍奖金，以及向阵亡者家属支付的大笔抚恤金。根据军衔和具体情况不同，阵亡士兵家属获得的赔偿通常超过1,450万卢布，约合18万美元。大量资金流入许多前线士兵的贫困家乡，引发亲属间为争夺抚恤金而爆发的纠纷，而试图分一杯羹的投机者也闻风而来。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法庭陈述，有失联多年的父亲重新现身，要求分取抚恤金，还有祖父母开口要钱，以补偿他们多年来照料最终战死的孙辈。但俄罗斯议员和官员们表示，最恶劣的是一些女性，她们单独行动或是与他人合谋，在士兵上战场前诱骗他们结婚，企图在士兵战亡后从中牟利。“这些恶魔想要玷污最神圣的事物——对阵亡英雄家属的关爱！”议员列昂尼德·斯卢茨基(Leonid Slutsky)在今年夏天表示。他将涉案女性比作二战时列宁格勒围困战中的劫掠者。俄罗斯法律专家表示，这种现象的真实规模很难确定。《华尔街日报》搜集了六起俄罗斯法院的案件，根据其中的指控和判决，一些俄罗斯士兵或其家属遇到假结婚骗局，被骗走了从前线挣来的钱。社交媒体让骗子们更容易找到目标。在俄罗斯VK平台上，有几十个专门供女性寻找在乌克兰服役对象的群组，例如“与士兵约会”(Dates with Soldiers)，“与肩章约会”(Dates with Shoulder Marks)，“肩章”是对军人的委婉称呼。俄罗斯的VK平台上设有专门供女性在乌克兰服役人士中寻找未来丈夫的群组。图片来源：UNCREDITED俄罗斯当局表示，有犯罪团伙参与了其中一些骗局——有时试图一次性网罗多名士兵。据俄罗斯中部汉特-曼西斯克地区的调查委员会称，一个在该地区活动的犯罪团伙到处物色单身男子，说服他们签订兵役合同，随后为这些男子安排假结婚，并让他们交出财务控制权。受骗士兵人数尚未公开，案情显示涉案金额约为3,000万卢布，约合37万美元，相关人员已被起诉，罪名是有组织犯罪。今年2月，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名检察官指控一对已婚夫妇诱骗一名46岁的无亲属男子与他们63岁的女性同伙结婚，随后说服他签署了一份兵役合同。检察官办公室说：“他们的目标是在发生可向亲属支付抚恤金的事件时窃取这笔钱，因为他们知道这名男子没有其他继承人。”据检察机关称，当这名男子阵亡后，这个团伙以其遗孀名义开设银行账户，申请近亲应得的抚恤金，并将800万卢布（近10万美元）瓜分。这桩婚姻随后被判定无效。此案仍在审理当中，涉案士兵与其他嫌疑人的姓名尚未公布。一些议员呼吁对与士兵假结婚以领取国家福利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另外两名议员则提出一项立法，旨在剥夺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结婚的妻子在离婚时分得前夫军饷的权利。今年4月，西伯利亚一家法院判决一名房地产经纪人煽动仇恨和敌意罪名成立，理由是她鼓励女性出于“私利”与士兵结婚。这位名叫玛丽娜·奥尔洛娃(Marina Orlova)的经纪人曾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谈到自己遇到了一些女性，打算用继承的阵亡士兵抚恤金买房。“这很容易。找一个在前线服役的家伙，他一死，你就能拿到800万”，奥尔洛娃在播客中说。“这是个商业计划。”奥尔洛娃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当地警方发布到网上的一段视频中，奥尔洛娃就她的播客言论道了歉，其播客也以访谈形式在YouTube上播出。奥尔洛娃说：“我为这段被发布到网上的视频致以最深的歉意——向‘特别军事行动’(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的参与者、遗孀、母亲和妻子致歉”，这里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克里姆林宫对入侵乌克兰行动的委婉说法。在《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此类案件中，有些家庭因阵亡士兵抚恤金而爆发纠纷。去年8月，在莫斯科东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安吉丽娜·瓦留希娜(Angelina Varyukhina)与27岁的士兵格奥尔基·科斯特尔科(Georgy Kostyrko)结婚。据载明两人关系的法院判决书称，这对在社交媒体上结识的夫妻仅共同生活了11天，之后科斯特尔科就重返战场了。几个月后，科斯特尔科提出离婚，今年2月，一名俄罗斯法官宣布这段婚姻无效，并留出一个月的上诉期。科斯特尔科的母亲奥尔加·科斯特尔科(Olga Kostyrko)向俄罗斯NTV电视台表示，两周后，科斯特尔科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前线阵亡，距此一天后，瓦留希娜对婚姻无效的判决提出上诉。根据科斯特尔科一家的代理律师安德拉尼克·格里戈良(Andranik Grigoryan)的说法，这让瓦留希娜成了科斯特尔科身故抚恤金的受益人。根据格里戈良在网上公布的法庭文件，这位士兵的母亲随后起诉了瓦留希娜，指控她在短暂婚姻中对科斯特尔科不忠，现在又试图从她儿子的死亡中获利。在案件审理期间，瓦留希娜在Instagram上发布了这对夫妇在公寓里嬉闹、装扮滑稽的视频片段。“还有人怀疑我们不是天生一对吗？”她在4月份的一篇帖子中写道，当时距科斯特尔科去世已有一个月。她4月份告诉NTV，她需要这笔赔偿金来偿还科斯特尔科给她的家庭留下的债务。22岁的瓦留希娜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法庭上也没有律师代理。她在6月份败诉，领取抚恤金的权利被取消。格里戈良说，此案对俄罗斯社会以及被捧上神坛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参战退伍老兵来说都是一个教训。“从已故丈夫的鲜血中牟利不仅不道德，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他说。...

