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我们看到了大流行的另一张脸

过去一个月，奥密克戎席卷，南北多个地区先后进入疫情高峰。首先被看到的是城市：40分钟才能接入的急救电话；病人在急诊等候6小时，从马路一直排进大厅；刚刚康复的医生，返岗第一天连续工作15个小时以上；急诊留观室、抢救室、ICU、输液室被挤得满满当当，呼吸机没了，氧气也很快用完了。镜头切换，疫情中的农村，缺医少药的事实在过去被讲述了很多次，人的面目是模糊的。和城市相比，在乡村生活的人们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没有被挤爆的ICU，更没有被热炒上万元的药物Paxlovid，他们贴近生存地面，诉诸内心直觉，被动地承受了疫情呼啸而过时留下的痕迹。于是有人构建了想象：沉默的乡村仿佛不存在城市的焦虑，没有抢药潮，没有重症，没有疾痛。在一篇赤脚医生打赢农村疫情逆风局的爆文中，沉默被错当成了胜利。日前，官方称，随着春节返乡人群增多，农村的重症高峰即将抵达。1月初，我来到距离北京100多公里外的河北农村，看到了疫情在农村展现出和城市里全然不同的面貌。年关将近，北方冬天的阳光下，屋檐下的大筐里撂着晒干的玉米，集上的人比一周前多了一倍，村委会门口的广场散坐着晒太阳的人。01只要这一窝得了病，就是阳的我最先拜访了 D 村，距离县城32公里，四面环山，常住人口700多人，65岁以上老人近200人。外界谈论乡村，“疫情席卷”“返乡潮之下，重症高峰即将到来”。但作为风暴中心，这里一片平静，没有核酸、没有CT、抗原是有限的几十支，村医和村民也没有做抗原的动力，无论是感染、重症、康复还是死亡，都很难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村庄里的疫情是一片混沌之地。在这里，想准确统计有多少人感染新冠，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城市的医院管理者和医生无法掌握宏观数据，但对于发生在院内的疫情感染进程，总会有一个大致轮廓，院内接到感染者数量、重症比例、数量趋势……但村医很难做出上述表达。这些数据与乡村匮乏的资源、疾病文化、人情、就医逻辑彼此纠缠，混沌一片。村医被认为是庞大体系的神经末梢，他们被要求摸排查清，将信息回传中枢。但根据村医的个体感受，不难察觉，这一结构并非预想般灵敏。1月初，村医李营接到乡卫生院的任务，要求统计感染人数。李营填了5个，其中感染的 65岁以上的老人有4个，另外一个是他自己。事实上，在我跟着他输液的半天里，遇到有新冠症状表达的村民是这个数据的一倍以上。对于是否感染新冠，李营有自己的判断，“你看，只要这一窝得了病，就是阳的”。但他没法往上报，没依据，“村民也不承认”。李营手里有两盒抗原，其中一盒是去年乡卫生院发的，一盒20支，至今没用多少。“有人来开药和输液，我问要不要做个抗原，人家说，做那个干啥，不做。”王家峰与李营同属一个乡卫生院，是另一个村的村医。他报上去的数据是0。“人家说我就是感冒，就是咳嗽，输个液过几天就好了。轻点的躲在家里不出声，严重的去医院。回头上面追究下来，你咋给人家确诊的，我咋说？”他手里的20支抗原也没用完，他甚至不觉得有限的几支能发挥什么作用：“就算一个人发两根抗原，但很多人起初都测不出来，测一下，没感染，再测一根，还没感染，抗原就用完了。花这个力气，不如抓点药吃。”从12月至今，科学界一直呼吁，提高新冠感染数据的质量，准确、透明，做好监测，帮助我们理解疫情的真实状况，做好预警和防控。但对于处于系统末端部分的村医来说，他们很难意识到这一层，“上面让你填什么，你就填什么。”1月6日，村医们收到了乡里的通知：“目前新冠患病率已到80%以上，大家的报表新冠患病率是60%左右，请尽快摸排。” 村医并不知道，80%和60%的数字从何而来，有着怎样的意义，他们也不太在意。感染是不确定的，死亡的面目也是模糊的。在过去，没有疫情的年份里，冬季都是北方农村老人死亡高发的季节。石辉89岁的岳母是在这个冬天离世的，但她“应该不是新冠”，因为“不喘”，感觉是“老死的” 。在他家被打通的两间宽敞明净的屋里，石辉平静地告诉我，岳母最后几天没怎么吃饭，家人没有叫村医，觉得没必要抢救了，自己在家一量，血压都没了。三石的母亲去世刚过一周，老人84岁，有糖尿病，一直在家服药，身体原本不错，日常还能给家里人做饭。母亲去世后，三石家人去卫生院办了死亡证明，死因是基础病。“去县城医院的时候没测核酸，找不到人做，只能说我自己感觉跟这个病有关系。”过去一个月，李营没上报过“新冠死亡”，对他来说，“城里的医生可以根据检查结果，将死因跟新冠做联系。我没凭据，怎么填？”摄影/苏惟楚相比“感染”“阳了”这类网络热词，走进卫生室的村民更愿意陈述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喘不上气。12月，城市里，人们热衷发朋友圈，晒抗原、讲述自己生病的过程。农村始终沉默着，生病的人躲闪，“不过是感冒”。在村民的讲述里，还能察觉被外人知道自己感染新冠的恐惧：12月之前，因为疫情，县城和村封了许久，穿着白衣服的人半夜上门把人拉走，一车一车地拉。人们的避讳，很大一部分是长久根植的对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尽管村民的认知经历了如同过山车的变化，“去年的时候很严重；放开那会，听说是感冒；现在我感觉，80岁以上的人够呛”。02指南与现实无法确认新冠感染，那村医怎么治？按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李营的做法是，“刚发烧，头三天不用输液，吃布洛芬就行，三天不退烧再给输液。”他凭经验做了分类，比较严重的病人，上头孢。不太严重的，用阿奇霉素。一般搭配着利巴韦林和地塞米松使用，这就是传说中的四板斧——“退烧药+抗生素+抗病毒+激素”。近期，一篇赤脚医生打赢农村疫情逆风局的文章广为流传：“抗生素+抗病毒+激素+退烧药”四板斧一顿乱拳打死了老师傅，而大城市按照科学方法，不用抗生素和激素，损失惨重。这篇爆文从科学上讲固然漏洞百出。但这也正是乡村面临感染潮的现实困局，也许不科学，也许有风险，但四板斧已经是村医和村民们最现实的选择。中国医疗界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们，在乡村感染潮来临之时，纷纷发布了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方案、技术以及建议。1月以来，北京协和医院推出了《新冠病毒感染基层诊疗方案建议及适宜技术》，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病临床救治专家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发布《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规范与分级诊疗流程》（基层医疗机构应急使用简版）。这些指南几乎都不提倡常规使用抗生素，提倡口服的小分子抗病毒药（阿兹夫定和Paxlovid都属于这类），以及一般性的呼吸支持。但回到D村，从诊断到救治，每一个环节，村医能够判断和使用的工具都是有限的。我跟着李营去了一户人家，87岁的姚重侧趴在床上，大口喘气，黄白色的面皮，嘴唇乌紫。他病了十几天，前一夜，他一宿没睡，一声一声地喊，早晨家人醒来，见他这样趴着，始终没换过姿势。“这得去医院，已经是重症了，”李营说。临床上重症的判断需要检查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需要抽血化验和影像学手段。此外，北京三甲医院的一位急诊医生跟我讲起她判断的重症标准，其中一条是，血氧饱和度在90以下。但在村医这里，他没有血氧仪，只有听诊器和双眼。李营判断重症的唯一标准是，“你看，嘴已经发黑了，严重缺氧”。我们聊起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如何确定是否为细菌感染。在大医院里，司空见惯的辅助手段是，血常规、尿常规、胸片、症状体征阳性部位的超声检查等。但对于李营和他的病人来说，这些都够不上。李营判断是否存在细菌感染的标准近乎原始：“一些老人发烧好几天，听肺部有水泡一样呼噜呼噜的声音，再问问痰的颜色，是不是黄痰。”给退烧药和感冒药、输液，是李营能做的有限的治疗。卫生室里还有什么？血压仪、担架、消毒锅。他没有呼吸机，也找不来氧气。卫生院从前给配了简易呼吸机，即外界称呼的“球囊”，需要人工挤压送气。但没人教他怎么用，“根本也使不得”，闲置很久了。除了卫生室和村里的私人诊所，D 村老年人能选择的诊疗也不多。一直以来，乡镇卫生院被视作农村医疗的中坚力量，根据2021年11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中国乡镇卫生院共有3.5万个，村卫生室共有60.8万个。在日前见诸报端的讲述中，不难看出，各地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们正努力应对疫情，他们中的一部分正感受着疫情的冲击。但在我拜访的这一区域，包括村医在内，人们向上就医会越过乡镇卫生院往县医院走。村民谈及，过去三年，乡镇卫生院更多在搞公卫，“不看病，做了三年核酸”。我去了三次 D 村上级的乡卫生院，大楼安静，两辆救护车在院里停着。一楼门诊往上，除了工作人员，看不到其他人。二楼住院层，护士站灯火明亮，护士们或坐或站，闲聊着，病房处在暗影里，房门紧闭，异常安静，通道黑洞洞的。村医李营往往建议人们去县医院。距离村庄 30多公里的县城有三家公立医院，包括一家三甲医院。在这波疫情中，这是村里老年人能够得上的最好的诊疗条件。来这里住院，报销比例比乡卫生院少20%。我拜访了县里唯一的三甲医院，这里的病床从12月27日开始紧张，楼道两侧全是加床。收治病人不分科室，心血管内科的病房里，除了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剩下三位都是“跟新冠相关”，平均年龄80岁，家属说，“医生讲，肺是白的”。摄影/苏惟楚普通病房里，医生给的手段大都是：输液、服药、吸氧、做雾化。一位12月28日入院的病人家属告诉我，入院没几天，医生说，没有激素了，家人在外面找到8支，“刚把激素用完，炎症控制住了”，医生又说，化痰止咳的药也没了。在我的跟访中，三石的母亲是为数不多的，发病第三天就被送去县医院救治的老年村民。他们在县里的三甲医院待了三天，一直输液，“越输感觉越厉害”，医生加了氧气，也打了激素。最后一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重症是进不去了，医院治不了，让回去。”三石拿着片子跑去其他医院，“大夫说，肺已经全白了，拿来也看不了。”对于“白肺”的治疗，过去几周，北京协和医院、朝阳医院、上海同济医院的大夫们先后提到，可用的手段是吸氧、糖皮质激素，必要时需联合托珠单抗或巴瑞替尼等药物。如果病情危重的患者，需要插管使用呼吸机，甚至接受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但在这个县城最大医院的ICU里，一台ECMO都没有，进价太贵，一台100-300万，平常用到的机会也并不多。三石听儿子说过抗病毒药物，但县城的大夫说，自己也没见过，“去市里打听也够呛，只能去北京问问”。1月初，李营和王家峰收到乡里的通知，附了一条链接：“学习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李营打开签到，没细看课程，“这个药长啥样，我都没见到过。”王家峰听完了课程，他只觉得麻烦，“这个药听说不便宜，在农村会有人买吗？” 最近，村里常用的一种感冒药涨了 5 块，他听了满耳朵抱怨。我遇到的一位村民正是因此转向选择几块钱的退烧针。03身病与命病大流行进入第四个年头，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变得相对温和，疫苗以外，人类用高效药物、重症医学等多种现代医学的手段，能将它的危害降至最低。这场人类和新冠病毒的战争，在一些农村老人身上是隐形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在乡村，不只一位老年村民跟我讲，“扛得过去就扛，扛不过去是命”。在许多乡村老人身上，疾病被分成两种：身病和命病。当病毒作用于身上，引起一些轻微的症状时，比如咳嗽或者流鼻涕，他们吃些药，甚至不吃。如果身上的疾痛已经严重影响生活或劳作了，他们会求助卫生室，打退烧针、静脉注射。李秦就是前文中嫌药价贵的老人，65岁的他和妻子先后生病，妻子没吃药，他发烧，身上痛，当天就去卫生室打针，比输液还便宜，“输个液好几十，打针才几块。”问他打的哪一种针？他不知道，只觉得有用，上午两点发的烧，打完针没一会儿就退烧了。李秦并不能理解肌肉注射的风险和副作用，也无法理解这样的操作可能让免疫系统难以发挥作用，只觉得“有用，能治病”，烧退了，他的病“就好了”。摄影/苏惟楚村里，像李秦这样的老人并不少见，三位80岁以上的老人跟我讲述当时的惊险，大都是“一直烧”，“身上没劲儿，吃不下饭”，“最后还是扛过了。”当村卫生室的手段无法应对新冠病毒的时候，那就是命。乡土的就医逻辑与疾病类型、生计、伦理紧密相关。三石的母亲被送去了县医院，但姚重没有。结束上门输液的工作，村医李营当天又返回姚重家劝说，“情况很不好，比前一天还不好，如果今天不送医院的话，熬不过三天。”“岁数大了么，有点病扛不住了，”姚重的妻子答。李营说，“不去医院就得准备后事了。”姚重妻子说，后事已经备好了。奥密克戎袭击之下，65岁以上的老人被认为是重点高危人群。在距离D村100多公里外的北京，医生们告诉我，急诊和重症里躺的大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在这里，人们认为，与病毒的抗争，现代医学还能最后一搏，我们有抗病毒药物、呼吸机、ECMO。哪怕资源紧缺和匮乏，城市里的人还能喊，抢药，买呼吸机，找重症床位，渠道五花八门。但在资源有限的村庄，很多重病的老人无法感受现代医学奋力一搏的力量。村民们普遍建构了一种解读逻辑：“好多人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在家养着吃点药。农村不是城里，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没有劳动力，城里有医保，有养老金退休金，活一天拿一天钱，所以家里人更愿意救。”村里人普遍认为，更值得救的是孩子，父母带着孩子去北京辗转求医的故事，带着辛酸、庆幸、骄傲的口吻被讲出，在村庄里，这样的经历我听过不止一个。探访村庄的当天下午，我收到李营的信息：“那个病人（姚重）病危，快要停止呼吸”。在河北农村，有一个讲究，人死后，要在门口放三只炮。出殡时，白事儿体面的标志之一是，鞭炮要响。我走的时候，鞭炮声停了，村庄恢复了原本的生活质地。午后，许多人走出家门晒太阳，放寒假的孩子嬉笑做游戏。整个村庄露在外面，跟疫情有关的，仅有村口三间被废弃的彩钢房，封村时，村民住在里面守着，防止有人偷偷溜出去。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参考文献：1. 《新冠病毒感染基层诊疗方案建议及适宜技术（第一版）》北京协和医院2.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危重症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危重症医学专家组《奥密克戎变异株所致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救治专家推荐意见》[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3,463. 《2021年11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http://www.nhc.gov.cn/mohwsbwstjxxzx/s7967/202201/e043142f1df54175a3860d4776891b9e.shtml4. 余成普.4.甜蜜的苦痛:乡村慢性病人的患病经历研究.

代办员死亡 村民千万存款不知去向，银行称不是我们员工，公安已介入

@中国新闻周刊消息，近日，山东肥城刘先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父亲长期在一个名为“肥城市农商行农村金融社区服务点”存钱，去年11月该服务点代办员突然死亡，服务点被摘牌。他拿着父亲的存折去镇上的山东农商行取钱，被告知存折上的13.7万元实际只有1142元，且存款记录很多是手写的，那名代办员也不是银行工作人员，银行让其报案处理。据刘先生称，村里老人为图方便，都会选择去这个服务点存钱，此前这些存款在代办员那里就能取出来，不过“取小额行，大额取不出来，他让你等等，当时没有。”村民依然非常信任这名代办员，“挺实在，很老实的一个人”。据其了解，目前该村涉及储户约30多户，千万存款不知去向。肥城市山东农村商业银行对此回应记者，已关注到该问题，正在落实了解有关情况，需要等待公安机关侦破的结果。肥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表示，公安机关正在侦查阶段，不方便透露案件详情。

“国民老公”王思聪昂贵一拳的背后

中国前首富王健林的独子王思聪被指在上海街头打人，时隔八个月再登上媒体版面。王思聪“最贵的一拳”成为当前中国全网最火热的话题。整起事件还得从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星期四（1月12日）发布的一份警情通报说起。通报称，34岁的男性王某某等四人星期三（11日）误以为在路边候车的陈某某对其拍照，随后双方发生争吵，王某某等人对陈某某进行了殴打。通报称，被打的陈某某左侧鼻骨骨折，面部多处挫擦伤及挫伤，评定为轻微伤。上海警方则对王某某等人作出行政拘留七天，并处罚款500元（人民币，下同）的处罚决定。不过，王某某等人提请行政复议，暂缓拘留。表面上看，这只是一起小小的争执，真正让事件引起全网关注的，是《新京报》随后引述“权威人士”报道称，打人的王某某其实就是王思聪。报道没有透露这名“权威人士”是什么来头，上海警方或官方也没有出面证实或否认。但凤凰网引述百度百科资料报道称，王思聪今年1月3日已满35岁，与警方通报中的34岁不符，因此初步可排除王某某是王思聪。不过，凤凰网随后删除了这篇报道。没有人能笃定打人的一定是王思聪，但中国网民似乎已心有定见，纷纷猛批王思聪仗着有钱有势在大街上打人，“有钱就是嚣张，想干啥就干啥，没啥害怕的，大不了就是赔钱？”截至星期五（1月13日），“王思聪打人”相关话题在微博的累积阅读量已突破10亿。微博上还流传消息称，王思聪以200万元私下与挨打者达成和解，网民调侃这是“最贵的一拳”，甚至有网民戏称：“希望这一拳是打在我的脸上，以后就不用再努力了。”微博流传的消息称，王思聪以200万元私下与被害者达成和解。（截自微博）被点名的王思聪星期四晚上在推特上发文称：“我真TM的无语了，居然全网曝？现在的自媒体没新闻了吗？”不过，他没有说明自己因为什么事情无语，也没有就自己被点名打人做任何解释。事实上，当天下午1时许，他也发了一则推文，说“过好自己的生活，别没事找事……”。他没有更进一步说明，外界也无从得知这则帖文与上海的打人事件有何关联。昔日的“国民老公”身为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子，1988年出生的王思聪自小就被送出国受教育，小学在新加坡，中学进入英国寄宿制贵族男校温切斯特公学，大学到伦敦大学念哲学。这样的教育背景，加上首富家庭的出身、还算斯文的长相，他读完书回到中国后就开始引起媒体注意，受到不少网民追捧，甚至被挂上“国民老公”的称号。王思聪（左）是王健林（右）的独生子。（互联网）这些年来，王思聪多次因花边新闻或言论争议被推上舆论浪尖。与中国很多首富的子女不同，王思聪行事高调，发言时基本毫无忌惮，无论是对企业家小米创始人雷军，还是大红大紫的明星杨幂，他都几乎口无遮拦。例如，当杨幂2012年凭借《爱的供养》荣获中国大陆最受欢迎女歌手殊荣后，王思聪直接转发乐评人丁太升的微博并附文称：“求求杨幂不要再唱歌了。”王健林2015年接受网易新闻采访时曾说过，“他（王思聪）很聪明，但他不会看人眼色，怎么想怎么说。希望他五年、八年后能醒事。”但敢怒敢言的性格也让王思聪收获了不少的流量，且在他的身份加持下，不少网民将王思聪当作是“娱乐圈内幕消息”的渠道，还因此为他冠上“娱乐圈纪委”的称号。此外，有别于一般的“纨绔子弟”，王思聪不希望靠父亲成功。2009年，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王思聪拒绝了王健林安排好的接班计划，想靠自己闯出一个名堂。王健林最后只能妥协，给了王思聪5亿元开公司“练练手”。这一年，王思聪创立了普思资本，专注于投资互联网、科技、消费等领域，管理资产超过10亿美元。哔哩哔哩、美团、得物、闪送等知名公司都曾接受过普思资本的投资。随后几年普思资本的发展，也展现了王思聪的投资眼光。2013年，普思资本以400万美元获得云游控股1.05%％股权；185天后，随着云游控股赴港IPO，普思资本大赚一笔退出；2014年7月，普思资本投资的天鸽互动实现香港主板上市。王健林2014年受访时也毫不吝啬地肯定王思聪，称他的投资“有点小进展”。2015年，王思聪入股乐视体育，同时高调宣布创立熊猫互娱，主要运营弹幕式视频直播网站熊猫直播。同时，他也宣布打造香蕉计划，旨在建立泛娱乐产业链。在他的大力推动下，熊猫直播成功吸引了众多流量明星和人气主播入驻，公司也在短短三年内取得三轮融资，获得10亿以上的资金。2017年，王思聪以50亿元身家荣登《胡润80后财富继承富豪榜》第二名。扣除父亲资助的5亿元，短短八年，王思聪靠自己入账了45亿元。这一年，王思聪才29岁。“国民老公”陷入“中年危机”不过，意气风发的王思聪在渐渐步向而立之年时，也迎来了人生转折点，他付出不少心血打造的熊猫直播打断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在他宣布入股乐视体育的隔年，乐视体育被曝出未经董事会与股东同意擅自挪用超过40亿元资金。伴随着乐视体育的衰落，王思聪损失惨重。同时，熊猫直播一派热闹的背后，亏损金额也因管理不善连年走高。2016年4月，熊猫直播涉嫌宣扬暴力等不良内容被列入查处名单，隔年2月还被上海市网络信息办公室约谈要求整改。随后熊猫直播也进入衰落期，工资无法按时结算、大主播出走、员工离职等负面消息接连爆出。2019年3月，熊猫直播正式关站，香蕉计划也以失败告终。王思聪还因熊猫互娱的债务纠纷被法院限制高消费，名下的房产、车辆、银行存款等财产均被查封。不久后，这一限消令被撤销。2022年，熊猫直播正式宣告破产，“泛娱乐帝国”几乎梦碎。昔日冤家、90后商人孙宇晨曾在微博上奚落他说：“我考虑帮王思聪把债还了，他以后创业成功再还给我就行。”兜兜转转之下，原先不想继承家业的王思聪最终还是只能回到父亲王健林所成立的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王健林这几年也正忙着刮骨疗伤。中国政府2017年开始出台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万达被曝负债超过400亿元，深陷资金困境。王健林陆续出售了万达旗下的文化旅游、酒店项目，此外还清仓了海外的房地产项目，要公司转型改走“轻资产”道路。就在家业步入风雨飘摇时期之际，王思聪也因争议言论踢到了铁板。2022年4月，王思聪出面手撕中国药商以岭药业开发的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质疑中国官方大量向民众发放的连花清瘟，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于治疗冠病的中成药，呼吁证监会严查以岭药业。过了几天，王思聪因不满政府的冠病防疫政策，又在微信上留言称“每天早上的核酸检测，检测的不是阳性或阴性，而是你的奴性或血性”。2022年4月上海封城期间，王思聪因不满中国政府的冠病防疫政策，而在微信上留下争议言论，他的微博和微信账号因此被封杀。（路透社档案图）这些言论确实让他再打开了知名度，但没过多久，王思聪的微博和微信账号就遭到禁言，随后被封杀，坐拥4000万名粉丝的账号就这样没了。随后，王思聪就鲜少出现在媒体版面。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国民老公”王思聪一度作为后起之秀的创业家成功崛起，成了媒体版面的宠儿。但近年来，有关王思聪的消息往往只剩下花边新闻和网络上的争议言论，如今还成了一起打人事件通报中的中年大叔“王某某”。正如凤凰网星期五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感叹，“这位曾经心直口快的‘国民老公’似乎和很多中年男人一样，陷入了某种‘中年危机’”。

小电科技陷数据造假风波：被质疑操控后台数据，不公布订单数、冻结渠道商资

近日，据1818黄金眼报道，李先生和黄女士合伙开了一家公司，与上海光露签了合作协议推广小电充电宝，合作一两个月后发现，上海光露只提供每天的总流水，不肯提供具体的订单明细，他们怀疑对方在数据方面做了手脚。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小电科技方面具备操控数据的可行性。截至发稿前，小电方面并未对此事发表回应，仅在报道视频中表示，此事与小电方面无关。对此，律师称，详细订单数据可以认为是合同履行结算所必须的数据（除非合同另有约定不需要提供），作为合作协议的一方，有权要求上海光露提供详细订单数据。如今小电科技在黑猫投诉的投诉量已经超过2万条，投诉人不仅有消费者也有商家。上市搁浅，收费问题备受消费者诟病之际，又陷入数据造假风波的小电科技将何去何从？渠道商无法提现，小电科技回应称与其无关小电科技陷数据造假风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记者对1818黄金眼的报道进行了梳理。原来李先生是黄女士的合伙人，而黄女士是一家名为杭州蚂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蚂蚁”）的法定代表人，杭州广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广翼”）与杭州蚂蚁属于集团控股关系，这两家公司均与上海光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光露”）签署了“小电”项目合作协议。上海光露股权穿透信息显示，小电科技持有该公司25%的股权。协议显示，上海光露提供小电共享充电宝，而杭州广翼与杭州蚂蚁提供场地，二者共计提供280家海马体门店场地。杭州广翼与海马体主体公司杭州海莫星摄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莫星”）签了入场协议。据李先生介绍，他们就280家门店支付了入场费（其中包括电费等），顾客使用门店里的小电充电宝后，他们再跟上海光露分成，目前分成的提现账户被冻结，无法提现。李先生说，其所在公司的分成比例高达83%。然而，上海光露只提供每天总的订单流水，比如一天100元，但并不知道这100块钱是多少个订单构成的，每个订单的明细是多少。上海光露的联系人花名为“胡巴”，黄女士拨通了“胡巴”的电话，“胡巴”表示电话里不方便沟通，黄女士又拨通了小电科技联系人“光里”的电话，“光里”则表示，小电科技公关部负责人会与黄女士沟通。同时，“光里”表示，其工作关系在小电，但是他是上海光露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胡巴”是上海光露的人。但小电科技公关部相关人士却对黄女士与李先生表示，整个事情与小电主体无关，同时，该人士对电话中的“光里”表示，“这个事情与小电没有关系，你们去处理一下。”几经周折，黄女士再次拨通了“胡巴”的电话，“胡巴”表示，并不是不把详细的数据提供给李先生和黄女士，而是因为两人并没有提供相关的合作资质和手续。而“光里”则表示已去过海马体公司，并有证据证明杭州蚂蚁跟海马体根本没有签约任何协议。记者查询天眼查发现，杭州广翼的法定代表人姓冯，在股东和该公司主要人员中也并没有黄女士与李先生。杭州蚂蚁的法定代表人是黄女士，黄女士持股100%，杭州广翼的冯XX是杭州蚂蚁的监事。在这种情况下，“光里”称没有理由把数据提供给黄女士和李先生，“如果黄女士和李先生能提供杭州蚂蚁和海马体的协议，包括海马体能授权给蚂蚁的数据的凭证，再去讨论黄女士要的数据有没有和能不能提供。”小电“光里”认为，杭州蚂蚁与海马体主体公司并没有签订入场协议，也就无法绕过海马体把海马体门店的详细流水提供给杭州蚂蚁的法定代表人黄女士和合伙人李先生，而杭州广翼虽然与上海光露、海莫星都签订了协议，但法定代表人是冯老板。律师称渠道商有权要求上海光露提供详细订单数据那么李先生和黄女士到底有没有查看详细订单数据的权利呢？对此，蓝鲸TMT记者咨询了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旻律师。李旻律师认为，该事件中杭州广翼、杭州蚂蚁与上海光露的合作协议属于分成协议，所以详细订单数据可以认为是合同履行结算所必须的数据（除非合同另有约定不需要提供），杭州广翼、杭州蚂蚁作为合作协议的一方，应当是有权要求上海光露提供详细订单数据的。对于上海光露提出的，需要提供海马体数据授权协议的请求。李旻律师认为，海马体并非上述数据的权利方，海马体非数据提供者、非数据收集者，也非数据所有者，所以该订单数据与海马体无关，无需获得海马体数据授权，除非上海光露能够证明，上述订单数据会侵犯到海马体的商业机密或其他权利，否则上海光露无权以无数据授权协议而拒绝提供订单数据。李旻律师称，对于案件相关人员是否有权查阅数据，关键在于其个人行为能否代表公司或获得公司授权。“首先，杭州广翼与杭州蚂蚁虽为集团控股关系，但法律意义上，两家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和合同签订主体。杭州广翼的法定代表人为冯XX，杭州蚂蚁的法定代表人为黄女士，作为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当然代表公司，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代表权利也仅限于各自公司，不能因为两公司为集团控股关系而产生混淆。即冯XX可以以杭州广翼的名义要求上海光露提供其按照协议内容约定管理的门店的订单数据。黄女士可以以杭州蚂蚁的名义要求上海光露提供其按照协议内容约定的门店的订单数据。如果黄女士想要获取杭州广翼按照协议内容约定的门店的订单数据，需取得杭州广翼的授权。同样，李先生想要获取订单数据，均需取得对应公司的授权，否则李先生无权查看任意一家的订单数据。”至于授权方式，李旻律师称，可以采用单独授权函的行为，也可以事先在合同中进行约定。知情人士称小电科技具备操控数据的可行性渠道商质疑小电科技数据造假，那么小电科技到底具不具备操控数据的可行性呢？共享充电宝行业相关人士程刚（化名）对记者表示，在共享充电宝行业刚开始发展的前几年，数据造假事件较为普遍，因为技术运营方为共享充电宝品牌方，商家和渠道商很难掌控数据，“早前据说共享充电宝品牌方的BD就能够调控数据，那时小电在这方面相对来讲算是比较规范的企业，伴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行业内这种行为逐渐得到规范，因为在争取点位的时候，运营数据规范成为商家和渠道商选择合作对象的重要考量。”多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共享充电宝的运营数据往往掌控在品牌方手中，所以数据出现问题往往在于品牌方这一端，这严重影响到渠道商或者商家的分成，又因为共享充电宝订单每一单的监控非常难，在一个点位借了充电宝，商家和渠道商很难监控到这个充电宝在哪个点位还了，多长时间之后还了，所以品牌方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主动状态，而渠道商与商家则处于被动状态。另一位接近小电科技的知情人士周韵（化名）对记者透露，小电目前的目标是100%代理模式，其后台系统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所以从小电科技方面来讲，操控数据是可以实现的。“比如后台的流水实际是100%，但在账面上呈现80%，让渠道商以为这80%就是原来的100%，然后再与渠道商按照合同约定的分成比例分这80%。这就是小电科技不予提供具体订单明细的重要原因。”2022年3月，蓝鲸TMT曾独家报道《小电科技被曝裁员约2000人，直营城市数量锐减，代理模式布局落于人后》，彼时，一位接近小电内部的人士江哲（化名）表示，小电裁员的核心就是直营转代理，“按照小电最初的设想，最理想的调整方式是让各地的CM，也就是城市经理，出一些钱把整个城市的小电业务买下来，等于他们自己创业了。”如今，周韵表示，小电在将直营模式不断向代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从外部招聘渠道商，而是更多的将自己原来的CM变为了现在的渠道商，也就是说，“胡巴”和“光里”实际上都是小电原来的CM或者是中层BD。这样一来，小电的盈利结构或者说是财务结构便发生了变化。“第一，在之前小电的直营模式下，成本分为人力与设备两大部分，但代理模式改变了这种重资产结构，前端的人力成本被大幅缩减；第二，小电以前的设备是自产自销，但代理模式下，小电将自己的设备卖给了加盟商，比如，上海光露这样的合资公司便成了自负盈亏，这使得小电拥有了稳定的设备收入；第三，小电方面还有分成收入；第四，整个中台的技术系统都掌控在小电手上。”周韵对记者称。那么，小电方面究竟为何不让渠道商去提现呢？周韵解释称，“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小电有一个资金池，也就是说，只要小电将提现时间拖一天，资金池就会多赚一天利息，这里面的资金是非常庞大的。”不回应质疑恐影响品牌，小电科技投诉量已超2万条小电在这次数据造假风波中采取了不回应的应对措施。记者就上述事件中为何不披露具体订单数据等事宜询问小电科技公关部相关人士，截至发稿前，对方仍未回应。可以看出，在整个案件中，小电科技通过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规避掉了一定的法律风险。多名律师对记者表示，如果渠道商维权未果真的走向法律诉讼，那么被告方将首要是小电科技的子公司上海光露，而不是小电科技本身。民商事诉讼领域律师马丹宁表示，小电科技与上海光露属于关联企业，上海光露如果存在数据造假，离不开小电科技，因此如果上海光露数据造假行为属实，小电科技与上海光露则严重损害了渠道商的合法权益，二者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相关渠道商可依据合作协议及法律规定，主张上海光露提供相应的数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尽管在此案件中，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小电科技具备操控数据的可行性，但在法律层面来讲，还没有证据证明小电科技数据造假。多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仍然会严重损害小电科技的品牌形象，此后渠道商与小电科技合作时便会将这一因素首要考虑进去。事实上，在过去的2022年，共享充电宝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成功上市的怪兽充电在上市后股价严重缩水，甚至低于1美元/股。小电的上市之路更是在经历一波三折后没了消息。记者查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关于小电科技的投诉量已经超过2万条，在这2万条投诉中不仅有消费者关于乱收费、涨价等问题的投诉，商家不能提现的投诉也占据了一定比例。在上市搁浅，收费问题备受消费者诟病之际，又陷入数据造假风波的小电科技将何去何从？

收费、规则层层“套娃”,投屏看内容先交钱...

电视端与投屏需另外付费此次引发网友大规模质疑。在行业人士看来，涉及电视端的内容播放，主要受监管层面因素影响。近日，网友关于互联网电视VIP会员业务收费价格提高、看电视越来越麻烦的吐槽声愈重。一位网友对记者表示，稍微新式一点的电视，家里老人都操作不了，只能一键切换到广电机顶盒看普通有线电视，“各种操作，各种收费，还不如早些年打开就是电视台的老式电视。”该网友称。目前电视市场从过去硬件商业模式进化至互联网收费模式，内容、广告、规模等要素取代单一硬件，成为行业竞争与营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内容与规模背后，涉及严格的广电牌照限制。互联网电视严格受牌照资质限制，视频网站需与拥有牌照的企业合作，才能在电视端播出，并通过分红获利，但分红规模存在一定天花板。另外，广电总局也在2018年出台过针对投屏的限制。因此，在降本增效与监管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发生了电视端会员与投屏等业务需要单独付费的成本“套娃”情况。打开电视先交钱过去，打开电视直接可以按键换台看节目，如今，伴随技术的进步与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丰富，用户反而需要进行更为复杂的操作、支付更高成本，才能看到自己想看的视频内容。其一，是手机端视频会员投屏时，需要再进行单独付费或者购买高级会员。记者体验发现，此前爱奇艺黄金会员投屏时，最高可选至4K高清，但目前黄金会员权限已被限制在480P清晰度。对于该规则的变化，爱奇艺方面暂未发表回应。据记者目前体验发现，除了爱奇艺对投屏视频分辨率更改了收费标准，其他视频平台方面，芒果视频会员与腾讯视频会员仍旧可以原分辨率投屏，优酷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提示需额外付费12元才能投屏，B站大会员可以正常投屏。其二，是单独的互联网电视产品需要另行购买会员服务，如爱奇艺视频在电视端观看时，需要下载奇异果应用，奇异果即爱奇艺电视版APP，下载免费，但观看会员内容时需要单独收费，爱奇艺会员不适用。其他如腾讯视频的云视听极光、优酷的酷咪等，都是同样逻辑。爱奇艺会员页面显示，该会员适用于爱奇艺源设备中的爱奇艺影视内容，与应用商店银河奇异果权益不同，不与其他第三方应用共用，对于付费影片、用券可观看影片、超前点播等内容仍需要额外付费。其三，便是持续涨价的会员服务业务。自2020年11月至今，爱奇艺连续两年涨价，连续包月价格从每月15元一路上扬至25元。2022年4月20日，腾讯对腾讯视频VIP和超级影视VIP会员价格进行调整，涨价幅度在5元至20元之间。互联网电视的接入，在广电行业公报中的具体数据方面得到充分体现。《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有线电视实际用户数2.04亿户，同比下降1.45%。全国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用户超过3亿户，互联网电视（OTT）用户数10.83亿户，互联网视频年度付费用户7.1亿。相应地，网络相关收入成为广电收入主要组成部分。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11488.81亿元，同比增长24.68%。其中，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务实际创收收入9673.11亿元，同比增长25.43%。广告收入方面，2011年传统广播电视广告收入786.46亿元，同比下降0.40%；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通过互联网取得的新媒体广告收入2001.46亿元，同比增长124.89%。另外，持证及备案机构网络视听收入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网络视听收入3594.65亿元，同比增长22.10%。其中用户付费、节目版权等服务收入大幅增长，达974.05亿元，同比增长17.24%；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其他收入增长迅速，达2620.60亿元，同比增长24.02%。公报显示，在2021年的实际创收收入中，广播电视机构智慧广电及融合发展业务收入1085.70亿元，同比增长21.47%，其中IPTV平台（通过电信专网获取广播电视服务的用户）分成收入161.76亿元，同比增长19.09%；OTT集成服务业务（通过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获取广播电视服务的用户）收入78.02亿元，同比增长9.73%；广播电视机构网络视听收入322.24亿元，同比增长31.24%。价格套娃背后的规则套娃除了持续遭到网友吐槽的涨价行为，电视端与投屏需另外付费此次引发网友大规模质疑。在行业人士看来，涉及电视端的内容播放，主要受监管层面因素影响。2011年12月，广电总局发布的《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的通知（即181号文）强调了互联网电视集成机构所选择合作的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包括一体机和机顶盒），只能唯一连接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终端产品不得有其它访问互联网的通道，不得与网络运营企业的相关管理系统、数据库进行连接。2018年9月，由七大牌照商组成的互联网电视工作委员会推出的《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平台服务能力与业务规范》要求，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平台必须直接管理到终端（OTT)，集成服务平台与终端之间不得接入任何第三方平台。是否由于对合作方牌照资质的限制，增加了互联网视频平台的内容成本？对此，易观分析文化消费行业资深顾问廖旭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互联网公司不是直接与集成播控方合作，而是与内容服务方合作。其中，集成播控是七大牌照方——包括CNTV、华数传媒、上海文广、南方传媒、湖南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供OTT的系统和播控。内容服务方是做系统之上的电视APP的联合运营，让平台通过联运产品去跟集成方合作，比如银河+爱奇艺就是奇异果，奇异果再与CNTV等合作。廖旭华称，虽然集成和服务很多时候都是同一家公司，但所代表的身份不同。在这个制度下，视频平台的成本会降低，因为很多工作是由服务方负责，但收入也相应地降低了，因为要进行分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互联网平台加收投屏业务费用，更大可能原因在于监管因素，小部分原因在于分成模式低天花板加剧的成本压力。2018年9月，时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魏党军表示，互联网电视上的投屏应用必须是具有互联网电视牌照的联合运营方才可以开展，任何独立的第三方的投屏行为都属于违规。此外，廖旭华称，今年抖音世界杯转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手机投屏电视形式的落地，但投屏这个动作本身已然不符合现行制度，通过绕过播控直接在电视端播放内容。互联网视频平台在诸多因素影响下，逐渐进行业务调整。2022年6月，优酷开始对投屏业务进行收费，用户如果想要将视频内容投屏到电视上，需要另外开通TV版酷喵会员。至于投屏监管政策出台与厂商开始针对性调整之间的时间差，行业人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投屏监管的技术难度。投屏限制在国外也有案例，2019年，苹果公司向三星、LG等厂家推广其AirPlay，后者是苹果公司在iOS和macOS中使用的无线投屏技术,可以将iPhone、iPad及Mac的视频或屏幕镜像传送到支持Airplay的设备上，同时苹果公司宣布推出流媒体视频服务Apple TV+。其后不久，Netflix便以“技术限制”为由，取消了对苹果AirPlay投屏功能的支持。12日，上海市消保委方面发文表示，内容付费已成为视频平台重要的商业模式和收入来源，视频平台的付费会员可享受独家内容。上海市消保委认为，投屏是移动端用户正常的使用场景，消费者付了钱，在手机上看还是投屏看都是消费者的权利。平台在App内限制消费者投屏的做法不合理，想用这种方法加收费用更不厚道。视频平台更无权不当获取手机权限干涉消费者采用第三方App或者连线等方式投屏。随着版权保护意识增强，消费者已经接受以付费方式收看影视内容。视频平台应用更多更好的内容和更佳的消费体验获得用户提升平台收入。上海市消保委提醒相关视频平台，套娃式充会员薅消费者羊毛的做法要不得。前有广电总局相应规则要求，中有企业自身降本增效营收压力，后有消费者对层层收费制度的吐槽与质疑，互联网视频平台未来营收架构究竟该如何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下去，更需探索与观察。短视频冲击下的电视产业链谋变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敏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件事情涉及几个环节：一是电视机，二是广告，三是内容收费，四是会员规则变化。其实，电视机现在并不贵，看有线电视也是每月18元。所以，看视频内容需收费，也正常。但是，视频网站总是改变收费规则，用户体验就会变差。电视机产业当年过于追求规模，对后向的收费过于乐观。因此硬件便宜卖，用广告和会员内容来补偿。而这个模式，消费者是不一定了解的。消费者就觉得电视便宜卖是应该的，广告和内容收费是不应该的。作为电视机的内容服务商，视频网站受当年互联网投资火爆刺激，过于追求用户，因此大投资拍剧，大肆植入电视机，大范围获取用户。现在互联网投资降温，电视机开机率降低。视频网站发现公司巨亏，只能修改之前的会员规则，像切甘蔗那样逐步提高收费，一点点地伤害消费者感情，所以消费者受不了。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说，早期电视显示屏接盒子，包括广电盒子、OTT盒子，广电盒子是每月需收视费的，看直播也需一定费用。现在智能电视大部分是一体机，把盒子、游戏机等功能集合到电视里。虽然目前智能电视直播内容收费的价格比以前便宜很多，但是网民从免费看盗版内容，到交费看带版权的内容，会有一点情绪。为什么现在视频网站限制投屏或者提高收费呢？因为互联网公司内部都强化“变现”，没有投资者愿意投资亏损项目。短视频内容发展太快，而且以用户自己上传的内容（UGC）居多，UGC又是免费的。爱奇艺曾与抖音打官司，因用户把长视频的部分内容做成短视频上传。在短视频网站的冲击下，长视频网站一方面流量减少，另一方面播放广告又有用户反感，所以，只有通过提价，来提升收益。长视频网站的PGC内容，有成熟的管理模式，投资拍出的片子需要审批，但是UGC的内容目前基本处于放开的状态，所以用户流量更进一步流向UGC。从智能电视机的操作系统平台可以看到，长视频网站的流量有所下滑。一方面没有外部投资者扶持，另一方面受到短视频冲击，所以，长视频网站的日子近年都比较难过，增加“变现”是想养活自己。电视机厂一般在智能电视里置入多个视频网站APP，由消费者自己选择。用户看时，会收费，不看是不会收费的，因此用户会有看这个要收费、看那个也要收费的感觉。其实，电视机厂只是起内容分发的作用。当然，产品仍有优化空间。UGC的内容上不了电视机，PGC的内容观看会收费，而长视频网站受到短视频平台冲击、有影响力的内容在减少。为了生存，长视频网站只好提高内容观看价格。其实，长视频网站也在优化，因为随着电视机大屏化，不要说480P的内容，720P的内容在75英寸及以上的电视机上看也会模糊，用户都选择看高清内容，带宽的成本也会增加。用户抱怨长视频网站收费提高，有的电视机企业也在想办法，改善用户体验，比如把所有可供免费观看的内容集到某个一级入口。这样，不但没让付费用户的数量减少，反而使智能电视机的用户活跃度提高。其次，用户喜欢的内容，推荐时会更清晰地讲明费用。此外，一旦用户误点了缴费，有更便利的退费渠道。但是，电视机厂没有能力让内容免费，否则将破坏内容生产的生态。智能电视的开机广告，消费者现在可以通过点击遥控器右键等途径来关掉，但是如果没有开机广告，电视机厂的智能电视内容运营团队将难以维系。贴片广告是内容服务商做的，也是为了可以生存下去。在海外，智能电视的操作系统也有搭载内容入口。如，在印度的智能电视上，会有迪斯尼等的独立APP，用户选择后付费观看。目前，不仅长视频网站受到短视频网站的冲击，电视机也受到了手机的冲击。最近有一个调研数据显示，观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用户，38%用电视，30%用手机，用投影的比例也在提升。2022年，中国彩电市场的销量同比下滑，预计2023年销量仍难以恢复上升，估计会低于4000万台。长视频网站提高收费，与电视机销量下滑之间，似乎形成了恶性循环。如何让彩电产业链形成良性循环呢？相关业界人士认为，还是要挖掘电视机的差异化功能潜力，比如家庭成员的陪伴作用。“拯救”只能从智能电视的系统、内容和服务去做改变。电视机硬件回归合理利润，也是减少对开机广告、内容收入分成依赖的方法。但是，目前彩电行业一方面8K、OLED、MiniLED背光等高端电视的成本降不下来，另一方面低端、同质化的电视价格又“血拼”得太厉害，“高端成本撑不住、低端毛利撑不住”使电视机厂的盈利承受很大压力。业界预计2024年彩电行业有机会迎来转折点，开启新的上升周期，这需要硬件技术的迭代创新，如大屏移动化、3D化，同时需要内容软件跟上，才能突破。

