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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资本市场出现若干欺诈发行案例，该违法行为对于投资者以及整个市场有极大的危害。近日，就加大欺诈发行主体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民事诉讼赔偿等方面问题，《证券日报》记者专访了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
《证券日报》记者：您认为，欺诈发行对投资者乃至市场有哪些危害？
付立春：欺诈发行是发生在发行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对投资者而言，由于欺诈发行涉及公开发行，因此波及面较为广泛。另外，欺诈发行对投资者造成的伤害也很大，涉及的股票一般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旦发现，其证券价值往往出现断崖式下跌，参与的投资者损失惨重，甚至可能血本无归。
对资本市场而言，欺诈发行从源头上扭曲了市场制度，使得配置功能大大削弱。首先，资本市场监管者为了减少欺诈发行，在发行审核端更加严格谨慎。这就无形中提高了优质拟上市企业的制度成本。发行证券的费用、时间等成本，大大高于均衡合理水平。另外，欺诈发行的公司一旦侥幸过关，开始交易后出现问题，会对其他公司乃至整个市场造成冲击，影响市场的形象与秩序。
《证券日报》记者：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比较，欺诈发行有什么不同？
付立春：欺诈一定是存在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行为，欺诈发行的欺骗、隐瞒、编造等行为更主观、更直接。欺诈发行是在发行的源头端，在一定程度上，发行端的欺诈危害证券的全周期，破坏力更持久，伤害可能也更大。
《证券日报》记者：在刑事处罚层面，是否有必要修改《刑法》，加重欺诈发行犯罪的刑罚力度？
付立春：首先，《刑法》中原有对欺诈发行的规定需要更新、完善。资本市场法制化进程亟待加快，不仅需要加快修订《证券法》，也需要推动修改《刑法》，加大对欺诈发行犯罪的惩处力度。这才能为资本市场改革、升级提供基本支撑。
《证券日报》记者：对于欺诈发行，您怎么看这一违法行为的性质？
付立春：欺诈发行涉及到的是公开发行，是典型的金融行为，所以归为金融诈骗罪更为准确。现行《刑法》将欺诈发行归入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范畴，不足够明确。
《证券日报》记者：对于欺诈发行，在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民事诉讼赔偿方面，您有哪些机制上的建议？
付立春：从法律角度而言，《刑法》、行政法、民法等层面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形成了一个顶层法律制度框架。三者在不同层次，相互支撑、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对欺诈发行等的制约体系。
一旦发生欺诈发行，给投资者造成的侵害比较严重，亟需建立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首先，可以在行政设立相应部门，代表中小投资者利益，统一组织协调投资者维权事宜；其次，完善配套安排，如法律援助支持等，加强投资者权益维护。最后，对于涉及欺诈发行的相关责任人加强监督，终身追责。
中介机构在证券发行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证券真实、诚信等最基本要求，相关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欺诈发行在《刑法》等层面修改完善，相关中介机构的处罚也需要根据新的修改，在法律、行政等方面进行更新。
《证券日报》记者：修改《刑法》，加重欺诈发行的刑罚，如何实现与正在修订的《证券法》衔接？
付立春：《刑法》与《证券法》在法律体系中需要协调。涉及到欺诈发行，两者首先在内涵上要统一：目前证券标的不仅限于股票、债券，发行的文件也不限于募集办法，两部法律的修改需要同步。另外，如欺诈发行的性质认定，损害认定等，两部法律也需要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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