对赌协议，英文的对应词为“VAM”（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估值调整机制），在英语的解释中，经常会添加一句：即bet-on agreement。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巍做过一个研究：他用检索了十余年来美国硅谷的VC投资协议，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硅谷几乎没有对赌。即便是最接近的回赎条款，在硅谷VC协议中的使用率也不到5%，且期限通常为5～7年。而在中国，超过90%的VC投资都包含对赌条款，期限往往只有3年。更耐人寻味的是，“对赌协议”这个词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产物。VAM是个中性的金融术语，但在2004年左右进入中国时，被翻译成了带有强烈赌场色彩的“对赌协议”，最终又输入回了英语世界。这个翻译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隐喻：它准确地捕捉到了中国创投生态的本质——这不是硅谷式的“估值调整”，而是一场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输赢分明的豪赌。这个巨大的差异背后，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2025年，对赌协议再次成为舆论焦点：罗永浩与投资人郑刚的回购纠纷还在发酵，老罗那句“投资不是借款”刺痛了无数创业者；王健林当年万达商业的对赌失败，在其形容枯槁的面貌上得到了具象化。同样是创业投资，为什么硅谷VC可以不要对赌，中国投资人却把它当成标配？当“估值调整机制”变成“对赌协议”，这场翻译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从保护到绞杀2024年1月，王自如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3383万元，8月被限制高消费。这个曾经的数码测评第一人，因为ZEALER未能完成对赌业绩，陷入了债务泥潭。初始回购金额是3383万元，但随着时间推移，年化12%的利息让债务像滚雪球一样累积到约1亿元。2024年案件已进入终本程序，意味着法院能用的执行措施都用了，但债务人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王自如的困境，暴露了中国式对赌的一个核心问题：当投资失败，创始人要用个人资产兜底。但在硅谷，情况完全不同。张巍教授的研究指出，硅谷VC很少使用对赌或回购条款，使用率不到5%。那他们用什么保护投资？答案是优先股制度——一套更精密、更平衡的风险分配机制。硅谷投资人获得的是优先股，这种股票附带清算优先权、反稀释条款等特殊权利。清算优先权是指，在公司被出售或清算时，优先股持有人可以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回报。但更本质的差异不在条款设计，而在退出生态。硅谷VC不需要对赌，因为他们有太多退出选择。IPO只占退出案例的20%，更多的是被收购——Google、Meta、苹果这些巨头每年要收购几十家创业公司。2023年，美国科技公司并购交易超过1000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小型创业公司被战略性收购。并购退出的好处是：不需要等公司成熟到可以上市，只要项目有价值，就能找到买家。Instagram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时，团队只有13个人，还没有商业模式。YouTube被Google收购时成立才一年半。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2024年，有65%的并购交易中，被收购公司此前无公开融资记录。这意味着：并购市场虽然存在，但和VC投资的项目几乎是两个世界。腾讯、阿里、字节这些巨头，更习惯自己“孵化”业务，而非通过收购。（相关阅读：防止投资人/巨头“恶意尽调”，保密协议真的有用吗？）IPO通道更是天壤之别。2024年A股IPO数量和募资规模双双创下近十年新低，募资总额673.53亿元，自2015年以来首次跌破千亿元大关。而美国纳斯达克，即便在2024年这个“小年”，也有200多家公司上市。退不出去，钱就卡在项目里。当前约2.6万亿元的创投基金正处于退出周期，预计未来两年还将新增约4000亿元的退出需求。这些钱要怎么退？IPO通道收紧，并购市场冷清，转让给S基金又要打五折甚至更低的折扣。在硅谷，投资人可以耐心等待，因为总有出路。在中国，投资人必须逼着创业者回购，因为这是唯一能看到的退出通道。同样是股权投资，硅谷的优先股制度说的是：“我们共担风险，但我有优先保护”。中国的对赌协议说的是：“你必须保证我不亏钱”。前者是股权逻辑，后者是债权逻辑。在一级市场趋弱、VC更求自保的环境下，VC正逐渐变成另类银行。二、一场被困住的游戏2024年，投资机构参与的回购事件共1741起，同比增长8.5%，涉及1687家项目公司和978家投资机构。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进入司法程序的回购诉讼案件，最终只有不到5%能真正拿回本金。深创投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2023年1月到2024年7月期间，这家老牌机构发生诉讼类招标38起，97%由投资项目退出纠纷引起。2024年1到7月涉及的22起案件，比2023年全年的13起增长了69%。这不是深创投突然变得激进，而是基金到期了，必须给LP一个交代。回购为什么会成为“唯一选项”？因为其他路都走不通了。2024年A股IPO数量和募资规模双双创下近十年新低，募资总额673.53亿元，自2015年以来首次跌破千亿元大关。