讣告内容提及“连花清瘟”，网友收到以岭药业律师函

1月6日，微博用户“聂圣哲 2023”发文称，“收到了连花清瘟生产商以岭药业的律师函”，配图为一份来自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发给聂圣哲的律师函。根据律师函，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药业”）的委托，指派张起准律师就聂圣哲在新浪微博平台及微信朋友圈发布言论侵犯委托人名誉权等相关事宜，郑重致函。此前2022年12月22日，前述微博账号曾发布一份颇受网友关注的“讣告”。“讣告”称，“王某同志临终前，还坚持发朋友圈，晒连花清瘟胶囊……我们已经将王某去世前手里握着连花清瘟胶囊的图片发给了钟南山院士、吴以岭院士，感谢他们为川大校友的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该文在互联网各平台广泛传播，引发不少争议。1月9日，潇湘晨报记者致电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起准核实律师函真伪，对方并未否认该律师函真实性。张起淮称，“采访问题直接问连花清瘟胶囊的以岭药业，我们作为代理人不接受采访。”网友称收到律师函，被要求道歉这份律师函称，2022年12月12日19时43分，聂圣哲在新浪微博平台及微信朋友圈发布一则告，公开称“王某同志临终前，还坚持发朋友圈，晒连花清癌胶囊......他的逝世是四川大学江苏校友会的重大损失。我们已经将王某去世前手里握着连花清癌胶囊的图片发给了钟南山院士、吴以岭院士，感谢他们为川大校友的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利用逝者的去世，用夹带私货的方式隐晦地用文字及图片把逝者与连花清瘟胶囊结合在一起，意图用逝者死亡贬损连花清瘟胶囊以及以岭药业，有意抹黑中医药学。尤其称“我们已经将王某去世前手里握着连花清瘟胶囊的图片发给了钟南山院士、吴以岭院士，感谢他们为川大校友的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用讥讽挖苦的方式侵犯钟院士、吴院士的名誉。上述侵权言论一经发布，引起互联网各大平台的转载、讨论及恶意揣测，包括但不限于新浪微博、抖音、网易新闻、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大量含有上述侵权言论的文章及对“连花清瘟胶囊”的不实信息被广泛传播。该律师函写道，聂圣哲上述行为对以岭药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误导了不明真相的网民和消费者，损害了以岭药业的良好品牌形象，降低了以岭药业的社会评价，贬损了以岭药业的良好商誉，给以岭药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严重侵犯了以岭药业的合法权益。“聂圣哲删除其在新浪微博平台账户“聂圣哲 2023”及微信朋友圈发布的相关侵权言论；在该微博账户置顶位置及微信朋友圈、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向以岭药业公开赔礼道歉，道歉持续时间不少于90日。”当事人：征求网友们的意见决定是否道歉1月6日，聂圣哲通过微博平台回应该律师函。聂圣哲称，很高兴收到了连花清瘟生产商以岭药业的律师函，“该函行文规范、叙事清楚、很有修养、充满善意……但是，该函对我的劝告、批评和要求，我有点不明白和不服。以岭药业提出要我连续道歉90日，也没说清楚是登门道歉，还是，直播道歉。如果登门道歉，我还要做好到石家庄住3个月的准备；如果直播道歉，一是直播这个活很累，我身体扛不住，二是，如果直播没人来听，算不算数？”聂圣哲称，因此征求网友们的意见，“以民意调查的形式，来决断这件事情：是道歉还是不道歉？如果道歉，采取哪种形式？请大家不要顾及我的面子，坦率留言，以便我根据民意调查，作出决定。如果民调结果真需要道歉的话，我必须认真，还要写悔过书等文件，要写得真诚，才对得起连花清瘟。”1月8日，潇湘晨报记者通过微博私信聂圣哲试图求证此事，截至发稿未获回复。1月9日，潇湘晨报记者致电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起准核实律师函真伪，对方并未否认该律师函真实性。张起淮称，“采访问题直接问连花清瘟胶囊的以岭药业，我们作为代理人不接受采访……我们有默契的合作要求，不接受任何采访。你要采访什么问题，用短信发给我，我给你回个短信，叫他们负责可以跟你对话的人把电话发给你。”截至发稿，记者未获回复。此外，记者多次拨打以岭药业客服电话求证此事，工作人员称，此事需要联系品牌中心，并提供了电话。截至发稿，该电话仍未接通。据企查查数据显示，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2年6月16日创建。公司以中医学术创新带动中医药产业化，运用现代高新技术研发中药、西药和生物药，研发治疗冠心病、脑梗塞的通心络胶囊，快慢兼治心律失常的参松养心胶囊，标本兼治慢性心衰的芪苈强心胶囊、治感冒抗流感的连花清瘟胶囊等专利新药10余个，截至2020年12月31日获得专利660项。公司形成了科技中药、化生药、健康产业三大业务板块，在医药行业领域的影响力持续增长。

梦碎“跨境电商”，谁骗了我半生积蓄？

找一个海外网站开店，将中国商品卖出去的“反向海淘”，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商家、资本入局。企查查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国新增超2万家跨境电商相关企业。《2022年(上)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预计，2022年跨境电商市场规模有望达15.7万亿元。15.7万亿，市场很大，诱惑也大。“不用懂英文，一单净赚超40%”、“没有进货渠道、没有货源，也能做”、“‘保底’营业额一个月4万元”……正是这些极具诱惑力的“跨境电商”营销术语，让贵州的李云、河北的钟勇、内蒙古的于伟等全国各地数十人，在短短数日便落入新骗术的圈套，有些家庭甚至因此倾家荡产。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些商家连自己被“谁”骗了都不知道。“这是新出现的情况。”海豚智库电商创始人李成东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每经头条记者采访时指出。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籽行亦向记者表示，首次遇到卖家遭受“连锁式骗局”案例，“案例中开设的跨境电商店铺、进货的网站都是假的”。利用国内外信息差，诱惑商家进入的新骗术，让正在崛起的跨境电商蒙上了阴影。每经头条记者追踪调查2个多月，亲身体验李云等人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被蛊惑开店的，试图拨开连锁骗局密织的网；并对话业内权威人士、律师等，还原新骗局背后的原因，探讨跨境电商行业的问题与契机。一、一环套一环：半月被骗近75万元2022年10月，开实体服装店的李云被跨境电商免费开店、无需货源等“噱头”吸引，以为遇到一个“珍贵”的创业机会。怎料，她掉入的是个巨大陷阱。通过网上“老师”的指导，李云当天就在Lelong shop上开了一家店，并通过“有货网”采购、代发给海外买家。最初，李云很快便在Lelong shop上收到了回款。“Lelong shop”上李云女装店的商品展示 图片来源：李云供图“我查过Lelong，是1998年成立的，在国外很有名气。”据李云讲述，随后几天，订单越来越多，金额也越来越大，“后面我每一次的订单都有10多万”。并非没有过怀疑。在投入到4000元时，李云便打了相关权威部门的电话，但当时无法明确是否为诈骗，于是她也就没在意。之后，李云还以父母的名义又开了两家店。从最初的免费开店，到几百元的货款，再到几万元、十几万元，随着订单越来越大，像是“滚雪球”一样，为了获得回款，李云砸入的钱也越来越多。而为了不让之前的钱打水漂，她又只能不断投入更多的钱。在无力支付采购新订单的货款后，李云的三家店铺均被网站冻结。“老师”告诉她，需要缴纳5万美元的保证金才能解封店铺。直到这时，李云才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于是报警。李云报警后的受案回执 图片来源：李云供图记者登录李云被冻结的女装店铺后台看到，目前，李云待结算金额超6万美元，已结算金额超3万美元（封店后结算未能提现）。“未结算和已结算的都是我已经发了货的，单这一个店我就投了60多万元。”李云表示，短短15天，自己的3家店铺就被先后被冻结，投入的70余万打了水漂。其中，在2022年10月24日报警当天，自己又打去10万。李云已被冻结的女装店铺后台截图 图片来源：李云供图对李云而言，这70多万元不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搭上了父母积攒半辈子的积蓄。而李云的遭遇并非个例。在记者的采访中发现，仅“Lelong shop”一家平台上就有3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卖家有着同样的遭遇。截至2023年1月6日，据每经头条记者大致统计，他们累计被骗逾200万。住在内蒙古的于伟告诉记者，她在开店第三天打款时发现不是同一个收款账号，觉得不太对，但在被“老师”诱导查看后台回款后又打了8000元。“当晚便又出现了50单约2万元的订单。我在平台要求客服通知客户退货，但没有回应；跟‘老师’协商，对方也说没办法，不按时发货就封店、冻结账户。”二、体验无货源骗术：以小钱套大钱“无货源开店”、“不收取任何保证金、学费及咨询费等”……打开上述卖家们提供的广告链接，记者看到海报上的广告语十分诱人。在记者点击“立即咨询”后，通过一张二维码添加了“SiteGiant有限公司客服”的微信。对方介绍，Lelong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电商平台，现面向中国商家全面招商，名额有限。记者查看SiteGiant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时发现，该号为“个人填写”，并未提交相关资料以验证主体信息的真实性。图片来源：企业微信截图“扶持您开店是没有任何费用的。”对方一再向记者强调。随后，还引导记者下载ICQ软件，之后又拉群介绍运营“老师”指导开店、卖货。每经头条记者的体验与在德国工作的杨亮讲述的被骗路径如出一辙。杨亮介绍，货品图如何分类、logo怎么设计，都是“老师”帮他搞定的。最初，对方特别热情。“每天都会帮我关注店铺动态，手把手教我，还对我嘘寒问暖。”当店铺被“海外买家”下单后，“老师”教他到“有货网”搜索买家想要的商品，然后将货款打给“有货网”提供的私人账号，“给我说对私不交税，我就信了”。当“有货网”为他发货后，便可将订单号填回Lelong shop的店铺，视为该订单完成。“他们说等买家收货，我就能去店铺里提钱了。”杨亮说，按“老师”的说法，“每单都会有至少40%的净利润。但必须在买家下单24小时内完成发货，否则将被视为违规，冻结店铺。”图片来源：网页截图一开始都很顺利，但随着订单金额越来越大，杨亮投入货款越来越吃力，资金开始周转不开，他一度告诉“老师”不要推流，先不接订单，但订单仍然一个接一个。短短一周之内，因未能按时发货，杨亮的店铺被封了两次。他东拼西凑缴纳了1000美元保证金后，“老师”还责怪他：“你连一两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吗？”杨亮日常与老师在ICQ上的沟通 图片来源：杨亮供图杨亮曾试图联系海外买家，协商取消订单，但发现对方为空号。当他质问“老师”并提出疑问，“客户下了10万的单子，我没钱进货，这单我不做了还不行吗？”却反被“老师”指责为“无良商家”，“没有区号你怎么打电话？自己准备多少资金，就提前说，是你不说……自己违反规定解决不了，就说被骗。”杨亮与老师在ICQ的对话 图片来源：杨亮供图至此，杨亮才幡然醒悟，自己是遇到了“杀猪盘”。于是，立即委托国内朋友报警。三、公安局来回跑了好几趟，还不知被“谁”骗了上述30余位卖家入驻的Lelong shop，究竟是不是马来西亚的Lelong？记者多次致电Lelong，但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复。“Lelong在我们国家是比较老牌的电商平台。”马来西亚中国丝绸之路企业家协会署理总会长苏彦禄向记者表示，Lelong shop虽然网站页面上显示的公司地址与Lelong一样，但没有当地政府要求的注册号，且两家网站logo不同。马来西亚Lelong网站 图片来源：网站截图数十位被冻结卖家入驻的Lelong shop，二者明显不同 图片来源：网站截图“我哭着求我妈相信我，借钱给我做跨界电商，结果被骗近75万。”在公安局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后，李云还是连自己被“谁”骗了都不知道。另一位卖家罗茜也向记者苦笑道：“去警局报案时被问到行骗人或公司的名字时，我懵了。”Lelong shop背后公司信息无人知晓，数十位卖家也是将货款对私打给“有货网”的，且每次打款账号都不同。采访中，几乎所有卖家均向记者提到，网店有时打不开，只能联系“老师”，用重新发来的网址进入。对此，记者向IT人员询问，并利用技术手段解析了卖家口中的Lelong shop和有货网，赫然发现这两家网站的IP地址时不时就会发生“移动”，但只在日本东京和中国香港地区。“从解析结果来看，大概率是同一家公司在运营，并且这类网站制作价格低廉，几百元就能做一个。”“‘老师’说我们入驻的网站是Lelong的子网站，专门针对中国卖家，公司在香港。”卖家李璐向记者提供了几个视频，是她在店铺被冻结后找到一位香港地区的朋友，让其帮忙到现场问明情况。据其朋友录制的视频显示，该地址所在写字楼并没有Lelong shop相关的公司。这也就导致，上述数十位卖家意识到“被骗”后，向律师咨询或向警方报案时，才突然发觉，连该“状告”谁都不知道。一位电商行业资深人士向记者表示，这数十位卖家或遭遇“连锁骗局”，不仅海外店铺是假的，就连进货网站也是假的，根本没有所谓的海外买家。记者根据多位卖家提供的海外买家地址和电话，分别致电纽约、伦敦等多地买家求证，但无一能接通，其中多数为空号或错号。四、披着跨境电商外衣，行网络诈骗之实在“反向海淘”火爆之前，早有不少中国商家在亚马逊、虾皮等平台上“淘金”。相比这些大型平台开店的资金投入和流程，不法分子瞄准的正是商家想要简单尝试的心理。“此次事件是披着跨境电商外衣，行网络诈骗之实。”一位跨境电商行业资深人士分析认为，由于Lelong shop、有货网站点在海外或造假，恐将导致我国的监管难以执行。“利用海外服务器和虚拟IP地址实施非法活动，是近年来比较高发的一种情况，这无疑增加了受害人维权的难度和成本，也为警方的侦查工作增加了障碍和挑战。”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籽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自己接触过多起跨境电商纠纷，但首次遇到卖家遭受“连锁骗局”案例。陈籽行认为：“该事件已涉嫌刑事犯罪，但受骗卖家利用个人力量查明和确认Lenglong shop的主体身份和联系地址是比较困难的。”每经头条记者了解到，在万般无奈下，大部分卖家已将搜索“跨境电商”时用到的搜索平台作为了被告主体向警方报案。“若搜索平台将lenglong shop相关链接和平台作为广告推送，那么可能被认定为广告发布者。根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陈籽行同时强调，“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在各类跨境电商的广告里，多对其描述为“风口行业、蓝海市场”且“竞争小，无需囤货”图片来源：广告截图在陈籽行看来，目前跨境电商受害者走民事司法途径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难以确定被告身份信息；二是司法文书送达难，多数跨境电商施害人不在境内；三是执行难、回款难，即便判决胜诉，也可能存在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陈籽行介绍，目前受害者权利救济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卖家将共同收款人的信息提供给警方并报案，由警方侦查并追回款项；二是将收款人作为被告，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收款人返还款项。记者手记：跨境电商造富空间远超想象，但也陷阱重重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跨境卖家是各大电商平台争抢的对象。相关数据显示，近5年来，中国跨境电商规模增长近10倍。2021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1.92万亿元。《数字平台助力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竞争》报告预计，到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B2B市场规模将达到13.9万亿元。“跨境电商作为一条新的掘金赛道，其创造财富和发展的空间远超我们想象，但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成功者，业外人士主动或被动地听说这些成功故事后开始了解跨境电商，但未形成对跨境电商完整的认知体系和辨别能力。”成都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姚正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跨境出海成为一个大市场的时候，也被骗子盯上了。”海豚智库电商创始人李成东向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做跨境电商需要特别谨慎。卖家抱着侥幸心理才会相信什么都不用投入，只要开个店就能赚钱。”每经头条记者通过大量采访了解到，数十位被骗卖家中，还有人是被短视频平台上“跨境电商”课程营销号的代运营等噱头吸引。但进入后，遭遇花式骗局，自己开的店铺均以冻结告终。卖家刘丽刷到跨境电商的短视频，萌生开店想法，投入数万元后颗粒无收；北京的田红花了近3万元找人代运营，对方收款后对其店铺被“冻结”置之不理……田红向记者讲述其“买课式”跨境电商被骗过程任何行业都没有速成的赚钱渠道和法则，姚正毅建议，想涉足跨境电商行业的商家需通过正规渠道了解学习，避免陷入零货源、假店铺等圈套。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向市面上多家跨境电商代运营公司了解到，“合作套餐”从几千元到近5万元不等，并对代运营店铺进行了每月上万美金的“保底”承诺。“去年，很多同行都消失了。”做跨境电商运营近3年的肖乐告诉记者，形式很好，但市场混乱，“不负责、玩套路的（同行）就会失去信任，能坚持下来的寥寥无几。”“中国企业现在需要走向全球市场。但真正的产业出海和品牌出海，需要企业建立自己的核心团队，不断探索，链接各方资源，形成一套完整的行业知识体系。”姚正毅呼吁，为让跨境电商行业更加有序、高效发展，律师、学者等对跨境电商行业有研究的专业人士可以讨论形成一些规则机制，避免以跨境电商为幌子而出现的新型网络诈骗事件愈演愈烈。（文中李云、杨亮、于伟、罗茜、田红、李璐、刘丽等卖家及跨境电商从业者肖乐为化名）

争夺辉瑞“特效药”：药藏在包里 “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有药”

药藏在包里，吃时抠三粒苏州一家三甲医院，37岁的赵晴晴悄悄从包里掏出三粒药片，两粉一白，塞进父亲的掌心，又递上一杯水。病床上的老人很配合，直接把药送进嘴里，仰头吞下。没有多余的一句话，全程迅速，生怕被人知道似的。病房外的走廊挤满了输液、等待床位的病人。这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几天前，这里发生的一幕让赵晴晴“大为震撼”。由于监护仪不够，护士想暂时借用一位住院病人的机器，给其他重症病人过渡。但家属说什么都不愿意。这场协商最终演变为闹剧——两家病人的家属直接跪在地上给彼此磕头。这一幕点燃赵晴晴的恐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有药。”赵晴晴口中的药，指的是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奈玛特韦和利托那韦)。2022年4月，它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迄今为止（新冠）高危患者的最佳治疗选择”。网络上，Paxlovid被称为新冠“特效药”。这个名头来源于辉瑞赞助的一项千余人的临床试验：出现症状后三天内服药，患者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 89%，五天内给药风险降低85%。赵晴晴把药紧紧地捂在包里——那是一个蓝白药盒，五板药，每板六粒椭圆形药片。服用的时候，赵晴晴就抠三粒出来，“这个东西比较隐晦，我不会跟别人说，也不打听别人的情况。”她的药来之不易。2022年12月22日，感染奥密克戎一周后，67岁的父亲被送往医院。两天后，血氧从92掉到70多。赵晴晴几乎两天没合眼。她频繁地在网上刷消息，加各种病友群，寻找救治方案。她跟来路不明的药贩子打交道，花大几百块在互联网上问诊，每天抱着手机，等待京东美团放药的那一刻。但都无果。奥密克戎肆虐的寒冬，Paxlovid一药难求。湖南一个女孩，只是在网上晒了药品图片，就收到上百条求转药的私信。北上广的公立、私立医院全都收紧。广东一家三甲医院开药必须通过医学部主任开通权限，私立医院和睦家也在严控开药流程，从能替患者开药，到要求患者到场，最后宣告缺药，仅有少数功能免疫缺陷，或者肿瘤患者能开到。药价一路攀升，在地下交易市场，Paxlovid从最初的2300元，涨到8000元、1万，最后飙至3万——相当于每粒药价值1000元。为了给重症的家人求一盒“特效药”，很多人和赵晴晴一样，奔波在医院、路上，与药贩子盘旋，或者淹没在海量的信息和并不高明的骗局里。人脉、金钱、甚至运气，在这个时候突显了它的重要性。一个上海女孩，通过和睦家股东的私厨，给84岁的父亲争取到一盒药；免疫再造功能低下的母亲感染后，一个在中部省份做医疗设备的年轻人，直接打电话给当地辉瑞厂商；长居马来西亚的武汉人，已经在当地公立医院开好两盒药，准备春节带回家给老人，以备不时之需。一位年轻人整理的买药过程。讲述者供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人脉金钱——但他们拥有敏锐的信息度和获取能力。在北京工作的周露（化名），平时就会阅读国外医学期刊。感染奥密克戎后继发中耳炎，他见识到这个病毒的厉害，成为最早在京东上购药成功的一批人。几天后，周露想再买一盒时，已经一药难求，只能从黄牛那里花1万多买到第二盒药。最终，这两盒药被寄往陕西农村，一盒给78岁的奶奶，一盒给56岁的父亲。求药者中，像周露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身在北上广，他们凭借大城市发达的信息流通网络，提前感知风险。他们在网购平台、代购等渠道抢到这个稀缺的药品，寄往偏远的小城市、甚至是农村，那里有他们年迈的父辈、祖辈，正毫无准备地暴露在感染风暴里。赵晴晴的运气还算不错。12月27日晚上8点，一个朋友从德国回来，正好带回一盒Paxlovid。当晚，赵晴晴的丈夫开车前往上海取药，往返6个小时，终于在凌晨2点，给父亲吃上辉瑞“特效药”。在朋友的介绍下，赵晴晴又花1万5买到第二盒Paxlovid。她甚至没想过真假，“先买到再说。”一位同事的父亲病重，来向赵晴晴求药，她拒绝了——父亲病情未明，咨询之后，她打算再吃一个疗程。这份私心，赵晴晴毫不避讳，“让药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囤药与自救对赵晴晴来说，疯狂寻药的过程就是一场自救。父亲住院后，赵晴晴最初还很乐观，“宣传都是轻症，住两天院就能控制住。”两天后，父亲的病情恶化了，呼吸急促，无法行走。但治疗没有变化——还是在输头孢、B6和维生素C。赵晴晴观察到，隔壁床也在用这些药，但他们的病情比父亲轻多了，“不管重症和轻症，所有人都是一模一样的方子。”隔壁床曾住过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住院两天后绝望地说，“所有的治疗都不是对应我这个病的”，随后便收拾行李离开了。当时，协和医院关于新冠肺炎的诊疗参考方案还没有公布，关于父亲的病情，医生总是含糊带过，“只能靠个人免疫力”。“没人知道怎么治，这是最纠结、最让人觉得悲哀的地方。”赵晴晴说。感染第13天，赵晴晴父亲的用药方案。讲述者供图Paxlovid是赵晴晴的一线希望。去上海取药的那个晚上，父亲血氧掉到77。赵晴晴一边等药，一边安抚老人，“我们有药了，还有几个小时就从浦东机场拿回来了。”在这家医院，赵晴晴的父亲是第一个吃上Paxlovid的病人。在那之前，赵晴晴就在网上研究过用药说明。拿到药后，她很纠结，和丈夫商量了十分钟，“没有临床经验，如果爸爸吃坏了怎么办？”丈夫安慰她，“保命要紧，我们一起做这个决定，我们做儿女的愿意承担后果。”值班医生也默许了，“实在没办法就吃”。第二天，父亲的主治医生开出诊断报告：建议自行购买辉瑞新冠口服药。跟赵晴晴有相似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在一些偏远的县城医院，医生甚至没听过Paxlovid。四川乐山，小张的外婆已经感染10天，他询问主治医生，能否使用辉瑞？医生表示“没听说过”，“内部系统没有这个药的说明”。至于默沙东和阿兹夫定，“不确定其对新冠治疗的作用”。不久后，外婆器官衰竭，陷入深度昏迷。同时感染的外公还未转阴，还是那位医生，不知道什么原因，推翻之前的建议，又让他给外公试试默沙东。当患者躺在ICU，没有太多的治疗手段时，Paxlovid成为家属的救命稻草，很快被捧上“神坛”。即便没有感染，许多人也加入抢药的大军。25岁的谭真，在北京从事时尚行业。她算得上是最早准备的那一波人。12月13日，“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开启网售”的新闻登上热搜，想起安庆老家的4个高龄老人，谭真开始找药。担心跑不赢病毒，她直接放弃辉瑞正版药，“根本没有任何渠道”，将目光瞄准在印度仿制药。下单的6盒印度药还在漂洋过海，谭真81岁的外婆就感染了，并在几天后住进ICU。谭真又从另一个药贩子那里买到两盒印度药，每盒1500元。听卖家说，药是客户之前预订的，结果家里老人已经去世，用不上才退货了。即便已经错过了最佳服用时间，谭真还是劝老人试一试。吃了一颗被磨碎的印度药后，外婆呕吐不止，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吃了。90岁的爷爷，曾经是医院主任，对印度药也坚持“不信任”，“不敢吃”的态度。后来，谭真86岁的外公肺部也感染了。在北京的谭真，买到了一盒正版辉瑞Paxlovid，8600元，那是从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闪送出来的——此时距离老人感染已经过去9天。外公很配合，他以前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听说这个药得8600元，二话不说就吃了。随着需求的上升，12月26日，北京计划在各社区医院配置Paxlovid，且纳入医保，相当于只要花189元就能在医院买到Paxlovid。据了解，海淀和丰台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均有少量现货，开药至少具备几个条件：65岁以上，5天内感染，肺部CT影像，肝肾功能化验单，大多要求是本社区居民，“（外地的老人）没办法开药的，因为无法进行后期随访”，一位社区医生说。上海和广州也发布类似消息。开药门槛与北京类似，“本街道的签约居民”是首要条件。根据第一财经报道，目前上海部分社区医院已经断货。一线城市的资源遥不可及，这些举措无法缓解更广大群体的焦虑。谭真长居北京，但对她来说，从社区医院开药“不太可能”。比如老人不在北京，Paxlovid资源有限，降价进医保，“怎么算，这个好处都轮不到你头上”。知晓Paxlovid进驻北京社区医院的消息后，谭真的爷爷很气愤，“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们这个药是有用的？”从那一刻开始，他拍板决定，让88岁的老伴再试一试那个印度药。一位药剂师的担忧什么地方能弄到Paxlovid？过去半个月，江剑刚收到过几千条类似的私信。在微博上，江剑刚拥有28万的粉丝。现实生活中，他是一名华裔药学博士，也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临床药剂师，拥有超过20年的执业经验。尽管他主管的药房就有200多盒Paxlovid，江剑刚也表示无能为力。在美国，Paxlovid属于处方药。根据美国的医药分离制度，医生只能诊断和开处方，药剂师主管药物分配，确认处方是否合法合理。2022年2月，美国同样经历一波Paxlovid短缺潮。江剑刚主管的药房每周只有12盒现货。少量的Paxlovid如何分配？他解释，按照病情严重程度——75周岁以上的高风险人群，或者有严重基础病，比如艾滋病患者，“有很大几率变成重症的患者先用”。由于卡得足够严格，江剑刚回忆，那个时候每周仅需要开出4-5盒，占就诊患者量的2%到5%。同样是药品稀缺，但当时美国对Paxlovid并无过高的追捧。江剑刚分析，去年2月Paxlovid上市后，美国已走过感染高峰。由于美国总统拜登服用又复阳的新闻，Paxlovid作为一种新药备受质疑。最后一个原因是，当时还有默沙东Molnupiravir口服药，和Evusheld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可作为替代。2022年4月，Paxlovid供应量跟上。大多数患者会选择找家庭医生开处方，由家庭医生将处方发放到患者附近的药房，自取或者配送。6月，为了保证患者及时用药，Paxlovid的处方权同时下放到药房。如今在美国，只要患者满足12周岁以上，体重超过40公斤，都能开具Paxlovid。现在，江剑刚所在的药房，每周平均能开出40多盒药。2022年初，韩国首尔一家药店货架上的Paxlovid。图/IC photo国内的背景则不一样。放开后，奥密克戎的感染速度加速，网上关于白肺和死亡的消息漫天飞，昂贵的价格也会提高期待，“一下把这个药抬到神圣的位置，好像拿了这个药就多了一条命。”江剑刚说。他认为，Paxlovid进驻北京和上海的社区医院，与美国将处方权下放给药房和家庭医生的思路相似，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用药的困难。但江剑刚也有顾虑，即社区医院对药品的把关，“会不会熟人就塞一盒给你？”造成的结果可能是，需要的人拿不到，没需要的人囤药。来找江剑刚的人，总是着急而困惑。有时发来一张印度药的照片，让江剑刚辨别真伪，有时是咨询用药禁忌的问题。庞杂的来信，让江剑刚意识到，“很多人（医疗）意识不对”。作为药剂师，他感到担忧。事实上，Paxlovid属于预防病情转重的药物，按照指南，患者应在感染后3到5天内服用。但国内拿到药的患者，多数处于重症阶段，“可能没用，或者效果大打折扣”。江剑刚以自己所在的医院举例，Paxlovid的用药需求主要在急诊科室，轻症患者可以自行带药回家服用。重症的患者被留院治疗，但收留重症患者的住院部，对这个药并无太大需求，这也从侧面印证，“这个药对重症无效”。江剑刚能理解家属的选择。当患者躺在ICU上呼吸机时，对他们而言，根本不在乎用药限制和药物对身体的损伤，“他们只要把这个命救回来”。现实的错位还有，即使手里有药，很多人也在迟疑，“老人症状很轻，要不要用？”至于用药禁忌，江剑刚要求看到患者的肝肾功能指数，来信的网友大都笼统回答，“（肝肾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在我们接触过的、十多个使用过Paxlovid的感染者家属里，只有两个老人是在感染后3到5天内服用。有人症状好转。贵州的一个年轻人，在母亲感染当天及时给药，用药后母亲昏睡两个半小时，症状由原来的眼压过高，浑身疼痛到只有轻微的头疼和腰疼，连续服药四次，第四天抗原转阴随即停药。这与江剑刚了解到的情况相似。在他的印象中，过去一年，他所在的医院使用过Paxlovid的患者，再次返回本院就医的情况，不超过10例，“如果病情加重，十有八九肯定又会回到医院。”2022年5月，上海仁济医院曾对114名接受Paxlovid治疗的新冠患者，进行病毒清除时间观察。结果显示，越早启用Paxlovid，病毒清除越快。以免疫抑制患者为例，诊断后5天之内就开始使用Paxlovid，病毒清除时间可以提早约6天。当然，也有人没能留住生命。天津一个年轻人，为了给感染一周的姥姥求药，不惜开车到北京，又从北京飞银川，当天往返。10多天后，89岁的姥姥还是离开了。一个月来，关于Paxlovid的热点持续不断。2023年1月8日，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医保谈判失败，无缘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此前，它曾被纳进北京、上海等地方医保，支付期限只能到今年3月31日。也就是说，从今年4月开始，患者需要完全自费。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但对更多的人来说，供应量能否跟上或许是更关注的焦点。他们更不想面对的是，未来在跟新冠病毒的漫长抗争中，还要抢药囤药，甚至自救。那些经历让人后怕。如今，赵晴晴手上有4盒阿兹夫定，5盒印度仿制药，还有巴替瑞尼等药品，“我真是怕了，管它用不用得上，货已经在我手里了。”吃完两盒Paxlovid，赵晴晴父亲的病情没有恶化。但肺部还是大面积感染，静息血氧在88，时刻需要呼吸机。现在，医院停掉了激素，只给父亲做雾化，输维生素C和B6。接下来能做什么，赵晴晴也不知道。一切又似乎回到起点。

或涉锦州银行 中国前首富李河君被警方带走

据华夏能源网，汉能创始人李河君在去年12月下旬被锦州市公安局带走。1月10日，汉能一前工作人员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李河君被警方带走是协助调查，事件可能与锦州银行有关。2015年2月3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15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汉能董事局主席李河君以1600亿元“身家”成为中国首富，超过了马云和王健林。这不过是建在沙堆上的财富数字，很快汉能股价大跌，黯然退市。汉能希望回A股，不过很明显不符合要求，而且业务发展也不顺利。雪崩汉能系资金问题在2019年爆发，当年4月汉能的资金提供者锦州银行初露危机，汉能资金链旋即断裂。据财新报道，汉能系由原全国政协委员田伟介绍给锦州银行，田伟个人亦向汉能借款数亿元，至今也成烂账。2015年12月7日，锦州银行在香港上市时，招股书披露该行给汉能贷款近百亿元。据财新报道，锦州银行给汉能的融资实际更多，不少转成了表外。锦州银行此前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该银行与汉能的资金关系规模总计为94.61亿元，分为与汉能挂钩的受益权转让计划、锦州银行发行的非保本型理财产品、锦州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三种。并承认其中附有信贷风险敞口净额27.7亿元。当年10月，由于欠薪5个月，汉能遭400员工组团讨薪，李河君写了3000字长信致歉。有媒体表示，这已不是锦州第一次对汉能有所动作。2021年时，就有锦州市公安、法院、政府部门人员多次来到北京汉能总部，将部分员工带走调查。此外，2022年初，一份招标信息显示，同在辽宁省的营口市公安局已启动对汉能旗下东泰高科涉嫌巨额诈骗案件的调查，并聘请财务审计事务所对其进行审计。2021年7月，汉能总部位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以下简称“奥森北园”）的办公楼被拆，由汉能重组而成的石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在2022年12月22日停止运营。首富2014年11月，长期无人问津的汉能股价悄然爬升，年底已接近3港元。进入2015年，汉能股价再度阶段性上涨，2个月内便突破4港元，总市值超过1500亿港元。随着汉能的股价飙涨，2014年、2015年李河君蝉联中国大陆首富，身家超马云、王健林。不过2015年5月20日，汉能薄膜发电因被质疑存在大量关联交易，涉嫌操作股价被香港证监会调查，当天股价暴跌47%，李河君身家缩水上千亿。随后停牌四年，直到2019年6月份，汉能薄膜以私有化回A股的理由从港交所退市。英国《金融时报》质疑：经过25个月的观察，汉能总是能在收盘前十分钟，股价出现一波暴涨，汉能的股票一年内暴涨了1048%。另外，汉能漂亮的财务数据，和关联方交易关系很大。2013年，汉能薄膜的关联交易达到100%。2014年关联交易略有降低但仍高达62%，前五大客户占销售额的比例高达98%。巨额关联交易下，汉能薄膜发电的经营模式备受市场质疑。有市场人士指出，很长一段时间，母公司汉能集团是汉能薄膜的唯一客户，汉能薄膜将自己的生产设备及整套生产线卖给联营或关联公司，由汉能集团的基地生产出汉能薄膜组件，最后汉能薄膜又将这些组件买回来，安装到相关的电站上，这种左手倒右手的经营模式，让人难以相信公司业绩的真实性。停牌后的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收入和净利均实现双向增长。2018年收入达212.52亿港元，较2017年增长约246%；期内实现净利润51.93亿港元，同比增长约20倍，连续三年实现业绩增长。年报显示，上升主要受惠于公司在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国家政策对薄膜发电、移动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大力支持、产业园的良好发展等。停牌后，汉能试图更改这套生意模式，最后没有得到交易所认可。从汉能最后的结局看，这个生意模式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创造比较好的数字，但长期运作则难以持续。2016年，李河君又创立了一个汉能移动能源公司，相继发布了太阳能汽车、汉能墙、汉能瓦、汉能伞。经历李河君1967年出生于广东河源，是一名客家人。1984年李河君考上了北京交通大学的工程系，成为了当地的第一名大学生。他很有生意头脑，大三那年，他雇佣了二十几个同学在学校里卖胶卷，没想到3天就赚了12元。后来他在学校里卖东西。但是他学习赚钱两不误，大学期间，经常包揽学院里的奖学金。还考上了研究生。学校里的一位老师的大力支持，并给了他五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短短五年，李河君就赚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八千万。汉能的官网上给出描述是：靠铁路运输、开矿。1994年，李河君成立了华睿集团，并拿出一千万，买下了家乡的一个小水电站。短短三年，这个小水电站就回本了。后来，李河君在广东、浙江、宁夏购入了多个水电站。2002年，正逢云南政府在大力招商引资，希望有民间资本注入，去投资接近一亿千瓦的水电资源。李河君一口气签下了六座百万千瓦的水电站，装机容量和三峡相当。或许是担心李河君的实力，发改委审批不同意，李河君状告发改委，居然打赢了官司，不过装机规模也减少了，只拿到了资源最好的金安桥水电站，总装机量达300万千瓦。金安桥的总投资额经过估算以后达到了200亿，建设期缺资金，他以出让大股东为条件，拿到了恒基伟业张征宇的资金。靠着张征宇的这笔钱，李河君解决了燃眉之急。2009年，金安桥发电站建成发电，每天带来的收益高达千万元。这都是李河君讲述的发家史。他经常以此来获得听者信任。2019年金安桥水电站股权被拍卖，按起拍价计算金安桥市值为27.55亿元。不过后来拍卖没有继续。就在金安桥建成同时，2009年，汉能开始涉足光伏行业，当时的光伏发电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多晶硅，效率高成本低；另一个是薄膜发电，效率低而且成本高。一般人都会选择多晶硅发电技术，李河君投资了后者。现在单晶硅成为主流，薄膜发电已经很少有人提到。2011年11月，汉能的一期项目在河源高新区举办了剪彩仪式。整套机器设备总额高达11亿元，都是从铂阳太阳能公司采购而来。这家公司2010年被李河君持续入股增持，成为旗下的企业。11亿元购买设备相当于从左口袋进，从右口袋出。2012年，汉能对外界宣布：预计所有基地的总产能将达到200万千瓦，汉能即将享誉全球，成为“规模最大的硅基薄膜太阳能企业”。2013年，汉能借着铂阳的壳在香港上市。随后汉能成为了薄膜太阳能技术产业化的最大玩家。汉能与各地政府合作，大建薄膜光伏生产基地，以此推高集团旗下于港股上市的公司汉能薄膜发电的业绩和股价。2019年，李河君给员工们打气，只要今年做好，明年的421目标唾手可得。421目标是李河君为汉能定下的宏伟目标，最终汉能要达到400亿利润、2000亿销售额、1万亿市值，成为像华为、腾讯这样的伟大公司之一。李河君说，“汉能的事业有多大，连我自己都难以想象，汉能的发展预估有万亿市值，这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被假货逼疯的劳力士，开始自己做二手

2022年，春天的末尾，满怀期待的李明去到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自己花25.8万拍卖购买的、法院处置的一块劳力士全金黑水鬼。这不是他第一次买劳力士了，但这块公价接近30万的“捡漏”手表，还是让他小小地兴奋了一下：不用经历漫长的等待，无需担忧真假，近在咫尺的是低调奢华的黄金表带，大气的黑瓷表圈和劳力士这三个字背后暗示的一切。站在肃穆的法院里，李明拿起手表，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块表做工粗糙，显然不是真品。后来，经过法院委托山东省钟表协会鉴定，这是一块市场价2000元左右的仿冒品。最终，法院返还了李明全部拍卖款。以上剧情绝对真实，案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示。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是我脑补的。剥离我给主人公加的心理活动，这个案件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劳力士的假货猖獗到什么程度？答，猖獗到，哪怕在法院都有可能买到假货的程度。2023年1月10日，经历新一轮全球涨价后，劳力士全金黑水鬼价格已经超过30万人民币。图片来源：官网截图猖獗背后的两大特质，是泛滥和逼真。要客研究院调研数据显示，劳力士有至少7倍于其实际产量的假货在市场上流通，绝大多数都在二手市场上。中溯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总监徐子迪告诉虎嗅：“劳力士的高端仿品，从外观特征到重量上，已经能达到和正品90%甚至95%的相似度。 在不开后盖查看机芯的情况下，经验不够丰富的鉴定师，很难分辨出真假。最难辨别的是’港装表’，部分配件是真品，真假混杂。”对于奢侈品来说，市面上流通量越大，距离其高端定位越远。要客研究院院长、奢侈品分析师周婷认为，劳力士现在的状态，和LV曾经有一段时间相近。LV曾经假货横行，沦为“街包”。2008年起，LV做了很多打假和溯源的举措，防止自己被假货过度攻击，损伤品牌价值。“劳力士真货和假货的比例已经到达临界点了，一旦超越这个临界点，市场会快速抛弃它。”周婷告诉虎嗅，当劳力士的品牌文化、品牌故事逐渐被假货掩埋，新一代年轻消费者将不再为其买单。考虑到未来的生存问题，劳力士必须采用决绝的方式控制二手市场，官方下场鉴定真假，主持交易。亲自下场“二手世界”的劳力士近期，劳力士推出了认证二手腕表计划（Rolex Certified Pre-Owned programme），允许客户购买经过状况检查、由品牌或授权经销商认证为正品的二手劳力士手表，劳力士会为这样的二手手表提供新的两年国际保修。劳力士认证二手手表将首先在瑞士、奥地利、德国、法国、丹麦和英国的精品店发售。2023年春天，该计划将扩大到更多授权经销商。不管是新品市场还是二手市场，劳力士是都是流通量最大的奢侈品腕表品牌。据摩根士丹利估计，劳力士是最大的瑞士手表品牌，每年生产约 100 万只手表，年销售额约为 80 亿瑞士法郎（约等于589亿人民币），市场份额接近 29%。“劳力士在二级市场一直是最受追捧的手表品牌 ，鉴定量高，成交量也居高不下。”徐子迪告诉虎嗅，以有历黑水鬼为例，平均每天都有2-3块到中溯鉴定。劳力士在国内二手市场有着稳定的价格体系。目前，劳力士公布的官方二手表价格，远高于其在中国二级市场的价格。因此，国内二奢行业普遍认为劳力士此举对行业影响不大。闲置奢侈品交易平台胖虎CEO马成告诉虎嗅：“消费者并不会因为官方出售，就为20%的溢价买单，除非是古董款。”徐子迪也表示：“我们预计官方二手表很难成为市面上的主流交易渠道，多半会成为二级市场定价的一个重要参考数值。”但实际上，这对行业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很多钟表品牌或集团早已开始布局二手表，但劳力士此番的声量是最响的。早在2018年，拥有江诗丹顿以及积家、IWC 万国表和朗格等一系列品牌的历峰集团就收购了二手表商Watchfinder；2020年，瑞士Watches of Switzerland集团收购了二手表商Analog/Shift。江诗丹顿、里查德米尔和真力时等手表品牌，在劳力士之前就推出了原厂认证二手表服务。周婷告诉虎嗅，甚至有珠宝和手表品牌，开始在产品内部加入区块链技术，实现从生产链到到交易链的整体溯源。不仅是钟表品牌，几乎所有的奢侈品公司都开始涉足二手奢侈品领域流通。开云集团投资了二手奢侈品线上交易平台 Vestiaire Collective，旗下品牌Gucci和二奢电商TheRealReal 达成战略合作关系；Prada集团曾与寺库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对此，开云集团CEO Fran ois-Henri Pinault曾表示，二手奢侈品是一个具有潜力且稳固的未来趋势，“尤其对于年轻消费者说更是如此”。究其根本，奢侈品在新品市场和二手市场的巨大价差，对于奢侈品的价值体系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伤害。而鱼目混珠的假货对这个体系来说雪上加霜，它们使得奢侈品丧失了稀缺性，模糊了持有者的身份象征。因此，亲自查验二手商品的真假，并获取定价权，对奢侈品集团来说极为重要。和普遍认知有偏差的是，二奢市场里最主流的购买者，并非购买力相对较低的低频消费者，而是高净值群体。因为高净值人群手里的奢侈品存量极高，这些存量是保障二奢市场流转率增加、利润提升的基础。同时，二奢市场中，利润率最高的交易存在于古董款、收藏款等远高于公价的高溢价产品，这些产品的承接方往往也是高净值人群。而这些人群恰好和奢侈品核心消费者是重合的，是奢侈品公司最不愿意放弃深挖的，希望持续服务、维护、跟进的消费人群。入局二手市场，能够实现对这些人群的全链路服务。掌握了整条供应链，奢侈品公司就可以控制二手市场价的价格，达到利润最大化。腕表的ToC梦相较很多腕表品牌，作为最大的瑞士手表品牌，劳力士对待二奢市场的态度一直是暧昧甚至回避的。去年四月起，市场就在不断猜测和捕捉劳力士态度松动的蛛丝马迹。因此，劳力士此番一锤定音，引发了轩然大波。有外媒评论，“劳力士终于打破沉默”“劳力士向灰产宣战”“彻底改变了钟表零售格局”。品类性质决定了腕表品牌特别依赖经销商和代理商体系。奢侈品服饰、包袋较腕表来说价格略低，因此，更倾向于在更大范围的消费群体中‘走量’，以提升利润。因此，这些品类的打法是依靠整体广告、媒体营销、市场营销来支撑品牌在大众消费者心中的光环。而腕表单价高，数量少，在进入新市场后，需要快速找到当地的高净值人群。有实力的腕表经销商在当地往往有较强的人脉，能够帮助高价值品牌深入到潜在客户群体的圈层。同时，经销商模式下，品牌能够迅速回笼资金，无需承担销售风险。但这个模式也有不小的弊端。首先，很多经销商的店里有配假货卖的潜规则。要客研究院调研数据显示，中国经销商体系里至少流通着50~70%的假货。同时，腕表品牌离客户更远。“腕表品牌都有一个ToC的梦想。”周婷从奢侈品品牌内部了解到，更多珠宝和腕表品牌在未来会慢慢收回代理权，转直营。奢侈品的整体经营方向从产品经营转向客户关系经营。“奢侈品牌做的是高端消费的存量生意，它们希望自己成为高净值客户的生活必需品，售卖的是生活方式。”几年前开始，瑞士奢侈手表商大力拓展直销零售渠道。爱彼希望完全控制其奢侈手表的分销渠道，逐步终止与第三方多品牌手表零售商的合作，以推动销售额的增长；卡地亚等奢侈手表品牌一直在回购分销商的库存；和劳力士同为私人所有的百达翡丽，虽然没有新增直营店，但也撤销了不少经销商的经销资格。“实际上，只要卖的还凑合的品牌都在动裁撤经销商的心思，毕竟谁会跟钱过不去呢？”上海腕表经销商马儿直言。而作为制表业的第一巨头，劳力士始终采取经销商体系维护，没有直营店。进入二手市场，标志着劳力士增强对全供应链的掌控，和经销商、客户都建立起更深层次的关系。当授权经销商只赚取一次利润时，第三方贸易商无法通过多次转售劳力士手表获利。而现在，客户可能会将以旧换新视为一种与品牌的交流，增加粘性，使得品牌、经销商有机会与客户建立多次联系。“一劳永逸”的神话，或许会在ToC的道路上延续。（李明为化名）