并购市场同样冷清——2024年有65%的并购交易中，被收购公司此前无公开融资记录，这意味着大多数并购与VC/PE的退出需求根本不匹配。一位投资人坦言：“前几年很少有投资机构通过诉讼途径迫使项目方回购。即便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资金最终胜诉，实际也追回不了多少钱。”但现在，他们别无选择。问题出在哪里？一位不愿具名的VC合伙人给出了答案：“不是我们想要对赌，是我们的LP要看到对赌。没有对赌条款，募资报告根本过不了。”中国VC基金超过七成的钱来自政府引导基金和国有资本。这些钱有自己的考核周期——通常是3年投资期加2年退出期。5年内如果项目没有明确的退出路径，负责人要承担责任。这个压力怎么传导？基金管理人拿到LP的钱，就背上了硬性的退出指标。投资的时候，必须考虑3年后能不能上市、能不能被并购。如果都没有，那就只能要求创业者承诺回购。但3年时间对大多数创新型企业来说根本不够。OpenAI成立于2015年，到2025年还是私有公司，期间经历了多次商业模式调整。硬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一个芯片公司从研发到量产到占据市场份额，顺利的话也要5到7年。更讽刺的是，2018年之前，回购方式退出的项目总体收益率基本为负；但2018年之后持续为正，2020年后稳定在30%以上。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对赌已经不是“保护机制”，而是变成了“固定收益产品”——投资人实际上在做债权投资，只是披着股权的外衣。创业者这边的困境同样真实。2015年，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因为对赌失败，失去了公司控制权。万达商业当年的对赌，最终让王健林不得不贱卖资产套现。罗永浩和锤子科技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投资人郑刚后来要求老罗以个人资产回购股份，理由是公司没能上市。老罗反击说：“投资不是借款。”这句话点破了中国式对赌的本质困境。上海礼丰律师事务所的报告显示，在2023年沪深交易所受理IPO项目中，约有65%的企业在协议中设置了回购权条款。该律所认为，上万名企业家可能面临数亿元的回购风险，某种程度上，创业成为了一个“无限责任”的游戏。硅谷没有这个困局，因为他们的LP给得起时间，退出渠道足够多元，创业者失败了还能重来。而在中国，每一个环节都在收紧：钱等不起、路走不通、人输不起。对赌协议的泛滥，不是某一方贪婪，而是整个系统在资金、退出、法律三个层面同时失灵的结果。......从VAM到“对赌”，从硅谷的优先股到中国的回购承诺，这一领域这20年的路越走越窄？.........

当楼市告别单边上行的黄金时代，一场围绕“退出权”的隐秘战争正在买卖双方之间悄然上演。2025年9月中旬，王珂在西安榆林买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套房，支付定金加首付共计26万元。虽然已经交钱，但这个房子并不是王珂最心仪的，并且在过去短短的几个月中，房子的总价下降了十多万元。他对这套房的保值升值没有信心，决定退房。他希望能够拿回一部分定金，而销售坚称“按合同来，想退就拿不回定金”。焦虑的他将目光投向了退房公司。在退房公司介入一个月后，他拿回了一半的定金和首付共计23万元，并向退房公司支付了5万元服务费。在房地产“止跌企稳”阶段，由于资金周转不畅、房价下跌、房屋烂尾等原因，消费者的退房需求激增，催生了“退房”这门生意。退房公司是指专门帮助消费者退房的咨询公司或有相关业务的律所，是房地产下行期的独特产物，以“不成功不收费”的承诺吸引着进退维谷的购房者。从社交媒体平台的精准推送，到精心包装的成功案例，这条新兴产业链正在快速渗透地产交易的后市场。《财经》调查发现，退房公司通过寻找开发商的违规点、发律师函、找关系等方式协助客户退房，运作逻辑高度依赖信息不对称。虽然市面上有不少退房成功的案例，但是退房公司游走在灰色地带，与退房者常常“貌合神离”，一旦出现分歧，可能抬高退房者的成本，甚至出现法律风险。值得深思的是，退房纠纷既反映市场心态，也折射出楼市深度调整期的制度缺口。当部分城市尝试推出“七天无理由退订”等冷静期机制时，上海头部房企的高管直言这类政策多为营销噱头，开发商也通过各种风控措施，构建更严密的防御体系。这场发生在购房者、专业退房机构与开发商之间的三角博弈，最终考验的是房地产行业在转型期如何重建交易公平与市场信心。“死马当活马医”去年年底，重庆的吴琦考虑到孩子即将上小学，决定将家中的老房子卖掉，置换一套学区房，交了定金和部分首付，共15万元。但老房子迟迟未能成功出手，新房价格又出现了波动，加上开发商宣传的学区情况与实际不符，纠结再三后，她走上了退房的道路。吴琦先向当地住建委和12345投诉，对方工作人员表示，需要她先收集相关证据并提交，然后由工作人员进行核实，如果确有宣传与实际不符的情况再对开发商进行处罚。但吴琦觉得这是在为难她，“买房的时候谁想着退呢，当时我没录音也没拍照，现在让我去搜集证据也不现实啊。而且就算处罚了，也不一定能退款给我。”她又尝试委托律师进行退房。在对比了四五家律所后，她选择了一位打过房产交易纠纷案件、与诸多地产公司有过合作的律师。听完她的讲述后，该律师表现得信心满满，称会采用投诉、发律师函等方式进行处理，全案委托共需8000元，先收取3000元作为前期咨询费用。出于对专业律师的信任，也由于已经与销售摊牌、急于退款，吴琦没有纠结费用。但在实地查看、团队讨论后，该律师表示，证据不足，无法退房。3000元律师费也没有退给她。连律师都无能为力，吴琦一度丧失了信心。但打开社交媒体平台，各种退房相关的帖子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到她的面前。她尝试在几个帖子下留言咨询，立刻有十几家退房公司联系她。有了之前的教训，她对这些退房公司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筛选，甚至列了一个Excel表格进行对比：处理的时间越短越好，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必须派遣专人到现场查看；不提前收费，退款成功后再收费；以往的成功案例包含全国的大小城市，而非局限于某个地区；最好不需要额外配合；话不说得太满，不承诺100%退款。她最后选定的退房公司有两点打动了她。一是对方主动给她讲解了退房行业的发展过程、市场的变化，她觉得对方很专业；二是对方能理解她对跑售楼处非常头疼，主动表示不需要她出面。最终，这家退房公司帮助吴琦拿回了15万元，收取了45%的费用。这几乎是市场上最高的收费标准，但吴琦认为，当时退房已经成了她的“心魔”，严重影响到了她的工作效率和家庭氛围，能够处理完这件事，这笔钱花得很值。多位跟退房公司打过交道的消费者都表示，他们最初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找到退房公司的。一位广西的消费者表示，他的定金就1万元，能退回最好，退不回就当花钱买教训了。今年6月，他委托的退房公司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帮他要回了定金，报酬是退回钱款的30%。在这期间，他完全没有操一点心，也不知道退房公司究竟采用什么方法。“退了就行，我不想管那么多。”他说。而更多的消费者已经消耗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寻找退房公司成了他们最后的自救尝试。市场需求催生退房生意王珂告诉《财经》，最开始接触到退房公司在9月底。当时小红书首页给他推荐了一个帖子：《五万元，两天退房成功》。点开一看，是一个分享自己如何找到靠谱的退房公司、成功退房的帖子。这是他第一次听说退房还有专业公司。《财经》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搜索“退房公司”，跳出很多以“xx退房”“xx咨询”“xx律所”为名的相关用户。这些用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仅能进行咨询服务的公司，在天眼查官网上，这类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法律咨询（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房地产评估等关键词；另一类是明确表明律师、律所身份的公司。胡川山是四川精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做退房业务近两年，处理过近百起退房事件。在小红书上，他和团队运营着一个名为“胡律师（无忧退房）”的账号。他告诉《财经》，开始接触退房的业务是因为身边的几个朋友想要退房，前来咨询他。他发现，在市场下行期，很多客户有共性需求，退房公司和退房律师也应运而生。而在房市景气、一房难求时，他们的生存空间很小。消费者想要退房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房屋烂尾、急需用钱、冲动消费后因房价下跌而后悔等等。当前，最后一种原因来退房的消费者是最多的。在他看来，退房律师起到三个作用：协调指导、帮助消费者跟开发商沟通、给消费者提供心理支持。相比退房公司，律师更有优势的地方是对法律更加了解，而这正是大部分消费者最需要的。“开发商的法务都是身经百战的，如果没有专业知识怎么能跟对方抗衡？”他说。《财经》以已交定金、未办理贷款为前提咨询了几家退房公司，并提供了购房地点、楼盘名称、交了多少钱等基础信息，得到的清一色的答案都是——能退。在他们的概念中，单纯退定金的案子比较简单，做起来也比较有把握。如果买房流程已经进行到交完首付、办理贷款的阶段，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位退房公司专员表示，经过与公司合作的两位主办律师对楼盘信息、开发商经营状态的评估，90%以上的可能性可以退全款。“如果说100%能退，那都是骗人的。”他表示。根据《财经》提供的情况，该专员给出了收取退回钱款20%的收费标准，并强调：“你这种情况比较简单，20%是我们的最低价，拿不回钱不收费。”当问及需要配合什么，该专员打包票称，客户全程不用操心。达成委托后，公司的律师和相关工作人员会建群，每天在群里反馈退房进展，客户只需要在前期提供相关材料、最后去售楼处签署退房申请书即可。该退房专员发来的群聊示意，群内有律师、工作人员和消费者。 图源/受访者退房服务合同中写明的委托期限为90天，不过该专员表示，实际上一两个月就可以成功退款。他也表示，公司会处理到客户满意为止，如果委托到期客户仍不满意，公司不收任何费用，客户可以自行选择解约或续约。“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我们自己倒霉，前期评估不到位接了没把握的案子。”他说。该退房专员发来的合同样本，其中包含委托期限和违约情况。 图源/受访者他还透露，这两位律师也是公司的股东，处理退房会全力以赴，并不断电话催促签订退房服务合同。灰色地带的“合法生意”退房这么艰难的事，这些专业团队是如何操作的呢？“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我不可以帮消费者退房，在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的前提下，能帮客户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胡川山表示。《财经》接触的这些退房公司、退房律师均表示，自己的操作完全合法。退房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四种：发律师函、投诉开发商、起诉开发商、找关系。而几年前经常被使用的“捏造假流水”“捏造病例条”等方法，被退房公司们称为骗人的把戏。