将少数富人的投资性储蓄误读为超额储蓄，终将误导经济决策

一、面临疫后经济修复困难，专家学者齐刷刷盯上了居民的储蓄存款上周，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当期总收入最大可能地转化为消费和投资，是经济快速恢复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曾经说什么“中国房地产将继续延续黄金时代，比如美国房地产发展了245年，我们从房改算才24年，才走了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房地产之父孟晓苏，1月8日，又跟领导建言：“中国老百姓去年又增加存款15万亿，如果其中有1/3拿出来恢复买房、装修，那中国经济不就能够顺利恢复了吗？”1月10日，天风证券宏观首席研究员宋雪涛在北京商报《2022年12月金融数据出炉，居民信贷需求不足，高额储蓄有待转化》一文中表示，高存款背后不容忽视的还有高额储蓄难题……等到居民收入预期好转时，超额储蓄才有可能转化为超额消费。二、去年增加的17.84万亿居民存款，有多少超额储蓄？什么是超额储蓄？在经济研究分析行业，通常把显著高于往年平常储蓄之外的储蓄，称之为“超额储蓄”招商证券在研报中指出，“超额储蓄”是指居民部门存款余额减去居民部门贷款余额得到的居民净存款。这就张冠李戴了，因为这个属于“超额净储蓄”的定义。中国人民银行1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人民币存款余额为25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当年新增存款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增长33.5%。其中，住户存款余额120.34万亿元，同比增长17.4%。当年新增住户存款17.84万亿元，比2021年的新增存款9.9万亿增长了80.2%。2012-2021年这10年，中国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为19%，2017-2021年这5年，中国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为19.4%，2022年中国居民总收入预估为52.1万亿元，按此计算2022年中国居民储蓄率约为34.2%，超额储蓄在7.7-7.9万亿元之间。2022年中国居民存款余额为120.34万亿元，居民贷款余额为74.93万亿元，居民超额净储蓄为45.41万亿元。居民债务收入率为144%。三、8万亿超额储蓄，是谁的储蓄？不少人认为，2022年居民新增17.84万亿存款，储蓄率从之前的20%左右增加到34%左右，形成了接近8万亿的天量超额储蓄，是因为疫情增加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欲望所致。所以，孟晓苏等代表性人物，都认为，2023年经济复苏靠消费，刺激居民消费，靠采取措施将居民存款或超额储蓄逼出银行，拿去买车买房、旅游消费。只要居民存款回落了，消费就起来了，经济就恢复了！这种观点大错特错了。这是对居民储蓄和超额储蓄浮于表面的观察和理解。因为仔细拆解分析，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超额储蓄，压根就不是基于未来消费的储蓄，他的大部分可能是富裕阶层在市场萧条、高风险产品亏损风险加剧时的一种避险性储蓄型投资。首先，这其中一部分应该是个体户的经营周转款，封控期间不能进货、无法营业，导致个体户的流动资产结构中存款比例急剧增加；其次，这其中的主要成分是因为股市债市下行，中高收入阶层从高风险证券投资中撤回的资金。做出这样的分析判断，是因为：第一、63%的低收入阶层没钱满足基本的消费，哪有能力来增加存款呢？李总理曾经用一句“6亿人月均收入1000元”，帮助我们去掉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滤镜。我在《近3亿人日均消费只有20元，我们该如何增加内需推动经济？》一文中，还利用国家统计局的居民收入分组资料， 推算出近5.8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3.1亿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2000元。中金公司发布收入比重的调查报告，月收入1000元以下有5.5亿人，月收入1000元到5000元有7.78亿人，月收入5000元到20000元有4930万人，月收入超过20000元的只有70万人。第二、只有37%的中高收入阶层在满足基本的消费之后，拥有储蓄的能力。按照以上资料推算，月收入少于2000元的，只能满足温饱生活的人多达8.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3%。也就是说，这63%的同胞是鲜有存款的。存款也好，超额储蓄也罢，是属于剩下三分之一的中高收入阶层的。第三、2%的人占有82%的存款，超额储蓄主要属于2%的富裕阶层。央行和国家统计局没有做过存款分类。但招行2021年的年报数据显示：2%的人占有82%的存款，剩余98%的人只拥有银行存款中的12%。招商银行的存款总客户达到1.58亿，因此，这个数据是能客观反映社会财富分配的。四、2%的富裕阶层的储蓄存款，能被逼进消费环节吗？我们内需的真实情况就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在增加，但收入增长更快，其消费率在下降；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无法提高生活品质。63%的低收入阶层，需要省吃俭用才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生活，他们鲜有储蓄，因此，不管央行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们也没有储蓄可以挤压到消费环节。35%的4.93亿中高收入阶层，拥有18%的2022年17.84亿新增居民存款中的3.21万亿，人均新增银行存款大约6500元。这部分人应该都至少每户购置了1套住房，有的有2套，家里都有汽车。新增的6500元，用来买车买房，离首付都差的远。因此，无论央行采取什么样的挤压储蓄的措施，也很难将这4.93亿人的存款逼入消费环节。剩下的2%的高收入富裕阶层，拥有82%的银行存款，2022年他们人均新增加了51.84万亿元。这些中国的高净值人士，手中不知道有多少套房，也不知道换过多少辆车。至关重要的是，不管经济冷暖，他们可能都不会吝啬消费。他们新增加的储蓄，大概率都用于投资的临时性储蓄存款，或许就是临时避险的低风险储蓄型投资。他们可能会去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买房，在国内继续买房的可能性太小了。五、不是老百姓不愿意消费，是三分之二的老百姓没钱消费我一直在强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消费，投资只是满足消费的手段。投资减少了今天的消费，是为了增加明日的消费。消费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还决定着投资的回报。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投资一直以高于消费的增速增长，形成的供给越来越多但消费能力越来越低，投资的回报率自然也就越来越低。最终，没有消费支撑的投资将难以为继。因为这样的投资不仅无法获取收益，还将造成巨大的浪费。观察2012至2021年间主要经济体的GDP消费占比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只有38%，比全球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比发展阶段的中高收入国家也低了9个百分点。我们长期将国民创造的财富大比例用于投资，导致用于居民收入的比例长期大大低于一般水平。这才是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太低，供给严重超过需求的根本原因。疫情期间，我们的失业率增加到5.7%的历史新高，企业盈利水平持续下降，大多数民企就业人员收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这应该是今年1-11月社会商品零售额下降0.1%、商品房销售额下降26.6%的主要原因。美国则与我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20年和2021年两年中，美国政府财政支出较疫情前增加了16万亿美元，但其中的69%支付给了美国居民个人。因此在这两年，美国居民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六、不谈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只谈恢复扩大消费就是耍流氓在我们的初次分配环节中，财政通过较高的宏观税负占有了较大比重的收入；在再分配环节中，又通过转移支付将部分收入转移给了自己。这是占我们三分之二人口的中低收入阶层缺乏消费能力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刺激消费，不应该将目光聚焦在所谓的7-8万亿的所谓超额储蓄上，而应该将精力集中在如何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上，经济政策、货币措施应该围绕提高居民收入发力：第一、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劳动者在GDP中的收入占比。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第三、在第一条和第二条见效之前，应将原计划用来投资的钱，拿出大部分平均发给全国人民，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如果每人发1万元，14.1亿人，也只有14.1万亿，仅占2022年预估固定资产投资额56万亿的25%。结合其他国家、地区的经验，给每个人发1万元对经济的刺激效果，肯定比投资56万亿的效果要好得多，同时还完美地避开了降息、降准引发的种种矛盾。

中邮基金旗下多只踩雷，一产品疯狂回撤70%

　　岁末年初，回顾近年来基金行业变迁，2020年俗称基金大年，当时基金行业频频打造明星基金经理，借助明星经理的影响力，在新基金发行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新基金发行数量是连创新高。然而，进入2022年，沪深指数开始持续下探，顶流基金经理业绩回撤以及规模下降的消息，也是频频登上热搜。　　在沪深股指持续回调的影响下，2022年除了权益类基金业绩大幅回落之外，债权类基金的业绩也不理想，这其中就有一只基金或成2022年垫底债基。截至2022年12月30日，中邮睿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下称“中邮睿利增强”）在一众基金产品强势垫底，以70.40%的跌幅成为2022年度“最惨”基金。　　中邮基金旗下某债基深陷踩雷泥潭　　对于中小基民来说，购买基金就是为了赚钱，而购买债券类基金，不仅为了赚点小钱，而且寻求获得一份稳定的投资收益。也正是由于债券类基金风险相对较低，净值增长也较为缓慢，一直都是风险偏好低的基民关注重点。然而，2022年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债券类基金，其业绩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自2022年11月15以来，由于市场利率大幅波动，债券类基金产品出现集体调整。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26日基金净值清算后，今年共有148只债券基金跌幅超过10%，而中邮睿利增强债券基金却排名垫底，非年化年内回报为-70.40%。　　据了解，中邮睿利增强债券基金曾于2022年8月6日发布公告称，该基金持有债券发行主体正常进行资产重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保护持有人权益，暂停赎回及估值。然而，一直到2022年12月21日，中邮睿利增强债券基金再度发布公告称，本基金前期持有的资产重组主体发行的债券已交易卖出，产品估值方面较大不确定性已消除。　　当基民以为不确定性真的已消除，但看到基金净值才发现不对劲了。该基金净值从2022年8月6日的0.9300元大幅下降至0.2790元，累计下挫70%。有业内人士表示，从今年三季报可以看出，三个月的时间净值收益率为-46.95%，而同一时期的业绩比较基准为-1.25%，可以看出，中邮睿利增强跑输业绩基准。　　业内人士表示，一只债基平时涨幅才多少？这一下子降了70%，这种回撤幅度实在是太惊人了。中邮睿利增强遭遇如此大幅回撤，或许与洛娃集团有关。2022年9月15日，洛娃集团收到北京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告知书显示，经查明，洛娃集团涉嫌违法的事实包括虚增货币资金和虚增营业收入。（数据来源于天天基金网）　　笔者翻看中邮睿利增强持仓明细发现，“17洛娃科技 CP001”债券出现频次颇高，自2018年1季度开始持有1005.70万的“17洛娃科技 CP001债券”，该债券横跨四年。据2022年中报显示，该产品持有10万张17洛娃科CP001，持仓市值496.8万元，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73.42%。　　而据2022年三季报显示， 17洛娃科技CP001位列前十大重仓债券首位，持仓市值为183万元，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达到50.95%。据悉，17洛娃科技CP001由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洛娃集团”）发行，公司成立1995年，是一家以从事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为主的企业，企业注册资22200万人民币。　　2018年12月6日，洛娃集团发布公告称，债券“17洛娃科技CP001”应于2018年12月6日前兑付，截至兑付日营业终了，发行人未能按期足额偿付该债券本息，已构成实质违约。可以看出，直到2018年四季度洛娃集团才爆发债务危机。　　2022年8月12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公告，因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法院裁定终止洛娃集团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洛娃集团公司破产。这意味着中邮睿利增强终于可以将拿了4年多的“17洛娃科技CP001”全部卖出。　　受违约事件影响，中邮睿利增强只能长期持有该债券，以基金年报作为统计标准，中邮睿利增强所持有的“17洛娃科技CP001”市值由2018年一季度的1005.70万元，下降至2018年三季度的972.00万元，2019年的496.80万元，以及2022年三季度末的183.00万元。　　据2022年三季报显示，从2018年价值1005.7万元“17洛娃科技CP001”到三季度仅剩的183万元，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中邮睿利增强在12月20日更新净值后，净值一度跌70%，最后仅剩0.279元。不过，针对中邮睿利增强债券基金的亏损，有基民却在贴吧中表明他的看法。（数据来源于天天基金网）　　现在的经理就是背锅侠，事情早就发生了。这只债券是17洛娃科技CP001，是一个短融债券，2018年12月未按时足额偿付本息，实质违约。违约公告发生在2018年12月，那事实上在2018年12月之前内部就能判断出。可以看到，这个基金是2018年11月30日增加了国晓雯作为基金经理，之前的基金经理是刘凡，但刘凡也就是2018年8月才介入的，在他之前是许进财。可以认为，这个垃圾债是许进财或者刘凡买入的，出事情了后，中邮追加了国晓雯作为基金经理，后来彻底替换掉了刘凡。　　据了解，中邮基金成立于2006年，首创证券持股46.37%，中国邮政集团、三井住友银行分别为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分别持股28.61%和23.68%。中邮基金现任董事长及总经理均来自首创证券。总经理张志名同时担任中邮基金权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及固定收益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邮基金曾经历一轮密集人事变动。2020年9月，中邮基金公告称，董事长曹均因个人原因离任。曹均离任后，中邮基金任命首创证券副总经理张志名代任董事长。此后，毕劲松上任中邮基金董事长。毕劲松是2007年就已加入首创证券的“老首创人”，2011年开始担任首创证券总经理一职。　　2021年5月，中邮基金公告，总经理孔军任职届满离任，张志名接任。张志名于2008年加入首创证券，2018年已升任首创证券副总经理，掌舵中邮基金后，张志名曾表示，中邮基金的固收业务相对薄弱，因自身在债市有十余年积淀，意将此作为短期发力点和规模增长点。　　混合型产品去年下降91亿元，权益基金大幅亏损仍有高额管理费（数据来源于WIND）　　与其他公募基金公司有所不同，中邮基金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公募基金公司，也被市场称为“公募第一股”。那么，在张志名的带领下，业绩是否有所变化呢？笔者发现，近年来中邮基金的业绩已经出现下降。据中邮基金2022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公司的营业收入为2.67亿元，同比增长8.74%，净利润为3542.51万元，同比下降33.93%。上半年，公司的毛利率为73.83%，比2021年同期的76.27%，下降了2.44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据中邮基金发布2021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4，148，820.02元，同比增长1.25%；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342，467.01元，同比下滑23.04%。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0，541，152.93元，截至2021年末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656，770，448.28元。　　报告期内，税金及附加2，184，399.27元，同比减少21.44%，主要是因为母公司缴纳的增值税减少所致。信用减值损失-2，215，511.72元，同比增加135.20%，主要是因为根据信用风险测试结果，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从中邮基金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看出，张志名的上任并未改变中邮基金净利润持续下滑的问题。（数据来源于同花顺）　　据同花顺iFinD显示，除了净利润持续下降的问题，中邮基金的规模也在持续下降。截至2022年9月30日，中邮基金期末净资产为579.90亿元，旗下共有57只产品，位列行业第74位。现在的基金规模也远不及2015年4季度的789.30亿元的管理规模。　　笔者发现，由于混合产品净值大面积亏损，管理规模也大为下降，混合产品管理规模从2021年末的315.73亿元下降至2022年三季度的224.47亿元，累计减少91.26亿元。另外，笔者翻看数据发现，近年来中邮基金管理规模难以冲破800亿关口。中邮基金于2007年四季度曾跃升至769.13亿元，2018年四季度跃升至789.30亿元。此后，中邮基金管理规模再没有创出新高。　　近期踩雷债券、权益基金业绩表现落后，又为中邮基金的发展增添几分不确定性。除了中邮睿利增强债券基金，笔者发现还有一只基金，自成立以来至今，一直在亏，盈利的概率很少，然而，业绩这么差，大多数人都认为一定会没人买。结果呢，规模却达37.6亿元，这只基金正是来自于中邮基金旗下的中邮核心成长混合。　　中邮核心成长混合成立于2007年8月17日，募集期间的有效认购申请金额达到654.86亿元，最终有效净认购确认的金额接近150亿元。当时彭旭担任中邮基金投资总监，到2007年底，基金规模进一步膨胀到了481.74亿元，被称之为当时市场上最大的主动权益基金。　　然而，半年后彭旭匆忙卸任。此后，该基金也曾经历刘格菘、国晓雯等明星基金经理，不过，即便是有大佬不断的加持，最终中邮核心成长混合还是深陷亏损的泥潭。一般而言，业绩萎靡，自然也会导致基金规模大幅缩水。不过，令笔者震惊的是，虽然该基金一直在亏损，却一直没有被清盘。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或许与部分新基民买入该基金有关，也或许也与部分老基民有关，这部分老基民持有了10多年一直被套着，但却一直舍不得割肉。（数据来源于天天基金网）　　据天天基金网显示，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基金成立于2007年8月17日，截至2023年1月6日，中邮核心成长的基金净值为0.7342元，低于基金1元的面值。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累计跌幅达26.58%。近6月收益率-16.61%，近1年来收益率-20.58%，近2年来收益率-28.70%，同类排名也是较为靠后。（数据来源于天天基金网）　　如果某基民在2007年第一时间买入该基金，并且持有到现在还没卖出，这意味着这15年来不仅基金一分不赚，本金还要亏损26.58%。笔者在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基金贴吧里发现，有基民抱怨，专家理财15年买是1.1元，如今7毛钱，用了15年的时间。　　也有基民表示，中邮核心成长混合这支基金成立十五年了，到现在净值7毛多一点，这么多年没给基民创造一点价值，亏损累累，还有那么多人在坚守，天可怜见。正如基民所言，持基金有十几年了，想解套看来是很困难啊。这是一波什么人在神操作。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数据来源于天天基金网）　　我们通过持股明细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亏损。据2022年一季报显示，从2022年2月开始对组合进行较大幅度调整，大幅减仓了组合中的成长方向且大幅降低了组合仓位。2022年一季度末，该基金的权益投资金额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为64.83%，相较2021年四季度末的91.22%明显下降。　　据2022年3季报显示，前十大重仓股都发生很大的变化，温氏股份和牧原股份都已经跌出前十大重仓股，到了2022年三季度，还持有了贵州茅台。此外，自2021年三季度该基金持有了一些新能源板块的股票，到了2021年4季报发现，前十大重仓股中，分别买进隆基股份、天合光能、宁德时代。　　然而，自2021年四季度，新能源板块却出现大幅下跌，隆基股份区间跌幅30%，天合光能区间跌幅37.37%，宁德时代跌幅39.78%。再回看2022年一季报，这些新能源重仓股都退出前十大重仓股了。这操作的确神奇，从持仓上看，大多数都是高买低卖，难怪净值会出现回撤。此次，一季报又持有生猪养殖板块股票，二季度生猪养殖板块的股票又跌出了前十大重仓股。　　而基金公司却在这个过程中不受损，无论基金产品是盈是亏，管理费照收不误。对于基民来说，管理费只是一笔小钱，但如果持续收取却是一笔不小的收益。　　中邮基金2022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7亿元，同比增长8.74%，连续两个报告期增长。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基金管理费。　　据基金合同，中邮核心成长的管理费率为1.5%，从该基金上收取的管理费用，是中邮基金营业收入的重要来源。而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自成立以来至2022年上半年中邮核心成长净利润亏损合计达93.8亿元。据财报数据统计，自成立至2021年末，中邮基金从“中邮核心成长混合”上收取的管理费用高达29.68亿元，显然与中邮核心成长的投资目的相差甚远。

操纵股价手法探秘：不同的套路，一样的恶意

操纵股价被视为股票市场的黑幕，具体手法相对神秘。证监会近期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有相当比例的操纵证券市场案例，部分细节被披露出来。同时，证券时报记者对多位市场人士进行了采访，隐藏在这些违法行为背后的“股价操纵术”逐步浮现。近期被罚的操纵者来自福州、青岛、南京等地，多为省会城市和新一线城市，“80后”则正在成为参与市场操纵和投机炒作的主力军。游击战、团战为操纵市场者的重要战术，违法者利用资金优势和持股优势，建仓、拉抬、出货，最终实现投机闭环。一般来说，涉案账户组买卖量占成交量的比例很高，部分甚至超过75%。有市场人士认为，近期遭罚案例呈现出“短庄游资”的特征。监管“长出牙齿”，强力打击股价操纵行为。更多的上市公司也在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对操纵股价和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的隔离。未来，以股价操纵为代表的投机派之路，将更为逼仄难行。一、游击战从近期证监会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涉操纵市场案例来看，有违法者针对特定股票进行“短平快”操纵，也有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前者典型代表是被称为“华北第一操盘手”的李卫卫，他操纵汇金通34个交易日，累计买入4329万股，金额超过21.33亿元，累计卖出4310万股，金额21.53亿元，实际盈利合计2070万元。后者的代表是南京“80后”陈霄。在2019年3月到2020年4月的一年间，他先后操纵了牧高笛、圣龙股份、浙江仙通、奇精机械等13只股票价格，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特征明显。在这种模式下，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跨度也明显增长。对于操纵个股的选择，操纵者各有思路。王宝元操纵股票众多，最爱东北公司。在一年之内，他先后操纵了吉林高速、大连热电、大庆华科等多只东北个股。这几家东北公司都具有国资背景，且在资本市场一向低调，较低的市值和相对稳定的基本面，应是被王宝元选中的重要原因。此外，被陈霄操纵股价10余家上市公司，多集中在江浙一带，包括宁波、无锡、嘉兴等地，显示出对华东地区小规模民企的热衷。反复多次对同一只股票实施操纵行为，也是近期案例的特征之一。例如，王宝元对吉林高速进行过两轮操纵。其中，2020年2月3日至3月11日，控制使用24个账户，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实现盈利1302万元；两个多月后，从5月28日至6月15日，再次控制使用32个账户，采用多种手段影响吉林高速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实现盈利204万元。有的操纵者建立股票池作为根据地，也有的操纵者联合起来对一只股票形成操纵。去年12月中旬，证监会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就包含了唐隆和朱卫两个人的名字，两人住址均在青岛，在2018到2019年间，共同操纵了得邦照明股票交易价格，体现出“合谋”特征。二、多团混战近期被罚案例，从操纵手法来看有“貌散而神聚”的特点，账户组多团作战是普遍共性。李卫卫控制92个证券账户交易汇金通，陈霄在2019年至2020年所控制的证券账户数量达到142个，王宝元控制并使用的账户达到145个。以陈霄操纵牧高笛为例，2019年4月15日至4月25日9个交易日期间，陈霄控制54个证券账户进行交易，累计买入317万股，买入金额9300万元。其中7个交易日申买市场排名第一，8个交易日竞价买入成交市场排名第一。短短数日，陈霄快速获利超600万元。大庆华科是王宝元2020年操纵市场时，使用控制账户最多的标的股之一。当时，他控制使用了54个账户，采用多种手段影响大庆华科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盈利超7955万元。北京资管人士王峰（化名）认为，利用账户组交易股票，一方面利于分散筹码，另一方面指向逃避监管。“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原本是法律禁止行为，不过在违法实践中却比较常见。”有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对记者透露，这些账户之间表面往往难以看出任何关联，即便进行了同一只股票交易，表面关联度也不大。因此，监管部门通常会用技术手段，判断证券账户在交易涉案股票期间是否存在相关IP、MAC等关联。如此高频率的游击战，需要较为庞大的资金供给。从监管所调查的案例来看，除了自有资金，配资资金也是重要的来源之一。这意味着，杠杆是操纵市场实施的基础之一。控制多个账户实现股票交易，并非只存在于股票操纵中。有的上市公司相关方也会利用信息等优势，通过多个马甲对自家股票进行倒手炒作。这种交易模式虽然暂时没有被定性为操纵股价，但具有持股优势和信息优势，且更易实现短期套利。今年1月7日汉缆股份披露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将这一模式告知了市场。2015年夏，正值A股牛市癫狂期。汉缆股份控股股东青岛汉河集团控制了20个自然人证券账户交易自家股票。在这个过程中，账户组先是通过大宗交易买入其减持的汉缆股份，后通过大宗市场或二级市场交易汉缆股份。王峰对记者介绍，这种“大宗交易买入、二级市场卖出”的交易模式，原本是部分FA等机构涵盖的业务，包括大小非、产业资本在内的股东将部分持股卖给机构，机构再择机从二级市场出售，业内也将这种做差价的中介称为资金掮客。但此后这一模式曾一度出现异形变体，个别公司以减持、转让名义，掩盖委托炒股；也有的部分炒作资金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购入股份，为后期拉抬股价锁仓。从汉缆股份案例来看，中间链条斩断，改为控股股东方全覆盖。在相当一段时间，汉河集团及其关联公司是以借款的名义，向账户组的名义持有人提供资金，监管方所调查到的这个数据高达23.74亿元。这些资金转入账户组名义持有人银行账户后，在汉河集团员工的控制下，又会转入账户组，用于从事涉案证券交易活动。三、声东击西从证监会披露的操纵市场被罚案例来看，连续交易是重要特征，具体可分为“建仓、拉抬、出货”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另类的申买手法尤其值得关注。以陈霄操纵牧高笛建仓期为例，牧高笛账户组连续竞价阶段申买数量为82万股左右，不低于卖一价申买数量接近54万股，占连续竞价账户申买数量比例为65.69%。同时，账户组不低于卖一价申买对应成交数量，占市场连续竞价总成交量比例13.74%。在拉抬期与此类似，多次出现账户组不低于卖一价申买数量占连续竞价账户申买数量占比很高的情况。这种另类的申买手法声东击西，与“伪市值管理”常采用的手段有相似之处。“这些挂单并不是为了成交，是配合盘口需要，先申报后撤销。”市场人士对记者解释。王峰对记者表示，“伪市值管理”与股价操纵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操纵者通常在建仓期间也会有卖出，在出货期间也会常有买入，‘做T’才是常态。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倒交易和虚假申报。这都是操纵股价和‘伪市值管理’的常规手法。”王峰说。建仓和拉抬动作的基础，是构建持股优势。在监管去年12月中旬所披露的唐隆、朱未操纵得邦照明股票价格案例中，涉案账户组买入成交量占市场成交量比例曾一度达到75.03%，阶段性控盘特征明显。王峰分析，市场中所谓的“庄家”，无论机构还是大户，通常都会高度控制上市公司二级市场流通筹码，改变股票供求关系，使股票价格偏离投资价值。从领罚案例来看，部分操纵者已经有了短期游资的“庄家”特征。出货也是市场关注的重要维度。无论从证监会此前公布的福建金森等案例来看，还是从前两年刘锦烨在南岭民爆、正川股份等个股中坐庄实践来看，部分市场操纵采用的是跌停出货的彪悍方式，导致不少个股出现“一字断魂刀”式跌停，关紧了中小散户的卖出大门。从证监会近期揭露的案例来看，相较于“一字断魂刀”的出货方式，有温和化趋向。虽然出货阶段，也会出现对应标的股价较同期沪深指数和行业指数的偏离，不过较大比例没有出现跌停出货。四、上市公司健全制度更多的上市公司角度对于操纵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也越来越重视，一大表征就是通过各种制度规定的设定，立好安全阀。这些制度包括公司章程、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实控人行为规范等。深桑达A在2023年元旦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明确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明确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不得出现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明确，公司、调研机构及个人不得利用调研活动从事市场操纵、内幕交易或者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同日，欢瑞世纪等公司也披露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明确公司不得利用自愿性信息披露从事市场操纵、内幕交易或者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回购报告书中应该包括“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说明”。此外，众业达等公司则公布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明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遵守的若干要求，其中之一就是不得利用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谋取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公司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不得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王峰指出，如今A股上市公司已经突破5000家，这些公司作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排头兵，充分展现出韧性与活力。与之适配的，应该是价值投资理念的普及与深化，使投资者实现与优质公司的共成长，背后是公司质地，而不是盘面诱导，更不是投机甚至违法操纵。

山西女子去世三年仍有疫苗接种记录 当地官员被免职

中国山西省五台县一名女子去世三年却有四针冠病疫苗记录，当地政府通报称卫生院信息录入出错，当地乡党委书记被免职。据《新京报》报道，山西省忻州五台县的一名居民上星期五（1月6日）向媒体反映，其母亲已于2019年3月去世，但当地阳白乡卫生院的冠病疫苗预防接种凭证显示，母亲在2021年至2022年间有四针接种记录，最近一次为2022年5月接种。阳白乡卫生院工作人员7日回应说，可能是信息录错了。五台县县长贾文柱同日也说，马上开始调查，如果属实要严肃追究相关人的责任，不能弄虚作假。五台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星期天（1月8日）发布通报说，阳白乡卫生院疫苗接种存在信息录入问题，经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现已启动问责。通报指，五台县人民政府已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阳白乡党委书记和县医疗集团董事长给予免职处理，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阳白乡卫生院院长给予撤职处分，对其他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

知名投资机构董事长疑遭电信诈骗，损失千万余元

近日，一则安盛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钮某亲笔的“本人声明PDF”文件在网上疯狂传播，内容主要描述了该董事长疑似遭遇电信诈骗，进而损失千万余元的经历。“如果真如该人士所说的那样，那估计是碰到了典型的电信诈骗。”一名律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记者就内容真实性多次尝试以短信、电话等方式与钮某取得联系，但截至发稿对方并未回复。该文件显示，钮某于2022年11月7日下午接到自称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湾仔防控中心职员方小姐的电话，称其名下的某内地手机号登记的香港安心出行软件显示其在11月6日下午有密接记录，要求钮某与卫生署联系。钮某表示11月6日其本人在上海（有人证物证）而非香港，而且没有拥有以上手机号。“方小姐”称以上手机号已关机，而且此号码于2022年10月5日在上海浦东某电话公司营业厅，通过钮某本人身份办理（钮某于2022年9月30日至10月6日从上海飞至武汉看望母亲）。时间地点吻合！于是钮某本人开始怀疑：是否发生身份信息外泄，被不法分子盗用，于是主动要求报案。而这位自称香港卫生署的方小姐，主动帮董事长联线了“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李国兴警官”，而这位李警官则迅速启动了线上办案程序，并向董事长出示了报案回执。在核实身份信息时，这名“李警官”则告知董事长，其身份可能与另一浦东分局正在承办的某一高度机密级重大案件相关联，李警官立即请示上级，并出示国家保密局保密协议条款同意书，并要求钮某在手机上电子签字同意。11月7日17：21分，该案件开始由所谓的“浦东分局刑侦队顾东队长”接手。顾队长首先指示董事长回到住所，声称警方已经对其网上监控，要求其不要将案件信息告知任何其他人。董事长表示，全力配合警方，并希望警方能尽快还自己清白。顾队长随即将案件汇报给了“专案检察长高明”，而这个所谓的检察长高明也是立即和董事长开展了远程面对面讯问。董事长在顾队长的建议下，以主动报案、不在场证据、态度配合作为诉求，向高检察长申请不列入嫌疑人名单、避免刑事拘捕和资金冻结。遭到拒绝后，钮某再次紧急请求高检察长予以取保候申，“争取在监外配合警方进行专案调查，争取在短时间内由嫌疑人变成受害者，同时争取不对公司业务和声誉产生任何影响，以免引起外界不必要关注。”“顾东队长在与我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情况下，主动提出愿意做担保人。高检察长在慎重考虑之后，要求提供取保候申保证书，案件佐证(由警队提供）和人民币237万元保证金。”钮某在“本人声明”文件中这样写道。很快，2022年11月7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厅张海平大法官”和钮某董事长通过远程视频庭询，审查其取保候审申请。并“在有案件被害人亲属前一天申告和考虑到案件的重大程度和潜在社会影响的前提下，张海平法官决定将保释金额提高到1000万人民币”。董事长又赶紧凑了1000万，打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指定账户。2022年12月24日下午4：20，由高明检察长通过WhatsApp社交媒体书面通知钮某的取保申请已经申请通过，同时告知经过警队的同时进行的专案调查已获结论，证明董事长与此案无关联，已脱离涉案嫌疑人身份，终于还钮某以身份清白。同时安排“检察院金融局梁浩军主任”开展保释金资金返还程序。12月26日下午3：30左右，梁浩军主任告知钮某其符合资金返还要求，但由于国家最新的反洗钱规定，这1237万元的保证金必须“6个月才能返还”。当然也有快速返还方法，董事长必须再打额外30%的抵押保证金，约300万港币，就可以2~48小时内完成程序、迅速退还之前的全部保证金。“（将这约300万港币）存入我本人在香港汇丰银行私人账户后，梁浩军主任保证在2~48小时之内通过银行验证和内部审核，将全数保释金原路归还及抵押保证金立即返还。这是在缴纳全部保释金以后的意外及额外要求，我目前已负债逾数百万港币，而且面临借款朋友在圣诞及年前的回款要求，我个人目前即使竭尽全力亦无能为力，目前正与高明检察长和梁浩军主任讨论尽快可能的合理安排和解决方案。”钮某在本人申请中写道。钮某表示，自己突然遭受无妄之灾，深信自己是无辜受害者的境况下，承受着巨大的个人精神压力，竭力保持正常的工作态度和专注投入，继续处理日常公司业务。但“在此期间，高明检察长，顾东队长和李国兴警官体现出的秉公执法的专业操守，为民求正义的敬业精神和勇于担当的道德勇气也令我深深敬佩，终身难忘。”在申请书最后，钮某恳请公司在无触及警方保密协议的情况下，予以其尽可能的法律支持，及取保财务背书（公司紧急短暂个人借款300万港币），尽快争取原路返还全部保释金及归还公司短暂个人借款，以尽快脱离困境。资料显示，钮某于2020年10月在香港加入法国安盛集团旗下的安盛投资管理AXA InvestmentManagers(Asia)Limited，自2022年10月移居上海，自2022年12月起任安盛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退潮？百万可转债打新户“消失”！

2023年第一波可转债打新数据亮相。令人意外的是，打新户数均跌破1000万户，较去年平均打新户数竟然少了100万户！2022年，147只可转债启动了发行，打新族合计中签680亿元，成为可转债融资盛宴最大受益者。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22年可转债整体融资规模略低于2200亿元，单只可转债打新户数平均为1100万户。2023年开年，冠盛转债和福新转债启动发行。令人意外的是，两只新券打新户数均跌破1000万户。冠盛转债是上市公司冠盛股份发行的可转债，规模6亿元，1月3日网上申购。从公司披露的发行数据看，网上申购环节仅有971.5万户。4日发行的福新转债境遇类似。福新转债此次并未披露网上打新户数。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此次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9,768,788,050手。按照1户1000手的顶格打新估算，此次参与人数亦不足1000万户。多位市场人士表示，此次可转债打新户数跌破1000万户大关，与此前上市新券“破发”有一定关系，同时与打新参与群体年轻化也有一定关系。受到市场低迷以及溢价率偏高等因素影响，2022年12月19日上市的齐鲁转债开盘旋即破发。民生证券谭逸鸣表示，齐鲁转债“破发”，意味着无风险套利时代终结。齐鲁转债上市首日收报95.13元，盘中最高价98.87元，首日溢价率33.91%。究其原因，齐鲁转债的“破发”主要还是由于转股价值过低，上市当天转股价值收71.04元，市场很难给过高的定价；而银行转债较大的流通规模在上市之后产生的抛压、过低的票息率以及当下时点银行转债整体不受市场和资金的青睐，也成为了齐鲁转债“破发”的推动因素。“这对于很多打新族而言影响较大，很明显一些绝对收益参与者在退出网上打新环节。”广州嗣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晓东表示。一位资深市场人士向记者表示，此番不仅是新券“破发“导致，而是遭遇了“双向摩擦”。他表示，可转债打新市场中，一方面打新难度极高，单一账户中签概率极低。更多筹码被上市公司股东配售。冠盛转债股东优先配售占发行总量的81.90%；福新转债股东优先配售占发行总量89.27%。“但另外一方面，类似齐鲁转债这种相对中签率高的品种，又出现了‘破发’，如果是多账户的投资者体验感会很糟糕。”该市场人士表示。同时可转债市场门槛提升后，入场打新需要等待。去年6月，沪深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新参与可转债申购的投资者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10万元（不包括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二是参与证券交易24个月以上。这一规则客观限制了一些刚刚入门的投资者，可转债市场打新户数增加仍须待时日。从参与群体看，不少年轻投资者受到影响较大。“很多年轻投资者对可转债打新每年能薅近1000元羊毛很感兴趣，但随着无风险套利的失败，自然退出观望。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群体往往刚刚入门，并且市场占比并不小。”该市场人士表示。“即便100万投资者退出了打新市场，仍是一券难求。”一位投资者向记者抱怨。以2023年发行的两只新券看，即便有几十个账户都很难中签。数据显示，福新转债网上中签率为0.00047102%；冠盛转债网上中签率为0.00112556%。

阜兴系大案被罚者、“华北第一操盘手”又涉操纵股价被罚4140万

曾涉“阜兴系”案被终身禁入证券市场的李卫卫，又因为五年前的案子，被判市场操纵。证监会日前公布的一份处罚决定书显示，2017年3月初开始的34个交易日内，李卫卫控制“朱军建”等92个证券账户交易“汇金通”股票，实际盈利约2070.28万元，其交易行为构成市场操纵。证监会决定对其“没一罚一”，合计罚没4140余万。李卫卫及代理人在听证环节辩称，其交易行为不符合操纵市场交易模式，无证据证明主观操纵意图或动机，请求不予处罚。证监会复核认定，其行为构成市场操纵，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当事人主观操纵意图。根据公开资料，李卫卫早年在期货公司营业部工作，对外号称“华北第一操盘手”。2018年其卷入“阜兴系”案，因联手上海阜兴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阜兴集团”）操纵大连电瓷股价，被证监会处以200万罚款，终身禁入证券市场。33个交易日获利逾两千万李卫卫操纵“汇金通”股票的行为，要追溯到六年前。据证监会披露，2017年3月6日至4月24日期间，李卫卫控制“朱军建”等92个证券账户交易汇金通。操纵期间共计34个交易日，账户组有33个交易日参与该股交易，累计买入4329余万股，买入成交金额21.34亿元，累计卖出4310.7万股，卖出成交金额21.53亿元。账户组最终实际盈利约2070.28万元。操纵手法主要为，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并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李卫卫操纵期间，汇金通股价急涨急跌形态，当年3月6日至3月27日，该股涨幅高达69.12%，与同期上证综指(上涨1.51%)相比偏离67.61个百分点。此后，3月28日至4月24日，汇金通股价快速下跌，阶段跌幅超四成。2022年8月，证监会针对该案举行听证会，李卫卫及其代理人提出五点陈述和申辩理由，包括无证据证明主观操纵意图或动机、股票价格波动并非完全因当事人的交易行为等。李卫卫方面称，对绝大多数账户不具有决策权，主要涉及的账户包括他人出借给配资中介后，再指认出借给李卫卫的账户、他人指认李卫卫提供交易指令的账户、资管计划或信托计划等机构户。证监会对上述申辩意见未予采纳，认定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李卫卫等人存在主观操纵意图，决定没收其违法所得2070.28万元，并处以同等数额罚款。曾涉“阜兴系”案这并非李卫卫首次因操纵市场领罚。2018年，因与阜兴集团合谋操纵大连电瓷股票，李卫卫被证监会施以200万的罚款和终身证券市场禁入。当年7月，证监会对阜兴集团、朱一栋、李卫卫等5名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彼时，朱一栋系阜兴集团董事长，李卫卫系北京宝袋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经证监会查明，阜兴集团、李卫卫先后控制使用25个机构账户和436个个人账户交易大连电瓷股票，对阜兴集团处以100万元罚款，对李卫卫处以200万元罚款。同时，证监会对朱一栋采取3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李卫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此后，李卫卫向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提出认定申请人构成操纵市场定性错误、账户控制关系认定缺乏法律依据等。最终，证监会维持行政处罚。“阜兴集团、李卫卫合谋操纵大连电瓷股票案”被证监会列入2018年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证监会曾表示，该案系一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滥用信息优势勾结市场机构合谋操纵市场案。阜兴集团在取得大连电瓷控股权后，与李卫卫合谋，通过控制公司重大信息披露的发布节奏和内容，利用资金优势操纵“大连电瓷”股价。

中国4亿蓝领“群像”：半数40岁，长期就业难与短期招工难待解

以制造业工人和生活服务业员工为主体的蓝领劳动者群体，是我国就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4亿蓝领劳动者的发展质量关系到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2）》（下称“报告”）依托于快手平台上蓝领的实证数据与调研案例，分析了中国蓝领群体的就业现状。在我国7.47亿就业人口中，蓝领群体规模达4亿人，占比超过53%。报告称，蓝领劳动者群体是中国经济巨大成就最坚硬的基石，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一些蓝领就业中存在的矛盾仍未完全解决，比如，蓝领长期就业难与企业短期招工难存在矛盾，蓝领群体需求不断提升与就业质量改善缓慢存在矛盾，产业升级、产业链转移与岗位创造存在矛盾。4亿蓝领近半数40岁报告称，2021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者达到2.17亿，第三产业达到3.58亿，两产业就业者总数占据我国就业人口77%。其中，蓝领劳动者群体规模达4亿人以上，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69.4%，在我国7.47亿就业人口中占比超过53%。通过调研数据发现，蓝领群体主要聚集于第二产业。从二、三产业投递简历劳动者产业分布来看，制造业蓝领占比为76%，服务业为24%。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始终是蓝领就业人口中占比最大的行业，制造业蓝领投递简历的数量是服务业的3倍多。随着我国劳动年龄群体不断老化，蓝领群体的平均年龄也在继续增加。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8岁，蓝领劳动者群体的平均年龄更高，40岁以上蓝领劳动者占比约50%。报告显示，蓝领劳动者年龄分布中，50岁以上年龄组占比最高，达到28%。31〜40岁、41〜49岁年龄组蓝领劳动者占比分别为22%和20%；30岁以下年龄组占比约为30%；同时，“90后”“00后”年轻群体进入蓝领工作岗位的意愿不断降低。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蓝领群体存在较为严重的技能短缺现象，不仅基础技能与通用技能存在短缺，在特殊技能与专业技能上的短缺更为严重。大部分企业以初中学历作为用工底线，只要蓝领劳动者认识26个英文字母即可上岗。即使如此，一些年龄较大的劳动者仍然会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丧失工作机会。月均收入集中于5000〜8000元从需求角度看，普工是蓝领需求规模最大的岗位。调研数据显示，2022年1〜10月，需求岗位规模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普工、司机、保安、建筑装修、配送仓储、家政保洁、技工、客服、行政后勤、餐饮服务、销售、娱乐休闲、其他零售、IT/互联网、市场公关、机修汽修、超市/零售、美容美体美发、财务会计、教育培训、酒店/旅游。蓝领劳动者在寻找工作时会考虑多种因素，普遍最看重的仍是工作收入。蓝领劳动者肩负着养家的生活压力，因而有接近60%的蓝领劳动者在求职时会着重考虑收入因素。报告显示，蓝领劳动者整体平均月均工资收入为6078元，六成蓝领劳动者月平均工资收入集中于5000〜8000元。其中，5000元以下比例为9.1%，万元以上比例为15.2%。从细分职业看，司机、配送仓储、建筑装修从业者的平均日均工资收入较高，依次为8263元、7960元和7552元。第三产业中典型职业的蓝领劳动者月均工资收入水平相比于第二产业蓝领劳动者较高。建筑装修、机修汽修、制造业工人等传统蓝领职位的蓝领劳动者月均工资收入水平高于整体月均工资收入水平。张成刚认为，促进高质量就业是我国就业工作的目标，蓝领群体是我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目标群体。就业质量的维度主要包括工资收入、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社会保障、工作条件等。一般而言，收入是就业质量核心测度指标。目前，蓝领群体依然面临着部分公司工资发放不及时、待遇差、管理落后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表示，“90后”“00后”的新一代蓝领群体与之前的一代不同，对于就业质量有较高的要求，存在着蓝领群体需求与就业质量改善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短期内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蓝领群体存在长期就业难报告显示，流动就业方面，蓝领劳动者选择流动就业和同城就业的比例相当。流动方向主要为本省份和临近经济发达省，呈现由中西部向东部、内陆向沿海流动的特征。蓝领劳动者选择流动就业（跨省/省内跨市）和非流动就业（同城）的比例相当。五成蓝领劳动者选择同城就业，近五成蓝领劳动者选择流动就业，其中三成左右蓝领劳动者选择跨省份就业，两成蓝领劳动者选择省内跨市就业。蓝领群体跨省流动的活跃度下降与初代蓝领劳动者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及新生代蓝领群体外出就业意愿下降相关。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15年跨省农民工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2015〜2021年，跨省农民工数量下降了615万，下降占比约8.6%。报告的调研数据还显示，蓝领求职群体主要来源于人口大省、用工集中省份和人口流出省份，蓝领群体规模较大的前十个省份依次为：山东、河北、广东、江苏、辽宁、甘肃、黑龙江、吉林、河南、浙江。意愿工作省份主要为东部地区和沿海用工大省份，如江苏、山东、广东、北京、浙江、天津等。尽管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劳动者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流趋势，但东部地区及沿海地区用工大省就业机会相对较多，依然是蓝领求职群体主要的意愿工作省份。张成刚表示，虽然整体上我国劳动力供给在下降，但蓝领劳动者仍然存在长期就业难问题。在用工淡季或市场受外部影响出现需求大幅度下降时，蓝领劳动者想要获得合适的岗位依然困难。对于蓝领劳动者能够找到的优质岗位，始终是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此外，由于蓝领整体上受教育程度不高，技能缺乏，企业中一些常规性的岗位逐步被机器和人工智能所替代，企业的剩余岗位和新兴岗位大多要求劳动者具备一定的技能，而大部分蓝领劳动者未接受过系统的培训而不能胜任工作岗位。“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更多高素质的蓝领群体不断加入，以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蓝领职业技能水平，促使普通蓝领向技能型蓝领升级，是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人才保障。”报告如此建议。