一般来说，胡川山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了解客户签订认购协议和定金合同的过程，查看客户与销售、中介的沟通记录，核实并评估楼盘资料。如果客户距离较远，他也会线上指导客户拍摄售楼处情况、施工现场状况、周边基础设施环境等。第二步，跟客户一起与销售、中介进行协商，如果协商无果，可能会进一步考虑向开发商出具正规的律师函。律师函中一般会写明开发商存在的不合法、不合规的地方，如宣传与实际不符、定金未打入监管账户、未告知不利因素、未特别提示义务条款等，并附上客户的退房诉求。以他的经验，70%的退房事件能在这个阶段得到解决。第三步，指导客户向开发商的主管部门投诉维权。不过，胡川山认为，投诉会大大增加开发商的负担、占去开发商的大部分精力，对协商退房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前述退房公司专员则在一开始就强调了他们采取的是“非诉”手段，即不打官司，通过投诉开发商来逼迫其与购房者协商。他介绍，前期公司会派出专员去楼盘实地考察、搜集证据，将证据统一发送给律师，律师再进行证据汇总，差旅费和律师费由公司承担。整理好证据后，律师会写好具体投诉内容，使用购房者的个人账号在住建局官网上进行投诉。第四步就来到了诉讼这一步。胡川山同样不建议盲目采取诉讼手段来退房，因为客户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经不起再次折耗。他也会与客户解释，退回定金的70%～80%也是可以接受的。收费标准方面，不同的工作量和工作内容，收费也不同。比如，咨询和帮忙出具律师函的价格是1000元至2000元；全程非诉指导采取计时收费，一般为一小时200元至1000元；标的金额较小的诉讼代理会按单个案件收费，每个案件收费1万元至2万元；大标的金额的诉讼代理一般会采取风险代理方式（即打赢官司或拿到钱后才付律师费），一般不超过拿回钱款的18%，不过需要由客户报销差旅费。最后一种退房方法——找关系，显得尤为神秘。2024年9月，李敏在湖北襄阳购买了一套新房，并在销售的催促下交了25万元首付、完成了网签。之后，他才第一次去小区实地查看，发现房子的实际情况与销售介绍的不一致，决定退房。像他这种已经交完首付、完成了网签的退房者，属于退房公司们公认的“最棘手”的情况。他曾先后找到两家退房公司。第一家采用投诉的方法退房，等了两个多月后没有结果。第二家则信誓旦旦地说会找开发商的湖北区域负责人来处理退款，而且只有他们能找到关系，收费标准也是前一家的两倍。李敏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委托了这家公司，对方真的帮他拿回了23万元，并收取退款的40%作为报酬。“我问过他们到底是怎么操作的，他们只说这个是商业机密，不能告诉我。”他说。《财经》以退房者身份咨询了一家以找关系为退房方法的公司。对方表示，公司专做东三省地区的退房业务，跟当地大部分开发商都有联系，但不愿透露细节。当晚，另一位自称退房公司的负责人打来电话询问到底要不要退房，并称他们有内部关系。追问之下，该负责人表示是在某微信群聊看到相关信息的，退房公司之间信息互通，每接触一个新客户都会在群里交流。他还表示，现在市场不好，所有开发商都不愿退房，只有找关系才好使，“不管你是投诉还是找律师都不管用，不用费二遍事。”但那名退房专员和胡川山都认为，找关系只适用于一些地方小型房企或民企，大型房企和国央企并不适用。退房者和退房公司的博弈即使签订了退房服务合同，退房者和退房公司之间也很难真正建立信任。博弈，可能是对双方关系的真实写照。张宇打算退掉今年初刚买的新房，拿回定金加部分首付，共计20万元。在销售拒绝退款后，他咨询了四家退房公司，与收费最低的一家签订了退房服务合同，服务期为两个月。最初，看到这家公司精心包装的朋友圈案例，听到工作人员透露公司背后有律师指导，他对这家公司非常信任。公司的效率也很高，签订合同的第二天就开始用张宇的账号向当地住建局投诉。然而很快他发现，公司只有投诉这一种方法，所谓的律师并未出现，前期的投诉也全部石沉大海。一个月后，连工作人员回复消息都变得敷衍起来，从原本的“秒回”变成了三四天回复一次。张宇猜测，退房公司大概对他这一单也没有信心。此时，销售又告知他，可以退回15万元首付，但要等开发商走流程。张宇打起了退堂鼓，思考再三后他认为，想要靠退房公司拿回全部钱款已经不可能了，而选择相信开发商可以拿回15万元。最终，他一边跟开发商摊牌，一边提前与退房公司解除合同。没想到，这反而让退房公司变得“勤快”起来。在最后的20几天里，张宇的名下出现了几十个投诉，投诉的内容五花八门，但清一色的不靠谱。与此同时，退房公司表示，提前终止合同属于张宇违约，张宇依旧需要支付劳务费用。“我其实想让它（退房公司）知难而退，但它觉得我已经跟开发商达成一致了，只要再加把劲、多投诉就能加速退款，来跟我分钱。我们已经不再信任彼此了，而是在博弈。”张宇说。与开发商摊牌后，退房公司不再是张宇的助力，反而变成了妨碍。销售告诉张宇，投诉会影响开发商后续的网签，因此他们会先处理投诉再办理退房。也就是说，退房公司越投诉，退房的进度就越慢。最终，直到与退房公司的合同过期后，张宇才收到退房款。张宇后来也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自己的退房经历，引发了很多消费者的共鸣。在他看来，退房公司接单其实是在博概率，成本也极低，有些甚至不会到现场勘察，只是在线上打字。如果再来一次，张宇不会再委托退房公司。有过这段经历后，他认为，退房公司没有门槛，不能真的提高退房成功的概率，但一定会分走退房的金额。“他们能做的我也能做，只是有信息差，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在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郜松江看来，退房公司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含金量，但也确实利用了很多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流程不熟悉，将公开信息包装成“独家渠道”或“内部方法”来招揽业务。他指出，正规的投诉和法律服务（如律师代理）是合法的，但很多运营此类业务的法律咨询公司并不具备从事诉讼代理的法定资质。它们可能将案件转包给合作律师，自己充当高额中介，抬高了消费者的退房成本。“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风险张宇总结了退房公司的几个潜在风险：比如，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用户打着分享经验的幌子，实际却是退房公司的托，详聊后才能发现其说辞中的前后矛盾，浪费了很多时间。退房公司的合同中也存在很多“坑”。比如，要求退房者需无条件配合、对退房成功的定义不一致、对如何续约和提前解约没有明确规定等等。而一旦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消费者有可能反被退房公司起诉。张宇与退房公司签订的合同，其中对委托期限、收费和退房者需要配合的工作做出了规定。图源/受访者王楠就曾经被退房公司威胁起诉。在外地工作的他本打算全权委托退房公司处理，也提前告知对方自己无法频繁跑售楼处。签订委托合同时，退房公司保证，全程不需要他操心，委托到期后对方却表示，退房不成功是因为王楠不配合工作，他仍需支付服务费。王楠不接受支付费用，对方反而将他告上法庭。王楠只能额外委托律师处理跟退房公司之间的纠纷，“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在小红书上一搜才发现，跟他一样因为各种原因被退房公司威胁起诉的消费者不在少数。郜松江表示，如果与退房公司发生纠纷，甚至被对方起诉，可以向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投诉和举报。如果最终对簿公堂，消费者也应积极应诉或反诉，若退房公司存在超范围经营或违规风险代理等行为，可以依法主张合同无效。他进一步补充了退房公司存在的其他潜在风险：轻则个人信息泄露、损失钱财和时间，重则因退房公司的找关系涉嫌行贿而被卷入违法行为。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房呢？郜松江表示，法律上没有“无理由退房”的相关规定，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购房者可以申请退房退款，如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开发商擅自变更规划设计、房屋面积误差绝对值超出3%、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等开发商严重违约的情形。此外，如果开发商存在欺诈、胁迫、造成购房人重大误解等情况，购房合同也有可能撤销。电商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能用在房地产吗？对于冲动消费、因房价下跌后悔而退房的消费者来说，或许他们需要的是“购房冷静期”，是“无理由退房”政策，给买房这样的重大决策一个缓冲空间。这种看似“任性”的要求，实际上部分城市的开发商已经有过尝试去响应。2023年，北京市房山区38个在售楼盘项目以自发联盟形式承诺，购房者在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前提出退房的，30天内定金退还到位。2025年初，湖南长沙市长沙县、湖北省宜昌市发布了购房“七天无理由退订”承诺，获得十几个楼盘响应。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此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此类政策相当于购房“冷静期”，目的是增强市场信心、规范市场秩序，能够有效缓解购房者对资金安全的担忧。但是一位上海头部房企高管看来，几天内的“无理由退房”只是一些阶段性促销行为，更像是噱头，而且随意退房很容易扰乱市场。“几天时间太短了，对买房来说不起决定性作用。”他表示。郜松江补充，“无理由退房”实际上是开发商赋予购房者的一种单方解除权，在实践中常常会引发纠纷。比如，退房时开发商往往需要购房者提交退房理由和证据，而这些内容开发商可能不会承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无理由退房”承诺的是退“订金”而非“定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胡川山解释，“订金”指意向性费用，通常在签订购房合同前缴纳，可协商退还；而“定金”具备法律担保效力，如果贸然退房不可退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二者可能会发生混淆。针对客户退房，房企也有自己的应对。一位上海头部房企销售告诉《财经》，退房更多发生在房价波动更大的三四线城市和体系制度不完善的小开发商身上。他举例称，其所在公司在签约时会明确告知客户无法退定金，并将项目的不利因素形成书面文字，让客户签字、现场录像，在前期把控风险。如果客户委托退房公司以投诉的方式尝试退房，住建委会先对开发商进行审查，如果确有客户投诉的问题，就可以退房退定金，开发商之后的网签也会暂停。同时，开发商和客户都需提交退房申请书，以便住建委核查退房原因。“如果这些退房公司确实帮客户找到了开发商的问题，对消费者还是很有用的，也是一种对开发商的警示。但胡搅蛮缠是行不通的。”他说。他分析，客户退房本质上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不足，退房公司就是抓住了客户这种心理。但是，买房时只想消费而不想承担风险，既扰乱了市场，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珂、李敏、吴琦、张宇、王楠为化名。实习生叶静怡对此文亦有帮助）...