黑龙江两家村镇银行因被合并而解散 全部权利义务由哈尔滨银行承继

随着地方中小银行尤其是村镇银行面临的经营压力不断加大，吸收合并成为化解中小银行风险的重要举措之一。1月3日，银保监会黑龙江监管局发布两则批复，鉴于哈尔滨银行收购延寿融兴村镇银行、巴彦融兴村镇银行，同意两家村镇银行因被合并而解散，其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由哈尔滨银行承继。同日，银保监会黑龙江监管局同意哈尔滨银行延寿支行、延寿吉盛支行、巴彦支行、巴彦苏城支行、巴彦兴隆支行开业，核发金融许可证。核准机构业务范围为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机构授权经营的业务。此前，为进一步整合哈尔滨银行及子公司经营资源，优化机构网点布局，经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哈尔滨银行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哈尔滨银行拟以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全资子公司巴彦融兴村镇银行、延寿融兴村镇银行，合并巴彦村镇银行和延寿村镇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人员及其他相关权利与义务。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巴彦村镇银行、延寿村镇银行解散并注销，并于原址改建为支行。据悉，改建为发起行分支机构的模式是村镇银行合并重组的主要模式之一。2022年7月6日，河北银保监局连发两则公告，批复同意武强家银村镇银行和阜城家银村镇银行因合并而解散。两家村镇银行解散后，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由收购方张家口银行承继。同时，监管已批复张家口银行分别设立武强支行和阜城支行。无独有偶，2022年12月16日，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楚雄监管分局批复同意，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禄丰龙城富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设立富滇银行楚雄禄丰支行、富滇银行楚雄禄丰金山支行、富滇银行楚雄禄丰碧城支行。2022年12月28日，中国银保监会农村银行部党支部在银保监会公众号上发布题为《推动农村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的文章，提出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进村镇银行重组，减少机构数量，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发展动能。事实上，早在2021年1月5日，银保监会网站就曾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称，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少数村镇银行逐渐劣变为高风险机构，严重影响和制约其可持续发展和金融服务能力。就如何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通知》提出了4项举措：支持主发起行向村镇银行补充资本以及协助处置不良贷款，适度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支持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帮助收购和增资，以及强化对主发起行的激励约束等。在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看来，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改革化险不宜“一并了之”。村镇银行是中国农村的社区银行，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应加快组建投资型村镇银行和“多县一行”村镇银行，特别是通过设立投资型村镇银行，以更好地增强其规模化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下一步应进一步明确村镇银行的法律地位，对村镇银行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适当降低村镇银行合规成本，鼓励其发挥小法人机构扁平灵活、‘门当户对’等特点，在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丰富农村金融市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董希淼称。

恒大地产原总裁被查，多名亲信失联，曾经手数百亿融资

自中国恒大（03333.HK）债务违约以来，外界始终密切关注该集团的一切进展。尤其谁将为数额巨大的债务窟窿负责，又是谁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近日，随着中国恒大旗下之恒大地产原总裁柯某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不胫而走，业内关于“清算”时刻到来的猜疑尘嚣之上。第一财经从多个信源求证信息显示，柯某并非最早被带走调查的恒大系职业经理人，但却是截至目前职位较高者，他于2020年10月出任恒大地产集团总裁，于2022年年中辞任。记者于7日拨打柯某电话，已处于来电提醒状态。另有内部消息显示，柯某此前的几位亲信一同处于失联状态。2020年8月，柯某出任地产集团总裁之前，中国恒大的资金状况曾因为一封网传的“求救信”而受到外界关注。虽然这一年的恒大，完成了恒大物业的分拆上市、亦完成了恒大汽车的多轮战投融资，以恒大物业、恒大汽车、恒腾网络为代表的恒大系股价已曾经攀升至历史高位，但内部人已经隐约感受到“钱紧”。“有一阵子，集团内所有款项都拖欠，唯有两个部门可以动用现金，其中一个就是融资部门，只要能拿到一笔融资进来，奖励佣金现结，最高时融一个亿，奖励可达15万。”这时候上任的柯某，面临着稳定地产集团经营、降低财务杠杆的新使命。如果一切顺利，他本可成为守正之臣，何以成为最早被调查的恒大系高管？职场明星恒大集团董事局许家印用人重视忠诚度，他的亲信多数都是跟随他打拼过年的老人，但同时，亦愿意提拔年轻人，集团上下不乏三四十岁的青年高管，柯某便是其中之一。柯某于2008年底加入恒大，彼时正值中国恒大首次上市失利的困难时期，但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快速回暖，恒大亦在这一年开始迎来公司发展历程中最波澜壮阔的阶段：成功登陆香港股市、收购广州足球俱乐部并连夺中超亚冠冠军、房地产开发年销售规模夺取行业第一、许家印成为中国首富……在这段时间内，恒大尝尽了楼市大发展的红利，亦出尽了独有的风头，许多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了恒大的名字，在内地一些四五线小城市，地方负责招商的官员一度将恒大视作房地产企业的绝对领头羊，知名度盖过万科和碧桂园。柯某便在恒大的高光时期快速崛起，先后出任集团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总裁助理，吉林公司总裁、深圳公司总裁、地产集团总裁等职务，其升迁速度不可谓不惊人。与柯熟识的多名人士向第一财经表示，柯某思维机敏，能力强，深受老板倚重。这一点，从他在2016年出任深圳公司总裁一职，便可堪佐证。2016年，恒大已将总部从广州迁移至深圳，彼时正值深圳楼市从2014、2015年的低迷中反转，成为新一轮房地产上涨周期的急先锋，而遍布深圳各大区域的城市旧改如火如荼。柯某率领恒大深圳公司准备在这片热土大展拳脚。这一年，恒大提出地产集团回归A股计划，并在年末时实现合同销售3733.7亿元，增长85.4%，位列行业第一。此时的恒大如日中天、烈火烹油，即便在深圳只有少数几个项目，但外人都能看出，深圳公司总裁的位置，在老板眼皮子底下，其分量有多重。此后，原本由许家印二儿子打理的恒大珠三角公司也纳入了柯某的管辖范畴。2020年10月，柯某取代甑立涛之职，出任恒大地产集团总裁，站上职场巅峰。彼时，他刚过不惑之年。深圳旧改多年来，恒大的主战场都不在一线城市，因此，该集团在深圳的项目储备不多。所以，当柯某出任深圳公司总裁之后，其首要任务是拿项目。如今，回看恒大在深圳的多年战绩，并没有在公开的招拍挂市场，而是城市更新上。恒大在披露2018年年度业绩时便透露，公司在深圳储备了45个旧改项目，规划建面为2903万平方米。到2021年年报时，该集团官宣的深圳旧改项目进一步提升至55个，其中推进到立项阶段的大约有21个。有熟知深圳旧改市场的人士向第一财经介绍，一个旧改项目的推进周期大致为：与业主谈判阶段——政府立项阶段——专项规划阶段——拆迁阶段——补缴地价阶段——正式开发建设阶段——销售阶段。其中立项是关键的一个环节，标志着项目获得了相关部门认可，基本确立了开发主体。一般旧改立项都有公示信息。在此之前的与业主谈判阶段，则属于早期协议，例如与村集体签订的前期服务协议等。对比这一旧改进度来看，恒大在深圳的签约的项目中，半数还处在前期。公开可查阅的信息统计显示，大约有7个旧改项目已完成规划，确立了实施主体和项目案名，处于建成或在建阶段，其中大半是柯某履职前已签下的项目。有内部人士透露，柯某在深圳的近5年时间，主要是签了一堆合同，考虑到旧改项目周期长、手续繁琐，十年内操作改成一个项目都属正常，因此，在他手下真正改成并实现现金回流的项目极少。即便如此，资本市场也曾经为恒大在深圳的项目储备数量振奋。在恒大2017至2019期间可公开查询的业绩报告或新闻发布中，评估货值高达四五千亿的深圳项目储备，都曾是该集团主要宣传的亮点，亦是承载该公司股价估值的优质“资产”。在恒大内部的传统开发线人士看来，柯某在深圳期间的主要成绩是签订了一些早期旧改合同，给公司的贡献并不突出。若以销售金额作为区域贡献的衡量标准，深圳公司的贡献实在乏善可陈，但柯某在集团内部的地位却是只升不降，甚至2020年出任地产集团总裁之际，内部也不乏诧异之声，因为房地产开发业务毕竟多年来占中国恒大业绩构成之90%以上，但柯某在开发和销售方面的实战经验，在恒大的一线区域或城市总裁中略显不足。融资干将是什么能力，让柯某备受老板青睐，职位屡屡提升直入中枢？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成为最早被带走调查的恒大系高管？知情人士透露，无论此前备受重视，还是如今深陷困顿，或许都与融资有关。据透露，在柯某担任深圳公司总裁的期间，深圳公司“搞来的钱”几乎每年都排集团第一，数额平均在三四百亿规模。这意味着，柯某可能凭借着数十份旧改合约，每年从各金融机构获得了数百亿资金。这些资金中一部分以旧改名义获得，一些是以资产抵押的方式获得。据熟知深圳旧改流程的人士介绍，金融机构针对旧改项目是有前融服务的，但普遍较为谨慎，对于工改和商改项目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但对于旧村改造的兴趣是比较大的。熟位行业人士均称，旧改项目前融的资金用途，主要是向动迁村民支付拆迁补偿款和工程款，而要获得金融机构融资支持，有两个必要前置条件，首先是开发商要与被拆迁城中村的相关机构就项目初步达成一致，拆迁、补偿等方案村委会相关机构通过，且项目的立项和专项规划得到有关部门正式许可后，才能向金融机构寻求融资。通常情况下，旧改前融资金需要专款专用，比如只能进入零迁补偿账号。另一位操盘过旧改项目的人士也向第一财经表示，根据相关政策，金融机构是可以提供一些旧改的早期专项借款，主要是支付拆迁补偿费用。早期房地产市场景气度高的时候，一些银行对旧改项目融资的热情也比较高。据悉，旧改前融资金从数亿到十几亿不等，主要看项目体量。在上述熟知旧改流程的人士看来，早期与业主或村民谈判阶段就获得融资是不太现实的，但立项之后就有了可能性，有一些金融机构会在这个阶段提供前融资金，成本高，最高可达20%。“严格来说，金融机构在这个阶段提供融资是不合规的，游走在灰色地带，打擦边球，有很大风险。”恒大2021年公布的55个旧改项目中，可公开查询的已立项项目21个，这其中仅有几个处于在建阶段，其余多数未完成专项规划，亦未步入拆迁补偿阶段。那么，有限的项目如何获得几百亿融资，又是否需要几百亿资金运转，这些资金的流向何处？这或许是围绕在恒大深圳公司身上最大的谜团。一位曾经与柯某有着合作关系的金融机构人士向第一财经透露，恒大融资的方式很多，有涉及旧改的项目的前融，也有固定资产的质押，因为公司收购的旧改项目中包含了厂房、写字楼等资产，这些资产可用于质押贷款。恒大内部一位人士则透露，深圳公司在建项目不多，销售回款也不多，一年融资几百亿，每年都是借新还旧，如今这些钱很多都还不上，倒查回去就容易涉及到手续违规。钱去了哪里？根据中国恒大披露的2021年年报，上市公司下属注册于深圳的公司主要有五家：前海君临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下称“君临实业”）、深圳市鸿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建滔数码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万京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永恒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永恒置业”）。其中前四家都出现在恒大已立项的旧改项目实施主体名单中。毫无例外的是，企查查资料显示，五家公司都各自包含了数目不等的司法风险。以前海君临实业为例，公司涉及司法风险提示67条，内容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信托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而万京投资则包含风险提示62条，涉及票据纠纷、合同纠纷等。上述永恒置业的诉讼中，就涉及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罗湖法院2021年7月的一份判决书显示，上诉人深圳银联宝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银联宝”）因与被上诉人深圳艺华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艺华珠宝”）、永恒置业等三家企业的民间借贷纠纷，不服罗湖法院此前民事裁定而提出上诉。罗湖法院在上诉管辖裁定中的法院观点中称，经该院审查，此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不过，上述法院裁定书未载明涉诉民间借贷金额、资金用途、具体发生时间等信息。而在2020年4月，永恒置业股权曾被质押给北方某信托公司，目前质押仍然有效。但第一财经未能获悉永恒置业被质押股权数量及出质方。君临实业则发生了拆迁补偿诉讼。深圳南山法院2016年的一份判决显示，深圳市锦鸿新成投资有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前海君临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和恒大地产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及违约金约合3亿元。在恒大深圳公司每年数百亿资金往来中，这一案件涉及的3亿资金只是零头。问题在于，若旧改前融资金主要用于拆迁补偿，为何区区3亿补偿款都被拖欠？每年的数百亿融资资金都去了哪里？上述与柯某有过合作经验的金融人士透露：“钱进了他们公司账号，就无从追查了，不知道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反正现在都还不上，只是手上拿着几个抵押项目，应该不至于全亏掉。”而恒大内部人士则分析称，资金通常由集团统一调配，多数用于还债。尤其2020年开始，集团决心改变过往高杠杆发展模式，很多资金都被抽调上去还债了。当时内部暂停大部分供应商的款项支付，除了支付新增融资的奖励佣金，以及营销口的开支，其他部门几乎都拿不到钱。可供佐证的数据显示，2020年底恒大有息负债从2019年末的8743亿元高位降低至6740亿元，到2021年中期再降至约5700亿。与此同时，应付账款及票据余额则从2019年底的约5400亿上升至2021年中期的近6700亿。高评高贷巨额融资曾经支撑了恒大的快速壮大，但巨额的融资成本亦成为拖垮公司的主要诱因。在恒大最风光的2016至2019年，该公司有息借款总额从五千多亿攀升至八千多亿，而该公司多年来平均借贷成本都在8%以上，这意味着公司一年的利息开支就高达数百亿。比如公司有息债务总额最高的2019年，年报披露的利息开支（含银行及其他借贷、优先票据、可换股债券、中国债券）合计高达约685亿。这一年，恒大合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超过6000亿，但归属股东的应占利润仅剩下172.8亿。一位恒大内部人士感叹，老板太看重融资了，给的奖励也高，此前专门负责海外融资的前集团总裁夏某钧，在深圳经营多年的柯某，都是擅长搞到钱的人。2022年7月22日，中国恒大集团和恒大物业公司联合发布公告，称根据“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恒大物业公司账户上134亿元存款被银行强制划拨之事（相关阅读：“恒大物业134亿存款被强制执行”调查结果出炉，涉事三名高管离职），有了初步的结果，中国恒大集团的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夏某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潘某荣，恒大集团下属公司的执行总裁柯某三人，对这件事情负有直接责任。对此，中国恒大集团董事会研究决定，辞去他们三人担任的有关职务。（第一财经记者张慧敏、郑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民企发债不足3%，谁为中小民企活下去续口气

中国民营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五六七八九”，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民营企业长期以来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近年在经济下行、疫情滞留的情况下，更为困难。其实，民企债规模一直不高。但2010年以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到2016年，民企债发行规模占信用债发行总额的13.3%，达到顶点，到2017年，民企债的存量到达高峰。此后不断下跌，跌至目前的不足3%。据新世纪评级和东方金诚的研究报告，2022年9月，从发行人类型来看，当月民企债发行数量为38支，占比为3.63%，发行量为2.9%，净融资-898亿元。此外，地方国企和央企的发行数量合计占比超过95%。民企负债率低，信用表现却不如国企？民企发债困难，首先是民企自身的问题。2017年底实行去杠杆政策以后，民企债开始出现违约，2018和2019年是民企债违约的高峰，各有30余家民企发行人违约。长期以来，中国债券市场处于刚性兑付状态，债券违约罕见。但去杠杆政策实施以后，违约率明显上升，而民企发行人是债券违约的主要类型。据WIND数据，截至2022年7月7日，债券市场公开违约的主体数量累计超过210家，其中民营企业主体占比超过64%；国有企业（地方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占比超20%。2022年以来至7月7日，共有62只债券违约，涉及违约主体共14家，有11家为民营企业。这种相差悬殊的违约水平、信用表现，民企发行人自然无法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是民企债发行表现惨淡的直接原因。那为什么民企的信用表现不如国企？民企债的违约率为什么会高于国企？如果从企业负债率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企整体的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要低于国企，下图展示了2000年以来中国非金融企业中国企和民企的负债率变化。图 | 按所有制划分的非金融企业负债率 数据来源：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我们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以下事实：第一，2000年以来，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一直在上升，到2013年达到顶点，此后保持在60%的水平，2017年以后，杠杆率略微下降，这表明2017年末开启的去杠杆政策发挥了作用。第二，2008年以来，虽然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小幅逐年攀升，但杠杆率的攀升主要来自国资企业杠杆率的上升，非国资民企的杠杆基本保持稳定或小幅下降。事实上，中国非国资企业的负债率在所有的年份中都低于国企。也就是说，国资企业杠杆率一直高于非国资企业的负债率，但他们的融资能力反而强于民企，原因何在？这显示了金融体制的所有制差异。永煤案：兜底的“隐性”承诺融资能力的所有制差异，使得民企和国企的承压能力天差地别。从历史上看，在经济整体上行的环境下，整体违约率为0或者极低的时候，市场会相对淡化所有制的差异——国企的数量有限，要扩张业务，民企自然会搭上便车。但在经济面临压力的时候，利润表现不好，融资能力的所有制差异就体现出来了，最终可能并不是利润表现最差、负债率最高的那些企业违约，而是谁能多活一口气，谁就会赢得生机。我们以永煤为例，来分析实际偿债能力的差异。2020年11月10日，永煤集团的超短融债券违约。这是一支AAA评级的债券，永煤是河南省国资委独资的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绝对控股（持股96.01%）的工业企业。市场震动，永煤事件冲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国企刚兑的信仰开始摇摇欲坠，一些省份的国企信用债暴跌，利率债市场的资金也开始紧张。但随后在11月12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启动自律程序，13号永煤集团开始付息，并表示正在筹措本金，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定调，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维护债券市场稳定。24日，永煤集团兑付半数债券本金，这时市场情绪开始明显缓和。永煤事件是债券市场的典型案例，一方面以实际事件突显了国企刚兑制度的背景，一个省份的国企信用债券违约会波及到大多数中西部省区的国企，进而影响到利率债的估值。即使地方政府有心要打破刚兑，上级监管机构也无法坐视不管。所以在触发“违约”时不得不救，甚至在公司基本面已经无法避免违约，但上级机构仍想办法统筹资源为其偿付到期债券。在这个意味上，国企的信用，尤其是公开发行的债券，天然存在着“隐性”背书，各方都不敢贸然让一个稍具规模的国企信用债违约。这种兜底的“隐性”承诺，自然会受到投资人的追捧。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恒大风险事件。2020年时，恒大地产借壳深深房上市失败，恒大首次出现资金链风险，其后恒大控制住了风险蔓延，但财务状况并没有改善，并在当年年底开始出现商票逾期，这种状况持续到2021年6月，恒大正式承认，随后其财富公司及美元债兑付相继出现风险，最终在2021年12月3日宣布无法履行债务责任。在2021年9月的时点，是否救助恒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救助恒大自然有诸多问题，但不救助恒大的后遗症也不小，恒大是中国头部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时在数百个楼盘在建、在售（包括预售），下游涉及数十万的家庭，上游涉及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供应商的收入，以及上百家金融机构的债权。不救恒大同样会冲击市场。最终对恒大风险事件的处置采取“保交付”的策略，没有采用永煤事件由相关机构统筹资金兑付债务的处理方案。恒大之后，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更为困难，融创等开发商相继出现债务问题，并冲击了上下游市场，在2022年二季度一些恒大等开发商的楼盘还出现了停贷事件。大而不倒是刚性兑付的源头，对比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救助方式，及其形成的信心会影响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对不同所有制的信用评估，继而反映到会有不同的利率及融资门槛。所以，民企融资能力的现状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是投资者和银行的理性选择。从投资者、金融机构来看，他们并不存在直接的歧视行为，毕竟没有人和钱过不去。隐形担保国企债务，与中央政策有违民企融资能力的改善需要从更基础的制度层面入手。由于民企在经济形势承压时少了一口气，他们往往很难渡过周期。这本不是问题，经济有周期，企业逃的过周期才是更有生命力的企业。但企业靠别人的力量逃过周期，并不是因为企业本身有生命力。这种优势自然会对市场化企业形成挤压性的优势，后者往往是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率提升的发动机，这种挤压抑制了民企的活力，在中长期会损害经济增长，进而阻碍经济发展。我们要看到，国企偿债能力比民企多一口气，也并非政策鼓励的方向。自新《预算法》修订以来，开前门、关后门成为地方政府融资举债的政策导向，2015年中央政府就开始严厉整肃财政纪律，打击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现行政策要求除了少数融资平台性质的地方国有企业可以享受政府信用担保对外融资以外，其余的地方国企，政府不能采用任何方式进行隐性的信用担保，比如抽屉协议等。从公开信息可以看到，财政部多次发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的典型案例，包括地方政府通过国有企业举债融资新增隐性债务，通过融资平台公司募集资金用于市政建设支出新增隐性债务等现象。在这种被查处的典型案例中，上级政府和纪律部门对违规的地方官员进行了问责和行政处分。这些信息都显示，现行中央政策不支持地方政府为国企融资进行信用背书，国企偿付债务多的这一口气恰是政策极力避免的。地方政府不得挪用国企融资资金，不能为国企进行信用担保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国企的债务出现违约，地方政府也没有兜底偿付的义务，让市场行为交由市场化解决。从地方实践上，也可以看到这一倾向。近日苏州将苏州水务集团等公司进行了市场化转型，文件明文要求这些企业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以后举借的债务，苏州市政府不承担任何偿债责任。尽管如此，知易行难。如何在国企债违约时，各级政府部门能秉牢不救助的底线，还需要不断摸索，这需要下一次“永煤事件”来检验政策定力。

老人称去银行存16万被忽悠买基金 邮储网点否认：不是我们

1月4日，有老人在邮储银行门口播放音频，称“银行还我钱呐”，还在身旁的纸板上写道，自己到银行存16万，被工作人员“忽悠”买成了基金。随后，邮储网点回应：不是我们。根据视频线索在百度进行搜索，老人呼喊的“冉家坝邮政银行”，第一个结果显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渝北区冉家坝营业所)”。对此，不少网友评论称：对对，临时工干的。

把股民当“人矿”，吸血鬼华泰证券？

你以为你是股东，其实你是“人矿”。跨年之际，又有头部券商打算开采“人矿”。2022年的最后，华泰证券公布配股预案，拟募集资金不超过280亿元，创下国内券商史上配股融资金融之最，市场一片哗然。随后，2023年首个交易日，华泰证券一度跌超过8%，最终收跌6.67%。本次配股的资金用途中，投入最大的是“不超过100亿”发展资本中介业务，所谓资本中介业务，主要指两融和股票质押业务。今年中报显示，华泰证券两融和股票质押业务余额分别为1158.7亿和451.68亿，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这两项数据只有671.25亿和378.14亿。华泰证券资本中介业务情况2020年疫情爆发后，融资环境开始宽松，上市券商纷纷开启再融资活动。2020-2022年，券商再融资规模合计超2800亿，这些再融资活动中，“发展资本中介业务”被一再提及，成为关键融资理由。在券商大力发展下，资本中介业务的确迎来了高速增长。以其中的两融业务为例，两融余额在2020年起重新抬头，并在2021年9月一度突破1.9万亿，即使随后有所回落，最新规模依然在1.5万亿以上。在上一轮2015年股灾之后，两融余额多数时间在1万亿以下运行。不过，在资本中介业务高歌猛进之际，一些隐患也开始浮现出来，股票质押踩雷、两融违约频现，券商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也大幅增加。2019-2021年，“券商一哥”中信证券的资产减值准备由68.9亿暴增至162.34亿，增幅135.6%；本次巨额配股的华泰证券，资产减值准备也由22.3亿增加至40.8亿，增幅高达83%。此外，华泰证券在今年中报披露了一系列涉及股票质押违约的诉讼。值得担忧的是，这些诉讼涉及的违约本金超过11亿，但目前执行到位的资金却不足3000万。除了信用风险，资本中介业务的未来发展也值得关注。经过近10年发展，融资业务的规模基本稳定在A股市值的1.5%-2%范围内，券商能主动拓展的空间已不大，基本上靠股市行情和新股上市驱动，属“看天吃饭”；而在2018年后差点酿成“全市场流动性危机”的股票质押业务，规模也较之前明显缩水，市场普遍认为该业务未来增长空间十分有限。也就是说，券商不断重金投入的资本中介业务，未来增长点只能寄望于融券业务。在一些利好推动下，融券业务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占两融的比重确实有所提高，但与融资业务规模相比依然悬殊，能否成为资本中介业务的下一个增长点，还需时间证明。在信用风险问题不断浮现、未来增长力度存疑的情况下，华泰证券依然不顾开采“人矿”的巨大争议声，通过配股募集大量资金继续投入到资本中介业务，“切实维护各类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喊得震天响，现实却是令人如此愤怒且无力抗争。巨额配股争议2022年12月30日晚，华泰证券公告称，拟采用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A股及H股股东配售股份。以今年三季度末的总股本测算，本次配售股份数量为27.23亿股。其中，A股配股股数为22.07亿股，H股配股股数为5.16亿股。华泰证券配股方案公告显示，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80亿元，除了前述“不超过100亿元”发展资本中介业务外，还包括“不超过80亿元”用于扩大场外衍生品、FICC投资交易业务规模，以及“不超过50亿元”用于增加子公司投入等。华泰证券配股资金用途多数情况下，配股都伴随着争议性。虽然配股能使上市公司在操作更灵活的情况下收获一笔长期资金，但募集资金到位后，资金的使用到为公司产生收益，会有一段时间的“爬坡期”，如果资金使用效率低，甚至资金使用不当导致巨额亏损，ROE会被摊薄甚至大幅下滑。可供参考的是，2021年财报显示，A股上市券商的ROE中位数仅8.09%，49家上市券商中仅12家ROE在10%以上。在上市券商ROE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因为配股又再使ROE面临被摊薄和拖累的压力，就不难理解为何券商一推配股，股价多数下跌。当然，除了盈利指标，市场对券商推配股后的“先跌为敬”的态度，还有情绪因素。对大多数股东来说，配股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如不选择配股，股东权益将面临稀释、持股比例降低、所持资产被动贬值，因此配股行为有时被称“伸手向股东要钱”。华泰证券本次配股方案一出，同样在网络引发大量争议，反对声一浪接一浪，甚至有中小股东在股吧和微信公号发布写给证监会的公开信，请求否决华泰证券配股方案，并列出多条理由，包括对华泰证券扩张股本的速度过快、分红远低于股权融资等方面的质疑。中小股东在网上发表的公开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小股东不满，证监会也出面“阴阳”了一下华泰证券。1月3日下午，证监会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关注到有关上市证券公司再融资行为，证监会一直倡导证券公司自身必须聚焦主责主业，树牢合规风控意识，坚持稳健经营，走资本节约型、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发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作用。有金融人士表示，对中小股东来说，上市公司需要融资，最好的方式是低利率发债，不会摊薄股东权益；其次是发行可转债，大小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再次是定增，由市场化机构参与；最次的则是配股。不过，从券商角度看，配股虽然会引发争议和短期股价波动，但相比其他股权融资来说，配股募资难度低、更为简便、时效也相对更快。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对配股真正有约束力的规定就只有一条，“拟配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配售股份前股本总额的30%”。关于配股的规定相比之下，定增和发可转债的规定则严格得多。定增的规定包括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认购的股份，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等。可转债的规定则更加严格，包括最近三个会计年度ROE（加权）平均不低于6%；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40%；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转股价应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正如文章开头提及，2020年后，随着融资环境的改善，券商开始“补血”在重资本的资本中介业务上展开竞赛，规定更宽松、操作更灵活的配股融资，在需要不断“补血”的券商面前，自然更受欢迎。券商的资本中介业务在近年迎来了高速增长，不断吸引券商投入更多资本。2020年，疫情爆发后，A股遇上“疫情牛”，融资环境改善，上市券商均看准时机加大融资力度。当年，有19家券商通过IPO、定增、配股等方式，合计募资超过1500亿元，其中16家募资用途都提到资本中介业务。“资本中介相对传统的股票经纪和投资银行等通道中介业务而言，严重依赖资本金为客户服务的业务”，有业内人士表示，资本中介业务是资本消耗型业务，规模与券商净资本直接挂钩，需占用大量的流动性，离不开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在华泰证券之前，“券商一哥”中信证券也曾推过280亿的配股预案。当时，中信证券财务负责人表示，中信证券在2020年资产得以突破万亿元，主要就是因为资本中介业务规模增加，但随着该业务规模继续增长，流动性指标将承压。公开信息显示，中信证券流动性覆盖率由2018年末的247.92%大幅下降至今年年中的139.71%，同期净稳定资金率从156.16%下降至129.14%,两项数据均十分接近监管的预警标准（120%）。资本中介业务规模的增加，导致风控指标的承压，这是中信证券彼时推出巨额配股的核心原因。在中信证券最初的280亿配股计划中，资金用途里就有190亿元计划用于发展资本中介业务，“以满足各项风控指标的要求，保障业务规模的合理增长”。最终，在巨大的争议声下，中信证券配股募资缩水至223.96亿元。本次巨额配股的华泰证券，情况也类似。2020年至2022年中，在华泰证券资本中介业务高速发展同时，风控指标也开始承压。今年中报显示，华泰证券流动性覆盖率为142.18%，净稳定资金率为131.44%，两项指标离120%的预警标准都是一步之遥。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华泰证券甘愿冒如此巨大的争议声，也要推出本次的280亿配股计划。华泰证券风控指标不过，券商通过不断“补血”来发展资本中介业务时，相关风险也同步增加。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股票质押踩雷、两融违约情况也明显增加，直接导致了上市券商的资产减值准备大幅提升。2019年，上市券商资产减值准备合计546.3亿；2020-2021年，这项数据提升至840.25亿和905.16亿。2019-2021年，头部券商中，中信证券资产减值准备由68.91亿增加至162.34亿，增幅135.58%；华泰证券由22.29亿增加至40.77亿，增幅82.92%；中信建投、申万宏源、广发证券同期的增幅也高达76%、60%、78%。此外，随着违约情况增加，一系列相关诉讼也陆续展开，但执行效果存疑。华泰证券在今年中报披露了一系列涉及股票质押违约的相关诉讼，都是在2020年就向法院提起诉讼，涉及本金合计超过11亿。不过，历经多时，截至2022年年中，这些诉讼能执行到位的金额不足3000万。华泰证券诉讼披露相比头部券商，信用风险若爆在中小券商身上，对业绩的拖累会更加严重。2021年，信用减值损失占营业利润比例超过10%的上市券商有11家，超过一半净利润在10亿以下。其中，太平洋证券营业利润1.92亿，归母净利润1.21亿，而信用减值损失高达2.73亿；中原证券营业利润7.11亿，归母净利润5.13亿，而信用减值损失高达3.74亿。从这两家中小券商情况看，信用减值损失占营业利润的比例高达142.16%和52.62%，可见信用风险管理不善对中小券商利润影响之大。前景不明随着一系列问题慢慢浮现出来，资本中介业务的未来也值得关注。首先可以预料的是，经过近10年发展，融资余额相对A股市值的比例基本稳定在1.5%-2%的范围内，未来的增长主要受股市行情以及新股上市情况驱动，“看天吃饭”为主，券商主动拓展空间并不大。另一个曾与两融业务相提并论的股票质押业务，增长空间同样存疑。2018年，随着股市下跌、严厉的减持新规出台等多重因素叠加，股票质押风险大面积暴露，甚至差点酿成“全市场流动性危机”。后来，股票质押业务进入“拆弹”阶段，面临不断被压缩规模的尴尬境地。以华泰证券为例，股票质押业务规模在2017年高达908.75亿，随后几年规模不断缩水，即使2021年后略有回升，仍不足2017年规模的一半。华泰证券股票质押业务情况股票质押业务推出时，是一个交易类业务，券商对客户融入资金不作约束，只需盯住账户的履约担保比，有问题强平即可；不过，这样一个流动性很强、标准化的场内产品，在减持新规推出后，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标的变成了限售股，导致出现违约时券商没法及时处置，变成了类似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此外，监管还要求券商要给客户做授信时，做贷前分析贷后分析，引来业内人士吐槽，“变味了，这是行业完全没有预料的”。对于股票质押业务的增长空间，不少声音认为，减持新规后大量的流通股变成了限售股，监管的态度也较为谨慎，业务整体规模增长空间有限。相比融资和股票质押业务，融券业务被寄予厚望能成为资本中介业务的下一个蓝海。2019年初，融券业务余额只有80亿元，占两融余额的比重不到1%。后来，随着科创板灵活的转融券机制推出和券源的扩容，2020年下半年开始，融券业务占两融业务的比重确实开始提高。截至2023年1月4日，融券业务余额为941.95亿，同日融资余额为1.45万亿，融券业务占两融比例提高至6.09%。不过，从目前情况看，融券业务相比融资业务，规模还是十分小，能否真的成为资本中介业务的下一个增长点，尚需时间证明。事实上，融券业务发展最大的限制在于券源不足和成本过高。券商要想拿到券源，需要动用不少资源，要么是自己出钱买股票，要么跟公募基金保持良好关系去拿券，还有就是自己去找上市公司非金融机构法人股东。此外，融券业务标的池的流动性管理也是业务难点，如果股票连续涨停，客户就没有办法买回股票按期还给券商，券商也没法继续向上游归还，触发违约风险。这些因素都意味着，相比融资和股票质押业务，融券业务更复杂，也进一步制约了其规模的增长。在信用风险开始暴露、业务增长隐现瓶颈的情况下，华泰证券还是不顾争议声开采“人矿”继续投入到资本中介业务，不难理解为何市场选择“先跌为敬”了。股价暴跌的背后，除了市场对华泰证券压榨股民这种行为的唾弃，更多的可能是对未来前景的不看好。

退烧药难求时，“雪中送炭”背后的故事

今年12月以来，随着各地疫情防控放开，新冠感染人数迅速升高，12月25日浙江通报该省阳性人数已突破100万例。与此同时，布洛芬、连花清瘟供不应求。12月19日，微信“新冠防护药物公益互助”小程序上线，截至12月23日已有超过百万人访问，自主发布“求药”“帮助”信息超过81万条。除此之外，互联网上，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也涌现出大量的送药人“雪中送炭”。以下是这些普通人之间闪耀着人性良善的故事。“被人需要是一件非常有能力的事”12月20日晚上十点，在气温零下的西安，刘康睿攥着两粒布洛芬，在路口等一位素未谋面的网友。他在文字聊天中得知，这位网友已经烧到40度，跟他取得联系后，立马驱车20公里，找他拿药。出发前，网友特地拍了一酒精喷雾的照片发给他，“你需要酒精吗？我想给你带点啥，入口（吃）的不敢带，因为我阳着”。图│准备出门找刘康睿拿药的小伙子刘康睿没有收，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位年轻的网友，一碰面就一连向他鞠了好几个躬，还刻意与他保持1～2米的距离，生怕将病毒传染给他。刘康睿顿觉心里头不是滋味，或许是难过，或许是心疼，他说不上来，也没有时间细想，他连忙在嘴上说道：“你赶快吃了、好了，这是我最想看到的。”刘康睿今年30岁，是西安一家连锁餐饮店的管理人员，这些送出去的药，原本是打算发给公司330名员工的，但因快递停摆，药物“迟到”，于是有20盒布洛芬就更改了它们最初的使命。12月8日，西安放松疫情管制，开始出现大面积感染，退烧药和感冒药越来越紧俏，很快，市面上就买不到了。眼看员工接二连三地倒下，刘康睿说，最严重的时候，一个年纪偏大的女员工吃不了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他的老板王晓鹏决定，托朋友从甘肃的小县城“搜刮”药品，“能有多少是多少”。最后，他们买到了25盒布洛芬和25盒两连花清瘟。为了使这批“救命药”迅速抵达公司，王晓鹏特地选择顺丰快递，但就在包裹抵达西安中转站的时候，快递停运了。七八天后，从阳性症状中恢复过来的刘康睿，尝试过多种方法后，终于与顺丰调度员取得联系。12月19日下午，刘康睿开了两小时车，来到渭河边的快递中转站，拿到了这50盒药。在等药的七八天里，员工们大多已经康复，不需要布洛芬了。于是王晓鹏最终只发下去25盒连花清瘟和5盒布洛芬，剩下整整20盒布洛芬“无处可去”。王晓鹏和刘康睿算了一下，一盒24片，一共480片。他们曾想过原价售卖，但又觉得，以拆散送药的方式，能帮助到更多的人。于是王晓鹏决定，把剩下的药都送出去。图│刘康睿发布送药信息12月20日18时23分，王晓鹏和刘康睿在餐饮店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免费送布洛芬，一人两粒”的信息。39分钟后，两人的手机开始震个不停，“回复不过来了”。刘康睿一一添加了每一个求药者的微信，给他们发送定位。不出十分钟，大家都会来取，只不过有的下单叫跑腿，有的叫家人帮忙，有的自己开车过来。当天，刘康睿一共给55个人送了药。考虑到不菲的跑腿费成本，和连夜赶来取药的时间成本，刘康睿选择无条件相信求药者的诉求。他告诉作者，西安最近的跑腿费上涨，五公里路要花上五六十块钱，“说白了完全出于人性的考虑，我想没有人会为这两粒药来骗我”。考研学生大概是最不会骗药的人了，如果真的有人将退烧药当作救命稻草，那么考研学子必定是其中之一。刘康睿记得，20～21号两天就有5名考研学生向他求助，其中一位来自20公里外的政法大学，“大哥我今年考研一定得上，但是现在高烧不退，求救”，刘康睿看到这行字的时候，脑海里已浮现出他弟弟考了两次研的情景，去年刚上岸。图│联系刘康睿拿药的考研学生所以，尽管那时已是凌晨12点半，这位考研的女生还未叫到跑腿，但刘康睿依然在耐心等待。他觉得，被人需要是一件非常有能量的事情，“这种能量要比你身体的瞌睡和劳累强大许多”。那天晚上，刘康睿一共送出去110粒布洛芬，忙到凌晨两点才入睡。“我给你的备注是，好人一生平安”但不是所有人的要求刘康睿都会满足。他拒绝了个别想要出钱拿走一盒布洛芬的人，“我给你一盒，很多人就得少拿两粒”。同样，那些还没发烧，但想提前囤两粒的人，也被刘康睿拒之门外。他和老板王晓鹏认为，药一定要优先给急需的人。让刘康睿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大姐。21日晚上零点，大姐联系刘康睿取药，“我用抗原和你换布洛芬”，刘康睿婉拒，那时西安的抗原已经卖到二三十块一支了。但大姐还是带着抗原来了，“你不要的话，你把它送给需要的人”，大姐一边说着，一边将抗原放在地上，用酒精喷了一遍后，才让他拿走。大姐到家后，给刘康睿发了条消息：“我给你的备注是，好人一生平安”。图│想用抗原换布洛芬的大姐还有一位跑腿的骑手，在找刘康睿取药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也有些症状，但他无所谓，只是担心女儿没有药挺不过去，刘康睿见状，立即给了这位跑腿骑手两粒布洛芬，“他说他也一直买不到（布洛芬）”。截止发稿前，刘康睿手里还剩下4盒布洛芬。由于送药，他最近一直睡得很晚，他说，“有一种梦回去年冬天的感觉”。去年12月23日，西安疫情封城，他和公司的同事义务帮社区居民送蔬菜，经常忙到凌晨。他记得，去年12月30日凌晨，他开着送货的面包车回公司，车速很快，有一个大姐突然冲到他的车前，刘康睿猛踩刹车，差点就撞上了。车停了下来，大姐跪下了。原来，这位大姐的丈夫脑溢血，一直坐在小区门口，找不到车，大姐想在马路上拦一辆车，请开车师傅送他们去医院，刘康睿答应了。他赶忙将车里剩下的蔬菜放在路边，把原本收起来的座椅打开，让大姐一行三人坐上车。刘康睿闯了两个红灯，将他们送到医院。第二天，他听闻小区的业主群里，人们纷纷在说，“幸亏这位师傅送得及时”。今年冬天，各地防控政策陆续松绑，刘康睿所在的餐饮店虽不用像去年那样暂停营业，但堂食寂寥，深夜送药的场景更让他觉得，这座城市还绷着一根紧张的弦。据预测，陕西省将于12月27日达到第一波感染高峰。一些求药者拿到药之后想主动付钱，刘康睿笑一笑，“别给了，回头来我家店尝尝锅贴吧”。“不卖了，送”除了西安本地的求药者外，刘康睿也收到了来自黑龙江、湖南、广东等地的求助信息，但他都爱莫能助。实际上，全国各地也有不少像刘康睿这样慷慨送药的人，来自广州海珠区的林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林先生是一家药店的店长，11月30日广州解封后，店里的退烧药和感冒药几度供不应求，直至断货。同时，阳性越来越多，林店长就是店里第一个“中招”的。12月8日，他已经“阳”了五天，在家休息，得知店里刚到了一批货——10瓶布洛芬、10盒退热散、30盒尼美舒利，刚好能续上售空了的货架。但他立即给店员打电话：“先别卖”。从12月初开始，林店长就遇到许多辗转十几家药店，都买不到退烧药的人，他突然意识到，手头的布洛芬一瓶100片，如果按瓶出售的话，会导致“一个家庭用不到100片，而很多发烧的人一片都没有”。于是他开始将药片拆散，送给那些来店里“碰运气”的人。这一送，就送到了现在。12月13日，林店长在店门口立起告示——本店可免费提供退热药。他告诉作者，公司在广州有100多家连锁药店，每个店都是自负盈亏的，但他几乎没考虑成本的问题，只想到“发烧没有退烧药，很头疼”，而他的店，也是连锁店里第一批免费送药的。图│林店长店外送药公告起初，他想要帮助的目标人群是发烧38.5度以上的老人和小孩，但成年人也纷至沓来，他没有拒绝，将送药的对象扩大到男女老少孕。送药的前三天，店里主要发布洛芬，按照一人吃3～4次的量发放3～4片。两三天后，布洛芬消耗得很快，林店长调整了策略：20～50岁的健康人群因抵抗力较强，改发退热散；5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布洛芬缓释胶囊；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只能吃布洛芬片，而店里本就只有两盒布洛芬片，“估计这两天一送完，暂时就没有退烧药给小孩了”。孕妇和婴幼儿用的退烧药同样紧缺。由于体质特殊，孕妇和一岁以下的婴幼儿只能用对乙酰氨基酚。林店长记得，有一个年轻姑娘，她姐姐怀孕，到处找对乙酰氨基酚片，未果。刚好店里还剩一两盒，林店长就拆了几颗给她。后来，还有两位妈妈来为6个月以下，发烧的婴儿找泰诺林滴剂，刚好还剩两瓶，林店长都给了她们。此前，这两位母亲已经询问过好几家药店和医院。还有些市民，特地从二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跑到林店长的店，遇到这种情况，林店长都会嘱咐店员，多给两颗。林店长说，很多人在领药的时候，会主动出示身份证，以为要登记啥的。但实际上，与刘康睿一样，林店长送药也完全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必要搞得太复杂，说明情况就可以领”。图│林店长店里为数不多的退烧药林店长干这行十多年了。放开前，他预感到药物会供不应求，公司也确实有提前采购连花清瘟，但供应链断了。“放开不到一周到处都缺货”，林店长说，平时来货都是十几件十几件的来，最近都是两三件断断续续的来，货架经常都是空空的。“每天还有几十上百人来找体温计，但都拿不到”。与缺货一同到来的，是涨价。林店长告诉作者，供应商翻倍涨价，平时十几块钱的小柴胡颗粒，现在涨到三四十，“我们宁愿不卖，都不敢拿，就拿一些价格勉强还能接受的药”。截止发稿前，林店长已持续送了12天退烧药，“总共可能送出去八百来份药了吧”，店里的布洛芬只剩一瓶不到了，他前几天抢到一批退烧药，在12月23日接受作者采访的时候，还在等待配送。不过，药还没到，店里却先收到一箱橙子，是那位给怀孕的姐姐找药的姑娘送来的。自费买药，送给老乡缺药的不止大城市，还有小县城。谭淑琪住在广东江门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开平。12月18日，受武汉的好友之托，谭淑琪上街买退烧药。她跑了四五家药店，都没买到。“像是在买年货一样，而且还没有（卖）”。与谭淑琪一样一无所获的人充斥着大街小巷的药店，她感到人群被无助感和失落感笼罩。在返程的路上，谭淑琪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自费买药，送给老乡。她在开平的一家央企当护士，并于今年8月和爱人一起，在当地办了一家艺术类培训机构。她当了快十年的护士，结识了一些诊所的院长，她想试着问问这些院长，能否将多余的布洛芬卖给她，她拿去发给没有药的人。接连询问了两个院长，谭淑琪都被婉拒了。直到晚上十点多，她给一位素未谋面、只有“点赞之交”的私人诊所院长发消息，才有了接下来的事。谭淑琪只知道，他姓梁，这位梁院长几乎没有片刻犹豫，就答应了她的不情之请——卖给她布洛芬，并在诊所帮她代发。第二天，也就是12月19日一早，梁院长就将库存的5瓶布洛芬拿出来，一共500粒。谭淑琪让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前往诊所，花了近三个小时，将500粒药平分成了100份。图│分装好的100份布洛芬当天中午12点，谭淑琪用培训机构的微信号，在朋友圈发送免费领药的消息，很快，梁院长的诊所逐渐热闹了起来。谭淑琪设置了一个门槛：只发给在开平的人。但还是有一个求药者，从广州开了两个小时的车，专门来取药。两天后，100份药全部送完。发药的第一天，谭淑琪感染了阳性，所以她至今都没有去过梁院长的诊所，也从未见过任何一个领药的人。但大多数人领完药之后，都会拿着5粒布洛芬，拍照发给她，还有的，会将感激的话写成小作文，发到朋友圈。谭淑琪看到的时候，脸都涨红了，“感动之余，更让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图│网友拿到药后主动给谭淑琪拍照其实，一周前，谭淑琪的家人感染了阳性，她在小区的业主群里发消息，想买一个抗原。很快，许多不认识的邻居向她伸出援手，给她送抗原，还有的给她送草药，她不禁想起五年前在珠海考国际护士，搭错车、丢了钱包时，遇到的好心陌生人。谭淑琪觉得，这个社会需要陌生人的善意。“能帮到一个是一个”除了有一定资源能拿到药源的公司老板、药店店长和护士以外，普通的打工人或许才是送药的主力。自12月19日微信“新冠防护药物公益互助”小程序上线以来，访问量过百万，越来越多素未相识的普通人在这款小程序里找到寻觅许久的退烧药。安安是一名11个月大婴儿的妈妈，“放开”后她和家人每天都在线上线下的药店蹲退烧药，可要么是不发货，要么是没有。后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安安在腾讯互助小程序上输入自己的用药需求——布洛芬4颗、对乙酰氨基酚6颗，十分钟后，就有人加她的微信给她提供药物，安安说，她当场就哭了，“等我们阳康了，也要把剩余的药送出去”。除了微信小程序以外，其他的社交平台也有许多普通人，他们怀着最朴素的愿望，主动给需要的人送药。“虽然不多，但能帮到一个是一个”，唐萱这样回复网友的留言。唐萱今年36岁，是西安一家工厂的销售人员。12月初，她在网上买了些退烧药，但都没发货。后来，她又在实体药店买了六盒布洛芬、两盒泰诺、一盒对乙酰氨基酚，“我算囤得多的了”，唐萱说。从西安放松疫情管制的十天里，唐萱逐渐发现，很多感染的人买不到药。她看到好些药店，将退烧药剪成条状免费发放，于是她也想帮助别人，她盘算着，“给家里留一盒布洛芬、一盒泰诺，剩下的全送出去”。图│唐萱决定送出去的药12月18日晚上九点，唐萱在一个没有熟人的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可以匀一点布洛芬给你”。当天晚上，她就收到了几条求助信息，她形容自己“开始有点马虎”，给第一个求助者送了一整盒布洛芬，后面才想着，“可以分开送，多送几个”。唐萱会主动询问求药者，“家里几个人烧？需要几粒？”她通常按照一人2～3颗的量分配。唐萱不会花时间考量求药者的真实性，“看到有人说‘烧了好几天’，我都急得不行”，甚至偶尔，她还会主动承担跑腿费。12月19日星期一，唐萱要到工厂上班，为了让求药者尽快拿到药，唐萱将余下的退烧药带到了办公室。由于工厂管理较为封闭，拿药的骑手只能在园区门口等，而唐萱所在的厂区离大门较远，骑自行车还需花上5～6分钟。那天，保安看着唐萱一趟又一趟地往门口跑，隔着门给骑手递药，“估计门卫还以为我卖药呢”。唐萱每一次出门都需重新裹上羽绒服、带好帽子和手套，她不记得自己跑了多少个来回，反正，回到家的时候，两三盒布洛芬和一盒对乙酰氨基酚，只剩一点点了。下班回家后，没过多久，药就全部送完了。两三天后，唐萱陆续收到很多求药者的反馈，“退烧啦”“挺过来了”，她为自己能帮助到别人感到无比开心。在她印象中，有不少求药者给她发红包，但她都没收，其中有一个女孩，在唐萱拒收红包和连花清瘟后，表现得特别失望，“她让我以后有事一定要告诉她，她能帮的一定帮”。在接受作者采访的时候，唐萱说，由于求助的人太多，她都忘了这个女孩是谁了。她已送完了药，但还会收到求药者询问是否还有的信息，“有点失望，我爱莫能助，要是自己能多有点药就好了”。（文中安安、唐萱为化名）