近日，广州有博主曝光动物血库灰色产业，称对方将流浪猫的血抽干，高价卖给宠物医院，引发关注。一位从事宠物保护的志愿者表示，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宠物血库系统。对于商业运作的猫血库，其猫咪来源、日常生存状况、抽血是否规范等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确实让外界担忧。10月28日，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工作人员回应称，他们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办理当中。（据10月29日现代快报）网络曝光的视频中，一段狸花猫的前腿插着抽血包，身体已经明显瘫软，被迅速抽出大量血液，其间，抽血者甚至提起其后腿，尝试抽更多血。短短10秒的视频，触目惊心，冲击了人心深处对弱小生命的同情与不忍。不少网友为这只狸花猫，以及可能与它有相同遭遇的“血猫”的现状揪心。每一袋来源不明的“黑血”背后，都可能存在一只被榨干的流浪动物，和面临感染风险的宠物。如果博主曝光的地下血库真的存在，其危害将远超个体动物的苦难，更可能带来多重社会危害：流浪猫被大量捕捉、肆无忌惮地取血贩卖，将加剧动物痛苦与死亡。来历不明的血液若流入宠物医疗市场，可能引发输血感染甚至宠物死亡。残忍的灰色产业堂而皇之地牟利，透支公众对宠物医疗行业的信任，严重践踏生命伦理和尊严。捕捉流浪猫狗当“血包”，绝不仅仅是冷漠暴力的“道德问题”。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宠物输血”的行政法规或强制性国家标准，但根据现有法律框架，贩卖未检疫动物血液仍属于违规行为。2023年广州维特欣宠物医院就曾因违规销售未检疫动物血液，违反了《动物防疫法》关于动物产品检疫的规定，被罚款4320元。如果涉事人员在采血贩卖过程中，涉极其他违法侵权行为，也绝不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虽然说，与志愿者曝光的“50毫升猫血800元”的高额售价相比，罚款的惩治力度确实不够，但也说明这类行为并非处于法律真空。目前，“血猫”事件仍有诸多疑点和要素不明，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主管部门既然已经介入调查，那么，就三个核心问题亟待厘清。首先，视频的真实性需要权威验证：曝光事发具体时间地点是什么？被抽血的是否为流浪猫？曝光者所说的“对‘血猫’抽干最后一滴血”是否属实？这些基础事实是判断事件性质的前提。其次，是否存在地下血库产业链需要深挖到底，一些打着“正规机构”旗号的商业血库，其血液来源是否合法合规，合乎人道？采血流程是否考虑到了动物权益和健康？是否存在宠物医院伪造血源证明，将偷采的寄养宠物血液谎称为“自愿献血”的情况？前述爆料视频已被该博主删除，其在最新一条动态中称：“由于视频影响市容，被下架”。下架这一引发舆论哗然的视频，真实原因是什么？是正常内容审核还是想“捂盖子”？只有将事实彻底查清，将这些疑团解开，才能消除公众疑虑，守护公共安全和动物福祉。对家养宠物的救治，不能用流浪动物的生命来换取；宠物经济的蓬勃发展，更不应成为黑灰产业滋生的温床。当务之急，相关部门需以公开透明的态度推进调查，用翔实证据回应公众关切，对可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处罚，形成震慑。长远来看，宠物医疗的本质是生命关怀，不能成为残害生命的利益算计。法律监管的空白亟待填补，要加快制定宠物血库管理体系，推动相关立法，明确采血条件、操作规范与违法责任；同时加强行业监管，建立透明、可追溯的血液供应链，确保每一份宠物医疗用血来源合法、安全可靠。从根源上来说，社会仍应积极推动“领养代替购买”，减少流浪动物数量，倡导负责任、有爱心的养宠行为。唯有谨记每一份生命的重量都同等珍贵，才能让每一只小动物，无论是不是家养宠物，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

相关：有业内人士表示，应对一些垄断类或半垄断类型的高暴利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别相信某些平台的虚假财务报表，应穿透其真实暴利营收），例如对今日头条、抖音、滴滴等等征收 90% 的暴利税，再反哺养老、教育、医疗，这样既可以让平台方和实控人等盈利，他们也能获得社会责任感，也能让国家、社会和民众受益，能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解决目前国家面临的养老、教育、医疗费用方面的三大难题，能大幅增加民众的好感度、归属感和支持度，也能增加国际的好感度和支持度；属于解决诸多大难题的多赢局面！正文：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一场官方活动上演讲时建议，可以给技术垄断企业征收 90% 的暴利税，再反哺给养老、教育。据凤凰网科技报道，2025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星期五（11月7日）在浙江乌镇互联网之光博览中心开幕，刘强东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刘强东在演讲中建议，可以给技术垄断企业征收 90% 的暴利税，再反哺给养老、教育；无论技术怎么发展，大家都不用担心工作和公平的问题，“我们能做的事有很多，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刘强东称，京东目前在北京建的分拣中心，基本上已用机器人代替过去 90% 人力。他透露，明年4月，京东将会建成一个全无人配送站。这个配送站的建筑上会起降无人机，下面全部是无人配送小车，里面是机械臂对无人机的货物进行装载，全都由机器人完成。刘强东认为，员工未来可能一周只需要工作一天甚至一小时，快递配送也不需要人参与，机器人通过授权后可自动打开用户家大门，将快递放在家里。...