地方基建欠了六十多万亿...

60多万亿的城投债巨坑，就是这么一轮轮挖出来的。坑大如斯，是真顶不住了。2022年12月30日，贵州遵义市最大城投发债主体——遵义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了关于推进银行贷款重组事项的公告称：本次银行贷款重组涉及债务规模155.94亿元，以债权保全为前提，经各方友好平等协商，近期完成签署相关补充协议。根据重组协议，重组后银行贷款期限调整为20年，利率调整为3%/年至4.5%/年，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后10年分期还本。图/网络此处应有台词：“好吧，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要优雅地做个老赖”。01理直气壮亏钱，放心大胆借钱城投是各地政府的直属公司，名义上的主营业务是地方基建。修桥铺路、市政绿化、各类景观设施等等。说是公司，却是所谓“公益性为主，经营性为辅”。既然是“公益性”的，亏钱亏得理直气壮。事实上，除了少数超一线、一线的城投外，几乎所有城投都在理直气壮地亏钱。之所以会有城投这样的“缝合怪”，就是为了地方财政盘子服务的，给地方财政套个马甲融资才是真正的主营业务。套这个马甲，图的就是个方便。因为是公司，所以城投债都是商业性的，不受财政纪律的约束，也不计入政府负债。一言以蔽之，城投就是以基建项目的名义，把钱从银行借出来，然后亏出去。各地大量的无效基建，诸如门可罗雀的大型景观、空空如也的道桥、种完了砍、砍完了种的城市绿化，大都出自城投之手。▲遵义道桥集团学府新苑项目（图/“遵义道桥”公众号）既然城投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自带地方财政的信用背书。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财政是不能明着给担保的，名义上还是要给抵押物的。很多地方政府“穷得只剩地”了，土地就是最好的抵押物。国有土地倒腾给国有公司，没难度。地到手了，修路造公园把土地的评估价拉上去，能拉个房地产公司做“托”就更好了。反正银行的账面上就过得去了，借得到钱，就OK了。土地财政就这么闭环了。银行又不傻，知道这样“做”出来的地价多半是纸上谈兵、水月镜花，但是这也无所谓了。钱又不是自己兜里掏出来的，和地方政府较什么真呢？只要合规性没问题，银行乐得睁一眼、闭一眼。所以明知城投债是肉包子打狗的必亏，银行也得借。这就是所谓的“城投信仰”，其实是政府信用的刚性信仰。非但得借，而且得一直借。举新还旧是城投维持现金流的唯一方式，利滚利几圈，债务规模就达到了“大到不能倒”的天量。2021年我国城投平台的有息债务余额高达56万亿元。刚过去的2022年，城投债的总规模可能已经达到了65万亿元，中国人人均欠5万。城投的巨坑存在很多年了，靠两层遮羞布挡着。一是房地产繁荣稳住地价，地生钱、钱生地的游戏就能继续玩；二是财政扩张，局部爆个小雷，不管哪级财政出来买个单就过去。如今房地产灰头土脸，政府财政吃紧，城投只能裸奔。手头只有两种资产，卖不出去的土地，和一堆亏钱的基础设施。两手一摊，问银行要不要？银行要是横下心来收了，也避免不了坏账，只好认栽。这次遵义的“友好协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而“友好协商”的结果就是二十年债务展期。02还钱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二十年展期，这债就能还上吗？单看这155.94亿，还能硬着头皮说“能还”。但是，这二十年要还的何止155.94亿。根据《遵义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2 年）》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遵义道桥总债务余额为457.54亿元，占总负债的53.32%。二十年展期，也就别考虑什么短期债务、长期债务了，再长期也长不过二十年。近千亿规模的总负债压身，怎么还？遵义道桥自己还，那肯定不用想了。但凡能有一点点还钱的希望，就到不了“友好协商”这一步。本级财政兜底更指望不上，遵义市的财政规模一年不到300亿，就算有盈余，又能有多少呢？就算有盈余，这不是还有别的城投公司吗？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唯一可以指望的是房地产复苏，土地资产能盘活……这需要奇迹。所以，二十年展期的城投债，大概率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平。图/图虫创意二十年，银行、城投、地方政府得换多少茬管事的。换着换着，就剩下一笔糊涂账。国有企业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家都有等于大家都没有，一切责任均属玄学。银行再狠，能把城投公司老总列入失信人名单吗？该坐高铁的坐高铁，该坐飞机的坐飞机，按级别来，谁也拦不住。这个“友好协商”出来的“二十年展期”，和还钱无关，就是把坏账藏起来、再变成糊涂账的玄学操作。单一个遵义道桥搞点玄学没关系，遵义市没啥大碍。遵义有大茅台坐镇，支柱产业扎实，日子总能过下去。但是，全国60多万亿的城投债，咋弄？要是60多万亿的城投债都如法炮制，货币流动性堪忧。货币是经济系统的血液，都变成了二十年不化的陈年血栓，还谈什么经济活力呢？当年坑不那么大的时候，还可以粉饰过去，各找各妈的新一轮循环开启。银行金融机构找央妈，城投找本级财政，本级财政找上级财政。亲娘慈母合力送温暖，就是货币放水再上一轮基建、再涨一波房价的“基建拉动”。所谓经济三驾马车里的“投资拉动”，就是挖坑填坑的挥汗如雨。60多万亿的城投债巨坑，就是这么一轮轮挖出来的。坑大如斯，是真顶不住了。很多人都听说过“房地产是个大夜壶”，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夜壶里的陈年屎尿是怎么来的。千夫所指的许老板们，哪里配得上这么高级的夜壶业务？轻轻划上几条杠杠，许家印就被逼到了要跳楼，明晃晃的24K皮带也只是根皮带，给各地方政府、各家城投的债务大肚腩做个装饰。03市场失灵了么？按惯例，“万恶的资本+资本逐利+市场失灵”是一切国内经济问题的通用解释。可是，这真有解释力吗？城投是资本，却是不以逐利的“公益性为主，经营性为辅”。哪家正经银行会把钱借给亏钱亏得理直气壮的“公司”？所以，城投和银行的勾当，打根子上就绕过了市场规则，谈何失灵？但凡有一点点正常的市场规则，就不会有这60多万的城投债巨坑。地方政府讲市场规则，就不会投那堆无效基建；城投讲市场规则，就不会借一堆还不了的债；银行要是讲市场规则，一开始就会说“NO”。最终“友好协商”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市场规则的约束。须知，这是二十年债务展期，是单纯的债务冻结。也就是说，背着巨债的城投随时可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君临债市，继续举新借旧的滚雪球游戏。“友好协商”出二十年展期，民企行吗？列位房奴行吗？正常的市场主体都不行，但城投行。因为自城投诞生之日起，它就是反市场的产物，有不讲市场规律、不讲市场规则的权力。不讲市场规律、不讲市场规则，那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这60多万亿白花花的银子流进城投的钱包开始，代价就在付。如果这些钱流进了我们的民营制造业企业，能够创造多少财富和有效工作岗位？如果这些钱流进了民营科技企业，中国的科技水平能起飞。城投一招手，这些都没了，只有一堆无效基建堆出来的无效资产，以及堵塞在金融系统中的60多万亿血栓。图/网络这场反市场的金融游戏，付出了双倍代价。借出去的时候付一次，还不出来的时候再付一次。唯一的赢家就是优雅地做了老赖的城投，这就叫双赢——城投这样的特权资本赢两次。讲真，以目前共度时艰的特殊情况下，能不能让正常市场主体享受下被精心呵护的“特权”？给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营企业一点阳光，给债务焦虑、失业焦虑的房奴们一点雨露，不奢望二十年展期，能缓个三五年也是好的。这些倒霉蛋值得拯救，给他们点“特权”，将来还你个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至于城投，填坑时得把这些沉疴宿疾一起埋了，再也不能让他们为祸人间。

一个小时暴跌80% 两家公司惊遇“开门黑”

1月3日，2023年第一个交易日，港股市场一片飘红之际，却有两家港股公司盘中突现暴跌。当日上午开盘不久后，鼎丰集团汽车的股价便持续下挫，一个小时内跌逾85%，市值蒸发逾90亿元。随后，鼎丰集团汽车公告，公司股票于11时08分起短暂停牌。同期，港股元亨燃气的股价也上演了断崖式下跌，一度跌逾80%。截至1月3日下午3点半，元亨燃气报0.112港元，跌66.06%，成交额7217万港元。这两家公司究竟是何来头？在遭遇“开门黑”之前，公司各自又发生了什么事？鼎丰集团汽车：董事会主席四季度持续增持在此次闪崩前，鼎丰集团汽车的股价已经横盘约3个月。消息面上，2022年12月末，鼎丰集团汽车披露，向独立第三方瀚然出售资产管理业务附属Differ Group 100%股权及贷款，总代价约10.68亿人民币。出售事项所得款项净额拟用作收购资产及一般营运资金。彼时，鼎丰集团汽车预计将就该出售事项变现未经审核亏损约5829.2万元人民币。公司表示，出售事项完成意味公司将削减其金融相关服务、资产管理业务及商品贸易业务的规模，从而可投放更多财务资源于其汽车电商业务，并更能反映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现状。资料显示，鼎丰集团汽车主要从事汽车电商业务、资产管理业务、金融相关服务以及商品贸易业务。2021年第四季度，鼎丰集团汽车以“车厘籽汽车”品牌开展汽车电商业务，为汽车制造商、汽车经销商及零售客户等广泛客户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及服务。公司随后在2022年8月将证券简称由“鼎丰集团控股”改为“鼎丰集团汽车”。据悉，鼎丰集团汽车还是深港通标的。并且，自2022年9月以来，港股通在鼎丰集团汽车的持股比例逐步上升。截至2022年12月31日，港股通持股比例为0.49%。另据港交所披露易显示，自2022年10月份以来，鼎丰集团汽车的董事会主席吴志忠一直在增持公司股份。12月16日，吴志忠以每股均价1.486港元增持160万股，涉资约237.76万港元。此次增持后，吴志忠最新持股数目为11.97亿股，持股比例为16.61%。元亨燃气：控股股东刚质押3亿股与鼎丰集团汽车同日暴跌的元亨燃气，早已是一只“仙股”——公司股价在0.5港元以下徘徊多时，成交额长期在数百万港元左右。资料显示，元亨燃气主要经营液化天然气业务，以全资的广州元亨燃气有限公司为运作主体。广州元亨燃气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注册资本为9.57亿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个月，元亨燃气实现归母净利润约8956.1万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约130%。股东架构方面，元亨燃气的控股股东、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王建清的持股比例约64.76%。据港交所披露易，2022年12月末，王建清持有的元亨燃气3亿股股份性质有所改变，变动原因为“已向合资格借出人以外的人提供股份权益作为保证”，即该笔股份用作质押。抵押权人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河支行。

如何判断企业利润是否造假？

真正懂财报的人都知道，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是高度关联的。比如某上市公司如果在利润表中记录了虚增的利润，必然要在资产负债表中通过虚增资产来消化这部分利润。以前不少上市公司多半是通过虚增应收账款、存货、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等项目来消化虚增的利润，可能是虚增这些资产项目太累心了，因为都要伪造很多凭证或者单据，费的心思太多了。后来，有些上市公司就干脆在“货币资金”项目上进行虚增，反正只要搞定银行或者直接伪造银行单据就可以了。不但省心省力，而且在大家认为最不可能造假的地方虚增，还最不容易被怀疑。下面就具体谈谈如何识别上市公司在资产中消化虚增的“利润”。一、货币资金如果该造假上市公司主要选择“货币资金”项目来消化虚增的利润，识别方法主要有：1、货币资金占到总资产比例与同行相比，高得不正常，因为资金有成本的，一般企业账上很少会留这么高比例货币资金。2、账上拥有巨额的货币资金却还在大举借款，支付高额的利息费用，违背正常的商业逻辑。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些子虚乌有的“货币资金”其实就是用来消化虚增的利润。案例回顾：不少人认为，货币资金造假的操作难度很大，钱毕竟是可以数清楚的，造假容易被发现，因此，上市公司对货币资金动手脚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但是，对于某些不讲武德的上市公司，报表上的货币资金是可以成为造假的重灾区。康美药业曾经是医药行业中的白马股，市场上追捧者不少，而它在资本市场上最臭名昭著的，是在货币资金造假上的简单粗暴。康美药业主要是通过伪造银行存单的方式虚增货币资金，无中生有，它的“钱”出现在康美药业的报表上。二、应收账款如果该造假上市公司主要选择“应收账款”项目来消化这部分虚增的利润，识别方法主要有：1、应收账款项目这些年相对于销售收入的增长，有没有超乎常规的增长，比如一家企业今年比去年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0%，结果应收账款增长了240%，很有可能销售收入就是虚增的。2、看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这些年有没有明显提高，相同行业、相同的生意模式下，如果存在明显提高，有可能是企业经营恶化的前兆，也有可能是应收账款有很大一部分是虚增过来的，报表上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就会比同行业多很多。3、看应收账款这些年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如果业绩暴雷是由于计提应收账款减值损失导致，则多半是收入造假所为。4、再看看应付账款情况，如果一家企业应收账款和销售收入呈现大幅的增长，但应付账款却不增长或增长很低，从逻辑上来讲，很有可能这个企业的销售收入并没有真实增长，而是虚构出来的收入增长，应付账款就暴露了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案例1：某拟IPO公司的应收账款从2011年的5626万增至2013年的18247万，但应收账款周转率却从26.96次降至12.06次，再查看其报表，该公司称其报告期内具有较强的获取经营性现金流量的能力，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2.9亿，净利润约2.8亿。最后发现该公司通过伪造应收账款收回而对现金流量进行造假。案例2：早在上市伊始，海联讯就从非客户方转入大额资金，以冲减账面应收账款，并于下一会计季度期初再转出资金。借助资金的一进一出，该公司在2009年至2011年间，涉嫌造假的销售收入累计2.46亿元，仅2011年虚假冲抵应收账款约1.3亿元。三、存货如果该造假上市公司主要选择“存货”项目来消化虚增的利润，识别方法主要有：1、存货项目这些年有没有超乎常规的增长。2、看存货周转天数这些年有没有明显提高，相同行业、相同的生意模式下，如果存在明显提高，有可能是企业经营恶化的前兆，比如产品滞销，也有可能是存货有很大一部分是虚增过来的，报表上存货周转天数就会比同行业多很多。3、看存货这些年计提减值损失的情况，如果业绩暴雷是由于计提存货减值损失导致，而单个存货本身并没有出现明显减值的迹象。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些存货中就可能隐藏了虚增的利润，现在是通过“暴雷”的方法“洗一次大澡”来清洗干净以前年度由于虚增利润而虚增的存货。案例1：比如有一家名叫中银绒业的上市公司，从2008年到2013年，虽然账面上实现净利润累计8.8亿元，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却累计净流出18.34亿元，两者缺口达27.14亿元；同时存货余额从6.88亿元增长至33.02亿元，增加了26.14亿元，非常接近。实际上，中银绒业实现的账面净利润全部体现在存货里面了。中银绒业之所以选择用虚增存货的方式来处理虚增的毛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存货盘点难度较大。案例2：比如2010年至2016年度、2017年1月至9月，抚顺特钢通过虚增存货、减少生产成本、将部分虚增存货转入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等方式，累计虚增利润19.02亿，导致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严重失实，就是一本假账、烂账。四、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如果该造假上市公司主要选择在“建工程、固定资产”项目来消化虚增的利润，识别方法主要有：1、在建工程这些年有没有超乎常规的增长。2、看固定资产周转天数有没有明显提高，如果存在明显提高，可能固定资产有一部分是虚增过来的。3、与同行进行对比，它的固定资产金额与营收总额是否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固定资产与收入比（平均固定资产净值/销售收入）远远大于同行的水平，那么，那些固定资产中就可能隐藏了虚增的利润。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高额债务泰山压顶，在建工程迷雾重重的天齐锂业！》，在建工程的妙处在于由于是在建状态，对它的确认有可能随心所欲而且不容易查证。某些上市公司会选择“在建工程”这个项目，将一些说不清楚流向的钱或者根本子虚乌有的钱一股脑地扔给在建工程，反正查证起来很困难。因此，在建工程更容易成为“垃圾桶”，什么都往里面装。为什么最近披露出来有不少上市公司直接通过虚增货币资金，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造假呢？虚增货币资金，虽然看起来比较容易露出破绽，但相对于其他会计科目，操作起来要容易多了。营业收入虚增，货币资金也随之虚增，直接对应，看起来更“合理”，如果选择其他资产的虚增进行对应，一是容易引起怀疑，二是比较麻烦。比如虚增销售收入，如果选择“应收账款”科目对应，应收账款科目的金额必须大幅增加，就容易引起财报分析者的叽叽喳喳；如果选择“存货”“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等科目进行对应，需要通过这些科目，先套出资金，然后，再通过“购买”方式回流企业，要做到与现金流相对应，虽然比较隐蔽，但太麻烦了。因此，虚增收入，还不如直接通过伪造、变造大额定期存单等方式，进行虚增货币资金。这样，只要搞定或成功骗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就大功告成了。曾经还有搞一个银行假支行的，瞒过审计有的是办法。另外，搞不定银行，就搞定事务所，相比较而言，这个比搞银行容易。我要告诉大家，虚增的利润可以藏匿在资产的任何项目中，也就是虚增的利润可以表现在资产负债表中的任何资产形态中。此刻，大家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市公司会“洗大澡”，也就是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是这些资产突然间就变得不值钱了，大家要问一问，这些资产到底存在不存在？其实它们多半是由于虚增利润而造成的“资产水分”，子虚乌有，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可以说，资产减值损失里面往往隐藏着很多秘密。但是，它从哪里来，它必定还要回到哪里去！

中国地方政府隐债问责再被通报

中国益阳市政府官网星期二（1月3日）公布四笔不实化债隐性债务问责结果。2022年来，中国已经有多地公告隐债问责结果。据财联社报道，中国财政部在2022年5月集中通报八起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涉及安徽、河南、贵州、江西、湖南、浙江、甘肃等地。7月29日，财政部监督评价局再次披露了八起融资平台违法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典型案例，涉及陕西、山东、黑龙江、贵州、重庆、江苏、安徽、江西八地，主要包括城投代政府融资、政府为城投提供融资担保、城投抵押公益性资产融资三类问题，发生时间在2015年9月至2018年3月。2022年以来，在稳增长、促基建、支持地方政府及城投平台合理融资需求的背景下，中央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的工作力度持续加大，严监管政策导向不变，隐债问责呈现出通报频率明显加快。据广发证券统计，2016年以来，24个省因债务违法违规被通报，其中甘肃、广西、云南、湖南和四川被通报案例个数较多。从披露的债务违法违规案例来看，新增隐性债务/新增政府性债务/违规举债是主要的地方政府债务违规形式，90%以上的通报案例都涉及到新增隐债。其次，化债不实也是主要的债务违规方式之一。广发证券进一步介绍，部分平台在通报后短时间内未发债，再次发债的时间点在被通报后的半年甚至一年后。此外，也有部分平台因违法违规举债被通报问责后限制发债。去年以来，在隐性债务“控增化存”背景下，整体融资仍较为疲软。据九鞅科技统计，2022年，全市场城投债发行总量为4.9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下滑14%，净融资额达1.03万亿元，占总信用债净融资额的比率为54%，净融资额规模同比下滑60个百分点。其中，市级的城投债净融资额最高，达5841亿元（2021年：1.27万亿元）。区县级别的城投债净融资额为3878亿元（2021年：1.19万亿元），省级别的城投债的净融资额为623亿元（2021年：881亿元）。其占比分别为38%、56%、以及6%（对比2021年，分别为47%，50%以及3%）。

买不起的水果，利润都去哪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长期以来，水果行业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行业的消费升级和价格上涨，让人直呼水果都吃不起了。但另一边，规模巨大的水果产业链并没有诞生具有优质商业模式的上市公司。数据显示，早在2019年，我国水果零售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860亿元，突破万亿规模。在疫情影响下的2020年和2021年，水果零售市场规模分别为11120亿元和12290亿元。但是，国内资本市场上长期以来却缺乏足够优质的水果产业链上市公司。在A股市场上，宏辉果蔬整体规模并不大，商业模式难言优质。而在港股市场，洪九果品今年9月在香港上市。这个榴莲巨头虽然已经是行业翘楚，但距离优质上市公司仍有一段距离。庞大的市场和并不廉价的水果，与并不优质的上市公司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让人不禁感叹，让人买不起的水果，利润到底去哪了？本文对水果行业有以下几个观点：1，水果行业的低利润并非中国“内卷”特色，国外龙头也是如此。即便是都乐这样已经打响自身独立品牌、布局覆盖全产业链、在多个领域形成份额优势的行业龙头，年度营收超60亿美元，但毛利率也不到10%。2，水果行业的低利润主要来自于非标准化和高毁损率。在种植端，生产“靠天吃饭”，供应本身具备不稳定和价格波动的属性。而在物流端，水果产品易腐、易烂特性，使得毁损率高达30-40%。3，短期来看，水果产业链最可能实现突破的领域在上游和深加工领域。在上游，地域品牌和行业协会的建立，有利于推动产品标准分级的前置，提升溢价能力。而在深加工端，无论是果汁、罐头还是其他产品，均将水果这种非标品转化为标品，更容易跑通商业模式。/ 01 /高价水果，与和不赚钱的水果产业链近年来，水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已经成为了常态，但是水果产业链企业利润空间一直不大。根据瑞达期货统计数据，富士、香蕉、葡萄、鸭梨和西瓜5种水果在国内周度批发价格虽然呈现出季节性变化，但整体来看，除2019年夏季水果产品因气候影响价格暴涨外，自2018年至2022年，5种水果周度批发价格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具体来看，2018年年初5种水果批发均价基本在每公斤5元的价格位，而在今年年初，其价格已经达到了每公斤7元左右。与此同时，进口水果的大量出现以及资本的介入，再一次推高了水果产品的价格。从2014年开始，中国进口水果行业进入加速期。在新冠疫情影响前，中国水果进口增速持续提升。在2019年，我国鲜果进口量达587.0万吨，进口额达到86.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0.6%和23.6%。新冠疫情后，我国鲜果进口量增速有所下滑，但进口量和进口金额依然保持正增长。不过，水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并没有直接带动水果产业链的利润提升。以此前在港股上市的洪九果品来看，在2019年至2021年，其销售毛利率分别为18.91%、16.58%和15.69%，甚至出现了一定下滑，同期净利润率分别为7.85%、0.05%和2.84%。要知道，洪九果品主要销售售价更高、利润率更高的品牌水果产品，其毛利率水平尚且不到20%，净利润率在正常年份不到8%，水果产业链企业的盈利能力可见一斑。事实正是如此，水果产业链企业并非是暴利行业。如在A股上市、以销售库尔勒香梨为主的香梨股份，其在2020年水果产品毛利率仅为4.47%。宏辉果蔬在2019年主营业务毛利率为15.47%，净利润率为9.27%。不止我国，即便是产业链更为成熟的欧美水果企业，依然难以逃脱低利润的命运。如已经在全球香蕉、菠萝等品类打响自身品牌的都乐，在今年前三季度的毛利率也仅为6.4%。又如主打牛油果产品的水果分销商Mission Produce，其毛利率在2020财年和2021财年分别为14.4%和14.0%，在2022财年则下降至8.6%。至少从已经上市的水果企业来看，这些企业普遍没有高利润。/ 02 /水果盈利难的两个原因水果企业的低利润，本质上是水果产业本身非标准和规模不经济引起的。水果产业链本身就具有“靠天吃饭”、难以统筹等特点。如今年南方大旱，脐橙产品显著减产。随之遭遇降水，脐橙大量裂开，导致市场供应减少。这也意味着，水果产业链本身具有供给不稳定和价格波动属性。长期以来，水果行业形成了产地农户到代办、再到批发市场，最后分销至各个零售业态这一水果流通主要链路。其中代办和批发市场负责产品分级的流程，根据水果品质进行不同定价，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分级促进产品的标准化，成为了核心环节。同时，由中间批发环节负责产品标准分级流程，一方面难以避免层层加价的事实，另一方面则容易出现压货等实际问题。近年来，水果产业链正在探索标准分级前置及零售端产地直采等新方向。而更为重要的是，水果行业在上游生产端和中游物流端存在显著的规模不经济现象。在上游生产端，水果产量依赖于种植面积、果树品种和管理能力，难以形成显著的规模效应。同时，水果行业往往存在显著的需求更新效应，当新品种被市场接受后，老品种水果种植效益会大幅下滑。这也意味着，种植行业往往需要面临严峻的生物性资产折旧以及新品种种植带来的资本投入问题。而在中游物流端，水果产品毁损率高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调研报告，水果行业的损毁率普遍在30%-40%之间波动。这也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水果在运输至零售终端过程中彻底损失，尤其葡萄、香蕉、草莓等软质水果，毁损率偏高。随着冷链物流的应用，这一问题逐渐得到缓解，但仍未彻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种植端往往需要面临巨大的采购波动，批发分销商则需要承担物流毁损，零售商在承受损毁压力外也存在线下店面、人工等成本。这也导致了，水果产品虽然价格一路上涨，但整个产业链并没有诞生优质的商业模式。/ 03 /上游和深加工环节，或成产业突围方向短期来看，水果产业链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领域主要在上游以及深加工领域。一方面，目前产地端已经探索出了一定的品牌发展经验。如赣南脐橙、阳山水蜜桃、新疆哈密瓜、丹东草莓等产地品牌，部分产地品牌甚至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品牌协会，对产品标准和价格有着严格把控，更容易实现商业化突破。同时，水果领域也存在一定打造独立品牌的机会。如褚橙这个品牌，本身借助名人的影响力加成，以高标准产品打响口碑，成为国内水果领域为数不多的知名独立品牌。另一方面，对于中游分销商和下游零售商来说，把控上游知名品牌同样是更佳的商业模式。如洪九果品是中国最大的榴莲分销商，2021年在泰国榴莲采购量占中国向泰国榴莲进口总量的10.1%。相对而言，榴莲产品利润更高，2021年毛利率达到20.7%，这也带动洪九果品毛利率要高于一般水果企业。对于普通水果来说，知名产地品牌也会带来更高的利润。如宏辉果蔬在国内销售普通果蔬毛利率在2019年为14.33%，而在国外销售知名产地品牌果蔬的毛利率则达到了19.32%。此外，水果产业链的深加工，同样也是提升利润率的手段。典型代表即是近期在北交所上市的田野股份。田野股份主要从事热带果蔬原料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是原料果汁。在疫情之前，田野股份也从事热带水果种植业务。近年来，田野股份受益于下游新茶饮行业的发展，其原料果汁业务毛利率基本保持在30%左右，这一水平已经远高于鲜果销售行业。同时，田野股份在疫情前从事的鲜果销售业务，作为果汁行业的附属，产品质量更高，其毛利率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了59.17%和66.11%。除此之外，主销苹果汁的安德利在2021年起果汁、香精主营业务毛利率为19.51%，而附属的果渣业务毛利率则达到了44.61%。实际上，水果的深加工，无论是果汁、罐头还是其他形式产品，均是将非标品的鲜果打造成标品，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利润。在短期内物流损毁难以解决的前提下，水果产业链中游和下游的生意并不好做。相对而言，上游品牌和水果深加工，更容易诞生水果产业链的真正龙头。

县城ICU外：最怕医生半夜叫号，医院在努力和死亡赛跑

“10床！给你这个！”几十分钟过去，窄门终于开了两搾宽，身着蓝色防护服的医生探出头来大喊，旋即匆匆转身闭门。12月24日深夜，保定市满城区一家二甲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门外，医生和家属的沟通，显得紧迫仓促。时间在医生看来，就是生命。医生在和死亡赛跑，病人家属也得跟着作出同样的反应，自行消化通知书或者病例单上医学术语的意义。昏暗的灯光下，走廊里都是等候的病人家属。年过60的胡金秀身子嵌在座椅里，听到医生的喊话后，猛地抬起头，确认不是老伴的床位，旋即又低下头，和作者聊起来。她已经在监护室门外等了10余天，患有食道癌的老伴儿，因感染新冠病毒，病情加重，紧急送来看护。因为休息不好和担心老伴状况，她的眼皮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密密的细纹爬满眼角。胡金秀最害怕夜里听到医生的喊话。因为坏消息常常在深夜到来，凝重而悲痛的哭声，会立即淹没整个走廊。不过，幸运的是，医生在白天已经通知她，老伴已经渡过危险期，不日即可转到普通病房。拥有千万人口的河北保定，于12月10日达峰后，迎来一波汹涌的重症高峰期。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中、重症病人冲破基层医疗体系，涌进县城医院，医疗挤兑的苗头出现。12月20日后，保定重症患者情形似乎好转起来，病房每日的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当晚6点，凤凰网《风暴眼》踏入这家医院时，整个院区在夜色笼罩下，显得格外静谧。楼外设置的发热病人候诊区，四排座椅已经空无一人，一楼的挂号区、候诊大厅和急诊室也没人排队，整个院区除了胸痛中心和重症监护室外，几乎见不到人。保定市某县城医院发热病人候诊区重压下的县城医院正渐渐从沸水般的焦灼中平息下来，等待着与这座城市共同迎接新生。ICU床位紧缺，大白肺父亲在普通病床挣扎三天保定市某县城医院重症监护室外12月上旬，胡金秀检测出新冠阳性，担心传染给患有食道癌的老伴，遂提前将老伴送进医院。她带老伴办理入院手续时，住院区人还不多，过了三四天，涌入病房的患者才开始爆满。但胡金秀没想到，老伴当天在医院感染新冠，凌晨3点多忽然开始发烧，呼吸不畅，痰咳不出来，急忙转到重症监护室。当时转重症监护室还比较顺畅，无需排队，胡金秀说。但是两天后，医疗挤兑的苗头就出现了，重症患者一下子涌入医院，有些病人刚到急诊室就没救了。ICU床位十分紧缺，再危急的病人，也只能排队等床位。多位患者家属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这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约有20张病床，远远满足不了病人需求。丁家晖带父亲在普通病房排了快三天队，才把父亲送到ICU监护室。丁家晖的父亲原本没有基础病，但新冠引起了并发症，呼吸衰竭。最初他只是咳嗽两声，吃了止咳药就没事了。丁家晖也没放在心上，直到12月18日早上，父亲突然昏迷。他赶紧拨打120，送到医院，拍CT后，才发现父亲已是大白肺。但是因为床位紧张，父亲只能暂时呆在普通病房硬扛，等候通知。丁家晖整夜整夜地看着父亲痛苦挣扎，由于缺氧和疼痛，这位老人意识开始混乱，只会暴躁地挥舞双手。焦急的儿子喊来护士打了镇静剂、止痛针，效果仍不理想。“眼睁睁看着他痛苦，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当时最需要的就是呼吸机。但普通病房根本没有，只能简单输液治疗，只有ICU能够满足这些医疗条件。”守候在ICU外的丁家晖，声音低沉，眼睛布满血丝。虽然他感染轻症已经康复，但在医院里看到病毒的凶猛，为了防护好自己，始终严实地戴着黑、白两层口罩。根据2018年底的招标公告，这家医院重症监护室配有高端麻醉机、高端有创呼吸机、高端无创呼吸机、重症插件式监护仪等设备，各类呼吸机至少有14台。在疫情暴发的当下，这些有限的设备成了救命的希望。但对于爆满的病人来说，它们仍是杯水车薪。进入窄门，生死未卜从对面楼层看去，ICU外等候的家属躺满走廊一扇ICU的窄门，对很多家属来说，却是亲人如枯木回春的大门。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医院取消病人家属探视。家属如果想了解情况，只能通过一扇门，经由医生传达，医生有时也会安慰病人家属，拍视频给家属看。因为ICU收治的多是新冠叠加基础病患者，随时有生命危险，医院要求家属24小时等候，必要时签署知情同意书等。从12月10日开始，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和回廊里，除了固定的几排座椅外，余下空地，几乎都是病人家属临时在医院买的简易行军床，或者地铺，被褥、暖水壶、盆具等生活必备品，杂乱地堆放在旁边。家属们以他们能做的最大极限，守候在病房外，期望与亲人共渡难关。保定市某县城医院ICU在ICU外踞守十来天的胡金秀见证了医院重症监护室最危急的时期。她记得很清楚，一个80多岁的糖尿病人，下午送来，夜里2点去世。最年轻的病人才34岁，傍黑送来时，肺都白了，意识模糊，凌晨2点多，人就没了。前一天夜里，还有家属为一位40多岁尿毒症患者签了放弃治疗同意书，患者以前常要做透析，病情刚有所好转，就在疫情中倒下，陷入持续昏迷。胡金秀感到惋惜：“年纪轻轻，就不行了……”噩耗到来时，走廊里通常回荡着悲痛的哭声。等候区的家属们会立即明白，又一位病人离世了。凌晨两点，一位中年女子知悉80多岁的婆婆未能挺过来时放声大哭。一旁的胡金秀知道，这对婆媳感情深厚，女子结婚八年，生了两个孩子，全靠婆婆帮助照顾，婆婆待她更是视若己出。从12月11日开始，一直到17日前后，ICU监护室外每天不时都会爆发阵阵哭声。至少两位家属告诉凤凰网《风暴眼》，这一阶段，每天都要听到3-4人的噩耗。监护室的门一开，医生喊着床位号，通知家属做紧急抢救，没几分钟就宣告了死亡，有些家属甚至来不及痛哭，就被拉走了。死亡以一种寻常的方式出现时，看似仓促而残酷的处理方式背后是效率为首——医院在努力和死亡赛跑。因为ICU床位太紧张，从宣告死亡到腾出床位，中间的速度越快，就越能为其他病人争取生的机会。不只医院ICU每日都要面临残酷的死亡，在农村地区，很多没条件的老人，甚至去不了医院。离该医院5公里的李家佐村，近日接连举行两场葬礼。25岁的林风告诉凤凰网《风暴眼》，逝者是他的远房亲戚，均患有基础疾病，如脑血栓、小脑萎缩，卧床多年、生活不能自理。感染新冠后，病情加重，都未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在保定的一些乡村，当缺失了官方统计数据后，因疫情死亡的数字更像是一种不胫而走的“小道消息”。村民们和出租车司机们，总是以一种不可怀疑的态度，说着骇人的数据，但若说起身边是否有真实发生的案例时，却都表示未曾听说过。不过他们都有个明显的感受：今年冬天，殡仪馆和火葬场的生意多了起来。凤凰网《风暴眼》走访位于满城区抱阳村的殡仪馆时，附近多位村民表示，半月前，来这家殡仪馆火葬的人员都排队。抖音上流传的一则视频也显示，平时冷清的殡仪馆，在12月18日，停车场里突然停满了车辆。评论区有人表示往年冬天也是老人死亡高峰，也有人称自己所在的村子十多天已有8人去世。（也有人表示村里最近一天就有数人去世）抖音截图不过，上述殡仪馆负责人对火化量增大有另一种解读。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近期，殡仪馆每天的火化量确实比以往多了一些，但这与疫情关系不大。“因为保定西边的殡仪馆拆迁，他们迁走以后显得我们的火化量多了。”当凤凰网《风暴眼》提到在医院了解到的死亡情况，询问这些死亡病例是否导致殡仪馆火化量增加，该负责人表示对此并不清楚，随即换了一副表情，不再做任何答复。保定市某县城殡葬服务中心很难说去世的人员变多有几成受疫情影响，但这个特殊时期，抱阳村村民明显感受到殡仪馆的忙碌。“殡仪馆就在几十米外，这条道较往年没这么堵车，最近总是水泄不通，路过时总有几辆车拥挤在殡仪馆门口，都是排队等火化的家属。”一位村民说到，“保定现在都买不到棺材，价格翻倍，平常一千的现在都卖三千了。”十余天里，已有三个病人转危为安这场来势凶猛的疫情风暴，似乎开始降低风力了。在经过一波感染高潮的半个月后，重症监护室里的死亡人数降下来了，一些生命垂危的病人，也从ICU床位上转到普通床位。“重症监护室外，深夜死亡的人数下降了，之前院里传来的救护车进进出出的声音也很少听见了。”胡金秀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前一天有个病人转入普通病房，这是她在医院十余天里，知道的第3个转危为安的患者。她的老伴可能会是第4个。白天她刚收到通知，老伴病情平稳，已经拔管了，再观察几天也将转入普通病房。另一位家属谢康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能感觉到疫情高峰期已经过了，现在这儿每天去世的人，比前几天少了不少。”更多病人转换病房，意味着病人脱离危险。等候区的家属很明显也平静了许多。12月24日夜里9点，监护室门外回廊里的灯已经熄灭，有些头发花白的老人，熬不过长夜，开始沉沉睡去。一些人低声攀谈，还有人因为饥饿出去买了面包，当作夜宵。即便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医院的ICU 床位和相关资源依然不足。9层的普通病房里，仍然躺着不少排队等待ICU床位的病人。目前，基层医疗体系正在随放开政策迅速作出调整。12月28日，河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要“保健康、防重症”，备足医疗救治资源，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要应设尽设、应开尽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元旦前要实现发热门诊全覆盖。此外，还要增加住院床位和重症床位，加快亚定点医院改造建设，完善分级诊疗体系。1月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做好新冠重点人群动态服务和“关口前移”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服务人口15%-20%的标准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齐配足新冠病毒感染对症治疗的中成药、退热药等，并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配备数量适宜的氧气袋、氧气瓶以及制氧机等设备。此外，针对感染风险最高的老年人，多地还要求科学制定养老院等场所的防控措施，并加快推进老年人疫苗接种。凤凰网《风暴眼》在满城区走访的两家养老院，都采取着严格的封控管理措施。一家中高档养老院工作人员表示，这种封闭状态已经从9月持续到现在。“这也是为了老人的安全。如果老人生病，我们和医院对接，120直接送到医院。也会和药房对接，头疼脑热、降压药、血糖药，都是给药房打电话，一会儿就送过来了。”保定市某县城一家养老院另一家普通的养老院也已管控2个多月。工作人员称，院里的老人基本都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所以封控比较严格，哪怕是物资，都要严格消毒。为了应对风险，养老院里已经储备退烧药，院内还有护士站和医务室，8名医护人员随时看护。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上述两家养老院统共60多名老人，目前还无人感染。如今，走在满城区的街头、商场和乡间的道口，已多了些许“烟火气”。抱阳村里的集市口，能看到许多肉摊、烧饼铺、菜摊，有不少村民骑着电动车，在摊贩前挑拣东西。一位卖豆子的老人，看起来已经立在寒冬中许久，生意有些无人问津。当凤凰网《风暴眼》作者走近想与她聊聊疫情时，她似乎没什么兴致，只是用一双粗糙而干裂的手，从蛇皮袋里捧出一抔青黄的豆子，带着浓厚的方言说：“你看，这豆子多好，买点吗？”保定市一村庄已开始恢复生活气息（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胡金秀、丁家晖、谢康、林风为化名。）

“寡妇交易”火热？外资创纪录狂抛日债 日本央行连续四日“死扛”

做空日本国债以期望收益率飙升的投资策略，在过去20多年一直被业内称作“寡妇交易”，因这一高风险交易往往容易遭遇巨大损失。然而如今，随着日本央行去年12月出人意料地调整了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寡妇交易”似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回归”……日本财务省周三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12月24日的一周内，外国投资者净卖出了价值4.86万亿日元(约合371.6亿美元)的日债。这是日本财务省自2005年开始公布该数据以来最大的单周抛售规模，超过了去年6月所创下的4.81万亿日元的前高纪录。最新的抛售潮，凸显出海外投资者正大举押注。随着日本CPI持续攀升，日本央行未来料将需要进一步调整其超低利率的宽松政策。SMBC日兴证券策略师Ataru Okumura表示，投资者建立了大量空头头寸，因为他们预计(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进一步调整。12月20日，日本央行出人意料地决定将基准10年期日债收益率的目标区间从0.25%扩大到0.5%，这加剧了外界对日本央行将重新评估其货币政策的猜测。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此后曾攀升至0.48%，为2015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2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则时隔七年首度转为正值。据日本媒体上周报道，日本央行正在考虑在本月上调通胀预测，以显示2023财年和2024财年的物价涨幅将接近2%的央行目标，这给日债收益率带来了进一步的上行压力。日本央行连续第四日“死扛”在日本央行12月对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作出重大政策后，多家机构目前正押注日本央行在今年还将宣布更多紧缩措施，施罗德和BlueBay资产管理等基金公司就坚信日本央行将作出更多转变。而显然，做空日债豪赌收益率将进一步走高，无疑是这些机构人士最为直接的押注方式。这也给当前并不打算承认已作出重大政策转向的日本央行，再度出了一道严峻的难题。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周三就再度承诺，将继续放宽货币政策以实现物价目标。在宽松政策推动下，日本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这一切都令得日本央行不得不主动加大对日本债市的干预力度。周三，在结束了元旦小长假后，日本央行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宣布将进行计划外的债券购买，以反击市场有关该行正迈向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猜测。日本央行上周针对10年及以下期限债券进行了无限量和固定数量购买操作，并宣布将向银行提供两年期无息贷款。根据统计，为捍卫最新的收益率目标上限，日本央行在12月按固定金额和固定收益率进行的购债总规模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逾17万亿日元（约合1280亿美元），超过了今年6月（16.2万亿）的前历史纪录。东京NLI研究所(NLI Research Institute)的高级经济学家Tsuyoshi Ueno表示，市场上关于日本央行将减少货币宽松的猜测有可能进一步滋生。他指出，日本央行将不得不继续购买债券，以限制收益率的上升。最终，这一回究竟将会是市场上做空日债的“寡妇交易”落败，还是日本央行在不久的将来作出更多妥协，投资者在接下来不妨好好拭目以待……

超30亿资本金、销售回款离奇失踪，兴业信托4.5亿产品逾期有玄机？

信托计划底层项目存在超融现象“我有权利不让你们说话，你们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不是我欠你们钱，是旭辉欠你们钱”……投资的信托产品兑付期限已过，资金没有收回来，讨要说法时还被“粗口”呵斥，这让兴业信托一款产品的投资者们，感到有些愤懑。近期，一则疑似兴业信托工作人员“怒怼”上门讨要说法的投资人视频，在网上传出后，一时引起舆论哗然。第一财经从投资人处了解到，上述涉及的兴业信托产品，名为“兴业信托•筑地 D015（旭辉杭州新塘）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筑地计划”），2021年4月发行，募集资金4.5亿元，2022年10月到期兑付。但时至今日，兑付金额只有2000万元，投资人和信托公司人员的争执也由此而起。除了兑付金额不足，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后发现，筑地计划的资金投向了杭州市萧山区滨旭府项目，该项目最终的拥有方是地产商旭辉集团。此前，该项目已由兴业银行提供18亿元开发贷款。而开发贷的审批意见通知书中明确显示，该项目不得新增其他融资及对外担保，项目公司股权、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均不得在其他机构融资或再设置其他抵押。也就是说，兴业信托通过筑地计划向该项目融资，本身就不符合兴业银行规定。兴业信托是兴业银行子公司。除此之外，信托计划还存在投后管理缺位、触发对赌却未执行等一系列问题。“信托计划到期后，旭辉集团通过退出信托计划交易对手方杭州旭辉股东名单的方式，将子公司变为孙公司，有对抗诉前查封保全嫌疑。”一位地产公司项目负责人说道。违反兴业银行规定根据第一财经记者获取的“信托计划”合作协议，该信托计划募资总规模不超过4.55亿元，其中不超过4.5亿元用于对杭州昌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昌禾公司”）进行股权投资，SPV公司持有杭州昌安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昌安公司”）股权，进而通过昌安公司持有杭州兴塘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项目公司”）股权，并最终投资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秀路与新如路交汇处的“滨旭府”项目。合作协议显示，至上述合作协议签订之时，筑地信托的交易对手方杭州旭辉（杭州旭辉置业有限公司）已向昌禾公司足额出资11.14亿元。股权投资完成后，兴业信托持有昌禾公司40.4%的股权，并间接持有项目公司20.6%的股权，杭州旭辉持有昌禾公司59.6%的股权。项目公司正常运作后，投资人取得收益的退出方式，为昌安公司取得项目公司的减资或分红后，通过昌禾公司向兴业信托及杭州旭辉进行分红或减资。“信托计划”投向图为了进一步增信，旭辉集团（杭州旭辉母公司，于2022年10月21日退出杭州旭辉股东行列）还为该信托计划出具了“代偿承诺函”，约定如杭州旭辉未按约定向兴业信托偿付（包括未足额偿付）任何应付款项，兴业信托有权要求旭辉集团代偿。与债权信托一样，通过股权信托融资，是房企融资的一种常见形式。一位地产公司投融资业务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通过股权信托，可以避开和已有开发贷间的冲突。“如果要做成债权信托的话，整个项目的土地要抵押给信托公司，但它实际上是已经做了开发贷了的，所以原有的资产已经抵押给银行了，没办法再抵押给信托，所以它就做了一个股权，业内叫做投资类信托。”然而，“滨旭府”项目通过驻地信托融资前，兴业银行已经为项目提供了18亿元开发贷。第一财经获取的信用项目审批意见通知书内容显示，兴业银行同意给予项目公司授信额度18亿元，有效期1年，用途为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3年，资金专项用于“滨旭府”对应的萧政储出【2020】3号地块项目开发建设。兴业银行放款前还为此设定了前提条件：除该行融资外，项目不得新增其他融资及对外担保，项目公司股权、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均不得在其他机构融资或再设置其他抵押。第一财经获取的项目公司开发贷审批意见通知书开发贷的融资借款合同约定，兴业银行提供的上述18亿元开发贷，始末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至2023年5月26日。而筑地信托的存续时间为2021年4月至2022年10月。开发贷的融资借款合同根据筑地信托合作协议约定，兴业信托发行该信托的前置条件之一，是“项目公司开发贷已还款金额不低于2.5亿元”。开发贷剩余的15.5亿元何时偿还，兴业信托和旭辉集团似乎并未做出解释。信托计划合作协议超额高息融资除了与兴业银行设置的前提不符，“滨旭府”的融资金额，可能超过项目开发的实际资金需要。根据第一财经记者获取的筑地信托推介材料，“滨旭府”项目的总成本为37.37亿元，减去土地成本22.02亿元，其余成本为15.35亿元。信托计划推介材料但中国土地市场网信息显示，早在2020年3月，杭州旭辉名下的昌安公司，就以21.37亿元、附加3%的自持比例为代价，竞得萧政储出〔2020〕3号项目。素材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根据公告，这笔交易尾款支付时间为2021年3月19日、约定交地时间为2021年3月30日。也就是说，杭州旭辉在信托计划立项之前就已经拥有了项目土地，如果去除22.02亿元土地成本后，仅兴业银行批复给项目公司18亿元的开发贷，就足以覆盖其余15.35亿元的项目成本。“为何旭辉集团还要大费周章，通过信托计划再向该地产项目融资4.5亿元，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上述地产公司高管说。从融资成本来看，旭辉集团通过信托计划募集资金的利率在10%上下，而开发贷利率为“一年期LPR+0.9%”，毫无疑问要比信托计划低不少。开发贷借款利率 素材来源：开发贷项目融资借款合同信托计划融资成本 资料来源：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放着利息成本更低的开发贷不用，要用利率更高的信托资金（即使该信托产品的利率在同类产品中较低），旭辉为什么这么做有点看不明白。”一位专注于信托的律师对第一财经说。不翼而飞的11.14亿元资本金更让人看不懂的，还有信托计划的资金监管和账目计入方式。根据信托资金管理报告，2021年第一季度信托计划成立开始至2022年二月末为止，昌禾公司所有者权益由信托计划和杭州旭辉共持有15.64亿元（其中16.78万元为实收资本，其余为资本公积）。但到了2022年5月末，昌禾公司所有者权益突变为仅余信托计划持有的4.5亿，杭州旭辉所持有的11.14亿元则全部消失。信托计划各级企业资产负债表 记者根据兴业信托资管报告整理信托计划合作协议显示，杭州旭辉注资给昌禾公司的11.14亿元中，注册资本为10万元，其余11.139亿元被计入至资本公积。根据企查查信息，杭州旭辉在昌禾公司的10万元注册资本却一直未减少。也就是说，昌禾公司的工商登记并未变更，但杭州旭辉的出资，却已经“不翼而飞”。面对投资人的质疑，旭辉方面回复称：昌禾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及所有者权益减少11.14亿元，系因该司核算需求账务调整所致，无实际现金流，昌禾公司的兴业信托方股权价值来自于其通过入股 昌禾控股杭州昌安从而间接持股杭州兴塘，杭州兴塘股东权益无损害，不存在股权价值缩水。杭州旭辉给投资人的回复根据杭州旭辉回复则显示，截至2022年9月30日，滨旭府项目销售回款已达19.5亿元，而信托项目推介材料显示该项目预计销售收入为41.38亿元。但公开披露的信托资管报告显示，从2021年第二季度开始，昌禾公司和昌安公司的货币资金均为“0”。也就是说，截至2022年9月30日，在房地产项目销售即将过半（销售回款19.5亿）情况下，底层房产销售回款没有一分钱回流到昌禾、昌安公司账户中。子公司股权辗转腾挪销售回款迟迟未能回流昌禾、昌安公司账户，2022年10月份信托计划到期，4.5亿元的信托资金投入最终只兑付了2000万元。2022年12月12日，兴业信托在受益人大会中称，2022年10月20日这笔信托计划到期后，旭辉集团申请对信托计划予以展期，并与杭州旭辉一起签署债务确认及展期协议，核心内容如下:对旭辉集团、杭州旭辉2022年10月20日应支付的51519.99 万元债务款项予以展期。旭辉集团对上述展期后债务继续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展期期限自2022年10月21日起至2024年10月20日止。“该展期计划并未和投资人做任何沟通。”一名信托计划投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此外，第一财经记者还发现，上述展期协议中约定，兴业信托将杭州旭辉持有的60% 昌禾公司股权，转移到兴业信托名下，从而实现信托计划与旭辉集团的风险隔离。兴业信托投资人受益人大会议案旭辉集团一边申请展期及隔离风险，一边对名下子公司股权开始“辗转腾挪”。2022年10月20日信托计划到期后，10月21日，旭辉集团立即退出了信托计划对手方杭州旭辉的股东名单。此前，旭辉集团以495万元的认缴出资额，持有杭州旭辉99%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旭辉集团退出后，杭州丰惠和杭州丰麦分别认缴出资247.5万元，各自持有杭州旭辉49.50%的股份，代替旭辉集团成为杭州旭辉前两大股东。杭州丰惠和杭州丰麦均是旭辉集团旗下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也就是说，经过一番股权变换后，杭州旭辉由“旭辉集团子公司”变化为“旭辉集团孙公司”。不止于杭州旭辉。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在信托产品违约前后，即2022年10月19日至11月18日期间，旭辉集团变更了旗下数十家子公司股权，有些甚至直接“将旗下子公司出表”。数据来源：企查查“这种做法有可能是为了避免被诉前保全和查封。”上述地产公司高管对记者说道。“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信托增信措施包括旭辉集团代偿承诺，也就是说旭辉集团要为整个信托计划兜底，股权调整并不能根本上逃避责任。”一名律师表示。但旭辉集团出具的“代偿承诺函”显示，在杭州旭辉未足额兑付款项的前提下，兴业信托“有权要求”旭辉集团代为偿付。换言之，旭辉集团兑付的前提是兴业信托履行监管职责，但从信托计划存续期间的种种迹象来看，兴业信托履行监管的意愿似乎并不强烈。根据信托推介材料，在信托计划成立日起满6个月、9个月、12个月、15个月时间内，一旦发生“项目公司、平台公司不含融资累计回款低于3.3亿元、6.2亿元、12亿元及20亿元；及昌禾公司累计回款低于1.6亿元、3.1亿元、6亿元及10亿元”的现象，即触发A类对赌条件，此时兴业信托有权要求杭州旭辉无条件收购信托计划持有的SPV公司全部股权，杭州旭辉应无条件配合。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虽然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昌禾公司、昌安公司账面上货币资金量一直为0，但似乎兴业信托并未要求杭州旭辉、或者旭辉集团，按计划回购信托计划所持有的股权。旭辉集团资金承压投资者无法如期收回本息，与旭辉集团现状不无关系。2022年11月1日，旭辉集团发布公告称，九月以来，市场进一步恶化，销售疲弱，行业融资愈趋困难，集团现金流恶化程度超出预期。同时集团部分融资因评级下调触发提前兑付条款，境外兑付压力在短期内剧增。“截至本公告之日，本集团的境外债务总额(包括银行贷款、优先票据和可换股债券)约68.5亿美元，暂停支付的款项(即到期未付的本金和利息总额(含因部份债权人按照相关融资的条款行使既有的求偿权产生的款项)达到约4.14亿美元。”公告称，经咨询法律意见，该公司暂停向所有境外债权人进行支付，以确保公平对待所有境外债权人。记者梳理发现，旭辉在2022年9月后被频繁下调各项评级。其中，惠誉在9月21日和10月12日分别下调旭辉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高级无抵押评级和未偿付票据评级，最终评级为“CC”，意味着违约可能性较大；穆迪则在2022年10月8日和10月17日，两度下调旭辉控股的公司家族评级和高级无抵押评级，最终评级分别为“Ca”和“C”；10月14日，汇丰研究报告称，旭辉未能如期支付2025年到期的可转换债券票息，构成违约，将其股票评级由“持有”下调至“减持”。随着11月28日晚间房企股权融资这“第三支箭”的正式落地，信贷、债券、股权三个融资渠道“三箭齐发”，合力推动房地产融资，旭辉集团能否走出困境，信托计划投资人能否及时得到兑付，文章中提到的种种“匪夷所思、不符合常理”的现象，旭辉集团和兴业信托能否做出合理解释，第一财经将持续关注。

欧盟再出手，能拆换电池的iPhone可能要来了

iPhone 是手机性能的扛把子，加上软硬兼修的技能，用个两三年不在话下，反倒是电池最先扛不住。新手机刚买回来用的时候，基本都能坚持一天一充，轻度使用两天一充都没问题。久而久之，手机就变成了一天两充、三充......本来，手机电池损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大不了换一块就是了。可是 iPhone 历来坚持一体化设计，没法自行更换电池，官方换电池的价格又高得离谱，让人很是难受。而且，日前的一则新闻，又让 iPhone 用户的处境雪上加霜。一、苹果电池，全线涨价最近，苹果在官方支持页面赫然宣布：从 2023 年 3 月 1 日起，iPhone 14 之前的所有 iPhone 机型的保外电池服务费用将增加 RMB 169。要知道，iPhone 换电池的价格本来就不便宜。iPhone X 到 iPhone 13 这几代全面屏机型，目前的保外换电池的价格是 519 元，涨价后将来到 688 元；各代 iPhone SE 和 iPhone 8 等非全面屏机型，目前保外换电池价格是 359 元，涨价后将来到 528 元。涨价 169 元是什么概念？对于很多安卓品牌的非旗舰手机来说，单是这涨价的钱，已然够换一次手机电池。贵一点的如华为旗舰机型，加上人工费也不会超过 300 元。为什么 iPhone 14 这次没涨呢？很简单，iPhone 14 刚发布的时候，已经上调了保外换电池价格，需要花费 748 元。老 iPhone 换电池涨价之后，基本就和 iPhone 14 扯平了。更别说，华米 OV 还经常推出优惠活动，提供半价换电池优惠。例如，华为官方有 99 元起“一口价换电池”活动，时间跨度、机型覆盖范围都很广；小米服务周期间会推出 8 折换电池优惠，每月轮换支持的机型，去年米粉节期间更有 49 元换电池活动。当然，苹果此次的涨价并非针对国行，而是全球性的调价行为。比如美区 iPhone 换电池服务就涨价 20 美元，幅度与国行大致相当。除 iPhone 以外，Mac 和 iPad 的保外维修价格也有所上涨。至于涨价的原因，有说是成本和物料上涨，有说是通胀和汇率因素，比较合理的猜测是带动更多消费者选购 AppleCare+ 服务。毕竟购买了 AppleCare+ 的消费者不会受涨价影响，一旦他们的 iPhone 电池容量低于原规格 80%，就可以找官方售后免费更换电池。要是不幸碰上碎屏、碎后盖这样的大修，AppleCare+ 更是能为用户省下上千元的维修费用。听起来 AppleCare+ 很划算是不是？但是 AppleCare+ 可不便宜，比如 iPhone 14 系列官网两年期服务价超过 1000 元，其他渠道的优惠价一般也得小几百元，已经可以给新 iPhone 买高一挡配置，或者升一级型号。换做你，你会怎么选？迫于高额成本，不少 iPhone 用户在电池老化不耐用之后首先会想到换手机，而不是换电池再战——换电池太不划算了！往小了说是让消费者多花钱，往大了说可能加重电子垃圾问题。二、可拆换电池，文艺复兴？要是我们自己能拆 iPhone 后盖，自己能换电池，哪轮得到苹果赚这么多钱呢？正巧，面对手机电池问题，刚刚立法统一手机接口的欧盟又要动手了。不管是 iPhone 还是安卓手机，可能都要回归当年的可拆卸电池设计。欧盟议会和理事会于去年 12 月达成临时协议，将全面修订欧盟电池规则。新规要求电器采用便携式（portable）电池设计，让消费者能够轻松拆卸和更换电池。相关立法生效三年半后，包括手机在内的各大电器若要在欧盟销售，必须采用便携式电池设计。这也就意味着，将来 iPhone 和安卓手机要么电池盖支持拆卸，要么上面的螺丝能轻易拆下，就像十几年前我们用功能手机那样。从欧盟的设计来看，这则新规好处多多，一来方便消费者，二来能有效应对社会和环境风险，促进循环经济，减少电池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除了手机，欧盟新规还涵盖 SLI 电池、灯交通工具（LMT）电池、电动汽车（EV）电池和工业电池等。欧盟为此设立了宏伟的目标，便携式电池 2023 年收集率达 45%，2027 年达到 63%，2030 年达到 73%。新电池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回收材料，包括 16% 的钴、85% 的铅、6% 的锂和 6% 的镍。考虑到欧盟的强制力，相关规定若能成型，定然能为世界其它地区树起先例，我们同样也能用上能拆电池的手机。智能手机用户尤其是 iPhone 用户，有望从此免受天价电池之苦。不过话又说回来，欧盟的新规真能让可拆换电池手机复兴吗？我们不妨循序渐进，做个可行性分析。三、谁说可拆卸电池不防水？和取消耳机孔相似，手机采用不可拆卸电池设计的一大原因是为了防水。但不少网友认为，可拆卸电池设计和轻薄防水并不冲突。三星 XCover 系列三防机型就是支持可拆卸电池的，此外市场上也曾有过不少支持防水防尘，同时保持身材纤薄的机型。比如一代人的梦中情机——摩托罗拉“戴妃” Defy，采用的就是电池可拆卸设计。Defy 发布于 2010 年，支持 IP67 防水防尘，是摩托罗拉旗下首款三防手机。摩托罗拉 Defy彼时的手机市场上，三防手机大多身材厚重。但 Defy 成功把三防机做到了和普通智能手机一样的体积，3.7 英寸大屏、13.4mm 厚度、1540mAh 电池，在当时均是主流消费级安卓智能手机水平。图自iFixitDefy 还搭载了德仪 800MHz 处理器、512MB 大内存（当时许多入门机只有 256MB），性能不俗。加上“水货”经常能干到 1000 多元的白菜价，Defy 妥妥地成为了一代神机。不只是摩托罗拉，早年间主流手机大厂搞防水的不在少数。比如三星搞坚固型（rugged）三防手机就很勤快，代表机型是其 Xcover 系列。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产品里，三星也早早地加入了三防机能。三星 2014 年的旗舰 Galaxy S5，既采用可拆卸电池设计，也支持 IP67 防水防尘。三星为该机推出过一支广告短片，专门展示防水功能的各种用途。等等，你拿手机上泳池干什么？什么？你觉得 IP67 的防水不够看？那就看看这款九年前的华为神机——华为 Ascend G350，号称“三防核潜艇”，防护等级达到 IP68，还支持水下拍照功能。它搭载 4 英寸显示屏、1730mAh 可拆卸电池，机身 12mm 的厚度，放在 2013 年也不算臃肿。华为Asend G350（图自FrAndroid）既然可拆卸电池设计和防水并不冲突，那是什么导致厂商们不再生产它们了呢？四、可拆卸电池手机因何衰落关于不可拆卸电池设计，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一场生意，一如此番苹果服务涨价那样。手机换电池门槛提高了，大多数人就会打退堂鼓，更趋向于换掉整个手机。不仅拉高了手机销量，还能抬一手换电池服务的收益。但平心而论，当所有厂商都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原因更多应该是出自供应链层面，比如设计、生产、组装等。我们猜测，主要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设计工艺的变化。手机自从以“大哥大”之姿降临世间开始，其内置电池就是可拆卸的。2007 年发布的第一代 iPhone，率先采用不可拆卸后盖和电池，以一体式机身设计之美打动了万千用户。此举令广大厂商趋之若鹜。厂商们认为，为了一体式机身的美感放弃可拆换电池的便利，是利大于弊。再者，早年间的智能手机，机身多是塑料材质，可以方便地通过卡扣开合后盖。如今的智能手机，广泛采用玻璃工艺、陶瓷工艺机身，此类材质并无弹性，难以设置卡扣。如果这时候要换回可拆卸后盖和可拆卸电池设计，恐怕市面上的手机就都是千篇一律的大塑料。金属后盖也不是不行，但你总得找个位置开一块口子。其二是电池稳定性的需要。电池的连接方式从触点换成卡扣排线之后，连接更为牢靠。同时，内置电池也不需要再做厚实的铝壳安全封装，可以用更小的体积换更大的容量。要是为了随时可拆换，电池容量怕是得砍掉一半，就算能随时换电池，体验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比如三星最新的 XCover 6 Pro 三防机，配备的可拆卸电池容量仅有 4050mAh，整机重量却达到 235g——比内置 6000mAh 不可拆卸电池加散热风扇的红魔游戏手机 8 Pro 还重。其三是手机的部件精密度变高。为了更好地利用内部空间，主板的堆叠、排线的布局，都比十年前的手机复杂不少。拆后盖，后盖上有排线；拆电池，电池上方横跨着排线。这种背景下，拆机作业时都得做十足的预习，要不绷断个排线，完犊子。三星初代 Galaxy S 对比 Galaxy S22 Ultra到这一份上，很难想象要如何倒逼厂商重新考虑用户需求，搞可拆卸后盖、可拆卸电池了。五、干掉天价电池，欧盟这次能不能成？回到主题，既然欧盟有了 USB-C 接口改革的成功先例，那么让可拆换后盖和电池“文艺复兴”、干掉天价电池，是不是也会水到渠成呢？就现阶段来说，还为时尚早。统一 USB-C 口只需驳倒苹果及其 Lightning 相关供应链厂商，手机重返可拆卸电池是针对所有智能手机，需要整个供应链做出改变，放弃业已成熟的方案，集体“返古”，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再者，欧盟态度经常反复横跳，说不定过段时间就会因为计划难度太大，而宣告作罢，或者转移目标。拿统一接口来说吧。最早在 2009 年，欧盟就提出使用 Micro USB 作为手机统一充电接口，解决接口杂乱的问题。起初是自愿性原则，所以苹果虽然签了谅解备忘录，但依然我行我素，反手就推出了新的 Lightning 接口，并表示欧盟消费者可以另买转换器解决。在立法推进的过程中，更先进的 USB-C 接口出现了，于是欧盟又折腾了几年，改用 USB-C 为统一接口。直到去年 12 月，USB-C 统一接口法案落地施行，距离首次提出统一手机充电接口，已经过去了 13 年。那么这一次迎战不可拆卸电池，欧盟又要花上多少年呢？不妨坐和放宽，静观这场巨头博弈。

全国首例银行间债券市场虚假陈述案宣判 银行被判担责10%

此前，北京金融法院“1 号案”在行业内备受关注。此案即原告蓝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兴业银行、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据了解，此案系全国首例银行间债券市场虚假陈述案。其将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将会进一步明确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各服务机构勤勉尽责义务的标准，规范各服务机构的服务活动，促使机构投资者谨慎投资，理性决策。蓝石资产损失5亿 兴业银行等涉虚假陈述此案起因源于大连机床集团2016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16大机床SCP002”）违约。据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8月4日，大连机床公开发行了规模为5亿元的“16大机床SCP002”超短融，债券存续期为270天，到期日为 2017年5月2日，发行利率为6%/年。债券募集说明书增信措施部分载明，案涉债券提供5亿余元的应收账款质押，账期与金额可以覆盖案涉债券本息。2016年8月9日，大连机床集团向蓝石资产管理公司按1%进行返费。蓝石资产管理公司指示其担任投资顾问的资管产品买入案涉债券。后大连机床集团财务危机爆发，案涉债券于2016年11月29日构成交叉违约。2016年12月12日，大连机床集团主体评级下降为C不能偿债级别。2016年12月16日至2017 年2月13日期间，蓝石资产担任管理人的“蓝石盘古1号基金”陆续买入 5亿元债券，价格为五折。2017年4月27日，大连机床集团公告承认案涉债券应收账款增信措施为虚假。2017年11月10日，大连机床集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扣除破产重整程序中可获得清偿金额，蓝石资产发生损失5亿余元。原告蓝石资产认为，作为债券服务中介的各被告未尽勤勉尽责义务，应就其投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北京金融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法律适用问题；16大机床SCP002的发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虚假陈述；各服务机构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尽到各自义务；蓝石资产管理公司所受损失与案涉诸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各服务机构对蓝石资产管理公司的损失应承担何种责任等问题。法院判定承销银行等虚假陈述，兴业银行担责10%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各服务机构的责任认定上，依据各服务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行业自律组织执业规范的规定，北京金融法院综合考量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债券服务机构的工作范围和专业领域，同时区分故意、过失等不同情况，对各服务机构是否尽到勤勉尽责义务进行认定并分别确定其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并且依法认定：1.兴业银行对所出具的企业财务信息，特别是案涉四笔高额质押应收账款未充分履行尽职调查和独立判断的勤勉尽责义务，构成虚假陈述；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审报告以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亦未尽到审慎核查和必要的调查、复核义务，构成虚假陈述；2.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未进行职业判断，未保持职业怀疑，其审计过程中存在未勤勉尽责情况，构成虚假陈述；3.律师事务所未按照行业要求对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进行核查，以判断案涉债券是否获得合法有效增信，进而出具法律意见书，构成虚假陈述；4.依法认定信用评级机构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认定其不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该案还重点探讨了蓝石资产所受损失与案涉诸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蓝石资产作为机构投资者未审慎投资对兴业银行等被告责任的影响以及该种情况下各服务机构应承担何种责任等问题。北京金融法院认为，蓝石资产认购16大机床SCP002时，虽已明知大连机床集团出现财务困难并存在其他认购原因，但大连机床集团在财务信息、担保增信措施等方面的虚假陈述行为并未被揭露，蓝石资产的认购行为与案涉诸虚假陈述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但由于蓝石资产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系理性投资人，其投资决策虽在一定程度上受虚假信息披露的影响，但其注意义务有别于普通投资人。在16大机床SCP002已被发行人、承销商、评级机构连续发布无法兑付风险提示的情况下，蓝石资产仍然坚持购入16大机床SCP002的行为，可以减轻其他侵权方的赔偿责任。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查明的事实，蓝石资产在案涉债券发行之初安排其担任投资顾问的资管产品购入案涉债券，实际从事了案涉债券的营销工作，并收取了发行人返费。案涉债券违约后，蓝石资产将其购入的部分原因解释为履行案外投顾管理义务的考虑，而非完全出于投资目的购买。在此情况下，应当进一步减轻各侵权方的赔偿责任。据此，北京金融法院据案涉债券各参与方对损失的过错程度，虚假陈述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酌情确定兴业银行在大连机床集团赔偿责任1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在大连机床集团赔偿责任4%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在大连机床赔偿责任6%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项目交付后，爆雷房企何去何从

年末，房企掀起一轮交付竞赛，即便是爆雷房企，也纷纷晒出交付成绩单。陈刚所在的房企也不例外，他所在区域在建和待建项目超过了10个，2022年12月，已经向业主交付了3个项目，预计将有一半左右的在建项目可以在春节前完成交付。虽然部分项目一度停工，但2022年内建设进度明显快了。陈刚是一家爆雷房企的一线操盘人员，随着负责项目的陆续复工、交付，他内心也越来越焦虑，“从目前来看，列入保交付的项目，很难有盈余资金回流到集团，等项目都交付完了，公司怎么办？”这不仅是陈刚公司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爆雷房企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由于这些房企没有新拿地，旗下项目均为存量项目，“保交付得持续几年，但总有交完的时候，如果没有新的业务，连员工都养不活”。一、资金封闭管理陈刚说， 2022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交付，一方面是解决资金问题，保证复工；另一方面是在承诺的时间内完成交付。由于总部发生流动性风险，为项目注入资金的可能性不大，保交付所需的资金需要项目自己解决。保交付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个是项目销售回款，将优先用来保交付，剩余钱款则用来支付项目融资、相关税费等。但是由于2022年房地产市场较差，陈刚所在城市，大部分项目销售情况一般， 尤其是已经爆雷的房企，在销售方面明显不如未爆雷房企和国央企。第二个来源是项目融资，其中关键在于项目剩余货值能否覆盖保交付所需资金。如果可以覆盖，而且当地楼市尚可，通常在地方政府协调下，可以从金融机构或者政府专班获得相应的资金。如果项目剩余货值不能覆盖保交付所需资金，则需要与同一个省份或同一个城市的盈余较多的项目捆绑处置。融资额度与项目货值、去化速度等相关，而且融资抵押的折扣相对较低。第三个来源是处置当地资产筹资。12月27日，华夏幸福将固安4项相关资产出售给地方政府，获得的10亿元主要用于在固安房地产项目的保交付及安置房建设。一位接近华夏幸福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网，由于地方政府也缺乏资金，固安项目交易谈判的进展一直较为缓慢，这次4项资产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因为保交付，“地方保交付压力大，给企业施压，企业没钱怎么保交付，最后地方只能收了”。据陈刚介绍，一旦纳入保交付，项目所有资金实行封闭式管理，在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严密监控之下，只能用来支付工程建设相关款项，交付完成前，集团总部无法从项目调取任何资金。另一家房企的项目负责人也告诉经济观察网，虽然他所在房企没有爆雷，但在保交付的背景下，即便是项目上有盈余资金，也无法归集到总部，“何况大部分项目卖的不好，也没有多余资金”。多家房企的人士也证实了上述说法。上述房企项目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网，项目资金实行封闭式管理，不仅是地方政府的要求，也有债权银行的要求，“首先是保交付，如果还有多余的资金，还得预留用来保障偿还开发贷，项目想要拿到开发贷，必须答应这个条件”。二、断流风险2022年，陈刚所在区域十多个项目，有的项目销售还不错，但多数项目去化均不及预期，预售资金连保交付所需的资金都难以覆盖，“一年多了，总部没从我们这儿拿走过一分钱”。其他区域的情况相差无几。房企总部的资金主要来自融资、项目预售回款及处置资产等方面。由于发生流动性风险，融资渠道基本被阻断；在保交付的情况下，项目资金实行封闭式管理，总部归集资金的能力越来越弱。融资和回款两个最重要的资金渠道被切断，对爆雷房企的流动性无疑是雪上加霜。据陈刚介绍，目前他所在的区域工资还可以正常发放，但总部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流入渠道，已经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上述房企项目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网，“我们总部虽然还能按时发工资，但会扣除一部分，留着到年底一次性发，也是缺钱”。据他介绍，无论是否爆雷，当前大部分民企都严重缺乏现金，他所在公司之所以能维持住现状，一方面因为2020年就开始实施降本增效，行业危机爆发时，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是因为还能够获得一定融资。陈刚用“吃了上顿没下顿”来形容当前房企的日子，“也不是完全断流了，卖个项目股权了，卖点资产了，偶尔也有进账，但这个进账不像原来销售回款是持续的，而是间断性的，紧张几个月，回来一笔资金，就能松动点”。并不是所有爆雷房企的资金都紧张。另一家房企人士告诉经济观察网，有些房企虽然出险了，但由于“躺”得早，运营基本不受影响，“工资正常发，也没有停工项目，项目都是按时交付，只是不还债了” 。房企出发点和考量不同，实际面临着的境遇也不相同。在陈刚看来，目前最大的变量是市场，房企境遇改善最终依赖市场回暖，“只有好转了，才可能去拿地，即便是规模缩减了，但可以活下来，否则等完成保交付了，企业也到头了”。三、寻路据多个房企人士透露，部分爆雷房企，由于项目被地方政府纳入保交付体系，无论是工程建设，还是人事安排等方面，总部的干预能力均大幅下降，实际上项目已经脱离总部管理体系。不同于多数行业，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总部通过股东借款或者投资等方式将资金注入项目，项目开始销售后，再通过股东分红或偿还股东借款等方式收回投资。以往，项目进入销售环节后，房企总部就开始从项目层面归集资金，有的房企甚至按天归集，在保交付下，预售资金被监管部门封闭在项目上，无法回流到总部，多数地方，等交付完成后，剩余资金才能回流到总部。陈刚表示，其中关键并不在于项目有多少剩余货值，而在于谁来控制和操盘项目，“自己操盘，如果项目能算过账，交付完成后，会有一定盈余资金能归集到总部”，但如果项目被第三方接管或操盘，脱离总部控制，会存在较大变数。“有些房企为什么会便宜出售项目股权？”陈刚说，虽然账面上看不划算，但起码还有利可图，只是收回资金多少的问题，“如果等到交付完了，可能一分钱见不到”。陈刚表示，类似的情况在房地产行业中并非没有先例，所以，即便是丧失项目全部股权，一些房企仍要求操盘项目，就是担心项目不受控制导致资产流失，“自己操盘，起码知道每一笔钱去向”。上述房企项目负责人也认为，原来房企担心贱卖资产导致资不抵债，但现在这一思路正在转变，“四季度出售项目股权和资产的，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了，时间持续越长，各种变数越大”。在转变资产腾挪思路的同时，一些房企也开始为未来寻找出路。2022年下半年以来，华夏幸福陆续出售廊坊、永清、大厂等地产业新城，及固安的相关资产。经济观察网了解到，固安产业新城的交易谈判也接近尾声，预计近期将正式对外公布。固安产业新城是华夏幸福核心资产之一。据经济观察网多方证实，未来，华夏幸福将陆续退出所有产业新城的开发建设环节，先由地方政府接手，再统一交由廊坊新空港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华夏幸福将专注于咨询、招商、运营等轻资产方面。此前，华夏幸福已经将物业、园区招商和运营等轻资产业务打包成立新的业务平台。接近华夏幸福人士表示，轻资产业务虽然没法和原来的业务比，但维持公司运转和养活员工没问题，“只有活下去了，才有翻身的可能”。与华夏幸福相比，陈刚所在公司一直专注于住宅开发，在其他领域并没有相关的经验，“我们也有其他业务，但都不成规模，从目前来看，住宅开发依然是最主要的业务，还没到考虑转型的时候”。陈刚说，为了能够在春节前顺利发放欠薪及年终奖，最近他的老板一直在四处筹集资金，“不仅得安抚好员工，还得安抚好合作方，七七八八下来，起码要10个小目标”

中小商家深陷电商代运营之困...

“每天晚上线上派派单就能赚到钱。”这是抖音卖家唐旭和代运营机构签约时所设想的美好场景，“但我现在非常后悔。”短短25天的运营周期里，唐旭的店铺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持续亏损。他曾两次要求代运营机构全额退款，却始终未能如愿。提起今年年中的这段经历，唐旭的情绪还是会有些激动。对于电商零基础的唐旭而言，开抖音小店仅仅是离职后的无奈之举。“当时工作不好找，就想着自己搞搞电商，缓解下经济压力。”唐旭回忆，由于没有货源，也没有运营经验，小店起初的业绩并不好看。正为此事发愁时，他突然收到了一条私信。对方自称也是抖音小店商家，希望能和唐旭交流下经验。在后续的交谈中，唐旭第一次了解到了电商代运营机构。代运营机构一般是指承接线上商家委托，为后者提供网络营销、客服、供应链管理等相关服务的第三方公司。如宝尊电商、丽人丽妆、壹网壹创等，都属于该赛道的头部公司。这一模式下，商家可借由外包服务的方式获得店铺增量，代运营机构也能由此盈利，从而实现“双赢”。头部代运营机构通常有大品牌背书，服务相对可靠，但运营费用动辄数十万元，这对于小规模个体户性质的商家而言难以承受。也因此，不少中小代运营机构从中嗅到了机会，其中不乏部分不法分子试图利用线上形式之便获取灰色收入，甚至实施诈骗的情况，各种“圈套”让中小商家们防不胜防。说得比做得好经同行推荐，唐旭在一家代运营机构处购买了价值9980元的“万元套餐”。套餐合同显示，代运营机构作为甲方将为唐旭提供商品运营、美工等服务，并承诺在服务结束时可保证店铺盈利，单日订单稳定在50单上下。但付款之后没多久，唐旭就感觉到一丝异样：机构承诺的所谓专业美工人员产出的视频、图片，大多是从其他地方搬运来的，进货渠道也以淘宝为主，接到订单之后对接上游发货的效率并不高，接到客户投诉与平台处罚是常事。唐旭决定解约，并提出退款要求。机构客服安排了一位“公司管理层”向唐旭诚恳道歉，并拿出其他匿名商户的成功案例劝说唐旭继续坚持。而当唐旭要求查看案例中的店铺实际情况时，却被该负责人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不过，上述负责人向唐旭承诺，后续会更换运营团队，并改变这种低价起量的方式看这位管理人员态度还算诚恳，唐旭选择暂时相信他。可结果是，这家机构的运营方式并未有明显改善，只是把货源从淘宝换成了以性价比著称的拼多多。另一个让唐旭难以接受的情况是，店铺连续20余天处于亏本状态。据他所说，运营人员提高销量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粗暴降价，“一个进价230元的狗笼，店里售价200元，卖出去一个我就要亏30元。”两周后，新运营团队向唐旭反馈称，最近一周店铺毛利为200元。算上2%~5%的平台抽成以及发货不及时导致的罚款，店铺仍在亏本。此时唐旭已经亏损了将近五千元，这对于当时待业在家的唐旭而言已经是无法承受的亏损额。宝妈陈虹也遭遇了代运营机构服务与承诺不一致的情况。她向一家名为“天择点金”的代运营机构购买了总价6800元的服务。签约之前，对接人员称可为陈虹提供货源，“商品多到可以随便选。”但随后陈虹发现，所谓的货源其实就是从拼多多进货。与唐旭经历的被粗暴降价所不同，陈虹合作的代运营团队保证利润的做法是通过拼多多购买低价商品后再抬价售出。也正因如此，“运营老师”要求陈虹进货的商品单价最高不超过20元。“商品链接背后是没有生产厂家的，等于说有人下单后，我要去拼多多帮他买一个，然后把物流单复制过来。”陈虹回忆起来气到发笑，“我为什么花将近7000块钱让人教我做这个事情？”签约容易退款难当唐旭与陈虹察觉到异常要求退款时，才发现想拿到全额退款并不容易。“货源丰富”“保证赚钱”“包教包会”等承诺，不过是客服人员的标准话术。据受访人提供的一份合同截图显示，作为甲方的代运营机构需协助乙方准备店铺开通相关资质证件、对乙方店铺进行设计装修及开通并提供产品运营课程及技术支持。至于更加细节的何时盈利、毛利率水平等经营指标能达到何种程度，在正式合同中并未明确。一位曾在代运营公司负责合同退款相关环节的前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签约之前，销售、运营、法务等部门会将日常沟通中需要注意的事项相互同步，“什么话术不能说，什么话术可以电话说，合同内容怎么拟定，这些都是和律师讨论出来的。”陈明曾在杭州一家代运营机构运营部门工作，有电商运营经验的他负责总结商家痛点，并基于痛点向销售部门输出吸引客户的“话术”。当客户提出线下考察时，陈明也会负责与商户接洽。他会在谈话中罗列出自家机构的成功案例，并解答客户的疑惑。成功案例确有其事，但陈明在沟通时总会有所保留。他不会告诉客户这些案例仅为总客户数的十分之一，也不会向客户承认不同品类之间的运营难度是不同的。至于客户购买服务后店铺所能达到的订单量、毛利率等经营指标，陈明不会做出口头承诺，合同中也不会有所提及。“比如你和案例都属于住宅家具品类，一些高客单的衣柜还好做一些，但是像实木床就不好做了。”他解释说，“我不会顾及你能不能做好，也不会承诺你结果，只是说让你觉着我运营能力很强就行了。”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些代运营合同中不约而同地规定，运营过程中作为店铺主人的乙方需要全程跟随运营老师的指导，如中间不配合则会被视作主动终结合同。至于构成“不配合”的情况有哪些，合同中并未明确指出，而“主动终结合同”的结果往往是定金、全款不退。受访者提供的合同条款在申请退款时，天择点金对接人员罗列出一份不支持退款的款项清单：营业执照办理、挂靠共计2500元、涨粉服务300元、按运营团队人头计算的服务费等等。统计下来，陈虹能拿到的退款金额仅剩2500元，此时从陈虹签约到提出退款才过了7天。唐旭同样未能拿到全额退款。在协商过程中，他发现对方在运营店铺期间曾出现了违规情况，这与合同中的承诺并不相符。而当他咨询律师时，律师建议协商退款，“过程中需要配合运营老师”这一条款成为最大的阻碍。“（代运营机构）一般都会让商家投推广，直通车充值、刷单、推广渠道费用，任何一个地方慢了都可以说你不配合。”上述前业内人士说，“如果摄影、修图这方面没有用机构的服务，后期运营没效果也会拿这部分说事。”陈明曾任职的公司所提供的合同中将“客户未按时支付销售额提成”列入了客户主动终止合约的情况。当客户认为代运营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不过关、双方陷入纠纷时，一旦客户愤而终止打款就会因合同规定而陷入不利局面。代运营机构的吸金术与唐旭及陈虹所接触的代运营机构一次性收费的模式不同，陈明所在公司靠收取“季度服务费+提点”盈利。据陈明透露，其在职期间公司季度服务费为5万元，收取销售额的1%至2%的提点。考虑到各个店铺经营状况不同，1%至2%的提点并不算高，但赚钱的门路远不止服务费这一项。如果商家没有从业经验，刷单控评、拍摄商品图、对接模特等环节都需要代运营机构做对接，这意味着各个环节机构都可以赚取差价。“比如你做女装店需要找模特拍100张晒图，商家需要向机构交5000块钱，但成本只要1000块。”陈明说，“电商这个行业链路比较长，哪个环节机构都可以有钱赚。”据陈明介绍，他曾任职的代运营公司人员规模约200人，每年对接的商家数在1000个左右，年营收约在1000万元以上。另据上述前业内人士所言，一些代运营公司会与刷单公司保持合作，引导商户刷单并从中获取灰色收益。当商户质疑刷单效果时，代运营机构也可以将效果不佳的原因推至刷单公司处。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演化，国内电商行业已经形成相当成熟的产业链条，新入局的中小商家所需具备的能力已今非昔比。以京东的店铺星级规则为例，店铺星级与京东好店认证、店铺风向标、商家基础考核相关，风向标又与评价满意度、咚咚平均响应时长等6个因子有关，整体会影响商家店铺搜索排名。理解复杂的指标体系本身就有一定门槛，而店铺星级仅仅是运营中的基础一环。有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做商家运营需要有基础销量、基础评价之后再去推广。“如果商家缺乏运营能力，即便亏本卖、买流量，没有转化也没有用。”从电商平台公布的数据看，中小商家群体的规模不在少数——截至2022年12月，抖音小店商家店铺数量为180万。这是支撑代运营机构得以存在的市场需求，也从侧面印证了代运营行业存在的合理性。目前各大电商平台也针对各自生态上的代运营服务商发布了行为规范。据淘宝商家服务市场规则中心所发布的《代运营服务类目管理细则》显示，代运营服务商入驻需进行能力评估，三家代运营店铺中如有一家4钻及以上淘宝店铺或一家任意级别天猫店铺则优先通过审核。同时还规定，代运营类目下不得发布摄影、设计、客服外包类服务，并表示将会以平台暗访、服务商举报、商家举报等方式进行监管。抖音电商《服务市场类目管理规范》中也提及，提供店铺代运营服务需提供至少两家合作店铺名称、两家代运营后台登陆截图、一份店铺代运营合同；提供抖音账号代运营服务需提供抖音账号定位包装、优质内容策划、蓝V认证服务才能被认定为具备账号代运营能力。除此之外，两者都会对企业营业执照、团队阵容配置、成功案例等信息进行审核。商家需小心“避坑”在签约25天后，唐旭合作的代运营机构终于同意为其退回部分款项。听从律师的建议，他也不再考虑上诉。这也正是非正规代运营机构希望看到的结果。上述前业内人士指出，在遇到纠纷时公司倾向于将矛盾引导至合同纠纷的方向。一方面会有一部分合同金额较小的客户怕麻烦而放弃争取；另一方面，在多部门提前协商且有公司内部法务人员支持的情况下，诉讼并非不可接受。太琨律创始合伙人朱界平律师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由于合同条款约定的不明确性，在发生纠纷时，商家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支持的难度可能会更大。陈虹则仍在争取中。据她所说，身边像她一样情况的人还有很多，且大多是居家时间比较久的宝妈。她们曾试图通过前往代运营公司注册地当面要求退款，结果发现天择点金（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10月因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界面新闻试图以线上形式联系天择点金，但从天眼查上找到的公司电话号码均非公司法定代表人所有，邮箱地址也显示“不存在”。查询各地警方通报信息可以发现，以网店运营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例不在少数。2022年3月，山东临沂警方曾打掉一个特大诈骗犯罪集团，该团伙专门寻找销量较低的网店，谎称可代运营提升销售额，骗取受害人财物，自2019年起共实施诈骗350余起，涉案金额2000万余元。除山东临沂外，如山东泰安、江苏南京等警方都曾破获以培训开设网店、帮助运营、流量扶持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回顾自己此前的从业经历，陈明建议商家在签约前要计算清楚需要支付给代运营机构的推广费用，并计算推广费用与销售额的占比，以店铺的毛利率为标准去衡量这一占比是否合理；在签约时，商家要注意同机构协商好解除合同、退费的条件；面对“亏损起量”的运营方案时，也要同代运营机构明确亏损的周期具体有多长。“代运营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服务，在服务行为和服务成果上均不是特别好衡量。”朱界平律师提醒商家，“要想维护自身利益，在签订代运营服务时，一定要对每一个细节进行约定，需要专业人士参与，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合同目的（合同双方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的实现。”（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唐旭、陈明、陈虹为化名。）