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FDA）公告，因部分降血压药疑似含有超出“可接受摄入限值”的潜在致癌化学物质，近59万瓶药品已被召回。《美联社》报道，此次受影响药物为盐酸哌唑嗪（prazosin hydrochloride），由美国梯瓦制药公司（Teva Pharmaceuticals USA）与Amerisource Health Services分别于10月7日与10月26日主动召回。根据FDA的执法报告，这些胶囊可能含有超出“致癌效力分类法（CPCA）”限值的亚硝胺（nitrosamine）杂质。FDA指出，亚硝胺类杂质是一种可能在药品制造或储存过程中生成的潜在致癌化学物质。根据FDA于10月24日公布的报告，此次召回被归为“第二级（Class II）”事件，意味着使用受影响产品“可能导致暂时性或可医疗逆转的不良健康影响，但发生严重后果的可能性较低”。目前召回范围仅限于梯瓦与Amerisource分销的1毫克、2毫克及5毫克剂量盐酸哌唑嗪胶囊，且只涉及特定批号与有效日期。其中大部分（逾58万瓶）由梯瓦公司分销，其余由Amerisource分销。召回产品的具体批号与效期详情可在FDA执法报告中查阅。盐酸哌唑嗪是一种能放松血管、降低血压的药物，医师亦会将其开立用于治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引起的恶梦或睡眠障碍。FDA提醒，持有被召回药品的病患应尽快联络医疗人员或药师咨询，但同时警告“部分情况下，突然停药可能比继续服用召回药物更危险”。...

河北廊坊近日发生一宗因轻信 AI 推荐登山路线引致的意外。一家五口依照 AI 软件推荐的「野山路线」进入未开发山区，最终酿成 1 人受伤，需消防员入山抢救。男子登山失足滑落受伤事发山区地形崎岖复杂，现场没有任何安全标示或防护设施。一名男子在攀爬过程中脚下打滑，从陡坡滑落，导致腰部及腿部受伤，无法移动。同行家人见状紧急致电 119 求助。消防员徒步救人接报后，消防员携带急救装备徒步进山，为受伤男子进行检查及固定，随后将他转移至救援担架。救援人员以多人轮流肩扛手抬方式，将伤者转移至山下，交由救护车送院治疗，其余4名家人亦被护送至安全地带。全球多地发生同类事故类似意外并非个别案例。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搜救队负责人指出，愈来愈多人依赖AI建议登山而陷入困境。狮子湾搜救队队长 Brent Calkin 表示，2025年春季该地区接连发生多宗登山受困事件，部分案例中登山者仅凭 ChatGPT 或 Google 规划路线，未考虑实际天气与地形条件。有两名徒步者使用 ChatGPT 及 Google 地图选定路线，未预料会下雪，仅穿平底鞋上山，最终无法下山需召唤救援。专家警告勿尽信AI导航旅游科技研究机构 Phocuswright 在 2025 年产业报告指出，虽然 AI 在旅游准备阶段采用率增加，但准确性仍是普及的最大障碍。 ⁦Booking.com⁩ 发表的《全球AI认知报告》显示，91% 消费者对 AI 感到兴奋，但仅 6% 完全信任 AI 提供的资讯。温哥华登山专家 Stephen Hui 强调，用家难以辨别 AI 提供的资讯是来自过时资料还是可靠来源，行山者不应指望在偏远地区有手机讯号，出发前要先下载好地图，并携带备用电池。河北消防部门呼吁，户外登山务必选择正规景区路线，切勿盲目相信 AI 或网络非官方推荐的野路，确保自身安全。资料来源：河北网络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