被“催熟”的人造细胞肉

细胞肉在推向餐桌的过程中，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一块顶级和牛摆在面前，你能分清是人造肉还是真牛肉吗？食物圈的“科技与狠活”来了——利用细胞培养肉技术，细胞肉企业能够做出营养成分达到科学配比的肉产品，还能根据消费者需求做出定制化的产品形态：例如定制澳洲和牛牛排的等级，无论是M3还是M9级别，其牛排产品的成本和销售价格都接近真肉。且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跳过饲养动物的漫长周期，还能避免屠宰动物的血腥——一番合理的憧憬，继植物基融资潮之后，起步较晚的人造肉赛道中的细胞培养肉板块也开始站上风口。据美国推广新替代蛋白的行业研究机构好食研究院（Good Food Institute）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球共约有107家专注细胞培养肉开发的初创公司，仅2021年就新增21家；到2021年底，累计吸引投资逾19.3亿美元。在国内，细胞培养肉公司晨熙新创、CellX、Avant Meats、周子未来，以及极麋生物均已完成融资。不过，制造成本高和消费者接受程度不高的现实，一直是这个行业的拦路虎。且在人造肉行业中，植物肉在消费市场上的表现也并不如意，在此“阴影”下，创业者和投资人如何看待诸多光环加持的人造肉？相关企业又将如何在繁杂的中国餐饮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01 资本催熟人造肉？从动物身上获取肌肉组织，从中提取干细胞，将其放入反应器中，添加支架材料，使干细胞附着在支架材料上生长，并以营养液为其生长提供养分。这样仅需要3到4周的时间，单颗细胞就能在体外扩增，在实验室环境下扩充到肉的形态。而在未来，人们还能通过微创手术这种不影响动物生存的方式，提取动物身上的干细胞。甚至只要有一定的细胞库，实验室在4、5年提取一次干细胞，就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细胞肉，并最终被端上餐桌。图 / 细胞培养肉制备流程图，极麋生物提供“这是可以‘积德’的事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跳过饲养动物需要的漫长生长周期，还能避免屠宰动物的残忍和血腥。”蘑菇街CEO陈琪了解到细胞肉公司极麋生物创始人曹哲厚在做细胞培养肉时，很快便促成了该公司的种子轮投资，以表示对“万物友好”的行业的支持。2022年11月，极麋生物又完成2000万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由梅花创投和番茄投资共同领投，绿叶投资、佳沃创投跟投。在国内，继植物基融资潮之后，起步较晚的人造肉赛道中的细胞培养肉板块也开始被资本关注。“我觉得细胞肉的融资氛围还不错。现在细胞肉行业要发展，且在环境保护和碳中和、碳达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各国都在设置碳中和目标，细胞肉在生产过程中能够高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曹哲厚认为，在此背景下，细胞肉行业将快速发展，他预计2026年公司实现整体初步商业化规模生产。植物基赛道的加速火爆已经验证了资本的力量。事实上，仅2020年国内针对植物基公司的投资事件多达21件，这也让植物基赛道迎来快速发展。“我们最初投资植物基企业时，曾判断国内植物基市场要经过5-7年的发展时间，才能达到如今的融资态势。但实际上这个过程仅用了3、4年的时间。”专注于替代蛋白市场投资的道夫子食品国际公司（Dao Foods International）的共同创始人张涛向「创业最前线」表示，他感觉在一定程度上，资本正在“催熟”人造肉赛道。据了解，道夫子已经在今年早期招募和投资了道夫子创业基金的第3期公司，目前正在进行4期公司的招募和签约工作。目前，除了早期投资的植物基公司星期零外，其还通过创业基金投资孵化了细胞肉公司晨熙新创（NewDay Farm）、微藻蛋白原料公司食朴科技（ProTi Tech）、植物基烘焙公司零极限（Zero Limit）等近20家替代蛋白相关企业。张涛从6年前就已经关注中国的替代蛋白领域，刚开始，他创立的道夫子计划从事一些国外产品的市场引进。在对国内替代蛋白市场做了1年调研后，张涛认为中国市场需要自己本土的企业和产品，再加上他一直从事专注中国的影响力投资工作，于是他决定把重点放在“替代蛋白”创业企业的投资孵化上。在这6年间，张涛见证了人造肉概念的兴起，他明显感觉到，国内的人造肉市场虽然依旧处于早期，但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我们当时花了1年的时间，在国内做可行性调研，当时我们跟很多人谈‘植物基’、‘替代蛋白’的概念时，大家不是不懂就是将植物基产品当做传统的素食生意。”张涛回忆，包括道夫子2018年在北京举办的植物基美食节，虽然两天的活动有上万人参加，但参展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传统素食公司。但如今，随着植物基和细胞肉相关创业公司的不断成立，以及年轻消费者对替代蛋白理解的升级，市场对人造肉都已经逐渐有了新的认知。参考近几年植物基市场的发展速度，似乎可以预见，在资本的加持下，细胞肉行业也即将迎来快速发展。02 成本是拦路虎国内的人造肉行业貌似一夜壮大，但事实上，不管是植物肉还是细胞肉赛道，如何降低价格、完善肉的口感与质地，都是挡在人造肉行业面前的拦路虎。从2013年国外首个细胞培养肉产品的几十万一公斤到现在的千元级别，细胞培养肉的成本已经实现近百倍的下降。但这显然还不够，如今一公斤屠宰生牛肉的价格在100元左右，而当前国内企业生产一公斤细胞培养肉的成本却在8000元至万元之间。曹哲厚坦言，细胞肉的成本一定要到达临界点，比如将价格降低到100元一公斤，才有可能在大众范围内推广，不然永远只会停留在实验室。据了解，细胞培养肉的各个生产环节都尚有降低成本的空间，而最关键的两个环节在于培养基和细胞放大工艺上（“工艺放大”的目标是在细胞培养规模逐渐扩大的情况下,保证细胞在相对恒定的环境中稳定的生长）。各家企业也在尽力攻克相关技术，从而降低成本。在前期，极麋的培养基成本高达2000元/升。在今年，极麋通过大豆、玉米等低成本食品原料提取天然提取物去代替传统细胞培养基中的关键成分，已经将培养基成本降至100元/升。图 / 细胞培养基制备，极麋生物提供未来，极麋还会继续寻找更廉价的食品级别的培养基原料，从而在原料上降低成本，并在明年冲击20元/升。极麋还计划在2026年实现培养基预估成本7元/升，细胞培养肉成本预计达到百元级别。此外，曹哲厚透露，细胞培养肉还可以从细胞系优化，让细胞种子性能更强，从而降低细胞肉的生产周期和生产成本。但细胞肉行业想要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仍需要解决不少问题。细胞肉行业现在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未来如何提高技术水平，进入到真正的生产阶段后，是否有与之匹配的上下游和配套硬件实现工业化生产，这都需要长时间的发展。而细胞肉产品成功降低成本之后，如何实现商业化也未可知。毕竟，国内的植物肉赛道并没有成功打开市场。而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人造肉销售额同比增长45%，而到了2021年，全年总销售额却下降了0.5%。与此同时，“人造肉第一股”Beyond Meat因为业绩不佳、裁员等因素，股价已从历史高点的239.71美元降至11.83美元。该公司首席执行官Ethan Brown曾表示，现金紧张的消费者不再购买Beyond Meat的汉堡、香肠和鸡肉替代品，而是购买更便宜的蛋白质。「创业最前线」通过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查询发现，Beyond Meat的226g汉堡和454g牛肉价格高达254.7元。一方面，植物肉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植物基产品无论是成分还是口感，都无法做到替代肉，这让植物基赛道在国内市场的商业化也处于探索阶段。“人造肉行业是很热闹，但其口感需求还远远没有达到国人的要求。”在品尝过植物肉产品后，不止一位消费者向「创业最前线」表示，市场上的植物肉不仅不如真肉紧实，口感也不能和真肉媲美。“颗粒感重，能品尝出用太多调味品去掩盖豆制品的味道，且豆制品的味道依旧很重。”有消费者表示。此前多家曾售卖植物肉产品的餐饮门店也曾表示，植物肉产品已经下架很久，因为喜欢吃的人特别少，一天只能卖一两个。张涛也直言，在刚开始，因为技术成本的原因，植物肉价格可能会高一些，这并不影响愿意尝鲜的用户购买产品，“但你的价格如果持续很高，同时产品味道和口感却不到位，对于大众消费者来说，不仅不合理，也不会让其产生长期购买的可能。”不过，植物肉的惨淡前景似乎并未磨灭细胞肉从业者的信心。曹哲厚并不担心细胞肉的商业化问题，他觉得细胞肉是更有可能替代传统屠宰肉的技术路径。毕竟，大多数消费者还是希望能够吃到动物的蛋白，而且从营养角度也更健康。张涛则表示，在价格之外，人造肉最终能否取代生肉市场，需要看它是否能成功征服主流消费者的味蕾。不过，如今国内植物肉发展还处于早期，在产品研发和技术驱动方面其实想象力空间还很大。而且，从宏观角度看，无论从环保、食品安全，还是健康角度，甚至国家层面的蛋白安全而言，替代蛋白都是大势所趋。03 打响持久战“将来，我们还可以探索不同的物种，比如消费者或许会吃到羚羊、长颈鹿甚至犀牛肉。”曹哲厚向「创业最前线」描述着未来细胞肉的食用场景，“我们还可以通过菌菇等不同的原材料培养基调整不同风味的肉品，从而实现菌菇口味的牛肉。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根据消费者需求做出定制化的产品形态，比如澳洲和牛牛排。”不过，想要实现这些场景，需要创业者们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我们正在尝试做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压力会比较大，但我们有信心打通细胞肉的生产链条。”曹哲厚在与「创业最前线」交流时多次强调，想要做到这样的“未来肉”还需要很长时间。事实上，我国农业农村部虽然在去年底发布了《“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并首次提到，细胞培养肉和其他人工合成蛋白是未来食品制造中值得关注的重要技术。但至今，细胞肉消费市场在监管层面，还没有相应的监管政策。据了解，在监管方面，针对细胞肉消费市场，目前新加坡已有法规准入。在今年11月16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最新宣布，该机构首次批准了由人造肉企业Upside Foods生产的用鸡肉细胞培育的肉制品供人类食用。即便如此，FDA也只是完成了对Upside Foods产品的安全性评估，但在监管层面不代表其产品得到批准公开售卖，想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监管程序要走。而在国内，细胞肉更是还没有开始销售，所以我国细胞肉不管是技术层面还是监管角度，都落后海外。“我们预计美国在近半年内应该就可以销售细胞肉了。而中国我们希望能够在3-5年的时间内可以开始进行销售，或者发布相应的监管政策。”曹哲厚表示。不仅是监管层面面临未知，细胞肉企业如何打破国人对“人造”的心理戒备，更是一大难点。“放着天然的东西不吃，吃一堆化学添加剂，叫发明人造肉的欧美国家自己留着吃吧！”有不少网友在细胞肉相关新闻下这样评论。事实上，大多消费者会认为吃屠宰肉比较正常，但吃人工培养的产品，在心理上就会有一些不舒服，因为大部分消费者第一关注的不是环境保护问题，而是自己吃进肚子的是什么东西。在这种背景下，细胞肉在推向餐桌的过程中，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曹哲厚也表示，整个行业需要联合起来做科普，建立一个透明的渠道，让消费者知道什么是细胞培养肉，生产过程如何，里面有哪些添加物质，营养也可以通过可控和稳定的生产方式获得。“总结来说，我们需要有足够强的产品力，能够让愿意尝试的消费者对细胞肉更有想象，从而完成复购。”张涛也表示，植物肉和细胞肉赛道如今都尚处于早期阶段，投资人和创业者需要做好长线投资创业的准备。“和植物基相比，细胞培养肉产业的跑道更长，除了监管和消费者心理方面的挑战之外，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不只需要在技术研发上降低成本，在供应链生产端也有诸多难题需要攻克，往前走工业化生产方面的挑战和相关问题会尤为凸显，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原料供应、生产设施以及食品安全。”张涛说道。而曹哲厚则强调，当下的细胞培养肉赛道与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的电动汽车发展非常相似。从市场接受度的角度来讲，尽管消费者仍需要经历一个接受的过程，但这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换言之，人造细胞肉走向人类餐桌，仍是一场持久战。

身家千万老板被绑架到缅甸做诈骗，几经转卖，2022年最后一天称被保释

幸卫林这场历险是从2022年9月开始的。此前，他曾在贵州多家电视台的电视购物频道从事经营工作，又创办了自己的旅游品牌公司，在全国拥有了142家门店，身家上千万元。幸卫林身家千万。这是以前经营公司业务时的照片疫情前后，境内外旅游市场受到影响。2022年9月，幸卫林在出差途中遇到了一个旅游行业的同行，后者热情地向他介绍泰国的旅游项目。考虑到泰国将在10月1日全面解封，幸卫林判断，出境游一定会大火。他决定赴泰国考察。没想到，刚一下曼谷的飞机，他就被烟雾迷晕，随后被绑架，卖到泰缅界河对岸的妙瓦底地区，被迫从事诈骗。2个多月后的一个凌晨，他跳下5米高墙，造成多处骨折，又被村民、黑警察、土军官多次试图转卖。前前后后，幸卫林花了近20万人民币，终于越过边境河，进入泰国移民局。在这里，新的一轮勒索敲诈又开始了。被迷晕，被绑架，遭贩卖按照幸卫林的计划，他本应该在2022年8月31日去湖南长沙出差，9月2日返回贵阳。回程机票订好后，贵阳疫情严重突然封城。回不去贵阳，9月5日，幸卫林离开长沙，去昆明谈生意。去昆明的火车上，他认识了自称搞旅游的同行杨飞，后者聊到泰国的旅游市场，一下勾起了幸卫林的兴趣。幸卫林看了新闻，证实了对方所说的情况：泰国的确将在2022年10月1日全面放开，也不用做核酸。下车前，双方留了电话。几天后，杨飞打来电话，热情介绍了泰国考察旅游项目。新冠疫情以前，幸卫林自己的公司也开发过不少泰国旅游路线，生意非常好。那些年，“出境游才是我们的利润点”。但两年多的疫情几乎“腰斩”了出境游。幸卫林判断，大家憋了这么久，防疫政策放开后，生意一定会大火，加上之前境外游的合作伙伴都转行了，幸卫林决定，直接去泰国一趟。“我联系好了，到了会有人接你。”杨飞说。9月21日，幸卫林从香港飞泰国曼谷。因为是晚上的航班，走出机场，已是凌晨。9月21日从香港机场起飞时，幸卫林还意气风发，决心在泰国开拓旅游市场泰国的旅游签证是与酒店绑定的，幸卫林提前订好了酒店和往返程机票。但泰国方面的合作伙伴打来电话，很热情地说一定要来接他，还以“你订的酒店不好”为由坚持要为他安排住宿。在国内做生意期间，幸卫林就经常与人结交朋友，合作伙伴安排吃住行很正常，对方又实在太热情，幸卫林就在机场二楼的出站厅上了来接他的车——一辆泰国车牌的丰田越野车。车上除了女司机，还有两个“说普通话的中国人”。事后回想起来，幸卫林不确定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到了缅甸我才知道，很多缅甸人也会说中国话（缅籍华人）。他们自称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专门来接我。”此时，幸卫林还不知道，他已经上了一条境内境外连通的人口贩卖产业链“贼船”。在车上聊了一会儿，有人抽起了烟，烟雾飘过来，不久，幸卫林就泛起困意，昏睡过去。等他醒来，已经到了泰缅边境界河默伊河（Moei River）。船上四个皮肤黝黑的人，说着咿咿呀呀听不懂的语言。过了河，一辆商务车里下来两个持枪军人。看到他们军装的肩章上有缅甸国旗，幸卫林才知道，自己到了缅甸。后来又被带到一个园区，他才知道，这里是妙瓦底市。“我心里一下子就慌了！”幸卫林说，“我之前在网上看过报道，知道这里是国际著名的网诈、贩毒、人口贩卖集中营，来了生不如死，很难回去的。”“不要幻想，没人能救你”幸卫林被卖给了园区里一家网诈公司，“老板是正宗的中国东北人”。安顿好后，老板劝他，“啥也不要想了，好好工作”。公司里几个中国人把他的护照、手机收走，但没有动他身上的现金。幸卫林被安排住进一个八人间宿舍，宿舍楼是两层的活动板房。一个星期后，幸卫林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求见老板，准备谈判赎身。他对老板说，“我之前在新闻上看到过这里的情况。你们要多少钱？要赎金的话，我叫家里人打过来，你们放我就行。”幸卫林还说，自己的手机上也有钱，可以直接转账。一听幸卫林“要手机”，老板勃然大怒，从保险柜里取出幸卫林的手机，当着他的面，用锤子砸烂了。那台苹果13Pro，是2022年7月才买的，花了9600多元。老板警告他：“不要想着跟任何人联系，也不要幻想着有任何国家、任何人能救你。没人能救你！好好工作，什么也不要想。”从2010年至2019年，东南亚各国的网络诈骗集团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出国从业，多为十几岁到30岁的年轻人。但在2018年后的国际联合执法行动和疫情影响之下，东南亚网诈产业面临严重的“用工荒”问题，从而刺激了绑架、人口贩卖犯罪的加剧。幸卫林这样的“大龄人士”也进入了被绑架、用工的范围。幸卫林只能被迫参加网诈培训。配发的工作手机上，安装好了聊天工具。从手机被砸那天起，幸卫林就开始琢磨怎么逃跑。为了获得手机，他只能答应工作，以便能在园区里自由活动。他仔细观察环境，发现园区内保安很多，门口都有当地军人持枪守卫。妙瓦底，一个近几年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地方。因为地方军自治，缅甸中央政府无法管辖，这里成为继缅北之后，一个新兴的网络诈骗、毒品贩运、洗钱、人口贩卖的“犯罪天堂”。最近两年，妙瓦底的“KK园区”受到国际刑警组织和各国媒体的高度关注，被称为“猪仔地狱”“死亡终点站”。幸卫林进的这家公司从事的，是几年前非常猖獗，现在已有些过时的“杀猪盘”诈骗。这种诈骗，要求从业人员从国内的各个社交平台UP主账号盗取大量照片，虚构一个身份，到处加微信、聊天，聊成情侣关系，骗取（异性或同性的）感情和资金。虚构身份的关键在于“养号”，即每天发布朋友圈、社交平台状态，加强虚拟身份的真实感。一般会发给每个员工十几甚至20多个手机，同时养号、钓鱼。按照“师父”的指引，幸卫林的人设是“深圳的、30多岁的、开红木家具厂的成功人士”。但因为他打字慢、不愿骗人，一个月培训后正式工作，他没有出成绩。之后，他还感染了新冠病毒。幸卫林的“同事”中，短的干了3年，长的干了9年。他私下问过一个人，“关这么久，你不想跑吗？”对方回答，“跑不了的。跑出去还会被抓住的。”其中一个25岁的广西女孩，21岁就被骗到东南亚。4年来，她被转卖多次，经历过不同的网诈公司和犯罪集团。三个月前，该女子从KK园区被卖到这家公司。“只要不好好工作，三个月没出业绩，就会被打到半死。”这个女孩曾经被送去医院，花了10万泰铢（约2万人民币），才被救活过来。接着，公司打算把她转卖出去。另有一个30多岁的四川男子，在老挝的大街上被绑架，老板以30万人民币的价格把他买了过来。“他最初应该是偷渡出来的，回不去了，被卖来卖去，耳朵被打得有点背。”跳下5米高墙，摔断腿“一定要通知家人，向家里人求救。”幸卫林盘算着。他用工作手机偷偷登录自己的微信账号。系统要求两个微信以上好友验证，幸卫林记得儿子和侄子的手机号，恢复了微信通讯录，与国内联系上。他的儿子、姐姐向贵阳、毕节两地警方报警，并向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求救，得到的回复是：“只能自救自渡”。幸卫林理解其中的困难。妙瓦底与缅北相似，被地方政府军控制，“现在正在和缅甸政府打仗，我在园区里，都能听见附近1公里的枪炮声。”相比缅北，妙瓦底甚至更没有契约精神，可能国内付了钱也不会放人。公安机关告诉幸卫林的儿子，“最近3年，就没有从妙瓦底救出去过一个人。”与缅北各邦不同，妙瓦底位于缅甸中部偏南，中国甚至国际刑警组织能够施加的影响很小。借助默伊河，人口贩卖成为与网络诈骗密切交织的一项大产业。“国际新闻报道最厉害的是KK园区，但其实每个园区都差不多凶残。”沿河的20多个码头，每个码头都有若干园区，偷渡、贩卖犯罪极为便利。幸卫林在位于11号码头的园区。2022年11月初，幸卫林第一次尝试逃跑。他患有肾结石，一次肾结石发作后，疼得脸发青。幸卫林说，他怕吵着别人睡觉，跑到外面的二楼。但当时身体状况不好，他没敢跳下去。11月13日，他终于成功了——住宿舍时，幸卫林多了个心眼，以“年纪大了，不喜欢吵”“空调干扰”为由把自己的铺位用帘子封得严严实实，因此有了一定的私密性。当天凌晨5点，他偷偷起床，从二楼爬上一处板房房顶，跨上园区围墙，跳了下去。围墙高达5米。跳下去后，幸卫林一阵剧痛，右腿骨折，在草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腿又肿又疼。逃离时，他特地带上了两部工作手机。幸卫林右腿骨折，接受缅甸医生的止疼针。受访者供图公司规定早上9点半上班。幸卫林担心，一旦上班时间不出现，被发现逃跑，他可能会被打死、枪毙，或打残后转卖。看着天光变亮，他愈发恐惧。“那是我最绝望的时候。”早上7点多时，附近一对父子外出干活，幸卫林立刻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们一看就明白我是跳墙逃出来的”。语言不通，幸卫林就用双手比划，以4000泰铢（800人民币）的费用，求对方将他带离，送去医院。这对父子迅速给他找来本地人的衣服穿上，做了简单伪装，又给他戴上头盔，骑摩托车把他带走。路上，对方打电话，幸卫林以为是在联系医院。没想到，半路上来了一辆黑色哈弗两厢车，下来一名警察。“警察让我下车，上警车。但我确实动不了，他以为是我不愿下车，就从车上提了一把冲锋枪过来，又亮了一下工作证，比划着说自己是警察。”幸卫林被扶上警车，送到一个偏远村子的“村委会治安所”。看他疼得厉害，当天晚上，警察让当地人找来医生。在幸卫林的请求下，他们还联系了一个叫“高总”的中国人。高总自称人在仰光，懂缅语，询问了幸卫林的情况后，“高总”让他写了几段文字，配成视频发过去，并称，“要向公司的北京总部汇报一下情况”。第二天，警察又把幸卫林带上车。幸卫林打电话向“高总”求救，“你不是说要救我吗？”后者回答，“昨天晚上，整个妙瓦底的军队都在找你。没办法，不敢收留你。警察会送你去曼谷，警察局会保护你的。我们也在想办法。”事后幸卫林觉得，“我是被他利用了。他用我的事，去增加他们公司在国内的政治资本。”“这里几乎没一个好人”幸卫林遇上的是一群缅甸“黑警”。头一天被拖上车时，他身上价值2万多的Gucci手表、1万多泰铢就被收走了。之后，警车带他绕来绕去，到一个商铺前，跟一辆商务车上的人“谈生意”。一名黑皮肤的缅甸华人翻译说，要带幸卫林去“工作”，问他愿不愿意。幸卫林说，“我腿摔成这样，就是为了不做诈骗，不愿工作，才逃出来的。你看我这样子能工作吗？养伤起码都要半年以上。”对方犹豫时，幸卫林又问，“你们打算把我卖多少钱？”对方回答，30万人民币。幸卫林问，“你看我现在值30万吗？”对方摇摇头，走了。黑警又打了很多电话，送他去了几个地方。因为“没用”，幸卫林一直没卖出手。后来，黑警把他交给了一伙缅甸军队武装。虽然翻译总是尊称这名军官为“将军”，但幸卫林觉得，此人只有60多个士兵，充其量是个“上尉”。将军找来医生，给他做了基本处理。但除了止痛针有效外，其他处理也没起到什么作用。骨折的疼痛，满是蚊子的床铺，幸卫林睡不着也吃不下，身体暴瘦。在“将军”家里，幸卫林与“将军”、士兵合影这位翻译也有中国血统——母亲是福建人，父亲是缅甸果敢人，18岁以前，他在中国长大，还自称在福建当过森林武警。“他说，妙瓦底的最高行政将军都下了命令，不准买卖中国人。”那段时间，幸卫林很容易相信类似的话，并把对方当作救星。但没过几天，这个翻译，甚至那个“将军”都打算把他卖掉。“我才知道，这里从军人、警察到本地老百姓，几乎没一个好人。”他们叫了几拨人过来“看货”。但幸卫林受伤严重，售价从30万人民币降到20万，还是没人买。幸卫林就跟对方谈判，让家人打款8万人民币，请将军放了他。将军同意了。赎身后，幸卫林终于在11月27日得以渡河，入境泰国。“我之前看过不少新闻，知道到了泰国也不好过，但毕竟能离开缅甸，而且我有伤在身，泰国应该会好好待我。”登陆时，泰国军警阻止幸卫林上岸。幸卫林打电话联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清迈领事馆，清迈领事馆的领事与军警通话后，他得以上岸，被送到泰国湄索移民局。湄索与妙瓦底隔河比邻，湄索移民局常年处理来自妙瓦底的偷渡人员。移民局人员看幸卫林受伤严重，将其送往医院，但“一进医院就开始谈钱”。幸卫林交了5万泰铢（约1万人民币）检查费，住院一个星期，花了4万多泰铢。12月2日，幸卫林不想住院了。“医院说我得做手术，不然腿会残废。但手术要花20多万泰铢，就是5万多人民币。这里又没人照顾我。”幸卫林要求护士打电话给移民局，希望早点离开。12月3日至12日，他被关在湄索移民局，13日被送往曼谷移民总局。在缅甸花费高价，得到简单医治后，幸卫林坐上了轮椅。受访者供图相比之下，幸卫林觉得在湄索移民局反而不错，每个房间人不多。到了曼谷，他在一个被称作“临时隔离点”的篮球馆待了3天。“一个篮球馆关了来自几十个国家的300多人，每个人连一平方米的位置都没有，很糟糕。”因为坐着轮椅，拄着拐杖，12月16日晚，幸卫林被正式转移到曼谷移民局。这里条件依然不好，一个大房间，关着来自十几个国家的100多人，“缅甸人最多，占了80%。”在曼谷移民总局，用手机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幸卫林每天要交1200泰铢（约240元人民币），才能拿到自己的手机。“为什么他们愿意关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消费主力。每天，用手机要1000多泰铢，吃饭几百泰铢。”幸卫林说，移民局里还有5人住一间的VIP房，月租金5万泰铢（1万人民币）。这些有钱人也会被高价勒索。“旁边有个VIP房里住着一个中国老板，听说要20万人民币才可以保释出去。”幸卫林每天用手机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给大使馆打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个电话”。其中有20个打通了，大使馆对他的情况做了登记，但依然没有消息。幸卫林说，12月19日，他的朋友通过泰国移民局关系找了领导，来给幸卫林做笔录，资料已经反馈上去了。“第二天大使馆就收到我的反馈，但现在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在移民局，要拿到一张回国申请表也要大出血。“开始一张1600泰铢（330元人民币），我问过大使馆，大使馆说表格不要钱。但后来，表格炒到1.2万泰铢（2400元人民币）。”幸卫林说，“即便这样，他们还不愿意给。因为你住在这里，每天都要消费。”幸卫林盼望着早点回国治疗，“再拖下去，我这腿估计要残废。”幸卫林右腿受伤严重。受访者供图发朋友圈讲述遭遇2019年，幸卫林利用在电视台工作时积累的丰富人脉和资源，创办了自己的“贵州视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贵视旅游公司”），在做旅游产业的同时，公司还做电视购物、直播带货业务。几年前，他离了婚。他说，离婚时，自己几乎“净身出户”，但目前，贵视旅游公司在全国有142家门店，加上贵阳的4套房子，两台车，以及仓库货物，他的身家至少在1000万以上。从8月31日起，幸卫林已经离开贵州4个月。过去，他的朋友圈有时一天发四五条。9月21日，他的朋友圈显示在香港国际机场，配发的视频里，他拿着护照和机票，配文写着，“贵视旅游带你游泰国，即将在泰国直播”。此后，他从国内朋友的视野中“失踪”了。即便用工作手机登录了微信，他也一直对国内亲友严格保密自己的遭遇。9月27日，为了显示“存在感”，幸卫林发了两条无关痛痒的视频号朋友圈。10月1日，他用截图的方式解释，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因此包括支付宝在内的账号被冻结，无法转账，正在等待公安机关查实后解冻。“请大家勿担心勿念。只是暂时失联，不是失踪！”——这是身陷缅甸期间，幸卫林用工作手机偷发的两次朋友圈。所谓“银行账户被冻结”，幸卫林说，因为9月5日贵阳封城，导致前面的几批旅游路线停发，而100多家门店的旅游款已经打到总部。接到游客投诉后，幸卫林需要向供应商返款80%，因此当天转出了100多万款项，再由供应商退还给游客。他的银行卡因“被怀疑遭遇诈骗”被冻结。在此期间，幸卫林每两三天切换一下微信账号，告诉家人自己的情况，只与两个核心管理人员保持沟通，“遥控”公司的正常运转。“每次只敢登半个小时左右。只能处理最重要的事情，不可能每个人都回复。”当家人向公安机关报警时，公安人员根据“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认为幸卫林是主动去境外从事诈骗，让家人转告，“让他尽快回来投案，接受调查。”幸卫林哭笑不得。“我巴不得赶快回去，回去坐牢也有个期限，比在这里随时会死掉强。”他甚至想使点小聪明，让朋友去起诉他“诈骗”，“我想让国内刑警通过国际刑警把我弄回国，就算判刑坐牢，查清后还能放了我。”但事后他明白，这个想法幼稚且不可能实现。在曼谷相对稳定后，12月21日、23日、28日，幸卫林才开始在朋友圈公开自己的遭遇。12月21日的朋友圈中，幸卫林用9张照片和1700多字，向国内的亲友、合作伙伴全面解释了自己在缅甸和泰国的遭遇：12月21日，幸卫林用2000多字，首次在朋友圈公开讲述自己的遭遇“66天的缅甸被绑架经历划上句号。才知道人生最奢侈的是人身及生命安全，自由和尊严。花费了近20万，身体减重42斤，从150多斤到一百零几斤，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二十几岁的身材。”幸卫林还呼吁国内的亲友，帮助他打电话向曼谷大使馆求助，“让他们早点给我开具《回国证明》，我就可以买机票回国了”。同时，他在这几条朋友圈下的评论里不断感谢某些华侨商会和会长，以及“周总、崔总”“谯总”“王总”。12月23日的朋友圈里，幸卫林发布了公司门店和以前公司活动的图片，称“周六将正常开门营业，贵视旅游总部的一切工作正常，公司一直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同时他还写道，“感谢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这次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也感谢那些害我的人和这次事情中对我落井下石的和趁机远离我的人，因为这是人性的自然显现，不怪你们。幸卫林还没死，相信也还能东山再起。”12月23日，幸卫林在曼谷移民局里“遥控”公司，称“贵视旅游总部一切工作正常，公司一直处于正常运转状态”之所以一直保密，幸卫林说，是怕生意受到影响，给总部员工、142个门店以及生意伙伴们增强信心。“一旦知道你出事，其他同行就会趁机而入，来挖你的人，挖你的门店。”幸卫林说，陷入妙瓦底的头一个月，家人还到处报警、找关系，希望把他救出来。但看多了妙瓦底的新闻，亲友们开始接受现实，“包括我家人、朋友，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逃得出来，觉得我这辈子肯定回不去了。”甚至有亲属开始考虑把他名下的房产拿走。但也有家人在支持他——他的大姐、儿子为了帮他摆脱险境，几次转钱给他，合计七八万。还在缅甸时，幸卫林就通过儿子代理公司业务，“遥控”生意往来现在，幸卫林的右腿、脚关节骨折还未康复，腰部神经压迫，胸前软骨突出。他担心残废，也担心妙瓦底的网诈集团动用关系和手段，把他从泰国移民局再次绑走。但他还在朋友圈，给别人也给自己打气：“熬过了很多苦难！希望如期而至的不只有旅游的春天，还有疫情过后平安的所有人！”记者最近一次收到幸卫林的消息是在12月31日——2022年的最后一天，他说自己在老家贵阳开阳县政府和大使馆积极运作下，已经被保释出来，并买了机票，将于1月5日从曼谷飞回昆明。

一年时间，券商换了20位董事长

2022年底，又一家券商董事长变更了。2022年12月30日，券商中国记者获悉，万和证券原董事长冯周让已到法定退休年龄，辞去万和证券董事长职务，在董事长缺位期间，该公司董事会推举董事周云福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2022年是券商董事长密集变更之年，券商中国记者根据Wind、公司公告等信息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0家券商发生了董事长的变更，这还不包括董事、总经理等高管的变动。具体来看，券商董事长变动的原因较为多元，包括到龄退休、股权变化带来董事长变化，经济低迷之下，券商更换董事长寻求业绩起色等。万和证券董事长变更2022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券商董事长仍然在变动。2022年12月30日，记者从万和证券获悉，万和证券原董事长冯周让已到法定退休年龄，辞去万和证券董事长职务，在董事长缺位期间，该公司董事会推举董事周云福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万和证券表示，该公司将依法向海南证监局提交冯周让辞去公司董事长和董事职务，以及推举该公司董事周云福代行董事长职务事项的备案材料。上述相关人员的变动，对该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资料显示，万和证券经纪有限公司于2002年1月在海南省海口市注册成立，2016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变更为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尽管注册地在海南省，但是万和证券从股东性质而言，却是深圳国资的旗下企业。该公司官网披露，万和证券的前五大股东均为深圳国资背景，第一大股东为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持股53.09%，第二大股东为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4%；第三大股东深业集团持股7.58%。此次到龄退休的冯周让，曾担任世纪证券副总裁、万轩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上海信宏达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珠海中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分管证券）、海南国际租赁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等。2022年超20家券商董事长变动万和证券董事长变动，只是2022年以来券商高层频繁变动的一个结尾“注脚”。据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至少有20家券商的董事长发生了变动， 既包括申万宏源、中国银河等头部券商，也包括长江证券、中泰证券等中型券商，还包括万和证券、万联证券等小型券商。变动原因较为多元，包括到年龄退休、组织内调动、行业内跳槽、业绩压力被动离职等。具体来看，券商新任董事长包括：申万宏源刘健、国元证券沈和付、长江证券金才玖、中泰证券王洪、财通证券章启诚、东兴证券李娟、红塔证券景峰、中银证券宁敏、光大证券赵陵、中国银河证券陈亮、世纪证券余维佳、银泰证券刘强、诚通证券张威、万联证券王达、民生证券景忠、野村东方国际证券王仲何、五矿证券常伟、英大证券段光明、恒泰证券祝艳辉、万和证券周云福。就2022年12月而言，除了万和证券，就有包括国元证券、中泰证券等发布人事变动公告，迎来新的掌门人。2022年12月8日，中泰证券公告，选举王洪为董事长，原董事长李峰已经在2022年8月出任山东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2022年12月16日，国元证券公告，董事会换届情况，原董事长俞仕新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董事职务，由沈和付接任董事长一职。至此，国元证券董事长、总裁归于沈和付一人。掌门人变动背后股权大变动除了传统的到龄退休、同业流动，券商董事长密集变动的背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券商股权的密集变动，尤其是多家民营券商逐步变为国有控股券商。近日，九鼎集团转让九州证券股权获得证监会批复，四家武汉国企将成为九州证券的主要股东，而券商中国记者获悉，原长江证券总裁邓晖拟任九州证券党委副书记，这意味着，九州证券的掌门人可能也将在未来发生变化。与之类似，由于大股东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券商董事长发生变化的券商不在少数。2022年3月，证监会核准中国诚通成为新时代证券主要股东，对中国诚通受让新时代证券28.59亿股股份（占股份总数的98.24%）无异议。新时代证券实控人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新时代证券更名为诚通证券。在改头换面之后，来自中国诚通的张威成为诚通证券的董事长。2022年9月，北京西城区国资委旗下北京金融街集团，取代天风证券成为恒泰证券的第一大股东。2022年12月，恒泰证券董事长和总裁均发生变更，由拥有北京金融街集团背景的祝艳辉出任恒泰证券新一任董事长。地方国资方面，江西国资也拿下了民营资本的国盛金控控股权，进而拿下旗下国盛证券的控股权，其中国盛金控的董事长已经由杜力变更为江西交投的刘朝东，预计后续国盛证券的董事长也将发生变动。除了股权变动带来券商董事长变动，一些券商股东直接推荐，也在券商董事长变动中起到关键作用。据悉，2022年2月，长江证券新任董事长金才玖也是来自于股东的推荐。新任董事长金才玖同时担任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根据2021年年报披露，三峡资本为长江证券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为6.02%。而财通证券新任董事长章启诚此前为该券商控股股东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此外，在公司内部选拔提升方面，中银证券、银泰证券等新任董事长均来自公司内部提拔。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券商董事长变动也有一些由“黑天鹅”事件引发。例如，2022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山东证监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冯鹤年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无法履行民生证券董事长等相关职责，因此民生证券推举景忠代行董事长职务，时限为6个月。2022年4月，因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闫峻受到责任追究，辞去光大证券董事长职务。6月14日起，光大证券新董事长赵陵“走马上任”，其此前在光大银行担任副行长、董秘职务。

加拿大禁止外国人买住宅，禁令持续2年

据法新社报道，加拿大禁止外国买家在本国购买住宅物业的法案于当地时间2023年1月1日正式生效，并将持续2年。法案旨在为面临住房紧缩的当地人提供更多房屋。2022年12月下旬，加拿大政府曾表示，该禁令仅适用于城市住宅，不适用于避暑别墅等娱乐型住宅物业。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称，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不受该禁令约束。其他潜在买家则面临各种不同规则。其中，国际学生和外国工人只要在加拿大居住达到一定年限，表明他们有意成为永久居民，就可以购买一套房产。如若违反该禁令，相关人员可能会被定罪，并处以最高1万美元的罚款。该“禁购令”是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2021年竞选期间提出的，当时加拿大房价飙升，致使许多当地人买不起房子。特鲁多在其选举演讲中表示，“房子是给人住的，而不仅是给投资者投机使用的”。他认为，加拿大房产业吸引了众多外国投资者，导致加拿大房屋空置率很高，使用率很低。在选举获胜后，特鲁多政府出台了《禁止非加拿大人购买住宅物业法案》，温哥华和多伦多等主要市场也进一步提高房地产“外国买家税”。据《纽约时报》报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国际购房者征收20%的税，安大略省于2022年10月将外国买家的房地产投机税从20%提高到25%。法新社报道称，为控制通货膨胀，加拿大央行采取激进的货币政策，拉高了抵押贷款利率，对于买家而言，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降温。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数据，加拿大平均房价已从2022年初超过8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408万元）的峰值跌至上个月63万加元左右。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财政部门的数据，外国房地产投资占住宅销售额的比例从2016年6月的9%下降到2022年6月的约1%。

25个品种面世！信托业务分类征求意见稿公布

“不得以管理契约型私募基金形式开展资产管理信托业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展通道业务和非标资金池业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承诺最低收益，不得以信托业务形式开展为融资方服务的私募投行业务，坚决压降影子银行风险突出的融资类信托业务。”信托业务分类改革酝酿1年，25个业务品种终于面世。12月30日，银保监会在官网发布了《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通知》），将信托业务分为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25个业务品种。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对信托业务进行重新分类并提出了相关监管要求，旨在促进各类信托业务规范发展，积极防控风险和巩固乱象治理成果，引领信托业发挥信托制度优势有效创新，丰富信托本源业务供给，摆脱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加快转型，为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北方信托创新发展部总经理王栋琳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相比10月份下发的版本，此次公开版本在内容上做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主要包括：业务品种增加了2项，并对业务类别顺序进行了调整；对业务精准释义，尤其对资产服务信托各个类别做了进一步规范，以防范信托公司利用资产服务信托规避资管新规；调整过渡期安排等等。25个业务品种多为服务类早在今年2月份，监管便召集过信托公司相关人员开会讨论《通知》初稿并提建议，4月份有信托公司收到监管下发的《通知》并进行意见反馈，10月份更新版的《通知》下发至信托公司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试填报数据，如今《通知》正式对外披露，对比期间流传出来的分类，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下的业务品种发生过多次微调。此次《通知》最终将信托业务分为三大类25个业务品种，具体包括：一是资产管理信托。依据资管新规，按投资性质不同分为4个业务品种，包括固定收益类信托计划、权益类信托计划、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信托计划和混合类信托计划。二是资产服务信托。按照服务具体内容和特点分为财富管理服务信托、行政管理服务信托、资产证券化服务信托、风险处置服务信托、经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资产服务信托等5小类，共19个业务品种。三是公益/慈善信托。按照信托目的不同分为慈善信托和其他公益信托2个业务品种。王栋琳分析称，相比10月份的版本，资产服务信托下增加了“其他资产服务信托”，从而避免遗漏，为信托公司回归本源、积极创新、灵活运用多样化的信托服务工具留下空间；公益慈善信托下增加了“其他公益信托”，是依据《信托法》开展的除慈善信托以外的公益慈善信托业务，为信托更大范围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提供渠道。此外，可以看到，25个业务品种中，服务类占了19个，监管导向不可谓不明晰。《通知》中亦要求，信托公司应当积极拓展信托本源业务，深入挖掘资产服务信托业务空间，在实践中丰富信托本源业务服务内容。对于业内关注的存量融资类信托如何处置一事，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通知》明确坚持压降影子银行风险突出的融资类业务，信托公司按照前期既定工作要求继续落实。《通知》在明确业务边界项下指出，信托公司应当立足受托人定位，以受益人合法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对照信托业务新分类要求严格把握信托业务边界，不得以管理契约型私募基金形式开展资产管理信托业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展通道业务和非标资金池业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承诺最低收益，不得以信托业务形式开展为融资方服务的私募投行业务，坚决压降影子银行风险突出的融资类信托业务。上述负责人称，银保监会将修订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明确具体监管要求，保障信托业务符合信托实质。在存量信托业务整改方面，与此前传出的5年过渡期不同，《通知》拟设置3年过渡期。“信托公司应对各项存续业务全面梳理，制定计划，有序整改。”上述负责人指出，其中契约型私募基金业务按照严禁新增、存量自然到期方式有序清零。其他不符合分类要求的信托业务，单设待整改信托业务一类，根据过渡期安排有序实施整改。已纳入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后个案处理范围的信托业务，应当纳入待整改业务，并按照资管新规有关要求及前期已报送的整改计划继续整改。进一步区分资管类和服务类此次公布的通知进一步对资产管理信托和资产服务信托这两大类业务进行了明确区分。《通知》中对资产管理信托的定义为，是信托公司依据信托法律关系为信托产品投资者提供投资和管理金融服务的自益信托，属于私募资产管理产品，适用资管新规。对资产服务信托的定义为，指信托公司依据信托法律关系、接受委托人委托并根据委托人需求为其量身定制财富规划和代际传承、托管、破产隔离和风险处置等专业信托服务。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针对这两大业务，《通知》主要涉及两大纬度的区分。一是资金来源。《通知》提到，资产服务信托业务不涉及向投资者募集资金的行为，不适用资管新规；资产管理信托则应当通过非公开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来募集资金并进行投资管理，未将单一资金信托纳入范畴。故此，单一类资金来源的信托不属于资产管理信托。“单一资产管理信托实质是专户理财，根据业务实质应当归入资产服务信托中的财富管理信托，而不是资产管理信托。”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此解释称，资产管理信托的业务模式是信托公司发起设立资产管理产品，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募资，按照产品设计管理运作，并按照产品期限到期清算。而财富管理信托的业务模式是信托公司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根据委托人需求为其量身定制专户服务，并按其要求终止清算。二是资金投向。资产管理信托业务对标资管新规，与国内同业保持监管标准统一。而在资产服务信托业务上，《通知》要求，信托公司原则上不得以受托资金发放信托贷款，也不得通过财产权信托受益权拆分转让等方式为委托人融资需求募集资金（依据金融管理部门颁布规定开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除外），避免服务信托变相成为不合规融资通道。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中对服务信托项下的多个业务品种设立了实收信托规模要求和投资范围。家族信托实收信托应当不低于1000万元，受益人应当为委托人或者其亲属，以及慈善信托或者慈善组织，但委托人不得为唯一受益人；家庭服务信托实收信托应当不低于100万元，期限不低于5年，投资范围限于投资标的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和上市交易股票的信托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以及其他公募资产管理产品；其他个人财富管理信托的信托受益权不得拆分转让，实收信托应当不低于600万元；法人及非法人组织财富管理信托受益权不得拆分转让，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财富管理信托实收信托不低于1000万元。《通知》的主要原则之一为：严防利用信托机制灵活性变相开展违规业务，信托公司要在穿透基础上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信托业务进行分类。“银保监会将进一步完善各类具体业务监管规则和配套机制，指导派出机构对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准确性和展业合规性实施持续监管。”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据悉，此次《通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3年1月30日。

华为手表在纸盒上测出血氧心率？

最近，血氧仪卖断货，有些智能手表宣称有血氧检测功能，吸引了不少人关注使用。不过，有多位网友表示华为手表可在火腿上、速溶咖啡盒上监测出血氧和心率，同等环境条件下苹果手表则显示测量不成功。对此，12月29日，华为消费者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回应称，华为智能穿戴设备依托光学传感器对光信号波动进行血氧测量，将手表置于纸盒、水果或毛巾物体上，极小概率可能会误判为人体信号，会得出血氧值。官方补充道：针对这个问题，华为方面会不断优化算法，提高准确度。据了解，血氧饱和度即血液中血氧的浓度。血氧含量低时容易引发疲劳易困，记忆力下降，长期血氧含量不足还会对大脑、心脏等器官造成伤害。华为手表基于TruSeenTM 4.5+心率监测技术，智能监测血氧饱和度。不过华为也提醒，本产品非医疗器械，监测数据和结果仅供参考，不作为诊断和医疗用途。

一大波央国企背景股东年底甩卖金融资产，中小银行股权成大头

　　原标题：一大波央国企背景股东年底“甩卖”金融资产，中小银行股权成大头　　从标的来看，地方城农商行小比例股权为大头，也有部分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私募基金股权，交易底价从过万到过亿均有。12月28日，一央企下属金融机构知情人士对财联社记者透露，目前扎堆挂牌的情况是按照上级有关部门回归主业的要求处置，非主业业务应当在今年年底之前处理。　　时值年关，部分央国企背景下属公司仍在加速挂牌出售非主业资产，尤其金融类资产。　　财联社记者注意到，全国产权行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披露，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中航工业下属中航信托、国家电网下属天津三源电力、四川惠特电建、安徽明生电力投资集团、淮北万里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钢铁下属中南钢铁集团，中钢集团下属江苏阜宁海天金宁三环电子有限公司，中海油下属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不同的主体，都在各地产权交易中心密集挂牌出售所持的金融机构股权。　　从标的来看，地方城农商行小比例股权为大头，也有部分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私募基金股权，交易底价从过万到过亿均有。12月28日，一央企下属金融机构知情人士对财联社记者透露，目前扎堆挂牌的情况是按照上级有关部门回归主业的要求处置，非主业业务应当在今年年底之前处理。　　挂牌标的散而小，中小银行股权成大头　　全国产权行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最近一个月在各地产权交易中心挂牌的金融资产为106宗。　　中航信托挂牌的四家机构情况比较典型，标的资产均为中小金融机构，且股权占比较小。如江西银行2586.87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0.43%）转让底价1.79亿元，贵州银行6500.25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0.4456%）转让底价1.79亿元，景德镇农商行7169.52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6.52%）转让底价1.56亿元，嘉合基金27.27%股权转让底价1.68亿元。　　又如国家电网下属天津三源电力集团，仅持有天津银行近0.015%的股权，在11月4日亦作价533.2万元挂牌出售，但至今仍处于待售状态；同样是国家电网下属的四川惠特电力投建集团，在11月13日作价445.7万将所持0.13%达州银行股权出售，但至今尚未成交。　　国家电网旗下安徽明生电力投资集团、淮北万里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则分别挂牌转让徽商银行股权。安徽明生电力投资集团12月28日挂牌徽商银行218.3677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0.0157%），底价1135.51万元。淮北万里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也于同日挂牌徽商银行1512.4725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0.1089%），转让底价7864.86万元。　　据财联社记者统计，其他央国企背景下属公司转让的资产标的还包括达州银行、江苏阜宁农商行、河北沧州农商行、湖南银行、德州银行、广发银行、天津银行等的小比例股权。除了银行，还包括北部湾财险、恒泰保险经纪、南宁市华信小额贷款、永诚财险等其他机构。　　回归主业是主要动因，但挂牌价格并不便宜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财联社记者表示，目前这一批央国企股东出清中小金融股权不是一参一控的要求，更多是央企回归主业的要求所致。董希淼认为，2018年“两参一控”监管政策趋严，同时对银行股东的要求日益提升，为满足政策要求，银行股东主动进行股权转让和拍卖的数量明显增加。　　据了解，从2019年开始，国资委加大中央企业战略规划管理力度和考核力度，严控非主业投资比例，严控金融业务投资，推动企业进一步做强做优做精实业主业。此前，据证券时报统计，在全国所有银行法人机构中，国　　然而考虑到部分挂牌金融机构为A或H上市公司，财联社记者通过比对发现，目前这一批央企背景股东的挂牌处置价格并不便宜。　　比如江西银行，目前其港股价格为0.92港元每股，该行截至今年6月30日的每股净资产为6.32元人民币，市净率约为0.12倍。然而中航信托挂牌的价格折算下来，其估值却超过1倍PB。　　再比如徽商银行，该行目前H股股价为2.48港元每股，截至今年6月30日每股净资产为7.5552元人民币，目前市净率为0.28倍。国网旗下两家公司转让价格折算下来虽然没有超过净资产，但仍为徽商银行港股现价的2倍以上。　　一家上市银行董办人士对财联社记者表示，这种情况并不奇怪。“目前二级市场的价格确实是非常便宜，但问题是央企背景的股东成本考核很严格，挂牌退出价格不能随便定，所以后续能不能成交还不好说。”　　近年来国企挂牌和民企拍卖金融类股权成交均不理想　　财联社记者注意到，在全国产权行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挂牌的金融股权中，挂牌时间最长的为2年，系由广西新华书店集团挂牌出售的平果国民村镇银行股权。其余多为一年以内。　　与之类似的情况是，在司法拍卖平台，民企抵押的银行股权竞拍成功率逐年下降，部分甚至无人问津的地步。相关统计显示，2017年银行股权司法拍卖的成交率尚有56.99%，2018年直线降至40.49%。而到了2022年，成交率仅为21.98%，这意味着近八成银行股权以流拍告终。　　但事实上，近年来中小银行业绩并非差强人意。2022年三季报，27家上市中小银行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1660.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79%；合计实现营业收入约4378.2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7%。从三季度净利润数据看，多家中小银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明显提升。其中，有4家银行净利润增速超过30%，包括杭州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张家港银行；另有8家银行净利润超过20%，3家银行净利润超过10%。　　业绩依然靓丽，为何银行股权却从之前的香饽饽沦落到无人问津？董希淼认为，第一是这两年经济在下行，民营企业自身经营情况也不好，一般考虑卖掉银行的股权来缓解自己的流动性问题，第二，可能是受监管政策影响，最主要股东只能是一参一控，超过限制可能就要退出，第三个，部分民企股东资质不符合银行股东的新要求。当然也有一些中小银行自身发展情况不好，难以引入或留住比较优质的股东，这也是个问题。

辛苦钱提不了现，这群餐饮人慌了，有人被SaaS平台哗啦啦欠上百万

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不少餐饮人陷入了一场焦虑、甚至“恐慌”事件之中，原因是他们合作的头部餐饮SaaS平台哗啦啦出现了提现周期变长、甚至至今不能提现的情况。哗啦啦成立于2011年，其主要业务是为餐饮企业提供全流程数字化服务，比如收银POS系统、移动POS系统、自助点餐、排队等位系统等。据官网显示，目前哗啦啦签约餐饮商户超40万，客户年交易总额超过7000亿元。餐饮企业通过哗啦啦收银系统收入的营业额会经过平台，一般情况下商户可以在第二天提现。不过，黑猫投诉以及各大社交平台上不少商户反映，自12月初开始，他们的提现一直没能成功。现金流对餐饮企业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临近年关就更是如此。这些年，数字化一直是餐饮行业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餐饮企业虽然享受了第三方数字服务带来的便利，但也难免因此面临风险。突发信任危机2022年12月，王成刚开了一家餐饮店，店里配的正是哗啦啦收银系统。第一次提现的时候，王成就发现系统出问题了，本来第二天就能提现的钱，迟迟到不了账。无奈之下，王成跟对接的业务员说自己要报警处理，之后又过了几天王成这笔钱才到账。“我后来赶紧就换了别的收银系统”，王成说道。碰上提现难这种事，刚开店的王成跟哗啦啦的老用户李亮相比，还算幸运的。李亮的餐饮店用哗啦啦的系统已有5年之久，12月初，他的店也遇到了提现不能到账的问题。“提现偶尔会有到账，但是还没全部到账，不过我估计会慢慢到账。”李亮告诉市界。在李亮的印象里，用哗啦啦系统的五年来，这还是第一次遇到提现困难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他还有八万元尚未提现成功，“有什么办法，只能等啊，该做的都做了。”黑猫投诉以及各大社交平台上，还有很多反映哗啦啦提现不成功的商家。其中，有商家写道，自己在12月14日、15日和16日分别发起了一次提现，可直到12月26日，提现都没成功。刚开始，哗啦啦客服说系统升级3天到5天，最迟一周就能提现，可眼看着十多天过去了，他还没提现成功。在投诉平台上，还有商家表示自己所在集团已经被欠款125万余元。而在维权群里，也有商家被拖欠数万甚至几十万元。（图片来源：黑猫投诉截图）天眼查显示，哗啦啦的运营主体为北京多来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单一大股东为北京格致璞科技有限公司，实控人为潘广鹏。哗啦啦的主营业务是为餐饮企业提供一站式信息化服务，包括线下门店经营、线上门店经营如微信餐厅、积分商城等；供应链管理以及大数据产品等。在餐饮信息化服务商这个赛道里，哗啦啦的主要竞品有美团、客如云等。其中，哗啦啦算是头部品牌之一，根据其官网显示，目前全聚德、文和友、杨国福、鱼你在一起、COSTA、泸溪河等知名餐饮品牌都是其客户。一家行业头部公司，为何会出现提现难的问题呢？根据商户在社交平台的发言，刚开始哗啦啦给出的理由是系统升级以及疫情影响，不过随着长时间不能提现，这两个理由也开始被商家质疑。近两日市界尝试跟哗啦啦客服沟通，不过其官方客服电话一直未能接通。根据新浪科技报道，哗啦啦的提现困难疑似是因为公司之前在收购某个项目时因为资金短缺，借用了某基金的钱，最近该基金爆雷开始催债，急需钱的哗啦啦只能动用部分平台商户资金用于业务周转。数字化很美，但也很“难”数字化无疑是各行各业的大趋势，近年来，我国餐饮行业也在进行数字化升级。通过数字化营销，餐厅可以获客引流；外卖等线上渠道也帮餐厅扩宽了销路。而像哗啦啦这样的门店收银POS系统，以及自助点餐等不仅可以帮餐厅减少人工成本，还能帮助其提高效率。基于这个需求，像哗啦啦、美团这样的餐饮信息化服务商快速崛起。不过，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餐饮人在享受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利时，也不得不面对相应风险。拿最常见的自助点单和收银系统为例，李亮在哗啦啦提现遇到问题之后，经常被人询问为什么不直接用自己的二维码扫码支付，他给出的回答都是：收银系统和二维码收款根本就是两码事。收银系统功能强大，比如收银系统的后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门店流水等情况，还能直接形成报表。而且，很多收银系统支持多种支付渠道，还能和外卖平台联系起来，不用人工操作就能直接接单，收银台和后厨还能同时打印出菜单和制作单。虽然收银系统等确实方便，但平台方压款却是餐饮人最“无奈”的痛处。刘闻经营着一家餐厅，他的店里用的是美团的收银系统。这个系统一方面结合了自助点单，而且和大众点评打通方便用户评论，确实给刘闻的餐厅提供了便利；但另一方面复杂的提现机制，也让刘闻“头大”。据刘闻说，美团系统会分成几个部分给商户打款，在美团和大众点评上买的券和套餐的这部分是每隔7天可以提一次款；顾客直接扫码支付的是第二天到账但是周末不放款，每周五、周六、周日三天的钱会等到下周一再给。只要顾客买了套餐，刘闻就得时刻看着日期，算着什么时候可以提现。直接扫码支付的这种形式，对刘闻最大的影响在于压款。他告诉市界：“每周营业额最好的三天就是周五、周末，系统要压三天，很影响现金流。”自助点单和收银系统还只是餐饮企业在数字化时代不得不做的变革之一，除此之外，他们要面对的“难题”还有很多，比如线上渠道拓展等。工作日下午三四点，汪志经营的餐馆空无一人，他坐在最靠近厨房的桌子上，大声读着线上代运营团队发给他的合作细则。汪志的这家店刚开业不久，据他说现在只要用个人信息注册了一家餐饮企业，各种电话就找过来了。“有做收银系统的，有做线上平台代运营的，太多了。”汪志的新店除了他之外只有一名员工，像他这样的小餐饮店没有精力也不太会做外卖、团购等线上平台的经营，所以一般会找线上代运营公司。刚开业的时候汪志合作了一家代运营公司，但他觉得自己被“坑”了，因为钱花出去了，外卖一单都还没接到。为了更快把线上渠道做起来，汪志开始仔细对比每个代运营公司的服务，“有的是包月、包年收费的，有的是抽成的，我准备找一家抽成的，它刚开始不收钱，只有营业额达到一定钱数才会收钱，这样感觉踏实一些。”时代变了，对于线下餐饮店来说，即使可能遇到一些“坑”，数字化升级也终究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注：文中王成、李亮、刘闻、汪志均为化名）

中国资本大佬爆雷远走纽约 被越洋追债

法庭文件显示，传票已在12月13日送达韩学渊在曼哈顿中央公园东侧的公寓，韩本人接收了传票。（谷歌街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和公司越洋到纽约追债，纽约曼哈顿民事法庭12月12日的一起案例显示，92名中国人和1家中国公司组成的团体，起诉昔日的基金大佬韩学渊从投资者那里掠夺逾10亿美元资金转移到他控制的账户，包括他在纽约开的账户中。根据起诉书，2006年至2018年间，韩学渊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投资管理帝国，在其鼎盛时期管理约130亿美元的资产。2018年底，其旗下的诺远资产“债盈宝”到期无法兑付、爆雷，巨额投资款去向不明。2019年至2021年间，韩学渊在纽约通过网络至少召开六次投资者会议。诉讼称，韩学渊在这些会议中向原告承认其公司“不当挪用投资者资金”，并承诺将退还这些钱。但至今没有兑现承诺。原告声称他们被骗损失了至少5,000万美元。从起诉书的列表看，92名中国受害者中，最少的投资15万人民币，最高投资3,702万人民币，大多数人都投入上百万元。起诉书称，2022年4月，北京一家法院对韩学渊的实体和同伙进行了刑事定罪。法院发现，投资者的资金从韩控制的实体，转移到韩控制的银行账户，并在那里“消失”了，消失的钱有97亿元人民币（约14亿美元）。原告表示，他们从一位秘密证人那里获得的文件显示，在美国没有实质性业务的韩学渊已在中国境外积累了近10亿美元，包括他名下的纽约银行账户中的两亿多美元，并在抵达纽约不久后疯狂购物。原告举例，韩在2019年9月通过一家空壳公司在曼哈顿南部的炮台公园城购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公寓，2020年7月在曼哈顿东部购买了数百万美元的顶层公寓，他还购买了劳斯莱斯（Rolls Royce）等豪车。起诉书称，由于中国针对韩学渊的刑事诉讼在进行中，他们在中国无法对他提起民事诉讼，而韩本人住在纽约，因此在纽约提告，向他求偿损失。荣誉光环下的“汉富”韩学渊在大陆被描述为“资本大佬”，大陆百度百科关于韩学渊和汉富控股的介绍，还能见到其拥有的众多闪亮荣誉。汉富控股总部位于北京，号称和全球五百多家知名机构建立了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起诉书称，“汉富”（Hanfor）曾是中国顶尖资产管理公司之一，韩学渊宣传其为“成熟的世界级资产管理公司”。在2018年接受中共官媒《中国日报》采访时，韩自夸其投资团队由精英组成。《中国日报》：这个伟大的时代会产生伟大的投资者吗？韩：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会产生伟大的投资者，中国正处于这个过程中。巴菲特的伟大并不在于他自己，而是因为巴菲特身处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中国日报》：你是一个伟大的投资者吗？韩：我认为我是，而且我也必须是。韩学渊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投资管理帝国，在其鼎盛时期管理约130亿美元的资产。（起诉书截图）原告的投资有去无回2016年，汉富旗下的诺远公司推出“债盈宝”，称其为“低风险投资理财产品”，“所投基础资产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信用债、股票质押类资产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当时，债盈宝设置的投资期限，短至三个月、长达一年，供投资者自由选择，预期年收益率高达7%至9.5%，比银行存款高得多，因此吸引很多人投资。2017—2019年，原告共投入逾2.68亿人民币购买“债盈宝”。但是，从2018年底起，诺远到期无法还款。起诉书称，诺远公司将产品不能兑付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新规定。投资人别无选择，只能延期兑付。然而，投资人不知道的是，“诺远在撒谎，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法规与诺远拒绝还款没有关系。”原告购买的汉富旗下其它基金如京信、创智基金、鼎信私募基金、金麒麟基金、中开金等，也都出了问题。韩学渊远走美国后，似乎还试图将企业在美国上市圈钱，以兑付国内的欠债。起诉书称，2019年第一季度的一次投资者会议上，远在美国的韩向原告表示，汉富在美国上市的计划正在“顺利”进行，并承诺5月13日就将“约1亿元人民币”退还给“债盈宝”投资者。不过，汉富并未在美上市。资金池问题数以亿计的投资流失，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区分投资和诈骗。起诉书透露其涉嫌非法“资金池”问题。起诉书称，在2019年8月29日的投资者会上，韩表示旗下基金“有独立的基金规则，投资基金不会混合。我们可以保证（每个）产品和其（基础）资产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但与他的说法相反，中国的证监会2020年认定“韩的实体将不同基金的资产混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非法的资本池”。起诉书称，韩在纽约主持的投资者会议上，承认了债盈宝资金的三个“另类”用途和去向：流动性支持，以支持汉富及其子公司（的资金缺口）；提供债盈宝投资合同所不允许的高风险贷款；为债盈宝以外的产品的投资者提供资金。原告被告都是中国公民 管辖权问题在九十多人提告前，早在2021年2月，已有一名拿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张女士和其他三名中国公民，在纽约南区联邦法庭提告韩学渊及其汉富系列公司。在2021年的案子中，张女士说她买了汉富控股价值200万美元的股票，指控被告违反合同、不当致富、违反信托义务。但此案于今年1月6日被联邦法官驳回，理由是纽约缺乏管辖权，原告和被告都是外国人，或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或中国注册的实体。今年12月12日新提起的诉状，认为纽约有司法管辖权，因为韩是纽约州居民，他在纽约向原告作出虚假陈述，引起索赔的事件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曼哈顿。韩学渊在本案中尚未登记律师，记者联系了此前在纽约南区联邦法庭代理韩学渊2021年被诉案的律师Jeffrey S. Boxer，至截稿时一直未获得回应。

斯坦福研发新疫苗:比mRNA强百倍 覆盖所有毒株

　　比mRNA强百倍的新冠疫苗来了！预防所有变异毒株，成本极低，还可以常温保存。人类的新冠疫情，就要终结了？　　人类或许能战胜新冠了？　　最近，来自斯坦福的科学家研究出一种基于铁蛋白的新冠纳米颗粒疫苗，可以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产生强效、持久、广谱的中和抗体。　　实验结果显示，新疫苗所能引起的抗体反应，要比现有的mRNA疫苗强100倍。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涵盖所有已知的变种。　　如果能证实它在人体内也能产生同样强效的抗体，或许，新冠病毒将和天花一样，在人类社会中成为历史。　　顺便一提，这项研究背后的金主爸爸，就是小扎。　　终结新冠的疫苗，要来了？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科学家们已经在疫苗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数据显示，在新冠爆发的第一年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避免了超过1400万人的死亡。　　但是，现在全世界仍然对疫苗有着迫切的需求，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有将近10亿人仍未接种SARS-CoV-2疫苗。另外，疫苗的成本普遍偏高，低温存储和运输都增加了它的成本，让很多人无法承受。　　而且，疫苗通过诱导或感染所提供的免疫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同时，新冠病毒属于mRNA单链病毒，非常容易发生变异，从而逃过疫苗的保护作用。　　因此，我们非常需要一种能为所有SARS-CoV-2变种（VOCs）提供更持久免疫力的疫苗，来为全世界的人口（包括儿童和婴儿）来提供保护。　　现在，这个美好的愿望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了。　　来自Biohub和斯坦福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基于铁蛋白的蛋白质纳米粒子疫苗——Delta-C70-Ferritin-HexaPro（DCFHP）。　　他们发现，当与氢氧化铝作为唯一的佐剂（DCFHP-alum）配制时，新疫苗可在非人灵长类动物（nonhuman primates, NHPs）中，引发针对已知变种（包括Omicron BA.4/5、BQ.1等）以及SARS-CoV-1的中和抗体，而且效果持久。　　而在初次免疫一年后的强化免疫中，DCFHP-alum也能引起强烈的抗原反应。　　此外，比起很多新冠疫苗，这种疫苗的保存条件并不苛刻。测试结果显示，DCFHP-alum的效力可以在超过标准室温的温度下，保持至少14天。　　研究者认为，DCFHP-alum不仅可以在之后用作一年一次的加强针，并且对于儿童（包括婴儿）来说也十分安全。　　为什么是蛋白质纳米颗粒疫苗？　　与亚单位疫苗相比，蛋白质纳米颗粒疫苗更容易被抗原呈递的树突状细胞所吸收，而且纳米颗粒促进了抗原的多价呈递，促进了受体的聚集和随后的B细胞激活。　　目前，这种基于铁蛋白的纳米粒子疫苗，已经显示出对SARS-CoV-2和其他病毒糖蛋白的强大体液免疫反应，并且在临床试验中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在此之前，这组研究人员曾尝试过一种基于蛋白质的纳米颗粒疫苗——S∆C-Fer。　　S∆C-Fer含有一个突变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和2-脯氨酸（2P）的预融合稳定替代物（在FDA批准的SARS-CoV-2 mRNA疫苗中也有这种替代物）。　　尤其重要的是，S∆C-Fer还删除了刺突蛋白胞外域（spike ectodomain）C端的70个氨基酸残基。　　刺突 (S) 是一种在SARS-CoV-2表面表达的结构糖蛋白，是病毒宿主和组织嗜性的关键决定因素。SARS-CoV-2 S在ACE2受体结合后介导病毒进入靶细胞，因此是潜在的治疗药物靶点。　　删除的这些残基，包含着免疫显性的、线性（非构象）的表位。在康复期的新冠血浆中，这些表位时常被抗体作为靶点。　　相对于其他疫苗，如果从铁蛋白纳米颗粒上去除了这些免疫显性的线性表位，和修改后的刺突蛋白的多价呈现，就会大大改善诱发的抗体对小鼠的中和效力。　　将S∆C-Fer升级为DCFHP　　在本次实验中，研究人员采用的是S∆C-Fer的升级版本,——Delta-C70-Ferritin-HexaPro，或者可以称为DCFHP。　　他们用上述的四个脯氨酸替代物来补充了2P稳定替代物，创造出了一个六个脯氨酸替代物（HexaPro）的版本。DCFHP示意图，包括将S∆C-Fer转化为DCFHP所做的修改　　上述工作表明， 相对于2P的版本，HexaPro SARS-CoV-2刺突蛋白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更好的表达。　　另外，在温度变化的情况下，DCFHP的稳定性也比S∆C-FER更强。　　实验结果表明，DCFHP-alum在小鼠体内引起了针对SARS-CoV-2变种的强大而持久的免疫反应。　　此外，通过对小鼠的免疫情况，研究人员发现，DCFHP-alum在4℃至37℃的温度范围内，至少可以保持14天的稳定性。　　因此可以推测：DCFHP-alum疫苗无需冷藏。DCFHP的三维重建冷冻电镜密度图　　随后，研究人员又在恒河猴体内进行了实验。　　在用DCFHP-alum对恒河猴进行了两剂量的肌肉注射免疫后，可以产生持久、强大的中和抗体，包括Omicron BA.4/5 37和BQ.1，同时还产生了平衡的Th1和Th2免疫反应。　　最令人吃惊的是，对于不同的SARS-CoV-1假病毒变种，这些非人灵长类动物（NHP）的抗体也都显示出强大而持久的中和活性。　　在大约1年后，研究人员用第三剂DCFHP-alum给恒河猴打了加强针，也在它们体内产生了强大的、广谱的中和抗体反应。　　也就是说，DCFHP-alum不仅可以作用于新冠病毒的各类变种，并且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新冠疫苗的接种。　　这种方案非常经济有效，以后每年打一次加强针即可。　　实验结果令人惊喜　　为了研究DCFHP-alum疫苗的稳定性，研究人员将样品在4˚C、27˚C或37˚C储存不同的时间，并在单剂量小鼠免疫研究中评估了这些储存样品的免疫原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假病毒中和试验中，DCFHP-alum疫苗在所有温度和储存期都保持了类似的免疫原性。　　因此研究人员的结论是，DCFHP-alum在37˚C下储存两周后依然是稳定的。　　研究人员选取了年龄在3至9岁之间的10只雄性恒河猴，并把它们分成了两组（A、B）。　　首先在第0天同时对两组恒河猴进行初次免疫，然后在第21天（A组）或第92天（B组）接种加强针（图3A）。　　根据加强免疫14天的评估，更晚接种加强针的恒河猴可以产生更好的中和抗体（图3C和D）；平均而言，B组对不同变种的中和反应相对于A组增加了约4倍。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所有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对原始毒株的中和抗体反应都持续了至少250天（图4A和C）。　　同样，B组的大多数动物对BA.4/5和序列不同的SARS-CoV-1保持了可检测的中和效力，持续时间约为一年（图4D），其滴度通常高于A组（图4B）。　　为了明确DCFHP-alum是否可以作为每年接种的疫苗，研究人员在第381天给所有恒河猴再次注射了加强针。　　结果显示，A组和B组的恒河猴都表现出强烈的免疫反应。对原始毒株、BA.4/5、SARS-CoV-1和BQ.1的平均NT50值分别约为10^4、10^3.5、10^3和10^3（图5A-H）。　　总结一下　　研究人员表示，DCFHP-alum疫苗虽然是基于最早的原始毒株序列，但却能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引发对SARS-CoV-2变种和SARS-CoV-1强大且广谱的中和抗体反应（包括针对BA.4/5、BQ.1和SARS-CoV-1），并且持续时间可以超过250天。　　由于DCFHP-alum对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初次免疫，可以对新冠变种提供非常广泛的保护，因此DCFHP-alum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初防疫苗用于未接种或未受感染的人群。　　同时，作为常规儿童免疫计划的一部分，铝盐佐剂出色的安全性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得到证实，并且也是婴儿疫苗常用的成分。因此，DCFHP-alum或许也是帮助婴儿中建立起针对SARS-CoV-2的免疫印记的一种理想方式。　　此外，基于CHO的细胞系可以实现新疫苗的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并且还可以在超过标准室温的温度下稳定保存两周以上。　　综上所述，研究人员认为，DCFHP-alum是开发新疫苗的优秀候选。

控制145个账户操纵8只股票赚1.4亿，福建59岁股民被罚没5.7亿

福建一股民被证监会罚没近6亿元，刷新了今年证监会对个人操纵市场行为的罚没金额纪录。近日，证监会公布了一则针对个人王宝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来自福建59岁股民王宝元因控制并使用“林某云”渤海证券账户等145个证券账户，多重手段影响8只股票交易价格与交易量，构成“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被证监会没收违法所得1.43亿元，被处以4.28亿元罚款，总计被证监会罚没5.71亿元。证监会针对王宝元的罚款，超过2021年的巨额罚单——2021年末，山东的70后股民潘日忠同样通过控制71个账户操纵4只股票，获利2.23亿元后，最终被证监会罚没4.46亿元。操纵8只股票据证监会调查，2020年2月3日至11月6日期间，王宝元在实际控制使用145个证券账户，采取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交易等手段操纵8只股票，影响股票价格和交易量，并从中获利。以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庆华科”，000985）为例，王宝元控制使用54个账户，操纵大庆华科股票。7月3日至9月2日为建仓拉抬阶段，王宝元账户组累计净买入6896423股，累计净买入金额105808129.51元，占总股本和流通股本比例均为5.32%。建仓拉抬期间，“大庆华科”股价从12.38元/股上涨至最高18.24元/股，涨幅为47.33%，同期深证综指上涨15.54%，偏离31.79%。大庆华科股价大幅上涨之后，王宝元从9月3日开始出货，6896423股悉数卖出，累计净卖出金额133598990.80元。随后两个月内，王宝元又进行第二轮操纵，再次买入7319797股，累计净买入金额106195,868.73元，清仓后，净卖出金额158846074.21元。王宝元通过两次操纵行为，共累计获利79556817.65元。经证监会调查，2020年2月3日至11月6日期间，王宝元的上述操纵股票行为如法炮制在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吉林高速，601518）、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ST热电”，600719）、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宜宾纸业”，600793）、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绿城水务”，601368）、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波能源”，600982，后更名为宁波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哈森股份”，603958）、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友邦吊顶”，002718）等股票上，累计在9个月时间内，获利142690148.86元。证监会认为，王宝元的相关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所述“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决定没收王宝元违法所得142690148.86元，并处以428070446.58元罚款。“没一罚三”，量罚重吗？在听证过程中，王宝元及其代理人提出诸多异议。王宝元认为涉案交易行为情节轻微，社会危害程度较小，并以积极配合调查为由，认为“没一罚三”量罚幅度过重，与处罚惯例相左。澎湃新闻注意到，2021年，潘日忠通过操纵证券市场获利金额2.23亿元，高于王宝元1.42亿元，不过证监会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对潘日忠没一罚一，共罚没4.46亿元。今年，证监会对王宝元处罚是“没一罚三”，罚没近6亿元后，成为2022年内个人操纵市场最大罚单。首先，证监会并不认同王宝元的行为属于情节轻微、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的情形。王宝元在涉案期间采取多种操纵手段反复多次实施操纵行为，实施违法行为时间跨度长，涉及的股票只数多。其长期采用配资方式借用他人账户，实际控制使用的账户数量大，且账户组股票交易量大，因此，并未采纳王宝元申辩意见。其次，在量罚幅度方面，证监会表示，过罚相当。证监会强调，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大幅提高了证券违法成本。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对操纵证券市场有违法所得的，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证监会认为，本案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配合调查程度、违法所得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对当事人处以违法所得三倍罚款，过罚相当，并无不妥。

传北京“玉泉营冻肉冷库”被征用放遗体？

据NTDTV报道，北京染疫死亡人数持续增长，尸体无处存放，12月25日传出，有大型冻肉冷库也放满了尸体，只能动用集装箱来存放。综合消息，北京各大医院的太平间全部放满尸体，把玉泉营的一个冻肉冷库也放满了（共1.5万具尸体），很多尸体开始放在冷库的外面。网传视频：“都没地了，只能往集装箱里搁，全是人啊，都在集装箱里呢。”26日，玉泉营派出所向记者证实，尸体存放在玉泉营西南郊冷库。公开资料显示，该地区有多个大型冷库，有“京城第一大冰箱”之称。北京市民王女士：“尸体没地方搁，冷藏车、冷库里面都装满了尸体。”有网友披露，北京要新建60套火化设备，把东西南北的冷库征用，还要建造更大的冷库。

比茅台香！FT:权贵菁英抢囤辉瑞口服药加剧药荒

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口服抗新冠病毒药Paxlovid中国的防疫措施大松绑后，造成医药系统大混乱，英国《金融时报》28日引述中国医界消息报导，中国有权有钱的菁英阶层正在囤积美国辉瑞公司生产、在西方广泛可得的口服抗新冠病毒药Paxlovid，影响医院药物资源，也让染疫的一般民众难以获得药物治疗。《金融时报》引述多个中国公立和民营医院消息，有医师透露，官员和商界老板为了保护年迈父母或家人、朋友，以离谱高价搜刮Paxlovid，导致需求上升，现在Paxlovid不是库存已空，就是仅限有严重既有疾病的新冠患者使用。此事也再次具体呈现出中国医疗的不平等。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说，“不应该以人们的权势或财富来决定是否能取得Paxlovid”，“这是救命药，应该让每一个需要的人都能用得到。”Paxlovid是目前唯一一款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在国内使用的外国新冠药物，不过，当局在提供民众使用该药物的动作迟缓。一名中国政府顾问透露，今年3月上海疫情大爆发时，政府进口了首批2万1200盒Paxlovid，但是因担心影响本国药品竞争力，发货量很少，供不应求，“我们不希望依靠其他国家的抗新冠病毒药”，“我们需要为国产药创造市场空间”。在一些高级民营医院，一盒Paxlovid售价最高达8300人民币（黄牛价格已达2万人民币）。北京明德医院（Oasis International Hospital）一名官员说，这个月300盒Paxlovid库存在24小时内就卖光，下一次发货不知道何时。Paxlovid供应量有限，也使这款药物成为中国权贵人士之间热门的礼物，北京一间分销医院人员说，“可观”数量的这款药物都被健康的人买走了，“比茅台还令人垂涎。”

武汉三镇急了，足协的“黑暗势力” 到底是什么？

12月27日凌晨，有望夺得本赛季中超冠军的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武汉三镇队”）突然发声明向中国足协开火，其措辞之猛烈前所未见。“在联赛争冠时期，却无时不刻的感受到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一切。”“只要武汉三镇在中国职业联赛存在一天，我们就会毫不妥协地跟中国足协的黑暗势力斗争一天。”“我们不相信这些黑暗势力能只手遮天，老虎屁股摸不得。职业联赛不是他们的后花园。”武汉三镇俱乐部声明。图/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官方微博武汉三镇队指的中国足协“黑暗势力”到底是什么？“无形之手”又是谁的手？向足协开炮皆因屡吃“暗亏”？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随着中超联赛临近赛季尾声，力争夺冠的武汉三镇队认为自己吃了不少“暗亏”。其中，两件事被坊间认为是“点燃”武汉三镇队火药桶的标志。第一件事发生在12月4日举行的中超第29轮比赛中。武汉三镇队的争冠对手山东泰山俱乐部因疫情原因无法准时参加对阵深圳队的比赛。对阵双方经过与中国足协协商后达成共识，将比赛延期至12月19日进行。可到了12月19日，深圳队内又出现大批运动员身体不适，只能派遣众多没有比赛经验的年轻队员出场，最终以0∶8的悬殊比分负于山东泰山队。令武汉三镇队不满的是，此前北理工队由于疫情的原因无法按时前往赛区参加中甲联赛时，足协判定北理工弃权2022中甲联赛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比赛，两场比赛北理工队均被判0∶3告负。直接对手山东泰山队不仅没有被判负，还通过推迟比赛获得了宝贵的3个积分与8个净胜球，这使得武汉三镇队的争冠形势变得“紧张”。随后的2022赛季中超联赛32轮及33轮比赛中，再次出现多支球队因为特殊原因无法出场比赛的情况，中国足协均判罚无法出场的球队弃权，并判定0∶3负于对手。这样的举措再次加大了武汉三镇队的不满。另一件事则发生于12月23日进行的中超第32轮比赛中，那场比赛武汉三镇队最终以0∶1负于成都蓉城队。在那场比赛的最后阶段，武汉三镇队巴西外援马尔康任意球攻门疑似被成都蓉城球员刘涛用手挡出，但当值主裁判石祯禄并未做出判罚，且没有回看VAR（视频助理裁判），这导致赛后马尔康情绪失控做出脚踹球场公共设施的举动，最终马尔康的行为被足协处以禁赛1场的处罚。被马尔康破坏的拱门图片材料。图/CSL中超联赛官方微博武汉三镇队赛后向中国足协提出上诉，中国足协裁判部评议组的报告认为，当值主裁判石祯禄判罚正确、VAR未介入正确。报告中提到“3名评议组成员认为手臂未触及球、另外3人认为没有更佳角度的视频证明防守球员手臂触及球”的理由令武汉三镇队方面无法信服。在认为自己屡遭不公正对待后，武汉三镇队于12月27日凌晨发出了那份充满火药味的声明。12月27日，中国新闻周刊致电武汉三镇队新闻官瞿俊，其表示，俱乐部暂不对声明和外界言论做出评价和解读。中国足协回应：愿听取“黑暗势力”的证据12月28日，就在武汉三镇队表示暂不回应的第二天，中国足协回应了。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作出了如下解释。1.关于马尔康的违规违纪处罚，事实清晰，判罚依据明确，处罚尺度统一。2.关于第32轮成都蓉城与武汉三镇比赛中的争议判罚，经过对VAR工作录音进行检查，该判罚VAR流程准确。赛后，该判罚上报裁判委员会组织评议组评议，评议流程合规，评议组一致认为当值主裁判判罚无误。3.关于近期中超联赛赛程调整。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的工作原则是：首先须双方俱乐部及相关赛区同意，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再由主办方协助调整。原定于12月4日进行的山东泰山vs深圳队的比赛，系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和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共同申请、相关赛区及中超联赛委员会同意，延期并调整至12月19日于中立赛区海口进行。中国足协认为，12月7日，国家疫情防控政策进行了调整，随之各地政府也陆续调整了疫情防控政策。为此，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各赛区、各俱乐部总经理及主教练于12月11日召开会议，就联赛后续安排达成共识：确定联赛仍争取12月31日前完赛；通过新的防疫工作办法；启用U-21球员补报程序。根据相关精神，制订并发布了《中国足球协会关于2022中超联赛、足协杯赛因不可抗力原因进行运动员补报的通知》。其后，包括中立赛区在内的各赛区及各俱乐部做了大量工作，加强人员防疫封闭管理、加强医药采购与发放、取消部分流程减少接触，设立隔离酒店与隔离区等，但仍有部分俱乐部因无足够上场人数选择弃赛。整个过程中，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尊重各俱乐部自身状况和参赛意愿，不存在有损武汉三镇俱乐部利益的安排。武汉三镇队球迷。图/视觉中国足协在回应的最后，针对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在声明中提及的“黑暗势力”表示，将专门听取武汉三镇俱乐部的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有此类情况，绝不姑息，严肃处理。同时，希望各俱乐部通过正常渠道合理表达诉求，共同维护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发展环境。一位接近中国足协的消息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果足协真的有问题，武汉三镇队完全可以去国家体育总局甚至是中纪委进行举报。此前李铁被查、广东省运会假球事件均已证明，只要符合程序进行举报并提供完整的证据，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该消息人士表示，如果武汉三镇队迟迟拿不出更清晰完整的实际证据，中国足协可以参照《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2022）中的第八节，第八十二条对武汉三镇队进行处罚。该条款明确指出：自然人或组织发表与比赛相关的不负责任评论，蓄意攻击比赛官员、其他球员、官员、俱乐部 (队)、会员协会、赛区委员会及中国足球协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下列处罚：俱乐部官员至少禁止进入体育场馆1场，或处至少1万元罚款，俱乐部通报批评、罚款或其他处罚。压力仿佛又回到了武汉三镇队这边。“千疮百孔，体无完肤”至今，武汉三镇队没有提出有关“黑暗势力”的更多证据，但是那份声明中形容中国足球为“千疮百孔、体无完肤”，被坊间认为无比恰当、贴切。如今的中国足球确实在方方面面都处在前所未有的危局中。从男足国家队方面来看，自从兵败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以来，国家队就再也没有集结，主教练也没有确定。作为最早备战2026年世界杯的球队之一，国足显然还没有厘清头绪，而更迫在眉睫的是2023年将举办的亚洲杯足球赛和亚运会男子足球比赛，国家队到底要以怎样的方法和战术去应对？都没有答案。从足球职业联赛方面看，更是一地鸡毛，大面积出现的球队欠薪，至今没能解决。12月21日，中国足协官方网站发布通知，要求各俱乐部应在2022年12月31日前解决全部历史欠薪问题，并于2023年1月6日前向中国足协提交最新的还款凭证。但是不少无力解决欠薪问题的俱乐部，如今已经是“破罐子破摔”的态度了。11月初，中国足协按规定对逾期未能清偿欠薪的俱乐部做出了惩罚。扣除河北、武汉长江和湖南湘涛联赛积分3分；随后在11月底又扣除上海申花、武汉长江、河北等8家俱乐部6分。12月27日，中超联赛第33轮比赛中，昔日中超霸主8冠王广州队与武汉长江队均负于对手，双双提前一轮降级。加上11月被扣了两次分的河北队，本赛季三支降级的队伍已经确定。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接受监察调查。图/视觉中国巧合的是，已经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的前国家队主教练李铁，其俱乐部执教生涯中停留过的3支球队，正是广州队、武汉长江队与河北队。中国新闻周刊多方询问得知，上述三支球队均不排除降级后解散的可能。在12月31日前未能偿还全部欠薪的队伍，以及“李铁案”中涉案的其他俱乐部，明年是否还能出现在中超赛场上，同样是个未知数。青少年足球方面，同样令人揪心。12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足球乙A（U15）组决赛假球事件问责情况通报，广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禹平等多人被免职处理，共计16人被严肃问责。对于中国足协来说，当下最紧迫的事情，可能就是要弄清“黑暗势力”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